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三册（2）下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三册（2）下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张春桥：
    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教学方面也要改，以前学生跟老师转，教师叫学生干啥学生就干啥，不这样就要扣分，不是象主席所说：教师跟学生转。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
    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姚文元：
    毛主席最近在北京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规。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对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学红卫兵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你们这儿已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希望你们不要自满，也不要松懈，能够继续把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下去，搞到底。因为中学生人数很多，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到底，中学的红卫兵能不能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按毛主席的路线前进，这是关系到我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学的斗批改，就是说，教育改革，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怎样更好地成长的重大问题。……你们已知道了，毛主席批准你们这儿的经验，全国登报和广播，希望你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上加好。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矛盾。我们要活学活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用革命的整风精神，大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不断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的自觉要求。
    当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突出表现，是以“我”字为轴心，片面武断，时“左”时右，好走极端，例如：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对别人，只要和他的观点不一，就斥之为“老保”，甚至随意拉出队伍，要踏平、砸烂对方的组织。
    在个人遭受压抑时，他要反抗，要斗争；一旦取得胜利，地位起了变化，外界压力小了，特别是当他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就以为革命到了底，于是就停顿下来，不再前进。
    在革命组织内部，独行其是，一切通过“我”说了算数，大搞其一言堂；一旦“我”字碰壁，喝了几口水，便转而闹极端民主化，撒手不管事，当起“逍遥派”。
    凡此种种，在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表现较为突出，他们不以为非，反而自称为“革命行动”，或者叫做“造反派的脾气！”
    这里就有一个是非问题：究竟什么叫做革命行动？我们应该革谁的命？在当前，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两类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力以赴地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与此同时，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这就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革命行动。相反，上述数例，既不把炮口对准“一小撮”，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同时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采取了“保”的态度。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不是什么“造反派的脾气”，而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脾气。
    鉴别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为公还是为私。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离不了一个“私”字。正是这个“私”字挡住了视线，迷住了心窍，使一些同志陷入了盲目性，以感情代替政策，以个人恩怨判断是非，采取了错误的行动。
    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的滋生蔓延，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它在革命队伍内部，成为发展和巩固革命大联合的严重障碍，成为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斗争大方向、涣散革命组织性纪律性的腐蚀剂；并为阶级敌人打入革命阵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提供了缺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听任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发展下去，就会生长资本主义势力，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出新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当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展开总决战的关键时刻，各种思潮都要跑出来登台表演，同无产阶级思想较量一番。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滋长，更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的党就处在这个阶级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正视这个矛盾，敢于暴露这个矛盾，分析批判这种思潮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刨树挖根，在灵魂深处闹一番灭资兴无的革命。
    小资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当它自己受到压抑时，有一定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它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在思想上又存在着主观性和片面性，故在政治倾向上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因此，这种人，可能是“拉车前进的”，但弄得不好，就会变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人。
    要彻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就要遵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座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熔炉。我们要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向工农群众学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逐步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大力提倡唯物辩证法，坚决反对形而上学，不断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这样，就能大大增强革命的坚定性，就能永葆革命的青春。
    翻开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来看，真正能够百折不挠地坚持革命终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总是那些老老实实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化的道路前进，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不爱出风头，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的同志。而另一些不学习，不改造，终日象浮萍一样浮在上头的人，结果都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成为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自己毁了自己。
    今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熔炉中，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进去，为革命冲锋陷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由于本身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而又不愿在斗争中进行艰苦的改造，只能在一段时期内充当革命的同路人。这种人，尽管也能干一点革命工作，但每当革命深入发展，特别在转折关头的时候，他就停顿了，动摇了，甚至倒退了，最终被革命的车轮远远地抛到后面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是做革命的同路人，还是做彻底的革命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严重的问题。
    历史无情，前车可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永远前进，决不动摇，革命到底，誓不回头！
             （原载转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王洪文《整掉不良的作风》
    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特别是某些负责人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暴露出来了。它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影响斗争的大方向。
    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真正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大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 ＊ ＊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已经处于掌权的地位。政治地位的变化，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情况：大多数同志能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思想觉悟，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也有些同志的思想作风起了一些变化。
    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左派自居，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逆流”、“老保翻天”、“反夺权”的帽子。有的同志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说什么“我是掌权的，大联合也得听我的”。有的同志不能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识别干部，而是以对自己的“好”、“恶”来作为是否能结合的标准。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为所欲为。
    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干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影响大批判的深入开展，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削弱和损伤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
    我们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狠抓世界观的改造。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绝不能认为革命造反派掌了权，就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没有改造思想的任务了。恰恰相反，政治地位改变了，对我们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过去不当权，有了错误影响还小一点。现在当权了，如果不注意改造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造世界观行之有效的方法。毛主席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那种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正确的，用不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的。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办了很多好事，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左派自居，摆起架子，打起官腔，骄傲起来。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之所以能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并不是靠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也不是靠拳头和棍子，而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同样，我们掌权以后，也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去掉沾染在身上的政治微生物，才能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才能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脱离群众，甚至反过来压制群众，发展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当然，革命派内部的互相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风细雨的，是首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毛主席指出：“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坚决反对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也反对一批评，就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主流支流，而把对方一棍子打倒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一年来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就取得胜利，就能飞快地前进；只要我们稍微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犯错误，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紧跟毛主席，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地向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队伍。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目前，在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队伍中，出现了一种派性高于党性的错误倾向，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派性高于党性，就是以本团体、本派别的利害为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整个革命利益，忘记了革命的全局，心目中只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派别，随时随地闹宗派主义，因而作出种种错误的行为来。
    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凡是符合他们需要的就听，就办；不符合他们需要的就不听，不办。甚至采用斩头去尾，断章取义等手法，借用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中的某一句话，为自己一派的利益服务。
    对待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他们采取无原则的态度。凡是同意他们观点的，都是“同志”，都是“革命干部”；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都是“仇人”，都是“四类干部”。谁今天同意他们的观点，就亲如手足；明天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遭到残酷斗争。
    对待自己，他们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知道组织本派力量，去“轰”别的组织，而从来没有作过一次象样的自我批评。
    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中，如果任凭这种宗派主义思潮泛滥，就会混淆是非，使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为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转移斗争大方向，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莫大的损失。
    这样做，严重地阻碍着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展开，阻碍着革命大联合的巩固和发展。他们整天被本派别的利害牵着鼻子跑。关心的，只是鼻尖下的一个小山头，而对整个国家的大事则不闻不问。一旦本派别与别的组织闹了点矛盾，不分是非曲直，就要兴师问罪，急吵个不休，并且容易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坏人的利用，造成打不停的“内战”，甚至出现严重的武斗事件。明明双方都是革命派，都有共同的战斗目标，都愿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仅仅因为某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就坐不到一块儿来。双方都为了本派别的利益，把对方的缺点、错误无限上纲。
    这样做，不利于革命干部的彻底解放，不可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从派别斗争来对待干部问题，只能搞乱干部的阶级阵线，给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水摸鱼大开方便之门，而对广大革命干部，则是一种精神束缚。真正的革命干部得不到解放，革命的“三结合”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在有的单位中，各派由于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造成了无原则的纠纷，搞不清的矛盾，往往变为武斗的导火线。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不管这个团体，那个组织，都必须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看作是最高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当一个团体、一个派别的利益与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就要毫无条件地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决不允许相反。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是我们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因此，任何把某一派别的利益放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之上，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是违反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的。
    即使对方是真正的保守派组织，我们也要根据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办事。必须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争取、团结其中绝大多数的群众，使他们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中来。这应该是一项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决不是搞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所谓派性，说穿了，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王国里的货色。派性高于党性，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对我们革命队伍的严重腐蚀。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由于头脑中残存着个人主义，就往往容易受宗派主义所侵袭。在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时，由于派别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尖锐地暴露出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当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特别在掌权以后，地位起了变化，有些同志的个人第一的思想，与无产阶级整个革命利益的矛盾就显著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注意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反而大搞宗派主义活动，就必然会把党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置之脑后，照此发展下去，就会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我们队伍中出现的派性，也要遵循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认真地将它引导到无产阶级党性的轨道上来。“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都要同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不疲倦的斗争，并且必须见之于实践。
    反对派性高于党性，这是用毛泽东思想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重要内容。在这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必须起带头作用。如果有些头头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势必会把队伍带上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歪路上去。这种反无产阶级的派性思潮，如果长时期地闹下去，结果必然是害了同志，也害了自己。因此，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只有带头破私立公，才能使带领的队伍始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折不扣地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项命令和方针政策，越战越坚强；才能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斗中立新功、建新劳。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王洪文《坚决贯彻“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歌声震天，捷报频传。全国亿万人民满怀革命激情，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辉煌胜利。就在这个光辉节日里，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传达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斗私，批修”的最新战斗号令。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工人同志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不仅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同他们所贩卖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而且要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夺“私”字的权，改造人的灵魂，促进思想革命化。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斗私和批修是互相联系的。只有斗私，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树立无产阶级的党性，从而搞好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敢不敢斗私，是鉴别真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用斗私来保证批修，用批修来推动斗私，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斗私，批修”的最税利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被揪出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这是最最伟大的成绩，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回想去年国庆节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还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是，曾几何时，这些貌似强大的家伙，在革命的风暴中统统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打翻在地。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建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创造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在进行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的同时，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极大地锻炼和壮大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成绩千条万条，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最大的普及，我国革命人民的政治觉悟得到空前提高。我们上海工人阶级，遵循毛主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教导，遵循林副主席“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的指示，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同时，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掀起了以整风精神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各单位普遍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许多基层组织都逐步形成了天天读毛主席著作的良好风气，如饥似渴地学习。许多同志学了就用，在行动中坚决贯彻，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从而使自己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影响，牢牢地掌握了斗争大方向。
    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上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我们工人阶级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迅速掀起了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我们工总司所属十个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三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等也出现了新的跃进。这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辉煌胜利，是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坚决地“斗私，批修”，彻底铲除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实现思想革命化。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大好革命形势的东风，高歌猛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第八印染厂时的讲话
    姚：大家节日过得好吗？（答：过得好。）
    张：听说你们厂里毛著学习班办得很好，你们是不是找几个人来谈谈，开个座谈会好吗？（好啊）
    张：你们现在分几派？（答：一派。）
    张：武斗过没有？（没有，我们黄浦区都比较好，没发生武斗。）
    张：黄浦区没发生过武斗？铁道学院可发生武斗吗？（他们是学校，我们是工厂。）
    张：武斗也没什么，斗一斗也好嘛！（在谈到北上返沪兵团时。）
    姚文元笑着说：噢！对，是那个××司令，对吧？
    张：后来我找王洪文，和他谈了许多，当时他们两人都有小山头，我说你们两个党员都不能团结起来，怎么能行呢？都是工总司的嘛。你们化工厂武斗起来很厉害，（是的，在文攻武卫的时候，我们想造燃烧弹，催泪弹，什么都想搞。）（汇报略）
    张：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靠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来学习，现在要抓紧这两天的学习，你们这样轻视劳动，还想当干部，高人一等，你们想想，吃的、穿的还不都是工人农民劳动创造的，工人农民最光荣，劳动最光荣。
    姚：这个问题要放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解决，干部应该能上能下。
    张：你们也是革委会干部，你们也要能上能下，劳动，要多接近群众，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再隔几年，你们也会要犯错误，当然不一定是走资派，这不是小节问题，是立场问题，希望你们不要把矛盾上交，这种人踢出去人家也不要的，就放在车间里劳动吧，等以后再处理么（众：我们在斗这个走资派时，他还拿刘少奇的话跟我们辩论。）这样很好么，这样隔一段时期，就拿几个问题跟他辩一辩，他们就会有事做了，就不会只管生产了。
    姚：资产阶级思想核心，修正主义核心就是私。
    张：你们厂造反造得早，你们是否可以探索斗、批、改，我也没有经验，你们自己揭，总结一套经验。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张春桥接见上海舞蹈学校大联合委员会的讲话摘要
    “斗私批修”不是抽象的，你们的私是什么，修是什么？有全面一致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大联合委员会活动起来，意见不同就辩论。表面的统一，内部的不一致，与其那样还不如拉开阵线来搞一下。
    委员开个会，征求一下意见，相信群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要革命就得干一点事，不联合委员会恐怕不能代表，现白毛女勤务组可以开两个会，新生事物开始支持的总是少数，这是个规律，运动初期，造反派是少数，一年多运动，现在各单位80％－90％都是造反派，革命在发展，先进分子由少变多。
    有老舞蹈改革的，积极的，而又能坚持下去的，按毛泽东思想革命到底的。有多少，想一下，先团结积极分子，然后再带领一部分人，再跟上来。先进、中间、落后，在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有的（人）是随大流，演天鹅湖也可以，演白毛女也可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指示
    据说上海红代会邀请外地一些人参加，共邀请了多少？为什么要邀请？而让北京只邀请了一派，是聂元梓、蒯大富。我与姚文元、谢富治三同志商量后，以三个人的名义劝他们不去参加，他们决定不去了。这个决定去告诉他们（指红代会）。报上不要提名邀请谁。红代会自己开好了，为啥要邀请，有些学生只想往外跑，这次正好是机会，工代会同样要注意，不邀请。已邀请到上海的就算了。
    接到“财贸”的电报说，“工总司”直接到“财贸”基层去拉一派参加工代会，如果有一些情况，这样不好，怎么可以直接拉一派呢？可以与“财革会”协商，自己不要直接去。工总司这一点应该明确的，不是在拉队伍，只是去参加工代会，这样不会发生分裂，不影响归口，“财革会”应该考虑到这样基层的情况，下面厂里参加工代会，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他们能说服下面不参加，负责做好工作，不参加也可以，我觉得电报上面情绪不那么好，告诉李研吾同志（市革会财贸组）工代会是工总司与财革会二个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财贸组不要插手，让二个群众组织协商。
    （当市革会同志汇报工作后），春桥同志又讲：“炮轰南京路”，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些什么人搞的。
    市革会核心组讨论时，王洪文（工总司负责人，市革委会常委）同志讲，开工代会不是春桥一个的意思，至少是中央文革的意思。主席也指出过这次工代会一定要开好，决不是搞全民的工会，强调要以产业工人为主，要带头节约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
    现在形势非常好，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最近不少省回去了，广东……广西明天开会后也要回去了，整个形势正象毛主席七、八月份估计的那样，是大好而不是小好。
    我们上海形势也是大好，当然都那么先进也不见得，我们的工作有做得好的，也有较差的或不好的。学校中也有做得比较好的和比较差的，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都还有着差距，但总的来讲主流是好的。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主席提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革命的大方向，我们的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如果大方向忘了，如果做了一百件事，即便有99件是对的，那也很难评论，摆在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再从这里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教育革命，要有条件，要抓教育革命就必首先抓斗私批修不行。反过来只有很好地斗私批修了，才能促进教育革命，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如果我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现在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这一套不彻底加以批判，不根据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方向路线和政策来改造我们的学校，那么这样的学校就会继续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修正主义准备条件。那样的话，我们革命就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没法巩固。而过去在教育阵地里，特别是大学，那是资产阶级专政，解放以前是这样，解放以后也没有根本改过来。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解决不了。而这样一个责任，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定要依靠学校中广大的革命的师生，革命的教员和革命的工人。因为这个事情很艰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去年这时候市委、冲市委、冲学校党委更要艰苦。因为那时无非是把你打成“反革命”，而“反革命”在我们毛主席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平反的。而现在搞教育革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它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比如说，58年教育革命不是没有参考，有人就说是改良主义，但终究是对资产阶级教育阵线的一次冲击。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很好地研究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上海搞京剧革命是在58年搞起来的，58、59、60、61、62、63共六年时间，后来又最后……，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站不住，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大。我是64年才开始接触这个戏。开始，江青同志说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一开始我不大理解，经过64、65、66年到67年上半年（两年半）才基本占领了，到那时候……。（讲到这里春桥同志举了《智取威虎山》第八场中一段唱词接着说）这一段唱词从初稿到定稿，就花去了两年半时间。所以经过一段工作，这几年也不过搞了八个，就靠这八个把帝王将相赶出了舞台。我们列举这一个例子是说明教育革命不是容易的，要作反复试验。其中包括我们犯错误，为什么毛主席要说“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但这是不容易，有许多困难，所以才需要我们化这么大的功夫去作。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所以在教育革命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没什么要紧！我们希望能把这工作当作当前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间继续考验我们。比如有的是老造反，“老造反”当然是很光荣的事，但是能不能搞到底，能不能把教育革命搞到底，能不能一直老造反。比如有的同学运动开始犯了保守的错误，现在已经回到了毛主席革命的路线上来，那也要看他在教育革命中能不能一直搞彻底，革命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包括我在内，继续受考验，更好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我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功勋，现在需要继续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而不要单单的为过去的功劳所蒙蔽，大家想想，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能老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呀，太阳要升起来嘛！党和祖国赋予我们的任务也就更多了，我们的责任也会更大了，要看祖国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嘛！因为现在我总觉得我们毕竟是在过去十几年来那种教育制度不长大的呀！一方面毛主席思想教育我们，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断腐蚀我们，不但是在过去，将来也还会继续腐蚀我们。有好多省解决问题，工人问题好谈，比如广东。中学生好多地方（不是全部）有些事也好办，大学生可难了。为什么？因为大学生无非是念书念多了，念书也有好处，也有坏处。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啊。然而他们的书越读越愚蠢，比如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走资派养得又肥又胖，而我们自己却打得头破血流。现在有的单位，有的学校在有的同志头脑当中敌人的观念少了，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很起劲，但喊起打倒刘邓陶、陈曹却不那么起劲了。难道他们都睡觉了？！陈丕显、曹荻秋就没有睡觉。当然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这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陈曹不都一个一个地垮台了么？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它们有它们的势力啊！比如陈丕显吧！陈丕显在当区委书记的时候，你们在座的同志们恐怕还没有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他有势力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在安亭，他一个电话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了。所以资产阶级有它的接班人，你打了他一批还有一批又一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现在有些同志不想这个事，而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我说啊，凡是打内战的，十个单位至少有九个有坏人，甚至有反革命，这就是利用你们青年人政治上的不成熟，你们一定要警惕啊！
    毛主席说现在的无政府主义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惩罚。奴隶主义走向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拿不出办法，一定要靠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有了红代会是个大好事，这样能把红卫兵统一起来，能够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统一思想，进行学习。
    国际形势大好，有人问我，国际形势怎么样了。我说国际形势很好，你们中间是否有人担心打仗啊！同志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发展着，我们的国际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广泛，毛泽东思想是这样的深入人心，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的，特别是东南亚的形势很好，我们把刘少奇的那一套批透了，对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你们看过没有，马来亚武装斗争很好，包括印度的武装斗争也开始了，国际形势一片大好，而美帝苏修特别是对越南拿不出什么办法，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他那个调子最最低！最低！！最低！！！有人担心会打仗，究竟美帝怕我们，还是我们怕美帝！？当然是它们怕我们，它那几十万会动啊！它们就是不会来动我们的，我们有的同志开了个玩笑！如果它在福建一登陆，福建的大联合也就搞好了！
    主席在想“九大”怎么开法，有人问我最近干什么？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要往前看，在想明年的事。毛主席在想开“九大”怎么开法。主席在九月份就提出来了。主席一提出来，我们就感到主席在想明年的事了，今年的问题解决了，没问题了！大家都很关心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中央文革的同志，现在每天差不多有3─4小时学习毛著，我们希望能比较早点选出稿件请主席最后审查。第一条是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展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出版毛著，教育广大革命人民，革命红卫兵，同时做好组织上的准备，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要使我们的党经过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更加正确领导全国人民、全国红卫兵，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华东化工学院一同志发言说：他们学校也有封、砸情况，并有人说这样痛快。
    春桥同志说：“痛快”？！那1949年5月我们大军开进上海时用大炮轰平好了，痛快嘛？为什么我们还必须用很大的代价来保护上海城呢？要知道这是人民的财产嘛！
    本单位的事情要相信本单位群众，外单位不要插手，目前要你们作分析：不要什么事情都笼统地说，上海各单位文化大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好的一部分，中间的不少，还有一部分单位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不要笼统，这样就糟糕了，对本单位的形势你们自己作个分析。这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有些文艺单位就是这样，造反派队伍混入一些坏人。造反，造什么反？文艺界一些青年犯有两种错误，开头一些保守的，打下去了，一二月份又炮打，就是炮打我吧！我劝这两家要和十七年文艺界黑线作斗争，否则你们两家干起来，敌人放走了。有些人（指牛鬼蛇神）利用青年的无知给他平反，受黑文艺影响的青年发挥不出作用，对本单位要分析，没有一个革命队伍没法搞，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现在文艺黑线还没有搞清，有的人历史还没有查清，这样子我下去有什么作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总司常委时的讲话
    最近我接到许多信，阶级敌人在搞我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敌人会利用我们弱点，各个击破。最近我在北京听说什么戚本禹不行了，由姚文元代替了，我又听说什么徐老三……北京说上海，上海说北京，进行挑拨离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失败。工总司有派性？（工总司：是的，有派性。）如果真要分裂的话，我不怕！（工总司：我们保证不分裂。）不要保证了，只要提高警惕，工代会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用主席思想作指导。上海工人能搞好的话，那就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这样，文化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了。
    斗陈、曹可以么！上海工人各方面考验还不多，当然不是去找麻烦。我经常在外面吹牛，说上海工总司学习很好。（王洪文：我们坚决学习）七、八月份时，主席问我：“怎么样，还分两大派呀？”我说，我看不会。理由：（1）主席健在；（2）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不同意的。（工总司：打联司时，主席在上海呀？）春桥：在上海。（工总司：我们调兵主席看到吗？）没有。但看了电影。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就是在这时提出的。精兵简政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了，
    这次我到上海感到味道不对，江苏问题还影响到上海，我来到上海感到不安。精简人员到何处去？到新疆去，新疆在打内战。到内蒙、青海去，又有困难。精兵简政是斗批改的一部分。主席说：“全国性的精兵简政不能一下子扔，不能心急。这次我到上海有两个目的：（1）党的组织问题，（2）对敌斗争问题。
    （工总司：提出问题来了，党员是老保、逍遥派，很气人，有的成份很有问题。）过去党员是老保，现在又作逍遥派，党籍怎么办？成份上有问题，可以清除出去。（工总司：党员老保不批准我们入党，所以我们不参加了。）“九大”要搞一个新的党章，然后有步骤、有计划地吸收。“文攻武卫”好了吗？发枪的问题要慢一些，我在杨成武面前说要搞十万支枪。杨成武说：我给你们十万支新式武器。主席说：上海发了，武汉、北京、全国怎么办？但上海要发的，先发小口径，肯定要武装的。
    （工总司：“二军大”武斗很凶，我们要插手了。）让他们自己去搞，打够了就好了。他们两方面都来告状，一个也不论。工总司要抓两个（1）阶级斗争，（2）思想教育（王洪文：还要抓革命、促生产）打仗不能经常打，要组织一下。主席说：一月革命出来的造反派，我们很重视，通过运动，锻炼出一打人材来，这里包括犯过错误的人。
    要和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出于他的反动本性，要……搞一个什么世界上没有的，能够出名的灯，至于实用价值，他是根本不管的。事实上他也不愿意我的电光源为三大革命服务。教育革命决不是少数人搞，一定要靠大家，搞大学毛主席著作，靠大家发扬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通过学习、讨论，一定能批判旧东西，新的东西一定会出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想讲一下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为什么我想强调的讲一下落实问题，我们经常地学毛主席的这段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语录不知道学了多少次了，让我们根据主席这个思想，来看一看中国的赫鲁晓夫刘、邓、陶、彭这些人究竟倒了没有呢？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想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是倒了也没有倒。如果没有倒呢？那刚刚不是讲了，现在陈丕显、曹荻秋还没有到这儿来讲话呀，讲话就受审判。那刘、邓、陶还没有出来讲话，把刘少奇拉到这儿来，那还不要打死。
    在这种情况来说，他们是倒了，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从政治影响，从思想上来说还不能一定倒。他们的流毒很深，他们自己不甘心失败，要靠我们来制止他们。我们要看这样的人物，他们已经搞了几十年了，陈丕显这样的人到上海也有十五年之久。如果加上他在苏中、苏北地区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卅年之久。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他们的影响都肃清吗？他们虽然是一个人，但他们是一种势力，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在这一方面不能说是他们已经被打倒了，他有什么基础啊，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是什么毛主席上次到上海接见了陈丕显，还说得活龙活现，说什么陈丕显见到毛主席还哭了，又说什么陈丕显到北京学习去了。
    我说的这些话，在上海若干地方流传，一直传到陈丕显自己那个地方，陈丕显听了很高兴。特别我觉得，这种事呵，当然你也不要太重视，特别也不能小看。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它说明了陈丕显不甘心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陈丕显失败，愿意他复辟。不然的话，这样的话怎么流传呢？为什么不给与驳斥？陈、曹现在在大会上装得可老实，他们现在是经过一年多，现在他们的一套变啦。什么、什么、什么事件，他就说是这样，但就这么一套。他也不跟你顶，我们对他办法多了，但要打他的要害，他也是狼狈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死心，你们不要看他们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老实了吗？他们并没有死心，还想复辟，还想回到一年多以前的情况，还想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如果他们再上台，那就危险了，去年的白色恐怖会真的到来。
    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斗争已经完了，一方面我们看了形势大好，大局已定，我们已经夺回了胜利，不要轻易的放掉。但是一定要看到，斗争还是复杂的，还是尖锐的，不过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和去年这个时候不一样，会使人麻痹起来。
    我们一月革命夺权以后，这个风浪也不小，在上海一浪一浪的，向着革命造反派冲击，向着市革命委员会冲击。浪并不小，那些人中间，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代表资产阶级执行，代表保守势力。你们还记得“上柴联司”一个组织，秘书全向东吗？这个人啊，全向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有人说是战斗队，后来才知道是一个人。看了他的言论，有几个人才说，这个人是全向东啊！不过是立场不同，这个人是全向西，是资产阶级。我们看东边，他看的是西边。世界上的事情这么怪，我们说是革命，他偏要讲反动，因为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看一切问题都相反。他们全向东，实际上是全向西。世界上还怪呢！最近又出来一个叫“只向东”。
    由于现在是革命派的天下，有人想反对我们，但不能再象去年那样干事。现在都打得造反派的旗帜，把自己的番号叫得越革命越好。最近机关里人不多，开了个一二百人的会，我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看到的材料也不多，只是看看他们写的文件，什么“告共产党员书”。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全部的观点，他们的主要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方向，是保守观点，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是要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很看不惯，有一种仇视。“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掌权，这样一些人能行吗？要掌权还得靠我们。”他们很神气。还看到一些材料，也还有些组织，他们活动更加隐蔽，观点都是不知包了几层红纸，你们要把这层红纸剥开，再剥一层，再剥一层，到里面才能看到原来是资本主义，是白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同志们要注意，现在有不少组织在搞活动，搞秘密组织，不敢公开。
    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天到晚就满足于开大会。大会开得热烈啊，大会是要开的，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开大会，但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一些，不去做比较扎实的工作，很艰苦的，做了好多天没有用的，碰钉子碰得厉害。这样的工作要很好的去做。今天的阶级敌人，他们向我们作斗争的手段花样越来越多了，我们如果不去扎扎实实的做工作，那就留给阶级敌人很多空子，这些就是利用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缺点来搞他们的活动。他们有时候还是明目张胆的来搞的，用合法手段来和我们做斗争，有时候从极“左”的方向来向我们进攻，提一些非常左的口号，或者我们刚刚提出口号，他们就接过去，接过去就变了。主席提出的口号，他们就马上“用”，但他们把主席的口号，变得合乎于他们的要求，有时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
    最近主席视察了上海的阶级动态，观察一下各方面的动向，现在我个人看法，这个同志们还可以再研究，我觉得是两方面都在进攻。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它公开的对革命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单位极“左”思想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这是主要的。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对整个上海的形势，是在一个大好形势中间来观察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要做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只要提一个口号，……我们革命造反派要执行，革命造反派里面的一些人就歪曲，而敌人就利用我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造反派内部的一些不健康情绪，利用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们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要很好的、很冷静的、仔细的进行分析。因为最近这个动态我觉得比较复杂，这一个多月，七、八、九、以后到十、十一月份，这个形势有一个变化，要很好的观察分析。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掌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矛头永远不要转移。我们的矛头要对准刘、邓、陶，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工作如果出偏差，首先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敌人要冲击，要干扰，也是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斗争矛头搞乱，把大方向搞乱。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混进了别的阶级的人，这是正常的。因为工人阶级的前身都是劳动人民，而且主要的是贫农雇农，你们在座的工人同志不仅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家谱，你们几代都是因为农村破落才做工人。这是主要的。但是解放后，除了我们有计划的把大量的人，农民、学生动员到工厂去工作外，其他阶级的人，为了改造他们，让他们进了工厂，这本来没有什么，在工人阶级队伍里面，在工厂里面，有坏人，这是很正常的，以后还会有。我们还希望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查出来的那么多坏人怎么办？你说这些人统统去劳改农场啊？我看到农村能够劳动改造，为什么在工厂不能劳动改造？再加上你们管嘛，你们自己管嘛，不要给中央增加麻烦，不要给上海市革委会增加麻烦。我们厂里有几个坏人，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就要自己监督他们劳动，监督他们改造，对他又熟，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都知道。你送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人家又不了解他们，他摇身一变，就变成造反派了。问题就在这么摇身一变。现在就是有一些坏人混进了革命造反派的队伍，有的人甚至纂夺了个别单位的领导权，当上了头头。这是事实，也是毛主席在观察中间讲的这个问题由他们自己组织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给×××查到啊，“不得了，造反派里尽牛鬼蛇神。”讲这种话的人不是很清楚吗，和陈丕显、曹荻秋讲的一样嘛。谁利用造反派把自己队伍中间的坏人清洗出去，向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向机关造反派、向其他革命组织脸上抹黑的话，那同志们很好地反驳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呀，怎么和陈丕显、曹荻秋说的一样啊！”因为这种人很少很少，我们整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几百万人，就算在我们队伍里查出来一万二千算什么，况且几百万分之一有什么了不起，还是绝大多数是好的嘛。这个完全可以反驳他们，对于这一些谁要是这样做，那倒是用得上一句话，说这个就是“老保翻天”，这倒是对的。
    但是同志们我们自己一定要清醒，不能因为怕老保翻天，我们队伍里有了坏人，我们就不敢清。我们还是要清的，你看看吧，我们党，党内刘少奇都清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全世界老保翻天啊！美国、苏修……他们会不会说什么光荣、伟大、正确的，你那个常委里都出了那么多坏人。我们说，不能人家说这种话，我们就不敢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了。恰恰相反，我们越是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一些，老保就越是没有办法翻天。因为如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话，他们要通过谁复辟呢？我看是要通过那些混进了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有的单位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坏人在那里盖住，你要揭盖子，他就压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首先让我们看看上海的形势，上海的形势好不好？上海的形势是好的，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巩固的，革命的三结合也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总起来说，革命群众、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比较好的，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比较稳的。然而反复是有的，这是正常现象，局部的武斗是存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相信那里人民群众总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武斗。
    形势是好的，但这不能说上海形势大好，就不说上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重大缺点，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上海虽然是一个城市，但在中国一百多年头，在阶级斗争中间，在民族斗争中间，上海总是一个重要战场，特别是这几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儿总是非常尖锐的，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把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推翻了，把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这是很大的胜利，但阶级斗争不是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阶级斗争还是非常残酷，非常尖锐的，如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很大错误。
    不要以为陈、曹甘心失败了。他们等着复辟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还想把我们压下去，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不止有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难道对上海就忘怀了吗？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一个帝国主义没有在上海呆过啊？那个帝国主义没在上海培养了一批走狗啊？美帝国主义有，英帝国主义，日帝国主义有……，苏联修正主义难道在上海就没有特务吗？王镒就是苏修特务，所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都没有睡觉，他们都不是逍谣派，都不知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当起逍遥派来，这儿逍遥派不少啊，打打扑克，平常不上班领工资来了，早上八点钟上班，十二点不到就下班，下午也不来，逍遥得很，帝国主义，敌人不是这样，他们挖空心思来整我们。
    上海各个角落里面有那么一些敌人在活动，个别地区流氓阿飞非常活跃，有些地区特别女同志，女工人，女学生，晚上不敢到外面来，投机倒把现象最近也非常猖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么，出现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奇怪，今天有这样的事情，明天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要相信罗瑞卿什么“十无”、“八无”、“七无”的鬼话，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么，问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干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强大的地方，就是群众专政，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越大，那敌人越拼命反抗，但他只能受到镇压，群众专政要和专政机关相结合，专政机关不强大，群众专政得不到帮助得不到支持，就感到不好办，他没有规定啊，不好抓人啊，就拿中央文革六·六通令来讲，也只是说专政机关可以抓人啊，但专政机关怎么做的呢？公检法是怎么做的呢？当然不能说一年多来公检法没做过好事，大家还是很艰苦么，秩序还是大家维持了么，红绿灯还是开了么，有些事情还是办了么，你们做了一些好事，但今天会上我不想讲这方面的成绩。我请同志们想一想，公检法尽到自己责任没有，我们究竟尽了多少责任，对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支持了多少，帮了多少忙，为他们服务得怎么样，好多重大的案子破了多少，我不想说这个数字，好多案子没有破啊。譬如说，赤卫队的几个坏头头，关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你们究竟审问的怎么样啊？
    要拿他们的材料教育全市人民，走资派是怎样蒙蔽群众的，这是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材料嘛，但赤卫队这几个头头还是去年12月份捉起来的，去年的现在再过几天就是康平路事件了，这些人捉起来快一年了，这样久了，还没有解决，令人气愤的是竟还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没什么，可以放掉。又如联司的几个坏头头，又审问得怎么样了，负责审问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人，对联司毫无阶级观点，一点造反派的感情都没有，里边还有一个人说陈还是这个人，可以解放，我听了非常生气，这种人不应该让他做这个工作，也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陈、曹一派的，不是我们这一派的。我只举这么几个例子嘛，全市的革命群众都希望把赤卫队、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问题早些解决了，但迟迟不得解决。
    公检法这个系统我讲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关心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黑手，伸的很深，刘、邓、彭、罗、陆、杨，他们这一只手陈、曹等。拿上海公安局来讲，那一位局长比较好，×××是第一任，是个叛徒，后来是杨帆、黄赤波。他们是一直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在这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在黑手控制的地方，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情况，在这个会上我不多说，他们把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做了非常多的坏事。这些人组织上虽然已经垮台了，但政治上、思想上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些组织里还有他们的死党，我们并没有揪出来，为什么从一月夺权，公安局的斗争大方向老是受干扰，那里边没有黑手哇，和公联指同志们座谈，他们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有人挑动，他们不愿意失败，他们不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从“左”的方面来进攻，想使我们保持旧的机构原封不动，我很怀疑检察院那个革委会是否真正的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革命委员会不是阶级斗争盖子揭透了，造反派得到锻炼了，三结合条件成熟了，不是这样搞出来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考虑考虑，我只是怀疑检察院的同志们没有那一股冲劲儿。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论派性的反动性》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条大毒蛇，被它缠上了身就不得了。有的同志身上已缠上了这条毒蛇，中毒很深。为此，必须历数派性的十大罪状，以引起一切革命同志的警觉。
    对待最高指示，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是句句照办，条条落实，而是各取所需，干扰斗争大方向，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战略部署。这是第一条。
    为了一派的私利，什么人民的利益，什么党的利益，什么国家的利益，什么全局的利益，统统抛在一边。这是第二条。
    混淆敌我界限，包庇阶级敌人。同意“我”的观点，不管是特务、叛徒，都是“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即使是同志，统统成了“敌人”。这是第三条。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眼睛只盯着对方组织，一旦从中揪出了几个坏人，就以偏概全，幸灾乐祸，乘机否定兄弟革命组织的大方向。为此不惜武斗，大开“内战”。这是第四条。
    凡是争“席位”、争“核心”之日，正是派性恶性发作之时。“以我为核心”，就是他们的错误口号。革命大联合可以不要，但“席位”非争不可。这是第五条。
    解放干部一律以是否利于“我”这一派为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忽而大声疾呼“全部解放”，忽而翻脸宣布“一律靠边”，“左”右摇摆，变化无常。这是第六条。
    大吹大擂，自我标榜，贪天之功，占为己有。这是第七条。
    用派性反派性。借反对别人的派性为名，行扩展自己的派性是实。当他们在高呼“打倒派性”的同时，还要带上派性的尾巴“××（本组织大名）必胜！”即是一例。这是第八条。
    派性严重的人，朝秦暮楚，给横捭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耍资产阶级政客作风。这是第九条。
    派性严重的人，什么都是为派性服务，推行反动的实用主义。他们甚至断章取义地用毛主席语录去攻击对方。学风恶劣，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这是第十条。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实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一个十分危险的敌人。它制造分裂，影响团结，瓦解斗志，危害革命，破坏生产，包庇坏人，助纣为虐，干尽坏事。大敌当前，我们必须打倒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到今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疯狂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武器。这决不是偶然的。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手已破产了，经济上用反革命经济主义发动进攻也早已被识破了，于是，他们只能乞助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个幽灵。他们召唤出这个幽灵，打入到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来。列宁指出：“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起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别动队的作用。我们有的同志头脑里有“私”字，里外呼应，一拍即合。这些同志一旦作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俘虏，被阶级敌人牵着鼻子走，还自以为“大方向正确”哩！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种反动性。逆革命潮流而动，叫做反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却妄图阻碍革命洪流前进，这不是反动吗？“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一切反动的东西都将被革命的洪流所冲走。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一定的时候，能够蒙蔽一些人。一切受派性蒙蔽的同志，现在再也不能继续糊涂下去了，应该赶快醒悟过来，擦亮眼睛，反戈一击，完全彻底搞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统帅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只有一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性，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只有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去指导自己的全部行动，才能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打倒派性！斩断黑手！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原载上海《文汇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社论；转载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志们！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火线上，回想去年今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生死搏斗。在“一月革命，”风暴兴起的日子里，从杭州湾，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直到蚌埠、徐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肩并肩，心连心，日日夜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整个长江两岸，歌声震天，红旗如画，到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战友们，同志们，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壮丽的战斗的日子，我们大家是多么高兴呵！
    但是，一年来，我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一月革命”的风暴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内部一度出现了分裂现象，江苏、浙江、安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发生了“内战”。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到现在也还没有停下来。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教导，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不久以前，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各地的战友们协同作战，揪出了一小撮专门干罪恶勾当的坏人。尽管我们动手迟了，这些坏人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是，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示众，是一件大好事，它将会帮助我们擦亮眼睛，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指示。
    下面，我们举出一个小集团作例子，请大家看一看这是些什么货色。他们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是很有点“名气”的，曾经欺骗了一些人。但是一查，却原来都是一些牛鬼蛇神。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一九四○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出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有的本身原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当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向旧上海市委内的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进攻的时候，李顺之写给同党的一封信中，就肉麻地吹捧旧“上海市委是正确和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严重考验的”，旧“上海市委与上海工人阶级的关系，可以说是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上海革命群众批判、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他们更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地说什么“这些负责同志政治上‘威风’固然‘扫地’，即肉体生命，也遭到严重威胁”。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是十分清楚的。
    在上海是这样，对江苏也是这样。镇江地委内有一个姓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就派人到上海同李顺之、戚拯等人联系，要这批牛鬼蛇神为他“翻案”。李、戚等犯高兴极了，表示一定要为高某卖命。他们还运用黑话、代号，通过信件、电话和派出联络人员，往来频繁，交换情报，密谋策划。他们还写信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要张××同江苏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委书记处成员陈×、包××取得联系，要陈、包“站出来领导”。张××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还到上海住了四十多天，同李顺之、戚拯、胡汉等多次在密室中分析形势，研究反革命策略。当戚拯向张汇报了苏南地区情况以后，曾“请示”张，计划在秋收后把武进、江阴、丹阳、镇江等农村的群众组织“统一起来”，要张××回南京后报告“陈书记”，由“陈书记”加强“领导”。张××向戚拯查问了有关常州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问戚拯：“手中有没有力量？”戚答：“有一部分，就是武器少。”张××当即决定：“如果有力量，索性把‘××’（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干掉它；没有力量，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戚犯就照张的“指示”办了，想方设法搞武器，在常州和沪宁线制造事端，使几个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武斗。他们几个人还狂妄地做出计划，要先控制沪宁沿线的城市和乡村，占领苏南，进而控制上海和浙江。他们在苏南一些县市“串连”了许多被革命群众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鼓励他们“站出来造反”，为自己翻案，“千万不要等待”。请看，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得多么紧呵！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中，有哪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味？说他们是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不是更切合实际吗？（⑴⑵）那末，他们为什么要打着“造反”的旗号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旧上海市委终于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也终于完蛋了。原来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李顺之、戚拯一伙亡命之徒，感到这样做不行了，太露骨了。于是，内心怀着一股反革命的“怒火”，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也打起“造反”的旗号来，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派”来了。他们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搞孙悟空的“挖心战”来了。
    李、戚之流不只是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大家知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大家公认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在上海造无产阶级的反，就不能不造“工总司”的反。李顺之、戚拯之流是懂得这一点的。但是，要造“工总司”的反，也不大容易。他们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发现了“工总司”工作人员中某些人的私心很重，就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派性，要他们另拉山头，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但是，上海的工人同志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一小撮坏人的阴谋破产了。
    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
    这一伙政治骗子，在苏南采用的手法，更加卑鄙可耻。他们竟敢冒充和盗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和“顾问”等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就是靠这一套，在沪宁线上的常州、无锡、镇江、江阴等地，骗取了一部分群众的信任，有的当上这个组织的“参谋”，有的担任那个组织的“顾问”，有的充任“总指挥”，有的甚至同时操纵了两派革命组织。在常州，他们曾经冒充“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名义，“支持”某个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不久，又“支持”同这个组织对立的另外一些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他们就是用这一套手法，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极力煽动某些人的派性，制造大分裂，挑动大武斗，阴谋用这个革命组织去攻打另一个革命组织，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好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沪宁线上和苏南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同这伙反革命分子是密切相关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常州发生严重武斗，戚拯就守在上海铁路分局水电段的铁路专线电话机旁三天三夜，进行“遥控指挥”，并且多次召集同伙在上海开会，拟定“作战”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常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时，戚拯又通宵达旦地守在镇江火车站的专线电话机旁，对着地图进行指挥。戚拯一面和守候在上海某单位的李顺之、胡汉等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同来自常州的他的同伙召开紧急会议，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派出“增援部队”，并且在镇江成立后勤指挥部，挑拨离间，加深某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挑动两派继续武斗。
    这伙坏蛋，挑动武斗的手段是十分狠毒的。他们唯恐两派打不起来，唯恐群众不上他们的当，竟自煽动“先放第一枪”，煽动不要“单纯的军事防御”。李顺之在给常州一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信中说：“这样的武斗，用不着怕犯‘先放第一枪’的错误。”“单纯的军事防御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应当进攻，可以进攻了。”这伙坏蛋就是这样煽动群众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开枪！
    他们还唯恐群众组织不听他们的指挥，就利用各种关系去建立自己能够直接使用的武装。李顺之在××就直接控制一个有数十支枪的“武卫连”。他还起草了一个反革命活动计划，提出要“武装一批农村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配备机枪一挺，步枪一二十支。……另外再抽调若干连机动活动。”
    一切反动势力，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为绝对劣势。李顺之、戚拯这批狐群狗党，当他们在苏南某些城乡和上海一些革命力量薄弱地区招摇撞骗，一时蒙蔽了一些人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利令智昏，得意忘形啊！他们在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他们反革命的喜悦：“京（指南京）沪沿线可以说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曾几何时，他们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现出了牛鬼蛇神的原形，被革命群众清查出来了。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
    我们这里讲的只是李顺之、戚拯这么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全部罪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就是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发人猛醒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现在应当是擦亮眼睛的时候了。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有些地方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能联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出现武斗，发生流血冲突？当有人煽动我们伸出拳头打自己阶级弟兄的时候，应该多想一下，究竟为什么要打？这是谁的主意？他是个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象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只有一小撮。看不到有坏人，是错误的；认为坏人多得很，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决不能因为这类坏人的黑手曾经插进某些群众组织，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组织统统列入坏组织。
    要知道，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是一伙反动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今天可以支持这个组织，明天又可以反对这个组织。他们所以支持或反对这个组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一旦他们实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计划，他们是会对所有的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会上他们的当呢？原因可以找到好多条，但是，应当坦率地说，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毒蛇，就是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利用革命造反派中某些人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的影响，当作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特别是当着阶级敌人末日来临，一切镇压、欺骗手段失灵以后，他们象抓住稻草一样，拚命地利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某些人的私心，恶毒地灌输派性。你要搞实力，拉队伍，树山头嘛，他就竭力为你发展人马，扩展山头，骗得你的信任。李顺之、戚拯之流，就是化装成“老造反”的毒蛇，就是用这种手段缠住了某些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讲他们是怎样利用某些人的派性的。因为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仅仅是举出这个小集团所干的罪恶勾当，向我们的某些仍然热衷于搞派性的战友们敲敲警钟。我们衷心地希望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仔细地回顾一下战斗的历史，为什么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忽然对立起来了呢？难道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千条万条理由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没有半条理由闹分裂吗？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分裂了呢？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侵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黑手插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吗？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吧！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转载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三）领导干部“亮相”，促进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陈琳瑚《我要造反》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主席的教导，我要造反。我要彻底跟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彻底跟陈、曹的黑市委决裂，坚决站在上海人民公社和革命造反派一边。彻底跟日渐“和平演变”的旧我决裂，下定决心，彻底改造，将功赎罪，重新作人，争取后半生能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作一个普通劳动者，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刘邓反动路线在党内流毒极深极广。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搞“和平演变” “合二而一”。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上是“任人唯亲” “任人唯顺”，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而不是“任人唯贤”。只重资格辈份，不重品德才干，更不提倡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反对革命造反精神，提倡奴隶主义和盲从思想。生活上：推行福利主义和特殊化，使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干部、专家和广大工农群众之间生活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造成不少高级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四体不勤，小病大养，不想革命，只想保命，意志衰退，蜕化变质。从原来是一个革命的变成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刘邓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恶果，就是必将把党和干部引向死亡的道路，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黑市委彻头彻尾的贯彻执行了刘邓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妨从几个方面作一个对比：在政治上：柯庆施同志生前每次从中央开会回来，总是向干部传达主席怎样指示的，怎样讲的，常把主席的指示联系自己的思想谈出自己的体会，使干部听了既感到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受到教育，又感到亲切溫暖。特别是柯老还经常向干部提倡学习主席著作。记得他常讲：你们把主席著作，办公室摆一套，床头摆一套嘛！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自己想不通的，或者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随手翻翻主席著作嘛！很多问题主席老早都讲过了，就看我们学不学，用不用啦！而陈丕显、曹荻秋之流却从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头脑里根本投有毛主席，相反的却大吹特捧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什么“蹲点”指示(实际是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什么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这些都是陈丕显亲自披挂上阵卖力宣传的。在主席亲自领导制订的农村四清“二十三条”下达后，陈丕显在一次市委的会议上根本不认真的宣传“二十三条”的精神，不强调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强调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异想天开的提出什么“四清重点是清思想”，而且反复的讲了多次，好象思想问题解决了，四清任务乜就完成了。甚至去年一、二月份时，陈丕显要杨西光等人起草了个农村“二十五条”，其中根本不提巩固四清运动成果，加强农村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提出什么农村四清中的案件矛盾不要上交，就地解决，按政策办事等等。主席关于学校教育的春节指示，汪亚民去开的会，回来向书记处汇报后，陈丕显当场就“指示”，对下只讲精神，不要讲具体内容，杨西光接上去就说：讲了会起副作用。“农村学大寨”也是主席亲自提倡的，而曹荻秋在会上却胡说什么上海郊区不要照搬，要强调上海郊区特点，什么机械化、电力化、城市支援农村等等。总之，他们是拒不执行主席指示，处处跟主席指示相对抗，唱对台戏的。相反，陈丕显、曹荻秋却热衷于通过石西民的“热线”经常和陆定一保持联系，接受黑“指示”，通过常溪萍到北大搞社教去和彭真的北京旧市委“搞好关系”。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他们党背着毛主席，偷偷的跟彭真“打招呼”，好使他“主动”等等。这就看的很清楚，陈丕显、曹荻秋紧跟的是刘少奇、彭真、陆定一一伙，反对的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组织上：柯庆施同志生前对于部各方面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对待干部中发生的错误或问题，柯老是经常采取严肃态度和坚持原则立场的。有的干部有时虽然一下子接受不了，但事后都无不感到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一九六三年思想工作会议就是由柯老亲自发起并亲自揭开思想战线阶级斗争盖子的。而陈丕显、曹荻秋在组织问题干部问题上却采取“任人唯亲”“任人唯顺”，而不是“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是搞宗派主义、自由主义、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以至包庇重用坏人(从叛徒自首分子到蜕化变质分子，无所不包)。这样的组织路线恰恰是适应于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的需要。
    在生活上：柯老生前极力提倡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而且怎么说就怎么作，如带头搬进工人住宅区(东庙二村)，带头减工资等等。但陈丕显、曹荻秋等却完全相反，他们都是讲究吃、穿、玩、乐、排场，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这里举一个讲排场的事例：去年四月上旬，全国乒乓球比赛在上海举行，有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名”运动员参加，连运动员加工作人员共约有四、五百人。比赛结束后，陈丕显通过杨西光传下“旨意”说：上海市应大请其客，上海是大城市，不要太小气，要学北京，规定要仿照一九六五年秋彭真宴请二届全运会那样(那次，陈丕显、曹荻秋都参加了)。杨西光也是力主请客的。因陈丕显在养病，要曹荻秋出面代表市委和人委，我和杜前商量后，不同意这种作法。一则感到太铺张，同时乒乓赛只是个单项比赛，不能和全运会比。二则又因为经费无办法。比赛大会的经费是国家体委批的，事先并没有这笔预算，开支了恐批不准。同时，体委更没有这笔经费。我向曹荻秋反映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我们的上述看法，并表示如果一定要请，那就请市委另批经费。大概曹荻秋没有这种胆量，大请其客之议乃作罢。最后，改成在运动员灶基础上稍加几个菜，就在运动员食堂会餐(在上海大厦)，由杨西光、宋季文、张承宗出面作陪。据说事后陈丕显对此还极为不满。因为与他这个“第一书记”面子很不光彩。综合以上几个方面，陈曹在上海所推行的正是刘邓反动路线的翻版，对上海党和干部起着极大的腐蚀作用，同样是把党和干部逐步引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死亡的道路。惊心动魄的大教训。
    我在以陈、曹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这个修正主义大染缸中工作、生活了达十六、七年之久，受毒很深，身上染上了不少修正主义的东西，一天天向资产阶级思想与生活方面“和平演变”，说得更恰切一些，不是什么“和平演变”的问题，是自己本来就没有“变”过来，自己本来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中的青年学生，凭着一股热情参加了革命，把剥削的臭思想、臭作风都带进党内来了，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中受到了一些冲刷，在党内长期生活中受到了党的纪律的一些约束。民主革命关总算“闯”过来了，但资产阶级世界观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到了过社会主义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步步感到被动，特别是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自己就更是一次大冲击、大暴露。回顾进城十几年来，确实在各方面是一天天在走下坡路，一步步在向资产阶级泥坑里滑。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悔恨痛心。在政治上：没有认真系统的学习主席著作，狂妄的认为过去都“学过了”，“都懂了”，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缺乏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深厚阶级感情，因此，自己散布陆定一黑帮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一些黑话就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自己头脑里有了这种空白和土壤。特别是林彪同志号召全党全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及柯老生前一再强调学习主席著作，学习主席著作已成为群众运动时，自己还经常发表谬论，就更是罪不容赦的犯罪行为，在此，一千次、一万次向主席低头认罪也是完全应该的。由于没有认真学，就更谈不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别是没有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不断改造自己思想。因此，自己在政治热情上也是日渐渐退，过去那种闯劲、干劲、拼劲都统统不见了（尽管许多是幼稚的、错误的东西），对坏人坏事不愿斗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不认为是党性不纯，还自认为是日渐“老练”。对自己也不愿再政治上高标准要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混”则“混”，不作“伸手派”，但也不作激进派，思想上有两个坏根子：一个是错误的接受了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靠到解放以来有多少“老家伙”一个一个的垮下去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一个是政治上高标准要求，是要艰苦奋斗的，还是舒服一些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正是反映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已是既得利益者，不求进取了，想“保”不想“革”，想舒舒服服，不想动荡变革，在同济大学搞工作队期间，所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其思想根子也在于此。这些东西正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最好温床和土壤。主席如果不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会有更多的人和在更大的程度上修下去的，确实是主席对党的多数干部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挽救。在组织上：也是“私”字当头，“我”’字领先。自己多年来虽然不“伸手”，不搞派别活动，不摘拉拉扯拉。这不是由于我的觉悟高，修养好，而仅仅是由于受旧意识的影响，讨厌和看不惯。但同时，又怕挑重担、担风险，怕犯错误，怕得罪人，怕搞坏名声，所有这些，无不是出发于“私”字，落脚于于“我”字的。在工作上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业务，信赖专家（包括党内的）。刚到教育局时，曾一度想钻下去，变“内行”，但方向不对，又加底子薄，又怕艰苦，知难而退，还是放手让别人搞去。教育工作上强调教学为主，分数挂帅，体育工作上助长锦标主义，技术挂帅。这都是违背主席规定的唯一正确的教育方针和体育方针的。多年来，教育上和体育上实际上还是推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只有局部的改良，没有彻底的改革，这都与我没有以主席思想统帅工作，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有关，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这对我确实是十分深重的教训，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这一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特别是面对着千百万的青少年，没有时时刻刻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武装他们的头，胤去改造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而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实际上是起着拆社会主义墙脚的作用，对党的事业犯下了又一罪行。在生活上：贪图安逸享受，害怕艰苦，自己的不良嗜好(如烟茶)也是力求高标准。党和人民给的待遇本来是优越的，但由于自己随手挥霍还是“入不敷出”，实际上资产阶级生活享受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也是自己政治热情日渐减退的一种反映。
    十多年来，自己身上修正主义的东西之所以能够日渐发展，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在自己头脑里没有扎根，自己在工农群众当中没有扎根，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是最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接受冲刷考验，以及在以后的年月中紧紧抓住上述环节，才能使后半生继续作出一点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为此我决心：
    (1)在政治上：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认真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一辈子，争取作毛主席的好学生，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2)在组织上：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拥护并积极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指示和决议。彻底与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黑市委决裂，退出黑市委。
    (3)在工作上：坚决作一个普通劳动者。运动后期，要求下放工厂、农村劳动三年(最好是农村，因工厂机械活搞不来)。前半生缺了这一课，争取后半生补上这一阶级教育和劳动锻炼课。这样会有利于自己的改造和今后的工作。
    (4)在生活上：要求减工资，搬房子(如能落户农村、把全家一起搬去)，降低生活标准，绝对服从组织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同志检查“亮相”《请罪与造反》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我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犯了罪的人，我今天首先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挽救，感谢我们革命同志、革命小将今天给我创造了这么一个条件，让我来请罪。
    一、我犯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解放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上海搞文教工作（先后在教育局、教卫部、文教办公室、体委负责过工作），散布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推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体育路线，腐蚀毒害了广大青少年，挖社会主义墙脚，对毛主席，对党和人民，我是犯了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又犯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在同济大学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给同济大学的运动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我犯下的又一罪行。在这里，我首先向毛主席，向革命造反派，向上海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东方红兵团小将低头请罪。我的错误是很多的，罪行也很大，危害也很深的。
    首先，我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犯下了滔天大罪。我曾经散布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烦琐哲学”等等这些反动黑话，跟旧中宣部这些黑帮头子唱的同一个调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起了传声筒和吹鼓手的作用。特别是当林彪同志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了号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时候，我还屡犯错误，更是罪大恶极。我要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次的低头请罪。我没有象工农基本群众那样把主席的著作看作是自己的命根子，相反的，非常狂妄地认为过去“都学过了”，“都懂了”，“现在好象不学也能工作”。有时也学一点，也看一点马、恩、列、斯的著作，但是目的也是为了作报告，引用，来装扮自己，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这完全是一种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来对待主席著作。我犯下的罪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犯罪行为．我保证今后决不再犯，希望我们革命的同志，革命的群众，来进行监督，什么时候犯，就什么时候坚决的和我作斗争，以至于坚决的打倒我。
    第二，我在教育上执行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直接对抗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完全违背了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唯一正确的路线和方针。相反的听任资本主义教育思想泛滥。在我负责中小学教育的时期，中小学教育始终沿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轨道在行进，基本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擦了一点无产阶级的脂粉，是小的改良，大的保留，所以它就很迷惑人，不易一下子被识破，危害就更大．这是我对党，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十多年来，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欠债之多，恐怕我这一生一世是没有办法偿还的。只有依靠我们青年一代运用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才能消除这种毒害，才能健康地成长。
    在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篡改了主席的方针，美其名曰：提高质量，教学为主。实际上是离开了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推行智育第一，分数第一，升学笫一。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学生负担过重，死学死用，学了也没有用。这正是主席在前年“七．三”批示中提到了的“课程过重，学了也没有用”。主席已经批评过。学生负担还是很重，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忙在功课上，搞得精疲力竭，神经紧张。每年高等学校考试的时候，我们上海市的高中毕业生，近视眼、胃病、神经衰弱症、肺病比例年年增加。学生把升学看成是唯一的出路，一旦升不了学，就认为“一生都完了”，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关心社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五九、六零、六一年这个时候，有一年上海在全国高考当中，考了个笫五名，我觉得很丢人，不光彩。当时我就作了个“誓雪王老五，力争第一流”的报告。为“争取提高升学率”起了火上加油的坏作用。我们在中小学教育所搞的这一套，在精神上、身体上起了摧残青年的作用，同时也起了培养精神贵族的作用，扩大了脑体差别，使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毕业以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学得越多，越脱离实际，越脱离劳动人民，越看不起劳动人民，怕艰苦，怕劳动，不愿上山下乡，不愿意到内地和边疆。在这个问题上青年是无罪的，罪责在我。因为当时我在普教方面是主要负责人，因为我没有按照主席的路线和方针来办事，结果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了资产阶级接班人，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了土壤和条件。这几年，各种各样的私人补习班大肆泛滥，我也没有采取积极的办法，加以抵制，结果就出让了教育权，扩大了资本主义的思想阵地。
    由于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办学方针和考试办法，也扩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排挤了工农子女入学的可能性。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学校教育，实际是为城市办学，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学。很长时期是轻视歧视农村教育的发展。对农村教育不搞基本建设投资，强调社办，自己办，县办，国家投资都搞在城市里。当时，美其名曰：“为了解决矛盾，缓和矛盾。”实际上也是反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排挤了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可能性。
    在依靠什么人办学的问题上，我们依靠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家”，走的是“专家”路线，有些没有经过改造的“专家”，又被拉进党内来。实行了“合二而一”。所以使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这个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是如此。正如毛主席批给林彪同志的那封复信中所讲的一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表面上是共产党领导，有党支部书记，有党员校长，实际上，党员干部是依靠“专家”，我也是依推这些“专家”。
    一九六一年，我在中学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上作的“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就是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头脑里的加工和总结。正是因为国家遇到经济困难，地、富、反、坏向我们党猖狂进攻，而我这个报告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比如讲教师的红与专的问题，红也讲一点，专也讲一点，但重点是讲专；讲教学与劳动的问题，教学也讲一点，劳动也讲一点，重点是讲教学。整个报告是折中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贯穿了修正主义的一条黑线．我认为是必须彻底批判的一株大毒草。后来，中学里发了个六十条草案，也是这类货色。我参加了意见，最后经过我修改。这是在教育上所犯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造成的恶果很严重。
    第三，我在体育上也执行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重视群众体育和国防体育运动，也是和毛主席的体育路线、体育方针相对抗的，而是把精力和兴趣放在专业队和几个所谓重点项目上，因为这些项目可以出成绩，为上海争荣誉，给自己添光彩。
    在抓专业队的时候，我没有强调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是技术第一，成绩第一，助长了锦标主义的思想。这样子下去，就把运动员引上了只专不红的邪路上去，我自己就变成了旧社会的球老板。如果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冲击、改造，是很危险的。这是我在体育战线上所犯下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和错误。
    第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彻头彻尾的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初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等派我带工作组到同济大学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我忠实地执行了，作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我一进同济，就定调子，划框框，围剿革命小将的革命大字报，压制革命造反派，把革命干部张学梅打成“反革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给同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同济大学，我是欠了债的，犯了罪的。我是镇压同济大学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在这里，我诚心诚意地向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东方红兵团小将们对我多次严肃的批判和耐心的教育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我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
    首先，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我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在从事文教工作十多年中，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忘记了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最容易泛滥的地方，但是我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学校里面谁改造谁的斗争中，我打了败仗，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其次，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阶级烙印还很深，自己本来是一个青年学生，带着一股子热情参加了革命队伍，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我过去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所以在教育战线和体育战线上很容易接受和迎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上自己“私”字当头，私心杂念太重，有时候偶而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但是，怕搞坏关系，怕人家说我这个人难处，以至于放弃了党的原则，和错误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政治上的软骨头。
    第三，是十几年来，和平环境，当官做老爷，确实滋长了官、暮、骄、娇的歪风邪气，政治热情、革命朝气日渐减退，享受欲望日渐上升。不认真学习主席著作，不求上进，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怕艰苦，图安逸，不是继续保持革命朝气。对启己来讲是革命到顶了，不想再革命了，只想保持现状，保住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地位，再就是保这保那，保旧市委，实际上就是保自己，不想革命，怕革命，怕群众，怕打破现有的“秩序”。群众一起来，革命小将一起来，自己就害怕，就反对，就想去镇压。
    归根结底是：毛主席思想在我头脑里没有扎根，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私心杂念很重，什么事都是以我字为中心，当然不可能有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因此我在日常工作上，常常表现左右摇摆，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中，我一下子就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次大暴露，大考验，是自己给自己作了反面教员，没有这次大暴露，我可能对自己的问题，到现在还不认识，还不知道。
    现在，我决心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同志一起，彻底清算修正主义在教育、体育战线上的影响，在斗争中，立功赎罪。
    三、放下包袱，造反到底。
    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加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的欺骗蒙蔽，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毒害，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和对造反的要求都是很迟钝的。
    1、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过程。
    一开始，我对自己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不但不认帐，还想赖帐，明明是围攻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底稿事先我看过，我检查时说没有看过，欺骗群众，态度极不老实，老虎屁股摸不得。什么路线错误更不接受，满肚子委曲和抵触情绪，当时东方红小将对我说：“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很深，你从市委到同济，小汽车一出发，就走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小将这话很深刻，但是我不理解，还认为他们挖苦我。小将这话是去年十月对我讲的，我直到十二月才有些体会。
    后来，红旗杂志发表了不少社论，东方红小将不断批评教育我，我才开始对错误有点认识，不过还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每次检查找別人起草，在文字上推敲。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听说地方上领导干部几乎百分之百犯了路线错误。这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突然找我谈话说：“你在同济的检查，人家根本不承认，干脆承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吧。”当时，我没有认识到他是转移目标，嫁祸于人，金蝉脱壳，而是奴隶主义地认为，第一书记讲了，大概错不了，就干脆承认。事实上我思想是不通，东方红小将一眼看穿，我的突然转变有问题。他们化了很多功夫，调查收集了很多材料，对我集中进行了揭发批判，帮助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机关造反派也对我做了很多工作，我才开始认输、认错，决心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其次，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的认识，这个过程，也是我下决心造反的过程。我经过犹豫、观望、顾虑的曲折复杂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决心起来造反。
    去年九月，我对黑市委有些做法表示不满，产生怀疑。象十一中全会为什么只发了几个文件，不组织传达？在破“四旧”时，市委布置的黑十条，曹荻秋为什么赖帐？还有杨富珍给毛主席的电报底稿，我在书记处看到过，有个书记就鬼鬼祟祟地说，这个事将来泄露出去不得了。还有书记处保杨西光，杨西光管学校的经常不到学校，不到则已，一到就是六个书记同时出马，这个事情我是有意见的。后来发生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我的怀疑。市委到底为什么这样？是偶然的？去年十一月，我参加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就比较婉转地提了一些意见，当场被压了下去。我当时就感到没有说话余地，根本批评不得。我记得当时提的意见是很浮皮潦草的，什么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啊，怕呀等等。对几个书记我指名提了点意见，对曹荻秋提了两条，一个是干劲不足，开会做报告拖拖拉拉，另外一个意见就是批评他特殊化，还影响了他的子女。就是这么些浮皮潦草的意见，也说不得。
    再进一步，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市委机关造反派造了市委的反，开始揭了市委的盖子，这个时候自己从内心里感到很痛快，感觉这些青年同志干得是好的。但是自己那个时候还有顾虑，当时机关造反派有同志给我谈话。鼓励我起来造反，我觉得我是一个领导干部，能不能起来造反呢？对这个问题有顾虑，我没有下定决心。直到今年一月六号，几个革命组织又开大会揭发了陈丕显、曹荻秋一些人的问题，这个大会我参加了，也要求揭发，没有成功。看到他们确实在政治上紧跟刘邓路线，对抗主席路线，从文化革命以来一系列的问题是，上欺中央和主席，下骗干部和群众，我认为是应该打倒的。在这个时候对陈、曹黑市委是愤恨，简直是害人不浅。但自己思想上还有保留，认为中央老不表态，群众把他们打倒了，这样算不算数？开这么个大会揭发批判是否真倒了？我还有顾虑。
    从去年十一月以来，东方红的小将和机关造反派的同志们就鼓励我起来造陈、曹的反，造黑市委的反，他们用不怕牺牲的精神来启发我，说：“我们造反是冒了生命危险的，搞不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劳动改造，很多同志已给家里去了信，作了后事安排。”我当时心里确实很感动。他们青年小将为的是什么呢？不为名不为利，他们就是为了听毛主席的话，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甚至有的革命小将为了打消我的顾虑，说：“你造反，安全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你把家属和小孩搬来我们学校住，由我们负责。”这是对我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但我却总是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主要的思想活动是：自己在同济的错误还没有检查完，怎么能心挂两头呢？甚至对于林总当时已经提出来，既当革命动力，又当革命对象，我自己是机械地理解。我认为是先当好对象，才能当好动力。在一个座谈会上，同学们马上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形而上学，消极态度，那能分开呢，动力和对象分不开的。”另外又想到部局长也是当权派，能不能造反？人家会不会说你是投机啊，什么捞稻草！金蝉脫壳啊！事实上，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你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人家看得清楚的，你想投机也投不成。
    总之一句话，我的不敢造反，迟疑不决，就是私心杂念太重，怕这怕那，最怕的是丢掉党籍，搞不好，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打成“反革命”，党籍丢了，这个事情是一生政治上最大的耻辱。这也是从个人考虑。为什么不从保卫党和毛主席的革俞路线，使得我们的党和国家不变颜色来考虑问题？直到今年一月革命风暴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才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以陈、曹为代表的旧市委，他们确实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才使我打破了框框，丢掉了幻想，下定决心，要起来造反。
    我现在向毛主席庄严宣誓，向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保证，造反是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暝目，造反到底，就是革命到底。为了保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保卫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牺牲的呢？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因此，我决心彻底与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与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决裂，与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线，我坚决退出旧市委并继续揭露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旧市委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我决心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清算、检查自己的错误。我有决心和革命师生、革命同志一起把我过去在教育上和体育上所执行的那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连根拔掉。为此，那里要我去检查，我就到那里去检查，听取揭发批判，受教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争取后半生能作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永远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永远虚心向革命群众，特別是向革命小将学习，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我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并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指示，坚决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我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只要党和群众批准，我有决心挺身而出，勇挑重担，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火热的斗争，参加抓革命，促工作的斗争，为革命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我今后要永远牢记毛主席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把“老三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狠斗官、暮、骄、娇各种歪风邪气，逐步地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
    我诚恳地希望革命同志们、革命小将对我进行审查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的检查：《放下包袱，造反到底》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根据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就要大造旧世界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且要一反到底，才能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此同时，也要大造自己的反，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大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也要一反到底，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晚节和青春，才能防止继续“和平演变”的危险，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它涉及到党的事业的各个方面。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党和国家就要兴旺，按照刘邓的反动路线办事，党和国家就要灭亡。它也涉及到党员干部的每一个人，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一边，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决不能作政治上的庸人和投机家。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黑市委，处处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给上海和党的事业腐蚀很大，毒害很深。我在旧市委领导下工作，生活了十六、七年，虽然在柯老生前的正确领导下也作了一些工作(同时自己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由于陈曹的抵制，使柯老的正确领导经常受到干扰。特别是柯老生病至逝世后的两三年间，陈、曹等人就更加明目张胆的对抗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更为明显。我自己由于在以陈、曹为代表的黑市委下工作时间较久，受毒很深，特别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认真的改造，身上沾染了不少修正主义的东西，自觉不自觉的在各个方面执行了刘邓、陈曹反动路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集中的暴露了出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了主席的教导，违犯了主席的革命路线，罪恶的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我犯了罪，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我狠痛心，我要痛改前非，要立功赎罪。以陈、曹为首的黑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狗胆包天，罪恶的欺上瞒下，“保上整下”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蒙混过关，阴谋扼杀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初期，他们就矛头向下，派出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我成了执行他们这一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他们派我带工作组仓促进入同济大学，去“揭滥子”，去搞“夺权”斗争，去“发动群众”。我一进校，就定调子，划框框，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扼杀了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错把革命干部打成“反革命”，压制了中层干部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作调查研究，不作阶级分析，蛮干一通，乱打一气，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对同济大学的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是欠了债的，是镇压同济大学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这是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在这里，我再次的诚心诚意的向毛主席及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同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低头请罪。并向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东方红兵团小将们对我多次严肃的批判和耐心的教育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对学习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也犯下了滔天大罪。黑帮头子陆定一故意贬低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的伟大光辉，说什么不要“简单化”庸俗化”，不要“烦琐哲学”，我亲自听到的就有两次(石西民、杨西光“传达”的还不算)，自己不但没有抵制，反而在不同场合也作了同样的传布，跟黑帮分子唱的是同一个调子，为他们阴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起了传声筒和吹鼓手的作用，自己犯了弥天大罪。特别是当林彪同志发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已成为群众性的运动的时候．我所分管的中、小学教育中，不但不积极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反而借贯彻“七．三”指示，减轻学生负担之名，砍掉了许多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在研究职工业余教育计划吋，职工群众及中、下层干部已经强烈要求以主席著作(活页)作为语文教材，既学政治又学文化。我却不但不积极加以支持鼓励，却胡说什么主席著作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当语文课教(只同意选用一部分)，又借口主席著作不能随便翻印，要经过市委宣传部批准等等。总之，是设置了重重障碍，使主席著作不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直接见面。这是我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的宣传与学习中犯下的又一罪行。在这里，我一千次，一万次向我们纬大领袖毛主席，向广大职工群众，向全市中、小学师生低头认罪。并欢迎揭露由于我的罪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肃清我的流毒影响。自己保证今后永远忠于毛主席和忠于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愿意接受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监督，什么时候发现我有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吋，就坚决打倒我，不管什么人，只要胆敢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坚决打倒他。
    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普教)、体育方面，以及文教工作的其它方面还犯有许多错误，将另作检查，听候同志们的审查批判。
    我要造反，但，我的觉悟很迟，私心杂念太重，怕反不准，引起“飞来横祸”。去年九月份，一次我到书记处有事，曾向在场的书记提出希望他们能多到大学里去，多和群众接触，接待站的工作让二、三把手去搞(老实讲，这时还是从“保”他们的观点出发)，并当场批评了曹荻秋不该向首都红卫兵假报成份。去年十一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旧市委召开的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我委婉曲折的谈了一点看法，指出书记处对运动态度不端正，有骄傲自满情绪，并列举了一些事实，还分别对几个书记提了一些意见。老实讲，这时自己思想中还是“保”字当头。但就是这样，马上遭到几个常委和书记的议论讥笑，曹荻秋说：“今天不是谈这些，是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书记有意见以后专门谈。”我犹豫了，莫非我的意见真的“文不对题”，不对头了？在这前后，陈丕显找我和其他两个大学负责人去谈问题，我们又向他提出：现在连个提意见的机会和场合都没有，市委最好专门开个会，陈说：你们目己先检查好，这个以后再安排。就这样不了了之。最令我悔恨自己的是：去年十二月份，同济东方红的小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文教办公室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曾先后在不同场合一再鼓励督促我起来造旧市委的反，造陈丕显、曹荻秋的反。他们是多么听毛主席的话啊!他们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又是多么的可贵与可敬啊，东方红小将甚至还鼓励我：你起来造反，如果安全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我又是多么大的关怀、期望和鞭策啊！可我呢？总是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一句话，私心杂念太重，怕这怕那(最怕的是丢掉党籍)。直到今年一月革命风暴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才使我进一步认清了以陈、曹为代表的旧市委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才的我打破了框框，丟掉了幻想，下定决心，要起来造反。这时我才陆续的写了一些揭发他们的材料。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私心杂念：一个是自己是犯了错误，对党和人民欠了债的人，造反行吗？革命群众能信任吗？红旗杂志社论及解放日报、文汇报社论都一再正确的阐明了主席的干部政策。犯了错误坚决的改正，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欠了债还债，还得越清越好。主席谆谆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主席的这一教导，自己现在重温，加倍的感到亲切，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同时我又听到了柯老生前的声音：“犯了错误就改嘛！改了不就好了吗！”关键不是群众信任不信任自己，而是自已是否相信群众，并用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逐渐取得群众的信任。另一个是要造反总得依靠组织，不能单人独马，现在依靠谁呢？前工作队造反派同志给我答复得很干脆：来同济依靠东方红，回机关依靠机关造反派。确是如此，有了组织就有了依靠，就感到有了力量。
    我现在向毛主席壮严宣誓，向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保证：造反是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造反到底就是革命到底。过去在战争年代枪林弹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也从未动摇过，一心只想到革命要胜利。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闹革命，为了保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不变色，保卫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牺牲的呢？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因此，我要彻底与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与以陈、曹为代表的上海黑市委决裂，与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坚决退出黑市委，并继续揭露以陈、曹为首的黑市委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所犯的种种罪行。
    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清算自己的错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功赎罪，重新作人。争取后半生能作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永作一个普通劳动者，永远虚心向群众，特别是向革命小将学习，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并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指示，坚决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坚决遵循毛主席关于干部路线的教导，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当前革命形势大好，夺权斗争更加深入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关键时刻，只要党和群众批准，我有决心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参加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斗争，参加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斗争，为革命与工作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牢记主席教导：“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狠斗官、暮、骄、娇各种歪风邪气，逐步地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 请革命同志们审查批判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陈琳瑚同志发言《我的检查》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我在教育局、教卫部、文教办、体委工作了多年，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是罪行，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同济大学搞工作队时，又犯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给同济大学的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流毒很深，影响很坏。给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不仅没留下任何积极的东西，反而留下许多困难。多年来，党和人民给我的实在太多了，我为党和人民服务得实在太少了，而且还屡犯错误，造成损失，想来实在愧悔和痛心。实在是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多年的教导，辜负了工农劳动人民的养育和期望。我决心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党和群众的审查批判，痛加悔改，立功赎罪，重新作人。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及其流毒影响。彻底与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彻底与陈、曹的黑市委决裂。立即退出黑市委。坚决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为巩固和发展一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胜利成果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当前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主要错误批判
    一、我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曾散布了学习主席著作不要“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烦琐哲学”等反动黑话。跟黑帮分子唱的是同一个调子。贬低了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的伟大光辉，为他们阴谋推翻主席领导，复辟资本主义起了传声筒和吹鼓手的作用，犯下了弥天大罪。
    为了贯彻主席的“七．三”指示，由我召集教育局、团市委起草的六条规定，片面强调减轻学生负担，政治学习组织形式应精简集中等等。规定下达后，中学砍掉了许多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这个罪责主要应当我来负，不在下边。
    在讨论职工业余教育时(有总工会、教育局、文教办的干部参加)，当时职工群众、教师、干部都强烈要求把主席著作当作语文课教材，既学文化，又学政治。这本来是一项很正确的革命性的意见。我不仅未加以积极支持和鼓励，却胡说什么：政治课已规定学主席著作，语文课再学就会重复，又说主席著作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怕语文教师教不好，会搞成“烦琐哲学”(最后同意了部分选用主席著作，部分选用报纸社论、报导，部分选用中学语文课本内容)。又强调什么基层不能随便翻印主席著作，要经市委宣传部批准，通过新华书店供应等等。总之，提出了种种所谓理由和藉口，设置了重重障碍，实际上是压制了主席著作跟工农群众直接见面，是一种打着红放反红旗的犯罪行为。
    在我长期分管的普通教育中，我直接抓的中学政治课，也很少学主席著作，用的都是所谓“专家”编的教材(人教社统发)，只有初三曾一度教过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过几次辅导，也没有认真系统地抓过。
    我在运动员(游泳或者体操)中也曾散布过上述反动言论。
    我在机关干部中从未组织引导大家系统的学习过主席著作，甚至臭味相投的支持了个别干部的谬论。
    总之，我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主席思想这一党和人民的命根子的头等大事犯下了大罪，特别是在林彪同志发出号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已成为群众运动时，我还接连散布反动言论，就更是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我要一千次、一万次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请罪，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同志、革命群众低头请罪，保证以后永不再犯。在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的监督下，今后任何时候，如发现我有反对主席思想的言论行动，就坚决起来反对我，打倒我。
    我之所以犯下这一罪行，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没有把主席著作当作改造自己思想的唯一武器，当作自己言论行动的唯一指针，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主席思想在自已头脑中没有扎根。反而狂妄的认为主席著作“都学过了”，“都懂了”(？)有时也学一点，也是为了作报告时加以引证，增加份量。要求别人学，而自己却不好好学，也不认真抓，有时也看点马恩列斯的著作，也是当作知识性学，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完全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对待主席著作 (一看就懂，一放就忘，一用就错)，是十分狂妄自大的集中表现。“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由于主席思想在头脑中没有占统治地位，所以听了黑帮分子的黑话，不仅没有抵抗力，辨别力，反而加以传布，以至于发挥，就正是因为自己头脑里有了这种空白和土壤。这是应当记取的一大教训。
    所以没有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是由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缺乏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不像工农基本群众那样，把主席的书，当作宝书，看作自己的命根子，一时离开也不行，而自己却是不学习主席著作，不改造思想“也可以工作”(？)这样表现出来的必然是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和世界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正由于这种原因，所以传布黑帮分子的反党黑话，就决不是偶然现象，正是我的没有得到认真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不反映是不可能的)。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不抓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改造，就不可能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活学活用。势必有一天要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或者自己就堕落成为这种坏人。这是应当永远记取的教训。
    这次文化大革命深深地教育了我，要下定决心，认认真真地学习主席著作，用主席思想改造一辈子自己的思想，用主席思想统帅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生活。真正作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二、我在教育上执行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直接对抗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党、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犯下了又一滔天罪行。带来了严重后果，十余年来，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欠债之多，我这一生一世是无法偿还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推行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篡改了主席的教育路线，不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不是培养（以下暂缺部分段落）
    (二)自己想当“专家”，想变“外行”为“内行”，但底子薄，又钻不下去，就依赖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党内的)，自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同时长时期内，我又是部兼局，有了一知半解后，就自以为是哇啦哇啦，乱发议论。我的“关于党的工作报告”，就是这方面的自我暴露和集中表现。
    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在上海流毒很深很广，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我决心与上海革命人民、革命师生把这条黑线彻底挖出、拉断，彻底肃清它的影响。
    三、在体育工作上，也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体育路线，而是执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提出的体育方针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加人民体质”，并规定了体育工作要为加强生产建设、国防建设服务。这是唯一正确的体育方针，说明主席非常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健康，主席的方针是体育为广大劳动人民、为广大青少年、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但在我分管和兼管体委工作的时期，却是：
    (一)长期不重视群众体育和国防体育运动。这是主席提倡体育运动的宗旨相违反的。群众体育虽然每年也作了动员报告，或是发生了问题也抓一抓，但从未认真系统的抓过。国防体育过问得更少(只有航空，滑翔还去看过几次，抓的也不多)。而是把主要精力或兴趣放在专业队和几个所谓重点项目上。因为这些项目可以出成绩，为上海争荣誉，自己也光彩，这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反映。
    (二)抓专业运动时，也投有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技术和成绩。在运动员中没有大力提倡学习主席著作，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促使运动员、教练员、政治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没有建立坚强的政治工作，因此运动队中的政治空气并不浓厚，时冷时热，甚至一度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抓了，但抓得不力。这都与我的政治不挂帅有直接影响。相反的却助长了锦标主义和“技术第一”的思想，如重点项目和所谓“尖子”运动员接触就较多，反之，就较少，甚至根本无接触。我的锦标主义、本位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上海胜了就高兴，输了就不愉快，有时甚至粗暴的骂人。这是我军阀作风的反映，必须彻底批判，坚决改正。
    (三)在吸收运动员时，没有强调阶级路线和政治条件，甚至明明知道家庭问题严重，条件不合适，出不了国，但就是因为技术条件好，破格录用了。对“退休”和试训期满的运动员的安置上也存在着单纯的使用观点和推出不管的现象。造成不少人离开了运动队再也不想回来的抵触情绪。这都是运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上的严重问题，都与我没有认真的贯彻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关。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反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头彻尾的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初期，陈曹黑市委，派我带工作组仓促进入同济大学，去“揭盖子”，去搞“夺权”斗争，去“发动群众”。我一进校，就定调子，划框框，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扼杀了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错把革命干部打成“反革命”，压制了中层干部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作调查研究，不作阶级分析，蛮干一通，乱打一气，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给同济大学的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是欠了债的，是镇压同济大学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
    (1)压制、围剿革命小将的五敢精神(大疑问)；扼杀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建六文革委员会)。
    (2)错把革命干部打成“反革命”(张学梅)，压制了中层干部的革命造反精神。使他们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
    (3)“少数派”受到压抑，“多数派”受到蒙蔽，至今流毒未消。
    (4)主观主义的给干部定调子，不该打的打了，该揭的未揭透。
    (5)混战一场，至今干部队伍政治面貌不清；造成三结合的极大困难。
    这是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在这里，我诚心诚意的向毛主席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低头请罪，向同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低头请罪。并向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东方红兵团小将们对我多次严肃的批判和耐心的教育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对文教办的运动也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个别问题上插过手，造成不良影响。
    (1)去年住院时，向汪亚民问过干部的动态，特别是组长的动态和造反派的动态。
    (2)对于自己“有份量”的大字报公布与否，内心有活动，开始听说公布，心里很急，但又不便表示，只好“听天由命”。后又听说教卫部统一口径，暗示可以内部张贴，不公布，内心高兴。为此，还以探听的口气给路力同志打过电话(未表态)。后来机关同志为此忙了整夜，这笔帐应算在我头上，不应算在汪亚民同志头上。自己主要是“怕”字当头，怕同济老账未清，又引出新账，增添麻烦，造成被动。而且有些问题扯不清。
    (3)到机关参加了一次座谈会，揭了杨西光的问题，造成了战斗组的被动，此事应由我负责。
    对体委的运动，我也曾插过手，在养病期间及出院以后，我曾分别接触过运动员和干部。
    (1)住院期间，男排一队和击剑队曾分别到医院去访问过我。男排是为了搬江湾集中搞一个时期总支，我支持他们搬，但，同时，要求他们，不愿搬的不要勉强。击剑队访问的内容忘掉了。
    (2)住院期间，运动系总支负责人去看我，谈到“多数派”红卫兵政委负责人选同题，他提出两个考虑人选名单，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以年纪较轻的团委书记充当比较适宜。
    (3)住院期间，杜、周、沈一道去看过我，并谈到体委运动情况；运动系搬江湾问题；北京体院要看机关大字报问题；少体校工作组问题。是介绍情况性质，我都没表示肯定或否定意见。
    (4)出院后，杜电话和到我家找过我几次，中心是谈机关运动情况，谈到运动系那些干部被打倒靠边站情况，也谈到体委负责人的动态情况。还有谈到材料问题。我问了些问题，均未表示明确意见。
    以上这些接触，虽未明确表示具体意见，但他们也可能受到我反动路线的影响。
    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罪行是很大的，对党和人民的危害是很深的。由于时间长，方面广，现在还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加以批判，以后打算就专题作检查批判。我有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从沉重错误的泥坑中拔出来，站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这种思潮和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党内就是刘邓，在上海就是陈曹。
    我所犯的以上种种错误，就其性质来看，也是一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的。
    首先，最根本的根本是没有认真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尤其是没有以毛主席的思想不断武装自己，改造自己。而是凭着“老本”吃饭，凭着所谓经验加小聪明办事，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睡觉。没有意识到在如此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下，又是搞的文教工作，一切要兢兢业业，从头学起，而是狂妄自大，信口开河，想到那就说到那，怎么想就怎么干，脑子里缺乏主席思想的一根红线，这样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关虽然“闯”过来了，但到了过社会主义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处处感到被动，从跟着走到抱着走。但自己长期并未认识这一点，相反的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骄傲自满和自以为是情绪，常对有些事和有些人是看不惯的，不服气的，过去对书记处的某些头头有看法(从未讲过)和对杨西光的有分歧、有矛盾、甚至有抵制，常是从这种情绪出发的，不完全是从党的事业、党的原则出发(当然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所以常常容易妥协和缩回来(软骨头)也正是这个道理。所谓不作“伸手派”是指的还没有发展成为行动或活动，但不能说没有一点思想活动(比如：对后来补选的副市长的个别人是有看法的，还和个别同志发过自由主义议论，对于后来补提的几个常委也是有看法的，不过没对任何人讲过就是的了)。说明自己的政治修养、组织修养并不是那么纯厚的。
    其次，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官”做大了，架子也大了，脾气也大了。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常以领导者、教育者自居。在群众运动中就是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甚至站在群众对面，压制群众运动。生活条件好了，“光荣历史”也有了，只想保持现状，不想继续变革，想“保”不想“革”，怕革命、怕群众，怕艰苦，图安逸，政治热俏减退，享受欲望上升。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说为佳”，确实是在舒舒服服的向修正主义道路上“和平演变”。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十分可怕又十分可耻的事情。
    再其次，最根本的问题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一事当前，“私”字领先。怕挑重担，怕担风险，至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离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那还很远很远。这次如果不抓紧世界观的彻底改造，那社会主义关是怎么也过不去的。
    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大革命，也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定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也就是造反到底。
    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以自己的行动立功赎罪，重新作人。争取后半生能作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永作一个普通劳动者，远虚心向群众学习，特别是向革命小将学习，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并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指示，坚决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坚决拥护毛主席关于干部路线的教导，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当前革命形势大好，夺权斗争更加深入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关键时刻，只要党和群众批准，我有决心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参加联合夺权的斗争，参加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斗争，为革命与工作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
    牢记毛主席教导：“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生活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时刻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狠斗官、暮、骄、娇各种歪风邪气，逐步地巩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
    请革命造反派、革命小将们审查批判。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文汇报》编辑部《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王坤同志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便是其中的一个。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无产阶级革命派“糟得很”，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好得很。有人说领导干部应该“不偏不倚”，他认为领导干部应该坚决倒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好！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应该这样一边倒！我们热烈地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为这种革命的“亮相”喝采！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许多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你站在那一边？这是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敢不敢站出来“亮相”的问题。
    王坤同志起来造反的事例告诉我们，所谓“亮相”，不是别的，就是革命领导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表明自己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坚决揭露、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罪行，不含糊，不留情，不观望，不徘徊，不折中，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亮相”，向一切革命群众“亮相”，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这一点。如果要说“偏”的话，那就是坚决“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为革命的领导干部“亮相”创造条件，扫除思想障碍。而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要消极地等待别人拉去“亮相”，要主动“亮相”。积极向无产阶级革命派靠拢，承认错误，主动交心，向群众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如果不用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群众当然要疑惑你“姓左还是姓右了”。
    有些干部担心自己“亮”了“相”，而“人家总归不相信我”。群众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主要决定于自己以什么样的面貌与群众见面。如果你所揭露的问题无所保留，对自身的事情“亮”得彻底，又有改正的决心和行动，那是完全可以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的。
    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对革命的领导干部“亮相”支持不够，有的干部明明“亮”了“相”，他们却还在那里强调要“长期检验”，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态度。凡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愿意站出来“亮相”，我们都应当热情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亮”了“相”，也就为开展革命的“三结合”夺权斗争创造了条件。每一个以革命利益为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此理所当然地感到高兴。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去干扰领导干部的“亮相”。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勇敢地站出来“亮相”吧！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曹荻秋《我的检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避免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百年大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在这次运动中，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从运动开始以来，我一直坚持执行着这条又臭又长的反动路线，所以，我的错误特别严重。在运动中，我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我则是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把群众当作阿斗，对革命群众实行国民党的“训政”，采取极端错误的态度，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制造群众之间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使得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文化革命遭到破坏，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这些都是我难逃的罪责。
    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来临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大联合，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和市人委，夺取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把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现一片大好形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种种罪行，是罪魁祸首，革命群众起来把我打倒，是罪有应得。现在，广大革命群众，正对我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使我受的教育异常深刻，对我的改造十分有利，我对党、对人民、对广大干部犯了罪，欠了债，应该偿还。
    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并对受到我打击、压制、围攻的革命群众赔和道歉。对受了我蒙蔽而受了委屈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
    旧上海市委所犯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现在，把我在一系列问题上所犯错误和罪行，向党中央、毛主席、广大革命群众交代。
    一、错误的对待大字报和不应该派出大量工作组
    在大字报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我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积极鼓励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而是害怕大字报，对贴大字报加上种种限制。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前，我们曾说过，群众贴大字报，既不反对，又不提倡。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上海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个角落，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有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街上。这时，我们忧心忡忡，怕打乱了所谓“正常秩序”，因此，在说可以贴大字报的同时，对大字报又加了许多限制。如说可以贴小字报；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要各单位建立审查大字报的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束缚群众手脚，限制和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的错误说法和错误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工作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少派和不派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革命。而我们当去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展，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不少单位的严重问题，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或者烂掉了或者陷于瘫痪，我们认为有点乱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群众自己去闹革命，而是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当群众的“保姆”。全市二十九所大学，派出了六个工作组，四百八十九所中学，派出了一百六十八个工作组，在电影局、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派了些工作组，在工厂我们是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结合进行的，因此，派出的工作组（队）为数最大，有些四清快要结束的单位，又由原工作队对文化大革命补了一课。大量的事实证明，工作组在进入学校、机关和工厂以后，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有压制革命群众的行为，有的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匆忙地撤出了工作组，致使工作组所犯错误，有的没有进行检查，有的虽然进行了检查，但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个责任不在工作组，而在旧上海市委。工作组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派工作组是旧市委决定的，工作组是在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工作组所犯错误，主要应该旧市委负责。
    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是把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结合进行的，撤出的时间较迟，但撤出得同样匆忙，对整群众的材料，对错误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问题，大都未作妥善处理就撤走了，造成了工人群众的不满，这个重任不在工作队，而在旧市委。
    二、压制、围攻北京红卫兵
    红卫兵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对这个新生事物最坚决支持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而我们则相反，当上海学生要求成立红卫兵的时候，由于它不是在我们领导下而是群众自发起来的组织，我们就不予支持。尤其是当北京部分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串连的时候，我们对他们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我们不是首先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是过多的看到他们的缺点。他们当中少数人提出了一些我们不同意的观点，如怀疑一切，红色恐怖，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框框，旧上海市委修了等观点，和一些我们认为是“越轨”行为时，我们就怀疑他们当中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即使不把他们当作别有用心的人，也认为他们革命精神虽好，但太粗暴，太偏激，而不懂得这是一场革命，既是一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他们即使有一些错误观点和行动上的某些缺点，是可以通过斗争实践，自己教育自己来解决的，我们这样对待年青的一代，不是说明别的，正是说明我们的屁股不是坐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坐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由于立场错误，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必然错误。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这种围攻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学生的犯罪行为。过去我们不认为这是围攻。而认为这是正常的辩论，显然是错误的。后来，我们发觉这样搞下去不好，就采取措施加以停止，但影响非常恶劣，使北京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受到了阻碍，使他们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也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损失。
    我们对红卫兵采取的错误态度，反映在我们接待上，对他们不是满腔热情的支持，而是限制过多，基至要见市的主要负责人也非常困难。在接待中，政治挂帅不够，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差，而是偏重在生活方面。对他们的物质要求，有的是可能满足的，但没有及时予以满足，这就造成我们同北京红卫兵的关系紧强，因为关系没有处理好，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于八月三十日冲上海旧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主席台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八月三十一日北京部分红卫兵冲过旧市委机关，旧市委机关一些工作人员同他们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北京红卫兵写了大字报，印发了传单。针对这些大字报、传单，当时在场的旧市委机关干部也要联名写大字报，对他们这种行为，我们不但未加制止，反而支持他们写所谓澄清八月三十一日事实真象的大字报，贴出这种大字报，就是对北京红卫兵施加压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期间，有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要发反对北京红卫兵某些观点和做法的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这事反映到市委，我说过不要去阻止，并还通知有关的人，可以布置一些先进人物发电报，有的电报，还印成传单，散发全国。欺骗了党中央、欺骗了毛主席，行为十分恶劣。我们这样做，自以为是澄清事实，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了反对革命群众的地位。我当着群众的面还说过“即使北京同学打人，我们也不要还手”一类的话，这是对北京同学的污蔑，起着煽动上海群众同北京一些同学之间的对立作用。
    八月三十一日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没有吸取教训。接着又发生九月三日北京红卫兵要我接待，我没有接待所有要我接待的红卫兵，只接待了少数代表，我这种官架子和怕见革命群众的态度，引起了北京红卫兵的不满，他们要冲进旧市委机关是有理由的，而一部分上海学生起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也是应该的。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来“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我们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压制革命群众的错误。自己是革命的，就不应该组织工人、红卫兵、机关干部来“保卫”，组织他们来“保卫”。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九月五月，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才全部撤走了被组织前来的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事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了错误。但是，由于怕红卫兵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此以后，一方面开放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的办公大楼。同时，却又加强了对另一幢大楼的防守工作，并在两座大楼之间筑起了篱笆墙。十月二十五日，当上海一部分红卫兵要进入旧市委机关另一座大楼时，我们没有接受九月四日的教训，立即开放这幢大楼，致使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又同红卫兵小将发生了冲突，重复了九月初的错误。以后看到“堵”的办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搬到外面去办公，采取了“躲”的办法，这更是害怕群众的表现。
    三、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
    大串连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伟大创造以后，就极力加以支持。而我们却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看不到大串连对青年学生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交流全国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巨大意义；看不到大串连对上海文化大革命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反而认为会影响生产，影响交通，影响本市各单位的斗批改，发展下去会天下大乱，因而总想早点结束大串连。我们从这一错误认识出发，对本市师生外出串连就不是主动地、积极地加以安排，为他们外出创造各种可能的方便条件，而是控制太严。特别在国庆之前，就以所谓交通运输有些紧张，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出现一些新问题为理由，一再向中央提出除了到北京串连和北京学生到外地串连外，停止省市之间进行串连的建议。国庆节前，中央打电报要北京红卫兵回京参加国庆工作，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大串连，内心非常高兴。并且打电报请华东各省动员上海同学在国庆节前回到上海。在九月下旬，我还布置收集北京有哪些学生从八月下旬来上海还没回去，并由马天水打电话给吴德同志，希望能催促他们回去，这是对大串连的明显抵制。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大串连的认识有了提高，认识到地区之间的串连，学校学生到学校去串连是必要的，似乎思想上对大串连是通了，其实，遇到新的情况后又不通了。当大串连从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向工厂、机关、农村发展的时候，思想上又产生了新的抵触，不愿意本地和外地一些学生到工厂、机关、农村去串连，当他们要求去串连时，总是以各种借口不予支持。我们怕搞乱了机关、工厂的所谓“秩序”。其实是怕革命师生到工厂、机关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脑子里对革命师生投置了重重障碍和限制。当这些障碍和限制被革命师生冲破以后，才被迫同意他们进入机关、工厂、农村。学生进工厂、机关、下农村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发展，要阻挡这个趋势是阻挡不住的，我们就是因为企图阻挡它而犯错误。事实证明：最近以来，上海文化大革命获得全面开展，发展到全面夺权，搞得轰轰烈烈，一方面是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另一方面，与革命大串连是分不开的。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四、对破四旧划框框、定调子，限制了破四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破除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中国人民。不破旧，就不能立新。当首都红卫兵创造性的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斗批改，进行破四旧触及到政治、经济的时候，上海的红卫兵小将也上街破四旧，这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我们对破四旧的理解，既停留在概念上，又无实际经验，红卫兵小将自动起来了，理应放手让他们去创造。我们不是这样，总是怕东怕西，怕他们越出“正轨”，怕他们搞乱社会“正常”秩序，怕他们违反政策，我们就过早的划框框，定调子，加上种种限制，这就是旧市委内部布置过，要大家用自己语言去说和掌握的一些意见，也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十条”。后来，遭到北京红卫兵反对时，我们不承认有这些成文的所谓“十条”，其实，社会上流传的“十条”，基本符合旧市委布置的内容，不需加以否定，否定了反而引起更多人的不满，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我们这些意见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提出“不要抄家”的意见，这个意见起了束缚群众手脚的作用，使一些狡猾的老寄生虫、吸血鬼得以隐匿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好在为时极短，只几天时间，人民日报于八月二十九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使我们的错误迅速得到纠正，转而主动积极的支持了红卫兵的行动。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积极行动和人民日报及时发表社论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上海的破四旧是取不到那样多的成绩的。
    五、压制工人起来革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
    在工厂企业中，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在工厂企业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厂企业就有变质的危险。在上海的工厂中，一部分青年工人以及曾想受到领导干部压抑的工人，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要求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一部分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要求建立革命组织的心情很不理解，尤其一部分工人受到压抑，基至被打成“反革命”要求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烈愿望很不理解。因而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起来建立全市性的革命造反组织，怕因此而影响生产。这实际是把革命同生产对立起来，用生产来压革命，而不理解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因为我们没有支持这个革命组织，造成数千工人上京控告，发生“安亭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使许多工人挨饿受冻，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许多折磨，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对不起这批工人。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帮助我们处理好“安亭事件”，派张春桥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是欢迎的。在张春桥同志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我们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原有意见，共同商定不承认这个组织，后来张春桥同志听取了革命工人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签字同意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出的五个条件，张春桥同志这个签字是对的，我们对他的签字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表示不满，持不同意见。我还打电话给陶铸，陶铸的答复说，工人的革命组织不应建立全市性的，可以以区为单位，建立联络性质的组织，并认为张春桥同志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他的答复，实际是不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而我则是赞成陶铸意见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张春桥同志的签字，我感到上边意见不统一难办。其实，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难办。中央文革小组是紧跟毛主席的，我听不进中央文革小姐组意见，而听得进陶铸的错误意见，这说明我接受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而不接受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正确意见。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工人赴京控告队”在苏州提出了第二个五条，对这五条我与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不愿签字，经请示华东局、旧上海市委，他们原则上同意签字，我签了字，我的签字并不是出于思想通了，而是出于组织服从。后来，用旧市委名义发出了同意两个五条，要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两个五条的通知，并在书记处谈过对外必须支持张春桥同志。其实，通知的发出，书记处表示对外要支持张春桥同志都不是出于思想通了，也是出于组织服从。
    关于毛主席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指示，我是从张春桥同志那里听到的。听到后，我应该严肃、郑重地在一定干部中传达，使广大干部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便于解决思想问题，我没有这样做，仅告诉了书记处扣常委一部分同志，错误是极为严重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意见，直到十二月初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关于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签字。毛主席有指示，中央常委也讨论问意。在“安亭事件”后上海出现一股反对张春桥同志签字的逆流，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也不满，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作说服工作碰到困难，我在电话上与马天水商量是否可以把中央常委，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向干部传达，通过干部向群众解释，把这股逆流打下去，他请示了张春桥同志，张春桥同志同意了。据此，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王少庸为当时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次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会上作了报告，旧市委书记处原拟写一个反对这股逆流的通知，因写得不好被搁置了。当时，我是注意了抓这方面工作的，而且做了一些工作，做这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怕在组织上犯错误，并不是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由于思想不通，工作做得很不得力，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
    十一月二十五日开了一次常委会，吸收了有关人员参加，研究当时的情况。在会议中反映的许多情况扣发表的意见都是对准张春桥同志的，形成了对张春桥同志的围攻，我不但未制止这种现象，反而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已经同意，我还采取这种态度，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荒唐已极，明自张胆与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相对抗的行为，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所绝对不容许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
    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毛主席。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对毛泽东思想必须绝对相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是为党纪所不能容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任何时候，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真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谬误。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他的签字是正确的。我和旧市委一些同志，尤其是我的意见是错误的。我对错误一直没有认识，中央工业交通会议以后，才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才下决心改正错误，但为时已晚，我感到非常痛心。
    六、拒绝《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红革会是革命的组织，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是革命的报纸，它当时的中心内容是大反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革会要求《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的，我们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顽固地坚持了七天，造成了紧张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当时之所以拒绝这个要求，主要是我们曾经同意过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所办《革命造反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多数派和一部分《解放日报》订户的反对。为了避免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我们同意两报分开发行，拒绝了红革会一起发行的要求。因此，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
    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在于不做阶级分析。对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缺乏阶级观点，我们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支持，对反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抵制，企图采取调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矛盾反而扩大了。这是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要遇到革命造反派的抵制、反对，我们的错误也就不可避免要产生，这是主要方面。其次，党内一股保守势力也给我们一定影响，有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上面有陶铸的影响。那时，马天水正在北京开工交会议，为《红卫战报》发行问题就近请示了陶铸、×××，他们表示就是《解放日报》停刊一个月也不能签字。后来，我们感到继续坚持下去，将犯大错误，因此，决定签字，但又遭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拖延了签字时间。问题不在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影响，而在我们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错误应该我们自己来负。当局势发展得愈加严重的时候，我们才下最后的决心，由王一平、宋季文代表旧市委签字同意红革会、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希望受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都起来支持红革会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和他们一起，向旧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但是，我们的决心下迟了，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使我们又犯一次严重错误。
    七、建立工人赤卫队，扩大了两派矛盾，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十一月下旬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备会成立以后，我的错误有新的发展。上海赤卫队的建立，是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有三十八个厂的代表约三四百人要求张春桥、韩哲一和我三人接见，张春桥因午后回北京，表示了不接见，韩哲一因事不能接见。接待站安排我在沪西俱乐部接见他们，在接见全体代表前的几分钟接见了少数代表，他们提出要求建立工人赤卫队，我当时曾经劝说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央正在开工交会议，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不赞成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组织，如果中央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建立起来了，也要取消。后正式接见全体代表，他们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提出了意见，对工人造反派提出了意见，我对这些意见作了些解释工作（解释记录旧市委办公厅打印了一些，可审查此记录），继而他们提出要建立筹备会，对他们的要求，我没有继续反对，也没签字，但实际是同意了他们。会议中途，我就被上海红革会找去参加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后的事由杨士法处理的，决定筹备会设在总工会也是他决定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没有过问这事。直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以前，我没有与赤卫队总部有任何联系。工人赤卫队总部是在十二月六日成立的，在此期间，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同志反映，我们支持赤卫队多，支持他们少，经查，才知道他们挂钩在总工会，我们认为不妥当，改由工人革命组织联络站负责。这是赤卫队总部成立的经过大概。
    我同意工人赤卫队建立筹备会就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它是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要求建立的，而且是在反对两个五条的情况下要求建立的。很显然，它的建立，矛头就是对准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组织不仅不应承认，而且应该坚决反对它成立，即使它自己成立了，也不予以支持，才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按照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对群众要求建立的组织都一概加以承认。我根据这一点同意了赤卫队建立筹备会。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缺乏政治远见的庸人态度，用这种态度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当然要犯大错误。
    这个组织一建立，它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而是指向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就错了。它的建立，扩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斗争更加尖锐，这个责任完全应由我负。对它的建立，不管我主观方面如何，客观上它是保旧市委的，是一个保皇组织。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谁是革命左派，依靠谁，支持谁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因此，在处理两派的关系上就发生了许多错误。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以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而实际把矛头对着造反派的二十万人大会，在大会上，我一方面指出了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由于我依靠革命左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还没坚定下来，因而在大会主席团提出七项要求要我签字下，我最初加以拒绝，后来，由于两个原因：一、他们以上北京控告、停电、停水、停交通相威胁。我怕酿成大事；二、我主观上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只要他们能够转变大方向就行。因此，顶到最后我提出条文必须修改，他们同意了我修改，我将某些明显针对造反派的条文作了修改，并加了一条彻底批判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八条，我签了字（当时，群众已涌上主席台，我挤晕了），我以为这样可以端正他们的方向，我这个想法完全是唯心的，赤卫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有其一定的阶级性，这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其实，修改后的条文并没完全抹去针对造反派的痕迹，反而为赤卫队盖上一层黑纱，模糊了人们的认识，这就更加错误。旧市委发觉这个错误，我也认为是错误的，为了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我发表了声明，宣布签字无效。这样，就造成工人两派之间进一步的对立，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以致发展到康平路流血事件。
    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总部的领导人，煽动赤卫队是到旧市委要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先马天水接见，围攻马天水，二十九日要我接见，我接见了他们，接着就围攻我，我没有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我的答复是革不革命不能由领导决定，而是要在斗争中由群众鉴定，广大赤卫队员是要革命的。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以停电、停水、停交通，到北京控告相威胁。围攻我到夜间十二时左右，工人造反派听说柯庆施同志的家，张春桥同志的家被抄了而进至康平路旧市委机关以后，康平路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发生了，紧接着又发生“昆山事件”和一部分赤卫队员到北京控告旧市委，严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生产，对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党，对人民又增添了罪责，我再次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旧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上海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揭开。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可能完全揪得出来。
    旧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在运动中有些学校的革命师生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有错误言论，在教育方面，执行了旧中宣部、高教部的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多数红卫兵保护自己，在常溪萍问题揭发以后，他多方设法保护常溪萍。早在去年六月下旬，北大就寄来一张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他压下未贴出。当这些问题反映到旧市委来以后，我们不是放手让群众去审查他，而是犹疑不决，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直到文化大革命愈加深入开展，他的态度表现很不正常时，旧市委才要他在书记处检查，才决定由王少庸代替他文革副组长的工作，他管的教育工作，也改由王少庸负责，但他在书记处也没认真检查，以后又要他到复旦检查，并住到复旦去，他迟迟不去，去一次又为多数派红卫兵所保护，未作检查。对杨西光的问题旧市委虽然有所察觉，但对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对他的斗争也不坚决。实际上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后来，革命师生又揭发了他许多问题，我们才认识到他的问题的严重性质。
    常溪萍是旧上海市委的教育卫生部长。他在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支持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等人，打击了革命左派，犯了严重错误。对这样的人，应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他。但我没有这样做，当去年七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同志写了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同志，后转交给我，我未立即寄回市委，转交华东师大，而是去请示邓小平如何处理（原因是常溪萍为北大问题写过信给他），当时（刘、邓的盖子还未揭开），他的意见可以不贴，并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一次见到我说，常的问题可以不再挑起，在邓小平的影响下，这张大字报又搁置了几天，直到江青同志一次提醒我说，常溪萍不送到北大来，你们被动。我才把大字报寄回交华东师大张贴，同时，要旧市委准备将常溪萍送北大。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上海，决定将常溪萍送北大，中央文革小组答复，北大工作正在安排，不要送去，因此就搁下来了。
    最不应该的是去年八月十六日我同书记处其他同志去师大一次，在与师大革命师生讲话中，我讲了一些错话，当有人问到为什么提常溪萍为教育卫生部长时，我竟说，当一个干部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之前，应该信任他，很好地使用他，并说，过去我们认为常是一个较好的干部。这些话，在当时说，是十分错误的。虽然，我在讲话中也号召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的问题，但因为说了那些不应该说的话，不但没有起到支持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问题的作用，反而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对常溪萍问题的揭发，起了保护的作用。也影响了一部分同学对常溪萍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的认识，这个责任，不在那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学，而是在我。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该放手大胆让群众去审查干部，才能最后识别干部。我们不仅对杨西光、常溪萍没有这样做，而且对其他一些干部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六七月份（七月二十日以前）比较多的揭发了领导干部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看某一级组织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来衡量它的领导，太多的相信一些党的组织和一些党的干部，看不到有的党组织和有的干部已经起了质变，党的领导权已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据。这样，就使得某些党组织和干部利用党的威信，毛主席的威信，把矛头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了革命群众，压制、围攻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甚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借此蒙混过关。同时，在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党的干部政策下，我又怕过多伤害干部，因此，就不是大胆地、放手地让群众去审查干部，在一个时候，我仅从统计数字中看到领导干部中揭出了不少问题，就以为阶级斗争盖子揭得不差了。这种自满，加上怕过多伤害干部的情绪，必然妨碍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的彻底揭开，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也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就是不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整群众，在这条路线指引下，阶级斗争盖子是不可能彻底揭开的。我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也就是保护了自己。如果不打倒以陈丕显和我为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就不可能把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就不可能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这里欢呼“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九、平反工作，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工作没有作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起来贴了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不是积极支持他们，而是把矛头对准他们。他们有的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有的被迫作了书面检村，有的被批判斗争，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的没有遭到这样的对待，但对他们排了队，整理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这些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估计不够的，以为上海公开打成“反革命”的不多。其实，采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把革命群众变相的打成“反革命”，准备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则为数不少，这是更为狡猾、更为隐蔽的形式。革命群众遭到了这些白色恐怖的镇压，起来造反，是有理的，为他们平反，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是应该的。
    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后，我们执行不力，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督促有关党委把应该交的材料都交出来，单纯听取汇报，以为要交的都交出来了。其实，大学党委大都未主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有关材料。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积极支持造反派，而是加以抵制的。
    什么是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这个问题只有屁股坐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才分得清楚。在材料问题的处理上，曾经一度造成大专院校、工厂企业两派群众之间严重对立，造反派群众由于某些党组织不交黑材料而起来抢黑材料，多数派群众认为不是黑材料而起来保护档案。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而是偏听了某些党组织的意见，他们认为要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都交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有的党组织并没完全交出而却隐藏了一部分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全部交出。同样，对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让造反派群众看的，但怕引起群众斗群众而坚持不让看，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对立，造成群众斗群众。事实证明，有些材料不交给造反派看是行不通的，也只有交给他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在平反工作上，也缺乏严格的检查，以为凡是要平反的都平了。其实，仅仅对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帽子的群众进行平反是不够的。必须对另一部分没有公开戴上帽子，但实际已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右派分子”对待过的群众进行平反，平反才能说进行得彻底。不这样，造反派的同志是通不过的。我们过去的错误，着重在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帽子的群众，而对为数比较大的没有公开戴上帽子（没有正式作结论）的那一部分群众没有进行平反，那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的平及工作也是没有作好的，这还是我们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对革命群众缺乏应有的阶级感情。
    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根源在旧上海市委
    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得上海革命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支支矛头对着旧市委。进入十二月，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各部门的办公地点和书记处的办公地点都相继被占用，接待站大部被冲垮，常委会难于举行，领导干部大都分散独立处理问题。在这时，一部分新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不少是经济要求，这些要求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不管合理与不合理的，原则上都应该留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但有的领导干部经不起群众斗争，违反了党的政策，签字同意了一些要求。首先旧市委书记处就没有坚持原则，早在去年十一月，就同意了教育局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的签字，虽然，当时决定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但这是一个很坏的开端。其次，在去年十二月初，宋日昌、王克顶不住合同工的要求，同意了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到城市作合同工所得工资，从原来与生产大队一般实行四六分的改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归生产大队，这不仅加深了合同工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为满足一部分人的经济要求开了先例。旧市委对这样的签字并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反而予以承认，这是非常错误的。
    接着，陈丕显同意将地段医院改为公立，并认为过去对各种群众组织在经济上、物资供应上扣得太紧，应加以放宽，马天水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积极主张者，他未经书记处讨论，就布置了五十辆广播车，三千辆自行车。加上，国务院财办曾发出一个对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的通知，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都据此起来要求改变所有制，所有这些，对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都发生了作用。
    据王克反映，马天水在北京参加工交会议期间，他曾直接同马天水通话，请示有关劳动工资福利问题，马天水的答复是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们，这对下面一些干部签字同意群众在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是有影响的（详细情况要问王克）。
    我同样在刮经济主义妖风方面起了坏作用。去年十二月底，据反映，王克签字同意了将一九六二年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的老工人在一个月内要安排好工作，当时，我认为这个签字是错误的。接着，于十二月三十日，见到宋日昌，宋告我，王克确签了这个字，我要他转告王绝不能这样做。同时，临时工、外包工将开大会，我需要了解外包工的来历，决定约王克谈一次。这时，接待站负责人关建、杜淑贞要求旧市委书记处解决已经难于维持的接待工作，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要他们通知有关人员参加研究。这就是今年一月一日在香山路×××号的一次碰头会。参加这次碰头的，除我和王一平外，有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王克、杜淑贞、张苏平，在碰头时，首先谈了接待工作，因困难很多，有些问题难于解决。实际把问题搁下了未解决。以后，主要是王克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1，安排部分精简职工问题。他说明了他签字同意将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老工人安排工作的理由。他认为过去精简了这些工人有错误，有些人回乡以后现在还很困难，按照历年安排劳动力的情况看，将达六七万人安排工作是可以的，并说马天水已签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央，宋季文则认为目前工厂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不足，积极主张安排，我原来是反对王克这个签字的，经他们说明理由以后同意了安排，但不同意在一个月内就安排好的意见，要他另作较长时间的具体安排计划。
    2、临时工、外包工问题，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原定于一月二日（后改为四日）在人民广场举行十万人大会，批判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华东局、旧上海市委负责人参加，并指定要我参加。在这以前，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曾在一次大会上给我一份材料，说外包工是上海特有的，是旧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为了弄清事实，以便答复问题，所以，我找王克问明原由。当时，王克把劳动部的文件念了一段给我听，该段文的大意是有些产品可以对外承包，从这段文的内容看，外包工制度是来自劳动部，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并不是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制定的。这次主要是弄清问题，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我与王克主要谈上述两个问题。除此而外，他还提出街道工业要求改国营怎么办？我答复他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变。我之所以这样答复他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市委曾研究过街道工业的性质，从它的产品由国家调拨，原料由国家供应，利润上缴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应肯定它的性质是国营，但为了把这些工厂办为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工厂，我们决定暂时不宜宣布为国营性质，以免在工资福利方面引起问题。过去未改，而在文化革命期间改是错误的。
    其次，提出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工作，我的答复都要安排有困难，可根据往年经验，适当安排一些。
    以上是香山路×××号碰头时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不该同意王克安排部分精简职工的意见，二不该对街道工业戴上国营的帽子，这两个问题对一月份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给以迎头痛击，它所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还错误的同意了张承宗、倪斯美将民办小学教师最低工资这部分人的工资作适当调整的签字。一月四日我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夜十二时左右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拿着张承宗、倪斯美签字同意将民办小学最低工资这部分教师的工资调整到公立小学教师最低工资的水平（大致是从二十五元调整到四十二元）的纸条要我签字。我了解了这部分人生活较苦，也就同意了张、倪的意见，在反经济主义的妖风开展以后，我感到这个签字错了，在一月十二号看到小教革命造反负责人时，他们已发了通知对这个签字作废，如果不及时纠正，其影响所及也是不堪设想的。
    上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旧上海市委对文化革命已无能领导，自身在一些问题上又没有坚持原则，下级由于找不着领导，于是就各自为政，乱签了许多字。固然，各有各的账，但这个账应该算在以陈丕显和我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的头上，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领导上海工作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没有按毛主席的意旨办事，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是应该打倒的。
    我犯错误的根源
    一、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对待群众。《红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我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采取做官当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揭开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并通过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又有十六条伟大纲领作武器，照理说，我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折不扣地按十六条办事，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当时，由于我满足于前一阶段的所谓“成绩’，没有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教训。对十一中全会的传达，仅仅念了文件，没有很好讨论，提高干部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许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是我的责任。同时，我自己对十六条、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意义理解很不深刻，没有抓住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当革命小将创造出大量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红卫兵、大串连、破四旧等的时候，我看不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对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作用，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而是对他们过多的评头论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采取不欢迎，甚至反对的态度。给过大量事实证明以后，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巨大作用。我的脑子里的旧框框太多，是一个按常规办事的人，正如毛主席批评所说的，“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毛主席批评的这种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对我的写照。
    去年十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议初期，我对我所犯的错误的认识是很差的，没有提到路线上来检查。后来，听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亲切指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要我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时，我再次作了检查，把错误提高到路线上来。但检查还是很不深刻，没有真正触及自己的灵魂。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没有把会议开好，中央精神没有贯彻，以致后来又连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如“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是我顽固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结果。
    为什么我那样顽固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主要是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在我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对刘邓路线就容易接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沿着这条路线下去，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我顽固执行这条路线，就使自己踏上了修正主义道路，面临可怕的深渊，如果不是党大喝一声，我有掉进深渊的危险，这是多么可怕呵！
    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是一个“私”字，一个“我”字。林彪同志告诫我们，“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我就没有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表现在对一些事情上，只相信自己，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坚持，有时表现在口头上，有时隐藏在内心里，被服从组织原则掩盖了。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这一方面是个大暴露。由于过份相信自己，有时，就看不清大局，看不到不断变化的情况，自己已经落后于形势而不自觉，我反对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就是例子。由于过份相信自己，甚至发展到毛主席的话都听不进去，毛主席的路线都不执行，而且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想到这些，真是不寒而栗。
    林彪同志告诫我们，“从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我就没有从自己工作地区解放出来。我在上海工作已十年以上，对上海工作总是看成绩多，看错误缺点少，总认为旧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当革命群众把矛头对着它的时候，总想方设法保护它，保旧市委，实际就是保自己。加上做官当老爷久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特殊化。满足于现状，小改小革不怕，大改大革就怕了，革别人的命不怕，革自己的命就怕了，在这个伟大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勇气把自己摆进去，怕暴露自己的缺点错误，怕失面子，怕脱裤子，没有忘我精神，还是“我”字当头，“私”字作怪。自己还标榜自己是革命的，实际已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反对革命。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嘴里也说要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实际并没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因此，就反对革命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
    二、没有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十六条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这是党的阶级路线。我在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尤其在对待左派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从我的指导思想来检查，我对于坚决揭发批判和敢于起来造我们反的革命组织是不支持的，抱有反感，存在对立情绪。比如：我在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召开一次大会上，说了一些貌似公正，而实际是压制革命造反派的话。我说过造反派在晚间连续到戏剧学院去串连，这种活动方式不够正常等等。这些话，显然是错误的。问题不在讲了几句错话，问题在我讲话的精神，是压制革命造反派的。有的同学因为受了我错误讲话的影响，贴了造反派的大字报，使他们在以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增加了困难。八月二十七日夜，上海科技大学发生了革命学生起来造反，要中层干部揭发问题，交出笔记本而控制全校的革命行动。我和书记处的同志说过，这是“政变”的话。这些话说明我的内心是反对革命群众采取这种行动的。同时，对科大革命同学多次来旧市委要求接见书记处同志都遭到拒绝。当时，我们拒见科大同学的目的是不给予支持，静观变化，使他们遭受了挫折。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对坚决依靠革命左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一直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多数派、少数派中都有左中右，目前正在分化过程，真正的革命左派要到文化革命后期才能形成。因此，事实上已经有了革命左派，也看不到，也不会发现。不懂得看一个派别是否是革命左派主要是看他的纲领，而不是看他的组成的成员和成员的某些分化。同时，我还有一个错误论调，认为少数派造反精神好，但不注意政策，不讲究斗争策略。多数派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但造反精神差。这说明我不是首先肯定敢于革命，而是过多强调善于革命；不是首先肯定斗争的大方向，而是过多的注意枝节问题。因此，就看不到革命左派，有了革命左派也不去依靠。我还一再表示过，对革命群众组织，不管是哪一派，都一视同仁。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折中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任何政治派别，无不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不是代表这一阶级，就是代表那一阶级。那种不偏不倚，既支持这一派，又支持那一派的所谓一视同仁，是虚假的。实际我是偏于多数，喜欢多数派，更多的支持多数派，并希望在多数派中出现真正的左派（因为他们当中党团员多）。
    当多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举得不高时，总希望他们的旗帜举得高些。对少数派是不喜欢的，当他们取得胜利时，我就不高兴，他们遭到失败时，就高兴。有时，我也说要多做少数派工作，目的并不是把他们作为依靠力量，而是要使他们变得温和些，基至使他们发生分化。为什么对多数派、少数派采取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为什么对敢于革命的就不喜欢，对不敢干革命的就那样喜欢，没有别的可说明，一言以蔽之，就是怕革命。这充分暴露了我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我的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实质是多数派在“保”我们，少数派在反对我们，在革我们的命。
    一般说，当时的多数派，代表的是保守势力，有的是中间势力。这种势力不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那些敢于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敢于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革命派，也就是当时的少数派，只有依靠这样的革命派，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因为这样的革命派所代表的是进步势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毛主席说，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按照党的阶级路线去办事，丧失阶级立场，陷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后来，觉悟到这些观点和由这些观点而产生的行动是错误的。需要悬崖勒马，迅速改正，坚决倒向革命左派一边，依靠革命左派。在上海来说，就是倒向革命造反派，依靠革命造反派。但在倒向革命造反派的过程中，由于思想感情，阶级立场没有完全转过来，有时发生摇摆，尤其遭到多数派反对，围攻的时候，发生摇摆。这说明我阶级立场不坚定，依靠革命造反派，支持革命造反派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这就无法取得造反派的信任。到头来我处于革命造反派与多数派夹攻之中，完全陷于孤立，这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折中、搞调合的必然结果。我既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搞折衷主义，两个反动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更加反动、毒辣，造反派的同志批评旧上海市委在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表现得更隐蔽、更狡猾，是完全有道理的。
    三、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在我来说是一严重问题，也是我犯错误的重大原因。因为相信自己，总是对自己的工作看成绩方面多，看缺点错误方面少，自以为有一点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党的部门工作几乎都做过，取得的经验较多，对群众工作自以为是内行。加上，入党近四十年来，工作一帆风顺，没有犯过大错误，没有跌过跤，因此，对自己估计过高，自以为正确，骄傲自满的包袱背得很重。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是看成绩多，看缺点错误少，犯了严重错误，仍然不自觉，总认为错误不多，性质不严重，到了广大群众起来揭发了一系列错误事实以后，还缺乏应有的自我批评精神，没有在群众面前“放下身架子，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的向革命群众承认错误，甚至有了错误还找各种借口作解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着骄傲自满的包袱，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因为骄傲自满，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下情不了解，看不到群众的创造性，工作上按部就班，四平八稳，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不适应。
    因为骄傲自满，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以高度的负责精神来对待，而是墨守陈规，躺在过去的老经验上面，不是站在运动前头，领导运动，而是落在运动后头，拖运动的后腿，成为运动的绊脚石。
    因为骄傲自满，就固步自封，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缺乏不断革命精神，总想维持现状，不愿进行大改大革。
    因为骄傲自满，就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而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群众，反对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充分证明我领导无能，毫无半点值得骄傲的地方，过去不认识自己，现在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由于不认识自己，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错误就一定会犯，这次不犯，以后还是要犯的。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把毛主席接班人的五条简单概括为三条，一要相信毛主席，一要相信群众，一要正确对待自己，才能保持晚节，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三点，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跌倒了，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有损晚节，我感到十分痛心。辜负了党几十年对我的培养教育，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一千万上海人民，对不起广大干部。这不能怨天尤人，只怨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真正把自己头脑武装起来。我平时也不断讲要用毛泽东思想办一切事业，但，实际并没真正掌握住毛泽东思想，不然，到关键时刻就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以陈丕显和我为首的旧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或者遭到围攻和镇压，使一些革命群众在群众斗群众中受了伤，流了血，使许多受了蒙蔽的革命群众受了委屈，使许多执行了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受到批判斗争，使国家财产，在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受到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负有重大责任，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犯罪行为。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向党、向毛主席、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听候党、听候革命群众的处理。
    现在，只有造我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彻底改造自己。跌倒了，站起来，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忠实地作──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革委会副主任姚力谈向革命小将学习的体会《哪里群众意见多，我就滚到哪里去！》
    我首先简单地作一些自我介绍。
    我是个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对革命事业对群众我都是有罪的，但在很长时间里，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我是5 7年由组织调到高教战线工作，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过去我是在部队里工作，对高教这一工作完全是外行。根据党中央决定调到高教战线来反对当时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同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高教战线阵地。没有想到在十年中自己也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主义的错误。我到上海开始在高等学校工作一年，以后调到高教局工作七年多， 由于我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阶级立场的动摇，所以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我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的帮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以对革命事业、对青年学生都犯了罪。我是在1965年11月到华东师大来的，到现在不到二年，在运动中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也犯了罪。所以我的错误不但有我自己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在高教局所犯的错误是立场路线的错误，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犯立场路线错误，所以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对自己的错误，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认识。
    我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
    去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来以后，我对旧市委贯彻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二月提纲那一套，我根本没有认识。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旧市委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前也好，下达以后也好，它所执行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彭真二月提纲那一套，根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五．一六通知，是对抗毛主席的五．一六通知。到了去年国庆节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林彪同志在国庆节也讲了话，我对当时自己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还没有认识。当时看了社论，认为社论上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其它地方的，不是对我们讲的，我们认为上海是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错误毫不认识。在去年十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曹之流已经从中央开了会回来， 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所谓 “传达”和“检查”，这都是骗人的一套，完全是欺骗蒙蔽我们的。所以当时对自己犯的错误还没有认识。曹荻秋曾在人民广场给我们定了一个调子，革命小将斗他吋，他说我我们上海在某些方面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所以我们当时给革命小将检讨也是这样说。因为当时思想上还没有认识嘛!一直到去年十二月中旬，听了马天水同志传达中央工交会议上林彪同志的指示后，才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今年二月初我回到了高教局，去进行检查，开始对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认识也是很差的，在机关同志面前认识错误只能做到抽象地承认，碰到具体问题吋就害怕上纲。经过二月高教局造反派对我进行帮助后，才对自己错误有了基本认识。
    我对错误的认识的转变，首先是由于革命群众对我进行批判斗争，我认为如果没有革命群众对我批判斗争，没有触动我灵魂，那我认识自己错误还是困难的。我现在认识到革命小将对我的批判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有不可的。没有革命小将对我七斗八斗，不可能使自己顽固的错误思想觉悟过来。其次是革命小将对我的帮助教育，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了我。再其次是我自己学习了一些毛主席著作，学习了一些有关社论，以及后来直接参加了大批判斗争，与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些都是我对错误认识开始得到转变的重要原因。下面我想着重向大家汇报一下向革命小将学习的休会。
    一、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每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格的考验和鉴定。我以前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好像已不成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检验，证明这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事实教训了我，过去我在高教局七年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在华东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有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犯了罪，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由此我认识到自己要改正错误，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保持今后的革命晚节，在今后的工作中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首先要解决的一条就是要坚决同毛主席的话。所以我自己要下定决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开始不折不扣地做到这一点。在运动以前和运动中，毛主席有许多指示，应该认真学习，坚决执行。这一点我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好象觉得中央指示比过去少了，实际并非如此。在运动前及运动中毛主席对文化革命已有许多指示。例如我们早一点知道的1963年主席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农村的前十条以及农村二十三条早有指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前五．一六通知，这上面有好几段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早一点四月二十九号江青同志的座谈纪要，实际上也是经过主席修改过的，以后有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以及十六条上规定的六篇阅读文件，指示很多，而不是很少，更不是没有。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对待，怎样认真学习的问题。去年毛主席就向我们所有干部发出一个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指示是专门针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而我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一指示的呢?拿我来说，当时我们高等院校党委已宣布不领导文化大革命，也就是靠边了，当时不少革命小将就已经写出不少请帖发给我们，要我们住到他们寝室去，当时有些请帖讲得客气点，有的态度很凶的，那总是请帖嘛，要我们去。当时我们在学校文化革命小组会上提出革命小将要我们去怎么办?大家讨论了一下，当吋由于我对主席指示缺乏认识，决心不大，再加上其它同志不赞成，其它同志说小将有两派意见，去了以后人家要说我们煽风点火幕后策划，不好去；还有一种说法，现在正是中央工作会议传达，要开三级干部会议，要下去以后去，暂时不要去。当时我们领导干部对毛主席指示就是这个态度，不坚决执行，就是阳奉阴违的，所谓以后去也就是不去。所以当时讨论后也就没有执行毛主席指示。十二月中马天水同志传达了林彪同志的指示，林彪同志把毛主席的指示更具体化了，林彪同志对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讲：“哪里群众对你意见多，你就滚到哪里去。”同时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又明确地提出，犯了错误的干部要认真改正错误，必须做到五条，其中有一条就是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当时革命小将正在斗争批判我，已经提出打倒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办?当时我的思想积极斗争好几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都讲到在这次无广阶级文化大革命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上，我们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对待革命群众呢?当时我想，我要改正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得滚到群众中去。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句话：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去不去，怕不怕，有没有这个决心和勇气，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解决的。我是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就卷着铺盖到同学中去了。开始是这样的：在一次文化广场的斗争大会上， 革命小将把我带去，当吋主要斗争对象是曹荻秋、杨西光、常溪萍等，小将把我带去是作为陪斗的，到需要吋就出场。后来由于时间关系没有上台．坐在后台，革命小将围着我，跟我谈话，其中一个数学系的红卫兵向我提小一个问题?他说：“给你五天时间，你考虑考虑，你有没有决心到我们同学中去。”当吋我有些思想准备，我就这样说：“我不要五天时间考虑，我明天就去。”那个革命小将很高兴，他说：“明天你就去，我们把床铺给你准备好。”并且说：“我们把地板擦干净，你行李拿得下吗，拿不下我们来帮忙。”我对他讲：“我的行李很简单，我自己拿得下。”所以约定第二天我就住到数学系那个同学宿舍里去。但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学校里被我们蒙蔽的保守派同学也起来“造反”了，第二天一早就把我拉到校外的一个电影院，也开我们的斗争会。一开就开了一整天和一个大半夜，保守派不让我回校，就在舞台上休息过夜，准备第二天继续开会。第二天学校里造反派知道了，就开了一辆大卡车找去了，把我们统统用车子拉回来。回来后，我校政治系四年级“点火大军”，把我们留在他们宿舍里，他们的理由是这样，一方面要我们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免得我们被保守派拉去。当时我们七八个头头就在“点火大军”宿舍里住了一星期，我们把检查交代初步地写出来了，“点火大军”说你们愿回去就回去，其它人也就背着行李回去了，我当时想一想，既然小将要我回去，我就也可以回去了，说老实话，当时住在小将那里，不是很好受，下面我要讲到这问题。我当时内心斗争很厉害，到底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动摇还是坚持，想了以后我向“点火大军”同学提出：他们回去我不回去，我还是住在革命小将宿舍里，我提出要住到物理系“炮兵纵队”去，为什么要到“炮兵纵队”，因为“炮兵纵队”是贴我14O张大字报的战斗组，当时1 4 O张大字报把我在高教局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错误，详详细细地揭露了，我提出后，“点火大军”也同意，就与“炮兵纵队”商量，他们也要我去，所以我搬到“炮兵纵队”那里去。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回到高教局住了二个月，回校后仍住在“炮兵纵队”，以后因为教 育系同学对我意见比较多，在“炮兵纵队”同志帮助下，我住到教育系去，在教育系住了一个月，正好学校师生下乡支援三夏劳动，当时因为地理系同学对我意见多，我就与 地理系同学一起下乡，回来以后，中文系部分同学提出要审查我，打倒我，这时我又同革命小将商量，我就搬到中文系小将那里去住，一直到现在。在这段时间内我几次搬动地方，都是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哪里群众意见最大就到哪里去。在这实践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具体问题，碰到一些问题，思想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活思想是比较多的，各种个人的考虑打算也是经常有的，问题是自己怎样去斗争，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开始我们对运动意义的认识。我们一开始学了社论，认识这次运动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这道理我是懂的，但是后来一碰到我们这些干部要受到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要采取四大民主，一碰到这个具体问题思想不通了。特别是看到很多以前认识的干部碰到一块。有一次在人民广场，那一次上面是斗陈、曹，下面恐怕有上百个部、局级干部站在人民广场台阶上，站了几个小时，那时大家一看都认识，想想好象又不通了，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这次运动打击面这样大，大家弄得灰溜溜的，又想不通了。所以对运动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从一般道上是承认的，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我们要进行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就又想不通了。其实林彪同志讲过打倒与半打倒，有的是打倒这个人的错误思想，而不是这个人。林彪同志讲得很清楚，但又不能够理解。实际上自己好好想一想，自己犯了这样多严重错误，那我们理解林彪同志讲的打倒错误思想有什么不好呢?是应该打倒。当然有一些三反分子，连人也应该打倒。
    对干部被批斗后，总是想这个干部以后再怎么工作，灰溜溜的，以后怎么担任领导，没有威信了。现在看来，这种顾虑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我顺便自我介绍。我现在参加了“三结合”领导，革命小将对我没有什么启歧视，也并没有把我这个副主任点缀点缀，相反革命小将总希望我多挑些担子，多负点责任，还怕我不敢大胆负责，革命小将并不因为批判斗争了我，就不相信我。所以，我觉得革命小将还是通情达理的，最听毛主席的话。这种担心和顾虑是不必要的。其实我反过来想一想，过去我思想上有这么多严重错误，没有人揭发我们，也没有暴露，而在那里领导工作，你说我这个威信是什么威信呀!那威信也是假的。群众并不真正拥护我，所以对领导威信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辩证地看。
    对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有各种看法，活思想比较多，我不想多举了。从这些例子中说明，我有许多私心杂念，有许多个人考虑，在实践中遇到困难，思想上还是有斗争的，还是动摇的。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相信不相信毛主席?听不听毛主席的话?要不要坚决地听毛主席的话?先把这个大道理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是能迎刃而解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相信群众，相信革命小将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个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大学校。一年多来，我作为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在运动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审查、批判和教育。我也作为这一所大学校的学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了最深刻的阶级教育，受到了大民主的教育，受到了反修、防修的教育和触及自己灵魂深处的破私立公的教育。一句话，使我更多地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对我这个学生来说，最热心地、最积极地、最负责的教员是谁呢?就是革命小将。是他们帮助我，鼓励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教育挽救我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直接帮助我的是革命小将，我是终生难忘的。我要衷心感谢毛主席，是他挽救了我，重新教育了我。我也要衷心感谢革命小将，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向他们永远学习下去。林彪同志教导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开始对革命小将看法怎样呢?因为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被反动路线蒙蔽了我的眼睛，对革命小将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产生的枝节问题，进行攻击，我后来发展到恶毒地咒骂他们。去年国庆节，周总理来电要把北京红卫兵调回去，我就和别的同志讲“送瘟神”，这是极端严重的错误。
    当革命小将要我低头认罪时，我由于受了陈、曹旧市委的反动气节教育，我开始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革命小将斗争我时，我就顽抗，在大会上高喊“共产党员就是不低头”，所以说，我对革命小将的态度开始是十分对立的。现在我再讲，到革命小将那里去，首先碰到的问题，革命小将对我的气很大，毫不客气，一见面就要训斥几句，有的拍桌子瞪眼睛，遇到这种场面怎么办，是不是受得住，一连碰上好几次，是不是有信心，根据我个人体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千万不能动摇，不能躲躲闪闪，怕字当头。应看到革命小将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没有这种单刀直入的五敢精神，他们医治不了我这种顽固的毛病，他们也就不能揪出党内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其次要看到，革命小将对我有气，一见面就光火，责任不在于革命小将，完全在于自己。因为我过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相信他们，打击过他们，平常又不接近他们，难怪他们见面就生气。自己想通了这一点，并能真正放下臭架子，领会毛主席讲的“子教三 娘”的道理，以虚心诚恳的态度接受教育，这个情况会改变的，其实跟革命小将相处，时间稍长一点，只要当他们了解了我甘当小学生这种态度是诚恳的，对我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我现在体会到凡是革命小将对我要求十分严格的，对我错误思想抓住不放，狠触灵魂，就对我帮助教育特别大。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炮兵纵队”，因为我住在 “炮兵纵队”此较久，“炮兵纵队”革命小将始终是这样对待我的，对我较严格，对我帮助最大，教育最深刻。现在我认为革命小将对我的帮助是今后政治生活中必需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句话尽管在语录上不知读了多少遍，以我的体会，不到群众中去，不经过自己的实践，这个起码的知识就得不到。过去我对群众的态度虽然口头上也承认群众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有很多错误的看法，所以我对群众的错误态度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才有的，对群众的错误态度是受刘、邓反动路线影响很早就有。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干部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运动以前，对群众、对运动怎么看的，每次搞运动总是整群众，而不整自己。领导运动总是自己搞个框框，叫群众根据我们这框框去运动，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根据群众的首创精神来引导群众前进。我们的群众观点，对群众的错误态度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有，很早就有。和革命小将相处一起，我才真正认识到最听毛主席话的是革命小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革命小将，掌握党的政策最通情达理的是革命小将，和革命小将对此起来幼稚可笑的是我自己，我有以上这种认识也是经过思想斗争过程的。开始革命小将要打倒我，我担心革命小将感情用事，凭感情代替政策，但当我深入他们以后，发现我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事实证明我还是不相信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绫的流毒没有肃清。我住在他们中间，发现他们对干部完全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度，对干部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态度，比如说，当革命小将发现了学校旧党委中少数走齐派贯彻旧市委的有些黑指示没有通过我，背着我，瞒着我，他们发现这情况后就分析，发现我来这个学校较迟，分析我不是旧党委书记常溪萍线上的人，因此他们就首先把姚刘黑党委改成刘姚黑党委，把我倒为次要的，罪魁祸首是刘而不是我。就以这点看：革命小将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完全按党的政策办事的。革命小将满腔热情地帮助我认识错误，经常送学习资料给我看，帮我分析形势，告诉各方面的情况。我到革命小将中间以后发现一个新问题，过去我作为党委书记，我看到中央的东西很少，原因就在旧市委执行反动路线，一方面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发下东西很少，另一方面发下的东西很快就收掉了，没有很好给我们看。到小将中后，看到小将从各方面转抄来的很多东西，甚至过去没看过的也看到了，使我学习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及中央负责同志的一些指示，所以革命小将千方百计帮助我认识错误，这一点我应衷心感激。以后当我开始对错误有些认识，当我站起来对旧市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面对而斗争的时候，革命小将对我的态度完全不同了。所以要和革命小将建立革命的感情，首先要看我们能不能起来造反。今年二月当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发表吋，革命小将白天黑夜甚至下雪天跑到高教局来(当时我在高教局)有的甚至在星期天到我家来看我，找我谈话，鼓励我．他们手里拿着毛主席的指示，拿着社论来鼓励我将功赎罪，革命小将一言一行触动了我的灵魂，我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打击、围攻、压制、污蔑他们，而今天他们毫不见外地来帮助、照顾、挽救我，使我更想到，更觉悟到只有革命小将是真正大公无私，以大局为重，是真正按中央指示办事，这时受了很大的感动。在今年一月，中央发出了给三十二个组织的贺电，我校半夜起来游行，我也起来要求参加，当时革命小将一方面考虑到我的身体，一方面考虑到那时我还没解放，带着我一起游行不太好，所以没有答应。但当时我已感到中央鼓励革命造反派，上海一月革命的正确，鼓励革命造反派我也应感到高兴。今年一月十九日我就写信给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求给我工作，不管什么工作，让我在工作中将功赎罪。此后又提出过好几次，因为当时革命小将在审查我，故对我的要求未作答复，只是鼓励我。这时我也没有灰心消极。在今年五月，我被革命小将、被红卫兵师解放了，参加了师部作战组工作，后来仍有一部分中文系同学贴大字报提出要打倒我，重新审查我，我开始想，革命小将有个别的可能是意气用事，或者是有宗派情绪。后来在小将的帮助下，认识到这样看不对，后来我认识到革命小将要重新市查我甚至要打倒我，不同的观点完全是正常的，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而且对我来说能多听一些反对我的意见，多触我的灵魂，多检查自己错误，对我认识错误有好处有帮助，后来我就没有抵触情绪。我又根据林彪副统帅的教导住到反对我的同学那儿去了。
    为了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派同学斗争了几个月，不相上下．军政训练团到我校后也帮助做了许多工作，反对我的一派是少数，耐心做了工作后他们提出保留意见，顾全大局，不反对我参加三结合，为了表示拥护成立校革委会的成立，他们整晚不睡觉写大字报飞标语，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成立大会，革命小将这种伟大气魄，听毛主席话，顾全大局，真值得我学习。
    到群众中去，向革命小将学习，我仅仅还是开始，还很不够，很不努力，但从这次文化大革命体会到要保持革命晚节，要永远紧跟毛主席，就必须紧追革命小将，向革命小将学习，这是我们每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一门必修课程，现在，我已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我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半官半民的号召，永远在群众之中，永远拜革命小将为师，向革命小将一辈子学习下去!
    三、必须正确对待白己
    这个我没有很多话要讲，我想读三段语录P．231第(1．2)和P．232第(2)段。这三段语录在我过去反省检查错误时常看的，现在归纳起来讲几点体会。
    (1)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现在组织活动停止了，但每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按照党章、党的原则，毛主席的教导来活动，要做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的共产党员，一定要照毛主席教导那样来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
    (2)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党和群众此关心个人为重，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无论如何不能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要做到大公无私，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欢欣鼓舞。作为毛主席教导的共产党员，作为听毛主席话的共产党员，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思想认识可能跟不上，我到现在为止，对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对主席的站略目标、战略意图认识还很差。但我想应该坚决相信毛主席，以主席教导的那样去做到。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干部最易产生的一个现象是灰心消极、唉声叹气、灰溜溜的感觉，我读了主席这三段语录，我觉得没有理由消极怠工，没有理由垂头丧气，应该大公无私，欢欣鼓舞。想一想我们党和同家的前途和命运，想一想我们过去参加革命的时候，入党宣誓的时候，可以为了革命利益牺牲一切，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现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消极怠工、可以垂头丧气。关于这一点，我还做得很不够，我可以这样说，在这个运动当中，我没有灰心消极过，但是，我还没有做到欢欣鼓舞，为我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欢欣鼓舞。我还没有，这么高的标准，我现在正向这一方面去努力。徐景贤同志样讲过，外国兄弟党内一些马列主义的左派， 到我们中国来参观后， 从上海回去的时候，对我们表示，说你们中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看了以后，认为中国的革命有希望，觉得世界的革命有希望，因此他们就欢欣鼓舞。我听了以后，我觉 得，外同的兄弟党和一些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左派，他们来参观一下，他们还能够欢欣鼓舞地回去。我们自己作为毛主席的学生，是毛主席教导的共产党员，我们自己亲自去经历，亲自去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为什么自己不欢欣鼓舞?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拿这一点来作为我们大家共同勉励， 就是我们不仅不应该灰心消极，而应该欢欣鼓舞。
    (3)要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一辈子学习下去， 是不是有些人还在想现在不学习，那么将来参加工作再学习。根据我的体会，我们在运动当中不向革命小将学习，那么参加了革命工作或者参加了三结合后，困难就更多，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与革命小将建立了革命的感情，现在参加革命三结合，同他们一起工作，我感到没有太多的困难， 自己虽感到有点吃力，但没有感到有太多的困难，因为同革命小将还比较熟悉，他们随时随地能了解我，帮助我，能够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应该向革命小将一辈子学习下去，今后的领导，根据毛主席讲，老、中、青三结合，老年干部、中年干部、青年干部要三结合，那么如果我们不向革命小将学习，今后怎么工作?今后怎么领导啊?这是第三点。
    (4)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投入到当前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当中去，从大批判斗争当中来造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通过这一点，向革命小将靠近距离，缩短距离，建立革命的感情，通过这一点，为人民立功赎罪。 所以我想， 我们每一个干部同志，过去受了刘、邓反动路线的害，受了黑修养的害，在这一次革命大批判当中，是我们向刘、邓反动路线清算的时候了，是我们向黑修养清算的时候了，也是我们站起来向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派”彻底算帐的时候了，我们要坚决的、勇敢的、积极的走上第一线，走上革命大批判斗争第一线，为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到底!
    我的这些话没有很好准备，可能有很多错误，如果有讲错的和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地方，请大家帮助我纠正，给予批评。
    （华东师大革委会、红卫兵新师大师接待站整接理1967年8月30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徐景贤在上海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一切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的领导干部们！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段教导：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今天这个大会以及最近将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目的，是要在上海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清算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通过这样的斗争，促使革命领导干部尽快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的权掌得更牢，掌得更稳！
    我们的会是在什么样的形势底下召开的呢？
    这个会是在伟大的一月革命取得初步胜利的形势底下召开的，是在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的形势底下召开的。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正是根据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指示，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大联合，夺取了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按照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指示，使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
    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回顾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发重要的信号。十二月揪出了罗瑞卿，接着又揪出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运动的来势很猛。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讲了笔杆子夺权和枪杆子夺权的关系问题，讲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可是，当时我们对这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上海象全国各地一样，群众一下子发动起来了；毛主席又亲自肯定了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使红卫兵很快遍及全国，杀到社会上去，建立了伟大功勋。可是，每当群众运动在前推进一步的时候，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疯狂镇压，百般抵制。他们处处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陈、曹之流却把红卫兵视作反革命暴徒；毛主席肯定上海工人的革命行动，陈、曹之流却不承认工人有自己起来闹革命的权利；毛主席支持上海的机关干部起来造反，陈、曹之流却用“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等框框进行压制。总之，他们在上海自觉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他们把一大批干部带入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沼。
    到了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初，这一小撮人的坏事做绝了。他们策动赤卫队的头头破坏生产，他们又乱签字、乱发钱，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这一方面，今天在场的很多干部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铁路交通中断了，造反派的工人和红卫兵学生们顶上岗位，奋战几昼夜，不吃不睡，恢复交通，那时你们在干什么？
    港口货运停卸了，造反派的工人和红卫兵学生们坚持生产，回击了倒挂我国国旗的资本主义国家海轮的恶意挑衅，那时你们在干什么？
    整个上海市的工作和生产几乎完全瘫痪了，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唤起工农千百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上海的革命人民用他们的铁肩膀，挑起了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在一月六日就通令宣布不承认旧的上海市市长，他们自下而上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了权。铁路畅通了，港口拥塞的问题解决了，生产恢复了，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对此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可是，那时你们又在干什么？
    每当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总是给予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当上海的形势最为困难的时候，党中央派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来到了上海。他们是一月四日那天来的，当时的上海，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他们从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和革命群众战斗在一起。他们和铁路工人、海港工人、电厂工人、水厂工人等，共同商量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共同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措施；他们支持和关怀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他们亲自批准了《紧急通告》的发表；他们始终和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在一起，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步步向前推进。在二月初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的最关键的时刻，又是他们及时传达并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指示，使这个工作得以比较顺利的进行。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他们，拥护他们，因为他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因为他们实行了革命干部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他们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
    在上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尖锐、复杂、激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的，是广大革命群众，是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是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边的，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被他们蒙蔽和控制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现在，这批领导干部开始觉醒了，开始痛悔他们的错误。我们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对上海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
    我们认为，上海的革命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是比较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更是少数。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领导干部大多被批被斗了呢？这是因为，他们多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压制了群众运动。革命群众对他们批得对，斗得对。
    当我们今天来分析这场路线斗争的时候，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免“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上海的许多领导干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总根子是刘、邓路线，而在上海的根子则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曹之流一开始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海瑞罢官》批判和“三家村”批判，统统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他们又把柯庆施同志领导上海工作的成绩，也算在自己名下，欺骗了一大批的干部和群众。中央的一些极为重要的会议，毛主席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指示，他们根本就不向下传达，反而进行封锁。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一些领导同志，在历次会议上，特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开导，希望他们及早悔悟，但是他们回来根本不作传达，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他们不仅在上海执行了刘、邓路线，而且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掩盖自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确实自上而下地控制着上海的不少领导干部。
    但是，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能把责任往上一推，就算了事。他们怎么会如此忠心耿耿、坚决执行刘、邓、陈、曹的那一套的呢？难道仅仅是奴隶主义的问题吗？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你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起着决定作用。《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指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最集中地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领导干部当中的不少人，口头上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当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你们就害怕了，讨厌了，特别是当要触及到自己灵魂和既得利益时，就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革命压制下去，扑灭下去。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得你们看不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而只是挑剔和指责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缺点和错误，把它们扩大化。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错误，是某些领导干部全盘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观上的根本原因。
    在思想意识深处，领导干部当中的不少人又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有的人干了半辈子革命，就想太太平平、舒舒服服过后半辈子了，他们的革命性丧失殆尽。他们害怕丢掉乌纱帽，因此盲目地跟着陈、曹之流走，别人说是方的，他们就不敢说是圆的，完全是一副奴才相。有的人开始是保市委、压群众，后来明明感觉到陈、曹之流有问题，却仍旧还是保，根本没有勇气起来造反。有的人是怕陈曹不倒，自己倒霉；有的人是怕陈曹倒了，自己倒霉。总之，说来说去还是保最好。这种保、保、保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自己。现在有人埋怨革命造反派不给造反的机会，这是很错误的。你们曾经有过很多造反的机会。拿马天水来说，在北京开工交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就鼓励他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一边来；回来以后，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派看到他和陈、曹的态度有所不同，给他提供过几次机会。十二月十八日文化广场大会以后，我们找他谈话，希望他和旧市委彻底决裂，进行揭发，可是约好了时间第二次他就不来了，害怕了。最近他承认，那个时候，他对陈丕显等人还有幻想。至于王少庸等，也都有过造反的机会，可他们也是完全给私心杂念迷住了心窍。他自己最近说了老实话；“那个时候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预感到自己要被打倒，根本就没有造反的要求。”这能怪得谁？
    黑龙江有潘复生同志，山西有刘格平、张日清同志，贵州有李再含同志，山东有王效禹同志，领导干部站出来造反，带动了一大批干部。可是，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中当时没有一个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造成各级组织中的大量领导干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斗了他们，正是为了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刮经济风的影响。上海是一个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而陈、曹多年来推行的又完全是刘、邓的一套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货色。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在这里有着广阔的市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必然会反映出来。陈、曹利用了少数群众的经济要求，胡乱签字，大慷国家之慨，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妖风。上海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理应挺身而出，坚守岗位，为党和国家利益把好这道关。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完全是怕字当头，私字当头，只图自己过关，不顾国家利益，盲目签字，任意许愿，用金钱和物质来腐蚀一部分落后群众。他们的恶劣行为使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因而狠狠地斗了他们，这完全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
    当然，前一阶段也有一股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我们反对这种思潮。我们坚决主张对干部、对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分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必须看到：第一，陈、曹之流在上海推行的反动路线助长了这种思潮的泛滥，而且陈、曹之流的人物惯于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向下，把中下层干部打成“反党分子”、“黑帮分子”，而自己却企图隐蔽下来，这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第二，阶级敌人在兴风作浪，到处传播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观点，以此挑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第三，这种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观点的发明权不是群众，而是象《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指出的那样：“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里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之流，他们在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运动中不是就提出绝大部分干部都“烂掉了”吗？首先要打倒一切干部的不就是刘、邓一伙吗？当时正是毛主席发现并纠正了这种形“左”而实右的错误，亲自主持制订了光辉的二十三条。今天，当我们进一步来肃清对待干部问题上的刘、邓路线的流毒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听到了毛主席的亲切的教导。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能分清敌我。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就坚决打倒；谁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就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能掌握党的传统政策，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上海多数领导干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助长了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黑风，革命群众对他们批判斗争的目的，是要挽救他们，打醒他们，帮助他们从错误的泥坑里跳出来。有一个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在挨了斗以后说得很好：“我现在想想，很感激革命群众，他们斗我，是为了把我打成左派，而不是为了把我打成右派。”还有一个领导干部说：“群众七斗八斗把我斗醒了，我要敢把自己当活靶，敢对自己的头脑动大手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现在的关键是在干部本身。只要你决心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边来，一定会受到群众的谅解和欢迎。
    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
    一切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的领导干部，不应当纠缠在个人被斗被批的小圈子里，成天价计较对自己究竟斗对了还是斗错了，而应当放眼全局，从政治上、思想上充分认识这场斗争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对世界革命的前途所产生的伟大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搞过，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在我们建国十七年后，亲自发动和领导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现在，全国几万万人都发动起来了。这场革命的广度、深度，都是别的运动不可比拟的。
    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从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继续。因为，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部分政权。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望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又提醒我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地方敢不敢起来造反？这是个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的预见证实了。刘、可就是想把党和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头号野心家。彭、陆、罗、杨就是一些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陈、曹就是在上海推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小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猛打猛冲，大揭大批，能把他们挖出来吗？靠今天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能把陈丕显、曹荻秋揪出来吗？不行的。只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国内外形势的有利条件下，在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的方法，运用四大武器，才能把隐藏在党内的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挖出来。这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胜利。不然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同时，这场运动的意义，远远不是局限在揪出几个反党分子、罢掉一批人的官的范围内。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触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它对一切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都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它给我们上了阶级斗争的最深刻的一课。它是一所最好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革命群众、我们的青少年，都得到了一次最好的锻炼。以后的中国，那里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子，那里就造它的反。这对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前一时期，有一批美洲的共产党员到中国来学习，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估价的呢？他们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创造这样的经验。”他们又说：“中国假如变成修正主义，世界革命就会出现一个大曲折、大反复；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请看，国外的革命战友们这样高度地估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而我们有些领导干部部对此视而不见，成天考虑的是鼻子尖前面的一点事，老是盘算自己是几类干部呀，究竟斗对了还是斗错了呀，有五分问题为什么要说成七分、八分呀，好象有说不尽的委曲，对群众的批判斗争，始终耿耿于怀。我们要大喝一声，这是危险的！老实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话，就应该打倒，你真诚悔改的话，毛主席已经指明了出路；你现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话，那是这次运动挽救了你，不然，你还不是做刘、邓、陈、曹的“驯服工具”做到底，变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忠实工具。因此，我们不但不应该感到委屈，还应该感到庆幸。
    许多领导干部，革命几十年了。现在能够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在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督促下，进行这样一场锻炼，这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我们从党的千年万年大计着想，如果我们从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世界革命着想，那么，我们就会豁然开朗。我们应当为革命事业的前进感到鼓舞。
    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最近，大家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几篇重要著作，听了张春桥同志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录音，学习了党的政策。相互之间也开展了思想交锋。革命造反派更是从政治思想上对大家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领导干部开始认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逐渐懂得了跟刘、邓路线走下去是只能亡党、亡国、亡头，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纷纷争着亮相，贴大字报，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有的还要求参加革命造反派。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欢迎这种进步。
    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种种障碍，妨碍了他们正确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对几种思想进行批判。
    “反正已经被打倒了，群众也不会相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思想，在已经被打倒或认为自己属于被打倒之列的干部中，是相当普遍的。这完全是一种毫无革命志气的自暴自弃的心理。抱有这种心理的人，完全忘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多么地关怀干部，多么迫切地希望干部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红旗》杂志连续三期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就是体现主席思想的。他老人家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他讲得这样透彻，这样仁至义尽。可是有些人偏偏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唉声叹气，自怨自艾，一点也不想振作起来。群众打倒了你，你就想一下，该不该打？在那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主动权在你自己这里。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信心和决心爬起来。毛主席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躺倒不干的思想，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当然，你犯了严重错误，又是觉悟很迟，造反很晚，要取得群众的信任，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干部自己要拿出行动来听候革命群众的审查，革命群众对他也需要有一段考察了解的时间。但是，只要你真的造反，真的革命，从现在就开始行动，群众的眼睛是很明亮的，会看得清楚的。
    “我有错误，但最多是个三类干部，就等待你们来结合吧！”这又是一种消极等待的错误态度。亮相，是觉悟的一种表现。主动亮相，主动揭发问题，主动靠拢群众，就是说明你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有了提高。你还要等什么呢？你难道想学诸葛亮，要造反派“三顾茅庐”吗？你难道想学孔夫子，要等待时机“善价而沽”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要是一个革命者还要等人家来请吗？党内走资本主义路道当权派的问题，要你自己去揭发；过去所犯错误的责任，要你自己去承担。要想把责任推到上头去是不行的，各人有各人的一笔账。要想把责任推给下面去、推给群众更是不行的，群众是不会答应的。你在前阶段的运动中，是犯了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的，如果现在还消极等待，那就因循自误，错上加错了。革命的“三结合”是通过斗争来实现的。如果抱消极态度，等待革命群众上门来同你结合，结果就要走向群众的对立面，犯更大的错误。
    “我想造反，可是身上的债太多了，还是先还债，后造反吧！”我们要问：揭别人的问题和揭自己的问题，怎么能截然分开呢？领导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嘛！在揭发别人的时候，不接触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什么叫造反，造反就是革命，造反就是斗争，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革资产阶级的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因此，一旦觉悟提高了的话，应该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抱有痛恨的感情，大胆地站出来揭发。为什么要划分什么“先还债、后造反”的阶段呢？这明明是一种怕群众不相信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
    “我要亮相，我要造反，但材料太少，怎么办？”在有些人看来，“亮相”就是抛材料。我们说：材料是要抛的，问题是要揭的。是不是揭出重要的材料，是衡量造反精神的标准之一。但是，要“亮相”，首先要狠触自己的灵魂。不能单纯军事观点，而要狠抓活思想。应该细细地想一想：为什么会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认不清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真面目，跟着他们搞反动路线？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根源究竟是什么？对造反派的看法和个人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狠狠触动触动自己的灵魂，在造别人的反的同时，必须造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这样，揭问题，抛材料，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因此，是不是触及灵魂，是不是敢于向自己的顶头上司作斗争时刺刀见红，是不是敢于把自己的问题摊到群众当中去听候群众审查，这是衡量造反彻底不彻底的最重要的标准。
    “造反派两边争得厉害，叫我怎么办？”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有的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两种思潮的斗争，这是不奇怪的。还有一些保守势力打着造反派的旗帜出现，也有一些牛鬼蛇神偷偷地混进了造反派的队伍，这就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最近，在有些单位出现了两派争夺干部的现象。依了甲派，乙派告饶；从了乙派，甲派不放。真是两头为难，还是干脆不亮相吧！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仍是私心杂念的一种表现。复杂的局势，是锻炼干部的好机会，也是干部亮相的好机会。亮相，有革命的亮相和不革命的亮相之分。革命的亮相，是在斗争中亮相，在斗争中表现你已真正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这种亮相，风险较大，说不定还会吃点苦头。另一种是不革命的亮相，偷偷摸摸向一部分人亮相，甚至不问斗争的大方向，不惜出卖原则。这种亮相，实质上是政治投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争取革命的亮相，在革命的斗争中，真正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和清算刘、邓、陈、曹的罪行，和坚定的革命左派站在一起，共同战斗！
    总之，怎么“亮相”，怎么造反，有一个立场的问题，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只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只有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狠触灵魂，破私立公，这个相才能亮好。除此而外，一切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只能妨碍我们革命，统统都要排除。
    在这里，我们要正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最近想利用革命造反派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机会，钻什么空子，捞什么稻草，这是痴心妄想！陈丕显最近写了一个假检讨，进行反扑，居然还要求把这样的东西送给总理、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真是胆大妄为，猖狂到了极点。曹荻秋、杨西光、宋季文之流也“轻松”起来了。老实告诉你们，象你们这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假如胆敢翘尾巴，那么你们该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指示贯彻以后，形势将会更好。但是，阶级敌人是不会死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还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扑。我们务必不能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要始终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同志谆谆教导我们的要保持晚节的三条，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在下半辈子时刻不能忘记的。
    第一，对毛主席的态度；
    第二，对群众的态度；
    第三，对自己的态度。
    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和群众在一起，永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永远做群众的勤务员；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不能突出个人的作用，永远不能把个人放在党和阶级之上，永远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用“只争朝夕”的精神，紧紧跟着毛主席前进！
    领导干部迅速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坚决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196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造反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传达毛泽东指示
    张春桥同志十月三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说：
    毛主席对陈再道问题讲：“他能够改得好，检查得好，也是高兴的。”
    （王少庸同志说：“还要群众谅解。”）毛主席都谅解了，还不是大家都谅解了？
    陈毅问题，毛主席讲：“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人搞，还要他来搞。”
    毛主席最新指示：这事要向小将们讲清楚，小将们现在掌了权，如果不讲政策，不讲策略，最后还要到垮台的地步。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69.03.04；中发［69］15号
    现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供参考。中央同意报告中采取的措施，这是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一个有效方法。你们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否这样做，以及关于整个工宣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问题，望作调查研究后报告中央。
    关于上海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上海进驻各条战线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有十多万人。在这支队伍中，我们有意识地吸收了一部份解放了或结合了的，但“腰杆子还不硬”的基层干部参加。参加的人数，有的占队员总数百分之三到四，有的占百分之六到七，有的则更多些。全市有几千个干部参加了工人宣传队。
    最近，我们调查了进驻一个单位工宣队的情况。这个工宣队共有队员二百三十九人，其中有干部九人，占队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八。
    这九个干部中，有一个是工业公司的原党委书记，其余都是工厂车间和科室的基层干部，都是犯过错误的好人。除一个是学生出身外，都是工人出身，有七个是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他们在旧社会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凌辱。解放后，怀着强烈的翻身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脱产当了干部，工作勤勤恳恳。但是由于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离开群众远了，架子大了，指手划脚多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
    这些干部虽然已经解放，但多数未被结合，他们情绪灰溜溜，见人矮三分，抱着“只求解放，不求结合”“有了面子，不要位子”的态度，决心从此“掼掉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准时跑，省得再检讨”。有各别的虽已结合，但是“怕”字当头，劲头不足。
    当他们听到要参加工宣队时，感到很兴奋，认为“毛主席支持工宣队，能参加这支队伍，是最大的光荣”，“是革命造反派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
    从去年九月份以来，他们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丢掉了脱离群众的官架子，换上了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武装起来的头脑子”，精神面貌起了显著变化：
    第一、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这些干部在运动初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后又靠边劳动，考虑个人的问题多，关心国家大事少，落后于形势一大段。参加工宣队后，以一个战斗员的身份投入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接受再教育，使他们深深认识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说：“原来这套领导班子，是挂着共产党牌子的国民党班子，国民党来了，只要换块牌子，不要换班子。不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就会丢掉政权”。原化学纤维公司党委书记周彦朋，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为自己订了“约法三章”：经济上不贪污盗窃；生活上不腐化堕落；思想上不追求名利。“三不”的“关”总算“把住”了，为啥在这次运动中会犯路线错误？经过在工宣队的几个月锻炼，他认识到，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搞“三不”，离开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去“修身养性”，就是中了刘少奇《修养》的毒。进入工宣队之前，他最怕处理群众中的两派问题，认为“弄得不好，就要犯路线错误，还是离得远点好。”通过解决这个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深切体会到，“不管问题多么复杂，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是不难解决的。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象火车脱轨，势必走上歪路”。
    第二、群众观点大大加强。过去认为自己高明，群众落后，对群众不相信，不依靠。现在同群众一起战斗，才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上海第三毛纺厂纺部车间副主任成招娣，刚当干部时，还经常在车间劳动，群众亲切地称她“成大姐”。可是，干部当长了，办公室坐久了，到群众中去少了，群众称她“成主任”了，说她“手上的厚茧退了，思想感情变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想不通，怨群众对她不谅解。参加工宣队后，当了普通队员，在群众斗争中经受锻炼，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无穷，群众运动的威力无比。她想到自己十三岁进厂当童工，吃过资本家的苦头，挨过拿摩温（工头）的拳头。但是当干部后，中了“群众落后论”的毒害，脱离了群众，忘了本，这就是犯错误的根。于是，她在工宣队中更紧密地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发挥了骨干作用，受到群众的赞扬。
    第三、对革命造反派的感情从疏到亲，从怨到爱，从不服气到虚心学习、互相信任。上海第三毛纺厂原党委组织科副科长孙瑞赓，在运动初期由于整群众的材料，受到群众的批斗，内心抵触，看到斗他的人就有气。经过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还是疙疙瘩瘩。参加工宣队后，目睹革命群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动事迹，不为名不为利，没日没夜地干工作，全心全意地干革命，特别是对他批判得最厉害的革命群众，现在和他一起工作，对他毫无芥蒂，热情支持、帮助，使他深受教育。他意识到自己过去错把战友当冤家，真是太不应该了。“把仇恨算在刘少奇的头上，把教训记在自己的心上，把进步归于毛泽东思想的抚育和战友的帮助上”，这是孙瑞赓的深切体会。从此，他和革命群众紧紧团结、战斗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第四、最主要的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他们说，过去千错万错，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紧跟毛主席。现在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一切紧跟毛主席。国棉十七厂车间支部书记沈静珍，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情绪低沉，决心不当干部。参加工宣队后，开始当一般队员，她很高兴，后来要她担任连队的副指导员，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这时，她带着问题活学活用“老三篇”，认识到只能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为革命，决不能因为在运动中被批判了一下就对革命三心二意。从此，积极担负连队工作，抓连队的思想建设。这个连队成为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四好连队。
    这九个干部在几个月的斗争实践中，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怕”字少了，“敢”字多了。他们分别担任了工宣队团政委、副政委、连正副政治指导员、正副班长。他们已经成为工宣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广大队员说：“老干部参加工宣队，很有好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觉得有意识地吸收适当数量的干部参加工宣队，是对干部进行重新教育的一个途径，也是交流干部的一种好办法。我们打算以后逐步轮换，以扩大对干部的教育面。本市纺织工业局革委会组织工宣队进驻国棉九厂、二十二厂、二十八厂，因这些厂缺少可以结合的干部，当工宣队撤离时，就把参加工宣队的个别干部留下来，结合到厂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以后在其他单位，如果需要，我们也考虑用这种办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
    
    
    （四）搞好机构改革，做好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最近抓川沙县、黄埔区基层夺权。会上先由川沙县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
    张春桥：
    组织机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再拖上两三个月，群众非造他们的反不可。区和县夺权后，不要急于先改造机构，建立新的机构，因为过去的机构已经瘫痪了两三个月，建立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群众又不熟悉。还是把原来的搞好。所谓打碎国家机器，是要把里面的坏人除掉，组成三结合的班子。
    文化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但现在大学已落后了，社会在扩大夺权，大学还没有斗批，怎样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应从大局考虑，学生还是要回学校去。
    这些组织（指革命委员会里的各小组）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庞大的机构，把事拿到局里去做，把原来的机器开动起来，把它加以改造，努力建立三结合，不要新设立科，把原有的加以改造。这样是不是恢复到旧市委，旧人委？只要实行了三结合，那就不是的。如果不实行三结合，那就有可能。必须要把事情更快地办起来。这样是否没有群众基础呢？工人阶级当权，不是把革命委员会都变成工人，根本的是要看它是执行什么路线。当然，要把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吸收进来；同时要不断地提拔一批新干部。考虑干部首先要从革命不革命，是否忠于毛主席来看。当然，也不排斥这一点，一些局吸收了一些工人成立了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只能议论一番，商量一下大事，到执行时还是各个部门去执行，要有分工，现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状况请大家考虑一下，里面真正的劳模一个也没有，农民代表也没有。到底要多少委员？大家讨论一下。我倾向于多一点，委员会下面设常委，处理日常工作。各个群众组织要加强组织纪律，代表要考虑把队伍带好。有些事情外面很快就知道了，上次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外国通讯社都报导了。更重要的要把队伍带好。例如工总司，上百万的人，这个队伍怎么样？怎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政权组织与群众组织是有区别的，有些事情不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面。革命委员会发言要负法律责任，现在有人谈到摘桃子问题，毛主席是指两个阶级而言，不是指个人，个人有什么桃子可争？搞革命要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这个桃子应落在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落在个人手里。如果落在个人手里，就把这场斗争的意义看错了。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如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权能夺过来吗？有一天人民日报四版的都是上海的消息，我看了有点担心。人民公社改名如果不是毛主席指示，早就被砸烂了。我们这个权是党、群众、毛主席夺的，不要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最近上海的同志骄傲劲不得了，老子天下第一，其实至多是第二，毛主席第一。要是内部的人互相干起来，用不着阶级敌人出动就非垮不可。最近有的人头脑中“我”字大大膨胀了，毛主席和党、群众都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我们要总结，要整顿思想，这样才能一致按毛主席思想办事。有的人想个人多，不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前头，要开门整风，不整不行，关门整风也行，总之是要整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组织一整就打架，一开口就是“大毒草”、“大阴谋”、“捞稻草”，这是对敌人讲的，对同志哪来的大阴谋？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和，这当然不是和稀泥，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全市性的组织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决议草案上已经讲了，根据这个精神办事。我认为各组织首先要了解自己组织的情况。有些组织既有革命派，又有保守派，还有反革命，司令员要回连队，摸出经验来，把自己单位的大联合搞好，这样才能有发言权。都回去，下去干，把自己的工厂、学校的大联合解决了。市一级组织要保留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妨碍下边的大联合；如妨碍、干涉的话，主张把这个总部推翻。市一级的组织对下边的联合都要支持，不管以什么名义联合。
    姚文元同志：
    文化革命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整个形势很好。但从全国来看，市一级的夺权还不多，有些地方夺权了，但没有实现三结合；有的地方阶级阵线不鲜明。上海夺了权，还存在着把革命进行到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把毛泽东思想扎到每一个人心里，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解决组织机构问题，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有一个事项要讲讲：前天，浙江有人来开座谈会，说听到谣言，“文化革命要急刹车”，这种说法完全错了，现在华盛顿、东京也在这样造谣，他们站在反动立场上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进行到底。现在有不少涣散军心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争权夺利，要一扫光。革命在进一步深化发展，而不是停顿。今年主席概括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学生回到学校去夺阵地闹革命，是非常重要的阵地。这个阵地夺下来，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都有重要意义。学生总是要和工农相结合的，到斗批改还是要出来的。革命在前进深入，对过渡时期产生的种种现象应用革命的眼光去看待。（张：现在有这样的说法，“把学生赶走，先赶走学生，再赶走工人”这样还了得？这样革命委员会要下台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想一想，建筑工人造房子是不是自己住？还是交给群众住嘛！无产阶级要有这样的风格，为阶级、为群众、为人民争权，不是为个人争权，否则就不配称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团体主义是忘记了人民，忘掉了阶级利益和斗争大方向。夺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改变了形式，阶级敌人还是想复辟，刘邓陈曹都想复辟。头脑里要有敌情观念。整风一定要整得好，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同志的缺点要指出，要允许革命；不要用抓、砸，开除的办法。一个组织不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否则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各个机构要迅速地把工作抓起来，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注意依靠群众、抓典型、抓政策，把上下线赶快连起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徐景贤：
    自从二月五日我们夺权以后，大家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工作，作出很多的成绩，干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参加我们工作的有革命的学生，各群众组织（38个造反组织），还有各地的革命学生。因此，今天的盛大集会也是欢迎他们。大家老早就很迫切希望和要求见到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今天有春桥同志在百忙中抽空来和大家见面，下面张春桥同志给大家讲话。
    张春桥：
    刚才听说大家都在革命委员会工作，在同一个机关里没有见过我，那就很糟糕了！看来，这也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我们很官僚主义！实在对不起。每天给我们的信很多，要求见我们的人很多，如果坐半天在那里看也看不完呢？刚才交大反到底给我一个条子，说从安亭事件答应接见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时有人在搞录音）春桥有些生气说：何必录音，搞得很紧张，又这么现代化，这个习惯不大好，大家随便谈谈嘛！一次我和华东局的一些同志随便谈谈，一下子传单就传到北京。这一次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也传到北京，其实看了里面很多东西不是我讲的，这不大好，现在我们掌握政权了，在我们内部还得内外有别嘛！
    还是回头来讲。我们大家在一块工作，可以说，很熟悉了。我们回到上海二个半月没有做什么事情，主要听了一些汇报，见的人也很少，许多工作主要靠在座的同志和上海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和革命的干部做的。比如火车站通车这件事就是这样嘛，我们又不会开车，火车的通行还不是铁路的工人和同济东方红战士干出来的！我们顶多提了点意见，而且有时还是错误的呢！大家的工作集中起来成绩就是很大的了。
    现在上海的形势很好，全国的形势也很好，我觉得一天时间有时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我从北京返来又要一个月了，想一想许多工作都还没有头绪和眉目，这样想又觉得时间很慢，急的很。不过总的时间是过的很快的。现在上海的天下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天下，谁敢说不是！这几天我们又在搞领导干部的造反，上海的旧市委书记处除我一个分裂出来以外老是铁板一块，怎么会是如此，我就是不相信，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嘛。现在总算是开始分裂了，大局是好的，但是阻力有来自上面和下面的，以及自己头脑里的。上面的就是刘邓路线，刘邓实权已经没有了，但能不能说完全打倒了呢？还不能这样说。刘邓路线在全国批判还很差，上海就更差。过去开大会也提提，根本不彻底，比如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流毒20～30年而且很深，62年还再版了一次，影响极坏，到现在还没有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中央文革人少事多，有时连一篇“红旗”社论也很困难，这就希望在座的同志去搞了。刘邓只是二个代表，代表一小撮人，陶铸也是一个，是继刘邓下台又上来的。是不是这三个人？当然有，上海不是就是陈、曹，刘少奇作报告还有些“理论”，曹荻秋没有什么理论。我们如果不把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那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彻底完成。因为社会主义内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肯定存在，资产阶级也肯定会反扑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一片大好形势，又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还有阶级敌人。这是个大方向。现在大家马上杀回学校去闹革命，就有斗争方向的问题。我们的矛头还要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现在不管是工人运动也好学生运动也好，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工人运动的兴趣转移到对另一个群众组织上去，有的拼命想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学校里也是这样，同学和同学之间争论的非常厉害，不是把矛头对准陈、曹，这样学生斗学生的现象还会存在。有的同学认为陈、曹倒了，没事就是打内战，提出“内战到底就是胜利”，有的人还说有根据哩，主席也讲过的呢？不行。对人家动不动就说是“反革命”、是老保，你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人家一讲话就是“老保翻天”，你要老老实实向毛主席请罪，人家不讲话，又说人家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和稀泥，这怎么可以！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这种情况是不是斗争的大方向？比如南京的1.26夺权，当然是一个大组织，可是搞小团体主义不搞大联合，把人家组织，不少是左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夺权？还有浙江也是如此，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没有如此严重的情况。没有过什么命令把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包括红革会在内，应该考虑到他们有那么多战士，他们大部分是革命的，搞了就会使他们背上很大的包袱。
    大家一定要明确革命大联合的必要性，不要小团体主义。大家要想到面前还有美帝国主义敌人在那里，都觉得斗争需要我们联合起来，不认为需要当然联合不起来，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感到工人、学生活动中间大方向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不能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实这个口号也是陶铸当时在北京搞的，他说：“除了毛主席，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炮打”。上海红革会的头头是犯了很大错误的，他们方向错了。不是说我和姚文元不能批评，我们有什么批评不得，还可以炮轰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在于上海当时处于革命大联合的时刻他们破坏了大联合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我们希望大家回到学校后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大方向。大方向看准了，各个组织之间的问题就能正确处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比如浙江二个大组织都是中央接见过的，吵得很，一抓大方向说服了也解决了。不能说“就是我最革命别的都不革命”这样势必走向反面，走向历史的反面。现在我们革命刚刚开了一个头，都在学习，特别是青年一代世界观正在改造。下去以后听说中学生里搞得很凶，有的人人过关，这怎么能行。一个中学生怎么能不犯错误，不犯错误才见鬼哩！大学生也应该犯错误，列宁曾经说过：上帝赋予青年犯错误。犯了错误，检讨一、二次就行了，哪能老检讨。要让大家去实践，让大家有思考时间，不能象对敌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同学，如：“你说，你说……"（作状，大家大笑）。
    大家回去，大学也好，中学也好，应该靠自己安排。我从来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而且离开学校很久，学校的问题靠你们自己解决，这样创造性就来了，但是大方向一定不能丢。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认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回去犯了错误怎么办？不要紧嘛！主席最好的学生也难免犯错误的。大家回去一定要贯彻执行主席的路线，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红卫兵问题也不大，过去有市红革会这个大的组织，现在没有了，大家就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实行由班组自下而上的大联合。
    这几天大家都在问，市一级的机构还要不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可以不去考虑它嘛！在上海我到想可以保留几个大的组织，这到不是为了大家打内战，因为上海有特殊性，与外面联系很大，比如美帝打了我们的人，支援越南北京集会上海也少不了，就可以由群众团体发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市一级机构有保留的必要。如果从大联合角度我也主张撤销，不过不撤销也行的，只要这个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方针，可以的嘛。我有一次到工厂里和一个组织谈起对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大联合的看法，他回答说一不提倡，二不支持，三不承认。这不行，这还不是陈、曹的路线了！要知道群众会前进的，我们不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如果如此，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仍然被打倒。有人说，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的，这也没有用，刘少奇，毛主席过去不支持，没有毛主席他的威信会那么高，毛主席还公开宣布刘少奇做接班人，但现在他站到历史的对立面，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就是被打倒！
    同学要回去，拉拉扯扯谈了这么一些，就是一个意见，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要实现大联合，打击一小撮最大限度孤立敌人，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
    姚文元：
    大家要我讲话，没有什么话好讲，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
    大家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刚才春桥都讲了。这一段应该说是难忘的！从一月革命开始，上海革命 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干部都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工作做的最少最差。虽然是难忘的，但是革命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大家还记得吧！1949年刚刚解放时，解放军刚进城，那时我还在地下，春桥同志是接管员，我们当时和这次一月革命胜利一样多高兴呀！但革命仍然继续前进，我清楚记得当时的一些老战友，现在有的跟毛主席继续前进，有的在十字路口彷徨动摇，有的变质了！走的无非是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大家回到学校后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革命事业。我们能永远战斗在一个战壕里，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不是教育干部要保持晚节吗？对我们青年一代是不是还有一个早节！应该说，在一个革命高潮时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不难的，但是革命到了转折时，到了关键时刻才能考验人，这也是对人的最好锻炼。我希望我们共同战斗下去！
    真理是不怕火烧的，我希望第二个就是大家回头好好学习十六条。现在去看有很多地方是写得很好！现在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和社论，但是十六这是一个总纲，我们要坚持的就是这条路线。现在说的许多问题其实十六条都定了，比如群众路线，党的阶级路线，干部的政策等等。这里边第二节“主流和曲折”也说的非常好，都是主席的思想（读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这一段）阶级斗争以前有过几次反复，对我们来说确实吸收很大教训，增长了阶级斗争经验。以后运动会不会反复？十六条说：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就是肯定有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应该这样去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会甘心于死亡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的。但在看到敌人反扑时也不要把前途看成漆黑一团，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们是不堪一击的。在胜利时看到困难，困难时看到光明，这二个方面都不能忘记。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按毛主席的路线走到底！这一段时候有一点自己教育很深刻，就是我们毛主席始终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红卫兵也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给予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国广播，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从那以后毛主席还支持很多。从上海来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都是他老人家支持的，如“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月九日“紧急通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直至最近（3月6日）文汇报的反对风头主义的社论也是毛主席批准在人民日报以显要的地位刊载！大家返校闹革命会遇到许多问题，大家还要敢于革命，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要敢于提出革命的倡议，要敢于把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世界是决不会停止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因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的革命要发展，只有依靠毛主席思想掌握群众，所以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革命首创精神，树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威。无产阶级的权威就是把千百万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红卫兵的发展就是如此，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全国。
    现在大家杀回去是去闹革命，不是别的，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键的时刻，大家杀回去就是要把你们的革命基地建立好，真正做到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再也没有了，那时大家还可以杀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春桥：
    我补充一点，现在大家回去很好，上一次在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上我讲过：最近红卫兵的劲头好似没有过去大了，有的还觉得灰溜溜，这不行。要杀回学校好好整顿再杀出来！我说的是大家现在杀回去好好整顿一下思想、整顿一下组织，将来士气更大，人数更多，还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杀出来，而且一定要高水平。因此，我的话是鼓励大家杀回去的，回到学校去。想不到同学的劲头很高，听到以后第二天就上南京路破四旧，把小脚管给剪了，人家有意见的跟他辩论，大概他辩论输了，问他谁叫剪的，这个学生说是张春桥叫我剪的！（大笑），我怎么会叫剪呢？现在谣言很多，我也无须辟谣。
    有些学校根本还没有建立一个权威的组织，怎么能杀出来？现在还是回去好好整顿，将来出去是不是我们再商量一下。其实，我们是早有建议和打算，是不是能在五月一日开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五四”召开“红卫兵代表会”，红五月嘛开门红，不过最近工作忙，也没有很好地搞，总的困难是不少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文汇报》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 ── 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以后，仍然有一个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问题。只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才能掌好权、用好权。
    夺权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现在，“阎王”虽已打倒，但未彻底打倒；“小鬼”虽已解放，尚未完全解放。“阎王”对于“小鬼”们掌握大权恨得要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把牙齿磨得格格作响。他们是不甘心自己就此下台的。他们心不死，口不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和我们作最后的较量。敌人在磨刀，我们能偃旗息鼓吗？不能！我们必须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念念不忘这个斗争大方向。
    但是，在有些地区，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掌权以后，几乎忘记了阶级敌人，忘记了斗争大方向。他们对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兴趣不大，而是热衷于打“内战”，甚至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对年轻的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同志甚至发展到了藐视无产阶级的权威，什么人的话也不听的危险地步。
    我们手里的权是谁给的？是无产阶级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把权交给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义务用这个权去彻底破坏一个旧世界，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建设一个新世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绝没有资格用这个权去压自己的同志，或者以此闹山头主义，制造分裂，破坏团结。
    必须时刻记住，我们是为革命而掌权，为无产阶级而掌权，而不是为一个小团体掌权，为“私”掌权。为革命而掌权，我们就要时刻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时刻记住整个无产阶级的委托，时刻研究阶级斗争的新的表现形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分清敌我友，掌握大方向；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这样，即使在掌权的过程中，革命派内部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也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解决。
    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难道不足以引起警惕吗！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赶快丢掉“私”字，换上“公”字，树立为革命夺权，为革命掌权的正确思想。
    为了掌握斗争大方向，在革命派内部必须实行“坚持原则，加强团结”的正确方针，坚决反对随意制造分裂的错误态度。当前，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这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我们团结的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打“内战”，闹分裂，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革命的队伍应该日益巩固、壮大和发展。有人提出，“革命派内部还要大乱特乱”。这是一个分裂主义的口号，是反动的谬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了权、掌了权的地方，谁提出还要“大乱特乱”，他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这个口号只能起动摇军心、涣散斗志的恶劣作用，给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力量提供条件。真正的革命派应该以大局为重，枪口对敌，团结战斗。千万不要去热衷于研究“内战”的“战略战术”，互搞情报，背后做小动作。更不准打、砸、抢、抄、抓。因为那样做，“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谁要坚持那样做，实际上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会那样干的。
    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否则，弄得不好，就会上敌人的当，就有可能重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一个革命者，就会变成昙花一现的人物。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任务，越来越迫切了。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周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象毒气那样，时刻在向我们喷袭过来。如果我们不加强思想改造，做头脑里“私”字的保守派，那么，不要多久，就会迷失方向，丧失革命性。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开展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坚决夺头脑里“私”字的权。只有这样，才能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到底。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最高指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决议中指出：“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还应当同打击当前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联系起来，同当前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对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刮起的种种的歪风，如搞经济主义、单干、投机倒把等，必须坚决打击。为此，特通告如下：
    一、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凡属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农业生产资料，倒卖金、银、工业品、票证、抬价抢购，长途贩运，买空卖空，私包工程，私设工场，雇工剥削，走私行贿，以及从事其他一切投机倒把活动，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惩处。凡主动坦白交代，洗手不干的，可以从宽处理。
    二、严禁工业品、票证等非法买卖。各种非法交换、买卖场所，一律取缔。
    三、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手工业户。本市无证商贩和无证手工业户，一律不得经营。外省、市盲目流入本市从事商贩和手工业活动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原地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不准继续在本市活动。
    四、本市有证个体商贩和个体手工业户，应当切实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得擅自扩大经营范围和随地设摊。不准从事以次充好、抬高价格和偷漏国家税收等违法活动。
    五、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严禁粮食、棉花、油料、烟、麻等国家统购物资上市。严禁商贩插手，投机倒卖。不准弃农经商，串街走巷，流动叫卖。加强价格管理，不准哄抬价格。
    六、合作商店、手工业合作社，应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生产队办企业、街道里弄生产服务组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得与国家争原料，争市场。不得乱搞协作，破坏国家计划，更不允许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七、凡抗拒管理，无理取闹，反攻倒算，行凶报复、围攻、殴打、绑架市场管理干部和革命群众者，必须严肃处理。对为首分子，背后挑动者和打人的凶手，政法部门必须依法惩办。
    八、公安、政法部门必须协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邮电、交通运输部门和车站、码头，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提高警惕，把好口子；银行、税务部门要加强财务和税务监督；商业部门要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相互协作，共同管好市场。
    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市场管理干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守岗位，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紧紧依靠革命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与资本主义势力坚决开展斗争。
    十、全市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都应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协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督检举投机违法活动，取缔无证经营，坚决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开展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可张贴、翻印。）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社论《永葆革命的青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重要文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这个文件的决定。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切切实实地做到。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中所提出的问题，决不是一个生活小节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如何实现领导机关革命化，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政治性的原则问题。
    早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就告诫我们，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面临的新考验，又发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他老人家一再强调“要节约闹革命”；提出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一定不要脱离群众，要“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毛主席特别指出领导干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粉碎阶级敌人“和平演变”阴谋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敲起的又一次警钟。我们必须把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铭刻在心头，落实到行动，永葆无产阶级革命的青春。
    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以后，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这场斗争的主要特点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对领导核心，进行腐蚀侵袭，搞“和平演变”。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百般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如果我们对此丧失警惕，陶醉于吹吹拍拍，拉拉捧捧，就会使我们的一些同志是非不分，敌我混淆，最后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千万不要把那些别有用心地吹捧我们的人，当作朋友和心腹。我们如果保持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就能击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之，就有被击中的危险。
    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总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脑子起作用的。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思想上的“篱笆”扎得紧，资产阶级思想这只“野狗”就钻不进。我们必须注意，在夺权以后，很容易居功自傲，产生一种“舒舒服服闹革命”的倾向。“舒舒服服闹革命”，这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谁要这样滑下去，谁就会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
    我们能把生活作风问题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吗？不，这不是小事。一个人的“和平演变”，往往是先从生活上打开缺口的。生活上闹点特殊化，就象是开了一个小洞，如果你不提高警惕，及时堵住它，资产阶级的风就会不断往里面吹，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生活上的特殊化发展下去，就会舒舒服服地“修”掉。我们一定要在生活这一关上卡住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作不调和的斗争。
    现在，有些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存在“五多”、“五少”现象。“五多”是：上主席台多，坐汽车多，蹲办公室多，看戏多，纪念章多；“五少”是：学习少，劳动少，参加斗批改少，接触群众少，革命造反精神少。这是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这“五多”、“五少”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有的同志在生活上开始特殊化了，脱离群众，“官”气上来了，而不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即“老百姓”的面貌出现了。这是极其不好的苗头。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有的同志有“过关”思想。总觉得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杀”过来了，因此，思想上麻痹起来了，滋长了太平观念，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思想时时会侵袭我们的头脑。脑子里的敌人，也是你不打，他就不倒的。你放松了跟他的斗争，他就会来进攻你，“吃”掉你。我们一定要以进攻的姿态去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因此，绝对不能有“过关”思想。改造思想，万万不能放松。我们要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永远把毛主席的万古长青的光辉著作“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学了就用，开展破私立公的斗争，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们要珍惜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乘东风，鼓干劲，积极投入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要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革命群众的革命性和创造性，把上海的大好形势再大大地往前推进一步。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谈“抓革命促生产”
    （生产问题）
    春桥：抓革命促生产，具体时间不要扣得太紧，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大学习搞得没时间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提出后可能工业企业中的阶级矛盾会暴露出来，有时要受到压制，有些坏人当道会暴露出来，港口有积压，超过去年有困难。上海能超过去年水平，国际上就能讲话了，否则难讲话。
    文元：（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要和大批判，斗批改结合起来，搞生产第一要看物质条件，需要，第二要看国家的需要，今年农来大丰收，工业要生产满足农业的产品，抓生产不能单单考虑产值，要考虑国家需要，最后需要是农业。
    （节约问题）
    春桥：国庆宴会，汽车如此之多，使我非常吃惊。进入上海以来，从来未看到这样多的汽车，文化革命革出这样的局面来，这不是个钱的问题，我担心在这个问题上要垮台。
    文元：解放初搞了镇反，三反，五反……
    春桥：难道明年就要开展三反五反吗？这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提出问题就是要爱护青年干部，否则他们就要变修了。
    （产品问题）
    春桥：新产品的花布，画得都是电线杆，拖拉机，这是什么突出政治，我们要朴素大方，不搞奇装异服，电杆的线、拖拉机不是另一种奇装异服吗？
    文元：要有民族风格，所说新产品已拿到展览会去了。
    春桥：快些拿回来。
    （工人运动问题）
    文元：要王洪文同志把总工会的一套包括劳模制度问题在内，彻底批判，把毛主席的“工人日报”发刊词拿来看看，现在开会，有些搞繁琐手续，讲话，开会；外交都是这样，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
    春桥：不要追求完整形式，工代会多开几次，只要路线正确就行了，过去的工会是全民的工会，福利工会，不搞阶级斗争。
    （大联合问题）
    春桥：工业系统大联合已达到97.5％，全市8000个工厂，只有60多个工厂未大联合。
    徐景贤：斗私批修巩固发展大联合，革命大批判，斗批改，推动工业生产新高潮，提两个口号。学校情况，29所大学，只有一所未联合，中学80％实现大联合，小学教师99.1％大联合，红卫兵十个军区已宣布成立。卫生单位，57个，70％联合，有个学校一派保国民党少校，一个不保。
    春桥：这种情况我们要出来讲话，三结合要和干部审查相结合，下一步可能在干部问题上爆发分裂。
    文元：有些干部长期不讲话，谈到三结合就站出来去支持一派，实际上挑动群众斗群众。学校要搞些军队代表去。
    春桥：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巩固大联合，也是阶级斗争。
    文元：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要讲革命原则，要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搞私人恩怨。当前首要任务是学习。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就要学习。
    张春桥：浙江省区汇报干部五百人，工作很忙，主席说：要那么多干什么？只要二十人就够了，机构不要庞大，要精减。
    （农村情况）
    文元：非生产工分占三分之一。
    春桥：搞武斗的人无论如何不评工分，不能农业丰产，人民减少收入。不发工资。是社会主义原则，限七天回来，支部生活要写文章批评，三秋工作要抓好，市革委会成立三秋指挥部。
    （工资问题）
    春桥：这是全国性的问题，现在不能解决，不要去减，有些改可以进行，如机关作风方面。
    文元：机关改革要联系群众，二要搞精简，三要精神振作，市革会3300人多庞大。
    （宣传问题）
    文元：在国际斗争上要批判三降一灭，但怎样孤立一小撮，团结大多数，宣传不够。宣传要讲究方法，效果，宣传重点是阿、越。阿对文化大革命是坚决的，一月革命以来发50多次贺电。它这次代表团规模是十八年来是大的，主要学习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张春桥对上海的指示
    一、全国大乱高峰已过。
    二、各区武装部大部分是好的，但也不能否认有坏人。
    三、今后要武装革命造反派，要有高炮装备。
    四、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
    五、要培养工人干部。
    六、党的建设问题：造反派中有党员，造反派也要争取入党，今后对党的工作怎么搞，要征求造反派的意见。
    七、继续抓好大学习，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和姚文元同志回来以后，好多单位都希望我们讲一讲话。但因为我们这一时期，没有在上海工作，有一些情况还不是直接地了解，所以，我们原来考虑还是先不要讲话，先到各个单位走一走，向大家了解一些情况，学习一些新的经验，然后，看能不能讲一点意见。在这一段时间，恰巧碰到迎接国庆，外宾很多，这样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多下去了，所以，现在直接了解到的东西还不是很多。同志们都希望我们讲一讲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答应过的。后来看到全国到处有很多传单很多内部刊物，登了主席的这样的指示那样的指示，里边有很多是靠不住的，有一些完全是传错了的，中央随后就决定把主席的指示整理一下，发给大家，这样，就比较有个标准了。现在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三个地区的过程中的指示，已经整理成文件，发给大家了，向大家读了，因此我们就没有多少需要补充的了。这些天来，大家已经在传达主席的最近的重要指示，有的单位很快，抓得很紧，传达了讨论了，而且行动起来了。这是多数单位。也还有一部分单位抓得不紧，传达得也不快，也没有认真讨论。据了解还有少数单位，现在还没有传达。已经传达的单位，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委员会商量了一下，要我今天在这里讲一次话，把主席的指示，在这里再传达一下，同时，有的地方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回答同志们提的一些问题。
    现在，有了主席的指示，有了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我们的工作中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把主席的指示落实，把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提出来的任务落实。我们现在每天事情很多，千头万绪，如果要抓住中心的话，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的落实，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所提出的任务的落实。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都要落实。主席的指示非常丰富，包括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着的各种问题，都有了正确的、科学的解答。这是我们工作的纲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也是根据主席的这个时期的指示提出来的任务，我们同样应该加以落实，这样我们上海的工作，就可能比较快的向前发展一步。
    要落实就首先是思想上的落实，就是要好好地学习。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是林彪同志过去提过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还是这条原则。我们看到两种学习态度，两种学习方法。有一些单位，得到主席指示，就立刻行动，在实践中间来进一步理解主席的指示，比如说，我们上海的工人同志，对于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一听到传达，他们立刻就行动了。主席关于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问题的指示，很早就提出来了，应该说第一次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上海，是在别的地方谈的。但是那个时候，听到的人没有领会主席这个指示。我自己对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这个指示，也不是一开头就理解的。因为主席的作风很民主，他一个问题提出来，总是反复地找人商量，最初我听到他的意见时，我以为是找我们商量的，并不一定就要下决心这样做了。所以谈了一次、两次、三次，拿我来说，总还以为是在跟我们商量。其实，主席早已在反复考虑，在作调查研究了。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在上海，因为没有出来工作，所以也没有和上海的同志谈。到九月初，我第一次出来和上海的同志接触了，找工总司同志谈话，就向他们谈，主席有这么一个指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对主席的指示接受很快，立刻就行动了。我们常常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对主席的指示，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并不是一开始就理解的，跟呀，也并不是一时能跟得上的。在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上，跟主席就没有跟得上。对群众呢，也并不是完全理解，群众比我们理解得快。
    现在上海的同志，对主席的指示，大多数单位是在一边学习一边就执行，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学习方法。是一种什么学习方法呢？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学究式的学习方法，抠字眼，搞概念，比如什么叫斗私批修呀？斗私是什么意思呀？下个定义好不好？批修是什么意思呀？是先斗私呀还是先批修呀？争论不休，再加上报纸登时，因为最初没有把它定下来，斗私批修怎么个说法，是批修斗私呀，还是斗私批修呀？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开始时，报纸上有的这个放在前面，有的那个放在前面，于是有许多人就为这个议论纷纷，就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好几次，甚至于怀疑说这里面有谁在搞鬼了，篡改最高指示，罪名好大呀！其实，这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惯，整天就是抠字眼。问你到底你脑子里有没有私呀？你去斗一斗嘛！这个事他没有兴趣，他就是要在这里追究字眼，要在这里还要发现一个什么新大陆。
    我们对主席的指示应该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里边，在革命实践中间来理解主席的指示。我们能够理解多少都要执行，暂时不理解，我们在斗争里边逐渐再来理解。因为主席的很多指示常常是这样，要等到我们有一段实践的经验以后，回过头来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说吧，我在这里传达过，那是在二月底，主席说二、三、四、五月可以看出眉目。这一句话，不晓得同志们你们是怎么理解的，我最初对这句话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就不完全相同。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就觉得二、三、四、五月看出眉目，就是指的各省各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上海市把区、县和各基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这就叫见眉目了。我最初是简单地这样理解的。后来看看不对，所谓见眉目，根据我现在的理解，根据主席最近他对形势分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是指的在我们全国范围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是哪一方面占优势，哪一方面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问题。所谓见眉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已经可以说取得了胜利。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好多省虽然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但是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占了优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败了，这个形势，就应该叫做看清楚眉目了。所以对主席的指示，我们只能够在实践中间逐渐理解，我们的理解，可能错了，那么就在实践中间再来修正，改正我们最初那种不正确的不完全 的理解，这样我们就会进步；如果离开了革命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斗争，对主席的指示就根本没法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强调这个原则：要同当前的斗争结合，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在这个精神之下，来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彪同志国庆讲话。应该强调自觉地学习，应该强调自我批评为主，因为里边有斗私嘛！斗私，就是说自己头脑里有私，应该自我批评。不要形成人人过关，所有的人都要过一次关，检查一次“私”字，而且又脱离开当前的斗争来检查，那就没有边了。自我批评应当围绕着当前的斗争来进行，比如什么事情，哪一种“私”障碍着我们大联合的进行或者妨碍着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巩固，什么样的“私”妨碍着我们革命三结合的巩固，妨碍着我们解放革命干部，我们就围绕着这些问题来斗。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要搞无边无际的检查；要围绕当前斗争，不要离开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去整群众，当然更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来整造反派。我们造反派自己的缺点错误，我们自己批评；别人有意见，包括反对我们的人，他们有意见，我们可以听，但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整造反派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大方向，我们斗争矛头要始终对着刘、邓、陶，对准陈丕显、曹荻秋，对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务必注意，不要被干扰了。大方向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
    这是我想在开头说的这么一点意见，下边我讲几点。
    第一，讲形势。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接下去主席讲了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讲了对前一段的乱怎么看法，讲了前途，又讲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主席在这儿讲了四段：第一个是讲总的估计是大好，不是小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一个就讲好的标志；再一个就讲好，因为很多人提出一个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再就是讲到前途，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我想作这样一些补充说明，主席这儿讲的大好，是讲的全国的形势，也包括我们上海的形势。这个问题，实际上几个月来是有争论的，在上海造反派中间也有争论。有些人就认为不是大好，甚至也不是小好，他们认为糟糕了，各式各样的议论都有。有的在七、八月份的时候说，当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因为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就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揪军内一小撮，就到处冲人民解放军，更有甚者，以“五·一六”这个集团为代表，到处制造舆论，搞阴谋活动，形式上是攻击周恩来同志，实际上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制造种种的流言蜚语，又是说中央有几派，中央文革有几派，都是胡说八道，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的事，他都可以来捏造。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那么几个人造造谣，倒也罢了，他要造谣，你有什么办法呢？问题是竟然有些人相信，就相信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根本不是这样个形势；全国的形势是大好，是空前的好。那些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局势都是好的嘛，虽然个别的地方有反复，有问题，包括我们上海，但是形势是好的。另外又有八个省、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或实行了军管，那些地方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造反派也占了优势。主席特别看重的就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因为这个革命，决定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关键还是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要看发动的程度，群众革命化的程度。而现在呢，就象毛主席说的：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主席非常重视的一个现象：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家人成了两派三派，夫妻两个是两派，兄弟姐妹几个人那就是两派、三派，一家人是一派的，也不太多。这是好事情。列宁过去看到一些最普通的工人在那儿争论十月革命的问题，他很高兴，因为这证明群众起来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那就把很多平常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统统发动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中间有些地方比较乱，而且乱的形式比较“高级”了，武斗的形式也比较高了，比我们上海去年十二月份呀，今年一月份呀，都高了。我们这儿大概就动拳头，这是“高级”水平，到了八月初，包围柴油机厂那一段嘛，水平稍为高了一点，但是我们这儿没开枪，那有的地方就硬是开枪了，不但开步枪、机关枪，大炮、高射炮都动了，就是飞机还没有出动。而这个，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们主张武斗吗？党中央毛主席从来反对武斗，但是被一些人挑动的结果，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武斗。我们从来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看问题都要看到两重性，武斗也有两重性，我们反对，但是，你要闹嘛，我们也不怕。无非是把一些炮弹什么打了一通，打了一些房子，也打死了人，打伤了人。但是，我们是从积极方面来看，锻炼了群众，群众到最后才了解了，才想通了，斗够了，打够了，忽然的自己一想，特别是毛主席提出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嘛，为什么要分成这样对立的两大派呢？这些工人一想，是呀，我们究竟干什么呢？毛主席最信任群众的，象淮南煤矿，那里斗得很厉害，等到后来，解放军去那里支左，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说服了双方。双方在那里开枪，我们部队派两个连到双方阵地之间，徒手进去，拿着《毛主席语录》，给双方的工人念语录，宣传大联合。这样，两方面工人就想这么个问题：解放军这是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怕我们打死他，还要跑到我们中间来呢？特别是当他们听到主席指示后，工人想通了，两派工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上当了，被别人挑动着这样武斗。主席相信群众，这次不是向刚果（布）总理建议，请他去淮南看一看，说那里的武斗最厉害，你去看一看，究竟是为什么武斗，他们现在又在怎么办的。北京就打电报给淮南：刚果（布）的总理要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欢迎不欢迎？两派都打了电报来说欢迎。结果，刚果（布）总理去了那里，印象很好。工人阶级本来就不需要这么武斗的嘛！没有什么必要呀！现在他们联合起来了。当然，还会不会再有反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那个地方的群众经过这样子一场大的斗争教育过来了，可能那里的联合就会比较巩固，工人阶级的团结会更好，他们的生产虽然是受了一些损失，但会很快弥补起来。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不看本质，只看现象，不看到主流，只看到支流，这样是不好的。实际上是越乱得彻底的地方解决得越快，没有乱够的地方可费劲儿了！到那里做工作也做不进去。乱够了就行了。我们上海自己也是这样嘛。比如说上柴问题，我们哪一个人主张要他们两家打呀？我是从来没有主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从来是反对他们这样打的，反对他们两派这样闹的。多少次邀请他们两家谈判，主要是联司一方就是不干，特别是后来发展到那样多的支联站，它以为要得势了，就更加不愿意谈判了。非要打不行，非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解放军去也不起作用，去宣传队也不起作用，甚至于到后来革命委员会派人去也不起作用，反而要把你的人捉起来。他们一定要干嘛，那就干好了，反正又不是我叫你们打的，联司的人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呀？现在有些人还同情联司，我说你少同情点吧，因为又不是我们要打联司嘛。（掌声）我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他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叫我们批准。他就要打嘛，那就打一场好了。我看那样子打一场也不错嘛，也锻炼了上海的工人阶级。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讲，八月四号那天我在上海。（掌声）不过，我没有和革命委员会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上海。四号晚上我坐着汽车到南京路去看了一下，到南京路嘛，车子就有点儿难走了，因为是晚上，大概九点多钟吧，到了南京路河南路一带，根本走不过去了。不过我看到当时路上的人。路两边的人，看到过打联司回来的人，和到那里等着消息的人，脸上都是带着一种胜利的感觉，都很高兴，因此我也很高兴。（掌声）因为证明这个行动是得人心的，人民是支持的，不是反对的。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口号）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要看一看群众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对联司的成员我们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因为多数的人是受蒙蔽的嘛，做坏事的是几个头头，这些少数的头头只要真正愿意改正错误，我们总是给他机会、给他出路的。我们也不会怎么样。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有些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说不打，他要打，那么打一下也好。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个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比一月份我们来到上海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大的不同，组织性纪律性都有些不同。这个队伍看上去雄赳赳气昂昂的，很不错。如果要是美帝国主义敢于到我们上海来，碰到这样的工人阶级，碰到这样的人民，我想美国人，他的遭遇就不会比在越南好一点。（掌声）所以事情要从两方面看，不要只看到打联司这个事，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很多积极的因素。当然我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了，不要今天一讲，你明天再干一场吧。我们是永远不愿意这样干的，这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外地有些地方也是这样，比如象武汉也好，江西也好，这次跟主席去看了一看，江西的形势非常好。那里是打得最彻底啦，造反派的代价很重呀，同志们！好多造反派牺牲了。但是付了这个代价以后，那里现在的形势很好，保守派彻底瓦解，造反派在全省一直到各个县，整个形势都是很好的。象武汉也是那样，形势很好。在武汉住了两天，看了一下，那个精神面貌也不同。
    所以同志们，你看哪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呢？现在是无产阶级上台嘛，到处是无产阶级得势嘛。所以证明他们那些估计完全错了嘛，把军队就说得那么不好，现在证明，就是武汉，那个独立师，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等到中央下命令说，你这个师要调出来，撤离武汉整训。就这样的部队呀，接到命令还是执行呀！还是全部撤出了，现在在那里学习，学得很好。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呵，同志们，那是毛主席缔造的呀！犯了错误，但是毛主席、党中央讲了话还是听呀！到处揪，揪一小撮，你揪不好呀，就是走向反面。不相信军队，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领导。看起来极“左”，实际上是很右的。
    上海在这一段，我们感觉到形势也是很好的。七、八月份上海有点乱了，我看也是好事。我跟很多同志讲过，我也向毛主席报告过，我说我总觉得上海的夺权太顺利了。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一月革命以后也没有发生过两大派的对立，也没有很严重的武斗，武斗也顶多动动拳头，也没有开枪，你说是不是太顺利了？这样子也可能有个缺点，因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好处嘛上海比较稳定，缺点可能有些毒没有放出来，不定哪个时候，身上又长个脓包出来。毒没有放够，因此，一月革命，有些东西也可能掩盖了。因为上海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什么东西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我说这一方面是个好事，但也可能是个缺点。人家要露头嘛，就让它露出来嘛，我们有点心急，刚刚露一点就把它打回去了。
    联司那一回，内部争论很多，但是还好，总算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月，因此到最后解决得比较彻底，比如说这一回是八月四日，如果是七月四号动手反击呀，我看是另外一个局面。因为联司，支联站毒还没放够，到八月四号我看差不多了，这个脓包应该挤出来了，应该动手术了。是这样子，小孩子头上长疖子啊，早动手不行的，非要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动呢！现在好象还有人对这些事有兴趣，总想着，唯恐上海不乱。谁如果有兴趣，你们就闹好了，我反正有了经验了，我现在一点也不怕，（掌声）对这种乱，要闹咱们就闹够，愿意闹多久就闹多久，愿意闹多大的规模就闹多大的规模。但是我们完会有信心，上海的造反派完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用不着中央帮忙，也用不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表示意见你们就能够解决。（掌声）
    毛主席说，上海的形势所以这样好，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阶级起了作用，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比较强大，有斗争经验。主席还讲，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这七个单位，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比较稳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群众、军队、干部的关系比较好，“三结合”比较好，所以比较稳定。我们这里，以造反派为主力，革命群众是比较强大，没有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不是成天打内战。我们这里的人民解放军，在支持革命委员会这一点上是坚定的，从一开头就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样他们在支左工作中间，不管陆海空三军哪一军，拿具体的单位来说都有错误的，但大方向比较好，因此和造反派的关系也比较好。再一个就是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和军队的关系，也比较好。这三方面的关系比较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只是革命大联合的夺权，我们现在来巩固这个政权，掌权、用权，我们还继续保持这个大联合，我觉得这是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总结。我们应该很重视，要保持上海群众、军队、干部这三者比较好的关系，使得我们的“三结合”继续不断的巩固和加强。这对于上海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再讲前途。主席说前途会更好，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因为现在在北京开会的有十二个省市，估计到今年年底，这十几个省市都能解决。剩下的不多了。我们估计，最后可能新疆、西藏、云南这样的边境省分会慢一点。但是也不一定，有时候革命形势的发展，快起来就来得快，慢起来就慢得推也推不动，比如讲革命大联合，九月份一阵风都联合了。我们讲革命大联合讲了半年还联合不起来，可一个晚上它可能就联合了。革命就是这样一回事。所以形势是很好的，前途更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它不会自然而然地更好，还是要经过斗争的。如果我们大家都当逍遥派了，你说这形势会更好呀？形势自然而然地就好了，那不可能的。这个还要靠革命造反派积极地做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个形势才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也可能受到挫折。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够松懈下来，更不能离开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我们松懈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以为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海的形势又这么好，全国到处说上海好、上海好，《人民日报》过几天一个社论，说上海怎么好，如果我们不当心，一天光听这个话，骄傲了，松懈了，那就要犯错误。犯错误嘛，我们的形势就可能被破坏。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存在。所以在讲大好形势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确实是大好形势，确实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胜利，但是决不要松懈，不要骄傲。
    这是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形势。
    第二，讲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主席的这一段话很多同志都很熟了，报纸上反复的宣传了，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主席分析了原因，为什么现在会分裂呢？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操纵。第二，就是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人他现在就是在那里当头头，有的不是头头，但是他起重要作用，在幕后策划，这是极少数，但是有。还有第三，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主席是经过了充分的调查，他调查了很多单位。我们也向主席报告过上海几个工厂学校的情况，都是这样，基本原因都是这三种。或者三个同时存在，或者有两条，没有什么例外。现在上海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上海的任务就是巩固革命的大联合。要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就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还是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因为分裂的原因就是这三个方面嘛。所以，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现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象去年这个时候，那样公开地来整群众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了，说话没有人听了，但是，他可以变换一种手法来挑动群众，例如群众中间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私”字当头，他就要利用。或者某一个组织里面有地、富、反、坏、右，这些坏分子，他们通过这些人起作用。我们要巩固已经实现的革命大联合，这几个方面都要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要警惕，不要上当。有些坏人想要操纵我们这个组织，我们也要警惕，不要上当。同时，要在“斗私，批修”的过程里面，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那就请他们自己考虑一下，究竟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是不是这些原因？如果是，是哪一种原因占主要的？就从这一方面来解决。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那些“老、大、难”，很有名的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举个例子吧，就是第二军医大的两个组织，这是咱们都很熟的了。二军医大的红纵还是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发起单位。那个地方就是联合不起来。我为了帮助他们一下，也从各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同北京三军的领导同志都交换了意见，和上海革命派，各个革命组织交换过意见，就是两条，一条承认两个组织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他们两家就是他说他是老保，他说他是什么，就是这样攻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我们认为他们两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第二，我们希望他们革命大联合。还有没有第三呢？没有了，我们就是这两条。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帮呀只能帮到这种程度，就是把周围一些条件都给你创造了。我们希望这两派，你们也应研究一下究竟你们不能联合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挑动？有没有坏人？还是你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多了？你们有什么根本利害的冲突，两家非要你死我活？这件事我们相信你们军医大有那么多的革命群众，还解决不了吗？你们都是大学生了么，很有本事了么，应该能解决了。在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上，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坚持按系统、按单位、按部门实现大联合，在学校也是这样。这个原则是贵阳的经验，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经验。在上海曾经一度对这经验发生了怀疑，现在我们重申，还是按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现在有一些跨行业的组织，他们总想恢复，我们还是劝这些同志，你们就在你们单位里加入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吧，不要再去拉一个山头！因为拉起一个山头，过两天还是要撤掉么，何必多一层麻烦呢！据我知道中央这几天就会发一个通知，重申这个原则，中央正在起草通知。我们的革命大联合是讲原则的。就是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同刘、邓、陶，同陈、曹作斗争，共同对敌。离开了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方向就谈不到革命大联合。我们工人阶级内部，革命学生内部，革命干部内部所发生的分歧争论，都只能以这个大方向、大原则作基础，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分清是非。是非是有的，但是是非也有大有小么，也有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笼统的讲不算旧帐，这不大妥当，因为第一次有些话还要讲一讲。我们觉得如果两个群众组织彼此还有意见，又不愿让人家知道，我们劝你们就找一个房间，双方坐下来，关上门自己讲好啦，讲完就算了。那有算不清的帐呢？我们总要团结对敌么！现在有些单位就是这样，有一批人说是保守派，被打了下去；有的人，说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过我了，那么又不能得势，又不能活动，受压抑。好啦，那么让给谁活动呀？彼此现在还在闹，我和有些单位同志谈，都是青年，我问：你们就是这些问题吗？你们就到一个地方彼此把意见谈了，算了！“炮打”已经过去了嘛，现在不炮打了嘛，那还要算这帐干什么呢？已经过去就算了。“保”，保过几天，现在不保就可以了嘛，彼此有意见，大家到一块说一说，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要让真正的敌人在那里高兴。昨天，我找京剧院的人谈，京剧院就这样嘛，把个周信芳放在一边没人管，小青年，双方的人就干呀，整天斗。那能斗出个什么结果来？你们这样“斗批改呀”？最后演来演去还是《智取威虎山》、《海港》。外宾来啦，人家说这两个节目都看过了，新节目还没有。这样消耗了我们革命派的精力，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我们内部关系，就象主席说的：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上纲”了，说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犯了一次错误改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对敌。
    还有个“以我为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说几句，因为上海报纸用过一个“无条件大联合”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争论，有的同志甚至怀疑，《文汇报》篡改了主席最高指示，非要“炮打”不可。我觉得《文汇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够谨慎，但是你要说他们完全恶意的篡改，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说一点也没有影子吗？也有一点，只是他们的理解出了一些偏差。因为主席提“以我为核心”时，是在上海一次跟我们谈话中间讲的。讲到上海有个大学，那里两派的情况。我想就讲清楚吧，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因为毛主席对“反到底”兵团记得很清楚，问我们：这个“反到底”最近怎么样？因为“一月革命”中间他们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起草《告全市人民书》有交大“反到底”的人，主席还记得，他就问这些同志怎么样？交大文化大革命怎么样？我和姚文元同志就向他讲了。讲的中间，我们就说：交大有这个问题，别的单位也有，就是都在争以谁为核心，这个大联合，都强调“以我为核心”。就以这为条件，如果不承认“以我为核心”这条件，就不能实行大联合。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就讲了文件上写的这一段话：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讲了王明、博古等等，我们党的历史。然后就劝他们“无条件的联合”。这个地方讲的是交大，交大的条件就是“以我为核心”。那么“无条件联合”呢？就是指的不要拿“以我为核心”作条件，不能普遍地都叫“无条件”。这句话用在交大那是完全对的，用在某些单位也可以的。有些单位争的不是原则问题，不应讲这个条件。讲条件干什么，讲那种条件呀，说你要给我两个席位，什么“二比二”，什么“四比四”，争那个东西，不答应那个条件就不能联合，我说这样单位也应该无条件联合，不应该讲条件。但是不要普遍地讲“无条件”，因为有的地方要讲有条件，比如说，双方的分歧很大，有些是非如果不说清楚一点，联合起来不巩固。那与其那样急急忙忙联合，还不如双方坐下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好好地交换意见，把一些是非说一说，然后联合起来。但是这些是非也不要求搞得那么彻底干净，那也不可能，彼此了解了，接近了，能联合就联合。因为在联合过程中，在今后斗争中间，还可以继续考验嘛。这是革命大联合里面“以我为核心”的问题。
    再讲一讲政策，要正确对待战友、对待群众和对待干部，这样我们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才能巩固。
    只有大方向正确，而政策不正确，这个革命也不见得就胜利，很可能是失败。这一点在目前应该向小将们说清楚啦！因为我们那些小将呀，过去我们都支持你们，现在还是支持你们的，人家一攻击你们，我们就说：你们要看他们大方向！我们小将自己呢，现在也是这样：你们要看我们的大方向！这是完全对的，以后谁要是攻击你们，我们还是这样。但是，同志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掌了权啦，光讲大方向就靠不住了。毛主席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呀，“生命”有危险啦，就是说有垮台的危险。总理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八一”起义，人民解放军诞生，你说大方向正确不正确？“八一”起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大方向完全正确。但是“八一”起义在当时政策上路线上是错误的，就是还不懂得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思想，还不懂得怎样创造革命根据地，如何正确处理这个方面的关系，这些政策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犯了错误，不是去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带着队伍往广东方面跑，希望到汕头一带，找个海口，打通国际路线，外国船就可以来支援。这个路线是错了嘛，但它大方向对，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最后这个南昌起义等于失败了。所以不要满足于我们的大方向正确，要很好地学习党的政策，用毛泽东思想来决定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再紧紧地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策略思想。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要犯错误。不要以为自己大方向正确，但是如果大方向都错了，那就问题更大了。现在是讲的大方向正确而如果不注意政策和策略，我们也可能要失败。比如，如果我们不正确的对待群众，不去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去团结多数，我们就会搞成孤家寡人。有的单位，据我知道那个造反派到现在还很小，始终没有扩大，去年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那样子的造反派，你说你要掌得了权啊，我看靠不住。因为你要掌权，就要靠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的支持，这个政权是没有力量的。有了群众，有了广泛的群众才有力量啊！我们不是经常读《毛主席语录》吗？主席说的，什么叫铜墙铁壁那一段话，我们不是经常读吗？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一方面读这一条语录，一方面就不按这个办，搞孤家寡人，不去做群众工作。可是，等到搞革命大联合时呐，就拚命的争席位，有时为了一个席位，可以争它三天三夜，最后还没有结果。不要去争席位，起决定作用的，同志们，是你的路线是否正确，你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核心是一定要有的，没有核心是不行的。任何一个组织，它出现了有公认的领导核心，大家都拥护它，这个组织就比较好了。但是，这个核心也是要靠它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路线，坚决的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能靠人多。人多，可以以势压人，但是到最后，也可以垮台。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时还不是人多势众啊，它几百万党员，几千万群众，人是多了，但是路线不正确，等到反动派一个早上起来，没有几天嘛，差不多全部垮了。所以光靠人多是不行的，要靠路线正确。毛主席上井冈山，人不多嘛，但是，路线正确就能发展。后来王明路线一篡夺，我们就受损失。还是看路线，要讲人多人少，同志们，你们去查一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嘛，在七届中央委员里面，你们看看有多少是过去反对毛主席的啊，是犯路线错误的啊！毛主席在里面，并不是多数啊！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路线正确，最后，大家还是拥护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党中央主席呀，遵义会议以后也不是毛主席做中央主席呀，那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嘛，但是，究竟谁起作用呢？谁胜利呢？全党全军是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所以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真正的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造反派的领导人，就不要去在那里争那个席位，不要去争那个第一把手，你做第二把手啊，还可能真正起作用，如果你是正确的话。你如果是错误的，从私心杂念出发的，我看你当第一把手早一点，垮台也早一点。因为革命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想搞私心杂念，搞个人的名利地位，搞这一套的人，最后统统不会有好下场。你们看嘛，看看刘、邓嘛，看看陈、曹嘛，你现在争的那个地位有刘、邓高啊？有陈、曹高啊？那么垮台还不是一样垮啊？所以不要为这些，还是要努力地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要去掉“私”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的对人民做出一些贡献。我相信有很多好的同志，现在他们在那里不争，什么也不争，默默无闻。每一次到工厂里去，和基层的同志接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些很好的同志，他们现在在全市谁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看，我们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反对那些争名夺利的人。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应该擦亮眼睛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来看一看究竟谁是对毛主席路线是忠实的，谁不是。我们要信任那些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只看有些人好像能说会道，其实靠不住。当然有些同志，他们有错误，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改，改了就可以。
    再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主席这里讲的很清楚：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不大喜欢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大敢见这些人，甚至不大敢往来。我说这是不好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领导人，应该接触各个派，不管它是左、中、右，都要接近，要团结各方面的人，思想不通的人，要向人家做工作。我还记得上次我在这里讲过的，先锋电机厂的同志他们告诉我的，他们那里有些人，原来参加了赤卫队，后来造反派的同志对他们态度不大好，不理他们，在二三月整风的时候，人家就提意见了，说你们这些新当权派呀，还不如老当权派呐！老当权派过去我们有了思想问题还找我们谈一谈呐！造反派的同志乍一听这个话有点恼火，说你这是“老保”翻天，后来一想，人家讲得是有些道理呀！我们是不大找人家谈话嘛！过去有的支部虽然它路线错了，但是他倒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找人谈话的。所以要很好地对他们做工作，要找他们谈话。现在还有些逍遥派，好多同志跟我讲逍遥派太多了，怎么办？一方面我们劝那些“逍遥”的同志，上一次姚文元同志在讲话里面讲过的，不要当逍遥派呀！革命还没有成功，你“逍遥”不得呀！你在那里当逍遥派，可要当心啊！有人要找你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我们想到会有人拉他们，我们造反派的同志为什么不去找逍遥派的同志谈谈话？我说这个责任呀！在我们造反派，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造反派应该承担责任，要找他们，和他们开座谈会，问一问他们，你究竟为什么不来参加活动啊？你有什么愿望吗？他们可能提出很好的建议，不要把这些逍遥派都看成不好，很讨厌，那样子，我们就脱离了群众。我总觉得现在我们有些事，干得不是那么得到这些人的同意，他们有些不满意，所以他才“逍遥”的。当然，他们里面也有各色各样的原因，有的人就是不大想革命了，或者等待毕业分配，就“逍遥”吧，反正现在发了工资了，有的人一发了工资就上饭馆，有的到苏州去逛一趟，去一趟杭州，那样的“逍遥”，也有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向他们做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还有一些“老造反”，现在也当了逍遥派，那更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嘛。因为既然叫“老造反”，（其实所谓“老造反”，不过一年嘛！也没有什么老！都是很年轻的，叫名字还是小张小王的，不是张老王老，但是因为“逍遥”，他说他是“老造反”。）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造反到底，革命还没有成功，就退出来了，这个不好。总而言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各式各样的群众都要做。现在不要热衷于开群众大会，要把群众大会和开小会谈心、个别地谈心结合起来。现在不大习惯于个别谈心了，有的人说那种方式是老一套，这一条不能打倒，谈心呀，这是毛主席所主张的，我们还是应该用这个办法来团结群众。
    上面是说正确对待战友，正确对待群众，还有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里都讲了，我想不重复地念了。我只重复一下，主席对这个问题非常之关心，在视察过程里面这个问题谈得最多，关于干部问题，这一方面作了很多调查，问了很多人，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主张，传统的政策。这个记录里面也讲了：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我们党就是自从毛主席的领导执行了毛主席干部政策以后，才兴旺起来。现在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那么我们的“三结合”到那一天才能结合起来？所以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大量的办学习班，就是受到教育的人应该很多，真正不能用的人应当很少，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现在，我们这里的干部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大部分都是好的，比较好的，也有一大批干部解放了，但是还有一些干部没有解放，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解放更多的干部，就是按照主席的指示来解决问题。不但要解放他们，而且要使得他们大胆的工作，在工作里面来考验他们。已经解放的干部自己也应该大胆的工作，缩手缩脚恐怕主要的还是“私”字在作怪。有的人说：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不能再犯了。我看，越是这样想，越是要犯错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接受经验教训。犯了错误，检讨了，就应该振作起来。我们为革命，不是大家常常讲嘛，刀山敢上，火海敢下。现在我看有些人，不要说刀山火海了，连接近群众都怕得要死，这种精神面貌是不行的，一定要在实践中来改造自己，想脱离革命的实践，小心翼翼的在那儿“改造”这是不行的，不会有好的效果的。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好了，主席到处讲这个话。一路之上几乎每一次接见各地的同志的时候都是问：你怎么样？你犯过错误没有？大家对这句话，答复一般都是说有错误，没有哪一个人说我过去没有犯过错误。主席接着就问：你挨整没有？有的同志说，我没挨过整，主席说，这是你一个缺点，有的同志说，我挨过整，主席说，那你这个人可以，你挨过整，好。因为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啊，挨了革命小将一些整，到现在还一肚子气，我说，你那一肚子气应该消了，对于工人造反派，对于红卫兵小将，有什么气可以要记下来？你们在哪儿记仇啊？不要再记这个了，应该想到是大有好处，整一整，好处很多。有一个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那时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那整他整得好苦了，现在他站出来了，那一天主席接见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样啊，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一点好处都没有呀？那个同志的精神面貌很好，他说好处很大，大有好处呀！我看不管是给保守派整过，被造反派整过，当干部的都有好处，至少官气小一点，这不就很好吗？应该从积极方面想，不要在那里一肚子气了，什么委屈啊，埋怨啊，完全不对的，应该很好地和造反派同志合作，向造反派学习，同时也帮助小将们，小将们有些事干起来，没有经验要犯错误，干部就有责任帮助他们，避免一些错误。现在我们就是要根据主席的指示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把干部继续解放一批，把“三结合”好好地推进一步，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或者健全起来。有一些革命委员会不够健全，比如里面缺人，或者缺少那一个方面，那末现在就加几个人嘛，加以改组好了。不要把革命委员会搞得一成不变，也不要搞得太形式，不要在那里争呀！你们也不要急嘛，这个问题总归会解决的。你那个革命委员会为什么不可以经常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呀，可以换一换嘛！现在有些地方就为了革命委员会，到底是打倒呀 ，拆台、补台呀，争论不休。我们说只要它不是被反革命把持的一个组织，我看用改组的方法较好，如果被反革命把持了，那就当然要重新成立了。如果是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上海的各个区、县、局，工厂和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看看能否建立起来。这个要请同志们去考虑（掌声）。
    现在顺便说一下，上海还有武斗现象。这也不要紧，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这里想说的，是有时候开斗争会，还有变相的武斗，变相的体罚。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彻底改过来？毛主席看了我们斗陈、曹的电视大会。看了这个会，当然有所评论。这个会还比较文明，陈丕显、曹荻秋还给他坐一坐嘛！但是还有些单位，据我所知道，并不那么文明，有时候还是要搞喷气式。不要那样搞了，毛主席对那样搞法不满意，说有些地方一直在搞喷气式、挂牌子，这个不好。动拳头打人不好，不要打嘛，还把人家关在“牛棚”里，现在有些单位的“牛棚”还未拆掉，这个也不好。现在还有到处抓人，这个现象也没有停下来。毛主席已经讲了，对坏人呢，还是要他那个组织自己解决，不要我们去抓。这一条要看我们造反派的本事。执行主席这一条不大容易，要做工作。文斗也要提高一些质量。文斗并不表现在给他个座位坐在那里，我看还是要把我们讲道理的水平，搞得更高一点。那个斗陈、曹的大会呀，不知你们感觉到怎么样，我感觉应该允许陈丕显、曹荻秋申辩，允许他辩论。我看了几次，我们同志们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当然进步了，我看他们几位现在本事也学会了，现在一问他什么，就不象开头那个时候给你争了，现在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这是一个办法， 他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还有一个办法，说什么：有这么回事，我记不太清楚。或者说有这么回事，我有罪。这样电视大会我看了几次觉得没有味道了，还是辩论才有味道嘛！真理在我们这一方面，怕什么？我看各个单位开斗争会批判会，也是要允许辩论，要让人家申辩，他说不是，事实不是如此，应该允许他讲；他说我们这个道理不对，也让他讲。这样才能锻炼我们，才能教育群众。这一条呢，也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能否把我们斗争会的水平提高一些。
    关于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我就想说这一些。
    第三，说一下斗、批、改。这个主席的指示很清楚了，我只补充这么一点。现在我们还是要抓紧大批判，用大批判才能推动大联合，巩固大联合和“三结合”。现在机关、学校、工厂的斗、批、改，本单位的斗、批、改，严格的说还没有搞起来，特别是批和改，有些单位斗也没有很好的斗，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所以要认真地搞起来。同时我们要看到，如果本单位的斗、批、改不搞，有一些问题很值得注意。比如说我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机构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各级革命委员会，好多造反派的组织，脱产人员也越来越多了，这个不得了呀！铺张浪费最近有所发展，用的人多，喜欢开大会，搞得很铺张。有一个工厂，全厂才有一千人，但是开大会一定要去借一个三千人的大会场。有一个厂只有九十几个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也要去借一个电影院。开个什么会也要印很多海报，印请帖，请帖印的水平之高呀，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宴的请帖。（笑）我作过比较的，我那里是经常收到请帖的，我已经向革命委员会建议，把这些请帖、海报，集中一下，很可以开个展览会了。当然也要找一些艰苦朴素的单位，他们不出海报，他们有很生动的事迹，加以对比。搞那些干什么，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嘛！九月二十二日，咱们上海的二十二个群众组织，开了一个会，开什么会呢？节约闹革命誓师大会。但是这一个会议，印了一千份海报，用硬卡纸印了精美的邀请书，在这个会上拍了很多照片留念。这个叫节约闹革命？这是自己挖苦自己嘛！（笑）有很多人可喜欢照像了，我看到一些厂报，那上面把他一个厂的造反派的负责人，把市里去的人的讲话，登了好大的照片。登他干什么！我说你那个照片，那是糖衣炮弹，登谁的照片就是向谁放糖衣炮弹。如果自己看了照片很高兴，那就证明，这位同志也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笑，掌声）你看今天会场上，台上很清爽，所有的摄影记者，电影摄影师，统统没有请他们来。这个我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我说你们照了干什么？反正照来照去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笑，掌声）我说我别的权没有，有一个权我是有的：到最后审查电影的时候，你那个上面有我的镜头，我就剪掉。（鼓掌）除非是中央决定的，哪个电影里保留哪些人的镜头，那个我没有权，我有权能剪的我一定剪。我说你何必照呢？不要拍电影嘛！这电影机，电影胶片，应该去拍劳动群众，拍我们工农兵的劳动英雄，不要拍我们这些人（热烈鼓掌）。现在一定要严格，我们希望广大的群众，监督革命委员会，监督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同志们，监督你们的那些头头，那些领袖，不要他们在那里铺张浪费！（热烈鼓掌）有一些事情，实在是看了很痛心的。刚才我举了一些例子了。明明我们的码头，积压了那么多物资，需要输送，我们的卡车不够用，我们的汽油并不是不紧张，但是很多同志用卡车用汽油根本不在乎。有一天，我到郊区去，我一看这么多卡车干什么的？一卡车一卡车的人，一看上面写着一个标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知道是到淀山湖去游泳了。就数了一下，一百多辆，就是这样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呀，距离主席思想太远了吧！（笑，鼓掌）还有的人居然除了动用卡车公共汽车去游行武斗，甚至于开了卡车到杭州去游山玩水。这些人我说是给上海的造反派丢人！要严格禁止这些事。同志们！我说起来比较重了，我说这都是搞资产阶级的一套，还这样搞法，我看用不到一年两年就出问题。我们四九年进城，五○年、五一年两年，你们记得我们搞过一个运动吗？叫“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我看如果我们现在大家不警惕，资产阶级就可以从这一方面把我们上海的造反派腐蚀了，瓦解了，那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开展这样一个反对贪污、浪费的运动，到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要当大老虎！（笑，掌声）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不这样严肃地提出问题，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就没有对这些同志真正出于阶级友爱，不是对他们关心。我们为了关心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在今天这个会上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希望大家认真的来考虑。（鼓掌）除了这一方面的铺张浪费以外，那还多了，简报、小报之多，实在害人！如果要是根据这个小报办事，那我们非犯错误不可。希望各个造反派， 你们自己清理一下。还有专门办了许多所谓动态报，内部消息，内部参考，那里边，说得不好听一点，搞了许多特务活动。明明很多话说不要登，不要记，国家机密都统统给你登了出去。你们能保险呀？你们那些东西不落到敌人手里去呀？我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历来的经验，我们的东西，凡是印出来的，铅印的也好，油印的也好，只要印出来的，美国国务院就有。你们不要自己马马虎虎，给人家当了情报员，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呢！干那种义务情报员干什么呀？不要再搞这些了。我们实在对有些同志有些怕，怕你们犯了大错误呀！
    现在有些机关人还是比较多，这个只能逐步地来解决。我们的方向应该是精简。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很关心，问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多少委员？有多少工作人员？他觉得人还是多了，应该少。现在的困难是一下子没有地方安排。那我们逐步地创造条件。在没有安排以前，机关还要积极搞斗、批、改，不要每天在那里想呀，“斗批走”，“斗批散”，因为你走也走不出中国，还是在中国，你走出去还是要革命。在那里一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认真地考虑一下，究竟应该怎么样斗、批、改，怎么样改，我们这样一个大的机构，还要适应上海的革命需要，哪一些是需要的，哪一些是不需要的，哪一些制度是要改的，有的是马上可以改。市一级的机关，市，区，县，工厂的厂部、车间这一些机关都应该精简，都应该接近群众，接近实际。毛主席指示中间讲了一大段，关于干部上下级的关系问题，很重要，希望同志们反复学习这一段，不要以为自己当了官了，官当大了，就可以脱离群众。机关大了势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这个不行。当然，有的人官儿不大，薪水也不高，但是，照样脱离群众。比如，有的支部书记官也不大，薪金也不高，但骂起人来也骂的响，那个也不好。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要以为现在改了个名字，就真的是勤务员啦，靠不住。革命造反派在这次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是，不叫主席团，叫勤务组，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你不要看叫勤务员，干起来可不是勤务员了，有的人我看官气也不小了，也需要很好学一下主席这段指示，改善和群众的关系。
    这是讲机关。
    学校，要复课闹革命，中央这几天就会发出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因为不复课，大家都不回到学校来，这个斗、批、改没有办法搞，大联合也根本联合不起来。“三结合”也无从结合。更谈不到批和改了。 斗、批、改都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问题我想今天用不着多讲，中央会有文件来。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西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今天据说还有好多人在等着我，说一定要找我当面谈。我说用不着当面谈了，今天我就在这个大会上统一的答复。这些同志的愿望非常好，上海的青年应该立志到全国各地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这些愿望都是很好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支持。（鼓掌）这种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有了成果，大家考虑问题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不是背上背包就能走的事。你要到内蒙古，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你到那里安家落户，在哪一家，落在哪一户哇？这个要安排嘛！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呀！不然的话，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粮食你又不带去，你不带去吃什么？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大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需要研究联系以后才能安排。所以我们考虑一方面支持这个大方向，另外一方面要做实际的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还是先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然后再出发。因为你要出发，你就不能象革命大串连那样悠哉游哉，这个不行呀！到那里一看说我不行，我要回去。去了就不要回来。不要一时高兴咱们就去了，到那里一看不如意又回来，回来以后又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笑声）那个事情就不好了。因为前一段就是这样嘛！有些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同学，就是揪老里弄干部、街道干部来斗。说里弄干部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他们骗到新疆去了。那个当然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很热情的来对待，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
    总而言之，不管是工厂、机关、学校，这个斗、批、改现在都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很系统的经验现在还没有。我们希望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要花很艰苦的劳动。我们希望出一批这样的闯将，能够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搞出几个样板来。小学的斗、批、改怎么办，有一个样板，中学的有个样板，大学有个样板。大型工厂有样板，小型工厂有样板，中等的工厂有样板。诸如此类，能搞一些样板。这就要有一批有坚强的革命毅力的人，准备在那里付出代价，还不一定搞好。这样的一些同志认真的工作，能够搞出一些成绩。主席是早就给了我们上海的任务的。希望我们能提供中学、大学、小学教育革命的样板、经验，我们还没有交帐。这个帐谁来交呢？当然我们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但是首先是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负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用自己的实际成绩向毛主席报喜。（热烈鼓掌）
    第四，讲几句生产。已经开过会，马天水同志作过报告了。工业生产我们希望能够保证比头几个月好一些。中央也全力支持我们搞得好一些。李富春同志这一次到上海来，也开了会谈过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希望对全国生产发展有影响的一些产品一定要抓紧。维修、配件这一方面，还有些原材料，我们要搞好。外贸方面，援外方面，都有任务。将来会开专门的会议来讲。农村，现在郊区几个县，有的局势比较紧张，可能要影响到秋收。我们希望那里的革命造反派从大局出发，很好的来掌握这个问题。所以既要抓好革命，又要促进生产。至于那里的工人之间、贫下中农之间的问题，那应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所确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觉得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是可以解决好的。这是生产，就说这么一点。
    五、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制定、落实计划，夺取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办学习班，这是主席指示里边所提出来的很重要的一条。各个革命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问题来抓。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因为从五、六月份开始办起，也办了好几个月了。这些经验要很好的总结。昨天报纸上登出来的青海的经验，很好，他们的经验写得很简单，但是比较完整。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现在有青海的这个五条，再加上我们的经验，就可以把它办得更好。上海的同志不大总结经验的，一说总结么，就写个两万字，一写了两万字，那就等于说谁也不看。还是象报纸上登的青海的经验那样，千把字，够了。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经验，好的文章，要想请毛主席看，当然第一希望内容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写得越短越好。有一些经验送到我们这里，我们看看还可以，但就是太长，不忍心送给毛主席，占用他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呢？大家是不是把办好学习班的经验总结一下，认真的办好它。这是群众的创造，主席加以总结，我们就要推广，坚持下去。这是办好学习班。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文件上没有的，但也是主席的指示，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就是请示报告问题，各级要向中央请示报告。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向毛主席作报告也不够。特别是书面的报告很少。那末大家是不是向市革命委员会、或者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作报告够了呢？我看也不够。有一些小将自由自在惯了，他们用不到请示。毛主席说，要告诉红卫兵小将，说有些重大事情，还是要请示一下好。说如果你们请示了，我们可能答复的，在答复的时候也可能答复错了。主席很谦虚，说也可能我们答复错了，说答复错了末你们办错了我们也可以替你们承担责任嘛。因为现在有些人，很重要的事情不请示。希望我们大家都要考虑一下，一些重大的行动应该请示。各个局、各个区、县，涉及到全市性的重大问题，也应该向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市革命委员会应该向中央请示。这一条我想应该传达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想说几句。因为我前几次讲过，我们党组织的生活，因为已经瘫痪了，就暂时不要恢复。现在还仍然维持原议。中央现在正在做调查，要根据调查的结果来确定方针。这里就提两点，一点呐，希望各个革命委员会你们也调查一下，你们那里的党组织的情况，团组织的情况，党团员的情况，都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点呐，还是重申那一点，希望党团员不要忘记了自己还是党团员。现在有许多党员、团员，他们参加了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在工作里边表现得很好，但是也有些党员、团员，表现得不好，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如果愿意继续做党员、团员的话，那末他们就严格的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共同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在各个方面做模范。当然，有的人他说他不愿意做共产党员了，那个是有他的自由，我们不勉强。还有一些造反派中的非党同志，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受他入党，这个问题中央也在考虑。但是我想是这样子：只要一个人，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按照毛泽东思想去进行思想、工作、斗争，那他总有机会加入到毛主席的党里面来的。（热烈鼓掌）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在斗争里边严格的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将来会有机会从现在的非党员中间、红卫兵中间，发展一批共产党员。这一点现在就可以讲。（热烈鼓掌，呼口号）
    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希望各个单位能够都抓紧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达、学习、讨论，要逐字逐句的讨论，而且要作出你们的落实计划来。要有个计划，不要只是讨论了一番，说好啊好啊，主席的指示真重要呀？但是行动呢，是另外一回事。要逐段、逐句、逐字地学，里边讲到形势我们究竟是怎么认识，我们思想究竟还有什么问题，把它弄清楚。革命大联合怎么样，思想上还有什么问题，工作上有什么问题，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能够做出计划。比方就在今年元旦以前，我们还能干点什么事儿，达到个什么目标；到明年一月革命一周年，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在明年春节以前，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我们的革命怎么样，我们的生产怎么样，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我们的“三结合”怎么样，我们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怎么样，各个方面大家想一想，能够干多少事。这样规划一下，心中有数，就不至于这边来冲一下咱就跟着人家干，忽然传到个消息，说现在要揪军内一小撮，咱们就跟着去揪；今天说要抓黑手，咱们就抓。主席的指示以文字为准，以这个为标准，将来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不要听那个风。比如上海能不能开工代会，我们向工总司建议，他们认为要开，我们赞成，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开成。（鼓掌）再如红卫兵组织，现在中学嘛十个军区，据说县里还在建立。那末军区以上你们怎么样呀，还要不要搞个大军区呀？如果要的话， 你们准备怎么办？中学是这样，大学要不要搞红代会，我们也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们觉得中学和大学，都可以开个红代会，也应该开红代会。（鼓掌）那末究竟怎么办？我们不包办代替，你们自己去议论，去商量，究竟什么时候能开，我们希望早一点。刚才我不是讲吗？你们自己定吧！元旦以前行不行？元旦以前不行就一月革命一周年，行不行？再不行，春节嘛！春节不行那当然明年二月三月也可以，这个要大家自己来定。
    还有，上海的工人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队伍究竟怎么搞法。我们对那个名字有一点意见，就是文攻武卫四个字包括太多了，那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要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武装，武装组织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总而言之，工人应该武装，这个方针是定了的。首先是工人，当然红卫兵将来也可以武装。你武装嘛，先要把班、排、连编起来，班、排、连、营、团，大学现在叫“红卫兵师”，你那个师是武装编制呀，还是什么编制呀？能不能拉得起来呀？这个也需要大家考虑一下，计划一下。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发枪？发枪的条件么，就是要实行革命大联合，还是两派在那里，那不能发枪，发了你们两家开枪呀？我们还不大赞成呢！总之联合了，全市情况比较稳定，班、排、连、营、团编起来了，进行了军事训练，会打枪啦，然后才能发枪。请你们各个方面自己考虑一下，计划一下。究竟什么时候能办到？这个都是属于主席指示落实的问题，我只举这么一些例子。总得有个计划，不然没法检查。
    最后讲一下，形势很好，这是毫无怀疑的，文件上讲的，主席高度地赞扬了广大工农兵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勋，又讲了“要斗私，批修”，“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席的总的愿望，特别是提到了“要斗私，批修”，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认真地去做。形势这么好，我们的任务就要争取更好。同志们一定要警惕，敌人是不甘心于失败的。我开头就讲了，敌人总是想着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总是想着破坏和分裂人民解放军；总是想整垮中央所批准的这几个革命委员会。他们用各种方法挑拨离间，也包括挑拨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各个革命组织内部的关系，甚至于挑拨各个地区的关系。我就看到这样两种大字报：在北京，他要攻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就夸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如何正确如何正确，张、姚两个人如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行。他这是拉上海打北京，挑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关系。到了上海呢，为了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他就可以讲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如何好，黑龙江如何如何好，那里如何如何好，就是你上海不好。这些东西你如果孤立的去看，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的，你把这些宣传品拿来一比较一联系起来看就懂了嘛。经常的从极“左”方面或者从右边来冲击来干扰我们的大方向，经常总是要炮打，炮打倒没什么，老实说一个人一个革命组织，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看实在没有味道了，还是经常有人反对一点好。毛主席曾经给我们说，你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里面要吸收几个保守派的代表参加才好，这样就可以使得你们经常听到不同的意见，考虑问题全面一点。参加也好，不参加在外面炮打一下也好，这个我们不在乎。有的人成天就想整理材料 ，什么材料不材料，你整理就整理好了，如果是同志整理我的材料谢谢你，因为我实在来不及整理，我也来不及清理自己的思想，如果是同志你帮助我，那谢谢你。你如果是敌人啊，那对不起，那我也不感谢你。（鼓掌）一会儿要搞这个，一会儿要搞那个，这个半年里面大概打徐景贤的人不少，我上一次说过，徐景贤总比陈丕显好一点吧，为什么一定要打倒他呢？（鼓掌）毛主席不是讲了吗？不要一下子就打倒，如果要都是这样子，同志们，以后动不动就打倒，那我看确实干工作就难了，要允许改正嘛，如果有错误可以改正嘛，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公开的贴点标语，散点传单还算好的，因为他公开的嘛。我希望同志们注意的，你们要警惕的是搞秘密活动，上海也确实有，并不是没有，搞秘密的，和“五·一六”类似，我知道一些，我今天不讲，请同志们眼睛擦亮一点就是了，要警惕。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想观察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不相信上海的广大群众会跟坏人跑的，这一点我们有信心。但是有时候坏人他跟你捣捣乱，也完全是可能的。特别警惕的是秘密活动，搞阴谋活动。你搞阴谋，你上台来辩论嘛，都可以，不要搞阴谋。我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同志们警惕，特别是我希望上海的学生组织要特别警惕，因为工人中间老工人多，他们有经验，红卫兵小将，政治经验少，容易上人家的当，是要特别警惕，不要被坏人利用。上海这个地方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国内外的敌人都不会放松上海，美帝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这儿难道不活动啦！所以要特别警惕，不过也不要到处怀疑，坏人总是极少数，反革命总是极少数，不要因为我今天一说，又在那里东猜西猜。上一次我给红卫兵里的一部分同志交换意见，我问了两句，我说上海有没有“五·一六”啊？这完全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嘛，哎呀，于是猜测就来了，说这个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了，就来了。我说，你们看，上海那个问题有没有黑手啊？好，就来了，说他讲的就是谁谁谁是黑手，提了好多“为什么”，我看了看传单那些“为什么”我也答不上来，（笑声）里边说春桥同志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什么，我说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笑声）不要那样子嘛，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问那么一个问题嘛，今天我提出来就是请你们警惕，怕大家犯错误，就是这么一点意思。坏人总是极少数，只要我们大家警惕，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的。至于说写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内容错了，那也不一定是坏人，完全可能是好人办错了事，那也不要轻易就说这一定是“五·一六”，那不见得，也不要搞成那样。我本来不想说这一段话，后来想还是说，因为我担心一说又到处去抓这个，抓那个。总而言之要警惕、要谦虚、要谨慎。毛主席有一次跟我们谈话说，你们不是搞了一个《智取威虎山》吗？《智取威虎山》里面少剑波跟杨子荣说过，你要大胆、谨慎，你看少剑波是懂辩证法的，既要大胆又要谨慎。光大胆不行，还要谨慎；如果光是谨慎不大胆，那杨子荣就不能上山了，那也不行呀，又要敢于上山，又要谨慎。我们现在搞革命也是这样，现在形势很好，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进，不要受到什么约束；但是我们又要谨慎，特别不要骄傲，真正把上海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关怀。希望我们能够用的新的成绩回答毛主席对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对上海的红卫兵，对上海的三军，对上海的革命干部，对上海的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的关心和爱护。我今天就讲这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编者按：文汇报《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一文，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希望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教导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希望广大新、老革命干部，在当前大好形势下，都要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真实行群众路线，以“斗私，批修”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
    ＊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流，把一大批革命的“小人物”推上了革命的领导岗位，进入了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有计划地培养大批革命的新干部，在革命的领导班子中不断地充实新的血液，这是毛主席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革命三结合，不仅要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还要实行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的结合。这一点做好了，我们的革命领导班子就会不断得到革命新生力量的充实，充满着战斗的活力。
    对于新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我们必须满腔热诚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新干部是一支新生的革命突击队，他们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可能在某些方面不能一下子就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但是，在斗争的实践中他们会迅速地增长才干，克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不分主流和支流，对革命的新生力量抱着怀疑态度，挑剔责难，讥笑新的幼芽软弱，那就会犯方向的错误。其结果，正如列宁所指出：“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值得特别警惕的。
    在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革命的老干部一定要正确对待革命的新干部。要满怀无产阶级的感情和革命的责任感，满腔热情地用正确的革命原则教育新干部，用自己的战斗经历，特别是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去教育新干部，从政治上严格要求新干部，帮助他们从政治上更快地成熟起来，与新干部一起掌好权、用好权。决不能对新干部冷眼旁观，看笑话。更不能对新干部吹吹捧捧，搞无原则的讨好捧场，搞资产阶级庸俗的一套。在当前糖衣炮弹往往是资产阶级毁灭新干部的重要手段。革命的同志对此务必保持警惕。
    正确处理好新老革命干部的关系，就要提倡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革命精神。无论是革命的新干部，无论是革命的老干部，都要多看别人的长处。革命新干部应当尊重革命老干部，把革命的老干部的长处，作为宝贵的财富接受过来。革命的老干部也应当诚心诚意地向革命的新一代学习。这样，我们的干部队伍就一定能兴旺起来。至于那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允许他们混进革命干部队伍中来。
    新老革命干部要相互信任，彼此合作。在某些新老革命干部之间存在的种种隔阂，要在“斗私，批修”中，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谈心活动，破私立公，加以消除。新老革命干部要在当前的斗争中，进一步团结起来，并肩战斗。
    支持革命的新干部，帮助革命的新干部，是巩固革命三结合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革命的老干部，我们的广大革命群众，都应当和革命的新干部共同挑好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粉碎阶级敌人挑拨新老革命干部关系的罪恶阴谋，为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权而斗争。（《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修改）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富春对上海团市委的讲话
    十月十一日上午，李富春同志看了上海团市委红卫东给他的一封信以后，对送信人说：
    很抱歉，我实在没有时间去看他们，请你转告两点意见：现在我们要搞“斗私、批修”。青年团的干部“斗私批修”要结合批判三胡一王，批判他们是怎么根据刘少奇在青年团工作中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言论。
    在中国青年报、少年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丛书中都可以找到很多要批判的东西，一直到前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邓小平、彭真还对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胡说：“不要搞形式主义，要自愿。”说学习老四篇是“四大件”是苛捐杂税”，出版刊物是一些“三家村”、《燕山夜话》的东西。鼓舞青年革命斗志的很少很差。批修不但要批刘少奇，还要结合团中央书记处散布的修正主义东西。
    青年团向何处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我代表党中央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宣布取消共青团。说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新事物大中学校都有了红卫兵，所以团的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没有肯定。我个人想法，学生中有了红卫兵，工农兵中还没有。我想共青团和红卫兵并存，要么红卫兵加入青年团，增加新的血液，要么也可以设想共青团不要，红卫兵代替了。主席和中央还没有考虑。看来前者可能大。
    我的意见不管中央怎么考虑，采取什么形式，上海青年团的干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特别是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可以做些调查工作。青年团在哪些地方开展活动，这些地方为什么能够继续进行活动，那些地方停止了，又有什么原因和理由，从各个侧面做些调查研究，将来提个意见给中央考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首先让我们看看上海的形势，上海的形势好不好？上海的形势是好的，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巩固的，革命的三结合也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总起来说，革命群众、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比较好的，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比较稳的。然而反复是有的，这是正常现象，局部的武斗是存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相信那里人民群众总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武斗。
    形势是好的，但这不能说上海形势大好，就不说上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重大缺点，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上海虽然是一个城市，但在中国一百多年头，在阶级斗争中间，在民族斗争中间，上海总是一个重要战场，特别是这几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儿总是非常尖锐的，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把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推翻了，把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这是很大的胜利，但阶级斗争不是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阶级斗争还是非常残酷，非常尖锐的，如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很大错误。
    不要以为陈、曹甘心失败了。他们等着复辟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还想把我们压下去，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不止有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难道对上海就忘怀了吗？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一个帝国主义没有在上海呆过啊？那个帝国主义没在上海培养了一批走狗啊？美帝国主义有，英帝国主义，日帝国主义有……，苏联修正主义难道在上海就没有特务吗？王镒就是苏修特务，所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都没有睡觉，他们都不是逍谣派，都不知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当起逍遥派来，这儿逍遥派不少啊，打打扑克，平常不上班领工资来了，早上八点钟上班，十二点不到就下班，下午也不来，逍遥得很，帝国主义，敌人不是这样，他们挖空心思来整我们。
    上海各个角落里面有那么一些敌人在活动，个别地区流氓阿飞非常活跃，有些地区特别女同志，女工人，女学生，晚上不敢到外面来，投机倒把现象最近也非常猖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么，出现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奇怪，今天有这样的事情，明天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要相信罗瑞卿什么“十无”、“八无”、“七无”的鬼话，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么，问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干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强大的地方，就是群众专政，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越大，那敌人越拼命反抗，但他只能受到镇压，群众专政要和专政机关相结合，专政机关不强大，群众专政得不到帮助得不到支持，就感到不好办，他没有规定啊，不好抓人啊，就拿中央文革六·六通令来讲，也只是说专政机关可以抓人啊，但专政机关怎么做的呢？公检法是怎么做的呢？当然不能说一年多来公检法没做过好事，大家还是很艰苦么，秩序还是大家维持了么，红绿灯还是开了么，有些事情还是办了么，你们做了一些好事，但今天会上我不想讲这方面的成绩。我请同志们想一想，公检法尽到自己责任没有，我们究竟尽了多少责任，对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支持了多少，帮了多少忙，为他们服务得怎么样，好多重大的案子破了多少，我不想说这个数字，好多案子没有破啊。譬如说，赤卫队的几个坏头头，关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你们究竟审问的怎么样啊？
    要拿他们的材料教育全市人民，走资派是怎样蒙蔽群众的，这是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材料嘛，但赤卫队这几个头头还是去年12月份捉起来的，去年的现在再过几天就是康平路事件了，这些人捉起来快一年了，这样久了，还没有解决，令人气愤的是竟还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没什么，可以放掉。又如联司的几个坏头头，又审问得怎么样了，负责审问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人，对联司毫无阶级观点，一点造反派的感情都没有，里边还有一个人说陈还是这个人，可以解放，我听了非常生气，这种人不应该让他做这个工作，也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陈、曹一派的，不是我们这一派的。我只举这么几个例子嘛，全市的革命群众都希望把赤卫队、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问题早些解决了，但迟迟不得解决。
    公检法这个系统我讲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关心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黑手，伸的很深，刘、邓、彭、罗、陆、杨，他们这一只手陈、曹等。拿上海公安局来讲，那一位局长比较好，×××是第一任，是个叛徒，后来是杨帆、黄赤波。他们是一直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在这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在黑手控制的地方，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情况，在这个会上我不多说，他们把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做了非常多的坏事。这些人组织上虽然已经垮台了，但政治上、思想上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些组织里还有他们的死党，我们并没有揪出来，为什么从一月夺权，公安局的斗争大方向老是受干扰，那里边没有黑手哇，和公联指同志们座谈，他们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有人挑动，他们不愿意失败，他们不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从“左”的方面来进攻，想使我们保持旧的机构原封不动，我很怀疑检察院那个革委会是否真正的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革命委员会不是阶级斗争盖子揭透了，造反派得到锻炼了，三结合条件成熟了，不是这样搞出来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考虑考虑，我只是怀疑检察院的同志们没有那一股冲劲儿。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发“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
    市革命委员会同意政法指挥部“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请按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
    
    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
    春桥、文元同志并市革命委员会：
    随着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群众要求抄家的情况日益增多，为了有力地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中央和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指示精神，对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掌握了一定罪证材料需要进行抄家进一步求得罪证的、在批准抄家权限方面，提出如下意见：
    一、凡需对原副部（局）长和区、县级以上人员、市级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进行抄家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筹备小组）或革命群众组织，请示市革委会有关组同意后，呈市革命委员会批准，由市公安局执行。
    二、凡需对原正副处长级人员进行抄家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筹备小组）或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市革委会有关组审查后，由政法指挥部审批。
    三、凡需对原正副科长及其以下人员进行抄家的，由区、县革委会（筹备小组）审批，不属区、县范围的，由市公安部审批。
    抄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应从严掌握。
    批准抄家的对象，均由公安机关办理法律手续，协助群众组织执行。
    今后中央对抄家问题如有新的指示，按中央指示执行。
    上述意见，妥否，请批发。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决定
    1968.01.18；中发［68］8号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决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命行动，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
    关于驻沪办事机构的人员、文件资料档案和材料、物资的处理，可按如下几条原则办理：
    （一）凡是由北京调去的，可连同家属一律调回北京，北京市应准予落户。
    （二）凡是由其它省、市、自治区和企业、事业单位调去的，应仍回原省、市、自治区和企业、事业单位，家属也可以随之带回，各省、市、自治区应准予落户。
    （三）凡原在上海市所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抽调的，应仍回原单位；在上海市招收的，由中央各有关部门或省、市、自治区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协商，原则上尽可能就地安排处理，暂时无法安排处理的，可以由主管部门和省、市、自治区指定负责人领导他们暂留上海学习，直到能安排处理时为止。
    （四）从各方面雇佣的临时工、合同工，由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自行负责，就地处理，哪里来的仍然回到哪里去。
    （五）各办事机构人员的生活费，暂一律由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照常支付，等候处理；其行政事业费，一律停发。
    （六）各办事机构的文件、资料档案，应一律由当地最高权力机关暂行封存；材料、物资，凡有关企业、事业单位需要继续使用的，应拨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使用，凡不用的和多余的，应记帐转交当地市革命委员会统一处理。
    各地驻沪办事机构撤销以后，为了保证上海同各地、各部门的正常业务往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意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建立协作关系的三条措施，即：
    （一）凡由市革委会各工作部（如物资、商业和铁路局等）可以代替办理的正常业务工作，今后由上海市代办；
    （二）不能代办的，由上海市革委会酌情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联系管理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在沪的业务活动；
    （三）专门设置几处旅馆（民用与军工保密单位分开），安排各部门、省、市、自治区派到上海的必要的业务采购人员的住宿。他们可凭中央各部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机关证明信联系。
    以上各条，也适用于其它省、市、自治区处理外地驻各该地区办事机构。
    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清理各部、省办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清理各部、省办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市对中央各部、各省、市驻沪办事机构的查封、清理工作，将趋结束。我们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如下：
    为了保证上海同全国各地的正常业务往来，建立必要的协作关系，采取如下措施：
    （一）凡由市革会各工作部门（如物资、商业和铁路局等）可以代替办理的正常业务工作，今后由我市代办；
    （二）不能代办的，则设立专门机构（在市革会经济计划组下设立协作管理小组），负责联系管理中央各部、各省、市在沪的业务活动；
    （三）专门设置几家旅馆（民用与军工保密分开暂定民用住新亚饭店，军用住淮海饭店），安排各部、省、市派到上海的必要的业务采购人员的住宿。他们可凭中央各部和省、市一级机关证明介绍信联系。
    对于各部、省、市办在沪人员的返回问题，意见如下：
    （一）各部办编制内的人员，凡是原来从北京和外地来的，连同家属一律返回北京或原地；凡是从上海各工厂、企业、机关等单位调去的，原则上返回原单位；凡是从社会上招收的，均由各部负责安排工作，上海现有待分配工作人员几十万人，不可能安排他们的工作。如果各部办暂时无法安排，可以指定负责人领导他们暂留上海学习，直到能安排工作为止。
    （二）各省办凡编制内的人员，连同住在上海的家属一律返回原省、市。
    （三）各部、省、市办从各方面雇佣的临时工、合同工，由各部、省、市自行负责处理，哪里来的仍然回到哪里去。
    上述问题由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负责处理，由上海加以协助。
    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如属可行，望批转各部、省、市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隔离审查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8.02.05；沪革［68］11号
    各区、县、局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专业公司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工代会，财代会、红代会：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广大革命群众深入开展了对敌斗争，为了有利于迅速查清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和有重大政治嫌疑对象的问题，根据斗争需要，对其中少数人可以进行隔离审查，但必须从严掌握。
    一、凡需对原市部（局）、区、县、大专院校负责人以及相当这一级的人员、市级民主党派代表性人物进行隔离审查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军管小组）提出具体理由，经市革命委员会各有关组审核后报请市革命委员会审批。
    二、凡需对原处级和相当于处一级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军管小组）提出具体理由，经局、区、县革委会（军管小组）审核后，报请市革命委员会各有关组审批，并报市革命委员会备案。
    三、凡需对原处级以下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军管小组）提出具体理由，报请局、县革委会（军管小组）审批，并报市革命委员会有关组备案。
    原工、青、妇，旧市委不归口的市级机关，需要隔离审查的对象，按第一、二、三条规定，报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办理，其他不归口和不建立革委会的市级单位，均报市革委会材料组办理。
    四、凡批准隔离审查的对象，应由隔离对象所在单位负责看管，看管人员必须是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看管时应保持高度警惕，严防自杀，逃跑或互相串供等事件发生。
    五、对隔离审查的对象，要组织专门力量，抓紧进行审查，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的问题搞清楚。
    六、各单位在审查和斗争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切实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严禁打人、体罚、和逼供信。今后如有类似情况出现，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教育或处份。要警惕坏人利用形“左”实右的错误做法乘机捣乱破坏，甚至妄图以灭口来保护一小撮坏人。
    七、此文下达前，已由各单位自行进行隔离的对象，如需继续隔离审查的，应按以上规定补办审批手续。上述规定，望按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革会工业组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的决定
    各区、县、局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红代会（大学），各革命群众组织：市革会工业组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对这个问题都要正确对待。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处理，可按如下几条原则处理：
    一、处理这批材料，应严格执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二、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处理这批材料时，要认真教育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革命群众组织的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反对以处理这批材料为名，大搞派性斗争，整一些持有不同意见或受蒙蔽参与搞材料的群众。
    三、这批材料，应由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处理。尚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暂不处理。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指定一个负责同志领导此项工作，迅速组织政治可靠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认真审阅、清理。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查阅。
    四、在查阅封存的材料时，对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整理的材料和四清方面的材料，应妥善保管，不得随便销毁；对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各种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应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负责焚毁，不得把材料转到基层去；发现有重大专案材料，应严守机密，立即上报；发现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应立即把原件直接送市革会负责同志亲收，不得对外泄露或转抄、复印。
    五、革命群众有权直接向上级革命委员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建议，揭发坏人坏事。各级革命委员会应正确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情况和意见，并认真进行调查处理。严防打击报复，更不能混淆视听，把群众反映的情况当成黑材料，借机整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
    六、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教育群众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严防坏人以搞黑材料为名，捣乱破坏，混水摸鱼。如果发现有坏人进行捣乱破坏，应在群众中揭露后依法处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附：
    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各局、公司收到一批从基层上报的材料。其中有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整理的，也有在此以前的；有整理群众的黑材料，也有四清方面的材料。对这批材料，有些单位按照中央规定当时就销毁了，也有些单位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封存至今。
    最近，有些基层的群众组织很关心这件事，要查阅这些材料。有的单位经说服，没有启封，也有个别公司已经把材料发还给基层了，并读给群众听，引起了混乱。有些厂因而揪斗了已经结合的领导干部，助长了派性，甚至给坏人钻了空子。为了慎重处理这批材料，我们认为：
    一、处理这批材料，应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对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整理的材料和四清方面的材料，不得随便销毁。
    二、未经批准，不准查阅这批材料，一不能把它转到基层去。更不许借口冲黑材料搞抢、抄、封。
    三、各局、公司的革命委员会，应指定专人，认真审阅，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整理的整群众的黑材料分出来，会同各群众组织代表监督销毁。属四清方面的材料，要妥善保管，不得丢失。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保持原封，留待以后解决。
    以上各点，如无不当，我们拟向下发一通知，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五）搞好教育革命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 ＊ ＊
    新华社上海二十一日电  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调查报告）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转发《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 ＊ ＊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
    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那篇调查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它是现在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一九五二年，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搞“正规化”，变成机械学院。从这个学校的变化过程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学校创办的时候，为了从劳动人民中培养技术人才，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工农学生经受了“三反”、“五反”和土改等阶级斗争的锻炼，又有一定的生产实践经验。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工农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明确。他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骂我们，‘工农文化低，不懂ＡＢＣ，那能学设计’，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劳动人民要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他们进校后提出了“要为毛主席争气”，“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战斗口号，自觉地组织“互助组”，提倡“小先生”，三人一组，能者为师，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比如教化学，许多学生记不住元素符号，大家编起了化学元素歌，又唱又背，很快就记牢了。
    第二，工农学生阶级觉悟高，敢于藐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里有一个留德的电学“博士”，曾被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教师当作偶像来崇拜。一次这位“博士”带了厚厚一叠书来教电学，他照本宣科，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工农学生不要听，就向这位“博士先生”提出了两个有关电动机的生产实际问题，将了“博士先生”一军。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就用那套别人听不懂的“理论”企图把工人提出的问题搪塞过去。但工农学生不买他的账，继续追问，结果这位“博士先生”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看技术杂志了！”后来，工农学生把这个“庞然大物”轰下了讲台。
    第三，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当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及方法还是旧的，教育大权基本上被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着。但是，由于当时工农学生数量多，占全院师生员工百分之九十以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工农学生包围之中，所以旧的一套教育制度还是受到了不断冲击。当时，学校领导设立了班主任制度，企图用这一套把工农学生管起来。工农学生不吃那一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而在学校中最有威信的却是学生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组织。一次全校数学期中考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用出难题怪题的办法，使全校二千多学生有近半数不及格，工农学生很气愤，各班级都派代表到教导处去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
    第四，学以致用。这个学校的工农学生到无锡某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一到工厂就穿起油腻的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劳动，讨论生产技术问题，很快就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上去，帮助该厂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建议，其中立即被工厂采纳的就有三十多项。而同时在该厂参加生产实习的上海某大学的一批学生，却整天拿着本本到处抄录一大堆工艺操作规程，无所创造。该厂的工人反映：“工人学生学了就是顶用。”他们回到生产单位后还有许多创造发明。上海机床厂主持设计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王德法同志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机床厂对精密磨床的液压操纵箱进行了第四次重大技术革新的工人技师，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负责试制我国第一台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工作的，也是该校工农班的毕业生。
    一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但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击中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十多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工农学生的问题，在教育阵地上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一九五二年，当第一批工农学生进校时，上海工人阶级一片欢腾。他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我们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时，几乎每一个工人到学校来，工厂都要敲锣打鼓开欢送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象参军一样光荣。
    可是，学校里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跳了出来，狂叫“糟得很”，“这样做不可思议”，大放厥词，说什么“工农学生脑子笨，入学程度又不一致，难以培养”、“工农学生好提意见，对师长不尊敬”、“培养工农学生得不偿失”，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教育大权，猖狂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走资派千方百计反对和限制工人、农民入学。这个学校一共只有三次招收工农学生，一九五二年招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一人。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它当成“包袱”，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工作总结中，百般攻击和诬蔑工农学生。于是采取了“大大收缩”的方针，这一年工农学生只招了一百七十三名。一九六○年，在“以考试成绩入学，一视同仁”的幌子下，实际上对工农子女关门、为资产阶级子女开门，仅招收了十七名工农学生。从此，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要想入学比登天还难。
    他们在教学上故意刁难、打击、迫害工农学生。例如制图课，这对于机械工人来说应该是容易掌握的。可是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硬要工农学生先学习投影几何，用玄妙的相贯体、相贯线来刁难工农学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考试中，使一百七十多位工农学生有四十多位留了级。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劳动模范、五级技工的学生，资产阶级老爷们费尽了心机，给他批了五十九分，硬是以“一分之差”要他留级。工农学生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一九六○年入学的十七名学生，受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的迫害，先后有十四名学生被迫退学，他们怀着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深仇大恨，愤然离校。市印三厂一位优秀工人，入学才一年半，因为体育、外文、物理三门课不及格留了级，后来又被迫退了学。他曾向学校领导提出对升留级制度的意见，可是学校的走资派恶狠狠地说：“升留级制度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工农学生不能例外。”但是，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有五门课不及格，学校走资派却用种种手法准其升级。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学校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事物，如工人上讲台，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搞教学，学校办工厂等。十一月十二日，康生同志来校视察。他强调指出，工人要上讲台。学校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他们；真正有本事的，是他们。有些大学毕业生，只会动口，不会动手。柯庆施同志在这一年对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也作过重要指示，并指示从工人中抽一批人去搞尖端的科学研究。这些指示，都大长了工农学生的志气。但是，就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到这个学校大发黑指示，为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鼓励他们胆敢拒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他们不让工人上讲台，仍然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我们的政。他们疯狂地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反对抽调政治业务兼优的工农学生去搞科学研究，从已调去的三十名学生中，强行调回了十名。一九五九年毕业留校的二十一名工人学生，都是党团员，而只有一名当教师，绝大多数到附属工厂当工人。党员学生李复兴入学前已是五级技工，学了四年却分配在工艺实验室当辅助人员，连当实验员都没资格，更谈不上教学工作了。
    同时，他们排挤工农干部。一九五六年留校的四十四个工农毕业生，大部分是党员，后来被排挤出去的竟有二十九个，走资派指着毕业后在校当政治指导员的工农干部说：“你们中专毕业的不行啊，大学生指导员要大学毕业的才行。”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们还照搬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将工农学生推入修正主义泥坑。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请来了不少外国专家，全面学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中国赫鲁晓夫“把它统统搬过来再说”的黑指示，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规章制度，统统照搬苏修那一套，什么“六个环节”，“七种计划”，“二十四种表格”，“升留级制度”等等。最典型的是体育课，学苏联后，大跳其交谊舞，硬把工农学生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拉。
    同时，他们紧跟黑主子陆定一的旨意，提出“学交大，赶哈工大”，学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办学传统”，强调“高精尖”、“大洋全”，把学生培养成为“三脱离”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家伙又以“求大、求全、求新”为名，把机构体制搞得庞大、臃肿、官僚化。学生同样是二千多，机构从一九五二年只有二处二室到一九六○年增加到七个部、处，二个室，二十二个教研室；教职员工从原来三百多人，猛增到八百多人；教学设备从价值一百万元骤增到八百多万元；学校的附属工厂，在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是为教学、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以后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利润挂帅，成为走资派挥霍浪费的摇钱树。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上海机械学院建校以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
    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广大革命师生，在总结了建校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理工科大学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他们认为，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权”。毛主席派工人阶级进大学，占领教育阵地，这是保证学校领导大权永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关键，是保证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不断进入大学的关键。上海机械学院曾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后来为什么向工农关门？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权”的问题。这个教训必须吸取。其次，是思想上的“权”。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势必会泛滥。上海机械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训说明，必须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批判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反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否则，教育阵地会得而复失。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课程设置要打破过去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界限，可以采用实际生产中的典型机械、典型零件作教材，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废除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和烦琐哲学。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抓住精华，学得精通。广泛开展现场教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后的理工科大学，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工厂，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学生应当带着生产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进入学校，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也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校提出课题，使学生在边生产、边学习、边研究中着重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方针是厂校合作，厂办校助。这是坚持群众路线，大量培养工人阶级工程技术队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根据无产阶级工业革命的需要，从生产实际出发，采取“要什么办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大量地办好各种形式的业余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他们认为，现有的教师队伍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的任务，必须加以整顿、改造、重建。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这一批担任教育任务的工人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但绝大部分是兼职的。专职教师的主要作用应当体现在组织学校和工厂、科研部门的有机结合上，帮助学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载《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刊登《从“赤脚医生”的成长 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前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以去年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二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新龙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病，先由一个流窜来的坏人来“看”病，几角钱的一针安乃近就骗走了十多元，而孩子的高烧仍旧没有退。“赤脚医生”主动上门，细心治疗，病家只花了三元多钱，病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使贫下中农懂得：医疗卫生大权一定要由贫下中农自己掌握。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医疗卫生路线，医院都设立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就医不便，真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一九六三年，陈湖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病情恶化，送到上海医疗，住院一个月，小孩残废了，还花了三百多元钱。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又有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赤脚医生”及时发现，迅速施药，控制病变，并且亲自送进县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钱。“赤脚医生”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大队的领导下，与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粪水管理和饮水消毒，使蚊蝇大量减少，有效地预防了流行疾病。仅以流脑、乙脑为例，一九六六年为二百病例，今年几乎没有发生。他们的粪、水管理工作，受到前来公社参观群众卫生状况的人们的赞扬。同时，有了“赤脚医生”，贫下中农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有发言权了。一个贫农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县人民医院就诊，那里的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医务人员，把一支体温表放在他嘴里一小时零三分还不来取。这位贫农在“赤脚医生”的支持下，当场严厉批判了这种歧视工农的恶劣的医疗作风。
    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
    目前，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共有二十八人，分布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绝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只念过二年半书。
    这个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⑴⑵）
    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进行了一次完全“三脱离”的训练。当时，把旧医科学校的一套做法搬到了训练班，每天八节课，从书本到书本，大搞“正规化”、“系统化”。关门搞了一番训练，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也侵袭了他们。有人买起了九块钱一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挟出，有的“赤脚医生”不想赤脚了，盼望进城穿起白大衣当“大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了抗大式训练班。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训练班结束时，人人表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
    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贫下中农为他们提供了医疗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叫鸡毛飞上天。”在有些大队，小病大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这个公社的一个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五年，一共只接触了几百个病人。同时，由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的带教，使“赤脚医生”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拔好培养对象。在大沟大队，有一个前几年从城市下放的护士，一部分社员考虑请他当“赤脚医生”。但是，他一开始就计较工分、报酬，贫下中农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另一个贫农的女儿。这个贫农的女儿，只有高小水平，是队里的会计和保管员，平时公私分明，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有一个大队放松了对“赤脚医生”的教育，结果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垮掉了。而近邻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家里经常为她进行忆苦会、讲用会，生产大队吸收她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中心组学习，使她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统治，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医生百般歧视“赤脚医生”，阻挠他们成长。明明他们早已会用的药物不准用，明明他们早已能开的处方不准开。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公社卫生院的领导权，打破了上述种种条条框框，为“赤脚医生”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镇公社二十八名“赤脚医生”的业务培训，只有公社卫生院一个城市来的某医专毕业的医生具体负责。几年来，他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自己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事实说明，入门不难。例如有个没有经过集训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和“兵教兵”活动，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曾单独治好过胸膜炎病人。后来，他参加了一次短训，进步的速度甚至比其他“赤脚医生”还快。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在贫下中农教育培养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中来、到贫下中农中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经过二年多的实践，“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普遍能使用近一百种药物，诊治近一百种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针灸行针一百多个穴位，还能够医治麻疹、肺炎、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有些“赤脚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胜过了这个公社卫生院里某些从学校出来又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例如：一个自称读了近二十年书的医生，把阑尾炎诊断成普通肠胃炎，结果耽误了病人，恶化成腹膜炎；后来，请来了“赤脚医生”，由他迅速确诊，才避免了生命危险。
    这一点，还能从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的对比中看出：
    一个是主要学习外科和内科的某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另一个医生，贫农出身，只有初二水平，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除害防病卫生积极分子，由公社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年后，又经七个月的外科进修。目前，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疝修补、绝育等手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已成为公社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
    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整个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赤脚医生”在技术上所以进步快，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热爱贫下中农。有一个大部分亲属都在上海市区的“赤脚医生”，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大队。大队里有一位患瘫痪症的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大小便常常拉在身上。“赤脚医生”每天都爬到她的床上，帮她打针，换洗衣服。老大娘感动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好！要不然，我老死掉了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囡比亲生囡还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1968.10.07；中发［68］147号
    毛主席批示
    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九月二十九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总部，军种，兵种：
    现遵照毛主席批示，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转发各地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
    
    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九月五日到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十个区的五百一十三所中学和一千二百四十九所小学。每所中学最多一百人，平均五十人。小学按街道划分为一百一十个学区，平均每学区五十人。另外，我们还挑选了五千七百余名退休产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一起进入小学。
    九月十六日，全市中，小学在工人宣传队领导下开学了。由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想深入人心，广大革命师生纷纷到校。新生到校率普遍达到百分之百，老同学一般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长宁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遵义中学，全校共有学生一千六百多名，原来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到校打“内战”，这次到校学生达一千五百多名。各校都开了“复课闹革命，迎接斗，批，改高潮誓师大会”，向毛主席献忠心，表决心，送拥工学工公约，政治气氛非常浓厚。革命师生兴奋地说，“这样的新气象是一年多来没有过的”，“这次开学是最热烈最有秩序的一次”。
    开学之后，各校都在工人宣传队领导下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还把师生组织到工厂里举办抗大式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和一系列最新指示，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七·三”“七·二四”布告等。也有少数学校开始试复知识课，如南市区大同中学，已把化学和生物合并为农业基础课，数学和物理合并为工业基础课，还有一门革命文艺课。
    在工人宣传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许多红卫兵小将激动地说：“我们红卫兵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坐下来学习过，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使我们坐到一起来了。”卢湾区力进中学，二十六个班级都办起了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学习班。经过工人宣传队反复做思想工作，两派头头作了公开的斗私批修，一派从天花板中拿出各种武斗工具五十多件。开学那天，开了两千人的庆祝大会，会后敲锣打鼓把武斗工具送交区武装部。革命师生激动地说：“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进有了希望。”有的学校还在工人宣传队帮助下，揪出了黑手，促进了革命大联合。
    有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人宣传队也注意针对他们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上海市第六中学，是全市先进单位之一。工人宣传队进校那天，校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郑革命曾流露：“我们这个学校是毛主席肯定的，权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谈不上工人阶级来领导学校。”第二天宣传队同志会同解放军，学校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找小郑谈心，肯定他们的成绩，指出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宣传队同志热情而诚恳地说：“正因为这学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象火车一样，加上好的火车头，使它成为特别快车。”这一席话，对小郑触动很大，她说：“工人阶级真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我要紧紧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真革命’。”之后，宣传队又组织师生到工厂参观，介绍工人是如何无限忠于毛主席，如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使革命师生找到了差距，纷纷表示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中立新功！
    工人宣传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他们制订了作息制度，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开展军训活动。广大革命师生都很踊跃参加这些活动。有些学校由于长期“内战”，或流氓阿飞的破坏，搞得“灯无一盏亮，桌无一张好”。工人宣传队一方面把被破坏的国家财产集中展览，发动师生揪斗坏人，另一方面亲自动手，修理桌椅，电灯，发动师生打扫卫生，布置环境，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些师生激动地说：“工人宣传队来了以后，真是‘人换思想校变样’。”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细，有些宣传队比较急躁，急于一下子解决问题，也有的存在畏难情绪，认为中，小学生难管。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正在组织工人宣传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制订规划，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做好深入调查研究工作，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做准备，摸索教育革命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0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附件一：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1970.05.00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决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一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须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旧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三、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查阅有关国内外的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内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查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来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旧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加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锐敏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06.02
    一九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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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我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
    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拚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六）清理阶级队伍，抓好对敌斗争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是一个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好文件。
    这个决议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粉碎阶级敌人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就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被推翻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进行反夺权的一个特别阴险的手段，就是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中指出的，“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弱点，煽动分裂，挑动武斗，毁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新秩序，极力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妄想用各个击破的方法，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发生的影响，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就是阶级敌人进行这种反革命复辟的条件。掌了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看不到敌人了，看不到阶级斗争了，看不到阶级斗争的新的表现形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迷失方向，就会看不清斗争大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从过去受压制的地位，变成为掌权的地位。地位变化了，如果不注意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把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的任务摆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就不能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掌握斗争大方向，就有可能重犯方向和路线的错误，就有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来削弱甚至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掌权以后，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考验。要经得起这个考验，首先就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和最近发表的毛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要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的战友和同盟者；就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逐步使自己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自己锻炼成为坚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坚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勇冲杀出来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都能经受住这个严峻的考验。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市革委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1967.10.20；中发［67］321号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了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该集团非法地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二百余篇，编成所谓《重要文献》，大量出售。这个《文献》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又差错很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
    印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私自编印。为此，中央再次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望认真执行。今后，凡属这类非法印刷品，均应彻查法办，并首先责成北京、上海两市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
    （此件可在内部向各革命群众组织传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想讲一下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为什么我想强调的讲一下落实问题，我们经常地学毛主席的这段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语录不知道学了多少次了，让我们根据主席这个思想，来看一看中国的赫鲁晓夫刘、邓、陶、彭这些人究竟倒了没有呢？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想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是倒了也没有倒。如果没有倒呢？那刚刚不是讲了，现在陈丕显、曹荻秋还没有到这儿来讲话呀，讲话就受审判。那刘、邓、陶还没有出来讲话，把刘少奇拉到这儿来，那还不要打死。
    在这种情况来说，他们是倒了，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从政治影响，从思想上来说还不能一定倒。他们的流毒很深，他们自己不甘心失败，要靠我们来制止他们。我们要看这样的人物，他们已经搞了几十年了，陈丕显这样的人到上海也有十五年之久。如果加上他在苏中、苏北地区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卅年之久。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他们的影响都肃清吗？他们虽然是一个人，但他们是一种势力，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在这一方面不能说是他们已经被打倒了，他有什么基础啊，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是什么毛主席上次到上海接见了陈丕显，还说得活龙活现，说什么陈丕显见到毛主席还哭了，又说什么陈丕显到北京学习去了。
    我说的这些话，在上海若干地方流传，一直传到陈丕显自己那个地方，陈丕显听了很高兴。特别我觉得，这种事呵，当然你也不要太重视，特别也不能小看。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它说明了陈丕显不甘心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陈丕显失败，愿意他复辟。不然的话，这样的话怎么流传呢？为什么不给与驳斥？陈、曹现在在大会上装得可老实，他们现在是经过一年多，现在他们的一套变啦。什么、什么、什么事件，他就说是这样，但就这么一套。他也不跟你顶，我们对他办法多了，但要打他的要害，他也是狼狈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死心，你们不要看他们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老实了吗？他们并没有死心，还想复辟，还想回到一年多以前的情况，还想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如果他们再上台，那就危险了，去年的白色恐怖会真的到来。
    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斗争已经完了，一方面我们看了形势大好，大局已定，我们已经夺回了胜利，不要轻易的放掉。但是一定要看到，斗争还是复杂的，还是尖锐的，不过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和去年这个时候不一样，会使人麻痹起来。
    我们一月革命夺权以后，这个风浪也不小，在上海一浪一浪的，向着革命造反派冲击，向着市革命委员会冲击。浪并不小，那些人中间，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代表资产阶级执行，代表保守势力。你们还记得“上柴联司”一个组织，秘书全向东吗？这个人啊，全向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有人说是战斗队，后来才知道是一个人。看了他的言论，有几个人才说，这个人是全向东啊！不过是立场不同，这个人是全向西，是资产阶级。我们看东边，他看的是西边。世界上的事情这么怪，我们说是革命，他偏要讲反动，因为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看一切问题都相反。他们全向东，实际上是全向西。世界上还怪呢！最近又出来一个叫“只向东”。
    由于现在是革命派的天下，有人想反对我们，但不能再象去年那样干事。现在都打得造反派的旗帜，把自己的番号叫得越革命越好。最近机关里人不多，开了个一二百人的会，我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看到的材料也不多，只是看看他们写的文件，什么“告共产党员书”。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全部的观点，他们的主要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方向，是保守观点，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是要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很看不惯，有一种仇视。“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掌权，这样一些人能行吗？要掌权还得靠我们。”他们很神气。还看到一些材料，也还有些组织，他们活动更加隐蔽，观点都是不知包了几层红纸，你们要把这层红纸剥开，再剥一层，再剥一层，到里面才能看到原来是资本主义，是白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同志们要注意，现在有不少组织在搞活动，搞秘密组织，不敢公开。
    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天到晚就满足于开大会。大会开得热烈啊，大会是要开的，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开大会，但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一些，不去做比较扎实的工作，很艰苦的，做了好多天没有用的，碰钉子碰得厉害。这样的工作要很好的去做。今天的阶级敌人，他们向我们作斗争的手段花样越来越多了，我们如果不去扎扎实实的做工作，那就留给阶级敌人很多空子，这些就是利用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缺点来搞他们的活动。他们有时候还是明目张胆的来搞的，用合法手段来和我们做斗争，有时候从极“左”的方向来向我们进攻，提一些非常左的口号，或者我们刚刚提出口号，他们就接过去，接过去就变了。主席提出的口号，他们就马上“用”，但他们把主席的口号，变得合乎于他们的要求，有时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
    最近主席视察了上海的阶级动态，观察一下各方面的动向，现在我个人看法，这个同志们还可以再研究，我觉得是两方面都在进攻。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它公开的对革命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单位极“左”思想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这是主要的。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对整个上海的形势，是在一个大好形势中间来观察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要做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只要提一个口号，……我们革命造反派要执行，革命造反派里面的一些人就歪曲，而敌人就利用我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造反派内部的一些不健康情绪，利用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们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要很好的、很冷静的、仔细的进行分析。因为最近这个动态我觉得比较复杂，这一个多月，七、八、九、以后到十、十一月份，这个形势有一个变化，要很好的观察分析。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掌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矛头永远不要转移。我们的矛头要对准刘、邓、陶，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工作如果出偏差，首先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敌人要冲击，要干扰，也是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斗争矛头搞乱，把大方向搞乱。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混进了别的阶级的人，这是正常的。因为工人阶级的前身都是劳动人民，而且主要的是贫农雇农，你们在座的工人同志不仅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家谱，你们几代都是因为农村破落才做工人。这是主要的。但是解放后，除了我们有计划的把大量的人，农民、学生动员到工厂去工作外，其他阶级的人，为了改造他们，让他们进了工厂，这本来没有什么，在工人阶级队伍里面，在工厂里面，有坏人，这是很正常的，以后还会有。我们还希望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查出来的那么多坏人怎么办？你说这些人统统去劳改农场啊？我看到农村能够劳动改造，为什么在工厂不能劳动改造？再加上你们管嘛，你们自己管嘛，不要给中央增加麻烦，不要给上海市革委会增加麻烦。我们厂里有几个坏人，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就要自己监督他们劳动，监督他们改造，对他又熟，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都知道。你送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人家又不了解他们，他摇身一变，就变成造反派了。问题就在这么摇身一变。现在就是有一些坏人混进了革命造反派的队伍，有的人甚至纂夺了个别单位的领导权，当上了头头。这是事实，也是毛主席在观察中间讲的这个问题由他们自己组织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给×××查到啊，“不得了，造反派里尽牛鬼蛇神。”讲这种话的人不是很清楚吗，和陈丕显、曹荻秋讲的一样嘛。谁利用造反派把自己队伍中间的坏人清洗出去，向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向机关造反派、向其他革命组织脸上抹黑的话，那同志们很好地反驳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呀，怎么和陈丕显、曹荻秋说的一样啊！”因为这种人很少很少，我们整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几百万人，就算在我们队伍里查出来一万二千算什么，况且几百万分之一有什么了不起，还是绝大多数是好的嘛。这个完全可以反驳他们，对于这一些谁要是这样做，那倒是用得上一句话，说这个就是“老保翻天”，这倒是对的。
    但是同志们我们自己一定要清醒，不能因为怕老保翻天，我们队伍里有了坏人，我们就不敢清。我们还是要清的，你看看吧，我们党，党内刘少奇都清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全世界老保翻天啊！美国、苏修……他们会不会说什么光荣、伟大、正确的，你那个常委里都出了那么多坏人。我们说，不能人家说这种话，我们就不敢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了。恰恰相反，我们越是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一些，老保就越是没有办法翻天。因为如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话，他们要通过谁复辟呢？我看是要通过那些混进了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有的单位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坏人在那里盖住，你要揭盖子，他就压着。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志们！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火线上，回想去年今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生死搏斗。在“一月革命，”风暴兴起的日子里，从杭州湾，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直到蚌埠、徐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肩并肩，心连心，日日夜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整个长江两岸，歌声震天，红旗如画，到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战友们，同志们，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壮丽的战斗的日子，我们大家是多么高兴呵！
    但是，一年来，我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一月革命”的风暴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内部一度出现了分裂现象，江苏、浙江、安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发生了“内战”。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到现在也还没有停下来。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教导，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不久以前，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各地的战友们协同作战，揪出了一小撮专门干罪恶勾当的坏人。尽管我们动手迟了，这些坏人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是，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示众，是一件大好事，它将会帮助我们擦亮眼睛，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指示。
    下面，我们举出一个小集团作例子，请大家看一看这是些什么货色。他们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是很有点“名气”的，曾经欺骗了一些人。但是一查，却原来都是一些牛鬼蛇神。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一九四○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出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有的本身原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当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向旧上海市委内的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进攻的时候，李顺之写给同党的一封信中，就肉麻地吹捧旧“上海市委是正确和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严重考验的”，旧“上海市委与上海工人阶级的关系，可以说是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上海革命群众批判、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他们更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地说什么“这些负责同志政治上‘威风’固然‘扫地’，即肉体生命，也遭到严重威胁”。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是十分清楚的。
    在上海是这样，对江苏也是这样。镇江地委内有一个姓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就派人到上海同李顺之、戚拯等人联系，要这批牛鬼蛇神为他“翻案”。李、戚等犯高兴极了，表示一定要为高某卖命。他们还运用黑话、代号，通过信件、电话和派出联络人员，往来频繁，交换情报，密谋策划。他们还写信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要张××同江苏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委书记处成员陈×、包××取得联系，要陈、包“站出来领导”。张××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还到上海住了四十多天，同李顺之、戚拯、胡汉等多次在密室中分析形势，研究反革命策略。当戚拯向张汇报了苏南地区情况以后，曾“请示”张，计划在秋收后把武进、江阴、丹阳、镇江等农村的群众组织“统一起来”，要张××回南京后报告“陈书记”，由“陈书记”加强“领导”。张××向戚拯查问了有关常州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问戚拯：“手中有没有力量？”戚答：“有一部分，就是武器少。”张××当即决定：“如果有力量，索性把‘××’（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干掉它；没有力量，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戚犯就照张的“指示”办了，想方设法搞武器，在常州和沪宁线制造事端，使几个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武斗。他们几个人还狂妄地做出计划，要先控制沪宁沿线的城市和乡村，占领苏南，进而控制上海和浙江。他们在苏南一些县市“串连”了许多被革命群众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鼓励他们“站出来造反”，为自己翻案，“千万不要等待”。请看，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得多么紧呵！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中，有哪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味？说他们是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不是更切合实际吗？那末，他们为什么要打着“造反”的旗号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旧上海市委终于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也终于完蛋了。原来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李顺之、戚拯一伙亡命之徒，感到这样做不行了，太露骨了。于是，内心怀着一股反革命的“怒火”，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也打起“造反”的旗号来，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派”来了。他们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搞孙悟空的“挖心战”来了。
    李、戚之流不只是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大家知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大家公认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在上海造无产阶级的反，就不能不造“工总司”的反。李顺之、戚拯之流是懂得这一点的。但是，要造“工总司”的反，也不大容易。他们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发现了“工总司”工作人员中某些人的私心很重，就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派性，要他们另拉山头，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但是，上海的工人同志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一小撮坏人的阴谋破产了。
    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
    这一伙政治骗子，在苏南采用的手法，更加卑鄙可耻。他们竟敢冒充和盗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和“顾问”等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就是靠这一套，在沪宁线上的常州、无锡、镇江、江阴等地，骗取了一部分群众的信任，有的当上这个组织的“参谋”，有的担任那个组织的“顾问”，有的充任“总指挥”，有的甚至同时操纵了两派革命组织。在常州，他们曾经冒充“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名义，“支持”某个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不久，又“支持”同这个组织对立的另外一些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他们就是用这一套手法，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极力煽动某些人的派性，制造大分裂，挑动大武斗，阴谋用这个革命组织去攻打另一个革命组织，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好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沪宁线上和苏南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同这伙反革命分子是密切相关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常州发生严重武斗，戚拯就守在上海铁路分局水电段的铁路专线电话机旁三天三夜，进行“遥控指挥”，并且多次召集同伙在上海开会，拟定“作战”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常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时，戚拯又通宵达旦地守在镇江火车站的专线电话机旁，对着地图进行指挥。戚拯一面和守候在上海某单位的李顺之、胡汉等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同来自常州的他的同伙召开紧急会议，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派出“增援部队”，并且在镇江成立后勤指挥部，挑拨离间，加深某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挑动两派继续武斗。
    这伙坏蛋，挑动武斗的手段是十分狠毒的。他们唯恐两派打不起来，唯恐群众不上他们的当，竟自煽动“先放第一枪”，煽动不要“单纯的军事防御”。李顺之在给常州一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信中说：“这样的武斗，用不着怕犯‘先放第一枪’的错误。”“单纯的军事防御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应当进攻，可以进攻了。”这伙坏蛋就是这样煽动群众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开枪！
    他们还唯恐群众组织不听他们的指挥，就利用各种关系去建立自己能够直接使用的武装。李顺之在××就直接控制一个有数十支枪的“武卫连”。他还起草了一个反革命活动计划，提出要“武装一批农村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配备机枪一挺，步枪一二十支。……另外再抽调若干连机动活动。”
    一切反动势力，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为绝对劣势。李顺之、戚拯这批狐群狗党，当他们在苏南某些城乡和上海一些革命力量薄弱地区招摇撞骗，一时蒙蔽了一些人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利令智昏，得意忘形啊！他们在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他们反革命的喜悦：“京（指南京）沪沿线可以说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曾几何时，他们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现出了牛鬼蛇神的原形，被革命群众清查出来了。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
    我们这里讲的只是李顺之、戚拯这么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全部罪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就是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发人猛醒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现在应当是擦亮眼睛的时候了。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有些地方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能联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出现武斗，发生流血冲突？当有人煽动我们伸出拳头打自己阶级弟兄的时候，应该多想一下，究竟为什么要打？这是谁的主意？他是个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象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只有一小撮。看不到有坏人，是错误的；认为坏人多得很，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决不能因为这类坏人的黑手曾经插进某些群众组织，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组织统统列入坏组织。
    要知道，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是一伙反动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今天可以支持这个组织，明天又可以反对这个组织。他们所以支持或反对这个组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一旦他们实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计划，他们是会对所有的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会上他们的当呢？原因可以找到好多条，但是，应当坦率地说，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毒蛇，就是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利用革命造反派中某些人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的影响，当作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特别是当着阶级敌人末日来临，一切镇压、欺骗手段失灵以后，他们象抓住稻草一样，拚命地利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某些人的私心，恶毒地灌输派性。你要搞实力，拉队伍，树山头嘛，他就竭力为你发展人马，扩展山头，骗得你的信任。李顺之、戚拯之流，就是化装成“老造反”的毒蛇，就是用这种手段缠住了某些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讲他们是怎样利用某些人的派性的。因为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仅仅是举出这个小集团所干的罪恶勾当，向我们的某些仍然热衷于搞派性的战友们敲敲警钟。我们衷心地希望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仔细地回顾一下战斗的历史，为什么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忽然对立起来了呢？难道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千条万条理由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没有半条理由闹分裂吗？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分裂了呢？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侵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黑手插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吗？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吧！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转载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徐景贤谈清理阶级队伍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一方面要查清楚，一方面区别对待。国民党时期一些演剧队，有的军衔很高，高到少将。但要看到他什么时期参加国民党，参加了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因为骨干与一般的要有区别，技术方面是有区别的，国民党工程技术、教宣有军衔，要弄清是否干过什么罪恶，你们这里，若是激于热情，为了抗日，参加了救护大队，若是一般成员，应区别对待。但一定要查明，因为这里有一个网。
    教会要注意，教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有里通外国的关系。解放后帝国主义势力主要是从他们代理人那里来的，有些人原来是你们医院的，有问题也要搞清楚，否则你们就是散布细菌战，要帮其他单位查明一些问题。看来你们的对敌斗争是“方兴未艾”。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是对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把主席的指示和批示联系起来加以学习和落实。用镇压敌人的坚决手段，这是对群众的最好保护。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镇压敌人的过程，是粉碎右倾翻案的过程。右倾翻案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打击面太大了呢？还是相当的敌人没有挖出来呢？我看还是相当的敌人没有挖出来，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这就要很好地鼓足干劲，投入新的战斗，继续狠抓对敌斗争。对待群众的不同意见，正确的要支持，在这样一次大斗争中，有不同意见是自然的，正确的意见我们接受。主席在五九年讲：“不要一触就跳。”这是我们掌权的同志特别要注意的，这是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
    党的政策的基本特点是放手发动群众。决不能把政策和放手发动群众对立起来，党的方针政策交给了群众，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要反复学习五·一九批示，把政策交给群众，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篇经验是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第二、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第三、必须狠狠地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掌握政策不能不有所侧重，首先要注意三个“必须”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这问题不能平分秋色，这样就比较正确了，还有一个前提，拉一拉、推一推的人还要批、揭，不然怎么能拉呢？首先要肯定前提。
    学习门合同志要和当前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我们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大会，刚才有××二厂、染化十一厂和酒精厂同志们介绍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各单位要很好地学习他们，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根据这些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我想提几点意见。
    第一点形势大好，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重要批示，给我们工交战线和各个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强大的思想武器。八日、九日两天市革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到会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了全市革命人民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工交系统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革命职工，通过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贯彻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的精神以后，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已经进一步行动起来了，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天会上介绍的三个单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发动了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因此在各条战线上面一小撮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被挖了出来，在这中间，革命的大批判也正在进一步地深入开展，形势越来越好。各条战线的工作，包括革命和生产，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总的来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从最近有些单位的经验来看，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发动起来了。比如说上海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历来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他们就在这4百多人的单位里面揪出了一些国民党的特务、叛徒等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二百多名，通过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目前在全市许多单位隐藏的比较深的、比较久的、比较狡猾的一些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地区他们把曾经干了六十多年特务工作的一个老家伙揪了出来，有的单位把那个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的秘书也揪了出来，把工贼头子陆京士的小妹子，张闻天的妹子──大地主反革命都揪了出来，这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虽然他们隐藏的比较深比较久，但是他们也逃脱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眼睛。总的来说，我们通过前阶段发动群众已经取的了很大的成绩，挖出了一些阶级敌人。这里我讲的第一点，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总的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通过前一阶段发动群众的面来说，特别是深度来说还是处于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一部分单位群众发动的比较广泛，比较深入，比如刚才介绍的单位以及有的局，比如化工局，上海外贸局等等，由于群众发动得广泛深入，因此就揪出了一些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在这同时他们的革命大批判也开展得比较好；大部分单位群众已经基本上动起来了，有的也揪出来了一些阶级敌人，有的揪出了已经暴露了的面上的阶级敌人，但是群众发动的面还不是那么广，还不是那么深，还需要进一步地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还有小部分单位群众基本上还没有动，其中有的阶级敌人还在幕后挑动，蒙蔽群众，制造分裂，有的个别单位，是篡夺了领导权，由于个别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压制群众，掩盖了阶级斗争盖子，使那个地方的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来。就是在一个单位里边运动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所以我们要狠抓二头，带动中间。对于那些群众还被压制的、发动不起来的那些单位，我们希望领导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要坚决地支持那里的广大的群众，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下，要说明一下地区里边有一些组织不要都随便插手，各系统所属单位的对敌斗争，如果各个地区都插手各个工矿企业里面的阶级斗争，就容易被敌人钻空子。还有一些里弄里的群众专政的组织，也不要去干预工厂里面的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相互之间取得联系，大家共同商量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前阶段斗争的新动向，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当前革命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但阶级敌人呢？也在蠢蠢欲动，利用各种办法进行破坏和捣乱，由于我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牢牢地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敌人呢，他就采取了更加阴险更加隐蔽更加毒辣的手段跟我们作拼死的斗争，也正象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阶级敌人向我们斗争的新的特点，我们前一阶段初步的摸了一下，也还是很不全面。我们也希望各系统各单位在下一步的斗争当中，进一步地把它摸一摸，我认为有这么几点，当前阶级敌人主要用：
    第一点就是造谣歪曲、迷惑群众。有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出谣言，他们胡说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整造反派，有的就散布，“现在又要整老造反了！”也有的胡说什么“前一阶段是整当权派，是搞走资派，而现在就要整群众了！”也有的说我们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一些谣言。比如在浦东最近就传出了在35岁以上的一些人都要经过审查，都要过关，也有的说，在市区里传出来说，45岁以上都要审查，等等谣言。制造这些谣言来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
    他们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乱打乱点名，把矛头指向了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已经搞清了的一些人，或者是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小问题的人，一小撮阶级敌人就狠狠整这一些人来企图转移斗争视线。有的还说，这一次凡是参加过护工队的一般队员都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国民党的一般党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三青团的一般团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等等。以上面的这些流言蜚语制造混乱来扰乱我们的阵线。也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把一些对他们知情的人揪出来，进行批判，进行斗争，企图进一步压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或者他们打击一些次要的人物，把一些主要的阶级敌人保护起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丢车保帅”或者说是“丢卒保车”等等。比如我举个例子：上海光学仪器厂，自从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以后，他们就回到厂里边揪出一批小业主，把一批早已被群众监督起来的，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斗，打一顿，他们还说是什么“最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呢？他们这里边有真正的阴谋，狡猾的阶级敌人还在他们幕后操纵着这个单位的造反队，他们就这样造谣或者打击一般的一些人员来转移斗争的视线，当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绝对没有要你把主要矛头对准这些人，其他人就不揪了，我们更没有要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一些小业主。他们企图以这样来掩护自己。有一些阶级敌人呢，有意制造了一些小偷小摸来转移群众和领导的视线，比如有一个单位有一个问题严重的人，当群众发动起来时，他自己害怕了，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把人家的饭票、菜票、线票都偷掉，把自己的饭票，菜票，线票也拿掉，然后马上再去报案，他说我的东西丢了，因此就煽动群众要他去告状，以这种污蔑方法来转移群众的视线。有些单位，还有些阶级敌人蒙蔽了部分群众去斗争一些站错了队的党员、团员和一般干部，企图压住这些人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有的呢，一揭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老保翻天”或者就是“右倾翻案”，戴上顶大帽子，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搞右倾分裂，策划武斗，两派没有联合或者联合不巩固的单位，敌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搞幕后操纵，制造分裂、策划武斗。比如最近益民食品厂，他们单位揪出了一批特务，其中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日本特务，有的是一些汉奸走狗。他们这个单位，同志们不知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武斗，但是他们最近两派的头头通过了坐下来学习，他们揪出了一批敌人，各自首先把自己这派的坏人揪出来了。从这一些例子当中就证明了敌人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些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来制造武斗，挑动分裂，来破坏当前的运动。那么也有一些革委会审批的时候，在“工代会”审批的时候，在“积代会”审批的时候，没有被批准，或对革命委员会，对工总司各级组织有些意见，因此以后阶级敌人就利用这部分人来拉山头，搞分裂，有的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革委会和各级联络站。最近轻工业局，就出现了一个地下联络站，据我们了解，这个联络站本身里面就有那么一批是坏人，有的是被各级造反队清理出去的，有的一些同志是精兵简政回单位去的，有一些意见，而被阶级敌人利用了，因此呢，就搞分裂，企图把矛头指向轻工业局革委会，指向工总司。另外就有一些人就是借用清理阶级队伍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用的人他都去反，比如，有的一个联络站谁一上去他就反对，制造种种借口，加以反对、歪曲。那么有的还利用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在各个单位里边重新拉队伍，成立什么所谓战斗组。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在工总司各级组织里边重新拉队伍，成立什么所谓战斗组，如果有人要成立他们的战斗组，那么我们就奉劝这些人，你们退出工总司，不要做工总司造反队员。也有一些人，企图跟外地的有那么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勾结串通起来，企图分裂，大规模地分裂上海的工人运动，分裂上海的学生运动，我们在这里要警告那一小撮阶级敌人，你们的阴谋永远也不会得逞，如果要赛一场的话就请你们表演，我们会对付你们的！（热烈鼓掌）这些讲的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就是制造事故，有的是制造破坏生产事故。比如最近有一个棉纺织厂，一个清花车间一共二十九个马达，一次在同一个时间里边全部烧掉，这个厂有两个班生产的布，全部是坏布，给国家损失了几万元。还有一个纺织厂，为了选择一个工长，这么一个小事，一群坏家伙就趁机挑动，挑动了这个布机车间有一千多台布机停工两个多小时。有的也制造凶杀事件，比如上海××厂出现了这么一件凶杀事件，把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五月份曾经见过毛主席的一个复员军人，现在是他们厂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把他拉出去毒打，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把胳膊上的筋也给割断了。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必然会利用各种机会去挑动群众来转移我们的视线，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敌人总是利用各种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根据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动向，我们希望各系统、各单位要进一步地放手发动群众，严格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破坏生产等各种重大事故，也要防止阶级敌人逃跑、自杀，有的搞阶级报复，在这同时也应该做好各个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我们一些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建议不要由少数人去管，应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之下，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来做好这项工作，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说一下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当前我们的工作的重点，我们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
    第一点，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领导，各级领导是不是敢字当头，是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的关键。据我们了解，在领导上面，还有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是敢字当头，敢于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相信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凡是这些单位的运动就搞得比较好，搞得朝气蓬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按部就班，群众起来了，对领导上促一促，领导就动一动，或者有的是勉强动一动，所以有的群众就说，这种情况就是小脚女人踢足球不得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甚至群众运动起来以后，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给群众订了好多条条框框，比如有这么一个单位，自从这次市扩大会议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但领导不但不在运动的前面带领广大群众前进，反而给群众作了许多规定，有的群众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材料，他就讲要看材料，要经过市革会的批准，我们就感到非常奇怪，我们看档案材料是有规定，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规定过，看基层一些党员或者一般干部群众的材料，还要经过市革委会的批准。因此，造成群众意见很大，所以有的单位把领导踢开了，自己闹革命。所以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当中还有着一些右倾保守思想。我们觉得这些右倾保守思想主要表现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一怕二等三看四要。一怕什么呢？有二种情况，老干部比如怕打击面宽了，怕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怕犯右倾翻案这样一个错误，怕人家说他右倾翻案。不是化工局有这么一个干部就说，上一次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已经是罪该万死了，如果我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那就更是罪该万死了，我永世不得翻身了。有一些新干部呢，也有些怕字当头，一个怕丢自己的乌纱帽，好容易自己造反造了个官，丢了怎么办？有的呢，也怕自己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的就讲，如果我打击面宽了，整人家整错了，将来揪坏头头有我一份，所以我不干。所以有的就讲，抓抓生产比较太平，生产能够抓上去，还能够受到表扬，没有成绩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还是抓生产太平。那么二等呢，等上面的布置，上面不布置，他就不动。我们这样讲，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老早就布置了，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如果上面没有具体布置，他就怕将来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任。三看呢，是看了别的单位有了经验以后，我再搞，如果别的单位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自己搞，担风险，将来要犯错误。那么四要呢，就是要办法，要具体政策，要派小分队，要军管。也有的单位就讲，北京新华印刷厂好是好，但是好就好在他们有军管会。所有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觉得不管军管会也好，小分队也好，它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要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够搞这场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放手发动群众，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就是有小分队也好，军管会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关键呢，还是发动群众，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怕字当头，怕犯错误，怕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就说明有一些同志，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很好地学，还没有真正的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就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反动本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依靠国民党的一些残渣余孽来镇压广大的革命群众，来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一小撮阶级敌人，目的是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烈火，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现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依靠了广大革命群众，来狠狠地打击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是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完全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到底。我们现在搞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也可能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可能会错伤一些好人，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果我们能够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把毛主席历来一系列的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交给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完全可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所以有一些同志虽然在这一次运动中被错伤了一下，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应正确地对待。当然我们也应该说，如果有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来搞打击造反派，搞复辟，搞右倾翻案，那么我们是要认真对付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高度来分清大是大非，我们要象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那样，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好哨，站好岗，打好仗，狠斗私字，大立公字，要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我们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就能够在对敌斗争中敢字当头。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团结对敌。现在还有一部分单位两大派的联合还不是那么巩固，有的还在打内战，搞武斗，我们说这一些单位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在对敌斗争中来巩固大联合。现在有的单位各自用资产阶级派性来对待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一些同志对于对立的一派，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要无限上钢，而对自己的一派里面的一些坏人，即使是敌我矛盾也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不揪不斗，这样就给一小撮阶级敌人钻了空子。有一些同志被资产阶级派性蒙住了眼睛，因此就掩护了阶级敌人，敌人也还是利用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制造武斗，挑动武斗，来保护自己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的高度警惕。同时我们还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各方首先是揪出自己队伍中的坏人。染化十一厂和上海科大他们的经验我觉得很好。他们就是首先通过学习毛著，落实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首先统一思想，开展对敌斗争。然后自己首先揪斗自己一派里的坏人，或者是双方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互相交换，集中起来，共同调查。这样他们通过共同的战斗，揪出了一些坏人，他们的联合就巩固了。上面我们说的益民厂也是这样。还有一些单位最近还没有联合，还在打内战，这些单位的头头们，如果你们自己不是坏人的话，请你们想一想，下一步怎么打算。这是第二点要讲的。
    第三点，能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是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根本。发动群众最根本的是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武装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要把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认真地组织群众反复学习，切实掌握。广大群众都掌握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在对敌斗争中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就能够有最强的辨别能力，就能去发现隐藏得比较深的敌人，把他们挖出来，把一切狡猾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就能够自觉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能够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果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无所谓去发动群众。因此我们希望各个单位首先还是应该通过办学习班等各种办法，首先是抓思想教育，最近有一些单位在这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比如有些单位举办了干部的学习班，党团员的学习班，老工人的学习班，或者是退休工人的学习班，通过学习班的学习，进一步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通过学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他们大忆厂史，大查敌情，通过大查大忆，就挖出了一些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也有一些厂，原来由一些小厂合并而成的，那么这些单位呢，就把这些小厂的一些老工人，把一些对这些小厂比较熟悉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大家通过忆敌情，这样呢，效果也很好。所以我们希望各级领导能够在当前对敌斗争中狠抓思想教育工作，还是要坚持办学习班，还是坚持业余办，群众办这个方针。通过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这场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各级领导必须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当中，各级领导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要区别各种不同的情况，根据本单位的特点，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抓住活思想，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我们抓住了活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就能够把各种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当前主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点要把广大的革命干部，党员、团员充分发动起来，因为他们对这一单位的阶级斗争比较熟悉，有一些同志他们都有对阶级敌人斗争的经验，可以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因为有一批同志在运动初期有的站错了队，有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他们有的同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因此我们希望各级领导、各级联络站、各级造反派负责人都应当帮助他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我们广大的党团员，也要勇敢地冲杀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很好地接受锻炼和考验，使之把我们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上港十区革委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充分发动了群众，充分地发动了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党员、团员，通过这样的发动，使这些同志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二点是要发动一些老工人，一些退休工人。这些老工人和退休工人，他们对一些厂的历史比较了解，他们对一些厂的老人马都比较熟悉，而且他们的多数同志也有斗争经验，也有不少单位在这些工作当中，他们通过启发一些老年人，回忆对比，激发他们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仇恨，因此他们的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能够发挥的力量都把他发挥出来，来共同地打一场人民战争。第三点，我就讲一讲如何区别对待的问题。最近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一些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现在搞得比较紧张，有的也怕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觉得，如果自己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而自己已经交代清楚了，群众已经知道了，那么就不应该这么紧张，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即使是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是也还不是敌人的，如果他们一贯以来表现不是那么坏，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没有什么坏的表现，我们也可以要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给他们打消顾虑，因为这里边有一些人，他们也都是一些知情人。比如参加过护工队的，那么他自己参加了护工队，他必然会知道一些人参加过护工队的一些情况。有的参加过国民党的也是如此。那么即使是对于敌人，我们也应该采取分化瓦解，利用他们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要打击的还是那么一小撮顽固的阶级敌人，在这里边，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面我们说过，有一些人现在企图把这场斗争搞到一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或者生活作风上，我们也没有上他们的圈套。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来，就是有一些人生活作风上有一些问题，而且有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够不上敌我矛盾，能不能当各级造反派的头头？我们是这样的意见，如果是基层单位的，那么请那个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去讨论、研究，如果是公司、联络站以上的头头，根据工总司、工代会的政治条件来决定，如果你自己认为你不够当联络站头头，自己有问题，不够，那么你就主动的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条件办事，那么有的呢，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有一些同志，本来自己感到自己有问题，要求回去了，后来呢，我在革委会大礼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听到不是敌我矛盾，他又回来了。不符合条件的还是要回去，回去以后，如果在联络站，在各地，在上边没有干坏事，我们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现在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了，广大革命群众已经基本发动起来，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要进一步地充分发动群众，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敢字当头，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夺权这场对敌斗争的全面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
    中发［68］133号
    毛主席批示：
    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泽东八月十六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
    现遵照毛主席批示，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转发你们，请认真研究，并结合你们当地情况，参照试行。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直很好。但是，全市还有四百多个所谓“老大难”单位（约占全市工交，财贸，文教，卫生战线主要单位的百分之八）的问题没有解决。
    一
    这些"老大难"单位，虽然绝大部份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往往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革命群众，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的是操纵着对立的两大派，使之内战不休，武斗不止，牵制了我们的一部份精力，已经成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障碍。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为我们解决“老大难”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力量。我们在几天内集中地出动二十多万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两个布告，在全市造成强大的舆论，同时，组织了四百多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五千八百多人，进驻“老大难”单位，宣传布告，发动群众，揪出坏人，搞好班子，促进生产。这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大都是“一月风暴”前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杀”出来的，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感情最深，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最紧，革命朝气足，善于联系群众。广大群众见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热烈欢迎，许多人热泪盈眶地说：“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的心，现在号令一发，就派人来了。”
    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一经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就产生巨大威力。经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阶段广泛地宣传和深入细致的工作，“老大难”单位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武斗停止了，武斗工事拆除了，上交了近万件武斗凶器，揪出了一批挑动武斗的黑手，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逐步消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革命和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四百多个单位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单位变化更为显著。如“老大难”单位比较集中的棉纺系统，原来停产十四万枚纱锭，现在开出了十万零六千枚；停产的四千多台布机，已开出了三千多台。冶金系统钢的产量，七月份平均日产六千一百吨；八月十日，在上钢三厂日产一千吨钢的平炉车间停工检修的情况下，上升到八千多吨。
    二
    在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的实践中，我们认真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把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和毛主席向北京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珍贵礼物的喜讯以及《人民日报》“八、五”社论结合起来进行宣传，武装群众，使广大群众了解到，是毛主席亲自抓“老大难”的问题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召。同时，我们又组织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着重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和“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以理服人，不是以力压人，使一些原来资产阶级派性比较严重的人提高了觉悟，决心铲平山头，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前进。上海电机制造学校的学生学习了两个布告以后，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流着眼泪，挖地三尺，把埋藏的武器取出来，他们说：“毛主席叫我们缴械，我们还藏着武器，对不起毛主席。”化学工业局两派的头头原来受“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影响，长期对立，影响基层。这次批判了“多中心论”以后，都认识到过去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就在全局系统的大会上进行斗私批修。他们一检讨，对基层促进很大，推动了全局系统"老大难"单位问题的解决。
    （二）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促头头。过去，我们处理“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时候，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头头的工作上，没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忽视做群众工作，收效甚少。事实上，即使是“老大难”的单位，群众也是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他们对“内战”厌透了。因此，宣传队一进入这些单位，首先把工作重点落实在放手发动群众方面，热情支持群众反对打“内战”的革命要求，使群众起来促头头。对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我们遵循毛主席教导“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宣传队进入“老大难”单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三进三出”，“四进四出”；有的在厂门口站了一夜坚持宣传，感动了群众才让进门。上海第三制药厂两派的几个头头，开始见宣传队来厂，情绪抵触地说：“我们武斗工事都拆了，不是‘老大难’单位了。”宣传队很难说服他们。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老工人责问头头说：“你们脑袋里的武斗工事拆了没有？为什么不坐在一起办公？”使两派头头无话可说，立即进行斗私批修，搬到一起办公了。因武斗把楼房打穿而被称为“打通中学”的大通中学，两派头头不想交出武器，群众把武器堆到他们面前说：“要打你们去打吧，我们是不打了，我们要跟毛主席走！”群众一旦起来，使要打内战的头头感到说话没人听，行动没人跟，只有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办事。
    （三）对“老大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老大难”单位往往是一派掌权，因此，怎样对待革命委员会，成为两派群众争论的焦点。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补台”，而不是“拆台”。即使对于混进了坏人，掌握了实权的革委会，宣传队既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夺取斗争，但又不能简单的把这个单位的革委会敲掉。在两派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如果草率地把革委会敲掉，容易“顶牛”，这种影响还会波及其他单位。今年三四月份，有几个局派出的小分队对这个问题有过教训。这次宣传队进驻“老大难”单位以后，既不把革命委员会敲掉，也不是把它撇在一边，而是在斗争中支持革命力量，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团结大多数，揪出坏人，把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充实进去，健全和加强革命委员会。如上海玻璃厂革命委员会原来是一派掌权，实权落在一个特务分子手里。宣传队进厂以后，大多数委员热情支持宣传队的工作，一个常委（参加过国民党）则和宣传队若即若离，掌实权的特务分子不敢和宣传队在一起工作。宣传队就积极支持一个工人出身的常委掌权，稳住那个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常委，把另外一派的代表请进革命委员会，狠狠地打击了那个篡夺领导权的特务分子，把权夺了回来。这样做，进展顺利，群众拥护，说：“这个宣传队真正支持了造反派。”
    （四）注意发扬“老大难”单位中的先进因素，促使改变落后面貌。过去，人们对“老大难”单位落后面看得较多，往往把问题看“死”，不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经过最近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们深深感到，在落后的“老大难”单位里，有先进人物，先进思想，先进经验。要善于发掘和支持这些先进因素，以利于振作革命群众的精神，鼓起革命群众的信心，加速改变落后面貌。如国棉二十二厂因两派武斗，一个青年工人被另一方打死，两派更加对立。宣传落实两个布告时，死者的父亲（是一个老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在宣传队的帮助下，他意识到有人想在他儿子死的问题上做文章，挑动更大的武斗，因此不但不到厂里哭闹，反而在全厂大会上发言，又亲自去慰问两派武斗受伤的工人，劝说两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两派头头感动地说：“过去内战打得浑陶陶，伤害了阶级兄弟，这是我们闹资产阶级派性，被阶级敌人利用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发扬这种先进因素，因势利导，促进了两派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使坏事变成好事。大隆机器厂也是“老大难”的典型，该厂的第二金工车间，从来不参加武斗，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都搞得很好，生产也最先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抓住这个先进因素进行推广，为全厂树立了榜样。
    三
    广大革命群众对于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决心大，信心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表示，就是“老虎口也要钻，硬骨头也要啃”，不解决问题，决不收兵！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马蜂窝就是要捅》
    《红旗》杂志编者按：我们向读者介绍《马蜂窝就是要捅》这篇评论，它把所谓“老大难”的本质及解决的方法，都说清楚了。根本的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上海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有“老大难”问题的单位去的办法很好。工人阶级不但应当在工厂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应当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这是一件大事。打好这一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就有保障了。
    ＊ ＊ ＊
    当前，上海革命形势大好。但是，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各条战线上还存在一些“老大难”单位。这些单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就是搞武斗。这些单位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很坏，已经成为发展大好形势的阻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障碍，成为害群之马，落后的死角。对这些“老大难”的马蜂窝就是要捅。这是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需要，是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需要，是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的需要，是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也是当前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
    在中央两个“布告”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给北京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珍贵礼物的巨大鼓舞下，上海以工人革命造反派为主体的、三结合的，数以百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入了“老大难”单位，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直接地传达给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出现了极为鼓舞人心的一片新景象，“老大难”的帽子正在一顶顶地被扔到垃圾桶里去。由此可见，“老大难”不仅必须解决，也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老大难”难在那里？有少数单位，就是“难”在“坏人掌权，好人受气”。在这些单位里，一小撮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对外抵制，对内控制”，“对上封锁，对下高压”，压制群众，打击报复，实行白色恐怖，大搞武力统治。特别严重的是，封锁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蒙蔽和欺骗群众，使自己单位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对这些单位，就要坚决支持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炸开阶级斗争盖子，开展夺权斗争，把领导权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
    “老大难”还“难”在有些头头中了反动的“多中心论”的毒，资产阶级派性十足。他们占山为王，认友为敌，迷信“实力底下出政权”，大搞“以我为中心”。 这些头头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战士，脱离了居民，脱离了群众的大多数，群众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他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对这些头头，要发动群众起来对他们实行监督。
    解决“老大难”，归根到底，一要靠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二要靠群众起来。阶级敌人最最害怕的就是这两条。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一小撮不管是登台表演，煊赫一时，还是隐藏幕后，策划密室的阶级敌人，就会立即现出原形，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速、准确、全面地把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声音，落实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宣传队的工作既要轰轰烈烈，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又要扎扎实实，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真正从思想上发动起来。
    解决“老大难”，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用种种卑鄙的手法，进行阴谋破坏。他们妄图挑拨宣传队和群众的关系。他们叫嚷“过去十二级台风也顶住了，这次二十四级台风也要顶得住”，以此维持动摇的军心，加强内部控制。他们叫嚣“不要跳，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妄图吓住群众，捂住已经在冒烟的火山。他们还道道设防，进行干扰，制造事故，破坏生产，力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阻挠运动的开展。但是，这一切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要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敢于顽抗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将被广大革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
             （原载上海《工人造反报》第一五五期社论；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期，《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七）整顿党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主席：
    这次回上海过国庆节，住了十二天，作了一点调查工作，开了几次调查会，到基层去看了一下，前一时期打得最凶的柴油机厂也去了。一接触群众，学习到很多生动活泼的新东西，深深感到，主席最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都是集中的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内心的要求，抓住了当前革命运动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譬如办训练班吧，干部需要，造反派头头也需要。有一个染化八厂，是生产活性染料的，七月份成立革委会，到现在自己已经办了八期学习班，每期一周到十天，学习“老三篇”和其它主席著作，造反派中队委员以上参加，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参加，着重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用主席思想为指针，作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正确对待群众，团结群众，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新干部掌权后，工人主要一条意见就是到群众中去较少了。这样学，效果很好。这种短期学习班，厂可以办，其它地方更可以办。他们一听到主席最新指示，立刻感到真像说到他们心坎里。
    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一）“九大”问题
    在四个座谈会（革委会、红卫兵、工厂和学校造反派党员、军队同志）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征求了人们的意见，我们本以为大家会感到突然，其实不然，造反派中已经在议论了。可见群众心中是在思考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的，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这种核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不应主观主义的去建立，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并且在斗争中发展的，整顿党的组织。首先不是从基础而是从领导机关开始。上海各区、县、局及相当于局的单位，至十月五日，已经建立三结合班子的共三十五个，委员八百五十六人，其中，党员四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一批较好的党员实际上已被革命群众选进领导班子。有些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参考，不知是否妥当？
    “一月革命”前，党员参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到今年一月以后，一批党员就陆续参加造反派，其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不等。阶级斗争实际，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的基础上，才能领导几万万群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容易曲解为恢复原状。”应为整顿和改造。刘小奇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尚需继续大力批判。重点是：第一、党的性质任务问题。第二、建党路线问题（“生产好、听话、就可以入党”）。第三、对群众关系问题（这是根本问题，一些党员谈到因受黑“修养”的毒害而当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受刘邓路线蒙蔽，而压制群众。无不痛恨，有极深感受）。。第四。民主集中制问题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些都需要用毛泽东思想对刘少奇的那套修正主义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不知这样综合是否对？
    一致极其热烈地盼望：“九大”前“毛选”五卷能出版，能够有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许多党员（特别是工人造反派）希望更多了解党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某些人物的历史面貌。因为过去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用了。
    （二）精兵简政问题
    这个问题很迫切。
    这几个月中，市革委会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二十个工作部门三千二百二十九人。办公室下面就有七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人员，无论如何。这个机构太庞大了。机构越大，各种坏人就会钻进来，领导干部就会脱离群众，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就必然会滋长山头主义，其中有一些部门（不是全部）人员增加正是由于山头主义在作怪，同春桥同志商量，至少要砍掉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这个思想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已向领导干部传达了。
    关于干部和群众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训练班等问题以及继续大批判问题，“人民日报”“红旗”是必须有专门的社论。主席的重要指示就在社论中分别引用。不知这样考虑对不对？
    一月革命以来，十个月了，造反派的头头，大多数在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学习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市和区、在基层中，我们见到了一大批敢于革命、敢于挑担子的生气勃勃的好干部。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开始被宴会、鼓掌、捧场、小汽车所陶醉，个别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开始脱离群众，不再那样如饥似渴的去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有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批评了一些头头的“追求名利、出风头、享乐”的坏作风。希望“敲起警钟，起个革命化”。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到“三反”的那一段短短的历史。除学习班外，春桥同志准备开一些小会，进行教育和深入谈心。
    怕多占用您十分宝贵的时间，这封信就写到这。
    另外两个问题以后再报。选了一份党员座谈会记录，请主席参考。
    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本月六日下午张春桥同志出席了市革委会会议，听取了一、二、三线和各口修改党章情况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徐景贤也作了重要讲话，现将春桥在听取汇报时所作指示，整理如下：
    当二线同志汇报到提工人阶级还是提无产阶级，下面有争论时，春桥同志说：不要在名词上争来争去，有时可用工人阶级，有时可能无产阶级。我们的精力不要放在争论这些名词一面。中央委员会如何设置，这是很难发表意见的，要下面同志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有困难的。
    当汇报到有些厂在批判生产好就是好党员的时候，春桥同志说：不能说生产好就不好，问题是政治要好。造反队员生产吊儿郎当的也不行。有些党员与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要分清，大多数党员是跟党的，热爱党的。
    当上面同志汇报到下面同志劲头很大，但领导不支持（如上无三厂几个青年同志，因厂级领导不支持，而到康平路反映情况时），春桥同志说：要支持他们自己，还没有联合的单位，什么都等上面的布置，三天不布置也就不知道干什么了？过去的旧市委就是天天在布置，不要那样嘛，还是要群众自己搞嘛。
    当有人建议市革委会尽快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以便对下面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审批时，春桥同志说：“现在就是有些同志还没搞清楚一月革命，我们究竟有没有夺权。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是很迟钝的，就是有些人不相信市革委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市革委会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权，旧市委最大的权是党权，市革委会为什么不能批呢？”当财贸口汇报到财贸系统小业主多，是否与职工一起学习参加批判时，春桥同志问：是否参加造反队？答：参加了，春桥同志说：让他们自己去议论吧！（意思是不一定与职工一起搞）春桥同志的这些指示是插话中作的。
    张春桥同志最后做了重要讲话：
    三条线的工作任务最后还是要拿出一本比较满意的修改党章的草案出来，不要群众运动搞得很好，但拿不出一个本本来。现在我们自己学习不够，学习很重要，要抓紧。有些材料党章修改小组可以看，修改小组任务很重要，要学习又要到群众中去修改批判，又要写，现在大家反映修改总纲难，但后面的也不要轻视。写在党章上面往往都是过去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然不会写到党章上去的。涉及到党的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能只看到刘邓右的方面，假使那样写，也可能出现另外的问题。“承认党章”，这样写好不好？第一章党员条件中就谈到这个问题。究竟如何写好。联共（布）曾经写过党员要精通党纲，主张精通的是大学教授。文字要简练，又要大家遵守。怎么写法？一边搞一边讨论，一边要看书。要看毛主席的书。
    群众运动的问题，要作一个长远打算，现在工厂有50％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再不考虑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再要前进就有问题了。一月革命的时候，我跟姚文元同志就考虑了这个问题。要不要一个党的核心？二月份我在主席那里请示这个问题，主席说到，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呢？常委会不可以吗？我讲这个意思是主席的意见，是不大同意搞的。党的整顿在九大前要进行一些工作，大量的工作要在“九大”后进行。等新的党章出来那就有了方向。因为不是哪一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一个改造思想的问题。
    有些造反派是很优秀的，但并不是说就够做个党员。党员应起些什么作用都是很清楚的，所以要作长远的打算。要抓些点试一试，开始整顿几个单位，碰到那些问题，再研究。面上要作些长远打算，把党的工作研究一下，现在的大学习、大批判对全党广大干部、广大群众都是关于党的建设的教育。可能经过教育，一些犯错误的同志提高了，改正了，一些造反派的同志具备了入党条件。
    市革会许多组工作比较乱，被别人牵着走，要处理各种事够忙了，上海这样一个地方，一万个人提一个问题，一千万人就是一千个问题，那你就整天忙不过来。还是要抓政治、抓思想，而且放在第一位，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90％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
    现在还是要抓紧一个问题，党不管党，主席已经批评多年，我们不管，刘邓就抓去了。要认认真真的抓，不要迷信大机构，不要迷信人多，机关斗批改不搞也不行，认认真真的抓，主要是发扬好的经验，组织交流，出现大的偏差提醒一下注意。可以放手让群众搞，要重视，不一定在人多这个问题上表示重视。也可能面上能够提供经验，修改小组一、二线同志要抓紧，二线已经提出来的党章、党纲先印出来看一下，作个比较。这个事不是那么容易的，浙江省的同志提出取消地委一级，我问取消了怎么办？他们说取消地委后，没立办事处，这还不一样？有的提出什么都不要。体制不能随心所欲。有些问题，如民主集中制问题，怎样民主，怎样集中？党的领导机关怎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代表常任制等，可以多做几次设想。中央书记处要不要？中央机构大家认为多了，有那么多的部。延安时，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常委。各个时期不一样。按“八大”党章规定，书记处是处理日常事务的，但到邓小平管的书记处，成了独立王国。同样一个问题，到什么人手里会不一样，不在于名称，在苏联、斯大林当总书记是革命的，勃列日涅夫当了总书记是修正主义。
    对基层来说，把党章的第一章党员和第六章党的基层组织修改好，一章、六章要写好。省委中央一级让修改小组来考虑。
    党的委员会起什么作用，班长跟委员的关系，要不要写进去，这些条文都不简单，都是党几十年来党的生活的条文化。我坚持还要条文的，因为有的同志不喜欢一条、二条……不行的，条文可以是整人的工具，也可以是保证党的生活正常化的工具。是否可以一不迷信章程，第二，搞一个有利于革命的党章。条文还是要的。联共党章开始十条，后来发展了，到苏共十九大时一百条。多了不一定好，少了不一定不好。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1968.09.29；中发［68］144号
    毛主席批示
    林，周及文革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风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九月十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授权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这是对上海工人阶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经过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
    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
    现将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的规划和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审查批示。
    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1.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革命委员会具有革命权威。
    2.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得好，查清敌情，阶级阵线分明。
    3.整党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一整套反动谬论搞得比较深；清出了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少数长期死气沉沉的和犯有严重错误尚未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党员暂缓恢复；对广大党员进行了教育，站错过队的党员多数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4.革委会中党的领导核心，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革命斗争中经过更新的，新老结合的，经过革命群众反复酝酿推选的。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初步选定国棉十七厂，上海阀门一厂（原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三个单位在十月份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其中国棉十七厂和原良工阀门厂，都是老造反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一月革命”夺权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上港七区造反派队伍坚强，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有贡献，党的核心中有老造反的党员，也有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
    在总结上述三个点的经验后，年前准备再选择十几个到几十个条件成熟的工交单位开展建党工作。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进行，今后也不搞那种由上而下规定数量的“大发展”。
    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发展新党员，必须坚持毛主席这一伟大建党纲领的要求。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而不是那些中间派，“老好人”或言行不一的人。
    广大革命群众一致强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然也不能脱离实际。
    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必须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方针。
    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
    接收新党员，必须本人申请，并有正式党员两人介绍。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地广泛地听取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
    全市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两年多严峻的考验，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不要预备期，以便即能行使正式党员的权力。今后发展党员还是应当有预备期。
    四，关于新党员的审批。
    由市革命委员会授权有关单位革委会中党的核心小组或常委中的党员，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权，审批批准新党员入党。市以下各级革委会领导成员入党，则须经上一级审批。
    首批新党员入党，要举行较隆重的会议，吸收革命群众参加。其他有关单位也可派代表参加。
    入党宣誓的誓词，均由本人自己写。
    第一批新党员入党后，拟报请中央批准予以报导。
    五，凡属下列情况的单位，不得发展新党员：
    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没有搞好的；虽然搞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但支部的领导仍是旧班子原班人马的；阶级队伍没有清理好的；革命大批判和教育受蒙蔽的党员的工作做得差的；党群关系特别紧张的。这些单位，要做好其他工作，特别是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为建党准备条件。
    六，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党员继续加强教育。现在，有的党员有保守思想；有的党员总觉得“你们非党造反派反正得归党员管”；有的怕被介绍的人以后出了问题找他“算帐”，不敢做入党介绍人；在发展新党员时，有的党员可能会揪住造反派同志的某些缺点不放；有的也可能怕这怕那，为了“讨好”造反派，不敢坚持原则。这些都需要针对活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利于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八）极左派的干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上海 反复辟学会《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全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革命营垒和以美帝苏修为代表的反动营垒短兵相接。将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最后斗争局面的新时代！
    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亲手埋葬美帝、踏平苏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惊心动魄的时代！
    这是我们创造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的如火如荼的时代！
    这是历史大踏步前进。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欣欣向荣的时代！
    这就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胸怀坦白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最大？
    现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是世界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在中国如何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最大！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大立伟大的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顶峰，就是水平最高、威信最大、威力最猛，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推进到第三个里程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崭新阶段里，决不允许也绝不可能有第二个所谓“顶峰”。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马列主义者！我们的时代，谁否认毛泽东思想，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正如列宁时代否认列宁主义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下去就是犯历史性错误，堕落为千古罪人，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全世界共伐之！
    德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俄国，不是德国；
    俄国出了列宁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中国，不是俄国；
    中国出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怎么办？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优秀、最杰出、最坚定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领会最深，是我们时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一定要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它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明灯，它将永远成为放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圣地！
    时机到了！
    世界大潮卷得更急了！
    神通广大的历史锅炉全部沸腾起来了！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如何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是反对和防止人头滚滚落地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迫切任务，这是决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头等大事，这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一句话，这是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权问题一直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向何处去？是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关系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中国红色政权的崩溃有更大的打击了。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或者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出发，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的战斗任务，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的那样：“支持人民中国，保卫它免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修正主义者的侵犯，是一切革命的和爱好自由的力量和人民的历史性任务和生命攸关的问题。”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正好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成立一周年，那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就在那里反复辟，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知识分子若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其思想往往是动摇的，容易接受或右或“左”的反动思潮，也是青年运动拉向右转的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坚决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反复辟学会就这样诞生了！
    二十五年前，毛主席明确指出：“按照中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两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高峡雷霆之势，如暴风骤雨，起源于北京，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顺它的生，逆它的亡！
    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急剧变化，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此精彩，如此丰富，如此生动！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其现状带有普遍性的意义，研究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等于解决了世界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国是研究世界的捷径。我们的时代，谁不了解中国，要了解世界是一句空话，不首先注意研究中国，所谓研究世界问题，一定会犯方向、路线错误，研究现状必须以中国为主！毛主席历来最关心、最重视。最强调中国问题，对中国的国情做了最大量的、最深刻的、最严密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最高水平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笔最宝贵的马列主义财富，我们还只是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如果有人借口搞运动，拒绝对这些问题做认真的仔细的研究，正如毛主席所说：“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善于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运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大革命的学说，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出合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们能用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我们的成绩也就越大。如果我们身为革命造反派，不以全部精力投入运动，对于中国最高水平的潮气蓬勃的现状熟视无睹，一无所知，只能背用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未免太坏了，有愧于“毛泽东思想故乡”神圣而光荣的称号！
    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一定要把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化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我们的实践证明：进行客观世界的反复辟，如果不同时进行主观世界的反复辟，不跳出“私”字的局限性，不从“我”字中解放出来，所谓理论研究是搞不好的，其理论也一定是不彻底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反复辟事业必将导致失败！
    一切服从于前线的战斗，组织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有利于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句话，有利于共同学习、运用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成立反复辟学会，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辟学会是由红卫兵小将发起的，热烈欢迎有热气有抱负的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等造反派参加，尤其欢迎加着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他们应当是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具有冲天革命干劲和相当研究能力的。本学会要求每一个成员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刻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体”。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走到一起来了！
    中国是我们的！
    世界是我们的！
    全世界毛泽东思想化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大刮无产阶级强劲的东风，十级、十一级、十二级……，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将是光辉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哗啦啦飘扬的新世界！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程，无限的光明，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锦绣前程就在前面！
             反复辟学会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海中串会《红卫战报》编辑部（影印版）文章《一切为了九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有解放全世界的莫大意义。在这急剧转变的峻峭关头，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将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将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
    这将是一付多么振奋人心的壮丽图景。这将是世界无产阶级最盛大的节日。
    在这伟大的转变中，东方巨人──红色中国担任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角。伟大导师毛主席 是驾驭整个历史进程的最高统帅。
    历史的车轮推进了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较量，即将进行一场大决战。它必然带来世界上阶级矛盾的集中暴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在世界革命根据地中国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殊死搏斗的现实，已经开始吹响了这场世界决战的进军号，揭开了这场大决战极其激动人心的序幕。
    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决战前夕意味深长的激励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惊人的豪迈气魄，空前的鼓舞人心。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世界革命伟大战略部署的重大组成部分，这是整顿和巩固世界革命根据地以利于在整个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果断英明的战略措施。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着雷霆万钧之势呼啸前进的中国英雄铁军，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九大，将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再一次的交锋，仍是极为激烈的。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焦点的焦点。敌人不甘心死亡，正在焦急的拼凑残余力量，妄图在九大上反攻倒算。
    九大，也将直接影响着世界决战的成败。关键的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条被毛主席所阐明的重要历史定律，在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深刻地反映到我们队伍里来的今天，在九大召开的关键时刻，可以澄清许多游离政权斗争的糊涂观念，丢掉不少敌情观点淡漠的和平幻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再现，在整个斗争中，尤其在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在九大召开的前夕，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革命的阶级队伍，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向着走资派和资本主义势力继续进行猛烈的进攻，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得的政权，在党内用组织形式巩固下来。
    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错误的思想作不疲倦的斗争，尽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伯达同志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还在天天梦想恢复他们天堂的这样时期内，小资产阶级还会不断生长出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来篡夺我们的文化、思想、文艺的阵地，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这条规律，在文化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显著特征就表现为：注意力不是主要集中在革命的主要对象── 走资派。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把斗争矛头主要地指 向革命 的一般对象，甚至自己的战友，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掩护走资派的作用。
    在九大召开的前夕，在争夺党权的关键时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再也忍耐不住，破门而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连串的东西。
    中国社会的变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上。由于对阶级关系变化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依靠对象，对于如何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也各自采取不同的态度。
    我们应当很好地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彻底摧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队伍问题上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夺好党权、迎接九大作好舆论准备。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这么说的。
    毛主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
    在以上几段论述中，毛主席结合1957年以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状况，阐明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给予我们抨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关系问题上散布的腐朽神话的强大理论武器。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举动，就是阶级关系突变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白炽化的暴发点。社会大变动，社会大革命，是由于长期阶级斗争而引起它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晶。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比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来得深刻。阶级斗争的最重要阵地已经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成败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某一阶级的胜利或消灭。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对谁实行专政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着和最集中的代表着走资派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了。这一基本事实，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断铲除这些渣滓，引起阶级关系不断的变动，引起了革命队伍中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以及清洗对象的不断变动，引起政权的相应变化，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得到了深刻的改造和剧烈的分化，这些就构成了阶级关系的变化。
    正如列宁所讲的：“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怎样发生的阶级变动。”锋利的词句直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心窝，剖开来一看，全是谎言的污水，哪有一点血！
    诚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用意是回避了一些部门一些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掩盖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十七年来猖狂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攻倒算的罪行。我们倒要问它们，解放前几千年来的阶级阵线是否是基本稳定呢？他们没有说，大概还没有这么蠢，回答起来一定是否定的，那么，解放前一直是剥削阶级掌权，工农兵一直是受压迫的，掌权阶级没有变，被压迫者也没有变，阶级阵线怎么会变起来呢？请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蒋介石由某一段时间的统战对象变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是阶级阵线大变动的重要标志。同样，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掌权阶级变化与否。
    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教育界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革命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上。
    “研究走资派主要的是依靠谁在教育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再决定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教育界走资派本身尚不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对象的理论，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的眼里，已经不适用了，需要重新加以“研究”，然后再“决定”。人们万分惊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第四个里程碑。
    研究结果如何呢？敬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含蓄的透露了：教育战线上，“走资派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这里，这位革命派先生装起糊涂来了，把毛主席尖锐抨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歪曲成是指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弦外之音自然是：这些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兜了半天圈子，还是老一套。剥去保护色，就可以看到刻在他们身上烙印的显著特征：转移斗争大方向，掩护走资派。稍有一点教育革命常识的正常人们，就会清楚回答：毛主席这里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主要是指那些早已浸透了资产阶级灵魂的最典型最反动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指他们十七年来的反革命统治。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离开了阶级大变动的新特点，离开了政权问题上斗争的新动向，来咬文嚼字，来玩弄概念，是最低劣不过的手法了。某些天真的同志，会觉得很奇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专门喜欢揪斗地富反坏右以及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疾恶如仇，阶级感情不是很深厚吗？岂但是深厚，还极真挚呢！我们实在惊叹“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话的确凿性，你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几分抵触情绪，就会表现几分，自己的言行就是内心世界的绝妙写照，一分一毫也不差。漂亮的言词，慷慨的姿态，也无法掩饰自己在阶级斗争大风浪中的真实举动。
    政权问题
    最初，我们看到前十条里毛主席写下的这么一段话，“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它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觉得很不理解。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全面阐明了每次重大革命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在革命中阶级关系变动的必然和实质。这条规律，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反右斗争，直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 这场文化大革命，天地间发生了无穷的变化，很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阶级队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改变了。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里，走资派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心怀叵测地混淆黑白，搅乱甚至颠倒了阶级关系。被走资派所发现和组织的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
    毛主席也发现和组织了一批左派队伍，这就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在文化革命中涌现的新生骨干力量。出于对教育界基本状况估计的不同，也就得出依靠不同对象的结论。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在依靠对象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了是一场悲剧，是历史利用了造反派，在他们的眼里看来，造反派都是群痞子，“只不过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划了几浆而已”。“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真正掌权的还得靠十七年来的真正的革命派，真正的老左派”。他们在这套所谓的“理论”的武装下，就向我们毫不客气的伸手了。其实，他们还是比较蹩脚的，他们这套理论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他们的鼻祖刘少奇、安子文早在1947年绥远土改时就发明了这套理论，什么“土改一开始积极斗争土豪劣绅的都是地主二流子，以后起来的才是真正的贫雇农”。何其相似乃尔！简直就是一根琴弦上弹出来的调。可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先生们，难道我们今天还用得着多大的精力去批判刘少奇的陈词滥调吗？
    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层，越是受到黑线影响小的同志，比较接近生活，比较尊重客观，尊重真理，也就比较能接受毛泽东思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教育界里，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关键在于政权，在于教育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不是这样的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种种现象，就一点也触动不了教育界走资派的一根毫毛，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界的问题，教育革命只不过是酣梦中的空想而已。
    林副统帅在总结复辟和反复辟经验时指出：“这种复辟的危险是综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
    他们的种种言行，都是反对我们抓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危险──走资派，转移视 线，不把精力集中在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问题上，集中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走资派的旧班底上。
    这种表面上回避政权问题，回避夺走资派的权这一要害问题的手法，这种不断把斗争引向脱离政权的邪路的手法，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的领导班子服务的，是为小资产阶级以至资产阶级夺权的。
    林副统帅指出：“政权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班子的问题。”
    砸烂旧班底，一方面要把走资派手中的权，把新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苗子手中的权统统夺过来；另一方面要肃清他们的错误思想，时时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以令人不觉察的方式进行反夺权。要对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加以彻底批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教育界的走资派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发现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不很得心应手了，加上名声又不好，他们本人的政历问题又太复杂。于是，就在青年干部中物色对象，其中有的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有的成了新的资产阶级份子。这是走资派里比较狡猾的角色下的种子，必须认真对付。那批修正主义苗子和新的资产阶级份子是走资派的极重要的工具。在夺权过程中，对于他们应当严加防备。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改好了的也可以依靠，仍在时时窥探方向，对造反派耿耿于怀者，就有可能成为窃取革命成果的政治扒手，继续为其主子效劳。正象张春桥同志指出的那样：“他们对造反派有看法，反对造反派。……看你们在这里开会就不舒服，进进出出都是这些人，他看着就不顺眼，……如不注意教育，这些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经不住，到那时就有事了。两个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
    砸烂旧班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过程。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从领导班子着手，从巩固政权着眼，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观。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为着建立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导班子。
    革命，从根本意义来讲，就是先进的思想战胜了落后的，反动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实现。当然，要战胜旧的思想体系，必须借助于物质力量，在阶级社会里，得首先并且主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推出了一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文化革命运动，同时，这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运动，将大大加速历史的进程，大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权，必须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作不疲倦的斗争。
    整顿思想 打倒派性
    在当前，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并且是提高这支队伍战斗力的重大措施。为了召开九大，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准备。政治上我们把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了，并在更深入地进行大批判；组织上，我们清理党的队伍、干部队伍、造反派队伍及教育界队伍；思想上我们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勇敢地和“私”字决裂，这样才能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铁军。有了可靠队伍才能夺取最后胜利。能不能打倒派性，增强党性，就是能不能树起队伍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进一步组织和教育我们的阶级队伍，这是夺好党权，迎接九大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元旦社论尖锐地指出：“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意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已成为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如果再不自觉克服派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来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终于被革命队伍所抛弃。
    文化大革命发展至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和经济上反革命经济主义进攻这软硬两手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原先的“妙用”，他们采取了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新策略。一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迫切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来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这时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就千方百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私”字，拼命煽动派性，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妄图扰乱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已成了当前他们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上政治舞台表演一番，是不奇怪的，有它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利己主义，历千年之久，根深蒂固，在小资产者阶层里是颇有市场。解放十八年，人们的精神面貌是在不断更新，但是余毒仍然是很深的。这不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缘故，更应该注意的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十几年来，他们把持着文化、宣传机器，不但不去触动剥削阶级四旧的一根毫毛，还大肆宣扬帝封资修的臭货，更恶毒的是象疯狗一样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禁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为了篡党篡政造舆论的反革命需要，他们篡夺了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所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余毒是更深。
    马克思说过：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原因与结果是互相替换的。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路线、政策的分歧，并最终以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为最高形式。而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走资派，又转过来扶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理论和著作上的代表反动学术权威，及其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妄想通过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蒙蔽、毒害更多的劳动人民，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扩大反革命阵线，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林彪副统帅说：“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发展起加速、促进的作用。”这就是先进思想影响与反动思想影响之间的本质差别。
    反动的旧思想的阻碍作用，有时并不被人们所十分重视。当反动思潮控制、蒙蔽着一部分的人们，起着恶劣的阻碍社会发展作用的时候，那部分人们往往是毫不觉察的。人们常说：阶级斗争总是走曲折的道路。正是这样，每一曲折，就是先进思想与反动思想斗争的一个回合。
    林彪同志说过：“在一个短时期，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这是一个例子。
    去年八、九月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又是一个例子。
    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影响了我们队伍中那么多人，已成为阶级敌人利用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是更可说明的了。
    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来注意反动思潮的阻碍作用，并用先进思想与之斗争。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上海是资产阶级的集中地，阶级敌人是非常敏感，非常狡猾的，非常善于利用形势的变化来进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活动的。目前，围剿派性已形成了高潮。在高潮中，某些表面上隐下去的矛盾大有发展的趋势。某些政治扒手妄图用“围剿”“派性”的口号，来向造反派进行反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反对派性，首先应当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应当时时从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党权这个根本角度出发来进行斗争。为反对派性而反派性的斗争是没有的，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要么助长保守势力抬头，要么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以便夺好权用好权，两者必居其一。在派性泛滥时，保守势力，反动势力也从未停止过对革命造反派的进攻。这是一条规律。因为派性斗争是大量的，主要的，就以此来完全否认路线斗争，包庇反动势力、保守势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历史将会证明，这是错误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这种例子。在去年十月份以后，或者因为借口反对极“左”思潮，或者因为诚心反对极“左”思潮而没有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犯了迎合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的严重错误。历史在新的条件下，还会重演一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问题在于善于学习，吸取教训。总是有些人老是喜欢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犯错误，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猛击一掌，才清醒过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些人自己认清道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呢？有一个好法子，就是深入阶级斗争实际，注意政治斗争的新动向，不要奴隶主义，不要右倾保守，要有造反派的思想感情，才能为造反派掌好权。否则，总有一天要淘汰的。
    结束语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站在高山之颠，以惊人的气魄，挥动着巨掌，指出了浩浩荡荡的亿万工农群众的红色铁流唯一正确的方向，辽阔的战场上，战尘迷漫鏖战急，鼓角悲壮，马蹄声咽。新的战斗，更加惊心动魄，更加空前规模的战斗展现在我们面前。
    历史在迅速发展，革命在飞跃前进。我们正处在伟大时代的转折点上。“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一科学预言，在今天，在两条路线深刻反映到人们灵魂深处的重大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大即将来临前夕，显示出神奇的作用。时间是多么宝贵呵！现在我们顽强地奋斗，坚持不懈的努力，待到二三十年之后，待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月风暴席卷全世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显得极为要紧，极为关键！
    有志气有抱负的年青一代，在决定命运的政治搏斗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失去的只是精神枷锁，革命的铁扫帚将扫荡一切污泥浊水。
             原载上海《红卫战报》（中串会影印版）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时候到了！法庭开了！现在是把大叛徒、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的时候了。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不除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我们要提醒上海市革委会的同志，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时刻听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要让张春桥引上邪路上去。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从一月革命以来，反对上海市革会的逆流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从各方面来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赤卫队、红卫军异党臭联司，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客，反革命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复旦的变色龙，胡守钧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还有人会跳出来否定反逆流大方向。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这些臭类，胆敢妄动，坚决镇压。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揪出张春桥，为保卫毛主席而战，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普照全球，举起你的双手吧，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上海将更加威武雄壮。


    2007年6月12日初稿    
    2011年8月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