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三册（2）上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三册（2）上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麽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本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後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别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印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清。）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这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二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麽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火车一停，人民不满意。这是保守派的一个包袱。影响国计民生。有很多去华东、华北告状的都走不了，人家很有意见。造反派支持恢复正常工作。少数顽固的要批判，违法的要制裁。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下来没有？（答：还没有拿到。）思想革命，思想要搞透，这是第一，造反派不要急。一个组织封另一个组织容易引起反感，不利于争取大多数。他们有公民权，应向他们说明错误，教育才能起分化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全文如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紧急通告》
    《文汇报》的编者按说：我们全力支持《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我们希望全市革命造反派认真执行这十条意见。
    目前，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政治上已开始瓦解了，便必然要从经济上来发动新的进攻。这场新的进攻，其矛头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直接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最最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
    任何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行为。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面揭穿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阴谋，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把生产搞好，努力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继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又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十分重要。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这个通告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妄图用物质刺激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了这个大阴谋，粉碎了这个大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不要这些破烂货；他们完全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急通告》所提出的十条意见，正是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共同意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再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紧急通告》全文如下：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了：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
    为此，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相信革命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定能“公”字当头，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工人安亭兵团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新华社北京电：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上海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一致认为这是毛主席对革命造反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 ＊ ＊
    新华社九日讯 首都广大革命职工看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后，欢欣鼓舞，热烈称颂。他们纷纷召开座谈会、誓师大会，到街上贴大字报。他们欢呼：这是继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的又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它大长革命造反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威风，是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进军号，是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号召书。广大革命职工从这个文件中吸取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
    北京一些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兴奋地指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阴谋、新反扑。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北京、对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工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它将大大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工矿企业，掀起一个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最关心生产，最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深远意义。我们最拥护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统帅生产，用革命带动生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用“抓生产”压革命也好，用极“左”的面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也好，都不能得逞。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既要做文化革命的先锋和闯将，又要做生产斗争的先锋和闯将，一定要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来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北京内燃机总厂锻造厂自由锻二组的革命工人，今晨从广播里听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后，个个欢欣鼓舞，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组织了学习。这个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实际行动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搞好生产。他们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先是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但当他们看到广大革命职工的革命造反精神压制不住的时候，又转而采取破坏生产的办法，来打击革命。他们煽动一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破坏生产，但是我们识破了这种诡计，和他们坚决斗争，坚守了生产岗位，以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更多更好地完成生产计划。
    北京第一机床厂革命造反派的部分工人，今天分别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座谈会和誓师大会。他们表示：“这个文件非常好，非常及时，它说出了我们心坎上的话，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者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威风。我们革命造反者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砸个稀巴烂，誓夺革命、生产双胜利。”
    北京光华木材厂的一些革命职工在座谈会上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说出了我们革命职工的共同心愿，为我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撑了腰，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支持。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北京钢厂炼钢车间一号电炉的革命工人，一拿到《人民日报》，就边朗读边座谈。他们说，我们革命的钢铁工人，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一定彻底揭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玩弄的阴谋诡计，把这些坏家伙斗倒斗臭，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新华社上海九日电 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地欢呼《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发表极其重要的编者按；热烈欢呼《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他们说：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革命造反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最深切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越来越好！《人民日报》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使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加满怀胜利的信心，更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昂首阔步向前迈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管他们是玩弄“抓生产、压革命”的阴谋，还是玩弄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阴谋，都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短文，最热烈地感谢毛主席对上海革命工人最深切的关怀，最有力的支持。短文说：“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向一小撮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抵制目前出现的、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挑起的经济主义倾向。我们广大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的队员，一定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也在生产战线上打一个新的漂亮仗。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读了《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后，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发表得非常及时。运行车间的革命工人说，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的阴谋破坏活动。我们在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同时我们要坚守生产岗位，保证正常运行，给上海千百个工厂提供更多的电力，坚决用实际行动粉碎那一小撮人企图用停水、停电、停交通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正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上海无线电三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们，读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后，受到极大的鼓舞，马上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这个厂六车间整机二线的革命工人说：“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元旦前后，我们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打了三场硬仗，取得了很大胜利；同时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抓生产，抓紧每一分钟来增加生产，粉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破坏生产的阴谋诡计。”这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就在人力上作好安排，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大家坚守生产岗位，使整条流水线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内始终保持正常生产，超额完成了任务，产品质量也很稳定。
    上海玻璃机械厂一部分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骗的赤卫队员，擅自离开了生产岗位。革命造反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看到生产受到影响，十分痛心。他们说：革命的事，别人不干，我们干！生产的担子，别人不挑，我们挑！他们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度政治责任感，经过革命职工群众酝酿，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坚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力争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革命的双胜利。三车间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同志和坚持生产岗位的老工人学习了九日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在会上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简直是做梦。我们有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有广大革命群众支持，有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一定可以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豪迈地说：“我们革命造反派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他们在本厂赤卫队工人大批离开生产岗位的情况下，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革命和生产出现了蓬勃高涨的崭新局面。他们对《人民日报》九日发表的编者按有更深切的感受。他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关心我们革命造反派，最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他们还说：“赤卫队中的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热情地欢迎他们重返生产岗位，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革命，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胜利！”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第二机床厂大队部山鹰战斗组组长说：我们战斗组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奋不顾身的革命造反精神投入战斗，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有一次，我们全组工人参加全市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市委规定这一天作公假算，回厂后大家主动把生产补上了。有的工人是中班，白天参加了大会，连夜把生产补上，第二天下午照样上班。他说：最近我们厂里出现了有些工人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工厂的现象，也刮起了一股“闹工资”、“闹福利”的“经济风”，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妄图破坏生产，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分散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是不能得逞的。
    这个工厂革命造反派的一位老工人说：我们不要什么“经济地位”。我们必须把政治仗打好。不打好这一仗，国家变了颜色，就根本谈不上我们工人的什么经济地位了。
    这个工厂革命造反派的一位青年工人说：我们厂里有人刮“经济风”，有人签字让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出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我们的新反扑，我们已经识破这个阴谋，我们一定要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外地驻沪联络站工作人员〗
    张春桥：
    早就想与北京来的同学谈一谈了。大家无非是想听听消息、交换意见，你们可以先提意见。
    （有人提到学校里军训，调回去的问题。）
    得到通知的是不是四个单位：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北大、清华？你们讲讲看法吧。
    （三司的说北京要求明天就回去，他们想留点人在这儿。）
    大概不可能，军训只有两个星期到二十天。军训是这么回事，最初，从毛主席接见碰到的问题，队伍到天安门就走不动了，后来派解放军去。这样好看，时间也节约。他们说那一次最好按毛主席的指示编成队伍，根据这一点，今年四月又要接见，如果又恢复接见，又会碰到问题，这是最初的想法。后来想不仅如此，真正的红卫兵站队要象样，最近这半年也懒散了，睡觉、吃饭也不规则，有些人由于工作需要天亮才睡，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有的人就是懒散。我们讨论时，不仅军事训练，也要政治训练，红卫兵正处于初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年，红卫兵八月才成立。红卫兵很勇敢、很革命，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因初期，故有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中央考虑就要政治上训练。现在有条件了。以前看不懂的，现在能看懂了，除了“老三篇”和语录外，读一读古田会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和时局》，左派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与古田会议差不多，对红卫兵也完全适合。上海各红卫兵组织间，一个组织内部，查一查古田会议决议差不多都有，有的只是稍变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一样。伯达同志讲“老三篇”讨论时，主席讲，大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的要读一读，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是必要的。经过这一段，学习一下，总结经验，把学习主席著作与总结结合起来，时间又不能长，又要总结经验，最初北京的不同意，特别是中学生不同意。因为中学生最近才回去，认为对两条路线斗争有妨碍，这个大概讨论了一个月，开一次座谈会不同意一次。最近形势变了，北京在一周内就变了，抓西城纠察队，许多保守的也解散了，如清华好多左派组织合成了一个井冈山，在新形势下，感到要军训了，组织之间问题不怎的……清华只余下了井冈山，地院只剩下《东方红》，北航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先在这些左派占优势的学校搞军训。我与姚文元商量一下，能否回去一部分，学习一下，因为全国都要准备推广。这个问题就这样，因为我们不能代替总部，我们可以向北京问一下。从我们两人在这里的意见。希望多留一点。也可能家里人少了，各地方不回来也不行。学完后也准备下厂下乡。（有人问起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联欢他（指日本政府）不发签证吗。准备了一年多了，来以前在加紧筹备，最后不发签证没法来。（有人提出在上海的联络站能否搞军训）因为上海学校没与他们商量过，究竟什么时候搞？你们可以向总部建议。（姚文元插话：可以提一个，也可以提两个。）
    关于周总理、刘宁一讲话我们没问。根据我们知道，中央准备发一个文件，征求意见稿，他们刚刚起草出来，还没征求中央意见。如果正式稿，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中央发社论、文件，因为全国都有类似问题。
    （谈到按职业成立组织问题）我们主张按阶级组织队伍，红卫兵是革命青少年组织，应该是坚决捍卫毛主席路线的，无产阶级化的队伍。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三年毕业生有各党各派，我们主张按阶级分，不按职业分。美国分裂工人队伍是按职业队伍，十六条提出是组成阶级队伍。
    （谈到支疆家长造反及回乡支农造反时）方向不对的。要到新疆去。到边疆去，上山下乡这是总的方向。
    （谈到市场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必然的嘛。（有人插话反映百货商店情况）整个形势，经济问题，《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已作了基本分析。这个文件主席看了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编者按是主席的意思。对《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很赞成。同学们过去恐怕没碰到，那时来串联谁会想到这一手。冲市委，炮打司令部，特别我们同学没搞过经济工作，我们碰到了，见见世面，我们要很重视，看到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总的要藐视它，他们是没办法，最后挣扎。过去上海抓生产是举得很高的，过去到过上海的同志对我说，上海十六条只有一条“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上次我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最大压力是生产，对工人造反队是最大压力，对我也压力很大，说我拿原则做交易。这些人当时还觉得自己力量最大的，但革命没压下去，他们就连原则也抛弃了。我们没来时接电话听说，赤卫队“三停”，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衡山宾馆，几万人上北京。赤卫队来电报很多的，压中央文革派人来，我们感到这是件大事了。但也预感到赤卫队要垮台了，他搞“三停”就完全脱离上海人民，几万人上北京，你要不要生产？！我们就与一些同志打电话赶快把抓革命、促生产旗帜举高高的，过去他们拿来压革命，现在拿来促革命，保卫毛主席路线，现在看来应该这样，把这旗帜树起来，因为这代表了广大群众眼前和长远利益，我们要有精神准备，甚至造成比这更大困难，也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应该相信广大工人群众不会去搞破坏，去离开生产岗位，这点要充分相信群众，他们要听主席和中央的，这点无论如何要相信，如他提出这就垮得更快。上海刚解放，问题更严重，现在码头上东西多，没法运，而过去是没东西。我们最关心粮食，第一位的是吃饭，只要上海人民有饭吃，就大胆干，饿肚子也可干，但有饭吃更好。那个钢铁厂停了，这个吓不住我们，停几天，革命照样干，以后再赶上去，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停工。但我们来上海感到左派压力大。我们没挣钱，没签字，没停工，压力不是对我们。
    那一天对《解放日报》也说了，报纸上要表扬一些抓革命、促生产的好事，按工厂十条搞得好的，应该登报，个人、组织、一个单位。因为这些同志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问题上站在正确一边，应上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了，没框框了，过去不能上报，现在统统可上报。签字特别多的，胡开支票的，但是要找局长以上的，厂长、科厂不要，开斗争会斗他，让老工人发言揭发他，甚至让一部分觉悟的赤卫队员来控诉他。
    刚才讲了战略上、具体工作上要艰苦，自发的工人运动总是要搞经济问题，我们任务是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上来，提到两条路线，国家变不变颜色上来，学生与工人结合，把马列主义、毛主席基本观点带去，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工人，但工人同志接受比知识分子快，他们文化上有限，知识少。这是学生光荣任务。你们下去在一个厂、一个车间看到的要登报，可能发现新的劳模，代替了他们，应宣传这些新的人物。
    现在只能把力量投入要害部门。先稳定下来，码头已回升了，最低点是万吨，昨天达到六万吨，能把自来水、邮电、公安等部门左派真正动员起来，占了优势，“三停”做不到，然后发动更多的人到工厂去，这样更加广泛结合，我们去不能光谈经济问题，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经济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上来看，这斗争有什么严重恶果，在斗争中不断揭露市委，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稍稳定下来，还要回头打政治仗，现在不能不抓一下生产，但用政治、用思想教育解决，不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要犯错误。
    （大家反映了关于社会青年、下放工人的问题）
    马陆公社的农民为什么进城，就是宋日昌、宋季文签的字。有的家靠近城市，做些临时工，收入就比农民高，吃饭算那儿就成问题。于是就规定你在城里做工的，收入归公社一部分。签字就说全归个人，公社工业国营，于是农民就进厂，变成农业工人，闹国营农场要求。
    （有人说这股风刮到农村影响很大）
    我那天知道有一万，这完全是破坏农村文化革命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工资制有问题。是在进城后形成的，特别上海千差万别，有的是帝国主义工业，里面重体力工人给很低，要害部门工资很高，用这分化工人。这制度对我们也有影响，所谓保留工资，还有封建主义影响，解放后苏修影响，还没有按中国情况。主席一贯主张搞一套适合中国情况自己的，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制度。讨论了几年始终没解决，这问题到文化革命后期一定要改。否则，也可能因为这犯错误，影响国家前途。同学们说理时要注意，不要一概否定。但也要提到，这工资不仅个人生活问题，而是关系前途问题，是按修正主义道路发展呢，还是按共产主义道路发展？这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在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定性胜利后才能解决，领导问题解决了，左派占了优势，正确思想占上风，才能解决好。目前不要上敌人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现实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先刹住，你们要注意哪些是合理的，现在做起来不难的，不解决就又走向另一极端，这也要注意到，否则就脱离群众了，有的搞得好也可能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要与两条路线联系起来。最近我们还没有与基层工人接触，因为与各组织见面还没有完呢！
    （有人提到公安局两派问题）我刚刚接触到公安局问题，过几天，找他们谈一谈。解放军接管，或分化他们。后想解放军接管不好，不是有个基本原理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公安局的同志大都是好同志，否则变成公安同志都不可信，这在任何时间不要动摇。这问题看来要外地帮一下。他们中间总要有人起来坚持毛主席路线的。因彭真、陆定一搞好多年，有问题。但毛主席对这抓得很紧。我们正在交换意见，都交给造反派，任务太重了，如接待站，造反了就出动串联了，后有一批造反派看不下去，眼看每天有许多人找不到地方睡，于是这些造反派找我们，我说搞一个革命的接待站行不行？搞起来很困难，因为机构都瘫痪了。现在造反不那么简单，一造反，各种压力困难摆在面前，如《文汇报》、《解放日报》也是，给压力很重。我们考虑，有的还是要当权派干，你不是要回到主席路线上？就干嘛，给机会嘛，最近干部要来谈的就多了，他们犯错误，检讨承认给工作做，在工作中看改不改。这样对造反派有利，造反派稍机动一点。公安局问题把抓的人送去了，可以告诉造反派去监督。否则他们自己要造反了，又搞业务，忙不过来。
    （有人问：可不可以与公安局串联？）这问题没有研究过，原则上不采取串联。
    （有人提到南京解放军接管公安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没有撤，陈毅还是主任，随时可以管制。还是用大民主。西城区纠察队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小指头问题，不要都压在自己身上。那几天北京同学几个司令部都很紧张，说他们要闹大事了，也没什么。一二·九要在天安门开大会，也没有开起来。他拿这个旗帜根本号召不起来，群众不会相信他，但工作上也要重视，要积极做工作，争取群众，他也要相信群众，保爹保妈这谁听，这口号叫不起来的。
    （关于赤卫队）总部桌子砸烂了，思想没有砸烂，方向没有砸烂，你们的宣言、通令怎么办哪？那些事做错了，要在社会上说清。
    我们来是以调查员、通讯员身份来的。一个是来不来？后来说来。来以什么身份？后来考虑以这个身份最好。这样是不是消极了呢？不是的，有些事完全可以商量的，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我们有的意见也有错误，我们刚到上海，不要迷信。有些事最好不要问我们，有的，不说一点不好办，说一点又不够，你们最好自由行动，我们也自由。如一月六日会，我们考虑不参加，要参加就要讲话。一些会也不参加，可以东跑西跑，了解情况，大会可以了解情绪。中央也给我们任务，给上海左派组织，包括外地在上海的，给以帮助。因为在北京，不管如何少，也可以一同谈谈，在上海就没有，各组织发生问题也没人帮忙一下。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 上海工人革大《红旗》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央贺电发出后，影响很大，人们要来上海学习经验，要接待。全国在向上海市学习。中午，中央文革小组通知我，中央四个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发一个贺电，送到主席那儿去了，正经主席审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写好了，明天见报。我回电向中央表示感谢，这是中央对我们上海最大的支持，（姚文元：史无前例）以中央四个组织的名义给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是给上海市委，这是从来未有的。上海解放时，中央与中央军委发过贺电，再也没有发过贺电。这是对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给了我们最大的责任。
    （召集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办）
    （北航红旗王健良：我们上海各组织给中央四个组织发致敬电。
    姚文元：给毛主席。）
    现在形势在回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不管码头、工厂、市场都在回转，但不稳定，困难还是不少。
    （在谈到《紧急通告》上签名问题时）有些名称不妥当，本来想商量一下，来不及了。比如上海有些组织是毛泽东主义的，在北京已改正过来。毛主席不同意这个叫法。我提个意见，你们考虑考虑。（读贺电，从略）
    我们来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四日来以后，开过一些座谈会，还没有在大会上和群众见面，不是怕群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工作从容一些。调查员顾名思义是作调查的，不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包办代替的。主要靠我们自己，你们有什么工作最好不要和我们商量。我们没有来以前，你们不是干得很好嘛。上海的情况，我们可以向中央汇报，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传达，我们不会对大家保密的。
    中央肯定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经验。在市级党政机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但是革命群众能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你们现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里。只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进行到底。我们应当相信上海革命工人、农民、学生的力量，上海市很短时间内就把形势扭转过来了。就港务来说，原每日八万吨，六日低潮仅三万多吨，现在回转过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打退下去了。
    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中央作出了这么大的估价，说是全国的模范，而我们作的还不够。与其说是中央对我们这样高的评价，不如说是中央对我们寄托这样大的希望。我们怎么样作出行动来不辜负中央、主席对我们殷切的希望。
    上海革命组织之间有些矛盾，彼此联系不紧，有些事情是不妥当的，如《紧急通告》的署名次序问题，光想争第一位、第二位签名，扬言要封《文汇报》，为了登一个广告，就想封《解放日报》。现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新生了，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登的。这样就推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发行。
    我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以全局利益为重呢，还是以个人、单位的利益，局部利益为重呢？中央说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形成了大联合，这是对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有问题。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
    上面谈到的事，我原来很吃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生，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毛主席刚刚肯定了的，有什么理由要查封呢，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老实说，现在有人要查封《文汇报》、《解放日报》，包括《支部生活》的话，受到砸，我们每个革命组织都有权起来保护。砸烂狗头是对敌人，不是对同志。以后要变了，再造反，现在不行。
    听说小教挨了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斗争成功了，斗争还会尖锐起来的，要做好准备，斗争有各种形式，敌人一手失败了，还会有另一手的。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果小教挨了砸，我们能都去支援吗？我们不要互相拆台，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我们要想到现在斗争很尖锐，阶级敌人会用任何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要真正互相帮助，只要是一个革命的组织，革命的人，不要什么命令就要互相帮助支持。这样才能不辜负中央给我们这样高的估价，这样大的希望，才能达到上海市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
    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中央贺电，学习中央对我们的评价。已经做到的，我们要保持；还没有做到的，就去争取，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中央对我们的支持。
    目前，保守派，我一个也不接见。昨天晚上，有二、三十个不速之客翻墙进了我的住处，自称是造反派，大概是保守派。我没接见，我是有准备的，当然不知道赤卫队什么时候会冲进我那里。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够把言论权、时间安排权给我们，工作会从容一些。上一次来上海，到最后几天，是无法生活了，而且干的也不是我所愿意干的。
    革命造反派之间，有什么就谈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最好是写信，托《文汇报》、《解放日报》社整理信件，我们去取。上海这几个组织不好单独接见，大会又不解决问题。
    （姚文元同志感冒了，他不讲了，散会。）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上海工人革命大学红旗总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
    〖上海革命造反派召开“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讲了话。〗
    张春桥讲话：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略）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来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得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地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了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那么今天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一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上海是我国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基地，帝国主义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他们要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一定要夺取上海这个基地，上海解放以后十七、八年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我们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斗争中间，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捣乱，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上海无产阶级在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万丈的灿烂的光辉照耀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他们还会采取各种手段同我们较量。但是同志们，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是腐朽的力量，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贺电就是最新最活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方向盘和指南针。我们为了夺取新的胜利，一定要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我们要永远地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及时地识破和揭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给予粉碎性的打击。我们要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决地执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间规定的政策，把每一条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行。
    我们胜利的保证就是伟大的毛主席撑我们的腰，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我们胜利的保证，还在于我们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联合。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已经联合起来，我们希望你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这种联合，把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斗争，使得上海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街道，都成为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经过我们的斗争使整个上海成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国革命人民的强大的基地。
全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向上海革命的工人阶级致战斗的敬礼！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人民致战斗的敬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表达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于上海的革命人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期望。今天，一千句话一万句话说不完我们心里的高兴。我们表示决心，一定要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夺取新的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
    从这最近一段时候火热的阶级斗争中，从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英雄的革命行动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同志们，我学到了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活生生毛泽东思想，活生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活生生的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同志们，多少年以来资产阶级就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的进攻、挑战。现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了全面的总进攻。上海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里面失败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已经垮台或者将要垮台，就企图在经济领域当中发动一场新的反扑，想搞一场经济上的大破坏，来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来压倒革命造反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的烈火压下去，这就是这几天阶级斗争的重点为什么转移到经济上面的原因。我们看到，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相呼应，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的黑风，他们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同志们，这种阴谋已经被我们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和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识破了，坚决地粉碎了。但是这是一场十分尖锐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注意他们还想使用什么别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时地揭露它、粉碎它。同志们，在这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中，上海的工人阶级和革命造反派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你们挑起革命和生产两付担子，纵使有天崩地裂也敢上，你们坚决揭露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阴谋，你们把经济主义的臭家伙砸得个粉碎。这充分证明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吓不倒的，是骗不了的，是压不垮的，你们不愧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模范。同志们，这里我要指出：上海市委的曹荻秋、陈丕显之流，过去曾经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写在自己的帐上，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现在他们当中有的人竟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照耀下创造的伟大成绩算在自己的名字下，这种做法真是厚颜无耻！
    毛主席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斗争中，我们再一次看见毛主席这个光辉思想伟大的力量。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勇敢前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猛烈开火，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首创精神；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敢”字当头，一个又一个地攻克了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再一次证明，证明了什么呢？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战的关键时刻，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的关键时刻，革命造反派应该挺身而出，行动起来，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把报纸和一切舆论工具的领导权，把经济命脉的领导权，把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夺到我们自己手中来，提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采取果断的措施，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秩序，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揭穿他们一切反革命的阴谋。只要我们现在这样做，而且以后永远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种种阴谋诡计，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最后让我们高呼：
    全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全上海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经济主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编辑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这种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和正在被揭穿。他们陷于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
    但是，这些反动家伙，是不是会自动缴械投降呢？是不是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不，决不会！他们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决不会自动缴械投降的，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
    革命战士每夺取一个堡垒，都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革命每前进一步，敌人都会耍出新的花招，搬出他们的十八般武艺。他们总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硬的不行来软的，武的不行来文的，软硬兼施，文武并用。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常常狡猾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自己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现在，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惺惺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指向革命群众，借以保护他们自己，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秩序。
    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铁道部门的某些负责人也在这样干，妄图用中断铁路运输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就愈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制造条件。
    这些家伙们玩弄的经济主义的把戏，是革命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认识到必须彻底戳穿，战而胜之。
    这种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这种经济主义，是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迎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群众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使他们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其目的是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经济主义，是破坏社会生产，破坏国民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它提倡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这是从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这种经济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维护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加反动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总之，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的非法手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 （⑴⑶）
    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组织，都应当百倍提高警惕，识破阶级敌人玩弄的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市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为同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个号召必然对全国工人阶级、全国革命人民，起伟大的鼓舞作用。
    为了彻底粉碎经济主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的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要向那些暂时受蒙蔽的群众，耐心地进行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他们一旦认清了事实真相，是会分清大是大非，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的。
    当前全面的阶级斗争，是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挑动起来的。我们警告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赶快悬崖勒马，还有向党和人民将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不向革命人民投降，那就让它自取灭亡。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及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上药二厂九个赤卫队员（宋志云 王阿头 曹林 魏涨生 李忠发 冯永山 沈光银）写的《向毛主席请罪书》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向您老人家请罪。我们是错了，完全的错了。
    昨天，我们上药二厂几个同志在赤卫队总部的蒙蔽下，随同嘉定地区联络站代表，到《人民日报》询问《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登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情况。由于我们受了赤卫队总部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有问题”这个极其反动言论的蒙蔽，极其错误地认为这篇文章未经您老人家批准，而是《人民日报》编者提出来的，因而写了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愤怒的控诉，强烈的抗议》，极端错误地向《人民日报》的编者提出了抗议。这是个极大的犯罪行为。
    经过北京和外地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受了坏人的骗，上了坏人的当，我们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抗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深恶痛绝自己的犯罪行为，向您老人家请罪。
    这次严重错误的根源，是我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因而在大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我们一定吸取这次严重错误的教训，擦亮眼睛，提高警惕，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我们向您老人家保证：
    一、坚决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按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学生。一定在文化大革命中，灭资兴无，不断改造自己，破私立公，紧紧跟着您老人家闹革命。
    二、我们这次来京控告，是完全错了，我们受了赤卫队总部的蒙蔽，我们要大造赤卫队总部的反，揪出幕后指使人。
    三、我们坚决响应您老人家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立即回到上海去，参加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斗争，对于我们这次来北京给生产上带来的损失，我们一定补起来！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药二厂分队 宋志云 王阿头 曹林 魏涨生 李忠发 冯永山 沈光银等九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张春桥对上海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一、中心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
    二、造反派要更好地团结群众，建立新的劳动秩序，有些组织有机会主义，如五七年成立派别，五八年成立级别，炊事员成立派别等等，这样会分散阶级队伍，建议工交系统组织阶级队伍。
    三、上山下乡是大方向，应大力宣传？
    四、多宣传打倒经济主义，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五条，逐条宣传，集中点便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可以处于不败之地。可以召开上千人的大会，介绍新的先进事迹。
    五、上海形势，外部矛盾转入内部矛盾，造反派内部打内战，造反派要整风，做到艰苦朴素，接近群众，不要有气，有些组织可以搞些条例。
    六、游街多，打击面过广（注：上海最近游斗过多，当权派、保守派等被拉上街），有的出现跪的现象，这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七、左派掌权，左、中、右都可以使用。不然，左派就会被别人打倒。
    八、要做群众工作，接管后，主要问题是生产问题。上海地方关系全局。
    九、造反派要注意团结，在大方向一致下求同，小节可以有异。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北京市中学生要比大学生差二大截。上海也是这样，上海某些中学造反力量很弱。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九个革命造反组织《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
    急风暴雨式的上海革命农民运动正席卷着上海郊区各县。
    上海农民运动，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初步联合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大搏斗、大厮杀中兴起的，是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第一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以后以及第二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后推向高潮的。它一兴起，就以文化革命的一支主力军的姿态，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并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投身到空前规模的夺权斗争中去。
    目前，上海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其来势之迅猛，规模之宏大，声势之壮阔都是史无前例的，什么样的反革命、保皇力量都压抑不住。敢革命、敢造反的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农民，高举起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冲决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罗网，朝着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上迅跑。他们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一开始就抓住了革命的根本问题，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农村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所盘踞的阵地将全部被他们冲毁；几千年来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污泥浊水都将被他们扫除殆尽。农民运动的锋芒所向，锐不可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一切革命派无不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一切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都吓着魂飞魄丧，感到了末日的到来。
    农民运动的兴起，搅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酣梦，他们已预感到自己会一下子从台上被打翻在地，他们的老板也将一个个被葬入坟墓。他们对农民运动吓得要死、急得要命，施展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做垂死的挣扎。他们先是赤膊上阵，凭着自己手中的党权、政权，把贴他们大字报的革命农民打成“反革命”“坏分子”，搞黑名单、查历史，竭尽围攻、迫害、镇压之能事。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农民是压不倒的，他们顶着阻力杀出来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好施出自己的祖传拿手好戏：退居幕后，造谣生非，挑拨离间，甚至利用宗族关系挑起群众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自己过关。他们还嫁祸于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斗一般四清工作队员，转移斗争目标。他们又利用自己手中的财权，大搞反革命的经济主义，乱发资金、乱开支票，甚至分掉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农民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妄图用增加城市压力、转移斗争目标、破坏生产、破坏供应的毒辣手段，达到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当革命造反派农民起来夺他们的权之时，他们又阴谋策划，组织保皇组织，打着“贫下中农”“革命造反”的旗号，耍阴谋、放暗箭，制造假夺权，保存自己的势力，伺机东山再起。这些阴谋破产后，他们仍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又用掼纱帽，躺倒不干的手法，妄图对革命造反派的农民施加压力。
    形势的发展，需要革命农民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迅速组织起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联合革命的工人、学生、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
    郊区农民运动的迅猛兴起，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一切革命左派都必须密切关注农民运动的新发展，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持革命农民的一切革命权力，迅速实现工、农、兵、学、干的左派大联合。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将在农民运动面前决定弃取，一切要革命的知识分子，火速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急风暴雨中去经受锻炼吧！
    为此，我们特作如下通告，望全体革命群众遵照执行。
    一、革命农民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识破一小撮人所玩弄的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群众和一般四清工作队员的阴谋诡计。要加强左派队伍的团结，善于争取受一时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造反大军，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把农村搞个天翻地覆，旧貌换新颜。
    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广大的革命农民起来造反，就是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个权，夺得有理！夺得好！好极了！一切权力归革命左派，农村必须立即展开全面夺权斗争。农村中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迅速组织起一支以革命的贫农下中农为主体的阶级队伍，建立一个由革命左派组成的、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拥护的领导核心。戳穿一小撮人玩弄的假夺权的鬼把戏，警惕阶级敌人趁机混水摸鱼，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牢牢掌住印把子。
    三、革命农民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革命造反派要勇敢地挑起革命和生命两副重担，建立和健全“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抓好革命，搞好生产。农村的各级当权派，必须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搞好生产工作，决不允许消极怠工，躺倒不干。革命农民要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冬季生产新高潮，力争一九六七年农业大丰收，努力完成支援国家建设的光荣任务。
    四、再接再厉，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革命造反派应立即采取革命行动，保证生产资料、生产资金、公共积累、粮食储备等集体财产不受任务损失。革命农民要警惕一小撮人企图用分光、吃光、用光的手段，来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阴谋，积极、主动地维护社会主义经济，不要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阶级敌人的当。凡属不应当分配而已经分配了的生产资金、公共积累、储备粮等，应由社员群众讨论，采取必要措施，设法追回。
    必须坚持工人支农、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大方向，彻底粉碎一小撮人用“复职复工”的手法来煽动群众离开农村、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已来城市的支农工人、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应当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要坚决打退一小撮人用金钱、物质引诱、腐蚀革命组织的新进攻。各造反派组织的领导，要永远站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实行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一般不要脱离生产。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必须认真的、彻底的进行平反。但决不允许四清运动中有严重问题的干部趁机翻案。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有趁机捣乱，妄图翻天者，坚决镇压。县、社公安部门应当对他们严加管制。希望人民解放军大力保护、支持农村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
    六、革命农民要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更高潮。
    七、革命工人要大力支持革命农民运动，支援农业生产，巩固工农联盟，使敌人破坏工农联盟的阴谋诡计永不得逞！革命学生、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火速投入到革命农民运动当中去，拜贫下中农为师，和革命贫下中农一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反对指手划脚和包办代替。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共同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展开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
    坚决夺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
    彻底打倒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革命学生、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大联合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革会工农学联络总站上海市农业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农业经营管理系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畜牧兽医革命造反总部上海市农村卫生系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上海市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上海市文艺兵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郊县建筑服务公司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半工半读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上海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红三司上海工学院纵队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总站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川沙县严桥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农民造反之势锐不可挡》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国，震撼着世界。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我们广大贫下中农起来造反了，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反之势，迅猛异常，锐不可挡！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公社里，也曾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坚决顶住了这股妖风，同那些混蛋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又玩弄了新的手法，使用“调虎离山”计，煽动农村大批社员和落户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严重地影响了本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影响了农业生产。我们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向各大队、各生产队发出了紧急呼吁，要大家不要上这些家伙的当，不要受他们蒙蔽，并且组织大家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反对经济主义的著作，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许多受了蒙蔽离开生产岗位的社员、落户知识青年，现在已纷纷回到生产岗位，安心农业生产，积极投入了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中，我们深深认识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农民，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我们一次又一次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夺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等二十七个革命造反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结合本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学习和讨论了这个重要文件。在学习中，大家都表示要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精神，以及文件中提出的四条意见，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抓革命，促生产，将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新华社记者：上海三十一个革命组织发表《紧急通告》： 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新阴谋  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新华社上海四日电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会）第三十一个革命组织三日联名发出《紧急通告》，呼吁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的新阴谋，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紧急通告》首先分析了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指出：上海郊区革命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三百多万农民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的贫下中农，实行大联合，展开了全面的夺权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整个郊区革命生产形势好得很！但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他们一手策划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阴谋破产以后，继续玩弄新的花招，实行新的反扑。
    《紧急通告》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有的躲在暗角里，有的赤膊上阵，大刮阴风，大放毒箭，使尽“十八般武艺”，拚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力保自己蒙混过关。这些坏家伙阴险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胡说：“只要是干部都可以斗”，煽动一部分农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犯了一般错误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唆使农村基层干部“躺倒不干”、“等待换班”，放弃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这些坏家伙用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恶毒地在农民革命造反派各个组织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分化瓦解，竭力挑动群众斗群众，自己“坐山观虎斗”；他们煽动一些青年农民造反派组织的成员，离开自己的斗争和生产岗位，跑到城镇去“造反”。这些坏家伙更毒辣的是同地、富、反、坏串通一气，站在背后撑他们的腰，大刮“翻案风”，妄图夺无产阶级的大权。眼下，他们又利用农民群众准备“过春节”的习惯，暗示农民群众搞封建迷信活动，大办“年货”，走亲访友，放弃斗争，放弃当前生产。这些坏家伙这样胡作非为，使尽奸计，不但严重地影响了某些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阻挠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冬季生产。
    《紧急通告》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他们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所开展的全面夺权斗争；就是要破坏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破坏农业生产，妄想搞垮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们最终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紧急通告》向上海市郊区所有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农民发出四点呼吁：
    一、一切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农民，一切到农村同革命农民相结合的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都要严格区分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绝不能乱“斗”，防止中敌人的奸计。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把它们统统揪出来，彻底斗倒、斗垮、斗臭。特别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翻案风”，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他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斗争中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对于有一般缺点、犯了一般错误又愿意改正的农村基层干部，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分别不同程度，鼓励或督促他们抓好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欢迎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⑶⑵）
    二、各个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之间，一定要实行并且加强大联合、大团结，全面展开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各革命造反派要加紧学习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树立为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而夺权的崇高目的，清除一切错误思想倾向。对存在的非原则的意见分歧要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要把混入革命左派队伍中的假左派、真右派，铁杆保皇分子等揪出来，清除出去。
    三、一切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团结广大革命农民，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建立并健全两套班子。立春将至，农时季节十分紧迫。当前，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大面积的夏熟作物，急需加强培植管理和施足肥料；春耕生产的农具、肥料、种子，也急需着手准备。能不能打好当前生产这一仗，是关系到夺取今年夏熟丰收和为全年丰收打好基础的大问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绝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把所有的劳动力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农业生产，迅速掀起一个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四、农民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农民，要大革“春节”的命，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春节不放假的决定。已经停止生产、准备“过年”的人，要立即恢复出勤；已经外出走亲访友的，要动员他们赶快回来；已经准备放假“过年”的生产队，要迅速改变这个决定，坚持搞好生产。对于思想不通的群众，要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动员他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
    一九六六年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渐趋深入时，陈丕显指示他的部下：“要独立自主，各自为战”、“对群众不要对立，有些问题能解决就解决”、“经济问题要放宽，不要顶”。在这一指示下，市委的老爷们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在所有制隶属、工资福利和劳动调配等问题上签了大量的字，批了大量的钞票，许了大量的愿。于是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渐渐刮起。
    十一月中旬：
    回到市区企业作临时工的下放工人在静安区文化馆集会揭发批判精减安置工作中的问题，要求改变“四.六”分配制度。当时，由王少庸代表上海市委作了四点指示，指示的中心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而回避精减安置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王少庸四点指示的精神，成立了以王克为首的工作小组，小组成立后，着手处理“四.六”工问题。通过两次协商，决定从一九六七年起工资100%归下放工人，口粮由生产队供应，5%的公积金、公益金由国家支付，国家因此全年要拨款二百万元。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阴谋转移斗争大方向，刮起经济主义妖风的起点。与此同时，临时工、外包工也起来造反了，当初他们揭发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揭发了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
    十一月二十一日：
    由于经济主义的引诱，临时工、外包工把矛头指向经济问题。此日在华东局，张承宗、于永实同华东局负责同志在临时工大会上签署六条，同意五月十六日以后所辞退的临时工在两周内都复工。
    十一月二十六日：
    宋日昌与电动工具厂职工签字六条，承认“五八”类工资不合理。
    十一月二十九日：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使他们的阴谋进一步得逞，经过几天的筹备，成立了以宋日昌为首的所谓劳动工资接待小组。下旬，上海精简下放在无锡的职工登记准备成立司令部到上海来，劳动工资接待站的几个干部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紧张。汪力田说：“欠了精简下放职工的债。”于是马上派人到无锡去联系商谈，希望当地做工作，尽力说服不要到上海来，但当时无锡市找不到负责人，因此就等他们来。
    十二月一日：
    宋日昌代表上海旧市委同意郊县下放工人、临时工万人代表大会的要求。
    十二月十日左右：
    陈丕显召开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会后，宋日昌到王一平处去，请示劳动工资方面的问题。宋日昌讲了各方面问题很多，农民也进城了。王一平听了后说“农民进城好，闹得没饭吃就好了”宋日昌当时情绪也不正常，他说：“只放不收，谁收谁倒霉，劳动工资也是这样，只放不收，谁收谁倒霉。”因而以后，他每到会，对群众的要求就一口答应，乱签字。
    十二月十三日：
    在市人委大礼堂休息室召开接待工作人员会议，宋日昌说：“不要搞对立，造成重大事件，发生了问题都要市委负责的。”王克更露骨地说："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很自然先是经济。”“劳动工资上有资本主义的，有修正主义的，甚至有封建主义的。搞这方面问题不能看成个人主义。”他又传达了马天水的指示：“经济上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不许愿。只是集体转国营，下放工复工，临时工转正不行，大鸣大放争辩后解决。”王克接着又说：“要搞几条杠杠，大的不能解决，但不能对立。问题不能解决，一、二星期后就起变化，堵不住。”散会后，劳动局的沈智等人研究几条杠杠，数日后搞出了集体所有制、临时工、外包工劳保福利两个方案。
    十二月十五日：
    精简去外地农村下放工司令部成立，当时他们对物质要求不很高，他们向市委只要一百元经费，但汪力田却同意给他们二百元，汪力田说：“我的想法是关系搞好，能解决的慷而慨之。”数日后，司令部找汪力田去谈工作，向汪力田提出了二十一个要求，绝大部分是物资要求。如宣传车、汽车、两用车，都提出来了，许多东西根本办不到，王一平、汪力田等都答应签字。
    同日，市农业局召开农村分配工作会议，市人委农业主任张辑五向各县农业局长下达黑指示：“农民革命起来后，也要造经济的反。”“今年生产大队不要向生产队提留积累，不要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明年买农业机械可以向银行贷款。”在这些黑指示下，农村的经济风也猛烈地刮起来了，农场的老职工于十二月中旬至十二月底到上海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个农场党委就大量签字，大量报销，有求必应，预支三个月的工资，随便答应农场人员外出串联或回家休息，农场文化大革命无法进行。这些都是陈丕显、曹荻秋这批混蛋的罪证。
    十二月十八日：
    李文彬、张志昂与临时工、外包工代表签订有关日薪改为月薪等内容的五点要求、四项要求。
    十二月十九日：
    宋日昌、王克、李德鸿、汪力田、李文彬等人讨论有关集体所有制、临时工、外包工劳保福利的两个方案，参加此会的还有劳动局的处长沈智、朱瑛，市劳委的罗军、丁克义，经过讨论后确定用第一方案。
    十二月二十日：
    汪力田在新城饭店召开各区劳动局及部分工业局负责人会议，把第二方案发下去征求意见，同时马天水给王克十点黑指示，指示同意第一方案。
    十二月二十四日：
    王一平、汪力田签字，同意支援外地农村下放工人下厂义务劳动，安排好生活。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法华路，宋日昌、王克、于永实、汪力田研究形势，修改第一方案并征求马天水同意。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黑市委怂恿下，工人赤卫队一小撮领导人开会策划停铁路、停邮电、停公交、停水、停电、停工矿企业、停市内清洁卫生等阴谋。
    同日，港务局所属九区部分艺徒在抢黑材料中发现有一份有关艺徒工资级别问题的材料，而当时他们的工资级别与文件中所制定的不符，于是他们就到区局造反，要求补发工资。北方区海运局党委书记李广就大笔一挥，同意补发一年工资。于是一股补发工资的妖风，就由九区开始向各单位、各工厂蔓延开来。
    十二月二十八日：
    赤卫队以反对曹荻秋“把八十万赤卫队员打成反革命”为理由，到康平路包围阎王店，大闹皇宫，威逼曹荻秋声明所签订的错误的“八项要求”继续有效，这样以至于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生产遭到严重影响。国棉十七厂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印刷工人也大批离厂，影响了正常的印刷任务。据统计，单在26日至29日四天内，就要少印老三篇二十四万册，毛主席像十八万册。上海机械厂六千个职工全部停工，一部分北上串联，每人给一百元，还提前发了三个月的工资。上钢三厂六个转炉已停了五个，大批化验员外出串联。与此同时，港务局亦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一九六七年
    一月一日：
    曹荻秋主持开会。会上曹荻秋、王一平、宋日昌、宋季文等捧出陈丕显的“独立作战，独力思考”、“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的指示，大肆煽动说：“现在这些问题，请示中央也没有用，还是先干起来吧”在所谓“讨好群众，稳定整个局面”，“缓和缓和空气”实际是保住自己的指导思想下，订立了五条。即：
    1.一九五八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
    2.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
    3.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
    4.郊县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
    5.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
    至此，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总闸门已全部打开。
    一月二日：
    于永实召集劳动局干部会，传达市委指示。为了紧跟市委决定，制定两个方案配合，即：《关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及社会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救济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关于当前若干工资待遇方面的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两个文件对“五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月三日：
    宋季文打电话给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熊中节，传达了“五条”，熊立即向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处长作了传达，还向外贸局、商业二局作了布置。于是，一股加工资、增福利的经济风，在工业、财贸系统的基层愈来愈猛地刮起来了。就在这一天，就发生几百个单位到银行提款，有的一次提取几十万元，单位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只有三十三万元，而一月五日却去提取补发工资一百二十八万元，接近四个月的工资总数！
    一月四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群众组织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进军号。
    同日，文汇报社革命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社的权，使文汇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鸣锣开道。
    一月五日：
    《文汇报》全文登载《急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引起很大反响，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及时揭露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阴谋。同日，一小撮人把工人支农回沪造反队一千六百余人引进上海大厦，占用四个楼，大量挥霍国家钱粮。
    一月六日：
    解放日报社内革命造反派夺了解放日报社的权，两个报纸刊登了不少工人同志来信揭露上海市委、各单位当权派玩弄的毒辣手段，为当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双胜利，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起了巨大作用。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准备抛出一个“十条”，其中有几条如下：（1）责令上海市各公安机关迅速将支农工人户口迁回上海；（2）支农工人立即回厂复工；（3）支农工人按下放日期每月补发原工资30%补助金……，由于坚持原则的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说理斗争，此“十条”不敢公诸于世。
    全市百万革命造反派大军在人民广场胜利地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至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到达了顶点，真是罪恶累累，令人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全市银行一至七日支出共三千八百万元，比平日增加了倍。最多一天支出现金竟达两千八百万元。
    在此影响下，市场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高档商品。例如中百一店一至八日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去年同期增加36.3%，许多商品脱销。例如八日早上开门，一下子有三百多人冲向自行车，对于手表更是紧张，往常不大有人买的四千至五千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出售量更是成倍增加，顾客购买商品普遍有种紧张心理，不怕不合用，不怕价钱贵，就怕买不到。有一港务局的同志说：“我以前的工资是四十元，现在一下增加到六十二元，加上补发工资三百多元。现在我只当没有增加，没有补发。”在此影响下，上海港几乎瘫痪。据不完全统计，一至九号上海港发出现金一百四十八万元之多。同时，造成大批生产工人离开码头，离开生产岗位，使上海的运输几乎瘫痪，港口物资严重阻塞，情况极为严重。九天中，平均每天约有七十多艘中外轮船因无人装卸而停止生产，有一天竟停了一百十四多艘轮船。外国运输船在港时间超过规定期限，就要赔偿他们非生产停泊损失。仅此一项，在九天中，要损失好几万英镑。同时，由于上海港货物堵塞，北方海区各港口也起了连锁反应，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更是严重。一个英国船长大副向我们的驻船员讲：“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生产下降了。”“你们工人都到街上去了，没有人装卸。”“我今年来过三次，一次不如一次。这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落下去。”一月四日，有一艘希腊船应在5：30开，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缆，船长挥旗抗议。这些把我们革命造反派同志的肺都气炸了。
    一月七日：
    枪声就是命令！这一天，正是斗争的关键时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革会、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来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同银行造反派的同志大联合，迎头痛击经济主义黑风，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同银行的一些人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当夜发出了紧急通令，宣布从一月七日下午五时起，在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以前，银行不得发放补发工资和其他补发的福利费用；工会经费、工厂基金、集体积累资金一律冻结。当天下午，银行闸北区办事处向分行提取一百万元现金，当权派已同意拨给，在将要装车时，被革命造反派同志发觉后，坚决制止了。这一系列的行动好得很！好极了！也在这一天，大批港务、邮电、海运、交通运输、长江航运六个局的革命工人和大批革命学生来到上海港、上海站。他们在上海港、上海站发生严重混乱、瘫痪，工矿企业严重停工的情况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当即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是一月革命的第一个伟大创举。于是六个局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全部走上了生产第一线。把那些受蒙蔽而离开生产岗位的赤卫队员的工作顶下来，有的同志带病工作连顶几班，有的冲破专业分工的界限。他们发挥上海工人阶级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气概。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急先锋的交大、同济、新师大等大学的大批革命小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在这最艰苦、最紧张的时刻，成群结队地开到车站、码头、工厂等地。他们既是劳动队，又是宣传队，深入到车间、工场去宣传反革命经济主义所带来的损失；深入到宿舍、家庭，去动员受蒙蔽的工人重返岗位。
    一月八日：
    开始了反击经济主义的强大宣传攻势。街上，特别是银行附近贴了很多“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革命不是为了钱”，“当你拿到补发钞票时，你就上当了”等大标语，对刹风起了一定作用。
    一月九日：
    《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团体发出《紧急通告》，指出了敌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企图用物质刺激，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紧急通告》提出十条意见，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再一次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当天就有一些工厂单位或职工个人，认识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后，主动到银行退还不合理收入，受到了银行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的热烈赞扬。
    这一天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联合指挥部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的协助下，面对瘫痪的上海站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接管了上海铁路局，打响了一月革命的第一炮，树立了工学运动的光辉范例。上海铁路局被接管后，整个上海站立刻恢复了她的青春，生气蓬勃。在机务段里，一个个熄了火的火车头升了火，浓烟带蒸汽，随时准备听候调度，上海站秩序井井有条。煤是工业的粮食，没有煤，发电厂就送不出电，整个上海就会瘫痪下来。当时杨树浦发电厂仅余下两天的煤，情况万分危急，发电厂已告急。就在铁路工人造反派掌权的当天，五列车装着一万多吨煤奔向发电厂。
    一月十日：
    鉴于几天来银行情况稳定，并出现主动退钱等事例，为了把“反对经济主义”斗争进行到底，，上午，由银行、财政局革命造反派组织、红革会、炮司、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等组织在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内航公司、立新船厂等八个单位财会人员进行座谈会，听取了许多有关工人觉悟高，揭穿资产阶级反动阴谋的动人事迹，并鼓励财会人员继续坚持原则，把守岗位。各单位希望与上述革命造反组织保持联系，协同把“反对经济主义”斗争进行到底。在几天共同战斗的基础上，这些组织联合组成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配合银行和工厂单位进行宣传、联络、调查研究等工作，并协助银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成立了，这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的又一伟大创举。也在这一天，红革会的小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沪联络站等组织的革命造反派一道，进行了打倒经济主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游行宣传，把最近疯狂推行经济主义，严重破坏革命和生产的宋季文、张承宗、胡铁生、马一行等人押在宣传车上游行示众。这一行动痛杀了上海旧市委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威风，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群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豪情。
    一月十一日：
    报纸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吹响全国全面向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进攻的号角。
    也在这一天，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打来了贺电，肯定一月九日的《紧急通告》好得很，里面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并“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最高赞扬，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期望。它给上海革命造反派增添了千百万倍的力量。电报下达后上海城一片欢腾，到处喜气洋洋。
    同时，上海工业交通战线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这一天在东方红体育场举行了控诉上海市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罪行大会。到会革命群众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横扫上海市委刮起的经济主义黑风。大会开始前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北方海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李广、刘耀夫等人绕场示众一周。真是大快人心，鼓舞斗志。
    一月十二日：
    上海工业、交通运输、财贸、文教和党政机关等各条战线的以及外地来沪的革命造反派联合举行盛大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大会，并对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形势作了重要指示。大会宣读了贺电，在大会上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财贸部、市委财贸政治部革命造反队等，在发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上海市委企图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分化瓦解革命左派队伍，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斗争的邪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罪行。并表示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迎头痛击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经济主义，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
    在这一段时间里，上海市委一手刮起来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从城里蔓延到市郊，城镇及农村生产队里。许多郊县企业、事业及社办企、事业和城里一样出现加工资福利，发放串联费等。例如川沙有数的发出工资福利等方面费用1368000元。而财政收入下降了30%。许多公社及农场人员脱产、停工进入县里成立了各色各样的组织，如“初小毕业生造反司令部”、“某某届农业中学毕业生造反司令部”等。仅川沙县就有一百几十个组织，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特别在生产队年终分配上，市委在此问题上大刮阴风，提出了“发光、分光”、“实行大民主分配”等反动口号，致使很多生产队把第二年的生产资金也分光了，情况实在是严重！
    一月十六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会）等二十七个革命组织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作出如下决定：
    （1）支持革命农民运动，批判反击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黑风。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革命造反派在工厂，在农村都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2）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经济问题上的签字一律作废，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反反对经济主义的有关指示办事。
    （3）决定把上海市委内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揪到市郊各县交给群众批判斗争。
    （4）革命学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农村中去，同农民群众相结合，横扫经济主义黑风。
    这一文件吹响了广大农民向反革命经济主义风大举进攻的进军号。
    一月十七日：
    上海支农工人回沪造反总司令部一部分要革命的同志，为了坚决贯彻党中央一月十一日的文件的精神，发出了《告全市支农工人书》，要求支农工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分期分批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但这些同志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支农司”中一小撮坚持错误立场的人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大叫：“他们出卖了支农工人的利益”，并用暴力将那些同志扣留在上海大厦中。
    一月十八日：
    "支农司”中一小撮混蛋，又用各种谎言，诱骗十万支农工人集中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想要挟张春桥同志接见，并扬言“一天不见，一天不散”，一手炮制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反革命事件。被扣留在上海大厦中的“支农司”中的一些要革命的同志被放出来后，立即与工总司、首都三司、哈军工驻沪联络站、“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同志前往现场进行说理斗争，并及时地把“要挟大会”改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击退了要挟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逆流。可是那一小撮混蛋仍不甘心，继续反扑，煽动受蒙蔽的支农工人，大喊大叫：“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的反动口号。同时，冲上主席台挑起武斗，扣留各革命组织同志九十三人，制造了“一.一九”流血事件。
    一月二十日：
    根据国务院来电，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派代表去北京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了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赞扬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种形式和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亲切的指示，给了我们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以极大的关怀和支持。
    二十一日：
    上海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三个组织发表了有关平反后金银财产处理问题的通告，通告指示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政治上应该平反的人，经济上也应该平反。为了不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为了防止由于经济平反处理上的混乱，而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通告规定对确实是被抄错的金银财物，也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一月二十二日：
    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在北京召开“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亲切慰问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给全国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鼓舞。到会同志一致表示联合起来夺回一切权力，把住所有关口，同形形色色经济主义决一死战，并发表了紧急通告，狠刹了经济主义妖风。
    同日，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组织了四个调查小组，分赴宝山、嘉定、金山、川沙等四县，对农村的经济主义妖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准备及时反映农村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动向，从而提出当前的具体任务。调查结果表明这股黑风完全是黑市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造成的。
    一月二十五日：
    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就当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纵容一些牛鬼蛇神进行经济平反，乘机在经济上制造混乱派出了调查组。调查证明，情况是非严重的。更发现金银财物大笔归还者中有剥削阶级家属、资方代理人或尚未定性质的人，这是地、富、反、坏、右、资分子乘机反攻倒算，这是当权派借乱平反来继续大刮经济风的苗子。银行的革命造反派同志敏锐地发现，有的区行（或会同其它造反组织）发出了“通告”和“紧急通令”。看来，这股风还未刹住。
    一月二十六日：
    我部就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个革命组织通告，发表几点补充意见。补充意见认为：当前经济平反的退赔问题，原则上应该按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通知和三十二个单位的《紧急通告》处理。已缴获的金银财宝及现款、存折，一律在运动后期处理，不准提取。凡属平反者，如生活有困难，可由所属单位革命造反组织和当事人协商，按需发还被查封的生活用品；对于错平反的五类分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必须从速追回已退赔的一切财产。
    一月二十九日：
    支农工人返沪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要革命的同志，与其他三十二个革命组织共同起草了《回乡支农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同贫下中农一起就地大闹革命》的通告。
    一月三十日：
    《解放日报》、《文汇报》全文刊登一.二九紧急通告，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乡全国广播。这大大鼓舞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勇于向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主义行为、特别是“支农司”中一小撮坏蛋进行斗争的士气。
    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四十四个革命组织，对当时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春节问题上，再次刮起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行为发出倡议书，倡议书中热情呼吁全市的革命职工要“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要节约闹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革命造反派要艰苦朴素闹革命，打倒经济主义，坚决反对讲排场，讲阔气，反对大吃大喝，厉行节约”，“破四旧，立四新”。
    一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转载一.二九通告，可是“支农司”中一小撮混蛋却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冲进报社无理取闹，胡说《紧急通告》（一.二九）是“出卖支农工人利益的大毒草”甚至喊出了“谁叫支农工人回农村谁就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口号。
    在一.二九《紧急通告》发表后，在各革命造反派战士的动员下，到二月八日为止，十返沪支万农工人中有八万二千人回农村。但一小撮混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盗用周总理之名，伪造北京来电，造谣说：“总理支持支农工人回厂闹革命”。并大量翻印，到处传抄，企图制造混乱，混水摸鱼。
    二月一日：
    支农司、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等几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通过商议，认为“四.六”工资改为95%归己，是不符合中共中央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的第二条精神。这样改变，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为此，我们决定起草一份通告。此通告当即送往解放日报社，准备在报上发表。
    二月二日：
    部分的“四.六”工得悉此通告内容，当日下午建设银行副行长、建工局副局长、建工局劳动工资处副处长被部分“四.六”工代表揪来我总部询问。当他们得知此通告已送往报社后，当晚，大约有一千多名临时工、外包工包围了解放日报，扬言，若解放日报社敢登，他们将采取革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社把这份联合通告和我部介绍信给了他们。于是矛头立即转到了我部。
    二月三日：
    围攻我总部人数增至好几千，有些人叫嚷：“谁扣克我们的工资，就砸烂谁的狗头。”“揪出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头头。”“四.六制是刘邓路线的产物，我们已经打倒了，今天要恢复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四.六分配制我们吃了亏，这是阶级剥削。”等等。并以辩论为名扣留我总部工作人员，污蔑我部所印发的毛主席论反对经济主义的语录和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是反面教材，使我总部不能正常工作。面对这一情况，我总部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怀着对党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忠诚，坚持原则，不怕受围攻、受打击，到工人群众中去向他们了解情况，与他们一起学习主席语录，耐心地向他们讲明道理，并印发了大量中央一月十一日《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告》，向他们广泛宣传。这场斗争一直延续了五天五夜。
    二月五日：
    上海人民公社今日宣告成立。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胜利成果！也是上海人民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的巨大成果！另一方面，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给今后的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的政权保证。
    二月六日：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通知呼吁银行工作人员和各单位的财务人员要严格把好财政口子，并决定从六七年第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对于中不合理的部分在中央没有发布新的办法前按以前规定办理。各企业各单位的革命职工纷纷响应公社的通告。有些原来准备春节回乡的工人打消了原计划；已买好了车船票的职工也都把车票退了，表示决心要坚守生产岗位，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同由于广大革命群众的响应，使春节期间有关商品的供应情况比较平时稍有好转，与往年比较，销售量有显著下降，如中百公司在春节前十天出卖了22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3.72%，糖果销售3.34万斤，较去年同期的8.35万斤，下降了60%。
    二月七日：
    当时，一股补发工资、发福利费等形式的经济主义妖风已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经济主义仍然阴魂不散。组织了所谓“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竭力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翻案。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紧急通告》，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文保会）发布通告取缔反动组织“住房调查指挥部”。
    二月八日：
    "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及所属区分部的一小撮骨干分子仍执迷不悟，继续为非作歹，煽动群众在此日凌晨袭击文保会，捣毁办公室，抢走“文保会”牌子，殴打工作人员，非法绑架在该会工作的两名公安人员。
    同日下午，又聚众冲入市公安局。对此，上海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公革会）发出通告，彻底取缔反动组织“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
    同日，在我总部，由于全体工作人员遵照主席的教导：“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对“四.六工”作了大量的工作，使广大的“四.六工”觉悟过来，他们撤出了文化宫，我们斗争胜利了。也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载登了我总部原准备在二月除发表的联合通告。通告中强调指出前一时期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关经济方面的签字，一律作废，某些工资福利方面的不合理制度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号召农村的革命造反派和贫下中农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呼吁所有返沪的支内、支农和支疆人员，应立即返回生产岗位，就地闹革命。此通告发表后，附近各城市造反派组织纷纷打电报来表示支持。此后，“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为上海人民公社接收，变为“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当时，在上海黑市委的一手策划下，经济主义妖风不仅在市内刮得很盛，同时也猛烈地袭击着各个郊县，崇明“向阳”、“跃进”农场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大量的人力外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二月份，农场的棉田还是白茫茫的一片，预计有十七多万斤棉花未收进仓库，有四十多万斤棉花因腐烂变质，有一万五千亩水稻没有脱粒，因霉烂或被野鸭吃掉的有十一万多斤，为此交大革命造反团发出紧急呼吁。
    二月十日：
    在我总部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下，交大革命造反团500名同学去崇明国营农场抢收农作物。同时又对六个农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情况是很严重的，急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要求立即动员农场返沪青年回场抢收和投入春耕生产，并呼吁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人员前往支援。我总部根据这种情况，组织了当地和市区30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崇明县抓革命、促生产联络总部”，并把情况及时向上海市人民公社作了汇报。
    在这一时期，上海市区内又形成了一股交换主席像章的歪风。当时已有十二个场所成为交换像章的集中场所，情况相当严重，在交换中，出现了变相买卖牟利，投机倒把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同时有大量不合标准，甚至有严重问题的纪念章流入交换场所，特别是使很多人滋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发出《全面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和严格管理纪念章生产供应紧急通告》。
    二月十一日：
    "支农司”中的部分革命同志起草了《告全国支农工人书》。动员已到农村支农工人不要再回上海，在沪的支农工人应该迅速回农村闹革命，促春耕。在印刷前被“支农司”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发现，强行扣压原稿，并在深夜绑架起草的革命同志到上海大厦，私设公堂，挑动不明真相的支农工人斗争他们，骂他们是陈独秀，是叛徒等等。
    下午一时，支内返沪造反总司令部纠集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前来我总部无理取闹，说什么"反经总部二月八日通告第四条是一支毒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并攻击我们讲话和厂里当权派一样，是新的修正主义分子。
    二月十二日：
    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又造谣散发了一个“特快消息”说：“中央已经知道我们（支内工）在和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进行辩论，并且我们占了优势。中央认为反经总部二月八日通告不够全面，有些地方是错误的……。”企图假借中央名义来压服我总部，但我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始终坚持原则与他们进行辩论，同时我总部又积极地培养一个样板，为其他支农工人树立榜样。开始我们和上海轮胎一厂返沪工人挂上了钩，说服动员他们回去。他们的头头表面上表示尽快地全部回去，但是心中却另有打算。同日文汇报发表了上海轮胎一厂工学联兵团的文章，呼吁支内建设的返沪职工们快起来造煽动“返沪造反”者的反。此文发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上轮一厂支内返沪工人的头头大捞稻草跳了出来，说什么“把我们七百人打成反革命啊！”“报道不真实啊！”等等。勾结了厂外工三司，挑起武斗，并煽动群众去文汇报取闹。于是我总部树立样板的工作遭到了破坏。
    二月十三日：
    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妄图借中央名义来压服我们，阴谋未能得逞，又拉了一个所谓与人民公社联络负责人李世丁谈话纪要，造谣攻击我总部不属人民公社并在外张贴传单，散发传单，又在我总部接待室墙上写了不少恶毒攻击的标语，什么“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是扒手组织”等。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一面继续和他们辩论，向他们讲明道理，另一面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到街上也写了一些标语，又写了一封给支农支内工人的信，并印成传单广泛宣传，号召他们起来造一小撮头头的反。
    二月十六日：
    在运动期间旧上海市委、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蓄意制造公共交通混乱局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签定了近郊十三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协议，这是敌人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恶毒阴谋之一。因而为了坚持人民公社第一号通令，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上海市人民公社“抓革命，促生利产”火线指挥部等五个革命组织发出：即日起一律不扩大月票使用的决定，刹住了这股风。
    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这是标志着由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引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将最后土崩瓦解。革命群众高呼：中央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这是对上海战斗在反对经济主义战线上的各革命造反派的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同日在街上出现了许多从正面号召支内、支疆人员，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迅速返回内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口号。
    二月十八日：
    "反经总部”会同财政局、人民银行、公安局、劳动局、仪表局、化工局等部门的革命造反派研究如何贯彻中共中央二月十七日的紧急通告，帮助做好动员支内、支疆返沪人员迅速回内地革命，促生产的工作，并对于他们在返回途中有关具体问题，打了一份报告给上海人民公社。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件政治工作，要物色典型，用树立正面样板（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来推动和做好动员工作。
    二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紧急通告出来之后，对支农工人震动很大，大部分职工表示愿意回去，上橡胶三、四厂支内返沪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来“反经总部”接待站反映了他们如何学习中央文件，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指示，表示这次返沪的603人立即全部一个不留地返回内地去，就地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支持。接待站的同志从了解中，知道他们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当即和他们一起议写一篇报道，向解放日报发了消息。
    二月二十日：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总司等十五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关于节约粮食的紧急倡议。倡议中指出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今天，特别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用以抵制经济主义的侵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永保社会主义铁打江山不变颜色。也在这一天文汇报发表“反对大少爷作风"的社论。社论指出当我们起来革命造反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曾妄图用反革命经济主义来收买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及时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们失败了，我们胜利了。但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还必须作持久的斗争，才能彻底肃清。反大少爷作风，防微杜渐，这决不是“小题大做”。这样，敌人硬的一套我们不怕，软的我们不吃，，我们就能赢得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彻底胜利。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经总部和财务监督清理小组为主，会同财政、银行、劳动部门等革命组织根据中央二月七日通告的精神，联合发出紧急通令，要对通告中所指的有关组织的物质、资金立即进行清查、接收，然后造具清册，一起上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通令在财产、资金清理期间，这些组织的人员不得转移、隐匿、挪用、私分任何物资、资金，违者依法查办。
    下午召开了中央通告中所指的有关组织的负责人和经管财务人员会议，会上宣读了这份紧急通令，要他们坚决贯彻中央通告精神，主动协助做好财产、资金的接管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人民公社“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等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发出紧急通告，宣告旧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签订的月票扩大使用范围的协议一律无效。（对嘉定、闵行、吴迳、浦东、川沙、罗店、松江、南汇、周浦等近郊地区一律不扩大月票使用面）。下午，杨浦区机关造反联络站总部向反经总部反映了该区街道当权派利用经济主义的糖衣炮弹来诱惑群众，目前情况，区机关财务组的经费已经发完，当权派把矛头指向一般的里弄干部和区机关财务组造反派同志，转移斗争大方向。
    又有该区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杨浦区兵团的负责人，利用职权追求小团体的利益，他手下还拉拢了一批红卫兵学生，给他们费用100元，用金钱来腐蚀学生的革命意志，更严重的是，这些人还在外招降纳叛了一批组织，成立了杨浦区的联合指挥部，妄图接管杨浦区的一切机构，夺杨浦区的权。现已由区解放军部队、人民公社调查组前往调查此事。
    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紧急通告出来以后，有关这些组织的群众反映不少，总的感到压力很大，思想不通，吃不透中央文件精神，有的说中央文件不是指我们的，我们不是搞经济主义的；还有一部分人表示怀疑，他们说：“十七日通告为什么到21日才看到，是否有问题"，“这个通告和一月份《迎接工矿企业的文化革命高潮》人民日报社论，跟十六条以及江青同志讲话有抵触"，等等，还有极少数人抵抗中央通告，昨晚和今晨在重庆南路和妇女商店墙上出现许多标语，如：谁再实行四六拆帐就是实行刘邓路线，就要砸烂他的狗头，强烈抗议建设银行扣压下放临时工人工资，罪责难逃等等。有些组织的头头活动频繁，他们利用群众的思想不通，借用造反组织的名义，多次打电话、电报追问中央，又到有关印刷厂去阻挠该通告的复印工作，更猖狂地去唆使和蒙蔽一部分群众，借拥护通告为名，游行到人民公社进行包围，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公社。
    也在这一天，原“红工司"头头又借开追悼会（有一常委因患心脏病死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说：“通知一下来，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中央通告吓死人了"等等，气势很嚣张。
    二月二十三日：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正式发表关于彻底取缔反动组织“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布告，布告中指明这一组织的“指挥部和其下属一切组织即日起立即解散，不准借用任何名义转入地下活动；该组织的常委以及各分区负责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投案登记，惩办二月八日袭击“文保会"和冲击公安机关的罪恶分子。凡受蒙蔽参加抢占公房的一般群众，应迅速觉悟过来，和一小撮头头划清界限，积极检举他们的罪行并立即搬回原处。
    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支持，高呼“公革会"这个行动干得好！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一定要彻底肃清，一切反动组织一定要坚决取缔，首恶分子一定要严厉镇压。
    下午，一批红卫兵小将在公革会等造反组织的配合下，对取缔市内纪念章交换场所，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一到现场，便张贴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八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宣读了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关于严格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的通令》，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多群众一致称好，并主动配合公安部门查获一小撮盗窃、贩卖纪念章的坏分子。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
    中央二十七日《通告》和反经总部等六个革命组织二月二十日紧急通令下达后，“接管清理小组"连续两天分别到红色娘子军、上海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委员会、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组织进行清点接管工作。原“红工司"的一小撮头头和财务经办人员一再拒绝抵抗清理和接管，并说什么“你们发的紧急通令我们有许多意见同你们有很大出入，我们对这张通令有很大不满，表示抗议"等等。为此，反经总部又下一通令，勒令该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并勒令原红工总部的负责人于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在原红工总部听候处理。
    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一份“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和任务"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中第三段指出支援内地和边疆的职工，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都应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有关《紧急通告》、《通告》，坚决同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斗争。
    下午，“接管清理小组"按时到达原红工总部，一进门就受到包围，他们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早就等着你们来辩论了，问题不解决就不让走"。结果红工头头还是避而不见，唆使一部分群众围攻“接管清理小组"工作人员达三个多小时，还恶毒地污蔑反经总部二月二十三日通令是“大毒草"，说这是把矛头指向四十万红色工人，煽动群众说，中央对上海人民公社未表示态度，我们听中央的，这是红工头头对抗中央通告的又一严重罪行。
    晚上，橡胶制品三厂等支援内地返沪职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全部返回内地抓革命、促生产。行前他们发表倡议，倡议全市支内返沪职工立即一个不留地返回生产岗位，做抓革命的闯将。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热烈的赞扬和支持。
    也在这一天晚上，上海大厦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件：火线指挥部二十八名工作人员根据今天大会的精神去向支农工人宣传，竟被无理扣押和围攻，他们竟公然攻击和反对《紧急通告》，咒骂《紧急通告》是“迫害”支农工人的“毒草”，还胡说什么“支农工人的日子和解放前国民党时一样苦”。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要拿起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拿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支农司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
    二月二十五日：
    “反经总部”召集了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劳动局造反队、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十七个组织的有关人员开了会，针对清理接管中发生的问题，起草了《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通告》一文，该文中明确指出中央文件是对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轮换工最大的政治关怀，欢迎其组织的革命群众参加到各基层的各革命组织中来，并呼吁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其组织中反动分子的反，呼吁他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通告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决定。最后警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不得对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和非法活动。
    二月廿六日到廿八日：
    市革会决议草案公布后，反经总部派调查组调查了以下几件事：
    一.到轻工业局、教育局、商业局、劳动局四个局进行调查。该四个局共有297个群众性组织，从十一月上旬到今年二月底共化去经费556，000元。粮食局从十一月上旬到今年二月底粮食供应增加了3，000，000斤（大部分是各组织的点心费和开会吃的面包等），其中益民四厂共欠粮二十多万斤，到目前尚有十万多斤未归还。教育局从十一月下旬到今年二月五日共吃面包饼干6，700多斤。
    根据决议草案精神应该解散的有关组织目前动向有四种：1.积极响应，坚决贯彻；2.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3.公然抵抗；4。等待“到时再说”等等。
    二.调查了“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情况，根据调查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应该马上撤销和处理。目前已整理了调查材料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处理。
    二月二十七日：
    解放日报报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方针，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上海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形式大好》的内容。上海各条战线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自己掌握革命和生产的命运，一月份许多行业的工业总产值都比去年有所增长，二月份以来生产继续稳步上升。他们最坚决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勇敢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二月二十八日：
    市区精简退工人员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日发出特急通告。特急通告重申广大精简退工人员决不做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俘虏，宣布旧市委去年十二月廿七日的签字完全无效，并且号召全体精简退工人员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撤离原单位。这一革命行动，好得很！
    三月七日：
    解放日报报道了调查“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材料，指出这个组织的头头和骨干中有不法资本家、投机违法分子、社会渣滓。他们打着“造反”旗号，煽动个体商贩诉新社会的“苦”，造无产阶级的反，竭力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掀起了一股反限制、反改造的逆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变天梦》。
    三月一日到十五日：
    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的精神，“反经总部”会同有关单位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方面工作：组织力量进行接管清查工作。
    在接管清查工作中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并络续从财政局、人民银行分行抽调了一部分力量，分别编了十三个接管清理小组，开始进行工作。
    据统计，从决议草案公布到十四日止，属于市级应取缔的组织自动前来登记要求接管清查的有六十七个单位，已经清查的有二十八个，有十五个组织目前正在进行，有八个是属于区级已转交给区，还有十六个组织还未去接管清查。
    除了上面这些组织自动来登记之外，总部调查组又发现了七个单位，其中三个已经清查了，还有四个目前正在进行工作。
    除了建立十三个清查组外，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联络组，便于更快地掌握各主管局、区、县、公司接管工作进行的情况。
    三月十日召开了主管局会议，会上发了有关接管清查问题的通告，互相沟通情况，并提出要求，把全市挂钩的组织进行全面调查，以便安排计划进行清查工作。
    十二日又进行一次清查工作经验交流会。
    根据已经进行清查的四十多个单位的情况来分析：由于黑市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来腐蚀革命组织和群众，所带来的严重恶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铺张浪费现象非常严重。
    有些组织的头头动用国家物资、资金大手大脚，挥霍浪费，进出坐小汽车，外出坐飞机，单以“红工司”为例，就搞了大小卡车、汽车、吉普车、摩托车五辆，永久牌、苏联两用车六辆，新旧自行车十七辆，月票三十张，仅一个多月就支用国家经费近九万元，情况非常严重。
    （2）.挪用公款现象很普遍。在查帐中发现很多借款条宕帐。如“红工司”头头挪用二千元，“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造反大队”挪用五百元。
    （3）.有贪污盗窃的嫌疑：从各组织报销的单据来看有两个方面：
    1.用免费的车票来报销；
    2.大会用的点心费帐目不清，有的甚至把多余面包卖了作为机动费。
    （4）.发现有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严重问题：
    三月十日晚上，我们在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取缔了反革命经济主义产物“毛泽东思想支内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当场追查出国家机密、绝密文件24份，以及若干复制、印刷品，但是根据他们内部揭发，还有很多材料流失在外，有的已经带往内地，给国家造成严重失密现象，情况是很严重的。
    第二方面工作：根据接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如下几件事作了初步调查：
    （1）.对上海印刷宣传品情况作了调查。由于黑市委在印刷宣传工作上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目前全市报刊、杂志名目繁多，报纸有九十余种，杂志有五种，各种资料、大字报选、传单、宣言、海报更无法计算。到二月份止共用去纸张906吨，大量增加国家支付经费，纸张的压力，严重影响了毛主席著作的印刷。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不少宣传印刷的内容上有些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有损我国的政治影响。为此，总部对此情况作了调查，此报告上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关于平反问题，发现目前又刮起一股反革命翻案风，大拆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建立的功勋，将破四旧抄家抄出的大量金银财物，在中央未作出指示前大量取回。更可恶的是甚至还要红卫兵向他赔礼道歉。有的资本家借平反为名，要取回金银财物，有些四类分子用卡车、黄鱼车来车东西，有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来我处接待站反映说，他有几箱衣服放在朋友家里，这次抄家平反了，要求取回他的衣服，结果从身上拿出一大迭证明信。后经我们调查，他的几箱呢衣服是藏在他父亲资本家的家里。象这样的类似情况很多，我们认为对反革命翻案妖风，必须痛加反击。
    为此，在三月十四日晚上，我们召开了由虹口、静安、徐汇、长宁等四个区以及银行分行、黄浦储蓄所出席的座谈会（并请市革委会接待组参加），会上，一致认为，出现这一新的反革命翻案风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反映，必须提高警惕。对目前经济平反中一系列具体问题和这次物资的保管工作作了研究，提出初步意见，打了报告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3）调查了抢房黑风处理工作的问题。
    据接待站反映，“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这一反动组织虽已被公革会取缔，但这股风的遗毒还未肃清。有不少住房户还未退出，有些情况还比较严重的，如反映徐汇区天平路有200多户抢占了房子，现在全部不退，还猖狂叫嚣“谁退出房子就是叛徒”等反革命口号，以此来威胁。等等。
    仅从调查长宁区天山房管所情况来看，抢房黑风一刮起，仅仅一个星期就把一千六百间（可住1200户）全部抢光。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单位因屡次申请用房，未批准；二是居民住房困难的。目前经各革命造反组织进行工作，还有250户未退，其中有80％是原来租私人房子的，据反映不肯退出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1.过去出租房子不对，现在不愿做剥削者，所以收回，不允许原租借者回去。
    2.有些房东是小业主、资本家，强调自己人增多房子不够用，借口把租出的房子收回，不许他们搬回。
    4.有些房子本身不太好的，住户抢到房子后，原房子已经拆了。等等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建议是否由市革委会出文，强调一律搬回原地，后期处理，并希望各单位共同协助作好这一工作。已写调查报告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第三方面工作：为外地来沪的工人、农民、支疆青年解决车船票问题。
    最近接待站有不少外地来沪串连、控告的部分工人、农民、支疆青年反映，他们根据市革委会的决议草案精神，提出要求回到原生产岗位就地闹革命，目前遇到要回去车船票有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帮助他们尽快地回到生产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向市革委会汇报以及与财政局、铁路局、海运局、轮船码头挂钩，对于这一部分人，由反经总部开证明信去车站取票，到目前为止，已解决了近二百人的车船票问题。
    后记
    一。由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到现在为止已经基本煞住。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苗子在不断地出现。但是必须警告那些胆敢轻举妄动的蠢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对你们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烂具有高度的警惕，拥有和你们斗争的丰富经验，倘若你们有狗胆轻举妄动，那只有死路一条！
    二.经济主义是一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它的老根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千百年来盘据在人们脑子里的私有观点。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要把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群众性的破私立公进行到底！
    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是斗争中的产物，它和广大革命造反派团结一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在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鉴于它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各级机构已经健全，因此，以后它已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宣布自己的工作已结束。它把自己今后的工作全部委托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机构，并相信它们一定能够做得好，做得更好！
    四.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岗山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文革驻沪联络站等外地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他们在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在此应该向他们致谢。
    五.这篇大事记乃仓促写成，加上我们的水平很低，了解的情况又较少，故通篇非常粗糙，借此声明。

    二、从上海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文汇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获得了新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
    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曾经几度顽固地统治着《文汇报》。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窃取了《文汇报》的领导权，执行了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做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文汇报》堕落成为一张右派的报纸。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窃踞《文汇报》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然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在报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忠实地执行旧中宣部“阎王殿”的黑指示，实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报路线，《文汇报》成为一张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报纸。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的《文汇报》，又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头的根子，就是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文汇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妄图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文汇报》又成了一张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报纸。
    《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十几年来，革命的左派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断地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文汇报》不是风平浪静的。今天，我们《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决心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腐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阻力再大，决不回头。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高的行动指南。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新《文汇报》的最高的战斗任务。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彻底打倒。
    《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我们要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坚决地一边倒，最鲜明地倒向革命造反派一边，为革命造反派擂鼓助威，摇旗呐喊，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大喊大叫；我们决心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痛加针砭，痛加批判。
在报纸工作中，我们要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办报思想，走群众路线，依靠革命造反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办报，发扬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今天， 我们重新全文刊登了毛主席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再批判。我们一定努力把新《文汇报》办成一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的报纸。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热烈欢迎革命同志来造我们的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1967年1月4日《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一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这一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解放日报》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市委的机关报，它应该成为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近几年来，《解放日报》在市委和报社党委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操纵下，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发表了许多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一九六二年前后，窃踞《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他们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先后发表了如《李世民与魏征》《南包公海瑞》等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毒草。他们大捧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表了为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祖师爷”夏衍、田汉等人记功立传的《影事春秋》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市委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纸上制造舆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红卫兵运动和工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革命左派，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最近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大暴露。而《解放日报》党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成了忠实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
    旧《解放日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改造。我们《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有责任接管《解放日报》的领导权。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革命的事情，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解放日报》就是要成为革命左派的报纸，就是要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工具，就是要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个阵地，我们是占定了！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高举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解放日报》的指针。我们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坚决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彻底打倒。
    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贯彻群众路线，依靠革命左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把报纸办得尖锐泼辣，旗帜鲜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作用，使《解放日报》成为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热烈欢迎革命同志来造我们的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杀出了一批革命造反派。他们根据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高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发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总攻击。其势锐不可当，迅猛异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批红色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呼“好得很”，而不应该跟着瞎说“糟得很”。
    革命造反派，他们的目光最锐利，嗅觉最灵敏，斗志最旺盛。在他们的冲击下，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论伪装得怎样巧妙，还是一个一个地被他们揪出来了；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论采取什么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都一一被革命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识破了。在革命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之下，那批顽固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境越来越狼狈。他们如果不低头认罪，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继续顽抗下去，则非垮台不可。
    革命造反派，他们敢打敢拚敢造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革命造反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有成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关在书斋里学，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学，带着阶级斗争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因而学一句，顶一句用，精神力量化作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大敌当前、困难重重时，他们学了毛主席著作，就浑身是胆，敢于豁出去，任何困难、阻力都压不倒他们，而只能被革命造反派所压倒。
    革命造反派冲在前头，遇到了种种阻力。这些阻力，花样不少，说法不一，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句话：不准造反。我们必须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
    “过头了，过头了。”这是一种怕字派的意见。他们一概不赞成革命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闹革命。其实，舒舒服服是闹不成革命的。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舒舒服服地闹革命是假革命，真想舒服。谁想舒舒服服地闹革命，谁就会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为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是这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剧烈的冲击，没有一场尖锐的决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会轻易地从执行者的头脑里退走的。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就是不怕“过头”。
    “这样搞法太乱了。”你怕什么！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我们再不要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了。天天在叫发动群众，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又惊惶失措，怕得要命，这不是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吗？革命的大乱好得很。革命的大乱的结果，失去的只会是一切腐朽的东西，而在斗争中我们却能学到更多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能同意。”这又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总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行动体现出来的。你既然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但对每一个具体革命行动却又百般指责，这样，你的“支持”、“赞成”，岂不一一落空了吗？！一面肯定革命精神，一面又反对革命行动，两者怎么能够统一起来呢？造反派在斗争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也是难免的。谁想抓住他们的某些个别缺点来攻击革命造反派，谁想从中捞取半根稻草，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对待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要末积极支持，要末坚决反对，折衷主义这条路决然走不通。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这个口号，以什么态度对待革命造反派，这是检验他们的试金石。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要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以当一个革命造反派而自豪！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展望新的一年，形势大好，任务艰巨。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紧密团结，继续战斗，革命到底，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
    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获得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全体革命职工，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今晨，我们听到了《人民日报》转载一月五日《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喜讯，并且读到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浑身热血沸腾。敬爱的毛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给我们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我们将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更高地举起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和上海市革命人民一起，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办好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无限兴奋地向您汇报：在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上海地区革命力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熟。特别是上海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越来越孤立。他们的反动面目，已为更多的革命群众所识破。上海地区革命力量正在实现大联合、大团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抓革命，促生产，是您老人家所提出的并且一再强调的重大方针。令人气愤的是，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在玩弄新的鬼花招。他们以物质利益作为诱饵，腐蚀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妄图把群众引入经济主义的邪路，以此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但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完全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坚决抵制经济福利的引诱，坚决击退“糖衣炮弹”的进攻。广大革命群众说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私立公，灭资兴无；我们就是要政治挂帅，坚决反对钞票挂帅；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啊！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们现在的激动心情。我们决心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决心跟着您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您的红色造反新闻战士！
    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
    张春桥讲话：
    今天报纸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者按语和你们红革会等十九个单位联合签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在造了反的《文汇报》上，毛主席看了这个材料，毛主席看过后，认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写得非常好，《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反造得好。为此，《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语，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革命学生、革命工人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关于这一点不要写大字报，可口头传达。（姚文元插话：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们上海革命左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这个编者按语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上海各工厂、街道、里弄家家户户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宣传，把毛主席的声音告诉全上海人民，动员一切力量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资产阶级的新的进攻彻底打倒，不只是把经济斗争转过来，而且要把革命左派队伍真正壮大起来，把工厂、农村的左派队伍真正壮大起来，使我们革命左派队伍在上海真正取得优势，这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才能更深入、更广泛、更全面、更好地开展，这是我们今天来的希望。
    你们红革会也好，其它革命组织也好，希望你们分分工，大家做做宣传工作，要把这个当作很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同学们对经济斗争没有经验，参加这个斗争对我们同学有很大帮助，人家还会以经济手段来向我们进攻，例如：一个码头停工，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仅在经济上有损失，政治上也有损失，外国已有二十几只轮船在中国开不出去，莫斯科的广播电台也在宣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上海的工人要求加工资罢工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我们要有勇气迎接他们的这个新挑战，老实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究竟是资产阶级力量大还是无产阶级力量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不会干事的，叫曹荻秋开汽车他会吗？能力、权力在我们工人手里，但现在被利用了，被蒙蔽了。所以，需要学生不只是到工厂，也要到街道、里弄，也要到自己家里去宣传，使群众了解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政治上揭露这一阴谋，如果跟这一条路线走，那我们文化大革命要失败，有的人搞了一千多元钱，但文化革命不搞好，我们眼前的这点利益也没有了。我们的矛头不指向工人，艺徒，不责备他们，不要抓小人物，要抓就抓大人物，要揭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搞阴谋，大家来批判揭发，可登在你们的《红卫战报》上，也可以登在《解放日报》上，《文汇报》上来揭露他们的阴谋，把矛头对准这些人。
    我们要相信上海工人大多数是好的，最近有许多工人特别是革命造反派工人表现很好，不离开工作岗位，而且延长工作时间，顶别人的班，我们要大力表扬“抓革命、促生产”的好工人，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宣传他们的事迹，表扬“抓革命、促生产”好的单位。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我们要看到主流是很好的，要求加工资是一股逆流。
    毛主席讲过：“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毛主席把上海放在这样一个地位，这说明，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很关心，并寄予无限希望，我们两人每天要打电话回去，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非常关心，他看到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很高兴，后来又看到上海的革命工人起来了，更加高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生日的前夜，我们到毛主席那里去，他说：“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上海有了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有了这样好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不仅对上海有影响，对华东地区，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毛主席的直接支持下，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成为全国的模范。全国只有上海有这么多工人，上海的学生也是有革命传统的，上海的干部也极大多数是好的，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上海变成一个完全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新上海。
    我和姚文元是奉命来到上海作调查工作的，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调查员，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干。赤卫队要把我张春桥揪回来斗，我不接见他们，因为要首先说清楚一条：究竟是他们对，还是我对，说清楚了再接见。我们到上海来，是向上海人民学习的，我们主张快点把消息转给中央，我们当义务传递员，把《红卫战报》转给毛主席。（热烈鼓掌）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我们可以替你们传达、介绍。我们还可以给你们提些意见，我们不一定说得完全对，你们可以自己考虑，你们完全有权利自己去做，你们也可以不和我们商量，你们给我们商量，我们也可以不发表意见，你们自己去做，这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们一发表意见，你们就会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做，我们的意见不一定对，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彼此之间可以谈谈心，交换交换意见，你们敢想、敢说、敢革命，我们有意见一定会给你们提的，例如，我们今天谈话不要用大字报贴出来，因为这样对你们没有好处，大家会认为都是中央文革给你们出的主意，我们有时说错了话，你们也可以批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要砸烂狗头，同志们的批评不属于砸烂狗头之类（大笑）。我们批评你们，你们批评我们，这是完全正常的。
    下面姚文元同志讲话。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们非常高兴，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关键时刻，我们又回到了上海，向你们学习，并对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非常支持上海的革命左派，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市委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妄想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办不到！毛主席的声音，定会传播全国全上海，现在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大好。我们一到这里就感到这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形势典型。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上海非常激烈、尖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上海反映很突出，很明显，并正在取得伟大的胜利。刚才春桥同志讲过，《文汇报》的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正象《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讲的一样：“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文件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上海开出的一朵灿烂的花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资产阶级总要在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段他们用抓生产来压革命，现在用停生产来压革命，共同的一点是用压革命来对付我们，他们感到要垮台了，就从另外一条战线从经济战线上来压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点进行宣传，每一个人拿着《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支部生活》（现在《支部生活》也造反了）到全市各个角落进行广泛宣传，我们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团结中间派，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人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本色，有许多先进事迹我们要进行宣传。电话局一批革命工人不拿补发工资，他们认为这不能拿。对于一些受蒙蔽的人，我们要做工作，对于什么市长啊，局长啊，这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他们应该进行斗争，应该让他们在群众的革命呼吁面前低头认罪。
    这次来我很高兴，我们愿当小学生，你们许多先进的东西我们愿意传达中央。另外，毛主席、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我们决不封锁，我们要把毛主席的声音传播上海每一个角落，我们首先要去各要害部门：码头、铁路、电厂，还有市场和银行，这些单位搞好了，歪风邪气就可以杀下去。我们完全有信心，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挑战，那里斗争很激烈，中国有句古话：“疾风知劲草”，在这样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会锻炼出一批坚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一定会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烧光，一定会建立起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新上海。下面我们高呼几个口号：
    打倒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全上海革命人民联合起来！
    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浙江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驻京联络站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了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一月中旬），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讲话摘录
    张春桥：
    “康平路事件，到我家去没什么，我早就有精神准备，早晚要砸，到柯老家，那天我问，柯老家去人没有，他们说警卫去两个，局长、副局长为什么不去？他们答不出来，我很气愤，你们只知道保卫曹荻秋，对柯老不关心。”
    “这次上海工人阶级的确伟大，在历史上也将是很重要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市委实际上是瘫痪，或者说被群众推翻了。”“中央和毛主席一方面是支持，一方面是高兴，毛主席看到我们在经济上能打胜仗，在政治上能打胜仗，在无产阶级专政上也能打胜仗。”
    “现在接管成风！有的有利，有的不一定有利。”“我建议把总工会接管，把工人造反司令部的牌子挂上，抽一部分来接待，快速调查一下，多少空房子，有多少炊事员……目前不做，（来沪串连的人）五十万人的打算是要被动的。主席很关心上海，一是经济问题，全国都有，第二是上海工人阶级强大，在党政机关瘫痪以后，自己搞起来。”
    （有人提出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姚文元：“那你们提个方案，谁当第一书记？”
    工总司代表：“要中央派嘛。”
    张春桥：“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的对象，黑龙江省委改组了，下面一套班子没动，思想没过来，潘复生同志是个好同志，现在压力很大。”“现在实际上担子已落到左派身上了，一方面要推给当权派，一方面要依靠群众起来，担子落在我们身上了，任务重了，就逼迫我们联合起来，不联合不行，大家要顾全大局，从大局出发，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是号召我们关心自己、团体的大事。”
    “分裂这个问题要做思想准备，我可以公开讲，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旗号举起来，不要把这个旗号放下，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不但在国内有影响，在国外都有影响，外国通讯社有影响，外国通讯社都转播了《告全市人民书》，说工人造反司令部是毛泽东一派，赤卫队是反毛泽东一派，蒋介石就不管你们什么内部矛盾，给你分开了。”
    “你们总司令部搬到市总工会去，集中起来可以自己搞点警卫队员，不行可找公安人员，到必要时我要向中央提，叫解放军保卫你们，集中就好保卫，现在正在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一定要把这仗打好。毛主席对上海关心很细致，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你们对电话局我不知你们怎样，那天开会为什么来那么多保字号的，就是电话总机中出来的。”
    “对蔡祖泉同志提出的口号，我和姚文元商量了，恐怕不当。哈尔滨师范学院那篇文章，是毛主席亲自看过了，那是毛主席推荐的，哈尔滨两个团，一个造反团，一个‘八·八团’，那个‘八·八团’保的要死，拚命的保，保院党委保省委。蔡祖泉他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要允许他改过，把他当做回到革命派方面的典型，这是很重要。毛主席说蔡祖泉不是过来了吗？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是左中右都要见面，当然要支持左派。到现在我们只见了左派。上海现在是最容易出经验的时候，要是个高潮，要敢字当头，放手解决。”
    “要善于联合，毛主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这只有毛主席才能提出来的，现在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要联合法国，打倒美帝国主义。”
    “对待彭、罗、陆、杨也是这样，先解决罗，要解决彭，把彭的问题整了一半又来解决陆，陆到会场还不知道，但知要出事，……”
    希望上海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首先向同志们问好！
    刚才我看到一个告全国人民书，题目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口号很好！只要这样去做，我们一定会胜利。敌人一定会失败！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六、七个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耍的花招已很多了，我们要注意识破敌人的阴谋鬼计。开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派工作组的形式来镇压革命运动，毛主席建议把工作组撤消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样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一个新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还是不会放手不干的，他们表面上同意撤消工作组，实际上改换了另一种方式，利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后操纵一部分群众组织，这样来继续镇压文化大革命。后来，工人、农民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先是借口要搞生产，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一搞文化革命，生产就搞不好了，搞垮了。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鬼计。他们是要压革命，同时也是破坏生产。后来，他们就很露骨地那么搞了。他们说：你们要革命就让你们革命去吧！接着又企图用经济主义破坏国民经济生活，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这是相互联系的。他们现在既不要革命又不要生产了，可是要用让大家革命的名义来破坏生产。他们企图用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的办法来瘫痪我们的国民经济，败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誉。现在这个阴谋鬼计被揭穿了，刚才我在休息室里，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讲，他们又有一个新花样：工厂让你们接管嘛！……。他们好跳到后台去，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不好，他们想在那里看笑话。我想他们的阴谋鬼计会继续被群众戳穿的，刚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他们想偷懒，想让我们忙得不得了，他们好坐山观虎斗。我们如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笑话，要当心呀！大家的行动、大家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有什么问题，大家，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商量，开联席会议，这样妥当不妥当？不要搞小团体主义，而要搞联合，如果有这样的联席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可以交给广大群众讨论，有不合适的可以改正。再一个问题，工人同志谈到工人农民之间还有一些问题，一些矛盾，该怎么解决？我的意见是要开工农代表联席会议商量解决，不要形成对抗。工农代表联席会议讨论的问题，会议的决定，要让双方工农讨论，如有不适当的，可改正。这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就联合起来了，敌人就挑拨不起来了。这样做，这样的意见对不对？（对！）总之，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
    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师生要联合起来！
    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要联合起来！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
    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现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问你们好！
    现在，我首先庆贺你们誓师大会的成功！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誓师大会，响应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对上海全市工人书的倡议，支持党中央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我欢迎上海革命群众派来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他们不愧为上海先进工人，革命学生的代表，我们支持你们高举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你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支持你们反对经济主义，支持你们反对矛盾上交，主张打回老家去，就地搞革命。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己，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这提得及时，提得很对。我们号召全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北京市的一切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响应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采取的革命行动，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支持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个大学的范围内，从陆平反党集团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们盘踞的地方和单位，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着党权、政权、财权。他们总是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这些权力，来打击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一小撮人怎样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那些权力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党权，来欺骗、蒙蔽、压制一批干部和党团员。他们企图瓦解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企图涣散无产阶级为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他们把我们党的纪律，歪曲为资产阶级的纪律，歪曲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纪律”，歪曲成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纪律”，变成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紧箍咒。谁要反对他们，就把谁打成“反党”分子。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那些部门、那些地方的部分政权，在他们力所能到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群众。谁要起来革他的命，就要把谁打成“反革命分子”，以至开除、监禁。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地利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欺骗一些群众，组织什么“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御用团体，来保他们自己。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财权，笼络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为他们保驾。他们还用金钱收买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他们用各种经济手段，企图把一批群众引向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的经济主义的邪路。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乱开支票，乱发物资，慷国家之慨，收买人心，妄图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交通运输。他们恶意地把“矛盾上交”。这是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这也保，那也保，归根到底，就是保住他们自己的权力。在革命群众的压力面前，他们可以做这样一些假“让步”，也可以做那样一些假“让步”，但是，他们所做这样一些或那样一些的“让步”，都是企图打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持他们压制群众的权力。他们在权力问题上，是寸权必争，绝不让步的。他们企图采用各种手段，阴谋扰乱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保持自己权力的目的。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堡垒，要一个一个地夺取。无产阶级夺回来的阵地，也还要一个一个地去巩固。
    我们对于狡猾的敌人，必须提高警惕。他们也虚伪地打着“革命”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要坚决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
    上海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伟大贡献，就是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无所畏惧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举行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
    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
    上海的大革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只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权夺过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绝不是小团体主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集中力量打漂亮仗，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的经验证明，必须紧紧把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向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等等，进行坚定的、不调和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目的是很鲜明的。这就是发动广大群众打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崇高评价，也是向全国革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并不说明那一小撮反动家伙的强大，只不过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作。这种发作，恰好是表明他们就要垮台了。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我们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这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最伟大的力量。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一片光明。我们要看到“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我们要像上海的革命群众那样，勇敢地打退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挑战。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
    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革命的、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在以上海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大发展、大联合的形势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杀”出来了。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
    我们的毛主席，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远见，给了这件大事以极高的评价。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一件大事，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命运的一件大事，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运的一件大事。一句话，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改变不改变颜色的一件大事。
    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正像《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派所说的那样：这个革命，我们不干谁干！这个权，我们不夺谁夺！
    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它最能够影响广大群众的灵魂，影响群众脉搏的跳动，影响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报纸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就会变成他们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工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毅然决然起来造反，联合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回了领导权，扭转了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使这两张报纸真正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有力武器。这些革命同志，做得是何等对，何等好啊！
    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大刮阴风，说什么：“你们不要党的领导。”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党的领导，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恰恰是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混进我们党内，行反党之实，反毛泽东思想之实，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实。我们就得要造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反！造了他们的反，报纸就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广大的革命群众就真正听到了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这才是真正坚持了党的领导。这个反，就是造得有理！
    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说：“你们不行。”但革命造反派是吓唬不了的。不要以为，没有这些资产阶级老爷，我们就办不了事，过不了日子。相反，搬掉了这些绊脚石，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的工作越做越好。看看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吧！一旦摆脱了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报纸就生气勃勃，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立场鲜明，尖锐泼辣，充满了战斗的气息。革命群众都说：“好得很！好得很！”
    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为全国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作出了好榜样。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学习同志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事业冲锋陷阵。学习同志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把报纸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学习同志们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紧紧相结合，使报纸同革命群众息息相关。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都要有崭新的战斗风格，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毫不含糊。
    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一切报纸阵地！胜利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社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报纸领导权紧握人民喉舌的命运，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
    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立场鲜明，尖锐泼辣，充满了战斗气息。革命群众说：“造反报就是好！”
    ＊ ＊ ＊
    新华社上海十八日电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
    《文汇报》一月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一月六日造反。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摆脱了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后，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高高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高高举起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全国又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刊载在一月五日的《文汇报》上。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出现，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两家报纸起来造反，反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力量已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标志着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件大事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一定会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上海地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搏斗、大厮杀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
    这两家报纸，本来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由于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控制，这两家报纸几度走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道路，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文汇报》在一九五七年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工具，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又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挂名为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近几年来在市委和报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控制下，它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吹修正主义，成了党内外牛鬼蛇神的合唱团。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左派，联合报社外的革命力量，对这两家报纸的反动路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他们的斗争情况。毛主席始终支持革命左派，几次扭转了《文汇报》的大方向。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在《文汇报》上展开了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汇报》高举起了革命的批判的旗帜。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不但没有积极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反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妄图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它们彻头彻尾地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了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报纸。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事实教育了革命在派，要使报纸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必须由革命左派掌握报纸领导权。报纸必须由革命左派来办。《文汇报》的革命群众，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就把多年来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编委会推翻了。但由于缺乏经验，革命左派并没有直接把报纸的领导权夺过来，而是拱手让给了上海市委派来的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些家伙，继续改变了报纸的方向，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大搞阴谋，采用新的手段，进行新的反扑，疯狂地镇压报社内外的革命造反派。他们把报社内的革命左派打成“危险分子”、“两面派”。他们在报纸上蓄意发表保守派的文章。《解放日报》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把革命的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当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小将们起来批判《解放日报》的时候，在上海市委的一手策划下，《解放日报》、《文汇报》的老爷们却恶毒地攻击红革会，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闻名全国的“解放日报流血事件”。同时，还残酷地镇压了报社内的革命造反派。
    是可忍，孰不可忍？！压迫越厉害，反抗越剧烈。《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并没有屈服。他们在首都第三司令部和上海红革会革命小将等的支持下，继续奋战。在斗争最艰难的时刻，《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坚持斗争的八位同志，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少数，但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他们以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念，投入了更艰巨的斗争。两报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坚强，他们不怕围攻，不怕孤立，英勇斗争，一反到底，给予编辑部的革命左派以很大教育和鼓舞。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的鼓舞下，乘着上海地区的大好革命形势，和报社的革命工人紧密地结合起来，向报社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发起了总攻击。揭发了大量事实，动员了群众，争取了多数，彻底孤立了几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终于在一月三日晚上，把报社的领导权全部夺过来了。全报社绝大部分群众，全力支持“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这个伟大的创举。一月四日，一张新生的《文汇报》问世了！
    《文汇报》的新生，大大地鼓舞了《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他们激动地说：《解放日报》的革命，我们不干，谁干？这个权，此时不夺，更待何时！《文汇报》的新生，对《解放日报》的一小撮顽固分子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同志们，抓住这一有利形势，于一月五日晚上举行大会，宣布了接管《解放日报》的决定。
    《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生，敲响了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
    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根据毛主席“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的教导，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以猛烈的炮火，向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强大的攻势，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当前的宣传报道工作。接管后第一天的《文汇报》，以一版显著地位刊载了毛主席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写的我国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出现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一月九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高度评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积极投入了当前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去。面对着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所玩弄的停生产、压革命，用物质刺激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逆流，这两家革命的报纸，连续刊登了《紧急通告》《记者述评》等重要文章，站到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第一线。一月八日，《文汇报》在一则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必须警惕，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用各种形式，诱骗一部分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妄图用破坏生产的恶毒手法，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达到他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紧接着，一月十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等社论，继续给那些妄图以经济主义来腐蚀群众的一小撮人，以当头一棒。一月十二日两报刊载的《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又一次沉重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逆流。此外，这两家报纸还选载许多革命造反组织的大字报，全力动员全市的革命造反派紧急行动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而斗争。两报还发表了一些工厂的革命造反派团结广大革命职工，敢于顶住逆流，不怕围攻，不怕打击，敢于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的报道。这些报道对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在版面的编排形式上，两报这几天也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打破了一些陈旧的框框。他们对体现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和报道，都给予极其突出的处理，具有鲜明的立场，锐利的锋芒，泼辣的风格。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毫不含糊。
    两报内部的一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都靠边了，他们本来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但是，革命造反派就是不信这一套，他们团结报社内部革命群众，在社外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越办越好。
    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最热烈的欢呼《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新生！几天来，上海的革命群众，敲锣打鼓，从清晨直至半夜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送喜报、祝贺的往来不绝。上海许多主要建筑物上，张贴了“最坚决地支持《文汇报》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热烈吹呼《解放日报》的新生！”等巨幅标语。华东和全国许多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他们一致认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
    上海和全国各地许多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在来访、贺电、贺信中指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夺取了报纸的领导权，把报纸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使报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总社、《光明日报》等单位的全体革命同志，以及全国许多报刊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发来了充满无产阶级战斗友谊的贺电，最坚决地表示，要和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许多革命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小将、公社社员、机关干部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要造它的反，就要革它的命！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只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只能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让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红整个上海，整个中国，整个世界！
    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革命造反派撑了腰，说了话，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最最热烈的支持。他们决心和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新生的《文汇报》送到那里，那里马上就有许多革命群众围上来，争相购阅。有的同志说：“造反报我要看！”“造反报就是好！”有一位工人一下买了四份。他说：“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文汇报》！”
    毛主席永远支持革命造反派！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高度评价了《紧急通告》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上海革命造反派从贺电中又一次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的声音，精神更加振奋，斗志更加昂扬！这两天，各条战线上的革命造反派纷纷前往《文汇报》《解放日报》报喜祝贺。这两家报社的革命职工，用最大的革命热情连夜赶印了十几万份大红喜报，向上海人民报告这个特大的喜讯。这一天的报纸，《文汇报》加印了四十八万份，《解放日报》加印了十一万份，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革命造反团体最大的支持的喜讯，告诉给更多的读者。十二日，上海和外地在沪的数十万革命造反大军会师人民广场，举行了盛大、热烈、隆重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共庆上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进入一个新阶段。《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全体革命职工激动地表示：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支持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提出了这样殷切的期望，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向全国革命造反派学习，继续前进。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结成了血肉相联的战斗友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紧紧跟着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风里浪里去造反，革命到底不回头！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王力接见上海来京工人的讲话
    同志们：
    让你们等久了，很对不起，向同志们道歉。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同志们很快就要走上战斗的岗位上去了。上海的同志们向全国的工人阶级、全国的革命人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另外，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上海工人阶级和上海革命群众的经验极其重视。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的经验总结了，提高了，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革命群众，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从他们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一个新阶段的最中心的战斗任务！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这一个中心：夺权。我们只要把权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我们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生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一切。
    好多工人同志们，还有其他方面到北京来的同志们，说是到北京来告状，有的是来告状有的是来解决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是要一个厂里头要求罢官，把什么人罢官，到北京来，有的是要平反，到北京来；有的是什么黑材料送到北京来，同志们，这样一些问题吗，都用不着到北京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夺了权，我们自己来处理。自己来解决，要大家要他当官，本来就应当由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来决定。选谁不选谁；应当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称职的应该随时撤换。如果权掌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那么呢？我们那些过去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人，的同志们，他们对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统治，实行了白色恐怖，如果我们把权掌握在手里，那我们就翻身了。我们就叫他们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们就许他们老老实实，如果我们不夺权，我们不掌握政权，如果我们无产阶级没权，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权，那么他们今天迫于形式给我们平反了，将来他们会翻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一个中心的东西，这就是权！我们有了权，什么黑材料呀，白材料呀，都归我们自己来处理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这个权，如果我们掌握的权不牢靠，将来再让他们翻过去，他们将还会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所以一切的一切，中心的中心，就是夺权！
    欢送同志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把革命的命运，生产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祝同志们一路顺风！祝同志们顺利！
     （北京工人俱乐部东方红革命造反小组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在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一月二十日晚上九时，张春桥同志接见了上海三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原三十二个加上红土司、教革会、公安造反队）。就上海当前任务作了重要讲话。此文根据“教革会”参加接见代表的传达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不要认为斗争胜利了。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我们还要准备打几次硬仗。”（这句话张春桥同志反复讲了两遍，姚文元同志在旁边又重复了一遍）
    张春桥同志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要接管。他说：“夺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权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革命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大的功夫，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他说：“夺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大联合。夺权是争取群众，联合要在斗争中联合，要在斗争中争取群众，现在还有一些阵地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有很多群众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
    张春桥同志特别提到中学的运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中小学一百多万师生都没有发动起来。如果发动起来的话，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中学的运动绝不能走过场。他指出，目前还有很多群众卷在经济风中，所以上海目前运动的焦点是反对经济主义。如果不反对经济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要中断。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通过反对经济主义，我们可以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争取群众，创造新的经济命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同志接着说：“你们想一想在当前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有那些可干？”他说：“正象你们刚才说的（指他讲话前大家的议论）陈丕显还没有打倒，他还在活动，曹荻秋也只是表面上被打倒，他也还有势力。市委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也没有真正揭开。赤卫队还在改头换面，转入地下活动。社会青年、里弄干部、下乡支农返沪人员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他还指出：“难道教育系统、文艺战线上就没有经济主义吗？为什么没有人去搞呢？”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现在考验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革命得彻底不彻底就是看他在反对经济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三、上海市“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关于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们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人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高校“红革会”
    张春桥：
    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组织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红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高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廿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
    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姚文元：
    红革会两次要求警备区派队伍，并带有威胁性口气说的。廿四日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夺权派了队伍，廿六日开常委会要派部队保护他们，卅日下午开炮打张春桥会说：“我们要开大会，要派部队保护我们，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师政委及上次参加行动的部队听我们的揭发控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调动军队对付别人的革命组织，那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办？红革会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电话给公司，叫他们搞大联合。可红革会把住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
    同学：破坏大联合的罪魁祸首是红革会。
    张春桥：他们已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适应了陈不显、曹荻秋的要求。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了。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曹曾讲：你们中央在北京发号施令，到上海来尝尝味道。
    张春桥：红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
    同学：（把红革会的情况谈了，略）
    姚文元：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以武力来压别组织，发展到这个地步？
……红革会某些负责人非常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最近马路上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这个行为适合谁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出幕后策划者，大方向转移了，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首要任务：（大意）
    1、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要把红革会的战士和负责人分开来，只通过斗争才能团结红革会战士，不斗争不行。上海形势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在集中，牛鬼蛇神出笼了，另外在造反派内找代理人，红革会就是，我们要作好精神上的准备……（大意：红旗社论第三期第五段都分析）。要站稳立场，对大反扑要作好准备。大意：我跟红革会接触了两次，有一次把我们斗了六个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想这是普遍真理，对任何人都适用。
    张春桥：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高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现在街上没有陈丕显、曹荻秋的标语是不正常的，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夺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目前上海砸风还很盛，互相砸，砸电话机……这是国家财产，电话机是无产阶级性的。要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内部关系。
    姚文元：红革会不愿摆事实讲道理。
    张春桥：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讲大道理。现在正适合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不斗他们的，联合破裂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联合……。廿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这样也好，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大联合，没有分裂就没有大联合，和这部分人联合，就和那部分人分裂……。斗陈丕显、曹荻秋一定要干，只有这样联合才更好、更巩固。否则巩固不了，但将来还会分裂。在取得胜利时，易迷失方向。从夺权变当权。陈丕显在三年游击时很苦，但顶住了。进城后，政治地位改变了，他就越来越滑下去了。现在我们夺权，夺权以后就是当权了，你们大学生就要出来工作。但有可能半途而废，红革会就是这样。毛主席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只占百分之十几。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就在上海，上海两个阶级力量都很强，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这是大好事，我们要准备真正的反革命包围，开枪怎么办？那天我和姚文元议论了一天，到处都有反革命活动，可上海没有这一手，我们很怀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很重要，政策、策略要注意，对干部也要分析，一分为二，打击面不能过大。有些地方一开会，就把干部统统跪在地下，现在形势变化了，要强调区分干部，社论中干部问题也就是这样，开始时区分是不行的，当革命群众占优势时，再不区分是不对的。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
    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谈话（这是另一个版本）
    〖接见单位：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市第一医院星火燎原兵团、华东工学院红旗兵团、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北大文革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院驻沪联络站。〗
    关于目前大联合问题
    张：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吧！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里有谁参加起草。（同济大学东方红回答：我们参加了。）
    姚：只有大联合才有权力，一个组织讲话没有人听，三十个组织讲话就有人听。在当前正需要，这是我的感觉，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能不能通过斗争先弄成锥形。
    关于红革会
    姚：到街上去看一下，街上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几乎不见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中央指出斗争的大方向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红革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大方向错了。陈、曹的问题原本没有揭开，曹荻秋还不承认被打倒。红革会还破坏了大联合，在上海有两种大联合，左派之间大联合，而右派之间也在有意无意地凑到一起，现在有些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了，要有思想准备。对红革会的认识，以前对它负责人还是认识不清的。斗了我们六个小时（指元月二十八日在中苏友好大厦红革会等组织召开斗争张春桥、姚文元的会议一编者）也是一个好事，认识一个问题。
    张：关于成立新市委问题，是赵全国（原上海的头头）已被捕入狱，赵全国到北京回来就反对我，不知是什么道理，我在北京时陈丕显一定打电话到中央要我回来，说市委支持不住了，是不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设陷井，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玩意。当前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的大标语，这是不正常的。真正革命的同志，应该掌握革命的大方向。
    目前，我们仍要抓斗争的大方向，取得真正的大联合，否则联合了，没有思想基础，以后还会分裂的。我们党的历史，开始党代会十二人，现在呢？陈公博是个大汉奸、张国焘……，你们都是青年，要注意在大风大浪中锻炼。陈丕显参加革命时，还是红小兵，在那艰难困苦条件下，受得了，他们还想到今天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们以后当权了，要注意。条件变了，不注意就会慢慢滑下去，现在分裂了，可能你们人少了，少没有关系。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左派总是少数。红军原来几十万人，后来只剩下几万人，到底什么时候强大的呢？长征以后强大……一月革命干了几十天，现在二月了，不知是谁个胜利了……现在有的人说：“我这个组织好，即是科长以下的人组成。”把科长当成当权派统统拉来斗，这是非常错误的。当前怎么搞，红革会是不是会作为斗争的一个内容。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矛盾会转化，有一点你们意识到了吧！本来是革命的也会走向反面。
    姚：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用武力来压个别组织，会发展到啥个地步？……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非常害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方向转移了，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任务：（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大联合、大夺权。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要给红革会的战士和负责人分开来。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红革会的战士，不斗争不行……我跟红革会接触了二次，有一次在中苏友好大厦把我们斗争了六个小时，还叫我们念：“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任何人都适用。
    张：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就是反马克思的口号。过去不批判，是因为当权派用这个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个口号来压制群众的。希望同志们思考一下，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个方面。
    学生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上海人民公社早些成立好呢？还是晚些成立好？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性机关。
    姚：大联合之所以有必要，集中起来有威力，有必要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上海人民公社”。
    
    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四、上海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号角，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胜利的第一炮。
    在这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这个伟大号召，好象一声春雷，振奋了全上海，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从此，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在痛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光辉胜利！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大搏斗，大厮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因此，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掌握了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意攻击。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扶植资本主义势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竟狗胆包天，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耍阴谋，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垮台时，他们又开黑会，定黑计，大刮阴风，大布妖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他们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卡住我们的咽喉，切断我们的血管。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象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都是一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人。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历经革命风浪考验的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目睹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眼看毛主席缔造的红上海开始改变颜色，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红色造反者们发扬了天不怕，地不怕，敢同恶鬼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乘革命的大好时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勇敢地挑起革命与生产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迅速扭转了局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奋起砸烂了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一月革命，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铁拳；一月革命，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战鼓；一月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地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新形式；一月革命，开辟了上海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阶段。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大联合，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横扫自己头脑中和自己队伍中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行会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垃圾，加强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的强大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就团结，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我们上海人民公社的全体红色造反者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是我们的终身天职。伟大的“老三篇”，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光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著作，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斗“私”字，大立“公”字，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定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全上海！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的大夺权，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打倒旧市委、旧市人委，挖出一切目前还隐藏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旗帜，坚决打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镇压，同时严防类似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之流的反革命组织，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进行捣乱，袭击革命左派和革命组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旦发现，组织立于取缔，首恶分子及幕后操纵者马上依法严办，决不宽贷。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号召：
    全市的革命工人们，要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更好地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进一步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工业生产，搞好交通运输，搞好市场供应，搞好内外交流，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全市的革命农民和革命的农村干部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大力抓好田间管理，保证城市供应，夺取今年夏熟丰收，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最近发出的伟大号召，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同时严守岗位，加强备战，提高革命警惕，时刻准备迎头痛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帮凶的挑衅和进攻，时刻准备无情镇压国内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新的伟大的功勋！
    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们，要更认真地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作好准备！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革命干部和工作人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同时要严守岗位，尽职尽责，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全市和外地在沪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要断续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就是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寸权必夺”！在已经夺权的单位，我们要学会巩固权力，使用权力，决不容胜利果实再落入敌人之手；在被右派假夺权或我们夺权后得而复失的单位，就必须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组织阶级力量重新夺权；至于那些仍然被资产阶级代理人所盘踞控制的单位，我们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立即开展夺权斗争，决不容许那些反动家伙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总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时，在夺权斗争指中，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夺权，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那种“见干部就揪，是当权派就打”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论调，必须彻底批判。我们对于旧市委、旧市人委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精神，区别对待。对于他们当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就是要积极支持。对于犯有一般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愿意悔改的，我们就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允许他们改过迁善，将功赎罪，回到以毛主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至于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则必须坚决打倒！
    全市的革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坚决地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为实现上述号召而斗争！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革命左派夺权、掌权，为开展全面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加强社会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夺取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一些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向我们发起新的反扑，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决不可以松懈斗志，麻痹大意。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再有几个反复，多次曲折，再打几个大战役，打几次歼灭战。但是我们的决心是下定的了，不管风浪再大，都要挺起胸膛，勇猛前进，迎接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闯过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决不后退半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必将在更猛烈的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让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吓得发抖吧！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战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荡涤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原载1967年2月7日《解放日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姚文元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
    今天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盛大节日！是我们上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指战员、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盛大节日！
    今天，我们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们大家在毛主席像前面庄严地宣告：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无产阶级夺权斗争为中心的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上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创举！从今天起，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彻底垮台了！一切权力归于上海人民公社！
    自从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发动全面的攻击以来，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到夺权问题。在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大力支持和英明教导下，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彻底剥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权力，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上海工人阶级在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斗争中表现出的伟大的英雄气概，推动了夺权斗争的向前发展。一月革命的惊涛骇浪和碰到的种种曲折，又教育了我们：要夺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单靠哪一个团体、哪一个革命组织都不行，必须实行各个革命组织的大联合，执行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夺权斗争推动了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担负起夺权斗争的伟大任务，象黄河怒涛，一浪高一浪。在夺权过程中，我们加强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的革命的团结，反对了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终于在斗争中产生了！让我们再一次欢呼：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它是在空前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经过大联合而形成的高度的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各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所以有巨大的威力。它是在砸烂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它不是只代表一个革命组织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当然临时委员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对于一切尚被资产阶级当权派控制的单位，对于被政治扒手夺了权的单位，还要继续进行夺权。权拿到了手，还要一个巩固政权、保卫政权、学会运用政权的问题，有一个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依靠群众去抓革命和促生产的问题。困难是很多的，阻力是很大的，斗争会十分尖锐。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社会的财富是个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各项政策，坚决执行《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提出的各项任务，用积极的态度去进行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困难，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直到选出公社的正式的领导机构，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关头，在我们欢欣鼓舞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刻，我们必须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反对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进行拼死的抵抗。现在，一小撮牛鬼蛇神，包括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纷纷出笼。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抗相结合，相勾结，跑来登台表演。有的拉拢一些受蒙蔽的人，成立类似“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公开或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或同这些组织的分子相勾结，到处袭击和破坏革命造反派组织；有的化名换姓，混进革命组织，在革命组织之间和革命组织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有的用糖衣炮弹腐蚀革命群众，企图在革命队伍中收买他们的代理人；有的继续煽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有的进行反革命宣传，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他们必然要加紧破坏活动，妄想实行反革命复辟。他们是一群小丑，人数极少，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决不能麻痹，更不能姑息，一定要认真对付。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各个击破，坚决消灭之。对于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消灭之。对于反革命，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些受坏人蒙蔽欺骗的群众，应当起来揭发。所有的革命造反派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共同对敌，不要中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在这里，我们要警告一小撮牛鬼蛇神：上海人民公社，对人民是老老实实的勤务员，对人民的敌人，是钢铁的拳头！反革命分子胆敢乱说乱动，就砸烂他的狗头！
    我们的一切胜利，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阶段。夺权以后，一切革命组织面临着新的考验。是革命到底，还是半途而止！我们一点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来克服我们头脑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决不只是为了某一团体、某一组织派别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巩固了，人民公社巩固了，一个行业，一个团体和利益才有保障。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要保持谦虚，防止骄傲。更不可丝毫松懈革命造反的斗志。只要我们用毛主席的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我们就一定能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让我们欢呼：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农民同志们，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的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同志们！
    在今天欢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向上海的革命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战友们，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已经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各方面的同志讲了话。千言万语，都是欢呼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回想一月以前的情况，真是惊心动魄呵！当我们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发动猛攻，眼看他们就要全线崩溃的时候，他们刮起了反革命救济主义的妖风。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转移了大方向，就会挑起全市人民对革命造反派的强烈不满，就会把革命造反派压垮。即使他们失败了，留给上海人民的也是一个混乱的局势。这一手，也算不得什么大发明。上海解放以前，以及解放初期，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就是这样整过我们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永远也不懂得这条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猖狂反扑，只是更加激起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万丈怒火，只是更加促进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更为重要的是，是唤醒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认真地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刮起这场经济主义的妖风？是因为他们乱签字。他们为什么能够乱签字？是因为他们有权！党权、政权、财权、文权，这本来都是属于人民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夺取来的。而今被这帮资产阶级老爷们窃夺去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些权夺回来了！于是，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文汇报》《解放日报》新生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发表了，一小撮赤卫队头头扬言要“三停”的码头，车站等等要害部门的权夺回来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签字权作废了。在这场伟大的阶级搏斗中，无产阶级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
    一月革命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人民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夺取来的伟大胜利！让我们再一次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战友们，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旧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着上海无产阶级率领广大革命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失败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一月革命的结束，而是上海无产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战斗司令部，可以更好地根据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要时刻记住，这是斗争的中心，斗争的焦点，成败的关键。
    因此，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红旗》杂志第三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所阐明的毛主席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今天宣布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这篇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所规定的上海革命人民的任务，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寸权必夺”。我们一定要把全上海一切还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汉派窃据的权力统统夺回来！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是革命造反派的上海，是革命人民的上海，是全国革命人民的上海，是毛主席的上海。不把一切权力夺回来，誓不罢休！
    阶级敌人不但不肯让权，我们夺了权，他们还会反夺权。他们还会玩弄各种文的、武的阴谋手段，给已经夺了权的革命造反派，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制造种种困难，施加压力，妄想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告诉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的这一套，我们早就领教过了。你们是腐朽的力量，是一小撮，把你们这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等等统统加起来，也还是一小撮、在一千万革命的上海人民面前，你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革命造反派已经作了准备。还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我们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谁胆敢进行反革命活动，就一定砸烂谁的狗头！
    为了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在伟大的反经济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就是用“抓革命，促生产”的铁拳打败了敌人的。让我们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成就，来庆祝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吧！我们一定不要放松了抓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我们一定要大抓革命，大促生产。事实将会证明，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各个生产、工作岗位上的革命人民，不愧是挑起革命和生产这两副重担的英雄。英雄的上海人民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为了继续夺权，为了巩固和发展上海人民公社，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应当继续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这个大联合，不是大杂烩，不是联合国，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从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拥护，就赞成，就支持。我们应当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一定要不断地整顿思想，整顿组织，象我们公社的名字一样，打倒“私”字，确立“公”字，使我们的队伍不断革命化，使上海人民公社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定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革命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坚决地同上海人民公社站在一起，用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和革命工作。对于犯过错误的工作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不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我们都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突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罗网，站到革命人民方面来，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
    让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上海人民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供各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
    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引导和鼓舞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集中全力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英勇奋战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党政机关和经济、文化的要害单位和部门，自下而上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了权，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从而把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场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总是给予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以最亲切的关怀和最有力的支持。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毛主席关于“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指示，照亮了我们夺权斗争的道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前进。二月五日，在自下而上地夺权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陆、海、空部队的负责人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实行了“三结合”，夺取了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切权力，建立了上海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一场英勇战斗！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地方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建立以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使各单位、各部门的革命造反派得到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支持，为自下而上的夺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地方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建立以后，大大地推动了“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实现，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广大工、农、兵、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斗志更加昂扬，精神更加振奋，意气更加风发，以最明确的态度，最坚决的行动，主动地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继续反击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和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海市地方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立，决不是斗争的结束。我们正面临着新的考验。我们必须巩固已经夺回的权力；我们必须继续在一切需要夺权的单位和部门夺回失去的权力；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上海、建设上海，使它更好地为伟大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我们以后的斗争任务更艰巨、更复杂。前进道路上的一重又一重的障碍需要我们去冲破，阶级敌人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需要我们去击溃，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决不能松懈斗志，麻痹大意。
    我们面临着的最中心的战略任务，就是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继续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不移地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在一切需要夺权的单位和部门，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并且掌好权，用好权，抓革命，促生产，不断提高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把上海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二、三、四月，是我们实现这项任务的关键时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特提出下面各项任务，望全市各革命组织、全市革命人民贯彻执行：
    （一）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全市各单位、各区、县革命组织，都应当召开革命组织的联席会议，具体地分析本单位的各项权力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确定应否夺权、如何夺权或者夺权以后如何掌权，总结经验，确定自己的任务。
    （１）在已经实现了“三结合”夺权或原来权力就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单位，要掌好权、用好权，迅速把革命、生产两方面的任务抓起来。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团结、争取中间派，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力求把革命搞彻底。防止、克服夺权之后松懈革命意志消极保守的倾向，在用权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三结合”的经验。
    （２）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三结合”的形式。市、区、县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革命委员会，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负责人或人民武装部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工厂企业的临时权力机构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党政机关各部门的临时权力机构，由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学校则应按十六条的规定，逐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区、县、市一级要害部门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报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凡是没有实行“三结合”或假夺权或极“左”夺权的单位，均不予承认。
    （３）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主要力量。外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可以给他们以必要的援助，但是不要包办代替。
    （４）武装基干民兵、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是各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强大支柱，是革命左派的坚强后盾，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调动武装民兵，违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５）对于干部，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坚持区别对待的方针。各革命组织应当组织革命群众和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学习《红旗》杂志有关社论，统一思想认识，为实现“三结合”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
    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把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１）革命造反派应该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论何时，都应该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统帅生产，以革命统帅工作，以革命统帅一切。（⑴⑷）
    （２）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都应该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抓革命，促生产，健全生产班子，做好春耕工作，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目前还在上海和外地逗留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前几年精减下放人员，都应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立即返回本单位。
    （３）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迅速建立和健全抓生产的班子，落实计划，特别注意加强协作，节约原材料，保证质量。交通运输部门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货运畅通，运输正常。所有企业、事业单位，都不得任意改变劳动制度，搞变相的经济主义。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都应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有关的《紧急通告》和《通告》，坚决同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斗争。
    （４）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各条战线的革命职工，必须积极地抓革命，促工作，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同时，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全市中小学和文艺团体应该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中央最近的通知。
    （５）各基层单位群众组织一般不得保留脱产工作人员。市、区、县、产业系统一级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工作人员名额，必须尽量减少。本单位革命委员会有权对任意脱产、在外游荡的人员，按照违反劳动纪律规定处理；情节严重而又累教不改者，在报请上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后严肃处理。
    （６）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计划和国家制度，不得擅自动用国家物资，甚至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工厂企业单位变为只替某一小团体服务的小团体所有制，即资产阶级所有制。过去已动用国家物资者，必须如数追回，已用去的也要彻底清查。今后如再发现上述现象，一律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论处。
    （三）
    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击溃阶级敌人的反扑，保卫社会主义经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１）公安、检察、司法战线上的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应当联合起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密切配合，同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大力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真正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坚决镇压反革命。
    （２）坚决镇压胆敢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凡伪造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造谣生事者，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对破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新秩序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拒绝改造、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惯窃、流氓阿飞、投机倒把分子，必须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
    （３）对所谓“联合行动委员会”、“红旗军”以及其他一切反革命组织，必须坚决取缔，严惩其首恶分子，揪出其幕后操纵者。
    （４）严防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凡煽动和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和破坏军事管制的坏人，必须依法严惩。
    （５）严禁以任何借口冲击机场、电台、监狱、看守所、机要室、档案室等机构，违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严禁以任何借口袭击革命组织、进行绑架、殴打、拘押、私设公堂、私设刑房等违背党纪国法的活动，违者依法制裁。
    （６）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但是，决不许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以“平反”为名，进行反攻倒算，否则立予制裁。
    （四）
    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红色大军。
    （１）建议各革命组织开门整风。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各革命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应当带头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争取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在整风中，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革命同志。
    （２）全市革命造反派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大联合，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宗派主义、行会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各革命组织之间，在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要求同存异，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不许武斗。不许乱砸。
    （３）各革命造反组织的形式，应有利于大联合，有利于夺权斗争，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有利于完成各单位斗、批、改的任务，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革命造反派成员的思想革命化。我们建议按产业、按系统、按单位、按地区，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方式，建设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工人的革命组织，不要跨行跨业跨地区，不要发展学校师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等成员，已挂钩的要重新归口。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不要发展工人和贫下中农参加。凡是复员转业军人组织，所谓国际性、全国性的组织，以及以经济主义要求为目的成立的各种组织，都是违背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精神的，应该自动解散。这些组织的所属成员，可分别申请参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必须纯洁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把混进来的坏人清洗出去。
    （４）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应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防止阶级敌人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讲究排场，任意挥霍国家财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小组，对各群众组织实行财务监督和检查。凡设在各大饭店的“司令部”、“总部”，自即日起一律迁出。多占的公房、公物，立即退还原主管单位和房管部门处理。
    （五）
    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最根本的建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最近要重点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学习中央最近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和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永远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勇于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勇于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严格要求自己，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无产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坚持毛主席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暴中，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我们庄严地宣布了上海“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领导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所颁布的宣言、通令、通告、决定、决议及其他一切文件，一律继续有效，全市人民必须切实遵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姚文元张春桥在会上讲了话。
    ×××：现在欢迎姚文元同志主持会议（掌声）。
    姚文元：
    现在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东方红！（《东方红》）。大家请坐！
    同志们、战友们：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三结合夺权斗争的经验正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们应当满怀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进一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口号）
    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自下而上地从市委、从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成立了自己的三结合的最高权力机关。最近，张春桥同志和我到了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上海的工作，参加讨论了现在已经发出来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同志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口号）
    我们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大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革命征途上的指路明灯，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无价之宝。毛主席指出：二、三、四，三个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声音广泛传达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心中，坚决地贯彻执行，化为我们的实际行动。毛主席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形势，总结工作，明确当前的斗争任务，要继续发挥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那种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要继续前进，我们要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潮，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人民的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一贯的指示和政策，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普遍地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及时地识破、坚决地粉碎阶级敌人的各种新反扑。
    同志们，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了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把讨论的结果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口号）
    今天，将由张春桥同志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布置当前的任务，会上要宣读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草案，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用。
    张春桥同志的传达，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因为今天讲的一些东西还是作为内部传达来讲的。现在我们就请张春桥同志作报告。（口号、掌声）
    张春桥：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口号）
    现在街上有一个大字报说，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去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到北京的。（掌声）我们十二号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口号）。而每一次的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问题，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各个方面的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关心的，使得我们非常感动，你们知道我们两个人，主席在三天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感到是光荣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去的，是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口号）
    毛主席对于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一些同志们都会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组织所发出来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在当时一接到这些文件他很快就看了，而且很快地就决定了向全国广播。在这次谈话里面，毛主席又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讲了一下这一段历史，比如说，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那个时候，他讲，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了，工人组织起来一百万了，本身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机关的情况，甚至于还问了一些市委干部的情况，我们都汇报了。他还问到，比如象一些细节他都晓得的，他问，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到了码头吗，那现在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呀？我们告诉他说，当我们陪康生同志到码头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还在那里，主席说，很好。他对学生的关心，对工人、对农民、对机关干部、对解放军的上海部队的情况，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好的创造、每一个革命的行动，主席都无微不至的关怀、了解。我们感觉到主席对上海的关心，这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来说，对上海的革命群众来说，对我们上海人民是最大的光荣，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口号）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阶级敌人还会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但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挡我们上海市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我想下面来分别地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夺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多。这个问题我想讲的多一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了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风暴开始的（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解决政权问题。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夺权，就其任务和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夺政权是不同的，有它不同的方面。毛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自己亲身领导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第二、在夺权斗争里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以后能不能巩固的关键。（口号）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上海，对我们上海旧市委、市人委这个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号，上海市二兵团，他们夺了一次，发了通令。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其他四个单位夺了一次。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又夺了一次。那么他们夺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有的就到市委、华东局，把大印抢在手里，就以为这个印拿到手就算权夺到了，但实权呢？根本没有夺到！恐怕在座的同志也根本不知道。他夺了权，那么应该可以发号施令了。而我们不知道，夺算是夺了，但是他说了话没有人听。（口号）市委的权是这样子，华东局也是这样。我现在讲的华东局机关也夺好几次了，但现在你说权夺到了没有呀？我看也就是这样，占了几间房子，还有些人就强迫魏文伯、韩正义签了字，要点东西，找个汽车什么的，这些东西大概得了一点，别的东西得不到呀。好比我们在上海工作，没看到他那里对我们上海也没有影响。所以，我曾劝夺华东局权的那些人还是不要夺了吧！要夺你也要搞三结合，而你又没办法三结合，这个事情将来会专门跟他们谈，我在中央也讨论过一下，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啦。那末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的，而华东局机关就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我现在是讲一个市委、一个华东局机关，其他单位，同志们，你们知道得比我多。有很多局、有些县、有些区、有些企业、工厂，夺来夺去谁也没夺下来，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不了权的。没有这个大联合，几个单位、一个单位、两个单位或几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来的！那种夺权那种小联合的夺权只能够产生小团体主义。这儿有一个单位去夺权，夺了什么呢？只夺了个印刷厂，以为这个印刷厂就算我们单位的了，人家再来印东西就不给印。这样的夺权，我说是一种小团体的夺权，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小团体所有制，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个人，怎么能够属于一个小团体呢？如果那样子的话，这是小团体所有制，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口号）我们这个话说得尖锐一点，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这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有些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那末，我们现在都懂了，就是都懂得要大联合夺权。大联合夺权还不能够完全说明，道理还不是说得很清楚。要实行大联合，关键还在形式，在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三结合。（口号）三结合，同志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够算大联合。说大联合，并不在于有多数的群众团体都参加了。当然，凡是革命的组织应当联合，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了很久了。现在的问题是，不只是说群众团体越多越好，而是说，如果缺少另外两方面，只有革命群众组织而没有解放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那末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夺下来也不巩固。所以主席这次对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地学习主席的指示，考虑了，想了这个事情，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北京恰巧碰到山西的同志、山东的同志都在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同志汇报的一天我们参加了，山东的汇报那天我们就回来了，没有能参加。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山西当然十分明显了，有军队的作用，山西的夺权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那根本夺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省委，山西省委反动透顶，而且已经准备拉武装呀！搞了那么一些便衣特务，发了枪，给刘格平同志领导夺权的领导班子来了个（不清），就在他住的房子对面就有两个特务，有枪，枪口就对着他的门口，随时准备把刘格平捉起来的，只要他们没夺权，再过两天这些现在出来的领导干部就要都被捉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站在革命派这一边，支持革命派夺权，这样，这些手里一根枪也没有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了。刚我们念语录不是念了主席的这句话：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在世界上、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的。又要讲夺权又没有军队，那怎么行呢？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那时候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夺的权夺回来，那还要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来支持，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没有领导干部、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因为群众，它只要是采取革命行动，它必然要有干部。比如说，有那末一个革命造反派，或者建立一个战斗队，总要有一个负责人，不管名字叫什么，大家说的，有的叫“服务员”，有的叫“勤务员”，因为大家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长”字，他不愿意叫战斗队的队长，不管叫什么，因为总要有领导，总得有干部，现在我们要夺权那总得有干部，无非是有新的干部、有老的干部，有新的过去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还有那些过去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为什么要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的领导班子呢？因为事情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不管他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又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贡献，让他马上在一个城市，比方上海市，或者一个省，象江苏省，交给这样一些工人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去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这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那困难还更大，这个道理用不着多解释的。比如说，好多工人造反派、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里面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才能，可现在马上交给你们，你们有困难，现在，就说象我吧，我总算做工作还做了一些年了吧，现在你说要我负责上海市的工作、全市的工作，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我过去没怎么管过，我这个经历并不那么宽，现在，一大堆问题就摆在面前。过去，有的时候，我也顶多参加了一些讨论，但是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碰过，没有摸过。经济工作、生产、工厂工作，我知道的很少，商业，知道一点也不多，象财政税收这些事呀，我从参加工作以来，我也可以很坦白地向同志们讲，我从来没有兴趣！我过去对有些文件送到我跟前来我都不想看。好多事，零碎知道一些，也不多。本来嘛，这种感觉呀，譬如说，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也担负着很重的责任，和我们的能力也不相称。但那时候，有些事都觉得好办，到最后有些问题不好办了，就跑去找柯老，跟他商量一下，他下个决心就办了。自柯庆施同志一病倒，六四年一病倒，六五年去世，那时候我们就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挑不动了，这个担子突然往我们身上一加，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一个人没个地方商量了，担子一加挑不动，那末，何况现在是面临的任务哪，比哪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多了。那么一个普通工人同志、学生，我想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比我还要多。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总是……，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千多人，难道说我们从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间找不到三结合的对象？这也不可能的，可以找到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六千多人我是讲处长，还没有讲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啦，上海革命的干部，或者说整个的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是一直到12月18号开大会那天算是开了炮，这样子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好的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啦！当时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是整个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在12月18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怪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他们自己负责，谁要你不造反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负责的，但是呢，我们也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来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有为首的吗。同时呢，据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的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的群众，或者一般的干部没有传达，包括那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于市委里边一些人，也没有传达，这样就使得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够传达到群众和传达到干部中间去，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啦？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市委还是委员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样能传达出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根本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没有很好的告诉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的时候，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很多干部莫明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由领导负责的，是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的。有一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比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件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那末他，曹荻秋就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是给他说了一通，用了那一种口气，中央嘛，既然已经承认啦嘛那就只好这样子吗，再继续作工作呀，再把他改过来吧。就这样，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听陶铸的。对伯达同志的意见，到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嘛。马天水之所以特意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和他谈话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不知道啊，主席的意见？不知道！所以他才敢于跑到中央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他就是不知道。而这个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呢，就是鼓动他：“你到了北京，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这样子鼓动他，对这种人哪，你说，你说到底，同志们也可以看一看哪，象这个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我看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后来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要组织纪律呀，不能够什么东西都讲呀！所以把干部都拚命压在里面嘛，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有许多干部，包括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我前面先讲了，首先要他们负责，但是领导也要负，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这六千多人处长以上的，还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怎样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当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那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之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上海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嘛，特别是在柯庆施主持工作的时期，特别是五八、五九以后这个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些干部，还不是目前这些领导干部，还不是这六百多个付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那个时候跟着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来很好的成绩嘛，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主席的指示，我们要看干部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吗？那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而且呢很多我们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毛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地向我们讲，说我们应该相信95％以上的群众，相信95％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特别讲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这个中农啊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一批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地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结果失掉多数，使得自己完全孤立起来。那么要实现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里面有一段就专门讲了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第四期专门写了一篇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是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正确对待干部的一篇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我们只知道我们走的那一天，是当天送给主席了，他看了。有很多重要的修改。譬如，说象这样的话，红旗第三期，现在大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就这一句话，后面那几个字是主席加的。原来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允许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主席又加上：“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面又加上“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这样就体现了主席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如果他不坚持错误，或者他不是屡教不改的这句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所以强调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又坚持错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这样呢，刚才我们念语录里也讲的不是不可救药的人，都要治病救人。那主席加这么几个字，政策界限就很清楚了，那就宽得多了，现在同志们我是已经在别的会议上说过，好多同志最近比较忙，特别夺权以后据说夺权以前学毛主席著作还好说是有时间，夺权以后现在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看报，这个危险啊，象这样两篇社论和中央最近发的很多文件，都要逐字逐句考虑的啊，那里面常常是两个字的改变，在政策上就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总在发展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就可能犯错误。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主席）直接研究了一个单位，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现在有好多不讲阶级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市一级的市人委的机关什么造反委员会，我们在北京就看到国务院转给我们的材料，下了一个通令用电报发给国务院要取消一切“长”，这个单位你们要提出建议向中央要取消一切“长”，也未尝不可，但是他是给国务院用电报发了个通令，而且这里头有许多话是完全错误的，说什么说历来的就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那么将来还是处长管科长，不能叫那个科长管处长，除非他们把关系改变过来，把现在的科员改成处长现在的处长改名字叫科长，那又有什么意思，本来就是叫书记，在国民党时代是最微小的官职，到了我们这里变成了最大的当权派了，这个都是名字问题嘛，而且说什么，一切带“长”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那么我们的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根本没有阶级性。同样的一个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叫国防部长，林彪同志叫做国防部长，属于两个阶级的，怎么能够这样子来呢？搞这一套呢？如果不讲阶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搞三结合，一讲阶级呢，那么就能把我们的队伍重新来看罗，把每一个人都重新来考察。主席说：“付科长都不要的人，这些人啊，搞不了几天的。”他说得，毫不含糊，那种“一脚踢开”，最后一定也要把自己踢开。“一棍子打倒”的这种风气万万不可长。我们同志们，主席过去一再劝，说要读一读鲁迅写的《阿Q正传》，里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看一看，我们不要不准别人革命，不要学那个里面的赵太爷，要允许别人革命。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就是不但是要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合作，还要和那种意见对自己不但不一致，而且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人，他又反对过你，而又证明他是错误的这种人合作。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毛主席是这样的模范。大家也来看一看吧，现在事情都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上街了，其实这些事呀，很多事情党中央过去没有公开就是了，那么你比如象这个朱德，总司令，这个是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嘛，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决议”，那个里面好多条就是讲朱德的，那里面就是纠正错误倾向，谁代表错误倾向呢？就是朱德代表！但是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走，总希望能够多团结一些人嘛，对这一点也希望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向主席学习，我们现在就应该根据主席这样的思想，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一个具体地分析，究竟那一些人是什么情况，作阶级分析，同时呢，我们要对他们创造出条件，给那些领导干部有机会来检查错误。
    在上海有这一点，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始终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应该给他们机会。当然一般干部不要搞人人检讨，人人过关，不要搞这个。就有些人他如果不作一个检讨呢，他没有办法出来亮相，还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给他机会，让他亮相，让他出来表示态度，欢迎他们出来发表造反声明，也欢迎他们互相之间去串连，也可以找一些知心人交换意见。假使他们要造反，要革命，想回到毛主席路线这方面来，我们给他机会。但是给了机会，有的人也不干，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创造这个条件。或者我们不要等到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搞三结合，也不要搞得那样十全十美，还非要搞那样好的干部，那可能是不多。我们只能够根据不同的人，来区别对待，有的人是要打倒的，有的人可以请他参加领导的，有的是要他可以作工作的，有的人参加一般的领导，有的可以参加核心，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这些在三结合这个问题上，同志们还有意创造些是可以的，要有首创精神，但是目的是要搞三结合。但是有的同志害怕，怕有的人投机假造反，怕我们认错了人，怎么办，同志们不要紧的，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革命造反派是应该什么都不怕的，怎么能够忽然怕起来了呢，他投机吗，投机他将来总会暴露的嘛，如果人家一直也没有暴露，你怎么能说人家投机呢？如果弄错了，认错了将来我们再改嘛，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啊，这个也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结果，这样同志们我们将来就不准犯错误了，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也会犯错误的，还是会经常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同志，也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咱们就改，拉倒，坚决改（笑声）没别的，有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坚持不改，又屡教不改的，只要不作这种人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其余的你就不怕了嘛！你无非不要坚持不改，不要屡教不改，所以我们今天认错了几个人，不要紧。那么都这样怕，那我们将来自己犯了错误，那怎么办啊？现在我们也不能用了，那没人作事情了。所以可以请各单位考虑一下，排排队，最好先选择几个标兵，某一个人站在那一个位置，当然有了这个标兵就好办喽。
    当然刚才讲的都是给革命造反派说的了，我希望我们大家要向那些干部那里去做工作，我们希望他们要坚决站过来，光是我们做工作他们不站过来也不行啊！他们现在也有很多顾虑，说“晚喽，”早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不站过来是不对的，那么你现在还不站过来那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等到什么时候，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归队的。党中央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地改，党还是欢迎的嘛。而且犯过错误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可能因为犯了一次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免疫力，那么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或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现在双方就我知道感情上有些过不来，有的同志也说，斗了一场，斗了怎么还去给他做工作？我们说，谁斗的还是谁去做工作好，因为我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都是执行毛主席路线，而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当首先把感情转过来，我们不能够对革命造反派记仇。什么秋后算帐啊，打击报复那是不允许的，自己挨了些斗嘛，如果真正接受了教训，那就应该更快地觉悟，回到党的路线上面来，毛主席的路线上面来。那么斗了一下，可能有的是过分了，应该这样的，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啊？你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一些做得过分的地方，那也只能够谅解。任何一个革命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的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我们这个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付出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那个反复，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现在代价不大，那么自己挨了斗这也算有代价，我看有的斗的完全对，有的斗的有一点过分，那么也不过就那么一“点”嘛。那么算有点代价吧，就算你对革命的贡献好喽！（笑声）
    老实说，如果没有革命的小将们那么英勇、那么敢想、敢说、那么英勇的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够抹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领导，象有些事我们就觉得出来呀？那么我们上海的面貌象今天这样子的改过来，不可能的，谁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现在的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过一些人，你们想想大局吧！想一想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使得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想一想这一些，自己即便有点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了，这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搞三结合，我们也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积极去做工作，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也希望所有干部，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的那部分人，如果他们还愿意革命，还愿意跟着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也希望这些犯了错误，甚至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在这紧要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着毛主席走，还愿意不愿意改过错误，是坚定不改、屡教不改呢？还是准备改，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能够再拖延了。我们也请他们考虑，这样子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会更好地进行，这是三结合问题。（口号）
    下面我想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也讲一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改名字。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大家都说巴黎公社，我们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伯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国务院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公社，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利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你要叫，你为什么只让上海叫，不让我们叫”（笑）这样呢，不好办，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就反复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没有想，我是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呀！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那个时候，还有大家哪！有很多单位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么！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我们当然就报告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过一下，唉呀！我们说什么人叫做社员啊！比如农村一个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恶霸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在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下，但也没有想下去，因为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主席呢？他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同时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
    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的革命人民留下了一个余地，给你们上海人自己考虑考虑。（长时间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所以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考虑的非常周到，非常细腻。特别是对上海市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就是怕，我们没有阻止他们）。主席说：“你们看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呀？”我们说，上海人民都是听主席话的，主席讲了，大家会听的。（口号）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按照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口号），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掌声）（口号声）
    那么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没有批准的，还有的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才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也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都收回去算了。（鼓掌、口号）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统统地从旧市委、旧人委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口号）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会上说，一切权利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一点，我说开了，就是没有包括他在内的。（掌声）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利归人民公社”如同现在“一切权利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掌声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就是说，他是把一切权利归于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利从资产阶级、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来了，那么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同，不会和任何一个个人野心家、小集团来共享政权的。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没有资格来讲话。（口号）那一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英雄，他们冒着极大的困难，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的夺权绝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才开始的，而是我们当时看到了，铁路不通了，港口堵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威胁，而市委在那里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妖风，使得上海已经陷于瘫痪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夺权哪，同志们，不是说还有一个月不夺权，如果我们一月初不发告全市人民书，如果不发紧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个月，再有十天，我们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我们的夺权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夺了权，人民公社成立夺权时候，（我们的夺权已经，）那个时候市一级的权实际上我们拿到手了，市委已经停止活动了么，市长一月六号的大会就宣布不承认了么。一月六号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嘛！我们早已夺了权了，而人民公社的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利，是把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给一个组织形式来表达就是了。正因为这样， 它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发现了这个新的事物，就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他才亲自批准了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够说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还有人说什么是我拉起来的，我谢谢你！我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笑）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谁也搞不成这样的局面。我们的同志有这样的口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一个庄严的革命口号，他表示了我们有决心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把名字改一下，这个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还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掌声、口号）有那么一小撮人、人很少，只是那么一小撮，他们被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倒没有把他们说成那么坏，至少被这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做用鲜血生命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一些人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还作一些文章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在这方面做文章，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口号）上面主要讲了一些夺权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下面讲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和这几天陆续发表的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机关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你象小学开学不开学的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十二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反复地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的意见，征求学生的意见，征求家长的意见，调查了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文件里边，象合同工人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这些文件我想不在这里一一解释了，都有文件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得到贯彻，这里边，除了今天到会的各县都来了的同志，但是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他们现在听广播了，不是在这会场里边，在这个会场里边的是城市的人多。我们希望全上海同志，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他们很好地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来保证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也希望城市的同志从各方面来支援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比如说，晚了一天就要影响到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都离不开一条，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要吃饭，如果吃饭成了问题，那么别的问题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但是搞农业也好、搞工业也好，其他的很多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我想在这里应该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好象一讲抓革命促生产嘛，那就要把时间花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的很多，用的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的人脱产，好多人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产队的人不多，而脱产的人员很多，这个是不对的、不好的。林彪同志曾讲过，说我们抓革命、促生产，那抓革命嘛就要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时间的安排，不能够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那么工厂就先按八小时安排生产。否则的话你这个生产如果要打乱了，那么促生产就没有办法促了。商店不只是八小时，农业它不是按八小时工作制的。特别是春耕大忙也来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这个时候我们抓革命，就要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考虑，在这里，我特别想对现在还留在城市里的农村来的同志讲几句话，这里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和许多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他们这些不是从农村来的是从内地来的，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学习中央的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今后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的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上海今后的任务，仍然是要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应该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关心内地建设，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的光荣的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有的人跑到上海来要求报户口，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要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就去斗那个工厂的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有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的。
    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地回到本地区去了，比如象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个地区的农业一定受到影响，我们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有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一些棉花还在地里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痛心。上海有些学生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非常痛心，现在已经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原来应该在那个岗位上的人，还不应该快点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面，听说在和平饭店里，那里就住着有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就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干甚么，你们的岗位是在你们的农场么，你们住在和平饭店，我说你们要学坏的，你们应该快点回去。而且在你们中间，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间，或者其他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小撮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
    你们是有实际困难的，我们知道，但这些困难应该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情作借口，就不回去。那些同志，比如从贵州回来的同志，或者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就看到一些电报，那个时候贵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得过你们，那么现在那些地方改变了么，贵州变成先进的地方了么。你们应该回去和那里的工人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的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也不应该再在上海留着了。有一些人，显得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天啊，名义上说是出来造反，实际上出来是没有甚么反可造，只是逛大街玩，我这个话不是说所有的人了，是讲有那么一部分人。我还是觉得，如果同志们你们是真的支持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话，那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因为这样子懒懒散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那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对有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那就应当加以考虑。第一、如果教育了、劝了，还不回去，就应该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子拿钱养人的，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如果再干坏事，就按法律处分。
    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后还是会往外动员人口的，至于想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就不要抱这种希望，没有甚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热烈鼓掌、口号）所以抓革命问题，我不想多讲了，我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这样子，他就死了心么！促生产的问题才好办了，才好回去。
    那么镇压反革命，这一方面就用不着我多讲。上海这个地方，同志们总还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藐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轻心，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有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的复杂性，就是由于有许多反革命。他们如果要是说：“我是反革命。”这个就好办了。他们，其中有一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帜，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了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该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靠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时要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这样的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那就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的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了，这是一个。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地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掌声、口号）我们上海的陆、海、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里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的陆、海、空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热烈的掌声、口号）同时我们向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攻击你们，如果有人想着对你们采取那种冲击，冲击军事机关的那样的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派坚决地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热烈的掌声、口号）那么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也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我谈过话，予先谈过话，本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很少的人，竟然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图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斗、围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的犯过这种错误的人，他们如果表明是革命造反派的话，他们应该写出检讨，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采取别的措施！（口号）
    我在这里还应该说一遍，就是现在市面上谣言很多，这些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一些人，人也不多，但是是专门靠造谣吃饭的。有那么一位是机关市委的，他公然发了一个所谓的总理的四点指示。我看了那个指示不奇怪，我说中央要有这样四点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的吧。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可以假冒中央的名义到处散发，是中央总理的几点指示。当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陈伯达同志的，又是在哪听来的（笑声），固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说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是假的，然后从北京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什么总理经过总参，经过总参又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也恰好又是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笑声），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样子，真的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四点指示。上海的红卫兵还发过两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复员转业军人不要再成立什么单独组织，但是总理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是总理说：“全国的红卫军都不好，就是上海的红卫军最好。”（笑声）这些东西本来我们一到上海一看就知道都是谣言嘛，这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是当作笑料，对总理说了一下，大家就笑了一场。关于这个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也造到我身上来，我最近看到关于我的谣言，多的我简直都没办法。比如说，有张传单说我对商业厅三军的同志谈话，谈话的时候强调什么工商业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商业的同志谈话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工商业司。
    谣言多了，有些什么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那个接待站打来电话，上海一二三兵团工商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焕文、谭得干（音不准）和我。他告我，而且里面说嘛，而且说上海有一天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有哪一天上海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这两天又有什么有好几个离奇的电话，又说什么王力同志分析上海的形势有五点指示，我算算那个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也没去问王力，因为用不着去问这个事。还有一个说什么是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说上海人民公社如何说一通，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一个接待站，还有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呀！（鼓掌、笑声）在北京不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吗，那个地方是什么呀？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联络站，还有一个什么又有几点新的指示，那更是胡说八道！哪里有这些东西！连个接待站都没有，你怎么在那里听到五点指示呀？真是碰到鬼喽！（大笑）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就好象说北京有什么消息到上海街上一贴，就谁也不能辟谣。我说实在的，是不愿意辟谣，也不值得辟谣。如果要辟谣也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造谣，我们就不可以给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吗？让你造谣吧！这样的人要再造谣呀，就小心一点。假冒中央，给国家（录音脱落一句）（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搞谣言，靠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大笑）有道理你来讲嘛！对于红革会那些头头们，你有道理你完全可以讲嘛！不要搞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们曾经向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请罪大会，要我们参加，我们说你们战士没有什么罪呀，你们请什么罪呀？红革会的战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一小撮头头。（热烈的掌声）就是对那些头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改正错误，我们并不准备一棍子打死！但是，那还是老实的态度，不能够采取蒙混的办法，或者故意挑动红革会的战士们，使得战士们继续上你们的当！我们还是一月二十九号中央文革小组电报的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的战士们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的战士们造反！（掌声）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做革干、军干子女联合战斗兵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挑动军干、革干子弟，说现在好象社会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我们的军政干部更是绝大多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军干、革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人民的、是毛主席的！（热烈的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即便是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们想着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拉到一条错误的道路去，去搞什么“联动”呀！你们是得不了逞的！我们希望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地对待这些青年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他们不会一直跟着他们父母走的！他们会跟着党走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对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得“联动”这样的反动组织不能在上海扩大活动。
    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整顿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说啦！我已经讲得时间相当长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要执行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那我们需要把革命造反派的组织能够加以整顿，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加以提高，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为上海的人民、为全国人民建立了功劳，这是谁都看得到的，抹煞不了的！但是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问题，我这里是讲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我们队伍里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时哪，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现在有些革命组织跨行业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组织，里面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这个很杂，有的学生组织为主，又吸收了别的，有的工人为主吸收了别的。这样的话不好，还是按着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是按单位组织也有问题，那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进了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是在本单位组织就比这较好，坏人不大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批判或者从改，“斗、批、改”嘛！从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呢，比较适宜。你比如说，纺织系统工人组织，如果他们搞成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那么他们在批判、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好多革命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现在有些办法。有很多行会性的组织，有些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上是分裂了工人阶级。比如说有的搞年分，那些东西怎么能够造反呢？比如说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一个造反司令部，我就劝这样的同志，你们考虑一下，因为一九五六年也好，五七年也好，六五年也好，多来一年吧，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那一年哪，总有左、中、右吧，有两个阶级吧，你们那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我们要搞，就要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嘛。我们是革命造反派，就按革命造反派来组织，怎么按处分哪。说五八年，你不管你那一年也好，四九年的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也不能够划分阶级呀！有的更神，那一看名字就知道，那时搞经济斗争的。还有些特殊的单位，那天我听人家说，什么东西呀！不是头些日子有一些公墓呀，有些坟哪被挖了吗！当然这个事情应该解决，那么被挖了的这些家的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个造反司令部，我也不晓得到底要造什么反（笑声），又要经费，又要刻图章，又要搞什么，这个不成为一个什么革命造反组织嘛！象有一些组织呀，是不能够承认的，不应该组织的，我希望他们最好自己自动解散。（鼓掌）有些机构脱产人员太多，刚刚我讲了，要加以解决，要将来逐步地做到按巴黎公社原则来选举，有一些组织，在市内名誉也很大，你一问也没有几个人，但是也要房子，也要汽车。这些人我还是希望回到原来岗位，去好好地生产、好好地革命，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单位的革命搞好了，我看就不错了。咱们现在还有好多单位的权没有夺下来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这是讲组织，第二要很好学习，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够借口忙不看书。对旧市委的有一些领导人，不讲别的，就这一点，就非犯错误不行。就是不学习，要想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就真是难了，什么规定星期六学习了，你到那时，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东西，要靠自觉的。
    我们同志们哪，知道《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说有一句话，说希望有一些人，不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志很好地想一想这一句话，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了一批人，当然总数不是很多的，当然了，北京也有，外地也有，我们都是很欣赏的几个人，实际那几个人真是不错，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很有才干，但是在最近都犯了比较大的错误，这句话是对这些人讲的。在座的同志们，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上当，刚刚取得一些胜利，就冲昏了头脑，原来个人主义就有，在这个时候，个人主义突然大发展有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要很好地读毛主席的书，不是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念几段语录，要真正学会主席的思想，语录要读，主席的有一些重要的著作也要读，特别是已经当了权。同志们，你们中间的很多人，过去不是当权派，现在夺了权，自己是当权派了，究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考验！如果我们当了权，我们跟着毛主席走，真的读毛主席的书，和我们头脑里那些不好的东西经常地、不断地作斗争，那我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权派；如果我们头脑里，资产阶级东西发展了，那么，我们也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要被打倒，那个时候，就要有另外一些或者就是在座的一部分同志起来，要打倒我们。这个话，我在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时候我讲一讲，有好处。为了使大家不会被打倒，因此先要想到被打倒！（掌声、口号：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在学习这一点上，我们要很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现在一天花在读书、看报的时间，那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全国的红卫兵报纸，他现在都要，而且都在看！各种传单他都要。每天秘书都给他一大罗报纸和传单。他为什么要了解那么多情况哪，很多情况从这了解的。他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讲，他对我们讲：不管你们怎么忙，你们要拿四小时读书、看报。同志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是不是能拿两小时呀？（笑声、鼓掌、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我们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堡垒是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的、完全的按毛主席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地、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那么可能，坏事就坏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指导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掌声、口号）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里边取得更大的胜利！完了。（热烈掌声、口号）
     南开大学广播社、资料组根据录音整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天津市财经学校一二·二六战斗组再印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附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2月12─18日，毛主席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到北京。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接见时，毛主席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一）三结合问题
    （一）三结合问题
    毛主席讲：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的问题也不大，内蒙的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是关键，更重要。
    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
    主席说：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改变”这是反动的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伯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国务院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公社，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利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你要叫，你为什么只让上海叫，不让我们叫”（笑）这样呢，不好办，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说：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
    毛主席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气魄。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帐以后还要算
    1、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
    2、红革会问题。
    3、广革会反对电台军管。
    4、龙华机场反对军管。
    （五）
    1、现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注：这条语录是毛主席在1920年讲的）， 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2、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主席问：“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车站，码头？”
    张春桥答：“还在”。
    主席又问：“你们来的时候是否还在？”
    张答：“还在”。
    主席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4、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
    现在我们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点文章批判。
    5、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6、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不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
    张春桥同志说：“文汇报压力很大”。
    毛主席说：“要支持他们。”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 。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
    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付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 ，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至1968年的主要工作
    （一）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王洪文《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
    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
    戚本禹同志揭发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充分暴露了他那一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丑恶嘴脸。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感到舒服”，这真是混帐逻辑，把我们工人阶级的肺都气炸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十足的奴才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最关心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关心保证我国永不变颜色。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继续招摇撞骗，要坚决把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把他彻底批臭！
    我们要揭露他背着毛主席盗用职权，网罗党羽，搞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把他在上海的党羽，彻底斗倒，斗臭。
    我们要彻底批臭他提出并全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发他和他的党羽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要彻底揭露他几十年来的反动言行，揭他的老底，同他算总帐。特别要清算他和他的党羽为上海反动资产阶级服务，迫害上海工人阶级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彻底批判他的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修养》，彻底清除它在上海的流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认清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假革命、反革命本质，我们要更加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挑拨离间，大搞群众斗群众，我们就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要保护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党徒，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们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他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虚伪的处世哲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腐蚀我们，我们就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要发动一场人人动脑、人人动口、人人动笔的搞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我们上海工人阶级最最崇拜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最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内头号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彻底批倒他，彻底搞臭他，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姚文元对上海市革委会传达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
    〖十七日晚，姚文元同志给上海市革委会徐景贤同志传达了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摘要如下。〗
    （1）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唐平铸同志4月15日在人民日报社中所列文章中一篇）是交给上海了，要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来写。
    （2）红代会的方向一定要坚持，把自下而上的工作做得充分些，条件成熟些。
    （3）要注意“联动”的活动，对“联动”要打击一小撮，瓦解组织，争取群众，刘邓包庇了“联动”，“联动”的后台就是刘邓。
    （4）红卫兵不要只注意上街，要回到学校去，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全国大串联不要再突破了，要把住关口，斗、批、改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学生一定要按照学校大联合，要告诉同学们，把一个单位搞好了，就对革命有贡献了。
    （5）要注意运动还会有反复，军委十条颁布后，无政府主义又有些抬头，要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要作一些批评。
    （6）本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反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现改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
    （7）关于陈毅，不要打乱主席的战略部署，全国要集中批判刘邓，上海要集中批判陈、曹，刘少奇极不老实，不服罪，说什么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篇文章能驳倒我，江青同志反驳说：一定要驳倒。
    （8）文艺院校的斗批改也要提到日程上来了，现在《江姐》在改，改成《山城血光》，原来描写地下斗争主题改为描写武装斗争的主题，在北京五月份上演。
    （9）江青同志说：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了，斗批改是积极的，批改比斗更难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靠谁来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毛泽东思想是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上海《文汇报》新生后办报的几点经验》
    《红旗》杂志编者按：最近，上海《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总结了报纸新生以后三个多月来的工作。这个经验总结，是《文汇报》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和本刊记者一起研究写成的。
    《文汇报》的经验告诉我们，《文汇报》所以成为一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的报纸，最根本的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办报的灵魂。这个经验，不仅对于办报，而且对于其他各项工作，都具有普遍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在这场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这是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运动在迅速地发展着，新东西层出不穷。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对经验及时给以科学的总结。毛主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经过总结，使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才能深刻地认识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性，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文汇报》的同志，对前一段的工作及时进行总结的做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 ＊ ＊
    在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中，《文汇报》获得了新生。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满腔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这个新事物，作了高度的评价。我们《文汇报》的全体革命职工，从心底里感到，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千言万语归成一句话：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文汇报》在新生后的三个多月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经验，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办好报纸，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彻底革命，不断革命。
    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报纸的最高战斗任务
    《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在新生后的第一张《文汇报》上，我们就向党、向人民立下了誓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新《文汇报》的最高的战斗任务。”
    新《文汇报》针对实际斗争中的问题，及时按专题编选毛主席语录，使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掌握政策，指导行动，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发展。我们曾先后编选刊登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论夺权斗争”、“干部政策”、“要节约闹革命”、“整风”等专题语录。在革命形势发展的关键性时刻，还根据斗争的需要，重新刊登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如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大联合基础上进行夺权的时候，针对大联合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刊登了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在上海夺权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刊登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连续发表了《搞臭无政府主义》、《搞臭风头主义》、《搞臭小团体主义》等社论以后，为了刨掉个人主义，即“私”字这一毒根，重新刊登了毛主席的万古长青的著作“老三篇”。
    新《文汇报》，力求用毛泽东思想及时解决现实斗争中的问题。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关系到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运的一个大战役。新《文汇报》是作为前哨阵地投入战斗的。当时，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职以，刮起了一阵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就在这一时刻，报社接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传单。传单要不要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够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就是因为有权。这张传单说的就是夺权斗争。应该登！这张传单终于在第一版的显要地位刊登出来了。报纸登传单，打破了《文汇报》多少年来的老框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全国又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发表，就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并亲自决定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在电台向全国广播。
    为了彻底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文汇报》在宣传上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一月九日，发表了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署名的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一月十日，又在第一版刊登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专题语录，并发表社论《打倒经济主义》。战斗越打越激烈了。在近一个月内，我们重炮猛轰反革命经济主义，用社论、述评、文章、报道等各种武器，狠狠打，连续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刮到那里，就打到那里，从城市到农村，从工矿企业到财贸部门，穷追猛打，把反革命经济主义打得落花流水，如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报纸要宣传群众，指导运动，就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现实斗争之“的”。
    坚持正确的阶级立场，高举鲜明的战斗旗帜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新《文汇报》正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来办报的。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战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就是要敢于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讲话，坚决一边倒，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敢于捅阶级斗争的“马蜂窝”，不怕有人反对。
    过去有一种说法，报纸既要反映实际，又要和实际保持一段距离。这种新闻“理论”，长期以来束缚着报纸工作人员的手脚，许多报纸工作人员成了“好好先生”，报上的报道和文章也常是些磨平棱角、不痛不痒的东西。现在，这种谬论被扔进了垃圾箱，在报社大树无产阶级革命派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战斗风格。
    为了把报纸办得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新《文汇报》十分重视写好评论。要写好评论，自己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有鲜明的爱憎，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为他们说话。如果你是一个保守派，绝对写不出为革命派大长志气的评论，别人写了，也不敢登。一月六日发表的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就写好了，那时报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责令报社前负责人刊登。这个负责人怕丢乌纱帽，不敢登。革命派在夺权后的第三天，就在一版头条地位刊登了这篇社论，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评论是报纸投向阶级斗争的一把快刀。那里斗争最尖锐，就把这个武器砍向那里。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目睹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恶，义愤填膺，拿起这把快刀，狠狠地向这个敌人砍去。二十多天内，接连发表了九篇社论，从工业、农业、商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方面，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开刀。此外，还发表了配合各种报道、文章的四篇编者按，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经济主义。
    《红旗》杂志第五期评论员文章和戚本禹同志文章的发表，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进军号。新《文汇报》紧紧跟上这场大批判的新形势，接连发表了《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口诛笔伐批＜修养＞》等多篇社论，刊登了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小将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修养》的许多文章，掀起了群众性的大批判高潮，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通过大批判运动，上海市第六女中的革命红卫兵，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她们的经验十分重要，有普遍意义。在四月九日第一版上，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她们的经验，并当夜赶写了社论《再论在在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市六女中的经验发表后，又一次得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
    新《文汇报》的很多评论，不是关在房间里想出来的，而是在同对立思想的辩论中产生的。如《斗争里弄干部，大方向就是错了！》等社论，都是在同持相反观点的人激烈辩论后写出来的。辩论，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也是抓活思想的有效方法。经过辩论写出的评论，有对立面，有“火药味”，战斗性较强。
    为了加强评论的战斗性，必须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密切注视现实斗争中的问题。一发现问题，就赶紧写。该今天见报的不拖到明天，该今天写的不拖到明天写。如二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春耕》和二月十二日社论《农村革命干部“杀”上火线去》，都是在来稿中发现了重要文章，连夜赶写出来的。又如当时了解到，有些同志对干部起来革命很不理解，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二月十八日，我们赶写了社论《革命不分先后》，提出对愿意起来革命的干部要抱热忱欢迎的态度。今天革命，今天欢迎；明天革命，明天欢迎。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群众办报路线
    毛主席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旧《文汇报》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把持下，根本不可能执行群众办报路线，而是靠少数“专家”办报，关起门来办报。一些反动学术“权威”是旧《文汇报》的台柱子，他们大放其毒，把报纸搞得乌烟瘴气。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在报社内根深蒂固。
    《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立即狠抓革命，奋起大造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反。我们认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新《文汇报》的坚强后盾。要办好报纸，必须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报，开门办报。《文汇报》新生后不久，就邀请全市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同志开会，具体商讨办好《文汇报》的措施。还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问等多种形式，主动请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映情况，提供线索，出主意，想办法。每当革命派的同志提出好的建议，我们立即虚心接受。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接受了革命派同志的建议而刊登的。《搞臭风头主义》的社论，就是在与北京红卫兵交谈中得到启发，然后及时写出来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反映上海文化革命形势的记者述评，都是在有关革命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写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音，新《文汇报》开辟了“革命造反派论坛”和“革命群众来信”等专栏。对一些重要的文章和来信，还配有社论或加编者按。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办报走不走群众路线，重视不重视群众工作，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是区别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原则问题。
    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
    《文汇报》新生后，报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学习革命派，宣传革命派，争当革命派！”
    《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斗争困难的时候，我们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吸取力量，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当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又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作为座右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检查各方面的工作，那怕有一点骄傲自满的苗头，也不断改正。我们以“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武器，进行整风，横扫头脑里的“私”字，大立“公”字当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夺权以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争取和团结革命干部一道工作，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根据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采用边工作边改造的方法，帮助这些干部改正错误。我们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一刻也不能离开；那个时候离开，那个时候就会迷失方向，走错道路。
    我们遵循毛主席“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的教导，深入斗争第一线，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这是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写出有质量的新闻报道的重要关键。那里斗争最紧张，就到那里去。记者下去采访，常常以战斗员的身份投入斗争，参加批判、斗争大会和辩论会。记者只有深入第一线，才能从斗争中发现新鲜事物，才能写出有质量的报道来。
    最近，《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通过开门整风，牢记毛主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月八日，第六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我们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在学校里深入下去。我们在这一方面花的代价要大一些。有些学校有共同的任务，又有不同的任务。文科与理科不一样，文科斗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学校里培养“文学家”、“艺术家”，但不等于不要学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我上次也提出，文学怎么教，历史怎么教。需要一批红卫兵包括青年教师，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价。要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
    姚文元：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主席讲：一种可能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个阶段搞好，要打硬仗了。当然，有没有反复，这也难说。上海是全国所一部分，还受全国的情况影响。当然如果有反复也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在全国当前还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这一仗打好了，以下几仗才能搞好，这一仗打不好，下面斗批改就动力不足，斗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对刘邓的批判是一致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现在你们就象我们去年搞文化革命初期那样，不知怎么搞下去，要在实践中想问题，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眼睛要看到新的苗子要出来，不要只看到逍遥派，不要重复过去当权派不看主流的错误。象同济、新师大大联合，新的东西就会出来，目前处于两个阶段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大量的新生事物。主要的精力，发现新生事物，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找出斗批改的道路。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们就靠群众运动，靠群众的智慧，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边的仗是持久一点，又不是几个月就打下来了，比不得把常溪萍、杨西光拉下来，那么容易。
    主席在去年七月就讲，大学怎么改？还不是靠大学里的人？主席当时指着到会的人说：“你去行吗？你也不懂物理学，不懂……”
    要依靠群众，从不是当权到当权，可能我们的群众观点不当心也会出问题的，不注意群众，总想我们是高明的。现在最明显的，各个省市委瘫痪了，农业收成还是很好的，可见人民决定着历史的命运。原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收成受影响，没有估计到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我们自己实在不行，完全靠你们。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王洪文《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大灭敌人威风》
    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辉煌成果！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派最最热烈地欢呼这一伟大胜利！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正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终于克服了制造氢弹的各种困难，提前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展原子弹、氢弹的伟大号召。
    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这一伟大胜利，有力地支持了正在英勇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人民，支持了正在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民。这一伟大胜利，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总决战的关键时刻，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对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对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狠狠的当头一棒。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还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国防，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氢弹是核武器当中最厉害的武器，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但是，我们有更厉害的精神武器，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们掌握了这样的精神原子弹，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就能创造出一切人间的奇迹！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大好形势下，兴起了一个更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局面。我们上海的工人革命派正积极贯彻执行市革命委员会《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决议，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开展本单位的斗批改。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决心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为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ｐóｕ＠①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扌加不＊＊＊＊＊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一条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只强调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这条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抹煞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条路线走去，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只能走向资本主义。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人，就是这条路线的狂热的鼓吹者。中国赫鲁晓夫同苏联赫鲁晓夫一唱一和，也拚命地在我国推行这条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批判了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提出了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逐步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进一步集中反映了我国七亿人民的坚定决心和伟大智慧，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崭新局面。一九六○年，毛主席亲自总结了大跃进中先进企业创造的经验，提出了同苏修“马钢宪法”相对立的著名的“鞍钢宪法”，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一系列光辉指示，指明了建设我们国家的正确航道。这条路线，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把人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办法有千条万条，而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政治思想的革命。这一条搞上去了，粮、棉、油、钢铁、煤炭都能上去。这一条搞不上去，什么都上不去。把毛泽东思想传播给群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赫鲁晓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污蔑我们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办法是“超经济的办法”，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恶狠狠地指责说：“为什么非按行政办法管理，不按经济办法管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单纯的经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任何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挂帅。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要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再来剖析一下中国赫鲁晓夫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这张药方，究竟包罗了一些什么货色呢？
    这就是“利润挂帅”，一切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一切。中国赫鲁晓夫公然宣称：“一个工厂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应关门，停发工资。”为了赚钱，可以不顾国家统一计划，不顾整体利益，干出种种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勾当来。
    这就是铜臭熏天的“物质刺激”。中国赫鲁晓夫用资本家的腔调说：“老老实实劳动的好好奖励他一下”，“不加点钱，生产积极性不够，不好好给你生产”。他企图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来腐蚀群众，转移群众对政治的注意力，扩大收入的差别，造成特殊阶层。这是对革命的职工群众的一种莫大侮辱，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这就是无耻地美化资本主义。中国赫鲁晓夫无耻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灵活、多样”，“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他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向资本家“认真学习”，说他们的“管理能力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在中国赫鲁晓夫眼里，利欲熏心的资本家竟比共产党员高明一百倍。
    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说穿了，这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发展自由竞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如果照着中国赫鲁晓夫这一套“经济办法”办事，愁眉苦脸的资本家又将眼笑眉开，已经翻身了的工人阶级又得当牛做马，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将重新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筑起他们的“天堂”。
    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政治挂帅，还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就必须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实行不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两条经济建设路线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正因为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我们才有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才能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⑴⑵）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十分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拚命鼓吹“一长制”和反动的“专家路线”。一九四九年，他跑到天津，对国营企业职员说：“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搞建设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一九五二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建设工业有很多困难，中国是有钱，有劳动力，有机器（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基本可解决），就是没有工程师。”他对一九五八年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更是拚命攻击，大放冷箭，胡说大搞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搞经济建设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由他们这些人发号施令，而广大的革命群众只是“劳动力”，是“一轰而起”的“群氓”，只能乖乖地“服从指挥”。他们挖空心思地制定了一套修正主义的办法、条例，处处搞管人、卡人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干，不仅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使少数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逐步演变成为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变质。
    这就是我国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蜕变必然导致政治上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赫鲁晓夫多年来在经济战线上鼓吹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扶植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企图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经济一旦蜕变，必然会逐步地使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改变颜色，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两条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
    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搞政治、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主张，一头埋在经济建设里，不搞政治，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党，岂不也成了单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成了苏修叛徒集团那样的“工业党”和“农业党”了吗？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世界上哪里有只搞生产建设、不搞阶级斗争的政党呢？所谓“工业党”、“农业党”，无非就是要党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成天跟着“利润”的屁股打转转。这个党的唯一宗旨，就是搞钞票，搞剥削，搞资本主义。这样的党，不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了吗？
    经济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教育我们，必须永远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突出政治，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放在首位。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当代，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最强大的战斗力，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那种只看到物质力量的人，在战争年代，就会被敌人的一两件新式武器吓得浑身发抖，无耻地屈膝投降；在建设时期，就会迷信洋人，跟着洋人的脚印爬行，服服贴贴地做洋人的奴隶。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大课堂，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彻底肃清了中国赫鲁晓夫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加强，必将出现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都必将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
             （新华社上海二十四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分水岭。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阶级已不存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
    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跳出来，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放肆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改造了所有制，剥夺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难道阶级就消灭了吗？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骗局。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赤裸裸的大背叛！
    阶级，不仅是个经济概念，更主要的还是个政治概念。剥削阶级在几千年的统治过程中，不仅占有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并且占有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因此，阶级的存在，不仅取决于经济地位，同时也还受着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的支配和影响。阶级斗争，包括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样几种形式，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比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激烈得多，残酷得多。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好得很！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结果。他们的生产资料没有了，政治上也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剥削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照样可以依附于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或其传统影响而继续存在。只搞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改造剥削阶级分子，就不能最后消灭阶级。
    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分子尽管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但他们还在拿定息，还没有脱离剥削根子。“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地主已被剥夺了土地，但他们仍在藏地契、续家谱，时刻都在掂着那本变天帐。就是富农，又何尝忘得了昔日的剥削生活呢！毛主席指出：“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及其影响的存在，还必然会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寻找它的代理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主要的、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他们窃据领导岗位，把领导的职权变为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特权；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岂不就是一批新的资本家，新的地主、富农吗？中国赫鲁晓夫所说的“新式”的资本家，岂不就是他的夫子自道吗？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只是斗争的形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罢了。这种斗争形式变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敌人钻到了我们的肝脏里，他们妄图从内部打开缺口，搞宫廷政变，篡党、篡军、篡政。因此，阶级斗争越发尖锐复杂了。
    不要以为“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就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一旦这帮最危险的敌人篡夺了政权，到那时，“没有土地的地主”就会重新转化为拥有土地的地主，“不富的富农”又可以剥削致富，“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又会重新转化为拥有资本的资本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东欧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是无庸辩驳的现实。
    中国赫鲁晓夫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国家消亡”论，必然导致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证据是，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修养》时，他又一次在引用列宁的一段话中，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拦腰砍掉了。他还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了，……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
    好一个“组织社会生活”！
    试问：所谓“组织社会生活”，究竟是“组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究竟有没有超阶级的“社会”？存在不存在没有烟火气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社会生活”的国家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国家”？
    什么是国家？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同时，“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我们的国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机器，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在整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机器的专政的职能，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中国赫鲁晓夫把所谓“组织社会生活”同国家的专政职能对立起来，强调“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实质上就是竭力攻击和抹煞国家的专政职能，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社会生活”，也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地、富、反、坏、右，广大革命群众要对他们进行斗争，要“组织”他们劳动改造，要迫使他们低头认罪，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在人民内部，也要不断运用“四大民主”，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不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资产阶级梦寐以求，一心想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千百倍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早在十八年前毛主席就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之后，必然将逐步地消亡下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必须大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国家的消亡，现在必须大大强化国家机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清除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阶级敌人，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肃清他们在政治、思想、理论、组织等各方面的流毒，从根本上强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们将看到，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锻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真正成为坚如磐石的铁打江山。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什么“国家消亡”论，都是弥天大谎。不讲阶级斗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一种形式。主张“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就是希望缩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而大大扩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在这次空前宏伟、空前深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再也藏不住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迫使他从幕后转到台前，亲自披挂上阵。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小娄罗，也倾巢而出。这很好。有了总决战，才有大胜利。总决战的结果，在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资产阶级的梯队一批又一批倒了下去。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全线出击的进军号中，他们溃不成军了。按照无情的历史辩证法，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必定要全军覆灭，彻底摧毁。
    斗争在深入，我们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气。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插上鲜红鲜红的共产主义的红旗，让我们对这个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叛徒，继续展开“无情的战斗”吧！
             （新华社上海二十五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徐景贤谈革命大批判
    革命的大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起来革命造反时，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而没有放在党内十七年或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上。我们不仅要解决50多天里的问题，还要把斗争深入下去。要批判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了解四十年毛主席是怎样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
    有人提出为什么要算老帐呢？
    我们说把十七年，四十年来斗争搞清楚，是为了我们以后更好地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革命道路还长，斗争任务还很重，多少个十七年，多少个四十年，我们要到达共产主义。
    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是为自己，从50多天里解放出来就称心了。我们还要解放全人类，以世界革命为已任，这样对大批判就有新的更深的认识。只有通过大批判才能辨明方向，弄清道理，要搞清几个关系：
    （1）革命大批判与我们掌权后走什么道路的关系：我们学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懂得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及群众路线问题。抓住了这点，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无产阶级掌权后走什么道路。刘邓四十年来，十七年来，50多天以来，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要从批判中懂得每时每刻不能忘记政权，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这些就忘记了根本，前一时期有些单位夺了权，不抓学习主席思想，不抓大批判，有的只抓职工福利，在夺权后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矛盾，中心仍是政权问题。如果不批判，我们在掌权后也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注意这一点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资本主义一套。有的人讲，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二次，我以后不行在下次文化大革命中把我打倒好了，要告诉这些同志！作为运动，从发动群众到一系列的斗争，这可以分阶段的，但政治思想上的斗争是不断的，谁把二条路线的斗争停止下来（其实不可能停止下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人不要到下次文化大革命就要被打倒了，我们始终不要忘记走社会主义道路。
    （2）革命大批判和为谁掌权的关系问题：我们批判刘、邓，要是我们看清了，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代表，四十年来为资产阶级讲话，十七年来鼓吹资本主义，他们窃取了党政大权，是为资本主义掌权。我们夺权，夺权为谁呢？不是为个人，为小团体，是为人民，为革命掌权，这个思想要非常明确。通过大批判，认清为谁掌权，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关系，与其他革命组织间关系；对革命群众的关系；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革命”的总结，这就是提到了大批判和大联合。放弃大批判，不搞大联合，就是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掌权的组织要团结其他同志，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用不承认，不谈判，最后消灭之。
    （3）大批判和思想革命化的关系：夺权斗争还在继续，不仅从组织上对走资派夺权，尤其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夺权，这跟我们关系很大，我们要把自己头脑一分为二，把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挤出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以来，一直激烈地进行着斗争。
    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一红一黑，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水火不相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上。
    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如何对待群众，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根本分歧。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是相信资产阶级，依靠资产阶级，把广大群众和干部看作俯首贴耳、靠别人“恩赐”的阿斗，把自己看作救世主。他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一样，把群众看作是“群氓”，是“渣滓”，是赌博用的“筹码”。完全是一脉相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种极端仇视群众的反革命立场，得到了彻底的大暴露。
    但是，不久前中国赫鲁晓夫却假痴假呆地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反对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一以贯之，从来就是这样的。他卑躬屈膝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把大军阀头子阎锡山的话奉若“圣旨”，以为离开这些“大人物”，中国就会生存不下去。他无耻地拜倒在“资本家先生”跟前请求“剥削”，说：“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创造历史的不是亿万革命人民，倒是一两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暴君；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倒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人民群众几十年如一日，怎么能说“不清楚”呢？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以守为攻的策略，实在太蹩脚了。他越是说“不清楚”，广大革命群众非但没有被他弄糊涂，反而越发清楚地识破了这个独夫民贼的反革命真面目。
    中国赫鲁晓夫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完全颠倒了历史。这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是注定要灭亡的。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他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是头脚倒置的。古人说：“戴盆何以望天？”他看不见客观存在的广阔的天空！他当然不会懂得，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天空只会更加晴朗，世界只会更加美好！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能，的确使他看不清楚许多在我们看来十分清楚的事情。
    从这个反动立场出发，中国赫鲁晓夫必然反对群众运动，镇压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咒骂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坏人捣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干扰”，是“小流氓”、“小反革命”的痞子运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的反动本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正如林彪同志所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早在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就以最大的热情欢呼农民运动的兴起，欢呼农民起来造反“好得很”，并痛斥了把农民革命运动污蔑为所谓“痞子运动”的反革命言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支持了新生的红卫兵运动，支持了“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毛主席就是这样无限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及时把群众的创造加以总结提高，推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真正同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舵手！
    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反对革命。列宁说：“要革命，但又不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过。”资产阶级从来不可能也不肯搞真正的群众运动。一旦群众起来了，越出雷池一步，触及他们的阶级利益时，就迫不及待地回过头来镇压。中国赫鲁晓夫有时也空谈什么群众运动，但是，当群众真正起来时，他就慌了手脚，大骂群众是“暴徒”，到处抓“右派”，抓“反革命”。他干的完全是蒋介石的那一套，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就反过来进行疯狂的镇压。他挂了“革命”的招牌，干的却是同蒋介石一样的反革命勾当。
    反对群众运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是空前宏伟的革命事业，没有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一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全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看来，这场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的时期。（⑴⑶）
    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对，你是老反革命，老机会主义分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几十年来的“老问题”！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十年、二十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五十天，就是为了掩护十年、二十年所坚持的资本主义道路。早在民主革命中，你就跟在陈独秀的屁股后面，咒骂工人运动“过分”，“‘左’倾得岂有此理”，并且咬牙切齿要北洋政府“开除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命令“工人不要捣乱”，要农民“反一下冒进”，教训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目的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你贼性不改，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是“发疯”，污蔑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实际上是空空洞洞”。在四清运动中，宣扬“群众象野马一样，发动起来就会出乱子”，目的仍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你四十年如一日，群众运动一起来，就拚命镇压，轻车熟路，一无例外，这算得了什么“新问题”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一阵薄薄的烟幕下溜掉呢？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蒋介石也镇压群众运动，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被群众运动的怒涛所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下场，也不会比他的前辈好一些。
    中国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是一只“死老虎”，他仍在咬人。最近，他又别有用心地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
    不错，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由于自己立场、世界观有问题，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是，主要的责任要由你这个老反革命负！是你，盗用了党中央名义，发布黑指示，使广大干部上了大当！是你，长期宣扬黑《修养》，使广大干部受到奴隶主义的荼毒！又是你，提出和推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对立！这笔账，一定要同你算清楚！他们犯错误，同你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绝对扯不到一块去。你想在这里拖人下水，那是徒劳的。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他们共同的反革命立场所决定的。但是，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犯有不同程度的路线错误的人，只要不坚持这种错误，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愿意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仍然可以成为党的好干部。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这场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不要以为，把中国赫鲁晓夫拉下了马，他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连根铲除了。正如列宁所说，“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夺权，光夺了组织上的权是不行的。只有把思想上的权也同时夺下来，才能巩固已经夺到手的组织上的权。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八年来，流毒很广，贻害很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形成为一股习惯力量。要彻底肃清这一套东西，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彻底批倒、批臭！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更不要以为，搞掉了这条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没有那回事！只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有可能产生新的黑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掌权以后，面临着两条可能的选择：一个可能是，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可能是，在胜利中逐渐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反对的意见逐渐听不进去了，甚至加以压制，脱离了群众，做官当老爷，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这样，就会稀里糊涂地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去，有可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然要搞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赫鲁晓夫还在那里招手哩！“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正在深入进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这首凯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亿万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谱写出来的，因而显得如此汹涌澎湃、威武雄壮，它振奋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一经出世，就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方面表现了无可匹敌的威力。正因为这样，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一小撮帝、修、反反动势力惧之犹如洪水猛兽，拚死命地反对。尤其是苏修叛徒集团，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我们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革命大军是什么“一群流氓”、“胡作非为”！他们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人民已经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红卫兵“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干部和居民遭到了“大灾难”！“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幅可怕的古怪画、阴郁的幻想作品”。这是一幅极妙的群丑悲鸣图。
    正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敌人如此起劲地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恰恰证明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太好了，好极了！我们不仅现在要搞无产阶级大民主，今后也要正确地运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苏修叛徒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硬说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这恰恰证明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来是最相信群众，最了解群众的心愿，最能看到群众的伟大作用，最善于发现和调动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群众，一切走群众路线。在一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彻底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展。就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我国，出现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革命人民，纷纷起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享有言论上的民主，集会游行的民主，出版刊物的民主，自由结社的民主；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进行革命大串连。于是，蕴藏在普通革命人民中间伟大的创造力，犹如火山爆发，一下子烈焰熊熊地迸发了出来，吓死了中外一切反动势力，吓呆了一大批政治庸人。翻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有吗？修正主义国家有吗？没有，绝对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恬不知耻地天天在那里高唱“民主”、“自由”的赞美诗，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遭受剥削、压迫、摧残和屠杀的代名词！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感到大难临头，夜夜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这样一小撮人，莫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一点不给，半点不给！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的特点，就是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给广大革命人民以充分民主。对敌人的专政，正是为了让人民有真正的民主。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做靠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连脑袋也保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因为我们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专政，才保证了革命人民享有真正的大民主。两个阶级，两种民主，一个吃掉一个，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从来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老爷大叫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吹嘘苏联实现了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美妙的“真正的全民民主”，这只能当作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来欣赏。查一查老祖宗，所谓的全民牌“民主”，原来就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托洛茨基的“纯粹民主”这具僵尸的复活。世界上哪里有不分阶级的“纯粹民主”或“全民民主”这个怪物呢？当前苏联的现实，根本谈不上这个民主，那个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折不扣的白色恐怖。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在洒满了十月革命英雄鲜血的莫斯科红场上，今天，谁要是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抛进“疯人院”，或是莫名其妙地忽然“失踪”……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所吹嘘的“真正的全民民主”！
    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也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怎样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胜利地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进行革命？如何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大问题，是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正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天才的领袖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实践上，也从方法上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这个方法，就是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
    这样的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次歼灭性的总攻击，把他们隐蔽地设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统统揪出来，彻底批臭，彻底打倒，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大审查，大锻炼。打倒了一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人。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会最深刻，贯彻最坚决，捍卫最勇敢。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除此以外，还挽救了一批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他们受了一次大震动，立即悬崖勒马，迅速赶了上来。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人民是一个学习革命最好的大课堂。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他们敢于改造客观世界，也勇于改造主观世界，决心把自己逐步锻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实行这样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需要有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啊！证明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强大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敢这样做吗？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敢这样做吗？不敢，都不敢。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在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根本不可能也永远不敢搞什么大民主。不信，就请你们试试吧！保险不到二十四小时，就都一个一个从“宝座”上掉下来。只有在历史上经历了最长期最复杂最激烈最多方面锻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伟大长城，有了坚如磐石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才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勇于挑起这副历史的重担。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主席用最大的热情支持了刚刚出现的红卫兵，毛主席先后亲自接见了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他老人家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最及时发出英明指示，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使亿万文化大军始终处于高昂的革命激情之中。无产阶级大民主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峰。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解决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一伟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空前伟大的创举！全世界革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经受了这次伟大运动的严峻考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空前壮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灯塔，正在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全世界革命人民坚信，新中国的存在，是全世界的希望；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世界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共产主义的凯歌和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种种诽谤、污蔑，只能证明它正处在极度恐惧之中。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早已远远超出了一国的影响，敲响了国际上修正主义的丧钟。
    请听苏修叛徒集团的供词：
    “中国的事态确实不只涉及到这个国家，而且涉及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涉及到所有共产党人……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理所当然的忧虑。”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态”，何以会引起莫斯科一小撮人的“忧虑”，而且又是“理所当然”的呢？
    整整一百年前，马克思为《资本论》作初版序言的时候写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正是这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象是一柄闪光的利剑，无情地揭开了苏修叛徒集团统治、迫害苏联人民的黑幕，因而激起了这一撮暴君“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的叫骂和反抗。黑幕一揭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只是一小撮，从来没有占据过统治地位；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政治上残酷地迫害人民，经济上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思想上用腐朽的文化毒害人民，就是他们，把曾经在列宁的教导下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抛入了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起来了，亿万人民的眼睛进一步擦亮了，苏修集团的叛徒嘴脸进一步暴露出来了，这一小撮人惊慌了，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整整五十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纪元的开始，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感到多么振奋和鼓舞啊！而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都咬牙切齿地发狂叫骂，甚至发动武装干涉，企图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之中。为什么？这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为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十月革命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斯大林写道：“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同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发源地的广大苏联人民，提供了一条重新把祖国从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轰然一声，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亿万文化大军的总攻战中倒台了！苏联人民多么高兴呵！他们亲眼看到，修正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只要亿万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自下而上地来一个大革命，社会主义的命运，祖国前途的命运，完全可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苏修叛徒集团多么恐慌呵！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中国赫鲁晓夫的倒台，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行将遭受灭顶之灾的预兆，他们自然要更加惊慌了，更加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更加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应当明白地告诉苏修叛徒集团，警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你们的估计又错了！中国大地上的“事态”，“理所当然”地引起的不是你们的“忧虑”，而是你们的灭亡！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苏修叛徒集团的末日即将来临了，苏联人民彻底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之日，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灭亡之时。到那时，世界人民将看到，克里姆林宫上已经失去了光泽的红星将重新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大批判，北京、上海负有很大任务。大家可以思索一下，从各种意见中得到启发。主席提出要斗私批修，现在要坚决执行，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按着主席思想，不断和头脑里“私”字斗争的，能够思索的，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关键是照主席的话去做。搞大批判首先要有敌情观念，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大批判也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为小山头搞大批判也是不行的。只有发动广大群众搞大批判，才能把彭、罗、陆、杨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他们就不能复辟，要复辟也没有市场。
    这次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的，而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报刊上刊登刘、邓、陶后有各种反映，这不是文字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不批判刘的东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不能确立，只有把刘彻底批深批透，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组织上夺了权，但是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把大批判搞深搞透。
    不把大批判搞好，就不能痛切感到本单位的斗批改非搞不可。有些学生只想到分配，不想到教育改革，这怎么行呢？斗私本身就是防修。私字发展起来，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就是无私的么，私字发展起来，就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就要产生修正主义了，不能搞人人过关，自觉起来斗私，自觉革命，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相信群众的创造性。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文章写好后，不要怕多修改，多征求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对批判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文章应该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战斗风格。关键有三个：
    1、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大批判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文章的深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度，用毛泽东思想去揭露批判他们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的，把学习毛著放在第一位，重要文章经常看，在斗争中看，领会就能深刻。
    2、还要联系群众，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动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我们要懂得社会的阶级斗争刘、邓、陶有什么表现，国际国内的动态都要了解。主席指示要落实到文章中去，要把自己管的那一部分工作，搞清哪是主席革命路线，哪些是刘邓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徐景贤谈毛主席对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指示
    65年11月毛主席在上海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主席直接关怀、江青同志亲自领导、张春桥同志直接帮助的，但当时不少地方就是不发。陈丕显枪毙了姚文元同志的《评吴晗的政治立场》一文，认为发表会使北京市委被动。
    他们还把《评三家村》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玩弄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把戏，陈、曹（即陈丕显、曹荻秋）怕得要死，坚决砍掉了。
    主席在上海看了《评三家村》，将原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改为《评三家村》，并说题目要大一些，并要征得作者同意，要作一些修改，要立即发表。这样文章才发得出来。
    但陈丕显在医院打电话，要把姚的名字拿掉，企图归功于上海市委，并对姚一直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后来张春桥同志来，戚本禹同志也来了，将姚文元同志文中的被砍掉的一段加进原文，变成五段。这篇文章在上海被彭扣了两个月，后来才在上海修改发表。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丁学雷文章《革命委员会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革命委员会的无耻诽谤》
    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在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的发表。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主席对经历了一年多革命实践考验的革命委员会的最精辟、最科学、最全面的总结，也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极为重要的总结。它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根本方向，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上层建筑的大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途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发展。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了革命委员会前进的道路，指出了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强大生命力。
    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人们也隐约地听到几个碰壁的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阵阵凄厉的抽泣是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那里发出来的，而苏修的御用宣传机器则叫嚷得特别厉害。你听：建立革命委员会“遇到了特别强烈的反抗”，“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的所谓‘革命委员会’担负着越来越多的惩治职能”等等，等等。
    如果说，这仅仅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对革命委员会的无知，那么，正在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英勇奋战的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完全可以不去理睬这几个苍蝇。可是苏修这一伙叛徒却还要拚命地向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哇哇乱叫：你们看，“革命委员会”这个怪物多么可怕！真是可怕！
    苏修叛徒们同他们的前辈老机会主义者一样，故意抹煞专政机器的阶级属性，大肆渲染所谓“暴力浪潮”的恐怖，目的就是想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企图以此来抵制革命委员会这个六十年代伟大的新生事物的革命影响，以保住他们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可惜，苏修叛徒集团“生不逢辰”。现在已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进一步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人们早已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如果说，老机会主义者运用这个手法，当时多少还能欺骗一些人的话，那么，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冷落的下场岂非太可悲了吗？
    “‘革命委员会’担负着越来越多的惩治职能”。苏修叛徒们，你们说对了。一点不错，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要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或者按照你们的说法叫“惩治”，总之是一样，要压迫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几千年来，奴隶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就是这么对付劳动人民的，他们压迫和残杀了我们多少阶级兄弟，真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啊！其实，口念弥陀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大老爷，你们自己也是这么干的。你们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把亲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又重新推到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投入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不正是你们“越来越多”地执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惩治”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正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年来，一直把自己掌握的政权看作是命根子，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从不放松对于阶级敌人的进攻。而这次空前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次总进攻，把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他们的总后台中国赫鲁晓夫统统揪出来，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的崭新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为的什么？就是为的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适应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适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其中就包括“担负着越来越多的惩治职能”，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
    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把毛主席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组织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这个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高度的革命警惕，保卫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直接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政权机构，更能够经受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更能够粉碎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加强大的威力。苏修叛徒集团大骂什么“士兵的刺刀继续进行讨伐”。他们这样痛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兵”和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刺刀”，不就表现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恐惧心理吗？
    我们的革命委员会之所以如此强大有力，还因为它是与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三结合”的。这种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正因为这样，又深深触痛了骑在苏联人民头上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神经，他们的御用“学者”经过一番考证，终于“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些组织中没有代表”。在“三结合”的革命群众代表中，明明有大量优秀的工人代表参加，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大老爷一概看不到呢？大老爷回答说：“因为不能认为工人阶级是由最落后的工人和城市的各种败类组成的造反派的代表。”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不符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大老爷的标准的。他们的“标准工人”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前任、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败类、大名鼎鼎的赫鲁晓夫。此人不是到世界各地宣扬过自己是个“矿工”吗？谢天谢地！我们的革命群众代表中，如果有象赫鲁晓夫这样的“工人”败类，那是一定要彻底清除出去的。我们的革命群众代表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考验并且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闯将，是代表了时代前进方向的顶天立地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被国际工人阶级的败类咒骂为“败类”，这是无上的光荣。
    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就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组织上有了保证。问题既然这么重要，苏修叛徒集团当然不能不加以诬蔑和攻击。他们的宣传工具声嘶力竭地叫嚷：“最近几天，那里突然谈到必须‘正确对待干部’”。这真是最无耻的诽谤。
    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早在一九四二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整风运动，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哪里是什么“突然谈到”呢？下面这句话更是语无伦次，表现了苏修叛徒们的神经错乱：“看来他们已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是软弱无力的。”奇怪，“正确对待干部”怎么会是“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软弱无力”呢？我们一方面把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倒批臭；另一方面把广大革命干部团结起来，把革命推向前进。这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做。一切感到自己地位“软弱无力”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正确地对待干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领导大权之后，对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清洗，无情打击，把他们统统排挤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岗位，而把与你们臭味相投的工人阶级的叛徒统统网罗进来，结成死党，这不正是你们“软弱无力”的表现吗？而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我们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从来就是把革命领导干部当作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因为他们比较地有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能够挑起领导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重担，能够帮助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成长。把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是斗争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而革命领导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帮助，深刻地触及了自己的灵魂，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改造，他们一定会为人民立新功，建新劳。
    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要这样拚命地攻击中国土地上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因为，正是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宣告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彻底破产。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怎么不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悲伤、嚎叫呢？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一批又一批地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的建立，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建立自己政权的光荣尝试。苏联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宝贵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但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这个政权变质了。我国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所产生的新的政权形式。正是这样一场深刻的伟大的变革，激起了苏修叛徒集团和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的恶毒的攻击和疯狂的叫嚣。这是并不奇怪的，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一切企图阻挡它前进的小丑，都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苏修叛徒们也绝不会例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在全世界胜利！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二）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整风，促进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更深入，更广阔地向前发展。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实现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夺权斗争，把他们窃取的党权，政权，财权统统夺过来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的手中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面临大好的新形势，我们回顾运动系文化大革命，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历了多大的惊涛骇浪啊！在阴风四起，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围攻谩骂，我们受过；威胁压制，我们领教过。因为写“总支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二十点”，多少张总支组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我们压过来；什么不要总支的领导是“不要党的领导”、“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啊，什么抢广播站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啊，什么开大门是“违抗中央指示”啊，什么捉鬼队的捉“鬼”啊！等等。反革命的气焰是何等的嚣张。当时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而我们却迎着风暴笑，迎着阻力上，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有毛主席支持我们，无论敌人怎么疯狂地镇压我们，我们照样顶天立地，我们照样大喊大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运动系的革命派走到一起来了！鲁迅兵团在运动系两条路线，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成立了！他们一出现就表现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发扬了鲁迅的革命造反精神，不怕孤立，不怕威胁，不怕围攻，不怕造谣中伤，不怕明枪暗箭，不怕戴“反革命”帽子，不怕丢脑袋，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了拚死的斗争，使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闻风丧胆，使那些糊涂的同志目瞪口呆。在运动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搏斗，大决战中，鲁迅兵团成了运动系保卫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急先锋，成了运动系革命造反的骨干力量。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鲁迅兵团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迅速成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最近以鲁迅兵团为代表的革命派又接管了运动系的大印，夺了总支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在，历史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提出了更高要求，又把新的问题推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面前。
    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检查我们鲁迅兵团内部，在最近一个阶段，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现在，我们“东方红”战斗队尝试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和同志们、战友们一起讨论。
    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突出思想革命
    单纯的军事观点，在鲁迅兵团的部分同志（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中发展得比较厉害。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的主要表现，就是把目光和精力全集中在“揪出×××”“砸烂×××”“罢免×××”“打倒×××”上面，错误地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单纯只是为了揪出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似乎揪出一批，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中国就不会变颜色了。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使得我们鲁迅兵团内存在着一种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为了打倒而打倒的错误倾向，使得鲁迅兵团内的有些同志，忽视了思想上的革命，忽视了对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并且也放松了自己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是与鲁迅兵团内部反映出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等都有着密切联系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具有单纯的“军事观点”的同志，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理解这次磅礴全国，震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决不是什么“罢官革命”。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伟大的革命，是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改造人的灵魂，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反修、防修，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及肃清其思想影响，大立毛泽东思想，扎牢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同时，还要锻炼和造就一大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单纯的“军事观点”，单纯的罢官，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的错误倾向，只能使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场，其结果，是组织上罢了修正主义的官，而在思想上却没有罢他们的官，修正主义的土壤还是存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被打倒了，而第二个又会爬上来，甚至可能自己就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下去，资本主义还可能重新复辟，无产阶级的江山仍有变色的危险。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鲁迅兵团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的。但是，我们鲁迅兵团的每一个战士都应该看到，运动系的领导十几年来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贯彻的是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路线，在这个修正主义的“安乐窝”内，我们的同志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修正主义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都还需要很好的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什么是灵魂？灵魂就是思想，就是世界观。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绝不是只是“罢官革命”。在运动中一定要突出政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另外，对我们自己来说，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的日子，我们革命的少数派触及了自己的灵魂，闯了过来。在今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向全面地彻底胜利的时候，我们更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狠狠地触及自己的灵魂，破私立公，改造自己的思想。一九六七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更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在群众斗争的剑与火中跌、打、滚、爬，誓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革命的鲁迅兵团应该是一个冲不垮，压不倒，坚强的战斗队，更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熔炉。
    反对“材料挂帅”，打“人民战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主席又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要取得伟大胜利，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打“人民战争”，才能把一切修正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充分地，深刻地揭露出来；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检查我们鲁迅兵团内部，在有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着“材料挂帅”、唯材料论的错误倾向。林彪同志说：“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从来就是我国革命的主力军。今天，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搞好这场运动，我们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材料挂帅和唯材料论者，单纯地强调材料，说什么：“搞好这场运动靠材料，要靠‘知情者’来揭”“材料最重要，有材料就一切都好办！”这种人还煞有介事地反问什么“没有材料怎么搞运动”等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于是有些同志就热衷于材料，集中精力搞材料，掌握一些材料就自以为“英雄”“好汉”“知情者”，这样群众当然只能跟在后面听听报告，喊喊口号，助助声势，这样群众无形中一切只能听命于“材料占有者”，而核心小组的领导也成了“有职无权”、“鞭长莫及”了。广大群众，还怎么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呢？还怎么能够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发挥积极性，增长才干呢？
    “材料挂帅”和唯材料论的谬论和做法，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它抽掉了十六条的灵魂──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辨别是非，增长才干，而实行了包办代替。
    鲁迅兵团内有这种错误倾向，同志们务必引起警惕，及早改正啊！
    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
    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
    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也刮进了我们革命派的内部，有些同志在这些香风的熏陶下，开始“修”起来了！他们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开始躺在以前的成绩上，享起福来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我们革命派的每一个战士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啊！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绝对不应该浪费国家财产。讲阔气，讲排场，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这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发展下去，就会堕落到资产阶级的陷阱里去。任意挥霍国家的财物，就是对人民犯罪！
    我们有些同志现在和以前有点两样了。他们追求摩托车、电话、自行车；对于国家的纸张很不节约，大手大脚，认为浪费一点没多大关系。晚上无事也不早点睡觉，硬要呆到很晚，到食堂去吃晚点心，并吃得很好，炒饭的油真是多得使人不敢相信，有的甚至油氽锅巴，炒蛋，并说：“造网球场浪费了二万元也没有什么，一只蛋有什么稀奇。”这种话难道是应该出于一个革命派战士之口的吗？在生活上、物质上要求也高了，很多人都借了棉大衣，仿佛是自己的私物一样，平时也穿着，如此等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鲁迅兵团已经有了这样的错误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革命性就会要削弱以致完全消失，而走向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邪路。
    由于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而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的，在政治上蜕化变质的例子，是不少的。这种教训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必须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节约闹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节约，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本色。我们经受得住反革命围攻的考验，我们也应该经受得住反革命经济主义侵蚀的考验。
    反对关门主义，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受到压制的日子里，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他们受到来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重重阻力和种种压力，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暂时处于光荣的少数地位。
    现在，形势迅速发展，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翻了身，运动系的保字号组织“红卫军团”、“赤卫军团”、“革命野战军”、“七一红卫兵”……个个土崩瓦解。过去反对过我们，围攻过我们的保守派中的大多数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逐渐看清了那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真面目，纷纷起来造反了。这时，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这里，我们有些同志认为自己过去造反有了成绩，就骄傲起来了，以老革命自居，轻视旁人，对犯过错误但决心改正，并希望参加战斗的群众采取关门主义，甚至把他们看作是“投机分子”；“捞稻草”，一脚踢在大门外。还有些同志以所谓“斗争中求团结”，把矛头指向受蒙蔽的群众，连连开炮，却放过了执行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几种极其危险的倾向，在我们鲁迅兵团内应该坚决克服。
    对于过去受蒙蔽的同志，我们一定要看到大多数人还是要革命的。他们在前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动摇不定，立场不坚定，采取了保守的态度。现在，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对于这些同志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过去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对于这些同志，我们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他们深刻地理解到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更看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团结他们，共同参加战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他们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发展壮大革命的左派队伍，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孤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团结大多数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必须团结大多数，这是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不注意的重大问题。“不懂得团结大多数，就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这是我们党几十年革命实践所证实的。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可能把运动引向歧途，就可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就可能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半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数事实一再证实了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我们注意防止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毛主席把关门主义的策略，叫做孤家寡人的策略，叫做依靠单兵独马的策略。而无产阶级的策略相反，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起广大群众，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吧！
    整顿思想，向“私”字开刀
    前面我们东方红战斗队针对我们鲁迅兵团内部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想，谈了谈自己的粗浅的看法。现在，我们要问：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思想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其实质又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内部的枝节问题。”有人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策略问题。”也有人说：“这是斗争艺术的问题。”我们不同意这些观点。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毛主席又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从鲁迅兵团内部反映出来的种种错误倾向和思想来看，归根结底，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
    在群众运动中，特别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鲁迅兵团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并不奇怪。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在十月份，鲁迅兵团受到压制围攻，斗争的需要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当时内部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主要矛盾面前，暂时没有表现出来。现在队伍扩大了，斗争取得胜利，在鲁迅兵团内隐藏着的关门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风头主义就渐渐地暴露出来了。在鲁迅兵团内对待群众，对待路线斗争问题的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突现出来了。有些同志放松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放松了灵魂深处的刻苦改造，放松了向“私”字开火，躺在过去“斗争历史”“巨大胜利”上睡大觉，渐渐地他们减弱了过去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大无畏气概，减弱了过去敢拚，敢冲，敢杀，敢于刺刀见红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有些同志没有彻底的群众观点，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单纯“军事观点”，“材料挂帅”，忽视政治思想的革命，渐渐地脱离广大群众，脱离了曾经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战友，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些同志只擅长于冲、杀，而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有些人继续以“少数派”自居，把那些认识了错误，决心改正，希望参加战斗的同志，排斥在门外；……这一切都是同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的“私”字在作怪。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旧世界、砸烂旧世界，同时必须造就、组织起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没有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现在，团结起广大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的历史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肩上了，我们鲁迅兵团必须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没有整顿起一支具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左派队伍，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目前鲁迅兵团急需整顿，并急需来个“开门整风”。就是说，通过毛主席著作学习（主要是“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各人或各战斗队亮思想、摆观点、摊问题，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进一步暴露我们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斗争的目标和方向。在整风中兵团的核心小组，各级组织及各战斗队，纵队，战斗组应该引火烧身，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认为既然是“开门整风”，就要把门开得大一点，全部敞开，不要遮遮掩掩，不要怕“家丑”外扬。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鲁迅兵团是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这就是我们的态度。现在有人说要把仗停下来整顿好再打，也有人说，打了这一仗再整顿。我们说，一边打仗，一边整风。我们党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的经验证明，一边战斗，一边整顿，不仅可以，而且效果很好。我们鲁迅兵团也完全可以实行。这样做，我们的鲁迅兵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加兴旺起来。
    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我们“东方红”战斗队坚信，鲁迅兵团虽然还要经过无数惊涛骇浪、暴风骤雨的冲击，虽然还会有曲折和反复，但在伟大导师毛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鲁迅兵团的广大革命派战士，一定能够排除一切障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打倒“私”字，胜利一定属于革命的鲁迅兵团！
     （原载上海《体育战报》，新华社上海二十五日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我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这是一张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大字报，是一篇在斗争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值得大家认真地学习。
    这张大字报之所以好，就是因为这些年轻的闯将，在节节胜利面前不仅没有自满，而且还能深刻地检查自己队伍里存在的问题，革自己的命。
    “东方红”是运动系鲁迅兵团直属的一个战斗队，都是一些十六、七岁的年青运动员。在过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妖雾弥漫的日子里，这些小将和鲁迅兵团的其他战士一起，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不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白色恐怖，不怕保皇派的围攻、威胁，冒着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风险，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奋起造反。在运动系里，鲁迅兵团最早打开了内外串连的大门，最早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最早敲响了总支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为上海体育界的文化革命建立了功勋。最近，他们又把总支的权夺过来。面对着辉煌的成绩，丰硕的战果，这些革命小将毫不满足，及时地喊出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一切从零开始”的口号，用毛泽东思想作显微镜，着手深入地检查批判自己队伍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革自己的命。这是多么可贵的彻底革命精神呵！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在文化革命中，要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但同时，又要革我们自己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命。“东方红”的小将们开始这样做了，我们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都应该这样做。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对于自我革命兴趣不大，要求不强，甚至有的人还以老革命自居，自认为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想作自我革命，也听不得一点批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东方红”小将的这张大字报之所以好，还因为他们不仅在胜利的面前及时地检查了自己队伍里的问题，而且还能勇敢地把“门”打开，对问题作尖锐泼辣的分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公诸于世，让广大群众来监督、批判。
    这一点也是很可贵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有了问题能够作尖锐深刻的自我批评，并勇敢地把它亮出来，让广大群众来批判、监督，这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的主观世界改造会有很大的好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取得群众的信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一点还抱有顾虑，他们怕“家丑”外扬，怕“开门”把问题摆出来后，会影响革命派的威信。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东方红”战斗队的实践证明：当他们贴出批评自己队伍的大字报后，不仅没有失去群众的信任，相反，大家更相信他们了，许多同志（包括过去对他们有些看法的人）都从心底里发出了要很好地向小将们学习的呼声，他们的威信更高了。
    总之，我们认为，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决定意义的。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象“东方红”的小将一样，敢字当头，毫不留情地向自己头脑里和自己队伍里的“私”字猛烈开火，勇敢地革自己的命。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姚文元和上海红卫兵革命大联合筹委会座谈时的讲话
    〖注：这篇讲话是姚文元同志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大联合筹委会的同志开座谈会时讲的。讲话是采取问答形式，故整理时语句有些出入，但总的精神不变。〗
    张春桥同志到××去开一个会，春桥同志去了。中学指示下达以后，很多同志都积极执行，今天主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存在什么问题？红卫兵应该怎么搞？包括两个：复课、闹革命，有些，中央文件已经讲到了。希望大家从各方面讲。教师、红卫兵、教材、桌椅板登怎么样？总的，中学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变关头，走向何方，就有了一个方向。请大家讨论发言。
    （大家讨论了一番）
    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政权组织，红卫兵是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要做群众工作。毛主席指示的要搞一个红卫兵条例，但始终没有搞起来。（在我离开北京时）
    学生军训，要在大联合基础上。
    学校里不是很蓬勃，要把学校的运动搞得蓬蓬勃勃。
    （接着谈了些红革会问题──略）
    第一节课上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摸索一下里面是有许多首创的。
    不应该买卖“婚姻”，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联合起来，不包办代替。干部也要一分为二，总有一部分干部是好的，怎样在斗争中联合。比较好的干部也是有些错误的。教师也可以向学生学习。
    （又谈了下军训的问题──略）
    整个红卫兵发展过程，从中学到大学，从学校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本地到全国都是按这样的规律发展的。搞大串联，起了很伟大的先锋作用。这个火是毛主席点起来的。
    目前已到了夺权的时候了，是不是全部夺权？都是在需要的地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人家都起来了，但中学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中学运动就有可能走过场。如果不是复课，就不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复课也是把中学文化革命推向前进，从社会到学校不能说是消极的，应该看到革命在前进，中央的指示是适应新的情况的。红卫兵本身也是这样，红卫兵组织也是在不断前进的。回校整顿，思想上也有好多问题要解决的。到社会上去是好的，但社会上也有阶级斗争，也会沾染了许多不好的东西，就象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事情总是那样一分为二的……。在一定的历史转变关头，新生力量总是一定不断的出来的，我们应该向东方红战斗队学习，十七、八岁的小将做了好事都可以学习。
    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就要求我们找到新的组织形式，是不是从这里找到经验，要在破私立公的前提下在组织上提供一个好经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究竟怎么搞。
    复课是在更深入的阶段出现的新生事物。
    上海的学生要适应新的形势，以后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教育制度。革命还有得要搞了。复课不是消极的把人叫回来，主要是把革命推向前进。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对师生的思想改造，对教学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回校后对社会的情况不会是完全隔绝的。复课闹革命怎样搞好，这里会出新的典型，革命的闯将。
    把大家的革命干劲发动起来，革命的教学是可以解决的。
    有成绩的单位，都希望他们前进，落后的单位，都希望他们赶上去。红卫兵中有一批是坚持到底的，但也有昙花一现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刻走到历史的反面，但这也没有什么，还可以回来。
    有人假冒红卫兵的名字，干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这方面还有相当尖锐的阶级斗争。
    对“联动”的斗争，革命的红卫兵在思想上认识透，打击一小撮头头。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两条路线在中国的反映，是组织上的表现。这是哪里来的？还是从头上有皱纹的人来的。“联动”是革命红卫兵的死对头。应该看到这问题的本质，不是一种固定的现象。上海有几个中学，“联动”有活动的，放在革命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很重大的。
    革命的红卫兵要搞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摆出我们的观点，不搞秘密暗中的斗争。就是搞好的事，也可能被敌人利用。开门整风，纠正错误，不然可能走向歪道。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搞臭风头主义》
    （《文汇报》三月六日社论）风头主义，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又一个敌人。在当前新形势下，为了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必须把这个危险的敌人打倒。
    风头主义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试举几例：
    以我为主，才能搞联合夺权；
    有出头露面的事，非得去挂上一个名字不可，哪儿可以出风头，就往哪儿赶；
    不鸣则已，一鸣定要惊人；
    办事圈子越小越好，插手的人越少越好；
    你占一个山头，我占一个比你更大的山头；
    …………
    搞风头主义的人，是一种个人第一主义，是小团体主义的变种，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毛主席尖锐批评风头主义者说：“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闹风头主义的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完全是为“私”造反，他们满脑子装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风头主义直接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我只想突出我这个小团体，就必然排斥别的革命组织。以“我”为主，必然打击别人。好事只想自己干，出风头的事儿样样抢着干。这样，必然置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于不顾，必然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产生尖锐的对立。风头主义留在一个革命组织内部，等于人的眼睛里留着一颗砂子，发展下去，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最后变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我们不是看到，有的组织，风头主义发展到严重的时候，不惜进行政治投机吗？为了“一鸣惊人”，有的人竟然炮打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种惨痛的教训，难道还不应该认真吸取吗？
    有些人为了替他们的风头主义辩护，常常把风头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混为一谈。风头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完全是两码子事。风头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闹风头主义的人为了一己的利益，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在革命需要他献出个人利益时，却显得万分怯懦，甚至做逃兵。而革命英雄主义则提倡为革命冲锋陷阵，为了党的利益，就有最大的勇敢，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革命英雄主义者，而风头主义者是永远不懂得什么叫革命英雄主义的。
    在已经夺了权的单位里，掌权的革命派更要警惕风头主义思想的抬头。因为我们取得了一些胜利，人民会称赞我们，资产阶级思想的炮弹会顺着一片赞扬声打过来。我们千万不要飘飘然，千万不要在鼓掌声中让头脑里的“私”字大大膨胀起来。如果我们被风头主义这颗炮弹击中了，就会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恭维声中昏昏然地倒下，或者不知不觉地步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尘，走到一条邪道上去。
    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风头主义的社会基础。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要彻底搞臭风头主义，是要经过一场艰苦的斗争的。我们这次搞文化大革命，最终就是要把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主义”，统统打扫干净。在这个大革命时期，风头主义的泡沫冒了出来，我们正好乘此机会，鸣鼓而围歼之。
    当前，上海许多革命组织正在开门整风。广大同志正在考虑，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大力整顿革命组织，自下而上地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实行更加广泛的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原来的一些全市性的组织，即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应该满腔热情地去为实现新形势下的新的大联合而努力。如果存在着风头主义的思想，独占住原来的山头不放，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都来检查一下，在我们革命组织内，有没有风头主义。如果有，就坚决搞臭它！
     （原载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文汇报》， 社论；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
    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现在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正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议，边战斗，边整风，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来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促进我们思想上、组织上的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今天我们开一个会，目的就是要再促进一下，使我们的已经开展的整风运动做得更好。今天我谈这些意见，完全是一个同志和战友的意见，这样，我们就可以敞开谈。
    下面我想讲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为什么要整风？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要革命，要战胜革命的敌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决议草案里规定的四项任务，正在逐步地胜利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从上到下，在需要夺权的地方，都正在胜利地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各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林彪同志也经常提醒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革命在前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跟着前进，解决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矛盾。只有把这些矛盾解决了，我们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两个方面都去夺取新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掌握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要不断去掉我们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错误的东西。我们这支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只有不断用毛主席思想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完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艰巨、复杂、光荣的任务。
    同志们想一想：赤卫队会不会整风？红卫军头头会不会整风？还有那些什么“住房困难造反司令部”，“支农回沪造反司令部”会不会整风？还有什么“联动”，“国际打狗队”等等反革命组织会不会搞整风？不会，反革命组织，经济主义的组织，小团体主义、自私自利的组织，他们都决不会搞整风。因为他们的头头尽干坏事，见不得人。你瞒我，我骗你，有的组织专搞地下活动，他们如果一搞开门整风，立刻就要垮台，坏人就要暴露出来。想把革命停止下来、开倒车的人，也不会搞整风。只有毛主席教育下的共产党，只有我们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不怕整风。我们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听说有人说：我们起来造反，白天黑夜的干，又不是为了自己，为什么现在还要开门整风呢？我们说，正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为自己，所以搞整风。这决不是什么“包袱”，相反，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特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前进的动力。
    整风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目的、方法，有一套完备的理论，这一套完备的理论，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象刚刚大家学了好多语录所说明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有大量精辟、深刻的指示，这些语录都非常重要，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整风过程中再三地学。
    毛主席提倡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而又为革命服务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一定要肃清这本书的流毒。这本书讲的什么“修养”，就不是从革命需要出发，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但是，讲来讲去，离不开“个人利益”，教人怎样往上爬，怎样捞名誉地位，做伪君子，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那一套，就是不讲革命。刘少奇这本书讲的“修养”，是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革命为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讲共产党员应当怎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怎么对付蒋介石，怎么革命，而大讲特讲腐朽的孔孟之道，用地主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大反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大毒草是什么呢？这本书说明：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就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这本书里的反动影响，我们以后还要进行深入的批判。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要用毛主席的关于整风、关于建党的思想来肃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同刘少奇这套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完全针锋相对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著名文章《整顿党的作风》，首先就是讲革命。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毛主席的思想非常鲜明：为了打倒敌人，兵要精，武器要好，所以要去掉一切阻碍革命、阻碍我们打倒阶级敌人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大家前几天看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那篇文章，这是在整风当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范例。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提出了当前革命组织中阻碍革命前进的几种主要错误思想，运用毛主席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透彻的批评。是为了革命而整风，不是离开革命需要去整风。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当这样办。
    可不可以这样说：“开门整风”包括了两重意思？一是我们革命组织虚心倾听广大群众的批评，革命组织负责人虚心倾听广大战士的批评，革命同志之间相互交心，敞开思想，不是彼此“关门”“保密”；二是我们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紧紧为革命的需要服务，不是光为把我这个小团体整好，而是为了要把革命搞好，为了去解决那些广大革命群众都迫切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组织问题，把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工作大大推进一步。是为革命而整风，不是孤立的关起门来为整风而整风。现在有一些单位，整风中间没有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我们开门整风，应该紧紧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用整风来推动工作，推动革命，打败敌人。
    从全市来看，整风要达到这样三个目的：
    一、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思想，以及为了贯彻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而规定的各项政策（如干部政策，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等等）。什么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各种表现。上次春桥同志讲过，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还不够，今后还需要继续的深刻的批判。通过整风，使我们能深刻地认识刘少奇、邓小平那一套反动东西究竟是什么，能识别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阶级敌人的任何新反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到底。
    二、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克服违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各种错误思想。使我们真正能夺好权，用好权。今天报纸上不是有一条消息吗？江南造船厂船坞吊运车间的造反派，他们就是通过开门整风，促进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这是一个好经验。
    三、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大大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工作以及学校的复课闹革命这些方面都能大踏步地前进。
    简单地说，这次整风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再简单，一句话，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来干革命。
    总之，大家一定要认识，我们这次整风，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革命的，不是保守的；是前进的，不是后退的；是有破有立，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毛泽东思想，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不是否定一切。这次整风，一定要整得我们大家充满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勇敢前进，而不是把人整得垂头丧气，灰溜溜的。各单位要根据这个精神，分别不同情况，确定自己整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个“怕”字
    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都热烈的欢迎整风，正在整风的不少单位已经在开门整风中取得良好的成绩。但也有少数同志，特别是有些负责人，对整风，特别是开门整风，还有很多顾虑，还有这样那样的“怕”。这一些“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应该去掉。
    怕点什么呢？
    （1）“怕保守派进攻”“怕右派势力反扑”。我们一整风，保守派就进攻了，右派势力反扑了，怎么办？对这一个问题，我们要从毛主席教导出发：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怕也没有用，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不管整风也好，不整风也好，怕也好，不怕也好，那些还不死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坏人，那一小撮 反革命分子，总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开门整风是对革命群众“开门”，绝不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开门”。但是，如果坏人借整风机会想整垮革命派，要“破门而出”，要跳出来，攻击革命群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让他来较量一下吧！准备着再来一场大论战吧！暴露了是好事，与其暗地里活动，不如公开说出来。已经有人跳出来较量了，只落得一个惨败。还有的同志说，有的赤卫队头头要跑出来了，不死心，要搞反扑，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反扑，最好公开站出来反扑，戴上袖章也可以，亮出来，再针锋相对地大斗一场，大辩论一番。老实说：革命群众是懂得怎样对付你们的！经过一次反复，增加一次锻炼，有什么不好，我们已经有过好多次这样的经验了。所以，我们要有反复的精神准备，不要怕。
    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要轻易将提意见的群众都说成是“保皇势力反扑”。有的人，开始“保”过，后来觉悟了，他善意向革命造反派思想作风提意见，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我们就要听。不要一动就扣上“捞稻草”的帽子。有一个厂的造反大队开门整风，群众刚提 了一点意见，马上贴出大幅标语：“谁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一来，座谈会成了哑巴会，结果这个组织又贴出第二条标语：“谁不向革命造反队提意见，谁就是 反对革命派！”结果，群众更不讲话了。还有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组织开门整风，大家都有些缺点，都怕对方揪自己的小辫子，怎么办呢？彼此都在对方办公室门上贴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这样整风怎么整得好呢？当然，这仅是个别的现象，我们提出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还有怕。不要怕！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毛主席在估计形势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看到这一点。坏人总是极少数。我们真的牢固地掌握了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就不会怕了。
    （2）"怕当少数派，没有依靠了，再挨整没有靠山”。有的人怕通过整风，实现了按部门的大联合，自己回到车间、班级，变成少数，别人整自己没地方说话。有这样思想顾虑的同志还不少，阻碍了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我们认为这个怕是不必要的，第一，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是我们最强大的靠山。第二，现在上海市已经夺了权，有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把党、政、财、文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是用来支持全市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是一切革命同志的支柱，怎么会没有依靠？第三，离开原来的革命组织回到部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扩大革命力量，不是削弱革命力量，是加强革命组织，不是取消革命组织。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整顿组织就是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了，都解散了，这是一种误解。现在我们提到的整顿组织，是把革命组织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归口，加以整顿、提高，还是要的嘛！红卫兵还是要的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还是要的嘛！不过这是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加以整顿、提高之后，大大加强革命派的战斗力，怎么会“没有依靠”呢？这种误解是不对的。怕当少数派，这个怕字去掉它。
    当然，现在因为全市运动发展不平衡，也可能回到部门之后，保守势力比较厉害，甚至还有坏蛋在掌权。在某个部门里，革命力量暂时还联合不起来，或者联合起来了暂时还不占优势。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呢？可能的。但是，有这种情况出现，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任务。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开始不就是少数吗？我们起来造反的时候，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的时候，不就是少数吗？我们是通过斗争，团结群众，使自己从少数变成多数。我们为什么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呢？因为我们贯彻了毛主席的路线，因为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还是前面讲的那个道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工人、学生、干部等等，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说：“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同志们，我们都要争取做毛主席所谈的这样的好同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什么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还是少数，正说明革命形势的发展还不平衡，还有些空白点，还有些弱点，需要我们革命力量到那里去，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坚决去，开辟新局面。学校里不就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些中学，还有一些大学，也有一些工厂，有这样的情况。那里革命力量按班级、车间来看还是弱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开辟新局面，使自己少数变为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就不怕当少数的，这是我们造反派的精神，这个“怕”字应该去掉。
    （3）有极少数同志“怕丢掉个人手中的权力，怕失掉地位”。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
    我们是无产阶级夺权，是为阶级夺权，是为劳动人民夺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把权夺过来，这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是针锋相对，不能退让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权，一定要夺过来，夺过来之后，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夺回去。但是，我们决不是为个人争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手里的权是哪里来的？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是革命给我们的。大家回想一下这半年多来的战斗经历，我们因为要革命，所以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革命造反派的战士选我们当领导，给予信任。所以，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继续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
    有的同志开始造反的时候没有包袱，什么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被打成“反革命”都不怕，杀头、坐牢都不怕，现在怎么怕整风呢？就因为胜利了，有了权，掌管了一部分工作，背上了思想包袱，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同志们，无产阶级是没有包袱的，最近毛主席再一次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只有整个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就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争的无产阶级的权，劳动人民的权还多得很，将来应该全世界的权都归无产阶级，都归劳动人民，都归革命派来掌握。国际歌中不是这样唱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有了一点权力就满足了，就前怕狼后怕虎，只想“保”自己的权，就不敢再革命了，就不能再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更大的解放而奋斗了。如果不丢掉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不为革命造反派服务了，不为劳动人民服务了，走向了反面，即使你个人手里的权没有丢，无产阶级的权却丢了。因为你已经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去掌握了。所以，这种怕，虽然是少数同志，我们也希望坚决的去掉。
    （4）“怕一搞整风，内部分裂，组织涣散”。有的革命组织因为运动开始以来，从来没有整过风，本来内部就存在很多矛盾，负责人之间相互意见很多，平常没有放到桌面上来，怕一整风，闹翻了，各干各的，不好收场。
    我们的整风，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提高我们的认识。整风的结果，应该是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就是说，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但是，怎么才能有统一意志呢？大家不讲话，当面不讲，背后乱讲，搞自由主义，能够有统一意志吗？没有的！要有统一的意志，就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这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的内部，总是有矛盾，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就是欺骗自己。一种矛盾解决了，另一种矛盾又会产生，及时地、正确地解决矛盾，我们的同志就会进步，革命就会前进，革命组织就会巩固；如果回避矛盾，就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大家意见分歧，心里想的不一样，做的不一样，怎么能够有统一的意志呢？只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不同意见说出来，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去掉，纠正。才能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才可能有统一行动，使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真正团结起来。最后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在已经建立大联合的地方，也有矛盾，也要通过讨论，整风，巩固革命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如果“怕”揭露矛盾，让矛盾积累在那里，那一旦爆发，反而不可收拾。
    （5）“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缺点尽量夸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有的同志有这种顾虑，现在要整风，人家假使揪住不放怎么办呢？这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对别人提意见的同志，要认识整风的积极意义，不要把整风当作整人，也不要借整风的机会算总账，首先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要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要从革命利益出发，不要从个人恩怨出发；另一方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要挺得住。所以，这种顾虑也可以打消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革命同志，大多数的群众是能够分清是非的，还是毛主席讲的，相信大多数这样一个根本观点。
    这些“怕”字，都因为“私”字作怪。我们一个人，一个革命战士，要无私才能无畏，一个人无私无畏，就得到了自由，你没有私，就不怕，你就能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你就得到了自由。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我们在造反的时候经常用，现在我们还要用这句话。我们向敌人开火的时候，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拚死斗争的时候，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在整风的时候，也要用这句话。毛主席这里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没有私心杂念，心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凡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利益的，就坚持到底，凡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就无所畏惧的去掉。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整风中敢字当头，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改正错误，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这样那样怕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不过对于整风的目的意义还认识得不太清楚，思想上还有一些私心杂念，所以怕。当然，也有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怕整风。毛主席说过，怕整风的人，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有某些错误的好人；“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如果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是敢字当头不怕整风，混进革命组织的极少数坏人就躲不下去了，就会被揭发出来了。
    （三）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说，但需要提醒。因为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
    有人问：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明确，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矛头应当对着谁？这个问题整风中首先要弄清楚，这也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基础。我们斗争矛头应当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应当对准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等，以及上海陈、曹之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对准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复辟活动，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势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子 。这是十六条及党的各项文件都规定了的，就是说，我们的方针应该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我们从运动以来的一条基本路线。不管在学校，在工厂，在夺权以前或以后，都是这样。夺权以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以后，还要继续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到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影响，对于刘少奇等人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我们要展开广泛的批判，有些就在报纸上批判，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文艺上（文艺上就是陆定一、周扬那一套）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工作搞好。应当看到：这个批判任务，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们面前有两类矛盾：一类是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同阶级敌人的矛盾。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组织内部来。我们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是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破坏这个大联合；是为了加强对敌斗争，而不是为了削弱对敌斗争；是为了彻底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打倒敌人，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放着那些阶级敌人不管。忘了这个大方向，把斗争矛头主要对准自己的同志，而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战胜敌人，那就完全搞错了。有的地方，把主要精力，甚至于全部精力用在革命组织之间“打内战”，甚至混淆两类矛盾，把别的事情都不管，那就把大方向搞错了。
    现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很多。有一些是原则上的矛盾，这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有很多不是原则上的矛盾。有的相互攻击，只想整垮别的组织，甚至要在红卫兵当中搞什么“上揪下扫”，人人过关，放着牛鬼蛇神不斗。有的地方甚至让牛鬼蛇神在那里养得胖胖的，但是把运动初期犯过一些错误的青年同志，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这样做是危险的。有的地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跳出来说，要“自己解放自己”。你要什么“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口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还有的地方，坏人也跑出来反攻倒算。发生这类情况的地方，革命组织首先要端正斗争的大方向，把精力集中到对敌斗争上来。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前一时期，有人提出现在上海还要第二次“大乱”，还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大联合”的号召唱对台戏。这个口号不但上海有，在别的地方也有。它同样是抛弃了斗争的大方向。实际上就会走到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道路上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感到高兴。我们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一条路线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同违反这一条路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所以我们说现在大方向问题在一部分单位是存在的。
    当然，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革命队伍内部某些人，如果坚持错误，就会发展到革命的反面去，甚至在阶级斗争的转折关头同敌人站到一起去，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进行整风，也是为了帮助这少数同志掌握斗争的方向，能够再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
    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看到在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从北京到全国有的地区，都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有的地方，白色恐怖又来了。镇压革命，抓革命群众。斗争是会有反复的。北京的红卫兵最近举行了几次反逆流的大会，打退了那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他们红卫兵报上揭露的材料来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还不死心，他们还要进行垂死的挣扎，一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面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扶上台，把革命群众镇压下去，搞反革命复辟。同志们，从电视里不是看到陈丕显那副顽抗的样子吗？那么他还在幻想什么？他还在梦想什么？他无非是在想有朝一日再来一个反革命复辟。陈丕显不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代表人物。全国也有这样的人物。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已经经过了多次反复，再增加一次反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十六条早就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北京的这一股攻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就被那里的革命人民坚决粉碎了吗？我们上海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夺了权的地方，上海的工人阶级，红卫兵战士，也应该针对这一股反革命逆流迎头痛击！正象我们历次表示过决心一样，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工人阶级，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永远支持全国革命造反派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谁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叫他垮台！
    我们应当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当前的形势，充分看到运动的主流，正确认识运动的曲折，麻痹大意是危险的，只看到黑暗的一面，看不到当前运动的主流和大好形势也是错误的。应该看到：上海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斗争还很尖锐，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搞好整风，坚持群众路线，整顿思想，整顿队伍，掌握正确的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使上海的大好形势继续发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新反扑，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我们希望各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当中，首先能够明确大方向。假使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各个单位的工作，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都会大踏步地前进。
    （四）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这是最近中央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毛主席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按部门、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斗争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是夺权斗争的需要。只有我们深刻地树立起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才能懂得为什么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才能认识什么叫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是错误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是错误的。革命的大联合，首先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斗争目标。不是无原则的联合，也不是为联合而联合。我们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都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已经有些很好的经验，就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通过斗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通过共同对敌斗争，团结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开门整风，大家在毛主席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学习，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在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有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出的方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我们有的同志，忘掉了还有敌人，忘掉了资本主义势力还千方百计的想复辟，忘掉了我们还有革命的严重的任务，还要反复辟，还要搞斗、批、改，忘掉了这一些，就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了，心里想的范围很小，只有我这个团体怎样、怎样。林彪同志曾经说：要去掉局限性。个人主义是一种局限性，小团体主义也是一种局限性，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去掉这种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目标远大，要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能看到斗争的全局，去掉局限性。
    任何一个正确的口号，都可能被曲解。革命的大联合刚提出不久，有的人就说成“要解散一切革命组织”，“这是要把所有的革命造反组织都取消，和群众合并”等等。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我们说革命的大联合，是组织形式上的改变和整顿，不是不要革命组织，经过整顿以后，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革命的红卫兵，不但不能削弱，而要大大加强政治上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战斗性。很明显，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了大联合不是造反派还存在吗？有的是误解，有的是一些人在挑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想搞大联合，就挑动“你不要搞了，搞了以后什么组织都没有了”。我们要识破。革命的大联合，决不是取消主义，不是“合二而一”，不是把革命派和保守派合并起来。
    在中央指出的种种错误倾向当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危害性，我们在一月革命过程中有了深刻的认识。文汇报有一篇“风头主义”社论，写得不错，据说也有人讲它是大毒草，那可不是大毒草呀！其他的倾向也讲了不少。目前成为大联合比较普遍的思想障碍的，是小团体主义。所以今天着重要讲一讲小团体主义的问题。
    要破小团体主义，就一定要树立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要树立这个思想，就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闹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各种革命造反的组织？这是因为我们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我不是指那些经济主义的组织，不是那种“一九六五年司令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司令部”，我是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是因为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要起来斗争，要起来反抗，要起来夺权。那个时候，在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掌握着党、政、财、文的大权，使我们不可能从上到下来组织自己统一的阶级队伍，怎么可能呢？权在他们手里！那个时候我们革命造反派只能一个一个的突破，阵地一个一个的占领，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学校、工厂、机关，有一些组织形式完全是根据当时斗争的发展确立起来的。只能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成立，要统一成立，自上而下的成立，只有赤卫队之类的御用组织，那是一个晚上就有五十万袖章发出来了。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只靠我们一个团体的胜利，是不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你一个厂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能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吗？工人阶级就能永远不受压迫了吗？不，决不是这样。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主席最近在“三·七”指示中又一次的教导我们。在中国，不但靠一个小团体不行，光靠你一个厂、一个校、一个区、一个市也不行，只有我们全国都彻底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只有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紧紧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手里，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个方面确立毛主席的路线，批判刘、邓路线，批判修正主义，使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一步一步地取得更大的胜利，一直到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彻底消灭。这还不够，还要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剥削阶级，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有这个远大的理想，应该有这样一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毛主席讲的。现在，我们全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是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有力的支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条件，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就可能，就需要把自己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需要按单位、按部门、按产业这样子来归口。所以，所谓革命的大联合的问题，就是一个进一步组织阶级队伍的问题。应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珍贵的权利，是我们用艰苦奋斗，甚至用流血斗争争得来的权利。过去的革命造反派，怎么可能这样归口组织自己的强大的阶级队伍呢？现在有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认真地掌握起来。
    有的同志想：有了一个小团体，可以保护我，我可以不再“挨整”了。这是一种天真的幼稚的想法。不消灭资产阶级，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罢了一个修正主义者，不是还可以产生第二个修正主义者吗？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不是“罢官革命”，也不是小团体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一场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我们要从阶级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刚开始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可能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是因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革命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不想作一个保守派，我们要再革命下去，当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树立为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斗争的观点，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
    小团体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里举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讨论，举得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1）在夺权的时候，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只想用一个团体掌权，只想“我”这个团体掌权，来代替甚至是排斥革命的大联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是想怎么发展“我”这个团体的势力，尽量扩大“我”这个团体手里面的权力，而不是想到怎样去搞革命的大联合，共同对敌。这样做的结果，革命的大联合也搞不成，把革命的力量抵销了。你说没有权吗？也夺了，你说夺了吧？又不能真正掌好权，用 好权，对于无产阶级很不利。或者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内战了，忘记了还有一个外战，使夺权、使搞好革命都受到严重的妨碍。甚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几个造反派内部斗得很厉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在哈哈笑。不是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个革命造反组织，下面有几派，每一个派在一个厂里有几条线。结果这个厂里面的工作一天到晚闹矛盾，几个组织上面都有头头要抓革命，促生产也搞不好。据说有这样一个局：两个造反派有半个月的时间尽打“内战”，就是相互贴大字报，相互辩论，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抓工作，什么都不搞了。据说上海电影界有三个团体，搞了三部电影纪录片，名字都叫“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为什么不能够联合起来搞一个好的？反映一下上海一月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历史功勋呢？为什么不能这样，一定要搞小团体呢？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到组织组去登记的有六百六十二个组织，其中全市性的组织二百二十六个，除了解散的以外，全市性的组织还有一百九十二个。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搞革命的大联合，这么多组织，都往基层里布置工作，基层里吃得消吗？怎么抓革命、促生产呀？
    现在革命的大联合势不可挡，已经有好多很好的单位了。今天报上不是登了江南造船厂一个车间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了吗？上海也有一批厂嘛，象爱民糖果厂，他们厂里就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控江中学的红卫兵，经过了军政训练，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也通过了学习整风，通过斗争，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据说，南市区公安局，几个革命造反组织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也成立了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昨天报纸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表了声明，支持下面的革命大联合，这个很好。据说杨浦区前一个时期，百分之八十的工厂有两个到三个造反队，每一个造反队都同上面挂钩，统一不起来，不晓得是不是这样？既然大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真正都是要干革命的，为什么不能通过开门整风，联合起来呢？我想是可以的。还有财贸系统，也有两个组织，据说闹了很久，不能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一次整风，真正能够解决大方向的问题，真正能够在毛主席的路线上联合起来，那样对于财贸系统的工作不就是可以大大的推进一步吗？不就可以考虑筹备财贸系统的职工代表大会吗？大家都不要光想自己一个小团体的利益，考虑一下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怎么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更好的革命，更好的战斗。
    据说有一个厂里面有这么一个口号，他下面车间里面有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厂部的组织就表示：“不支持、不承认、不提倡。”这个“三不”主义是不对的。这个是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志们回想一下，过去陈丕显、曹荻秋这些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待革命组织不就是不承认、不支持嘛？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采取这种态度呢？不能够！
    还有个别这样的情况。有的革命造反派为了自己这一派单独掌权，为了保持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任意把别的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就是你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甚至用武斗、扣押等等非法的手段，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夺权以后用这种办法来压制群众，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先讲清楚。
    （2）大联合我赞成，甚至举手赞成，但是大联合要“以我为主”，只能是你并到我里面来。有的同志很爱惜自己这个团体的名字，大家在“杀”出来的时候，共过患难，共过战斗，对自己组织的名称有感情，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人民公社”这个名字不都可以改吗？这个名字是我们最热爱的名字，主席讲改，就立刻照办了。
    对自己组织的感情如果发展成为一定要吃掉别的组织，只能人家并过来，那就错误了。每一个革命组织都有自己的理由，可以不搞大联合，或者是“以我为主”，革命早的说：“我是老造反”，所以要“以我为主”。那么革命比较晚的呢？说你老造反犯错误比较多，我新造反犯错误比较少，要“以我为主”。人数多的讲我是主要的力量，要“以我为主”，人数少的说你那个人数多的是大杂烩，要“以我为主”。那样的搞法就不会有什么革命的大联合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毛主席有这么一段话：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毛主席说：“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毛泽东思想真是说中了我们的要害，打开了我们思想上的窍门，我们不应当只看局部而应当看全局，一个厂的全局、一个局的全局、一个系统的全局。如果在局部看来有些困难，在全局看来是可行的，是需要的，是必须的，我们就应该服从全局。我们应该从全国、全市以及本单位的全机关、全校、全厂的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希望在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的时候，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不需要我来多说了。
    控江中学的红卫兵在讨论实现大联合以谁为主的时候，也是有过争论的，他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狠斗“私”字之后，认识到“以我为主”是搞不成大联合的，结果他们经过辩论提出了三条原则，根据这三条原则实现按班级的大联合：第一、组织不论大小，人数不论多少，看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第二、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第三、各个革命组织坚决打倒小团体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革命不分先后，各革命组织一律平等。他们提出了这三条原则，结果把很多分歧解决了，实现了大联合。我觉得这三条很好，可以供同志们讨论、辩论时参考。
    （3）争功，就是把革命的功劳只归于自己这一个组织，甚至于只归于自己一个人，忘掉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忘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群众，艰苦劳动，日夜奋战，我们讲过多次，春桥同志跟我做的事情最少了，我们没有上码头，我们没有到火车站，在一月革命当中，我们的贡献最少，真正的贡献是那些广大的革命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是他们有贡献，工作是他们做的。我们应该懂得我们不能为自己去争功。要说“摘挑子”，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摘桃子，不是个人摘桃子。还有些同志他们有了荣誉地位之后，只想保持自己团体的现状，不愿意团结更多的人，好象更多的人一团结，我这个桃子就被他摘去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不愿意随着政治任务的改变，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结果思想上出现了一种保守的倾向。
    同志们，革命是要前进的，时间是不等人的，任何人就是过去有功劳，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保证未来。革命和保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革命派如果继续革命，继续前进，那这革命性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因为革命了一段，背上包袱，不想再革命了，就会不自觉地站到保守的立场上去。我们一定要做不断革命派，不要做半途而止的革命派。
    革命的大联合，自上而下，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按产业的大联合，当然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上海跟青岛、贵阳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大家的创造性。有的同志说，在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成立之前，有一些市一级革命组织怎么办，我们说，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如果积极支持搞下面的大联合，成为一种促进力量，就不会成为一种障碍；你如果反对大家搞大联合，那人家就要起来反对你。所以关键问题就是看采取什么态度。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应当促使我们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有一些人过去受过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那主要是受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坏主意欺骗、蒙蔽，现在他们要起来了，要革命，我们要不要他们？我们应该是要他们，不是要排斥他们，我们团结的人应该越来越多，这样我们革命事业才越来越兴旺。
    我们希望经过整风，去掉了小团体主义，能够大大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有若干厂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是不是可以考虑按产业（如冶金、纺织、化工、电机、仪表……），召开革命造反派职工代表会议，这个职工代表会议，可以讨论当前形势和任务，可以选出出席全市工代会的代表，选出自己的委员会，也可以选出参加局里面“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一些主要的产业大联合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全市的职工代表大会，这将是一个隆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大会。工总司的各级领导人，希望你们能下厂去，积极促进这个大联合。比如大学，我们是这样设想，假使有一半的大学，或者一半以上的大学，红卫兵真正的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筹备召开上海的红代会。也可以串连，学校里面、学校之间的大串连以后还是要的，可以相互推动。我们曾经对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组织建议过，比如说，“五一”“五四”能不能开全市的工代会、红代会。能不能在这前后也能够开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全上海的工农学的革命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这能不能实现，不决定于我们，而决定于大家的努力。自然也不必赶时间，我们不是为赶时间而工作的，时间来不及迟一些也可以。
    当然，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的造反组织以后，矛盾和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一点现在就不要忘记。还会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在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之后，都要继续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而斗争。看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能够说，因为共产党有两条路线斗争，而且这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就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了吗？当然不是这样。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共产党以来，中国革命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关键是在于领导权。有了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核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起来。集中到哪里，集中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这样革命就可以不断发展。我们就能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下团结更多的群众，组成一支强大的阶级队伍。
    上面我讲了这么多道理，无非是希望一点，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去搞革命的大联合，把各式各样的思想障碍在这一次整风当中去掉。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能够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的。
    值得注意的，最近有的单位不但没有搞什么大联合，反而冒出了一批新的组织，甚至于跨部门的组织。不是决议已规定了不要搞跨部门的组织吗？他们想干什么，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想利用搞革命大联合的机会，篡夺领导权。有一个厂，近半个月之内就冒出了二十二个组织。看来，在有一些地方，随着革命大联合的发展，可能有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四清下台干部反攻倒算，混水摸鱼 。我看见了一张传单：这张传单署名是什么“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联络站”“红三司”从来没有个总联络站嘛，怎么工人里面有个总联络站呢？是否他们自己挂上这个牌号？明明规定不要成立工人学生的混合组织，为什么打出这个番号呢？这一张传单里说什么过去搞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他们执行“党纪国法”，受到了“种种的政治迫害，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现在要“杀”出来了，你们这一种杀出来要造谁的反呢？过去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碍起来造反的时候，你们强调“党纪国法”，现在我们搞大联合的时候，你们又要强调什么要“喘过气来”，反扑过来，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值得我们想一想。但是，在这种形势面前是不是说明不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呢？相反，正是说明我们更需要加紧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我们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真的实现了大联合，那么这一种所谓的“总联络站”，这一种在大联合浪潮里面冒出来的值得怀疑的组织，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我们革命派都联合起来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针对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会迅速垮台。
    （五）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我们要继续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决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一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实行“三结合”过程中，继续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真正革命的“三结合”，还是包办代替的“三结合”，区别就在于是否真正实行群众路线。
    我们讲革命的“三结合”是为了要成立一个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这样一个机关。这样一个领导班子。这是一个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革命群众来说是一个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提高认识的过程，对于革命的干部来说是一个在斗争当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自我革命的过程。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态”。现在有很多经验说明，凡是在“三结合”的过程当中继续走群众路线的，那么这一个机构成立起来就有威信，就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大家就比较满意。假使不是走群众路线，走另外一条路线，那么成立起来的机构就没有威信，就不能搞好工作。所以我们在搞“三结合”的时候，关键的一条，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一个问题也希望各单位自己考虑一下，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
    下面两种思想都是违背群众路线的，都是违背革命的“三结合”的。
    （1）由于“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思想没有肃清，对革命的“三结合”抱消极的态度，对于干部起来造反总是不放心，消极等待，不愿意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还有的同志认为我没有“三结合”，生产、工作也搞得不错嘛！为什么还要搞“三结合”呢？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积极地创造条件去实现，而是消极地等待，甚至于拖延。
    “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是革命造反派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大家回忆一下，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这一张大字报里面，揭开了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这一张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在批判刘少奇的时候，就讲过他在搞四清的时候执行的是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所谓形“左”而实右就是“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毛主席当时就批判过，站起来蚂蚁一个也看不见，蹲下去满地都是蚂蚁。毛主席批判了这种思想，产生了二十三条。还有陶铸也讲过，陶铸不是说过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之外“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不是有一份传单很流行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来就是同这条路线相对立的，要算帐，应该算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帐上，不能算在革命造反派的帐上。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正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能够掌好权，用好权。因为只有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机构，把胜利的果实巩固下来。如果我们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革命成果就要受到威胁，就会丧失革命的成果，甚至于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夺过去。对于干部，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和中央的教导。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犯了错误，犯了路线错误，除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处，其他的人，除了他们自己应有的责任，还应该看到市委陈、曹他们所使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扣压中央指示，害了很多干部。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向群众检讨，做群众的小学生，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像中央最近给我们的信里所说的，“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应该看到经过这些日子批判、学习，大多数的干部觉悟已经有了不同程度提高，不要看死了。
    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大多数的干部，就能够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完全孤立，就可以把他们彻底打倒。最近在电视里你们不是看到，一些领导干部，面对面起来揭露陈丕显、曹荻秋和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不是就使得他们丑恶面目更加暴露、更加孤立吗？这样做，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更加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也就更有保障。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排斥一切干部，甚至于干部起来造反的时候还是排斥他，那就恰恰适合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愿。因为他们就希望所有的干部都抱成一团，不起来造反，不是一分为二，甚至于把矛头对准起来造反的革命干部。
    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就能把当前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生产，更好地抓起来（上海这地方生产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生产的妄想彻底破产。因为昨天专门开过会，今天不谈了。
    我们对待干部，第一看错误的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严重呢还是不严重，同时还要看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就是说他是不是愿意检查愿意改，包括对第一把手在里面。因为总不可能所有的第一把手（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统统都坏掉了。在这里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要根据政策，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对于犯了错误而真正能够坚决改正的同志，要允许革命，要欢迎革命，不要不许革命。如果他是犯了一般的错误，能够同错误路线彻底决裂，检查自己的错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那么过去的错误就能够成为今后做好工作的决心。毛主席“三·七”指示当中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
    各级革命委员会究竟是不是能够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在于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离开了这一条路线，就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这一条路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正是执行这一路线的组织保证。我们应当从这里出发，去考虑如何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的问题，把毛主席这一条路线继续的坚决贯彻下去。
    （2）另外一种错误思想，就是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而是采取阶级投降主义的态度。一听说要搞“三结合”，就忘掉革命两个字，放弃革命的原则，抛弃群众路线，以实现“三结合”为幌子、为借口，把坏人拉到领导岗位上来。甚至于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拉到领导岗位上来，搞假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种倾向，我们也是要坚决反对的。
    有的地方不是搞群众路线，而是抢干部结合，大家抢，几个派别相互抢，有的地方搞包办代替。不通过群众，搞“拉郎配”。凡是这样做的地方，效果都很坏。下走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机关。
    据说有一个医院，几个革命造反组织，他们不搞大联合，而大家都要想自己去搞“三结合”。怎么办呢？就去抢干部。不管干部大小，态度好坏，一律结合。有的说：“管他什么干部，先把干部抢到手，以后结合的时候可以派用场，现在不抢啊，以后要结合就没有人啦。”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嘛！怎么能够采取这种态度呢？
    还有的同志想“快”，就专门找一些平时不大管工作的，干劲不足的，所以犯错误不大的干部来结合，专门找这一些人，而不是找真正革命的干部。甚至有的地方找运动一开始就被斗而靠边、因此后来没有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搞“三结合”。这样的“三结合”，有什么代表性？有什么革命性？有什么权威性？
    这还是属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认识上的问题。有的地方（少数地方），坏人上台，牛鬼蛇神篡夺了领导，地、富、反、坏、右搞白色恐怖，革命派被镇压，这是一种假夺权。有的地方坏人没有上台，但在背后牵线，挑动那些青年去夺权，夺了权以后就镇压革命派，这些单位的青年同志你们要提高警惕啊！我们决不允许权落在坏人手里，凡是被坏人假夺权的地方要坚决搞反夺权，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要搞反夺权，把权夺过来。
    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三结合”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抹杀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攻击革命造反派。
    决不允许利用“三结合”，把一切恢复到老样子，该打倒的一小撮坏人（就是那些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要坚决揭露，坚决打倒。
    上面这两种倾向，在整风当中主要解决那一种，由各单位自己判断。因为情况很复杂，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希望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能够逐步地，但是尽快地把各级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一切领导班子，都要有军队或民兵代表参加。
    （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加强三性，一定要从学习毛泽东思想出发，要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发，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要破私立公。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性已经很够了，就是一个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了。不是的。我们前一时期曾经谈到，有一些红卫兵的战士因为在大风浪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革命精神好像不大足了。无产阶级的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的精神，永远要发扬。我们这次会议不是也念《语录》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的决心永远要保持。我们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要准备打退几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要有革命到底的革命意志。这一句话也不能曲解，决不是为了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为了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去争取胜利，那就变成坚持错误了。我们一定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保持我们的革命性，发扬我们的革命性，一切消极的思想，停止不前的思想，犯了一般的错误而抬不起头的情绪都要消除。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掌握毛泽东思想，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投入新的斗争，继续大大地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首创精神。路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走出来的，革命的世界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斗出来的、创出来的。
    在夺权以后如何继续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这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再革命下去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把权夺过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前夕，毛主席就警告过，有的人在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好汉，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可能要打败仗，后来果然如毛主席这个话说的那样。今天我们夺权，也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一月革命的英雄们，战士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说这个话是把我自己放在里面，虽然我在一月革命当中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被捧场、被胜利、被讨好、被权力、特别不要被物质享受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我们永远不管怎么忙，永远要学好毛主席著作 ，永远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要接受那些一九四九年有一些人进城的时候是革命者，后来就蜕化变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教训。
    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大家知道，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批判彭真二月提纲时就说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主要是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要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什么科学性也说不上，调查研究也做不好。对于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阶级分析。这不是个人问题，要进行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一定要跌跟斗。现在有的人不是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是好好用毛主席著作来对照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中央有很多新的指示，不是一句一句地认真钻研，用毛泽东思想去做调查研究，甚至于凭道听途说的马路新闻吃饭，凭这个去判断风向，这就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前一个时期不是有的人就靠道 听途说的新闻去投机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跌了大跟斗，就是因为缺少无产阶级的科学性。我们希望各革命组织之间不要搞情报，不要用相互打到的别组织内部去搞情报的办法，不要搞这个东西。要进行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原则斗争。同志之间要学会商量问题的作风，遇到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商量、要辩论。辩论我是赞成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天天听到一个学校里，一会儿这一派上去辩论，一会儿那一派上去辩论。要辩论，不要用打、用砸、用抢等办法来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这股歪风要坚决煞住。毛泽东思想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一切武器当中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要掌握起这个武器来。办一切事情都要从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出发。不要搞投机。
    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这里面最主要的一条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要坚决地、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错误意见，我们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今后还是这样。反对奴隶主义，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这本来是要我们去反对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要盲从。这个口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反对奴隶主义，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奴隶。但是有的人后来歪曲了反对奴隶主义，解释成怀疑一切，这样就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于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就变成反动的东西了。我们要巩固劳动纪律，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秩序，坚决反对无故缺勤脱产等等妨碍生产的现象。有的工厂里脱产缺勤率太多这个现象一定要改正。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我们希望中小学的同学要回校去进行学习、整风，不要不愿意回去、老是在外面游逛。要加强保密观念，现在有些同志头脑里保密观念很少了。现在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千方百计在窃取我们的机密。我们还有个保密观念，反对泄密的现象，必要的保密制度就是要坚持。各革命组织当中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建立民主集中制，既反对没有民主，也反对极端民主化。
    这里顺带说一个整顿组织的问题。不是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里，除了指出要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按部门建设我们的阶级队伍外，还提出了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有一些违反中央指示的组织要主动解散。我们希望这一些组织，能自觉地回到本部门去，参加本部门的革命的大联合。还有一条就是这样说的，“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必须纯洁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把混进来的坏人清洗出去。”事实说明某一些革命组织当中因为相互不了解，确实混进了少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坏人混进了革命组织，盗用革命组织的名义干了坏事，这些人我们应当通过整风把他们揭露出来，清洗出去。当然我们这里要有区别，一个组织里面有了坏人，假使他不在领导地位的话，就不等于这个组织是坏的。如果他是一个组织的领导层里面有了坏人，那么一定要把他同广大的战士严格地区别开来。对于这些混进革命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洗出去之后（这是极少数人），我们的革命组织就能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有力地去战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阴谋诡计。
    （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讲这样四句话。同志们，我们刚刚《语录》已经念过了，这一次整风一定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毛主席的方针，一定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提高政治觉悟着手，从学习毛泽东思想着手，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
    首先我们要学好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决议中规定的毛主席六篇著作，以及中央有关指示，和红旗杂志有关的社论。比如最近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在学校里传达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我们特别要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其他文章也是一样，这是一篇万古长青的伟大著作，如果把这一篇著作的精神掌握好了，来建设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可以象当年毛主席把军队建设成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我们今天也能够拿这个建军的武器来建设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使我们真正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整风才有武器，才有标准，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学
    我们要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也需要开一些小会，深入地辩论某些思想问题。有的还需要个别谈话，现在我们个别谈话，已经很少很少了。解开一些思想疙瘩，有时还需要个别谈话的。一个单位各个革命造反派之间，如果大家都争论不休，而又找不出什么原则分歧来，那么各个革命组织就应该以自我批评为主，大家首先检查自己。要多看到别的同志的优点，要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大方向上取得一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要像鲁迅兵团东方红造反队的小将那样，对于错误的思想要作透彻的批判。什么“材料挂帅”啦，“单纯军事观点”啦，“罢官革命”啦，“贪图享受”啦，批判得很透彻。对待错误思想要批判得透，但是对于同志，一定要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要反对自由主义。同时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揭发错误，批判错误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不是像水浒传里的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管你是什么人统统砍，我们不采取那种办法。我们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正如毛主席教导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要摆事实讲道理。一般的不要去翻老账。不要由远到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翻起，一直翻下来。这样辩到哪一天啊！还是着重解决当前的问题。对待革命的同志，我们要坦白、诚恳、严肃，有话当面讲，不搞背后活动。要注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要注意大的方面。拿我们现在来讲大的方面是什么呢？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我们掌握得对不对呀？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究竟怎么样呀？这些就是大的方面。毛主席说，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即政治上、组织上的重大问题，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使人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人人变得什么事也不敢干了，那还行吗？你要干革命，总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坚决改，这个就是好同志。
    要边战斗边整风，不是停下战斗。这里对于战斗也要解释一下，据说有的学校叫边战斗、边整风，战斗就是打内战，就是革命组织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这个意思。边战斗边整风，就是指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说不要脱离当前的工作。这里工厂和学校不同，因为工厂要坚持生产，中学和大学不同，工厂、学校又和机关不同，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在时间上要作适当的安排，要分别不同的情况。
    在方法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争论的问题，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一分为二。毛主席指出：我们在分析问题、分析错误的时候，“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大家都能接受经验教训。毛主席还说，在一般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要搞什么人人过关。比如小团体主义，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要看当时成立这样那样革命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又要看到在当前的形势下，跨行业、跨部门的小团体和工作不适应。在看到这一些不适应的时候，要看到客观上怎么障碍了我们的工作，也要看到我们主观上存在一些什么思想障碍，这样子分析就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接受教训，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在学校里对一般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在大风大浪当中，在这个阶段或者那个阶段，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应当从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着手，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而不是相互揪住不放。这样，那些什么“联动”之类反革命组织就彻底孤立了，他要挑拨离间就不能实现了。
    总之，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毫不含糊，一定旗帜鲜明，对于同志要采取耐心帮助的态度，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要好好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好多文章都说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最伟大的榜样。
    同志们，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反对风头主义，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上海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都要懂得。我们在一月革命当中曾经有过光辉的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如果我们满足起来，不继续前进，我们就会落后，如果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就能够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发扬一月革命的光辉传统，一定要百倍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组织阶级队伍上，大大地向前一步；在抓革命、促生产上，大大地前进一步。一名话，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搞好斗、批、改上大大地前进一步。放眼看全国，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成绩来回答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铁打江山的一个红色堡垒，在任何逆流歪风中都巍然屹立，上海，一定要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刚才在这儿坐着嘛，条子很多，还提了一些问题，我想还需要补充一点。从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抓得不紧，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解，或了解不准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是在小范围谈的，找了很多人谈过话，开了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和全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块商量，一块谈，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啦！有的就传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地来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我帮他很多了，一再谈一再谈，但是无效，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那我们谈过很多次话，毫无效果。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的这一些意见，包括姚文元同志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是整风嘛，整风就要敞开思想，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对我们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的希望，我们还比较希望尖锐的批评，因为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平常不大说，我们批评人也批评是尖锐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是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有的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给我们写信也好，或者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啦！批评我们，决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决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的批评是两事。
    在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也可以分得开，我们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的方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
    第二想说一下整风。我们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的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的时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不是有的地方说吗，我们是市长，有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学一学，错误的思想，我们说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也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讲话里已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听到个风声，看到街上有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什么××首长讲话，他们也写。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讲话，好多大字报，我们都看过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记录和原意根本不对头，不能靠那个。我们在这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对同志们有所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给同志们讲，但这个也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的意见，这还是要区别开。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需要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的同志要我讲讲形势，因为说是最近比较闭塞。这些马路新闻少了，街上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又大部分回去了，消息不灵通了。我们现在形势究意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大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看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因为现在当然还有一种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吧，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看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现在第一个大形势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决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势，而且是决定全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那我们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以和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为昨天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的29号，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杨尚昆那时候住在上海，陆定一是三月八号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号在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还是这些阎王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全国那时在干什么呢？还是在贯彻执行彭真二月提纲，就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这样一个形势。也就是去年的三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那时具体指的彭真，陆定一，小鬼是指的革命的青年，那时还是讲学校，文化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准备阶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天主席所提出的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陶铸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经换了两个了。要解散北京市委还有个解散那个时候的文化小组，五人小组，这三个任务都解决了，只有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他给我们谈话，但是集中起来就是那么几句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志们想一想啊，这一年变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发展嘛，把刘、邓的问题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开始了夺权，现在凡是夺了权的，而且经中央批准的，就是报上登的几个：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都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级和市委级，比如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那里很好嘛，当然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没有斗争了，斗争都存在，但是形势都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形势同志们都看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当然比一月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形势好得多了嘛，有一个同学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就感觉到在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个地方心情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希望我们上海永远是这样，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畅，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愉快总有人不愉快嘛，你说上海一千万人都愉快啊，那就糟糕了，一定有人不愉快的。陈丕显现在愉快嘛？当然不愉快，曹荻秋也不能愉快。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们愉快了，那我们大概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了，那就是说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革命的话，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已经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这些单位都是形势很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条件逐渐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者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还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是一部分单位夺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同志们从报纸上可以看见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嘛。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把报纸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单，后面已经有好几个了：吴德、刘建勋、高阳文、丁国珏，还有什么李清泉，市委书记处已经有五个人站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书记处跟上海书记处不一样，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错误，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军队的名单也已经有了，群众团体嘛。现在红代会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也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经选派了代表参加市委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据我们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成熟的单位逐渐地增加，当然也有比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难更大的地方，譬如我们最近的江浙两省现有条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势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究竟今年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根据我们从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担心的煤矿的产量下降，因为那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处串联，那个煤炭生产就受了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继续下降，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因为上海咱们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要是煤不来呀上海的威胁就大了。
    从最近得到的材料都开始好转，三月下半月以后譬如说山西大同煤矿就同我们上海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煤矿之一！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产量非要下降不可，这样一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产量的下降证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上海的局面，谁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管下去呀，如果我们一月不发生夺权，那现在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这是主流方面。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问题，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个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东西发展，但这一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流，这也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谁如果夸大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错了。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呢？他们当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职工代表会议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恩来同志说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下面就讲了四个绝不许，绝不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不许四清运动中那些下了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不许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斗争还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因为这一场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究竟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胜利？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究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还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这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关系世界命运的问题，两个阶级都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下了决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代表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全国的革命的群众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说甘心失败吗？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吗？当然也不是，不会，决不会！刘邓没有死心，象陶铸那样的人也没有死心，那也还有群众面前没有充分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他总要找出代表人物，他们会起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那么就用各种办法来搞复辟搞反扑，就是说有的地方打算利用大联合还可以搞复辟么，在大联合中间把领导权拿过去，名义上还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造反派，实际上变了。没有经过批判斗争，没有经过检讨，群众也根本没通过，那里或者全同群众接受，这里要有一个三结合，这当然是少数的，也有的地方，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或者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作里面犯了错误，就大整，抓人抓得很多，随便地宣布一个组织是反革命，这实际上是搞了白色恐怖，这样的情况下边，是姚文元同志刚才讲的话，要我们时刻警惕，是需要警惕，因为上海的形势特别好，我们就应该警惕。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不要只是关心一个小团体，也不要关心一个厂，要关心我们全市的工作，我们要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看到上海的革命派肩上的担子很重，上海的同志我们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我们是有义务的，不能推卸的义务，一定要把上海搞好，我们现在的局面决不允许什么人来破坏，一定这个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什么反扑什么复辟在这个地方不能得逞。不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当然中央已经通知了停止大串联，各地方夺权嘛，我们也相信各个地方的革命派他们虽然遇到了困难，我们相信他们有力量能够转变这种局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整风更加强大了，只要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支持那个地方，我们立刻可以去。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要求，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把上海搞好，我们一月革命搞得早么！而且毛主席给了我们那样多的支持，我们还不应该搞好！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最大的最集中的是在上海，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难道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吗？应该和可以的，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成绩，现在我们应该做得更有成绩，现在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在那里想复辟，这也是我们预料中的事，你要革命，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夺权就有反夺权，这才合乎辩证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包括在上海我们都欢迎有些人出来要夺权 就夺权，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你就打倒好了！有些赤卫队的头头，改头换面搞组织，我说你有胆量最好是不要改头换面，你把旗子拿出来，戴着袖章出来。（鼓掌）我们进行光明磊落的正义斗争。你把你的胆量拿出来，到全市人民面前辩论，电视台可以让你发表电视演说。（鼓掌）陈丕显不是也是讲话了，为什么不可以给你：可以！我们相信上海的革命群众，会懂得如何答复你们的。我们上海一月革命以来，工作太顺利了！曲折太少了，这个不过瘾。（鼓掌）你们如果出来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战士多打几仗，使得我们锻炼得更强一点，我们非常感谢（鼓掌）。曲折只能锻炼我们，有复辟活动只能使得我们反对复辟的斗争搞得更彻底。使上海的革命更彻底，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消灭得更干净一些！（鼓掌）这就是形势。
    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坚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表一点意见，同时答复几个问题。
    我们的任务很重的，我们不仅要对上海人民应当担负责任，我们要对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担负责任。不管担子多么重，我们决心下了一定要担负起来。那么靠什么呢？靠群众，靠上海的几百万革命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实行大联合，我们由于有一小部分同志，好同志，但是这一个时期，的确里边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多了，眼界就狭窄了，看不到我们的任务是多么重，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全世界的责任，看不到我们还有敌人，有人还要搞复辟，不想这些事了，而结果死想着自己的小团体，那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任务这么重我们靠什么人呢？我们的革命队伍究竟是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参加革命的人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我们究竟是要组织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军，还是就这么几个小团体，这些事情想没想到？因为想的这些东西少了，有时候而不是讲任何时候，有的时候在处理有些问题的时候就迷失了方向，就不去担心大方向，有认为大方向搞错了，那个事情就是一个好同志也苦恼得很！我们现在还不是讲那些坏人，这样迷失了方向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一切都颠倒了，方向一搞错，一切事情就颠倒了。我这个坐火车到北京，几十年前第一次到北京就迷失了方向，一到浦口我的方向全部错了，明明要上海到北京去，一过浦口铁路向北走吗！我总觉得向南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一到天津我就迷失方向，就东西颠倒过来了，南北全部错了，心里知道那里南那里北，你的感觉就不对！这都颠倒了，东西南北都弄错了，这不是坐火车，不管你迷失方向不迷失方向车子总把你带回上海来，革命就不是这样了，同志，革命坐在车子上，那个车子要转变的，要摔下来的，而且会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把敌人当同志看。把资产阶级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思想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否全弄颠倒，那就糟糕了，刚才听了念了几个信，都是宣传停止内战的，这个单位实在是内战就是不停，而双方争论得有的看不出来，原则分歧有那里，有的互相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你是反革命，发传单，另外一个组织他是反革命，那里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反革命总是有很少的人，还有大批的。这是个老保，那个是老保，这个是保皇组织，那是保皇组织，那有那么多保皇的。革命的群众总是多数嘛！当然觉悟有不同，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是在那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单位那个地方开会是难开的，我们了解过，因为什么呢？一批是保皇派不能发言，另外一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能发言，还有新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人，这样一个学校里边都没有正确的了。那么你保过皇也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好，你炮打中央文革也好，这里边总有区别嘛！有一个程度。性质严重不严重，程度深还是浅，还有一个人家改了没有，是头头还是一般群众，头头改了没有。对犯严重错误的人、领导干部，我们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什么一般的工人同志，一般的学生就不应该采取这个方针呢？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领导干部最最大嘛！因为领导干部，他领导的嘛！全国的责任是刘、邓，上海主要负责的是陈、曹。真正把大方向纠正过来。对于革命群众内部的问题，当然革命群众里边有坏人，而且常常是发生在武斗事件上。如果同志们出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不说 十个有十个，总有七、八个是有坏人挑动。我们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以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没有挑动过武斗。什么人在挑动呢？在工人与工人之间非要武斗不行，工人同志能接受这个意见吗，总是有人在挑动的，有人利用的。看来想搞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有人想达到他自己的个人的某种目地。象头几天，心里气愤，突然间到中国福利会去，那里的群众告诉他说，这里是外国同志住的，不让人进去。偏偏要进去，到那里把人家钥匙拿走，把抽屉打开究竟是干什么？不对。这我不相信是革命群众。在那里要搞辩论，这里有鬼。所以，什么武斗、内战、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分析。当然也有两方面都是小团体主义，两方面都有错误的观点而武斗了。那我们也希望不要武斗。说过多少次不要砸，你砸他干什么呢？电话机是国家财产，它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通道说陈丕显用过的电话机，我们就不能再用了？我们可以用，为什么不可以用？把它砸了有什么好处？好，造反派有理，就把它砸了，这究竟谁吃亏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吃亏。电话机、广播电台、凳子，什么都砸掉，你砸掉了，把房屋统统烧掉了，烧得光光的，资产阶级还是照样要复辟，他再盖一个比你的还漂亮，不触及灵魂，不作政治斗争，用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各个革命派之间的问题只能够协商解决。就是对反革命组织都应该是用正当的方法来进行斗争。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你砸也砸不掉，解决不了问题。若不解决大方向的问题，不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不可能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搞三结合；而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那就是看我们双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那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复辟。如果我们不团结，而是排斥，那当然我们这边是不利的。搞三结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三结合搞得好，我们革命的力量就组织得更加好了，就能发挥无穷的力量。不搞三结合，不搞革命的三结合，那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当然了，有的干部翘尾巴说：“你看，搞来搞去还是对我结合吧！”我在这里帮助他，你如果是好同志，就不该说这种话；你如果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请你走开，不要你（鼓掌：呼口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原则的，凡是愿意革命的，我们都应想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但是你说你在那里还要摆个架子，好象离开你不行啦，放心吧！离开你我们照样革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没有什么本事，他也不会开火车，不会开轮船，坐汽车还要别人开，有什么了不起（鼓掌）！但是我们这个话是要说给那里那些在那儿摆架子的人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我们对于所有的要革命的同志我们都要想一切办法尽最大的耐心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根据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有些同志经过半年的斗争，而搞的有些昏头转向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办。过去有些人谈话还满好的呢！过去谈话还蛮好的，还能谈，现在我看到有些同志，我就觉得有些同志变得木头了，什么意思也说不清楚了。他该检查，不知道怎么检讨了。我这里讲的是一些好同志，他们不是反对主席的方针，也不是摆架子，更不是反攻倒算，不是，而是不知道怎么办，而再加上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就不敢去和他们谈话，就不敢下定决心，去和这个人结合。因此，只好去找一些错误还不大，办事也不大能办的人。那样的人，当然罗！对任何人都要给予出路，给以适当的工作，可是他来三结合，还是不能解决咱们的问题。老实说，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真的肯改，真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我看三结合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还好一点，为什么？他有经验。他对群众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我理解得还深刻，因为他自己有实践经验。在这个条件下他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怎么整的，如果他真正决心改，他以后就不能这样干，这个同志可能变成很好的同志。所以不要把这些人看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这个不叫资产阶级复辟，这个不叫复辟。那种匆匆忙忙，也不要检讨，连承认错误都没有，就把他和上来了，那个有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复辟的味道，那个要警惕，要看我们现在这个搞法，我们搞得相当细致了，象陈琳瑚同志，王少庸同志，他们先先后后开了多少次会，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的啊！而且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吵架，而是在电视广播里面，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这样的同志，我们就应该信任他们。有一种思想很糟糕，他们误解，以为“三结合”这三个原则……（录音坏了）那到不见得。比如说他原来是当局长的，三结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当局长，那就要看了。如果他确实原来的错误不很严重，检查得又好，他的能力和各方面都是恰当的，那当然也可以。有的就不一定，可以先做些思想工作。现在听说有的单位所以没有三结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就建议是不是过渡一下，他们不一定马上就恢复原来的工作，将来谁作第一把手，那再看嘛！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死。要对干部不是一个办法处理，在这当中，有的是要罢官的，但是还有个别的极坏的甚至还要抓起来的，那不是一般的罢官；还有那些留在原来的单位上，用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要搬回原处了；有的要调动一下，现在不一定要调动，将来可以调动。比如说有一个县委书记在这个县里当县委书记，困难了，就是检查的好也有一些困难。双方都有一些困难，群众对他也有一点难办了，这样的人还是个革命同志，不过调到另外一个县还可以。有这样的事，革命嘛，在哪儿都一样革命，可以调动一下。有的需要提拔，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好，需要提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并不是三结合就是按照原来那个班子，恢复原状，那不行。我们现在仅仅是这一点结构，我们现在主张不要大动，动多了不好，等到将来再动，等到斗、批、改的时候再动，这一段已经走了一些弯路，机构变来变去，结果秩序越来越乱。我们意见现在各个局，局的机构最好能够早一点实现三结合，把这个机器开动起来，使局、公司、厂这个指挥线不断。有个同志问，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厂里三结合了，但是公司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三结合，市革命委员会不是有个规定吗？说要经过批准。我们说这样好不好，如果一个车间先三结合了，你就先干着嘛，只要群众批准了，这个事就不大，就怕我们批准了，群众不批准。群众只要批准了，我们革命委员会意见就不会多了。如果是厂里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公司先三结合了，那怎么办？我们说你们也可以先工作起来，如果说你不批准我们没法工作，我看这话靠不住，你这三结合群众路线不够，群众路线够了，群众为什么不批准呢？群众批准了，你们可以工作啦。所以不要等 ，不管是厂也好，公司也好，局也好，县也好，包括区以下都是这样，能够大联合自己搞起来就搞，三结合能搞起来就好，不一定要等他批，但是我们还保留一个批准权。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批准权呢？我们不是为了妨碍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把革命同志的手脚都捆起来，不是的，同志们，我们是为了防止假夺权。（口号）我们规定了这一条是为了防止假夺权。你们那个地方人家搞了个假的，群众没办法，推翻不了他，他如果势力很大，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就掌握了一个否决权，到那个时候不承认，自上而下地支持群众。我们是为了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放手去工作，不要受到什么约束。凡是革命的行动都会得到党的支持，应该相信这一点。相反的，我们现在希望全市的同志们要发挥首创精神，不要照抄照搬。现在搞大联合、三结合都是照抄照搬，这个不好，因为各工厂、各单位情况不一样，不要抄那些，不要什么都照抄照搬嘛！连开个大会都照抄照搬。因为市里开会，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发了个宣言，发了个第一号通令，还有一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川沙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也是照样告全县人民书，第一号通令，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都是一样。后来我们到黄浦去开会，拿文件审查，一看也是这三项。后来我们给黄浦区的同志建议，你们革命一下好不好，不要什么一号通令，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海市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只发了个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也没有，你何必学那个形式。所以不要学那个形式，因为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嘛！下一次你只要一个通告就可以，不要通告也可以，发个通知也可以，按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也不要说因为黄浦区是某一个人做第一把手，我这里也照样找一个那个条件都不一样（似应为“都一样”──编者），你看人家是副局长也来三结合，我这里就不敢找个正局长。那怎么行呢？各个单位要很好地发挥创造性，来考虑自己的问题。我在这里顺便提两个问题让同志们考虑。现在我们手边的材料很少，到处问到底有没有一些单位不需要夺权，到底有没有？现在不需要你们回答，请你们回去想一想。现在好象是到处都要夺权，而实际上上海革命委员会那一个决议草案里写的是，要各个革命组织讨论一下，究竟哪些单位需要夺权。文章里还是讲吗？凡是需要夺权的地方如何如何。如果那个地方当权的同志或者多数同志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一定要夺权啊！我看就不需要。不夺权是不是也要发动群众啊？需要建立一些监督领导的机构，那倒需要。用什么形式，去发展创造。这是一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的。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各个部委、各个局、各个县、各个区、各个工厂、各个学校，等等这些单位，究竟有没有第一把手不需要打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里开了一个电视大会，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行。现在各个单位都在照搬。一个局就把局长和党委书记两个人狠斗一下，象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是都是打两个？那就恐怕不适当了吧？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念了几段话，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分析你们那里的情况。也可能你们那个地方第一把手是好的，第二把手是坏的，也可能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好的，第三把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可能是相反，第三把手是好的，第一把手最坏。情况怎么会是一样呢？要分析。（录音脱落）搞革命要有勇气。如果他确实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有这个勇气不是啊呀，我说了，会不会被说成是保皇派（录音脱落）。
    第三个问题，我们也不必那么匆忙。各个大学、中学的红卫兵能够多数的学校已经能够统一了，他们选出代表来开全市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如果中学先联合起来了，那中学先开也可以，不必定得那么死，大学的红卫兵如果先联合起来了，也可以，将来再开始全市性的嘛！如果时间差不多，那就等一等，开全市性的红卫兵代表大会，来选举全市的领导机构，这样比较合适。在这种情形之下，现有的第一级机构，有的已经宣布撤销了，我们觉得也可以。有些机构自己觉得还是保留好，我们也不勉强他们撤销，因为有关群众团体的事，我们不好作决定。最近大家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吗？他们为什么说那段话呢？我是说过的（录音不清）。
    还有一些组织，你要搞大联合，你的上级不答应，怎么办？我就在这个地方对工交系统的工人讲过，不理他，自己干。我说过这个话，因为不能妨碍群众的革命行动嘛！我们不管做那一级的领导工作，同志们要记得，永远跟革命群众站 在一起，不要站在对立面，要同革命的群众一块前进！群众总是要前进，人类总是要前进，而我们呢？也是要不保守。所以毛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群众当然是要起来革命的，什么样的理由也不能压制群众。现在这个问题的分歧不太大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还有人要压制，那你就自己革命嘛！革命不要人批准，从来不要人批准。本来二司成立，根本用不着曹荻秋批准。要他批准干什么？不应该叫他批准。只要是革命，就不要人家批准，可以造 反，大家可以发挥创造性。从各个方面来看到新的形势，这是大联合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讲讲生产。这个问题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革命。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里面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大联合，三结合 不解决，我们生产上不去，现在已经妨碍生产。好多单位就是在那里打内战，把生产打糟了。有些科研单位还说什么中共中央的信不适用科研单位。我不晓得你算哪 一派。你算是革命职工，革命干部，总有你的份吧！科研单位据说还没有坚持工作时间，一天到晚还在那里辩来辩去，把工作完全抛掉了。有的科研部门几个月没有干工作了，这是不适当的。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科研发展得快一点，我们现在是同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争，争时间，抢速度，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压倒（录音断）。
    在业余时间闹革命，这是中央的方针。如果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那怎么办？那就不应该再发工资嘛，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不劳动，为什么拿工资啊，现在崇明农场还是宝山的一些农场，还有一批人在市内逛，不回去。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是要在市里分配工作，我今天再重复一次，上次我讲过，你死了心吗！你不回那里去，市里决不会分配工作的。
    还有现在短途运行非常紧张，海港很多仓库的运载量都很大，有些运不出来，船上的东西运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车子不够。车子到那里去了呢？今天到会的同志去想一想吧！我们占用的非生产的车子太多了，有些单位，凡是从生产单位要来的，统统退回原单位，为生产服务。有些不应该坐小汽车或吉普车的，好多机构都有车子。我们建议大家把车子送回去。你从那里来的，送到那里去。我们也建议公安局交通处把全市的汽车牌照都检查一次，重新搞。在街上如果发现了不是属于你们单位的车子，一律扣留。这样，对我们生产有好处，对我们革命的同志有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军队的同志现在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根据的指示，（脱落）我们解放军同志到各个单位，希望各个单位的革命同志们表示欢迎，第二要向解放军学习，这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很好的机会；同时也要把本单位的情况如实地向解放军讲，不要隐瞒，不要歪曲，也不要夸大。但是，应该说上海单位太多了，工厂有八千个单位。学生是二百万。把我们警备部队和野战军统统分掉也分不过来，因为你一个地方不能去一个人，我们跟三军的同志商量，也跟南京地区的同志商量，先只能够来参加要害部门，最紧急的部门，比如交通部门，运输部门，这是关系到全市的，其余的地方就看了，不可能都去，所以上海的同志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包括军训。军事训练也不能等着解放军来再军训，而且解放军也只能帮助你们一个短时间，不能老住在你们那里，所以基本上说以自力更生为主。你那里总还有民兵，基本民兵嘛，还有复员军人嘛！自己为什么不能搞军训呀！可以搞的。而且军训和政治训练配合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去发挥创造性，自力更生，自己来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口号）今天到会的军队同志，我也是穿军装的，我想给军队的同志来说几句话，因为军队的同志有的在上海住了很久，有的不是，有的虽然在上海住了，但是现在与要到 的大单位并不熟悉，同时军队……（此处录音脱落约十分钟）领导之下，或者他们自发的，怎么不管他了，反正是斗了他们。斗了他们嘛，后来就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这些青年都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好，那么那一批牛鬼蛇神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就自己站出说自己解放自己。我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那批青年同志关进牛棚。我说就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我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建议把牛棚撤消，不要搞牛棚，让那些青年出来说话，让他们有错误自己检讨，关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呢？关在牛棚里他又不变成牛，还是个人，他们的思想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而且可能把好人关在里面。我建议文艺界的同志，如果对别的单位有牛棚，我赞成你们不要搞牛棚，不要关起来，有道理辩论嘛！我们跟陈丕显、曹荻秋辩就辩嘛，有什么好怕？真理在我们手里，不要用这种办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上一次传达，24号传达的时候讲过，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党，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党，我们的革命是没有法前进的。有些人说现在不要党了，看到党员就骂。我说，这种人至少感情上有点问题，有的就说：“你们这个党就是刘邓的党”那里是？我们党中央的主席是毛主席嘛，我们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关于青年团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中央没有最后决定。讨论过，无非是几种想法：一种是保留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改造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代表青年团。究竟用哪一个方针中央没有定。当然，现在的团员还是团员，现在的党员还是党员，那些群众大会上开除党籍一律无效，群众大会怎么能开除共产党的党籍啊？有的强迫叫某一个组织把某一个党员开除啦，那当然无效，有的非党员接管党支部，而且封自己是支部书记，这当然是无效的。有的新发展了非党员自己封自己是党员，又发展新党员了，这个当然都不能承认的，我们认为上海市委是垮了，它的权革命委员会夺了，新的市委还没有建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向中央请示过，问过毛主席，这种情况之下，党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的意见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因为你们现在抽不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问题向同志们说一下，同时我们想说：希望所有党员，不要忘记是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不愧于我们这个称号，就是我们一个人，也应该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已经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共产党员应该在里面起模范作用。用这样一种标准要求自己，那末等到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指示以后我们再详细地讨论这个事情，现在只能这样说：应该做模范，应该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象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来工作。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党员同志和团员同志，你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是党员是团员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那就快点改，如同我们对别的人一样，还是有错误就改，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我想说几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上海（脱）……成为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模范，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成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上海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所有的革命群众，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的红卫兵，所有的解放军的战士，指战员，所有的干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来成为这样的模范，使我们上海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使得上海成为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堡垒，成为资产阶级没有容身之地的最好的城市，是我们毛主席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是我们全国的模范。
    我今天就讲这些，完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第六女中红卫兵团《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我们是怎样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四月七日，我们上海市六女中革命红卫兵，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大斗争中，成立了全校统一的革命红卫兵组织 - 上海 市第六女中红卫兵团，实现了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领导核心、以教学班为基础，自下而上的革命大联合。这是我们全校红卫兵战士，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这也是全校红卫兵战士，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批《修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的结果。
    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报道了我们学校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的消息和《文汇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十五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这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最大的鼓舞和鞭策。喜讯传来，全校沸腾，同学们千遍万遍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分歧和对立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市六女中是一所有两千四百多师生、四十四个教学班的完全中学。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约占全校同学的百分之四十六。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学校先后建立过六个红卫兵组织和几十个战斗组。这些组织之间、同学之间一直存在尖锐的分歧和对立。这些分歧和对立是怎样产生的呢？
    去年六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旧市委和旧区委的直接控制下，学校的一些领导人，就顽固地执行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别有用心地蒙蔽一部分同学，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一般的教师。以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部分师生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首先起来造反，揭发了旧区委和学校领导的问题。他们慌了手脚，对革命派师生大肆围攻、迫害。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蒙蔽一批学生，一手策划成立了一个保守派组织，把斗争矛头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师生。革命派同学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先后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八一八战斗队"、"红三司"、"东方红"、"反到底"等五个革命红卫兵组织和几十个战斗组。由于学校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同学之间分成了两派。一派同学勇敢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一派同学却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保旧市委，保旧区委，保学校旧党支部，反对革命派师生。同时，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利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打击排挤一部分出身不好的同学和教师，利用同学们思想上存在的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同学之间，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之间制造矛盾，制造不和。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旧市委、旧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经过革命派同学的斗争，原来的保守派组织也垮台了。这时，大批的同学都外出串连，"杀"向社会，全校只剩下三、四百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没能认真地进行批判。
    三月初，毛主席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达以后，广大红卫兵战士和同学纷纷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到了学校。这时，虽然大家都有"杀"回班级，实行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的愿望，但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同学们虽然回到了班级，坐在一个教室里，却各占一方，互不理睬，几个革命红卫兵组织之间还起劲地打着"内战"，根本联合不起来。这样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斗、批、改不能进行，复课闹革命也搞不起来。
    《红旗》杂志第五期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调查员的报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发表，吹响了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号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以及上海全市迅速地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场革命的大批判，大大促进了我们学校革命的大联合。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破坏大联合的罪魁祸首
    当时，我们学校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同学之间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矛盾：第一，革命派红卫兵和过去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第二，革命派组织之间的矛盾。第三，由于反动血统论的毒害，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也有矛盾，也就是红卫兵战士和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同学之间的矛盾。原来我们只是看到这些矛盾的现象，没有看到这些矛盾的根源是什么，谁是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魁祸首。在大批判中，我们通过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这些矛盾表现不同，内容也不同，根子却是一个：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他为了保护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学生之间的对立；是他利用资产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欺骗少数学生，造成了学生之间的隔阂；也是他那本欺人之谈的《修养》，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害同学们，滋长了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魁祸首！
    冤有头，债有主。同学们找到了相互隔阂的祸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立即投入了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猛烈攻击，全校革命红卫兵和广大同学一起举行了大大小小一系列的控诉、揭发、批判大会，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大家怀着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比仇恨，一起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一起控诉黑《修养》对自己的毒害。大家同声愤怒地高呼：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共同的战斗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斗争的矛头不应指向原来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而应该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也认识到革命派红卫兵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同他们对立是错误的。革命的大批判，使大家明确了是非，弄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消除了隔阂，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新的共同基础。这样就在共同的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了。各班级都以革命红卫兵为核心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四月七日，成立了全校的红卫兵团。
    我们的体会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怎样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臭《修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衡量自己的行动。在这段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要实现的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大联合，不是"大杂烩"，"和稀泥"，"大捏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必须坚决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恶劣影响，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如何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矛头指向谁？是指向过去受蒙蔽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犯有错误的同学吗？是指向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同学吗？是不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这样才有共同团结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彻底批判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系列反动谬论，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才能争取、教育过去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学认识自己的错误，起来革命，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集中火力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这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关键。开始，我们由于没有认清这一点，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大方向，所以总是联合不起来。后来我们抓住了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共同对敌，很快就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例如，高二（２）班，原来革命红卫兵和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隔阂很大。开头，大家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向下，结果越批判越对立，矛盾越大。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家一致把矛头指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班召开了揭发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的大会。在大会上，许多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毒害。她们激动地说："当我们把矛头指向自己的阶级姊妹时，还以为自己是听党的话。这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害了我们，我们要坚决打倒他！"这样大家就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了。现在这个班级许多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红卫兵已参加了革命的红卫兵组织。
    有的同志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要落实。"对，是要落实的，但落实在那里？我们认为是要落实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养》上，同时把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落实在彻底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这样才可以批深批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可以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才可以在批判中真正触及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如果把批判落实到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身上，就会分散了当前的斗争目标，不能彻底孤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我们决不能这样做。
    （二）破私立公，清除《修养》的流毒，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中，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之外，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过程中，就曾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大的原则通了，一致了，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就谈不通，仍是联合不起来。这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拿我们革命派组织内部来说，就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说："我们是闯出来的！""我们是老造反，你们算老几？""大联合要以我为主"，等等。革命组织之间相互看不起，热中于打无原则的"内战"。对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同学，有的革命派同学也抱着排斥的态度。同样，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种是从个人意气出发，不服气，认为革命派也比我强不了多少；一种是觉得过去落后了一步，犯错误，整天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现在想起来造反，又担心不受欢迎；还有一种是觉得面子不好看，以为过去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现在要向革命派靠拢，不大好意思。所有这些表现、想法，统统是"私"字在作怪，在搞鬼。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在大联合中，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样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在革命的大批判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同学身上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很大一部分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本《修养》腐蚀、毒害的结果。洋洋数万言的欺人之谈，拐弯抹角宣扬的就是一个"私"字。我们必须在斗争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同时，也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打倒"私"字，树立"公"字！
    我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老三篇"，批判《修养》，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衡量我们的运动，克服我们革命队伍中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去做。一边战斗，一边整风，通过整风，搞臭的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越整越坚强。
    （三）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群众。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坚决实行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帮助受蒙蔽的同学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解放出来，团结广大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革命的大联合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的，是以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领导核心的大联合。离开了这一点，就很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合二而一"的大合并，成为大杂烩。要实现这样的革命的大联合，我们通过这一段的实践，认为必须注意联合的条件和方法。
    条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占优势，并且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方法，就是启发群众自觉地实行自下而上的、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合。不能简单的合并了事。
    我们学校原来革命的红卫兵只三百多人，只占全校同学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在我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崩溃之后，从政治上说，我们是占优势的，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学校里是有权威的。但从数量上说还不占优势。在筹备大联合时，我们也曾经想把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解散了。但是，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彻底批倒、批臭，从全校说，革命左派占优势，分散到各个班级并不完全占优势。经过辩论之后，我们决定原来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暂时不解散，大家都回班级去，积极做工作，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创造条件。我们一方面组织大家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另一方面，我们热情地帮助受蒙蔽的同学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把广大同学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样，就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同时，革命派在各个班级里也都受到同学们的支持和信任，成为班级里实现大联合的核心力量。这样逐个班级地成立红卫兵分队，实现以革命红卫兵为核心的班级大联合。在各个教学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之后，我们立即解散了原来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全校以教学班为基础的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各个班级和全校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骨干，都是由革命红卫兵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当选的都是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敢于斗争的红卫兵战士。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怎样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坚决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永远紧跟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初步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合。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更伟大，更艰巨。我们还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还要深入下去，革命的大联合还要进一步巩固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人民日报》1967年4月26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师生的讲话
    《丛中笑》战斗组的成员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说：“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张春桥同志），现在向你请罪。”张春桥同志说：“我干吗不能怀疑？可以怀疑，炮打嘛！”姚文元同志说：“用不着请罪嘛！”张春桥同志说：“不过这里面有个是非问题。我们没有离开主席去做坏事；炮打中央文革，不都是好人，也有坏人。”
    《卫东到底》《井冈山》《小学生》等战斗组成员请张春桥同志谈谈关于芭蕾舞剧《白毛女》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1964年，最初我没参加，我在搞京剧。搞芭剧《白毛女》中间那段时间找过我。《白毛女》电影始终没能搞到看。在改编芭剧《白毛女》过程中，我想看看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以前曾经看过）两者都看，凭我自己的印象，民间的传说。我过去在晋察冀边区，《白毛女》传说也开始于晋察冀，一直到后来变成歌剧、电影。头脑中有印象，一直强调传记性的没必要了。传说《白毛女》最初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地主阶级创造的，当时要搞减租减息，地主阶级用《白毛仙姑》来吓唬人民，后来人民将她变成革命的，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变成我们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没有进行（没听清可能有差错）现在应该高一些，不仅土地改革过去了，而且到人民公社了。
    把大春和喜儿之线削弱，我过去大概说了一次，要加强阶级斗争提高喜儿阶级斗争，提高限制还可以再提高，还可以再高。喜儿比以前高要承认。恐怕中国农民不知道《白毛女》的不多，基础浓。过去有人看了电影哭了，在民主革命时期起过作用。杨白老改了后（不是我改），林默涵看了后就反对。到了陈毅、周总理看了后，我同总理说：“林默涵不同意”，总理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支持改”。去年春天，阶级斗争联系到喜儿、杨白老。武装斗争原戏看不到，想通过大春人物情节联系起来考虑，通过大春把八路军形象突出，党的领导我也提出。最初谈了这些话，看戏时也提了意见。最后喜儿同大春分手了，电影结束在劳动上，这是小农经济的劳动，让喜儿去参军吧，斗争未结束，喜儿自己解放了，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经过这么一场大斗争认识提高了。就提过这么一些意见，你要问我自己记不清。
    这戏比原来电影、歌剧应该承认提高了，缺点吗，里面缺点还是有，在这个基础上再想想，还可以提高得多。人对事情的认识经过这么久，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对事情的认识的提高，可以提出许多设想，我听过观众的意见，说四场变来变去看不懂，可能有艺术上的问题，喜儿一个人在深山里怎么办？一个人总是难办的，有人说黑《修养》（开玩笑）一个人锻炼修养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人又出现问题，喜儿不会成为“白毛女”了。因为《白毛女》有个限制。芭蕾舞剧《白毛女》比电影改了许多，还可以改，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无论如何不妥当，否定得太多。如果这是大毒草，那电影、歌剧更是大毒草，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的成绩否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有一批文艺工作者作了很大努力，尽管后来有部分人变坏了，有的当时不好，现在也不好。今天看那时的有些作品，水平是不高的。譬如“小放牛”。当时有些作品水平不高，代表我们革命文艺初期的萌芽，而且我们也加过工。十七年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的事，统统否定掉，每一件事人民在行动、创造的，包括你们总是愿意按照毛主席文艺路线，一方面成绩那么大，一方面问题又那么大。“不争朝夕”杨永直写的我提过意见的。他始终不改，我也没坚持不是非改不可，但提过（七场的似梦似醒）提过一些意见记不清楚了，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是敌我矛盾，如果承认它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作彻底地修改没有问题的，闹翻天都可以。《智取威虎山》京剧同64年水平相比，64年水平不高，现在高得多，似乎×个人物改了，场次改了但并不等于64年戏是大毒草，我们经过思想水平提高，重新搞可以说大毒草就去掉了，就不能改。你们那时偏急得很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将古老芭蕾进行革命中央肯定了，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不能骄傲和自满，另外我们要来开座谈会”］ 春桥继续说：跟我们开可以，你们一块开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组织派别，只要不是恶意攻击，争论很激烈尖锐完全可以，你们要知道善意的也可批评得很尖锐啊！（某《小学生》成员说我们这儿有毒草，香花派。全场同志笑了。）发表不同意见反面意见受压力大。
    春桥同志说：有一点压力没有关系，你们受到多少压力，要是你们发表意见没有反对有什么意思？热烈地赞成也是压力，说多少好，多少好将来就要摔下来，讲政治标准时，讲我们自己东西时，要有正确态度。这是你们有缺点。基本倾向好，说要爱护它不容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差一点就被打下去。《红色娘子军》是陶铸、王任重提的反对意见。原来海南岛《红色娘子军》最后全部被打垮，连长同指导员最后都叛变了。“琼花”的名字在海南岛这样的名字很多，有的说《红色娘子军》是歌颂叛徒的，你们总不是叛徒，后来我们反对陶铸的意见，为了避免那个将“琼花”改成“清华”。“琼花”在海南岛有好人坏人。总给我们作为一个榜样，作革命戏，要保护，尽管是这么大问题。那时他们陶铸等还没揭，我们还是没听，搞了这么久，艺术上独立了，将名字隔断了，那时要打下去很容易，说歌颂叛徒就完了。我觉得在这点上你们有缺点，把杨永直等搞得拉在一起，如真琼花和假琼花混在一起，他们派人去调查，我们也去调查，结论差不多。《白毛女》也是这样，这个剧去掉，电影、歌剧都要去掉。要爱护它。在这个前提下，你们闹翻天也没关系。姚文元同志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六稿，七稿，争论激烈也没关系。当时你们改《白毛女》的时候（上海一月）也不看看社会环境怎样，人家在攻，你们也攻，我们当然是可以批评自己的东西的，但是敌人力量来攻我们时，就不能作自我批评了，那时就应说好。我们从来不回避自我批评，上海每个里弄写500字，那加起来缺点可写几十万字的一本，但是要看什么情况下。比如讲中国文化大革命，先讲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好得很，在苏修面前不能讲我们有缺点的。你们在一月份至少没有看清什么环境，人家攻（姚文元同志说：特别有人攻到江青同志、总理）什么周××，江×，这些在北京要挨打的，甚至抓起来，怎么能攻江青同志？再攻下去是毛主席了，你们攻江青不行，最多攻我。（大家齐回答：也不能攻你。）
    姚文元同志说：“对戏的争论，怎么你们有同学说保卫毛主席重要，还是保卫江青重要？我说现在还不能相信。”（某《井冈山》成员说了这方面的情况。）
    张春桥同志说：“还是叫陈×同学回来，住在这儿路费公家报销，还是应该叫他来，昨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他们开个会。联动带个大口罩，夜里秘密活动干吗？给他们一间房子，挂个牌子‘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开嘛。（姚文元同志说：工商联和民主党派不也让公开嘛）叫他们拿出政纲来，对联动是这样，何况陈×，陈×无非是提大毒草，叫他回来，这样可以教育大家，也可以教育他。”
    你们双方经过争论有很大好处，在上海希望你们争起来，要是我们一讲话，就将你们压下去。（《卫东到底》，某成员说，具体问题还没真正开过辩论会。）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开辩论会。”
    （有人提到陈×首先刷标语之事）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批评他，他要刷你有什么办法，他也可以刷嘛”“陈×不象孩子干的事，这个青年……”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对学生，我们始终相信绝大多数青年会跟毛主席走的，不会反对中央文革，不会反对我们的，我们不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会被打倒。有的很猖狂，适应了资产阶级要求，在夺权的关键时刻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象大水来了，卷进去了。”
    （有人提到潘国平负责之事）
    姚文元同志说“以后潘国平不要插手了，不管芭蕾舞的事”。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我们对首长给《白毛女》指示都不清楚。”
    张春桥同志说：“对你们我也有责任，一直没跟你们谈。”（问顾××同学）“你怀疑我几天？”
    顾××回答：“七天”。张春桥同志笑着说：“七天不要紧。”
    张春桥同志对《小学生》《井冈山》《卫东到底》等战斗组同志说：“对喜儿的事你们可以考虑，喜儿被抢走，杨白老被打死。改好这个戏经过广大工农兵审查，把好的集中起来再加以分析看看那些可以接受。工农兵意见各式各样，他们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有的是萌芽，从细节带出许多问题来，希望你们一方面保证演出，另方面提意见，现在不可能马上改，江青同志现在很忙，不能马上开座谈会。江青同志她要想，如果要改戏就不能只看一遍，江青同志很忙，待上海秩序，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一些，请江青同志到上海去住。”（全体热烈鼓掌）
    现在你们两派可以不存在了吧，不再坚持不再分了，如果个别同志要保留大毒草，那不成为派了。希望你们双方都接受教训，不要到什么时候又刮起来“北风吹”，被风一刮一会儿偏这儿，一方面偏哪儿，大水来了，我作个旁观者不行，双方要接受经验教训，两个月前你们讲接受不了，现在谈比较容易谈了。
    （大伙儿谈到这次总理没来看戏）总理是看戏积极分子，现在还没回来（群答：已回来，赶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还讲了话呢。）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先保证演出，改的问题可以在内部酝酿，不一定等。江青同志已在考虑了。四月十八日看戏时已经发表了，她是内行，艺术上考虑，不一定在今天详细地谈。《白毛女》这个戏不是绝对地完美，世界上没有完美，越是好的作品越要修改，无非是从内容，形式方面考虑，想办法将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怎么搞得更突出，喜儿的形象塑造，江青同志谈了形式上服装的设计，颜色太‘深’色调，颜色上要重新考虑。江青同志认为偏蓝偏紫，有些地方之色调不明朗。大春的绑腿太短，显得腿太短。绑腿高一点，显得腿长，如绑腿高动作起来不方便可以绑松一些。现在我看不一定急于去改，把它搞好。现在的京剧《海港的早晨》的背景变成‘一月革命’，但不能说以前的就是大毒草。”
    张春桥同志对顾××说“你演喜儿的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又说：“你们提出修改方案”。
    有人提我们要批判黑《修养》，
    张春桥同志说：“等你们内部争论缓和点才能搞黑《修养》。你们时间安排一下，保证演出，还要保证一定的练功时间，舞蹈学校将来怎么办？一方面要接近工农兵，另方面有特殊性。”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以前我们下乡才三星期，又挑中了农闲时分等等。报上宣传我们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工农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等等，老吹牛。”张春桥同志笑了。……。将来都要考虑。
    张春桥同志说：“文艺界的特殊性，同工农兵要结合，又要考虑特殊（练功）整个问题我没好好考虑，腿娇怎么办？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就不能接近工农兵，我们又要接近工农兵，又要练功，不练功不行。象京剧演员我看《智取威虎山》老担心翻不动，站不稳，这样非要出工伤事故不可。”
    你们安排一下，广州还是要去的。
    姚文元同志问：“你们这里共演几场？”
    众答：“十几场。”
    张春桥同志说：“希望你们不要象以前那样（指那次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上台来，我们拥上去）千万不要再拥了，否则以后有人来看的话，那时你们又要控制不住了。”
    大家提出要求加入军委编制时。
    姚文元同志说：“江青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大家热烈鼓掌）。不过有个条件等到这段搞完，等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搞完”。
    春桥同志说：“你们要不愧于人民解放军，这次演出总理可能也看，不能象上次那样拥了。加入军队，我们回去再商量，可以考虑几个单位，经过整顿……”
    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权威”。
    张春桥同志说：“自己树立权威嘛，你们过去太听话，现在是向反面太不听话，再走回来可不要走到原来的位置，你们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我们希望上海几个单位搞得好一点。”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排过没有？”
    众答：“没有。”
    现在《红色娘子军》去广州演出了，如学不到，可以派人来排。北京芭蕾舞剧团编导，最近打得落花流水。
    当大家谈到文汇报三战士写的文章，姚文元同志说：“是刘××，戴××等写，胡××没有写。可以争论社论，跟萧望东连不上，完全可以争论。”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跟你们等社论登到报上才看到。各单位，剧团，学校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文艺界搞文化大革命，另反面还得出去一下，（到工农兵中去）什么时候去可讨论。”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还要有点雄心壮志，上海的纺织女工，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张春桥同志说：“找个比较好的小说，找个已经承认的，观众已经熟了，搞个芭蕾舞剧，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编剧。”
    《小学生》《井冈山》提搞《刘胡兰》一剧。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不定这个好吗，现在搞一个社会主义现实的，如再搞一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无论如何要碰到《白毛女》的问题，《白毛女》同“雷锋”同样品质，可以同雷锋同样高，但观众看了，无论如何认为《白毛女》不高，《白毛女》品质高，但没表现地方感觉离群众远。”
    选择题材有的适合电影，有的适合歌剧，各剧种有长处和短处。《卫东到底》某成员说：“过去宣传《白毛女》多，超过《红色娘子军》”。
    张春桥同志说：“多吗？那和我有关系，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我有意压低一点（京剧会演推迟到十月，文化革命推迟……没听清）宣传多，宣传怎么怎么，观众看不过如此，再猛攻一下我们就很被动。人家说上海怎么怎么好，我们自己少说一点，那时有意不多宣传，（京剧）那时对《白毛女》我也说过不要多宣传，宣传多我有点不放心。因为中央负责同志，江青同志都没看。”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某本舞蹈杂志里登的六六年四月十八日纪要，未提《白毛女》是样板戏，但里面是《白毛女》，里面内容又是说《白毛女》好的文章，好象在那里围攻江青同志”。
    张春桥同志说：“他们围攻也影响不到江青同志。”又说：“原来写记要（一九六六年，四，十八解放军报社论）将《白毛女》写上去可能有这个想法。纪要写的时候，去年二月还改。（刚刚立起来）原来说《白毛女》就不要写上去了，江青同志那时也没看过。”
    有人提到原来报上余晋元写的一篇有关《白毛女》文章，问“元”是否姚文元同志。
    姚文元同志说：“不是我，但这件事我知道的，好象抽几个人去搞，登在人民日报上。”
    有人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拍照就不拍嘛。”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要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喜儿现在是一种自发反抗。”
    张春桥同志说：“是啊！”另外还说：“那时写部队纪要名单（样板戏）考虑到江青同志没有，原来先要写后来我说不要写吧，江青同志没看过，江青同志说过“白毛女”她支持过，她提过意见，柯老也支持（这段没听清）江青同志是同上海恽迎世谈的。”
    石西民最初对“白毛女”不赞成，不太欣赏，反对加伴唱，“白毛女”这么大的音乐基础难。《红色娘子军》音乐没过关，搞好一个作品难，想办法逐步提高。芭蕾舞剧《白毛女》黑帮利用是一回事，不要黑帮那一条线，将舞剧同电影，歌剧比较，想办法创作今天工农兵的舞剧，《红色娘子军》反映的是兵，《白毛女》反映的是民，如果搞新的创作考虑纺织工。外国芭蕾舞男演员少一点，我们的芭蕾舞不是一个完全不变的。
    希望男演员努力一点（笑）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说：“行了吧，走了！”
    握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