《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三册（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革命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王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上个月，我在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织临时指挥部主持召开的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检查。以后，又参加了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批判大会。这几次会，揭发批判了西北局书记处和我的错误，对我教育很大，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热诚地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督促和帮助我彻底改正错误。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它为反修、防修开创了一条可靠的、科学的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对我国和全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的意义。但是，中央西北局书处和我对待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没有真正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仓卒上阵，没有深挖错误路线的根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地清算和批判。因此，错误一直延续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我是西北局书记处的成员，主管经济工作，有时主持机关的日常工作，因此，错误更有我重要的一份。现在我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着重检讨以下几点：
今年四月初，西安石油学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大庆的革命热潮，强烈要求改造学校领导，“决心当大庆式的学生”，同学们自动起来办展览，搞忆苦思甜，参观“领导院”，给学院领导提了六千多条意见，形势很好。但是，当时西北局书记处不是以积极、欢迎的态度去支持和领导这场群众运动，而是表现了惊惶失措，把革命群众运动看做是“闹事”，唯恐“事态扩大”，多方限制、压制，甚至把一些革命干部和同学打成“反革命”。把西安石油学院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压下去了。我在参加处理这个事件中是有罪过的，是有严重错误的。我参加了四月二十八日胡锡奎（他主管文教工作）主持的会议。在这个会前听过一些片断汇报，我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接近过群众，没有感性知识。只看到马文亲信王恕仁（伪国大代表的儿子），想钻空子，有一小撮坏人想乘机进行阴谋破坏的一面，而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和革命首创精神，有的听而不闻，有的轻信了一些不够真实的或者是片面的情况反映，就错误地肯定为闹事风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闹事事件。现在看，群众当时斗争矛头指向院党委，大方向是正确的，提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意见，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我不懂得群众起来之后，他们不仅能够改造这个学校，也一定能够识破敌人的阴谋。由于看做是闹事，因而就要查闹事原因，就要派工作组，派公安部门去调查坏人。结果搞得当时石油学院人人自危，空气紧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严重的是经过西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六月五日又批转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推荐了错误经验，使上述错误的影响继续扩展，在指导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限制、压制群众很坏的作用。在处理西安石油学院这一事件中所犯的错误，陕西省委是有责任的，但西北局书记处要承担主要责任。参加调查组、工作组的同志所犯的一些错误，是受了我们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
今年六月初，在北京传播的若干条，如不上街、不打人、内外有别、在校内贴大字报等。这是束缚群众手脚，和毛主席充分发扬造反精神、大点革命之火是正相违背的。但当时我当做好经验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做过介绍。争取早日成立学校文革组织，我也传播过这个所谓好经验。当时我记得还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是要革命的左派；三是要经过选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的。同学不到工矿企业串连，我当时没有认识我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北京也流传着一种“经验”，即所谓对来者要表示“热烈欢迎”，但另一方面由老工人、文革组织出面去劝阻，这显然是错误的。
《青海日报》“六·三”社论是一篇充满革命精神的社论，是一篇鼓舞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社论。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意撤销了这个社论。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极力主张这样办的。机关布置保护措施，保护档案等，这是我主持的。虽然我一再说明是做“万一准备”，但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我当时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的精神状态。
六月初，匆匆忙地派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去，仅西安交大一处前后即派去了二百多人，如临大敌。由控制，到限制，到镇压，实行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把自己完全置于和群众敌对的地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想起来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说我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并不过分的。
首先，把交大同学反对工作组不革命、抗议陕西省委、西北局不支持同学的革命行动，把同学的革命行动看做是“闹事”，看做是彭康这个坏蛋组织的反扑，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因而把所有对付敌人的办法和手段（所谓防范措施等）都用上去了，登记姓名，照象，电话录音等；组织围攻；印发传单，进行反击；后来又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把不少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一时乌云遮天，大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把西安交大轰轰烈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了。
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志对交大问题性质看法是一致的。我曾比做匈牙利事件在西安的再现。我也主张工作组不能撤退，要顶住。我同意了查上当、放包袱的作法，虽然强调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对敌，要严格控制打击面，但实与愿违，使不少同学被打击、受压制，很多同学打成了“反革命”。交大“六·六事件”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最突出的典型，可是我当时把同学们如何“闹事”，如何辩论，如何镇压，工人打同学等，把这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的东西宣传，在机关干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不少干部受欺骗受蒙蔽。
交大“六·六”事件，错误责任主要应当由西北局、陕西省委承担，不应当推给工作组，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交大的讲话，没有承当责任，过多的批评了工作组，是很错误的。“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了严重围斗、殴打同学的事件。虽然也曾经动员省、市同志上街作劝阻工作，但由于措施不力，连续几天，制止不下。对于誓死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以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正确领导等错误口号，没有及时澄清纠正。
李广仁同志因为误会被交大同学带走（共住六、七天），西北局提抗议、转医院，是让我和去人谈话布置的。我也同意写大字报。这些都是造成和革命同学尖锐对立的重要原因。在街上发生严重围斗的一天，我指使西安市委同志，派出宣传车宣讲十六条，大讲文斗不武斗，做维持秩序的工作。他们说这是交通警同志的工作，我出了让他们穿交通警制服的主意，市委同志听了我的话，但车子开到西北局后，又感到这样做不妥当，制止了。但这件事在部分干部中，已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我在一次机关讲话中，谈到我对绝食的看法，我说我不同意绝食，也不同意“饿死活该”这种刺激人的极端错误的说法。但根本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同学们为什么绝食？这到底是谁的过错？根本没有自我检讨。没有说明同学们采取绝食这样一个斗争手段，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是由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是逼出来的。
打人问题，到底怎样调查处理，我束手无策。我很同意把参加打人的地富反坏分子抓起来，理由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经验证明，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就可以真相大白，就可以揪出打人的真正指使者。六月下旬一次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前，汪锋谈到一个学校打人事件，一位同学毒打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病号，打的很厉害，大家听了很气愤，我当时也表示过逮捕的意见，以后甘肃省委果然逮捕了这个同学（后释放），这是不应该的，我是有责任的。
对于“黑帮、黑线”，“炮轰、火烧”等口号，开始不能接受，很有反感。我曾不择场合地多次讲过：“西北局是革命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另外，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我在西北体育场上的讲话，还曾经错误地提出赵守一是陕西省的“总黑根”，同学们当时就有批评，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提法，实际上给当时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定了调子，起了限制群众对领导上批评提意见的作用，而且有的还引起很大的争论，挑起群众斗群众。
在对待各革命组织的态度上，缺乏阶级分析，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造成两派的对立，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这一点自己长期没有认识。对于革命派的突击先锋作用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以宗派主义情绪代替了正确的阶级分析，这是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容易看到革命造反派有时不大讲究政策、方法的缺点，但毕竟我们选择的标准，主要还是应当具备强烈的革命精神，要革命的“炮轰派”，而不是其他。是否真心诚意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依靠和支持造反派，这是考验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试金石。敢于革命，善于革命，首要的还是敢于革命。检查起来，我们没有站到他们中间去，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支持不够，帮助就更谈不上了。只有积极站到他们中间去，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正确的行动，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
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之后，我们还在开会（西北局扩大全体委员会），关着门捉“黑帮”。没有亲临前线，脱离当时群众的革命实践，脱离当时革命高潮的大好形势，这样做法是没有不犯错误。只靠听信一些间接汇报，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因而常是错误地分析形势，错误地判断问题。当时确有一些人“谎报军情”，制造紧张局势。由于我们严重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也影响到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大教训。
西北局机关前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自上而下，少数人包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批斗白治民、常黎夫等，限于机关部分干部，大字报限制阅读范围，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暂停机关文化大革命是我提的意见，直接原因是接待任务繁重，但主要还是自己思想不解放，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
下面着重谈与经、计、建委有关的几个问题。
常胜同志敢于对“在齐太史简”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敢于向领导上提出批评，是革命行动。而我们则不问黑白，因为他批评了刘澜涛，就认为是不对的、不应该的。现在看，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提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批评的方法上，完全合乎正常组织手续，是无可责怪的。我们把常胜同志列为本单位批判重点，转移了斗争目标。送他去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经计建委党委讨论决定予以平反，我代表党委承认错误，向常胜同志道歉，恢复名誉。材料的处理，应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办理，即个人检讨及所写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整理的材料，一律开具目录，封存、销毁。
我对西北电管局问题的处理上，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平定同志对我提出过批评。开始还不大通，通过实践和同志们的批评，才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可能还会长期执迷不悟的。经计建委党委最近专门做了检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马平定同志坚决和西北电管局长邹林光的错误做斗争，我们支持不够；他在电管局大会上的讲话，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革命要求，是正确的。但我们总是怕过分、怕过火，限制、压制了马平定同志和电管局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根据群众所揭发的大量事实，邹林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但我们长期对此估计不足，因而总是强调“与人为善”，“一看二帮”，保护他过关。这些错误我要承担主要责任，因而很多主意是我出的。党委其他同志，包括张铁民同志在内，有的当时不在家，有的不大了解情况。特别是在党委会上，马平定同志提出对我的批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我很不虚心，一些正确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压制民主，是我的老毛病，一犯再犯，过去总是以各种理由原谅自己，这是不能容许的，今后决心深切警惕，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总之，经计建委党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压制和打击了马平定同志，我代表党委向马平定同志赔礼道歉。材料的处理，也要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精神办理。
方东平同志，根据已有材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党委有的同志在大字报上提出类似的批评，是不对的。送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我代表党委向她做检讨。
我在处理户县电厂一一·二八罢工事件的问题上，也犯了很严重错误。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户县电厂文革会（保守派）的二百五十多人到了西北局，要求罢李培棠同志的官，我们不同意。这些同志脱离生产，一直在西北局机关住了十天之久。安志文同志……大批判运动，很不理解。
我所以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认识问题，但主要是立场问题。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受旧教育毒害很深的人，是一个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我”字、“私”字还经常在自己身上作怪。入党以来，虽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但多是革别人的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过自己的思想，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特别是解放来，坐官当老爷，生活特殊化，养尊处优，所有这些靠老框框吃饭、怕打乱旧秩序、维持现状的资产阶级思想，将成为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觉悟，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不破不立。通过这次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教训，我有信心有决心革自己“四旧”的命，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决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在革命斗争中，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到群众大革命的实践中去，接受群众的考验，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学习毛主席著作到老，改造自己到老，向群众学习到老，作小学生到老。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但改正自己错误的信心是有的，我决心置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放下臭架子，接受考验，接受同志们的监督。同志们对我提出不少的很好的批评，这是对我的莫大帮助，我衷心的表示感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的讲话
〖接见单位：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纺织厂红卫队、红卫兵辟谣战斗队、太原晋安化工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京代表以及北航红旗、福建文化系统红色造反兵团、太原纺织厂红卫兵、上海市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等单位62人。〗
一、戚本禹同志说：运动不靠黑材料来解决，主要靠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群众，光靠黑材料不行，表面上黑材料是给你了，但是他脑瓜子里还是有黑材料，因为他们当权，他们随时能整你们的黑材料，还能把你们打成反革命，连我也一样。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挖掉这个祸根，你们回去要把那些右派、当权派搞彻底，否则他们有势力，想东山再起。
二、戚本禹同志说：我们最好不要用保皇派这个名词，但在群众中确实有两派，一派是保的，一派是革的，我相信保字号是会逐渐减少的，革字号会逐渐增多，大多数同志是会逐渐认识清楚的。用保皇派这个名词容易和当权派混淆。当权派有缺点错误，就可以批判，要去保，那就不对了。在两派分歧中要注意三个问题：
1、原则分歧，不能合，要斗争。
2、做法分歧，不能采取过分的行动，要贴大字报来解决。
3、作风问题，有私心杂念，通过学习老三篇来解决。
三、戚本禹同志说：要把目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从1945年以来，从七大以来，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时刘少奇就要搞妥协，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后就把这个对国民党的妥协搞掉了。当时有股搞妥协的思潮，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在二次大战役都掌握了很多军队，如果他们要夺取政权，那完全行。 但他们要参加议会，怕再打仗，结果把军队交了出去，但果实没有拿在人民手里，当时刘少奇也要同国民党妥协。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以来也是一直贯彻的。
有一次我在会上说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不同意，我是这样认识的，从理论上讲也是这样，我有理由，不管他们怎样讲，我是这样认识的。
他们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剥削多了，而是剥削少了，不仅在东北说，在华北也说，他们在农村要发展个人经济，说什么出了新富农，这可以组织贫下中农，你们看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搞二次革命吗？在工厂搞新资本家，搞王光美那一套，叫王光美的哥哥等是大哥大嫂，还要资本家入党，东北同志向他请示新富农能不能入党，他说也能入党，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三和一少，说美国反对我们，苏联也反对我们，我们孤立了，他要和，以和为贵，和印度、和苏修、和美国不进行斗争。对支援外国要少，这不是搞和平共处吗？他对资本主义感兴趣，到印尼去丑态百出，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吗？简直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跳阿飞舞。他在国内搞三自一包，搞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搞得可热火了，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好，能活跃经济。我对自由市场是调查过的，一个七元多的热水瓶，在自由市场上卖30多元。企业也不搞国营的，而搞自负盈亏。尤其在60～62年的困难期间，党内斗争一直很激烈，以前都是党内斗争，保密。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都揭出来了。
刘少奇是当权派这没有问题嘛，而且是大的，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叫什么呢？至于毛主席按什么矛盾来处理，我不管，我的认识是这样的。
四、关于“左派”问题：
戚本禹同志说：左派都是围攻出来的，没有右派的围攻，就不能出现左派。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你们被人家围攻，很好嘛！（问：还好）好！很好！他们斗争你，使你更坚定了。你们还要感谢他们！（问：还要感谢他们），当然这是一句俏皮话，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吧！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自己解放自己，中国人民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北航把一些党员都开除了，但他们仍干得很欢。
福建文化系统的同志说：我们和北京的同志不一样，蒯大富，周总理还给平反了。我们得不到由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指示，只有报纸。
戚本禹说：有报纸就够了，那是很有力的武器，我们去过的学校反而搞得不好。而没有人管的地方，他们自己在那里滚爬，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由少数变成多数，搞得很好。我举个例子：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到北京轻工业学院去，第一次去了工作组不让进门。第二次拿了陈伯达同志的介绍信去了，因为陈伯达同志是中央文革组长，他们不敢阻挡，让我进去了。召开了控诉大会，许多同学都控诉得哭了，工作组就改变了方式，一夜间把反学生的大字报糊住了。可北京轻工业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不好，最后又找我说不行了。可北航红旗，开始搞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管他们，他们搞工作组，在国防部门口等了二十八天，抓赵如璋，自己在那儿滚爬，滚来滚去，结果在斗争中成长了，现在北航在北京大专院校中是搞得比较好的。还有矿院也是这样，这个学校很大，以前在我脑子中没有印象，也没有管他。他们就起来自己搞，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们胜利了。我们上次去（大约指12月24日那一次）实际上是去祝贺他们胜利的，他们写了一个材料，中央批发了，你看见了吗？（答：没有见）。
五、关于肖望东问题：
戚本禹同志说：肖望东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急先锋、是干将、是打手。肖望东的文化部，不是什么新文化部，陆定一的部长，还是旧的文化部。你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新”字所迷惑，只有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才是新的文化部。
六、戚本禹同志说：斗争越尖锐的地方，斗争就越有希望，我看北京有希望，上海、天津有希望，山西也有希望。
七、戚本禹同志说：上海的问题，主要是抓曹荻秋的问题，批判市委要和刘邓路线联系起来。这样，斗争的水平就可以高些。上海最近开了个十万人的大会，会后形势有很大好转，中央文革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到上海去了。
现在机关革命已提到日程上来了，机关革命是主要的，毛主席是很重视机关革命。
八、戚本禹同志严厉的斥责了太纺红卫兵秦洪亮等一些人在北京抓打太纺红卫队赴京代表的恶劣行为。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在北京还敢这样对待红卫队，那在太原就更凶了”。“你们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要被杨丕夫挑拨”。戚本禹同志问：“这次有打伤的人没有？（答：这次没有）你们还敢打人，我就叫公安部逮人！如果这次有流血事件，我们马上叫公安部逮人”。
（当时秦洪亮《太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想抵赖此事，说他不知道此事，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当场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太纺红卫兵抓人时，公开宣称他们就代表红卫兵。）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手下的人干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配做领导。回去查一下，要处理打人凶手，据说打女同志打乳房，简直是流氓！山西有同志来信说，解悦同志在工作时间也围着人进行围攻，怎么能搞生产哪？”
太纺红卫兵的恶劣行为引起被接见单位的极大愤慨，不少人提出要把打人凶手马上抓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大小特务，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窃听器、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拼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拼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或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的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出外“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窠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
我们大声疾呼：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更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查处。
三、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今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放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当的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反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衷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附：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
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
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
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
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
山西农民造反兵团
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太机第四野战军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二、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从走资派手里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王力接见太原机械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讲话
山西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很好。十四日的事，人民日报没有错，主要责任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同学们造反了没有？（同学们答：造了）新华社从中得出了一个教训，不清楚的就不要登。
我们支持你们。一视同仁的口号我们不赞成，必有所偏，不偏无产阶级就偏资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旗帜鲜明，群众组织里的群众和少数操纵者要分开，要坚持原则，原则不能让步。但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必须争取，我们斗争的锋芒应当指向幕后操纵者，一小撮坏的。你们山西两派分得明显吧，革命派占优势了没有？（同学答：不太明显）回去以后就明显了，王谦，王大任，贾俊那就揭嘛！山西除了学生运动以外，工人运动也发展起来了。太纺的红卫兵怎么样了？（同学答：我们坚决支持）我们也坚决支持嘛。
更重要的还是工人起来，工人起来主要的还是工厂。从学生运动的经验看来，还是需要几个比较好的典型，需要几个高举红旗的，把红旗撑到底的，在北京有北航的红旗，地质的东方红，清华的井冈山，师大的井冈山等，有那么一批高举红旗的革命的受到群众拥护的组织。北京的工人运动就没有几个这样的组织，所以搞的不是那么好，毛主席为什么紧紧抓住上海的工人运动，就是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历史上起了先锋作用。在现在的革命中仍然起到它的先锋作用。太原的条件不一定比北京差，但是还需要努力。工人自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必须有一批工人组织，必须充分信任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城市还是工人定乾坤，不在于有什么大的联合组织，而在于有几个高举红旗的工厂，学生运动必须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如果不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好象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人运动也必须有学生运动相配合。此外，应该密切注意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所谓新阶段，就是毛主席支持的上海工人阶级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是在一个单位内，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的大字报是在一个市内，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样，在一单位，一个市，一个省，把权力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革命派一定要联合，不能采取小集团，分散主义，但也不能一下子就组织一个大组织，一下子就联合起来。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地方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样，领导机关如果不是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叫他靠边站，就要夺他的权，我们应该相信机关的大多数，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相信他们是要革命的，机关以机关的干部为主，外边的起支持，监督作用。机关的权要夺过来，主要的还要依靠机关干部，不能今天这个组织接管了，明天那个组织又夺过去了，这样就可能不适当，采取简单的方法不行，夺了权的能用的人还要利用。我们考虑：今天<红旗>评论员的文章一发表，可能在全国起很大影响，你们那里的省市委机关正在起变化，要重视这个变化，观察这个变化，研究这个变化。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要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团结大多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我们祝贺同志们取得胜利！你们要打回山西去，时间很宝贵，赶快回去参加火热的阶级斗争，参加战斗！祝贺同志们大胆向上海学习，赶快回去夺权，时机宝贵的很，这一点作为给同志们的送行。
（最后王力同志、穆欣同志都站起来，就要走。有的同志提问题，王力同志风趣地说：我们几天都没睡觉了，我们不当俘虏。同志们听了都笑了。王力同志和穆欣同志还是耐心而详细地解答有关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在一片掌声中，在一片“毛主席万岁”口号声中。王力和穆欣同志离开了新华社。）
（太原机械学院“红旗”赴京战斗队稿）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王力同志：
各位同志，请各位同志在这儿等了很长时间，昨天关锋同志同我在《红旗》杂志社见了一部分同志。今天很多同志来了。
（关问：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来了吗？回答：来了。）
昨天我们听山西同志反映情况和问题。我们主要是听了同志们的意见，有这样的意见，有那样的意见。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同志们说的一些情况，因为当时还没有商量，没有研究，有些话要说的没有说。今天请山西的同志多来一些，把昨天没说的话说一说，主要还是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讲了那么多问题，我们要带回去研究一下，才好作判断，下结论。
我们感到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到了转折点。在这个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
（关：向他们夺权。）
上海有这样那样的经验，但归结起来就是二个字：夺权！山西的问题千头万绪，有这样一个同志们认为重大的问题，有那样一个同志们认为重大的问题，但是最重大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坚决支持上海的无产阶级，坚决支持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把他们的权力接管过来！革命的群众联合起来，向他们手里夺权！上海是这样，一切的地方，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一切这样的行动都是革命的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群众热烈鼓掌）。
根据这样一个大原则，我们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总指挥部》第一号通令。有多少条？有四条。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昨天没有表示态度，现在我宣布：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王力同志念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我们庄严地宣告……为了……”这还说得很客气。（继续念）“……接管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
（关锋插话：“接管得太少了！”）
他们手里这样一些机关应当接管！昨天有一种意见：“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比工作组更坏，这是向左派夺权。”当时我们没有表态，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指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敌人，而不是对革命群众，我们一定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当然，一切人都要在运动中受考验，但只要是革命的行动，我们应当采取赞助态度。这（指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是新生事物，也是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事物我们应当欢迎它。如果有缺点，我们应当谅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关锋：因为毛出席发出了号召！）
在山西出现这样一种接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看到它的主流，这是群众首创精神的表现，是新生事物。有人叫：“不行啦！乱得不得了啦！”在这样一个大革命，是否会出现一些乱呢？当然会，但这不是主流。
（关锋：有乱才有治嘛！）
只有大乱才有治。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要的方向。是否有一种假接管呢？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会有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大革命中出现一些这些情况，我们不怕它，群众会识破的。
上海的革命群众在研究写了接管的经验后，认为：（1）机关的接管应以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为主，以其他单位的革命群众为辅。（2）在斗争中建立联合委员会，在接管方面建立联合，不是一个组织接管一个部门，而是有计划，有配合地来做这件事。（3）在接管后，原机关的机构与人员，还可以在群众监督下执行任务。
这个办法也还好，这是群众的创造，我相信，你们山西的群众也会有新的创造。
你们的情况与上海不一样。
毛主席说：过去的斗争是农村包围城市，接管城市以后，实行军事管制，把原有的机构保存下来，从上面派人下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众，革命组织，自下而上的接管。不但掌握自己单位的命运，而且要把主要的工厂，矿业，运输单位，党政机关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成为坚强的堡垒，巩固的阵地。没有这样的阵地，就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新的阶段，不限于一个单位夺取阵地了，而是在一个市，一个省范围内夺取，上海的经验，山西正在进行的斗争，丰富了我们的经验。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论点：“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居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事实上没有不加入的，公安部门也有人说“我不加入”，有没有不加入的？（众：没有！）问题是你支持那一派，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抵制革命，我们认为，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应当鲜明地表示态度：支持革命派！支持造反派！支持一切革命的正义行动。
（关锋：张日清同志支持你们反对卫恒、王谦嘛！）
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你们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如果他不支持造反派，我们怎么办呢？（众高呼：造反！）对！造反！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相信解放军，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军队的问题可以在解放军内部解决，不要冲击解放军。
是有一些当官做老爷，变了质，把群众看成洪水猛兽（关锋：要冲刷他们嘛！），他们开口闭口骂群众，背里说群众运动坏得不得了，如何如何不讲理。我们还没有见过革命群众不讲理，倒是那些受蒙蔽，被操纵的人是不讲理的。所以我们对一切革命派，造反派的组织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支持！一定要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的力量一定会大发展，这是历史的潮流。上海是一个典型，去年十一月，造反派只有一千人，而仅二个月，产业工人的造反大军就发展到一百万人，造反派的力量是一定会发展的，而那些受蒙蔽的群众，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来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至于一些专做坏事的组织，像从前的东，西城纠察队，现在的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对他们就要专政，如果公安部门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就要造它的反！（众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相信太原市，大同市，山西省的命运一定能掌握在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广大革命群众的手里。
让我们高呼：（口号从略）
关锋同志：
该讲的话王力讲了，我再简单地讲几句，同志们写了材料，写了信，我看了一下，我看这些问题要上纲才能解决问题，上什么纲呢？就是把权夺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样才能解决，不然是解决不了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掌握者部分的党权，政权，财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的同志怎么能不受压迫呢？我看到一个条子：太纺红卫队又挨打了，怎么办呢？（众答：造反！）对，你们要自己处理自己的命运，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只能靠你们自己，我们只能表示同情，慰问。
十一月份我们接见了“太纺”一部分同志，他们回去发表了谈话记录，人家就说，关锋，戚本禹是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所以问题得你们自己去解决，革命干部，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太纺红卫队和一些红卫兵（当然是不同意他们领导人的那一部分红卫兵）说：“他们红卫兵中，有些头子，专门打人，红卫队向省委要求保证八小时工作，在上班时间不要打人。”这是最低的要求了，但是这样的要求也不能满足，这样的领导是什么领导？这个省委是干什么的？（众高呼：是修正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把他们打倒，现在不是告状的时候，同志们！当前的形势很好，去年毛主席指示广播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大群众热烈欢呼。但也有人到电台质问：为什么广播大字报？现在毛主席又指示发表了上海各革命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化大革命又进入新的转折点，广大群众也是热烈欢呼，但也有人到人民日报去问，《红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夺权！这篇文章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今天有少数人跑到《红旗》去说，这是颗大毒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指示，我告诉《红旗》的同志，你们要有底，他们说是毒草，你们说是香花，他们说是反毛泽东思想，你们就说是宣扬毛泽东思想，同志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发表的，他们还要揪出评论员呢？（众笑）。
同志们，不多讲了，时机要紧，要趁上海的东风赶快行动起来（众高呼：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前几天，我们把解悦找来研究一篇文章，事情完了我们就叫她赶快回去，夺权，我们在研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在研究，他们看到了中央给上海革命派的贺电（王力：知道混不长了），也在研究对付我们。
同志们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这里我就不回答了。因为你们那个地方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我们讲几句话起什么作用？我们还是靠你们干，山西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广大群众是会支持你们的，胜利是你们的，我们应当相信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里也有左派，现在他们已经杀出来了，你们和他们联合起来，就好办了，对那些打人凶手，一定要专政，只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自己在手里，不把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王力：要改变一个观念──有了什么问题都要求省委解决，这没有必要，那等于要他们的命嘛！你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去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单，一句话：要夺权！（群众高呼：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
（太钢工人代表发言后，山西大学一个人代表“8.14”及革命工人联合会等组织发言，群众大吼：保皇派滚下去。）
关锋：那你就不要讲了，今天我们向大家谈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们知道大家有各种不同意见，但在这里不要辩论了，好不好？（众：好！）
我们讲的这一些，向谁都可以讲的，公开的，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山西的同志我接触过几次。看来看去就是这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转折点，毛主席发出了号召。所以我们今天亮明了我们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拥护大家闹革命。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
三、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就反抗最烈。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上下勾结，结党营私，企图把山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阴一面，阳一面，表面上高唱“检讨检讨”、“认罪认罪”，暗地里却刮阴风，放暗箭，处心积虑围剿革命派。最近，当他们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就狗急跳墙，使出了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以此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革命派的疯狂围攻和反扑，正是掘下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造他们的反了，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他们的夺权斗争，认真学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新华社太原二十五日电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当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们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和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这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是在您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派，从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手中把大权夺过来了！我们纵然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红》，也唱不完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的决心。
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秉承他们黑司令的意旨，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把山西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残酷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他们的黑司令，更加变本加厉，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造反派。
最近，又抛出经济主义这个破烂武器，对抗您老人家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在您老人家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您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给他们迎头痛击，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围剿，击败了他们经济主义的腐蚀，坚决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英明指示，打退了他们的反扑，出现了新的革命大好形势。
我们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的革命造反派高举起您的旗帜，和领导干部中的革命造反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山西军区的全力支持下，夺了他们的权，专了他们的政，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回忆回忆这个幼苗刚出土的时候，阴风恶雨阵阵袭来，阶级敌人的黑手伸向了这株初萌的幼苗……。
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极力混淆领导干部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攻击我们是被机会主义控制的“黑组织”。
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拿出什么“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法宝，攻击我们成了“宗派主义”斗争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但是我们坚信，革命的领导干部和我们共同战斗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站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边也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当我们学习了您的指示之后，心更红了，眼更亮了，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您的思想的，我们一定高举起联合的大旗，高举起夺权的大旗，勇敢地迎接斗争的暴风雨，您那金光闪闪的宝书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老人家引导我们拨开了迷雾，看准了方向，站稳了脚跟。每当想起了这一切，叫我们怎么能不一次再一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怎么能不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东方红》！
我们深深地懂得，您老人家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正做着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我们面对着的敌人不仅是山西省这一小撮坏蛋，而是整个的旧世界，我们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有您老人家在前面引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扫尽一切害人虫！用我们的铁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的新山西！新中国！新世界！
最后，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全体革命造反派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三号通告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全国各地一样，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全省全面的阶级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专、县。地、专、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权力，继前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之后，也正在被革命造反派夺了过来，那些即将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土崩瓦解之势已经注定，他们已处在广大革命群众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面临灭顶之灾。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阶级敌人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来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转向农村，和农村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串通一气，招降纳叛，造谣惑众，打着“红旗”反红旗，组织反革命的反动组织，挑起武斗，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围攻贫下中农，打击四清运动中上台的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甚至夺了贫下中农的权，造了无产阶级的反，对贫下中农实行白色恐怖。为了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否定四清成果，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目的，他们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煽动和蛊惑一些知识青年和社员，以“串连”和“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涌向城市；他们为了收买和讨好社员，还采取了“分净吃光”的卑鄙手段，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甚至把历年积累的粮食和现金统统分光，把耕畜杀掉分吃或贩卖；他们把农村中作为商品的农副业产品，不向国家出售，而分给社员拿到市场出售。他们耍尽种种花招，腐蚀群众的革命斗志，企图把他们自己的罪恶掩盖起来，蒙混过关。贫下中农和革命的社员千万不要上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当。我们贫下中农要联合起来，在广大农村中形成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团结中农，联合革命干部，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在广大农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听着：只许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造你们的反，不许你们造贫下中农的反。在农村中只准组织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贫下中农协会和以贫下中农青年为骨干的红卫兵；不准地、富、反、坏、右搞反革命组织。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组织一律解散。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向我们发出的最高指示。我们广大的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最关心革命，也最关心生产。我们深深懂得，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搞好生产；只有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夺了权、掌了印，才能真正抓好生产，才能巩固人民公社，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我们国家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不折不扣地照办。我们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的子弟要勇敢地站出来，搞好文化大革命，搞好农业生产。要把两副重担一肩挑。
当前全省已进入了春耕备耕、麦田管理的大忙季节，一个农业生产的热潮正在全省形成。俗话说，迟种一天，晚收十天。节令不饶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一定要用“只争朝夕”的精神，不失时机地、扎扎实实地抓好春耕备耕工作，在全省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热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关系重大，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同时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搞不搞生产，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用生产压我们，不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现在他们又用破坏生产的手段，企图破坏文化大革命。所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和只抓革命，不抓生产，都是错误的。搞不搞生产，这也是衡量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口头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不好，用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我们特发表通告如下：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学习《红旗》第三期社论。在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我们要记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双胜利。
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贫下中农是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必须坚决依靠他们。贫下中农要和革命的干部结合起来，同革命的学生结合起来，实行大联合，在农村中形成革命造反派的优势，形成贫下中农的优势，建立和健全领导革命和生产的两套班子，把文化革命和春耕准备、春耕生产热火朝天地搞起来。
县、社、队的革命干部，要负起责任来，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要坚守岗位，为当前的春耕生产贡献最大的力量。每一个干部是否革命，是否忠于毛主席，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的态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有错误的干部，要站起来革命，要揭发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行，要认真检讨；抓好春耕生产，可以将功补过，立功赎罪。如果消极怠工或者竟至撒手不管，躺倒不干，那就是错上加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在农村串连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地的春耕春播工作，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这是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重要表现。
三、农村春耕大忙季节即将开始，各地正在加紧春耕春播的准备工作。在春耕准备当中，一定要抓紧时机，分秒必争。要抓好积肥，备好种子，及时修理农具，准备好农机备品备件，喂养好牲畜，要整修、耙耱土地，凡与春耕生产有关的工作都要一项一项地准备好，一项一项地落实。去秋以来，一冬无雪，墒情不好，要作好抗旱防旱准备工作。当前正是小麦返青的时候，要及时浇灌，要注意防止小麦锈病。在进行各项春耕工作时，要大力发扬勤俭办社、勤俭建国、自力更生的精神，节约闹革命，节约闹生产。尤其要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激发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安排好社员生活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执行者刮起的经济主义黑风，破坏了集体经济，损害了广大社员的根本利益，影响了一部分社员的生活。在春耕生产当中，我们要把广大社员群众的生活安排好，要照顾好烈军属、五保护，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解决好一部分社员口粮不足的困难，县、社、队的革命干部要立即抓好分配兑现工作，解决社员花钱的需要。
四、提高警惕，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粉碎农村中的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集体的生产资料、生产资金必须用于生产，不能用于生活。集体财物绝不能乱动，集体的耕畜绝不能乱宰乱卖，反对分净吃光、少留不留积累的错误做法。外出串连的农村青年都要回到原生产大队参加农业生产，所有农业劳动力都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破坏春耕，破坏生产，破坏文化革命，就坚决镇压，依法惩办。
五、广大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都要全力以赴，担负起搞好春耕春播的光荣责任。不管是谁，只要妨碍春耕春播，都要严肃处理。
春耕生产是当务之急。我们号召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一切革命造反派战士，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做到上述五点要求。我们要求各级农林、财贸、供销等和农业生产有关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不误农时地支援农业生产，为春耕春播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物资、农具、农药。所有的革命者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搞好春耕春播工作！
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坚决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
四、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解决山西核心小组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时间：4.22下午四时至九时，4.23下午三时半至八时半
地点：人民大会堂新疆厅
出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肖华、成武、富治、王力、关锋、本禹、文元、春桥、东兴、维山、格平、日清、刘贯一、陈守中
总理：“开会了，请康老主持！”
康生“还是你主持。”
总理：“谁发言？”
首先，陈守中同志汇报近来太原地区出现的新情况。
（当他说到十四日来了个紧刹车。兵团的负责人说过刘格平叫搞的，现在他不叫搞了时）康生问：“谁搞的？”
（当陈守中说到听说袁振同志在行动前给兵团做过动员，兵团提出保两个打四个，袁振同志不同意，改成保两个，中立两个，打两个时）
王力说：“你们为什么只听那些传说，又不核实，这叫搬弄是非。”
（当陈守中同志说到这次事是丁磊搞起来的，袁振也承认他说过“先礼后宾”时）
关锋说：“你们是不是讲讲核心小组工作上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这些问题不清，回去弄清楚”。
总理说：“你们核心小组有什么争论可以说出来。”
江青：“贴几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啊！王力同志不也被贴了大字么！”
总理说：“上次回去后，你们在政策上有什么原则上的争论？”
江青：“冷场了。20号那天，张日清同志和刘格平同志好象有很尖锐的矛盾”。
关锋：“为什么说是政治大扒手？”
（当陈守中谈到人们给刘志兰提了九条黑线，刘志兰和彭德怀，彭真生了该子时）
江青说：“越讲越出了好东西了，刘志兰是干什么的？”
（当张问陈有没有根据时）
江青说：“听到就装没有听到么，都拿出来实在是……”
康生：“你在核心小组了，到底你们核心小组在政治原则性上究竟有什么分歧，有些什么不同意见，不同的看法？”
关锋：“格平、日清你们俩谈谈吧！”
（当格平同志谈到我们原来达成个协议，回去再谈，现在谈是不是破坏协议时）
康生：“还有什么协议？可以谈么！在中央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当格平同志谈到一月二十五日成立军管会，他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指示时）
总理：“你们夺权斗争是有个特殊性，一下子就拿过来了的，成立军管会的事，你们没有弄清楚”。
（当张日清同志说北京军区有指示时）
总理问郑维山：“你们发了指示么？查一查！”
总理：“你们搞军管会是管工厂，又搞了个总的军管会。这就不对了。”
关锋：“现在你们成立省的军管会这就不对了。”
肖华：“哪个地方应该军管还是不应该军管，应该由革命委员会决定，不能由你们决定。”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专政委员会抓人的问题时）
总理问：“一共抓了多少？”
张日清答：“二百零几个。”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军区召开武装部长会议他不知道的时候）
总理问：“怎么你还不知道？”
张日清：“有些是传达部队的事情”。
总理：“现在解放军搞三支两军，和地方关系密切么？”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问题时）
总理问：“你们跨行跨业的兵团都撤销了吗？基层单位的左派组织也解散了吗？”
刘格平答：“好多都解散了，要重新组织。”
（刘格平同志谈到刘贯一同志叫秘书查电话时）
康生：“偷听电话么！”
王力：“查领导同志的电话，这是个原则问题。”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刘贯一和张日清叫发声明的问题时）关锋：“发这个声明应该请示中央。”
康生：“这是胡闹。”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他提出取消第三条，日清同志同意后，贯一同志坚持要求时）
康生：“你们问问我们么！不但是错的，就是对的，也应该问问我们么！我们在么！”
（当格平同志谈到太原同时出现了三人电话和四个声明时）
王力：“这两个声明都出去了？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向中央报告，你们这样搞，等于宣布核心小组分裂了。”
康生：“你们这是要自己把自己搞垮！你们在中央开会么，群众会怎样想呢？一定会以为你们是报告了中央的。”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张日清管18项工作，提到军管会的事时）总理：“你们查一查。”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核心小组应当吸收一些中下层干部和造反派领袖时）
王力：“这一点我同意。看到你们核心小组的名单时，我很高兴，但感到不足，就是要打破框框增加些新的血液，主席早有指示，要改变一下面貌。”
春桥：“老干部当然有经验，但习惯势力很大，要是设有年轻的新生力量进去打破过去的老框框，用不了多久，又要恢复过去那一套了。”
总理：“是呀！习惯势力！”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群众的反映见不到领导同志时）
春桥：“是呀，听说省人委加了好多道岗。”
肖华：“我们三座门一道岗也没有，就是一个便衣。”
周总理：“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道和群众进行过座谈会没有，核心小组和革委会、常委会应该集体去接见群众。”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党团组织是否在斗、批、改中恢复的问题时，
周：“你们的各种代表会议开过没有？”
贯一同志答：“没有。”
（当张日清同志谈到刘贯一同志斗、批、改中关于解散组织的一句被抓住时）
关锋：“刘贯一同志的报告，印了本子，里面问题很多，有路线性的错误，还有批判‘停止打内战’的传单里，学生打内战。只能对他们进行引导，不能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力：“对‘打内战’的提法是不合适的。”
（张日清同志说袁振同志在家里召开了革委会，和在太原的革委会统一了思想，慢慢地把方向引导的批判刘、邓、陶、卫、王、王上来）
康生：“你们要养成个习惯，重大问题要集中研究一下，有些重大问题考虑一下，研究一下，给中央打个招呼，不要着急，着急就会出偏差。”
王力：“还有一点，就是你关于形势的分析，安徽的五条和军委十条出去后就要有反复，值得考虑，你这样的估计形势，就要采取这样的措施（指声明）。”
周总理：“慌了。”
关锋：“七一献礼也有问题。”
（当张日清说到刘格平在康老面前讲“张日清镇压革命群众”时）
康生：“我当时没有听清是讲你。”
（当张日清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对同志支持不够，信任不够，比如刘贯一同志的报告下边有反映时，要加以解释，不该给东风讲，影射贯一同志时）关锋：“象这样的报告应该集体研究。”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原来有个协议，一些问题回去弄清楚，刘格平同志在发言中还是说了时）
康生：“我们认为那个协议不对的，称这是挑拨中央破坏你们的协议，那有这样的做法。”
关锋：“那是我们让谈的。”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现在把对刘格平同志的意见提出来时）
周总理问：“听说你们又派人到天津去了？”
张日清答：“没有，那是他们自己去的。”
周总理：“你们派学生去天津，这是违犯纪律的，上次康老就和你们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刘志兰要是又派人去，那是违犯纪律的。”
刘格平同志说：“他们背着我搞，又不和我说。”
康生：“我上次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们是同意了的。”
周总理：“康老已给你们讲了，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呢？李雪峰是毛主席派到天津去的，天津的斗争矛头是万张反党集团，你们却又派人把矛头指向李雪峰，刘志兰两次派人到天津去，是目无组织的，你们批评刘志兰是不深刻的。”
康生：“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们同意了的，为什么回去还要派人去呢？这不是给中央找麻烦吗？不管李怎么样，他是毛主席派去的么！你们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格平同志说，中央叫他站出来，我估计是康老说的时）
康生：“我没有。”
（当刘格平解释时，刘贯一说：“你让我讲完嘛！”）
康生：“解释一下也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解释？”
（当刘贯一同志叙述了刘格平同志商量发个支持上海和在山西夺权过程中刘格平同志的态度时）
关锋：“张春桥，你讲你对刘格平有什么意见？”
（刘贯一同志谈到他在十三冶金公司给中央写夺权电报说红色造反联络站的群众是革命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刘格平不同意，不让发的。）
王力：“你们认为红联站是什么组织？”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不注意总结经验，他上次写了一个“三结合”的经验时）
关锋：“你那个经验，我和王力看了，错误观点很多，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是为了爱护你，要是发表了，早就有人批判了。”
王力：“贯一同志呀，你刚才讲的夺权的问题，思想里就没有群众。”
刘贯一同志说：“我们不是争功。”
王力：“就是争功吗！怎么不是争功？”
康生：“夺权的问题，那么仓仓促促，张日清一个人说就夺权，叫我，我也不同意，张日清做的是不对的。”
王力：“一直到现在山西还没有把群众放到一定的位置，你的那个报告，就是路线问题。”
康生：“这是大问题呀，不能仓促决定！”
（当张日清谈到夺权前召开了三次会，给群众讲了山西省委的问题时）
春桥：“在你讲这以前，群众不懂得这一点么！”
张日清答：“懂的，那时我的意见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保卫革命领导干部。”
王力：“这个行动是中央支持了的。”
关锋：“如果成熟一点的话，就应该把群众的情绪稍缓一缓，你们到后过去研究研究么！”
王力：“贯一同志在这个小册子里把群众摆到了不适当的位置，突出你们五人。”
康生：“贯一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春桥：“你们的工作做的很好，刚才听贯一讲，使我很吃惊，贯一呀好象十月革命就等列宁回来了啦。”
关锋：“贯一那个小册子有路线问题，群众批评，把你说成是救世主，把群众说成阿斗，这样的大问题，你们事先也不讨论事先也不向中央报告，我们在没有听到你的讲话以前，群众就有反映，我觉得你们把形势估计得大乐观了，有点自吹自擂，太突出个人了，即使有个经验，有什么值得吹的，你们在代表会上的四个报告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没有发表，一发表人家就要照办么！我觉的贯一同志吹虚自己有点太过分，说‘三结合’是山西创造的，怎么能这样说呢？“三结合”是毛主席提出的么。‘三结合’是个临时权力机构，你们那个组织条例给定型了，现在都是实习么，将来要成立省委省人委怎么办呢？象这样的报告，你们也不讨论，正副组长是有责任的，这是大事，又不是小事。”
王力：“说得客观点，还是黑龙江先搞的，去年八月、九月份就开始结合了。”
关锋：“即使有点成绩，也不能吹虚。”
康生：“象这样的分析，还不如不分析。”
关锋：“象这样一个纲领的报告。你们事先应该研究、事后应该报告，你们的正副组长有责任。”
康生：“贯一清楚这一点。如果象你们这样的分析形势，就不如象刘格平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指示精神。你们把刘格平同志的好处说成缺点了，分析形势不能象你们这样胡说八道。对中央的东西你们不大理采。”
关锋：“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群众的批评是对的。”
康生：“可要改了！不改、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王力：“这样下去不行啊！”
关锋：“对29号的补充报告也没有纠正，并且提出了打内战的问题，说谁要是打内战，谁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就是反革命，象这样子，北京就得公审聂元梓，外语学院××在天安门给总理贴大字报，总理也没有怎么。”
对贯一同志谈到刘格平到北京不给他打电话而给爱人打电话六、七次之多时。
张春桥、王力：“查电话是极端恶劣的，革命委员会内部怎么能够这样搞？”
张春桥：“你们是不是晓得党的这个纪律呀？”
王力：“这可要严肃对待呀！”
关锋：“现在有人传说，刘格平的老婆在那里，刘贯一的老婆在那里，袁振的孩子在那里，刘志兰在那里，你们就听这套吗？。”
当刘贯一、陈守中同志谈到各兵团成立了情报组的时候
周总理：“革命群众要了解消息，那是另外一回事吗？”
康生：“学生就有这些，红代会就有个动态组。”
关锋：“你们不能受这些东西干扰，你们要是受这些东西干扰那就糟了，有问题，你们核心小组要共同搞。见一些群众组织谈一谈，表示共同团结那就好了。”
王力：“内部吵一吵没有关系，原则问题错了就改么。”
杨成武：“要学习中央文革的作风，原则问题要有严肃性。”
王力：“外边一些传说的情况，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不能听。”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兵团原来说保刘格平、袁振，后来传说出来说袁振保四个，没有守中时）
李富春：“象这样子的传说：中央文革也没法过问了。”
王力：“对总理的传说也很多么！”
关锋：“无原则的争论，不要受这些传说的干扰。”
周总理：“你们几个人就这样多的问题。（陈永贵谈了晋中的问题和崔斌的问题）听说文水刘胡兰的妈妈有问题了，她不是刘胡兰的妈妈，还有的说刘胡兰也有问题，这是坏分子造谣，歪曲英雄的形象。”
（当张日清同志谈到群众反映群众组织的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是陪衬，文件看不到，只开会时，举个拳头作用发挥的不够时）
关锋：“当然不够了。”
（当张日清同志谈到他给刘贯一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给康老讲他反饶漱石的问题时）
王力：“贯一同志还要估计一下，刘格平同志马列主义水平现在是比较高。”
（张日清同志讲到格平同志讲了好干工作了，我是想，只要为了工作，不要有私心杂念就好办事了。）
关锋：“你们正副班长就失职了。（陈永贵讲到晋中问题，提到崔斌和王锈锦长期在一块工作的关系，并谈到晋中被打问题。）陈永贵他提的问题是群众问题，这点比你们强。”
周总理：“时间长了就有个千丝万缕的关系。”
张日清同志：我们准备把武装部调换一下。
周总理：“你们都说完吧！请关锋讲。”
关锋：“我讲一点，讲错了请同志们批评。山西从夺权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形势还是很好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成绩很好，要把做过的工作都总结起来，能搞多少条，今天是谈问题，这些不讲了。现在谈问题吧！昨天谈，今天谈，同志们很少谈原则问题。到底今天摆在山西革命委员会和核心小组面前是什么问题？群众反映三月二十六日，刘贯一的报告是自吹自擂，骄傲自满，盲目乐观，脱离群众，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二十四个字。”
康生：“二十四个字之间，最基本的是群众问题。”
关锋：“这二十四个字反映了核心小组的精神状态。现在我想谈一谈刘贯一同志报告。第一个是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分析全省的形势，提出全省总的政治任务。这样纲领性文件，报告前，核心小组没有讨论，印成小册子也不讨论，引起了这样大的反映，你们还不认真对待，也不向中央报告，这不是一个‘走火’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康生：“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关锋：“你们两个班长都推责任的，照这样搞下去，我就想山西革命委员会和核心小组能不能立得住的问题。第一段是骂过去的省委，当前的阶级斗争没有讲。对形势的分析是空空洞洞的，抄了点社论。下边是自吹自擂，这反映了对中央的态度，对主席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关念了五个人站出来的一段）下头就吹起来了，吹了这五个人，又吹了张日清、陈守中、刘志兰，如果没有你们，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更要夭折了。”
周总理：“这个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
关锋：“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把群众放在什么地方，刘贯一同志这样的报告你们也不管！”
康生：“群众是我们的先生，要甘当学生。”
关锋：“我说贯一同志呀！上次在京西宾馆讲得也很空，也出了小册子，为什么那么突出个人，人民日报不能发表。（关锋翻了几页小册子继续说）下面就吹的很多了。一片歌功颂德，不讲党中央和毛主席。下面是论述‘三结合’，说‘三结合’是山西创造的，夺权当然就形成了‘三结合’。除提了一句临时权力机构外，下面就是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了。说什么不仅对中国的革命有伟大的作用，就是对世界也有伟大的意义。还说有几个阶段，什么秘密阶段，到公开阶段等，不能讲嘛！真是可笑。”
关锋：“还说什么中央文革对我们山西实行‘三结合’给了最高的估价，说山西这次革命的‘三结合’是东方地平线上的伟大创举，对中国革命丰富了经验，中央文革没有讲这个话，这个自吹自擂太厉害了。”
康生：“中央这样讲，你把毛主席放在哪里去了？”
王力：“大荒谬了。”
关锋：（念了声兄弟声赞扬的话）“吹的太不象话了，我说这是刘贯一的世界观的问题，不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把自己摆到这样的地位，把群众、把主席摆在什么地方？这样下去，我看刘贵一同志是经不住考验的。这些多多少少反映了你主观上的作用问题，对形势的估计盲目乐观，说‘三结合’一经夺权是很容易巩固的，阶级敌人就认你的帐吗？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才采取了那么些措施，吹嘘自己，贬低群众，说到这个，也不讲主席了。当然他说了支持了。这仅仅是个支持的问题吗？大量的吹嘘你们自己。对群众的态度非常严重。第二部分是当前全省总的政治任务，说夺权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提出了五条任务，大部分都是些空空洞洞的东西。下面第三部分，坚决将斗、批、改搞好，说全国进入斗批改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再就是对干部的分析，这一段是对的了。提出了三个月完成斗、批、改，‘七一’献礼。就那么容易吗？”
周总理：“这反映刘贯一没有具体和群众接触。”
张春桥：“把阶级斗争看的太容易了。”
关锋：“对干部那几条是正确的，对群众就不象话了（念打内战一段）说谁打内战谁就是反革命，谁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谁就要受到严厉声讨和处分。”
周总理，“你们事先也不讨论，这比卫恒过去还厉害。”
康生：“贯一呀？这个不能说你们不知啊，刘格平同志这个你们不能推卸责任。”
关锋：“纠正的报告中并没有纠正，这些谁还有呢你们核心小组究竟是什么思想在领导？谁在里面领导？我现在是批评贯一同志，实际也不是贯一同志一个。解散群众组织这都是些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是指定刘贯一报告，口气也是能那样大呀，应该谁做，应该考虑，我觉得对这个报告不能等闲视之，象这样的报告，轰也应该，是正常的，在北京的话，早就轰了。”
康生：“不仅是炮轰，早揪住了。”
关锋：“格平、日清同志都有责任，日清和贯一同志热听（原文如此，编者）他的，对他好的地方看的多了，对贯一批评不够严了，你们都有责任，你们代表会上的好几篇东西，人民日报没有登出去，摘要的发了个消息。”
王力：“不是实践来的。”
关锋：“如果要登出去的话，问题就大了，有些话内部讲了就算了，但是为什么一定印个小册子，没有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呢？记控制自己不要让‘私’字专了政，象这样的东西，在山西日报上多少有点反映。第一个意见就是那个声明。”
周总理：“够典型了。”
关锋：“这个问题没有法解释，出去了两个，一个有袁振，一个没有袁振。”
康生：“如果你们以为是袁振搞的，那么你们核心小组不同意他发表声明这不是矛盾吗？”
关锋：“我不赞成你们查这个事情，查有什么好处，群众就是根据这个查的。”
张春桥：“御林军的提法可笑。”
关锋：“群众有舆论，核心小组又有这样的说法，你们不要受那些东西的干扰，群众有，有那样的想法不奇怪，奇怪的是你们核心小组也有这样的说法，你们不让群众打内战，而你们自己也打开内战了。现在这样的大字报很多，袁振也可以说你在捣鬼。你们这个声明，在大学生中对袁振早就有两派，一派说袁振是坚定的左派，但忘记了袁振软弱的一面，另一派说袁振是个叛徒，这个问题早就存在，昨天有人来问，我想这个问题反映了贯一思想上好多问题。我建议山西核心小组不讨论这些问题，一同接见群众，表示一致的意见讨论了两下午，你们没有一个人提到群众的问题，你们要多到群众中去呀？”
张春桥：“对。”
关锋：“看来你们山西还要打内战，你们核心小组不要打内战，多检查自己，贯一同志讲了那么多，但是没有听到你认真的检查，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呀？个人是这样，核心小组也是这样，核心小组可以讨论，提一些更接近群众的年青人工作，常委仅起个拳手的作用，当然不满意了，常委可以轮流到革委会工作，吸收些新鲜血液到常委会工作，我看很值得考虑这个问题，我就讲这些吧，最近好象什么也好了，你们得听我的，副主任中年青人没有，核心小组中年青人也没有。恐怕下面问题还不少。”
康生：“群众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我看核心群众对核心小组还是爱护的，对你们爱护的过分了，不然第二天全城就贴满了大字报了。”
周总理：“康老讲吧，”
康生：“群众对你们二十四个字的批评是对的，贯一同志的报告，首先是对形势的估计，群众批评你们是盲目乐观，我认为这是对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一个看法问题。你们为什么那样盲目乐观？你们觉得革委会成立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了，巩固了，好象阶级斗争就不严重了，这一点核心小组的同志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盲目乐观似乎是阶级斗争已经解决了，脑子里还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所谓盲目乐观，就是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第一个问题从同志的上次的谈话中和这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你们那里存在着一个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这个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贯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被改造了，主要的思想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吹嘘自己，好象山西革命没有你们就夭折了，你们是金星下凡挽救了，贯一思想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和毛泽东思想是相反的，再一点陈永贵今天讲的话不多，但很重要，不但是对待群众的问题，而且有大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是阶级观点问题，是对待群众运动的大原则问题。最后就是对群众组织的解散问题，这不是偶然的问题，那不是随便讲的，你们两个组长，对贯一没有帮助，日清同志对贯一的态度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第三个问题关于核心小组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而是争论的很多，争论的是一些非原则问题，反而放松了对原则问题的争论，你们的确不团结，我看都有责任，刘贯一责任较多。”
李富春：“小册的问题不争论。”
康生：昨天老陈（守中）不讲原则问题，讲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给刘志兰贴大字报我看该贴，你们还追究后台，我看不管谁是后台，贴总是有好处的，在两天党的生活中你们都是批评别人多，自我批评少，自我批评实在太少了，群众说你们是自吹自擂，群众是有眼睛的，最后我觉得你们对中央的指示，对毛主席的文献，对人民日报、红旗社论的态度不严肃，如果好好的学习怎么能做那样的报告呢？当然了这也是世界观的问题，你们刘志兰对李雪峰了解问题中央是和你们打过招呼的，就是不听，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住在京西宾馆不报告中央，搞自己的垮台声明。
周总理：“自己打内战。”
康生：“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正确一定对中央的态度不正确，内蒙有个经验下压群众上面一定是对抗中央。”
关锋：“贬低群众。必然吹捧自己，自己也一定垮台。”
康生：“山西夺权的影响很大，我们一贯支持你们的，为了帮助你们不得不把原则的东西告诉你们。”
张春桥：“从山西日报上看发出了好多文章，都是从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省军区的名义发的，我看应当督促省革命委员会，现在党政军完全并列，不完全符合现在的临时权力机构，核心小组也代表不了省委呀”。
周总理：“象政法部分搞成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才报告的，我们没有批准，你们有意见，可以搞实验么，结果好多文告都可以专政委员会出面，中央就没有以公安部单独发布军政性的文告，还有军管会一整套专政机构，搞成两套了，搞成最最权力机构，好些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分散的很，组织机构分散的很，反映了你们核心小组思想分散，政治生活分散，组织生活分散，你们是最早的一个，一月十二日夺了权，一月十三日公布的，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这个内战不是群众的内战，是你们六个人的内战，当然陈永贵不在了，徐志远在下边，六十九军同志刚去，你们不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吗？这一点你们就没举，你们不是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的思想，主席讲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而相信群众在先，没有群众那有党啊！从思想上提高起来，你们犯的比较广，指导思想是分散的，领导思想必须先吃两头，上面是主席思想，下边是群众，这个指导思想在你们的组织条例中看不出来，发言中看不出来。我同意关锋、康老的讲话，和中央文革几个同志的讲话，还是刘格平同志水平高，刘志兰的思想水平太差，她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些，象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经说了话，非去！毛主席让李雪峰到天津去，考虑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再回来，昨天张日清说了李雪峰的好多问题，当然是问题了。但是那是局部的问题，华北局的会议，也不是黑会，那次会上内蒙的问题搞对了，河北的问题搞对了，山西的袁振搞错了，这不是局部的吗？华北局机关的问题也是局部的嘛？昨天张日清同志说，刘志兰说过：“打不倒李雪峰，死不暝目。”这究竟搞革命呢？还是搞报复呢？象刘志兰这样的思想作风，做核心组的成员，真不够格。我同意王力说的，刘格平同志不表态比表态好一点，不然就卷进去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坚持站出来，提出原则性的问题，现在不作组织结论，先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回去后，将来可以吸收一些青年的小将，增加一些新的血液，改变一下成份，你们先努力一个时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革命小将不是党员，也可以列席核心小组的会议。
你们这个组织条例，想把好多东西固定下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只是代表会的几个文件，这个问题表现的很突出。
张春桥：“临时权力机构，怎么能固定下来呢？”
康生：“好多东西在实践（现），怎么能这样？”
周总理：“这个东西多都是脑子里划出来的，这样大的一场革命，你们把阶级斗争看的太简单了，还向七一献礼，这怎么能献礼呢？当然你们想建立革命的秩序，但你们的思想保守右倾。”
康生：“我大胆地说一句，明年七一献礼也就不错了。”
周总理：“张日清说刘格平右，你们整个都右，你们那声明贴出去，群众一看就知道你们的意见不同了，你们对一些不好的组织，不对几个头头采取措施，不能轻易把一个组织打成反动组织。这是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毛主席讲还想把抓起来的联动的人要释放出来，让他们在社会上碰钉子，自己教育自己。主席坚持一个真理，绝大多数是会变好的。这也是主席的一个伟大创举，只有对少数右派才采取措施，你们把那么广大的群众组织，随便宣布为反动组织，那怎么行呢，你们要好好研究中央政策和地方实践结合起来，你们对自己，特别刘贯一同志的报告，自己批判了，如果现在认为已经建立了革命组织，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说谁要打内战，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下去，那就要走卫恒的复辙。你们来这哭一次，我们还不责备你们，你们回去要好好自我批评，先实验一下，看看行不行。你们对主席思想没有很好钻，下边没有群众，那怎么行呢？山西的群众，对你们是很爱护的，因为你们夺权早，影响也大，所以群众也是支持你们、群众信任你们，你们就要靠群众好好干。不能突出个人，没有你们，还会有革命群众出来，不过晚些就是了。我上次到大寨，陈永贵说了好多情况，在这场大革命中，必然要出人物，现在你们的任务还要靠大家的，这样社会出新人，你们的工作就会做得好一些。昨天陈守中说的话里，自我批评太少解释的特别多，林彪同志讲话，就是要重新走群众路线，解放以来我们的军队住在营盘和机关是和群众隔离了，现在全军干部都要重新走群众路线重新学做群众工作，多听群众的意见，我们的工作就会有改变。
刘贯一同志，我同意康老、关锋、王力的批评，你站错了。老凭心不行，会搞出乱子来的，不能被别人批评的人，就认为自己都好了。最后必然被打倒，凡是这样的人，都是如此，你认为你过去受过压，就一切都好了，很危险，彭真就是这样的，他反高岗，就认为一切都好了。结果自己还是被打倒了，刘少奇也是这样，高岗那时抓了他些问题。象“和平民主阶段”在下边乱传，主席问高岗是不是反对刘少奇，高回答，我没反，结果刘少奇认为他一切都好，结果垮台了，这笔帐还是一起算了嘛！你说你反饶潄石，但你也有问题，那天格平没有提，你就有意见，你把这个变成包袱，就要摔大跟斗了，格平同志有些不说是好的，有些要提出，否则问题不能放过不管，你们的问题还是回去解决，这是对你们的考验！联系到批刘邓、批卫王王、联系到斗、批、改，还有个生产问题，山西抓生产多是好的，部分还没有抓好，县里问题很大。”
李富春：回去以后解决问题要在政治上原则上解决问题，让江青同志讲讲。
江青：“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再打内战了，昨天陈守中讲的，我实在有些坐不住了。”
（当刘格平谈到这些问题回去加以解决时）
康生：“再不要搞那些傻事了，发什么声明！”
周总理：“你们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有问题打个电话嘛！”
康生：“打电话先起草好个东西，大家传阅一下，以后也有据可查。”
周总理：“打电话简短点好。”
（当刘贯一同志表示接受中央首长批评时）
康生：“贯一同志有个好处，就是敢于承认错误，还是不深刻，以后还要犯。”
（当陈守中表示回去后把对刘志兰的批评转告给刘志兰时）
周总理：“是的。核心小组的成员嘛，立刻转告给她。”
周总理：“晋中问题你们要好好注意一下，调查一下，解决一下。”好吧！结束吧。（完）
（来源：兵团井冈山翻印1967年7月5日（转抄）；1967年7月28日山西日报（军支）革命造反总部编印《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汇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康生等谈山西问题（这是以上接见讲话的另一个版本）
王力：自吹自擂，骄傲自满，盲目乐观，脱离群众，急于求成，好大喜功。
（指刘贯一3·26报告，刘是山西省副省长）……（接谈刘贯一问题）
关锋：思想问题。
康生：原则问题。
关锋：学过去的省委，当前阶级斗争没有讲，对当前的形势分析是空空洞洞的，抄了些社论，下边是自吹自擂，这就反映了对中央的态度，对主席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
周总理：这个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
关锋：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上？把群众放在什么位置上？
康生：这是可笑（指秘密活动到公开活动）这是一贯的世界观上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非常严重。
周总理：这反映了贯一没有具体和群众接触（指三个月斗、批、改的问题）。他们事先也不讨论，这比卫恒过去还厉害了。
（指3·26报告）
关锋：这个报告不能等闲视之，象这样的报告轰也应该，是正常的，在北京的话，早就炮轰了。
康生：不仅是炮轰，早揪出来了。
周总理：够典型。
关锋：袁振的大字报很多，袁振也可以说，你在搞鬼。与你们的四人声明有关。在大学中对袁振早就有两派；一派说袁振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但忘记了袁振软弱的一面，另一派说袁振是叛徒，这个问题早已存在，昨天有人来问，我想这些问题反映了贯一同志思想上的好多问题。
关锋：看来你们以后还要打内战。
康生：日清同志对贯一的态度，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张日清是山西省军区司令）
康生：核心小组不团结，刘贯一同志责任多。昨天老陈（守中）不讲原则问题，讲了那么多乱七八糟问题。给刘志兰贴大字报，我看该贴。你们还追查谁是后台？我看谁是后台，贴贴总是有好处。你们刘志兰对李雪峰的问题，中央给你们打过几次招呼，就是不听，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住在京西宾馆，不报告中央，搞自己垮台声明。
周总理：刘志兰思想水平差，她的行动就证明了她。象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说了话，毛主席让李雪峰到天津去考验，把那儿的工作搞好再回来。据说张日清同志说：“刘志兰说过‘不打倒李雪峰，死不冥目。’”这究竟是搞革命，还是搞个人报复呢？象刘志兰这样的思想作风作核心小组成员有点不够格。我同意王力同志说的，格平同志不表态比表态好一点，不然就卷进去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坚决站出来，提出原则性问题。现在不作组织结论，现在先解决你们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刘格平会见北京红卫兵赴晋大队代表时的讲话
刚才朱勇更介绍我的情况，自己觉得很抱歉，虽然参加革命年头不少了，做的工作很少，学习主席著作很不够，领会主席思想很差，跟主席跟得不够。毛主席、林付主席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把刘邓修正主义打倒，把刘邓这条黑线挖了以后意义很大，刘少奇还准备作接替毛主席的接班人呢！刘邓是干什么的？他包庇大批的特务、大叛徒、反革命分子、坏蛋嘛！有人说为什么垮了这么些？该垮的不垮还得了！他们不垮，七亿人民就要垮，中国就要垮。
毛主席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意义不可估计，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创造的典型，创造的模范。如果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搞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办？一个办法：夺权！夺他的权！我们山西，如果没有毛主席支持我们，那坚持不下去，我们早掉脑袋了，连赴晋大队的同学也早掉脑袋了。我们夺权，是毛主席领导的，主席支持的。我们只是尽到干部的责任。我曾对毛主席的“愚公移山”里的话反复研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准备牺牲。这种牺牲非常光荣。为着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捍卫社会主义，这就是重于泰山，价值最高。
我们几个同志能站得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学用主席思想，还有与群众时刻不能离开。尽管最初有些同学、工人同志还不理解。说这个人是不是伸手派，是不是来操纵，来摘桃子，是不是过去犯过错误的？很多怀疑。怀疑是自然的。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夺权后这个指挥部我们并没有进去。我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我们抓几件事，抓什么呢？财贸这个不能停，商店一停粮食没卖的了，煤也没有了，菜也没吃的，油、盐、酱、醋也没有，那还了得？怎么办？赶快抓财贸。工交不能停，交通一停就乱了。再一个抓农业，我们几个同志赶快把这个抓起来了。同学们也不要，“那你们管我们不管。”好嘛。同学们是造反，从这儿造到那儿，也有拿印的，把印全掖起来了。印呀，住房子呀。这也是个认识过程。从不知道夺权到夺权。夺权后怎么掌权，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必要的过程。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个月，是不是够了？不够，恐怕得几年。大家学会怎么掌权。连我们也得学会这新的权怎么掌握，不论它变成修正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经验，要从斗批改里好好研究。我们那里是怎么三结合的，刚才大家知道了指挥部里边主要是工人、同学。我们提个意见，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接受我们也支持这个指挥部，不接受我们还支持。做错了我们帮助，我们还支持，错了不要紧，下次改嘛！做对了就表扬，做错了不宣传。这样慢慢地大家比较了解了，比较信任了，比较亲近了。特别是在斗争中，有揪我们的，我们还能站得住。危险时，顶多敌人一枪打死了，一刀扎死，不能动摇。这样叫青年同志看我们，调查我们是不是站得住。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得看一看。不看一看有危险。“啊！革命了来吧！”到时候是个投机分子，定时炸弹放在里边，太危险。我们就是这样一块战斗，经常研究问题。待了若干时候，他们说：“你们也参加我们常委吧”！我和那个政委说：“好哇！”我们两人就参加了常委。有些事，我们不在他们也决定办了，办得不合适就不合适吧，革命嘛，哪象绣花那样美丽，干就干了。有时我们在那里便帮助工作。我们机关××人，有中、大学生、工人在里边工作，基本工作很好。各方面工作很好，主流很好。联系各方面工人、学生。我们那里有个红色联络站是很大的组织，以后我们做工作也团结过来了。很多左派都参加了指挥部，三结合慢慢形成。
在干部问题上，现在好多人多多少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那里站出来的都有这个问题。当然问题不大的我们可以马上用起来。有严重问题的，你还是交待。有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还是根据主席讲的“团结──批评──团结”，人民内部嘛！除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击外，首先自己先站起来表明态度，特别是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发得好不好。是真心诚意地揭发，还是假揭发，能不能和这样的人一刀两断。这样一亮相，群众就会看出真假。左派拥护赞成他，保字的就不同意怎么办？我们觉得这样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要这样的人站起来，要他检讨，承认错误，欢迎他检讨，欢迎他揭发，揭发不够帮助他。保字号的干扰他怎么办？那就和保字号的斗争。你拿出事实来嘛，光哄不行。材料要上纲，不要鸡毛蒜皮。我们这样一斗，保字号也拿不出材料来。当然我们不是不许保字的提意见，把他包起来，不准人家批评。我们觉得这样充分发扬民主，充分揭发。对站出来的不要姑息，彻底洗澡，彻底搞透以后，亮相才亮得好。这样结合起来才能站得住。这里有个真革命假革命的问题，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站到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上来的，还是扭扭妮妮，想站又不想站，那不行。群众眼睛很清楚。这就要坚决。当然，我们说多数干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尽管犯过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可以把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可以团结起来。当然，有历史问题不行，叛变过的不行。
五、两派矛盾加剧、武斗不断升级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关锋王力等接见山西代表李金渭时的谈话摘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晚十一时五十分
地点：天安门城楼。
今天“五·一”节夜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山西赴京学习代表团。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离开天安门城楼后，山西代表团的李金谓、翟仁武等同志，又向关锋同志汇报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问题。关锋同志听了汇报，对我省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重要指示。
李：关锋同志，我想和你谈一下山西的情况。前几天我们给周总理写了信，反映了初步情况，听说总理看过了，你也看过了。
关：嗯，核心小组的问题吧？
李：关锋同志，目前太原市一个是袁振，一个是刘志兰问题。
关：你们炮轰刘志兰了吗？
李：炮轰了。
关：怎么样，厉害吗？
李：不咋的。
关：对，轰一轰。
李：现在的袁振问题又突出了，有人说袁振是叛徒。
关：袁振同志的档案和有关历史材料，我去年八月份就调来了，没有问题，很不错的一个同志。去年华北局会议上他的发言我也看过了，袁振同志的发言很好，揭发的问题很重要，都很对呀。
李：我们那里有个古田，是×××搞的，你知道吗？
关：不知道。
李：刘×，宋×，史××等都来找过你，你接见我们兵团代表还记得吗？
关：你说说看。
李：古田的骨干原来也在兵团，和史××是对立面，史××你知道吗？
关：史××还在兵团吗？我知道。
李：史××自然还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有些人，他们利用批评刘、邓叛徒哲学之名，来批判袁振同志。说袁振同志被迫承认反省委反党是叛徒行为。
关：不能那样讲。卫恒打着红旗反红旗，袁振同志没识破，这个弱点嘛。（转向王力）
王：是呀，说得严重一些，是个缺点，错误。
关：可不能那样干（指抓住袁振这点不放），你们没有那样干吧。
李：没有，他们（指攻击袁振同志的人）十二月份还说，卫恒不见得那样坏，袁振不见得那样好。但反袁振倒挺起劲，抓住不放。
关：那是别有用心的。
李：现在山西存在着不少问题，你们中央文革还要关心，是不是你们认为山西夺了权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管山西了？
关：管，现在很忙。
李：山西核心小组不团结现象，有些人竟然操纵其它部分群众整×××，×××、刘志兰操纵一些人整袁振，山西反袁振就与她有关。
核心小组有些人做法很不好，他们有分歧，对刘格平同志还不敢明地干，对袁振压力很大，他们是借卫恒反袁振的余力干。
关：这次我们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和格平、日清都谈过了。确实是一个问题，回去情况是要好得。袁振夺权后还不错，他的情况会好转。
关：对陈××同志要一看二帮，看他往那里发展。（这时关锋同志向天安门城楼上看了一下，叮嘱说）你们不是看了一些时间了吗？那就再帮一会儿。胡亦仁在市核心小组工作，那里工作很重要，先让他在市委工作吧！
李：刘志兰……认为是袁振把她拉入黑帮的……
关：那不对，不能怪袁振。
李：那是卫恒早有的企图，怎么能怪袁振呢？
关：对，不能怪袁振。
李：刘志兰最近还批了两千块钱，要我们去天津揪李雪峰，我认为这是和中央对抗。
关：那她不对。
（来源：《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纪要》，原平革命委员会东风兵团翻印，1967年8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一）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康生。出席人：关锋、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红总司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列席人：首都赴晋代表朱永根等五人。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康生、关锋等同志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红总司同志欢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康生：
请坐下。同志们好！同志们来了很久了，但不能及时接见你们。我们和山西核心小组的同志研究山西的问题。今天同志们来了，希望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大家怀着共同的心情，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革命组织如何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现革命的大团结，大联合。
为了解决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志们到中央来开会。我们知道你们有各派的意见，不管那一派，你们都可以说明。你们是来中央开会，不是来中央谈判。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关锋同志插话：外省有的同志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两派来中央谈判）。内蒙同志来解决问题时，有人说是来谈判。不是两个国家两个党，不能这样说。同志们是来中央汇报工作，不是来谈判。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你们各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不只是听一方面的意见。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是不全面的。红总站的意见，红联站的意见（关锋同志插话：还有专政委员会的意见）。对，专政委员会的意见，核心小组的，革命委员会的，军区的意见都能听，这样才全面，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但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互相吵架。武斗是不会发生的吧？但骂起来就不能解决问题，吵了半天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要抓住原则问题来讲，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什么文字材料，可以给我们。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精神来讲，讲不完的还可以写成材料送来。
总之，是要抓住关键的问题，大方向的问题来发表意见，共同解决问题，这一派讲了，那一派讲，这一派再讲，采取共同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议就是这样开法。
我们接到王庆英同志的一个材料，她要见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有其他事情，今天不能来。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王庆英同志先讲一讲，我们把她的意见转告江青同志。
王庆英：我首先有个要求，要求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和专政委员会付主任兰敏在场！
康老：都在这里！
下面是王庆英同志愤怒地控诉专政委员会和张日清对她的残酷的政治迫害。当她谈到张日清先打电话支持他们，但又背后指使专政委员会逮捕她时。
关锋：共关了多长时间？
王庆英：共关了三个多月，差一个星期就四个月，从三月九日晚到六月三十日晚。
当王庆英同志谈到专政委员会共审问她二十多次，逼她供出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和杨成效是什么关系，刘浩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并给她戴上手拷和背铐时。
康老：（十分激动地）这个应向山西同志们说明白，专政委员会用手铐背铐来对待革命同志，这是法西斯的东西！这种野蛮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果现在山西专政委员会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应立即打电话回去，告诉立即停止（红总站同志异常激动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种情况不仅是山西，全国其它地方也有。
关锋：（气愤地）这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嘛！
康老：（站起来说）不管是什么人，就是我们过去对待反革命也没有采用过这种办法嘛！那种残酷手段以前罗瑞卿他们用过。今天你们为什么要用？那是没落阶级的东西，我们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出现这种手段绝不能容忍！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采取这种刑法。
当王庆英谈到专政委员会在狱中拿出大铁链威胁审讯她时，
关锋：谁审问你的？知道吗？
王庆英：知道，省军区保卫处的刘处长。
当王庆英同志控诉到后来对她的态度忽然改变并放她出，又假惺惺地说什么：“早该放你出去，你家庭出身好，但就是觉悟太慢，我们不知道给你戴手铐背铐，放你出去，第一不给装档案，第二对你一生没有影响”时，
康老：谁去和你说的呀？！
王庆英：是山西军区法院院长李焕恩。李还说放你出去后什么也不要说，有人问就说被军管了几天。
关锋：把人还军管？这是什么军管？！
康老：还有把人军管的？！李是什么人，把名字记下。
（下面王庆英继续用铁的事实控诉专政委员会对她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她对他们的斗争以及对毛主席对党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时，在场好多人落泪。）
康老：这样子，我们听了这个同志讲话后，且不说专政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也不说王庆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们要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有没有这种刑法？！
兰敏：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康老：（生气）什么？！你是专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清楚呢？！我只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有没有反手铐？
兰敏：我对此事还不大清楚，还得查一查。
康老：你回答问题嘛！我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
兰：我们专政委员会还不清楚，我们回去查一查。
康：你敢保证没有吗？！
兰：我不敢保证下边没有。
康：你不敢保证，那你是赞成了？！
兰：我不赞成！
康：你反对过吗？！
兰：反对过，有一次下边抓了一个反革命，用了这种刑法，我就不同意！
康：你不要兜圈子嘛！你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
兰：我们从来都教育下边……
康：都是下边？你对这个问题不敢保证，又不知道，那么就是瞎干！
关锋：一讲就是下边的，下边的，这个问题就怪了！
郑维山：什么问题都是下边的，自己没有责任？！
康：你这个专政委员会付主任是睡觉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大官僚主义呢，还是骗我们呢？专政委员会是严肃的问题，关系到人的生命问题，你象话吗？我再回，王庆英同志是谁批准抓的？
兰：此案我知道是张日清批准的。
康：呵，张日清批准的，好了，现在叫张日清讲讲。
关锋：（对张日清）你的权力太大了！
兰：这个说起来就长了，当时拘留……
关：（质问地）拘留？关了四个月怎么还说是拘留呢？我们知道的不比你们少。
兰：是拘留，我们很多情况从夺权后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完。
康：说拘留就能减轻你们的错误了？如果开始是拘留，关了四个月更增加你的错误了！拘留为什么要四个月？你想拿这个来辩护你的错误，这不是骗人？！张日清讲讲。
（张日清没有吭气。）
兰：此案与杨成效的案子有关系……
关：杨成效也成了案子了！是案子为什么不报告中央？
兰：决死队的车成林他父亲是汉奸，他本人有反党言行，攻击刘格平下山摘桃子，攻击毛主席，他要血洗晋中，搞枪支……
康：搞了多少？
兰：他们准备行动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关：格平同志，核心小组讨论过没有？
刘格平：没有，核心小组没有处理过。
康：这是谁批准的？
兰：过去凡是属政法方面的都请示张日清。
当兰敏说车成林和王庆英还偷听中央给刘格平同志的电话时，
关：处理时为什么不和刘格平同志商量！你问刘格平同志没有？
兰：讲过。
刘格平：没说过，我不知道偷听我的电话。
兰：关于偷听电话的问题，我们是处理过的。
关：刘贯一你听着啊！
康：关于王庆英问题谁报告的？
兰：晋中有个报告。
关：对了，你们就是相信晋中公安局的报告。
兰：我们还调查过。
康：谁调查的？都核实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吗？
兰：核实了，我以为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康：怎么能说以为呢？你想怎样就怎样？车成林承认了吗？
兰：承认了。
康：有口供吗？
兰：有。
康：你把核实的材料拿给我们。
关：晋中军分区坚决支持左派我看不见得，对晋中核心小组为什么不支持不保护呢？任，王，张受到攻击，陈永贵受到围攻！
康：你讲一讲和杨承效有关系的情况吧！
兰：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有人反映杨承效出身有问题，我们了解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关：你们就整他啦？
兰：杨承效的父亲原来在东北担任过警察所所长，警法司长，警卫队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时群众检举……
王庆英：不是，你们在三月九号抓我时就说杨承效是反革命分子，这次放我时，我问他们杨承效是反革命为什么不抓他，他们说，我们不抓他，革命组织已经抓了，我们没把他搞臭，社会上已把他搞臭了。
关：杨承效是你们山西上报中央的，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央批准的，你们对杨承效进行侦察，报中央了没有？
刘格平：对核心小组不报告嘛！
兵团一同志：首长，我说几句。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兰敏亲自批准抓杨承效的。
康老：先别说杨承效的问题，要先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上，还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下？
兰：组织条例上规定得很清楚，是在下面。
康：别说组织条例，条例当然罗！我问的是实际。抓杨承效为什么不通过革委会？
兰：按照一般贯例，都是和有关人员商量。我和谁有关系就和谁请示。
康：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个人决定嘛，你是专委副主任，连这个常识都不懂吗？
你告诉我们，专政委员会所用的旧职人员有多少？总共有多少人？委员会有多少人？
兰：公、检、法共有六百多人，专政委员会有二十九个委员。……军队四个，公检法三个。还有北京赴晋大队各专政口的八个，还有开除的……共有七个常委。
康：为什么都不清楚，糊里糊涂的，七个常委中那么就是四个军队三个老公检法的。
兰：对。
康：那么革命小将一个也没有了。三个老公检法的名字叫什么？
兰：赵耀仁，检室副主任。崔人凤，公安处副处长，秦连生检察院副处长……。
康：这都是卫恒时代的人吗！
兰：站出来的，是群众批准三结合的。
康：什么三结合，二结合么，就没有革命小将吗？
兰：原来第一次常委会决定，常委必须是党员。
康：噢，以党员为标准！那不是党员的革命小将就没有资格参加了。你就不管他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也不管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只要党员就行。你是党员吗？（兰敏不语）你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红总站一同志：以前委员有党员的，兰敏也开除了！
兰：名额我不知道是核心小组确定的还是谁确定的。我再谈杨承效的问题，他父亲……
康：你还是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吧。查三代嘛，每个人都可以查。
兰敏还是极力歪曲杨承效的家庭历史情况，当他谈到杨承效作群众领袖，他想不通时。
康：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的权力有多大？
兰：我只是考虑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了，考虑捍卫红色政权问题。
康：你说的是另外的政府，另外的政权了。
关：山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特别是四月份会议以后，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感到里面有问题。
康：你们捕人都有证据吗？都有证据吗？
兰：都请示过张日清。
康：张日清签过字吗？
兰：都签过字。
张：没有。
兰：起码也是张日清口头同意的。
康：拿出证据来，口说无赁嘛！口说怎么行呢？
郑：你们这样搞下去是很危险的。
康：你们抓了多少人？
兰：开始时很乱，二月份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好了一些，共抓了三十六个人。
关：光太原市的？
兰：这是指由省专政委员会直接处理的，当时乱得很。
康：全省抓了多少？
兰：共一千一百多，包括夺权时抓的在内，中央精神下达后，陆续放了一些。
康：放出来的平反了没有？
兰：平反了。
康：怎么平反的，有手续吗？
兰：一般抓错的，放时给本人说清楚了。
关：就这样平反的？
康：平反为什么只给本人讲？单凭空话还能行？
关：刚才讲话那个女同志（指王庆英）你给她平反了吗？
兰：这个女同志没有给她定罪。
袁振：你们给她定的罪！
康：（对兰敏）你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兰：三八年。
康：什么时候入党的？
兰：三九年。
康：在什么地方入党的？
兰：在延安抗大。
康：在抗大你参加什么生产工作？
兰：在煤矿。
康：井下的？
兰：井上。
康：看你就在井上。毕业后到哪？
兰：到晋绥。
康：在晋绥那个部队？
兰：在晋绥军区政治部。
康：干什么的？
兰：干保卫工作。
康：你是个老法律工作嘛，那更应该懂得法律了。
关：我们有个建议，红总站的也好，红联站的也好，都不要把口对准群众。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怪群众，主要在上面。
红联站党校东方红段立生发言。当他谈到要加强专政委员会；而不能削弱专政委员会时，
康：同志，你说的是要加强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
段：（一时回答不上来，接着辩解）我说的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当段立生谈到“四·一四事件”以后，红总站和兵团炮打“革命的领导干部”时，
关：你讲的革命领导干部是指谁？
段：刘格平、张日清同志，曹中南、陈永贵同志。
关：还有谁？
段立生没有直接回答，继续讲下去。当他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要炮轰，打倒“革命的领导干部”，要“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时，
关：你说说他们炮轰谁，打倒谁，要谁靠边站？
段：他们要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说张日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曹中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永贵是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当段立生极端恶毒地攻击刘格平同志没个完时，
康：内容要注意压缩一下，下边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很多同志要说话。
康：雷维林同志讲吧！
当雷维林讲到专委会整理袁振等革命领导干部的黑材料时，
康：嘿，好家伙！专委会完全置于革命会之上，还整了核心小组成员的黑材料，实在无法无天！
雷维林同志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在张日清和兰敏的支持下，专政委员会所干的罪恶活动，对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当他谈到最近他们绑架杨成效等同志，害怕群众，就又把已经作废的专政委员会军管的布告贴出来时。
康：专政委员会是不是军管？
兰：是军管，一直没有宣布撤销。
康：怎么专政委员会也军管？革命委员会已成立了嘛！军管谁？还不是接管革委会的权？事实上，军管就是腐蚀革命委员会的权力。
下面是红总站杜增录同志发言，当他谈到张日清与卫恒关系密切，去年12月把卫恒武装保卫起来，改选军区党委时，张日清还动员别人保证要选卫恒当第一书记时。
康：什么时候选的？
杜答：66年12月。
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承踞发言。当他谈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家都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时，
关：你们那儿都复课闹革命了吗？
王：是的，大部分都复课了？
康：大学也复课了？
王：中小学都复课了，大家都回到学校了。从夺权后到三月底，山西的形势大好，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
康：（生气地）刘贯一3月26日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王：我认为是前进中的问题，基本形势是好的。
康：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报告还是好的形势？！
关：反刘格平同志的电报，是你签发的吗？
王：我没签发，我签了字。
康：就是这个。你没有权利签发。
王：我没签发，是签字，可问一下。
康：恐怕3·16社论不能说是大好形势吧？3·26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反毛泽东思想！
关：山西不补这一课是不行的！
康：四月份，中央会议精神传达了没有？
众：没有。
康：那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刘贯一的报告，那是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报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林总讲过，看一个干部主要看三个方面：对群众，对领导，对自己。那个报告。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反对毛泽东思想。刘贯一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什么斗批改呀，什么七一献礼呀！那有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析，你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叫大好形势！你们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受蒙蔽，受欺骗了！
关：不要听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那一套了。同志们，我们公开讲，这是中央爱护你们。那个电报是陈守中签发的。陈守中控制了市委大权嘛！
康：你不是革命小将了，你是个干部了，怎么能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叫做你们的大好形势呢？我们认为红联站是革命组织，不要受刘贯一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把你们和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分开的。
王：康老的指示我非常同意。
康：我看不一定你同意我的。这样的话不要讲了。那么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怎么能放在党校当校长？怎么能教好你们呢？这个核心小组是有责任的。
王：对刘贯一的报告，我们批判过，也很上纲，说是方向性错误，有纪录。
康：不对！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有方向性错误的东西，你们不报告中央？
王：那只是个报告。
康：一个报告就代表了他的思想，一个报告要批判嘛！
关：要炮轰么！
王：讲的不对，请首长批判。
康：讲，尽管可以讲，不同观点都可以讲。但要讲老实话。不要说假话，不要又真又假，你是干部，和小将不同嘛！
当王承琚讲到山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落后全国两个月时，
关：我们看出来了。你们夺权有先天的弱点。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当王谈到4·14后出现“反革命复辟逆流”，把矛头对准“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时，
康：你指的革命干部，是些谁呀？
王：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张日清、曹中南。
关：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他们亲自发的电报，张日清签的字，说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是革命领导干部。
当王谈到4·14是在核心小组到北京开会时出现，使他们不得不怀疑时，
康：同志，你说的是核心小组同志到中央开会以后出现的？
王承琚说是会议期间出现的。当他谈到五月二十日核心小组的“四点决议”时，
康：四点决议是什么？
王：要害问题是说刘志兰罢官。
康：把四条念一下吧。
红联站同志念。
袁振：这是核心小组集体通过的，通过没有，核心小组的同志可以说。
曹中南：通过了。
刘格平：集体通过的没说罢官。
袁振：张日清说嘛！通过没有！
康：刚才念的四条罢官呀？我现在请王承琚同志澄清一下，你认为念的四条是对的还是错的？
王：我觉得停职是错的。
红联站×××：如果核心小组有这决定，我们就服从，问题是有人说没有此事。
康：有没有不是实质。
红联站×××：还有三人来电，四人声明。
康：那两个传单我看过了！
红联站×××：对，我们就是看了声明传单中，要我们群众帮助查清，才揪后台的。
康：同志，这事我们查过了，四月会议上已经谈清楚了。
王：最近，七月六号后出现封市委办公室，抢了市专政委员会的五辆汽车七辆摩托。
康：什么时候砸的？
王：十日晚上，是32111等组织，这些组织和袁振关系密切，我们怀疑袁振与这件事有关。我们希望袁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另外前几天核心小组开会，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众的吴春久可以参加，红联站就不能参加？
康：这是我们决定的，因为他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被抓的。
王：有人说他是党员就能参加。
康：不是因为党员，而是因为他是常委，被抓的。
王：要说被抓的，红联站被抓的也不少。
康：听清楚！有两个理由：是常委，被抓的！
王：吴春久是怎么当常委的，说起来就话长了，他是怎么被抓的，希望中央首长了解一下。
康：那是另外一回事罗，我再问一件事请你回答。六月二十八日你和陈守中打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一个电报，说刘格平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吗？
王：是的，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红总站朱生和同志揭发控诉了刘志兰的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和文化革命以来对他的残酷迫害。
康：刘志兰是省斗批改小组的副组长，是吗？
刘志兰：我记不清楚了。
康：怎么说记不清楚呢！
刘志兰：我连一次他们的会都没有参加。
红总站一同志：四月十号我还参加过你召开的斗批改会议，记不清楚了！
当朱生和同志讲完后。
康：现在已经三点一刻了，明天继续开会，今晚红总站，红联站同志都很遵守纪律，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我们情况，有利于中央解决问题，希望坚持下去。这是一。
第二是，会议期间要遵守六月二十四日发布的六条和六月二十六日发布的十条。会议期间，在家里不许搞小动作，不要上街游行，不要打砸抢，不要捕人，不要破坏交通等。太原有很多重要工厂，要按照毛主席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动员农民进城，不能夺枪，军队不要开枪，部队要坚守岗位，各组织要互相遵守。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有不要动员很多同志来北京，现在已经很多了。人太多了，开成大会就无法详细讨论问题。有意见可写成材料，你们是代表嘛！不论农村，工厂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离开岗位，学校要复课闹革命。
第三：会议期间，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比如开什么会，什么人说什么话等，因为会还没有开完，打电话容易片面，容易传错，引起误解。最后有材料可以给联络员带来。
（散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二）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九时至次日凌晨三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主持人：康生。
出席人：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同志并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有关方面的同志、红总司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
列席人：首都赴晋大队朱永根等五人。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康老：北京列席的同志要求讲话。你们有讲话的机会，还是先让山西的同志讲，你们不是今天讲。下来关锋同志会介绍一下山西问题的解决情况。山西的问题中央解决过两次，红总站的同志不知道，红联站的同志也不知道，北京的同志更不知道。两次中央会议的情况都还没有传达下去。
现在红联站的同志先发言。
（红联站代表段立生站起来说：“现在轮到我们发言，我们不发言，让给北京邢小光同志发言”时）
关锋：不是你让他发言，而是我们安排发言的。
康：邢小光的材料我们接到不少，他以后有机会发言。
关：不要说你们让他发言，是我们安排发言的。这个会不是今天就结束了，还要继续开，大家都有机会发言。
（下面红联站太工红旗杨保明发言。当他提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的汇报时）
关：那个汇报？中央文革没有收到这个汇报呀？
红联站一同志：二月十八日那个汇报。
关：谁汇报的？
红联站一同志：刘贯一同志代表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的汇报。
关：刘贯一没有代表核心小组汇报，要说清楚！
康：噢，你是讲的刘贯一的汇报？那是在大军区会议上刘贯一介绍山西文化大革命夺权的经验，是他的个人的汇报。这是胡说八道，我连听也没有听完就走了（关：实在听不下去了！）。是呀，我和关锋同志听不下去就走了。
会议上，刘格平同志讲话很少。张日清的讲话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了。刘贯一的汇报还印成了小册子。不仅是我们，各大军区的同志也很不理解，对刘贯一的讲话很不满意，如吴法宪同志。那次不是中央文革的会议，是大军区扩大会议，是军委召开的。刘贯一不是汇报工作，是介绍经验。
（当杨保明同志提到山西日报3·16社论时）
关：这个社论是谁签发的；刘贯一同志？
刘贯一：是张日清同志签发的。我看后，交给他，他说他不看了，他负责。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在迎泽宾馆说过批判3·16社论是逆流时）
刘格平：我们这里有人在场嘛，他们可以证实。
郝庭云：我在场，等一会我说。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的所谓“七点指示”，要刘格平同志马上答复，红联站很多人附和时）
康：在中央会议上，我们不能采取你们那样的方式，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回答的。你们讲你们的，他会说么！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红总站搞什么“特务活动”，红总站一同志说“造谣”，红联站起哄时）
关：不要吵嘛！昨天晚上康老不是说过你们纪律不错嘛！
康：你们是要向前进步，还是向后退步呢？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参加夺权的有党校反修兵团时）
关：党校什么组织？（杨答：反修兵团）
（当杨保明同志已谈了一个钟头，红联站的同志还要不断插话补充时）
康：你们让他讲完好不好？他已讲了一点钟了，不要插话，要压缩一下，时间不好分配。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说党校东方红的后台是葛莱时）
关：党校东方红的同志在场吗？
段立生：在。
关：党校东方红的同志，你们结合了葛莱是不是？你们结合葛莱不够慎重。
康：他有个“一分为三”嘛，“一分为三”是什么问题？
段：我们知道，已经注意这个问题。
关：你们注意就好罗，但是你们不够慎重。一九六四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时，他提出了“一分为三”，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主席的“一分为二”，这是个大问题呀！
段：这篇文章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调查。
康：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问题了！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党校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关：这和杨献珍是一样的。在批判杨献珍时，他否认事物斗争的同一性。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派和杨献珍的斗争是长期的。当时，刘少奇、彭真包庇杨献珍，支持杨献珍。六四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是一场很大的斗争。党校东方红的同志结合葛莱不够慎重，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注意杨献珍在山西党校安插的人。注意他通过党校系统安插的那一套，特别是在山西、西北等地。杨献珍是大叛徒，有他的一帮，一贯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从政治上、世界观上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现在跟你们打个招呼，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康：关锋同志说了，我就不多说了。关于党校问题，刘少奇、彭真、安子文、杨献珍、侯维煜、王从吾、林枫、刘仁等人操纵的高级党校是个什么组织？那是个长期的、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个反动堡垒，在各省的党校都有他们的直接的帮凶，直接的爪牙。包括五八年刘志兰搞的那个北京市委党校在内。这是从四八年以来，刘少奇一手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他的这个堡垒在全国都有影响，在外地的中级党校都有他的爪牙，北京、西北、太原、新疆的党校，又是这个党校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中坚。山西党校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堡垒，从四八年开始，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把问题揭出来。如果有时间，党校的同志最好请党校现在的同志介绍一下，看看党校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高级党校到各省的党校，都是刘少奇把持的，十八年来反毛主席。一句话，那是长期的、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有很多是叛徒领导的。党校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各省的党校问题，通过安子文，郭××向各省党校输送他们的帮凶，我们跟他们斗争十几年了，我们反下一个，又上来一个，反下一个，又上来一个，搞不动，因为上边有刘少奇，他们是通过彭真，安子文几条线一起搞的，你们要注意。
山西批判刘邓不要空洞，要具体地搞。你们在这方面还要做很多工作。你们党校结合了葛莱，说明你们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但是不要紧，今后继续斗争嘛！党校的斗争不是文化革命才开始，已经斗争了十几年了。
段：我一定把首长的指示带回去……
（保明继续发言，当他滔滔不绝地念一个材料时。）
康：你不要念材料了，把那个材料给我们好不好？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已经讲了快两个钟头了，简单一点好不好？
杨：再讲三分钟。红总站大肆吹捧刘格平，说山西要树立刘格平同志的绝对权威……
康：你说得简单点好不好？你说的两边都有。你们在北京就贴出大标语，向"张日清同志学习，向张日清同志致敬"，还贴出"山西告急"的大字报。我看不一定在北京搞。如果要算这些账就没完了。
（杨保明发言完了，红总站郝庭云同志发言。他首先举几个例子说明红联站造谣。接着，用大量事实说明张日清到底是那个司令部的人。当他谈到今年一月十七日，关锋同志接见山西革命派，对山西省委表态，作了很多重要指示时）
关：对，我和王力在场。
（当郝庭云同志的发言被红联站同志的插话打断时）
康：你们让他讲完好不好？你们讲话他们没有插话嘛！
（当郝庭云同志谈到因刘卿瑞同志揭发张日清在去年十二月安了与卫恒的秘密直通电话，被张日清排挤到高平县时）
康：刘卿瑞是什么人？
郝：是山西军区副参谋长。
康：来了没有？
郝：山西军区不让来。
（当郝庭云同志谈到军管问题，红联站起哄时）
康：这么着急干什么？
红联站：他造谣么！
康：谁造谣，谁就是，你们替他着急干什么？
郝：电管局撤销了军管，我是电管局的，我清楚。
康：是否撤销军管了？
军区一同志：生产部门没撤销，撤销机关时，因为两派对立很厉害。
康：机关撤销干什么？××军团一同志，递来一个条子说关于发给中央的电报问题的事，他想发言。这个同志叫任远明，来了吗？
任远明：来啦！
康：我先说说。我看了那个电报非常吃惊，因任远明知道情况，所以把他叫来参加会议。那个六月二十八号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打给中央的电报，恶毒地攻击刘格平同志，也就是向中央控告刘格平同志，内容是根据×××同志的一个讲话，电报是由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三人同意向中央发的，从电报内容看，他们是采取一种特务的手法，去观察刘格平同志。我们看了这样的电报非常惊异！怎么核心小组办公室会发出这样的电报？因此我们把任远明同志叫来，他参加过几次军区、核心组的中心会议，现在请他讲话。
任远明：我是团省委“大无畏”的，观点倾向红联站。
（接着任远明同志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刘贯一是埋在核心小组的定时炸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谈到刘志兰、刘贯一要他到处讲刘格平、袁振同志的坏话时）
康：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有人采取卑鄙龌龊的特务手段来搞，而且毫不知羞耻地用堂堂皇皇的电报形式发到中央。山西文化革命中就是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个电报是很反动的，实在恶毒！不但反刘格平，而且是反中央的，说“刘格平有什么贡献呢？只不过是跑了两次中央罢了！”好象是中央暗示他夺权，把矛头对准中央。”上抗中央，下压群众，说“红总站不是刘格平给打气，早就垮了！打气也不行，打一次，小一次。”这是什么话！说刘格平是反夺权，比卫恒还厉害。还诬蔑说刘格平曾给康生写了个报告。写了个报告又怎么样？谁有问题也可向中央汇报么！写个报告给康生是反革命不是？写个报告的权利也没有？这么肮脏的东西，还以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签发。这样大的问题核心小组讨论过吗？
张益山：（愤怒地呼口号）打倒刘贯一！打倒刘贯一！（红总司跟着呼口号）
康：好象刘格平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关心，只不过是中央暗示罢了，这个电报陈守中没有看，刘志兰替他划了圈！那说明他们是一起的罗！
任：我一定要把刘贯一的问题揭出来，一定要拥护刘格平同志，我要悔过自新。
康：你也好好检讨一下，阶级斗争很复杂，不要受蒙蔽了。
红联站××：他不是红联站的。
康：红联站的同志，你们不要背包袱。红总站同志也不要拿这个攻击红联站，这样做是不对的。红总站是支持他（指任远明）的革命行动，这个与红联站无关。红联站中有的同志受蒙蔽，但红联站还是革命组织，我相信你们，中国出了刘少奇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还是好的么。
（下面是杨成效发言。当他谈到张日清打击和迫害革命派同志，王庆英同志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时）
康：这点我们看出来了，开会前在我们那儿，很痛苦，神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一点专政委员会，特别是兰敏同志应好好检查，为什么把青年人糟塌成这个样子，你们专政委员会到底干了那些坏事！这个我们感觉到，感到很不安。
（当杨成效同志谈到兰敏肆意歪曲他的历史，说他出身大官僚家庭时）
康：这一点，我想问一问兰敏，你说的对杨成效同志的材料，你调查的十分清楚，而且有证据，说他出身于什么反动官僚家庭，但你晓得不晓得杨成效是个极端贫苦的雇农的孩子，后来卖给人家的？你调查了吗？
兰：不，他是监狱里一个女犯人生的。
康：你是专政委员会么，你对他的悲惨遭遇，你不调查，你反而把他说成是反动官僚家庭出身的，这是不公平的！他不是现在父亲的儿子，而是贫苦人的儿子，不管这个人好不好，你不公平么！你调查不能片面，应该两面都调查么。你说你调查的很清楚，你为什么不报告中央？你是个法官么！你做保卫工作，能这样做吗？这个专政机关在你手里，大家对你当然不放心了。随你个人的意志来判案子，那能这样子呢！我还想问你一下，省专政委员会常委七人我还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昨天你说有四个军队的，一个是你，一个是张日清，另两个是什么人？
兰：有一个是××军保卫处处长。
康：还有一个呢？
兰：常委七个，部队三个，地方四个，昨天说错了。
康：那一个是什么人？
兰：市委红旗战斗队的，是农村办公室政治部主任。
康：旧市委的。
兰：是。
康：你向我们反映情况，只反映一面，没有说杨成效同志有很悲惨的遭遇，反而说是反动官僚家庭，住过二年我们的监狱，你的材料可靠吗？
兰：是住过，少年所的班子。
康：你的党性保证的材料可靠不可靠呢？
兰：我是否把材料拿来给首长看一看。
陈永贵：（生气地）叫你说么，为什么拿材料！
康、关：陈永贵同志也说话了。
兰：我可以汇报。
陈：（激动）你有材料全可汇报，晋中问题的报告你全拿出来！你全拿出来！
康：你把材料调来看看你的党性怎么样？你怎么搞呀，谁敢相信你这个专政委员会呢！
关：你不是拿党性保证了么！那好了，你要保证！第一，材料你要全部保存，不许销毁。第二，山西的犯人是活档案，少了一个你要完全负责！自杀也好，被杀也好，死一个，就是你有意灭口！
康：还有被抓的要保证安全！
关：对！不管有人上吊跳河，这些都是活材料，活档案，你都要全部负责，一个不能少！
兰：他们都在监狱。
关：不管在那里，你都得负责！不管人在那里，少了一个你全部负责！
康：我不是为杨成效辩护，你是专政委员会的，是司法机关就不只能听一面，谁敢相信你！
红联站：现在专政委员会被封了，不能工作了。
康：那是另一回事。以后不许专委的人上班工作了！过去要你们取消不取消，四月份中央就对张日清讲了，你们不取消么！现在再重复一次：专政委员会不能要！有人要学山西，我们说山西专政委员会是错误的，你们为什么要学呢？
关：夺了权的各省、市都没有专政委员会。
康：对呀！北京、上海、山东、黑龙江、贵州、都是革命委员会，都没有专政委员会么，专政委员会要解散。
关：要告诉你们，这不是康老的即席发言，这是经过中央讨论的，专政委员会不能要。
康：四月会议关锋同志就讲了，根据中央决定，取消这个专政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是错误的，但是你们就是不传达，回去还是照样做。
当杨成效同志讲到兰敏说他要冲军区，还到×××部队煽动时，
康问兰敏：去过没有？
兰：车成林说的。
杨成效：车成林是什么人！你是专政委员会的，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你还说我们冲××××部队，谁见过？！
众：没有！
当杨成效同志谈到兰敏陷害革命小将，骂刘灏是狗崽子时。
兰：王庆英说的你就信？
杨：革命小将说的，当然信！
这时红总站齐说：“相信”，红联站紧跟兰敏起哄。
康：你要指挥他们吗？这里不是专政委员会！他们让你指挥吗？
关：兰敏同志呀！你应硬着头皮听下去么！听人家说完么！你懂得多少无产阶级专政？不懂么！冲一冲军区有什么了不起？好人冲了，解释清楚，坏人冲了好暴露么！你不懂无产阶级专政，你不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一听，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在这里还想指挥他们呢！我看还是虚心一点好！
兰：不是指挥。
康：刚才就是指挥么！
陈永贵：这里不是太原！
关：你是想指挥人家的！我们的话，你听不进去，他们的话你也不想听，陈永贵同志的话也听不进，那天，陈永贵同志提了意见，你马上就来汇报，还是虚心一点！
（下面红联站观点的段建忠同志发言。当他谈到兵团出了个传单叫《康生论袁振》，问康老有无此事时，）
康：什么？我论袁振？（笑）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段：康老，我念一下好吗？不长。
（接着段念传单：略。）
康：这是怎么回事，当时王力，关锋同志也去，这样的意见差不很多。
关：差不很多。
（红总站的同志热烈鼓掌。）
康：这个问题我讲几句。前几天在核心小组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在刘贯一、刘志兰所掌握的斗批改动态报上，说袁振是叛徒。我们认为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的问题，不能说是叛徒。
关：当卫、王、王把袁振同志打成“野心家”、“伸手派”后不久，我们就去调查了解这个情况，去年八月，我就从华北局把袁振同志的档案调来看了，当时，我还不认识袁振同志。“八年总结”，“反对折中主义十二条”，我都看过了。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的问题，我们在去年就表了态，不能说是叛徒。当然他没顶住，是个缺点，是个错误。
康：华北局会议上有压力，袁振同志没有顶住，这是错误的。在华北局会议上他给省委提的六条意见是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的同志站出来反对卫恒是好的。这次会议上打击袁振同志是不对的。袁振同志是受害者，不能说是叛徒，没有顶住是个错误。刘贯一、刘志兰领导斗批改小组，它的动态报上说袁振同志是叛徒。文字的东西这样说很不好。“叛徒”这两个字要注意，不要轻易用，这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等等，这是枪毙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一点刘贯一完全懂得，上次会议上也完全说了。
（当段建忠同志歪曲事实，说袁振同志拿中央首长讲话“压群众”时，）
康：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是讲"叛徒"这两字，革命小将不要随便用，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生命问题。彭真的问题，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开始，我们认为他可能是叛徒，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是从履历表上怀疑。后来我们调查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前，他自己供认了，说他被捕后，不仅自己叛变了，而且还带着特务去抓革命同志，还向敌人下跪，这是革命的叛徒。这样，证据确实了，我们才给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投敌的大叛徒。这样讲了你们就清楚了，这不是“保守”，“打砸抢”等等，不是这样的问题。轻易在斗批改动态刊物上用这两个字就不好了。天津“八、一八”，北航××组织了抓叛徒的组织，得到我们的同意。我们也告诉他们，要调查材料，没有确实证据时，就不要在大街上公布。这样一公布，就有利于真正的叛徒。不要以为一调查到材料就有了政治资本，就公布材料想压倒对方。但真正的叛徒就会叫老婆孩子到街上看，他们就会想办法对付我们。
关：这样做政治影响也不好，材料一出来，就泄密了。
康：你们也可以作这样的调查工作，你们调查到材料就交给我们，我们去研究，证据确实了才公布。我们跟天津“八·一八”和北航的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个指示，你们看过了没有？
关：是“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康：关于叛徒的问题，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有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要麻痹大意，丧失警惕；另一方面也不要捕风捉影，草木皆兵。这就好象是刀尖上跳舞一样，稍一忽疏就会伤人的。革命小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也到山西去调查太原陆军监狱的问题。这个问题牵连很广，案子很大。
关：死档案不能少，活档案也不能少！
康：叛徒问题涉及到好几个监狱。实际上是刘少奇指示叛徒写反共启事出狱，安子文，薄一波就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出狱的。薄一波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让太原陆军监狱的叛徒出狱，这里关系到乔明甫、龚子荣、王若飞等人。这件事希望你们革命组织也关心关心。这方面的材料收集得还不完备，这个案子还不宣布，从敌伪档案查也比较难查，所有阎锡山的活档案，兰敏要好好保护！
兰：专政委员会已经给封了。
关：监狱可以保护起来嘛。告诉你们，山西的档案已经被烧了一大批。现有这些活反革命，活档案非常宝贵。
康：我们自己警惕性不高，我们知道彭真、安子文是有计划地抓这个东西，烧了有关他们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了亏的。四九年，安子文一进城就搞这个东西。这个我们警惕性不高，他们注意了，安子文派人到全国各地，到太原、南京、上海、苏州、天津、北京、西安等地去调来档案销毁。太原陆军监狱的档案我们弄不到，就是安子文四九年派人到太原销毁了的。
（当段建中谈到三人电话，四人声明时）
关锋：当时我们知道后，就认为打回电话应以四个人名义发表，应该与袁振同志商量。
康：四人声明和三人电话我们都接到了。
段：袁振谈炮轰刘志兰是中央、是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的。他让鲁克南这么说。
康：接到一个条子，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上次在正式会议说过，这是没有的事，我简单地说说这个事：
去年二月，有二个团要驻人大和北大，并看了房子，这件事中央军委也知道，以后没有去住。因是学校，又有许多女同学，不太方便，生活不一样，当时可能是去军训的。倒是经过彭真批准的，后来到了五、六月，彭真的问题被揭露，因为彭真曾要作北京军区政委，当然他是要篡党，篡政，篡军了。北大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贴过大字报，师大抄了这张大字报。当时是刘邓的白色恐怖，孙有余工作组看了这张大字报，就利用这张大字报整造反派，在大会上说谭厚兰是挑动学生反对解放军。并制造流血事情，煽动一部分群众围攻，打了谭厚兰，实际上是孙有余挑动群众斗群众，听到这个事情，我到师大支持谭厚兰，反对孙有余工作组，因为他们是少数嘛。我说：“人家是反彭真嘛！为什么不可怀疑一下呢？这件事有的不是造谣，郭影秋你知道么！”这样一说，谭厚兰一派就贴大字报，说郭影秋是什么人，后来，人大揪郭影秋、邓小平、陶铸到人大，陶铸讲没有这个事情，实际上二月兵变是邓小平提出说“二月那有个兵变呀！”后来邓小平，陶铸揪出来后，群众引起了警惕，联系起北大陆平，北大有一部分学生在南口实行过军训，陆平又在那个地方打过游击，一连起来就传遍全国了，当然这个事情和张日清，山西军区无关，总之，没有这个东西，同志们不要再提，当然同学们警惕性很高，这是好的。
所以邓、陶一揪出来，同学们就怀疑。
（当段建忠谈到袁振报告中央煤产量不属实时，）
袁振：那是按××军的电报报的数字。
（当段建忠同志谈到袁振在鞍钢搞一长制时，）
康：同志，这个问题可压缩些，这问题中央比较清楚的，用不着再谈。
（当段建忠同志还是厚着脸皮谈到“鞍钢宪法不是袁振同志搞的”时，）
康：同志，你这个问题不要说了，鞍钢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是毛主席直接处理的，是经过很大的斗争，你们知道的材料，可压缩一些，你讲的观点已经清楚了。
（当段建忠同志不听康老的话，继续攻击袁振同志在鞍钢如何如何时，）
康：你节约点时间，还是重点讲讲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好，这里不是解决鞍钢问题！
（当段建忠同志发言完后，）
康：会议快开到三点了，通过今天会议，我有个建议，同志们发言事先计划一下，要讲主要的，时间有限，讲话要集中一下，首先讲当前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讲今后怎么办，要向前看提出具体意见，关于历史问题可少讲或给我们送材料，就恐怕同志们没准备，关键问题讲不出来，希同志注意，顶多用十分钟二十分钟，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
第二，要从大方向方面讲，从毛主席革命路线，从大问题上考虑发言，希望同志们，把自己的思想提高一些。
第三，我觉得昨天段立生同志有一句话，半句还是对的，记得他讲，山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群众问题好解决，关键是要解决核心小组的问题。当然，他说的核心小组问题是另一回事了，我只是欣赏他的关键问题在核心小组这个讲话，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大的方面讲，可以节约时间。现在散会。（大家起立鼓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中型会议纪要
〖时间：七月十四日晚八点，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人：康生、关锋、吴法宪、刘格平。〗
康：下午谁发言没有发完？
刘格平：张益三。
康：那好，继续讲。
张益三：山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激烈斗争，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格平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以刘贯一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司令部发出两种号令，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支持群众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邓及卫、王、王及钻在革命政权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刘贯一、刘志兰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打击左派瓦解左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说四·一四是大阴谋，揪后台说是张益三、杨成效、丁磊，我说四·一四好的很，打破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保刘志兰、刘贯一，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说是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负责人刘灏，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等左派队伍，尤其是32111和井岗山，但却把井岗山的郭宏，王庆英关进监狱，整理革命干部的黑材料，整理革命小将刘灏的黑材料，我在正式向中央文革康老，向中央军委、北京部队党委，向核心小组刘格平同志提出申诉，把专政委员会的材料查清，交到中央来。张日清独断专行，目无组织，四月份就让撤销专政委员会，你动也不动，刘志兰派学生到天津揪李雪峰。张日清要负责任，带了两千元，核心组介绍信，批评我说：支持东风支持错了，刘格平任政委的，刘格平不知道。
关锋：电报还不转给刘格平同志，他还不知道。
张益三：第三个讲刘贯一的问题，我去时张政委，刘贯一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麻痹大意当官做老爷，忘记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那次会上的检讨说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当时王谦、王大任在。
康：糟糕不糟糕，反革命还在那里，你是不是故意让他们高兴嘛。
张益三：三·二六报告解散革命组织，他的目的是削弱袁振的势力，兵团，决死纵队，在这个 问题上，张日清也在红代会上做了报告。
康：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做的。
宋捷：在红代会筹备处成立大会上讲的。
张益三：搞垮了左派力量，实际上帮助了右派组织，刘贯一和张日清思想很相似，张日清受到刘贯一，刘志兰影响很大。
康：在这里我插一句，刘少奇的黑修养和彭真都讲要做训服工具！老老实实听我的。毛主席几次反对这个没有阶级分析讲法。讲驯服工具，做马列主义的驯服工具，还是做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没有阶级观点。
关：驯服工具论是提倡奴隶主义。下级服从上级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奴隶主义。
张益三：三人不团结闹到社会上。
关：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在太原，我们在北京，我们批评过，总理，康老都批评过。
康：这个我们是批评过的。
张益三：段立生批评我为什么老支持红总站。
段立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
关：你现在作为一个党委来参加这个会，你让人家讲完话么。
康：哪个同志讲？
段立生：刚才讲的刘贯一那么多问题，有许多我确实不知道，我也来揭发一个问题，刘贯一当党校校长。
关锋：你们结合葛莱是他当校长之前还是之后？
段立生：他还没有正式去，他一个晚上去党校。
康老：是五月二十九日还是五月二十八日？
段立生：是五月份，他只吹吹拍拍和政治部人谈，他给同学们说他给彭真写了几个检举书，他给人讲张日清和刘格平都是新四军，还讲他认识关锋。
关锋：刘格平不是新四军的。刘贯一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今年二月份来汇报，才头一次见面。
段立生：他说刘格平不同意省委是反革命集团。
康：这次他是秘密去的，对刘格平进行了诽谤，进行了恶毒攻击，说刘格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一看二帮。
关锋：他讲的事，我们二月份已经和他谈过，已给他说清楚了，张日清同志也知道，葛莱写了一分为三，还写了几篇一论、二论、三论、四论，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康：成立革委会，他这个校长就当不上了。
关：一分为三，送给刘贯一看了吗？
康：你们调查葛被捕后，当没当过日本人的皇协军，他怎么跑回来的？我们了解他被捕八个月，当了四个月皇军，这是一个材料，还要再落实。（段立生：为什么同学想结合他，大概同学们想他受陶鲁笳迫害了，）把他的党校校长撤掉，让他当哲学研究所所长。这不叫迫害，这叫保护了。一分为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恰恰也是哲学上的问题，党校学生要注意了。据我了解，陈仲平还在你们那里，他是杨献珍的打手，反艾思奇的。
关锋：五七年的右派。
关锋：说起葛莱，我说两句，他这不是简单的说两句错话，做几件错事。当时杨献珍反对毛主席，搞合二而一，他当时就写了一分为三，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康：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受害者，撤了校长，当了所长，实际上是保了。高级党校，我看低级也不如，它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将来如何搞还没有研究，我看搞成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杨献珍办校的十六字方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加强党性。好啦，你讲吧，你还讲刘贯一好啦！
段立生：刘贯一当我们校长，那简直……，我们从今天起不承认他这个校长，应该让学毛著积极分子，象陈永贵这样的人当校长。
康老：（笑）好了，陈永贵当党校校长，你们党校学几年？
段：五年！
康老：你们学什么呢？我看五个月就行了，过去抗大也是几个月学习毛著，参考一些马，恩，列，斯的，政治从实际中学。
段：专委会……
康老：开始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后来张日清文章上有这个东西。
格平：定局了由核心小组来讨论。
关：问题是他的实质。
段：四月份会议不传达，核心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应好好检查，作事应实事求是，据我们了解，逮捕重机四人，袁振是知道的，并且是他提出来的，抓人不是专政委员会抓，丁磊带人来审问的，丁磊组织调查班子，调查杨承孝，刘灏，车成林的材料，单线联系，单线汇报。刘格平具体负责抓毛选，他没抓，别人抓了，他又说别人把手伸得很长，别人作错了，又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投机思想。张日清，曹中南来北京，让刘格平批山西日报，他不批，袁振也不批，我认为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是小事，但触及灵魂，我觉的张益三同志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正常的，就是吹吹拍拍，张益三对待群众组织，就是拉一派打一派，不是从思想上支持，而是从经济上拉拢，对办公厅的经费，应当检查。
关：刚才讲反夺权了吗？
速记：没有讲。
康老：关锋同志讲上几句。
关：今天开中型会，常委扩大会，现在我们听取大家意见，以后再研究。山西的问题，由山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来解决。现在我讲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山西的问题讲起来，可以讲几个月，今天我不想多讲。对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我就不讲了。现在我讲对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独立师某些负责同志，晋中军分区某些负责同志，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要很好解决，对革命组织，保守组织，要作细致的思想工作，问题不难解决，军队起着重大作用，我觉的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越走越远了，是刹车的时候了，我给张日清同志讲了，该刹车了，再不刹车就刹不住了。山西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成绩比他们大，犯错误比他们小，但错误要坚持下去，还要犯比他们更大的错误。
我先讲内蒙，对内蒙中央有个决定……到这儿来说，他们说是重庆谈判，一方面来北京谈，一方面在家里搞，他们明明知道是中央派去的记者，一个工作了七天，被扣了八天，一个工作了八天，被扣了七天，被军区扣了，说他们反映情况不正确，我们批评刘昌，刘昌拍了桌子。我们（王力，戚本禹）也拍了桌子，他们支持保守组织，排斥打击三司，把革命的领导干部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认为枪杆子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里，江青，伯达，康生给他们下楼，但他们有那么两，三个人，后来抓了彭海青同志，当司令员受到围攻，记者更不要说了，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毛主席的话，林付统帅的话，说了也不听，把我们的记者拉出去游行，后来发动战士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来了一千八百多人，企图压制中央，改变那八条决定，他们说群众是自发的，不听我们的，政委吴涛（被他们斗了）去，他们这一千八百人讲，刘昌不讲，战士把吴涛打了，有人还拿反动的五条来，让中央承认那五条，改变那八条，后来中央下了决心，一个撤职，一个反省，这样那一千八百多个战士才觉悟了。现在内蒙的形势很好。
山东王效禹同志在夺权时，省军区支持了王效禹同志，做出了成绩，直到现在这个成绩还是肯定的，后来和省革委会发生了磨擦，军区支持了一些保守派，过分地，片面地听了济南市人民武装部和济南公安局的话。济南人民武装部长就是旧市委的文革组长，要打倒王效禹，打倒革委会，写了大标语，冲了省革委会，这时军区转向了，说山东三、五夺权是右派夺权，说王效禹的老婆有问题。王效禹的老婆是有问题，丁磊也有问题，这个我们知道，但这性质不一样，比王效禹的老婆好得多。后来我们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和军区同志谈了话，和王效禹同志也谈了，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他们走了后，还在那里搞，一派要冲垮公安局，王效禹同志好得很，当然不是完全坏了，牌子一派拿走，一派又送来，省革委会下去，底下公开反对，你说王效禹同志是十全十美，不能那样讲，但大方向是对的。这时我们67军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一、支持王效禹。二、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三、支持革命派。四、……。过了两天，军区做了研究，也发表了四点支持，也受到了压力。中央及时批示了他三点电报，公开检讨好，还是不公开检讨好，早好还是迟好，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省军区这一公开检讨，立即得到了革命小将和革命派的热烈欢迎。检讨了，改了就好了。内蒙军区那三个人（负责人）就倒了，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
我看了一个材料，省军区，晋中分区，独立师是有问题的，我们批评了张日清，最大的毛病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观主义，不愿当第二把手。刘格平当了政委，群众欢迎有什么不好。王效禹同志，张春桥同志当了政委，那里的群众热烈庆祝，为什么庆祝庆祝就不可以呢？而山西不仅庆祝刘格平政委，而且还庆祝你这个付政委呢！我们看了些材料，炮轰刘志兰、刘贯一，不算扭转大方向，就现在的材料看，他们的问题就很严肃嘛！还是考验呢。而张日清几次讲了一些不合适的话，你对我们的记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几次态度不好。有一次闹革委会，你把我们的记者撵跑。有一次红联站开会，要撵记者，你不发言，你极力说：张日清正确，刘格平不正确，把山西日报办成什么样子？！你讲的话很多嘛，就没有刘格平的嘛！挖二、三线，是你们讲的嘛！你们第二次汇报都这样讲，怎么又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特别是你们来北京前几次讲话，这是刘贯一，我讲他了。这第一政委中央宣布了，到底算不算数？我念一个材料：独立师×××同志散布说：刘格平变质了。想篡军权……。红总站要冲军区，冲独立师，引我们开枪，血洗太原……下边还有些流言蜚语，我不讲了，提出支持张日清，打倒刘格平，争取陈永贵，这个团政委这样讲是不奇怪的。
专政委员会形式不好，更重要的是实际，怎么能整革命小将和革命领导干部？常委的材料，这不是黑材料，这不是黑材料是什么？你说为什么信王庆英？为什么不可以信呢？她是反革命吗？
康老：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样革命，别人就革命。
关：航校批评张日清，我看有道理，第一次你来汇报，我们就批评不要听刘贯一那一套，第二次又来了，又批评你，你还是听刘贯一那一套，我们不愿意让你们再搞下去把你打倒，不然可以试一试。晋中问题分区有问题，省军区也有问题，你们大方向错了，不支持任、王、张不支持陈永贵，我们认为陈永贵很好，给我们上了一课，受教育很大，你们对陈永贵打太极拳，张日清就相信军分区的话，就相信武装部的话，分区武装部的人自己没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检查自己的错误，自己穿军衣，反对我就是反对解放军，这一套是不行的，同志！我们知道军分区都有两派意见，我们要发个公报点山西的名，调农民到城里，最近收到一封信，如果问题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念信全文）陈永贵同志不要着急，不要管，形势大好，在五、六天前我和张日清谈过，康老也谈过，康老多次和张日清谈话，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任、王、张为什么成了流亡政府，你们不清楚吗？这还不是军分区在那里搞他们吗？革命群众组织容易讲通，革命小将对情况不了解，犯错误不责怪，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这谣言那谣言，造谣造到叶群同志头上来了，说刘志兰这么好，怎么好，核心小组办公室批的叫印，刘志兰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日清打电话辟郑维山的谣，我们觉得张日清同志、军分区同志、兰敏同志、独立师同志应该惊醒了，这样下去很危险了，我们这个会到底开成什么样子？也许能解决问题，也许大闹，我们应该提，不提对党不负责任。张日清同志你自己讲的那话，你清楚的，你怎么反对炮轰刘、刘？你们写了"四论大阴谋"。我看轰得好，该轰，不轰怎么搞好斗批改？执行那条路线？我看“四·一四”以后形势大好，现在更好，这个领导班子还要考验哪！考验几个月，刘、刘、陈搞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跟着他们跑，不跟着刘格平同志呢？晋中问题最明白了，十月事件当然要翻案了，当然要支持任，王、张、陈永贵了。山西我没见过几个人，刘格平来过几次，解悦我见过几次。在受围攻时，我支持过他们，抓了几个罪魁祸首，解放军支持他们对，但方法有毛病，解悦本质很好，但阶级斗争经验少，张日清应该向正路上引她，应该向陈永贵同志学习，饱经风霜，马列主义水平高，毛泽东思想水平高。这样下去后果怎么样？你们自己知道。不要因为还有群众支持我，我还有力量，故不作检讨。群众逐渐会看清的，当然我不是说刘格平就没有缺点了，群众的批评应该听，正确接受，不正确解释，解释不了以后再说，重要的是张日清同志态度不正确，态度正确他挑让他挑去。
还有各种各样的谣言说，康生关锋讲了不算话，当然我们对了你们就听，我们还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这个话我们就不讲了，一方面对不起军内几个同志，一方面对不起几个革命小将，在坐的有没有在北京活动的呀！煽动起来给中央施加压力。不是有的给民兵发枪吗？夺枪吗？张日清已经写了一个初步的检讨，康老看了一遍，成武看了一遍，我也看了，你看要不要再修改，再印，再向同志们讲，你自己考虑。刘、刘、陈的问题，我就不想讲了，象晋中军分区这个情况也不止这一个地方，人民武装部怎么这样相信他，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了界限没有？你们山西日报怎么搞的？文汇报许多好的社论你们偏偏不转载，偏偏转载一个相信武装部的社论，山西日报突出张日清，宣传张日清，只宣传一方面的观点，我们部队的同志给张、兰提了些意见。
康老：刚才关锋同志讲的，引证的材料我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不要抓住材料的一个问题，一个材料把大方向丢掉了，这样对解决问题就抓不住关键，为什么关锋同志利用这个常委会谈这些问题，因为在一次中会，两次大会提出来，对同志们有好处。在中会的中间我和张日清谈过，我说张日清在作战中很勇敢，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夺权之前很好工作，应当说山西的夺权与张日清出来代表军队参加革命群众，干部夺卫、王、王的权有重大作用，重大意义。但这一次会议，我反复地说：“张日清软弱了，不象打仗那样勇敢，不敢接触自己的错误，不敢接触自己问题的本质。”在大会时我欣赏段立生同志一句话：“群众好解决，关键在核心组。”他说张日清同志改错就好了，张日清能象山东那样承认错误，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不在话下，挑拨不了，象小丑。同志们讲的话，有的同志没有抓住山西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看到大方向，如何防止严重问题。材料可能有出入，但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有的同志在军队里，在独立师里，在分区里，在人民武装部里进行煽动，要支持一方面，打倒一方面，换句话，要支持张日清，打倒刘格平，这是独立师讲的，我不反驳。我看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这样就把群众分裂了（关锋：军队也分裂了），军队也分裂，这个问题若不刹车，后果就相当严重了。第二关键是什么，希望革命小将关心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民武装部，军分区站在了保守方面，企图打击革命群众，晋中就是一例，说任、王、张我不认识，但陈永贵同志我知道，怎么能反对陈永贵？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军分区都是这样，即使……也不能是铁板一块，也是一分为二的。第三，由于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企图煽动农民进城，镇压革命群众，如果这样，山西就存在着一场大流血的危险。这的确象有的同志所讲的山西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张日清同志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或不承认这个问题，后果会相当严重。如果象那样搞，当然，还是大好形势，不过总不愿意让一个同志犯这样一个错误。有时候阶级斗争常常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炮轰一下刘志兰就成为一个轰动全省的政治大事件呢？怎么保一个刘志兰呢？问题只是才爆发出来。
关：四月份刘格平和张日清吵架，就是吵这个能不能炮轰。
康老：为了保一个刘志兰，把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长，中央承认了的刘格平不惜打倒，我们常委同学中间绝大多数不清楚，刘、张两次来中央，中央讲了些什么。
刘贯一第一次来攻击刘格平。十一月初我让他来完全不是让他搞山西问题，而是长期怀疑刘少奇三六年让杨献珍，安子文叛变的，于是我们就带头去调查情况，查阅报纸，我们去把报纸一翻……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想起了刘格平同志拒绝，同时刘格平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安子文叛变这个事，我就打电话叫他来了，说了这个问题，我又问他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刘贯一就因为这个问题造谣攻击刘格平同志，第二次是江青同志打电话叫他来的。刘贯一造谣言说：刘格平夺权时根本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反映山西问题的革命干部不是刘贯一，也不是张日清，而是刘格平同志，后来就夺权了，夺权后，一月份就向中央汇报了，那次汇报并没有刘贯一，刘格平讲的不多，张日清讲的多。通过他们二人的汇报，我们向中央文革汇报了，认为可以承认，可以公布，大军区开会我们认为山西的夺权可以介绍给大军区。这个会四个同志参加的，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刘格平同志讲的很短，张日清讲的很长，这就是《红旗》，《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刘贯一讲的更长，在那里胡说八道，我听不下去了，和关锋同志走了，然后袁振同志讲了讲工业生产。有人讲刘贯一的讲话代表整个核心小组，不是那么回事。（杨承效插话）以后刘贯一找我谈话，大反刘格平，刘贯一我很熟，过去他作风很不好，党性很坏，看来没有多大进步。我说刘格平起码有两个好处，第一反对刘少奇叛党的事，第二在华东不满饶漱石。
华东区饶漱石反我，华东区分家时我到山东分区，饶把刘贯一当作钉子，作我的秘书长（刘贯一：这个我给康老讲清楚），你不用解释，解释不清楚。当时又找袁振谈了，袁振说：刘贯一对刘格平态度不好。（刘格平说让我签名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怎么能签名呢？）
第二次刘格平，张日清来，四·一四轰刘志兰，刘贯一跑来了，后来陈守中也来了，陈守中先发言，保他老婆，我们听不下去了，不让他讲了，讲了些男女关系，黄色谣言。为了保他老婆……然后张日清讲话了，讲话内容攻击刘格平，保护刘志兰，刘贯一那么多错误，他一个字都不提。
关：揪四·一四后台我们是反对的，这是明确表态的。
康老：刘贯一的小册子，对上反对毛主席，对下把群众当作阿斗，把自己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救世主。
我再讲一句，我们讲这些不是要打倒张日清，相反的是要张日清更好地和刘格平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在会议期间，北京机械厂要揪你去斗，我们不同意，开完会要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
关：红总站把打倒张日清的标语盖起来，真要打倒就不批评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三）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半，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主持人：康生同志。
出席者：红总司（红总站、兵团）代表六十余人，红联站代表六十多人，省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部分委员、省军区部分负责人、××军政委、×××部队校长、×××部队校长。此外，有晋中核心小组成员等。
九点半，康老、关锋、吴法宪、刘格平一同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鼓掌，康老入座后即宣布开会。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康生：这几天有些同志身体不好，今晚的会议只开三个钟头。前两天一开就五、六个钟头，我们检讨，我们是习惯了。现在九点半，开到十二点半，三个钟头。晋中军分区的崔冰同志要求发言，现在先让任井夫同志讲，然后崔冰同志讲。希同志们讲话精简一点。
（当任井夫同志发言讲到晋中7·7、7·8事件，晋中的总司把联络站的人揪到群众称作“白公馆”的七房七岭的地方时）
康生：这是在那一个县？
任井夫：在平遥县。
（当任井夫同志讲到他来北京时在火车上接到通缉他的传单时，将传单交刘格平同志转给康老。）
康老：这传单也很值得注意罗，刊印的！刊印的！不是一般油印复写的，刊印的！
关锋：铅印的！
康生：题目叫做《警号》，是人家散发到火车上的，传单内容是：“混进晋中核心小组政权里面的野心家，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总后台，大反解放军的老贼，陷害陈永贵同志的罪魁祸首，就是任井夫”四条罪状哩！（康老继续念）“今晚乘88次快车赴北京某地招摇撞骗，希旅客们百倍注意。如有群众发现，先把他监视起来，到北京车站自有人接应。老贼任井夫的特征：胖子，个子大，年龄四十多岁，山西孝义县口音。署名是专揪任小分队。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晚。”这很明显，这不是一个一般群众搞的。
关锋：任井夫同志这次来是中央请来的，是我们通知他来的。任井夫同志是中央公开支持的，任、王、张，我们早就支持了，陈永贵也支持的，我们也支持（大家鼓掌），这传单是造谣嘛！陈永贵在场，怎么能说任井夫陷害他呢？
康生：（笑了笑）“罪魁祸首”！
关锋：陷害不陷害陈永贵同志知道，陈永贵同志最有发言权。
康生：人家说任井夫来招摇撞骗，大家看看，咱们这里是招摇撞骗吗？
关锋：这样的传单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中央叫任井夫来开会，是中央通知山西军区，让军区转告军分区叫他来的。
康生：这个传单只能是掌握情况的人才能发出，我们也要查一查，他们不是要追任、王、张吗？我们也要追这个小分队是谁，发这个传单的到底是谁！
关锋：是谁操纵的？
（当任井夫同志把“晋中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其实质是什么？”这两大问题说完了，并表示也要好好检查自己存在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康老叫崔冰讲。当崔冰讲关于任井夫同志说的传单的问题他不知道，任井夫同志要来中央他也不知道，他问了军区，军区同志也说不知道时，）
关锋：（严肃地）那个通知的？
康生：省军区为什么不知道？省军区通知的嘛，怎么会不知道？你个人不知道还可能，怎么说省军区不知道，你能代表省军区吗？！
关锋：你要不要中央的批评呀？你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吗？
康生：省军区通知的，为什么不知道？
关锋：哪就是我们造谣的！是嘛？
康生：你们说我们造谣嘛？
关锋：我们刚才讲了，是省军区通知的，你一上来就说省军区还不知道，那不是搞我们造谣吗？
康生：你能代表军分区吗？你到中央要实事求是的讲嘛！你不要讲了，另外的同志讲吧！想通了再讲，我们不听你这一套！（康老讲完把眼镜放下，很生气的。）（大家热烈鼓掌）
康生：（停了一小阵又讲）晋中区的同志还有那些起来讲话，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讲，赞成任王张的也好，赞成崔冰的也好，都可以讲。
郭宏：（五中井冈山女战士）晋中情况我知道，我讲一点。
康生：你叫啥？
郭宏：我叫郭宏，我就讲一点。
晋中一总司观点的同志：我是晋中的，我要求说说。
康生：都可以讲嘛，等一下讲嘛，让她先讲。
（郭宏讲到江青同志是支持任王张的，张日清在晋中问题上的做法是要给刘格平同志施加压力，又说到她的一个笔记本中记有张日清支持他们的电话等很有价值的东西，但被拿走了时，）
关锋：你也是被捕的呀？
郭宏：（很激动，没听清）什么呀？
陈永贵：（告诉郭宏）你是被抓的呀？
郭宏：（还是没听清）谁审问我的呀？
康生：还是按自己的想法说下去吧！
（当郭宏讲到她被关进军区监狱以后，军区有人骂她是反对解放军，骂她是小王八蛋，刘浩是狗崽子时，她哭了。她说那些人完全不理解革命小将的心，也不可能理解革命小将的心。她讲了对解放军支左的一些看法。）
康生：（康老对郭宏的讲话表示很满意，连连点了好几次头，还跟就在右手边的关锋同志说了几句，又点头说。同志，你的那句话讲对了，就是通过解放军支左就把军队内的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地讲的。（大家鼓掌）
郭宏：我们在晋中就是遇上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在狱中，有最大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也就确实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刘瑞卿（山西军区副参谋长）：资产阶级专政！
郭宏：人家是那样对我说的！……
（当郭宏讲到山西从卫恒以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个传统的东西，就是杀人不见血，说到她明明被关进了"女监"，还假意给她吃好的，美其名为“在这里寄放几天”，这就是山西的“特产”！说到她正关心这个问题：山西的权现在有没有彻底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革命领导干部有没有掌握了实权时，）
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那月那日被捕的？
郭宏：三月四日凌晨三点被抓到五月九日下午三点多钟释放，共五十多天，在军区警备营关了十多天。
康生：谁抓你的呀？
郭宏：对了，关于抓人又有了山西特产了。……
王庆英：（在旁小声告诉郭宏）别说这个了！
康生：（关怀地笑了）没有关系，好好地继续说吧！
（当郭宏讲到她不明不白地被抓去，抓人的人说这不叫其他，是叫“军管”，“一般军管”，用小车把她载到了一个地方就开始审问时，）
康生：什么人审讯你的？
郭宏：他们名字我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他们的职务，只告诉我一定要相信他们，还说不相信他们的本身就是个立场问题……
康生：逮捕你的都是穿军装的？几个人？
郭宏：当时黑夜，有好几个人，有两辆车，一个叫张检察长的，他眼睛挺大的，当时我想，他挺象个法官的。
康生：关锋：（笑）（大家都笑）
康生：在你印象上有几个人？
郭宏：起码有四个，包括司机五个。
康生：兰敏同志，是不是你派人去抓的？那个抓人的是谁？
兰敏：是我派的，那个就是她讲的张检察长。
康生：派的是不是部队的？
兰敏：是部队的，是张检察长。
康生：什么名字？
兰敏：叫张维宽。
关锋：弓长张吧？
兰敏：是的。
康生：张维宽在不在？
兰敏：病了，没有来。
关锋：为什么抓人？为什么要逮捕她？
兰敏：当时他是把她叫来问一问，因为车成林在晋中抢了材料，而她和车成林是协从关系，通过她可以了解车成林。时间是长了一点，两个多月。
关锋：（很生气）什么长了一点，简直是无法无天！我们去山西也可抓嘛！
康生：是谁批的？
兰敏：张日清同志批的。
关锋：无法无天，长了一点，这是长了点？到底专谁的政？
康生：从你们几天来的表现看，车成林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怀疑，车成林材料要全部交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
关锋：我们有怀疑！
康生：如果真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也坚持要看材料。
兰敏：如果我们错了，就错在我们认为晋中总司夺权是对的，张日清和我都有这个思想，认为晋中总司夺权对，谁起来反对就是反夺权。
康生：问题不在这里！
关锋：这问题很严重嘛！就是夺权对，他们也不能抓起来嘛！公安六条你们执行不执行？专政委员会到你们手里，你想抓谁抓谁！
康生：兰敏同志，你好好听听，将你的政治水平跟小将们水平比一比，到底你那水平高，还是革命小将水平高，从这些小将同志发言很可以得到教育。你总认为自己是老资格，人家都不革命，反革命，就自己革命，这次可得到教育。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毛主席说，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但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上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不是那个茶杯辩证法了，刚才郭宏同志说的军区那个人的茶杯辩证法是错误的。下面由晋中同志继续发言。
宋志明：我揭发一下关于山西省军区的问题：
康生：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宋志明首先介绍自己姓名，还说明自己原来是平遥县县长，现在是文水县县长。随后就讲四月份张日清怎样派人抓他，军区检察长张维宽、军区法院长李怀恩和兰敏怎么审问他。当宋志明同志讲到张维宽对他宣布说是代表军区、代表省专政委员会，奉刘格平、张日清的指示来抓他的）。
刘格平：那是冒充的！
康生：（问坐在对面的山西军区陈司令员）你好好听听，军区有保卫处吧？
陈司令员：有，有三大处。
康生：过去史进前、罗瑞卿他们搞的一套，我们要好好注意的，当然这里头有好同志，但也要注意。搞保卫的这样子，要好好检查。
（当宋志明同志将张维宽等人就晋中问题如何审问他的事讲完后），
康生：北京政法学院有两个被捕过的，几次要求五至十分钟的发言，现在可以发言，因为他们不是一般北京学生。
关锋：也是被“军管”了的！
（当北京政法公社李承义同学讲到张日清因为政法公社怀疑他与反革命分子周潜川有联系，就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名，于二月五日早晨派人带领山西省党校的学生将他们逮捕，又在张日清指使下斗争了两次，游街一次，不让他们在监狱中唱语录歌，至于逮捕他们的“罪状”也是张日清叫政法兵团写的时候）。
康生：你们把材料交给我们。
张隆：康老我讲几句。
康生：你是哪单位的？
张隆：政法公社的。
康生：几年级？
张隆：六四年的，今年三年级了。（接着他说到从审问中发觉审问人对袁振另有看法。说到逮捕他们的人是以所谓到比较安静的军区去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把他们带到军区法院去的，可是在狱中同样不许学习毛主席语录。）
晋中炮轰派一人：我提个要求，根据今晚任井夫发言，有许多虚伪性，我要求发言。
康生：我刚才讲了，你们有时间发言，大家都有机会哩，下面还有会嘛！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红总站、红联站的同志要好好想想山西的大方向，不要抓某个人讲了些什么，某一团体怎么样。这个特别是红联站的这方面要注意。要多从山西的大方向方面想想。
关锋：要从大局着眼！
康生：要从大局出发，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大局。
第一、现在有人在部队煽动部队，就是要部队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
第二、山西还存在什么问题？就是山西×××调农民带枪进城，同志们想一想，农民带枪进城要干什么呢？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这是什么问题？
第三、山西专政委员会，无法无天，那样的对待革命群众，有些×××，尤其是晋中×××那样反对陈永贵啊！不是拥护陈永贵！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有些要犯大错误，不仅晋中问题，太原也是这样。
这样都是大问题，大局，希望各方面同志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大问题。今天问题未发展到太严重，比其他一些地方好，但一定要注意。可是存在那样一个危险，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关锋：每个人自己，或某个团体，做了什么好事，别人没有说，没关系，埋没不了的。问题在于怕看不到自己缺点，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怕别人不知道。
李金谓：康老，我刚从太原来时，军区有人对我说，刘格平也可能是个叛徒，他们正在布置，要调查刘格平同志的材料。他们这样的，这问题比较严重。
康生：（笑）让他们把材料调查完了以后再说吧！（大家笑）
（康老、关锋离会场，大家起立鼓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刘格平接见山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晚九时至九时半，
地点：外贸部接待站礼堂。
参加者：山西批判刘邓红色联络总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空字025军团代表。〗
主要来看大家，讲几个注意问题。这些组织都是去年夺权以前组织起来的，有的是参加夺权的，有的是支持夺权的，赞成夺权的。山西这次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有意义的，补上了1·12夺权的一课。1·12夺权主要是依靠群众，山西军区部队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个夺权很仓促，群众怀疑这几个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是有道理的，究竟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从写大字报到夺权才一个星期，没有和群众一起战斗过，这个情况带来了参加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
夺权以来，核心小组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很激烈，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常斗争，每次开会都有斗争。
四月到中央开会，中央已经定了性，刘贯一、刘志兰主要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给他定性了。刘志兰是反对毛主席的，不是一次了，揪李雪峰，一月×号就告过她，第二次到中央开会，又打过招呼，她就是不听，一次、二次破坏文化大革命，整个打上核心小组的牌子。陈守忠精神面貌很不对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定性了。回来后没有传达。刘志兰、刘贯一、陈守忠他们封锁。当然我们也有责任，后来传出去，他们就慌了，当然不是我和袁振传出去的。专政委员会不仅查袁振，而且查我，实在无法无天。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不象他们想的。我的耳朵眼睛还管用的吗？查出来想法办，当然法办不了。问题是中央批评他们，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他们不赶快改，以前的可以既往不咎，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把总指挥部取消了，另搞一套。四月份以后每次会都争论，陈守忠最大的问题是保老婆，还有保爸爸的嘛，他是保老婆！刘贯一保刘志兰，也是保自己，害怕火烧到自己。他蒙蔽了一些人，蒙蔽了一部分军队，因为他是秘书长，他有权嘛！到处吹，造了很多谣。同志们批评刘贯一、刘志兰、陈守忠是对的！他们无视中央，搞独立王国，搞资产阶级那一套。但我们也有缺点，如“打倒刘志兰，气死保皇派。”打砸抢我们是少的，但不能说没有。我们要做工作，红联站的工人、干部、学生，他们受蒙蔽受欺骗。他们如果骂人，我们应该高姿态，毛主席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家要戒骄戒躁，很好地工作，大原则问题不能放弃，红联站也不怨他们，受蒙蔽嘛。刘贯一半夜跑到党校造了很多谣，但没关系，现在不是揭露了吗？对红联站一定范围可以，但矛头要对准刘、刘、陈。
对张日清，他有严重错误，他和他们不同，可以批评，提意见，但应该团结起来。相信军队，谁听谁的，都听毛主席的。因为他1·12夺权给林副主席写信，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夺权时他表了态，他是政委嘛！各分区、武装部有个别不听我们可以处理，相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们争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批判刘贯一、刘志兰、陈守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区别开来。对张日清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个错误出来，准有人支持、赞成，这不奇怪。但大多数清醒过来了。工作将来怎么办，大家可以提意见，提怎么办，走群众路线嘛，大家想一想。
康老强调红总站千万不能骄傲，还有兵团的，大家都要注意，一骄傲就脱离群众，我们坚持原则又虚心，就可以团结很多群众。我们自己要遵守中央的各项规定，掌握政策，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战无不胜的，无敌于天下的。康老再三说：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以高风格、高姿态出现，不断提高我们的风格和革命作风，提高觉悟。现在打砸抢要采取防御的态度。第一不怕，第二防御一下，严防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我们在中央开会，得到中央支持，毛主席支持。大家都是参加，这不是我要支持的，希参加会议的把日子好好记住，这是很宝贵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四）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五时二十分，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主持人：康生。
出席人：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山西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的赴京代表团等。速记稿，未经审查。〗
康生：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原红总站和红联站一起上街游行，反对百万雄师事件，这很好！这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也达成协议反对这个百万雄师反动的罪行，你们在反对百万雄师上有共同的意见，在太原也是这样做。军队召集了。从这里边坚定的相信群众，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证明，另外大家不要丧失警惕，反对反革命逆流，不是炮轰刘志兰是逆流。我们听说百万雄师有人到了山西，李井泉的产业军也去了，北京的联动有些反动子女也去了山西，他们要反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和解放军的关系，我们从武汉得到消息，山西已经有人去武汉支持百万雄师，是什么人还不知道，我们不要睡觉，打内战，放跑了敌人。
前几天有人写信给我，要在这样的会上听听军区同志的意见。本来张日清同志已做过一些检查，大家还是不满意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天由张日清同志检讨，请同志们冷静地听，有什么意见当然可以提，等他讲完再提吧，现在请张日清到这来讲。
（张日清检讨）
当张日清讲到五月份以来他大反刘格平同志，来京前发了电报时，康生同志插话说：“这点王成琚，陈守中，刘贯一签发的，刘志兰同意的电报，大伙集中起来攻击刘格平同志，同时实际上是攻击文革小组，这样的情况，在各省，各军区，大军区，我们没有见过。”
这个问题红联站同志们不要蒙在鼓里了。为什么我们一次，两次召集你们开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张日清谈到他站在刘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并做了他们的防空洞时，康生同志插话：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你反对的是好人，如刘格平、陈永贵，你联合的是坏人，如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承琚。
当张日清讲到回去以后要清算“专政委员会的错误”时，康生同志说：“兰敏同志，你拿党性保证说杨承效的材料最可靠，可是你把人搞错了。你的材料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杨成效。”
关：差六岁，你材料上的杨成效是河北人，当时解放军判过刑。
康：看看你们的党性到底怎么样？如果是别人的材料你还可以申辩，这是你自己调来的材料，用党性保证的材料。
当张日清检查完时。
康生问：“完了？”张答“完了”。
康：我希望你对武汉问题表示一下态度，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对武汉百万雄师叛乱行为是什么看法？（张回答了）
康：王成琚来了没有？
红联站：“回去了！”
关：可以那么自由主义？
红联站：他出去一会还回来。
康：联络员叫他来，据说他带着枪参加会议，他过去是不是个军人，他过去有没有枪，有人说张日清给他的枪，是不是？（张答：“不是。”）陈守中在不在？王成琚是不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陈守中：“不知道”）你们成天混在一起怎么不知道？（陈守中：“知道他是党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关锋：你知道他有枪没有？陈：有枪。
关：在太原还是在这儿？
陈：在太原有枪，在这里我不知道。
关：谁给他的？
陈：不知道。
关：他是多少级干部？
陈：十八级。
红联站群众：不是十八级，是技术员。
关：文化大革命中按规定枪要收回。
康：他写了一个信，也不给我，是给关锋说他很荣幸，作为红联站的代表。他只能做为列席。我看红联站不能要这样的当代表。你们叫他当你们的代表？
红联站：他不是红联站的。
康：他多大年纪？
陈守中：三十多了。
群众：三十七。
康：他在解放前做什么？
陈：不知道。
关：你的老部下嘛。
康：这样的外交词句，荣幸地作为红联站的代表。
关：他是不是红联站代表？
红联站：不代表！他没有枪，他来北京没带枪。
关：在太原有？
红联站：在太原有没有不了解。
康：这个同志是那个单位的？（没回答。）
关：他在太原带不带枪？在太原带枪也是犯法的。
康：刚才证明的是那个单位的？
红联站：我叫李善良，太工东方红的。
康：枪是一定要收的。
李善良：在北京，我没发现他带枪，我们好几天都睡在一个屋里，有枪早发现了。
康：他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关：你说的比较妥当，没有发现他有枪。
康：你没有发现他有枪，到底有没有你也不肯定，青年人不要这样。你是学什么的？
李：学机械。
康：你还是学点辩证法好，头脑不要太机械了。
杨成效：王成琚现在太原有枪。
康：军队同志来了几个？还有那个军要发言？前几天写了条子，刘卿瑞要发言，刚才我接到两个条子，都是工学院的，一个说刘卿瑞是受张日清迫害的，一个说刘是三反分子。是为卫、王、王翻案的。不管是那一种，既然来了都可以发言。
（刘正发言中，王成琚赶来了。）
康：王成琚来了没有？
答：来了。
康：你怎么随便来，随便走呀？
关：你就可以罢会了！
王辩解。
康：我想向你调查一个事情，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有没有这回事？
王：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向康生报告，我没带枪来。
康：你在太原有枪，谁给你的？
王：找人家借的。
康：借谁的？
王：借专委会的。
康：又是专委会，专委会谁给你的！
王：郭有富。
康：他是部队上的不是？
关：他怎么有枪？
康：市专委会可以发枪？
王：当时我请示过袁振，因为夺权后太原市比较乱，有人要抓我。
关：你带枪干什么？有人抓你就开枪。
王：袁振写信交给了专政委员会处理。我自己找一个专委会借的。
康：不管那个委员，就讲你！
王：找郭有富借的。
康生：霍去病的霍？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
王：没带，交给市核心小组驻军了。
康：交给驻军的什么人了？
王：我也叫不来什么名字。
康：叫不来名字是什么人吗？
王：警卫班。
康：什么时候交的？
王：交了很长时间，具体时间记不得。这次是来北京前十天，以前陆陆续续交过。
康：以前陆陆续续交过。那是你的保险库吗，保管库嘛。那不叫交。你不是说有人要抓你吗，你有枪陈守中知道不知道？
王：我没有正式告诉过他，是自己借的。
康生：噢，是私自借的。你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
王：一九五五年。
康：在哪儿？
王：在太原工学院。
康生：什么人介绍的？
王：孟凡联和×××
康：现在两个怎么样？在太工哪个组织？
王：在太工红旗。
刘卿瑞：孟凡联是坏分子。
康：解放前你做什么？
王：读书。
康：参加过什么组织？
王：从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会道门。
康：在哪儿读书？
王：在北京上中学。
康：山西人怎么到北京上中学？
王：我不是山西人，是河北人。
康：河北什么地方？
王：定县。
关锋：家庭什么成份？
王：中农。
关锋：中农能上北京读书。
王：我们是十三岁跑到北京来的，要是讲讲家史的话。
康：不用讲家史。你高中毕业了没有？
王：高中毕业。解放后党一手培养又让我上了大学。
康：你开始在那里工作？
王：在石景山钢铁厂。
关：做什么？
王：公安警卫部队。
康：罗瑞卿那个系统？
关：解放前你工作了吗？
王：工作了。
关：在哪儿？
王：就在石钢。
关：做什么？
王：抄写。
关：抄写什么材料？
王：就是一些汇报材料。
康：职务是什么？
王：算工人。
康：还有抄写工人？
关：你当时多大？
王：十七岁。
关：工资多少？
王：十八块。
关：什么钱十八块？
王：好象是十八万块。
康：是法币，还是日本钱？
王：法币。
康：我再问一下，你讲了一次话，你说你还坚持你那个电报的观点？你现在是什么看法？
王：我现在重新认识。
康：你给我一个信了。说以32111为首的兵团和红总站抄了你的家，说如果这次为了解决山西问题，荣幸的作为红联站方面的代表，你是红联站的？
王：不是，是红联站方面的。
康：红总站一方面，红联站一方面，你是红联站的。
王：我的观点和红联站一样，我是红联站观点的代表。
康：观点的代表？代表谁？
王：代表市委红旗战斗队。
康：选举你的？
群众：红旗战斗队早把他开除了。
关：红旗战斗队我们是了解的。去年冬天接触过。
康：你说“荣任”红联站的代表，人家红联站不承认你的代表！？
王：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因为观点一样，大家推选我当代表的。
康：谁给你的荣幸？但是不幸的是你发了一次言，这个我记得，我很记得你的那个发言，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你发了言就是个不幸了？你说你的观点变了，但是你的这个信没有变。
（王解释他的信，说他的观点变了。有人说到他和康老拍了桌子。）
康：我倒不怕你拍桌子，我还准备你打倒我，写标语打倒了。你那个方面打倒我了。你只讲人家，不讲你自己的错误啦。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那个发言，引起人的义愤，他们的行动由他们负责，中央在下面是经常批评的，你的发言引起人的义愤，当你了解了中央的意图以后，还坚持陈守中的反动路线，你的观点还没有变，这封信还是这个观点。
关：你还可以坚持，你有你的观点。
康：刚才我讲了一句话，不知你在不在？我说张日清反对的是好人（刘格平，陈永贵），联合的都是不好的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成琚。我讲了，我是负责的，我是准备你打倒我的，你自己不出面，让别人来打倒我。
王：请康老相信我。
康：我不能相信你。
关：现在不能相信，现在没有根据相信。
王：我当时确实不了解情况。
康：你已经用了正式电报给中央，你是做为红联站代表讲话，希望你以后，愿意参加就参加了，不愿参加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红联站代表：他这些天不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我们对他不了解，他不能做为我们红联站的代表。
康：这就对了。
关：你们也有缺点就是，这份传单就是你们的，你们认识还有问题，等会儿我讲你们的传单。
康生：请坐下吧，请坐下吧。
关锋：回去独立师的同志把枪给他没收。
康：刘卿瑞同志继续讲。（刘讲完后）现在关锋同志讲。
关：江青同志很关心山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山西情况都向她汇报了，她还看了很多材料。因为山西有一个谣言，还涉及今天参加会的同志。今天下午开会时间很长了，开了六、七个钟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晚上不能来了，让我传达几句话：向山西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包括部队）问好！（口号：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鼓掌）这个郭洪，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要求见江青同志的心情都传达了，江青同志让我转达她的意见，向你们两位同志问候，向你们慰问。（鼓掌）（王庆英把给江青同志的礼物代转）好！下边我先辟几个谣。
第一个谣言，说康生同志，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已经受到了周恩来、江青同志的批评，康生在做检查，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谣言，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是集体领导，大事不但是集体讨论，而且要报告主席，报告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报告总理。这是辟一个谣。
另一个谣言，刚才碰到一个条子，在榆次街头出现了以小灵通为名的传单，标题是“北京很可靠的消息”，他的形容词越多越成问题。这是晋中联络总站的代表写的条子，他是不同意这个传单的观点的，要我澄清。
第一个，七月十六日，首都红代会造了解决山西问题大会的反，你们都在，这是谣言。
第二个，山西赴京代表已回太原，在开会期间，只有郭永彪、王振国回过太原。他们回去报告过，其他代表哪回去了，你们都在场嘛！
第三，林副主席接见了张日清、曹中南。他俩在场吧？林副主席很忙，也许以后可能接见，现在还没有接见嘛，这个不多说，一句话，想引起群众的错觉。
第四，毛主席指示，山西问题由总理、陈伯达重新处理，这完全是谣言，这样的谣言很奇怪，是怪现象，妄图挑拨制造混乱，煽动群众。
康生：武汉的百万雄师就是这个方法。
关锋：武汉的百万雄师，还有独立师的一部分人要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矛头反对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他们反对周总理在政治上不利，实际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同志们，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决战的阶段。山西也不例外，并不因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不存在了，已经被揪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利用他们过去骗取的政治资本，利用新闻机关，利用其他机关，骗取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疯狂的进行破坏，还有没有被揪出来的一小撮，也在疯狂的进行破坏。我们红总站、红联站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千万不要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某被撤了职点了名，就是死老虎。是纸老虎不错，不是死老虎，是受了伤的老虎，如果忘记了敌人，革命派自己打“内战”，就上了当。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当前的决战是激烈的，而且是复杂的。在山西尤其有它的特殊复杂性。革命小将看问题，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问题要抓住主要的东西。时时刻刻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山西一月份夺了权，不久成立了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结束了呢？没有！也不可能，相反仍存在两个阶级的决战。两个阶级的决战反映到核心小组的内部，革命委员会的内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你们两派的争论，这里我不想给你们评论是非，因为不怪革命小将，不责备。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讲清楚：
一、四·一四究竟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呢？是革命的好得很！我们认为四·一四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是革命的行动，好的很！为什么说好的很，因为四·一四揭开了核心小组内部，革命委员会内部的矛盾，揭开了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公开化了，好！这一点，中央早有所察觉，第一次来汇报，感到有些问题，我们多多做了工作，四月份来汇报，就看的很明显。有些同志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是红色政权，炮轰它就是炮轰红色政权，怎么能炮轰呢？
康生：怎么好批评张日清呢？
关锋：这样一个形式逻辑，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康生：插一句话，还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我们是军队，刘格平是北京军区的政委，张日清是副政委。在山西军区，刘格平是政委，张日清是副政委，两个政委我们好怎么讲呢？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讲阶级，不讲是非，是刘少奇的那种“驯服工具”。
关锋：中央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原来不知道有个王成琚何许人也）有看法的。到底怎么样那要考验，让群众揭露批判，他们从中搞了很多鬼，这里我不细说了。太原革命派的同志，印了他们很多材料，同志们可以看，看他们现在，也可以看他们过去所作所为。同志们可以分析，他们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群众自有公断，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张日清同志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反而和他们搞在一起，在夺权的时候和夺权以后一个时期，张日清同志站出来支持夺权，这个成绩我们是不抹杀的。但是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两个航校校长讲的好，张日清你有点变了。夺权时方向对，现在错了。对四·一四，对红总站采取否定态度，反对炮轰刘志兰要保护她，而且要抓回四一四后台，这就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山西革命小将印的材料，张日清同志在山西应该比我们看到早，为什么不重视那些材料？自己搞不清，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正因为这样，把一部分革命小将搞糊涂了。林彪同志说，政权归根到底是个班子问题，领导班子问题。现在这样一个班子，包括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在内的班子能说是个红色政权？张日清政委是付组长，专政委员会主任，管着报纸，如果不改正错误能不能保证一个红色政权？不能！对四一四不支持，采取否定态度，是大方向错了。还有专政委员会，揭发了很多材料，那是专谁的政？创造的新名词，逮了人，上了手铐，既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叫“军管”，这样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信任这样的专政委员会。我们前天说过，专政委员会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内容，专谁的政。根本问题是专政委员会，凌驾于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之上，搞成独立王国，专调查革命群众的材料，到晋中也是调查革命群众的材料，晋中军分区公然操纵反对陈永贵和任、王、张。调动农民进城，大搞白色恐怖。张日清同志在组织上自搞一套，不服从集体领导，不维护刘格平同志这个班长。重要问题既不集体讨论，又不向中央请示。无论从爱护张日清同志出发也好，不要再把山西变成独立王国也好，都需要对张日清进行批评。张日清同志掌握宣传工具，根本不象话，和刘格平共同接见群众，标题上标出张日清不标出刘格平。这不是山西反映的，不是刘格平同志反映的，是我们查山西日报查出来的，《山西日报》成了一个派别的报。《文汇报》有好多好社论《山西日报》不登，偏偏登了一篇相信人武部的，那在上海是正确的，在你们山西就是不恰当的，现在看的很清楚。“公、检、法”、“人武部”干了许多坏事，不是说那些同志都坏了，是说罗瑞卿的影响没有肃清。"人武部"有些人并没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还有好多没有挖出来。武汉事件不光是“百万雄师”，军区那些人武部独立师，机关的“公、检、法”，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戴上手铐，多少人包围，（口号：打倒陈再道！保卫中央文革！） 对这些人我们相信武汉广大指战员，定是好的，是受蒙蔽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发了那么一个消息，百万雄师分化了，有些人不干。（康生：他们的谣言是假的）他们扬言王力犯了错误，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同志交给武汉群众斗争。所以王力他们回来隆重到机场迎接。
一小撮是纸老虎，一戳穿就没人跟他走了，所以这个山西不经过一场风暴是不行的。四一四也好，今后也好，红色政权是不能巩固的，有了坏人钻进去，不纯怎么能巩固。
有好多材料今天不讲了，不是批评红联站，太工东方红。红联站，太工东方红六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错了。我们不怪革命小将，应该由张日清负责。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我不说，用不着说了。我说由张日清负责就是对他寄以希望，批评他，帮助他。
康生：今年五六月间，也是红联站的报纸发表了一个北京工代会十二个大专院校一部分同志，还有北京中学红代会几个学校，还有天津大学，还有一个河北大学？师范？是那十二个大学一部分同志，我所以说署名部分同志，就是不能代表那个学校，天津的“八·二五”，和河北的外专“八·一八”。六月十八日，红色造反报是红联站主办的，六月十八日第二期下面署名是山西红联，同这个京津赴晋部分学生。这个文章相当长，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四个版当中主要讲四·一四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一个政治大阴谋，什么四·一四红色风暴好得很，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阶级敌人通过炮轰刘志兰……
同志们，这个错了的，以中央的看法，这个不符合，不怪红联站，不怪京津赴晋的部分学生。这点我同张日清，核心小组的同志谈过，张日清的错误路线，不仅影响到红联站，而且还影响到首都的十二个大学，两个中学。我为了帮助他、教育他、提出来批评，至于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那些人，就是关锋讲的，不在话下。
关锋：今天我批评一下，红总站就不要批评了。
康生：将来再犯错误，一定轮上红总站，如果没有更好啦！一定的，我敢保证，你们看，如果没有犯，那是我错了，我可以承认。
关锋：这个传单中说，以陈守中、王成琚为首的市红色政权。陈守中、王成琚我们都见过，江青同志没见过王成琚，见过陈守中，是不是个红色政权，我怀疑。
康生：北京赴晋的同学，第一次会上要求发言，我没让你们发，因为你们不了解情况嘛！不让你们发言是为了爱护你们（鼓掌。红联站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关锋：说王成琚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坚定的左派，就凭一件事，说那时候很紧张，要个枪，是相信群众呢，还是……还说王成琚为首的市委红旗战斗队，是否以他为首，市委红旗同志，去年冬天我见过。戚本禹同志也见过，我不相信王成琚的所作所为代表的了市委红旗。市委红旗了解了真相是会造你的反的。
康老念红联站传单中骂批刘邓红总站一小撮混蛋时说，你们不要生气呀，气量大一些。又念到矛头指向刘贯一同志时说：“刘贯一不应该指向吗？刘志兰不能指向吗？陈守中不能指向吗？张日清不能批评吗？我感谢山西的革命小将，使我开了眼界。刘贯一的万言书，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
康生：刮翻案风的尖端。
关锋：以他们村为例，每人平均不到两亩地，要分一亩作自留地，私人地比集体地要多，还有什么集体经济。我感谢山西革命小将，刘志兰、陈守中在党校有账，党校要拉去斗争，我们说不要拉了，这里要开会，刘贯一北京机械厂要拉去斗。（康生：已经拉去了，我们说要开会，又给要回来的。）他们的账慢慢算，有什么算什么。对他们三个人，我们也讲一点希望，希望交代你们的问题，希望揭发彭真、彭德怀、浦安修、饶漱石的东西（康生：还有杨献珍），我们这个希望会不会落空，希望不要落空，对他们不说什么路线问题，把核心小组办成什么样子，刘贯一是秘书长，刘志兰是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格平给关锋打个电话也要报告，给康老写个报告其实是给毛主席转中央文革的。他也要查。难道不能给关锋打电话吗？不能给康生写报告吗？
康生：毫不知耻地说他派人去查了刘格平打了多少分钟的电话，在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报告这样的特务活动，毫不知耻！
关锋：普通群众也不能查，有通信自由吗？在他们眼里那有核心小组，那有核心组长，第一政委。张日清同志犯了那么多错误，批评怎么不可以，批评不好吗？照他那么走下去是很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山西文化大革命是会取得胜利的，但要走很多弯路。要剥夺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欺骗群众的资本。刚才红联站一个同志写信说，太原告急，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是山西工人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总站一些组织，开所谓控告张日清大会，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署名山西爱武装联络站。这用不着告急，我们认为第一口号很好。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警告实在应该，我们警告过好几次，这是爱护张日清，赶快刹车。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这个口号也是警告的意思吧。
张日清同志今天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还是很不够的，帽子不用戴那么多，主要把思想弄清，检讨我们是欢迎的，特别是核心小组，军区的同志，要对他进行帮助，能检讨到六十分，七十分，也不要求一百分，回去改，搞通七十分也好。主席讲支左工作中支错了，改了，是认识问题，不改，坚持错误是立场问题。张日清同志的检讨，希望能掌握大方向，不在乎戴几个大帽子，有些大帽子可以不戴。航校的二个校长，旗帜鲜明，认识明确，六十九军同志可能刚去，情况不明，经过这次会议现在他们明确了，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他们在小型，中型会议上发了言，作了适当地自我批评，这很好，不了解情况嘛！认识问题。陈金玉同志也在中小会上发了言，也是好的。
康生：六十九军同志不要注意，这个错误思想是不是在部队中有影响，要注意对部队进行教育。
关锋：两个都是我的上级，怎么办，要看大节，按毛泽东思想，要有勇气，要有风格，这样做对张日清同志也是有好处的。对革命小将两派都不要责备，红总站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呀？（红总站答：不是。）
康生：你们两方面都要注意，你们的观点是相反的，思想方法有很多是共同的，这点要注意，对于毛泽东思想掌握的很不够。
关锋：都是辩证法少，形而上学多了一点。
康生：“私”字当头，你们不是夺了权了嘛！双方把大脑里“私”字的权好好夺。
红联站某些方面不对，如六月十八日报纸……。不对的地方把它改正。人的思想是要经过反复的过程，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毛主席说：“认识一个真理要经过千百次的反复”不要灰溜溜的。那样就会给张日清施加压力，不让他彻底承认错误。张日清同志也要注意，如果人家说你不要那样彻底的承认错误，那是帮你的倒忙，不要灰溜溜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红联站现在正面临一个东西，武汉事件一部分独立师、人武部、公、检、法大力地维护，不要军区承认错误，所以我说不要灰溜溜。红总站也不要把尾巴翘的一丈八尺高，不要以为红联站犯了错误，你们就兴高彩烈！
都要检查自己，要虚心，所以我说，你们思想有共同点，就是关锋同志说的辩证法少，这一段学毛著的少。毛主席讲，对于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犯了错误有免疫力。
关：群众组织都是一家人，中国有一句俗话，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可是一家人总会团结起来。再要看谁顾大节，不要听谣言，谣言的攻势，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看，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敌人惯用的手法，谣言只能短时期内欺骗一些人。这里我再辟一个谣，有一个时期有一张传单，说给叶群同志打了电话，说叶群同志讲，刘志兰是好干部，好同志，不能炮轰。这是纯粹的造谣，叶群同志委托我和郑维山同志辟谣，原来以为这个传单是群众组织搞的，不是，这个传单是核心小组搞的，现在单据查到了，用有光纸，印两万份，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你说不知道，我们不相信，从核心小组办公室造出谣言来。
还有造了这个会上一个谣，说关锋同志在会上说了丁磊比王效禹的老婆还坏，大家都在嘛，我说丁磊是有毛病的，跟王效禹的老婆不是一回事。王效禹的老婆是不好的，但是，王效禹还是好的，这是我们会议上传出去的嘛！我想革命小将不会干这种事，谣言百出，说丁磊回去传达了几点，我们让我们的记者查了，丁磊并没有回去。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谣言是敌人惯用的武器，当然，谣言的腿是不长的。
同意关锋同志讲的。听了张日清同志的检讨，一、应当是欢迎，一个同志是检讨自己的错误，就是检讨不充分，不彻底，还是要欢迎，而我们相信张日清是下决心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二、有三个希望：（1）一初步检讨不彻底，还有没检讨的东西，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言行一致。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从哪里看，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而观其行。”看就是要看实际行动，不单我们看，大家也看。山西的军队，革命的同志都要看。张日清同志自己也时常警惕：我这样做，同我的检讨是不是相符合？因为从讲话到行动，还有个过程，千万不要言行不一致，说的是一套，做的另外又是一套。（2）第二个希望，希望张日清同志做一点努力，我提过几次，我希望张日清把你五、六月份以来的一些话，有的是报上公开发表过的，有的没有公开发表过，是一些群众组织整理的，没有经过本人审查，难免有错误，但基本意见还是能表达的。希望你想想哪里有什么错误，深刻想想对自己有帮助。有一本张日清讲话，可以知道自己过去哪个思想是有意讲的，偶然讲的，讲了不记得，我以前也讲过，张日清同志实际上说过要逮捕杨成效，说，由群众组织逮捕比专政委员会逮捕好，有的同志说你说过，有的同志说你没有说过，作为一个领导同志，第二政委，要改变这种作风，主要从报纸上检查自己的言论，这对自己有好处。我是看了一个东西感到问题的，其他问题还很多，这里有一个例子，你对红总站……大杂烩，豆付渣，你见到红总站，哈哈又说你们大方向不错。你对群众组织不要用这种方法。对刘志兰，说听了她的话，不认识她。本来四月份会议中央已经讲了，你却说，轰也可以，不轰也可以，万炮齐轰不可以，未经过调查，对刘志兰作肯定结论是不恰当的。从实际上讲，你对刘志兰是大保，有的同志说是死保的，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因为刘志兰站在你那个错误的方面。这一点希望你从报纸上作检查。在座的同志，山西日报的同志，曾几次要求发言，没有讲，希望在会上，会下，听听他们的意见，你管报纸工作，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嘛！关锋同志讲消息突出你自己，那么一个短消息嘛！做工作，从文字、行动方面检讨一下，就深刻了。我提过两次了，可能限于北京的条件，你现在还没有做这个工作。一方面，从现在的报纸上讲，另一方面，说过去有战功，吃老本，这一方面是对的，有战功，但我希望，说过去不但有战功，过去也有错误。过去我没同张日清同志工作过，有些同志对我讲了，张日清同志错误也不小。吃老本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好的，一种是吃坏的，昨天河南刘建勋同志检讨，他是好干部，跟何运洪是根本不同的，他还从历史上检讨一下，说我过去有些什么错误，一方面从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检查，另一方面，也可以回忆历史上有什么错误。你去征求一下北京军区傅崇碧的意见，开诚布公地把窗户打开，空气才能进来，当然形式主义地讲也可以讲，他有意见就应该提出，但你不开窗子，空气怎么进来，这对深入检查自己的错误有好处。这方面的意见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就多提了，你同卫恒有不同意见，也不见得都是你对的。
关锋：是路线斗争，还是非路线斗争？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先知先觉。
康：生活作风方面，都研究一下，当然我不是要求人一下子都做到，我是从帮助你出发，我估计还有一部分力量支持你的错误的人，当然是少数，个别的了，或者还有人要求你不要承认错误，或不承认路线，方向错误，顶多承认严重错误。我希望你听到这种意见，千万不要高兴，那是毒草，吃了不舒服。你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象刘贯一那样的人吹捧你，现在不吹捧了，但是可以表示同情人。相反，对批评你的人……有的人会对你施加压力。
关：××军区的司令员，居然被他手下的几个小参谋绑架了。
康：他在中央开会时，承认了错误，一回去，一包围，就不承认了，怎么办，名义上被一般干部绑架了，两个星期司令员不见了，你说是他自己策划的，我看也未必，但是下边这么搞，他也满舒服，就跟上去了。关锋指了一下，不止这一个，你要防止“左”的“张日清坏的很，揪走！”实际上你满舒服，刚才讲的那个例子，还不是又出来了。当然出来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两个礼拜司令员不见，一想就不会有这个事，你个人不要这样搞，别人搞你也要注意，老实讲。山西的问题要没有你张日清犯错误，刘贯一敢那么干吗？！我懂刘贯一，刘贯一你敢吗？根本不敢，如果你张日清坚决站在刘格平一边，那刘贯一怎么办呢？他就拍你们两个人的马屁；刘贯一这个人很容易识破，你不是识不破，是吹得你舒服。现在刘贯一在你那里吃不开了，我想是吃不开了。但还有王贯一、张贯一、周贯一、周武郑王吗！办法有。同志们批评你们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没有调查，说一点不学也不见的，但从你的行动看，学习的很差，在某些方面应该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有许多老革命不如小将。那个五中的学生，郭宏，很多东西值的你学习，人家批评你，不要马上反驳。风刚把窗子刮开点，你就关上。（关锋：红总站、红联站互相都不要把对方当成敌人对待。）
康：你说他打砸抢，他说你打砸抢，那个都有点。
关：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另外，刚才接到一个材料，是核心小组办公室搞的材料，还剩下一个角，还看到一点点“揪出刘格平的黑后台”。核心小组办公室的材料不能转移，烧毁一张，由刘贯一、刘志兰负责。专政委员会的材料也不准转移，不准烧毁一张，由兰敏同志负责，兰敏也干的太不象话，至今没有看到检讨，听候处理。
康：有些材料转移到军区，军区首长要负责。张日清同志负责。
关：前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红联站下属的一个组织二百多人冲了军区，到张日清办公室打开了保险柜，抢走了材料，我们怀疑。这些材料必须归还听候处理。冲军区的这二百多人可能不了解情况，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想法，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抢走的材料必须交出来，我们很怀疑这件事。
回去，红联站同志要讨论，红总站也要讨论，多进行自我批评。
小型会议，刘格平领导，继续开下去，研究回去怎么办。
康：为什么关锋刚才讲，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群众这样提，是有道理的。我几次讲过，你们的报纸不是好讲山西的形势吗？形势一方面是大好，四。一四不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复辟，象张日清同志对有些群众组织所讲的。是不是红色风暴，我们不一定这样提，我们认为把存在的两条路线揭开了，这好得很，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张日清同志应该认识矛盾是掩盖不了的，矛盾揭开了，是向正确方面前进的推动力，四·一四把矛盾揭开，是好得很！所以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 势是好的。王××讲了半天说，四·一四之前是大好形势，我们的看法和他正相反，说：四·一四之后形势更好。
关：受点损失也不要紧。林彪同志讲了：“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收获是最大最大的。”要想想这个最大……
康老：十七岁的郭宏说，把你山西军区内部的问题暴露出来吗！暴露出来才可以去支左，也支自己。
关：山西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你们两方面革命的同志都注意：
（一）是有人煽动军队，特别是煽动独立师，煽动军区司令部，“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把新的红色政权分裂，搞瘫痪，这是很严重的。部队煽动起来，这把火玩不得。武汉就是这样，把部队煽动起来，自己也控制不住。
（二）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以至打到陈永贵同志头上。
（三）已经有这个问题。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分裂，影响社会群众组织，这也是应该看到的。
（四）军分区、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
（五）张日清同志依靠的是公检法，反对的好人，联合的不好的人，是坏人。因为从有的地方不但是很危险的，象晋中、大同（我们只谈了一个晋中，其他地方类似的还多，问题也不少），有的地方已经动员农民进城，不过没进太原城就是了。
你们想想：煽动军队在山西是存在的；依靠公检法是存在的；支持军分区、人武部打击革命派是存在的，调农民进城存在的；问题是刚刚发生。武汉把独立师一部分干部、战士煽动起来。
依靠公、检、法、人武部，机关保守组织，你们那里有没有？我看到一个东西。你们的苗头和武汉一模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一再批评张日清，为什么群众要警告张日清，是要警告的，有这个迹象。对公检法、人武部要及时煞车！你们那里有人大力支持百万雄师，我是对你们讲啦，和大街上那四个字不一样，“百”是白匪的“白”，“万”是完蛋的“完”，“雄”是行走的“行”，“师”是死尸的“尸”，实行白色恐怖的要完蛋的行尸，但是它走到山西去了，王任重的黑手伸到山西，刘邓的反动路线的黑手伸到山西，武汉还有荣复军，也可能伸到山西。
张日清的错误是危险的，不但内部敌人，外部的敌人也在伸手。同志们要对自己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所有的革命干部，所有的革命同志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制止那种危险。如果拖延下去，扩大开来，我们就很难保证武汉的事不在你们山西重演，演也不要紧，他们是行尸走肉，他们是小丑跳梁，纸老虎也不如，是纸老鼠。
一个广播，连百万雄师的名也没有点，它就开始瓦解了。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双方找出共同点来。
在座的同志对武汉的事情是一致的吧？
康：有什么文字的东西？
红总站：我们游行了，有文字的东西，交给……。（红联站也说……）
康：你们群众组织有协议没有？（答：没有。）
康：糟糕，怎么还没有，你们有好多东西可以达成协议的嘛！第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达成？（答：能。）
康：第二，坚决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行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三，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不要打砸抢。能达成协议吗？（红联站一方大叫：能！能！ 能！这条我们最能！他们还抓了我们的人呢！……红总站一方说，能！双方嚷了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砸抢！你们不是老头，是青年，我这个老头还往前看呢，你们怎么尽向后看呢？我当然不赞成打、砸、抢，你们没定个协议吗？定了就执行嘛。
康：第四，保证铁路，公路运输，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五，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六，不调动农民进城，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我看你们应选几个代表达成个协议，回去做一个模范，说服双方群众也有个基础，达成协议。人家河南、浙江都达成了协议，还有江西、广西，你们赶快搞，你们更容易，你们的问题比他们小得多了。张日清反对打砸抢，把打砸抢上纲得那么高，搞一下就是大方向错了。那么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没有一个好的了。根据张日清的说法，红联站抢了你的办公室，那么一个晚上大方向就错了。过去三司都是公开有一个办公的地方。砸了公开的办公地方，不受什么损失。百万雄师就是把三新、三钢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借这个名义把造反派压下去的。河南也是把二七公社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张日清，从你的讲话看，说到红联站，就说有的打砸抢，改了就好；说到红总站，就是路线方向的错误，莫怪人家说你打一派、拉一派。
还有一个问题，垮行业的组织的取消，毛主席对延安中学的批示，这是方向，但得要有过程。
关锋：很多地方就拿这个指示镇压造反派。
康生：不讲条件，解散跨行业的组织，这是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比如在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一个班里，左派力量小，很小，他要不和其他班系、其他学校联合，是要被吃掉的。
这些问题要深刻检讨，这说明你自己是有私心杂念的。
关锋：刚才有人递上条子，说有的常委也有枪，如果带在身边，上交。如果没带上，回太原也都要交。
康生：好啦，散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五）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十二时至次日上午五时三十分，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出席：中央首长康生、关锋、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并刘格平同志，山西方面有关同志，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等组织的赴京代表等。〗
会议开始，刘格平同志发言。接着是谢振华、袁振、李佐玉同志发言。李佐玉同志发言完毕，关锋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关锋：同志们，山西的问题，大会、中会、小会开了多次，在中会、大会、小会上都听到一些很好的发言，我也受到了教育。现在我来讲几句话。错的地方请康老、吴法宪、郑维山同志纠正，请在座的同志们纠正。
当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样好得很。有的同志要问还有什么好的呀？什么省什么省怎么乱，山西也乱起来了。这个同志，要用辩证法来看。按毛主席的教导，乱和治是辩证的，那些地方乱得透，那些地方问题就解决得彻底。前几次会上，有人说四·一四以前，山西形势大好，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四·一四以后，山西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不经过四·一四，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在里边，山西红色政权能不能不变色？不经过四·一四，揭不开山西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张日清还要犯更大的错误。经过了这场斗争，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更有希望，更可以搞好了。
下面谈几个问题。有些话已经讲过了，这里简单一些。
第一个问题，是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简单说一下。刘格平、袁振、陈永贵同志，还有几位同志，他们支持四·一四，支持炮轰刘陈刘，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张日清同志在夺权时，站出来支持左派夺权，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是不能抹杀的。成绩是成绩，错误是错误。张日清同志在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专了革命小将的政，有一些他自己负责，有一些不是，但与他指导思想有关。《山西日报》搞得不象样子，突出个人，特别突出他自己。没有支持炮轰刘志兰，有几篇社论有严重错误。张日清同志不但不支持炮轰刘陈刘，相反支持刘陈刘。在晋中张日清同志不支持陈永贵、任王张，而支持军分区的错误作法，等等。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这里要说清楚的，张日清同志和刘陈刘是有质的区别的，张日清同志在一个时期内犯有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了。刘陈刘就不是这样的问题。夺权以后，他们恶毒地挑拨离间，不但有老账，还有新账，老账是很多很严重的。山西革命派要他们交待和邓小平、彭真、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们几个人我就不讲了。希望大家把张日清同志的犯错误和刘陈刘区别开来。当然，张日清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是属于犯错误，按毛主席的教导，改了就好，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上次张日清同志检讨了，我们欢迎。我们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要谈具体问题。八月一日，他又写了一分检讨交给我和康老，写得很好，很长，这里就不讲了，刘陈刘我们不管了，交给山西的革命群众去搞。对于张日清同志，我们在大中小会都批评了，但我们还要保他，不要打倒。但是，群众喊打倒，你也不要打击报复。希望你不要让我们犯错误。叫我们检讨。（问张日清同志）不会吧？希望张日清同志彻底的改，坚决的改，改了，群众就会信任。不要灰留留的，不要摆套子，摆套子就会犯错误。革命小将要给以时间，欢迎他改正错误。军区几个同志批评了你，不管提得多高，也不能打击报复，如果打击报复，那就错上加错了。那就严重了。也不要拒绝群众对你的批判，听听有好处。军区其他领导同志，更不要灰留留的，在“三支”"两军"中是有成绩的。在张日清同志的影响下，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但是要改，坚决的改，真正的改。刚才几个同志的发言，你们鼓了掌，很好。六十九军同志的发言，刚去不了解情况，检讨自己旗帜不鲜明，检讨自己思想水平低，风格不高。当时，他们也有不少正确的地方。这次来参加会议，很快就明确起来了，这很好。航校两位校长旗帜鲜明，应该受到表扬。我们在小会上也讲过几次了。
第二个问题，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问题。刚才讲了，四·一四好得很，红总站，兵团，还有其他同志炮轰刘志兰，好！对山西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但不要以为你们都对了，错了的就要改，特别是不要骄傲，骄傲起来就要犯错误，方向错了，我们就不能支持了。不要作出一点成绩就冲昏了头脑。
不知是那个组织，据说大街上有这样的大标语，说红联站是反动保皇组织，不要这样，这样是不对的。你们搞了协议书，很好嘛，你们大方向一致，要团结起来嘛！当然，红联站的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也可以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一方面刘陈刘在那里煽风点火，欺骗你们。另一方面张日清对他们说了许多错话，把他们引上了错误。你们有个简单的逻辑，认为核心小组是中央批准的，就不能炮轰，你们炮轰我就要保，如果是这样，还是好的，但不能用这种简单的逻辑看问题。当时，中央对刘陈刘是有数的，但考虑到可以考验考验他们。但是，不久他们就跳出来了。当时我们感到不好，刘贯一抓了个秘书长，刘志兰抓了个副秘书长，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搞很多名堂，刘贯一还抓了个党校校长。当时我们就提醒刘格平同志要注意。刘陈刘的材料，在山西已经印了，红联站的同志就不能用那样简单的逻辑看问题了，同志们看看刘贯一的"万言书"就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了。
这里，对党校东方红，我想批评几句，上次没有批评，忘记了，回去心里很不安，感到对不起这些革命小将，党校的革命同志要充分注意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山西党校的阶级斗争，党校系统一直是刘少奇的死走狗杨献珍在那里抓，在那里搞。王力同志跑了几个省问题都很大。山西、西北几个党校，是杨献珍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党校控制的最紧的，杨献珍散布了许多恶劣的影响，安插的许多钉子，党校革命小将如果在这个问题不提高警惕的话，你们还要犯错误。以前我们说过，你们错误地极不慎重的结合了葛莱。你们有个声明，署名是省党校东方红勤务组。从声明文字看，基本上是好的，检讨了错误，表示以实际行动支持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的领导，表示要斗争刘陈刘。检讨都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考虑。声明中第三条说“四·一四以来兵团革命小将……”点了兵团没说红总站，说一个没说两个，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说“我们一如既往，坚决反对打砸抢”，我们希望是文字的疏忽，不过你们是不是还有个苗头，是不是今后还要和红总站干仗，是不是还要闹对立，闹磨擦，点了兵团，为什么不提红总站，你们都检讨了吗？都拥护刘格平同志，你们大方向一致了，你们还认为红总站的大方向对不对。你们一如既往反对打砸抢，人家就不一如既往？其实，打砸抢大家都有一点，只是多一点少一点而已。这两个我有点意见，希望是文字的疏忽。
党校东方红的小将要高度警惕党校的坏人，否则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自己还不晓得。你们要很好的搞好党校的文化大革命。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充分揭开了没有？杨献珍等人安插的钉子找出来了没有？斗臭了没有？你们对反修兵团的政策对头不对头？这都需要很好的考虑。如果说全是批评了红联站下属的一个组织，那更应该批评党校东方红。党校东方红勤务组的同志们，最少你们警惕性不高，嗅觉不灵。我讲的这些话兵团、红总站的同志们不要拿这些话去整他们，他们大多数是革命的，他们会自己解决的。在这里，说到红总站、兵团他们四·一四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提一下，丁磊同志我曾经建议刘格平同志把丁磊同志调出来，到北京或者到其他地方，他接受了调了出来，但有人抓辫子，后来我们接到一些信，说不能调走丁磊同志，如果调走了，就等于承认红总站东风兵团犯了错误，这个意见是对的，还是叫她回去。我曾经说过，丁磊同志是有毛病的，但是她和东风兵团、红总站一块战斗大方向是正确的。同志们对丁磊同志严格要求，格平同志对丁磊同志严格要求，对他进行教育是应该的。
张日清是“中将”，四十来岁的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也要保他。何况是“小将”呀！错了改了就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晋中问题，本来可以不讲，刚才接到一个条子，是两个委员送来的。晋中总司赴京代表×××同志到会了没有？（答：没有）不知是学生还是干部？（答：一般干部）。（关锋同志念条子他说：会议为什么拖得那么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更恶化了。为什么支持任王张，群众思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不是卫王王打击的人就是好的，希中央派人来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
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干部不清楚事实，思想不通，这里一时没法说，这不用多谈，我们不是每天解决山西的问题。今天来电说，平遥调四千农民进城，大概这就是所谓恶化吧？那不是恶化，是问题暴露了，好得很。武汉不是很凶吗，但矛盾充分暴露了，得到了解决，比其他地方解决的更彻底。会议为什么要拖那么长？长是长一点，不经过那样的过程，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为什么要支持任王张，他说群众说不出个道理来。我不相信，群众是说出道理来的。陈永贵支持任王张，刘格平支持任王张。我们支持任王张。红旗杂志发表了他们的文章就是支持，报纸要转载，电台要广播，为什么要支持任王张？因为他们是革命的。晋中军分区犯错误是不应该的。晋中问题是很明确的，卫王王反对，迫害的人现在你们还要反对，迫害吗？说要派公正的人到晋中去调查。我们可能到山西去，但不一定，我个人决定不了。陈永贵同志几次发言很好，我们受到很大教育，问题非常明显，调农民进城，调民兵进城，调四千农民进城还是第一次吧？没有军分区、人武不支持，不可能调动的，进城谁给他工分，谁给他钱？没有一定权利的人是不可能调动的。
于振群同志认识不对的，他认识了也会改正的，但主要责任要由军分区以及人武部负责。希望军分区立即采取措施，刚才张日清同志发了个简单的电报，制止农民进城。很好，我们支持。但如果有人一定要这样搞，也不要紧，他们调人开枪镇压革命派，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武汉的陈再道怎么样？广大群众要协助驻军，军区用各种手段坚决制止。这是第三个问题。晋中问题本来可以不讲，看了这个条子，一个电报还是讲一讲。
第四个问题，希望各革命群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加强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红总站和兵团你们不要闹矛盾，闹矛盾就不好了。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正确对待，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吗！你们和红联站也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刚才看了你们的协议书很好嘛，你们签了字没有？签了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要批判卫王王。还要批判彭真，彭真的老家在山西吗？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等人要把山西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你们不批判还行吗？
彭真、彭德怀、罗瑞卿人民日报已点名，薄一波、安子文在省报可搞一点。陶鲁笳怎么样？你们可以考虑。他们在西北，特别在山西大搞经营。邓小平、李井泉经营的是西南，你们要注意，批判他们恐怕就与刘陈刘联系起来了，联起来联不起来就要看事实了。
听说红总站、兵团有打内战的苗头，这就不好了，不要受人挑拨，这样弄不好会出现更大的曲折，敌人就高兴了。你们不要打内战。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跟红联站，大家要按协议书办事，俗语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认不得自己人。
我老家有句俗话，不挨骂长不大，有点道理。骂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己人骂，另一种是敌人骂，人家骂对了提醒自己警惕，好改；人家骂错了就帮对方改！你们应该以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全局为重，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全局为重，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听马路新闻，听这些东西就上当了。我再说一次有个谣言要辟，有人说叶群同志打电话刘志兰是个好同志，这完全是谣言。这个谣言传单是刘志兰批的，千万不要听信谣言。
第五个问题，山西省驻军、军区，在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中是有巨大的成绩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能认为有个别同志犯了错误，有的单位支错了就否定了成绩，那是错误的，支错了的改了就好。部队里要加强教育，消除坏影响。一些人武部不好也要加强教育。教而不听态度要鲜明，对公检法要高度注意，罗瑞卿搞了多年，有很多坏人安插了进去，好人也受到影响。……要帮助公检法的同志肃清过去的坏影响。山西夺权后没有注意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专政委员会搞的不象话。
军队支错了的要改，越快越好。但地方上的同志要给予时间。不能一下子就要求改过来，下边同志的错误要做工作，给予改整工作的时间。
听说红联站下属组织冲了军区，是不是这么回事（红联站答：是），你们要制止。抢的文件要交回来。
有些地方军队支错了要改，地方的同志要支持他们，要拥军爱民，军队支持左派是最大的爱民，左派受压制是支持他们就是最大的爱民。地方上要支持部队改正错误是革命的行为，改正错误是革命行动。给部队提意见，支持他们改正错误，这就是拥军，不要不准改正错误。《阿Q正传》中就有一条不准革命。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报纸发表了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就是要大团结嘛，武汉独立师犯了错误，简直是犯了罪，但也不能把独立师搞的灰溜溜的，广大战士还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嘛！我们部队就有个好传统。错了就改。他们还要为革命立新功，立新劳。对部队同志的错误，不无限上纲，不要随便说这里的陈再道那里的陈再道，不要到处抓陈再道，前段到处抓武老谭，但话也要再说回来，领导同志也要有这样风度，不要追求这个。……人家喊两句打倒就把人抓起来，那又犯大错误了。
我们相信，山西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增强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吴法宪：我认为这个会开的很好，大、中、小会开的很多，开了几次我也记不清了，我没有都参加，但从我参加的几次，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吸取了很多经验，得到了好多教训，我参加这次会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是向山西的革命造反派学习的。参加这次会对我们空军同志，对解放军同志教育很大，我代表空军、解放军同志向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鼓掌）向山西的革命派致敬！（热烈鼓掌）向陈永贵同志学习！（鼓掌）。
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山西问题的一切指示，拥护康老、关锋同志的每一次指示，康老年纪这么大，工作很忙，关锋同志也很忙，但他们循循善诱，用大、中、小会诱导，我们参加会的同志很感动，用主席思想教育我们，提高我们，特别是解放军同志，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但支持了我们，我们深深感动，希望大家坚决贯彻康老，关锋同志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中，可在实践中取得伟大胜利。来回答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江青、康老、关锋同志的关怀，使山西按着中央指示的方向和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坚决支持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刘格平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再一次证明他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们解放军同志要支持和尊重刘格平同志，他是我们的领导。是北京军区政委，又是山西军区的政委，是我们的首长，我们解放军同志要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一边，把山西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山西革命造反派同志和部队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王、王、刘、刘、陈，彻底清算批判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是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中央文革的，要坚决斗争批判他们的错误，炮轰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好极了！我们坚决支持批判张日清同志的错误，他的错误是很严重的。经过康老、关锋、格平等同志的帮助，特别是部队、革命小将的帮助，会议后期表态很好，这是值得欢迎的，希望张日清同志认真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革命小将对你的批评，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刘格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山西革命小将的批评监督之下，在山西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帮助之下，公开检讨错误，彻底革自己的命，以自己的错误教育大家，教育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认真向革命小将学习，向群众学习，要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仅仅是改正错误的开始。兰敏同志，晋中军分区的同志也有错误，都应当很好地虚心地检查错误，只有改错，才能取得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除了改正错误之外，没有其它的出路。在这里，我以一个解放军战士，向山西的解放军提几点建议：
（一）山西的解放军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解放军应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站在中央改革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坚决和红总站、革命造反兵团等左派组织站在一起，和革命群众、革命左派心连心，和广大革命干部、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部队的活思想。使支错的部队从干部到战士，顺利转变过来。我们的经验是首先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先做干部工作，然后要给战士做工作，思想搞通了，转变就能胜利。武汉的例子是这样的，只有三天时间，思想就打通了，痛哭流涕，广大指战员一时是受了蒙蔽的，一旦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揭露了坏人的阴谋，所以最重要的是抓好活思想，只要回去好好传达下去，要原原本本不要歪曲，不要添油加醋，不要各取所需，要一直传达下去，把中央精神把康老、关锋等同志意见好好传达下去，如实传下去。要相信群众，这里我们要反对两面派和稀泥，表面拥护实际上不做，这是对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态度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要坚决与之做斗争，要遵照主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关锋同志讲了错了就改，改了就好，越快越好，不要顾面子，不要顾威信，不要靠资格吃饭，要勇敢，敢字当头，错了就改，不仅不失威信，反而威信更高，不但不会丢面子，反而更光彩了，不仅不会脱离群众，反会得到群众更信任。错了就改就会前进，这样才不会掉队，不然会成为文化革命绊脚石最后被搬掉。
（二）一定要搞好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站在那一边是个立场问题。我们坚决要站在毛主席一边，中央和中央文革一边。全国和山西两条路线斗争实践经验很多，我们一定要搞好，定要把刘、邓、彭、罗、陆、杨、卫、王、王的罪恶事实公开在部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体会到以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是一贯正确，另外要用社论正面教育，把刘邓黑司令部的材料作为反面材料，正面反面相结合，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为纲，推动三支两军工作，对的定要坚持下去，错了就坚决改，这样是非就会分清楚，部队水平就会提高，觉悟就会提高。全国各地革命派群众写了批刘邓文章很多很好，部队自己不要只自己搞自己的，就要用左派同志文章汇集起来发到部队里去大量学习讨论，使同志们对刘邓就会恨起来了！
我们要认真接受武汉事件教训，我们部队不能在军队里再发生这样的犯罪行为了。不久前河南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就是因为没及时传达中央康生等同志的指示，使一小撮人能操纵我们下边干部与战士，再次支持保守派，枪杀革命派，现周总理、江青同志正组织调查，一定要处理。有了内蒙、四川、河南、武汉最严重的教训，够了！武汉独立师六个团、万多人，结果只三天时间没一个人再听……的，武汉军区几十万人，军队几天内就弄得没有一个人再听陈再道的，几天内这些人就弄成孤家寡人了，终于自己搞垮了自己。事实充分说明，凡是反毛主席反主席路线反革命群众反中央文革的人，坚持错误的人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只有悬崖勒马才有出路。我们军队干部战士必须听毛主席的话，张日清同志要好好想想，毛主席说了武汉的问题，要做为课本要拍成电影上映，我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必须使我们军队牢牢记住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康生：要执行林副主席的“四不”政策，谁向人民开枪就是罪魁祸首！要执行主席指示决不向人民开枪。
吴：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有革命群众冲了军区就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是错误的，好人冲了解释，坏人冲了追究，决不允许冲一次就说人家是保卫组织，政治思想工作送上门来一定要做好，人民解放军搞武器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决不能对准小将。
（三）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一切指示，从十六条到最近的六六通令和624通知，都要好好学习，掌握熟悉和执行，还要研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
部队任何时候不能挑动武斗，要反对武斗，要保护国家财产，要阻止武斗，但阻止武斗办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十六条，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不是用枪阻止，不是武力镇压，不是压服，要做启发工作，要完成三支两军工作，支左，千支援万支援主要就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要办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讲民主精神，不要单纯依靠命令，林副主席讲：群众是最高司令，是天然的革命力量，要经常接近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遇到问题要多做自我检查，严以责已，不要主观主义，没弄清的不要信口开河，乱说一通，没调查研究清楚的不要随意表态，但也不能不说话，说错话也是难免的。
（四）解放军要加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首先要有革命性，解放军要好好向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要敢于造反。其次要有科学性，要阶级分析，调查研究。此外还要有组织纪律，坚决贯彻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指向那里我们就坚决打到那里，不折不扣，对最高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林副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不考试的考试，不打分的打分，这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表演，你表演的好，不打分分很多，否则鸡蛋零分。
希望解放军同志坚决与山西革命左派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讲话可能是有错的，请康老、关锋、格平同志和在坐的同志批评，也可以给我贴大字报。
庆祝山西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向山西革命派学习，向山西革命小将致敬！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谭政！
打倒黄克诚！
打倒卫、王、王！
打倒陈再道！
关：我插几句话，刚才说谣言又有一个同志来条说现在山西有谣言说：中央文革分两派，康生、关锋一派，总理、江青、伯达一派，说总理、江青、伯达不同意康生，关锋对山西问题的处理，这里有两个回答刘贯一给江青、伯达、总理一封信，要求接见，这封信周总理、江青、伯达他们看了，所有同志都看了，现在叫我们回答：一句话，不见！不接见！（众鼓掌）
总站同志：刘贯一站起来！
刘站起来说"我想见一见！"喊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
刘贯一：在这儿不好反映。
康：（非常气愤地）可以反映嘛，这里就可以说嘛。
关：有的省反映，有的打招呼有的不打招呼。希望同志们不要听谣言，在革命大风暴中有的人靠造谣过日子，武汉有谣言传说：中央同意把王力交给群众。造谣！
康老：郑维山同志，你讲吧。
郑：我看还是康老多讲几句吧，同志们想听你的。
康：同志们讲吧，同志们讲的跟我一样。
郑维山：
我本来不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讲话。这次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开头参加了，这一次参加了，中间一大截没有参加。本来是应该参加的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参加。所以我谈不出什么来。今天，我完全同意关锋，康老，杨代总长，吴司令员的指示，完全拥护中央和中央文革对山西问题的处理。这一次，中央对山西问题的解决，对山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苦口婆心。康老年纪那么大了，康老关锋同志，我觉得我的工作量大了，但他们的工作量比我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拿那么多的时间解决山西的问题，每次会议都很耐心很细致，循循善诱，这给我很深刻很实际的教育，相信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也有这个感受。我也趁这个机会，对山西革命派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在三支两军中的批评和帮助，只有真正的革命派，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才能诚恳地、善意地提出批评。这是对军队的最大的爱护和帮助。
山西，关锋同志讲的很好，是一片大好形势。有人说四·一四以前是大好形势，从现在来讲也是大好形势。但中间出现了那么一个大反复，这反复是坏事，也是好事。革命嘛，经过一点风波，反复，比平平静静地还要好，从这方面看，是好事情。为什么有这个反复。从军队角度讲，山西军队负有很大的责任。山西军区在张日清领导下，在这一时期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军队在"三支""两军"中，在张日清的影响下，站错了队，不是站在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一边，而是站在刘陈刘一边，反对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这是立场上错，因此方向错。
同时，山西的问题，四月份，中央就发现了，而且着手解决过。四月会议以后，山西的问题不仅不解决，而且发展了，就更加错了。所以山西的军队对这次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反复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在张日清同志的错误影响下，山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除了张日清负责外，我也有责任。在山西军队三支两军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没有及时发现，发现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实际上是失职。我总认为，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中央又重视，便放心了。（关锋：不要尽说你自己啦！刘陈刘捣了你的乱啦。）如果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错误要小一些，损失也要小一些。从我个人来说，包括军队的同志，要从这一错误中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坚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思想、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做任何事情，离开了主席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离开了中央和中央文革指示，就不能不犯错误。山西同志的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按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当然，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还有其他根源，还与张日清个人意识方面，作风方面有关。我们认为，是否能坚决彻底的改正错误，是是否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的问题。我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犯了能否改。最近在关于三支两军中有错必改的指示中提得比较高。有错必改，这是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改，还要看怎么改，是坚决的改，彻底的改，还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的改？
刚才关锋同志在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情况下，还那样肯定山西支左成绩这点，我认为应该说是中央文革对部队同志的关心鼓励了，我们的态度就只能有这一个，坚决地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就是我们最大光荣。
我建议山西同志们要给部队同志特别是张日清同志一个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首先要给他一点时间，将中央这次会议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包括他的检查、认识错误的东西。希望山西革命派的同志要做这一点，要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康老、关锋同志的指示。
部队同志要稳定下来，部队同志情绪要稳定下来。山西部队领导同志要精神振作起来，不要互相埋怨，要坚守岗位，到群众当中去，同群众见面，目前发现不正常现象，工作上瘫痪了，另外，不许调动农民进城，那是犯纪律的。
还希望山西左派同志与山西驻军密切合作，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在山西革委领导下，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只要这样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一定搞得更好，我就表示这一点吧！
康生：同志们，会议开了很久了。有人说开会时间比较长，但我认为会开得比较好，有很大收获。会开得好是因为有大中小会议的基础，小会只有核心小组同志参加，中会还有常委参加，大会其他同志也参加。是采取大、中、小会和个别谈话的形式的，澄清了一些事情，尽量让不同意见辩论，会议期间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是发扬民主的。当然不是每个同志都谈了，只是说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不是只听一方面的，兼听则明嘛。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那是别有用心的人说的，我们参加会议，各方面意见都听了，特别是还听了犯错误同志的意见。有人说开始时会议空气是不许不同意见发表，其实开始首先是听张日清同志的意见。（关锋：还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的意见）大家还记得，开始几次叫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几句就不讲了，陈守中也是。我们还告诉他们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并没有因为有错误就不让讲话的，只是他们不讲。另外，还听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所以会议开得好。
我们是根据中央制订的方针开会的，不是只靠我一人，或关锋同志个人独断专行搞的。这点张日清同志要注意，不能独断专行，不能不报中央，不通过集体，搞个人活动。我们没有一件事不经过中央批准和文革小组讨论就独断专行。
过去我们也有做不够的，登张日清文章是应该的，但登张日清的照片是错误的。（关锋：人民日报登的）我们批评了人民日报，登那张照片没有请示过。
四月会议时是和张日清、刘陈刘一起开会，已表达了中央的精神已表白了炮轰刘志兰是可以的。主席对刘格平、张日清也有一定的看法，并有指示的，并非我们个人看法。刘格平同志也不能个人决定。张日清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就是独断专行。这一点我为什么提出来？希山西革委会和核心小组同志要积极讨论独断专行个人主义问题。不能搞宗派主义，搞独断专行。
告诉大家，今晚周总理、姚文元同志解决江西问题，陈伯达、王力同志解决河南问题，江青、戚本禹同志解决北京群众揪刘少奇问题。我们凡事都是集体讨论，分工负责的。不能说个人负责。（关锋：要集体决定，分工去干）中央文革给省里打电话都要先起草大家通过才打出去，不是电话通了就个人可以打的！这次会议纪要林副主席、总理都看了，又经过讨论，批下来了。（关锋：不要那么罗索，简单一点）对，不要罗索了。
同志们对张日清的检查要欢迎，要有时间，步步深入。就是刘、陈、刘如果真正检查也要给予机会，不过目前仍极不老实。
我们这个会还得到一个成果，群众团体达成了一个协议。你们共同签的字，这是良好的开端。
会议期间遇上“百万雄师”在武汉暴乱，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跳了出来，中央把陈再道他们叫来了。（关锋：在座有的同志这几天参加了斗陈大会）有的同志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大会，你们参加了没有？（总红站同志们：参加了！）
这次会开一个多月了吧，通过这个会议，使彼此都受到教育。同志们说受到教育，同样的，我们也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太原五中那位女同志郭宏的讲话对我们教育很大。她的讲话不是纠缠于个人的恩怨问题，她一方面热爱解放军，另一方面又发现军内问题，不理解，结果想通了，发现军队支左把军队内的问题暴露到社会上了。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所以不要老追究某个人哪句话怎么样。有的同志天天说关心国家大事，但实际总纠缠于个人，关心小团体利益。应该从中国的大局看，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看问题，把个人的恩怨，小团体主义抛掉它，要接受教训，总结经验，肃清私字的基础和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
当然，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不是十全十美的，一点缺点没有，不是的，好的会议只是一个开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我们会议快要完时，再次提出：大家无论提问题看问题，如果离开了阶级立场，离开了阶级观点，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话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就采取不了正确的措施。你们，包括我们，学习运用主席著作都很不够。要时时刻刻警惕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能主观主义。同志们要认真贯彻毛主席指示，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另外，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警惕坏人破坏。要提高到帝、修、反、地、富、反、坏、右一齐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度来警惕敌人。不要听信谣言和马路消息，有的青年人对马路消息很感兴趣，而对学习主席著作则不那么热心，还搞什么动态消息报，马路新闻，小报新闻，可感兴趣，这可危险！同志们想过没有，敌人怎么制造谣言，百万雄师，陈再道、钟汉华怎么造谣，帝、修、反、特务、间谍又是怎么捣乱？文化革命以来，就有人说毛主席和中央现在不要工农，解放军，就只要几个知识分子和学生，有的甚至造谣说不要党员了，不要老干部了。这些都是谣言。对街上的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有的是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有反革命的。陈再道是解放军吗？是劳动人民吗？什么事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不行！
告诉同志们，今年五月十六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有机会要考考你们。北京就有人猜测，到处问为什么，他们有的说：去年五月十六日发表通知，揪出了彭、陆、罗、杨，今年又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又揪谁呀？赶快准备材料，可别落后了，他是按资产阶级思想想问题的，到底为什么发表？想考考大家。通知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三个里程碑，以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说，现在已进到第三个里程碑。
第二点要点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进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就那么一点，我们还写不出来。你们少吵些嘴，少打些架，要好好研究通知，这里不是有党校东方红的同志嘛，你们再看看"左派幼稚病"一书，列宁当时看到一个问题：旧资产阶级打倒了，小生产者天天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点列宁看到了搞出社会主义时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怎么解决，就还来不及解决，也不可能提出如何解决。这在《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说得清楚。说斯大林不讲阶级斗争也不对啦，从他对共青团的讲话写文章中也可看出，是讲阶级斗争的，但到一九三七年犯了错误，他说苏联没有阶级了，一直到最后他死前两年他才又感到他自己那个没有了阶级的结论有问题，又模模糊糊有了点阶级斗争的认识，怎么解决，没有讲。到了毛泽东时代，主席提出了而且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什么？（众答）对了！是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进行一次，而是要进行多次的。
可是有的人不去好好研究，而是在猜测，天天说五·一六，就是不知五·一六是个什么文件。
有的人对山西4·14也不加阶级分析，就说什么4·14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罗！可见这种思想方法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去婆婆虐待媳妇，媳妇老了她又同样虐待自己的媳妇。这就是错误的思想方法。
党校同志在阶级斗争中就是没有好好阶级分析，否则就不会去结合葛来。你们的那个党校是刘少奇、杨献珍领导的，在全国一样，是个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你们怎么不想一想？！
回去要好好的搞好革命。郑维山同志刚才讲的一条很重要，就是说部队同志回去首先要稳定部队，坚守岗位，要给予政治思想工作时间。以前张日清在部队散布了不好的东西，部队同志受了蒙蔽，一时可能还转不过来。
看问题就是要有阶级分析。林副主席的四个第一，为什么不是提物的因素第一，而是提人的因素第一？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刘少奇为什么不提剥削有罪，而说剥削有功？他是说中国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行！
一定要把军队犯错误与取得的成绩分开，要把犯错误的几个同志和相信大多数分开。一定要遵照主席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的指示办事，要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不许改正错误那是王明路线。主席思想是一看二帮，看是看他自己觉悟，帮是帮他改正错误。我同意关锋同志的意见，对张日清错误，不要打倒，夺权支左他还是有功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要分清。就是对刘陈刘真诚改过，还是要给予改正错误机会（关锋：给予出路！）给予出路嘛！听说有人说会议一开完就要将张日清揪走去斗争，这样是错误的。
群众组织之间订了协议，回去要按照协议去做，要贯彻自己的诺言，这是对各个组织的考验。如在中央面前签了字，回去不执行，那就说明你们自己反对自己了。
要反对和阻止武斗，关锋同志说过了。最近重机发生了严重武斗事件，要坚决阻止。
有人说趁中央开会未结束，要把左派全打下去，看刘格平回来怎么办？这不仅山西有此情况，河南也是这样，趁着中央开会，两个组织联合起来就想把二七公社打垮。
红总站也不要骄傲，不是说4·14大方向对的吗！方向对就更要虚心，要不断进步，回去不许批评人家，只作自我批评。总站不要只看到人家的缺点，看不到人家的优点，不要揪小辫子，要戒骄戒躁，要帮助红联站，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整风，自我批评。这里必须掌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薄一波你们要搞一搞，他是你们山西的。是刘少奇招降纳叛来的，他投敌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阎锡山的人。薄一波是你们那里的，彭真也是你们那里的，尽是些坏家伙。
有人问能否将薄一波揪回山西斗争，我看目前还不要，你们首先搞调查研究，把他有关材料搞出来送给我们，确实有了材料，行了，就可揪去。
有人递上一个条子问毛选第五卷什么时候出版？这就要看你们了，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快搞彻底，毛主席有时间看了，马上就会出来。
（众笑。全体起立，鼓掌欢送康老、关锋、吴法宪、郑维山、刘格平等同志离开会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在中央、中央文革指导下，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至八月五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核心小组成员和军区、驻晋部队的负责人、“红总站”、“兵团”、“太司”、“红联站”等革命群众组织共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大、中、小和个别谈话相结合，充分发扬了民主。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到会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会议开得很好。会议进一步揭开了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会议，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的会议。现纪要如下。〗
一、会议认为，山西省两条路线斗争极为尖锐。会议肯定了刘格平、袁振、曹中南、陈永贵、徐志远等同志执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大方向是正确的。会议也肯定了张日清同志参加夺权，站出来支左，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后来，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四·一四以来，张日清同志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打击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队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的活动。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少数执行错误路线的负责人。尤其是四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张日清同志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会议上，中央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及与会同志，对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耐心帮助。张日清同志已认识到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大家欢迎他这种态度，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并且积极工作。鉴于张日清同志的错误在部队和群众中已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到部队、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中，公开进行检讨，认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二、会议肯定了四·一四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一四揭开了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揭发批判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四·一四使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更好的形势。那种认为“四·一四是扭转斗争大方向”、“是反动路线”、“是个政治大阴谋”、“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要揪后台”，等等，是完全错误的。
会议一致认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错误很大，会议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
三、山西军区和驻晋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教导，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军区和某些军分区、武装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有的甚至调民兵进城，大搞武斗，问题很严重。会议认为山西军区应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指出广大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会议认为，空军025部队（总部）和027部队在支左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会议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军队对支左工作，由于情况不熟悉，没有经验，有的支错了，这是难免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改正错误，是革命行动，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允许人家革命，是错误的。
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把山西省的“三支”“两军”工作搞得更好。
四、必须正确对待两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决支持他们。会议希望他们认真贯彻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责任不在他们，应该由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负责。张日清同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对“红联站”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会议希望“红联站”的广大革命小将根据中央、中央文革指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阶级警惕性，注意坏人，如省党校葛莱之流。
两大派，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整风，多作自我批评，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双方八月三日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应共同遵守执行，要停止打内战，要停止武斗，要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
五、会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于它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在实际上颠倒敌我关系，无视党纪国法，乱抓、乱捕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甚至严刑逼供。另外，还乱放坏人。对革命小将、革命领导干部竟进行非法侦察，整理他们的黑材料。以致唆使群众抓捕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议认为应该立即撤销专政委员会，改组公、检、法机构，对错捕、错判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立即释放公开平反，赔情道歉。
六、会议认为，在晋中问题上，必须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给“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组织。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卫恒、王谦、王大任。会议认为，山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所精心经营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战略基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建议在山西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肃清他们在山西的流毒。
八、为了保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会议认为必须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刘格平同志。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要突出革命委员会的作用，扩大革命委员会常委，增加核心小组成员，名单另报。精简办公机构。在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逐步召开和成立以左派为核心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干代会。
九、会议完全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处理武汉“7·20”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指示，愤怒地声讨了王任重、陈再道的反革命罪行。并且决心从武汉事件中吸取教训。
十、会议决定迅速在全省范围内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原原本本的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动员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取得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会议强调必须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增强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观念，增强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永远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一致，为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所赋于我们的光荣任务，为把山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毛主席批示：
照办。
山西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六十九军：
中央同意《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认为这个《纪要》是正确的，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附：
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刘格平接见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一八二纵队全体战士的讲话
东风一八二纵队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问同志们好！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西北一八二在山西十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流了汗，花了心血，作出了很大成绩，我们感谢同志们。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同志们都看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周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们要坚决执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同志是理解的。但有些同志很不理解，很不认识，认识有个过程，对新事物也不是那么简单就理解了。一·一二夺权也是这样，有很多同志不理解，有三种态度：赞称的，怀疑的和反对的。有的甚至是很反对的。这次搞大联合又是一个新问题。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还说：“不但老将要建新功，立新劳，小将也要立新功。过去是老将犯错误，现在该轮到你们犯错误了。”现在碰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群众都要联合起来，当然不是联合地富反坏右，联合他们那就根本错误了。但是在人民内部有保守的，有犯错误的都要联合起来。一百多年前，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讲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都要联合起来，为什么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国家，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就不能联合吗？
首先是红总站、兵团、太司三大左派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实行在联合。这有很大的战略意义。毛主席一声令下，现在太原市联合起来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个单位了。有的形式上联合了，思想上还没有联合。不怕嘛！思想上慢慢来嘛！左派要有这个本事，要能团结群众，不能老是“光荣孤立”。
过去农村土改斗争，贫农要团结中农。不把中农团结起来，他跑到地富那边去了，你就不能取得胜利。革命就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很重要的是要能团结中间派，你左派组织中就没有中间和落后的吗？能团结群众，才能成为真正的左派。我们的团结就是要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山西左派为什么胜利了？因为总站、兵团、太司大方向是对的嘛！红联站大方向错了嘛！中央文件都写着，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为什么错了？因为他们跟上张日清，刘、陈、刘跑了。当然，张日清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陈刘还不一样。他们跟上刘陈刘跑，不但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对抗、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包括我在内水平很低，但是有一条，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永远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提出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不能动摇。作为左派要赶快联合，不愿联合是错误的。怕什么，一个工人群众，一个学生群众，你为什么不团结他？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嘛！有的群众有错误，这不能怪他，责任在张日清，在刘陈刘方面嘛！
毛主席指引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怀疑是很危险的。历史上有很多教训，就是紧跟不紧跟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毛主席的指示不执行？左派，当当响吗！响不响就看你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大联合不要象小脚女人走路，要赶快联合，现在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要发动群众，头头不干就让他靠边站。我们的姿态要高一些嘛！人数少也不怕嘛！联合起来更好作工作，我们要站到里边去才好作工作，革命没有群众还能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亚非拉，就是支持那里的群众起来革命，起来和美帝国主义斗争吗！你一拳他一脚，帝国主义就受不了。毛主席讲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都不行，一定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响当当的左派还能怕群众、怕见人，有私心杂念就检讨吗！作自我批评吗！作革命左派就要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是爱身体力行，坚决执行，谁不执行就批评。要大喊大叫大宣传。你是少数参加了，不是为争委员争常委，而是要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台。现在的问题不是怕“左”，而是怕右，就是小脚女人走路，扭扭捏捏、羞羞搭搭。要雷厉风行。毛主席定下的战略方针，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的执行。死也要干，始终如此。我们搞革命要过无数的关，一关、两关、十关、百关、千关都要冲过去。革命就是要改变现状，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我们不断的破，当然也要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搞斗批改，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吗！象修房子一样，把旧基础破坏了，建起新楼房来。
最后向东风182纵队同志问好，向同志门问好！向同志们致敬！
(口号略。)
(东风一八二纵队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总部主办《东风》 1967年10月13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1967.11.07；中发［67］33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
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
陈永贵同志说：几年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借各种运动的机会，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个问题上，昔阳县是苦大仇深的。一九六四年，在晋中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十月事件”，整个晋中地区有七百多名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在昔阳县北划成“反党集团”的干部有八十多个，受牵连的公社、大队级干部达二百多人。
“十月事件”以后，紧接着就是四清。这次四清完全是按着王光美的黑桃园经验搞的，十二个公社派了四千多人的四清工作团，进行所谓“四清大会战”，所有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县逼死了四十多个大队干部。连我们大寨也有些顶不住了，贾成让（现大寨大队长）、贾进才（现大寨支部委员）这些好干部，都准备自杀。
那时候，对这些事怎么也想不通。经过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明白，这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大阴谋。他们这样干，就是要把广大农村干部整掉，让地富反坏右上台在我们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千坏蛋，万坏蛋，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坏蛋。”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在中央就是刘、邓、陶。在山西就是陶鲁笳、卫、王、王。在晋中就是王绣锦（地委书记）。在昔阳县就是张润槐、原耀先（均是刘邓黑线派下来的县委书记）。坚决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流毒。
昔阳夺权以后，连续召开过几次全县的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代表大会，每个大队都有人参加，把省、地、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批斗。会前把他们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迫害干部、反对大寨、复辟资本主义等罪行的材料整理好，在大会上揭发批判。还让一些受迫害的干部诉苦。这样一下子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的会效果很好，既批判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斗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教育了干部，提高了贫下中农的觉悟。一年来，我们昔阳县一直是这样搞的。所以没有出现工人离开工厂，学生离开学校，农民离开土地的现象。大字报没有指向群众，一直是指向刘、邓、陶，卫、王、王、王绣锦、张润槐、原耀先。这样的大批判，一次比一次深刻，越批得透，对群众和干部的教育越大。
二、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
陈永贵同志说：昔阳县是老区，土改非常彻底，地主富农都是扫地出门，贫下中农的觉悟是很高的。广大的干部百分之八、九十出身贫下中农，富裕中农成份就是顶高的了。他们跟毛主席走是很坚决的。一定要相信和依靠他们。
陈永贵同志认为，农村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外地的学生去串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干部，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连地富反坏也串连进去了，造成了坏的后果。他举了很多大队干部被斗，被游街、游田、戴高帽、站板凳的例子。他说：我对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的，要分清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究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这样做，就会好坏不分，敌我不分，好干部也成了坏干部。这样不仅使干部垮台，而且对无产阶级，对今后的革命事业是十分不利的。一犯错误就打倒，那谁还当干部，即时当也不敢斗争，不敢批评，不敢工作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不仅不会搞好，还会搞糟。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认为：广大农村干部，他们有错误，但属于方向路线性的，是很少的，多数是作风、态度、方法上的错误。应当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让他们在贫下中农中检查，检查以后就要让他们站起来工作。
他说，对广大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贫下中农是很反对的。贫下中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干部？”“如果这样对待干部，儿孙后代也不让他们当干部了。”我到王寨大队去，一个七八十岁的贫农老太太抱住我的腿不放，哭着说：“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她的侄子是个干部，被夺了权，游了街，全家打成保皇派，天天在广播里骂，不让他们一家人参加大会。一个人犯了错误，全家男女老少受牵连。广大的贫下中农受反动路线的蒙蔽，一时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干部挨斗掉泪，不敢吭气，怕打成保皇派同样挨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下去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支持干部主动检查错误，继续革命。贫下中农问我：“这样做惹不下祸吧？”我说：“惹不下。”“那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我说：“冬天很冷，戴下去暖和！”这样，我走了十几个公社发动贫下中农支持干部起来革命，给贫下中农宣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同时，我们把县、社的革命干部和武装部的干部也发动下去，用了四十多天的时间帮助贫下中农做好正确对待干部这项重要工作。我们这样做了，效果还不错。
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陈永贵同志说：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县、社两级的领导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县、社两级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第二，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必须积极指导大队、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才能使大队、生产队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防止运动出现停顿状态。
昔阳县夺权以后，我们就把大批的革命干部放下去，到大队、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情况，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下去以后，主要是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党的方针政策，《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到一个点上的时间不要太长，要经常下去，经常上来，适当轮换，防止主观主义和包办代替。
四、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
陈永贵同志说：农村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必须依靠贫下中农，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搞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对城市学生下乡的意见是，首先要当小学生，以贫下中农为师，不要当先生，指手划脚，扶持两派势力。
陈永贵同志对农村中的一些小学教员串连起来向大队干部夺权也很反对。遇有这些情况，他认为，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五、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
陈永贵同志说：最近毛主席提出“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林副主席提出号召，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这是非常英明、非常伟大的战略部署。今年四月份，不少的干部已经站出来，这时发现有个别的干部对群众有报复情绪；相当一部分人不想当干部，认为每次运动都是整干部，没有好下场。有的人说：干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还有一部分干部虽然站出来了，但仍然等待夺权。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对公社、大队的干部进行整训。每期训练一百多个人，用七到十天的时间，主要是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发的社论、文件。通过教育，使干部提高认识，提高觉悟，让他们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缺点错误，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根据学员的要求，每期都抽一天半的时间到大寨大队，一边劳动，一边听大寨人上课，介绍大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阶级斗争，突出政治，大搞思想革命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经验。到现在已经办了十多期，每期的效果都很好。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批复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报告说，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未经上级审批以前，就单方面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做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中央同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现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发各省、市、自治区参考。
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作了若干修改，请按照修改后的规定执行。
附：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请示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关问题
据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电报报告说：最近，我省有些单位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未进一步发展革命大联合和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为此，于十月二十四日省革委常委会议讨论作了几条决定拟下发一通知，妥否，请批示。
（附通知原文）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斗私，批修”伟大战斗号召指引下，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最近发展很快，为建立革命委员会创造了良好条件。最近几天内，已有不少单位向省革命委员会请示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最近也发现有些单位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未进一步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未经审批以前，就单方面的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作法是违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指示精神的，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此，经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如下：
一、在进一步实现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过程中，任何组织不能用抢章、窃章等手段搞反夺权。
二、今后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单位，不要随便建立革命委员会，最近未经审批而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无效。
三、今后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须经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审批，审批权限暂作如下规定：
除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遵照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规定办法外，省级各机关、团体、各国营省营厂矿企业事业、省级财贸企业、大专院校、省级文艺团体和卫生事业单位，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其余均按各单位隶属关系，分别由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审批报上一级革命委员会备案。说明：
（一）省级机关不建立革命委员会，可成立领导小组，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要改正名称，亦需审批。
（二）省级机关中，电业局、铁路分局、邮电管理局、煤管局、地质局等属中央部管单位，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两派继续武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日，陈永贵在山西省革委会第廿九次常委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不能够联合？！要搞大联合，我们这是来了一个大乱，不能够联合，而且破坏大联合。大联合是要这样搞的，有一些常委犯了一些错误，一归口闹革命就暴露出来了。如果有问题急早解决这好么！改了就好了。
干部站队问题，为什么站不出来？是不是因为有些人抄家，偷拿了人家的钱和东西，怕他们站出来揭发你们？！不要因为“私”影响了“联合”。不要因为“私”影响了大的方面。有些早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没有亮好相，利用工人、学生的庞大组织来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破坏大联合，三结合。有些人混入大组织进行破坏活动！
不管谁在打砸抢，这一概都是大家很伤心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干哩？人力、物力损失很大，伤害同志很多，有没有敌人在那里捣鬼呀？！革命委员会是有权有办法处理，是想让你们继续暴露一下，如果继续闹下去，那可危险呀！急需要注意站出来的当权派有没站好队，没有和走资派划清界限。
常委下次到忻县学习，武斗不武斗在位的同志们，打一打，你们是决定因素，通过这次学习和开会，也可能继续扩大武斗。
特别是“太纺”（太原纺织厂）的问题，棉花堆成山了，甚至把机器都给破坏了，他们不生产也不让红卫队好好生产。我昨天就想提，今天我提一下。太纺和农民有密切联系。太纺红卫兵前一段红卫兵在外面搞武斗，训练武斗，他们没有在厂，人家生产没有减产，他们一回去，生产大大下降，把太纺搞得大乱。我看太纺红卫兵就是什么时候也跑不了。有人会说我和解悦有什么关系，不管你们说什么，但是太纺的问题，我们非解决不可！我希望你们常委去解决太纺的问题，要用群众观点来解决。你们不想想，农民每天在地里生产，冻成裂子，没有衣服穿，我看你们这些常委怎么交代农民和贫下中农？！
我们决定，坚决贯彻“六六”通令，不论任何组织，任何人，凡是去外单位参加武斗的，或者在现场指挥武斗的，打人凶手，有权逮捕。带柳条帽子的人，手持武斗凶器的人，当地驻军必须收交。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关于山西晋东南问题的通知
1968.02.16；中发［68］28号
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
为了尽快解决长治地区目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肖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住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谈判进行。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制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不要再上一小撮坏人的当。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把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路线、反革命分子斗倒斗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央领导人接见六十九军干部。
接见的有：林彪、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郑维山以及山西省军区张日清同志。
林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详细逐个询问了： “你们原来是哪个部队的？什么时候参军的？家庭出身？”以及其他情况。
江青：现在几点了？ （答：八点了。）你们山西晋东南情况如何？ （晋东南情况很好，部队主要是办学习班。……）。
总理；阳泉怎样？要多派些军队。主要搞好大联合。阳泉出煤很多，很重要。整个山西情况怎样？ （有人答：比较乱。）
康生：要顾全大局。山西有反对革委会的，有拥护革委会的，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要稳定局势，回去要搞大联合。
总理：大同情况怎样？ （有人答，大同情况不错。）
林副主席：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不能搞垮，要顾全大局，军队—定要“拥政爱民”，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山西军队要很好地做群众联合工作。拥政就是拥护革命委员会，．包括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山西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是不是由于军队对革命委员会支持不够？对革命委员会是拆台还是补台？军队要高姿态检查一下。
江青：军队要作好群众工作，离开群众工作是不行的。要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不要搞到派性里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抢。
伯达；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江青：为什么军队不出来说话？ （晋中南；军队保护起来了。）哪就好嘛！
康生：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山西局势要很快稳定下来。
康生：你们那个时候要求张日清回去，我告诉过他，要顾全大局……。陈永贵同志比较公正，听说有人反对他，晋中有股翻案风嘛！
总理：晋中除了昔阳县外，其他都在搞翻案风。
文元： 要支持县革委会，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
林副主席： 今天全面交代了，要捍卫红色政权，要支持革命委员会，如果支持不好，就不是小错，也不是中错，而是大错了。
总理：今天不是说你们都不好，大同就很好嘛！
（抄自《新湖大通讯》大字报第二十八期）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林彪等人接见XX、XX军时的指示
一，军事学校问题
林副主席问到××军第一副军长徐信： 你到苏联学习，学懂未学懂？
徐信回答说：“没有翻译，是糊涂的，一个优等生也没有。”
江青：你教他们差不多。
林彪：幸亏不懂，懂就糟了。
林副主席问总理∶他们到苏联学习，你知道不知道？
总理：中央知道，去了多少人不知道。
徐信：回去都不去了，因为有协议不去不行。
江青： 跟做买卖一样，还做合同。
林彪：我一点也不知道，高等军事学院让国民党当教员。他们怎能教我们呢？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消灭了他们，解放了他们，又当他们的学生，他们能甘心吗？照他们那套办，一定要打败仗。
江青，叫我们手下的败将教我们，真是奇闻！我要亲自造他们的反。
林彪：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王稼群就骂我们是狭隘经验主义。没有经验，当然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没有经验，哪有理论？他们经验没有，理论没有，是怎样教的呢。我们打仗靠政治，靠近战，靠夜战。
江青： 军事学院是高等学府，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害死人。
二、一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林彪：打仗就是靠政治，一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切不可倒过来，没有政治就没有阶级觉悟，没有政治就没有阶级感情，没有勇气。打仗要死人，要吃苦，要碰到种种困难，千条万条，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一条。有了政治，思想、团结、纪律，训 练都会搞好。毛主席的队伍打不败、打不垮，就靠这条。
三、向地方学习的问题
林彪：你们向地方学习了些什么东西呢？你们超产有什么经验，要向群众学习。干部、战士参加了“三支”“两军”，锻炼出来一批政治干部，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一个锻炼干部的条件。
四，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搞形式主义
江青：语录操你们经过批准没有？怎么没有批准就搞起来了？ 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庸俗化，不要降低、歪曲主席思想。
黄永胜，左右转也喊主席语录 。
总理：交通警拿语录作指挥棒，这怎么能行呢7《战友报》登了要检讨。
林彪：把语录当指挥棒，怎么能把宝书当指挥棒呢？
江青：不能用语录当指挥棒，不能用语录代替一、二，三、四。既然《战友报》登了，就要检查。
康老：听说你们吃饭还学语录。
林彪：中央文革把这类问题调查一下，作个规定。
五、国防施工，沙漠地带设防问题
林彪：施工部队也要身体好，政治训练好。缺少技术，打仗前突击一下就行了。最能吃苦的是工兵部队，能爬山，能吃苦，能走路，这是个好办法。将来部队施工、生产、训练要轮流。现在有一种汽车可以在沙漠行驶，车很高很大，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夜间不开灯也可以行驶，要防这一手。
六，老干部要自我革命，搞好部队思想工作问题
林彪：都搞了几十年革命了，军政工作经验，现在部队底子很雄厚。
总理，林副主席的二十四日讲话录音放了没有？是否感到突然？ xxx师是否感到灰溜溜的？ 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不是杨成武的部队。
林彪：我军是党的部队，经过了土地革命，打败了日本，国民党。我们的部队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只要把杨成武的问题讲清，相信部队是不会受蒙蔽的。杨成武是一步一步变的，跟他走的老干部，有的变好了，有的变坏了。不要认为有地位了就闹个人主义，不要认为地位变了，本事就大了。本事还是那么大，要经得起提拔，要经得起表扬，有的人经不起提拔，经不起表扬。不要稍微提拔一下， 就发展个人野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地位越高，思想越好才行。地位高，野心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因为党的相信，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不愿 干部犯错误、垮台，有的不向好处发展，学习资产阶级政客的办法，给党造成很大损失，把自己搞垮了。要加强部队思想工作，把部队思想工作搞好，搞好人的团结。把杨成武的问题传达下去，跟着毛主席走。
江青：杨成武主要是两面派、阴谋家。
林彪：过去没有揭发，蒙蔽了一些人。他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七、晋东南问题是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
谈到晋东南的问题基本解决后，部队调整问题时
江青：你们借人家的部队， x x军区只有x个军，你们x个军，你们不让人家回去，又想吃掉人家。
总理：阳泉是全国大煤矿之一，你们可以由河北调一个团去。
江青： x x x同志，你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们军区对群众的态度。几万人的组织有个群众问题。我觉得你对我《九·五》讲话的宣传不怀好意，你们不爱群众，晋东南部暴露了一个大问题，你们就是不爱护群众，你们突然袭击了我。你x x x要作自我批评，你光宣传《九·五》讲话，不爱护红卫兵小将。你要做很好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陈伯达：要作个书面检查。
江青：我了解情况不多。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抱什么态度，应作触及灵魂的检查，采取紧急措施。你们要检查一下，在山西你们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八、要支持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总理：张日清，你和刘格平是两派，你们这派从外边调查刘格平的材料。
康老：山西的部队要照顾大局，保卫革命委员会。
江青：军队是实力派，你们对准谁，谁能受得了？两派搞武斗有人操纵，没有黑手那才是怪事！刘格平、李雪峰是军区政委，中央接见未通知刘格平，也未通知李雪峰来，中央首长没有撤他们的职嘛！
你通知了人家吗？ 我听说山西有拥护革命委员会派，有反对革命委员会派的说法。
江青：要有群众观点，抢枪有什么关系？张日清，你对革命委员会退半步就解决了，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是两层政权。
林彪：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主动找陈永贵谈。陈永贵是最照顾大局的，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军爱民的作法都是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拥政爱民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山西联合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态度很明显，不搞两层政权，支持革命委员会，有缺点也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就被动。中央支持刘格平，你们不支持？ ！ 中央讲拥政爱民，你们反政反民，怎么能行呢？！
康老： 你们要和陈永贵、李顺达合作。
林彪：看来山西军区张日清要负责，北京军区要负责。你们如再反其道而行之，就会非常被动。
江青： 你们这样作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山西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你们看得一团黑，你们实际上是不要革命委员会，你们那里坏事多得不得了。
康老： 你们不斗陶鲁笳、安子文、王谦、王大任、薄一波，王世英。王世英是刘少奇的忠实走狗，他对两个青年说：“中央没有希望了。”
林彪：山西的问题要快点研究一下，局势要很快地转变过来。
康老：开始你们要张日清回去，我说回去要增加派性斗争，也和他讲过要照顾大局。依老办法走下去，不是犯个中、小错误，而是犯个大错误。
林彪：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军都要检查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不然就要彻底垮台。主要是军队，军队去向不对就武斗。过去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对中央路线。流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剖山西的问题可以看出北京军区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
总理： 山西不是都错了，大同、晋东南不是不错吗？
姚文元： 你们要好好读一读《革命委员会好》。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
（传达记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周恩来利用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关于最近不要派人去大寨参观的通知
1968.07.14；中发［68］110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大军区、省军区：
山西大寨生产大队最近遭受自然灾害，正在紧张地进行抗灾斗争，他们要求各地最近不要派人前去参观，我们同意，请各地转告所属单位。
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
2006年7月初稿
2007年6月13日初稿 11月13日修改
2011年8月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