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二册（6）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二册（6）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本节资料
    
    一、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
    一、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各级党政机关必须认真按着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力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促进干部的思想革命化，把我们的党政机关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领导机构。
    二、对党政机关的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彻底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章制度和思想作风，例如官僚主义、老爷作风、机构臃肿、级别制度等等。
    三、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革命干部在运动中应该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保密制度，但不许任何人利用“保密”，“组织纪律”等等借口来限制和压制群众运动。革命干部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能无条件接受，而应当进行抵制。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各级党政领导采取任何形式整革命群众，不许因为给干部提意见而调动他们工作，公布他们历史，停止他们的党团组织生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揭发领导问题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干部，必须认真予以平反。
    五、机关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
党政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小组，必须由群众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改选。各种组织和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是否接受同级党委的具体领导，由他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六、应该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以交流经验，互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应当欢迎学生、工人、农民到机关进行革命串联。任何不允许革命串联的作法都是错误的。保密机关可以在机关外部设立接待站，接待来串联的革命群众。
    七、建立少而精的主管日常工作和业务的领导班子，保证完成工作任务，在夺权的单位或者领导瘫痪的单位，要打破级别限制，用群众推选和上级批准相结合的办法，把那些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的干部，选拔到临时的领导班子中来。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把各级党政机关办成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对中央各部委的指示
    看来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两条道路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来了，十三期《红旗》社论讲得更清楚了。但是，看来阻力还很大，关于执行军委十月五日的指示，一定要贯彻，要认真照办。十月六日陈伯达同志与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志讲了话，也说了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宣读了十月十五日指示。
    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现象，北京医学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原来院校多数派同学（即工作组派）自动组织起来，提出要开门整风。经过一系列工作他们认识了过去作错了，他们自动提出开门整风，自己进行了批评，并请原来的少数派（革命造反派）参加，这样做的效果很好，这种现象很值得提倡，这样推动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现在这样做法，革命派对他们也是理解的，现在他们学校（北京医学院）大方向一致起来了。
    现在革命队伍中有几种情况：革命坚决积极派（即左派），另外一派部份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还有一部分是处于保守状态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对他们要耐心的工作，不要把他们统统叫作保皇派，这样两方面都容易接近。工作组的同志应勇敢的把责任担当起来，帮助处在保守状态的解脱自己的处境，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发生。有利于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最主要的要学习十六条，特别学好二、五、六、七等四条，所它弄清楚，要好好学习。
    关于档案问题，要按政策原则办事，把所有规定的要彻底处理，在属于规定之例的，向同学讲清楚，当众销毁，避免扩大彼此的对立。以后各部委要多担责任，过去归北京市委管，现在各部委要多担责任，不要推给北京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与文化部煤炭部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关锋：今天召集大家开个座谈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请教，谈谈机关干部怎样进一步发动的问题。机关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还有些什么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束缚着大家的手脚？如党内党外呀！委员会里多数少数呀！如委员会中，常委、书记是少数，讲了不通怎么办？有些问题能不能同大家去讲？……。最近，山西有一些干部来反映的就是这样。煤炭部怎么个搞法？你们和矿业学院怎么联系的？有什么经验也可以谈谈。
    戚本禹：机关有机关的特点，怎么搞？煤炭部不是很热闹吗？目前一个新的特点是机关与学生相结合，还有工人。……机关与学生怎么结合？中央有意要搞一个机关文化革命的条条，应该搞什么？甚至可以由你们去写，可以一家写一个，我们再看看，然后提交中央讨论。机关革命是大事情，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很重视，已提到议事日程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讲话后，煤炭部的同志首先汇报。在汇报中谈到煤炭部的当权派虽然“承认”“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组织，但又说“到后期要给我交出几个右派来”。这时，戚本禹同志插话：“不要等后期，现在就可以‘交出’来！”（大家笑）
    在谈到唯一的一个司局长因为敢于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黑司令”时，戚本禹同志问：“现在解放了没有？有没有参加你们的组织？”煤炭部同志说：“他不敢参加。”
    接着文化部的同志作了汇报。
    在谈到部里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工作队是林彪同志派来的。”戚本禹同志插话：“这是造谣！”
    在谈到肖望东通过别人散布说陶铸批准他去休养时。关锋同志插问：“什么病这么厉害？”
    在谈到部里有的司局长散布风声，说肖望东中央保定了。戚本禹同志说：“陶铸保不保我们不知道，中央文革没有保，我们声明。”
    汇报中谈到目前文化部机关大多数干部被安排去搞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文艺单位群众。而部领导不积极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既不能妥善安排接待工作，又妨碍了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时。戚本禹同志插话：“有什么问题，可以造反嘛！”
    在汇报中建议请北京市委协助文化部搞接待时。关锋同志说：“文化部有没有和北京市委联系呀？”
    汇报时说到肖望东躲起来，不到群众中去，也不来看大字报时，关锋同志说：“不可以下一道命令吗？”戚本禹同志说：“请他来看大字报！”
    文化部另一同志接着汇报了文化部机关在“八·一五”出现的镇压革命群众事件。其中谈到了文化部的很多同志，过去在旧中宣部阎王殿下，都有“辫子”可抓。关锋同志说：不怕他们抓不行吗？戚本禹同志说：今后要抓大“辫子”，就抓他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这才是大是大非。
    戚本禹同志对煤炭部的同志说：你们在煤炭部门前造反，对面北京饭店住着的外国人都很注意，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又说：你们可以调人去门头沟，发动工人与你们一起搞，先取得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又作补充汇报。
    谈到法院当权派曾组织“秀才”给江青同志写大字报。戚本禹同志问：“写了没有？”法院同志回答：“没写成。”戚本禹同志说：“可惜没写成！”
    当法院同志汇报有的人审案不下去调查，高高在上时。戚本禹同志说：“如对蒯大富，法院要光看材料不调查，就得判死刑。”
    新影厂同志汇报厂里文化大革命情况时，
    谈到很多十七级以上的业务干部，顾虑重重，他们又不是当权派，但又是十七级以上（煤炭部同志也就此作了补充，说有人放出风说十七级以上都是冲击对象）。戚本禹同志说：“级别就应该打破，你们不要承认它，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个不合理。当然，黑帮有些是十七级以上的。”关锋同志插话：“八、九级，十级。”
    新影厂同志还谈到电影学院来厂造反，被厂里保字号的人，以厂是新闻单位为招牌给轰走了。关锋同志说：你们可以再请他们来。戚本禹同志说：你们的办法太少了。
    各单位同志提出机关能不能成立战斗组织的问题时。关锋同志说：你们不是已经成立了，搞得挺好嘛！
    关锋同志又问参加会议的煤炭部的同志：“你们这些人哪些人写了检讨？”煤炭部的同志回答说：“没写。”关锋同志说：“都顶住了，很好。”
    有的同志问到，给中央文革写信怎样才能收到得快？关锋同志：寄中央文革接待站、《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都可以。投邮筒最快。
    最后，关锋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
    关锋同志说：这个座谈会就开到这里，我简单地说几句。把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倒还要费很大力气。这条路线，决不只是五十天的事，十七年来就存在着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刘××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再远可追溯到七大以后。要真正批倒、批臭这条反动路线，还要花费很大力气。要打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成斗批改，也要花很大力气。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在更大的规模上发动群众。中央工业十条、农业十条都已下去了，工矿、农村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广大机关革命干部，多数是要革命的，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很注意，重视这个问题。委托我们开这个座谈会。毛主席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机关文化大革命是否也搞它几条，以能更充分地发动广大革命群众。目的就是这个。
刚才大家谈了许多意见和情况，我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你们也研究一下。你们干部多，经验多，可以议它几条。（戚本禹同志插话：跟群众在一起议）和革命群众一起研究研究。今天到会的和没有到会的同志。煤炭部、文化部、高等法院各有各的特点，议的时候会有所偏重。议几条交给我们考虑，再综合在一起。如大家同意，可以和群众商量共同搞，或者几个人单独写一个也可以。（整理者按：指起草机关文化大革命文件）
    文化部的同志要求戚本禹同志对文化部的运动讲几句话。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自己先搞着吧，需要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讲话。
    关锋同志说：你们先干起来嘛！实践论嘛。
    戚本禹同志又说：你们文化部需要一场风雷！你们现在是文质彬彬，太文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造反嘛！你们今天提的问题，大部分你们自己都可以解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戚本禹等召开中直机关部分同志座谈会，座谈有关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条例问题
    十二月廿八日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关锋、刘志坚、唐平铸同志邀请几个中直机关的同志座谈有关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条例问题，戚本禹同志在座谈结束时讲话。〗
    搞文化大革命，主要不靠消息灵通，而要靠造反精神。你们（指调查部同志）对孔原的情况不比学生知道得多？消息灵通得多？还是要靠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的革命，这是没有问题的。
    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要靠机关的群众，但也要与外面的群众相结合，
    （刘志坚插话：还有本系统的群众）
    可以搞串联，一概不准串联不行。有些部门（如机要局）有特殊性，但有些问题，中央作了规定，就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办。
    保密问题是看对谁保密。保密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不能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密。保密是有阶级性的。他们借保密压制革命，你们就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抵制他们。
    内外有别，什么叫内外有别？“别”在要把中央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比一般单位更好，更火热，更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冷冷清清。刘、邓大字报一张不贴，叫什么内外有别？他们就在毛主席身边，我们就更应该站起来保卫毛主席。你们回去可以检查一下，没有出刘，邓一张大字报，到现在还在观潮，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你们是如何保卫毛主席的？压制出刘，邓大字报的人究竟是站在哪一边？不是这个问题的话，至少也是麻木不仁。什么上级指示、纪律。《人民日报》在发表聂元梓大字报时写的评论，毛主席作了重要修改。
    （关锋：你们机关还没传达？有同志回答：还不知道）学习一下就对照出来了。这是主席最高的建党思想。对错误的东西，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要抵制，管你地位再高，天王、老子，也不听。机关干部已经上了许多当了，应该总结一下。（关锋：安子文是个大叛徒，包庇了很多叛徒，也是红卫兵搞出来的，你们组织部应该知道嘛！现在有一批叛徒在机要部门，这多危险呀！）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办，总结一下，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不然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什么叫全局？办理一封人民来信，接待一个来访，这就是全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个纲，抓住了，才是全局。丢了这个全局，还有什么小局？由于刘、邓现在许多部门都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门已经烂掉了，这就是证明。不解决这个全局，如何有局部？不把一个部门的运动同全局的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文化大革命如何能搞得彻底？
    我们要有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每个部门都是一分为二，总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才奇怪呢！
    中央文革是一个新的组织吧？也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王任重就整天同我们斗，天下哪里有那么纯的东西，这本身就不符合最高指示。还是按最高指示来办。
     （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整理）


    二、党群系统

    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张平化对中宣部处长级以上干部讲话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满清政府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蒋介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京大学陆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后来我们派出的工作队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又没有好下场。当然我们应该讲主要还是我们派工作队的人的责任。
    这个话我们不能不猛醒，不能当耳边风。主席这个话不听，你要愿意镇压学生运动，你可以有自由。但是告诉你，没有好下场！
    现在有人讲对工人运动没有什么抵触，农民运动也可以，没有什么抵触，一看到学生运动反感就很大，这是什么道理呢？实际上是真正地对工人、农民运动还是不认识的。所谓没有抵触，是没有革到你的头上来，有的人讲这个话我看有道理，说我们对革别人的命我们很勇敢，很坚决，什么搞地富反坏右，搞土地革命很勇敢、很坚决，搞四清很勇敢、很坚决。为什么？那是因为革别人的命，现在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是可难受了，就反对，就感到苦恼，感到烦闷，就冒了火，怎么办？就压制，就镇压。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不是随随便便就好过的，光有革别人的命的勇气，没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不革掉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的老爷作风，革掉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没有这个勇气，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为什么革命的青少年革命的彻底性比我们强，这里我想还有一个道理，他们年青，生动活泼，旧思想比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看他们包袱少，他们没有当官作老爷，没有那个臭架子。检查起来，我们自己作官当老爷的时间长，臭架子大了，革命扭来扭去，扭到我们身上，没有这个决心，最后把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包袱、自己丑恶的东西甩掉，没有这个决心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不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忠实战士、忠实的学生。

    统战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李富春给徐冰的一张大字报
    徐冰同志：
    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中央关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已经发表了。以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精神和十六条决定来检查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领导是错误的。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炮打司令部，而是将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打成“四大家族”是何其毒也。请你马上宣布，打“四大家族”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向机关作自我批评，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革命的方向迅速转过来。过去你是不听我的话的，现在根据主席指示，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再一次劝告你，请部领导好好考虑迅速行动。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对署名“奥地利《红旗》的同志”来信的批语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住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附件：
送主席审查：
     陈毅

    署名“奥地利《红旗》的同志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因此更有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说不可能的话）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西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代表的身份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们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情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致以同志的致意。
     奥地利《红旗》的同志

    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刘宁一写给李富春的信
    富春同志：
    关于全总的工作，我的初步回忆从思想上检查，十七年来屡犯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不挂帅。从此就势必阶级路线、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突出、人的思想工作不突出。不是四个念念不忘，而是屡忘屡错，有时全忘全错，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所以十七年来就是糊涂人、资产阶级代理人。相反的一进城就干资产阶级一套，热衷于苏联一套，把毛主席多年来创造的根据地一套正确的政治工作第一，群众路线全部抛弃。什么抢房子，搞家具，工人福利、休养所、工会法、劳保条例、工会独立、争权、争钱、争干部。工会组织搭的架子很大，不以劳动者的姿态平等对人，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而是官气十足。至今未改掉苏联一套办法，整天讲什么工会业务，有时也讲改革业务，那知毛泽东思想不挂帅，阶级路线不明确，无论怎样也跳不出修正主义的圈子。
    你曾经主持过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以后又有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强调学习、贯彻毛主席思想，对于工会工作是起了重大作用。但实际工作中都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苏联一套，未有大破，就不能大立。
    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些人提出取消县以下的工会，以及全总又改为“消亡”，依然是违反阶级路线，群众路线，紧接着就是大反复，更加强调工会业务。彭、杨反党分子甚至连把“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工会的中心工作”也否定了。空讲“活跃群众工作”，反对阶级斗争，脱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脱离备战、备荒、为人民，那里还有“活跃群众工作”？
    尤其严重的是，最困难的时期，大庆油田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学解放军，而全总竟有人前往大庆，反对大庆一套，被大庆人赶出来。这笔帐至今还未提出讨论过。长期否认大庆经验，说大庆无工会工作。
    以上问题和有些工会“权威”一贯不强调甚至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强调中国经验，一味学苏联有直接关系，中毒非常深。
    国际工作同样是一个根源，究竟是按中国的还是苏联的，毛主席思想挂帅还是苏联修正主义思想挂帅，听我党中央的还是听苏联人的。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四年一直是争论不休，我在一九四九年曾犯过严重错误，迷信苏联甘当贾桂、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举手，同意了居心不良的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我知道建国以来，有人始终未摆脱苏联的一套，国际部是揭出了一些执行者，但是主导人物至今未触动一根毫毛。
    据说全总党组有些人担心得很，怕群众照团中央的办法处理，我和马纯古同志说，应该站在群众一边，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号召全机关，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工人群众，炮打司令部。这一个领导机关既不能批判自己，也不敢揭露坏蛋，早就应该被推翻，让群众彻底捣毁重建新的。
    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的事，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我们应该和自己过去的一套划清界线，卑视它，敌视它，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现在红卫兵青少年干得好。我看才是六级台风，我们应该看到十二级台风还在后面，谁也躲不了，越怕越被吹倒，全总党组应以勇敢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和群众一起大斗、大批、大改。以上看法是否妥当请指示。
             刘宁一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刘宁一的大字报《欢迎向我开炮！》
    关于全总的工作，我的初步回忆，从思想上检查，十七年来屡犯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不挂帅。从此就势必阶级路线、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突出，人的思想工作不突出。不是四个念念不忘，而是屡忘屡错，有时全忘全错，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所以十七年就是个糊涂人，甚至是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进城就干资产阶级一套，热衷于苏联一套，把毛主席多年来创造的根据地一套正确的政治工作第一群众路线全部抛弃。什么抢房子，搞家具，工人福利，休养所，工会法，劳保条例，工会独立，争权、争钱、争干部。
    工会组织搭的架子很大，不以劳动者的姿态平等待人，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而是官气十足。至今未改掉苏联一套办法，整天讲什么工会业务，有时也讲改革业务，那知毛泽东思想不挂帅，阶级路线不明确，无论怎样也跳不出修正主义的圈子。富春同志曾经主持过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以后又有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强调了学习、贯彻毛主席思想，对工会工作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但全总实际工作中都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苏联一套，没有大破，就不能大立。
    人民公社化之后，有些人提出取消县以下的工会，以后全总又改为“消亡”，依然是违反阶级路线，群众路线，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紧接着就是大反复，更加强调工会业务。彭、杨反党分子甚至连把“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工会的中心工作”也否定了。宣讲“活跃群众工作”，反对阶级斗争，脱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脱离备战、备荒、为人民，那里还有“活跃群众工作”？
    尤其严重的是在最困难时期，大庆油田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学解放军，而全总竟有人前往大庆，反对大庆一套，被大庆人赶出来。这笔帐至今还未提出讨论过。长期否认大庆经验，说大庆无工会工作。
    以上问题和有些工会“权威”一贯不强调甚至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强调中国革命经验，一味学苏联有直接关系，中毒非常深。
    国际工作同样是一个根源，究竟是按中国的还是苏联的，毛主席思想挂帅还是苏联修正主义思想挂帅，听我党中央的还是听苏联人的。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四年一直是争论不休。我在一九四九年曾犯过严重错误，迷信苏联甘当贾桂，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举手，同意了居心不良的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我知道建国以来，有人始终未摆脱苏联的一套，国际部虽已揭了一些这样的人，但是主导人物至今未触动一根毫毛。
    我们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号召全机关，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工人群众炮打全总这个司令部。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好好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这些问题我应该复主要责任，欢迎同志们彻底的揭露，放手的批判，我决心和过去的一套划清界限，卑视它，敌视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们要使全总工作彻底破旧立新，把工会真正办成毛主席思想的学校。全总党组同志们也应以勇敢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和群众一起大斗、大批、大改。
     刘宁一九月二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陈少敏、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等人的大字报《挖掉杨尚昆黑帮头子在全总的黑线》
    我们完全同意刘宁一同志的大字报，在全总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揭开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以刘宁一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谁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是刘长胜、张修竹、狄子才！他们是反党分子杨尚昆伸向全总党组的黑爪子！
    刘长胜一贯跟着苏修跑，实际上是苏共党员，是“三和一少”倡导者的大伙计，在全总国际和国内工作上推行一套修正主义的路线。
    张修竹是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脑后生有反骨，在全总工作期间散布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支持反党分子出版为高岗翻案的《刘志丹》一书，并在杨尚昆面前积极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一心想当全总副主席，由于遭到正确路线的反对，阴谋没有得逞。杨尚昆为了培植他的党羽，就把他安插到农办做副主任。张修竹到农办后又跟反党分子×××勾搭一起。一直到今年还鼓吹试行包产到户，企图在农村进行资本主义复辟。
    狄子才一向为黑帮头子彭真、刘仁所赏识。是漏网的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三次党组扩大会上为反党分子赖若愚鸣不平。58年，仍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在十中全会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之后，公然反对阶级斗争，和主席指示唱反调。受到杨尚昆的宠爱，同杨尚昆一个鼻孔出气，反对划阶级，反对工会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学解放军，反对学大庆，反对破除洋框框。在机关五反运动中，向党组猖狂进攻，说机关五反扩大化了、过头了。在四清运动中，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和平谈判，保护右派分子。他到处伸手，抓权，抓人，积极顺着杨尚昆的杆子往上爬，是十足的资产阶级野家。
    我们一定要彻底揭发这些黑帮分子，把他们斗倒、斗臭。
    我们热切希望全体革命同志积极投入战斗，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彻底挖掉这条黑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少敏、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刘宁一接见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谈话
    〖时间：凌晨，地点：全总八楼。下面是全总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总造反，于十一月四日凌晨四点至五点四十五分刘宁一同志在全总八楼接见时的谈话记录（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同志在场。并有以王家扬、王仲明为首的工作组成员参加）。〗
    刘宁一同志说：你们这种造反精神是革命的，但不能不睡觉，你们不睡，我怎么能睡得着？
    刘宁一同志谈（下面简称刘），我已经接到你们两封信了，（指李同怡同志和卢贤林同志给刘宁一同志的两封信）你们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众答：我们是文工团的。
    刘：“32111”是你们搞的吧？关于这个舞蹈我还想给你们提些意见。一开始是不是好像大家在说什么，在议论什么，刚在议论的时候突然一下起火了，工人、家属拿起被子，你也去我也去，手里都拿着被子冲向火场（大意），那天我看过了，整个剧情还不够曲折，这个戏还在演吗？抓革命，促生产，首先是思想革命化，“大庆”谁搞的呀？（指“大庆之歌联唱”）
    众：是李有为黑帮为首搞的，另外还有两个同志参加。
    刘：噢！坏家伙编的。最近你们还编些什么？
    众：最近忙于演出没编什么。
    刘：话剧是不是你们编的？
    众：不是，是话剧团搞的。
    刘：从前搞的煤矿那个舞蹈是你们搞的吗？（指舞蹈“小张转变”）
    众：是舞队集体搞的，有詹生平等几个同志主要负责。
    刘：那个不错嘛！
    众：是在五八年搞的。
    刘：思想性很重要，没有很好的思想是演不出来的，我印象很深，那是个好舞蹈，有一定的思想性，有阶级性。
    众：好！？李有为还不让演哪，早就“枪毙”了，到煤矿都不让演，下去演出连服装也没带。
    刘：噢！行行都要政治挂帅，什么是政治？（问大家）。
    众：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
    刘：对！你们演戏习惯了，熬夜也习惯了，所以晚上不睡觉。怎么样？谈谈吧？
    众：我们昨天下午四点钟来的，我们来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黑材料的，因为军委指示一个月了，全总党组始终没有认真平反，所以我们就造这个反，我们也不是个人要，我们要回去是和群众商量，是烧毁呢？还是怎么办。我们来到这以后，党组在行动上最起码是不支持的，黄民伟同志不表示态度，模棱两可。顾大椿同志，我们等了他两个小时以后才来，来了以后被迫拿出了一小部份黑材料。总之，他说是给时间搞。是按中央指示平反吗？我们还没有像有些单位那样嘛，把文化部给砸了。我们坚决要求把黑材料给我们。
    刘：还有什么材料？
    众：有文字整理的，有向上汇报的，有工作组的日记和会议记录都没弄到手，顾大椿有，党组每个成员都有，但是不给我们。在我们团搞的讲用会，主要是“黑信”问题，都没给我们。
    刘：黑信？什么信？
    众：就是您批的那个。（众拿出了“告全国革命同志书”给宁一同志看）
    刘：今天夜里给了我一份。我看过了。怎么样？（向大椿同志）你们谈谈。
    顾：党组叫我来负责这个事，到文工团开了三个座谈会，个人检查退了。
    众：我们都检查了，有的没退完。（孙宝贵同志说：我还有两份个人检查的材料没退）
    刘：你们都写了吗？
    众：有十一位同志写了。顾大椿同志一来到文工团没找我们谈，先不是找我们受迫害的同志，而是先找革委会和干部谈的。我们感到大椿同志不像中央负责同志那样，不像周总理那样支持受迫害的同志。党对我们就像母亲一样，大椿同志代表党组来，但大椿同志感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理解大椿同志到底站到那条路线上去了，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大椿同志开始在文工团就谈，谁来检查、什么时间来检查由党组研究决定，大椿的讲话和中央精神是不符的，所以大椿同志不为我们撑腰，党组一直不给我们解决问题。
    刘：全部退，有多少退多少。
    众：还有，我们成立了组织，要求刻公章，也不给我们开介绍信。
    刘：你们自己刻嘛！你们得造反，造反应该支持，造反还用批准哪？我看你们就自己刻嘛！
（大椿同志连连点头，刻刻，刻嘛）。
    众：中央批转的军委紧急指示相隔十二天还不给我们传达，我们在外面得到了这份材料向歌舞团宣读了，以后他们才被迫匆匆忙忙在一个一个小组里传达。大椿给我们的阻力很大。王家扬说工作组只是受了李雪峰的影响。
    刘：应该这样说，是执行了错误路线（对马纯古同志说）是不是？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嘛，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很明显的，工作组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工作组采取的包办代替，划框框，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怕群众，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是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反的反动路线。群众闹革命，工作组压制群众，群众就不高兴，就革命，工作组就说什么反工作组就是反党。
    众：有人说反对王家扬就是反党。
    刘：不能那么说，你们要是反对我，也不能说反党。每个人在运动中都要很好的锻炼自己，这是考验，对全总任何人都可以提意见，反对党组也不是反党，不能采取打击报复的态度。反对工作组也不能说反党，都不算反党。对来自你们的批评应该是欢迎的。我接到你们的信，说有20几个人检讨了，这是不对的，不但不是反党，而且是革命的，应该欢迎。提意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根据毛泽东思想，大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斗、批、改。这一次运动是我们党非常好的大事情。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统统没有做过的事情，毛主席做了。这一点是创造性的，从马列主义创始以来，没有一个提出使社会主义永不变色。这次运动包括我在内，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此两头是好的，上面毛主席领导的好，毛主席有魄力，下面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起来了，中间的领导干部落后，原因是对毛主席著作学习不好，落后于形势。对派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就接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贯彻执行，而是走到相反道路上去。你们不要把这事情当成坏事，而是好事，这个事情锻炼了你们。从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就越感到毛主席的伟大。
    众：对，是这样。
    刘：革命嘛，就有阻力，十六条不是说有阻力吗？革命就有斗争，比如你们那个戏，我认为是好戏，不是有人不让演吗？这也是斗争，这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所以要吃透两头，带动中间，广大的干部要投入进来。你们今天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继续干，再接再厉。当然你们感到委曲，但不受委曲就得不到锻炼。希望你们继续干，还要锻炼，不要看成是个坏事。怎么办？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十六条，昨天林彪同志的讲话，昨天和前天的社论。投入到这个运动中来，对全总、包括我在内多提意见。希望同志们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的，团结大多数，团结群众，把毛泽东思想学深学透。
    众：全总整个都是冷冷清清的，工人日报，干校没有大字报，文工团刚有几张。
    刘：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嘛，所以你们今天是革命的行动。你们也不要不吃饭，不睡觉，八路军打仗还要睡觉嘛，我们要准备几年，甚至还要长，革命是长期的，你们把问题提出来了，你们找材料，很好，不找也要退。这都是中央指示，如果不退，这是违背中央指示的。我责成全总党组把全部文件清理一下，把材料清查出来，和群众一起商量。要全部彻底的清查，要付诸于行动。今天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说全总运动拖拖拉拉，全总办事就是拖拖拉拉，我很着急（向大椿）可是我已打电话说了好几遍了。你们心情我很理解，我13号晚上接到信，我看了，我的秘书也看了，我很着急，15号我指示了打了两次电话（向康永和）是吧？老康？
    康：是、是。
    众：工作组是一个一个跟我们说的，是偷偷的退检查，没有在大会上退。
    刘：那不好，要公开追，召开全体会议，要彻底改，要开大会。
    众：有的革委会领导成员和工作组的赵凤荣说，能改一点算一点。
    刘：那不行，要彻底改，要开大会，25个同志是革命的。
    众：一直到现在，连大椿同志都不敢说是革命的。
    刘：没说再说一次。检查一次不行，再检查，你们别着急，火气别太大。你们贯彻，全总也贯彻，从行动上贯彻，要认真贯彻，你们这里要贯彻，别处也要贯彻。干革命不能拖拖拉拉，应雷厉风行。我的意见，大椿，你们党组再检查一次，不但是对文工团，对整个全总机关，全总的日常工作多了一些，革命的事情拖拖拉拉，应该退的就退，该烧的就烧，有的属于群众之间的问题就烧掉，否则容易引起大家不团结，想存入档案的绝对烧掉。运动中贴大字报是革命的，贴错了也是革命的。有的单位把贴的大字报照了像，我说你们照像干什么？不能照，统统烧掉，照像是不行的，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运动中提什么意见都没有错，问题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任何国家，任何党，都不敢像我们这个国家这样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你让美国贴大字报，让苏修贴大字报？（众笑）他不敢。只有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才能这样。这是我们国家的健康，人民的健康，这是我们国家的大民主。大民主要有，还要集中，集中在毛泽东思想上。你们跟王家扬没有仇吧？
    众：我们过去还不认识他呢。
    刘：对嘛，只允许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能按另一套办，只许有无产阶级思想，不许有资产阶级思想，把错误思想，私心杂念，通通去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之下才能真正团结起来，才是真正的团结。全总要统统清查，工作组执行了反动路线要检查，要批判。谁也不会说他彻底批判了，我还要枪毙他，不会。（众笑）没有工作组也有错误，也有怕群众，怕革命，因为这是个思潮。别看我在这里谈的这样漂亮，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旧思想总是要反映出来的。比如说你们在这里坐着，对我很客气，我还没什么，如果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提得很尖锐，我就不高兴了，如果说我是黑帮，噢！我就火了，我就要说：“为什么要贴我的大字报？”这是因为触及到个人了嘛。红卫兵是伟大的创举，红卫兵一露头，毛主席就肯定了，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主席一号召，全世界就震动了，苏修怕的要死，所以他把我们留学生赶走了。有些人就恨、一听说要造反就很害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它是革命嘛，就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炼。你们大家来，很好。有些事要提出来，全总要检查，有关的事情要和你们商量。我看封门都可以不做了，因为它思想没解决问题，你们给我脑袋上贴了封条，我就马列主义了？谁敢偷偷摸摸消毁材料，罪加三等。办公室还要办公嘛。
    众：已经封了。
    刘：启封嘛，封了也还可以消毁的，有些人别看他不讲话，他满脑子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封门他要消毁也可以消，这点我有经验，这就要党纪保证。你们革命不能不睡觉，革命还有每个战役嘛，同志们一夜不睡，不吃饭、干劲高。阻力很大，一夜也解决不了（宁一同志递给大家烟抽）。
    众：我们在工人日报印传单就一夜没睡觉。
    刘：为什么不睡？
    众：开始他们不给印，我们要造反他们给印了。工人同志是很支持的。
    刘：好，我支持，为什么不印？印了嘛，我是赞成的。你们不回去睡觉我也不安心，我怎么睡觉！那么大的官架子那还了得。
    马纯古：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我工作责任心差，全总要彻底来检查。我坦白的讲，前段我还感到全总这次搞的不错哪，也搞了一些牛鬼蛇神嘛。你们拿出来信我一看，我大吃一惊啊！问题闹严重了，已责成大椿、王家扬要好好检查。为什么搞了李有为、张希鹏，怎么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同志的头上了。我们这次检查，并不是检查缺点，而是搞了二十几个自己的同志，上次大椿同志回来说，文工团同志们讲得都哭哭啼啼的，伤了同志们的心，我心就更动了，一定受了冤枉了，不然眼泪从哪里来的呀？是搞错了。现在翻过来，承认错误，现在应该深刻检查、平反。支持你们的革命干劲。现在有些具体政策还没落实，当然精神有了，据说还有个文件。
    刘：解放军报《社论》好好学习，昨天林彪同志的讲话好好学习。
    马：刘宁一同志是我们领导，但是具体事情都是我们负责。
    刘：十月一日以后富春同志说要我过问全总的事，我很久没管全总的工作了。
    马：我主要负责，我是党组副书记。把同志当成敌人来怀疑是不应该的，要平反，要道歉。你们走在前头了，今天同志们来，我们非常感谢，帮助了我们，给我们上了一课。
    刘：反正这样说，我在别处也这样说，工作组在的期间，所有材料，只字不留，因为这是路线问题，没检查的检查，没烧毁的烧毁，用党性保证。
    顾：党性保证。
    马：我上下午都在办公，我家住在XXX，有什么事情来找我好了。有些事情不清楚我来找你们。这是忠实不忠实毛泽东思想啊！以后你们来找我吧！我来管这个事情。
    刘：这也是一个教训，以前和文工团同志们接触的少了，有官僚主义。我看到李同怡同志那封信，感到问题很严重，你们这些小青年怎么就是赫鲁晓夫哪？必须要彻底搞清楚。
    众：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队的公章问题？
    刘：马上办。
    众：还有我们在外边串连，集会用的兵旗？
    刘：可以。
    众：我们要电话。
    刘：好。
    众：杨锦华同志的问题怎么办？他是我们工人子弟，从小擦皮鞋长大的，我们团工人子弟本来就少，我们要把他接回来。
    刘：唉！可以马上去接。
    众：杨锦华也是载着反党帽子走的，带病退职的，还给了他退职金。
    顾：我最近才知道。
    刘：要公开平反。也和你们是一案？
    众：是。
    刘：也平反，马上平反，在群众中宣布，马上处理，可以接回来。
    众：这件事要交给我们，由我们派人去接。
    刘：你们派人接他，马上处理。材料整理以后由老马负责处理，该退还的退还，该烧的就烧。可能你们指工作组笔记本还没有集中，笔记也要烧，统统烧，老顾，不要偷偷摸摸的烧，把大家集中一起当众烧。讲演要批判的就批判。有关群众之间的要烧掉。顾全大局，防止群众之间不团结，因为这都是工作组稿的。
    众：我们工作组检查时都往李雪峰身上推。
    刘：不能推，不要怪群众。
    众：对，这是工作组挑起的。
    刘：对，大家坚持党的政策，这样就好办了。
    众：工作组给定的性质，我们团有一部分同志不明真像，简报是工作组一手搞的，为了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拿出来批判。
    刘：可以批判。过去家扬也做了些工作，他不是创造者，是执行者，只有把错误彻底批深批透，才能改正错误。好，今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就这样吧。
    座谈会结束后，宁一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此讲话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过宁一同志审阅，如有错误整理者负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总文工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刘宁一接见全国总工会接待人员代表时的谈话
    〖此系谈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十二月三十日夜里十点，宁一同志接见了全总文革接待站人员代表。宁一同志与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这个搞工会工作的很抱歉，什么事也没管，只挂个名，许多工作是同志们做的。
    同志们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今天来电话要见见，这没什么，都是同事嘛！快过年了，我刚参加了宴会，总理还有个会，我就请假了。等一会还有煤矿造反队同志们要见面。和你们一样，一天睡四个小时觉。同志们很辛苦，我把情况和康老、富春同志讲了。
    现在从学校到社会，从社会到工厂，从工厂到农村，运动发展很迅速，我们工作也没有个章程，中央要我做这个工作也没做好。
    现在有个新的形势，来势很猛，刚开始。革命的烈火到处烧，究竟接待工作怎么做，没有经验。以前接待重庆造反工人，主要是平反问题，那时比较简单，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支持他们就完事了，就回去了。近来就比较复杂，最近就更复杂，有全国性组织四十个，各地来京的组织有四百多个。
    （李如育同志插话说，昨天全国性组织已经达到六十个，各地来京组织算在一起有五百多个。）
    全国工矿交通企业事业单位很多，不是全总一个单位所能解决的。这是个大好形势，说明我们工会需要革命。工厂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都有。有些工厂占统治地位。当然数量不多，也不过一小撮人，反动路线一出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就结合起来了。对我们工会也有影响，而且很深。还有，刘、邓在党内的长期影响，刘有二十多年，邓有十多年，中间加上彭真、杨尚昆、薄一波、陈云的影响。党、政、工、团都有这个影响，各部门都有，是比较普遍的。具体表现：不是政治挂帅，是利润挂帅、利润原则，怎么赚钱怎么管工人、控制工人。党内，工会都不是政治挂帅，不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控制、管。一些不合理制度是修正主义的。如合同工、临时工、学徒工制度问题也是这样，分化工人阶级，临时工、合同工生活上没有保证，政治上受歧视，经济待遇不平等，受剥削。用这种办法成本降低，利润提高，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先起来。
    我们参加接待工作，对革命形势的认识，是个重要问题。我们接待方针不明确，没经验，对文化大革命形势认识不清，交代不清，包括我自己也不认识，不能及时掌握形势发展。开始发毛巾、肥皂，现在要宣传用具，要经费。对规律要研究，定个章程。来了热情接待，支持革命，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宣传用品可以多给一些，也不是没有限制。北京来了八万职工，可以给些纸张、笔墨、油印机之类，给其他东西有困难，要根据“十条”精神，尽量说服，少给。经费问题群众组织基础怎样不清楚，给多了不行，大家尽量做说服工作。有的职工来了，发脾气、封门，他们出于义愤，我们也要谅解。这些多是少数派，有的少数派是革命的，还有的多数派思想比较保守一些。来的人比较复杂，今后还会复杂。
    今天和富春同志谈了，同志们要求给个明确规定。他说首先应向同志们表示慰劳、大家很辛苦，工作不好做，积极工作精神应该表扬。
    一方面要做艰苦工作，另一方面从斗争中摸索，搞个章程，已有一些人在开始搞。关于反映情况问题，江青同志有批评，如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应报主席，这次只报告给富春、陶铸同志，今后有的问题要直接报到中央文革小组，报到毛主席那里。（代表说简报没什么内容。）过去简报没什么内容，一般化。以后要加强。
    中央问我全总有多少人参加接待工作，我第一次报告是一百六十人，第二次报告是二百人。这个力量不小。接待工作要以政治挂帅，这也是个锻炼，各方面都要经受考验。资产阶级向我们宣战，现在是全面的斗争。军队、工厂、农村、机关各方面都要自觉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在这个大运动中考验自己，在大海中学会游泳。我们是做接待工作的，是前方，各省、市全总都要和革命工人同志合作，一起搞革命，一起对全总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进行斗争。在革命烈火中烧全总，看谁烧得怎么样，要不就烧焦，要不就烧得更坚强（包括我在内）情况就是这样的。
    同志们很急迫的要解决些问题，我愿意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代表：接待工作组织混乱，渠道不畅通，许多情况通不了天，不能很快到你那里。
    宁一：通天应该是到主席那里。
    代表：武汉有个海报说你打电报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改为“毛泽东思想造反总部”是否知道？
    宁一：我知道。没有电报，已回答。紧急事，如多少人启程，通过省委、铁路等渠道反映，总工会也应该是渠道。你们马上作电报式的电话记录上报。写五份，给总理、文革小组、国务院接待站和我各一份，送简报一份。
    代表：全总接待机构层次、手续多，是个官僚机构，应该打碎。
    宁一：你的意见很好。不要一般性简报，接到重要情况应作专题报告。电报式的电话记录最快。
    康永和：第一线的同志写简报。
    （这时，安生同志汇报哈尔滨市委操纵下的一伙人打人问题。）
    宁一：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提倡五大民主、六大自由，反对法西斯式做法。这类情况要立即向中央反映，可写专题报告，不仅汇报中央，而且要向公安部汇报。
    代表：有的职工带来材料和录音带，要交中央，我们没办法送上去。
    宁一：是否交到中央文革接待站。
    康永和：可与职工同志一起去。
    宁一：应与文革接待站取得联系。
    代表：文革接待站预约接谈时间有的排到四月份，工人等急了怎么办？
    宁一：可以直接转到中央文革小组。
    代表：我们汇报情况时，涉及许多政策性问题，党组负责同志却不去听汇报。
    宁一：可作专题反映。如精简下放职工，全国有两千万，不好解决，但几天之内接待了多少，可搞个表报送上。
    代表：建议到各招待所去，把工人组织起来。如借钱问题，应到招待所解决。今天一开口就借了两千多元。
    宁一：凭工作组证借嘛！
    代表：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没有工作证。
    宁一：今天借了，明天还借呢？
    代表：有的是平均借给每人五元。
    宁一：我看不能平均借，平均借就糟了，应由群众评议。
    代表：油印机可放到招待所，到招待所去进行政治工作，使招待所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站。
    宁一：对。
    代表：各部门接待工作应统一，像接待红卫兵一样，应有个总口。
    宁一：我明白这个意思，不能一家一个样。我们作一个提议，倡议成立一个联合接待站，我赞成联合。一是服务上门，一是群众路线，根据这两个原则，建议统一归口。你们写一个倡议书，一式三份，给中央文革小组一份，中央办公厅一份，给我一份。我叫汪东兴、童小鹏召集个会，具体进行研究。
    宁一：现在各地来京好几派，你答应接见一派，回去就打架。根据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经验，把省长找来，先分批谈，再统一谈。谈好了，回去就不打架。
    吴兴亚同志请示一个问题：天津的服务队按劳动合同分到各企业工作，实际上是临时工，他们来问江青同志的二条指示是否适用他们？
    宁一：也适用。
    又问：能照你说的告诉他们吗？
    宁一：服务队等适用江青同志的三条指示。如第一条（念第一条，刚念完被另外的事插断。谈话又转到接待工作）。
    宁一：对接待工作的领导干部，你们可以进行选举。选一个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政治，联系群众，有政治水平，有干劲，年青力壮，即符合林彪同志提出三个条件的干部。可以重新选，也可以补选，根据十条办事。对上访工人应非常热情、负责，对工人的革命是赞成、支持，不是躲避、抵制。
    （代表们谈到全总党组怕群众，对待上访工人的错误态度后。）
    宁一：这个批评我完全赞成。
    代表：全总党组在接待工作中贯彻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上访工人采取拖、顶、压的态度。
    （宁一同志点头同意。）
    代表：我们接待人员没有参加运动的时间。
    宁一：可以轮班。
    由于有个工人组织要求见宁一同志，会议匆匆结束。
     全国总工会文化革命职工接待站接待员代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武宗圣、朱敏影整理）


    团中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首都青年师生的讲话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
    今天我和学校的革命师生同学们来参加团中央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这个会议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团中央为什麽要改组？第二个问题，团中央机关如何把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第一个问题：团中央为什麽要改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各学校的革命要求来决定的。团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过去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迫害了学生。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讲。这是方向的错误，这是路线的错误。就从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学表现出来的，团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师生的。过去团中央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还需要进一步揭发。为什麽犯了这些错误？我参加了团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我提了三点意见：
    第一条，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同志们对于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有全面的了解。同志们，我们要认真读一读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最后一段。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概念就比较清楚了。在这里我不妨向大家念一念！八届十一中强调指出……（念第三部分第一段）这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毛泽东思想所下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毛主席不仅在这三个组成部分发展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志们是知道的，第一，人民战争思想；第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第三，党的建设。如何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这一些都超过马克思超过列宁。林彪同志说过，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毛泽东。今天，马克思叫马克思主义，列宁叫列宁主义，为什麽我们不叫毛泽东主义？（全场热烈高呼：毛泽东主义万岁！）毛泽东同志谦虚，不要我们叫毛泽东主义，而叫毛泽东思想。实际我们心里都叫毛泽东主义的。（全场再次高呼：毛泽东主义万岁！）同志们，我们公报中，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使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从公报中国内问题来看，不仅仅证明了九条（指主席的重大决策）……这是举的九条，实际上是十二条。我可以提些意见，供同志们学习参考。国内部分：毛泽东同志……（念公报一，二段）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什麽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阴暗面讲得多了些，困难时期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三和一少”打败了。我们脑子里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
    然後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即二十三条再次指出了，（念公报，从略）所以是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从十条到二十三条，从六三年到六五年不到两年，系统地提出了二十三条，再次提出了……（念公报，一直念到十四条。注：李富春同志已念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条指公报中关于英明决策，关于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第四条关于培养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以下类推）第十二条全会强调指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念公报）总之是十二条。四年之内提出了十二条重大措施，打退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这十二条都是毛主席提出的。同志们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这个公报中可以看出伟大舵手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我们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同志们务必了解毛泽东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至少了解过去。我们讲的。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缔造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想一想，没有毛主席我们有没有这个礼堂开会？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我们这些人还不是在十八层地狱下受罪，我们是毛主席解放的。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很不了解，很不得力。我这六十多岁的人跟着毛主席三十多年，天天跟，一直跟，有时掉了队，跟不上还是跟。你们都是青年，要成为红色接班人，接什麽班？毛主席提出五个标准，首先是接毛泽东思想的班。我们如果脑筋里不够，或者少有，或者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够资格接班。我们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没有这一点，只抽象地接班，就要掉队，决不可能接班。我们接班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团中央主要同志犯错误的第一问题，也是主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团中央主要负责人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过去团中央主要负责人立场是不坚定的，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立场。这点，我知道。包括我在内，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少，千丝万缕在我们脑子里，如果不经常不自觉地思想斗争，不经常学习“老三篇”，做一个纯粹的人，我们就或多或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这点对于团中央负责同志是个极大的教训。同时也要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真正走了群众路线。我说团中央口头上挂的是群众路线，实际上做的是脱离群众的路线。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陷害群众。所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第三条，专门讲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专门讲了各级党组织的四类情况。第四条专门讲了一个让群众自觉教育自觉，自觉锻炼自己。但是团中央主要负责人站在群众之上，不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犯错误主要由于这三条，同志们可以揭发批判，但不外是这三条，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甚至走了相反的道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压制群众，不少工作组甚至陷害群众，所以团中央要改组。因为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所以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为什麽要停职反省呢？因为撤不撤职，要由团中央全会来决定。除这些同志外，其他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可以继续揭发，批判，如果犯了严重错误，还可以停职反省。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停职反省了，团中央怎麽办？党中央建议成立一个临时书记处，总的任务是总结九大以来团中央的改组。这是第一。第二是筹备召开团中央全会。团中央全会为什麽还要筹备？因为只有团中央委员还不够，还要有四方面的人员参加：一，从文化革命中来看，要高等学校的代表，主要是全国大，中学校团的代表。二，要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青年工人代表。三，要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的贫，下中农代表。四，要产生解放军青年代表。只有这四方面的人参加，才能把会开好，产生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书记处。临时书记处的任务：一。总结九大以来的工作；二。筹备团中央全会，必须有四方面的人参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青年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临时书记处主要负责人路金楝贫农出身，王道义工人出身。成立临时书记处的主要任务我讲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成立青年团机关筹委会的任务。现在青年团机关包括团中央，青年报社，青年出版社，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革委会，团中央的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参加临时书记处的工作。我希望这个礼拜内酝酿，真正民主无记名投票选举革委会。原来的书记处一个都不参加文革小组，文革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团中央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
    各学校，各机关对团中央的错误，可以继续揭发批判，用大字报，小字报贴到团中央机关来。我们决定派三个解放军的得力干部来接见同志们。我们建议在这里的红卫兵撤走，红卫兵维持秩序做得很好。党中央保证团中央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保证把团中央改组成为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团中央。
    我们一定要产生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上，走群众路线的。站在青年之中的团中央。
    
    李富春的这个讲话对中央领导层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团中央的领导人存在的问题都说得很清楚：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使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阴暗面讲得多了些，困难时期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打退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脑子里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李富春与在莫斯科被苏军警打伤的留学生唐必铭等四人的谈话
    李富春于八月十六日接见了×院×××所唐必铭、张秉福、虞心田、刘玉山，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李富春说：“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支持你们炮打司令部。”李富春再三强调指出：“掌握政策、收集材料，扩大队伍这是你们现在要作的事情！这样才能打得准、打得狠，不调查放空炮不行。”李富春老把这话概括为“三个支持，三个办法。”
    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时说：“要炮打司令部、不准斗你们，只准炮打司令部。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不准学生斗学生，不准技术人员斗技术人员，而是斗领导者，斗当权派！”“批，批真正是反动的技术权威，对一般科技人员不要个个都打。”“改，改你们院、所的技术路线、干部政策，思想作风、技术制度。要使××所的研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手里。”
    在谈到“敢”和“怕”时李富春说：“××部我们过去就批评过，××、××过去也批评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炮打司令部，不敢引火烧身，怕字当头，怕火烧起来，不做自我批评，改正错误总是想把自己包起来。包括你们院，甚至部。”“敢和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敢”是正确路线，“怕”是错误的路线。
    在唐必铭同志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到底，世世代代传下去，李富春说：“好！好！好！你们是革命接班人，就是接毛泽东思想的班，没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不能接班，接班就是接毛泽东思想的班，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也是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坚持斗争，才能到共产主义。”
    关于防修、反修，李富春十分激动的说：“你们已经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了吧。苏共领导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十月革命，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背叛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要反帝必须反修，把反帝反修的旗帜高高举起，反修为什么不可讲呢？唐必铭同志把反修的旗帜高高举起怕什么？”
    李富春再三指示：“你们现在要作的就是掌握政策，收集材料，扩大队伍。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团结群众，你们要多作工作，扩大队伍。靠少数人要吃亏，靠少数人达不到一斗二批三改的目的。学十六条要掌握政策，上面我派人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支持你们炮打司令部。明天我派××同志去，这是一个好同志，助你们一臂之力，帮助你们揭盖子。道路是曲折的，消防队灭一次火也不要怕，我再派人点火，再来一次革命。真理不在手里是站不住脚的，真理在你们手里。三个支持，三个办法，同时外面帮助你们一下，火烧起来看你们的本领，看你们自己，本领是锻炼出来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懂政策，掌握材料，斗也好、批也好都能搞好，有锻炼过程。必要时，直接和我打电话。”
    在谈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被戴黑帽子时，李富春说：“你们不要怕，你们有什么‘黑线’？‘黑线’就是李富春，‘黑线’就是党中央十六条。你们要把十六条掌握好，你们就不会出偏差，就不会抓你们的辫子。”
    当谈到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回去被盘问时，李富春说：“你们就说就是我李富春，李富春讲了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你们领导想干什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一月二十三日各直属单位出席人员，有机关代表高明等七人，临时书记处书记王道义，文革主任周宝兴，在这次座谈会上，团中央直属单位有团校、青年社、少年报社同志发言，团中央机关有魏章玲发言。
    座谈开始，富春同志说，今天因时间关系，先请团校同志讲，如果有两派人，两个人讲，如果是一派就一个人讲。
    当团校同志说到把左中右名单都公布了，富春同志问：这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团校的同志说：现在的筹委会也搞了整群众的材料，是否要清理？
    富春同志说：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理群众的材料，不管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青年社文革筹委会主任（以下简称青年社）说：打扰原来的文革小组，按观点自由结合成立战斗小组，这样做我们是同意的，问题是编委会等一些人没有组织。这些人又想组织起来，又怕组织起来。
    富春同志说：只要不是真正的当权派，也可以有组织起来的自由，不要阻拦，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
    青年社：×××，大家说他不是反革命，但是他还有其他问题，那怎么办？
    富春同志说：他的其他问题，以后解决。要说服同志们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打击面过宽，要注意政策，不要弄得人人不安。
    青年社：被镇压的五个革命同志，要来看纪云龙（社长）的日记本，他们说，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不同意他们看的。
    富春同志说：关于平反和销毁材料，要坚决按中央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事。要讲杠杠，这是条铁杠杠、除本人检讨材料交本人以外，其他一切材料，什么排队名单都集中起来当众销毁。不管那一派有意见，中央都是这个意见，不然会引起群众对群众的怀疑，不满，甚至群众斗群众。中央不赞成这个做法。中央的这个补充规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中央颁布的，这就是最高指示。大家不是拥护毛主席吗？我们不要再犯群众斗群众的错误。有同志想找材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是事实何必在日记本上找材料呢？
    青年社：我们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以纪云龙为首的领导小组，不能往下转移，搞人人过关。
    富春同志说：不要搞人人过关，人人检查。大家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提高觉悟，取得经验，大家来学习“老三篇”，就可以破“私”立“公”，在这个基础上使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要人人过关，人人检查。
    青年社：希望富春同志在百忙之中，多关心一下团中央文化革命运动。
    富春同志说：有人给我写小字报，说我是走马观花，叫我下马看花，要求是正当的。我有官僚主义，但工作太忙，会议太多，实在很难摆脱。
    青年社：有的受打击的革命同志，要求平反时，对他的缺点错误的看法，也要平反。
    富春同志说：平反是平反“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至于个人的缺点、错误，不属于平反的范围，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要求过高。”
    少年报文革筹委会主任（以下简称少年报）：我们这里有两派。
    富春同志问：你们有多少人。
    少年报：三十八人。
    富春同志说：三十八人有两派，不算多。
    少年报：上下左右一起烧，是不是富春同志提出来的。
    富春同志说：我没有说上下左右一起烧，（笑），上下左右一起烧，怎么个烧法？
    少年报：怎样看待群众运动的有些过火言行？
    富春同志：斗争中的过火行为，过火的言论，既往不咎，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
    亚疗院同志：富春同志有否谈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
    富春同志说：我说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但我没有说过不要批判，要批深批透，罢不罢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自封，是要群众作鉴定。
    中国青年报社同志：我非常担心马上会发生群众斗群众。
    富春同志说：一定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大民主，少数派抬不起头来，一定要按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的讲话，要善于互相倾听不同意见，善于互相商量，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反动路线的错误，就是斗群众的问题，就是依靠一部分群众压制一部分群众，如果我们现在还继续这样做，还会犯错误。我们要大民主，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重复犯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李富春在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文革座谈会上的谈话
    我对团中央的工作是关心的，不是不关心的。这几天，一直有事。二十六日主席接见外地革命师生，我参加了；二十七日接见，我又参加了，搞了一天；二十八日中央常委开会，我又参加；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给来京的文艺界开会，江青同志、总理去了，我也参加了；昨天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万多外地工人的大会，我又参加了。今天不开会了，我来找大家开会，和同志们谈谈心，请不要记。现在常委除了主席、林总掌握大方向外，主要由总理、陶铸、伯达、康生、我，我们五个人管经常工作。团中央的工作，是新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同志们写大字报让我下楼调查情况，我都应该做。我每天总想挤时间，以后还想挤时间和印刷厂的同志谈谈，到团中央去看看。
    我稍微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平反和材料问题。
    这个问题，临时书记处要督促各单位迅速做好。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央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指示，把有关的材料处理好，彻底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受压抑的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不要等待两条路线的批判，也不要等待批判过去以“二胡”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解放一批受打击、受压抑的革命群众。希望各单位筹委会、红卫兵负责同志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平反工作一定要搞彻底。我认为，过去搞的整群众的材料，贴的大字报，我写你的，你写我的，一律不算数。不仅领导点群众的名，而且群众之间相互点名的，凡是不对的，一律不算数。不论工作组来了之后，还是工作组来之前，《人民日报》三个横扫之后写的，反正是点错了名的，都算在内，一律不算数。这样比较彻底，不要使群众之间引起相互的猜疑、埋怨。
    第二个问题：
    听了大家汇报之后，初步印象，不管是多数派，不管是少数派，只要是革命的，抓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的，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只要是真正贯彻十六条的，就要欢迎这些同志革命。欢迎青年同志们敢想、敢闯的革命精神。敢想、敢闯，好！要爱护这种革命精神。
    我的意见，当前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然后批判青年团的错误。毛主席提倡的大民主，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新体现。这个问题，在我来说，也是逐渐认识，逐渐提高。经过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全国革命同志敢想、敢说、敢闯的影响，经过毛主席的教导，我也才逐步认识，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但有时还跟不上，跟得不紧。八月十八日，红卫兵一出现，毛主席就抓住了，于是全国就出现了那么大的红卫兵运动。这是一个新鲜事物。以后，红卫兵从学校到社会、到街头，这又是一个发展。我是跟着认识的。学生起来以后，必须和工农结合。首先是工人起来了。目前中央正在研究工厂如何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实践经验。最近中央准备起草一个文件，如何在工厂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我们的思想是逐步跟着毛主席走的，因此，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问题是如何紧紧跟着毛主席，紧紧跟着毛泽东思想，紧紧追随群众的革命创造精神。这是主席讲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林总讲的吃透两头。
    团中央的运动也是要发展的，不会是停止在当前的状况的。因为团中央的运动不仅受本机关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影响，还要受社会上运动发展的影响，所以现在要给团中央各单位定调子、定框框是不适宜的。还是要靠群众的首创精神，靠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很多问题被初生的东西打破了。现在大家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都提高了，我随着运动，思想水平、认识水平也提高了。我也不能墨守陈规。你们亚疗院长作报告可以讲四十分钟长征，我要摆老资格，那得讲两个钟头。摆什么老资格？不管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都要向群众学习，都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点请亚疗的同志回去告诉你们的院长。
    第三个问题：我也先念两段毛主席语录。
    第十一页最后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第七页最后一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要分清敌我，把真正的朋友团结起来，把真正的敌人打倒，而且在敌人中也要分清主次，打击主要的敌人。这是政策和策略问题。不仅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团结中间的力量，而且注意间接的同盟军，而且注意利用敌人阵营中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最大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法国虽然也是帝国主义，但戴高乐表示反美，我们对法帝国主义这个间接同盟军要利用，建立邦交，做点生意。为着反对修正主义，孤立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苏联，我们对东欧有些修正主义的国家，态度有些不同，对罗马尼亚态度有些不同，对有些国家做点生意，主要是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所以，朋友要团结，间接的同盟军也要利用，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争取胜利。
    这是分清敌友的问题。把大方向搞对头了，枝节问题就要放后面一点，甚至放轻一点，以利于把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我看团中央各单位都有一个分清敌我，团结多数，对敌人要分清主要的次要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地调查，但我看来都有这个问题。只有这样认识清了，才能实行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大家抓住大方向，丢掉枝节问题，不要舍本逐末。我希望你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注意学习毛主席这两条语录，分清敌我，团结多数。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在群众中实行大民主，有问题平心静气地谈。大家抓住大方向，去攻击主要的敌人。
    因此，我建议，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林彪同志的报告，在文革小组长中间，在筹委会委员中间，在党员干部中间，在团支委中间，在红卫兵负责人中进行传达，非党员也可以，都念念这些报告。林总主要讲文化革命的伟大意义，伯达同志主要讲两条路线斗争。念一遍不行念两遍，两遍不行三遍。领会了中央的新精神，就更有思想武器了。与其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不如读这两个文件，这是中央正式发表的。
    有一点要注意，革命的同志，不但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还要学会团结反对我的意见的人。只要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学会团结反对过我的意见的人，这是毛主席伟大的地方。彭德怀从二七年起，长期以来在党内与毛主席有不同意见，毛主席总是耐心地教育他，团结他，希望他改正，搞了三十多年。出了彭、黄反党事件以后，毛主席还不准备开除他的党籍，给他以出路。从彭德怀有不同意见，由反对毛主席的意见走到反对毛主席的路线，三十多年。我拿这个例子来说明毛主席的伟大，说明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反对我们的意见的人。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我们要学习。我耐心教育你，耐心说服你，耐心团结你，你几十年还不改正，那就怪不得我了，我做到仁至义尽了。
    毛主席对彭德怀是这样，对王明也是这样。直到五六年王明到苏联去养病，养病养病，变成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毛主席对他也是长期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他没有替苏联修正主义讲话以前，总是团结──批评──团结。你替苏联修正主义讲话，变成里通外国的了，那就怪不得我了。
    所以，同志们也要注意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政策。这也是属于分清敌我，分清主次，尽可能地团结多数的问题。也是主席始终坚持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是主席始终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你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我估计，敌我矛盾还是极少吧？绝大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既然这样，就要学习毛主席的这个公式，这个方针，抓住大方向，抓住主要的敌人进攻。
    今天，我只能在原则上向同志们介绍一点毛主席的精神，毛主席的经验，不可能回答你们各个单位的具体问题，请同志们谅解。我尽量安排出时间，和印刷厂的同志谈谈，到团中央各单位去看看。如果我只管团中央，那事情也好办。
    调解放军到团中央来，我要王道义同志征求各个筹委会的意见，欢迎就来，不欢迎就不来，还是走群众路线。团中央机关和团中央其它机关，来多少？（王道义：二十三个）（有同志说：太少了）你们如果认为太少了，可以报告中央再来几个也可以。（团校和团中央有同志说，有同志反映解放军同志来的时机目前不适合）欢迎马上来就马上来；欢迎，但迟点来的就迟点来；不欢迎的就不来。就是这三种情况。各单位的情况各单位去讨论，好不好？达成这个协议。总而言之，不管哪一种，都要经过群众的讨论，就是有少数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要尊重少数不同的意见，不要强加于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接着印刷厂有位同志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曾听富春同志讲到“团中央书记处犯了错误，不等于团中央各级党委都犯了错误”，是不是这样说的？）
    富春同志说：“我说的是不等于各单位都犯了错误。”
    （团报的同志又提出，曾听说富春同志给一轻部的同志讲过：“筹委会是革命群众选出来的，因此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没有这样说过？）
    富春同志说：“我没有说过筹委会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看它实行的是什么路线。各级文革筹委会，实行了什么路线，就是什么路线。”
    （出版社的柏淑兰同志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富春同志说，周风格有病，可以暂停对她的批判。但是，有的同志提出，批判她就犯病，不批判她就不犯病，这怎么办？）
    富春同志说：那她就没有病了。如果是真病，是一回事，那就背靠背的批判，或者是否可以考虑暂停一下，如果是假病，那是另一回事了。


    
    三、文教卫生系统

    中国科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江青讲话
    青年的、老年的科学工作者：我问你们好！
    我是今天下午一、两点才知道你们要开这么一个会。今天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毛主席叫我作同志们的小学生来了，来倾听同志们的不同意见来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马列主义的书读的不多，毛主席著作学得也不怎么好，但我学懂了一点，就坚决去作。
    我们是个大国，所以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方面；但我们又是个弱国，解放前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弱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是“低能儿”。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决反驳他们，粉碎他们。
    过去，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让外国人去搞，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搞出来。你们知道，去年上海的青年科学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又叫“人工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权威”贬低了，说：“这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明。”他们不承认这项发明，后来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承认这项发明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斗争，今年才公布了。在这里我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致敬！向工农兵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致敬！
    我在比我老一辈的革命者面前，说不上什么老革命，可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了。我们这些人里，有些听不到别人的批评意见。我认为这很不好，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允许压制民主。在这里我庄严地向同志们宣布：如果我有什么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贴我的大字报！我们还要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谢谢同志们！
    
    陈伯达讲话
    我们今天的会开的很好，陶铸同志说这是科学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很开的开端。本来这个会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要开的会，把某些自然科学所、自然科学家也找来一起开。有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都碰到的问题，其它研究所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家一起谈谈，交换下意见，这有好处，所以开个万人大会。可以说，这是科学界破天荒一次大会，可惜这个会是个偶然集会起来的大会。对你们是偶然的。对我们是临时被通知的。这个偶然的集会可能会产生伟大的效果，可能会产生我们现在还预想不到的效果。
    我作科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七年了。没作工作，犯了一个最大的官僚主义错误，先交待一下，我今天说的话可能是空话，说说可能有好处，也许可能减少点官僚主义错误。下面讲到本题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从东方转西方，现在绕了一个圈，又转到东方来了。西方资本主义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文化转了个圈，来了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了东方。在东方起来了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的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来是个落后的国家，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中国被看成“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成功，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在内谁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这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同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跟每个人都联系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界，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对古代人的迷信，对洋人的迷信。破除迷信对科学发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能破除迷信，科学就不能发展。过去西方资产阶级刚起来时，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他们否认封建时代的文化，经过很残酷的斗争去破除封建文化。在几百年以前，凡是圣经没说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说了就要烧死的。亚里多士德没讲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说了，反动势力就起来说：“这个，亚里多士德没有说过呀！你胡说八道！发疯了！”几百年前资产阶级建立剥削制度，反对封建制度，是经过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搞工业，就需要科学，需要与封建主义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走上反动，变成保守派，变成一切反动思想的保护者。中国的，亚非拉美的、主要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阶级，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斗争，如孙中山就进行了一些斗争。还有改良主义的谭嗣同也作过一些斗争，但他们的思想还是跳不出过去的老框框，孔夫子的老框框。“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虔提出的。后来他也不干，听说他抽起鸦片烟了，再也不闹“打倒孔家店”了。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起来以后，很快就走向反动了。解放后还有一批人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一九六二年搞了个“朝圣会议”，到孔夫子家乡搞了一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可见破除对孔夫子的迷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千年来，不是孔夫子说过的话，不敢说。资产阶级起来的时候，讲“打倒孔家店”，后来，他们要保护孔家店，这是“保皇派”。“朝圣会议”不是简单的事情，是一个标志，这就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保皇派。
    中国无产阶级已有一个任务，破除对封建主义的迷信，这个担子中国资产阶级挑不起来，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是一艰巨的任务。我们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外国人的奴才。他们还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鲁迅就嘲讽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好。”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现在要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为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离人民要求很远，毛主席让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的苗头。现在应把这一点看成是最大任务，必须做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还是从“赶”字着眼呢？我赞成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老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全场回答：对！）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能与修正主义斗争。创造西方和苏修所不能创造的最伟大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文化方面，我们不可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全场回答：可能！）
    在社会科学上，毛主席就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所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接触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或都没有完满解决。完全解决的是毛主席。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个普遍真理。不仅在中国、亚非拉美，而且在欧洲、美洲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适合。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进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战争。
    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城市暴动的经验。后来武器发展了，新式武器发展了！城市暴动就有问题了。恩格斯在世时就对城市暴动提出过疑问。以后修正主义产生了，修正主义者说，武器发展了，不好搞暴动了，街垒战是不好搞了，城市暴动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的议会斗争。“和平过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社会民主党这样欺骗群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现在亚非拉人民首先起来，把欧美变为孤岛，然后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再进行农民战争，看起来这是可能的。
    当法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希特勒战胜了法国，法共在农村就组织了游击战。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把武器交给资产阶级，这是历史的错误。意大利也有较大的农民游击战，本来也可以夺取政权，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没有坚持下去，也是个历史的错误。他们把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武装完全交给资产阶级，换了个副总统、副总理和议员等。这都是靠不住的，资产阶级要踢就踢掉了，当议员可以有汽车、别墅，这样慢慢地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们变节。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毛主席的名言，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对此，修正主义否认，半修正主义的党也否认。其实，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城市比较狭窄，可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去活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证明，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取得了胜利。革命的最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毛主席是站在最前边的。
    无产阶级取胜了，无产阶级怎么？有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在有些修正主义国家，半修正主义国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厉害，越否认，越厉害。
    在哲学问题上，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说辩证法三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后来斯大林给变成四条。毛主席说不论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统一，不管怎样说，都是对立面的斗争的辩证，只能是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社会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世界，也没有没有矛盾的社会。有时具体的矛盾我们可能指不出来，但矛盾还存在。矛盾是一切物资的动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一个伟大榜样。我们是否可以在自然科学方面超过欧美呢？完全可能，我们要相信人民的伟大创造性。这是我们在科学方面的一个伟大的革命，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把理论同实践、理论同劳动、理论同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战胜一切困难。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能乱来，都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毛主席把它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用来解释我们的科学态度。
    我想讲的就是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要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它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全场回答：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性。这场斗争对很多人来说是痛苦的，在他们的脑子里发生了新与旧的冲突。脑子里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都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有矛盾，在这个矛盾冲突中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掌握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
    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随便讲几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每个人应革自己的命，革自己脑袋中的命。毛主席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革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才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慢慢懂了，这个群众性的口号，有深刻的意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群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作不到的。
    现在讲讲个别具体问题。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派，是蒙昧的，他不能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限，变成了保皇派。上月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查，没有不可检讨的，何况你的话是错的，行动也是错的，你应该向群众检讨。他说：“检讨，检讨”，可是就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查，没检讨，他说他检讨了，检讨了没有？（台下回答：没有！）我是不当保皇派的保皇派的。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问尹达检讨了。（傅崇兰同志台下高声说：这是反党分子郦家驹放出的谣言。）我有什么必要向他赔不是。我是要向党向群众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时间不早了！同志们应该休息了，明天再继续战斗。在今天这个大会上，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听取了不少意见，对我们向大家学习有很大好处。我想起了毛主席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愿意当一个小学生，对这句话是不是了解了，还不敢说。因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科学革命。所有科学工作者，无论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被接见的有工人代表十人，“二·五”大会主席团十人，院文革四人，长春××所工人，中南××所工人二人，共二十六人。〗
    总理：各所在哪里？（代表们讲了各所的地点）科学院嘛，我都不知道。
    刘西尧（总理派到科学院的联络员）：科学院必须彻底革命，才办得好，不革命就办不好。
    总理（问一个代表）：你家住在哪里？
    回答：山东蓬莱。
    总理：你看见过海市蜃楼没有？
    回答：看见过。
    总理：我是六十岁见到海市蜃楼的。
    总理：（问一个家庭出身是小职员的人）你家出身是什么？
    回答：小教职员。
    总理：你爸爸干什么？
    回答：我爸爸六四年死了。过去是北平伪法院检察官，在人大会堂旁边。那时生活很苦，我五五年入党，经组织调查，同意我填表写教职员。
    总理：你念过几年书？
    回答：×学毕业。（别人插话：他父亲曾当过法院院长）
    总理：你祖父是地主吗？
    回答：大概是，听我母亲说过一些。
    总理：你外祖父是干什么的？
    回答：我二舅父叫程国之，一九一一年跟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担任伪国大职员。
    总理：想不起这个人，国之是号，不是名。根据你的情况，你看应该填什么？
    （未回答）
    总理：填表太简单了，从表上反映不出来什么情况，最好作调查，作社会调查，从自己开始，这是主席讲的基本功。如果叫我填，我就（不）填小教职员。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一好；出身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要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有人替吴晗辩论清官贪官的问题，都是胡说八道。我的祖父、外祖父是“县知事”，县知事有几间房子，不是贪污来的吗？父亲是个职员，三十元以下，冬天一个皮袄，不剥削是从哪里来的呢？贫下中农冬天哪有皮袄？戚本禹对我讲，你应该填职员。我才不填呢！我填封建官僚。
    （代表中有一位廿四岁的大学毕业生）
    总理：你是什么出身？
    答：贫农，团员，大学毕业。
    总理：你是贫农出身，怎么念得起大学呢？
    答：国家供给的。
    总理：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今天。你们没有解放没有今天，你们也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红卫兵冲击封建遗留下来的残余……中关村还是先叫中关村。（这一段话的意思大意是：总理问大家从什么地方来，答从革命村来，总理不知道哪里是革命村，大家说就是中关村，现在改成革命村。总理说中关村还是先叫中关村，因为那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苏联大使馆前面那条路正式改名为“反修路”，前几天举行了开典，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张小洪提出的，她主持大会。他们真有办法。把越南代表请来，但是不好讲话，问问阿尔巴尼亚来了没有？当然来了，反修吆！阿尔巴尼亚好讲话。
    总理：真是后来者居上，望尘莫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是这样。我十五岁时还什么都不懂。我先跑到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有时路是外国名字的还记得清，在北京呆了十七年，现在出门就坐汽车，不自由，北京的好些路的名字都不知道（大意）。
    （XXX，八、廿五大会执行主席，数学所）
    总理：华罗庚在你们所吗？
    答：现在在东方红大学，副校长。
    总理：没有抄他的家？（答：没有）斗没有？（答：斗了）有没有体罚？（答：没有让他坐下来）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你们不要往外传。
    （XXX，科大，廿岁，十系三年级）
    总理：你完全是个解放牌。
    （科大XXX给总理看东方红大学革命造反队给科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公开信）
    总理：这是一个号召书，造反队三、四百人，有没有吸收科学院的人。
    答：没有。
    总理：凡是打进来的人，像XX一样没人管。东方红大学革命造反队有新的任务。
    （周总理又问到XXX所一个同志）
    总理：国家科委情报局搞什么呢？有没有重复，要精简机构，统一归口。
    总理：下步运动怎么办？大家商量。
    （被接见人头脑发热，没有领会总理的意见，都争先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
    刘西尧：我们不是一言堂。打架，在道理面前打嘛。当然我不同意打架。
    总理：应地所就是打出一些事情，那么几个人还没有谈完，也没有调查完，你们革命造反队不是有队伍吗？其他所也有队伍。要求出去调查，你们做些核实，进行全面的调查，继续进行揭发、辩论，不要老停留在应地所的问题上。
    天文台工人说：什么十四条，七十二条是修正主义的。
    总理：十四条是修正主义的，什么内容你知道吗？
    （问了很多人看过没有，都答没有看过，只有一人看过）
    你研究过没有？
    （答：没有研究过）
    你们不清楚就好好读一读，叫（文革的）高学文同志把十四条印发下去，再进行辩论。
    （被接见人大家都听不进对方意见，总理生气了，站起来。大家辩论到科学仪器厂刘存仁883人联合写的大字报后，在科研厂有七人被打。）
    总理：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就反对，人家有贴大字报的自由。要有一个辩论的气氛，不然还行啊！我去清华作了二次报告，也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要给人家贴大字报的自由，等你们作到这一点，咱们再谈。红卫兵两种、三种都可以，要重视成分，也要看表现。
    工人：张劲夫做检查，有些人反对，不让检查，人家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前天早上去一百多人到院文革，在一、二十分钟作出决定，会是开是不开？
    总理：青年嘛！能不犯错误？要允许犯错误，只要能改正。
    XX：他们到处抓人，大闹院部，作顶帽子，跑到机要室，裤子都不让穿，不然就是保皇派。
    另一方：反对，这是造谣！
    总理：话传多了，总是要走样的。我小时候做游戏……话传刘西光那里，再传给我，是要走样的。人总是有主观性，有倾向性的。岁数大的，对青年人要好好帮助。现在辩论没有个气氛，开会总是啦啦队，时间拖得很长，一方面讲保皇派，一方面讲别有用心，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保皇派是少数人。要创造一个辩论气氛。开会要守秩序，科学院的人要有科学的态度。已经差不多了，还没谈啥问题？
    XX：大会秩序问题，张劲夫是先讲还是后讲？（总理出去）
    刘西尧：你们都不民主，我看你们双方的意见。历史上犯错误的都是搞一言堂，只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总理进来）
    总理：要有二方面人讲话，每方面讲三个人就差不多了。搞两天就行。王锡鹏还要让大家讲话嘛！当然讲话不要太长，廿分钟。七月卅日以来，他的认识有发展，应地所武藻文又撤职了。人换得太多，让刘西光负责王锡鹏提的问题，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就让院里去回答。其他方面的意见为第三方面意见，搞五、七、八个人发言，搞好了两天，搞不好三天。
    XX：张劲夫先检查后辩论，还是先辩论后检查？
    XX：（工人）先让检查。（有人反对，不让检查）
    总理：张劲夫可以先表态，你们别搞得太绝了，连人家表态都不让，不行，要让人家表态，不要什么都讲，什么都讲也讲不清楚，讲不全……
    总理：张劲夫可以。
    总理：
    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山，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建国后出现的反党集团大头子。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在党的历史上，五代都坏了，你们不是看过《东方红》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毛泽东旗。艾地牺牲了，印尼革命又受到挫折，但是印尼共不是不革命的。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有人讲，文化革命也出现一点错误，不应因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嘛！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不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一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粉饰加掩盖错误是不对的，要勇于正视它。改正它，想粉饰它是不行的。
    没有时间怎么办？就得挤睡觉时间，我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这时总理打了一个呵欠，总理告诉前面一个人）你要经常提醒我，一讲话就不累了，这是解放自己的办法。
    （刘西尧说：非党团员也来了）群众这两个字我看了最抵触，这样一来，党团员就不是群众了吗？这不是高高在上了吗？党团员也在群众之内，可以填党团员、非党团员。我是从那个同志的家史借题发挥的，是我问出来的，回去拿这件事来斗争他是不行的，我是保护他的。
    红卫兵问题：红卫兵好得很。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有人问，户口在这里，回去怎么办？要先和那里打个招呼，人家要不要？要注意工农联盟，不然回去也是消耗国家财富。通牒是通牒，国外通牒也要等几天。假如你和他们讨论，你一定同意他们的做法。（大家笑）真正的高级干部还没有触动他，现在都是中级干部，好办，高级的你们要点，但是要讲道理，要批评……。
    今天是聊天，不是指示，最后如果变成你们的意见，你们自己去讨论。我做为毛主席的学生、战友，还要努力学习，当好学生，当好战友。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谈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限的错误问题：有人讲，文化革命也出现一点错误，不应因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嘛！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不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一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一些政策问题：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了科学院的文革代表四十五人，就如何保护少数问题，作了重要的谈话。
    总理：你们是怎么选举出来的？
    答：是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有的来不及选举，所以今天只派了临时代表来。我们是超过半数当选为代表的。
    总理：不过半数的，那就不能当代表了！不超过半数不能当代表，那就不能保护少数。
    问：总理，那怎么办呢？
    总理笑着说：你们今天来的是科学院的，是搞科学研究的，当然你们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但你们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呀！如何保护少数的问题？清华大学有个名叫蒯大富的，支持他的有廿至卅人，而反对他的有一百多人，照你们说那他就不能当代表了，但是还有廿至卅人支持他呢！假设他只有一个人，那当然不能当代表，你们看少数人就应该保护。
    代表里不应该有清一色。你们搞科学工作也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中央委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有彭德怀吗？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而我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共产党不是还有民主党派吗？有的没党没派，我们还给他加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也算是一个党派。
    有时，有的人大代表选掉了，但新的又会出现，不能保证清一色。但左、中派应该占绝大多数。不同的意见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当然，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能当选为代表。
    自然科学家在政治上对他们的要求是低了一些，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允许他们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可以逐步的改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其中就包括中间偏右。代表中要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当代表。即使少数人是错误的，你们可以批驳，通过批驳，通过斗争，来增强自己的才干，若你们批不倒，那说明你们自己还没有掌握真理，况且往往少数人掌握着真理。有不同意见也能促使我们改进工作，因此要充分保护少数，让少数人也有代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会上的讲话
    九月七日晚，在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职工两万多人参加的辩论大会。辩论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同志是否是黑帮，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上，周总理作了重要报告，简记如下：
    科学院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早就想到你们这儿来，但工作时间很难分出一些时间来，让我来听一听你们的辩论。今天有机会来了，这是一件高兴的事情，首先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庆贺你们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已经表示了这个愿望和决心，那么我们有责任支持你们这个愿望和决心。
    你们是科学院的同志们、职工们，你们很懂得我们是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就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运动。这就是《人民日报》今天社论所说的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是六三年毛主席亲手制定的，要我们全国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大抓三大革命运动，这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那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四年了，毛主席这时候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要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检验每个人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检验每个人发表的意见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是破旧立新，破四旧立四新的关键问题。你们是作科学工作的，你们懂得怎样检验每个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感情，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检验。尤其是中央十一中全会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八月八日公布的十六条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就更加武装了你们的思想，作为你们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战斗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科学院的问题上，在工作中要会更好地掌握这个战斗纲领，凡是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研究的，你们懂得这个战斗纲领，你们是要好好学习它，应用它。应该如我们的林彪同志所说，应该活学活用这个纲领，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中表现自己的立场。你们觉得科学院的问题与科技大学一样，是一斗、二批，三改的问题，也是辩论炮打司令部的问题。但你们应该很好地应用十六条这个战斗的武器来分析讨论弄清这些问题，然后作结论。我在七月底八月初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给我的研究解决国家科委、科学院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不简单的问题，而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不能不分出很多时间研究一些具体的、个别的问题，关系到全国的问题。现在科委的问题我还不能作最后的发言，同样科学院也是这样。我们五十多个单位有许多同志推荐，从最紧张的单位推出刘西尧同志当联络员，他忙得很，很紧张，手下没人，只好向解放军那里要了四、五个同志，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要抓革命，促生产的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把尖端的科学研究、中间试验放在一边，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有许多材料证明，我很不安心。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抓革命促生产，我坚决相信最后的战果是巨大的，但在斗争过程中最紧急任务不能受影响。我让刘西尧同志宣读了陈伯达同志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批准了的。你们也知道，但现在还没有安排，这不能怪你们，要怪我们领导抓的不紧。我有一个想法，在座的两万人是搞科学的，你们比我懂得，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我相信，所以坚决拥护和信任毛主席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懂得了，你们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你们当中会涌现出许多能干的同志。问题是现在联不起来，你们还是你们，我还是我，我没法和你们联系。我很想在你们当中找人听听意见，首先是听听反对院党委的意见。你们可以调查天文台找了那些人，××新找了哪些人，这样，我不是只听一方面意见，我要听多方面意见。前天我决定来，但中央有会，要处理紧急事件，我不能来了，我看了你们的记录稿，本人的发言稿和摘要，这些比听快些。今天两方面的意见很对立，听听也好，可以看看你们的主要倾向，直接的感情。正如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位同志发言，他要发五分钟言，但主席团没有转达。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是归中宣部的，我们商量时请自然科学方面四十多个所找人发言的，社会科学方面我没有承担责任，但我也同意有时间的话让社会科学的同志、社会科学以外的、及科技大、北大、清华的都来讲更好。但讲一句公道话，应让自然科学研究的先讲，所以我们达成协议，这是多方面商量，要不然倒好，我做了好人，我毫无此意，带有这种感情不合适。刚才我说要有阶级感情，但阶级感情要与实事求是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我当时同意他发言了，不关主席团的事。因为这位同志很热心，我欢迎，不过五分钟嘛！这倒好象我是好人，主席团反而武断了，我得为他们申诉一下。否则这样有点强加于我。我知道你们的感情，科学院压制了不同的意见，压制了群众，这种感情我理解，我支持。但事情还要加以分析，如何解决科学院的争论？是要罢张劲夫的官就行了？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是这么简单我也不来调查研究了，就是因为把问题分析清楚，向你们作报告解答问题，不过调查解决社会上的敌人，更加是为了有力地对自然界的敌人，搞好科学试验。你们担负的责任比哪方都重要，你们当中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是经过党十几年培养的，是国家的财富。如何团结好科学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致对敌，搞工作，干革命，这是一个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推动一下，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我需要一点时间，清华的问题才开始，科委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我知道你们不能解决就不能忍耐了。我建议是否不开大会了。我收到很多条子说：这么长的发言我不高兴听。我觉得可以分开，一个一个单位的讨论一下张劲夫的发言，这个争论，就是有的放矢了。在这几个问题上辩论清楚：该不该罢官？该不该改组院党委？张劲夫讲了三个问题，关于那个号外和其他一些措施，影响到科学院压制了群众。你们认为这些事如何？他表态如何？可以讨论两三天，比较深入一些，可以有多数意见，少数意见。或几种意见，得出几种结论，搞出来很好的答案嘛，很简单嘛！通过五十多个单位讨论再开大会就好回答了，我这个建议，你们可以意同，也可以考虑，提出别的办法（群众鼓掌通过），我并不要今天晚上就回答，请主席团决定。要合起来开，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开，可以在二、三天内作出解答（周总理去接电话后）我可以告诉你们打的电话是什么。我们的红卫兵，我们最可爱最英勇的红卫兵，他们想在各个战线上破旧立新，不仅在人民中，在国内破四旧、立四新，而且在国际领域上也要破四旧、立四新，所以前几天他们把苏联大使馆前那条“杨威路”改成为“反修路”，这件事做得好，我们支持他们。但当时他们就要闯进去，我们的反修文章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但他的大使馆还要尊重。正如在莫斯科我们的大使馆他们也要尊重一样，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里墙壁上，文斗就变成了武斗了。示威是可以的，但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挑起武斗。后来，我们半夜与小将们交涉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我们又不放心，就派了警卫队徒手保护使馆，但是如果苏联人想挑衅，我们的武装部队，徒手警卫队，一定要勇敢地保护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下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能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一根毫毛！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可爱的小将们的确做得好，两天之内把示威运动，靠他们自己组织万人来庆贺。结果两天内来了很多学生，机关人员、贫下中农，通过主席台的就有四十万人，井井有条喊着口号前进，没出任何事件。好！我们的红卫兵兴头大了。他们向全国出发了，不知那一班，大概是北京去的，到了海拉尔了，他们闯到了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去了，爬上去了。我刚才跟他们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他们听出我的口音来了，知道我是周某人。他问是不是毛主席说的话，我说当然是了。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国际列车上去了，必然吵架，是武斗势必要影响到国际关系，我们把红卫兵叫下来了。对于下一步怎么办再研究。你们可以在火车站上喊口号嘛！示威嘛！不要武斗。这样的事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电话又来了，回来又接着讲）红卫兵孩子们真是可爱，打了电话，听说是毛主席的话就下来了。当然我也跟他们讲了一些道理，凡是不妨碍中苏人民友好，凡是批评他们领导人的大字报，可以贴在车站上嘛！不要上国际列车，他们不懂得车头是中国的，车厢怎么是苏联的，这个你们懂嘛！跟他说说就知道了，国际列车到中国境内要接中国火车头。今天中央国务院下了通知，内地的红卫兵，革命师生不要到边界城镇、国防要地去，象东北的海拉尔、新疆伊犁、塔城等。内地的红卫兵不要去串联。我们在北京不了解边防上的事。那里有本地的革命师生群众，革命靠自己嘛！毛主席说革命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单位都要靠自己本单位来搞，批当权派，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犯了错误的当权派。（只有本单位知道）外地来串联，只是煽风点火。我来就是煽风点火的，煽什么风？点什么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煽风点火要有自己的燃料，才能煽起来。革命要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嘛！边防的事，当地人知道，容易讲得清楚，内地去的不了解不容易讲清楚。边防的人也不好拉他，他是北京去的，就打电话来了。红卫兵有错误就改，真是好孩子，的确可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前途在他们。我们放手让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放假半年闯革命。但说到你们，你们可不能放半年假噢！你们究竟不是科技大学。科学院和大学不一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要搞三大革命嘛！我也不想把你们的争论拖得太长，就提了刚才的建议，也许比较合适。
    你们主席团可以决定，我不能来，也要请刘西尧同志或一位秘书来。只能代表一个单位的意见，不能代表全院的意见。各所可以联系本所的情况分析、批判张劲夫的发言。这样我等于和你们几十个单位接触了。因为今天这样的发言人家没兴趣了。插曲都会有的，今天海拉尔就是一个插曲。当然，主流是好的，今天这个事是主流中的一个小流。我们要敢于斗争和学习。我们都要学习。原来我们想红卫兵出去总会搞好，但是现在还是出了一些问题，要我们去解决。自从“八·一八”后北京的红卫兵大批出去了，问题多了，要我们解决，不要怕，要敢于面对革命中的发展。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比如改名为反修路这件事，我们对他们佩服的很！我也上了一大课，到科学院也上了一大课，向你们学习。单听一方面发言不好，各种意见我都愿意听，到以后再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讲一下，得出满意的答复。“八·二五”大会，多数人要罢张劲夫的官，提出了意见书，我当时接过来了，要请示中央，并把我研究的意见报告中央，不能随便。我当时不应该说“接过来”，说错了一个字，有人要揪，这么严肃的问题，怎么好错呢？你们要知道，打电话也可能说急了，说错了一二个字的。我的办公室电话特别多，难免不错一个字，你们应该原谅我。即使我说的没有错，听的人也有主观偏见，还会听错呢。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揪了。真要钻牛角尖了！我弄清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到该回答时再回答。今天还有其他单位的同志，外地的同学来了，提了不少意见。信，我没法答复了。回去研究后，交有关单位回答你们。今天还有中学来的红卫兵纠察队，我谢谢你们，这也等于接见了，不要再接见了。
    还有人写了条子让我回答，今天不能回答了。重要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回答。既然进行了第一次接触，你们的工作与我过问的问题有关，我不应失掉这个机会。以便我在为党多做几年工作中学一点东西，与你们接触学一点自然科学，当然只学一点规律。
    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要做到老学到老。学什么？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改造到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改造自己。我是一个老党员，时时刻刻跟着毛主席，有时跟不紧，跟不上，有时掉了队，要赶紧赶上去。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于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做的不够，越要赶上去。在你们这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红五类，有出身不好的，他们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剥削分子，也不是我父亲，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张别人也查三代，别人要查三代看他自觉。应该查查出身，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查查自己的出身，看看旧社会多多少少影响了自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更要做社会调查，阶级分析。从自己本身做起，出身不好的，要时时刻刻革自己的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旧社会影响，父系、母系关系可能很复杂，父亲出身好的，外祖母是否是地主婆呢？我的外祖父在一个县当知事，祖父在另一个县当知事。父亲，母亲出身都不好，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时时想想有什么坏东西还没有改掉。
    红五类的子弟不要以出身好引以为骄傲，要做为前进的动力，要注意不要受旧东西的熏染。现在有的红卫兵（指出身不好的）造反造到自己家去了。与父母大吵一场，出身不好的要造反，背叛家庭的阶级，好嘛！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家庭，也是一好加半好嘛！有差别就应该承认。红五类子弟坚持有差别，是有道理的，但也要团结那些出身不好的表现好的人一起干革命。今天在座的有六千工人，工人是老大哥，应该向工人老大哥学习，但工人也不应该骄傲，我刚才不是说了，要改造到老嘛！
最后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我看今天会开得很好。陶铸同志说，这是我们科学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好的开端。本来这个会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会，原来想和自然科学所、自然科学家也找来一起开。有些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碰到的问题，其他所也有这样的问题，一大家在一起谈谈，交换一下意见，这有好处。所以开这样一个大会。可以说是科学界破天荒的一个大会。可惜这个会是偶然集合起来的，对我们也是被临时通知来参加。这个临时可能产生伟大的效果，可能产生我们现在预想不到的伟大效果。
    我作为科学院的副院长已经长达十七年了，没做好工作，犯了一个最大官僚主义的错误。先交待一下，我今天说的话可能是空话，说可能有好处，也许可以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的错误。
    下面讲到本题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以东方传到了西方。现在又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东方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文化转了一个圈，来了一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东方。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始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是落后的国家，如刚刚江青同志说的中国人被看成是“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成功，现在成了世界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谁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不要二十年，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方向努力，中国就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并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同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是同每个人联系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界，对我们自己来说，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对古人的迷信，对洋人的迷信。破除迷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破除迷信，科学就不能发展。过去，在西方资产阶级刚刚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启蒙学派。他们否认封建主义文化，经过很残酷的斗争去破除封建主义的文化，在几百年以前，那时候凡是圣经上没有说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说了要被烧的。亚里斯多得没讲过的话，就不能说。说了，旧势力、反动势力就起来说：“这个亚里斯多得没有说过呀！你胡说八道，发疯了。”几百年前，欧美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剥削制度，反对封建制度，是经过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要搞工业，就要科学，需要与封建文化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走向反动，变成保守派，变成一切反动思想的保护者。中国的、亚非拉的，特别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血。有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进行了一些斗争，如孙中山进行过一些斗争。还有改良主义的，谭嗣同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们的思想还跳不出过去的老框框。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虞提出来的，后来他也不干了，听说抽起鸦片烟来了，也不再闹打倒孔家店了。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起来以后，很快就走上了反动。解放后还有一批人，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一九六三年还搞了一个“朝圣会”，到孔夫子的家搞了一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可见破除孔夫子的造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千年来不是孔夫子说的话不敢说。资产阶级起来的时候讲“打倒孔家店”，从解放以来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还要保护孔家店，就是保皇派。破除封建主义这个担子资产阶级挑不起来，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做得还不够，中国还有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阶级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才，他们还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情。鲁迅嘲讽说过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要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成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人民的要求，毛主席提出的要求还很远，毛主席要求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过的苗头。现在把这一点看成最大的任务，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呢，还是从“赶”字着眼？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中，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赞成超字派，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要是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全场回答：对！）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就能与修正主义斗争，创造苏修和西方所不能创建的最最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全场回答：可能）。
    在社会科学上，毛主席就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有解决和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接触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和没有完全解决人完全解决的是毛主席。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普遍的真理，不仅在中国，在亚非拉，而且在欧州，在美州各国，包括英国在内也适合。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进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建北农村根据地，进行农民战争。
    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城市暴动的经验，后来武器发展了，新式武器发展了，城市暴动就有问题。恩格斯在世时就提出过疑问。修正主义产生了，修正主义者说．武器发展了，不好暴动了，街巷战不好搞了，城市暴动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斗争和平过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欺骗群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现在亚非拉人民首先起来。把欧美变成了孤岛，然后欧美国家再进行农民战争，这是可能的。
    当法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希特勒战胜了法国，法共就在农村组织了游击战。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把武器交给资产阶级，这是历史的错误。意大利也有过较大的游击战，本来也可以夺取政权，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没有坚持下去，也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他们把农村发展起来的武装完全交给了资产阶级，换得了副总统，总理和议员等，这都靠不住，资产阶级要踢就踢掉了。当议员可以有汽车，别墅，这样慢慢地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们变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主席的名言，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对此，修正主义否认。其实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城市比较狭窄，可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活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证明，在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取得了胜利。革命的根本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毛主席是站在最前面的。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了，无产阶级怎么办？有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伟大的贡献。现在有些修正主义国家，半修正主义国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都是阶级斗争很厉害，越否认越厉害。
    在哲学问题上，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过去我们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后来斯大林给变成四条。毛主席说：不论是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统一。不论怎么说都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就是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的世界，没有没有矛盾的社会。有些具体矛盾我们可能指不出来，但矛盾永远存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我们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超过欧美呢？完全可能。我们要相信人民的伟大创造性，这是我们在科学上的一个伟大的革命。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同实践、理论同劳动、理论同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战胜一切困难。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能乱来，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个中国的一句老话，毛主席把它变成了马列主义的语言，用来解释我们的科学态度。
    我想讲的是否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人民群众。我们一定要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他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全场回答：“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
    这场斗争对很多人说来是很痛苦的。在他们的头脑里发生了新与旧的冲突，脑子里旧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脑子里旧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有矛盾。在这个矛盾中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掌握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
    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随便讲几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每个人应革自己的命，革自己头脑中的命。毛主席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革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封建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才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才慢慢懂得了这个群众性的口号有深刻的意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人民群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办不到的。
    现在讲两个具体问题，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派的，是暧昧的，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线，变成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达同志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讨，没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何况你的话是错误的，行动也是错误的，你应该向群众检讨。他说：“检讨，检讨。”可是他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查，没有检讨，他说检讨了。检讨了没有？（下面答：“没有！”）我是不敢当保皇派的。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向尹达同志检讨了。（历史所团支部书记傅崇兰同志在台下高声说道：这是反党分子郦家驹放出来的谣言。）我为什么必须向他赔不是？我是要向群众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
    周恩来接见了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政治部、组织部及监委共七十一人
    （581工厂工人代表交给周总理很多传单，周总理坐下仔细地看了一看）。
    总理：印了那么多的东西？通过谁？
    581厂工人：没有通过谁，是我们革命串联起来的。
    总理：印了那么多的东西，难道没有通过领导？我不信。
    581厂工人：总理，说实话，是没有通过领导。我们是自发的，领导不知道。
    总理：自发的，难道你们今天来，也是自发的吗？
    581厂工人： 总理，请相信我，是没有通过领导。因为我们的观点与科学院印刷厂的红卫兵的观点差不多，我们与他们串联以后，他们就利用休息时间和写大字报时间给我们印刷的，没有影响过业务。
    总理：那好了，就是通过了组织了，否则的话，他们为什么给你们印呢？为什么不给不同观点的同志印刷？你们谁知道？
    刘继英（天文台代表）：上次我们天文台一个同志去印刷厂印刷，那个厂不给我们印。（注：天文台与印刷厂红卫兵观点不同）。
    总理：张劲夫同志，这件事你知道吗？
    张劲夫：事先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
    总理：为什么不给他们解释呢？
    张劲夫：当时院文革与院政治部研究过，也与印刷厂联系过，但该厂不同意。后来请另外一种观点的同志，请他们想办法，到外面去印，钱的问题，由文革签个字，可以报销。就是这样解决的。
    总理：印刷厂有多少人？有否印毛选的任务？还有没有空？
    581厂工人：有四十万部毛选的任务，任务很重。因此，他们是牺牲休息时间和利用写大字报时间给我们印刷的传单和大字报材料。
    总理：那么该厂工人有多少？是几班，一班、两班、还是三班？是不是还有空的时间？你们那一个知道？（指了指581厂的同志）你知道吗？
    581厂工人：我不知道。
    总理：谁知道？张劲夫同志，你知道吗？
    张劲夫：我不知道。
    （总理又看了看印刷品，新技术局有“新兵”、“红嫂”……战斗组）总理问新技术局代表：你们有那么多战斗组呀！
    新技术局代表：我们有一个战斗组只有五，六个人，大的也只有十来个，因此战斗组很多。
    401所代表插话：总理，我们401所（指一分部）有五百余人，就有四十多个战斗小组，有的还没有参加战斗小组哩。
    总理：你们有那么多战斗小组，难道意见都是不同的吗？
    401所代表：我们是观点比较一致下的几个人组织起来的。从辩论情况看，不少战斗组的观点是相同的，从我们四十多个战斗组来看，通过辩论，大致有三致四种不同观点。有的同志插话：现在出现了比较相近观点的几个战斗组组成一个战斗大队。例如，天文台他们就组成了东风大队，红旗大队。
    总理：印刷的话，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应该印刷。根据宪法规定，公民就有出版的自由。科学院不管那一种观点，除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以外，都有出版的自由。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管那一种观点，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都是公民嘛。我们都要给他们方便，给他们创造条件。上次（九月七日总理参加了科学院的万人大会）我主张分各研究所辩论，就是为让更多的同志发表意见，给他们以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
    我们还有结社，刚才你们不是说有战斗组吗，这就是结社啊！还有集会的自由，还有游行的自由，这都是宪法规定的。还有请愿的自由，不是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吗？五七年也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但下面就有人怕了。还有罢工，因为某些领导人有错误，工人不做工了；还有罢税，因为有的农业税不合理，农民不交税了。不合理的就得改嘛！还有罢课，学生给他们放半年假，给他们闹革命。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只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能做到。我所说的前提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若不是公民，那就没有这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了。
    十六条的第十二条规定，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因此，都应该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民主。自由、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科学院的革命同志，就应该给他们民主、自由、不管是多数，少数都应该给他们出版自由的方便。没有给不同观点的同志印刷，这是院党委的责任。没有给同志们的这种自由，政治部更有责任。大家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政治是统帅。政治落实在人的思想革命化。过去说政治落实在业务上，后被《解放军报》推翻了，因此，政治落实在业务上是错误的，政治部、组织部、管政治、管组织、是对的，肯定的，但你们不能不管业务呀！印刷厂印刷那么多的毛选任务，这是印刷厂的业务，也是政治任务，多么大的事，真是连党委也不知道，真是没有人管？很简单嘛，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总理叫他的秘书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的秘书来了，递给总理一张电话记录条子）总理念电话记录条：“该厂五百多工人，其中有一百多职员。”（总理问他的秘书：谁告诉你的？）
    秘书说：是该厂的秘书。
    总理问：他叫什么名字？
    秘书：我不知道，没有问他。
    总理说：“你为什么不问一问，五百多工人，为什么有一百多职员？哼！可能校对的也算职员了，那就差不多了。有一百六十万册毛选任务一至三卷到十九日已经完成了廿五万册，到国庆节前还能完成十五万册。印刷毛选的任务占印刷厂总任务的百分之九十五……”。
    总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九月份？
    党委一个同志：大约是八月底接到任务的。
    总理：九月份完成四十万册，十、十一、十二还有三个月，嗯，年底就能完成任务了，抓紧一点，还能提前完成任务，你们院党委同志，还有那个（581厂的）工人反映得对，印传单是没有影响业务，但是还有百分之五空。总理接着说：不能同意的观点可以印，不同意的观点不能印，都应该平等嘛！我首先声明，这里是有阶级性为前提的，我不是说的彭真所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工人同志是利用休息时间，利用写大字报时间，没有影响业务时间来印刷的，但是用的是国家的生产资料，是国家的铅字、油墨、纸张和机器等，那么就应该都人人有份。国务院里的服务员（我们是在国务院里的一个会议厅被接见的）本来想组织红卫兵的，但后来没有组织，但他们不能因为你们与他们的观点不同，就不准你们来开会，也不能不给你们倒开水。今天你们来开会的，就有不同的观点嘛，我们不是学生的红卫兵，都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印刷呢？九月七日我已经发现了，因为当时送给我的印刷品中，都是一方面的意见，而没有另一方面的意见的印刷品，他们也向我提出了意见。我想你们总会解决的。但到今天已经十多天了，可是院党委、政治部没有给他们解决。因此，科学院里民主还是很不够的，业务也没有抓好。业务对科学院是最好的考验。印刷厂为什么不派代表呢？
    科学院出版社代表：过去我提过几次，但一直没有解决。
    总理：为什么不解决呢？因为是巴黎公社那样选举可以随时变换嘛，印刷厂应该有代表参加，是否可以召开一个科学院的代表大会，现在是否巴黎公社那样选举不是时候？
    有同志说：现在不是时候。
    总理：为什么不是时候？
    有同志说：因为下面意见不统一，有分歧。
    总理：就是因为下面意见不统一，有分歧？科学院几年来是有不少问题，并不是科学院几年来问题解决了，其他所里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科学院几年来的问题，都是没有很好解决，因此，要解决科学院里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总理：科学院有多少人？你们由多少人选一个代表？
    陈鹤芬：（401所一部文革代表）：科学院有两万多人，是否可以五十人选一个代表？
    总理：那有很多代表了！
    陈鹤芬： 只有四百多啊！
    总理：那倒不多，那是否可以五十人选一个代表，你们回去以后可以讨论一下参加院的代表大会，一定要选出不同意见的人当代表。
    新技术局代表：总理，有的可能选不出来。
    总理：五十个人选一个还选不出来吗？
    这个同志说：是这样。
    总理：那是否压制民主啦！过去院党委就是压制民主了。
    新技术局代表：不是压制民主了，而是我们有一百五、六十人，另一种观点的只有七、八个人，还不到五十个呢，因此选不出来。
    总理：少数人，应该有代表，多数人垄断是资产阶级的。
    武雨琴（院政治部副主任）：我们政治部下面的宣传部和组织部，他们说都要派一个代表参加院文革。
    总理：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众欢迎。中央有部，有的公社下面也有部，这个名称应该好好改一改，首先从解放军做起……要造成民主的空气。即使科学院里的院党委问题解决了，科学院里的意见，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因此就有百家争鸣，所以并不是科学院的问题解决了，能选出代表来，现在就应该能选出来的，你们同意不同意现在按巴黎公社那样来选举（总理站起来）我们来举手表决一下。
    一个同志站起来说：总理，我们还没有征求所里同志的意见呢？
    总理：那倒是对的，你们还得去征求群众的意见，怎么办呢？就是代表你们个人的意见吧！回去以后再征求意见，同意现在选举的代表请举手。总理一个个的数了一下说：有廿一个呢（共四十五个代表）你们刚才说不是时候，不是有近一半的同志同意现在选举吗？当然啦，这是你们个人的意见，也可能代表你们所里同志的意见。几万人的意见，总是几万人的意见容易听，有些事，有的打算我也可以与你们商量、商量，因此请你们快点准备选举，不同意见的，应该派出代表来。
    现在科学院没有生气。我们刚才听到一个消息现在告诉你们，但我并不是来提倡戴高帽子的。哈尔滨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几乎一半被群众斗了。什么叫体罚，动手就算体罚，戴高帽子算不算体罚？他自己戴上去的不算体罚，你们给他戴上去的就算体罚；他不低头，你给他按下去，就算体罚，因为你动手了。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被群众戴了高帽子，脸上也抹了黑，但还不是反党分子。游街以后，他们说：“我还有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今天党还没有免了我的职，我还要工作，还要干革命”，接着摘了帽子，洗了脸就干起工作了。这才有共产党员的生气，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斗争以后群众很受感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象他们那样。
    对于科学院的问题，我还没有最后报告给党中央，我还要给同志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已经有了一些，但还不够，还要继续创造一个民主（听不清）自由的空气。科学院很缺乏这种生气，我说的各个所的领导也是这样。
    在组织上要保证同志们给以充分自由的便利，临时文革要扩大，不同意见的都应该要有代表，人数多了（指各个所的）代表可以增加，但总数不要超过一百个代表。
    要创造一个讨论的，民主的空气，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空气，科学院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
    一个同志插嘴说：总理，我们要你来作个报告，大家都等着呢？
    总理：还可以讨论斗、批、改，可以讨论业务，还可以讨论一下彻底的革命化。讨论领导问题是对的，但还要把别的事情讨论一下呀！两万多人，人是决定因素，一边可以搞革命，一边可以搞生产，搞科研。印刷厂文化大革命没有影响生产，这很好。秦力生（党委委员）说：七日以后我院一些国防任务都干了，没有影响生产
    总理：七日以后，没有影响生产，这是好事。请你们写一个报告给我。抓革命，促生产，十六条中第十四条就明确规定了，陈伯达同志也在八月十三日给主席两个报告，这个报告主席在八月十五日批准的，八月十八日我给你们念过，后来也请刘西尧同志给全院同志们传达过，后来林彪同志也讲过，我也讲过，是林彪同志先讲的，九月七日以后，《人民日报》也前后发表了不少的社论。
    印刷厂很好，应该表扬，但还有百分之五的空，应该很好利用，与他们商量，商量，要让不同意见的材料应该印一印，但不要印得太多了，材料不要那么多，每个所的不同观点，一张纸就行了，但要能反映出来。例如：对十四条反对的有多少？部分反对的，部分同意的有多少？全部同意的有多少？不要一条条都写出来，因为十四条，一条一条都很清楚嘛！你们告诉前面几个数字就行了。关于十四条的问题，现在还在修改，没有全部废除，因为当时还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中央批的，但并不是不要你们批判了，你们可以批判也可以全部反对。
    原子弹上了天，就没有把你们科学院忘掉，把你们科学院也放在里面了。当然啦，还有工人，还有解放军等。（总理看了看桌上的信）不要那么多的信，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把你们这些信从上到下全部看完，还不是请我的秘书来看，请他来给我分类后，让我来看。请我的秘书来分类还不如请你们自己来给我分类好。现在我只能请我秘书来分类了。
    你们要把不同意见的情况都反映上来，多种不同意见都写在纸上，但不要超过一千字，四、五百字最好。可以首先请文革小组讨论一下，然后提交给大家，能把大家的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反映上来，使大家都能满意，都没意见，这也是对代表的最好的考验，若是这样，你的代表也算当好了。
    关于党委会和政治部在运动中应该要有生气，最严重，群众叫你们黑帮。廿五日（指八月十五日由部分群众召开的万人大会）张劲夫同志为什么不去参加大会呢？
    刘西尧：我是通知他的，去不去要他自己决定。
    总理：这是对的。那么你（指张劲夫）为什么不去呢？怕什么呢？总比哈尔滨好吧。自己灰溜溜的，人家一看也有问题。有生气就是有干劲。但不能有骄傲情绪，骄傲就不行。这样自己也能解决一部分。对你自己又没有下结论，怕什么呢？要有生气，但又不能骄傲，可能你们会说，这很难。共产党人嘛，就应该处处出难题。杜润生斗了没有？
    张劲夫：没有，怕群众有意见。
    总理：怕什么呢？杜润生现在怎么样？
    张劲夫：自七月十二日起，杜就停职检查了。
    总理：杜润生担任什么工作？
    张劲夫：停职以前担任秘书长、党委委员。
    总理：谁给他提的那么高？是中宣部？还是组织部？
    张劲夫：不是中宣部。是五八年，通过组织部我们给他提的。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追一追呢？中宣部已经烂了，组织部的安子文也被揪出来了，但你们回去不要写大字报。把杜润生放得那么高，你们也没有生气，为什么不好好的追一追呢？怕群众有意见，你们院党委可以扩大一些，先叫杜作检查，看你们是否能与他划清界线，也可以请文革代表参加。院党委对“应地所”（按：应用地质研究所）是处理不当的，张劲夫在九月五日已经向他们赔礼道歉了。对杜润生、卫一清的认识，能不能与他们划清界线，这也算是对你们院党委的考验。
    有人说我有倾向性（指九月七日总理在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我感到奇怪，当然，这是个别的。“应地所”我首先找王锡鹏等同志谈的，也找过天文台的同志，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另一派的同志谈过话。“应地所”代表来了没有？
    一个代表站起来说：我来了。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顾震潮。
    总理：我找过你吗？
    顾震潮：没有。
    总理笑着说：这就是一个证明吧！我也没有找武藻文同志（当时是“应地所”的工作组副组长）谈过。你（顾）是那一派？
    顾震潮：我现在也改变了。
    总理笑了笑说：你现在也变啦！我就是怕你们给我贴大字报。
    话说多了，总不好。本来就很简单，我事先准备一二百字，你们来了我给你们念一下，这样就不会出问题。若这样，你们就可能会给我提意见，说周××没有感情，人家好不容易见到你，两句话就完了，真是太没有感情了。我知道你们回去后是要有交待的，但是你们不能带头贴大字报，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就不好办，多管了，心总不安。学生对郭老有很多意见，说科学院有很多问题。但实际上科学院郭老管的不多，因为他是科学院院长，所以对他提了很多意见。
    对科学院问题的结论，以后要与你们来商量，还要与党中央讨论，才能最后决定。
    现在，王府井也贴了不少大字报，有的还是反动的，说要采取统一行动，取缔伊斯兰教，世界上有四亿多伊斯兰教徒，而正是帝国主义伸手的地方。这样帝国主义会笑的，有的同志很担心，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因为我们相信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干部，相信他们能掌握党的政策的。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百分之百的都对，相信自己百分之百都对，这样一定会摔跟斗的，我就不能保证自己百分之百都对。
    能否与杜润生、卫一清划清界线，这是对院党委的考验。“应地所”已经三个月，科学院里的问题种种因素很多。你们都很紧张，但他们（指杜、卫）倒很轻松，当然了，这是一种风凉话。有人说，现在蒋南翔很轻松，但斗争起来他们就不轻松了。斗争杜润生和卫一清时，可能会牵涉到一些人，怎么办？不要怕，揪出来！
    你们上次（九月七日）会没有开完，是否将他们的发言稿印一印，因为还没有取消他们的发言权。以后大会发言准备新的了，旧的大家都不感兴趣了。
    问：总理，我所红卫兵提出来，要扣科学家的工资，你看如何掌握政策？
    总理笑着说：现在工资一律不改，改革工资以后再说。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国家干部，我们又不是学校里学生的红卫兵，应该注意党的政策，国务院里有民主人士，有的他们家虽然被红卫兵搜了，但因为他们是部长级的，因此我们给他们部长级的工资，没有给他们扣，因为工资还没有改嘛？不合理的，我们以后改。现在还是不变，革命的同志应该注意革命的秩序。
    生活上、原则上应该让他们活下去，你扣多了他们生活困难了，还不是由国家去解决，由国家去照顾嘛！即使是敌我矛盾也要让他们活下去，只有让他们活下去，才能改造他们，改造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死了，还改造他们什么呢？
    问：总理，红卫兵、红卫军、红卫队与文革的关系如何？
    总理：红卫军已反映到中央军委了，至于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与文革的关系，中央正在研究，今天不作答复。
    问：总理，过去困难时期，科学家和干部补助的，现在群众有意见，红卫兵也下了命令，要求扣回来，这政策如何掌握？
    总理：该补助的就补助，不该补助的就不该补助。该补助多少？不该补助多少？均经群众讨论决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九月廿日上午，熊复同志受陶铸同志的委托，会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个红卫兵的代表二十四人和学部负责人潘梓年同志，并向他们讲了话。内容如下：
    同志们：
    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来中宣部工作时间很短，只有半个月，很多情况不了解。我们认识一下吧！（分别介绍）
    我们听说学部的文化革命小组解散了。今天我们请潘老（潘梓年同志）到场，是作为学部负责人请来的。
    今天没有可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红卫兵有两个组织，一个联队，一个总队。如果你们愿意讲，我也愿意听，你们看怎么样？
    （插话：还是先请熊复同志传达陶铸同志的指示吧！）
    那我就先把意见谈一下！
    一、有的同学要求把张际春同志交给哲学社会科学部批判、斗争。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不久以前受陶铸同志委托，宣布中央关于张际春停职反省的通知时已经说过，欢迎学部的同志们对张际春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据我所知，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已经开过这样的大会）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只要你们准备好了，要开大会随时可以把他交给你们。我们对学部的同志这样讲，对文教及其它部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讲。
    二、据我们了解，你们有两个红卫兵组织，相互之间是有不同意见的，你们双方最近都召开了辩论会，据你们通知是讨论吴传启问题，中宣部派了杜大公和其它一些同志去听你们辩论。他们的任务，是把听到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们也已经把他们听到的情况，随时报告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如果杜大公同志他们在学部讲了什么话，那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你们有充分的权利把你们辩论的情况和意见书面提交我们或者口头告诉我们，我个人可以负责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就我个人来说，希望同志们更多的提供书面材料，因为这样更便于我们向陶铸同志汇报）
    三、希望你们双方面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也知道他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我们愿意听取你们双方面的意见，随时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
    四、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同志最近两次讲话也指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我们赞成全学部的革命同志们都按十六条，按林彪同志的指示，也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受陶铸同志的委托同大家见面所要讲的，就是这四点。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正式记录稿）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姚文元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十月九日上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全国科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京日报》红卫兵指挥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革命红卫兵等五个单位发起，举行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万人誓师大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穆欣、姚文元两位同志参加了大会。在会上姚文元同志讲了话，坚决支持这个大会的召开。这给与会的上述五个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以很大鼓舞和有力的支持。这里将姚文元同志的讲话整理出来，供大家学习。〗
同志们：
我们向你们问好（掌声），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敬礼！（热烈鼓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穆欣同志和我来参加你们今天的大会。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热烈鼓掌）刚刚，我们读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指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也只有经过我们的不断地批判，才能彻底肃清它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坚决捍卫和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任何的风浪中，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烈鼓掌）克服一切阻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声）
在十月六日十万人的大会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了讲话，今天本来是要想放江青同志的这个录音的，因为没有找到，找了一下稿子，等一会儿，就请有关同志来宣读。
在六号的会上，也宣读了中央批转的军委和总政关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中央的紧急通知，也就是当前我们运动的非常重要的指针。等一会，就请有关同志来宣读，那么我今天就不多讲了，因为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代表了我们小组的意见。下面就向大家宣读江青同志的讲话，希望大家好好地听。我的话就讲到这里为止。（长时间热烈鼓掌）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富春对原子能研究所部分同志的讲话
    一、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答：首先要分清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缺点有错误也要揭发，也要批判。其目的是改正错误，更好地为党工作。在运动中，群众中有错误是难免的，有些过火行为，领导应该原谅，就是打错，领导也应该原谅。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能自封，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要让群众起来揭发，更不应该提出抓扒手。就是革命左派，有缺点也要自我批评引火烧身。你们有错误有过火行为也要承认。
    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打错了没有什么错误，打错了也不能说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是指领导。
    二、江部长（江一真）说：任志是革命左派，还说我们这里有“扒手”，对不对？
    答：作为部长，不应该在群众中说任志是革命左派，不应该提“扒手”，“抓扒手”就会引起群众斗群众。“扒手”是用心不良的坏分子，兴风作浪，利用群众斗群众，把问题搞乱（后又说：十六条上第七条的条三段讲的就是“扒手”。）不能把群众说成是"扒手"，这是错误的，是曲解了社论。用“谨防扒手”作为挡箭牌，就是不要炮打我，炮打我就是扒手，实际上是自己保护自己，还要部长来保护。如果他能引火烧身，就不造反了。
    三、有人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无理，并宣布造反领导小组是非法的，还要求我们检查。
    答：造反有理。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要揭发批判，你们是群众产生的，没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责难你们是不行的，宣布你们是非法的，是不对的。所文革按巴黎公社那样选举就是合法的，要从下至上提名。你们不能作检查，运动后期也不能作检查。
    文化革命决不能人人过关。
    四、有人说我们受了利用，立场有问题。
    答：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揭发领导的问题，就是坚持党的原则。我没有说院，所党委是黑帮，帮助院、所党委成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最好的立场，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立场。难道向领导歌功颂德，就是党的立场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违背十六条，就是领导不敢动手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不敢引火烧身。
    五、什么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机关批不批？
    答：十六条上第七条的第一段，讲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提出“抓扒手”就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
    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领导怕群众革自己的命。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该批判，有这条路线的思想，也要揭，也要贴大字报。
    六、机关要不要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答：搞错了也要平反，先把问题轻的释放了，一个一个地解放。
    问：宋学士的问题在全所大会上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现在没人敢替他说话，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
    答：家庭出身与本人要分开，党的阶级路线是要有成份论，不能唯成份论，要重在政治表现。要象十六条中说的那样，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外，一般干部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要是搞错了，也要平反。
    七、我们所的运动一开始就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百分之六十五、七十的人被贴了大字报。有人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可以写。江部长说这是上面部置的，根子在这，还有更大的根子，就是您。
    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开始方向就不对。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首先是触领导的灵魂，首先是我们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你们原子能研究所就那么多马列主义吗？就那么好吗？领导就那么好吗？
    领导历次运动都革别人的“命”，这次革自己的“命”，就怕起来了，用各种办法抵制。
    触及人们灵魂不是给人人写大字报，这样做结果就把炮打司令部，斗批改放过了，那就错了。斗批改主要是解决领导和领导机关的问题，领导改了，群众就改了，领导不改，群众就不好改。
    江一真同志没给我汇报过，我也没有给他布置过工作，我们一贯主张领导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的，真金不怕火烧，是真金就烧不烂，不是真金一烧就烂。
    八、农林口布置我们专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任志又是革命左派，搞他们又是大方向不对，又说机关和学校不一样，都是干部，这和学生不同，我们所的运动不知怎么办？
    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搞，司令部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任志又是革命左派，不能斗，你们的运动还搞什么呢？只有把缺点和错误找出来才能改！
    十六条包括机关和各企业单位，这也例外，那也例外，还搞什么？
    你们是一般干部，对当权派来说，你们就是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机关和学校一样。
    九、什么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有人说群众中有人要陷害任志。
    答：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就是政治陷害，群众怎么能陷害领导，把领导打成反革命呢？领导的问题是要给群众辩论，还要经上级批准。
    十、什么是牛鬼蛇神？
    答：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牛鬼蛇神。一般干部就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十一、有的群众希望组织起来，成立战斗组织，但怕有人说是和“东方红”战斗小组唱对台戏，说转移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等。
    答：你们可以组织起来，你们又不斗他们，还欢迎他们参加。
    十二、有一个团员带头到（党）支部串联，差不多全体的人都去了，有人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冲散支部大会，矛头指向群众，企图搞垮支部。
    答：去支部大会串联、提意见是可以的，党员都在，还要欢迎群众来支部大会提意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么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足。
    十三、文化大革命是曲折和复杂的，革命就是有进有退，有起有伏，你们要有准备，还可能把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要准备挨斗。看来江一真保任志，保过了头，我找他谈谈。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不同意见代表讲话
    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现在有二条路线。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读一读几篇主要文章，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应当全面学习。
    你们提一提对科学院基本问题的主要意见，交给刘西尧。他们发表意见，首先是小组会议讨论。中央开会听取他们二人对基本问题的主要意见，不是枝节问题。
    我因时间关系对各单位帮助很小，党的工作、政府工作、对外问题，目前只能这样，把问题搞清楚。下面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来回答：
    问：中央军委的指示科学院是否也适用？
    总理：中央军委的指示的基本精神适用，如放假就不适用。关于压制少数派，不同意见的革命派，在学校里许多机会都讲过，接见一、二、三次红卫兵都讲过，第三次讲的更多一点。
    业务档案不能交给大家，现在说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如排队，不应该排么！初期思潮起伏，不应该排左、中、右，这些材料应揭发出来。检查材料应交还本人。被整理材料，拿出来和被整的人商量，中央说当众烧掉，以免在学生中造成不真实的错误。分队排队的也不要留痕迹，否则群众斗群众，被整的人平反了，整人的多数是革命群众，主要责任在工作组。不应往下推。我们主张烧掉。
    这时总理问张劲夫同志：科学院有没有分类排队？
    张劲夫同志回答说：个别单位有×××厂有，××所有。
    ×所代表问：我们单位被认为反革命复辟，搞了许多材料和调查材料。现在有些在，有些不在。我们和张劲夫讲了几次，和所党委也反映过，总共不下廿几次，他们一直不公布。
    总理：这个材料分三种。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当时不是对群众，对科学家是否有个排队，因此我们在家时就定了几个原则，认为划个界线较好，李副总理也参加了，同意这个原则。产生于八月八日十六条的第十二条，大家知道的了。
    第二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反对排队吗？应该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时确实有些学校排队，群众更不该排。
    文化大革命前，一般档案工作，我有四十几年党龄。组织部还有我的材料么！党的组织生活。本人还要参与讨论并同本人交待，这是正常的。党委各个时期鉴定，转移工作支部要讨论，结论给本人看，这是正常现象。
    非党员怎么个方式，我所知道，在鉴定没有明文规定，有些知道，多数不知道，既然都是国家干部，你们可以提一提。旧的历史有权搞清楚，弄清后也要给他们看。界线不清，红卫兵冲突就大，说明我们对非党同志鉴定意见不完全，当年没搞清楚。所谓科学家技术人员以上应当怎么办？各种设想都没有确定，你们批改，我对这是有意见的。
    第三种，有些政治鉴定，态度立场怎样？应该是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怎么能搞清楚？公安保卫机关，主要是不要叫反革命分子钻进来，这也依靠群众，不能只搞几个人。保卫机关要发现反革命分子，暗藏的敌人，破坏事件，也要依靠群众。主席在延安就批评了不执行党的绝对领导和充分相信群众这一正确路线。因为罗××管公安部么！彭×也过问政法问题。当然，有的也贯彻了，他不敢公开反对么。反对主要来自阴暗面，谢富治同志管公安部以后，主席指示才得到贯彻，现在的这类档案是否都正确要清理，但不能一下都清理。刚才叶文学同志所说的材料，必须加以分析。我看一种是运动的错误材料，和你们交待马上交待烧掉。过去错了吗！第二种材料中对于党员一般档案，毕业和转工作可以让他们看。第三种是非党员干部，可以查清一下。个别的由上边审查，可以不相信这类材料都是正确的。
    关于××所档案，回去之后就把档案封起来，××所在打开保险柜的时候很乱，我没想档案不一定很完全，现在科学院党委要负责。你们封起来，从这里解剖一个麻雀，把问题搞清楚，搞清后再向你们公布。
    过去划的左、中、右什么的都一笔勾销，那种划是错的。对别人进行侦察，别人不再偷看别人文件，笔记、日记，偷听电话，盯哨都是错误的，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坚决反对的。
    就揪住××所问题，解剖下来，你们同意不！
    大家回答：同意。
    ××所问：运动初期所党委赵××，庞××泡制了一份材料，没有什么证据，把几十个人打成反革命，写了一份材料，没给党委讨论就盖上党委的公章。我所文革成立后，要求把材料交给我们。
    总理：把材料交来，我解剖二个麻雀。我很高兴你们揭发了这二个问题。
    问：有单位要档案怎么办？
    总理：档案问题复杂。宣布一下，主要是院所存放，所文革查封起来，不能再开。有遗失你们负责。张劲夫院党委几个人……私自销毁，要严加处理。所里的你们负责封起来，然后……
    问：封档案是否检查一下？
    总理：谁检查呢？封起来大家签字么！不同意见的一道去，不同意见都有，要有民主精神，不能只院党委，革委会。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学习大民主么！没有来的，告诉他们一下，如没有他们，可以提出抗议。
    问：我们所六月十二日有个会议，布置抓小牛鬼蛇神，群众要求公布，想看一下怎么反击的，反击后十一个人打成黑帮。怎么报上去的？怎么反击的？想了解这个情况，可以不可以要求所党委回答？
    总理：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没有？
    答：以前问过。
    总理：你讲你讲你的证据，他回答。他不回答就默认了。
    革命造反宣传团：目前要在科学院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以前揭发批判不够，影响还存在，请总理给指示。
    总理：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你们根据这去做么！提到纲上来。
    问：十六条规定，文革在党领导下，怎样在本单位体现？
    总理：如果还信任，就可选他，如果垮了党员起来奋斗。
    ××所：审干问题……调查材料……
    总理：审干，审什么干啊？要审干办公室、干部部什么？现在审什么？你把材料给我。审干办公室对运动也不利。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宁一赵毅敏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时的讲话
    十月卅一日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委员”和红卫兵联队，委托高宣扬、贡发信等几十位革命同志到某部向前学部工作组副组长时代和工作队员罗毅、吴映平、王长庚、文哲、申谊等人收回他们在学部工作期间搜集的黑材料和工作日记。刘宁一同志和赵毅敏同志接见了高宣扬等五位代表和全体革命同志，并分别讲了话。
    刘宁一接见高宣扬等五位代表的讲话：关于工作组的情况，因为不是我们派的，我们不清楚，是宣传部派去的，我们不管这个事。刚才听说你们来了，来不及回来，上午到飞机场去了，下午参加了纪念鲁迅的大会，才回来。
    吴传启同志是革命派。你们和吴传启同志是一起的。你们是革命的左派，我们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你们要把这类材料收回，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中央和军委有指示。但是对工作组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我们有个原则，有个规矩，不管什么检查材料，凡是材料，笔记该退回的退回，该当众烧掉的当众烧掉。传达这事有多少日子？（某部文革主任插话：两个礼拜了。）如果他们有这个材料，你们提出要求退回是合理的，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开批判会，他们应该去参加。今后你们不必来这么多人，打个电话就让他们去，我们负责通知他们。只要有材料就退还，一时来不及就明天退回去，我和赵毅敏同志负责。你们说，他还给过我一份，我没见过，我负责清查，如果有，我就退回。你们不用怀疑，我是真支持革命派的，我是支持造反的，你们和吴传启同志在一起，我是支持你们的。你们有事打电话就行了。潘梓年同志、林聿时同志、吴传启同志我都熟悉。刚才开会时，我听说你们是同吴传启同志一起的，我支持你们（赵毅敏同志：是左派也打不成右派。）是右派装不成左派，是左派也打不成右派。你们革命嘛！违反十六条，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反对嘛！派工作组本身就不对。有事你们告诉我就行了。如果谁还有材料要跟你们算帐，你们告诉我就行了，我支持你们。（赵毅敏同志：中央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我负责给你们解决。（你们说那份材料还给我们部里一份，我负责清查。）这礼拜我就让清查，凡我们派出去当工作组的，都让他们清查，马上让他们找，你们不必那么急。（赵毅敏同志：宁一同志说了，我们一定负责。）不但这个材料我们要清查，他们有什么演说、讲话我们也要查。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这是共同的事业，我们要坚决贯彻十六条，我们要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只要站在革命路线上，咱们大家就一起干。你们查出这几位同志有什么错误，我们要负责。因为他们在我们这里工作，这不是你们的和我们的问题，是共同的事。（高宣扬：希望把这几个同志的材料交给我们……罗毅说他烧掉了一些材料。）他们手上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咱们都站在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我们要根据党的利益来检查。你不能说谎，烧了不能说没有烧，没有烧也不能说烧了。我们要从思想上，从党的纪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好解决，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就解决不了。
    我们还要负责检查他们的言论。因为干部在我们这里，你们不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了解。他们执行了错误路线，错误路线不是他们创造的，就看他们的态度怎样。不是谁对谁有什么成见，我们对革命要负责任，他有错误思想，我们要批判。
    没有别的，我送给你们一份刚才大会的讲话稿子吧，我有两份。
    刘宁一同志接见全体革命同志时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代表我部的革命同志们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向你们致敬！我们对你们那边的情况虽然不熟悉，但是听到好多同志讲，吴传启同志和你们是革命左派。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我很高兴。因为上午去飞机场，下午开会，到现在才来，我很对不住你们。
    你们提出问题，宣传部派的工作组到你们那里作检查，并且把他们搞的材料退还你们进行批判，这是完全合理的。我在一礼拜前已宣布过，凡是我们派出去当工作组的和我们这里有关同志搜集的材料，让人写的检查，揭发的材料，必须全部退回。没有必要保存的，当众销毁，应退回的一定退回。凡做了错事，还想保存的，就是变天思想。社会科学部什么时候开会，他们就必须去检查，他们的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必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大家都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我们部负责让他们将应退回的材料都退回。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就是站在反动立场一边。这样做，对他们是帮助，他们还在这里工作，我们不是要把他们打成右派，是要让他们站到毛主席一边。我们是一条心，都是要保卫党中央的。
    你们来，使我们的同志态度更加端正，因此我们对你们非常感激。大家不必激动，我一定负责让他们检查。你们认为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有事也随时告诉你们。我们要彼此相互信任，我们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虽然我们彼此叫不出姓名，我们要彼此相信，共同向错误路线进行斗争。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刘宁一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谈话
    被接见者：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联络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队”七十二位代表〗
    同志们，你们很辛苦了！你们来了一会了？你们晚饭还没有吃吧？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吗？你们到我们这里来，非常欢迎。等了这么久，我在开会，很抱歉。不晓得大家很早就来了我因为开会，听说大家有些问题，是不是？大家见见面，谈谈也好。
    你们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管。昨天有那么几十个人来，我今天才知道你们那里不是一码事。你们有几派？你们分两派吗？你们叫什麽名称？（答：红卫兵总队）你们总队和联队不是一个编制吗？你们都是研究什麽的？不是在一快儿的吗？昨天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的态度是首先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首先是学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首先做学生，我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昨天因为时间很短，也没有谈什麽，他们说是来要材料的。我这个人有点官僚主义。你们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要什麽材料呢？後来我才知道，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在中宣部参加了工作队，他们说是运动中的材料。後来我说，部里一礼拜前，我们就告诉了参加工作队的人，按军委文件办事，清理一下，应退还本人的退还本人，应销毁的销毁。他们昨天来了很久，大概是上午来的，我到飞机场去了，下午一点钟开大会去了（指纪念鲁迅大会）。我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来要材料，就这么一回事，中心是要材料的事。我说大家既然来了，要材料，究竟他们手中有什麽材料，我不清楚，应该交给有关的机关。我说："你们先回去，等清理好，有什麽材料，片纸只字都不能遗漏"，今天他们又打电话来问材料清理好没有。今天你们来了，我以为又是他们来要材料了，其它的还有什麽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好嘛！你们讲，我听。
    （问：联队已经把你的讲话大量散发出去了，这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不知道。
    （有同志给刘宁一念了联队印发的传单全文）
    这个材料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他们印这个东西，他们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因为他们是来要材料的。他们讲，我听；你们讲，我也听，我学习。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问题怎麽办？我不能参加意见，应该根据主席的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昨天来，不是听我作结论的。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你们谈情况我就听；昨天他们来，我也不认识，他们说，我也听。大家都按十六条办事，我们都拥护毛主席，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按十六条办事嘛！他们印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什麽时候印的，我不知道。
    （有人插话：我听联队有同志说：“中央书记处书记说话了。”“要按刘宁一同志指示办事。”）
    书记处并没有委托我，我不能代表书记处。他们来是要材料的，我在门口遇到了他们，我表示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是大家谈材料，就这么回事。昨天他们讲，我们听，今天你们讲，其实我们肯定地说，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去讨论，根据十六条讨论。我相信不管几派，只要根据十六条，认真学习主席指示，问题都能弄清楚，一定能团结，统一。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
    你们写了什麽大字报，我不晓得，因为他们昨天只谈了材料问题。要我处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问题，我处理不了。你们也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讲一讲，我研究问题也方便。我的原则是，谁讲话，我都听。他们是要材料来的，没有找中央书记处，根本谈不上代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我的态度是，谁站在十六条一边，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反对工作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就支持谁。他们大字报怎麽写我不管，我不负责。现在街上大字报多得很！他们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和刘祖春不同，他是管事的，我不管学部的事，他们来不是叫我下结论的。问题值得研究，因为我没有听过工作组汇报，我只按十六条办事，不能干预他们的事情，你们是怎麽辩论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中宣部管的，你们应该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办事。
    他们是来要材料的，既不是来找中央，也不是来找××部。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清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他们自己最清楚。社会科学部的事情，只有通过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去讨论，去解决，他们也没有给书记处打过报告。过去我不懂得这些事情，现在我越来越懂得了，希望同志们按十六条办事。十六条最重要的一条是：站稳立场，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我相信社会科学部的群众，能通过辩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谁站在十六条立场上，谁就是革命派。他们要抓的话，什麽都可以抓，因为传单不是我发的，我既没有看，也没有签字，要是我作了报告，我在材料上签了字，他们可以批判我。我的指示就是让群众讨论，你们今天听到这个传达，昨天可能还会听到另外的传达，但是有一点，所有社会科学部的问题，完全由社会科学部的同志自己讨论解决。
    毛主席说，应该相信群众。你们来了，你们拥护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我不能说你们不对，凡是××部来的，我都热情接待，我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你们认真讨论，自己解决问题，我同你们都没有成见，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发生工作联系。材料问题都按军委指示办事，我已经告诉那四个人，把材料清理出来，先集中，要凭党性，片纸只字不能保留，中央怎样规定，就怎样来搞。
    这一条要肯定，他们昨天是要材料的，不是找中央的，不是找xx部的，应该说也不是找我的，而是我碰到他们的，我不晓得他们说我是代表书记处的。
    材料问题你们不要急，按中央决定办事，我们集中以后，听候中央处理。工作组不归我们管，我们不能销毁，也不能保存，不能交给你们，也不能交给他们。
今天以前，我还不知道你们两派斗争那么尖锐，不听你们今天的汇报，还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你们今天这样一说，使我增加了知识。只要我们坚决站在十六条，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什麽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
我要进一步学习学习。我实在不熟悉，但我相信哲学社会科学部广大群众会把问题弄得很清楚的。毛主席说，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事情再复杂，经过讨论也会弄清楚。你们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同志插话：红卫兵联队方面，有人说林杰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应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今天就谈到这里，再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
    代表：请总理指示，两个组织如何团结。
    总理：慢慢做工作，路线错误，关键是对待群众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群众。院党委也好，工作组也好，不相信群众，包办代替。凡是受打击，受压制，有反抗精神的，应该承认他们是先进的是左派。我们保守了，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容易偏激，知识分子不免有这个习气。过去错了总不服气，对了要回敬一下。这种情绪是有的，影响矛头向上。错的要自己批评，你们着重检讨，他们会欢迎，才能够有统一目标对准院、所党委。（总理在这里突然插了一句：院党委有人要离职务，总还有部分人要留下工作嘛！）要充分发动群众，把矛头引向院党委，谁先这样做，谁就先进，但不能偏激。偏於落後的，保守的，要勇於承认错误。现在先进的，过去受压制有反抗精神，犯错误的检讨了。受压制，这是锻炼。你们认为是真理就要坚持，要站稳立场。先进的落後的，只要站稳立场就不要紧。先进的偏激了不能团结群众，如何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这也是受教育。为什麽要大民主，就是为了不变色，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世世代代发扬大民主，敢於错误的领导斗，领导不能在群众之上。
    串联队这么多人，处境与想法差不多一致吧！教育好这部分人也是贡献。两方面接近後又有信问题。少数人先看到就教育落後的，受压制的先进了带你们，团结多数，教育多数则符合十六条；如果偏激就走向反面，这是运动的规律。合则对，不合则错，过之则反。这方面我对学生讲的很多，按说不应当对你们讲。人不犯错误的很少，你们对毛主席著作是学了一些，但没有完全实践。人永远正确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於过，三七开。象林彪同志这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大家前进的也不多。一般同志哪能无过错？承认过错不应难过，应该愉快。对过去认识不够，做了些错事，承认了过错就没什麽。串联队这么多人，处境观点於你们大概一致，如果有没认识的，你们去教育他们。教育好了就是对科学院的一个贡献。
    代表：为什麽有比较好的同志跟不上形势？
    总理：这些人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对的，领导人说话就是党的领导。这蒙蔽了你们。这不怪你们，责任在我们。过去，主席思想贯穿在组织系统里较少，没按主席思想办党。<红旗>十四期社论你们好好学习。这个问题，以后到科学院再说。
毛主席是要求青年敢想，敢说的，中国党没有把主席的建党思想贯彻下去，这中央要负责。中央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部不办毛泽东思想的党，现在应该把毛主席的党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不但党过去是这样，共青团也是这样，死气沉沉，这应该难过。青年团不起作用，为什麽红卫兵能起作用？冲向前，冲到社会上去？可见群众不是不能发动起来。
党团员天真地认为党的领导人都是对的，如我今天说的话都是随便讲的，哪能都是对的？如果想一下再说，就不会这样随便了。你们可以抓住我的一句话责问我，贴我的大字报，这可以嘛！我是奉命去解决清华问题的，这是个难题，我只能那么讲，我现在还只能那么讲，没办法。过去总是机械，你们感到很委屈。这点，我们是理解的。那些现在是先进的同志，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我们所以落後，是天真和机械。这有个危险。假如在毛主席身边真睡的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难道只靠毛主席来发现吗？苏联的教训是很大的，赫鲁晓夫蒙蔽了斯大林。他不是斯大林死後才出现的，他那时就是政治局委员了，在十八次党代表会上还作了党章的报告。（按：原稿如此）斯大林式的党就不如列宁式的党，列宁式的党就很活跃，争论很激烈。每个党员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能提出问题。有很多问题你们都是想不到的。<人民日报>登了大字报，<北京日报>停刊了，这都没想到吧！中央下的决心很大，也只有我们中国党才能这样做。造反有理，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有理>是发挥了主席思想的，你不能不承认。红卫兵才成立，一下子就冲到社会上去了，搞了不少成绩。红卫兵所以敢闯就是有造反精神。两百万红卫兵到北京，相当於把两个蒙古的人，比阿尔巴尼亚还多的人搬到北京，秩序井然，这只有在毛主席时代才存在。应该有这种敢於造反的精神，把委屈去掉。遵义会议到“七大”，在这期间，开始了党内整风，统一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七大"以后，廿年来，应该按毛主席思想办党，但是辜负了主席的希望，陆定一是反党分子，安子文现在还未公布，可以给你们讲，也是反党分子。廿年来一直在主席跟前，就没解决。
张劲夫（注：科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也是利用党的威信，搞些个人手法，蒙蔽了你们。就谈到这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我也没准备，我今天是带着耳朵完全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文化大革命才使我有机会和同志们接触。来京十几年，今天第一次有机会来这里，没什么讲的。我也不会讲话，也没有准备。上次我讲了点，你们的记录我看了，基本精神是那样。（王树申插话：我们是根据录音复制的，你要收回去的那段话我们都删掉了。）“斗、批、改，红色造反军”复员转业军人给我递条子，“东风”战斗团又和我说了一下，要我和大家交换意见，我也愿意。今晚十二点确实要回去开会，这星期我有件事要做，下星期我愿意来向大家学习。同志们有信我可以代转，有什么事可以通过建委，建委是上级机关嘛，直接嘛！也可以去接待站。《红旗》杂志社的，我可以推荐一个人，吴维汉同志。
    我第一次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不符合主席思想。宋仰初同志来这里几天了，这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一方面向同志们学习，也向宋仰初同志学习这种精神。宋仰初同志有个孩子叫宋信鲁，写过一封给南京同学的信，我读过了，信上谈的是高干子弟如何做好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我很感动。这孩子是造反派，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我没有见过他，是值得我学习的。所以，我是来学习的。开会前，我对开会的同志有个调查，这里有个名单，我走的时候把这个名单还给你们，我不带走。十二个代表填的成份中，贫下中农、工人、劳动人民出身的有九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是职员，是自由职业者。如果不是高级职员，则是知识分子了，出身都很不错。作这个调查，我有个想法，我们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出身于贫农、工人的，过去受压迫，可能逃过荒，要过饭，对旧社会是有感受的。我们的命运和党和毛主席是连在一起的，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解放已经十七年了，也是喝党的乳汁长大的。别的不清楚，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我们的精力、生活和我们的今天都是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的。懂得这一点就有了很好的基础，但不见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成长得更快。知道这一点，问题就好商量，就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大事，是保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问题在革命时期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建设时期也是根本的问题。老一辈出生入死就是为了政权问题，没有政权便没有一切。国家的最大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关心国家政权这个大事。这不但是法院、军队的事，每个同志都应该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关心政权将来掉了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最大的问题。林副主席早就讲过，政权问题是我们国家的最大问题，如果从这点考虑，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讲到彭、陆、罗、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政变集团。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要使我国改变颜色，这些人不揪出来的话就要发生政变的。去年以来，毛主席一直在写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双方都很紧张，敌人在活动，我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领导全国人民，把他们揪出来。所以，我们保卫政权，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是一句空话。敌人在拿出全部力量，我们也必须拿出全部力量。每个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想一想，在这场大的斗争中究竟做得怎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否拿出全部力量了？（宋仰初插话：还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真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如果真有这种精神，才有力量。斯大林说：“只有伟大的目的，才有伟大的动力。”文化大革命中，干劲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成正比，我看成平方、立方的比例。随着对运动的进展，我们要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现在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提高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到家了呢？这是不容易的。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中央早就讲过，很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们对运动只会估计不足，不会估计过头。和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深刻得多，甚至不能相比。今天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很激烈的，当前形势我说不清，也说不好，我们要抬头看形势，埋头做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要根据形势来安排工作，否则就要迷失方向，也不可能有效地斗争。当前斗争怎么样？我要提出请大家考虑。斗争很尖锐、很复杂。同志们不仅要看到研究院，还要看到北京，看到全国。大家可以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看看标语，这有利于我们的斗争。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林副统帅、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有张大字报，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认为是指向林彪同志的。这张大字报前面的语录还是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还有人说谭立夫的讲话好得很，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是大毒草。还有人说江青同志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树申：有人说江青是形“左”实右）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指向谁？这个动向值得注意。甚至有人公开反对毛主席，如清华大学有人贴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有人还去中南海问：“派工作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回答说：“毛主席在上海。”又问：“上海不是也派了工作组了吗？军队不是也派了工作组了吗？”
    在当前这样的斗争中，头脑要清醒，有没有人想在北京挑动更大的武斗事件呢？其它地方已有了，北京市还没见，有没有人想制造这些事件呢？这是不是值得警惕的呢？有些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要做垂死的挣扎的。自然他们要失败的，他们毕竟是纸老虎，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样大的斗争中，你们两派之间如何处理好关系，应从当前的形势出发，这样就容易解决些。如果斗得厉害，就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就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高兴了。（王树申：宋普还笑）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别的不想说了，是不是我们共同学习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
    关于形势问题，我只是提一下动向。毛主席说过，要站得高一些嘛！斗争形势是越来越好的，但总有个起伏。（念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略）这一条是对准谁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六月初，大家轰轰烈烈起来了，大家批判揭发党委的问题，有人忘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人把矛头不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指向群众和一般干部。这个账要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上，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上。有的同志在他们的欺骗下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在座的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们说句良心话，你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是“反党分子”，是“反革命”、“右派”？现在总该清楚这些问题了吧！这一点要很好地吸取教训，双方都要很好地吸取这些经验教训。这是共同的财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打击谁、孤立谁，同志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目标不要搞得过大、过宽，要集中打击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端反动的人。有人是愿意改正的，可以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宋仰初：如果再不站过来，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一小撮。过去受蒙蔽的，现在还同样受蒙蔽？现在应该清醒了。我们应该站出来坚定地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不要再受蒙蔽了，不要再认识不清了。受蒙蔽的也会发展的。也会变化的。上次我讲了，青年学生如果坚持错误，是会滑到两条道路性质的错误上去的。有一个青年学生被逮捕拘留了，因为他发展到反对林彪同志的地步，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过去受蒙蔽的同志，打击了敢于斗争的同志，今天应站出来和他们一道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应该站过来。过去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得不紧，现在就要跟得紧，继续认识不清就要成问题罗！有错误不要紧，认识不清不要紧，受蒙蔽不要紧，但继续受蒙蔽，认识不清就不行了。从我们内心讲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但也可能犯错误的。站错了立场，毛主席指出了，就应该过来嘛！马克思说：“学会走路必须学会摔跤，学不会摔跤就不会走路。”在什么地方摔跤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嘛，如果摔了跤，吸取经验教训就不摔了，摔了跤的同志，免疫力可能更强一些，我们要学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毛主席一边。（宋仰初：聪明的人摔跤后，马上爬起来，而愚蠢的人可能会摔死。）毛主席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坏事可变成好事，好事要力争不变成坏事。毛主席说，犯错误使人更加聪明，犯错误没关系，可以变成好事。我这不是为同志们开脱，我是要同志们开阔一些，两派间不能搞折衷，两派中总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不这样看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真理只有一个，谁是真理，谁代表真理，不以主观决定的，而是以客观的实践及其效果来检验的。当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在那个问题上就一定正确。王树申同志？（王树申：对！对！对！）看问题要看主流，要看基本方面，看到主流，再提缺点。如果看到你的大方向正确再给你提意见，还不接受就不对了。（宋仰初：“斗批改”这个组织也要这样，几个组织可以来竞赛，我一面当学生，一面也要提意见，学生也可以给先生提意见嘛！）你们这一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进行批评，（宋仰初：你们不要抓别人的“小辫子”）要有团结的愿望，否则这种批评是不诚恳的。李峰同志你能接受吗？（李峰：没关系，我们搞过开门整风。）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计较，大家要心胸大些，眼光放远些。（宋仰初：要注意大是大非，不要计较小事小非。）旧社会有句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在马列主义者来看，旧社会的宰相都是小人，他们都是地主的走狗，我们不做旧社会的宰相，我们要有宽大的胸怀，我们普通的工人、农民都比他高大得多，我们要敢于蔑视他。无产阶级的胸怀，共产主义战士的胸怀不是比他大的多吗？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比，斯大林说：“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是大海之一粟。”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现在大家是习惯用他来表示聪明的人。被敌人打这没有什么，是阶级斗争；被同志打，这是难免的误会。要受得起委屈，能曲能伸，顶天立地。顶毛泽东思想的天，立地是立于工农群众之中，这种解释是否合适？在诚恳的批评之间，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可能大部分对，小部分不对，可能百分之九十对，百分之十不对，但也不应该因为百分之十而否认百分之九十，我们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走路时，前面有一个坑，有人说你要注意，要掉到坑里去了，有人就接受不了，如果他不喊，不就掉到坑里去了吗？（宋仰初：批评要掌握分寸，你们计较太多，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十二位都要注意。）我们每个人都在受锻炼，都得造反，在走向目标的问题上，可能要犯一些错误，应该提高来分析。语录念了，也不一定能达到……。是努力的目标，更是方向，但你离开目标，那么目标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主张打人的，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打人的，打人最厉害的，打人最凶的是坏人。打人的事，毛主席已经说过：“以后不要打人。”林彪同志也说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听林总的话，不要打。邮电研究院我不知道，打人最凶的人是坏人，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真理在谁手里，是不靠打人吃饭的，是靠讲道理的，没有道理才靠打人吃饭呢！对你们的“一一·一○”事件不必调查了，谁打了人也搞不清楚。王树申是不是挨打了？（王树申：掏了我的脖子）我看不要紧，革命左派是打击出来的，是逼出来的。（李峰：今天才知道打人的事不要调查了）可以分析“一一·一○”这个事件，这个现象，不要纠缠谁打了谁，否则同志会不高兴，而对方高兴。我讲，我们的敏感性不如阶级敌人，不如对方，不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以，被打的同志不要计较这个事，不要采取针锋相对，这样有利于团结，站到一条线上，便于共同斗争。我上面并不是解译第五条，是乱讲的。
    （念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略）
    这里说保护少数，我说几句。江青同志说，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多数和少数。在真理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在组织原则上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尽管暂时是少数，但是掌握真理，所以暂时的少数可以变为多数，不掌握真理的多数是虚假的。如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就是由少数变为多数的典型例子。……过去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有没有人挑动呢？陶鲁笳十月十四日在邮电学院的讲话很坏，以前挑动多数派斗少数派，这次又挑动少数派斗多数派……。对工作组的走，进行热烈欢送，放鞭炮，开绿灯，这是对“拦路虎”的最大刺激，有的还唱将军送，不知研究院怎么样？（我们这儿也是这样，戴红花，放鞭炮，开绿灯，护车绕道。）
    保护少数，有的人讲话是不正确的，正如“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也去保护，这就不对，我认为这样保护少数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之间不同意见的辩论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明天、后天，甚至下一周进行，一方不辩，要耐心等待。就是正确的意见，另一方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的，别人还没有认识嘛！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能统一就统一，不能取得统一就保留意见，这样就好办一些。我看你们一开始辩论不一定就先辩“11·10”事件，什么问题成熟就可以先辩论什么问题，哪个问题先准备好就先辩哪个问题。“11·10”事件可以先记一笔账。（宋仰初：现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别看搞了六个月，还早着呢！）
    宋仰初同志已经说了，文化大革命只是刚刚开头，你们研究院怎么搞法还要研究。工厂、农村和学校不一样，和你们研究单位也不一样，事实证明，抓革命抓得好的，生产也一定好。这个辩论可以商量，不一定从“11·10”事件开始，路一步一步地走，饭一口一口地吃，仗一仗一仗地打。要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
    （宋仰初：院党委也在这里，部党委、院党委，包括我们建委在内，这么多，一点错误缺点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你们几个组织之间不要为你踢我一脚，我抗你一膀子而争起来，应该联合起来对准当权派。）
    （王子刚：账算到我这里，这个账一定要算的。）
    （梁健：账算到我这儿）
    （蒋华日：当林彪同志在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上讲话中讲到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院的筹委会就提出对院党委不能再提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了。）
    有人说以梁健为首的院党委是有错误，有缺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谭立夫讲话影响很深，危害很广，甚至还运用到选举文革小组中去了。就在两个月前，就有人对一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定调子了，说他们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不是牛鬼蛇神了。而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批判，写检查。因此，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你踢我一脚，我抗你一膀子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足够的认识，怎么能够团结起来呢？
    宋仰初：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得不对，我收回。
    周秉忱：还是尊重阎长贵同志的发言，对上面那个同志的讲话我还不太同意呢。
    阎长贵：解铃还须系铃人，同志们两派之间的分歧很大、很深，原因很多，但共同的一条在于领导。
    宋仰初：同意。
    王树申：我们也这样干。
    阎长贵：你们的领导在两派对立中有很大的责任，过去有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这种和那种办法，叫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打成“右派”、“反革命”，这个责任在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能否使对立消除与领导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同志们很敏感，你发言和不发言，你偏向那一边，大家看得很清楚。领导同志要把火引到自己身上，要引火烧身。这次运动，每个党员、党的干部都要经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级领导班子也不会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嘛，可以揭发批判。你是黑帮、右派也是跑不了的，不是也别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天罗地网，是人民战争。我很佩服地质“东方红”公社对何长工的检查搞得很细致，比人事部门还清楚。你真正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轰轰也好，人民群众是想把领导打成左派，不是想把你们打成右派，这样去想，领导同志就想开了。就是右派，党也给出路嘛，实际上怕也不行，难道你怕了就不把你这个右派揪出来了吗？革命同志也不会手软的。如果你不是，革命同志也不会手硬的，要破四旧，立四新嘛！
    最后讲几句学习主席著作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说：“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现在三人一组，五人一组，革命组织很多，究竟用什么统一思想呢？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指导思想。统一和团结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要讲原则和策略。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团结是合稀泥，不是真正的团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象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要把“老三篇”当做座右铭来学，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是每个革命同志的必修课。
    同志们：用“老三篇”和其它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籍对比一下，可知有很大差别。过去中宣部也出过好多小册子及其它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都不成，真正共产党员修养的书是“老三篇”。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为人民服务，改造私字，提倡一个公字。“老三篇”归结起来是树立公字。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学习活的毛主席著作，上了书的要学，认真学，学习一辈子，没有上书的也要学。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作大文章。毛主席的一举一动，象历次接见，就给各级领导同志树立了榜样，就是如何对待群众。有些领导人对待群众怕得要死，可是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江青同志讲紧跟毛主席，紧追革命小将，其实两头离得最近，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可是我们在下头和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但还不了解群众，毛主席却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国庆节的电影，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毛主席一直和群众在一起，而另一方面，群众又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担心，毛主席太伟大了！毛主席的举动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吗？这个没有上了书的毛著不是更亲切吗？学习他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学习林总、陈伯达、江青同志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林总的言论摘录中，看看林总是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去彭真、陆定一他们反对学习毛著，诬蔑为形式主义。林总讲，应该注意实用效果，不是实用主义，而是活学活用，学活的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是具体工作人员，上面谈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对了就参考，不对的欢迎同志们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的谈话
    总理：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来了多久了？
    （接着询问了多少单位，各单位来了多少人，是来串联的，还是来开会的？）
众：是来反映情况的。
    总理：哦！反映情况。那么就听听你们的反映吧！（看名单）中南区许友梅同志是哪位？请他发言。
    （许友梅同志代表四十九个单位到会的同志，向总理汇报科学院系统京外各大区运动的大致情况。）
    代表：根据各地同志的反映，简单地汇报一下：
    一、运动中的领导问题（内容略）
    （总理看了西北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周志和同志的信）
    总理：周志和同志来了吗？（周：来了）你的信我看了，你何必用血指呢？不用血指我们也会重视的，我看了很难过。
    代表：二、转移斗争大方向，公开对抗十六条。三、领导定调子，划框框。四、把群众、工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五、封锁消息，互不通气。六、用“抓革命、促生产”作挡箭牌，压制群众。
    （当许汇报到武汉办事处文革和分院领导人追到火车站逼迫赴京代表退票时）
    总理：他们（指赴京代表）来了没有？（来了一部分，八个单位，廿多个人）今天到会没有？（来了）湖北现在行动起来了，你们赶快回去闹。（总理知道汇报人是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又问：杨献珍在武汉你们知道吗？……杨献珍现在倒舒服。有人说他是死老虎，其实现在还没有“死”。他在党校工作了十多年，影响很大。
    代表：七、害怕群众，压制群众。八、不执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指示。
    （当许汇报到兰州有的单位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重新在群众中抓李贵子式的政治扒手时）
    总理：兰州的情况怎么样？李贵子的问题到底弄清楚了没有？
    （众：弄清了，他是个政治扒手）
    省委利用他，现在受他影响的同志觉悟了没有？
    （众：群众已经觉悟了领导还没有觉悟，领导都是保皇的。）
    汪锋已经倒了，还有什么皇？
    （众：省委秘书长在万人大会上公开讲，我就是李贵子的后台！）
    哦！这个人倒有意思，还有这样的人！如果李贵子回去怎么样？
    （众：应该枪毙，很多大字报都说要枪毙他！）
    （当汇报到科学院京外各单位运动比北京地区单位差得远时）
    总理：啊！北京搞了半年，水平不高，外地还赶不上北京？
    众：差得远！封锁消息，首长讲话我们都看不到。
    总理：你们这次可以带回大批材料嘛！
    代表：现在感到问题很多，我们这次上北京是开了眼界。
    总理：你们要自己创造，不要光借北京的。
    众：上边领导压得很厉害。
    （汇报武汉的运动：武汉主要是学生运动，机关差得远）
    总理：“长办”不是搞得很凶？大家也是机关！
    代表：“长办”里边有长江工程大学的学生。
    总理：科学院同学校差不多嘛！你们还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
    众：他们对于干部有很多规定，不准把大字报贴在外面，不准同学生一起搞。
    总理：你们把它冲破就是了。
    代表：湖北的王任重威信很高，大家都很相信他。
    总理：那也不一定。“长办”的林一山牛皮还不是很大的？说他可以直接同主席谈话，还不是给揪出来了。（众：学校是重点，我们不是重点。）科学机构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大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你们革命干劲很大，这里（指会场）的革命气氛浓起来了，以后回去能这样浓就好了。
    代表：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现在提几点要求：第一、事先要解决领导问题，请中央派联络员到各大区（指各分院）去，可以上传下达。
    总理：联络员搞不好就变成工作队罗！还是上下交流好，我们派人去，你们也派人来。
    众：第二、建议在科学院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
    总理：可以派代表，总不会百分之百搞工作，同搞业务总有点冲突，可以挤一挤。以前我对科学院是毫无所知，我搞科学院搞了一百多天，现在觉得科学院不完全象机关，又是机关又是学校，有的还附设工厂，有点生产。我就只有这一条认识，特点是属于学校与机关之间。科学院不应该办成机关式的，应该是研究理论与生产结合，抓些尖端，指导性的。
    （华北地理分析所一同志谈到地理所的同志要求到大自然中去步行串联）
    总理：野外工作更重要，是实践嘛！所有的所都可以搞串联，但总要有比例啊！派代表大家轮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和大自然结合，到农村去，接触社会，接触自然，科学院也会出现徒步串联的情形。
    武汉一同志问：我们这次来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并听取中央首长的指示，把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回去，这是不是革命行动？
    总理：这还用问？
    众：这很重要。我们这次来，他们说是破坏生产，说是违反中央指示……压力很大。
    总理：当然是革命行动！不然我就不接见你们了！
    （一同志问；车票能不能报销？）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吗？（众笑）
    代表：希望总理继续过问科学院京外单位的运动。
    总理：问是问了，问得很不好。搞了一百多天，科学院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推，现在只能提几点意见。
    代表：下面我们各单位同志共同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总理指示。
    （许友梅同志汇报到此结束，另由华东区杨炳华同志提问）
    总理：（又看了登记表，问许）你是湖南哪个县的？
    （许答：永兴县）
    为什么你们总不写县？全国两千多个县，你们研究地理的都记熟了没有
    （众：没有）
    总理转向杨炳华：你是哪里的？
    （杨答：山东青岛市的。）
    代表：根据各地运动情况，提出以下共同的问题，请总理解答、指示。
    总理：必须串联，交流经验。你们的首创精神很好。每个所都可以派人串联，具体化，要根据各所的具体情况具体解决。怎么办？具体情况具体决定。我要每一个都答复你们，就太舒服你们了。我已经说了，科学院有它的特殊性，同一般的院不同，大方向确定后，具体问题自己解决，培养你们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我信任你们。但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深入后，再进行串联。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不很深入，一定要待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后，然后再往外。
    （这时，声学所南站的同志说：他们几乎全部回来了。东站有三个人是由上海骑自行车到北京来的。）
    总理：全程骑自行车？（是的）多少天？（十四天）中途没有休息，累不累？（不累）这倒是串联的新办法！你们多大了？（一个廿二岁，一个十九岁）你们年轻力壮，没有事做，当然可以来。你们单位不是科室的，是直属单位，当然可以来，但是最好是就地闹革命，少数人可以来。真正搞水声学的还是在海上好，来北京搞水声学只能在颐和园。我们不能象慈禧太后一样在颐和园里搞海军。（众笑）
    （当提到有些地方光促生产不抓革命，没有工作拚命找工作时）
    总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中央正在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主要是对厂矿企业，你们是半生产性的单位，等中央的文件出来，对你们也会一般适用的，但不完全适用。你们既是机关，又是学校；你们既是生产机构，又是教育机构。教学相长。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接合，把每个人培养成为既能搞生产劳动，又能搞科研的劳动者。科学院具备学习、科研、生产三个条件，可以搞学习、科研、生产的三结合，从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成为真正的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科学院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有的是中国封建主义留下来的大、洋、古，杂得很。我没有说科学院不能分散，我主张科学院要因地制宜，能合又能分，能独立作战。要彻底地改，要把大、洋、古、修正主义根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彻底挖掉，这是科学院的大课题。学校的斗批改和社会上的破四旧、立四新都同你们有关。你们的确是各方面的集中的地方，都负有责任，应该好好地搞。革命是第一，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促业务。分配问题、劳动关系都要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从苏联学来了很多，厂矿里领导与被领导对立的情况很厉害，长期当官做老爷，不是站在群众之中，就是修正主义根子。革命最主要的是思想革命化。林彪同志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你们听到了没有？（众：没有，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听到。）大革命以来，党团员的界限要看革命的积极性，许多新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思想革命化关键在于领导。这里领导很少，他们不让你们来嘛，也可能有几个。
    政治革命是夺取政权，经济革命是所有制改革，思想革命是关键性的问题。这次是更深入的革命，深入到政治思想战线上了，进入了新的阶段。人人要从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东西。当然，首先是批判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中心问题。要搞的透一些，揭发、批判科学院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点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性质、程度、时间的长短，坚持不坚持。科学院是否有反党集团，还有待于斗争的发展，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作出结论。不论在北京，全国都要这样，这是革命的中心任务。矛盾要指向当权派，不能针对群众。有后台的当然要揪，产生群众斗群众，要责备领导，群众是受蒙蔽的，自觉的是个别的。总之，斗争矛头要针对领导，普遍地执行了错误路线，更不允许领导矛头向下，推卸责任。运动初期，敢于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长期受压制还能坚持的就是左派，当然是少数。有个别错误可以改正，要团结大多数。当然，群众有先进、落后、激进、保守之分。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办事，就可以在原则基础上达到团结。现在科学院革命正在深入，这样抓革命，生产才会有起色。
    科学院印刷厂担负印毛著一百六十万册的任务，每个月四十万册，还是能超额完成，挤出时间来搞。不能绝对的五天工作，一天运动，不能机械。科学院里的情况各有不同，可以大家轮班，安排好了到外面搞串联，一般工厂、机关可在本地串联。科学院有特殊性，多的我不敢说，一百个人分十个人出来串联完全可以吧！你们不比中学生，是会安排好的。大串联北京来了一千一百万，原来打算三百万，三个月里分期分批，把（相当于）东京、上海（的人口）搬来了，本来这是不可设想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预见。你们趁这个机会，借了东风就来了。
    说通了，你们就一定着重业务，越讲革命，你们越会重视生产。今天就给你们解决串联问题，彼此串联，交流经验。至于每个所如何具体化，还靠你们。
    （遗传分所同志提到建立分所不符合三线建设方针，布局不合理等。）
    要砸碎这个破烂摊子是可以的，但不要把房子砸碎。（掌声）
    众：我们要造院党委这个反，不知道该造不该造？
    总理：该造。（掌声）
    （有人提到研究生问题）
    总理：研究生不能完全象学生，他有一定的研究任务，也是抄袭苏联的。在家里抄资料，查数据（枯燥无味），这点我也很同情你们。出去串联！不要在家里读死书，可以和同学一样。但有一点，如果负有重要任务，就应该留下来搞。研究生本身也有斗批改的任务。
    （声学所提出定方向同其它系统有联系时）
    总理：可以与各单位联系。任何科学都有多方面的联系，不能孤立地研究问题。
    （遗传所同志谈到他们所已撤销，怎么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所撤了，不存在生产任务，你们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大搞革命，象孙悟空在花果山上，自由自在地大闹一番。需要的时候，会把你们找回来的。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找刘希尧同志解决。
    问：有些地方的领导说我们又不是机关，又不是学校，所以听不到什么重要报告。
    总理：我现在给你们宣布，你们又是机关，又是学校。（鼓掌）等一下请北京话讲得好的给你们读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问：如何划分当权派、干部、群众？
    总理：当权派在科学院首先是院、所党委，部里行政上是部长、副部长，处里处长、副处长是当权派，科长对于他所负责的科也是当权派，也可以批判。和平生活十七年，领导与被领导有对立态度，修正主义根子无法挖掉。做一个“长”，总有点权，小首长也须批判，他做了“长”也会神奇十足，瞎指挥，不是平等作风。当然要从上往下，不能从下往上。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把有点毛病、坏习气的都叫牛鬼蛇神。有人说六月一日的社论打击面广了，我读了几遍，没有错的，写得很好。这是《人民日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振奋人心的社论。有些领导用它来扫有小毛病的群众，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有，就要平反。群众立场一时不稳，思想上一时的倾向可以批判，但不能搞成牛鬼蛇神。干部的界限很难划，你们一毕业就是干部，但八级老工人，工龄廿多年还是工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同时毕业的，进科学院的成了干部，进工厂的成为工人、群众，这根本不合理。
    群众是对领导而言，群众大家都有份。群众与干部不能对立，党员不叫群众，非党员叫群众，这更荒谬。党团员怎么与群众对立？这是一笔糊涂账。我向组织部提过，现在发现安子文是个不好的人，统治了廿多年，他不听取意见，把群众和党团员对立起来。这次文化大革命把党团员冲击得最凶，这是自食其果。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党团员造成的，是上面，有的人，也要把他冲掉。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冲击的东西太多了。
    问：领导不引火烧身，是否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也应该算，但有轻重之分。
    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批判到什么程度，才能转入斗批改？
    总理：矛头应当指向当权派。当权派有好有坏，不能说都是坏的。炮轰司令部可以轰，但不能说所有的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要掌握材料，有的放矢。没有材料不是放空炮吗？有材料才能打得对。领导应当引火烧身，不引火烧身是不对的。真金不怕火炼，对大部分人，错了改了就不要烧了，又不是把他烧成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掌握火候。你们回去后，对反动路线不批判，对被压制的同志不去帮他们平反，那就白来北京了。你们回去要仗义执言，对准领导。当然火候不能掌握那么好。我们虽然经验多些，也还不能那么准，有时过了，有时不及。你们有一点好处，同群众在一起，天天有感性知识。我们只能看材料，听汇报，都是死的。群众眼睛是亮的，好坏总会考验出来的。回去后发动群众，方向对，方针对，步骤也就对了。你们自己去搞，犯错误是允许的，错了就改。
问：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总理：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最高指示、最高领导，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具体的党的领导，有的瘫痪了，全靠还不行，出现了新的情况。北京哪个学校的领导还在起作用？北大？清华？北师大？都没有了吧！革命不革命，还是革得很好。具体的党团领导有时可以中断。张劲夫现在起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了？但是撤了，我还不知派谁去呢？我们原来也想加强、改组，但是现在从哪里来那么多人去换？否则又变成了工作组。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反党。打倒“法西斯党”。笼统地说是不对的，不能丑化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当然会出现一些缺点，象长江流水一样，总会带走一些肥沃的泥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要主观跑去喊打倒党的领导，这是错的。但是暂时中断是允许的。要在运动中掌握规律，不断总结。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不理解。就是在联共党史、中共党史上都没有说过这个问题。将来党章要改革的地方可多了。
我告诉你们，主要靠群众，不要从我们这里取万应灵药，我们这里只能是原则。主要靠群众，不要拿我的话，再加上在北京抄一些首长讲话，就拿回去发号施令，这样做反而不好。那样做，你们反而会脱离群众的。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回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当群众的小学生，从群众中吃透两头。
    最好能统一领导，但也不一定。我们在科学院试验证明不灵。有许多新的经验。我不能跟你们打官腔，我说的都是实话，到底科学院怎么办，还得你们创造经验。文革只能维持现状工作。革命要依靠你们自己，我只能告诉你们一点方法。我仅仅把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和身体力行的一点点经验告诉你们，你们主要应求教于毛主席著作。等一下听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关键在于抓革命，抓革命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是领导思想革命化。领导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吃透两头，一头是毛泽东思想，一头是群众。革命要靠你们自己。当权派问题是严重的，要动员群众，是什么货就是什么货，检讨的好就过关，检讨不好就过不了关。即使是比较严重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以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以前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的，也不要马上叫他停职、罢官。停职反省有利的一面是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说话有人听了；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停职了，没有人找他们的材料了，不利于批判斗臭，他们倒可以休息了。李雪峰、吴德同志检查了几次通不过，搞得很累，我们只好保护起来了，再检查也是这个样子，检查稿上都有了。彭真倒是舒服了，现在小将要把他们拉出来斗，当然要有准备，否则就围起来了。停职反省可以在运动初期、中间或最后，看运动的需要。标准是扭着他批判才好。这是运动的规律，总是不断地在学，大家要找规律。
    问：怎样才算有贡献的科学家？如何保护？
    总理：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应当一视同仁。我们大搞反动学术“权威”，这当然是少数，批判是必要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把他们批判倒，要下一些功夫，把他们的理论推翻。但打击面不能太宽，一般看在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对运动对立的可以批判。
    你们现在还没有批判，谈不上保护不保护。但有些红卫兵抄他们的家，我们去保护一下。保护只是在抄家问题上采取保护措施，有几位做很重要工作的科学家也被抄了家。他们态度很好，没有埋怨，他们知道不是党决定的。保护，并不是反动学术思想不能批判。问：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是否回来参加运动？
    总理：有的要调回，有的不调回，这要利情况。有的工作队本身正在检查就不要调回，有的可以回来搞文化大革命，还是回来好。这最好由那些同志和工作队本身商量。
    问：是否可以建立科学院京外单位驻京联络站？
    总理：在科学院搞一个联络机构，为你们服务服务。六个大区分院搞六个人就行了，搞两个宿舍一个办公室，一个电话就行了。不要设大机构，设什么司令部、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搞了一套官气。我们也不好泼冷水，慢慢改。你们是工作人员，建议你们要艰苦朴素，不然机关多了还要精简下放，（全场大笑，鼓掌）我劝你们批判要向上，工作要向下。
    问：是不是各大区分院派一个总理的联络员？
    总理：派联络员容易出乱子，还是你们这些联络员好。革命靠自己，每一个大区派一个人到北京和刘希尧同志联系，他再跟我反映就行了吧。
    问：希望总理根据科学院的特点，对我们下一步作个指示。
    总理：我现在还在摸索，怎么指示哦？我上面的意见已经包括了。
    业务班子要搞一个，革命班子群众自己选。搞得好可统一，搞不好也能分成几派，你们要团结争取大多数。
    运动首先是批判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科学院以科研为中心，把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实现这样一个方针在斗批改中解决。科研力量这样强，你们潜力很大，正在兴旺时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要好好使用这个力量。时不再来，我们是追上来的，你们是迎上来的。要好好地干这场大革命，即使花些时间也是应该的。科技力量很强，过去的确没有搞好，但是也要一分为二，科研也作出不少成绩。
    科学跃进的革命，超过先进国家的建设。两年四次核试验，主管部门有成绩，协作单位也有成绩。
    你们潜力还很大，你们是很有希望的队伍，人不少，组织好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你们把北京的经验带回去，掌握好，主要依靠群众。好，已经三个钟头了，就说到这里。
（结束后，总理饶场一周，向大家挥手告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今天想给你们谈谈领导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中央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你们看了吗？
    （众答：没有看。于是刘西尧同志当场念）
    十一中全会四个月了，这是四个月摸索的经验总结得出来的。大的原则十六条有了，这次比十六条更进一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以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党政机关为主。十一中全会已有四个月了，从五月十六日起算已七个月了，接触了一些工厂的情况，比十一中全会初期更加前进了一步。我是九月七日到你们那里讲话的，当天有社论，（按：指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九月十五日有农村五条、工业六条，十一月十日有《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群众把社论冲破了一些，领导同志和干部也不大懂，运动比设想的更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比如红卫兵接待外地师生，我们认为一百万就差不多了，你们也认为耽误生产，我们赶紧号召大学欢迎，态度不好的，我们批评了，把学校占了一些，十一月来势更猛，冬季到了，大家赶着来，我们准备一百五十万。主席说：“准备二百万、三百万。”现在整个是接见了一千一百万，设想被来势冲破了，这时看你采取什么态度，应该欢迎，拒绝就是保守。碰到新鲜事物，是进步的就支持。林彪同志跟主席跟得紧，我们也要紧跟，一点明就跟。
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贴，谁知道有这样的形势，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有梦见，你们梦见那是你们。潮水总是要涨的，每年涨潮，（问一个同志）你看见过涨潮吗？哪一年高，只有到现场才认识，去弄潮。如果怕，可能会被潮水吞没下去。站在旁边就是观潮。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吞没的，观潮的三种。
    柔石写《二月》的时候，鲁迅是观潮的，那时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我们是弄潮的。后来柔石牺牲了，过了快四十年演这个电影是堕落了。一个革命者，有革命壮志就可以跟上形势。
    （总理指着“十条规定”说）
    不会每一个规定都准确，经过了四个月，好一些，也不能再具体，太具体反而束缚了。大家可以比较，是进步了。在同志们中争论多的是抓革命促生产，主导是革命，抓了革命就可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就错了，不是真革命。有的人口头革命，使革命、生产都未搞好，那就更错了。
    十六条强调思想革命化，来促进生产，这是用狠抓革命来促生产，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群众成立了组织，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文化革命是中心，阶级斗争是纲，以革命促生产，就是深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来促生产。
    第三、四、五、六条是说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八小时工作，业余闹革命。科学院重点工作要八小时，不太重点的可以把工作时间占用一点，将来思想革命化了以后再补。机械生产不允许这样，你们很懂，有一些确实要八小时。有一些不一定，思想革命化以后六小时可以做八小时的工作量。劳动要遵守纪律，要提高质量，生产没搞好是思想革命化没搞好。
    我们用革命推动了一下业务，两弹上天是事实，有的参加试验的人的家都抄了，是高级知识分子。抄家不对。把保姆解雇了，夫妻二人都上街买东西，但革命意志仍旺盛，两弹还是上了天。这是要很准确的，核弹在天上掉下来可不行。
红卫兵不知道，看他们生活高了一点。以后我们要减少差别，减少资产阶级法权，有人对这不满是合理的，但抄家在行动上不十分恰当。科学院抄家的很少，你们做了这个工作。真正的革命者总不会影响工作。
    关于老干部，揪了几天，有的比较好，有的有闷气，还是应该心情舒畅，要在革命中经风浪，既经受革命考验又搞生产。
    搞一个生产班子。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以前总是要有统一领导，《人民日报》社论上也有，但我在科学院试验失败了，要谁来统一领导呢？中央不能派，这等于工作组，张劲夫拉下来了，裴丽生又不行，你们同意，我们也不同意，我作了各种试图都不行。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一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全，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第七条是矛盾如何解决。应该自己解决，不要跨级。一闹就到我这里，我不能一请就到，这样耽误了你们。党委现在不行，也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允许他犯错误，让他改嘛！
    主席不赞成动不动就停职检查，应放在后期处理，停了职他休息，不好锻炼，群众也不好监督。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
    今天在北京体育场斗旧北京市委的彭真等六人，彭真是两面派，你们对彭真还不如对张劲夫了解，对彭真你们只是粗线条的了解一些，就知道那么多材料。今天有七个人发了言，只能讲那些，其实彭真的罪恶大得很。可是他现在最轻松，当然，精神上不轻松，他不可救药，只能靠边站去了。如果是一般的，就应该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处理，就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继续游泳。
    第一种人是善于游泳，自由自在，如主席仰游长江那样。
    第二种人有勇气，有干劲，不会游，喝了水，学会了。
    第三种人不会游，又怕，不敢前进，慢慢退回来，就落伍了。
    第四种人又不会游，起又起不来，最后淹死了。
    不外是这四种人，大多数人在游泳中，不怕喝水，敢于喝水。
    主席一般不主张停职检查，停职了反而不好处理，不好做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也不要保，靠自己。以前我们保过，比如说民主人士，年纪很大，快死了，何必一棍子打死？如章士钊，反动的东西很多，但近三十年来不反共，对我们同情，解放后，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他八十多岁写了三十万字的柳（宗元）文，这是古典文学，他是拥柳的，柳宗元文章严谨，有独立见解，这是纯古典文学，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可供参考，但不作主流。文章写好后，准备印，正好文化革命开始了，没有印，否则会被批得体无完肤，现在看来还算有先见之明。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我们保了，后来红卫兵要他在门上写一付对联：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红卫兵有很多起，要是今天去一起，明天去一起，他骨瘦如柴，八十七岁，几天就完了。
    干部要在风浪中考虑，身体不行，可以修养，养好了再批。革了几十年命，政治思想不好，不可救药，身体还是要养好。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不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有矛盾要自己解决，斗争矛头要向上不向下，矛盾不上交。在科学院，革委会不好成立，大体上两派还存在，经过思潮起伏，要在大原则上团结多数人，这还需要一个过程。革委会可以做一些联合的事情，如对外，这有好处。有矛盾自己解决，不好解决时，双方谈判，非万不得已矛盾不上交。工厂更是如此。
    第八条是不要互斗。第八、九、十条都是这样。第八条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压制了的，办错了的要平反，不要压。矛头反过来对领导，在科学院，矛头对院党委，第一名是张劲夫，但也不限在张劲夫上，整个院党委都要批，他们要彻底检讨。
    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要自觉。参加过一部分领导，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把院里搞完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查。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查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自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第九，第十条属于群众之间。要文斗，不武斗。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解决。工人有组织权，你们已经实现了宪法。只要接受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各派组织都允许。有激进的、（左的、造反的）中间的、保守的，各派竞赛，人的思想会有变化，各组织的成员也会有变化。初期组织多是正常的，科学院现在有十多个，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一个时期。
在串联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现在学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联，只要不妨碍业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一般在本市进行业余串联，必要时可派代表进行上下串联，或者轮流出去。上次我接见六个分院的代表（按：指十二月八日的接见），答应了可以串联。但长期串联不行，业务要保证，必要时派代表轮流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人数要少，时间十多天，他们很赞成。工厂也可以这样，以后要讨论。
    这个文件（按：指“十条规定”）供讨论和试行，在试行过程中，可提具体措施，提上来明年修改。
    这个规定是九日公布的，我想用科学院作试点，今天首先召集造反派、左派的同志，以后还有别的同志，然后提方案报中央。
    上次与全国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同志商量搞业务班子，不受别人的约束，搞业务，每个所或单位出一至二人，要是革命又懂业务的，所长、书记别的人都行，一至二个代表。参加科学院的会，全院百把人，中央派人参加，选出常务小组，专门领导业务，院党委不管，也不受各方面管。人选要革命的、懂生产，不恰当的可撤换。业务要独立进行，不受文革领导。业务代表能当选，或者当选后能否胜任都由各单位文革监督，可以罢或撤。业务班子直属国务院领导，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现在院党委不能领导，已经瘫痪了，要经过批判看看哪个能留，哪个不能留。他们只能作检查。大会小会批判，要把一切错误批透、批垮，严重的错误要批臭。院党委现在不能行使党委职权，以后，是不是一个不留，我不作预言。
    第三件事，革委会现带有临时性，大前提大家承认了，但一到具体，在许多问题上还有距离。暂让革委会过渡。临时革委会推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放在各所、各基层。全院选举前，一定要先在所内健全起来。现在革委会是联络组织。
    斗争矛头是对院和所领导层的当权派。各所问题由所作结论，所以下还有小当权派，放后一点。
    革委会搞革命，监督业务代表。院文革和业务班子是平行的，业务代表靠各所监督，领导还是一元化，文革要监督业务班子，但业务班子不能监督文革。
    这段话谈长了，以下不能这样。这是头一次谈想法，谈得多一点，你们看行不行？
    （以下是代表的发言情况及总理的插话纪要）
    （有的同志谈到某单位造反派多）
    总理：好！
    （有的单位造反派仍少）
    要做工作，要教育。
    有人说：现在我所有两派，造反的占三分之二，是否可选三个业务代表？
    总理：一次选三个，都要过半数，那不全是左派，还是协商协商，不行可以等一等。
    （在谈到要搞好业务时）
    科学院主要是科学研究，但又象工厂，又象学校，你们是最好搞三结合的地方。
    有人问：业务代表是否可选非党团员？
    总理：第一、二、三把手不行，还有第四、五把手，业务班子的成员可以是非党群众，规定上也没有说是要党员，选出后，不合适可以撤换，主要的是革命而不是生产。
    （在谈到选举的人数时）
    可以每单位选两名，一正一副，不考虑观点是一句空话，让两个人都参加会，以国家事业为重。
    有人问：院党委怎么办？
    总理：党委什么也不管，要检讨，过关的可保留。以后造反派成了多数，可能两个都是造反的。
    （有人揭发张劲夫阳奉阴违，希望总理赶快处理）
    我的办法决定了就宣布，我等了一百天了，抓的张劲夫的东西很多，你们不要为我担心。现在院党委对业务是靠边站。革命他们还是对象。
    有人说：我们要打倒张劲夫，张劲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够了。
    总理：好！但还有很多人被蒙蔽，要好好说服，造反派要很好地实现团结──批评──团结。
    （有人提到，不要用“靠边站”这几个字，因为串联队也这样提过，那是为了保护张劲夫。）
    我不是保护他。好！我对他们（按：指串联队）不说党委靠边站。院党委在我的头脑中早就被否定了。
    有人提出：张劲夫迟迟不能打倒，对我们斗争可能不利。
    总理：大家要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学会大民主，掌握住这个法宝，不在张劲夫的官罢早、罢晚，一哄而起不巩固，因为还有很多人不觉悟。我在搞斗争方面比你们多了几十年，锻炼自己是很重要的。张劲夫罢了官他最轻松，我也轻松。八月十三日我向中央一报，把张劲夫一罢，叫刘西尧去，你们大鼓掌，小鼓掌的人意见就很大。我不把这个偷懒的办法告诉你们，就是要你们游长江。
    蒯大富比聂元梓巩固，因为一个容易，一个不容易。聂元梓一下子就成了全国、全世界的知名人物，锻炼少。蒯大富、王锡鹏都经过我们的手，我不随便捧，自己奋斗的可靠。
    （有的同志说到张劲夫目前还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时）
    这些人在我们面前一眼就可看穿。当然，他们也还会迷惑一些人。
    （有人又提出要罢张劲夫的官，改组院党委时）
    现在院党委等于是集体停职，你们看保留谁？
    有人说：串联队现在不和我们辩论，我们怎么办？
    总理：想法打进去！
    （当有揭露串联队现在采取的手法，等着中央发社论反左时）
    总理生气地说：“见鬼！妄想！”并问：“这是串联队还是张劲夫放的风？不是有人要秋后算账吗？秋后早过了，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在谈到串联队不同意造反团喊“打倒张劲夫！”时）
    喊有喊的自由嘛！
    （原子能所有一位工人发言，他原是串联队的，现在造反了。也揭发张劲夫到中关村大操场看大字报还要派人保护，总理很注意听，并且记下了那位工人的名字和单位）
    总理：你们可以在大会上揭发。工人绝大多数受蒙蔽，以后会觉悟的。张劲夫有很多手法，戳穿了他就是一个小人。前一段，工人支持他的多，不对头，有的工人被张劲夫的小恩小惠迷住了，我们要做工作。看大字报还要人保护，说明他心虚，我们要调查，可能还有不少类似的事情。
    （在谈到喊“打倒保皇派！”时）
    我是经过好长时间，才提“保守派”的，不要说“保皇派”，要耐心做工作。
    有人说：现在做串联队工作很困难没有什么进展。
    总理：上面还有支持你们的，要做工作，急什么？
    有人说：串联队还在保张劲夫。
    总理：下面我要问问他们（指串联队）保张劲夫的哪几点。不过，他们比你们策略。
    有的同志说：现在罢张劲夫的官有好处。
    总理：罢一个张劲夫不解决问题。
    （好多同志谈到现在做工人同志的工作不好做，困难大，效果不好。力学所的一位同志提出说，应该做工人同志的工作，这是有作用的，比如力学所对工农兵大队的批判就起了作用，使工农兵大队进步了。又举了一个工人的例子，原来是保所党委的，经过运动的教育，他参加了工人造反团。总理此时也记下了名字和单位，表示注意。）
    （有人提到现在要所串联队辩论，要打游击战、近战、夜战）
    要有耐心，要说明，要用鲁迅的韧性战斗。
    （有人谈到由于喊“打倒保皇派！”而引起武斗时）
    喊打倒保皇派不好，以后不用“保皇派”这几个字，坚持用“保守派”，保皇派这三个字本来就有点侮辱人，再一喊打倒就成了敌我矛盾，不提这个口号。打倒张劲夫是打倒他一个人，而串联队的群众还是我们的朋友，偏右的朋友。
    （有人说，这是策略问题）
    总理马上严肃指出：“这是战略问题。”又对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一个同志说：“你们是生气。”
    （有同志谈到“反张必反串”这一口号时）
    这样提不好。
    （在谈到串联队的人虽不多但很精时）
    这是多少年的统治，有这样一帮人。搞一个生产班子，每单位两个人。你们原来是少数，现在人多了，要前进要变成多数，后浪推前浪。革委会完全统一不行，过渡性的，搞某些联合行动不行。现在要以革命为主导，业务属中央管，这两种意见我都考虑。
    （在谈到串联问题时，有的是学员，有的是六五年毕业生，有的好久没工作了，都想去串联）
    串联要讨论，无组织不行，推选代表或者轮流去，每次出去十分之一。关于串联问题我们要发通知。
    有人问：文革管生产吗？
    总理：以后业务班子选出来后，就不管了。
    有人问：是否复员军人不能成立红卫军？
    总理：不可以成立独立性的组织，可以成立联络组织，全国不要搞独立性组织，你们是科学院的红卫军，不是全国性的，当然可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本来想分开讨论，（注：本打算第四批接见院党委委员等）不可能了，时间太晚了，我想把我的意见讲一讲，有几个建议请你们讨论。十条看到了吧？（答：看到了）院部收到了吧？还没讨论吧？（答：没有）首先讲一下十条的情况。
    我记得我跟大家第一次见面是在九月七日，从八月十三日过问科学院的事，到现在整整四个月了，四个月的发展变化很快，科学院进展慢一些。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学习大民主，还是有一些进展罗。不仅科学院是这样，全国也是在主席领导下，在大风大浪中不断地学会搞大民主和怎样在大民主条件下集中，这一切都在学习。同样，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在学习。九月七日我听大家讲话时，正是第一篇社论发表，第二篇社论是十一月十五日了。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通知，九月中旬关于工业的六条，是个内部文件，加上两个公开的社论。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以抓革命为主导，促生产。首先是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样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四个月是思想革命化的开始，是初期，开始摸到了一些经验。
    最近我邀了工交、财贸部门的一些人和北京的一些工厂，科学院也有工厂（中间试验厂），也有教学（研究生），三者兼而有之，科研主导方面。是四个月的经验得出十条，这是个大原则，比过去进一步了，当在十一中开会时，是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科学院也有份，因为是文化单位。但对工厂、农村县以下的小学校没有作为重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方案。但运动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一发展起来，就超过你主观的愿望。我这里说的主观愿望就是分步骤、有计划的，可它有它的客观规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世界上没有过的。只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依靠伟大领袖的天才预见，敢于领导、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把几亿人民动员起来，就不限于大中学校的几千万人了。就是大中学校也超过了原来的范围。比如（来串联的）红卫兵，开始时人还不算太多，预计不超过一百万，可是国庆节前后都住满了，你们科学院已有点为难，有点情绪了，太麻烦了，工作不能做了。后来我们做了些工作，转变了这个情绪，改变了一些计划，我这里也住了一万多人，总算把国庆节搞得象样子了。国庆节以后来的更多了，中学生规定十分之一，结果自己选自己，百分之百都来了。有的顺便把小弟弟、小妹妹都带来了，根本冲破了你的计划，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本来控制在一百五十万，主席说，你别打算一百五十万，要准备二、三百万。后来北京最高达二百七十万，加上一些住在亲戚朋友家的，快三百万了。主席的话说对了，领袖有预见性，事物有它自己的规律，你限制不了。总共一千一百万，最多的有来过九次的，去掉重复数还有九百多万，没接见的还有三分之一多。
（此时有一秘书同志向总理请示吴玉章治丧问题，下边有人问是谁？）吴玉章同志病故，九十岁高寿了。（此时又对秘书说）家属要发表，要说服嘛！治丧也要改革，治丧委员会去掉了，灵堂不设了，化灰后开个追悼会。这也是改良主义的。希望你们管事后，要把灰扬到水上、土上，这才是彻底革命。恩格斯也讲过这个办法。彻底革命不是一步登天，是要经过步骤的，你们在座的有激进派、造反派，也要等待。在你们眼里看，我总有点改良味了，我坦白地说，从我思想上也还是认为这是改良的，事物发展是有曲折的，大方向是向革命走，但还得有个过程。
对红卫兵是欢迎来，有过几种设想，但还是不够，最后调来了十万解放军，才照顾过来了。人的正确思想要通过实践产生，不可能凭空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时代的发展，推动了领袖的天才发展到最高水平，领导同志的评价是对的。红卫兵来的规模事先不能予想，三个月达一千一百万人，连日本也不得不承认，你们三个月就分期分批地把东京搬到北京来了。最后一次二百多万，把天津也搬来了。只有从实践中才能产生智慧。今年八次接见，就有许多不同形式，主席把它提炼加工。今年给明年打下了基础，而明年又会有创新，这是主席哲学思想的巨创，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狠抓革命大促生产，只有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有生产的大发展。十六条只能设想到那个程度，总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主从关系，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想有个步骤，先这个后那个，红卫兵不进厂，农村最后等等。四个月证明，这股伟大的革命洪流冲击了各个方面，从学校有了红卫兵，归功于清华附中了，毛主席抓住这个新的苗头，就发展起来了，很快推广到全国。如同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先从河南开始，这回发展更快，并且创造了串联的新形式。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从学校到社会，从北京到全国，从工厂到农村，阻挡不住，是大势所趋，方兴未艾。应因势利导，要迎接它，不能阻挡。反动路线就是压，不能对党委、工作组提出批评。因为冲击了旧秩序，受不了啦，就压。压有多有少，有轻有重，但绝大多数是压，不是从下而上，不是从群众中来，所以犯了严重的错误，使得以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遇到阻力，而错误路线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在科学院也不例外。十一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路线，高举了革命路线，有了十六条，革命的组织在文化教育单位和机关里象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推进了革命。但是因为领导的思想不能如同领袖的预见和魄力，对文化革命的远景和目的总是很不理解，所以很不得力，很不认真，这一阶段还是有限制的，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老想有前有后，特别是领导冲击了，不管它，让它那样。例如一些高等院校，这也没有预见到，过去谁敢想？党章上也从没讲过，领导垮了，但革命仍在搞。谷雨，你想到过没有？（谷雨答：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也许科学院有几个天才想到了。讲老实话，学校党委垮了，革命仍在搞。再派人去还不是工作组？选也选不出来，都分成好几派，历史上，党章上没有这么做过，总该有个领导吧！北大罢了陆平以后，党委也建立不起来，后工作组也做了，不仅党委瘫痪，就是十六条中的革委会也没有建立起来。有的临时革委会、筹委会还是自上而下、包办代替的产生的，也冲垮了，不起作用了，分成很多派。半年多，没有革委会，工作继续在做，革命继续前进。学生少了，但是接待工作还是完成了，串联还是进行。所以九、十月时，我们没有想到要放假到明年，开始只放暑假，后来放半年，现在看至少一年了，放到明年秋天。这是群众的创造，常常推翻了原来的设想。要承认这个，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我们要承认智慧从群众中来。善于领导的人，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加以提炼，然后下去，再提炼，再深化，再下去，不断反复，才能成为理论，不断总结，才能摸出规律，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对红卫兵运动是这样，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这样。
    现在的十条原则，在工矿企业、研究设计单位都适用。它比十六条详细，打开了一些限制。错误路线是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围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是极端错误的。要深刻批判，它是有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十一中全会后，有分期分批的设想，过去运动也这么搞过，但现在是要动员几亿人民进行思想意识领域里的大革命，不是过去的规律所适用的了。要放手发动群众，必须通过实践。现在工厂的几条，还要搞农村的几条，以及小学的，这都是原则性的，不能太具体，要不断地充实补充。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科学院，因为它是一个研究、生产、教育的组织。
    十条贯穿了以革命为主导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第一条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并行的、并重的，也不是抓生产才能促革命。一个时期的生产耽误一下，但是思想革命化了，就会有更大的丰收和跃进。比如铁路，上北京的最高达到每天进三十万人，出二十万人，过去不能设想，还不是打破旧规律，出现了新规律？
    第二条强调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建立文革，这是十六条上有的，这是一个方向。要深入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也要兼顾各种工作的进行。为什么前一阶段北京市委比其它地方的反动路线来得厉害呢？根子就在旧市委。今年五月间清出了一个彭真、刘仁反党集团，它十七年来，表面上搞革命，背后搞阴谋，两面手法，做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今天公开在群众大会上批判，过去没有在群众中深入公开。现在的目的是要挖根子。他们过去在干部中散布了很多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根子，批判修正主义思潮，言行是好的，应这样做。当然要掌握材料，要调查，即使这样，也需要一个时期。革委会没有多大权力，因内部有各种思潮、派别。科学院比学校还好一点，还有一个革委会，但还是过渡性的，还只能协商一些共同的事情，统一行动，对外联系，还不能作为革命的权力机关，现在权力还是在各派组织手里，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造成的。科学院还是青年多吧？平均年龄有多大？三十岁左右吧？（答：三十岁多一点）有青年工人，还有一些离开学校也不久，总还是青少年嘛。这个时候思潮起伏，存在着各种公开的组织，这好嘛！是允许的。
    三、四、五、六条是解决生产问题了。以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建立领导机构，逐步把生产抓起来。
    第三条说的八小时工作，业余搞革命，这是一般的。你们既要有一般的，又要有特殊的。例如，印刷厂就要八小时工作，印毛选只要有纸，多印一些更好。也有些厂现在没有那么多活，可工作少一点，多搞革命，工作多了再赶上去，业务忙的、尖端的要保证八小时。工作量少的，要多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利于今后抓业务。总之，不能把业务放下不管，不能说不干就不干，说走就走，这不合乎劳动纪律。规定的业务总要完成，我不能因为跟你们谈了话业务就不抓了，白天我还要开会，批文件，全国、中央的事我还要管，不能光跟你们谈，回去连文件也不批了、不管了，还得好好批，好好完成任务。不管业务那不行，这是劳动纪律，人人要有自觉性。同样要保证产品质量，不能因为忙，批文件就草草了事。最重要的是第六条了，要搞个生产班子。八月份陈伯达同志提出的两条中就谈到了。到现在还没有搞好。我向科学院建议，我已和各方面交换过意见了，就是在全院成立业务会议或业务行政会议，名称可以自己定，要以业务为主，行政在其中。行政是为业务服务的。每个单位推两个人，因为存在着不同派别，这个派有，那个派也有，两方面都同意那当然好，不行就一方面派一个。但不以政治派别为标准，而是以革命精神和业务水平为标准，不一定是所长、副所长，更不一定是党委书记，甚至不一定是党员。这样你们可有一百多个人，商讨和规定业务计划，来管全院的业务。在业务上，党和国家派人来领导，现由刘西尧来领导，这个业务机构直属国务院。不经过院党委了，它已经瘫痪了。其它单位有些党委瘫痪了，他们的业务也直属省或市领导。各所、各厂也成立业务委员会，可吸收工人、技术人员参加，以革命精神和业务能力来定。看这两方面，要政治挂帅。各室也可以成立业务小组，不管党委、支部、党员、非党员，就看革命积极性和业务能力，就这样一杆子到底，可把科学院的业务抓起来，以利于将来科学院的改革。这个业务班子要受群众的监督，即是受革委会的监督，不适当的可撤换重选。中央派的不得力的可以批评。业务班子不过问文化大革命，但受革委会监督。
    第二个建议：文革组织，科学院有个形式上的，也是临时性的，不健全了。九月份曾打算按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条件不成熟，但现在还不能产生。有的所选的是正式代表，有的还没有解决，愿意更换的就更换。尽管它还没有很高的权力，但还可作联络缓冲、协商的机构，有点共同行动的权力。这个革委会还要不断地改进，逐步地成立正式的革委会。现在成立正式的为时尚早，不要急，因各派争论还没有解决，各所文革也有瘫痪的，总要想法成立几派协商的革委会。通过半年多的运动，有先进、后进、激进、保守，有左派，有比较偏右的组织，不管怎样，都是承认三大前提的。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十六条、十条。当然，十条还有讨论的余地。总还没有一个组织，可以提出一个三反的，如果这样，我现在就不同意它存在。各个组织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没有区别那就怪了，那就不合乎人的思潮规律了，人还要不断地端正自己的思想。现在又化整为零了，还会分，两万多人嘛！这没有什么，清华、北大也这样，北大最多了，有几十个组织，尽管有聂元梓，现不可能统一，要经过曲折。思想革命就必然要有些波折。能有文革最好，还没有成为权力机构，应该有这个协商机构。毛主席说过永远不会清一色的，中央就是这样嘛！刘、邓现也还在政治局常委嘛！要承认错误可以容纳，当然还要长期考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直是这样，这就是毛主席思想在组织路线上的伟大之处。列宁也有这个伟大的气魄，他的政治局里有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他们开始也不是那样好，他们中还有人曾到社会民主党去告过密。列宁的政治局都是统一战线的。斯大林初期也是斗争的形式，没有排除在外，中期犯了肃反扩大化，作敌我矛盾处理，给以肉体消灭，而主席是给他机会让他改正。如对王明，解放后十多年，在苏联成为修正主义，他一直反毛主席，将自己置于党外，本来他就不是马列主义者，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争取他，争取到最后。因此，在科学院你们还是青壮年期间，思想起伏时期，政治经验刚刚积累的时期，一方面用斗争求团结，一方面要允许别的派别存在。我不同意说一切权利归左派，或下令解散哪一个组织，不能用一切权利归苏维埃，一切权利归农会来套。即使左派占优势，也要用斗争教育团结争取大多数。
我讲一个辩证的思想。左派的正确部分，争取了大多数，但新的正确的思想又要出现，又是少数，这样又向前发展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要使自己的思想向前发展，不断前进，而不是以一种主张独霸，这不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精神，还是资产阶级垄断独行的思想。反过来，保守观点要放弃，才能赶上先进，总是这样不断地前进。所以，我建议革命的组织要在原则问题争论后，取得一致，对抗情绪要消除。但前进中还会产生分歧，再辩论，再大串联，有所访问、学习，再取得前进。目前革委会可成为协商的机构，可监督那个业务班子。
    第七条是矛盾不上交，最好在本单位解决，不得已再到中央。你们有两级，所里矛盾最好在所文革内协商解决，否则到院里，最后得不到解决只好提到国务院，不要一下子就提到国务院来，组织应搞好一点，应减少矛盾上交。
    第八条是领导与群众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前压制群众，十一中全会以后打击报复的也还有，一定要认真平反。现在档案还封存着，中央十月五日和十一月十五日的两个规定，还要好好执行。上次说了要封存，还是有一两个单位宣布了左、中、右名单，是科仪厂吧？这没有什么好处。我说无论如何不宣布，这是中央和主席极力主张的，你们不听，我很遗憾。主席的决心我没贯彻，我很难过，希望大家以诚相见，我有错你们批评，我知错必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如果手上还有整人的材料，你们在这次讨论十条时还是要交出来，交出来就是对党忠诚，不然将来被抢出来，不论哪个人或组织，都要严一点处罚和批判。另一方面，抢到材料的，不要把黑名单公布了。我要对中央负责，过去划的左、中、右，原是不对的，现在如果全调过来，也不一定都合适，也没有这个规律吧？左派不能自封，也不能别人封，要靠斗争中考验。我再次诚恳要求你们转达我的意思，就是对名单，有些会议或讲话可以公布，以后再不要公布黑名单了。这不是一种好作风，这是一种小动作。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张一烧了之。我以四十五年的党龄和我经过党内痛苦的经验告诉你们，这样做对党不利。彭、陆、罗、杨就是使用过这种作风，这是不好的。要在青年一代建立健康的作风，一时组织上多几个人，这种组织是不可靠的。当然我理解你们被院、所党委打击时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们上有主席、党中央，下有群众，一旦说清楚，左派就正义伸张了嘛！你们现在总不像过去了嘛！在反动统治时期，就是受了压迫也得革命，搞不好还要掉头。现在这几个月的委屈难道还要用同样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所以毛主席的大字报指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就是不要学那种错误的方式，要以堂堂正正的战斗作风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九条，可以建立革命的组织。各种组织总有分歧，要互相发扬大民主，进行讨论，不要造成对抗，不要武斗。科学院还较好，但现在有些苗头，中学同学又有人打人，我召开了他们的一个代表会，有同学说大方向正确，打人是小节问题。可是互相打下去就没有完了，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道理了。今天斗彭真的大会也没有打他嘛！何况人民内部矛盾。对中学生可以慢慢说服，你们三十多岁了，要提醒你们打人不要还手，总会赢得同情的。我们对解放军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冲不开枪，最后说一句‘你做错了事，你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了！’”难道各派不可采取这个办法吗？各派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对方，一个巴掌拍不响。毛主席常说，对对方的要少批评，对自己方面的要多批评，这样才能团结。同样这可以用到我们这次运动中，这样就可以少吵架，少打人了。
    第十条，串联。科学院可以串联，但不是大串联；外地可以来取经，首先不能大批地来。一次不能超过百分之十，时间不能太长，十天到两周，好轮换，最多一次，是跟科学院串联。北京到外地只能少数人去点点火，革命不能代替，相信人家能自己解放自己，这样出去的就更要少了。不是说京区两万多人可以出去两千多人了，我不是说的你们北京的呀！听说都有的在整装待发了，传话又传错了，真担心。帮助分院要有组织、有计划，串联可以在本地，你们和学校还是不一样。
    希望你们把意见带回去，希望你们五十多人把十条讨论一下。还是希望你们把革委会搞成协商的。每个所，在文革领导下讨论一下。若文革瘫痪了，可几派协商临时成立一个协商的领导组织，领导讨论和学习。明天你们革委会讨论提些意见。我谈了几个建议：（1）成立业务班子；（2）革委会成为一个协商的组织，各派在观点上比赛，不断有新的观点提出嘛！（3）作风问题；（4）党委如何处理。现在这个党委既不能管业务，更不能管运动，要报中央，以后专门谈这个问题。你们党委也自己讨论，写封信把结果告诉我，如意见多，我再另外接见你们。于洋海同志，你还要不要谈了？（于：刚才接见时我都谈了）那你是不想再说了。院党委肯定是瘫痪了。现在通过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考验所以下的各级。
原打算搞统一领导，研究了多次，不行。不如让它瘫痪着，既不领导运动也不领导生产，这是党章上没有的。学校中也是这样，这也是一个创造，是毛主席一整套建党思想，将来要写成东西，兄弟党同志在问了，一直到革命接班人问题。列宁是在革命前建党有一系列的创造，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就少一些，而后期停滞了。党委瘫痪了还一样抓革命促生产，这也是一个创举。
（下边大家提问题）
    一、有关六五年毕业生能否串联的问题：
    总理：六五年毕业生口径不一，中央有些人不清楚，如有了岗位就不能随便行动。如分配工作就应该是工作人员了。如在四清工作队，现在多数要解散回来了。什么叫转正？（有人答：转正前四十六元，转正后五十六元。）那转正不能作为依据，他们有工资嘛。又增加二十多万出去串联，国家也担负不了。
    （有人说：陶铸同志同意了）
    陶铸同志说错了。两天之内我们就印发一个通知，应该承认这个错误。我认为是没有分配工作的。你们提到了级，我们的级要垮了，斗批改以后要垮。我们考虑斗批改以后，要改供给制了，不过是逐步的。要把资产阶级法权、三大差别逐步缩小。即是资产阶级法权中的东西，要丢掉了。你拿了工资，就占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哪能那么随便。过去是我们不了解情况了。
    二、有人问到平反中的问题。
    总理：只要是被宣布了的，要平反。平反是领导平反，不是个人平反，是要领导出来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换句话说，科学院的罪魁祸首是张劲夫！张劲夫来了没有？你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
    （张站起来，总理转向他）
    你是不是罪魁祸首？你承认不承认？你勇敢地说！
    （张答：是）
    你要不要负责任？
    （张答：我要负责任）
    不要再说你理解不够了！还不是根据你的报告？！从现在起你要再搞阴谋，再搞，你就要犯罪了！我要警告你和你的整个集团。张劲夫同志啊！我今天还称你同志，我忍耐四个月了，整整四个月了。从八月十三到今天我才说，我就是要等待大家觉悟，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斗争。我就是不把结论过早地加给你们。不要以为你搞的那些活动我都不晓得！你要走张彦的路，你自己去走！
    （沉默了一会儿）
    平反的事情，责任在上边，根子在刘、邓，但底下是科学院张劲夫，院党委、所党委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主要责任在张劲夫。不要互相道歉，那还成什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是烦琐哲学。所党委书记应把一切责任负起来！
    三、有些单位问到临时工、合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辞退等问题。
    总理：你们本单位自己先研究。有些问题很具体，你要让我回答，等于让我犯错误了！……不要带成见，错了就是错了。总之，一切矛头要指向上边，不要同志之间。抓革命促生产，主导是抓革命；抓革命的主要方面是思想革命化；思想革命化的主要方面是领导思想革命化。要请教两头，上头请教主席，下头请教群众。
    四、秦力生问到临时工、合同工提到的几点要求如何处理？
    总理：这不是一个科学院的问题，这是全国的问题，你们用得是否恰当，你们自己检查。他们可派代表与总工会去谈。……原则要坚持。你们总想向上交，你们就是想抓根稻草，让上头给你们解决。你们自己造成没有威信了，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嘛！
    五、院里是否成立一个国防任务委员会？
    总理：请刘西尧同志记下来，这个我们注意了。
    六、非常脱离实际的业务工作搞不搞？
    总理：搞不搞，搞多少，在业务会议上解决。
    七、院部职能部门是否也参加业务会议？
    总理：是。
    八、有人问到停职检查的问题。
    总理：停职检查，现在养成这个习惯，好象非停职不能检查。我要说，不停职也可以检查。要贯穿这么一个思想，不如不停职，让他无权，让他检查，不要轻易停职反省。让这些人在大风大浪中游过去。每个人要学会游泳，学会大民主，学会大民主下的集中制。有这样几种人：
    1、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好，掌握得好，可以游过去。
    2、刚刚学游泳，喝了多少口水之后，最后还是游了过去。当然吃了些苦头，甚至歇了几次。
    3、害怕，萎缩不前，自己落伍掉队。
    4、淹死了。
    有没有第五种？当然也有救起来的。他又承认了错误又不行，救起来吧！现在很多停职的悠闲自在，游不过去。
    九、有人又提到各级党委有瘫痪的怎么办？
    总理：我没有说各级党委都停止活动，主要看它在党员中的威信。我不做“保”字，全靠自己解放自己，要有个创造性，不能用老框框来回答这些问题。主席早就说了“很不理解”这个话了。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劳，只要现在不能认识清楚，就不能彻底革命。不把这个民主搞好，国家还会变颜色，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不要老框框。这次游泳不是中南海，是渤海，是长江。
    十、有人问到院领导小组问题。
    总理：不开会，它就没有作用了。两、三天告诉我还开不开？这周我还要见你们一次。
     （整理者：中国科学院张栋、刘嘉善、孙廷祺）

    广电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1966年12月9日晚10：30，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到丁莱夫办公室，会见了丁莱夫、杨祚铭、王寿仁、王永庆等人。关于广播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春桥同志问广播局有多少群众组织。
    丁莱夫回答主要有三个组织：战斗团、纵队、造反团。
    春桥同志问：三派组织主要分歧是什么？
    丁莱夫回答：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捍卫团（战斗团）认为我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自觉地执行反动路线的。纵队不同意他们这种提法。造反团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做法不同于捍卫团（战斗团），他们不同意捍卫团（战斗团）的一些做法，也认为纵队举的旗帜不高。
    春桥同志问：党委同三个组织有什么关系？
    丁莱夫答：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经常找（或揪）我们。
    春桥同志问：你检查几次了？
    丁莱夫答：三次。
    春桥同志问：去纵队检查几回？
    丁莱夫答：一次。
    春桥同志问：去纵队检查舒服一点吧？有打成反革命的吗？
    丁莱夫答：没有人被打成反革命。
    文元同志追问：一个人也没有？
    丁莱夫答：没有。
    春桥、文元同志立即提出政训队的问题。提出周××事件。
    文元同志问：周××是什么问题？
    丁莱夫答：他们说（指战斗团）是把他打成反革命了，我还没有调查。……五月二十五日×××用保密电话说，周××准备同其母亲去南方，任务急，今晚走。……周××回来后（五月底）讲，到南方见了大人物，对丁莱夫是后期处理。他写了张大字报，对我提了十条，没有实际内容。……还有几件什么反中央的事，都是没有的事。对他的怀疑，是否搞什么东西，向×××讲了，也向保卫处讲了，指出不要搞监视，出几张大字报没什么了不起。
    文元同志问：实际上呢？
    丁莱夫答：他说（指周××同志）技术处长监视他，最近捍卫团（战斗团）说围攻了他，把他打成反革命了。六月中旬，×××说他去上海见到江青了。
    春桥同志问：你知道周××去上海见了江青同志，你讲了没讲？
    丁莱夫答：向局文革小组讲了。
    文元同志问：你们怀疑了布置了对付的办法没有？
    丁莱夫答：没有布置。
    春桥同志问：为什么把他打成反革命？
    丁莱夫答：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
    春桥同志问：你们向张平化讲过怀疑，没有向下面布置过？
    丁莱夫答：没有向下面讲过。
    春桥同志严厉批评说：这不用布置，你们就会影响下面。
    文元同志说：如果不知道是遇到江青同志你们会怎样？……捍卫团（战斗团）是什么理由？
    丁莱夫答：捍卫团（战斗团）没有讲理由，把他叫到台上去了一下。
    （周××同志被监视提审，引起战斗团战士的关心。在一次战斗团大会上，把周××同志请到台上和全体同志见了面，并宣布要为周平反，同丁贼做不调和的斗争）
    （当谈到几个群众组织的性质时）
    丁莱夫说：我说捍卫团（战斗团），纵队都是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谁合乎毛泽东思想我就支持谁。
    文元同志问：你觉得几个组织是否都符合毛泽东思想？
    丁莱夫回答：捍卫团（战斗团）批判反动路线是正确的，但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有时只取一句话，就不合原意了。如有关中央军委指示传达的问题，根本不是扣压指示，抗拒指示、违反毛泽东思想。……我认为是针对院校的，也认为局里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所以没有研究出措施。两次答辩会都是这个问题，是怎样就是怎样，不是自觉的。
    ……
    春桥同志问：运动发展的慢是什么原因？
    丁莱夫回答：是领导的不好，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七月底以后领导被动。
    春桥同志：是否“砸烂阎王殿”以后？
    丁莱夫答：学院大字报出来后，局里有的单位群众还去过学院。文革选不出来，一批判反动路线，那些人（指战斗团）最积极。
    春桥同志：你们是否积极、坚决？
    丁莱夫答：不认为不积极，不坚决。
    春桥同志：你们也积极、坚决，但同群众积极、坚决不到一块儿去。
    丁莱夫说：同他们（指战斗团）提出的问题有分歧，发展到完全对立状态。今天的报告没有同我见面，就发到下面去提意见。他们（指宣教处在丁莱夫授意下为他起草的12 ·9报告）不是提意见，而是批判，说丁莱夫又放毒，帽子给我扣上了。
    春桥同志：批判也是提意见。你事先不提意见宣教处怎样起草？
    丁莱夫答：我没有提意见。
    春桥同志：你算什么党委书记，宣教处领导你，还是你领导宣教处？
    丁莱夫答：过去讲话是我自己起草或讲几点意见由别人起草。
    春桥同志：你是推托责任，或者是不负责任，这比你发表意见还坏！
    丁莱夫说：这次是自下而上。
    春桥同志：你两者必具其一，第一，不是我起草的；第二，下面讨论的。
    丁莱夫答：我也修改了两次。
    文元同志：毛主席早就严厉地批判过这种作法。
    春桥同志：自七月以来，你的日子不大好过，自上而下不行，自下而上也不行。……
    丁莱夫说：日子不好过，被动了三个月。
    文元同志：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
    丁莱夫说：思想水平不高，问题抓的不够，主观主义。
    春桥同志：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元同志：你们在肃清刘、邓影响做了什么工作？
    丁莱夫这时回避实质问题不答，东拉西扯，推卸罪责。
    春桥同志：你不怕（成了）修正主义电台？我向你说过，四月十六日第一个广播的是谁？还不是电台。
    丁莱夫说：新华社也播了。
    春桥同志：你不觉得这是严重问题吗？
    丁莱夫说：我做了检讨。
    春桥同志：你做了检讨？你当成什么事，你是孤立的看这个问题。
    丁莱夫说：我不是孤立的看这问题。
    春桥同志：你就知道检查工作组问题。你们警卫的很严，内部怎样？你们是听哪个司令部的？
    丁莱夫说：根本是盲目性。
    春桥同志：先不要讲盲目性。
    文元同志：今天时间晚了，你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还要听听三个群众组织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北京广播学院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接见时主要是同学们汇报情况。先从学院的情况谈起，一直谈到广播局的情况。
    谈到“11·2”事件。同学们汇报说：陶铸在接见广播局保守组织《誓死纵队》时说我们是错的，我们准备找他辩论。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一天写一封信给他，把他逼出来，要他澄清事实。
    谈到在“11·2”后，同学们进入广播局揪丁莱夫时，
    张春桥同志插话说：“我们已经 领教过了，在天安门上，我们批评他，要他检查错误，他不接受，跟我们吵了起来。”
    谈到丁莱夫纪念“12·9”时，
    张春桥同志对同学们说：“你们怎么没有造反？那天 我们把所有的事都安排了，专门在家里等了一天，可是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接到电话，我们想，是不是消息被封锁了？是不是电话被控制了，打不出来？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坐车到广播大厦，在外面转了一圈，看到广播大厦灯火辉煌，我们就到广播局里去了。”找到丁莱夫和杨祚铭，我们问，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这么热闹？你们知不知道社会上有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逆流？他们什么也没回答。我们又问，你们把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给平反没有？他们说，我们广播局没有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起毛主席为人民广播事业创建廿周年题词发表的问题时说：姚溱、吴冷西等人推说要等《人民日报》版面空了再发表，主席的题词是九月中，他们一直扣压到12月9日，这是他们搞的阴谋。
    在谈到掌权问题时，
    张春桥同志说：广播局一定要左派掌权，中间派不行，右派更不行。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跟学生代表商量说：广播局搞起来会不会停播？
    学生代表：战斗团完全能控制广播局，不会发生问题。
    张春桥同志：我们先找你们谈，还要到广播局去找他们三个组织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张：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找你们党委谈过。我们知道你们有好几个群众组织，基本上有三个，我们都想谈一下，先和你们谈。我们了解过一些情况，但不很多。你们各派都写过信。你们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打算怎么做，或者你们认为需要的，我们都想了解。
    姚：就这样吧，你们说，我们听。
    代表：要不要先挨个介绍一下？
    姚：介绍一下吧，你们哪几个是主要负责的？
    张：你们有没有团委呀？
    代表：没有，我们只有联络员。
    （代表汇报丁莱夫的“七 · 二九”黑报告，当谈到丁莱夫说群众批评他是“鸡蛋里头挑骨头” 时）
    张：这是谁说的？丁莱夫？
    代表：对。
    （代表汇报丁莱夫搞假选举阴谋）
    张：那你们局里现在还没有选举文革委员会？
    代表：没有，还是旧文革领导。
    张：是指定的，还是选举的？
    代表：选举的，但实际上是指定的，基本上是局党委和各大口负责人。
    （代表汇报丁莱夫在广播学院事件上，对抗中央文革的罪行。谈到丁说“不能说一千二百人都是右派”时）
    张：那时特别对一千二百人讲了话，说你们是受蒙蔽的，包括工作组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我们再三讲。
    代表：他根本没有传达这些。
    （代表汇报局文革迫害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当谈到有人问周海婴去南方干什么时）
    张：是不是丁莱夫直接问的？
    （代表介绍情况）
    张：丁莱夫说他不知道周海婴是中央文革派去的。
    姚：他们对周海婴采取了什么行动？
    代表：准备开斗争会，会议程序，口号都拟好了。
    （代表汇报斗争梅益情况）
    张：梅益开了几天会？
    代表：四天。后转入小会。
    张：有材料可以给我们看，因为情况很多，先谈当前情况。政训队呀，软禁室呀，都是怎么回事？都解决了没有？现在还存在吗？
    （代表介绍政训队情况）
    张：政训队有多少人？
    代表：九十多个。
    张：黑帮占多少？
    代表：六十三个。群众十八个。
    张：政训队还存在吗？黑帮是怎么定的？这有六十多人，还有十八个人，还有工作人员，三种人。
    代表：对。
    代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被送进政训队的王××同志）：说我们是中间人物。
    姚：中间人物？（笑）
    张：中间人物和黑帮一样待遇吗？
    代表：政治待遇上基本一样。
    张：和工作人员呢？
    代表：不一样。
    张：现在这样的还有多少人？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代表：十八个人。
    张：软禁室怎么样？
    （代表介绍软禁室情况，谈到走资派，原中控室主任景润身时）
    张：他真有本领吗？技术上怎么样？
    代表：他根本不怎么样。
    张：你就讲讲软禁室内幕。
    姚：软禁室有多少人？
    代表：八个人。
    姚：控制室一共多少人？
    代表：××××人。
    张：现在还禁闭着吗？
    代表：没有，但没有公开平反。
    张：多久的时间？
    代表：最早是八月底去的。
    张：其他单位还有没有软禁室？
    代表：大楼里只有一个。
    （代表汇报有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电视中出现丁莱夫，《誓死纵队》一些队员欢呼）
    张：哪一次接见？
    代表：大概第六次。
    （代表汇报当前运动的阻力和几个组织的情况）
    张：誓死队有多少人？
    代表：他们说五百。
    张：丁莱夫找过你们这些人开过会吗？
    代表：没有，他不敢。
    （代表汇报我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妄图用所谓“党纪”来镇压造反派。胡说什么“党员对党组织有意见，只有按组织系统向上一级反映，不能公开贴大字报。”代表批驳了这种谬论，并请示首长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张：你刚才已经答复了嘛！这样答复就可以。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包括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造他的反，不然，就要陷于苏联赫鲁晓夫式的统治。向上级控告？赫鲁晓夫的上级是谁呀？（众笑。）
    （代表汇报传达室刚刚摘掉刘少奇的题词）
    姚：他们想毁灭罪证嘛！专家接待室是否还挂着？
    代表：不知道。
    张：你们大楼有多少人？
    代表：×××人。
    （代表汇报政治情况）
    张：政治部有多少人？你们战斗团占多少？
    代表：政治部×××人，我们只有一人。
    张：你们开会在剧场开？能容纳多少人？
    代表：××××人。
    （代表汇报"一一 · 二"事件，《誓死纵队》要首长上×楼政治部时）
    张：那天非让我们到×楼去不可，气势汹汹。那天我们家里有事，不然就去了。
    姚：后来我们要去，他们又不让去了。
    （代表汇报《誓死纵队》派人到国务院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状）
    张：我知道。他们要找我辩论，我没理他们。
    （代表汇报“一一·四”事件）
    张：我知道。
    （代表汇报“一二·九”大阴谋。）
    姚：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嘛！
    （首长上车时，代表说：“欢迎首长常来”。）
    姚：革命还要靠自己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中央广播事业局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同志首先说：“我们想首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听你们谈完后再发表意见。今天，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先听，也没有带什么题目。”
    姚文元同志接着说：“先从《纵队》本身如何建设，基本成份方面谈谈。”
《纵队》头头丁宝庭开始汇报。当汇报到丁莱夫的“6·3”报告，传达了邓小平一九六六年五月卅一号对首都新闻界的讲话，肯定新闻单位没问题时，张春桥同志说：“这话是站不住脚的，吴冷西就坐不住了嘛，怎么说没有问题呢？！”
    姚文元同志说：“有些情况稍微扼要一点。”张春桥同志说：“主要谈一下《十六条》公布以后的情况。”运动初期可以说很不理解，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一次一次的讨论这个问题，看情况怎么样？
    丁宝庭汇报《十六条》公布以后，局里运动情况。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什么时间感觉到有两条路线斗争的？”
    在场人大都回答在撤销工作组时才有感觉。
    张春桥同志说：“丁莱夫对五月三十一号邓小平的讲话传达这么快，同样，对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广播学院时的讲话却传达这么慢，为什么对正确的东西就听不进去呢？一个人的脑子不是真空的，不是被这种思想占领，就是被那种思想占领。为什么丁莱夫对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广播学院时的讲话传达这么慢？因为在他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们到广播学院那天，丁莱夫也在场，态度很坏，公开和江青同志顶起来了。”
    当汇报到局里有同志贴出“彻底砸烂丁莱夫的阎王殿”的大字报以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丁莱夫表现也很不冷静时，
    张春桥同志说：“是很不冷静。各种事物总有两种不同意见，一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砸烂丁莱夫的阎王殿有什么不好呢？”
    当汇报到广播学院革命小将因为派工作组问题来局里贴大字报时，
    张春桥同志说：“这个我们完全懂。我们到广播学院时，群众说，我们是含着眼泪欢迎工作组的，但想不到工作组来后是整我们的。”
    《纵队》说丁莱夫镇压革命师生是听了张彦的话等等。
    张春桥同志说：“不要把原则问题说成是枝节问题，应从当时的斗争环境里去看两种意见，为什么有的听得进去，有的听不进去，比如丁莱夫为什么对邓小平五月三十一号的讲话和张彦的一句什么话就听得进去？”
    张春桥同志接着说：“一个人象在大风大浪里，可以把你冲到左边，也可以把你冲到右边，但阶级斗争还有能动性。我们现在也在研究，看到有些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作战很英勇，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站错了队。”
    张春桥同志又说：“他（丁莱夫）的架子太大了，态度很不好，在广播学院，在天安门见过几次面，但谈不到一块去。‘一二·九’全北京只有广播局灯火辉煌。九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 ）晚上我们去找他，听他介绍情况，没法谈，思想距离太大了，他根本听不进去。‘一二·一二’他还指挥警卫部队对付广播学院的小将。”
    接着，丁宝庭汇报十二月九号纪念毛主席题词发表一周年的情况。
    张春桥同志问：“十二月九号纪念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吗？”
    丁宝庭等说没有。
    张春桥同志说：“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贯彻中央指示，如何纪念主席题词发表一周年？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进行斗争，在这样的大会上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能通得过？那天他（丁莱夫）光讲通不过，没说遇到什么阻力，我们也没来得及问他。”
    姚文元同志接着说：“毛主席在去年题词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谁决定在十二月九号这天发表？九月份题词来了，到十二月份才发表，这不是阶级斗争？还是版面问题？”
    张春桥同志又说：“我们来审查片子时，已是十一中全会以后了，在广播局还看到刘，邓等的照片和他们的题词还挂着，为什么没有换？这是紧跟哪个司令部？为什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东西不紧跟，而对刘，邓的东西跟得那么紧呢？‘6·3’报告他就跟得很紧嘛！丁莱夫的党委是不称职的。电台是政治机关，是最灵敏的政治机关，外国人对北京电台广播的一句话都猜半天。广播局不是和毛主席同呼吸的。十一中全会这样的大事，为什么这么迟钝？我没有责备你们的意思。”
    这时随来的秘书同志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去开会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谈不完了，以后有时间再谈吧！”
    有人问什么时间再找首长汇报，张春桥同志说：“不是你们找我们，而是我们找你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红色造反团》的谈话
    姚文元同志：这次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当尖锐，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斗争，跑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走，十一中全会以来，就是解决跟哪一个司令部走的问题。
    张春桥同志：你们想一想：丁莱夫跟中央指示跟得快，跟毛主席跟得快？还是跟哪个中央跟得快？要从这方面看问题。你们大部分是党员，也有些是团员，跟谁走，现在是很分明的了。五月份以前，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跟谁跟得紧，跟毛主席呢？还是跟彭、陆呢？十一中全会以后更明白了，那一条路线的胜利，关系是重大的。这是大方向。
    广播局大方向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还要看到全国的整个党的斗争，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这个斗争胜利才能保证传播毛泽东思想。广播局跟彭真站在一边，还是什么，要从大局来考虑。
    “4·16”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政变的信号，这不是技术问题。当时，我们听了广播震动很大，广播在前，新华社在后，新华社跟彭真跟得紧啦！这是两个阶级命运的斗争，是最紧要的关头，彭真的最后的决战。他拿着一份报纸到毛主席那儿去说，我们是批判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同志们要从大局考虑。当然，我们对任何干部都要从善意出发，分析事实考虑大局，否则要看不清楚。我们希望干部都是好的，但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要从另外来考虑，否则我们就看不清。譬如广播学院冲大楼的问题，那天跟我们打电话的很多，各方面组织都有，丁莱夫也打电话，当时我们不在家。我们认为：丁莱夫如果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该让他们进来。如果是我，我不那样处理，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廿来人可以让他们进来，我处理这类事很多。那时冲国防部，是学生没办法了，闹了一天一夜，我是学生我也要发火，我们要设身处地来考虑考虑，如果我们是学生该怎么想。我去处理这个问题时，国防部门口要我登记办手续。我当时说，我是中央文革的，他们还要我办手续。那里的火烧得很大，我是来救火的，还要我来登记。我们有许多东西是不适合革命的需要的。至于运动中出现一些乱子是很难免的，任何革命都要出乱子，资产阶级革命比我们出的乱子更多。至于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要把乱子都记下来，要积累厚厚的一本。
    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比你们接触得多，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水泼不进去，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我们谈了许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从7月份跟他接触后，都是讲学生不好，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扭转过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到金水桥，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不让去，劝过他。后来主席批评我们，这是错误的。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要学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里，那样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听群众的意见。革命靠群众，我们有最高的典型可以作比较，这样一比较就看出问题来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根本问题是对群众的问题。希望同志们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们还想听。我们也希望几个问题弄得很清楚。
    我们的同志看问题，有些事不要就事论事，有些观点不要固定，要看得宽一点深一点。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代表的讲话
    江青同志首先详细询问了广院革命小将受到丁莱夫操纵的保守势力殴打，迫害的情况。江青同志还询问了丁莱夫借口保卫大楼安全，调动军队封锁大门，挑动军队和革命小将对立的罪行。江青同志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她叫人打电话把傅崇碧叫来。江青同志说：“我要先从思想上缴掉他的械，打打他的威风。”
    傅崇碧来了后，江青同志严厉批评他说：这是头一回听到的发生在北京城、发生在毛主席身边的事，以后不允许再发生。军队要和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江青同志又对代表说：光从外面保卫大楼的安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内部搞掉修正主义。不然，外面守得再严，内部还是照样播出“4·16”按语那样的鬼东西。
    江青同志说：中央文革小组很关心广播电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最近我们专门派了我们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和组员姚文元同志到广播电台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本来不具体管哪个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象广播局这样重要的单位，我们管定了！
    江青同志说：对丁莱夫我们已经观察半年了，我早已不称他是同志啦。你们要很好地组织对他的斗争。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准备好，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可以去参加，我也可以给你们作一发炮弹。你们准备一下，还有广播学院要搞一个象样的全面发言，批判丁莱夫和丁莱夫的工作组。
    江青同志还说：上次去广播学院，不知道党内还有个丁莱夫。如果那时候知道，让他上台低低头，广播学院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不过象现在这样也好。
    江青同志还要代表们警告丁莱夫，不许因为临时工、合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给领导贴了大字报，就随便解雇。临时工、合同工是为党工作的，不是为丁莱夫工作的。
    江青同志看了有的代表带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亲切地说：在北京地区，时传祥搞了个捍卫团，是保守势力，已经臭了。你们是革命造反派，就不要用“捍卫”这两个字了，就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好了。
    江青同志还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那套反动的血统论和形“左”实右的东西。她说：我准备着陶铸的女儿领着人来抄我的家。让他们来抄好了。如果他们不动我的文件就让他闹，如果她敢动我的文件，我就要把她逮捕起来。
    江青同志勉励代表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坚决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英勇战斗。她说：在有些情况下，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要冒风险的。革命战士就不应该怕冒这个风险。
    接着江青同志询问了广播学院运动情况。学院曹惠茹同学回答说：我们准备分批去地方台，帮助地方台揪走资派。
    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姚文元同志表示支持。
    江青同志说：你们一定要在学院里把反动路线批彻底再去地方台。
    姚文元同志还强调说：要把中央台、学院搞好了才能走。
    江青同志问：广播学院有没有必要办？
    曹惠茹同学答：我认为没有必要办。
    伯达同志也在接见中亲切地插话，对代表进行了启发、勉励。他说：你们不要说首长怎样怎样，我们都是人民勤务员，是小小老百姓。我们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江青同志接着说：你们说机构要大大精简，这很对。现在有些机关很庞大，是得精简。官僚作风也得改变。什么部长呀，局长呀，都是为人民服务，脱离群众是不行的。
    亲切的谈话和鼓励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把参加另一个会议的时间推迟了近一个小时。谈话给了代表和我局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使我们终生难忘。


    文化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1月15日上午文化部在后勤学院礼堂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上海几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的革命造反派同志去礼堂造肖望东的反，让他做检查，当时守卫大门和礼堂门口的警卫和部分党员干部不让造反派的同学进去，造反派同学不顾阻拦，举着红旗高喊，造反！造反！造反有理！冲进去！一直冲进礼堂，当时礼堂会议已经开始，陶铸正在讲话，最先冲进去的同志，由于不认识陶铸，误认为是肖望东在讲话，就抢了话筒，抢了陶铸的眼镜和讲稿。陶铸同志在了解了造反大军的来意之后，立即接见了造反大军的代表，答复了代表提出要肖望东作检查等项革命要求，并给全体同志讲了话，陶铸同志热情地赞扬、高度地评价了造反大军的革命造反精神。在造反大军走了以后，陶铸同志在会议上对刚才的造反大军来造反一事提到多次。现将几次讲话整理如下。
    （一）（造反大军刚走出礼堂）会开得很好嘛！他们来造反，增加了革命的气氛。（全场鼓掌）
    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大无畏的精神，要“敢”字当头。青少年就是敢想，敢冲。刚才来的那些青年，就是敢！多威风啊！打着红旗，一进来就喊：“造反！造反！造反！”（热烈鼓掌）把你的官架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刚才他们（指造反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勇敢得很，一上台就抢话筒要说话，为了革命，一无所惧，有大无畏的精神！就靠这些人接班，接班人就从这些人里产生，这些人是国家的栋梁！
    青年人敢于革命。苏联为什么修，就是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毛主席就是吸取了这个教训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嘛！（指造反大军）如果以后有个赫鲁晓夫站在台上讲话，他们就敢把他揪下台来，拉走嘛！（热烈鼓掌）
    我们有许多人是“老哥尔洛夫”，就是不爱学习，做官当老爷的，得给一点压力！
    要相信同学们，他们是讲道理的，一次讲不清楚，多讲几次嘛！总是可以讲清的，刚才不就讲清楚了吗。
    （二）今天文化部的同志，在这儿开会保密，没讲清楚，他们来这里要文化部作彻底的检查，这是应该的，正当的要求。你不改正错误，那造反是应该的嘛！
我们很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不够，就是不革自己的命，因此必须给点压力。当然还要靠自觉性，但是没有压力，轻飘飘的不行，我是赞成给点压力的。可是，不要把他压扁了，压扁了就不好了。群众的压力，只有把你压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
    到今天为止，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点，林彪同志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尽管如此，要解决，拖下去不是办法。今天他们来造反要肖望东作检查，（回头问台上的革命群众）是这个目的吧？（回答：是！）这个目的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
    今天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作报告，我来北京不久，又没到他们学校，他们不认识我，以为是肖望东在此……。（众笑）他们是很讲道理的，现在知道了就会回去。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同意腾出一层楼来给部长们办公。
    部长们要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坚决支持他们，彻底检查、批判，改正自己的错误。
    但有一条，还是要讲文斗，不要武斗，武斗是不可以的。“随叫随到”是法律名词，不要多用。但现在是革命非常时期，用也可以。部长们要挺身而出，你们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要站出来，要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站在他们一边。不要害怕，不要怕群众，你改正错误，就支持你。
    有人说我讲“绝食是伟大的创举”，我是同情绝食的，但我不赞成这个办法，不要太辛苦，吃饱了再闹革命，要长期革命。我让他们（指肖望东）从明天起早上八点钟去上班，去解决问题，晚上十二点回去休息。一天不行，第二天再接着嘛！休息还是要休息。他们（指群众）要革命，领导上总也不解决问题，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才采用绝食，我是同情的。有人说绝食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过去我也绝过食嘛！绝食三天，滋味不好受，也是不得已的，现在就要吃得饱饱的干革命，斗到底。
    当时全国一开始没有，西安的就在大街上贴大字报、标语，在大街上进行大辩论，这还是文斗，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他们说这是革命的，是新的伟大的创举，我说绝食也是个创举吧！结果后来传成这一切全是伟大的创举了……。（众笑）
    但是，还是要文斗，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学会怎么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采取一看、二帮，这是早就提出来的，这样才能使事业兴旺。一定要欢迎他们微小的进步。
    对付敌人要采取“打落水狗”的态度，要学会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致开幕词
    同志们！现在宣布开会。
    听得懂吗？我有个开幕词。我说话有困难，请一位同志代给念念。
    今天的会议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常常是从文艺方面开头的。我们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样，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即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发表人物发动的文化革命，由意大利一位诗人坦丁，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
    在我国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历史标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位伟大的文化闯将──鲁迅，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
    鲁迅当时还只是一个激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在“五四”前夜，他发表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用“吃人”两个字，尖锐地揭穿了中国旧社会制度的最大秘密，同时，他有了这样的预见：“要晓得将来绝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鲁迅在这篇作品中，反复地这样说。他的思想认为，必须完全推倒这种吃人的制度，他“呐喊”着：“救救孩子！”这就有着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后来，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他就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了。
    当前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无产阶级宇宙观，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同时系统地、彻底地给我们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一九六三年，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的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提高了，面貌改变了。同时，其它剧种也进行了改革。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着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历史打破了反动派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迷梦。一九六三年以来的文艺革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端。文艺史上充满着激烈的冲突，新和旧的冲突、现代和古代的冲突，这些都是反映社会阶级的冲突。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用当时的新文艺作为摧毁封建制度的一种重要武器。现在，无产阶级同样必须用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作为摧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经常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式，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因此，我们在文艺上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我们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不是应该削弱，而是相反的应该更加强啊！我们的革命文艺团体，要实行自己的光荣任务，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阶级还存在的时候，否认文艺上的冲突，是完全错误的。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存在了，但仍然会有新和旧的冲突，会有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预见的或者不可能预见的冲突。那些冲突，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上面来的。
    我现在就讲这些，作为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文艺大会的开幕词。
    江青同志的讲话
    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得到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他组织人写的。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并且还得自己参加改革工作。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向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卅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廿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内容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呢？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又例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度，坚决反对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扫荡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扫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虽然有的词我们还在用，但内容是完全不同了。例如忠这个词，封建地主阶级是忠于君王，忠于封建阶级的社稷；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广大劳动人民。又例如节这个词，封建阶级所谓的气节，是属于帝王的，属于封建阶级社稷的，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事业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决不向少数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敌人屈服。所以，同一个忠字、节字，我们还在用着，阶级内容是完全相反的。至于艺术形式、就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一个民族，总有它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我们如果不把祖国最美好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加以批判地继承，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那是错误的。相反，全盘肯定，不作任何推陈出新，也是错误的。对于全世界各族人民的优秀艺术形式，我们也要按毛主席的“洋为中用”的指示，来做推陈出新的工作。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他们什么好作品都搞不出来了。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的所谓“经典”作品，也不过那么一点。他们有一些是模仿所谓的“经典”著作，死板了，不能吸引人了，因此完全衰落了；另一些则是大量泛滥，毒害麻痹人民的阿飞舞、爵士乐、脱衣舞、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等等，名堂多了。一句话：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
    试问：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古典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们和朋友们，会认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再加上过去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制造了种种理由，反对革命，破坏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难情绪。还有一小撮人，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破坏革命，反对改革。京剧改革，芭蕾舞剧的改革，交响音乐的改革，就是这样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搞起来的。
    在今年五月以后，进入了全国性的几乎涉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得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廿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他们把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呀，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而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这以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社会，大破四旧，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拍手称快，但是过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找材料，调查研究，这才又追上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完全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从五月十六日到现在，六个多月了，就是这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为注意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对文学艺术界的具体工作，就抓得少了。这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今后，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注意你们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斗争的领域太宽广了。对于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破与立的问题，目前，我不能集中精力专门搞了。这可能要等到运动的某个段落，我的体力也还能支持的话，再来同文艺界的革命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一块来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
    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的结果，旧北京市委和你们团的旧党总支的某些负责人则是被迫接受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短短的几年内，你们在创造革命现代戏的工作中，确实做出了成绩，为全国的京剧改革树立了一个样板。我相信剧团的大多数同志和朋友，特别是青年同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一定能够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识破一小撮人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把剧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国庆节演出革命现代戏，我们做过多次讨论，支持了你们演出，反对了那种企图抹杀你们京剧革命成绩的错误观点。为了你们的《沙家浜》能够上演，也是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等的演出，我们对红卫兵小将们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向他们说明：这些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如果对你们这些革命成果不给予充分的肯定，那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那些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才对这些巨大的革命成果加以歪曲和否定。事实证明：广大的人民是承认我们的成绩的。世界上的革命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是给予我们以好的评价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希望：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和锻炼之后，我们还要经常和工农兵相结合。这样，我们一定能够为京剧改革和其他文学艺术的改革做出新的成绩！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一定要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革命任务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你们剧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对于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你们还没有真正的进行深入、广泛的揭发和批判。在这里要严肃地指出：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等人，还没有认真地同旧北京市委划清界限，没有深入揭发旧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薛恩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我来过信，对旧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没有触及问题本质的揭发。赵燕侠也来过一封短信，表示她没有尊重我对她政治上的帮助，作了一些没有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但在最近，薛恩厚、肖甲、栗金池三人联名来信，竟然用种种“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
    你们剧团内，并不是所有干部、党员、团员都犯了错误，也不是所有干部都犯同样性质的错误，而是必须区别对待，摆事实，讲道理，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至于上面我指出的那几个人，就是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宣传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的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否则，就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果实。薛恩厚等人必须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经过群众的充分批判，如果他们真正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如果薛恩厚等人真正努力改过自新，走上党的正确道路上来，他们还有可能争取做为好的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由于没有彻底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肃清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剧团的影响，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彻底，你们剧团的运动就有可能走向邪路，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篡夺了领导权。这对将来剧团的建设将发生很不利的影响。我建议你们：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坚决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对魏晋等三同志的去留问题发生了争执。必需说明：他们已经不是工作队，他们已经撤离了你们的剧团，在国庆节前，我接到你们全体成员来信，坚决要求把他们三位同志调回去工作，经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讨论决定，才又请回去帮助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做了一些好事，是本分；做错了，就应该接受群众的批评。这三位同志，我并不认识，更谈不上了解。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这三位同志有什么缺点错误，你们是可以批判他们的，他们也应当主动地进行检查。现在你们中间既然有一部分成员坚决要求他们撤走，我们经过讨论，同意他们的意见。将来，另派同志去负责团里的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至于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根据中央的规定，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产生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可以重新改选或部分改选。所有选举活动，都必需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充分讨论，不能由少数人把持。我们相信，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自己分清是非的，是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绝对不允许利用这三个同志的撤走，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在这里，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我希望：全团同志能够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北京京剧一团建设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战斗化的革命样板团！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周恩来同志讲话
    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我同意和支持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庆贺北京四个文艺单位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我希望，今后，还会有新的文艺单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广阔的、极其深刻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这场革命，反动了亿万革命群众，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这场革命，震动了全世界，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文艺界。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大大影响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灭资兴无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起来的，亿万群众自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的文艺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近几年来，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个大飞跃。这些成就，都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冲破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重障碍而取得的。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这是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又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这些样板的影响和带动下，已经产生了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学艺术作品，广大的工农兵登上了戏剧舞台。这个革命运动必将在各个文艺领域里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起来，必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得力的支持者。在方向上，我是坚持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的，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是，在实践上，曾经犯过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做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感谢江青同志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文艺革命的成果，不但受到国内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全世界革命的同志和朋友们的高度评价和热情的赞扬。
    这里，我想从大量外国同志和朋友赞扬我国文艺改革的言论中摘出一小部分，来看看我们这些崭新创造的伟大的世界意义。
    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左派共产党人汤姆逊，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称赞京剧改革和工农学哲学运动是两件划时代的大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在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刚果（布）作家隆达和阿巴连续看了几出京剧现代戏，他们说：“好几年前，我们在巴黎看过京剧。老实说，我们都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想从中国的艺术作品中了解新中国的现实生活，但是京剧却都是描写过去生活的，那种生活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革命者不喜欢。法国的资产阶级倒是喜欢的。这一回我们看了表现现代斗争生活的京剧，戏里面的人物，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非洲人，不用翻译，都能理解。”
    同志们请看：世界上的革命人民是何等热爱我们新的革命京剧啊！他们是何等期望我们的京剧能够表现现代的斗争生活啊！他们说得多么深刻啊！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说：“京剧演出现代戏，用京剧来教育人民，其意义是很深远的，对人的启发教育是大的。”团员杉村春子（著名话剧演员）说：“日本的戏剧界的朋友都很关心京剧演现代戏的问题。站在第一线的（中国）演员们的任务很重大，不仅要把中国的戏搞好，同时也是日本戏剧界的榜样，人们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中国戏剧界的朋友。”他们从京剧革命中看到了戏剧的方向。
    许多外国朋友谈到了京剧改革的世界意义。英国友好访华小组一位成员说：“京剧现代戏对于世界文化（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我相信，这对世界文化会是一个贡献。中国将会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特别是对那些受英、美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国家，对亚、非、拉美国家来说，更是这样。对于那些民族文化受摧残的国家，如希腊也是如此。”他们从中国京剧革命中看到了工农兵登上舞台的伟大意义。危地马拉一位剧作家说：“没有理由来阻碍戏剧改革，应该用社会主义内容来代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让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物登上舞台。”这种态度是多么鲜明！他们从京剧革命的成就，看到了新中国革命人民的英雄姿态，看到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看到了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辉煌胜利！
    外国朋友们不仅从政治上肯定了文艺革命的成就，而且认为：“这些京剧革命的样板戏，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十分杰出的。”越南一位同志对现代京剧很称赞。他说：“这是毛泽东文艺方针的胜利。现代京剧在唱腔方面有很多的改进，念白也好懂了，看了演员的表情，观众对剧情就更容易理解了。”日中友协总部理事长宫琦世民说：“老实讲，以前我对京剧的改革能否成功是有怀疑的，但看了演出，我放心了，你们改得对，改得好。你们不仅保持了京剧固有的特色，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日本一位评论家看了《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后说：“非常好。我早就听说中国在尝试给京剧以新的主题，反映现代生活，这次看到了演出之后，很受教益。你们给旧的程式赋予了新的生命。剧中滑雪，登山等场面，都保持并发扬了京剧翻打的美的特色，这个尝试是非常成功的。舞动步枪的动作，一点也看不出有挥舞青龙大刀的痕迹，大花脸夸张很适当，与现代服装配合在一起，一点也没有不调和的感觉。总之，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就是一些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也不得不在铁的事实面前，承认革命京剧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非常出色”。
    我国对古老的芭蕾舞剧的改革，也使得世界各国艺术家十分钦佩。《红色娘子军》已经在阿尔巴尼亚演出了，受到了人民十分热烈的欢迎，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戏”。
    一九六六年“五一”节来华的各国外宾，对我们芭蕾舞剧《白毛女》反映也十分强烈。阿根廷外宾瓦洛塔说：“《白毛女》是革命的芭蕾舞，演技高超，布景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苏联的《天鹅湖》则是苏联政治和艺术僵化的象征。”
    加（拿大）中友协代表团普遍反映革命的芭蕾舞有很大教育意义。爱德华兹表示他原来不大喜欢看芭蕾舞，但中国的这种芭蕾舞他是喜欢看的。团员丹纽森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剧，因为西方的戏剧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苏联也是如此。”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参观中央歌舞剧院时，团长清水正夫说：“我了解到中国的芭蕾舞不仅要演剧，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对日本人民的很大支持。要学到真正的芭蕾舞必须到中国来。”
    我不再多举了。从以上的反映中，我们可以看见：全世界革命人民是多么高度评价我们文艺改革的成就！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文艺的方向。我们正在开辟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将要走的道路！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当然，我们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有待解决，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但只要坚持不懈地朝着毛主席的方向走下去，就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据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促使文艺工作者思想革命化，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认真地同工农兵相结合，使我们的文艺大军成为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化的战斗化的文艺队伍。所有的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要在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不做那种只在口头上讲讲的“口头革命家”，要努力做一个真正言行一致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正如江青同志所说，文艺团体中犯错误的人员，要区别对待。要分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少数混入文艺队伍的坏人，是要从文艺队伍中清洗出去的。对于大量的犯错误的人，要分别错误的不同性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真正地认识错误，真正地改正错误，就应当欢迎他们，帮助他们，允许他们革命。
    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给领导或对工作组提意见而被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都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他们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当交给他们本人处理。其他整群众的材料，应当全部烧毁，不许隐藏，不许转移，不许私自处理。否则，要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靠文艺工作者自己动手来解决。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正确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文化革命十六条。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努力团结大多数，包括受蒙蔽的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艺战线上的斗批改搞深、搞透、搞彻底。我们一定能够用无产阶级的新文艺来代替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的文艺！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文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谢镗忠同志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衷心地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指示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她非常热情地肯定了同志们过去的成绩，又明确地指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的方向，并且谆谆嘱咐大家应当掌握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对同志们寄予殷切的希望和关怀。我们大家要对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成为我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军指战员及部队全体文艺工作者，向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在此宣布，我们将要派干部去上述各单位担任行政和党政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主要是负责行政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任务仍然由全体革命同志经过充分酝酿，以巴黎公社的方式选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来负责领导。
    我还向大家宣布一个大喜事：中央军委决定江青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对我军文化工作的极大关怀。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好，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活、很坚决。由她担任我军文化工作顾问，是加强部队文化工作革命化、战斗化的最重要的部署。
    我们相信，在中央军委，总政和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和鼓舞下，我军的文艺工作，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灭资兴无，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等方面，一定会作出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胜利。我希望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和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的全体同志们：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坚决执行十六条，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积极地、认真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二、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破私立公，灭资兴无，把我们这几个单位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宣传队。
    三、做一辈子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努力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艺，作出好样板，进一步发挥样板田的作用。决不辜负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决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部队的全体文艺工作者，都要认真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中央军委、总政的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德同志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她的讲话不仅对北京市京剧一团，而且对整个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是拥护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把江青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北京京剧一团以及中国京剧院、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成为军队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并且向北京京剧一团和其他几个单位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欢迎！
    北京市的文艺界，过去受到了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等直接指使一些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江青同志进行戏剧改革的工作。这种罪恶活动，充分证明了文艺界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我们决心同你们站在一起，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臭，坚决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江青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北京京剧一团曾经是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勇敢单位，并且做出了成绩。我们完全相信，今后在中央军委、总政和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北京京剧一团和其他单位，一定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把剧团建成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化的战斗化革命样板团，成为北京市和全国剧团学习的榜样！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
    我原来是反对录音的（有人说：既然本人反对录音，我们不同意录音），但是现在呢，我又赞成录音，（有人说：既然本人同意，就可以录音）。（掌声）为什么呢？根据我的经验哪，我有很多讲话一记录，记得很不完全，而且各种版本，完了以后又批判我，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不是这样说的，两下自己会矛盾，所以我现在由反对录音，到同意录音，有这么一个过程啊！对于我到你们这儿来，也是有各种说法，（有人请他坐下讲）说我没下汽车，连汽车都没下，就对我院工作人员态度不好，这个，如果我态度不好，我可以检查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没有下汽车，恐怕大家还不认识，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同志们批评我，可以考虑了。这个，我来有各种说法，各种意见，这个，听得见吧！（大学请他坐下讲）这个，说的很多也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看了今天阎长贵同志带来的材料，说这里写了个大字报，啊，这个，谁介绍这个情况，那个情况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当时讲的情况，说中央陈伯达同志见了那些人也说：“我看你们可以回家，但必须老实交待问题，不要搞鬼，否则我们就不好说话了”。那么，大体意思差不多，伯达同志大概是那样讲的，下面讲我的讲话追忆，这里，韩炳田同志是那位同志？（张天祥说保卫科）。这个情况差不多，我对陈桂保同志讲你是个老红军，你对政策掌握得基本上还不错，基本是文斗没打人。设拘留所不好，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我现在回忆，基本上差不多，我说公安人员才能拘留人。这个要隔离反省，要经过上级批准，那么这里好象不是隔离反省，都在一起不利于斗争。这个，下面是不是讲一些自杀问题，不自杀了，象讲故宫放毒啊！是啊！说是要改造自己，不能竟向人民放毒，那是不行，这个对吴仲超，批评他说是你，你是有问题的，在郑家真的使用上啊！是个叛徒，我看基本上差不多。大家批评我，我是要材料了，这是有的，到这儿要材料，我，当天就要来，我一点也不了解情况，不看材料是不行的，是要材料看一看的，当然要材料是不是态度不好，这我可以检查了，当时说话怎么样子，也没有录音，现在有个录音好办了，当时说话态度怎么样，就可以……啊，所以不反对录音就是这个道理啊！
    但是同志们相信一点。无论是陈伯达同志，无论是我个人，我相信我们对各种黑帮是不会包庇的，希望同志们能相信这一点。这个，比如唐兰，我问过唐兰，因为我看见有一个人象他，我说有没有唐兰！他说是唐兰，我问过他，问个他嘛，啊，这个是不是有同志会怀疑啊！可能没有，因为我听到有这么一个片面的反映，说我和唐兰认识，我和唐兰大概认识，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大概和唐兰交过锋，那么唐兰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我认识他就会包庇他，我想不会的，因为这个人是一贯反对我的，骂过我的。在那个讨论李自成的时候，《光明日报》的记者反映，是骂过我的，骂得很厉害的，你说这种人，就说我个人的关系上我看也不会包庇他的。这个吴仲超，陈伯达同志会不会包庇他，我想，是不会包庇他，是吧？陈伯达同志是个很有高原则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个理论家，他在这个反对黑帮的反对右派斗争中一贯坚决的，他是坚定的左派。不仅是吴仲超，比吴仲超更大的右派，像周扬啊，彭、罗、陆、杨啊，都是跟陈伯达同志认识的，那么陈伯达同志既然认识，他一贯地跟他们斗争，希望同志们不要顾虑。
    这个刚才那个同志讲得很好了（有人说：×××）她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放弃斗争了，这个态度很好了，因为就这样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第一，他们不会包庇他，就是比如说戚本禹包庇唐兰，你们要坚决地和戚本禹进行斗争，不怕！哪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就和他斗争，是吧，这个，我想不会，你们大家大胆相信这一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从来不包庇右派，从来是站在这个斗争最前线，尽管我们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缺点，但是我们在维护毛主席路线这一点上文革小组是丝毫不动摇的，这点，我希望同志们放心。
    下面我讲关于故宫的问题了，我讲点我个人的意见。上次我跟这个故宫一个同志通电话时我也讲过这些意见，因为我怕在传话中有传的不对的地方，我愿意亲自来一下，这个，我讲清楚，错了吗大家批判，我也可以从这些批判得到这个提高。那么我认为这个故宫的斗争啊，在故宫的阶级斗争中，在几年接触当中，我觉得故宫内部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故宫，究竟怎么办这个故宫，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意识形态里一个很大的斗争，我希望同志们把我们的注意点放在这个问题上，这是大方向，刚才争论的意见是可以争论了，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比起这个大方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故宫嘛！是帝王将相的过去统治的一个中心，这个封建王朝所在地，这个地主阶级的一个老窝，那么我们劳动人民接管故宫以后，本来应该把故宫变成阶级教育的一个阵地。因为它有很多材料，阶级斗争教材，应该是不是办成一个阶级教育的一个阵地，象这个四川的《收租院》哪，那样的，办成这么一个。
    但是故宫由于过去的领导上包括吴仲超这些人长期以来执行了文化部的资产阶级路线，执行周扬的、陆定一的。夏衍的、林默涵的这些人的资产阶级路线。你们的材料没有揭发很多，这些的事情，是吧？所以把故宫变成一个宣扬封建毒素，宣扬地主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阵地。本来应该是一个阶级教育阵地，是我们劳动人民拿来教育我们后代，教育我们自己的阵地，但是这个故宫长期以来，这个在文化部领导下变成了资产阶级阵地，变成一个宣扬封建阶级生活方式、宣扬封建毒素阵地等。这是我是不是否认了故宫的成绩呢？（对陈桂保）总的来说我过去一直是有这个意识的，有这么一个看法的，我在过去在你们故宫展览看过的时候在本子上也写过意见，我们很多同志来看过你们的展览啊，也都有这个意见。关锋同志，我接触的其他的一些资料所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见。我们觉得接管它以后，本来是应该为我们服务，结果变成我们为他们服务。我们有很多很多革命同志在这里，工作辛辛苦苦的，但是我们给人家做嫁衣，我们给别人干事情，这点应该说是很痛心，很痛心。我们党派那么多干部到这里来应该把过去人家向我们进攻的阵地，变成我们自己的，向敌人进攻的阵地。所以我说这个故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很大的斗争，究竟怎么办故宫展览是个很大的斗争。是不是我否定了故宫这几年的成绩呢？故宫革命同志做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不想否定，你比如最近办的《收租院》很好，起了很大的作用吧，还有红卫兵在这里当解说员，刚才有个红卫兵就很好吗，我们故宫就应该这样办，是不是！群众到故宫以后，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认识到阶级敌人的这个所有罪恶，是吧，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是吧，可是我们把它办成一个……这当然不是同志们的责任，同志们在这个时间进行斗争了，这主要是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错误领导造在的，但是，我们呢？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这个阵地夺回来，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不能把故宫变成一个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这么一个展览，变成一个我们向敌人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攻的阵地，要使得那些外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看了以后就要低头认罪那么一个阵地。但是我过去看了一些外国人的报导以后，很痛心，他们那些外国资产阶级看了你们故宫以后，非常欣赏，非常称赞，说这个怎么好，那个怎么怎么好，这个馆怎么好那个馆怎么好，写了大量的外国报导来表扬你们，我觉得毛主席讲的话很好，这个语录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为什么这些外国资产阶级说好？这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人家说我们好，很佩服，你看这些地主阶级创造了这么多东西在那里耀武扬威，他们死亡了，但是他还是统治着，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来统治我们故宫，在散布他们的毒素，在用他们的那些东西来教育我们的后代，这不能容忍过去故宫领导把故宫资产阶级捧得九天之上，我从来主张对资产阶级权威，如果他们有一技之长，我们还可以用他。你比如唐兰这个人，虽然他过去反对我，但是他这个人在政治上还有点所长，还可以用他，但是，必须是我们对这种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利用他，说清楚，就是利用限制，改造这些人，而不能让他们猖狂地向党进攻，甚至捧场，如果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那就是背叛革命、没有气节。
    唐兰散布了许多东西，但是，今天你们给我看的材料里，没有唐兰的材料，这个在孔子讨论会以后，就发表了很多文章，有的是讲话，有的是文章。使孔子的思想万古长青，我们故宫的同志应该批判这些东西，什么万古长青？最近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小将们，他们就去曲阜造了孔子的反，那是有两派意见的，有的人就不让造反，说造孔子的反还得了？就把关都关起来，这些小将们就不管，他们去了以后，就发动周围的贫下中农发动了曲阜师范的同学大造其反，造反造得很好，而且发现孔庙里有间房子放了一些反动的国民党党旗，变天帐等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把它保护起来，长期的保护起来了，而且那个地方它是不让劳动人民进去，从来不让劳动人民进去。这一次浩浩荡荡跑进去以后，而且把孔夫子牌位给烧了，孔夫子的七十二个弟子的牌子给砸烂了，他们还要挖孔夫子的坟。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可以挖，就是平孔夫子的坟，当然，陈伯达同志有指示了，对文化古迹，对汉碑之类的东西要保护，因为是作为文物来保护的，而且指示要把孔夫子的庙要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办成《收租院》。我看孔夫子的庙的问题和故宫有类似的地方，我看伯达同志指示，对曲阜孔庙的指示，对故宫有参考的作用，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就是要把故宫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当然不允许在这里宣传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他们的生活方式，宣传他们的毒素，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象唐兰这种人宣扬孔夫子万古长青，你们就应该批判他，批臭、斗臭。
    我刚才看到故宫的工人同志，阎长贵给他们作的发言，刚才我也听了，我觉得他们这一点很好，他们的革命精神很好，我希望你们也参加这个批判，工农兵可以参加这个批判，他们批判能够一针见血。能够把这些事情批透。你们也要参加这个批判。故宫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工人结合起来，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这个阵地展开进攻，把它夺回来。要大造资产阶级这个阵地的反，大造封建阶级的反。我上午看了一些材料，下午带回来看了一些材料，我觉得你们造了不少反，写了一千六百张大字报，但是我觉得很不够，造反造的不够，你们就没把你们故宫的问题，这个材料里也有一点，但是这个相当不清楚。这里一条黑线下来的，你们这条黑线就没有很好揭发。从旧文化部甚至于还有一些新文化部的东西，这条黑线一直贯下来的。从故宫这个麻雀解剖可以看到文化部、宣传部很多问题。但是觉得揭发还不充分，是不是这样呢？（常振生插话：不让揭发当中给煞车了，工作队给煞车了嘛！）……是不是啊！你刚才不是也发言了吗？哪些材料我觉得很不充分，还要充分揭发，造反得还很不够！这一点你们要向兄弟单位学习。有些单位造反的很不错，他就从本单位的问题，造到文化部，火烧到文化部。所以我觉得你们造很多反，有很大成绩，但是还很不够。我们故宫的革命同志，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地把反动的文化部的资产阶级的故宫的统治彻底摧毁！把这个阵地夺回来，要办成给劳动人民服务，给人民服务、给革命服务，把故宫变成一个阶级教育的阵地，使每个到北京的人参观了你们故宫以后，能够提高革命觉悟，回去更好地参加斗争，而不是看了你们故宫以后，回去想当皇帝，反对社会主义。
    山东过去有一个人，我过去看到一个材料，他看了故宫以后，他就在皇帝坐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回去以后就说，我坐了皇帝的宝座啦！于是就在那里招兵买马，设立东宫、西宫。这是实在的事情。这是你们故宫过去办的这么一个成绩，人家来了以后，想当皇帝，当然，那人成份不好了，是富农分子。是不是富农分子，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是那么个人。（阎长贵插话：通过故宫的参观，应该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如果不痛恨旧社会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本来应该办成一个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帝王将相的控诉、对皇帝的控诉，对剥削阶级的控诉。可是，我们来了以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欣赏。这是方向的错误，大方向的错误。我们现在就要扭转这个大方向。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故宫变成革命的故宫，人民阶级教育斗争展览馆。把反革命的阵地变成革命的阵地。当然，我也说一下，我不是来主张毁坏这里的文物。你们这里有很多文物，尽是绘画，反动的家伙画的，这些东西应该保存下来，因为它是我们人民没收来的，没收过来的应该加以保护。但是有些不能展览，不要把文物采取简单的办法，一把火烧掉，我相信你们不会采取这个简单的办法。
    我需要说明一下，因为陈伯达同志对孔庙也是这么个指示，他说对孔庙的东西，对孔庙不要烧，牌位他主张烧，牌位可以烧了。汉碑他不主张砸的。你们这里的文物，那还是人民的财产，那是我们没收过来的，是我们的财产。但是怎么展览这些东西，这里有路线斗争的，有立场，不同的立场，有不同处理的方式，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不能象他们那样搞，这是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要我讲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故宫的展览，我过去有点感性知识，对你们这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很对不起大家，我对你们这里怎么个斗争方法，是那些内容，我不很了解。我相信这个问题依靠你们自己来辩论，自己来解决、我想这里也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两条路线的斗争都表现在那些方面，是个什么程度，表现在那些人身上，这些问题我都不了解，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但我需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拘留所的问题，你们集训班也好，拘留所这个问题，我上次跟工人同志交换了意见。我认为设立拘留所是不对的。但是，就设立拘留所本身这个问题，不要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看。那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许他们有，也许没有。这个表现，不会表现在一个方面，如果这里有的话，会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果，这光是一个拘留所的问题，设立一个集训班，把几个人关起来了，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应该纠正。现在纠正了，单就这么一个问题来说，我想不把它当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待。拘留所是不对的，但是拘留的人呢？你比如吴仲超这些人！当时（这些你们刚才没有讲）我来了以后，批评了吴仲超。因为我不了解的事情，我就要问哪！你们没有材料，没有材料我就要一一的问，我说，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吴仲超。他有个纸帽子，我说：这个纸帽子给你戴就很好哇！你应该戴，也有好处啊！我说：你是反动啊……上面写着的是封建的什么东西。我说：你们是搞封建毒素，我看就是搞封建毒素的。他还承认。吴仲超他承认说：戴得对戴得对。我这方面你们就不用说了，这也要说。你们要灭他们的威风，说我来给他们长了志气，没有给他们长志气！我看，我是灭他们威风的。可能灭的不够，因为我还不了解许多事情，没看到这些材料，就今天才看到。
    戴帽子问题，你比如还有个国民党叛徒，当了什么业务部主任，简直岂有此理。我很生气这件事情，我当时把吴仲超狠狠地骂了一下。这个你们有人在场吧？（阎长贵插话：有人在……）你们都看到了。当时，那个人（指郑求真）还说了一句：什么叫叛徒？我说：你就叫叛徒，他说：我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又……我说：参加共产党也是叛徒。你过去是叛徒么，你参加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改变了自己立场，我看是不是混进党内的，你要审查一下的（张天祥插话：他先参加共产党，后脱党的）。如果是当了国民党的什么委员（群众插话：是区分部委员。张天祥又插话：先参加共产党脱党后，参加国民党）。这个问题很值得考查。前几年还当个什么业务部主任，那就岂有此理了！这种人，我们给他个生活出路就不错了，他还当了领导，他能领导什么？（群众插话：还让他到保密工地去了呢？）那真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这种人，我看是应当彻底批判的，而且以后不能让他担任领导工作，让他下台。当然，同志们那天批评也对了，那天我没有很多批评，因为我不了解很多事情，而且时间也不够。因为当时陈伯达同志要我把这些人、拘留所解散，把这些人带来，他给训话，训完以后，叫他们回家，这么一个方针，我做为小组的成员，我要执行我们组长的方针。所以，我把他们带来。刚才你们不是问为什么带来呢？为什么带给陈伯达同志，因为他叫我解散集训班，把人带来，我只能按这样做。我想陈伯达同志讲话，讲得很好。他批评他们，你们提的，说是没有经过群众，没经群众讨论，我想经过你们群众讨论，大家也会同意的，你们现在不是都同意吗？当然，如果时间充分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时间比较仓促，伯达同志当时有指示，马上要带去，要解散。当时，有中央通告啊！这些问题，我希望大家从大局考虑一下，当时通告印发出两天了啊……三天了，如果搭上我们那次会呢，实际是四天了，我们第一次基本是四天了，这个通告我可以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中央通告，它的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群众的，这个矛头是这样。有些领导人，他为了镇压给他提意见的群众，他把给他提意见的人都抓起来，关在拘留所里边，我们这个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抓的右派分子，你们这里抓的是不是都是右派，你们将来可以一个一个的审查，我不作结论，这里也不能作结论。那么，对右派分子这些私设拘留所，象我们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对这些人私设拘留所也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嘛！有法律嘛！也是反对的。当然，是革命群众要这样做，要给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不要那么做，硬做了的话，我们处理这个事情。中央通告发了，要处理，因为中央通告发出来，就是要群众处理。可是，发了好几天，这里没处理……
    刚才，你们讲了，你们也准备处理，我也相信，你们也准备处理，但是没有处理，因为没有处理，别人把那个事情反映到公安局了，反映到了市委，市委刘建勋同志把这个东西拿给陈伯达同志，你们想想看，你们作为陈伯达同志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看，你们做为陈伯达同志也要解散，也要马上解散。因为说了，要马上解散，要处理，我们为了保护革命群众，我们也希望你们马上解散，事情就完了，我想陈伯达同志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要解散拘留所，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你们要理解这一点，没有通过群众的这个问题，如果时间充分，当然可以……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当时那样做就要跑来，把你们文革人找来，两面谈通，经过文革同意把它撤销，我看也可以，也是正常的，因为不准私设拘留所，是我国的法律，党的纪律，宪法里面有规定。那么宪法这些规定，它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经过七亿人民的讨论，所以这里不发生一个不通过群众就解散，当然，你们也不是认为这就是错误，是个方法的问题，不发生这个问题，当时，这样处理也可以，因为是通过你们文革的同志。当时这位老陈同志（插话：陈桂保同志），陈桂保同志，他是同意，也是赞成的。这个问题我说的是不是恰当，你们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我想这样处理还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时间充分一些，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工作，给你们各派作一些工作，因为当时摆着这么个局面，很多单位都撤，当天晚上都检查了，当天晚上报告上这里还没散，你们说是不是要马上处理，因为中央文革的东西，中央批准的东西，我们说了就要作。我希望同志们能谅解这一点，希望工人同志们能体谅这一点。当然你们也有理由，打电话给文化部批准，要走市委，其实你们不打电话也可以，你们自己总结一下，不请示也可以，因为你们当时成立时也没有请示嘛，所以你们成立时没请示，撤销时撤了就算了，撤了就完了。你还请示，弄了半天，结果弄的……它就晚了，你们希望文革晚来一步就好了，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早撤一步就好了。当然，你们的意见还是对的，就是我们没有跟你们商量一下，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大革命当中，很多事情它是很偶然的，它不能用预先的想法，各种事情不能按照想象非常合理，非常妥当的办法来进行的，在进行中它总有些……有时这点照顾不到，有时那点照顾不够，总有这些问题，我想你们也会有这些事情的，有些事情处理上照顾不够啊，引起一些群众的意见，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你们谅解这些问题，问题不大，这些问题我建议你们，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们在拘留所的问题上，不要再展开大辩论了，就这一个问题上，就是设立拘留所不设立、撤不撤销的问题，对于文革小组究竟是不是……（听不清）我想不要扯这些问题了。你们两边都是好意，他们对文革小组提出意见，也是为了帮助文革小组改进工作，都是好意的，我非常感谢大家，无论是对提意见的同志，或者是不同的意见，我都表示感谢，我希望不要在这些问题上再继续纠缠了。
    今天我的发言，意见大家听的差不多了，我说不要再讨论下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我想你们在大方向还是能够一致的。在大方向一致的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么这一个具体问题呢？你们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我们是很欢迎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需要在群众的监督下才能作好工作。同志们来找我，我当时因为到工厂去了，没有接见你们，很抱歉，你们那一派同志也写信给我，因为我们最近每天都很紧张，昨天也在长辛店，搞的也是很晚，群众大会呀，我们两次饭都没吃，搞得很晚的，工人也没吃饭，争论的比你们还要……简直要武斗了，两派也是非常激烈的，你们还是比较文一点，因为你们都是文化单位嘛！所以这些问题上呢，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求同存异。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求同存异，不要再继续争论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大方向的问题。有人递条子说：“为什么说集训班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这样，就是这个集训班把人拘留起来，看管起来，这个问题不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待。那么至于你们搞的里边是不是有对这些黑帮斗争当中，比如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说没有把他交给群众斗争，这个问题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太清楚，没有交给群众斗争，把文化部的这一套继承下来了，那么是不是继承这一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它继承的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这个情况我没弄清楚，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说是不是其他方面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当由故宫的革命群众来讨论，应该由你们自己讨论。那么作为集训班本身这件事情，如果不和其他事情联系起来看，这个集训班或叫拘留所了，因为我们习惯叫拘留所，实际上是拘留所了。
    你们大家也都承认是个拘留所了，那么这个拘留所的话我看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事本身不要作个什么路线问题来看待，如果他们拘留的是些群众。所以我那天问，那是我要问的，究竟你们拘留的是什么人，是要问的，如果拘留的是群众，人家给你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这个搞人家是“右派”是“反革命”，把人家拘留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它是现在拘留的是啊……所以我问了以后啊……我对那个事情就兴趣不大，我一看是吴仲超，什么唐兰这些人在这里，我心里大体都明白了，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是不明白的，并不清楚这些是什么人拘留了，因为很多拘留所我发现都是拘留进革命群众，所以我从形式上看也差不多，也是这些人。“黑帮”“右派分子”他们脸上也没有登过记，他就写个名字，他也没有。所以我也弄不清楚是些什么人？不过它拘没拘留群众，我是要问的，是些什么人，我是要问的，那么问了以后，我是得要材料看的，困为我不看材料我怎么知道。凡是到拘留人的地方他都说是“右派”，所有的人我问他，他都说是“右派”，所以我问是右派吗？我也要看材料，这也是一种调查研究。后来我一见吴仲超，我也不认识他，吴仲超我知道，因为过去的材料，我看到过他，人不认识，但是材料看见过，还有个人，我看他象唐兰，他过去手上有个金锍子，我看他手上也没有金锍子啊！是不是呢？他手上没有金锍子啦！所以我问他，这没有个唐兰？他说他是唐兰。我说你手上没有金锍子啦，那家伙是个资产阶级啊！他手上经常搞个金锍子（插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搞掉的），所以，我并不清楚，就没法判断了，因为我只见过他一面，这个总在他手上，他拿出来，我看他没有，我说这个人是不是啊？也弄不清楚。象！所以我就问他，我一听说是他们俩站在这，我心里大体也明白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后来很严厉批评他们，过程就是这么回事了，我也不包庇你们任何一方面，如果是你们故宫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上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有的同志提的，有反动路线的影响。那么你们自己提出来，自己经过辩论，辩论清楚，有什么就要检查，没有就没有，采取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不能在这里，这个问题上讲任何意见。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由你们自己来讨论。
    集训班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上我看不要再争论了。
    如果你们说，是承继了文化部的东西，那么承继了什么东西？如果不相信群众，表现在那些地方？如果不是，通过群众斗争，而是通过一些专人斗争，那是不是这样？你们自己来讨论，你们来自己辨别清楚。在讨论当中，你们还是要态度好一些，摆事实，讲道理，当然刚才的态度很好了，但是我看还可以更好一些。因为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嘛！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嘛。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谁讲的对就服谁嘛。不要形成我是一派，我这派就是不给你这派低头。你是你这一派，如果把这个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搞成派系的争论的话，我看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但是，你们这……我并不是给你们作结论，说你们这就是什么斗争了，不是那样，我没有任何什么印象。但是呢，我希望你们能够本着毛主席的指示，本着十六条的精神用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分歧，在解决这些分歧的基础上大家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向那些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这是路线问题。还有人提出故宫……，各文化单位，有没有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在故宫，在于故宫的特殊论，这些问题我看你们自己讨论，好不好？因为我不能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你们的工作组怎么样我不知道，工作吗？大部分工作组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但也有少数的工作组，它们作的还是对的。你们这儿究竟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文化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很厉害的，你们是不是受到影响，我不清楚，也可能你们那儿作的好，也有这种可能，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这个由你们自己来讨论。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你们机关、工厂，不再发展和成立红卫兵组织。现在我院革委会的委员，还说要成立，原来中央有那么个意见，红卫兵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少年组织，不是老头老太太都搞红卫兵。如果你们成立的话（陈桂保同志插话：是不是什么文艺造反军？）也可以保持下去。（插话：刚新成立的）我看成立的叫红卫兵，还是叫什么？（常振生插话：红卫兵新发展的）你们改个别的名字也可以嘛！如果都是三十岁以上的，改个别的名字，也可以嘛，这个问题，我看问题不大。（霍海俊插话：都是青年）也可以成立嘛，那有什么呢？（常振生插话：中央已经规定了，这个文件在这儿念了，现在还要成立红卫兵，这是什么问题？）（张天祥插话：本来我们故宫已经成立了一个红卫兵，我就是红卫兵，他也是红卫兵，另外就是因为没有吸收他们，他们最近另外成立了一个红卫兵）（常振生插话：机关单位不许成立嘛）中央是这样的，你们成立了以后（群众插话：是不是把发展的情况谈一谈）啊，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个问题谈一次也谈不清楚啊！我看这样好吧：红卫兵问题，你们既然成立了，也就不要这样争论来争论去了，这个中央指示不中央指示。
    因为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其他情况也都成立了，成立了也就算好了，因为按照宪法呢，群众可以成立各种组织，有这个权利，因为中央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死的，不是命令性的东西，中央的意见希望不要在机关里边……。因为红卫兵是个青少年组织，希望提倡这个东西，那么你们这儿成立了，我看你们最好不叫红卫兵，别的组织也可以嘛，你们叫什么革命战斗队或什么队啊，什么小组啊，都可以，现在百花齐放嘛。为什么一定要利用这个红卫兵呢？我看这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了好不好？
    是不是今天就谈到这里？看看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鼓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冲入彭真的家，抓了彭真。以后又相继抓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以及许立群、林默涵。周恩来接见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个单位的代表。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象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我们每个行动都要估计，要再三估计，考虑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三极”（？）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出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出点事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游街示众，我们感觉没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罗，而是公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谢镗忠姚文元对文艺界部分同志的讲话
    谢镗忠：今天主要听你们的，文革小组委派我们俩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也向你们学习。三条都发给你们了，看见了吗？这是讨论的，看你们对三条有何意见，来共同修改，搞出一个在全国文艺界都比较适用的几条。如果有别的也可以谈。是否这样开法好？
    姚文元：新近工、农业的十条都看到了吗？现在小学教员、文艺团体、红卫兵、机关等等也搞几条。这三条是属于最基本、最必要的，保证运动能开展的，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的纲领。对文艺界，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报告。指出了方向、路线、政策，而且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好好学习。那些不属于三条，只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搞一个文件，争取中央批准。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做小学生，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赞成的、不赞成的、补充的都可以讲。
    文艺工作者步行串联，更便于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与工农结合方能改造思想。
    现在不是演出不演出的问题，而是彻底革命的问题。
    （代表发言，略）
    姚文元：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再研究一下。有些意见很好。现在不是正式指示，要中央批准后才能正式落款。大家多提意见。目前小学教师也要提出一个方案出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弄出来以后再请大家提意见。
    谢镗忠：请三司的同志及时收集一下意见，收集各方面的意见。需要加的就加，需要减的就减。这三条精神，主要是搞革命，根据十六条，不论地方、军队，自己起来闹革命，不许用任何借口来压制革命。第二条提出徒步串联的问题，下厂、下乡这里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必强求一致。或者先串联，或者先下厂、下乡。你们中间有的人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乡下。大城市情况不一样，这不能统一，大城市下厂、下乡少。文艺团体下去，主要提倡徒步，这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与工农相结合，老老实实地当工人、当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思想。这里没有提徒步与乘车相结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斗批改的问题，好象现在有一种说法，江青同志十一月廿八日报告以后给分割开了。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斗批改中的。斗无非有几种，面对面，背靠背。今天十万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要消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必须贯穿在整个运动中，不是三个月以后就不批了，然后就改。要贯穿在整个运动之中，但在一个时期要有所偏重，使同志们对运动有更深刻的理解。要很好地学习社论，在理论上提高一步，好好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段时期内是必要的。这不能说这就不叫斗，这是斗刘、邓，也斗他，也批他这个问题，我的意见不能分割开来看。你们看这个意见对不对？不对可以批评。具体要落实到单位，斗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也是一种。各单位做法不完全一致，有的单位斗不起来，战斗组多，你也要斗，我也要斗。要根据各单位运动发展的情况。
    这里写的三条，与各单位没有什么矛盾，要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好斗批改。至于先串联后串联，各单位可以研究，不是同时都这么做。
    参军问题。很多单位给江青同志写信，也有给军委、总政首长的信，都收到了，首长都看了。你们对解放军的尊重，希望参加解放军的行列，我表示感谢。但不可能都来，全国有四十多万文艺工作者，不可能都来，大家也明白。有些单位希望参加解放军，总理也说过可以参加，总理讲话是包括打仗在内，真正打起来，部队文艺单位就不够用了，要扩大，到那时，一切为前线服务，可以多一些。在目前条件下，搞更多的人来恐怕困难。现在宣布参加解放军的单位，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正在熟悉，具体工作我们都没管，自己闹革命，总的精神是自己闹革命。三条宣布后，也希望不要给你们多少条条框框，自己去闯出一条路子来。很多人不希望订多了，束缚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这也是对你们的考试。只是总的精神看你们领会得如何，自己去干革命，军队也按这个办法，有十六条，再增加几条就够了。至于今后的体制问题（自负盈亏），目前不能解决，以后逐步解决。今天首先是把革命闹起来。
    姚文元：
    革命总是先有事实再有概念，工厂的十条总是工人闹起来才有的。先闹革命才有条例，革命还是靠自己。要相信十六条的基本精神，相信自己能起来，能自己教育自己。当然，大革命中会碰到许多钉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锻炼出来才更扎实。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批判；彭、陆、罗、杨、周扬、林默涵……也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毒根要肃清；文艺界要彻底改革。文艺界的革命要靠左派，武器是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纪要和十一月廿八日的讲话，都要好好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组织队伍冲锋陷阵，把革命干起来。条件艰苦、工作困难能锻炼人。毛主席作社会调查就是徒步，靠两条腿，把工农组织起来闹革命，应该有这种精神。一小撮省市委开始镇压
    群众，不许他们串联，后来给钱、给物质，想收买革命左派，是否有人上当，还要看一看。不要怕艰苦条件，不要怕困难，自己起来闹革命。陈伯达、江青、康生同志是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希望大家自己起来闹革命。要很好地学习江青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很重要，有的段落很深刻，发挥了毛泽东思想，实际上给文艺界指出了方向，交待了政策，希望大家很好地学习。
    文艺界经过这场斗争，要有个新局面，要靠大家。革命左派是锻炼出来的。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还有一些，他们是经过一场艰苦斗争锻炼出来的。艰苦的条件才能锻炼出坚强的革命者；没有困难，没有阻力，是不可能锻炼出革命者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同资产阶级作顽强斗争，才能锻炼出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起来闹革命，遇到困难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进行学习。只要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能取得胜利。牢牢记者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武器，最主要的武器，问题是要真正掌握。
（根据章雪萍的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由记录者负责）
     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抄印 中国计量院全无敌造反大队翻印


    国家体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接见参加第一届亚洲新运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
    十一月二日下午由国家乒乓球队、游泳队、羽毛球队、体操队组织了个“出国誓师大会”，并邀请了贺龙副总理，荣高棠出席大会。十一月四日，多数派一些出国运动员等不按时上车出国，而到国务院请愿，要荣高棠出国。当晚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讲了话。
    陶铸：今天是给你们送行的。请总理作指示。
    周恩来讲话（呼梁丽珍、倪志钦、庄则栋、陈满林、郑凤荣等优秀运动员的名字）。徐寅生，你到过我们国务院吗？贺总昨天那么紧张，你们还去了！
    我们第一是送行，壮哉此行，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为社会主义争光。我们是新时代的国家，毛主席时代的祖国。这是光荣的任务，应该送你们。有四位政治局委员送你们，还说不重视？
    （有人插话：有总理，三位副总理。）
    第一是欢送，因为你们出去，要好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用徐寅生写的那篇文章对照，好好地活学活用。贺龙，江青同志推荐，毛主席亲自批示，我也读了，不是很光荣嘛！你们过去做出了出色成绩，很光荣，今天有责任把这个成绩再不断提高。要联系到比赛，联系主席的增强人民体质，联系到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要站得高，看得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心胸更应宽大，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王杰，有一颗火热的心，贡献出全身的精力。我感到你们这次责任大，任务重，你们应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完全没有想到，你们昨天提这么个要求。我们首先对你们希望很高，一时没想通，落後了，是暂时的，这可以改。首先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不要有私心杂念，有个小小的个人得失，就应排除。所以今天临别赠言，是不仅象过去所说的要胜不骄，败不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献出火热的心；要浑身是胆，发扬“五敢”的精神，才能战胜。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祖国，正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没有想过不让你们去，我们中央一致通过，没有不同意见，一直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你们曾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了林总的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立竿见影。为什麽我们这样信任你们，你们却这样有一点自暴自弃？希望这是一时错误。如昨天毛主席接见大中学校百万红卫兵，越南同志还去看乒乓球表演，这不仅是尊重你们，也是尊重祖国的体育界。这次是面临着国际斗争任务，这个任务应该是讨论的主题。前天陈总接见，我想来，忙，没来了。今天逼我来了，不让来也得来。你们不能象红卫兵那样不见就大闹。
    没想到在国内多数、少数；激进、保守发生分歧，你们想出气。不对，为什麽这样？庄则栋、李富荣、郑凤荣、徐寅生，你们为什麽要出这个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考验每个人。在座的能说我们没犯过一个错误？我们几个（指几位负责同志）也都是这样。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哪个没有错误？为什麽要出气？搞得不清不白。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对不起老同志。最近有人到贺总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争面子，这样做不对。昨天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一天十二小时，从天安门回来听到这个情况，心里非常不愉快，我马上找黄中，李梦华来我这里。老实说，我对你们有看法。誓师大会时还让贺总去。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就以为荣高棠搞的鬼。我对熟悉的同志要求的严，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高，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这种作风怎能允许？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至於学校揪工作组互相争论，对荣高棠有意见，他们却不能荣高棠出席不出席亚新会。但国家体育队不能象学校一样，把观点带到体委来。你们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这样想。徐寅生不是有文章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就豁出来了，一想到个人，精神紧张，手就软了，要向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学习，不能与那一派纠缠在一起。这一派不让荣出国，我就支持荣出国，你们立场站错了，就是有私心杂念，这就是个人出气。过去出国，就没有搞过誓师大会，这次搞了，搞到体育馆来，又请了各派，还有外地革命师生。应学习红卫兵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不能这样搞，搞得这么乱！一个统一的国家体育队，这样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是相反。昨天我就与黄中、李梦华谈了一个多钟头，为什麽这样关心？原来我想的与这差一大截，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後，我大吃一惊。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场没站好，这与领导有关，你们身上没有官气、暮气，有骄、娇二气。我深深想了一下，就是第一届新运会得胜了，几次乒乓球得胜了，骄气增长了，娇嫩气也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一部分意见是对的。过去体委，北京市，上面对你们有些放纵，教导不严。我还请你们吃过饭，陈总也请过，我也有责任，今天要挖根子，我们进行自我批评，否则怎麽能有说服力呢？对你们是负责的，支持你们，同情你们。你们还年轻，毛泽东思想还没生根。徐寅生有一篇文章之後，就没有错误了吗？有没有？你们这些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徐说：不符合）（别人插话说：徐寅生不出国）不出国，想通了写篇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要写一篇短的东西送行，鼓励鼓励他们，<人民日报>，哪个报社都可以登。这是给徐寅生出两个难题，看你们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不高，学得勤不勤，用得活不活，下的工夫狠不狠。不然为什麽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过去我娇惯了你们，放纵了你们，我有份，老总有份，当然直接责任是荣高棠，他是常务书记。梦华对我说，誓师大会与荣高棠无关，因为荣高棠同志是早晨刚刚出来。即便荣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也是荣放纵的。你们知道他会支持，你们才敢这样做，甚至把老帅也拉出来了，把外地革命师生也弄来。还要请我去，我没功夫。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麽？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麽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你们不应这样。同学们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我告诉黄中、李梦华，不管是荣高棠知道不知道，他都要负责任。你们谁也不能驳倒我，你们有意见回去可以贴大字报，留一张大字报也行，我等你们一分钟，当然这是“将军”。我很难过，我不是不器重你们，为什麽不能辨别大方向，责任是在领导，首先直接在荣高棠，不应该养成你们的娇气，应该立即改。
    文化革命才是开始阶段，时间长，你们回国後，要学会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怎麽把出国问题与荣高棠问题搞在一起？出去不出去，运动员都是为国家，不是为他。这样做造成一种风气，带有私心，个人主义感情。我们要有无产阶级感情，为绝大多数着想。去比赛应去掉这些想法，到广州你们再谈一谈。
    总之，不多占时间了，你们要休息。今天点了几位运动员的名字，因为熟悉一些，不光是他们的责任。今天看了你们几个队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共同拟的吧！说明你们认识有改变，我很高兴。昨天这个请愿，我完全不同意。誓师大会，请愿不好，改了就好，“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只要改了，就是好的。林总说：年轻人可以改。你们也意料到这样责备你们吧！一时错误，你们中没有人超过三十岁吧！还是红卫兵的年岁。林总还说：我们不要犯错误，要保持晚节。活到老，学到老。对你们是允许犯错误的这是教训。体育队是为增强体质，备战备荒为人民，不是为个人荣誉，不是为锦标；是为集体，为阶级荣誉，要一切为人民为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学习“老三篇”，专门利人，毫不利己，这样思想就会前进了。徐寅生不出去可以写一点东西，出去的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挂帅，要注意劳逸结合。错了只要改就可以，责任由体委领导负，我们负，减轻你们负担。你们要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去争取胜利，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争取胜利，做好团结，友好工作，做好斗争，争取胜利。
荣高棠不出去，你们就不去，不对。他们可以提出荣高棠不去，你们也可以提荣高棠可以去，但不上车不对。誓师大会，请愿，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是有道理的，要挖错误根子。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在这事上就在别的事是表现出来。把公与私混在一起了，我们坚决反对。
    陶铸的讲话
    到北京不久，管体育未管起来，昨天才开始管。总理的话，语重心长，同志们昨天晚上已传达了。出点错，犯点错就改。林总说“朝令夕改”嘛！我们今天加速送行，原来迟了。你们开誓师大会，请愿，不算了，今天再送行。把个人的问题抛开，为党、为人民着想，什麽都想得通；否则什麽也想不通。背着包袱搞运动不行。总理听了很难过，因为是想不到的，意料之外的。问题解决了。总理给你们送行。好好把思想总结一下，不要背包袱，要兴高采烈。你们有包袱没有？同志们还是有觉悟的，出这么个问题，讲完就完了。走时要想想总理为什麽这么讲。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全世界评价很高，好的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说我们一切搞糟了，实际上搞好了，一切搞好了。文化革命搞好了，世界革命就有希望；中国不搞文化大革命，定要出修正主义。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昨天主席在天安门上站了七个钟头，为什麽？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今年粮食又增产了××亿斤，钢产量可达××万吨。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一意为人民。讲两个故事。导弹实验有个科学家叫钱××，夫妇两人都是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褓姆给赶走了，他老婆上街买菜，生活大大降低，未影响情绪，保证了导弹实验。另一个是红线女，在文化革命中把头发剪掉了，挂牌子，坐卡车游街，扫街。她革命是买来的，给她高薪，洋房，汽车，现在降到每月四百元，还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希望，香港来了一些人访问她，毫不埋怨，情绪很高。
    文化革命以来，各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你们出去应该以更新的面貌表现文化革命的成果，应该表现在比赛上，应该带着文化大革命提高了的觉悟的情绪，以新的革命面貌比出更大的成绩，搞誓师大会，请愿就不好，有这个问题不暴露不好。出国的体育队，不应有多数和少数的概念，回来再说。出去不要为文化大革命抹黑，昨天黑一点，手巾一揩就没有了。出国不出国完全是国家的权利，你们挑行不行，你们向国家负责行不行？黑龙江省委书记揪住不放，我说不放也可以，你把军事生产都管起来！但又说管不了，就把省委书记出来。荣高棠不让他出国，因为体委有路线错误不检讨，你们可以提意见，出不出国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原来想把两条路线搞搞，承认错误，当时可以考虑。问题是这么样就走了，你去就胜利，不去就不胜利，那还叫什麽体育队，谁领导都可以，只要不是右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贯彻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原来打算叫去，想开幕式，闭幕式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现在更不能去了。我们和他做工作，他不觉悟，而且搞得这样复杂，一点觉悟也没有，走了怎麽行？
    你们代表国家，不是代表个人，荣高棠你们熟悉点，私人感情好点，但不能从感情考虑，今天决定不是少数派的意见。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继续犯路线错误，自己不好好改。今天一五一十讲清楚，没有保留。
    贺龙同志讲话
    首先，工作我未做好，昨天想了一个晚上，你们一个同志拍了桌子，火气不小，把我吓住了，把矛盾上交了。高棠有高棠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总理、陶铸同志的指示要想想，要从根子上挖。是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是毛主席教导的，听党的话；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不从这个根子上挖不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是这样一个问题。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帖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出国有几百人，讲讲话，一去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不该开的会，错误的会。
    （陶铸插话：放荣高棠同志回去开三级干部会，结果开了誓师会。）
    我不叫荣高棠讲话，他讲了话，而且慷慨激昂！
    （陶铸：他不应该去。）
    要争国家输赢，阶级兄弟有话好讲。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到金边还要讨论，要转得过来，要转九十度，
    （陶铸：飞机上就要转过来，不然怎麽打好球）
    不转过来，球打不好。你们昨天是“私”字，不是“公”字。前天这样做对荣高棠没有好处，加重了他的错误，他认为有人拥护他。不转不行，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一定要转，一定要讨论。黄中、李梦华、赵正洪要负责。赵正洪你可不要阳奉阴违呀！干部首先要通，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有“私”，和荣高棠有私情，打扑克，打台球，打麻将……，不是为毛主席，为共产党。总理管这么多事，把矛盾上交，我也很痛心，就是罢工嘛！不转不行，今後我参加你们的会议。
    陈毅同志讲话
    根据总理，陶铸，贺龙的指示，思想转过来了，完成任务就有了保证，否则集体荣誉受到损失就不好。那天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从我来讲，总理讲了，我清楚了。应该百分之百地根据总理，陶铸同志和贺总的指示，全心全意地争取金边比赛的胜利。这个胜利非常需要，它直接打击了美帝、修正主义、反动派，为国家争光。我看了你们的保证书，很高兴，完全相信你们能够解决思想问题。和柬埔寨要友好，和十二个国家的运动员要友好。出国前思想上有这样一个转折，真解决了是个好事，是个很大的考验。这是灵魂上的大暴露，这样的问题你们年青人在和平时期不容易暴露，现在是个考验，要经得起这个考验。总理告诉你们的解决办法，可以更坚强。你们不是在和平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为民族，为国家，为党，为毛主席争光！
    （陶铸：还要为文化大革命争光！）
    有什麽见解可以保留，回国後发表。执行任务不能有私心杂念，我们支持正确的行动，双方不正确的都不拥护。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要带着委屈情绪，要放下包袱。祝你们勇敢地去争取胜利。
    周总理最後又说：
    有人提出，荣高棠不去，你们坚决要求荣高棠去，荣高棠不去，你们也不去，这不对，不能搞请愿誓师大会。你们有娇、骄二气，要挖根子，这决不是偶然的，我坚决反对公私结合。
    陶铸同志最後又说：
    <体育报>不是封闭，需要整顿，是总理批准的，是暂时停刊。报办得不好，检查一下宣传毛泽东思想好不好？高举毛泽东思想够不够？没有革命的思想就不能办好报纸。不光<体育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也都停刊了嘛！
     （彭文选、应水根、顾克炎记录整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
    同志们：
    你们都是外地来的吗？
    （是！众报：有湖北、贵州、上海、四川、河北、江苏……除青海、新疆、西藏、吉林外）。
    是全国的会议，二十九个省市，参加了二十五个省市，你们都见了毛主席吗？
    （众：没有，大多数没见过。）
    大多数没见过，那你们到明年春暖再见。你们早点来就见到毛主席了。
    （众：以前不让我们来，这次我们造反来京的，不合法的。）
    你们来到中南海开会，就合法了。我代表国务院、中宣部欢迎你们。你们想见见我，我从地方调来的，事情多，比较忙。我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再见你们。你们来无非是搞好文化大革命，要我们支持，我们义不容辞，我们坚决支持！（鼓掌）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任何人也没有权力阻止革命。下面我先讲一讲。
    你们在座的观点是否一致？
    （众：是？个别人说：不是！）
    要革命，要解决问题么，基本上一致的，那好谈了。不一致我们可以保留。我的话你们听懂吗？（众：听得懂！）你们听话的本事强哪。荣高棠不让你们来吗？（众：是！）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是荣高棠。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见过一面。你们要求不让荣高棠去印尼（指参加亚新会去柬埔寨。这是口误）我们接受了你们的意见。你们提得对。体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京、在全国都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只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搞好。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保留资产阶级的旧东西，生怕我们触动它、摧毁它，这样怎么搞得好呢？我们不但要彻底摧毁它的私有制，而且要摧毁产生私有制的一切因素。它要维持这些东西，我们不摧毁它，那我们国家就会变色。同志们要闹革命，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鼓掌）
    毛主席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毛主席最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们有这么大的民主自由，宪法上的民主自由都给你们了，有集会、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示威，还有串连，这是毛主席给的，你们造反出来，我们支持你们。体委要把革命搞彻底，就是要依靠大家！只有先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你们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彻底揭发批判，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彻底把他们揪出来。各省市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都回去了，你们要配合他们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就要依靠当地广大革命群众。体育战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建国十七年，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是全国人民支持和同志们努力的结果，但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彻底清除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把体育队伍办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使我国体育事业搞出更大成绩。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就能出更大的成绩，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才能拼命去干，人的因素第一么。即使我们取得一点成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没有革命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一切工作要取得成绩是不可能的。
    我讲具体问题罗。体委发了四点建议，中宣部批了的，供各地参考。现在看来，批是有错误的，强调革命不够。你们是专业运动员，练一点还是要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就不对了。以前两篇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是有效果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四点建议也是这样。革命重要么！我过去在广州十几年，香港有个足球队，虽然个人技巧不坏；但总出风头，集体力量就不行了。对体育我是外行，但我是重视体育的，这叫“外行重视”（掌声，笑）。
    过去，四点建议抓革命强调不够，是体委建议的，我过了手，我也有责任。你们批评四条建议是有理由的，应该批评。现在我代表中宣部把那个四点建议撤销么！拿我和同志们商量的四条意见，再和大家商量一下。
（念第一条）这条加一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看这样抓革命就强调够了。
（念第二条）这条还是讲革命。别处讲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儿讲抓革命促训练，这一点我是请示总理的。我在这里插一句，我没有很快见大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还没有请示总理，总理不点头，我说不行呀，不能乱说，乱说那不是一派胡言吗？（体育）这个专业队伍是逐渐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但是由于领导的问题，突出政治不够……。革命是命根子不抓不行，但练还是要一点罗！听说你们专业队半年不练就要报废，胖的胖了，跑不动嘛。我不要紧，反正你们也不要我。文化大革命要搞到明年九月，九个月不练，那再练起来就困难吧！抓革命要强调，训练要在这个前提下，给个适当的位置。上次四点建议抓革命促生产是对的，但强调革命不够。训练放在什么位置，你们自己去研究，去考虑。抓革命使训练受了点影响是可以的，思想提高了，一下就赶上去了。训练的具体时间你们去考虑，象早上练二个小时，还有一天可以搞革命，不要生疏了！当然，我谈的是个原则。主要时间抓革命，留一些时间训练，有时需要整天搞革命也可以，一个星期，十来天，你们说可以吗？（众：可以！）但不要过长。我们要培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人，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出来的，奇迹就是这些人创造的。革命搞好了，会有新的成绩。没有人的高度思想革命化，新的体育水平是不可能创造的。国际比赛不是锦标主义呀！这是阶级斗争！国内搞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国际比赛也是阶级斗争，形式不同。现在看来，国际比赛看样子还不少。
    （念第三条）这条所说，同志们有意见，要求还没有达到。我请示总理，总理说你们在本省串连可以，外省串连也可以，但不超过十天，这是总理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笑）十天要跑远了可不行罗！现在这一条加一点，到外地串连也可以，但以十天时间为限，总理是最关心体育界的！（鼓掌）不仅总理，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国务院都关心体育！（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为什么要关心体育？搞革命要有身体嘛！你们看毛主席身体多健康呀！总理今天开了十个钟头会也不疲劳，很有精神，我可有些疲劳，我比他小十岁哩！但是我当过兵，跑是可以的，搞器械不行，翻杠子不行，翻不过去。过去在黄埔当兵的体育不行，现在我讲话是没有资格的，但我可以补一下，那就是我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鼓掌）
    （念第四条）可以派代表。但主要靠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派人找中宣部，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总理。总理快七十岁的人罗，七亿人民的总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他。要不，你们来当总理。（笑）你们可以派代表先找体委，找中宣部，或找文办“口子”，我是部长又是“口”长。我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再请示总理。但有问题要依靠你们自己革命，在本地解决。还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坚决斗争，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毛主席不是叫我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吗？不是叫我们要学游泳吗？我现在还不会游泳，怕喝水，老是别人帮助，要不就往下沉。你们要自己革命，自己解决问题。不要什么事都找上面请愿。如果上面都安排好了，那你们还叫什么革命呢？当然这次你们来是应该的，因为你们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欢迎。以后你们回去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十六条，林付主席的讲话，总理、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用这些作为武器，进行斗争。
这四条意见，用中宣部名义，不用我个人名义，代替以前的四点建议，发到各个省市去。我讲的四点意见，大家如果认为可以，是不是就定下来啦？（鼓掌）同志们这次来总有点收获罗！收获不大，总有点点子！搞革命要有上面的支持，但主要靠你们坚决革命、坚决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确运用十六条，再加上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革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席卷全国。全国都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因为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中国文化革命具有世界意义。
    有人说我们孤立。我们孤什么立呀？七亿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一起，通过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多出雷锋、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焦裕禄那样的英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那我们什么事还作不出来？现在我们原子弹都搞出来啦。苏联不给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解放前，我们连脚踏车也不能造（有人说：自行车。陶铸说：你们叫得文雅一点，我讲的是土话，比较形象。众笑）解放前，我们造手榴弹爆炸力还不强，现在我们的原子弹能同导弹相结合，美国搞了几十年，它的基础很雄厚，搞出来不奇怪。我国刚解放，工业基础很差，千疮百孔，这么短的时间搞出来，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群众的创造。我们国家搞好了发生什么影响？过去人家叫我们是“东亚病夫”，人家都瞧不起，在外国有的中国人冒充日本人。现在我们的国家威望很高。全世界人民都在仰望着我们，仰望着北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靠毛泽东思想彻底革命，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我国建设好了，那影响多大！这个影响同样起延安解放区的作用，中国好比世界的解放区。过去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因为我们坚决革命，所以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灵的。这次红卫兵搞了，全世界左派都来看。苏联变了，只有我们越来越红，就是大多数的人当家作主、真正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苏联垮了，南斯拉夫早就垮了，什么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好一些罗，蒙古、××差不多了。（我讲过足球要打败××，但这次是二比一败了，没有关系，下次再来，最终，革命的总要胜利的。）其他国家都变成修正主义不要紧，他们变过去会再变过来的。相反中国变就影响大了，有的人会说：“搞来搞去还是成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优越性。”不搞文化大革命，可能变，但变了还会变过来。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你们对这一条是很熟悉的。）几千年来总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最终无产阶级是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不会变。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还必须用阶级斗争来巩固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消灭旧意识，消灭资产阶级，马克思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还没有这个实践。列宁死得早。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但有片面性。毛主席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全国人民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共产主义一定会取得全中国、全世界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附件：对于体育运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陶铸由于工作很忙，不能接见你们，委托我（刘祖春同志）转达四点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各地运动队伍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坚决捍卫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真正建立起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
    二、各地专业的运动队，要切实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大力搞好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方式可以采取停止一段时间的训练，集中搞运动；或者在保证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保持有国际比赛任务的运动队和运动员，必须把党和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要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并根据需要安排足够的训练时间，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三、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各运动队可以在本地进行串连活动。（到外地串联也可以，时间不超过十天。）
    四、有意见可以派出代表到上级机关以至中央反映。
    上述意见，应当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听取群众意见，然后作出决定，请示当地党委批准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注：括号内的两句话是陶铸在这次讲话中的补充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讲话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头一次参加这样的批判以荣高棠为代表的体育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这个大会我们应该说开得好！（鼓掌）大家刚才讲的这些事实，确实是讲的好，挖得深。（鼓掌，口号）许多的事情，不仅在座的许多同志，恐怕不都清楚，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常常是从领导方面接触到的一面。另外呢，很容易站在上面，听一些报告，没有深入到你们中间来。从你们方面，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问题。所以常常不容易看到全面和透过现象看到全部的本质。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进行，必须把它进行到底！（鼓掌，口号）譬如，就拿体育界的问题来说吧！我们看到的是表现在运动场上的，或者登在报上的，或者写在报告上的，或者是听荣高棠在什么会议上讲的。比如说，在人大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说得满好，觉得成绩很大。这不是我们中国的体育界确实是有成绩的吗？因而就常常被成绩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不能看得深、看得透。
    比如我们在座的，担任中央工作的四位同志，我们对于运动也有某些爱好，因为我们最近确实看到一些成绩啊！但是，不晓得成绩的后头，却潜伏着这样深的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惊心动魄地听一听的。所以，不仅你们学到了东西，我们也向你们学到了东西，我们应该感谢你们。（鼓掌，口号）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一切问题，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运动也是一样，运动成绩的后面，如同刚才许多位同志讲的，尤其许多地方提倡的锦标主义、物质刺激、个人主义这些东西，还有地方主义、私心杂念，甚至于你欺我诈，彼此争夺。这样一种运动，这样一种作风，那还不是跟资产阶级世界一样了吗？当然了，我不是说这种风气已经到处都是了，那当然还要一分为二了，应该说我们体育界的成绩也还是主要的。但是，还有这一面。如果不是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你们造反派带头，现在争取了多数了，大家争着起来，是不会把这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根子挖出来的。（鼓掌，口号）另外，我们有时看到这样的现象，也曾经说过，有些锦标主义，有些个人突出，有些不突出政治，但是这些话虽然说了，不起作用，当着胜利的时候，听不进去这些话。毛主席也曾经教导我们，我们提倡体育运动是为着首先增强我国人民的体质，这就是为的全民皆兵的这一个思想，打下物质基础。这是在毛主席的题词上，第一句话就说了嘛！但是呢！真正做起来，总是把这个放在次要地位或者放在不重视的地位，甚至蔑视它，否定它。所以光是从上面来，最高指示都不传达，必须有另一方面的重要的补充，也就是说另一方面。如主席常说，要从群众方面来看一看。从群众方面看，如果仅仅是在运动场上、比赛场上，是不一定会听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那是大家看到的一个争夺胜负的现象。只有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能把你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动员到北京来，开这样一个大会，没有这个大会，就不能有这个彻底的揭露。所以我们应该说，要谢谢你们这次勇敢地到北京来，促成这个大会。（鼓掌，口号）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必须从两方面来解决，从上面，还要从下面。这次群众的发动是真正的动员群众。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讲了，跟林彪同志讲了这件事，我们真正地把群众动员起来了。
    最近毛主席跟一位外国朋友说，这一次我们真正找到一条主要的环节，把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真正找到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推广到全中国了，把亿万的人民动员起来了。（鼓掌）因而，这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就反映到体育界里。所以，刚才许多位同志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我们体育界。也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推动了体育界的这一次运动的开展。从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更深入一层，即思想革命的问题。林彪同志最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你们很快就会看到，提到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思想革命化的问题。这个思想革命就拿我来说，我读了徐寅生的报告全文，毛主席亲自批了的，加以推荐的。当时我脑子里的印象是近两年我们体育界，特别是乒乓球队取得这样的胜利，确实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主席的著作学得不错啊！而体育界出了这样生动活泼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又是运动员自己写的，这不是学用结合在一起了吗？所以，我还有点迷信这篇文章，我还有点过分地高兴。我就没有料到，因为我没有看过《体育报》，因为一天看几份报纸已经忙得很了，总是看《人民日报》，看看《北京日报》，看看《参考消息》，没有功夫来看《体育报》。你们想一想，应该是一回事，可是《体育报》呢？恰恰相反。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登毛主席的语录，不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恰恰是“庸俗化”、“形式主义”，甚至于出在荣高棠这样的口里，首先敌视毛泽东思想。
    所以，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鼓掌，口号）这是很不调和的，因为我们接触了一些体育运动的事情，顶多是来观看比赛了，看了有些报告，而本质上是另外一些会议。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所以，事情必然会要暴露的，这个暴露就是刚才最后一个同志说的了。就是在出国这个问题上面，一个誓师大会，一个国务院请愿，不出国。这两件事可把我触动了。因为这是非常清清楚楚的道理。荣高棠利用出国的问题来开誓师大会，他要来代表全中国人民，说他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七亿人民出国的。有这样的话嘛！然后蒙蔽我们的运动员，以他出国与否来要挟，而且正是毛主席十一月三号在天安门接见刚完了，我们还正在开会总结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下决心不可，不仅不让荣高棠出国，我也就不再见他了。（鼓掌，口号）因为，我说所谓不再见他，就是不再对他寄予希望了。当然今天还不是见了他，（笑）但是这样的形式见他，（笑）这对我是头一次啊！（鼓掌）确实这样的人没有希望了，这两件事把他这个人的本质暴露无遗了，完全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儿也没有。（鼓掌）因为我比较跟他熟一点，抗战时期我也跟他在一个地方工作过，武汉、重庆，看这个人表面现象有点能力，但是滑头滑脑的。（笑）那当然是在他青年的时候罗。青年的时候嘛，有时候也可以所谓是一种活泼，因为他不是“七·七”事变前会叫“梨膏糖”吗？“梨膏糖”啊，你们大概不大清楚罗。我们老一辈子很熟悉这个事情，芦沟桥事变，在北京城里也唱卖梨膏糖，所以印象是这么一个角色。不晓得从那个时候一直发展到现在，却变成一个真正的彭真的徒弟──两面派罗！（鼓掌）所以，他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应该说，你们批评得对，他是彭真型的人！（鼓掌，口号）不仅是在表面的形式上，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历史上，我们现在正在审查彭真入狱经过的那一段历史。同样的，荣高棠也有这样的经过，也值得审查。（鼓掌）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对我们全体的运动员同志讲一讲罗。你们现在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你们在游泳中学游泳，在斗争中学斗争，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大民主中考验。你们在青年的时候，学习这些经验是及其宝贵的，因为对人的一生，青年时候的印象，在人的一生中最容易造成深刻的印象，打出一个健康的基础。所以，你们揭发荣高棠这件事，不仅造反派首先揭竿而起了，造他的反了；我想保守派也应该有这个觉悟，过去受了他的蒙蔽，现在应该觉悟起来了。造反派也不要因为你们受他们压制，比如刚才一位河南的同志讲的，一位是南京的吧？南京的同志讲的，把各地方受压制的情况都讲了，那是令人愤怒的。因为不仅是北京的体育学院，全国的体育界都有这样的现象，都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所以说，这条反动路线在体育界所造成的后果，严重的后果，有时候是罪恶的行为，不是仅仅在北京，而且是影响到全国。在这里头我们要取得了深刻的教训，同时呢，也就锻炼了我们的造反派。因为你们是首先受到压制的，遭到了迫害的，因为受压制和迫害，也就锻炼了你们，考验了你们。（鼓掌，口号）你们经过这样的锻炼和考验，把你们在这三、四个月中，或者有五、六个月，从六月起的话，那就是在半年多的当中，把你们逐渐地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左派。（鼓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这个光荣的称号也不是政治不挂帅和毛泽东思想不领先就会拿得稳的，而是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进行锻炼。（鼓掌，口号）在一个时候，可以表现得很坚强，但进一步要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还要经过多次的锻炼，（鼓掌）也许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年、两年，也许要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锻炼。（鼓掌）拿我自己来说，总算一个老革命了，但是要做一个坚定的左派，还得继续努力！（鼓掌，口号）我不是常说吗？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紧追毛主席！（鼓掌）那末，你们当然罗，条件比我们好罗。时代跟我们从前不同罗，你们会超过我们，但是也不要因此就骄傲起来，骄傲使人落后嘛！这点大家总会常常记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曾经一度做了保守派的，受了荣高棠蒙蔽的，不管是体委里头的同志，或者体育学院的，或者各地方的，或者北京市的，我看哪，只要觉悟起来，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但个人认识，还要能够经过集体整风，大家共同来检讨，吸取这个教训。造反派应该给予帮助，只要他们愿意前进，就应该欢迎他们！（鼓掌）因为我们十六条上讲了嘛，我们造反派应该不断地帮助、教育、争取团结最大多数嘛，应该实现这个目的嘛。所以，我相信十六条上所提到的，我们运动的结果总要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鼓掌）也就是说总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顽固不化，改不过来。而且这个事情并不需要起来过问，就拿刚才说的出国这个问题，就可以证明。
    当时开誓师大会的时候，十一月二号的时候，到国务院，开始先到贺龙同志家里边，示威请愿的时候，那是十一月三号。这两天，我们出国运动员的思想处于什么状态？等到我们五号吧，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四位同志接见了他们，跟他们讲清了这个大道理，这时候，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国家争荣誉，为无产阶级国家争荣誉？还是跟荣高棠走？这个问题一问就清楚了嘛！嘿，就是可能多少年的糊涂，一旦就清楚了。人的思想变化常常是在顷刻之间，就是一个大的跟斗栽倒下去，就买来一个明白了。（鼓掌）今天在座的从金边取胜回来的这些体育界的同志们，我还是高兴地欢迎你们，（鼓掌）因为你们没有辜负我们五号那天对你们的临别赠言，（鼓掌）你们是带着《毛主席语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出国的，所以你们能够胜利归来！（鼓掌）而结果呢？果然地胜利归来了。（鼓掌）就是说你们没辜负我们五号那天晚上对你们的期望，你们没有辜负党、毛主席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体育界对你们的期望。（鼓掌）我是有这个信念的，因为一时的糊涂嘛，青年人有时候是有的。荣高棠他有各种手法，他把一些青年人迷惑住了。当然罗，造反派要找我罗，说你们为什么没被蒙惑住呢？偏偏他们被蒙惑了呢！当然罗，这是有点高低罗，我得承认这个高低罗，不承认也不公道，你们是先进嘛，他们是后进嘛，总有个先进和后进吧！（掌声）实际就证明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玩弄两面派，玩弄手腕，来蒙蔽一些同志。一个时期里可以取得某一些成果，但终究要被揭穿的。你们看，我们党多少个错误路线都破产了嘛，这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破产了嘛。（掌声，口号）确实的，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今天永远望不见她的光辉，永远不能胜利前进。（鼓掌）有这个例子，也就很生动地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总是要勉励从国外回来的体育界的取得胜利的同志，你们也不要骄傲啊！这仅仅是一次考验，还要继续考验，后进的超上先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仅仅是在比赛场上的一时的胜利。保持长胜的精神，靠什么呢？要靠毛泽东思想！（口号）在这个地方，虽然徐寅生同志写了文章，还有错，发生了学用不一致了。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对青年人还应该勉励，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真正学用一致，真正地，全心全意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么，这样生动活泼的文章，在学习的时候才能取得成绩，那么在斗争的比赛场中，在战斗中也能取得成绩。（掌声）这些都是我们活生生的事实了，就拿这些事实对比，就看出来了荣高棠的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的本质。所以，你们今天这个大会，我们应该说是开得很成功！（鼓掌）我们应该把它介绍给领导同志知道。（掌声，口号）这一点，我就提议，请我们文革小组的成员穆欣同志转告中央文革小组，把你们今天这个会议介绍一下。（掌声）怎么介绍呢？他就回去写一篇报道介绍给我们伟大的领袖知道，（口号）介绍给林彪副主席知道，（掌声）介绍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知道，（掌声）介绍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知道。（掌声）好！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因为底下还有他们三位讲话。（掌声）
    我先给你们说一件事，方才想起来没有说，就是同学们问的了，张以瑞死的问题，这也是正象我刚才所说的毛主席指导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从上面下去调查，收集了一些资料，还不能够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希望我们体育界的同志们，比如说造反派的，你们来组织一些调查组，来进行群众性的调查。（鼓掌）首先是体育学院的造反派了，体委的造反派了，北京市的造反派了，北京市的革联。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希望保守派的你们也有人来参加，揭发，那样更有力量。（鼓掌）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我们革命的造反精神，把这件案子，从群众方面，从领导方面结合在一起，彻底查清这一件事情！（鼓掌）我相信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定会破这个案子！（鼓掌）所以我附带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许多方面都关心这个事情。
    要我指挥，我的嗓子不行，你们哪一个来定调子。（最后，周总理指挥大家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陈毅同志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参加了国家体委和全国运动员，全体革命的同志们批判荣高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个人参加了这个会，觉得这个会开得很好。（掌声）从体委同志发表了意见，揭露了各方面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整个体育运动的路线和反映在生活上，完全证明了荣高棠是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是我们体育运动的一个障碍。（掌声）今天把他揭露，为我们人民体育运动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完全赞成你们的革命的造反的精神。（掌声，呼口号）今天我们热情很高涨，而且很愤慨，有很多事实不揭露，我们不知道，揭露出来使我们触目惊心，才知道我们队伍里面有这么多的黑暗。许多同志遭受迫害，遭受打击。我们平常还认为，看到这个成绩，留恋这样的成绩，忘记了它这个阴暗面。现在揭开来看，内部乱七八糟，某些方面很腐朽，不揭露、不打扫，要败坏我们整个所事业，使我们怎能不触目惊心！因此，你们以具体的例子，以具体的事实，说服了我们完全站在你们一边。（掌声）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周总理指示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要归功于左派，也就是所谓的“少数派”。左派，革命的左派，他们有这个敏感，他们深受欺负，所以他们能够反映，把这个矛盾首先反映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能勇敢地承担这个揭露，首先打烂，这首先是应该归功于他们，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掌声）因为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任何一次大革命的起点，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出发点，没有这个革命精神，一切革命无从谈起，这不仅是体育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整个的阶级斗争，整个的国家革命，整个的世界革命都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革命的造反派、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就是革命派。他们的作用，我们要心服、口服这一点。我们不要看到说是他们这里面有些人，或者有些什么我个人或者看不上眼，再因为个人的关系没放好，我们就忽视他的政治作用。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这不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主要看他在政治上表现什么东西。（掌声）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要在细节上面去看问题，在生活上去看问题，主要看他的政治，在阶级斗争中间，他站在哪一个阶级方面。那么，这个少数派，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拥护他；荣高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我们打倒他！（鼓掌）总理已经讲得很亲切了，就是说我们参加了这一次揭竿而起，参加这一次发动揭露荣高棠的大会。我们这些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起了带头作用。但是呢，要做一个坚定的左派，永远做一个坚定的左派，作为一个很好的左派，那么在任何革命时期，都能够起积极带头作用。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是不容易的，还需要我们大家努力。我看这一点是应该打动你们的心，这一点也打动了我们的心。（掌声）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革命中间，我们也有过很多错误，也做过很多的好事。在我们做很多好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骄傲；做了很多错事的时候，自己又懊悔。懊悔也不行，懊悔过去了，怎么办？与其懊悔过去不如现在继续努力，还多少会有所补救。因此，在这里面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同志，一部分同志或者有很多同志，对荣高棠有好感的，或在这次被荣高棠欺骗下面的，蒙蔽下面的，拉拢下面的。我们这里要有觉悟，我们在一个时候受蒙蔽，受拉拢，受欺骗，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在今天已经揭露他的本质了，我们还不跟他划清界限，我们就要错上加错了。（掌声）我们对他恐怕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验了！因此，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左派，做一个坚定的左派，对这一部分受欺骗的同志，我们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我的意见，他跟荣高棠不同，不能把他和荣高棠之间划一个等号。对青年同志，青年人、青年同志，只要是革命的同志，我们还是要作为革命同志，把他团结过来，大家来做这个坚定的左派。（掌声）在体育运动中间，我也是很有关系的一个人了，没有参加体育运动的领导，谈体育，讲体育，讲得很多。我们一个时候，只看到荣高棠的好处，但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发觉的，就是这个人，对上面就是奉承、欺骗、奉承；对同级的呢？就是拉拢，打击，挑拨；对下面就压。这一点有些发觉。因为他常常为体育事业要出国，制定体育计划，不时要跟我打交道，总是感觉到这么个问题，总不愿意讲体育运动内部有什么缺点，总是反映好的方面。如说受他的欺蒙呢？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没有亲身来，没有亲身生活在这里面，不大清楚，那就不大明白。今天的这个揭露，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因此，要考察一个同志，要观察一个同志，要分析他的灵魂，不能看他的言论，要看他的行动。（掌声）教训很深刻，给了我们全体同志很大的教训，在革命造反派精神的感召之下，继续前进，争取我们体育界的文化大革命达到完全的胜利！（掌声）我们喊一个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贺龙同志讲话
    同志们：
    没讲话以前我有个稿子，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今天揭发的这些问题！大部分我都不知道。荣高棠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粗的，因为我是老粗，根本看不起的。我非常拥护周总理的这一番话，陶铸同志、陈毅同志讲的我很拥护，讲得很深刻，我坚决支持！（热烈鼓掌）我刚才要拿起我的稿子讲，不拿起稿子讲，我讲了前一句，就忘了后一句。由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深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宣告破产。革命形势大好！（热烈鼓掌）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由于革命群众坚持斗争，取得节节胜利。左派队伍不断壮大，这时候曾经被蒙蔽的同志觉悟过来，团结一致，向以荣高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热烈鼓掌）并对他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罪恶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形势好得很！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过去的少数派同志是革命的！（热烈鼓掌）他们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十六条办事，在资产阶级统治白色恐怖的控制下，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压力下，坚持斗争，经受了锻炼，得到了提高，他们能在斗争中，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我热烈地赞扬并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热烈鼓掌）他们不愧为革命的左派！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荣高棠自觉地、有组织地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党委，把持文革，组织一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打击围攻和阴谋陷害工农兵出身的干部，镇压革命群众。他还蒙蔽乒乓球队一部分优秀运动员及其他运动员和干部，并挪用《体育报》的宣传工具和假借辩论为自己评功摆好，恬不知耻地以无产阶级司令官自居。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继续搞他所谓的“誓师大会”，请愿示威。当周总理、陶铸同志批评以后，仍然在玩弄新花招，采取新的形式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抗革命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长期以来，他还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投机取巧，把持国内权威，搞宗派活动，大搞物质刺激，锦标主义，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企图把我国体育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歧途。同志们，荣高棠的错误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体育战线上的反映，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段斗争中，是否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向荣高棠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这是对每个同志的严峻考验。革命左派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斗争艺术，不仅敢于斗争，而且还要善于斗争，重视人的工作，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乘胜前进。多数派的同志，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只是被以荣高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蒙蔽，一时辨不清方向，暂时落后了。但他们不负担错误路线的责任，只要提高觉悟，起来斗争，都应该受到欢迎。荣高棠犯这样大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过去负责体育工作，抓得不紧；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对体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强调团结多了一些，合了一些稀泥，对革命派支持不够；对荣高棠的错误察觉较晚，置之不理。有的同志给我提了些意见，我诚恳表示向他们致谢，（热烈鼓掌）希望同志们继续给我提意见。（热烈鼓掌）我坚信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一定会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对荣高棠的错误，进行彻底揭发、严肃批判、坚决斗争，让他坦白交待，彻底低头认罪。我们要坚决把国家体委和直属单位搞深搞透，彻底取得最后胜利，保证我国的体育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发展。坚决响应林副主席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指示，把体育队伍办成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贺龙同志补充发言：荣高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大会开得很好。要把荣高棠斗倒！斗垮！斗臭！
    陶铸讲话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总理讲了话，我们本来可以不讲话的，总理代表我们都讲了嘛，讲得非常之好嘛！（鼓掌）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就讲几句。（鼓掌）首先，我觉得今天这个批判斗争荣高棠的大会开得非常的好。（鼓掌）我坚决地支持！（鼓掌）上面七位同志的讲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我完全的赞成。（鼓掌）总理讲话不要说了，我是坚决地拥护的了。（鼓掌）
    我现在讲两点意见：第一点就是我是支持体委、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鼓掌，口号）但是我要承认一点错误，就是支持得迟了一些，应该是支持得更早一些就好了。（鼓掌）为什么呢？因我刚刚来，对体委情况不清楚，主要的对荣高棠，刚才总理已经定了性了嘛，这是修正主义分子嘛！（鼓掌）还认识不够，认识不透，但是总感觉到体委有问题，体委文化大革命运动搞不起来，有问题。同时也感觉到荣高棠可能不能够领导这个体委的文化大革命，有这个认识。但另一方面，总还对他寄予希望，但是，是不是还可以呢？批评、帮助叫他站起来呢？那时我们还没有放弃对他的一个希望，最后，我们就是完全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刚才总理所讲的，就是在出国啊，运动员出国啊，前后事情就是那么个事情，但这是暴露他的本质。
    一个人好坏，好，也不要说他一千桩好，有那么几桩好的，本质的好就可以确定你好。坏，也不要看他很多桩的坏，有几桩本质的坏，可以确定他是坏。（鼓掌）因为荣高棠在出国这个问题上面，把他本质是完全暴露了，对党是不忠实的。他把体育界完全变成荣家的体育界，不是七亿人民的体育运动员，而把我们革命的运动员，人民的运动员，把他变成个人的东西。所以今天暴露的问题不奇怪罗。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个人的感情的拉拢，物质的刺激，一切的一切，就很可以说明嘛，就是为着树立个人的威信，为着把体育，把体委，把全国体育界变成个人的东西。不是为党来培养革命的新运动员，不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来争光荣。所以这桩事情暴露，是个本质的暴露，我们看透了！因此，我们觉得荣高棠是没有希望的。决定彻底来揭露批判他。（鼓掌）这正如你们讲的斗倒、斗垮、斗臭！（鼓掌，呼口号）斗倒、斗垮、斗臭，刚才你们下面喊口号，我们又不举手，你们喊口号，（这时回过头问三位首长）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举手吗？（贺龙说：我举了）你举了啊！我们三个人没有举。这个打倒荣高棠我们没有举手，讲荣高棠我们没有举手，讲荣高棠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也没有举手，（笑声）那你们是看到的，我们讲老实话么。我们在那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花招啊？我们没有什么花招，假如花招的话，我们就举手了，举手你们就高兴。（笑声）不举手你们会怀疑我们嘛！你们这几个同志为什么不举手啊，是不是还要包庇荣高棠啊？不是的，同志们哪，从我们的内心来讲，总理、陈总、贺总我们赞成的，赞成把荣高棠打倒的！（鼓掌）所以赞成罢他的官的！（鼓掌，呼口号）但是我们内心赞成，我们还是没有举手。为什么没有举？还是中央决定，毛主席决定！（鼓掌）我们一定会把同志们的要求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报告林彪同志，报告文革小组。（鼓掌，呼口号）你们很清楚嘛，这么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怎么能当国家体委的第二书记啊？怎么能够领导七亿人民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运动啊？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鼓掌）但是要讲一句，还是要中央、毛主席、林彪同志决定。（鼓掌）这是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就是外地来的同志很多，我曾经讲了一次话，主要的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一个串连的问题。最近我们搞了四条，送给总理，送给文革小组审查去了，我想今天简单讲一讲，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思想，（鼓掌）那末在体育方面就是抓革命促训练罗。（鼓掌）过去体委提了四条，宣传部批了，给各地作参考。看来这个四条是有错误的，主要的革命强调不够，训练强调过多，业务强调过多，同志们批评这个是完全正确。现在宣传部发通知，撤销原来的四条。（鼓掌）但是抓革命促训练总的原则还是要定下来，运动员总是要训练一下子，完全不训练是不行的，我们全国有一万三千多运动员，学校的不算，假如一年都不到体育场上去锻炼一下子，还可不可以搞运动呢？我不清楚，因为我是不好运动的。（笑声）但我高兴看运动。（鼓掌）恐怕不行，我问了很多同志，讲：不行。总是要到运动场去锻炼一下吧！（但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该主要抓革命。（鼓掌）应该拿主要时间来搞革命，（鼓掌）不可能设想，我们脑子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思想不革命化，能够搞好体育，搞好运动，不可能的！（鼓掌）所以搞好运动就是我们国家的高标准的。美国它也搞运动，象他那样搞运动，我们不要的。是按我们的标准来搞运动。（鼓掌）也象我们搞原子弹一样的，搞其他的生产建设一样的，搞各方面的工作一样的，要飞跃的进步！（鼓掌）人家十年，我们三年，或者两年，（鼓掌）我们这样一个标准，这样的要求，革命的标准，革命的要求，没有革命化的人，没有革命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鼓掌）所以在文化革命运动期间，我完全支持同志们的要求，主要的搞革命，拿一定的时间来训练。（鼓掌）在运动很紧张的时候，也可以停止一段训练，（鼓掌）停止多久呢？那你们去决定。我们向总理请示了，这个十天不够，他们讲不够，十天左右不够，十五天左右吧！（鼓掌）加上五天。主要的再给你们这些时间吧，但主要的还要通过同志们决定，遇到一个很紧张的情况，可以停一下，停半个月算什么呢？（鼓掌）还有一个串连的问题，串连的问题，党中央还要研究罗！我讲的还是个人意见罗！还要中央批准才算罗，我还讲我那个意见，我请示过总理的，原则上总理赞成的，串连主要在本省，在本市，因为是的嘛，一个大市与一个本省体育运动员力量不小，好好团结起来嘛，组织起来闹革命嘛。要必要的时候，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几个大区，华东、华北几个大区，或者中南几个大区，几个省，可以互相组织几个人，去支援，去放火，去支持他们闹革命，（鼓掌）我看有必要，过去总理讲也不要超过十天，我看也可以加五天嘛，也可以搞到十五天左右嘛，是不是啊？（鼓掌）
    那末到北京来的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罗，我们这个十五天在春暖前就完了，明年春暖以后，见毛主席没有时间怎么办？我看明年春暖以后，我们见毛主席再商量商量嘛！（鼓掌）是不是啊？全国的运动员只有那么一万多人嘛，我想一定要见到毛主席。（鼓掌，呼口号）如果同志们见过了，那当然可以不一定罗，没有见过的我看应该见一次！（鼓掌）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能见一次，增加我们无穷的力量啦！（鼓掌）
    我的话完了。（鼓掌）最后我喊个口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注：首长讲话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高教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的答复
    问：你认为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答：不是的。现在很多人说我是彭真干将，这是捕风捉影，很多事情是没有的，说一二·九时代就与彭真在一起，这根本不能成为罪状。关于这些我给中央写了检查时材料核对。
    问：你认为你犯了错误了吗？
    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别人提了意见，我叫别人表态，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对清华大学，我并没有主张镇压。在北大有同学为我辩护，我不知道，有人去围攻，我还打电话给艾知生，叫不要围攻。
    我是六月三日、六月五日、六月七日去学校的。六月三日我去召开一个干部会，对贴大字报，开始思想上不是积极支持。这是错误，但是应该欢迎别人对我的批评，而且提出应该保护批评意见，但是不要保留太久，保留几天，就要有下面意见来辩论。但是我对大字报不是采取镇压的态度。六月五日我给全校做报告，还是表示要引火烧身，六月七日，我对当时一些大字报和钢院大字报不符合我的实际的地方，如给邓拓捧场问题，也只是有些应酬话，并没有那样讲，刘小石公布了原始讲话，当时我认为有的不符合事实，讲可以用大字报澄清，这也不是反扑，但这里面并没有布置要围攻，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对群众贴大字报不是引火烧身，不是敢字当头，并没有进一步搞白色恐怖，下面怎么做我不知道。当时我是讲过高干子弟动向，要调查这个问题。
    我在清华大学，我不认为是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拿现在主席思想来验定是有缺点、有修正主义倾向，重业务，但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对，在全国高等学校比较来说，我对毛泽东思想宣传还比较多，政治工作抓得比较多。现清华出来的学生还不能说政治不行，清华大学中工农成份比较低，这我有责任，但不能说清华出来的学生政治觉悟就低，当然教育同学并不是教育要反党的。清华在全国来说是先进的大学，这是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结果，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搞三结合是好的，学生出去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问：主席著作学习简单化问题。
    答：这是具体问题上的一个错误，对同学学习主席著作应该积极支持，但到现在拉单扛念语录我还不同意，对于答问题用语录等我也不同意。我还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是针对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学习马列主义要自觉来讲的，但我不是反对、仇视学习主席著作的。
    问：主席思想是“马列主义高峰”问题。
    答：高峰并不是贬低的意思，我当时也说的是马列主义，顶峰好象就不能发展了。毛主席也说不要搞“顶峰”。“最高指示”是十一中全会上讲的，讲高峰毫无贬低毛泽东思想的意思。即使如此，也是用词不当，提不到反对毛泽东思想
    问：关于女生食堂问题。
    答：这可以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女同学身体不好。出发点是这样，不合适可以改，但不能机械地这么看，培养好是为了将来去挑担子，这不能说是修正主义。比如体弱的搞个体弱食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是从发现女同学身体不好而提出的。
    问：打击调干生问题。
    答：我没有打击任何一个调干生。现工科来讲：攀登科学高峰，年青一定是好的。这并不是讲排斥调干生，有的人搞管理工作，不一定要那样，可以提前一年，教务处如何处理调干生，我没有过问。那天斗争会上讲××××怎样，我并不知道，李思问就是调干生，我不承认是修正主义路线。我并不承认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没有必要这样做，除非能证明我是和彭真勾结反党才行，关于和彭真问题，我写了一份材料给中央，现在大字报和广播中很多关于这方面是“捕风捉影”。我和彭真有工作联系，但无什么秘密活动。彭真反党是成立的，因为他一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是有了矛盾的，五八年清华是贯彻了党的教育改革方针的，五八年陆在六十条中是指名批判清华大学的，陆的老婆反对林彪，有阴谋活动。
    问：打算怎么办？
    答：（1）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实事求是的。（2）相信群众会清楚。（3）也可以比较一下，是否全国各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清华大学是抵制的呢？是否大家举了，我不举？可以比较一下，相反我举得还高些。高教部刊物《人民教育》六零年四月份的一期上，三篇文章是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杨秀峰、叶圣陶、蒋南翔。我讲：“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只有我这一篇讲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样的例子很多，你们可以找64年以来到66年，我在讲话中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一、二十次之多，讲我举得不高是对的，但比较起来我还是宣传得多些。还建议在高教党委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过去杨秀峰没有这样做。
    问：对陆平的问题怎么看？
    答：我不想发表意见，因为没有详细材料，没有细细地研究他的情况，而清华与北大还是有所不同的。我觉得陆平比我严重。在社教中有“镇压革命”问题，而且躺在前市委大学部身上。现在我们参加劳动，我没有出过大字报。如果让我出大字报，我也可以出，比如关于与彭真的问题。中央如批准，可以公布出来，让大家看。五八年以来，清华的工作，还是不断前进的，成绩是主流，别人可举例；那个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比清华好，教育战线是不是贯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不发表意见，我认为解放后工科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我的材料，我知道的很少，很多事实是不符合的，比如讲：××老工人揭发我吃芽豆去两头，开午会等，这是不对的，我可以和其他高级干部比较一下。三堡只是开会去，一般是不去的。我参加十一中全会，要求：到底大家揭发了一些什么，我想知道，把大字报给我看，而我也出大字报，请群众核对检查。从开始一直我未取得发言权。听说清华250个支书打成黑帮，即使我是黑帮，他们怎么也是黑帮？对于工作组我是欢迎他来，清华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清华的学生。我没有讲过“艰苦奋斗廿年”，讲的是讲一个学校，从五年、十年、廿年总可以看到。我看到一些大字报，与原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部里是两边抄，无政府状态，没人管。先按这两个要求实行了就可，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调查研究才下结论。
     周文林记录并整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的文章《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反革命阶级虽然已经被打倒，但是他们总是想复辟，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蛊惑人心，欺骗群众，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阶级梦想在中国实现其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代表。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舆论制造者。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必须对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翦伯赞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头目，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路线的一个重要角色。
    翦伯赞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打着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招牌，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他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急先锋。
    翦伯赞从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活动不自今日始。揭开翦伯赞的罪恶历史，能够帮助我们认请这个反共知识分子的真面目。
    从西山会议派覃振的秘书到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走卒
    翦伯赞是一个老牌反革命。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的极右派。翦伯赞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做了西山会议派覃振的秘书，跟着他的主子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翦伯赞混入了共产党。
    混入党内以前，他反共反人民
    混入党内以后，他继续反共反人民。
    混入党内以前，他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混入党内以后，他依然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不同的，混入党内以前，翦伯赞是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走卒来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混入党内以后，翦伯赞却以“进步教授”、“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孔来吹捧蒋介石国民党。毒害人民的黑货裹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包装。
    民族解放的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大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搏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就丢弃了祖国的大片锦绣河山，龟缩峨嵋，大搞投降反共的活动。
    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抗日战争独立自主的方针，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罪恶活动，号召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就在这个时候，翦伯赞抛出了反革命的著作《历史哲学教程》。
    在这一本自吹为指导“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①的反动著作里，翦伯赞恬不知耻地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他无耻地说，蒋介石是“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有了“蒋介石将军”，“有了这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中国的抗日战争才会“更为坚决”。②
    蒋介石卖国投降反共活动越猖狂，就越需要有人在他的头上描绘“民族英雄”之类的灵光。翦伯赞适应蒋介石的需要，吹捧蒋介石的调子也就不断升级。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八月一日，又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话，有力地抨击抗日战争中的投降派；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是暗臧在抗日战线里的投降主义头目，是同汪精卫一样的“李精卫”。
    就在这个时候，翦伯赞重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为了进一步吹捧蒋介石，特地写了《再版代序》。在《再版代序》中，他把蒋介石从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升级为“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伟大的历史人物”。他肉麻地说：“没有蒋介石这样的伟大，他的天才，他的明确的预见，他的正确的领导，他的坚决的意识，他的有力的号召，就不容易使得中国的人民，不分阶级种族，党派，职业，像铁一样坚强地团结起来，就不容易使得中国的抗战，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之下，都能坚持的继续下去。”③蒋介石的帮凶白崇禧、陈诚，无恶不作的封建军阀阎锡山等，在翦伯赞的笔下，也变成了优秀的“正在领导并坚决执行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缺一不可的人物”④。翦伯赞这个蒋介石忠实走卒的面目，在这里暴露无遗了。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领导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的事实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而翦伯赞却说没有蒋介石
    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他这样做，是有他的卑鄙的政治目的的。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反人民，维护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叫嚷“限共、溶共、反共”，说什么“共产党应该服从国民党，任何人都要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违反者即为人民的敌人”。翦伯赞也跟着叫嚷什么只有服从蒋介石的“正确地指导”，才能争取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否则就是“大众之敌”⑤，其卑鄙的政治目的，就是为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反动政治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翦伯赞的反革命立场丝毫未变。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九四七年二月，翦伯赞两次原封未动地再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这年十月，翦伯赞在再版《历史哲学教程》时，也只是把“蒋介石将军”改为“现在的领导人”⑥，其反动内容完全没有改变。
    一九四八年十月，蒋介石反动统治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就在这时，翦伯赞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主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他在一篇文章里⑦，津津有味地描绘蒋介石“屈尊”和他会面拉手的“荣幸”场面，连蒋介石对他说了几个“好好好”，都描绘得非常细致。主子“屈尊”与奴才拉手，奴才受宠若惊，铭记不忘！真是反动透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翦伯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革命，真反革命！
    土地改革运动的破坏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在蒋介石反动政权完全崩溃的前夜，翦伯赞装着革命的样子跑到了解放区。翦伯赞是不是从此改变了他的反动立场呢？没有。他只不过改变了战术，继续反共、反人民。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伟大的土地革命刨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的翦伯赞的老根，他为了包庇他的大地主家庭，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土地改革之前，翦伯赞就给他的地主老子写信：“一块钱一斤的肉可以放肆吃，一块钱一亩的田不要买。”⑧他的反动老子得到这个信，立即行动起来，匆忙变卖土地，转移财产，到土改时，他家八百多亩土地除了几所住房和一所花园以外，差不多都卖光了。翦伯赞还怕他的家庭在土改中“受屈”，竟以政府工作干部的名义给当地政府和农会写信，说他家“是革命家庭，财产可以分掉，但不要作地主看待”。明明是反革命家庭，硬说成是革命家庭；明明是地主，不让群众作地主看待，这就是翦伯赞的反革命逻辑。
    地主的财富是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贫农下中农均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物归原主，理所当然。但是，翦伯赞在一九五六年回家时，看到贫农分了他家的花园，就恶狠狠地说：“这原来是我的花园，怎么现在都改成菜地啦！”看到贫农分了他家的房子，竟然训斥贫农说：“房子这么烂了，怎么不给我整一下！”接着还把房子都照了相。照相记账，这不明明是准备反攻倒算吗？
    翦伯赞的父亲是一个罪恶昭彰的大地主，勾结军阀，贩卖人口，霸占民产，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但是，翦伯赞却为之百般颂扬，他公开对群众说：“我父亲是一位为人很正直、很朴实、很有学识的人”。他用来吹捧蒋介石的那套手法又用在他父亲身上了。一九五○年，这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死了，翦伯赞指使他的弟弟大办丧事，做道场，摆酒席，并且在北京请人写了碑文，准备为他父亲立碑。还寄回过一篇自写的祭文。一九五六年回家，一下车就直奔其父亲和祖宗的坟山，整衣朝拜，静默致哀。直到一九六三年，翦伯赞还“命令”群众，保护好他家的祖坟，一不准牛踩，二不准有水，三不准开荒。
    好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急先锋，漏网的资产阶级大右派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逆流，国内反动的资产阶级蠢蠢欲动。就在这时，翦伯赞又伙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揭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
    一九五六年五月，翦伯赞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到湖南“视察”，找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到处煽风点火，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当地富反坏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时，翦伯赞就拍案大骂：“是谁不给你们饭吃，是毛主席，还是基层干部？他们为什么不关心群众生活？”并且对四类分子说：我“是代表你们说话的”！
    “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和全国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而翦伯赞却在“视察”湖南以后，胡说农村“几年来没有一点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只是房子比过去破烂些”，“在清朝时，农民还可以说话，现在连话也不能说了”。翦伯赞说的清朝，是地主阶级的天下，他说的“可以说话”的“农民”，其实是地主。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向往的是地主阶级的天堂，他在煽动地富反坏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复辟。
    一九五七年春天，右派分子费孝通一马当先，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翦伯赞不甘落后，紧跟而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⑨。这两株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两颗信号弹。
    翦伯赞在这篇文章中，污蔑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喊而不放，放而不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教条”；甚至造谣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要“挖思想、整人”。直到一九六四年他还污蔑“二百”方针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
    翦伯赞所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究竟是什么呢？他要的是，只许资产阶级右派“放”和“鸣”，不许无产阶级放和鸣；只许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许无产阶级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一句话，他要的是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作护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毛主席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⑩翦伯赞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那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大毒草，如什么“政治设计院”，“党天下”，“定息不是剥削”，“党委退出工厂”、“退出学校”，等等，都是“良药”、“忠言”，都是“对共产党的缺点痛下针砭”，要共产党有“雅量”。①①翦伯赞就是如此密切地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翦伯赞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反右派开始后，他看形势不妙，摇身一变，假装“反”起右派来了。 ？
    翦伯赞是怎样玩弄“反右派”的把戏的呢？
    翦伯赞明明在《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中大肆吹捧右派分子对党的污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在后来写的《资产阶级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却悄悄改变为“是不符合事实的”。①②翦伯赞在“批判”右派分子“要杀共产党”的谬论时说，共产党没犯“死罪”，“而且杀也不是办法”。①③请问：这是反右派，还是向党进攻？不管翦伯赞怎样乔装打扮，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翦伯赞这个大右派，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但是，他“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被揪出来了。
    反对史学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一九五八年，广大的革命史学工作者，乘着反右派胜利的东风，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开展了史学革命。他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把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是一次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阵地，打击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教授和学者的威风，大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
    对这次革命，翦伯赞恨之入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刮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这时，翦伯赞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奔走各地，写文章，作报告，对史学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扑。
    翦伯赞极力丑化史学革命。他说：
    “内容丰富多采、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
    “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①④
    史学革命一无是处，“糟得很”，这就是翦伯赞的结论。
    翦伯赞还在几个根本观点上向史学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
    第一，一九五八年，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以论带史”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含意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翦伯赞却污蔑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以论代史”，必须“废除”。①⑤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观点。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⑥翦伯赞却说什么“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研究历史“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就是“虚无主义”。①⑦翦伯赞明目张胆地用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反对毛泽东思想。
    第二，史学革命强调研究历史要古为今用，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翦伯赞却污蔑历史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是把今天的政策、口号塞进历史中去。①⑧翦伯赞真的反对历史为当前政治服务吗？不，他从来都是用历史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解放前他用历史“拥蒋反共”，解放后他用历史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的历史“研究”没有一天是脱离政治的。他反对的只是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第三，革命史学工作者提出要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新史学体系。这件事可触怒了翦伯赞，他暴跳如雷，拚命叫喊旧的史学体系是打不破的，胡说什么帝王将相是历史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地主阶级关心农民，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而对劳动人民，却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这再一次暴露了翦伯赞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第四，史学革命中，广大的史学工作者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走出书斋，参加现实斗争，向工农学习，和工农结合，编写“四史”。实践证明，这是史学工作者又红又专的道路。翦伯赞却说：“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是“知识的泉源”，①⑨企图把史学工作者拉向脱离现实的反动道路。
    翦伯赞反对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反对批判帝王将相，反对歌颂劳动人民，反对史学工作者走出书斋和工农兵结合，反对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句话，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史学革命，就是保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就是要用历史这个武器，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借古讽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作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
    在我国遭受暂时困难时期，翦伯赞不仅疯狂地反对史学革命，而且借古讽今，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五六年，翦伯赞写了《（琵琶记）的历史背景》一文。一九六二年二月，他把这篇文章收进《历史问题论丛》时，增加了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段话：
    “《琵琶记》这个剧本是十四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部杰出的作品，因为从这个剧本中，我们可以听到时代的呼声：反饥饿的呼声。”②⑩
    大家知道，《琵琶记》所宣扬的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一点，剧本的题诗就讲得很清楚：
    “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
    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
    对于这样一个地地道道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剧本，翦伯赞居然说从中可以听到“反饥饿的呼声”，而且是“时代的呼声”，这完全是胡扯。翦伯赞这样胡扯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翦伯赞故意渲染“大饥荒”，说什么“一方面饿死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过着豪华的生活”②①，这就是污蔑我们当时是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中；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攻击我们的干部同封建的官僚一样，只顾自己过豪华生活，不管人民死活。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国家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坏，和连续几年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经济生活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污蔑我们“喝大锅清水汤”，“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吴晗、邓拓之流，叫嚷我们的“困难不但不会被克服，反而越来越多”，翦伯赞则射出“反饥饿”这支毒箭。不难看出，翦伯赞同国内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完全是一丘之貉。
    我们国家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蓬蓬勃勃，光辉灿烂，任何困难压不住我们，任何破坏吓不倒我们。国内外修正主义者的造谣和污蔑，如同蜀犬吠日一样，不能损害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根毫毛。相反，那些造谣者、污蔑者是决没有好下场的。请看，吴晗、邓拓、翦伯赞之流，不是已经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灾顶之灾了吗？
    一九六一年，翦伯赞写了《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他还亲自到内蒙访问，回来又写了《内蒙访古》的通讯和诗，大肆鼓吹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翦伯赞甚至扬言，“擦干王昭君的眼泪”，是他平生的一大“志愿”。
    王昭君是西汉元帝的一个宫女，后来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这件事经过了两千年之后，为什么引起了翦伯赞这般热烈的称颂呢？
    这是由于一种政治需要。这一点，翦伯赞自己说得十分明白。他说：在塑造王昭君这个人物时，历代戏剧家“都贯彻着自己的时代精神和个人意图”。又说，应该让王昭君“以一个积极人物出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②②翦伯赞在塑造王昭君时究竟贯彻了什么“时代精神”？体现了什么“个人意图”？怎样让她“为我们的时代服务”？
    翦伯赞说：“昭君出塞这件事，对于汉王朝来说，是一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战争政策回到和亲政策。”“昭君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五十年左右没有战争”；“五十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②③他还写了一首非常恶毒的诗：“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②④ 一个女子嫁到匈奴就给汉王朝换来了五十年的和平，使“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出现在西北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烟”②⑤。看，王昭君变成了翦伯赞的和平女神！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常识。一个普通女子怎么能够改变整个统治阶级的政策？翦伯赞所以要把王昭君吹捧为“民族英雄”，塑造为“和平女神”，是为了宣扬民族投降主义。（⑶⑷）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新鲜，清朝地主阶级分子彦德早就讲过了。他说：“一身（指王昭君）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②⑥翦伯赞只不过拾起了这个地主阶级分子的余唾。
    从现实看，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奴颜婢膝地跑到美国，他的御用文人们就大肆宣扬，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一握手，开辟了人类和平的新纪元。这是弥天大谎。那么翦伯赞所谓昭君出塞换来五十年和平，同样是骗人的鬼话。
    翦伯赞在昭君出塞这件事上所大肆宣扬的“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②⑦的谬论，用现代更明确的语言说，就是任何一种和平总比战争好。这就是反对革命战争，去乞求和平。
    从和平总比战争好的谬论出发，翦伯赞把所有的民族斗争都说成是“悲剧”和“灾难”。他说：“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争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②⑧
    列宁教导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民族关系的“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②⑨。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压迫民族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都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必须坚决反对；同样，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被压迫民族奋起反对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都是进步的，正义的，必须坚决支持。翦伯赞把民族之间的战争统统说成“灾难”和“悲剧”，这不是把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战争也说成“灾难”和“悲剧”吗？
    现代修正主义者极端仇视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污蔑民族解放战争要造成毁灭人类的“灾难”和“悲剧”，必须扑灾。不难看出，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战争上，翦伯赞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如出一辙。
    把翦伯赞宣扬的这套观点放在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来看，其反动性就更加清楚了。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利用我们国家的暂时困难，互相配合掀起了一个反华高潮。他们一方面不断侵犯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制造边境事件，实行扩张主义，一方面咒骂我们“好战”，“侵略成性”。毛主席领导我们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分子刮起了一股“三和一少”的妖风，攻击我们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太强硬了，应该“和”，对民族解放运动支援太多了，应该“少”。翦伯赞大肆宣扬“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民族解放战争是“灾难”和“悲剧”，这不正是要我们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屈膝投降吗？这岂不是要我们放弃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吗？他所说的“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不正是含沙射影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好战”吗？
    很明显，翦伯赞在塑造王昭君时所贯彻的“时代精神”，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精神；所体现的“个人意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意图；所谓让王昭君“为我们的时代服务，就是在六十年代再来一个“王昭君”，为反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政策服务。
    翦伯赞的《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和《内蒙访古》，是两株大毒草，宣扬的是投降哲学，必须彻底铲除。
    为吴晗辩护，顽固地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竭力诋毁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千方百计地扼杀这场即将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翦伯赞就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打手。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③⑩。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要从政治上揭穿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政治要害和阶级实质，把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硬说成是“纯学术”问题。翦伯赞也是按着这个调子跳舞，他连讽刺带挖苦地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这么高的文章（指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提到政治上去了，超过学术，进到政治领域了。”吴晗、翦伯赞之流向来是打着“学术”的招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政治问题是要害。他们不让我们从政治上批判他们，这是一个大阴谋。革命的人民揭穿了他们。
    吴晗宣传海瑞是紧密地配合着现实政治的。他所写的“海瑞”不是四百多年前的海瑞，而是现实中的海瑞，即在庐山会议上被党中央批判了的，以后又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翦伯赞为了替吴晗开脱，竭力掩盖这一点，说什么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他写的“是个真海瑞”。他妄图通过这种诡辩，把一个十分现实的政治问题，拉到“纯历史”的领域中去。
    翦伯赞还搬出吴晗的历史来为吴晗辩护，说什么“思想批评要联系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
    不提历史倒也罢了，提起吴晗的历史来，那同翦伯赞一样，臭不可闻！吴晗是胡适的弟子，他和胡适一样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
    翦伯赞说吴晗是他的朋友。这一点，倒完全符合事实。翦伯赞和吴晗在解放前是拥蒋反共的朋友，在解放后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朋友。正因为这样，打在吴晗的身上，疼在翦伯赞的心上。
    当翦伯赞看到替吴晗辩护不能奏效时，就给吴晗打气，他说：在这场革命中，“别人会吓昏的，吴晗能顶得住”。这不是要吴晗坚持反动立场，抵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翦伯赞还叫嚷文化革命“过头”了。
    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的老爷们，多年来一直在大肆放毒，你们的毒草和谬论，塞满了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从来没见你们一个人说“过头”了。现在，人们刚写了几篇文章，你们就气急败坏地叫喊“过头”了。其实，这仅仅是个“开头”，直到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方兴未艾，新的高潮还在后头呢！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反对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翦伯赞之流的几声哀鸣，绝对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结束语
    毛主席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③①翦伯赞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典型。
    翦伯赞家乡的贫农下中农说，翦伯赞是个“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家伙”。完全正确。翦伯赞这个反动的学阀，解放前为蒋介石法西斯政权摇旗呐喊，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解放后，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又充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文人。他三十几年来没有一天不与人民为敌。
    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依为命，狼狈为奸。大家知道，翦伯赞疯狂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之时，就是旧北京市委和陆平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他加官晋爵之日。翦伯赞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一下子提升为副校长。此后，翦伯赞感恩戴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效劳也就更加积极了。可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
    翦伯赞曾经扬言，他这个“老马克思主义者”是打不倒的。可爱的先生，你的牛皮吹得未免太大了。
    风雷动，旌旗奋。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统统都是纸老虎。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横扫千军如卷席”，一切牛鬼蛇神统统要被吞没。
    注释：
①②《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第七、一二一页。
③④《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一九三九年八月再版，第二五、二二页。
⑤《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第一二六页。
⑥《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一九四七年十月第四版，第七六页。
⑦《追怀冯玉祥将军》。见《时代批评》第五卷第一○七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⑧本文所引翦伯赞在他湖南家乡的反革命活动的材料，均见史卫东等同志的调查报告（载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湖南日报》）。
⑨《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页。
①①①③《拥护大放大鸣，反对乱放乱鸣》。《北京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
①②《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二月新一版，第一○页。
①④①⑤①⑦①⑧《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①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①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②⑩《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三五二页。
②①②②②③②⑤《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三五一、四○一、四○八、三九五、三九六、三九八页。
②④《内蒙访古》，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三○页。
②⑥见呼和浩特市王昭君墓碑。
②⑦②⑧《内蒙访古》，第一二、二六页。
②⑨《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八页。
③⑩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七五页。
③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专院校六六年应届毕业生时的讲话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六六年的问题（与六五年的）不一样。
    六六年毕业生的共同要求是早日分配工作，最好在春节前分配完。过去的分配表定了，有的单位接受了，现在看来那个表过时了，不适合现在的要求了。革命发展了。深度、广度正在加强，现在已经影响到工矿企业、科研单位、中心城市，已到农村。工厂的十条和农村的十条发表后，已整个铺开。革命运动这样大发展，势必影响经济布局和制度，今后会慢慢看出苗头。原来分配的单位不一定合适，整个经济布局有些发生变化，根据现在的情况应该作些变化。
    另外，理科、文科、师范有些单位更不会要那么多了，这些同学不可能都到大城市了，有的可能要到中小城市，到农村去了，要重新分配。所以，必须重新考虑分配方案，如果勉强派了去，没有工作做不好。因此，要给我们两个月的考虑时间。革命正在发展，新的高潮就要到来，工厂、农村……。有的学校强调特殊情况，要尽快分配。不能一个、两个学校地解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有计划的，要按计划办事……。
    十二月、一月、二月还要留在本单位搞，少数人可以到附近去串联，春节后将分配方案重新公布。到那时候可采取两种态度，愿意接受分配的就到新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如果新单位不急需，本人也愿意留在本校搞文化大革命，可以报到后再回校参加，明年暑假，再到新岗位上去。
    如那个工作岗位确实需要，需要新生力量，本人又愿意去，那就到新岗位上去，这是符合抓革命促生产的。
    六五年的已毕业一年多了，岗位上又急需他，本人又愿留在本单位搞的，就可以转正。当然六六年的没有这个问题了，还有一年嘛！
    还有教育制度，期考、入学考试、毕业鉴定等，统统让文教张孟旭同志于廿三日、廿四日和你们开座谈会谈谈，听取你们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陶铸与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座谈纪要
    〖周总理点了代表们的名，询问了代表们的工作单位、籍贯等以后，周总理很仔细地听了代表们的意见和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总理：今天到会的有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你们要求回到母校参加斗批改，进行全国革命大串联，还有一部分是应届毕业生代表，你们要求离开学校，快些分配工作，你们这两种意见的代表今天一起来开会，这是巧合，不是我有意安排的，我赞成你们在一起谈谈，我们是来协商的，是平等的，我们同修正主义国家不一样。
    六五年同学说：我们的三项要求，陶铸已经同意了。
    总理：这个我知道，我号召你们先破自己，先从自己身上搞革命。比如谈到关于转正不转正，工资和级别的问题，你们六五年毕业实习生和六六年毕业生合起来先革掉这个工资的命。你们平均年龄二十五至二十六岁，你们负担较少，经验少，改革起来容易。
    对六五年毕业生我先给你们提几个问题，树立个对立面。我提三种情况，你们看有没有？
    1、本单位文化大革命很需要你们，你们年青，有闯劲，你们刚毕业，是一批新生力量，有些人确实离不开，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2、因为有固定、具体的生产任务，不能离开，离开就会影响生产。
    3、你们六五年毕业生中，有由于经济负担重和工作已经固定等原因，自己还不愿离开原单位。
    同学回答说：我们认为这三种情况都有，我们毕业生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认真地考虑过了，认为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但与陶铸十二月七日谈话的精神不矛盾。
    六六年应届毕业生说：我们绝不同意六五年毕业实习生离开工作岗位回母校参加斗批改和革命大串联。
    总理：我不是有意识地把你们安排在一个会上，但是我不完全同意六六年应届毕业生同学的意见。
    六五年同学读主席语录第一八六页中间一段“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总理：我就是同意这个意见，我对你们六五年毕业实习生离开工作岗位的问题也要从各方面看。
    同学们：陶铸不是在七日和我们代表谈了吗？
    陶铸：我讲了，我又调查了一下，情况不够了解，全国性的情况不同，谈错了可以改，讲得不适当，可以改正错误。现在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各工作单位的电报象雪片似地飞来，我要负责的。
    总理问：全国已经有多少地方响应了你们的号召？
    同学：除台湾没有解放外，现在各省市基本上都动起来了。
    总理：噢！这么多呀！中央原则上同意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回母校参加斗批改和革命大串联的要求，但是不能凡是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就可以出来作为前提，如果这样，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了，那是不民主的，必须取消没转正这个前提。再举几个例外，你们绝大多数没转正，这是中央下达文件指示的，这回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当他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的话，给予他串联的机会，若不能串联，愿意留下的，则可以适当地给以转正。
    同学：我们全国六五年实习生的情况不同，有搞四清的，有安排工作的，有最近安排工作的，有劳动锻炼的。
    总理：如果工作很需要你们，而真离不开工作岗位怎么办？
    同学：我们考虑过了，如真不能出来的，我们会照顾到工作的需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暂时不出来或不出来。
    总理：如本单位需要他工作（工作需要他），要他干革命，应留在单位工作，不能离开岗位；如果单位人多，能够走的可以出来。你们刚毕业的，有朝气，年青一代，新生力量。你要知道，某些单位也需要新生力量，不能全部出来。没有具体分配工作（包括四清工作队员），出来对工作不影响以及已经分配工作的，如可以离开的，还是可以回母校参加斗批改，大串联。这要在自愿的原则下，尊重自愿，互相协商。
    陶铸：（看着稿子说）关于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回母校参加斗批改和革命大串联的问题，谈三点意见：
    1、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没有分配具体工作或分配具体工作可以离开岗位者，妥善安排不影响生产者，在自愿原则下，可以返校参加斗批改和进行革命大串联。
    2、参加城乡四清工作的实习生尽可能参加全国革命大串联及回校参加斗批改。但是原单位工作需要，本人又愿意留原单位工作者，就不要离开工作岗位
    3、担任重要工作不易离开，特别是尖端工程，离开就会影响生产的就不要离开。
    总理：工作需要我们，要服从工作需要，如果能够走，确实不影响工作，还是要他们出来。生活要安排，因为你们是拿了工资去串联的。说不要工资了，这是偏激情绪，是脱离群众实际的，不能这样号召。革命需要留下就留下，要安心留下（去则安心，留者安心）。现在基本上分为：工作需要，不十分需要，愿意出去的，不愿出去的，转正的。如我们总结经验就不再犯错误了。分期分配要考虑，因牵动面太大。
    六六年应届毕业生说：（指他们迫切要求分配工作）六五年毕业生的要求是违背最高指示的，违背抓革命、促生产的，是脱离工农兵群众，与当前革命形势不相符合的。（宣读了北京化工学院“抓革命、促生产”战斗兵团制造的观点）
    总理：不要扣这么大的帽子，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同学们：（争论）
    同学：我们代表见到首长，可是全体同学没见到，我们请总理、首长接见我们全体同学。（同时递上同学托代表带来的请柬和信）
    总理：我答应见全体同学，但今天不行（廿三日），你们不就是两三万人嘛！
    同学：中央文件快些下来，同学等得很着急。
    总理：要尽快下来，但总得有个过程。
    同学：外省、市来两万多人，市委不接待，我们认为市委应该接待我们。（陶铸开了个批条）
    总理：总部有多少人？（十三人）太多了吧！留下几个就行啦！（总理和陶铸一再说）全国各地的同学不要再来北京了。你们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你们应该做好这项工作，都来北京，国家的负担就不得了啦！我们国家还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不能太浪费。


    教育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同志接见了赵秀山等二十三位同志，并且作了重要讲话。下面是陶铸讲话的要点。
    今天主要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是否没有畅所欲言，但现在快一点多了，我来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十月六日我曾答应到你们那里去讲一次话，到现在还没有去，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是对何伟同志还要观察，寄予希望，希望何伟同志能够站起来，如果能够站起来支持你们，这不是更好吗？但现在使我很失望，我曾经希望何伟同志能站起来，但他硬不站起，怎么办？现在不能动摇，我来代表中宣部和文办讲一次话，再一次说明我们的态度。张平化同志不是去讲过一次吗？但这次与上一次不同了，现在情况变了，需要把教育的盖子完全揭开，那一次没有完全揭开盖子，也就是说，没有揭开何伟同志的问题。我同意你们说的意见，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是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赵秀山、肖克杰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决教育部的问题到底从那里着手？总不能说批判赵秀山、肖克杰同志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刘凯风同志你考虑过没有？教育部的问题究竟从那里着手解决（当时刘未表示什么意见），段洛夫同志你考虑过没有？（段：应该从解决何伟问题开始）现在已经肯定何伟同志是不能领导教育部文化大革命运动了。要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蒋南翔等黑帮，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搞掉是不可能的，因为司令部没有搞好嘛！现在搞得群众那么对立，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支持教育部的革命左派，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开会说明这个道理，要再一次支持教育部的革命左派，再一次帮助他们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第三、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查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查，迟不审查，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做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第四、我看有些问题双方面有不同观点，应通过辨认来解决，不应该拒绝辨认。有些同志拒绝辨认，这是不对的。难道自己是认为掌握真理的，还怕辩论吗？千万不要在下边搞冲突，我们要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要搞大辩论、大民主。当然，大民主是革命人民内部的民主权利。对敌人就没有什么大民主，而是对他们专政。在人民内部意见不一致，应该辩论，不要怕辩论，不要逃避，真理越辩越明嘛！
    第五、关于平反问题。要中央规定彻底搞、认真搞。已经按规定处理好黑材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教育部徐昕等同志的信
    徐昕、王宏志、何新露、叶桂萱、徐秋英五同志：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为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复，请你们原谅。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去占领这个阵地。
    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泳冬、朱岩、刘德珍五同志给陶铸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着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日


    
    卫生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黄树则接见山东省卫生系统赴京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黄树则，卫生部副部长。首先由山东赴京同志汇报所了解的山东省卫生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况；并要求黄树则同志传达陶铸同志对医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的口头指示；要求解释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医院文化大革命报告的精神；请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的文化大革命的布署等问题。
    黄树则同志说：刚才大家反映的情况很好，都说明了：（1）不管哪一个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废。（2）当前必须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要彻底批判、彻底肃清。
    这次（河南）医学院赴京革命师生和山东来的同志以及正在北京其它院校的革命师生，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医院的文化革命问题，特别是附属医院的文化革命问题。
    前天对林士笑谈话的批判，（指河南医学院赴京部分革命师生十二月一日主持的揭发批判“老爷卫生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对卫生部医政司司长林士笑十一月廿一日谈话的批判），和部里起草的（卫党字133号文的批判）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教育和促进作用。这次医学院的革命师生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检查，我们要深入检查。今后，医院，特别是附属医院到底如何搞法，需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谈谈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中央批转的华东局报告，各地理解不一样，卫生部对这个指示也讨论过。河南医学院的革命师生来后，我们又当面请示了陶铸同志。陶铸同志指示：不是文化大革命停下来搞四清，完全不是。请示陶铸同志后更加明确文化大革命不能停，这是肯定的。
    事实上，从最近各地革命师生开的座谈会也说明了医院、教学医院都有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问题很多，需要去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垮，医院也不能例外，必须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就不能解决。过去有的同志提出按四清布署进行就不斗批改了。不是的，一定要搞斗批改。关于按四清布署进行，具体已向中央汇报，陶铸同志指示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证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不能停下来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四清布署只是说在运动中不能影响医疗，还要把医疗质量提高，不是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是停下。
    二、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因为医院有其共同的特点，有医疗任务需要去搞，陶铸同志指示文化革命在业余时间进行。但又因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有教学任务，不但医疗制度要改革，教学制度也要改革，所以必须和医学院的文化革命结合着搞，和医学院是分不开的，革命师生要一起搞。
    至于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根本的还是充分发动群众，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大家很好地安排，是能搞好的。至于运动初期和运动中没有经验，安排不当，出现的缺点是难免的，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发动群众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改进的。陶铸同志指示，医院和学校一样，要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有一点，不能影响医疗。关于串联问题，陶铸同志指示，要利用业余时间，例如星期天。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医院同志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安排到外地串联，这个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作为参考。
    三、医院的革命组织问题。九月份提出的红卫兵等组织（指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撤销或保留一个时期，不再发展，其它组织等中央指示。
    按四清部署问题。陶铸同志指示，还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这样就不能促进生产，医院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同的（指和学校不同的）只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医疗任务要保证完成，要提高医疗质量。四清部署不是停下来搞四清，只是方法不同。（问：方法不同在哪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四大”还要进行，不影响医疗时间仍可大辩论，无论医院或机关，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是没有问题的。医学院当然包括附属医院的文化大革命，要革命师生一起搞。最近各地对医院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希望有几条具体指示，河南医学院赴京革命师生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已送交中央，我在电话上问了一下，中央还没有研究。这些建议可作为参考。
    （问：那就按十六条办事？）
    那当然应按十六条办事。（问：科研单位怎样进行？）生产抓主要的，不能放，具体安排由群众讨论嘛！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在完成科研计划以外的时间搞运动。（问：工厂十二条说工人可以成立革命组织，医院呢？）中央指示提到过红卫兵等组织，总理十一月廿九日讲话中谈到了八个问题，提到成立全国性组织条件还不成熟。（问：单位里可以成立战斗组吗？）中央指示提到过红卫兵等组织，这个“等”字到底包括哪些还不明确，你们去研究吧！中央没有提出不同意成立什么组织，只是提出红卫兵等。红卫兵可保留一个阶段，不再发展。（问：成立联络站不可以吗？）那当然是可以的，现在北京也有嘛。（问：医学院同学到所属医院搞文化大革命这算不算串联？）医学院学生到所属教学医院去，这不是串联。（问：请具体解释一下，什么叫四清部署？是否派工作队？）不派工作队，还是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在业余时间进行，问题主要在于影响不影响生产。当然具体安排不是一点伸缩性也没有，已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单位不能停；没有进行的，可按四清部署分批分期进行。但所属医院、教学医院怎能分期分批进行呢？要和医学院结合着搞。河南想停，我们已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能停。（同学们要求黄副部长也打电话到山东）那可以，你们可以回去传达，（医疗修配厂等同志问：我们有的同志是造反来的，算不算串联？是不是革命行动？）这不算串联，反映情况嘛，是革命行动。（黄副部长临走时，医疗机械厂丁克让同志问黄副部长：我们想组织一支长征巡回检修队是否可以？）可以嘛，为人民服务嘛，面向农村这是党的政策，为什么不可以呢？（又问：卫生厅不同意怎么办？）你们斗争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一）文化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从五月中旬全国开始动员以来，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六月一号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好得很！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加了评论的，以后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蓬蓬勃勃的运动压下去了。一直到毛主席回来，开了十一中全会，批判了。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革命师生，运动又开展起来，过去冷冷清清的局面改变了。在这以后，运动由学校向社会发展了。
    七个月的特点是有反复，但在毛主席领导下，运动是不断发展的。运动是以学校为中心，以学生为先锋，通过革命大串联，向全国发展的。毛主席三个月接见一千一百万师生，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林副主席帮助下，得到了很大发展。资产阶级和保守的都目瞪可呆。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条新闻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这是自己起来闹革命，向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冲击，把他们打倒消灭。但是运动有局限性，因为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解得不够。工厂、农村，各方面受到限制。现在，群众起来以后突破了这个界限，运动进入了工厂、农村、企业、科研等所有单位，更广阔的，以席卷全国之势，向各方面伸展，好的很！过去，消灭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夺取了政权，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上改变了所有制，接管了工厂、农村，由地主私有制经过土改变为农民所有制，然后又变为集体所有，58年公社化，集体所有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了。但是，在思想领域内，要着重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所有制的剥削阶级的东西，这就是文化革命。……（此处有几句没有记清）既然如此，学校里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工厂、农村、机关里都有，所有部门都存在的呀！不是不存在的呀！既然存在又是反动的、又阻碍向社会主义前进，为什么不把它消灭？为什么不把它打倒？不在各方面经过一斗二批三改，把这些东西搞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空话。有阶级存在，有三大差别存在，怎么建设共产主义？它存在还会发展的，会叫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列宁的故乡，苏联建国49年了，现在变过去了。苏联事实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过去了。尽管形式上有共产党，有苏维埃代表会……我们十七年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直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如果现在不更加地武装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就会象苏联一样，赫鲁晓夫上台十多年，就带过去了。如果我们不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不坚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思想、产生资本主义的东西，难道我们国家不会变化？所以文化革命不光是文化界的事，是全社会的。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因素，这包括我们每个人脑子里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所以说，文化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七个月的运动，五十天的反复。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学生为先锋。正如陈伯达同志所讲的，比巴黎公社不知伟大多少。现在全世界三十亿人口，多数还受压迫，没有得到解放，只有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得到了解放。如果我们能巩固下来，并且前进，就是对全世界的巨大鼓舞。全世界仰望北京，仰望毛主席，就是这个道理。搞好了，全世界的前途有希望。如果中国革命搞不好，对全人类的希望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当然，毛泽东思想是灵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是如果受挫折，世界革命进程就要推迟。这取决于我们，走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假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把资本主义的东西消灭掉。
    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迈进的保证。从世界革命讲，意义巨大。胜利了，对全世界是巨大鼓舞。现在不仅在学校、文化机关开展了蓬蓬勃勃的规模巨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进入了各方面。工厂，上亿人口的工人和家属，农民五亿多。这不是一般的破四旧的问题了。工厂搞了十条，运动推向了工厂、农村各方面，要把文化革命彻底搞好，就是把资本主义东西彻底搞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揪出来。经过一斗二批三改，把文化革命的目的彻底达到。七个月来，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在全国走向社会主义使运动向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农村、工厂，进入到各机关、各领域。
    看来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进行这场斗争不是没有阻力，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一切都不怕，什么阻力，什么困难都可以战胜。斗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客观存在的，有阶级斗争，没有别的出路，就要斗。现在斗争起来了，形势好的很！可以通过文化革命进一步解决，中国到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反对，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坚决拥护。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阶级问题！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采取什么态度？我国成立十七年了，更早一点，一建党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们的人民、干部是有社会主义要求的，是有社会主义决心的。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这不等于没有问题。
    （由此开始，陶铸同志提高了声调，很严肃地说）
    最近，你们看到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的叫嚣和行动。这种叫嚣和行动是反革命的！不管主观上如何，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受蒙蔽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最近还看到有人还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踢开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坚决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拥护中央文革！……）还有，特别是出现了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标语，有的地方甚至开会煽动。我们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和标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要不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大原则问题！这些言论、标语和行动是反动的！必须揭露，必须揪出来，制止他们的活动！不管我们在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总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革命的，就要站出来！（热烈鼓掌）当然，我们相信这一小撮反革命的行为和言论，很快会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的，会被压下去的（鼓掌）。我想，我们的革命斗争就是在这样尖锐的过程中进行的。每前进一步，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逆流就会出来抵制，破坏我们的革命，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不愿意被打倒，顽固得很！他就要出来踢开中央文革。所以文化革命进入了新阶段，要夺取新的胜利，发展到农村、工厂，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鼓掌，呼口号）《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讲得很清楚了，要好好研究。这是对当前运动指导意义很强的文件。
    （二）要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现在每个人都在讲要拥护革命路线，要批判反动路线。但这里有真有假，多数真，少数假。他不是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真批判反动路线。有些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去打击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是最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正确的嘛！你又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还不是假的！（鼓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看行动！（鼓掌，呼口号）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拥护毛主席，要站在革命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彻底推翻，彻底打倒嘛！这才是真的拥护毛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光是口头讲，那就是同学念的：“口头革命派”。有的是假革命，扛着红旗反红旗，现在就是以革命行动证明是不是真执行革命路线，还是破坏革命路线。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阶级斗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你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以及产生的因素，不发动群众冲击反而维护它，是不可能胜利的。这是个试金石，到底是金子还是黄铜，只要拿这个一划就知道了。不管你口里讲怎么样，行动上是假的。要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破不立嘛！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说：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那么你反对这条路线，而且以此为目标，不是反动路线是什么！这样，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不到消灭，你保护它嘛！你维护它嘛！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贯彻不了的。本单位本地区还执行那一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推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一个时候，很不够，要花大力量批判。前市委彭真影响很大，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黑帮，对文化革命是不利的，批了黑帮，更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揭露了，批判了，在工作会议上也揭露了，批判了，但是，在各地区，批判得很差，特别是在六、七月的五十天内。我们却受到影响不同程度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两个人为代表，提出了这条路线，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要负责的。他们已经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问题很严重了。他们提出这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只要不搞阴谋活动，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他们的流毒很广，主要责任由他们负，因为他们甚至假借中央名义毒害全国。五十天主要责任由他们负，但是刘、邓的思想，我想，不少人都有，当然，这不是说，要人人过关。刘、邓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自从革命胜利以来，就不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意无意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维护资产阶级。到了文化革命的五十天，就明朗化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民主革命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什么叫资产阶级革命家？打倒国民党，打倒地主是可以的，到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就怕惧，怕触痛。你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先烈流了那么多血干什么呢？要实现社会主义么！如果取得政权以后，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消灭资本主义的东西，革命就是多余的，等于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共产党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自己作官当老爷，不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怎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执行刘、邓路线的是少数，主要是领导，省市委，部党委。刘、邓思想是相当广泛的，他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执行刘、邓路线即使不自觉，但也合你自己的口味吧！要挖的，不这样挖，批判刘、邓路线不彻底。林彪同志指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展大的批判运动，大的审查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刘、邓路线。刘、邓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党员、团员，都要在群众运动中受到批判、审查，看你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看你是资产阶级分子，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搞社会主义，是坚决推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行呢？要对所有的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胜利；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能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更好的工作么！群众起来了，炮轰司令部，火烧这个地方，火烧那个地方，街上大字报很多。当然，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没有的，如果贴，就是反革命！贴林彪同志的大字报也是反革命！以前我讲过，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彪同志不能怀疑，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讲我是毒草。就是不能怀疑！我讲了不少错话，但是这句话没有错！（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我的大字报可以贴，可以审查，可以批判。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烈鼓掌）我讲基本上，鼓掌就鼓三个字（有人插话：取消“基本”好不好？）我不同意，要经过考验、批判、审查。（鼓掌）要经过审查的，这不过分，党交给我们这个大的责任，不考验不行。过去考验得不够。在民主革命阶段是经过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考验就不同，现在就要看这次运动。如果经过了审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这一关没有好好过，十几年了，要触及灵魂！尽管大字报说得不那么好听，看了不舒服，就是要你不舒服才能触及灵魂么！我们干部要自觉。卫生部盖子揭开得比较迟，主要在部党委，但司局长不要抵触。如果挨了批评、斗争就不满，那就是给刘、邓提供思想市场。即是为革命受些委屈，有什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这没什么委屈。革命先烈流了多少血，把政权交给我们。现在，一定要巩固好。（此处记录不清）有的人，大道理通了，具体问题又不通了，批判人家通批判自己不通。这不是真通，真通要批判自己。我们要搞共产主义，要搞掉剥削阶级思想，迟搞不如早搞，共产党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压迫么！我们大家要争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要以为十七年了，有进步，但是有很多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影响我们。所以，现在重新审查我们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很有必要。要衷心拥护这个批判、审查，这个革命搞好了，革命彻底胜利了，就得到全世界。如果不搞，说不定那一天晚上变颜色，掉脑袋。当然，如果你知道那一天变，准是参加阴谋，当了修正主义黑帮。如果到那个时候掉脑袋，为什么不在现在把文化革命搞好呢？具体问题是不好受，但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从全党全国、从人民利益出发么。自己有错误，炮轰、火烧、批判、斗争都不要有抵触情绪，思想真正通了，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真想通了这一关当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讲一个小故事：广东省有个粤剧演员红线女以前在香港，我们争取回来的。给她高工资，一千多元，比马连良低一点，还有优厚的待遇，有小洋楼，有小汽车，后来加入了党，表现不很落后。她要求减薪，减到四百、六百，这样的共产党员很容易当。香港、广州跑来跑去，到处受欢迎，又不下乡，又不劳动，这算改造好了吗？不算！过去反右时也批判过，但效果不大。这次文化大革命可能改造好了。北京101中学的革命学生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给她剃了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一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去造纸，挂牌子，牛鬼蛇神黑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做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如果这话是真的，是真改造好了。这次革命，待遇取消了，这一下跟共产党走就是真的。但还要看一看，因为革命不经过大风大浪考验是不行的。如果像以前那样，生活那么好，从这个洋房到那个洋房，美帝国主义来了，能上山打游击吗？美帝国主义给她2400元她干不干？所以革命要经过考验才能做到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经过考验是做不到的。这次文化革命保证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林彪同志说：要破私立公，一心为公。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个人私心观念，一心为公！只要在这个高度上考虑自己，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得通。革命师生说得好，我们炮轰你，因为你不是真的革命左派，要把你轰成左派，这很好么！
    （三）卫生部的问题（摘要）
    钱信忠作了两次检查，卫生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肯定。文化革命以前，毛主席讲，卫生部是城乡老爷卫生部。这就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以前，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卫生部相当严重，批掉反动路线，再加上斗、批、改来揭么！卫生部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无可抵赖。文化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当严重，否则为什么叫城市老爷呢？卫生部党委要有勇气，一方面自己揭，一方面要放手让群众帮助，变成革命的卫生部，不然就很不卫生，卫生要保护革命群众的健康么！现在卫生部作了一些调整，稍许有点进步……有了一点进步但很不够。钱信忠检查了两次，很不深刻！还可以再检查么！卫生部党组要坚决革命，坚决支持大方向对的同志们，要依靠革命的同志帮助我们。……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2、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账么！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能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是要怀疑。当你不知道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时候，多怀疑一点是可以的。弄清楚了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很不够，领导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了，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查干么？……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吗？……不要叫“抢”么！叫他们自己拿出来，你调查清楚了，去问他，拿不拿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当然，决不是提倡抢。
（四）两个具体问题：
1、 医院的运动怎么搞？ （从略）
2、 关于开全国性会议的问题。（从略）

    三、外事系统
    
    外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陈毅在外交部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讲话
    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外出要带语录带毛选，由苏联开来的火车也要求人家带语录带毛选，去给每个人发语录，这样不好，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外国人现在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我们要慢慢来，搞他个二十年三十年就行了。毛泽东思想要传播全世界，但不要强迫人家接受，将来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在全世界普遍起来。
    中央肯定是要文斗，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挂牌子戴高帽子，我们相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有力量，为什么要压他们呢？用武斗压人家是软弱的表现，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反正这些人跑不了，跑到月球上也把他们从月球上揪回来。过去我们也搞过这种事，我也打过人，给地主土豪戴高帽子。毛主席说，这样不好，农民要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做。今天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把他斗倒，用不着武斗。北京取得成绩很大，经验丰富，把经验传出去，不能把打人的经验也传出去，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人更反感，这只能表明你没有力量，没有办法。最近参加越南国庆招待会，接见了越南副总理，谈判很成功，他们表示要坚决打到底，战争结束以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伟大的风暴，多扫了一些也不怕（这个时间还讲这话，不符合十六条，林彪同志讲，要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要在运动中纠正。
    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戴高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可以给我戴高帽子，我成天戴着帽子，高帽子无非是高一些罢了。为了坚持真理，头可断，血可流，你们只想打胜仗，但也没想想打了败仗怎么办？有人说我是大鬼，但我还要到群众中去，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无非给我戴高帽子，把我劳改、打死。但是我还是要讲政策，毛主席就是敢讲，敢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怕打入冷宫，如有人说对陈独秀路线是对的，毛主席就说是错的，有人说张国焘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就说是错的。
    打人并不可怕，革命嘛，是暴动，看到打人，不要惊惶失措，见了不能马上镇压，挫伤群众积极性，例如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当群众起来要把莫斯科城外的一个教堂烧掉，为了不挫伤群众积极性，列宁还是批准了，我年青时期有过偏激，烧过两座城市，有的人连家都没来得及搬，这样做是错误的，为这个问题，毛主席还批评过我。北京今天有些地方打死人了，不要惊惶失措，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对这些偏差要及时纠正，运动越搞得深入越要讲政策，不要怕群众，有人怕整到自己头上，写大字报、调子唱得特别高，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心理，这是一种投机的表现。
    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有的红卫兵去抄人家的家，有的红卫兵又去抄他们的家，他们就赶快回来保他的家，抄家没收一定要有一定的手续，有的红卫兵三三两两的去不好，容易被敌人钻空子，损害国家财产，如果有人戴红袖章随便跑到人家家里去抄怎么办？抄家一定要与派出所取得联系，取得他们支持。
    （黑五类）红卫兵要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好的，但是要和派出所联系，不要把人家置于死地，有的把黑五类往家送，送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有的抓住老往派出所送，派出所很快就满了，有人说我替黑五类辩护，我不是这个意思，弄不好，他们还要搞反革命暴动，因为他们没有出路了嘛！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你们抄家我很担心，你们又没有什么武器，他要拿刀砍了你怎么办？我要去的话，先派个侦察，把情况搞清楚，带着警卫我才去，有人说我的生命怎么那么值钱，我的生命就是比黑帮值钱。我们不能随便去抄人家的家，不能搞成台湾！
    无论如何不能排外，不能搞成我们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外交政策还没有变，还有用，还是全世界联合起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巴基斯坦，……来了，毛主席还是接见他们。有的红卫兵说西哈努克是国王，要求我们搞阶级路线，我们还是要跟西哈努克搞统一战线。有的人提出要砸烂洋货。提倡国货，这是对的。但是用洋货也没有罪。我这个表是瑞士的，红卫兵要砸也可以，我同意，但是你得给我一块表，要不然，我就没有表使了。有些人专门爱洋货，对这种人你整整他，我也不反对。现在我们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很多，这也是洋货（在外国人眼中）。再过几十年中国一定在世界上取得发言权，人民币一定代替美元。
    对中日联欢问题，有人讲他们来的时候都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不要他们来，要贯彻阶级路线，这种想法太幼稚，可笑天真，叫他们来嘛，参观我们的建设，过去他们来看长城、故宫，今后要改变这种作法，有的红卫兵跟中央首先谈判，中日联欢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说对不对？最后谈判，还是把他们说服了。今年还要搞中日联欢，通过这件事说明群众是讲道理的，不要怕群众。
    每个人都睡不着觉，反正我睡不舒服，你们每天去抄家造反也睡不舒服。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有的风一吹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运动是健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但也产生了一些偏差，要及时纠正，对于地主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但他们的问题可以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运动还要加强。
    红卫兵的组织统一问题，要用主席思想来慢慢解决，帝国主义打来时，你们还要团结在一起，有人总想找中央领导人，他们工作很忙，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不要有点分歧，就想找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现在到北京来的据统计，已有五十万了，人很多，我是搞外交的，也不得不搞内交了，搞内交比搞外交难。……
    毛主席说：工作队要保护，不能说工作队全是坏的，坏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工作队检查一次两次就行了，通不过也不要再回去了。对工作队要一分为二，不要揪着不放，外语学院大字报说工作队是老渔霸，革委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对这个大字报我看不下去，这种尖锐的语言对待敌人还差不多，但对大字报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大字报比外交部的框框少。
    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运动，我怎么能一手遮天，罢官和停职反省不要搞得太多，有的说中层组织都烂了，中央还怎么存在呢？对我们党的一些问题不要悲观，揭发要揭政治问题，不要揭生活，男女关系问题，我过去也爱抠别人的脾气和态度，也因为这个犯过错误。
    
    对外文委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陈毅在斗争张彦的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志：
    十一点钟我们要跟越南代表团谈判，我要参加谈判，那边不好请假，不参加到底了。我跟陶铸同志商量，他可以把今天上午的会参加到底。你们这个会开了好几次了，我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对我来说，很有教育意义。对外文委是由外办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间逐步地揭露，很深的揭露，了解了问题的实质，对我们来说是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过去不了解情况，张致祥对我们不了解情况，李昌对我们不了解情况，张彦在这里搞工作组，我们也不了解情况。主观主义不了解情况，听了他的话，上了他的当。我要向你们彻底检讨，要做交待。张彦工作组，我负了责任的，工作这样搞下去是搞不好的，听他讲的话是靠不住的，根据他们讲的话来办事，非犯错误不可。我已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向总理做了自我批评，做了交待。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使我们每个人走向毛主席的调查研究，不偏听偏信，比较客观地处理问题。（我）要向同志们表示个态度，对你们要斗倒、斗垮、斗臭谈话，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鼓掌）。
    张彦这个问题，是他一个人的个人现象。他姓张名彦，他有他个人的出身，他参加了共产党以后搞了这么多年，有他个人的全部历史，在这次斗争中间，在对外文委五十多天，他来打“反革命政变”，宣布“反革命事件”，实际上他搞的是反革命。我们听了反革命的话，犯了听反革命的话的错误，我一点不含糊，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和全体革命同志站在一起，要把这个革命干到底，绝不能包庇他。希望你们文委的革命同志，第二外国语学院全体师生和外事九大口的同志们，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审查，对我做出结论，你们可以向中央做出这样的建议那样的建议，你们可以到外办、到外交部去贴大字报，我完全欢迎。我们同志们要平心静气地来好好地想想，到处是沸腾的革命精神。到处是革命热情，要保护沸腾的情绪，热爱革命，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这是高度的革命热情。
    同志们，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划框框，也框不住，我没有这个意思。革命的热情和冷静的头脑结合，始终是毛主席的一个教导。张彦的错误既是个人的现象，又是社会现象。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极浓厚。在革命队伍中混了几十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文化大革命就暴露出来，现在感谢文化大革命，感谢他在对外文委犯这个大错误，彻底揭露了他的面目，使我们看清了张彦的面目；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不会暴露。不暴露，我们就不会认识他，还相信他。把很多工作交给他做。你们对外文委、第二外语学院和北京医学院的同志，你们怎么看，我不能代表你们。我是向你们坦白地讲我的心情。讲我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首先是讲我自己，我愿意以张彦做一个反面教员，我的身上，我的脑子里是不是有他的情况，有，就要改；没有就要警惕。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有个人杂念，个人野心，他有阴谋，想投靠彭真，想向上爬，机会一到就想露一手，他实际上是想拉陈伯达同志下马，他想制造我和陈伯达同志之间的分裂，他打成这二十九个“反革命分子”的企图就在这里（鼓掌）。你们不要担心，我和陈伯达同志我们是不会分裂的，一发生这个事我就和陈伯达同志讲了，陈伯达也和我讲了，陈伯达同志马列主义水平比我高，他说张彦这个人很值得注意，行动非常反常态。我说是值得注意，我接受了你这个意见。多少年来，我还是相信他，他还做了许多工作，过一段时间看。张彦也向我讲，他说陈伯达同志来看了大字报，他要去陈伯达同志那里去检讨，我说你不要去了，你光检讨干什么呢？陈伯达同志来看了大字报，他接见了群众是完全对的。我没有要他去。这是不是一个错误大家可以揭露。张彦你也可以揭露，你也可以揭露我，我不怕，我有错误会承认的。在大革命中洗澡，为什么怕洗澡呢？张彦的问题我从他那里取得了教训，从中学习，吸取反面教训。
    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好好地审查，用毛泽东思想来审查，也用毛泽东思想来很好地审查自己，这样我们可以获得益处，是莫大的教育，毛主席讲这是废物利用。这次他两夫妇到彭真家去拜年。中苏谈判他和彭真关系很密切，很多人证明杨纯从北京医学院调到对外文委当副主任是经过彭真的关系，不是经过周总理，不是经过我，是经过彭真，是经过中央组织机关调来的。所以我们希望张彦同志，张彦不是同志，叫同志叫错了！我们希望张彦在这里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要彻底更多地揭露，有利于我们揭露彭真，你还可以立功。你在这里有任何隐瞒，对你不利，这个事我是不知道的。六月三十日以后，七月三日我回来（才知道），他宣布镇压对外文委“反革命政变”，廿九个人的问题，我才大吃一惊……（听不清了）张彦他不能回避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不到我家里来拜年？不到周总理那里去拜年呢？我这个官比彭真小一点，你为什么不去呢？在这一点上我讲点意见：要彻底揭露在共产党里不讲原则，那个官大就哀祷，趋炎附势，想向上爬，假公济私，这是品质恶劣的，不够一个共产党员资格，张彦你要彻底挖这一方面……（听不清）搞这一套没有不失败的。瞒不过群众，瞒不过党中央，瞒不过毛主席。
    有一些讲过了头的，有一些很愤慨的，有讲外交部的，有讲我的，有那么些东西。我第一次来时听见有同志讲对我有怀疑。张彦你在这里，我们三朝对面（案），我们要讲老实话，不能说你今天犯了错误，把你打成死老虎，不采取这个态度。但我说这个事不要去追，不要去查，让人家去贴，不要去定性质，不要搞逼、供、信。有人要贴这样的标语让他去贴，有人贴标语老反对他，你也不要去阻止他，他要这个权。但要这样贴，有人说你这样贴不对，也不要阻止、压制他，让他们贴，大民主有这个权利，不要去阻止，也不要有组织的把它打掉。要到运动末期，要搞半年嘛，在运动中间，（有些问题）群众自己会纠正，提得不对自己会收回，那就要组织大辩论。有人说外交部有“鬼”，有个“大鬼”。“大鬼”就是陈毅，应该揪出来，我说不用去揪，我是随请随到。我派张彦工作组，张彦犯了错误我有责任，中央要给我什么处分，广大群众要给我什么处分，我没有话说，工作组是我派的，他犯了大错误我怎么能推卸责任呢？你说他搞廿九个骨干分子，说对外文委是“反革命事件”，是我指使的？我没有指使，是我预谋的？我没有预谋。如果他事先向我请示，我不能同意他这样做。七月三日一回来，我知道这个事，同意请康生和陶铸同志来调查，取得一致就把工作组撤退，我完全没有抵触，没有袒护张彦的意见，工作组是我派的，后又撤回去，这与我的面子，没有什么关系。派错了，这次中央决定工作组全部撤退，外事口工作组也撤走了，我们在中央全会上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派工作组打击了运动。这是政治错误，做了检讨。是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打击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
    我们说第二个问题，是打二十九个人为“反革命分子”证明了这廿九个人不是反革命分子，是革命的，结论要倒过来做。不是反革命政变，是革命事件。不顺张彦的心，不顺张彦向上爬的心，他就打。问题这样简单，确实他要找材料。对五人小组来看大字报他非常怀恨在心，他想在这个地方立一个功，想在陈伯达和我之间制造分裂。想这样整五人小组以为我可以回来，就可以批准，这个他完全估计错了。
    第三，是不是因为他和黑帮关系很密切。他想用这个干涉。使运动有利于黑帮。不打李昌，把运动引入歧途。我看应该做这个估计，他的目的就在这里。在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出来以后，我们反复研究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做出这个结论了。
    张彦，你自己是不是重新作人，是不是愿意把自己肚子里头脑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也不能代替你来检查。我又不知道你究竟怎么样，政治估计就是这三大问题。
    过去你搞四清，和江苏省的关系很坏，你是错误的。过去你和饶漱石的关系，你要交代你就是钻到党内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向上爬，趋炎附势，那一个当权就拍哪一个的马屁，我讲这个话，我是向你挑战，我就可以揭露我很多，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就不替我讲一句话，你可以揭露我，你可以贴我几张大字报嘛！我这一次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洗一个澡，我不愿意罢官下放劳动，我还是要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革命到底（鼓掌）。
    这里有个同志递个条子，说廿九个人能不能说都是革命的呢？其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话容易不全面，就是他在反对张彦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他受了害，这一点上他们是革命的。不是把他们的全部历史包下来，我怎么敢包，这廿九个人我有的认识，有的我认都不认识，只就这件事，他受张彦打击这件事，他不是反革命分子。有的同志又递了条子，说陶铸同志那天讲话只支持陈伯达和陈毅的讲话，没有支持康生讲话，这是不对的。陶铸同志这样讲，他支持他们三个人的讲话，是不是？（陶铸同志回答说：“对”）。我诚恳地对待我们的同志讲，对别人的讲话要全面地理解，本来我们四个人到对外文委来宣布这个命令，为什么我们四个人不一致（下面群众喊：是张彦讲的。）有一个同志说是张彦说的，还有一个同志说他的印象中也是这样。还有一个条子在我这里。我们的同志这样提问题也可以提，康生、陈伯达、陶铸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在反对彭、罗、陆、杨时，我们是一致的；但并不能说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共产党员中有意见分歧有什么了不起？特别象我这样一个人，没有那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怎么能和他们完全一致呢？我这个人经常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有他们做的工作和我做的工作不同，我是搞外交的，他们不是搞外交的，他们几个同志是搞理论工作的，我又不是搞理论的，在张彦同志（张彦这家伙不是同志），他利用这个做文章，这是不许可的（鼓掌）。我们对张彦这个人，他个人的事，他个人的账，他自己交待。党内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不是一个，不过一个，岂止一个张彦呢？象他这样的人是一标兵，是一个典型人物。我们希望，我希望我自己不犯他那样的错误，不犯张彦那样的错误，我们把外交部外办放在广大群众广大师生的监督之下。你们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高度的革命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来监督，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要取得党的帮助，群众的帮助，自己要警惕。向上爬啊，搞阴谋啊，打击报复啊，买卖好啊，做一个买好的工具啊，这是个社会现象。我们所看到的象张彦这种人还有，我们要彻底揭露，张彦我们宣布前几天，前一个礼拜，中央未批下来，是停职反省。我们（来决定是停职）反省。彻底揭露，到运动后期再处理；当然他们职务不能当了。有个同志递条子，张彦问题为什么迟迟不交出来？认为这里面有鬼。为什么交出来斗，又不宣布他停职反省？不开除党籍？是不是有人袒护他？恐怕不能这样想，没有什么人再要袒护他了。中央的意见还是给他一个机会，你们看过主席答复红卫兵那个信吗？不是讲过要团结那些犯过错误愿意改正的人吗？还是根据这个指示，不是袒护他。你们对外文委的主任、副主任、对外文委的各级干部、外办的副主任、外办的组长，是一个没有停职反省的权利。如果我个人有停职的权，我一个晚上可以罢几个人的官。那就要犯大错误，现在不要忙，有的是时间，太性急了不好，张彦他彻底检讨，彻底交待重新作人，他还是有希望的。现在群众愤慨的情况下，我来讲这个是不适宜的，不适时务的；但我还是要讲。你们不要怀疑，没有包庇那个的意思。还是要毛主席，按我们伟大领袖领导革命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给犯错误的人以机会。毛主席要团结七亿人口，还要团结七亿人以外的几十亿人口，才能把革命搞好。原则性要强，旗帜要鲜明，态度要灵活，要站得高，看得远，照顾全局，给犯错误的人以机会改正错误。
    另外第二外语学院的同学写了好多条子，要把张彦揪回“二外”去斗。因为条子提得多，象过去打仗时的捷报如雪片飞来，简直应接不暇，你们的战术很厉害，搞得我们简直不能停下来思考。我们给你们一个回答。你们要张彦在对外文委检查初步告一段落，才能到你们那里去；我希望你们支持对外文委的同志。他在这里检讨完了，到你们那里去检讨不就容易了吗？你们现在有一千多同学来参加等于一次演习吆。至于你们二外院内部有一个对立，两部人意见不一致，至于先斗张彦还是先斗黑帮，这完全靠你们二外院同学根据中央十六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过去没有讲过先斗张彦还是先斗院领导，没有讲过这些话。希望二外院同学不要利用我这句话那句话。这是不利于你们团结的，还是你们当家作主。今天你们二外院同学分成几派，这个现象不好，哪派顾大局；哪派站得高，看得远，哪一派能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哪一派就能获得大多数群众拥护，能领导运动；哪一派就当前的事情揪住不放，争个输赢，大多数同学不会同情的。这个话你们有的同学就不愿意听了，这个问题我们是有距离的。
    我老实讲，我这个人在共产党也中了……台上的廖承志同志，陶铸同志都知道。我也不当众来吹嘘自己。我这几十年我也是被人斗争得很厉害的一个；我也是斗人家很厉害的一个。我斗人家的火力比你们这个会场还猛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的。我犯过这样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我也挨过斗的，你们说你们这廿九个人被斗得苦啊，我当年被斗争得比你们厉害得多。你们如果要我来搞一个控诉大会，我现在年纪老了，不愿意控诉了，我要控诉起来，七天七夜不要你吃饭，七天七夜把你捆起来，拳打脚踢，拿驳壳枪顶住你的胸膛，硬要你承认是国民党特务。把手捆起来吊在梁上。这些同志我们是最后达到一致了。这些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我的下面指挥了，每次见了，他都跟我道歉。说你呀！那年我们对首长采取那样气度，我们政治落后，我们有错误；我说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们对我的怀疑还是有根据的，最后弄清楚就算了。我们在抗日战争以后，我们也忘记了这件事；他们也忘记了这件事情，现在很多同志牺牲了。每想到这些同志，我还感动得落泪，他们是很好的同志。我这个人是小人物，斗人家把人家斗死了，把人家打一顿，把人家打死了，这种罪恶我们也犯过，怎么没有呢？是不是我们被斗的同志不要死缠在被斗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着重在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你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你还击他，讲几句好话。就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前进。那些斗人的过去你们是受了张彦的蒙蔽，斗了人家，这不能怪你们；被斗的同志也不要怪这些同志，他们拥护工作组，看不清楚；你们看工作组早就看得清楚吆。死扭住就没有办法，怎么解决呢？现在黑帮反而逍遥自在，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当了黑帮反而逍遥自在，什么事情也不干，是不是考虑这个意见。
    你们今天这些年轻同志，廿多岁的，卅多岁的，以后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最高指示，全世界也会推行，原来中国走过的弯路可能避免；但也可能不能避免，说不定你们还要参加斗争，去斗别人。你们也还要挨斗的。主要的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是上了很好的一课，取得教训，非常重要。那也值不得花那么多时间，我们时间那样宝贵，为什么花那样多的时间，斗上两个礼拜，斗他一个月，也只有那么多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斗、批、改。我迫切地要求对外文委的同志，对外文委的工作特别重要，怎样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斗了以后，怎样边斗边改这个很重要。因为国庆节还迎接二千六百多外宾，对外文委有好几百人，要你们把工作做好。
    革委会我始终有一个意见，选举革委会，对外文委革委会有廿几个人呢？（答廿五个），没有吸收廿九个人中的人，我个人始终感到不安；但我并不是要干涉你们的选举权，给你们划框框，强加于你们。我同罗贵波在选举之前在下面酝酿，廿九个人也有几个人也要选到革委会里面去，有利于商量事情，反映一部分人的情绪，这个不是买好，罗贵波说他传了，他到底传了多少，你们要揪住罗贵波，陈总给你讲了，你为什么不传？（下面群众喊：罗贵波是在选举以后传达的）我讲同志们听，我们思想解放，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他传达得好啊，传达得那么少，这并不重要，尤其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刚才征求革委会主席的意见，他说革委会要改选，我们希望改选时能多方面照顾，革委会也还是做了工作的。这里有几个条子，对革委会的某一个成员不满意，对革委会成员有的认为他不错，有的人不满意，这都是群众教育群众，群众解放自己，在这个运动中自己来解决，对外文委很明显要靠你们自己解决，绝大多数意见，我们是支持你们的。现在已经迟了半个多钟头，我非去不可了，谈判我得出席了，我讲到这里为止好不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第三，就是有几个问题，因为陈总不在，我没有和他商量，有一些同志要我答复，我不能答复，只能讲讲个人的意见。今天我不代表任何人，也不代表文革小组，也不代表党中央，我代表我个人，作为个人发言。因为对外文委我和康生同志等处理过这个问题嘛！还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那次会讲话我没有讲嘛，只是讲我拥护他们二人的讲话，我就走了嘛。我看文化革命委员会应该普遍选举，也就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十六条决定了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那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仅现在根据文化革命的需要，而且要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搞文化革命就要靠广大的群众嘛！比如学校，你不依靠革命师生，怎么能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垮呢？怎能够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呀！怎么能够进行教学改革呀！你对外文委你不依靠广大干部吗？还有第二外语学校，还有很多单位，你不依靠多数群众，你怎么能把革命搞好呢？革命嘛，就是多数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嘛！因为它代表多数利益，多数要求嘛！为什么毛主席思想是最高智慧呢？最高经验呢？因为它是代表全国七亿人民里面最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人民的革命要求；代表全世界革命人民、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所以它是最高经验，是最高的智慧。没有群众，我们共产党就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不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就不可能搞好，所以引导革命运动要群众自己起来行动。
    我们过去犯错误，派了工作组，实际上就是你把原有的领导改变了，另外又派来了一个新领导。现在看来，我们领导官当大了，就不知道下面群众的艰苦，为既得利益而奋斗，总是怕把事情搞乱了，总是怕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过去领导是黑帮的，换掉了，就是不是黑帮，他也有很多顾虑，不敢放手，因为放手就怕触动自己的利益，怕影响自己既得的利益。当然我们现在在毛主席在领导下面，不是什么高薪，也没有形成特权阶层。但是有些差别还是有的，而且现在还有扩大之势，特殊化现在还是有的。所以，不要群众起来，要把一个单位彻底革命是不可能的，他要遭到很大阻力。群众起来了，好象一江大水，大江东去，谁也阻止不了，你要阻止，就有灭顶之势，就要把你淹死。你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流而上，这是不可能抗拒的革命潮流。那么，革命之后呢？这个革委会应该是监督领导的机关。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原来并不坏，慢慢地当官久了，脱离群众了，没有监督，他就不民主了，特殊化了，群众路线也没有了……出现了那种国民党作风，慢慢就蜕变了。
    所以这次，我们不但要把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即要把我们所有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化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而且保证我们文化革命的成果，不因为文化革命结束而受到损害，而且继续发展，这是文化革命长期的形式。将来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要不领导文化革命，也是监督机关的权力机关了。
    现在，我们的党委会，我们各机关不是有党委会吗？党委会它是少数人领导的机构，它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监督右手是困难的，只有广大群众才有这个力量监督。过去我们的群众为什么不能监督呢？因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我们没有给群众这个权力。现在文化革命委员会在这次文化革命中有很大的权力，有很高的威信，而这个权力我们将来要继续给文化革命委员会，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领导做坏事，我们随时可以批评你，必要时可以罢免你，不是几年开一次批评大会。而且有革委会做监督机关，只要领导有错误，都可以开大会进行批评的。这样，领导好的就更好了，不好的也不敢那样做了。所以革委会不单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而且要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机构，就是这么个要求。
    我赞成普遍选举，无记名投票，投到谁就是谁。第一次选不好，就重选，经常可以换嘛！就是要多选不担负领导责任的，负领导责任的参加革委会多了，其他代表就少了。这一次宣传部正式成立了革委会，选举了三十到四十名委员，选举了常委，也选举了主任。选了我当主任，我讲这个不行，你们再改选。我说我已当上了部长，还选我干什么呢？我讲就是你们革委会来监督我们，你要我自己监督自己怎么可能呢？当然现在宣传部还没有改变喽！我最近要求他们开常委会选举主任。我不能当主任，我们副部长当副主任，这不能当，那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把党委书记变成主任，副书记变成副主任，党委会变成革委会，那还不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革委会里有一个工人同志，非党员，其他都是处长、部长、副部长，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现在我们准备改选。你们这个对外文委，我看可以考虑多吸收几个广大一般干部，负责领导同志尽量少参加一些。当然还得选举罗！不能由我决定，但是我们表示一下态度嘛！
    我今天来就是还上一次的债。前一次大会我没有讲话，也说了六、七句，说没有讲话那是不真实的罗！怎么没有讲话呢？也说了六、七句，因为对外文委我管过这个事情，处理对外文委的事情我是与×××负责的，今天开这个会讲几点意见，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外文出版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是你们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第一次大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周总理昨天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一万九千多人大会上的讲话，在这里作一次传达。总理这个讲话对外文出版局是适用的，基本上是适用的。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国务院的总理，是毛主席、林彪同志的重要助手。他的讲话，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来讲，来作一个传达。根据这个录音把它记下来，还没校正。同志们，要求一个条件，不能用大字报张贴在你们的机关呀、工厂呀。你们可以记，可以记要点，将来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得到总理同意之后，可以印发。你们主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不在于词句，我把这个念完了以后，对外文局争论的问题，如有时间，我个人有个表态，不表态是不对的，哪怕是表态表错了，犯了一次错误，表态犯错误比不表态好。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应该要有自己的主张，不要怕字当头，错了，以后证明了就改正，就承认错误。我今天不是念完了周总理的报告就从后门溜走了，到任何时候我都要表示我自己的意见，请你们大家放心。
    我在一两个月里接到了很多同志们的信，约我到这里来讲话，最近一个时间确实很忙，总是没时间，趁今天筹委会开第一次大会挤出点时间到这里来讲讲。我要求大家不要递纸条，因为纸条战术我们吃不消，我们在北京很多地方讲话，纸条一递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几十张怎么回答！递纸条不注意听讲话，他光搞纸条战术，不注意听，是不是请同志们谅解这一点。周总理的指示我想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领会这个指示很重要。我这个指责不是批评你们两千人，没有这个意思。其它单位有些递纸条是不负责任的，就是骂人，递张纸条就是把你骂一顿，也没有署名，张、王、李、赵？找不到他。他递张纸条骂你非常尖锐的语言，什么“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我给你个最后通牒”，“你一定回答”，“你就是当官做老爷”，“你的官僚主义什么时候纠正”，“你和黑帮的关系怎么样？”你怎么回答，要回答就得打架，要武斗就不文斗，这样的风气不好，不可提倡。共产党人在大革命中间，既要有革命的热情，同时头脑也要非常冷静。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但在任何时候也都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我们学也学不到。我们……热情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不冷静，有时头脑冷静下来，热情又减低了。毛主席经常讲冷热结合，现在我们有个普遍的毛病，热，热得太多啦。好，我现在书归正传，希望同志们不要搞纸条战术，头脑冷静下来，听一听中央负责同志恩来同志的讲话。
    各位革命同学，各位红卫兵战士们：“今天本来准备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要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串联的红卫兵战士们谈谈话……”昨天这个讲话是送他们，送他们出发的讲话，送他们出发到各地去做工作，去帮助那些地方搞文化革命的讲话。“你们全体一万多人，除了已经离开的以外，此外还有外地区的同学（中山医学院）一千多人，也想来见见。这次谈话，仅仅是将我们的想法谈一谈，同意不同意由你们讨论决定。”周总理是作为一个建议，下面的意见就是个建议，同不同意由红卫兵同志来决定。今天我来念恩来同志的讲话，也是建议，也是同不同意由你们自己决定，请大家搞民主，不是命令，也不是什么中央的决定，也不是什么中央的指示，也不是什么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作为一个建议，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你们准备出发到全国各地，你们一共三十六个院校，一千一百多人，去的地方很多，原决定到哈尔滨、成都、武汉、广州，我们刚才同总部的同志商量，改变了一下布署。去哈尔滨的第一大队，由各个院校建议，决定改到到广西去，到广西的南宁、桂林；第二大队到武汉去的八个院校，经武汉代表商量决定改到长沙去；第三大队到成都去，第三大队先到成都，然后准备去重庆、贵阳；第四大队到广州，有人提议改一改，说到广州没事可做，我们说，广州热烈，运动热烈得很，问题很多，还是到广州去。周总理说到这里时，又改了一下，”“第三大队还是到长沙去，本来在十号那天上午，我已经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外出串联的战士见了面，我们讲了一段话，你们已经传达了，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听了，今天不全面重复了，我现在只想把主要精神再讲一下，我当时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五十多个单位说，红卫兵的任务是三条，我说的红卫兵包括所有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包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和没有参加你们司令部的红卫兵，以及全国的红卫兵说的，这几点上我都同等相等，一视同仁。”
    这一段，周总理说得很好，还有部分红卫兵，不太实事求是。周总理说：“你们红卫兵，有三个任务，第一个是战斗队，战斗的任务；第二个是学习队，学习的任务；第三个是宣传队，宣传的任务。”我想对外文出版局也是适用的。战斗队，进行文化革命要进行战斗；要学习毛主席思想；第三个要宣传，你们还要对外宣传。周总理这次讲话，主要是讲三大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派红卫兵同志到广州、长沙、成都、哈尔滨去工作。“我现在讲一讲这三个任务，在天安门在大会上，林彪同志就讲过，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备军。既然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这就是一个战斗组织，在青年的时候就要培养你们成为一个战斗队伍。因此，要成为战斗队伍，就必须在斗争的实践中来培养。讲到这个战斗队，就有很多问题要提出来。首先，你们的战斗，在现在应该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林彪同志八月卅一日讲，红卫兵的斗争方式，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现在就念念林彪同志八月卅一日讲话中的一段：‘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这段话是讲要触及他的灵魂。用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要搞思想斗争。“《人民日报》社论也说过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红卫兵战士们，也学习了政策，学习了十六条，学习了林彪同志讲话，应该懂得。简单说，就是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斗倒、斗臭、斗垮，而不是实行体罚，不是去打他，不是去伤他的身体。这都不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反动的分子，也要揭深揭透，把他当作反面教员，通过充分揭发，激起群众的公愤，严重的提交政府法办。对一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分子，都用文斗的方法，而不是武斗，这一点林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懂得，拿枪打死一个人，很容易，瞄准就行了；用拳头打一个人也很容易，因为我们人多势众有力气嘛，这更好办。斗争困难的就是要掌握斗争对象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肮脏的东西，或者是思想上一切反动的东西，灵魂里的肮脏东西，对这样的东西绝不是强迫所能解决的，没有材料，拿不出事实来，你就只能够喊几句口号，如果你们认为喊几句口号，喊几个口号就把他们斗倒，这是做不到的。掌握这个文斗，是锻炼我们用脑筋，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这句话是周总理的话，我们掌握了这个文斗，用文斗方式，主要是要我们用脑筋，要我们用思想，要我们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最隐蔽的问题也能发现出来。
    “如果你们懂得这些道理，才配做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解放军讲智勇双全，既有勇，又有智，好好用脑筋。你们在青年时代，要好好加强锻炼，多动脑筋，让你们的智慧在斗争实践中发达起来，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发达起来。要在群众中间锻炼你们，磨炼你们，然后才能更有力地斗争黑帮。既要斗智，又要斗勇，你们青年时代，要把智慧，勇气锻炼出来，二者不可缺一。揭发对方的丑恶面目又要有勇，又要有谋，红卫兵战士，要好好磨炼。第二，你们是解放军的后备军，你们明天就有可能被选为正式的解放军，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国，那时你们就更要具备智勇双全。你们今天的文斗，就是准备将来的武斗。你们今天只能文斗，今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对国内敌人用文斗就能解决问题，明天如果敌人侵犯，那就真正用得上武斗了，你们就拿起武器去捍卫国家。”
    我们有一部分同志主张武斗，你不要急，准备着有一天你有机会武斗，恐怕那时候你就不敢去啦，那我就要讲话了。美国人一打进来，人人都应该拿起武器上前线，这是真正的武斗，你们敢不敢？（众：敢！）对！敢想敢做，你们一定敢，我非常高兴。（众鼓掌）也不怕有错误，极少数的分子害怕。我这话是不是讲早了？讲早了，讲错了，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我当解放军四十多年了，解放军每个人都是很勇敢的，那我的经验比你们多。这段是讲文斗，动脑筋，调查研究。对国内的敌人用文斗不用武斗，文斗的作用比武斗的大，我们青年不准备武斗。我认为这段讲得好。讲得好，我讲不出，我们完全接受。我现在是搞文斗，将来美国人打进来，我还是去武斗啊！
    讲一讲我个人意见，不对，你们可以批评；对，你们可以点头。戴高帽子，下跪，拿皮鞭去打，这是属于武斗，不是文斗，在外事系统我历来坚持这个主张。本来戴高帽子，天天都戴，帽子高点有什么关系，没什么，高一点就是了。但是，这是一种侮辱的性质，侮辱他，再拿起一根皮带，皮带前边有一块铁的，用这个打，可以打死人。我们是让他承认错误，要他改正错误，改变他的思想。但初期曾经发生这个事，各个单位都发生这个事，初期发生这个事不足为奇，用不着大惊小怪，啊，是不是？政策也没有完全交代清楚，那个时候有的同志特别激愤，发生了戴高帽子、下跪，打人，不足为奇，不要紧，但是我们不提倡，这都属于体罚。我这个解释是不是误解了周总理的话，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这是我的插话。
    “你们想一想，红卫兵要在大专院校广泛发展，上百多万的大学生，上千万的中学生，每年还要增加一、二百万，你们想一想，在已有的一千多万人中，红五类子弟是不多的，非红五类子弟相对是多的。”现在有一个“红五类”和“非红五类”的问题，周总理不去讲黑五类，他不去讲这个话，我讲“非红五类”、“黑五类”很难听。（笑）有人说“黑七类”、“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还加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黑帮。现在非红五类子弟相对是很多的，再过几年，红五类的子弟就更多啦。“想一想红卫兵组织起来以后真正是一个战斗队，这个战斗队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再过两三年就上千万。同学们想一想这样发展的趋势，发展的未来，使我们的党，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政府和毛主席无比的高兴，也感到幸福。我们有千万、几千万的红卫兵，做为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当然是高兴和无比的幸福。”关于红五类和非红五类青年的团结问题，总理在下边会讲到，这里不解释。
    “第三、讲到战斗，就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斗争的锋芒是向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对地、富、反、坏、右中间最坏的反动分子。地、富、反、坏、右当中就有两类矛盾，我现在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在目前，即十六条中第十三条讲的，‘大中城中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你们可以看出我们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那些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你们要去大中城市，比如桂林也算个中等城市。在文教，党政机关内发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不是所有文教，党政机关内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不能这样说，十六条，社论上都没有这样讲，你们可以对各个领导机关进行审查，批评，但不能说所有文教，党政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你们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我要问一问同学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能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不错，你们会说，主要是靠群众，这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但是讲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对领导说的。没有领导，谁去走群众路线？谁去放手发动群众？谁去信任群众？这个逻辑讲不通。所以，还是按十六条办事，还是要按毛主席讲的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全国各级领导，有些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是跟着上级领导犯了错误，象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责任要由上级承担，要由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来承担。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个别错误，要由本单位、本人负责。即使如此，全国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没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且他们每个人的错误也不完全相同。就是他们犯错误，他们的主要领导人犯的大一些，次要的领导人犯的轻一些，还有些领导人没有参与这种错误行动，这些问题，也要一分为二。所以，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只能说是，某些党政领导机关，某些领导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不能说所有的党的领导都犯了错误。不要这样说，要分析，要查对事实。即使某些领导同志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或方向性的错误。也不能说是黑帮。”这点很重要，黑帮这个词不要用的太广泛，不能这样说。“不能说犯了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就是黑帮，这中间不能划一个等号。过去报纸上曾登过黑帮这个词，主要指以彭真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有很多人他的问题没达到彭真那样严重，绝不能用黑帮这个字眼。那一个时候，报纸上登过黑帮这个名词，但是我们不要乱用，滥用、乱用容易混淆，容易误伤。所以，当时只限于很少一部分，限于北京前市委，并不是所有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都是黑帮，没有这个定义，这一点要清楚。“这两天报纸上不大用黑帮这两个字了，请你们去查去，《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你们去查一查，不大用黑帮这两个字了。”
    “另外我还要讲一讲，犯了路线性错误，是不是就能说他是反革命或说是不革命呢？”这里又提出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犯路线性错误，也不一定说他是反革命，或者是不革命，就是不能再革命了。“不能这样讲，回忆一下党史就清楚了。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中央曾经犯过四次严重路线错误，这是毛主席确立领导十几年之前，我们党犯过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我们胜利过、失败过、发展过、缩小过。比如陈独秀领导我们曾有很大发展，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革命失败了，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这个革命斗争中，还是为革命奋斗的，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革命的。革命失败了，路线错了，但是你不能说参加革命的人是不革命的，路线错误要由当时的中央同志负责，不能由广大干部群众负责。第二次瞿秋白领导时，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第三次是李立三，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第四次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时间更长一些，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一直到遵义会议。在四次路线错误时期，也不能说党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主观上要革命，犯了路线错误嘛！犯了四次路线错误嘛！两次大革命失败了嘛！几百万人头落地嘛！鲜血洒遍全中国，这还不严重吗？这你能说中央是不革命的呀，也不能说是反革命呀，是犯了错误嘛！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嘛。主观上这些犯错误的人，他们还是想革命的，但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极大。在这之后党中央继续领导群众前进，还继续负责来领导，怎么能说它是反革命哪！这和那些反党集团，闹独立王国，分裂党，另搞一个党，要区别开来。现在上海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我打电话，说上海市委是不是黑帮？上海市委不是黑帮，他们还是要革命的，上海市委要向群众解释，确实我们现在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不革命的。对情况要调查清楚，是不是正确，我还没有调查，你们红卫兵可去和上海群众讨论，界限要搞清楚。在这种的情况下，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一下子就拉到敌我矛盾上面去，你一搞黑帮就变成敌我矛盾了。当然，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没有一条明显的鸿沟，这个转化没有一个清楚的杠杠，但是我们要根据材料，调查确实，如果认为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敌我矛盾，转到敌我矛盾了，性质改变了，也必须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再作出正确回答，不能由我们各单位，由哪一个同志作出决定。”
    这点我插一句，现在在外事系统，很多同志对我这个领导是不满意的，特别对这个罢官，对停职反省，我总是比较谨慎，对我是很不满意的，这里周总理代我作了解释。一个部长，一个副部长，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司长，我没有权罢他的官，我也没权让他停职反省，我要报告周总理，我要报告中央，我要有那么大权就好了，我一天晚上就罢他几十个，（笑）对这个问题请同志想一想，究竟对党有什么好处？把他留职，一个局长、副局长、司长、副司长，留到那个位置上同样可以用文斗嘛！找材料嘛！搞得确确实实他是个黑帮，确实他是个反革命，不迟嘛！天垮不下来，他跑不掉嘛！他坐在人堆里跑不到月球里去嘛，跑到月球里，我们将来也可以把他从月球里揪回来。（笑）这不是袒护包庇，陈毅这个人哪，能包庇很多人，这不是包庇，我包庇也包庇不了，我能包庇谁呀？谁我也包庇不了。事实作出结论，群众公认，事实是个黑的就是黑的，是个红的就是红的，我包庇不了，我为什么要包庇他？你要我这个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大家都讲这个人是反革命，我还要考虑他是不是反革命；大家都讲这个人是黑帮，我这里还要把一关，究竟是不是黑帮……大家要我罢官我就马上罢官，要我停职我就停职，大家觉得陈总这个人干劲十足，是个老闯将，（笑）可是搞错了也要承认错误，（笑）你们可以不承认错误，我就得承认错误，（笑）我就得登门道歉，那也许拿大高帽子给我戴上，我还不是要戴上高帽子。我也就是对后果要考虑考虑……搞稳一点比较好，有的是时间，我这个人是跑不了的，我往哪里跑，跑不了的。周总理下边讲了：
    “如揪出以彭真为首的前市委，我们最后肯定了他是反党集团，他是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是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来最后定案的。经过毛主席的指示，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来审查定案的，又经过这次中央十一中全会批准的，这是很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这是无可辩驳的反党集团，反人民集团，他们搞政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搞阴谋诡计。林总发现罗瑞卿这个反党分子经过五年的考虑，最后才提出来的。”经过五年，你们运动经过好久？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还没到底。彭真的这个问题毛主席去年九月就发现了，认为活动不正常，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三月，才正式揭露，开大会，政治局扩大会，今年五月，经过二十天的讨论才定案。这一次中央全会批准这个问题，将来还要提到九次代表大会，这是对党负责的态度，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然也许人家会讲，给共产党做了三、四十年的工作，一犯错误，你们就把他整掉；也会这么讲的，干了三、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哇！因此这样做他才没话说，他们自己承认反党罪行，他们自己承认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自己承认是搞反革命活动。这并没有给他们戴高帽子，并没打他们，并没抽他们的皮鞭，并没让他们下跪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厉害就在这个地方，真是战无不胜。“所以，凡是在党内外犯错误，都由人民内部矛盾逐渐转为敌我矛盾，必须要做这样的审查。社会上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那当然有，这就是说敌对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包括为非作歹的分子，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正常秩序，有反革命活动。这些都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是，我们不能把整个地、富、反、坏右全部消灭？这句话请你们注意，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很大的策略思想。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东思想，干反革命活动，我们就把整个地、富、反、坏、右全部消灭？不能用这个办法，我们要分化他，分化他们，改造他们，我们要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还要看他们有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在解放后、土改之后，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接受监督，我们还是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上通过的。”这点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这不仅是中国内政的问题，中国的内部，还要看世界革命怎么办。我们中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两千万，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当然可以。但是这要犯大错误，这种阶级斗争的方法，是错误的阶级斗争方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要引起全世界人民反对。“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还多哩，就是让他们进行改造，进行分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对我们推动世界革命大有好处，不能光看到一个中国，不是我们有一句口号很响亮吗？‘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嘛，‘眼观世界’嘛，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在世界上发生什么影响。”
    “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民愤极大，暗藏的地主，逃亡的地主，有血债的分子要法办，要他们下乡改造。我们不是对已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人进行法办，重新张法网。当然，红卫兵批判他们，杀杀他们的威风，是对的，因为他们总有不满意，有对立情绪。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一般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剥削行为，更不要说他们的思想体系喽，但我们仍要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改造，成为社会新人。另一方面，对青年进行革命的阶级教育，从思想上和他们划清界限，从破四旧和立四新当中，同样也使我们自己得到改造。"现在风气都是整人家，都是贴人家的大字报，没有一张大字报贴自己的。我对这一点有点遗憾。都是讲人家反对毛泽东思想，自己是怎样学毛泽东思想？人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靠不住的，同志们！这是靠不住的。可能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我们批判的对象一样严重，我讲的这个话是不识时务，说好话大家很满意，说这样的话就是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这个人不是个俊杰，我这个人蠢，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我老实给你们讲，你说我基本上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这对我的估计高。我又有毛泽东思想，又有马克思主义，也有资产阶级思想，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反正我头脑很冷静，读过经典著作，读过毛主席的书，在毛主席和中央同志领导下，我比较虚心。可能我搞的是马克思主义，我搞的是毛泽东思想；我要是忘记了本本，离中央远了，单独搞了，我发狂了，也许我搞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就犯错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来说是个后来的事情，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个先入的东西，先入为主。年轻的时候五、六岁上学，一直到二十岁、二十多岁，全部的都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以后才慢慢地搞一点马克思主义。一块布，一块白布，已经染成一块黑布了。慢慢地学马克思主义，最后三十多岁，将近二十七、八岁，那时候认识了毛主席，接触毛主席，慢慢的才有了毛泽东思想。谁说我们的思想那么纯粹？那不是骗人嘛！当面扯谎嘛！几十年我都是这样讲，这样讲是老实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你们中间哪个人敢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你们哪个敢出来说你们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思想？管你是‘红五类’，‘白五类’，工人也是在旧社会来的，一个世代的工人，也免不了沾染上旧社会的旧习气；一个劳动农民，他也有迷信，他也要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经过马列主义的教育，经过实际阶级斗争的锻炼。我们要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我跟你们讲老实话，大运动从六月份开始，六月过去了，七月过去了，八月过去了，九月半了，三个半月，我自己向我自己提问题，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是不是得到改造了？我经常心问口，口问心，我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认为我得到的教育很不少。每个同志若都这样提提问题就很有好处，你在这个运动中间得到了教育没有？你得到什么教育？得到自己一贯是正确的，一贯是闯将，一贯是最革命的，是坚决的左派；而人家就是右派，人家就是折衷主义……我告诉你，这个想法本身会带来很大危险，是骄傲自满，是自己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为什么不虚心一点呢？啊！现在讲周总理的话。
    “当然，红卫兵批判他们，同时在运动中间改造我们自己，教育我们自己，促进我们自己进步。”周总理又讲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相互交差的，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但是我们要说，我们主要的锋芒啊！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妨碍甚至破坏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同时也要打击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右，暗藏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揪出来。这样才能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最大多数，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所以，进行这场战斗，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讲两类不同的矛盾，我想这段对我们外文局也是很适合的，至少有一部分同志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愿意去区分，甚至于把它们混淆起来。这个问题我不该给你们介绍这个情况，外事系统里面，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采取‘逐步升级’的战术。这个逐步升级的办法不好，我是反对的。按此处理，你是犯错误的，不行！马上升一级，路线性、方向性错误，不行！再升一级，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再升一级，就是黑帮！黑帮再升一级，就是蒋介石、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抓起来！再升一级，枪毙！（笑）你想想吧，有人对工作组，揪住工作组不放，有的人就公开这么讲，（我不是讲你们这个单位，是讲另外一个单位的）说现在这不是工作组的问题，要把工作组后面的那个人抓到！我说，你抓他干什么，就是我，工作组是我派的。（笑）你们想揪，你通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到。实际上的意思不是对我这个小人物，把我揪出来，还要揪出你后面的人，那我后边当然有人，（笑）怎么没有人？当这个外交部长，当这个副总理也不是我自己愿意当的，还不是人家叫我当的，那当然可以揪出来。这样子下去就会走上错误的，错误的方向，错误的斗争，错误的方法。天天讲人家犯错误的，犯方向性错误，自己就在那里犯，悲剧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为什么不可以加以分析呢？是属于思想上的错误；是属于更大的错误；是属于严重性质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不是黑帮；是黑帮又不是黑帮的首脑；是黑帮的外围卷入到黑帮里边去啦。或这就是黑帮的统帅，黑帮的副帅，但不一定与帝国主义就有关系，不一定和蒋介石就有关系。
    总理下面又讲了，“在这方面，中学生走的更远，斗的更激烈，这就是武斗，抄家、没收，不区别两类矛盾。我们不要责备他们，年青人，应该告诉他们，第一要称赞他们干得好；第二，说他们干得对；第三，告诉他们初期可以这样搞，长期这样搞下去就违反政策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这个问题，你们外文出版局的同志们是不是既敢于斗争，还又善于斗争？初期，各方面都不应该责怪，这才公平，实际上连我自己也不懂，文化革命怎么搞，连我自己也不懂嘛！所以，我说在这次运动中使我受到教育，现在我觉得多少懂得一些了，是不是全懂了呢？还不全懂，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锻炼。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更对。“我们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里进行战斗，而且也要到社会上去斗批改，这是更重要的方面”。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说：‘从学校里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两个东西是相互关连的，相互交换变化的。一个时候在学校里，一个时候到社会上去，然后再回到学校。’”周总理这一段话没有解释，这些大专学校的学生到社会上斗批改，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是要依靠当地的群众，当地的干部，不要去包办代替。特别是大专学校的同志们对工作组很反感，现在他们跑到社会上去斗批改，去起工作组的作用，你说这个事情怪不怪？他如果去包办代替，一定会犯错误。他不调查研究，不动脑筋，到处去说这个省委是黑帮，那个市委是黑帮，这个政府机关是黑帮，那个文教机关是黑帮，这样下去非犯错误不可。周总理的这段话，主要是鼓励他们的斗志，鼓励他们动脑筋，调查研究，讲政策。
    “第五，在本地搞，还是在外地搞？还是两种都需要？现在北京的学校不是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了吗？过去各学校出去，因为外地要求去支援。这种行动应该称赞。现在我们有组织了，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出去，到全国各地支持他们。这方面也是相互交换的，一个时候在北京，一个时候在外地。回来以后，外地需要再去。校内，校外两种都是需要的，不要互相争论，如有的大学走的差不多了，有的大学走的没有人了，就生气了。不要生气，他们总要回来的，也不要责备他们。有的学校出去的很少，也有他们的原因，因学校里的斗批改没有搞，他们想用已搞好了再出去，也有他的道理，也不要怪他们。”
    下面这段话，对你们外文出版局很有用。“两方面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称赞。”据我所知，你们外文出版局也有互相对立的情绪，就是不互相支援，不互相帮助，不互相尊重，不互相称赞，只是互相争吵。你们在周总理这个讲话里可以得到一点启示。“现在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红卫兵出去的多。红卫兵是以红五类的子弟为核心、为主体、为基础的，你们戴红袖章，发言权就大一些，不是红卫兵就不能出去走一走，也不敢出去。走到街上，说话、发言没有劲儿。这能不能改变一下，这已成为大学、中学主要的矛盾。”有些人能参加红卫兵，有些人不能参加，红五类嘛，参加红卫兵，非红五类不能参加，很显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发言权高，很神气，一部分没有发言权，情绪低沉，他们甚至于说“我们还有没有出路，我们就没出路，党还要不要我们？”“初期成立几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队、‘红旗’战斗小组，等等，我们都是承认的，只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十六条为基础，方向相同，领导相同，基础相同，只是见解不同，意见不同，因而有分歧是允许的，这些都可共存一个时候。你们可以分道扬镳，我们相信万水朝东归大海，你们最后都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大海里的。”在我们内部分成几个部分，好多红卫兵的组织。我们这个机关里也有支持工作组的，也有反对工作组的，也有对领导支持加批评的，也有根本反对的，也有的在运动中间出现了反逆流的问题，争论很大。我想这个争论可以继续下去，根据周总理讲的这段话，最后恐怕还是要统一，以毛泽东思想把它统一起来，共存一个时候。等一会儿有时间，我还要解释一下我自己的见解。刚才我和主席团的同志露了一个苗头，等一下讲。
    现在的问题呀，是红五类，非红五类的问题。红五类出身的，在大学里约有半数，中学里也差不多，其他半数有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如中农的子弟，手工业出身的子弟，还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前一部分红五类可以吸收到红卫兵里边，后一部分参加红卫兵就难一些，就是不吸收他们。他们没有参加红卫兵，在学校里没什么工作，闲得要死；参加红卫兵的忙得要死。他们没有事情就看小人书，做另外一些事，好一点的还温习功课，温习功课也不一定有用，变成书呆子。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周总理建议：“各学校的筹委会团结他们解决。红卫兵是依靠的力量，要去争取团结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达到毛主席教导的，在学校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现在的红五类，可以团结那些非红五类的这些学生。让红卫兵去做团结工作，啊，不是排斥。周总理说：“今天我提出来，办法由你们去想，由你们去做。”你们要做模范，要做团结的模范，不要做排斥的模范。
    “同时，外地来的，来取经，来革命串联，来看一看，更多的人等着见毛主席。到北京来的数量很大，现在初步计算来京的有七十多万，我们担负着很大的招待任务。现在有的人有急躁情绪，有的人说他们影响斗批改，认为他们不应在北京住那么久，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他们没有见到毛主席就不走，我们也不能下命令。有的同学耐不住了，就写大字报、贴标语，表示不欢迎，甚至贴到北京的新车站上，说什么红五类可以留下，非红五类的滚回去，这就是不团结。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不能赶走他们。他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北京，毛主席所在地， 我们 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怎么还能做个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好战士呢？我说的时候，不但向你们提出批评，也是对我批评。我办事很迟缓，所以我昨天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住下，就是我住的地方，也让给外地同学了。”周总理在新华门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接待两千五百学生。
    “我们天天在毛主席身边，你们也天天在毛主席身边，就是今年看不到，明年也会看到，在外地的同学有的一辈子也看不到，这次有机会来，为什么不让他们看看毛主席呢？如果把你们换一个地位，假如你们是外地的同学，不看到毛主席你们也不能心满意足，你们要反省反省自己，思想感情不大对头。希望你们回到学校以后，向你们六十多个大专学校的同学做工作，改变这个看法，多让人家住几天，招待好一些。我们招待，要拿出真正的革命感情，让他们住好，吃好，搞好医疗卫生条件，把交通工具准备好，搞好政治宣传，做到五好。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生活在北京城的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这样我们到外地去，才会受到欢迎。这次你们到南方去，到长沙、广州、南宁、成都、重庆、贵阳去，这是不是南方出了问题呢？不是，是因为前些时候去东北、西北的多了。因为广州、南宁是我们的边防前线，国庆又快到了，广州有许多外宾，又有个国际贸易交流会，叫你们去是为了给你们机会去锻炼。”
    这里附带交待一下，搞这个任务，你们外文出版局，你们准备招待好多人，你们准备接待任务是好多？你们要按总理这个指示，动员全局参加这个接待。五好：住好、吃好、交通好、医疗好、政治宣传好，五好。外文局的任务是一千五百人，外事系统初期分配五千多人，我说五千人太少，外事系统准备招待一万五到两万，我自报奋勇！（笑）现在预计可能到一百万，可能到一百五十万。你们要多认数目字，给你们两千，就承认四千，给你们四千就承认六千。（笑）要带阶级感情。最近麻烦了，天气凉啦，都不能冻坏啊！主要的叫他们生活上有保障，政治上交流经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不要搞其它的煽风点火，根据十六条，那就没有错。
    “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必须进行到底，时间需要多长，就搞多长，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对外宣传，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针、政策进行宣传，不能把我们的主张强加于他们。只能宣传，不能包办代替。对外国的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外国人中，来中国的有左派，有中间派，有右派，还有反动的资产阶级，还有职业外交人员，我们要加以区别。对他们斗争方式就是宣传，不能够采取行动。就对苏联大使馆，可以象女二中那样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在那个地方坚持十天，举行了揭幕典礼，有四、五十万人参加反修示威游行，这就很好。但要有界限，不能够冲到大使馆里去，在大使馆的墙上不能贴大字报，因为我们同苏联还有外交关系，要保持这个界限。但我们还准备两手，派警卫部队保卫我们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与苏联还有对开的国际列车，火车头是自己的，要换火车头，这趟列车是他们的，对苏联的列车不应去干涉。你们不懂，硬要上去贴大字报，我们劝他们要贴大字报贴到车站上去。但在海拉尔，有的同学上了车，我打电话讲了，因有外交关系，不能上，他们就下来了。他们很听话，这很好。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不能认为火车上的苏联人都是修正主义。我们应该做好宣传。你们到广州、南宁都会碰到这样的考验，怎样对待？对外国人要宣传，不要干涉人家，不要强加于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总起来说，我们是战斗队，要区别文斗、武斗；区别两类矛盾；区别今天、昨天；区别校内，校外；区别本地、外地；区别国内、国外。要掌握分寸，要在斗争中锻炼，在行动上、战斗上应区别什么样的应遵守，要遵守政策，区别行动和宣传，区别倡议和通牒。你们不是很爱下通牒吗？你们不要随便下通牒，要有效才下，如果下了人家不理你，就失掉了信用。我们对国家，对外也不要轻易下通牒，只下了一次，我们国家十七年只下了一次通牒，就是印度侵占巴基斯坦的时候，侵入我国领土，我们下了通牒。限他们三天之内撤出去，不到三天他们就撤出去了，这是有效的。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对外可以提出各种要求，政策性的问题也可以倡议，也可以讨论，通牒就不行了。为了自己的信用问题，就不能下命令。红卫兵出去，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这不是限制你们的首创精神，告诉你们有区别，哪些是倡议，哪些可以下通牒，这不是要把你们的干劲、闯劲压下去。”
    这是战斗队。这是总理的解释，对你们来说还有用处。
    第二、总理讲的学习队。“因为你们放半年假闹革命，到社会上去学习，在本地或外地的阶级斗争中学习，但还是不能忘记学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语录》，要照林彪同志说的话，要吃透两头。一头就是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具体就是熟读语录。”我们没有你们读得那么熟，你们都把语录读熟了。“除此而外，遇到什么具体问题，还要请教毛主席著作，要全面阅读，了解当时的背景，领会精神。还要学习十六条，已经出了小册子了，里边有七篇文章，以后还要陆续印发。《人民日报》又出了很多新的社论，准备印成小册子，还要发给你们。十六条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正因为是纲领，所以我们要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必须珍视十六条。内部文件不能印成小册子，可以通过辅导员给你们作报告。上面的一头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学习党的政策；另一头就是在群众中去学习，甘当学生，向群众请教。按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两个月来，我经常接触你们，学习了不少东西。你们的革命精神比我们初期干革命时高昂劲强得多，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高明的多喽！所以从你们中间得到很多知识。你们出去要到工农中去，到学生中去学习，获得知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调查研究，要把情况搞清楚，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实际实行‘四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这个你们是会知道的。一般到学校，必须同那个地方的同学一道进行调查研究，干革命要以内因为主。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都是依靠本单位的群众起来革命。我们可以煽风点火，但我们煽的是社会主义的风，点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不能是点别的火，这是支持他们。但是真正搞好，把真正的坏分子、反动分子揪出来，还要依靠当地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到外地去，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精神，调查研究，要处处做学生，不要一去就哇啦哇啦，这样子很容易引起对立。所以，我们去了，首先要熟悉情况。要向他们请教，向北京先去的同学请教，和他们交换意见，得出正确结论，与他们一道行动。这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上头吃透主席著作，下一头请教群众，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实际斗争把两头吃透。”这是学习队。这个嘛，这是总理讲的学习队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总理讲得很扼要，我补充一下。总理讲到，你们现在的同学和四十多年前，总理他们在天津读中学，最后到北京来搞学生运动，你们现在的学生比他们那时候高明的多喽！有毛主席的教导，有毛主席著作，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号召工农兵支持学生，这都是我们现在学生才能得到的最大幸福。周总理只讲了一面，我再补充一面。我们现在的学生啊，哪里吃过当年那样的苦头，在这一方面，比我们当年强；另外一方面，不如我们。我这个人就是不懂事，就是要把这段说出来。要在当年，马上就会把你拉到警察局，马上就拿大刀片出来砍头，事情逼出来就杀头，就坐班房，马上就要把你开除！
    所以，我们现在搞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这些同学，包括外交部、我们外文出版局、对外文委，我们外事系统，我们在座的干部同志，千万不能讲我们的革命是轻易搞到现在的。认为我们充老资格，这个江山我们要把它保住，这个江山是好不容易搞起来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的很，就不知道革命的艰难困苦，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是完全照他的意思办，那就行，不照他的意思办，那你就是黑帮！怎么能够这样相信你是那样的正确。毛主席不是那样的，我多少跟着毛主席，他也不是以他个人的意思强加于周围的人，他总是和其他同志商量。他一句话可以忍十年。就这样，他十年以后会讲出来，就有这么大的忍力。为什么？就是等待觉悟呀！我们大家不觉悟呀，我也是不觉悟的一个，他等了。他讲出来，我们不能接受。不能批判呀，批判妨碍情绪呀，只好忍。今天用不着讲，好多呀，这样的事情好多呀。现在我们有好多人，总是觉得自己正确，斗呀！非斗到底，斗呀，斗呀，逐步升级，非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打成老虎，老虎还要把它砍下来！这个不是毛泽东思想。连地、富、反、坏、右还要改造，还要教育嘛！就连现在的彭、罗这两个黑帮还要改造教育嘛！不是个坐班房的问题，也不是个杀头的问题。这里我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你们放心，等一下我还要讲，我最愿意批评，你们都可以批评我，我为什么不能批评你们？当然可以。
    “宣传队，我们已经说了，告诉过这一点，应该根据你们标语上所说的，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这都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党的政策同样要学习、执行、宣传、捍卫。重要的宣传观点，把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通过群众的考验，看群众是不是能接受，看看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是不是合乎群众的要求，看一看是不是很全面，同时要看一看你们宣传的是不是讲清楚了。根据他们的情况，还有什么补充，通过你们红卫兵总部转告党中央、国务院，这是一方面。如果解释中央的政策，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有人反对，就要了解，他们为什么反对？一方面，他可能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来反对；另一方面，是可能解释的不清楚，他的觉悟还不高，所以这个就不要戴高帽子，戴一些帽子，说人家右派什么什么。这是个学习问题，也是个考验。毛主席说，我们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要把政策通过你们带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般地说，我们的政策基本上全面的，但是总要通过群众的检验，通过群众的审查，通过群众的批准，通过群众的补充，通过群众去提出修改的意见，这样才是走群众路线。现在我们坐在上面很想下去，但不下去。多数干部还是想下去的，你们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走遍全国，要好好地去锻炼，当然讲这话是形象化，不能全国都走遍。是不是一去就是深入群众了呢？那也不见得。你们有个总部忙得很，一天忙到晚，和我们差不多，成了事务主义者。他们对政策就不如你们学的好，你们可以同学校的同学们在一起学习，总部的同学，担负工作的同学，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脱离群众时间长了，红卫兵战士不满意他们，要撤换他们，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你们要到群众中去，反复地下去。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学解放军，宣传解放军的特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解放军的特点很清楚，首先是政治性，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大学毛主席著作，是全国人民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你们也应该学习。这是林彪同志的政治挂帅，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第二，就要学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我们要学习，你们年青一代更要学习。你们要学习和宣传这个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好好带到群众中去，同学中去。第三个是宣传、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八作风。有了这样的组织性、纪律性，红卫兵就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就是要有组织性，纪律性，一天一天加强，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没参加红卫兵的同学，影响广大人民，给不是红卫兵的作出榜样，让广大师生、广大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十六条的基础上真正地团结起来。"
    周总理讲完了，最后高呼：（口号略）
    这是周总理昨天在先农坛体育场将近两万名红卫兵大会上讲的话。筹委会通知我要我到这里来讲话，我说与其我来讲不如念念这个讲话。这个，绝大部分适合我们目前的运动状况，但是作为建议提出来的。将来准备把文字修改修改，修改完了等周总理批准以后可以打印，可以送好多本到你们这里来，但周总理要不批准那我就没办法。我今天在这里念都是犯法的，是没有得到同意的，这仅是口头传达。理解它的精神实质。纪律性的问题也还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纪律性、组织性、三八作风，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学习问题，也是个重要问题。学习就不能各取所需，要完整地学习，要完整地掌握《毛主席语录》；完整地掌握毛主席思想、毛主席著作；完整地掌握十六条，不能把中间那一条有利于我的挑出来。这个不好，请同志们考虑。周总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吃透两头。总结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用脑筋，要用智慧，就是对黑帮、对资产阶级当权派也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犯错误的，有各种各样的犯错误的，有大小，轻重，有主从。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一定就等于是黑帮；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一定等于就不革命，也就不等于是反革命，还是可以重新改造。“黑帮”这个字不要乱用。彭真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经过了长期地调查研究和反复地讨论才定案的。杀杀这资产阶级，地、富、反、坏的威风，是可以的。初期的做法在运动深入的时候就应该纠正，不要去泼冷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从学校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本地也搞，外地也搞，在北京的也搞，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到外地去的主要是支援而不是包办代替，北京的学校里也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赞扬，不要互相指责。周总理说，党中央对你们所有的红卫兵我们都承认，都要求在一个领导下面，方向相同，领导相同，政策也应该相同，只是有不同的解释，分歧是允许的，最后水流长江归大海，在毛泽东思想下面统一起来。红五类的子弟，红五类的红卫兵要争取非红五类，要争取团结绝大多数。要很好地接待外地同学。今天我原则给了你们任务，希望你们外文出版局，有准备地接待两三千吧，很好地接待这次贵宾。很好地注意国内、国外的区别，不强于人。好，我现在自己宣布我是主席，休息十分钟，我再讲话发表我自己的建议。（鼓掌）
    同学们，同志们：我们念了周总理的建议，我回去找几个同志把文字校对一下，可以交给你们打印，每个人得到一份。（鼓掌）但是你们不要传给其它机关，得遵守这么个条件。最近，我们发现有那么一部分同志，把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还有周总理的讲话，他们寄到国外去了，引起了国外使馆同志不安心。日本的记者跑到清华，把周总理的两次讲话，全部地、一字不漏地抄了去了，现在东京的报纸都登出来了，马上美国的《纽约时报》也登出来了。当然，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怕它登出来干什么，这是革命精神，同志们都有这个革命精神，不像我这个老头子那样子落后。这也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问题，泄露了机密不好，泄露给帝国主义更不好。今天这个讲话，你们外文出版局同志知道就行，不要去传。其它单位，它传是他们的事，不是你们的事。这是个要求，如果你觉得不可以，可以讨论。刚才讲到国、内外区别，文斗、武斗的问题，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两类矛盾，可以作为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来交换意见。我自己有看法，我们来交换意见，用不着用周总理的讲话来压人，是真理就大家来辩论。本来我好象念完了这个就应该溜了，本来人家这里是很忙的，现在已经五点半了，今天晚上七点半还有安排，但还是想讲几句，不重复周总理的讲话。
    我是主张所有的人都在文化革命中暴露自己的观点，应该勇敢地暴露自己的观点，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勇敢地批评别人，也更应该欢迎别人批评我们自己。在这个斗争中间，我们得到了教育，得到了进步，得到了锻炼。要是在这个大革命中间我不发言，我们得不到教育，得不到锻炼；要是我们在斗争中间，只批评人家，不批评自己，也得不到教育。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按毛泽东思想，才能有个真理。所有的阶级，它都是顽强地表现自己；所有的阶级，在社会生活中间，在社会阶级斗争中间，伟大的斗争中间，它都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它要跳出来讲话的，它是忍不住的，迟早它会跳出来的，它要很顽强地表现它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共产党宣言中讲“资产阶级总是根据它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根据欧洲人的传统的传说‘上帝要根据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利用了这句话，资产阶级也利用了这句话。根据它自己的面貌，根据它的意图和自己的感情，想法把世界改造成资产阶级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同样我们无产阶级，也是以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精神面貌来改造世界，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化。每一个阶级都是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也不能设想，只准许我们无产阶级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也表现了自己，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就是了。小资产阶级它也在大革命中间也表现自己，同时各党派要进行斗争。我们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全中国、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取得领导地位，战胜一切，问题就在这里。你们可以看看大字报，几万张大字报，好好地看一看，这就是各阶级顽强表现自己的展览会。看了那么几张大字报，看贴什么人的大字报，贴了我几张大字报就生气的人，有些沉不住气的人，这个人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要从大字报里边研究有什么教训，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个最坏的大字报就可能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吸取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是合法的，他有这个权，毛主席给他的权，党中央给他的权，让他们来表现自己。这样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统一。周总理刚才讲了，最后以毛主席思想来达到真正的统一。文化大革命以前，冷冷清清，文化大革命以前看不到那种东西和各种思想、各种意见，这是个假相。人民的意见很多，有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有些稀奇古怪的意见，他没讲出来，文化大革命把盖子揭开，他们统统都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不然我们就当官做老爷，以为领导里面都是统一，统什么一啊？就不统一。很不统一就不忙于求统一，不要忙于解决统一，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这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怕乱就是怕字当头，要敢字当头，不要怕乱，会提高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的，这个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立场，或者就是小资产阶级立场，他的立场在这次大革命中都要受到检验。这是第一个意见，对这次大革命我们这么看，我们不怕乱，不怕意见多，不怕意见古怪，越是稀奇古怪的意见我们越要欢迎。我们反对不讲话的，藏在心里边的，但也不一定要逼他，他不讲就算了。这是一个意见，这个意见作参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有偏见，可能这里面有阴谋诡计、大阴谋，今天陈老总是来约束运动的，是来吓唬我们的，因此也不写大字报了，不发表意见啦，等最后毛主席出来统一嘛，我们就等着好罗，我们少发表一点意见，免得将来犯错误。我今天讲这个话也可能起副作用，这个分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个运动的看法之一。周总理那个讲话里边，也表露对立不要忙于出来统一，最后用毛主席思想出来统一于毛主席思想。互相争夺，互不让步，各自成立各自的组织是好事，不是个坏事，各方面都要顽强地表现它自己，都把底拿出来，交了底，这有好处。先说外语学院分成两部分，后来说不是，有二十一个单位，过了一个礼拜，就五十几个单位了，再过一个礼拜就七十几个单位了。四千多人就七十多个单位，就是七十几个派，扬扬大观，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有什么不好啊？以前这里是很统一的，这是个表面现象，现在真相暴露，就有了个统一的基础啦。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后出来统一，也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也就是百分之十五以上，也还有很多人罗，他还保持他不同的见解。世界上没有青一色，没有青一色的东西，世界上就是个万花筒，五色板，红、黄、兰、白、黑。我们无产阶级就是几种颜色，用红颜色来统一，这是正确的，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后也只能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统一，是红的，还有其它颜色。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不同意见啦？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了，全世界人民都拥护毛泽东思想啦，就统一啦？不会的，总还有人要唱反调的。我们占优势，红五类、无产阶级、工人、农民成为主力，就是毛泽东思想占优势，处于指导地位，这个是可能的，一定会这样。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化，我们自己的杂念有多少？问题是这个问题，不是约束运动。就我自己，我就是怕？怕罢官，是不是我还想向上面爬？是不是怕人家把我打成黑帮？怕人家把大字报给我贴多了，是不是怕围功？是不是我还有点害怕，我是不是怕人家抄我的家？我今天也无非就是这些问题吧？我是考虑要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受毛泽东思想的审查，受广大群众的检验。我不应该怕这些问题，我怕这些问题，我这个共产党员晚节就会发生问题，靠不住，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是个落后分子，保守派。不要怕，有人劝我陈老总你不要到处去讲话，讲话言多语失。我这个人总是吃不住的，到哪里都会讲。我就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企图影响这个运动，我在两个外语学院、外交部、外办讲话，我讲话是很有倾向的，没有倾向性我不讲。哼哼哈哈地不敢站出来讲话，我绝不是这样。哪怕讲的得到什么我完全出乎意料的很坏的结果，错了再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无非是下放劳动嘛，无非是戴高帽子下跪嘛，改造嘛，地下爬嘛，扫地嘛，戴个牌牌嘛──牛鬼蛇神嘛。（笑）不敢讲话，那还得了，我有这个权，你们有这个权讲，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权讲。这是一个看法嘛，还有什么顾虑呀！我是煽风点火的，不是来泼冷水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独立思考，顽强地表现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条，就是确实知道自己是错了，就要放弃。把人家斗错了，就要向人家道歉。
什么自由都是有条件的自由，斗争的自由，贴大字报的自由，坚持我自己意见的自由，完全表现自己的自由，还有一个，就是还有道歉的自由。（笑）在我手上罢的官不少，压力很大，也罢了不少了，外事系统，也差不多将近一百了。可能大部分是罢得对了，恐怕至少有一部分罢的不对，等运动结束以后登门道歉，立正敬礼，九十度（笑）鞠躬，（笑）。给你声明搞错了，开大会道歉。所以，我对罢了官的、挨斗的，我今天给你打点气，你要沉住气，不要怕，只要弄清楚了，搞错了会给你道歉的。其他人不来，我来，我是个头头，是外事口的头头，我来道歉，这么着才能使人信服。我过去斗争过别人，我就给人家道过歉的，因此人家还服我的气；可是人家也斗争过我，也有人向我道歉，我也信服。我也挨过斗的，我也斗过人家的，两重身份，（笑）我有挨斗的经验，我也有斗人家的经验。（笑）我斗人家的时候，比你们的火力强得多，人家斗我的时候，啊！那个味道不好受。（笑）确实就是逐步升级，追问人家的成份，问人家为什么要入党？你入党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派你加入共产党的？最后你是个反革命。讲你来革命是来投机的，那就是个最好的帽子了，你投革命的机。但是，广大群众和毛主席、党中央是可以说公道话的，靠这一点，绝不会随便办一个人的，让一个人长期受冤枉，那不会。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一个时候受冤枉了，你不好混，没办法混下去了。所以你们这些同志在反逆流中吃了点亏，就那样生气。我说同志哥，我劝劝你，你今天反逆流受了委屈算不了什么，跟我们当年比起来，你们幸福得多罗！当年，我被人家捆起来吊在树上四天四夜，就差一点枪毙了，枪毙掉了就是反革命，还有今天在这儿讲话的资格啊！把我吊起来的这些人都还在。最重要的是我这个小人物也算不了什么，在大革命中间象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是一个挨斗最多的，他受的委屈，受的冤枉，受的不平等的待遇，数他最多，写一大本书也写不完，他就是有那么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他能够沉得住气。他相信真理在他手上，他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所以他沉得住气。他被撤职，留党查看，宣布是‘机会主义’，打入冷宫送后方休养，鬼都不上门，根本没有人去拜访他，什么人都不敢接近他；等他一上台以后，所有同志言归于好。并不让人家道歉，团结起来跟蒋介石战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战斗。你们被斗的要学这个功夫。斗人家的也要学习许多老同志，勇敢跟人家道歉，这也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这点上自我革命要更顽强地表现自己，要敢于顽强地自我批评，顽强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我是这样理解的，也许我理解的有错误，你们给我斗批改也行，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炮打司令部的问题。这个问题，上个礼拜传达了，刚才有个条子问这个事。这个我们是有这个解释，你们同不同意，你们去考虑。《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说的是当时是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在六二年和六四年的错误，跟这一次派工作组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和这个联系起来，他要炮轰这个司令部，他不是炮轰所有中共中央的司令部。中共中央有些同志没犯这个错误为什么要炮轰。这次派工作组，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六二年、六四年联系起来，所以他要炮轰。他不是所有的司令部都炮轰，所有的司令部都有问题吗？我那个解释，炮轰司令部要两种解释，要一分为二，有些是黑帮的司令部，当然要斗垮、斗臭、斗倒。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司令部也要斗垮、斗臭、斗倒，也还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有些不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他也不是这次文化运动中犯错误的，他过去并没有犯错误，不是和六二年、六四年联系起来，是不是就用别的办法，是一个批判的问题。揭露他的错误，承认他有成绩，批评他的缺点。不能把所有的司令部一律炮轰掉，全国的中央各部都炮轰掉。国务院所属的局都炮轰掉，省、市委都一下子炮轰掉，这很明显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周总理的讲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要各级领导机关去领导群众，去联系群众，去推动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若把中间这些全部的都打掉，那我们这个党就只剩下群众和上边一个毛主席，中间那怎么办？当然还可以建立司令部，重新建立司令部嘛！那是可以的，但是建立还需要时间。不是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吗？团结人民的百分之九十五吗？这样炮轰就把百分之九十五给轰掉了嘛！这是我的解释，可能是保皇派。（笑）也许我要保我这个皇，我自己要保我这个皇。你们的警惕性很高，我并不是不看这个问题。我是根据十六条，十六条是根据过去四清的二十三条来的，就是一般说干部有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很多的，性质严重的。严重错误的在政治上分为四类！。越是胆大，也越是不识时务，我这个是顽强地表现我自己，我是这样解释了。现在各级司令部可能有好的，可能有比较好的，也可能有问题很多，也可能性质严重。性质严重的当然要改组，要彻底把它炮轰掉，象北京市委。黑帮只适用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能机械地滥用到其它方面。有些问题很多的，问题很多就帮助他解决问题嘛；比较好的总还有比较不好的一面，我们就批评他那不好的一面；是好的也不是百分之百，也可以提意见。你们外文局，我们外交部、外办，究竟是好的，是比较好的，是问题很多的，还是性质严重的？总之，四把交椅要坐一把就是了。这个框框也就把你框住了。广大群众，外事系统是两万二千人，他们可以作结论。还要交到中央、毛主席、总理最后决定。我就是有等待，我自己不好意思讲我是好的，我也不好讲我是个比较好的，我也不好讲我是问题很多的，我也不好讲我是性质严重的，我讲话太早了，对运动不利。炮打司令部还是可以炮轰，还是要炮打司令部，批评领导。一斗、二批、三改，他是什么错误就斗他什么错误，他错误不到这个程度，我们就用别的办法，怎么能一律拿黑帮来对待呢！也不能当性质严重的来对待！我不同意这个。国务院几十个部门，中央几十个部门，难道没一个好的？都是问题很多的？都是性质严重的？都一律把它一扫而光？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就没有基础了。
我不是替罗俊来辩护的，以罗俊为首的外文出版局，究竟是好的，是比较好的，是问题多的，还是性质严重的？由大家决定！你们大家来批，大家来判，叫大家来分析，调查研究，搞材料。我对这个问题不过早地发表意见。我是有个基本的看法，我这里不讲。你们现在运动搞得很不错，就对这个问题你们争论得很厉害，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我鼓励各方面坚持你们的意见，不要随便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不要受我这个有倾向性的人的意见的影响。但是你们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不是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这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我自认为我这个人是有感情的，我这个人是喜热闹的，哪个地方人多我都想去，我去就更热闹。（笑）你让我不讲话，不可能，我一讲话就把它讲完，不埋藏什么东西。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抄家、没收这个问题。你们这里是两派红卫兵嘛，我希望你们这儿一般的不要搞。这个问题容易引起内部的不团结，容易搞得“破四旧，立四新”没有什么界线，还要等到运动再深入，对这些问题再进行详细地研究。现在抄外国货的问题，抄到一个出国干部的家里面，抄走了他的外国的电视机、收音机、半导体、照相机，什么都抄出来。另外，搞了个展览会。这个问题，你说没有积极性，我看有积极性，有些人就是喜欢用外国货，中国货他不用，他就喜欢用外国货，你把它抄一下子，杀杀他的威风嘛，这当然可以。这个问题在政策上，我们是不是好好地考虑一下。外国使馆，外国使馆的同志，原则上也用本国货，如果本国货没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用外国货呢？这就容易变成排外。我们要搞世界革命，我们又排外，这就有矛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看的材料比你们多。现在，在西方国家，西德、巴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国货多得很，中国的丝绸，中国的茶叶，中国的机器，中国的文化用具，中国的“英雄”牌钢笔，中国的雪花膏，中国的香水，中国的毛巾，中国的绸衬衣，一年几百万双中国的皮鞋，卖到外国。我们这边抄洋货，他们也把中国货当成洋货来抄，怎么办？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中国货，道道地地的外国货，现在我们不是要学毛泽东思想吗？这个毛泽东思想道道地地的是个中国货，我们要拿到外国去，他们说：咦，……这不是我们的，我们就不要，那怎么办？问题在于它是不是真理，不在于是哪一国的。马列主义是真理我们就信服，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可以宣传，让他们信服。抄家、没收，总之来讲，是反革命分子，是资产阶级现行犯，用这个办法。还有，他搞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贪污来的，贪污了公家的钱买来的？若是他用他自己的薪水得来的那就不犯法，就没有抄的必要。一个时候，外交部下了命令嘛，主要用中国货，中国货没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外国货，这中央批准的，如果说这些人犯了错误，中央要替我们挑点担子嘛，不能怪这一些人。
    在世界上，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主要是我们的贫困，这是我们贫困的结果。我们现在很贫困，比较贫困，现在干部的待遇很低，特别是越下层的干部，待遇越低，多子女的干部生活水平更低，广大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一部分出国的人，比较突出，所以引起不满，主要的在这个地方。所以，不患穷而患不均，主要的是这个问题，道理也只这么多。我们要大叫外国推销中国货，希望他们用中国货，他们用了中国货，中国货价廉物美，拿到中国货，看到中国的自力更生，学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他们一点货呢？你用中国货，我们中国也可以用你的货，可以买你的，互通有无，为什么不可以？不要去形成一个排外，这个不好。现在这个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工人、农民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喜欢买点中国货，买点中国的古董，摆在他们的客厅里头，这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我们红卫兵除四旧就把它除了，这样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周总理讲要调查研究，商量以后，不要忙。直接就采取行动，终于自己要收回，自己就不搞了，搞不下去就不搞了。
    我是访问过很多外国人的，访问过几十个国家，差不多每个国家，它不摆苏联货，总要买点中国货。特别是古董、磁器、景泰兰，什么“福禄寿喜”，什么“关老爷”，这是一个中国伟大的民族嘛！是个骄傲的地方嘛！苏联这个民族只有七、八百年的历史，欧洲的几个民族，顶多有千百年的历史，中国历史有五千年嘛！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有三千多年。埃及这个民族，伊拉克巴基人、印度，他们和我们差不多，但他们的历史，有文字记载，有文物古迹的，没有我们这么长。从这些历史悠久的东西，来联想到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农民革命斗争的武器。还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我要顽强地表现我自己，我是个保守派，要把北京的名胜古迹都要搞掉，我坚决不赞成！哪怕你红卫兵来围攻，我还是这样讲的。这对全世界是有吸引力的，毛主席也讲了嘛，古代的文化要批判地接受嘛！去其糟粕，保留它的精华。毛主席就不写白话诗词嘛！他就写古典诗词，写得很好。怎么样对中国革命有利，怎么样对世界革命有利，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上海有一部分红卫兵给周总理写信，坚决反对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他说，你如果招待外宾再演《白毛女》，我就要来捣乱会场。最后下了通牒“一切严重后果就要由你负责！”（笑）现在演员里有很多是非红五类分子、黑五类的子女。第二，看不贯他们的脚，把他的脚给他砍断。这都有点封建的思想，不仅不够社会主义水平，连资本主义水平也不够。《白毛女》是一个很好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戏。欧洲人哪，亚、非、拉很欣赏这个。我们把芭蕾舞加以革命的改造，这是个名牌，是个尖端，他们看不惯。他要把他的脚砍断，我就要把他这个脚给他保存起来，不让他砍。（笑）我说，红卫兵同志们，你们这个积极性我们是很佩服的，敢想、敢说、敢做，我们不能给你泼冷水，但是你们这样决定政策是有危险性的，演员是资产阶级出身、地主出身，现在才十八、十九岁，解放时，他才一两岁，他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让他当演员？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不好，所以，我讲的这段话可能是黑话，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也许我这个人出身是地主出身，由地主破落变成为富农，最后富农保持不住了变为赤贫，这是小资产阶级，以后搞文学，我就是个文化人。有很多人不愿意讲，我还讲我是个文化人，其实我的文化也不高，是个文化不高的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多少年没有改造好的一个知识分子。
    我现在还是要和上海外办商量，无论如何这次上海招待外宾，还是演这个《白毛女》，演这个芭蕾舞剧。打通这个思想，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系列的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意见，不赞成，我反对，但无论如何不能下这个通牒，要经过大家商量。比如这个字画还要不要？古董玉器还要不要？古画要不要？这个外国货究竟怎么样？我今天就带这个瑞士表，就把它摔掉，买个上海表怎么样？都可以提出意见。但最后决定，恐怕是大家讨论，由中央决定。
    前天晚上我们去外交部值班，检查值班，看有没有人值班。我去了，马上值班的副班长就拿个传单──“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就是要改变毛主席历来确定的信仰宗教自由的人，立即行动起来消灭这个。周总理把这个看了，便马上召集宗教事务局和统战部开会，说不能够这样做，想办法查出来，是哪个地方发的这个传单，可是这个传单已经传遍全国。就这样的问题，不能草率从事，有极大的危险，马上影响到我们和回教会员的关系。把这些回教会员一下子赶到美国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回民和汉人发生冲突，过去西北几十年搞一次汉回之间的残杀，杀起来没有地方跑，全城都是血迹，几十年搞一次。过去统治阶级故意挑拨汉人杀回民、回民杀汉人。马克思主义讲得很好，宗教这个问题要消灭，要经过长期的教育，让群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由其他人下命令去禁止。这样的政策性的问题，抄家、没收、消灭宗教。你们这里有两部分红卫兵，广大的干部，还有革委会，外文局还有党委，是不是各种建议都可以提，各种大字报都可以写，有的采取行动要经过商量。并且希望你们和我打个招呼，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是个副总理，在我没有罢官之前，希望对我应该有信任，我罢了官那当然没有问题了，新官上任你还是要信得过。
    外交部的红卫兵是一个很好的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就是个抄家引起了几十个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干部子弟之间闹意见要打架，结果还是外交部红卫兵比较识大体，不抄了，问题就解决了。等我知道了，立即我就发言。我是个外交部长，没罢官以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的领导权不能放弃。你们要和我打招呼，我一个月拿几百块钱什么事也不干，不是有愧于心吗？要是发生了事情，两部分打起来打伤了，将来毛主席、刘主席问我怎么办？你是干什么的？你当官做老爷，你是牺牲车马保存你这个老帅，（笑）我没法交待。我讲了很激动的话。希望有重大事情在行动之前，要和革委会商量，和党组，和我们商量。不急嘛！跑到月球上，我也可以把他揪回来，你怕什么？现在我们有时间，黑帮是跑不了的，严重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跑不了的，地、富、反、坏、右藏到北京我们也能把他揪出来。这样子运动就搞的深，搞得彻底，又不会伤害好人，或者伤害的比较少，否则是伤害好人，伤害太多，出的代价太大。有那么一种积极性是可以的，但是还要劝阻一下，要斗就轰轰烈烈地斗，革命的气势是可以鼓舞，鼓起这个气，但还要讲政策。要打的准，打的狠，打的稳，稳、准、狠，打的不准，就打了自己。
    另外，其它单位经常讲的话，在这里也讲一讲。也可能有些积极性，也可能有些偏见，尤其是不是很冷静，同志们都可以给我一斗、二批、三改，我都接受。我的用意是好的，没有什么恶意。对外文局的反“逆流”问题，这是工作组搞起来的，你们的局领导也参加了反“逆流”。这个反“逆流”使一部分人在反的中间受了伤害，这部分同志现在证明了他们还是革命的，反逆流是错误的。这次反逆流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在运动中间有些人讲话过了头，有些人很偏激，没有政策，有些工作组认为极其严重，所以他们就来反“逆流”。我们这个局党组的同志也参加了，实际上反“逆流”的主要责任应该是我挑起来的，我这个外办主任、副总理、外交部长，我挑起来，反“逆流”是我派的工作组来干的，反“逆流”的责任应该由我挑起来。那时候还有个背景的环境，各个单位都出现这样子，出现很多反动标语，出现了反毛主席的话。那个时候要把陈毅这个大黑帮揪出来，这是很普遍的，有这样的活动的，工作组对这样的问题一点都不表示态度，这也就不可理解了。因此就开展斗争，找材料、搞斗争，开围攻会，斗争了一些好的同志。我今天正式向这些被斗的同志说道歉，向你们道歉！（鼓掌）我承认这个错误。在中央全会上就作了自我批评，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请求中央给我处分。你们也可以以这个问题建议中央罢我的官，我不见怪。这个大革命中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要去怪他们。他们是第二位，第二才是工作组负责，工作组组长、副组长负责，然后才是局党组负责，我是负主要责任。张彦是我派的，张彦来你们这里，来一两次就没来了。他要都在你们这，不一定要挨整，也证明他不够好，要好不一定挨整。究竟是什么性质现在还没定，现在停职反省还没罢他的官，还要审查。我老实告诉你们，犯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我还只这一次。我在一九二八年犯过一次，一九二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大的路线、方向性错误，以后我就没犯。原则性的错误我犯过二十多次，几乎每年犯一次。今天你们两个红卫兵把两个红卫兵的袖章给我戴上，感觉到你们接收我这个老红卫兵是对我十分重视，我很感谢！但我讲一句，你说我是个犯过错误而愿意改的老红卫兵，这样接收我，我才满意。你不要以为我是不犯错误的。今天我讲句老实话，在座的同志，你们哪个敢讲你们没犯过错误，你们谁敢站起来说我就没犯过错误，你们哪个敢讲？没哪个敢讲。特别是你们年青的同志们刚刚开始，乘长风破万里浪，你们刚刚跨出第一步。你们前途无量，你们要记着，在大革命中间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他就没犯过方向性错误，没犯过路线性错误。林彪同志可以这么讲，这是讲我们党里最高领导的情况，其他的同志恐怕很难讲，这是天才。
    十九世纪有两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又有两个天才，一个列宁、一个毛泽东。（鼓掌）我们中国有两个天才，一个毛主席，一个林彪同志，（鼓掌，众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政治上、组织上、战略上，总路线没犯过错误，没犯过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毛主席从来跟我们讲，有些问题我们估计的不对，有些问题估计正确了，有些问题估计不对，我们就要改。经常讲一个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这个讲话常常是过头的，今天的讲话是过头的话。就是有那么一部分同志把自己估计是没错误，这个风气不可长，还是冷静下来写大字报，运动加温搞得更好，更热，更有思想性，更有政策性，更打中要害。所有同志都得到改造，所有同志都得到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文斗。东欧各国，包括古巴很多人谩骂毛主席，很多人点名反对毛主席，说很多诬蔑的话。毛主席根本没有回答，只搞了九评，一评、二评、三评……九评作了原则性回答。……这是最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是斤斤较量，甚至不屑于和你较量，不和你辩论，这是伟大的领袖。将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更大的在全世界传播，所有的这些东欧国家。它要调转过来向我们承认错误的，有这么一天。我们何必和他，你搞我一篇，我就搞你一篇，苏联搞了我们一万多篇，我们只搞了九篇。后发制人，是伟大的战略思想，我们要把苏联争取过来，把东欧国家争取过来，把古巴也争取过来。真理在我们的手上，让他们去反，让他们去闹，让他们去叫，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们不能代表他们的革命群众。在文化革命期间，驻外使馆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要强加于人。
    现在我们的运动要深入，运动气要鼓得更高，我们运动要深入，深入就是要用脑筋，动思想，调查研究。我有个个人的建议，不是指示，你们可以听我这个话，也可以不听。反“逆流”的问题，工作组这个问题，最好告一段落。（鼓掌）转过来搞斗批改。这个问题，毛主席有很重要的指示，毛主席跟我们讲了多少次。他说，现阶段的革命，我们现阶段是不能作结论的，是看不清楚的，现阶段的革命，要过去了，到一阶段再回头看一看，看得更清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对这个大革命很难估计。我们到第二阶段，内战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时候，再来回顾这个革命，我们对这个大革命（一九二七年）就能作出正确的估价。我们对内战的是非功罪，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是非功罪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工农红军苏维埃的是非功罪，在当时那个阶段上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论断，我们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才能回顾。所以，现在来争这个工作组，反“逆流”的问题，现在是争不清楚的，都有道理。拥护工作组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能讲这个话；反对工作组的，你说他没有道理，也不能讲这个话。支持局党组的，他也有他的理由；反对他的，也有他的理由的。对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很难作出正确的结论，要我也很难，我很难偏在一个方面。所以，北京有很多单位讲陈老总这个人呀，就是个合稀泥的，就是个折衷主义，只能是搞一点折衷主义。我讲我心里边的话，反“逆流”拥护工作组是完全正确的吗？得罪这一部分；说反对工作组是完全正确的，失掉了另一部分。我站在矛盾的交点之上。放一个时候，我们十一月、十二月以后再议反“逆流”，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议一议工作组的问题。等待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议一议，那个时候就好权衡些。先把它挂起来，实际上使两方面的同志伤感情或怒目而视，就是没有动武就是了。据那天王屏同志告诉我说，已经干起来了嘛！要武斗哟，你武斗可以，去找美帝国主义武斗去。不要在这里武斗。说句最痛快的话，那就是挂起来，主要把这个国庆搞好。把国庆接待外宾和接待外地学生的工作搞好，这跟我们的出版很关重要。把这个生产搞好，运动继续进行，过了十一月再来把反逆流问题辩论一下，还是可以的，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嘛！上阶段的问题，我们在下阶段，再来回顾嘛！也许那个时候头脑就更冷静了。我们掌握的材料更多了。我们再来作结论嘛！或等到运动末期再来作总结嘛！我所以要承担这个责任，不是来给你们办外交，你们对我这个老同志还有点照顾呀。我这一承担责任，你们就理明气爽，气就消了。我不能把我自己估计的那么高，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真正说我在中央全会上作这个自我批评，什么意思？我们开始并不懂得毛主席对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把运动交给群众自己来搞，我们不懂得这么一个精神，我们急于派工作组去，稳定这个局势，问题就是怕乱，看了一些大字报比较恶毒，有的大字报有点偏激，我们赶快派工作组，要说没有派工作组来审查问题，我觉得也不对，从这点上我向大家道歉！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革命要由我来包办代替，要由我来指挥，不相信群众。《毛主席语录》上讲了，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最大的真理。这当然要作检讨，干部职位越高，越要作检讨。我现在要鼓动大家，要表现你们个人自己，坚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的意见认为有把握就要坚持。有重大的行动，要协商。
    所以，这个反“逆流”究竟错在哪里？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这个工作组错在哪里，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就是群众争吵相持不下，这对运动有害，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是不是这个材料还不够，光大会斗争也不行，要一些同志很好地冷静地动脑筋。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有些地方没有派工作组，就没有犯这个错误；凡是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这个错误。工作组的同志还是好同志，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好同志，对不对？可能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你们如果说工作组对你们斗争很厉害，那我将来等运动一结束，就挑选你们这些同志当工作组，看你犯不犯错误？这样一想，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被斗的人容易解决，斗人家的人也容易解决。昨天一大批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南下嘛，实际上就是个工作组。他们到长沙、到武汉、到广州、到桂林、到成都，他们处理问题就处理的那么好啊？那恰恰是个对立的局面，地方的学生和北京的学生就是对立，学生和当地的某些同志争论不休。他们去，希望他们不犯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犯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个自我批评呗。嗯，道歉，引为教训，下次不犯。我今天在这儿讲讲老经验，过去的经验，现在很有用。我不得不讲，我犯过这个错误，我犯过斗人家的错误，我也受过斗人的苦。你们在反“逆流”中间受了损害的，你们写了很多信给我，我一看就理解你们的感情。因为我是过来的，我看到了那些斗人家的材料。工作的同志和其它同志，我一看也可以理解，我也受过呀。挨过我打击、斗争的人，我现在统计不到好多数目，究竟有好多，我还不知道，总有好几百。问题你怎么办呢？只有双方面按照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党的立场上，顾大局，这样来解决问题。今天在运动中有远见的，有高度热情、有冷静头脑、有远见、顾大局、站的高、看得远的人，才能真正地领导我们的运动。在运动中将来会出现这么一批人，锻炼出有远见，顾大局，有思想，站得正，不怕挨整，挨了整不见怪。有的人提出声称要罢工作组。工作组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揭露，我们要批判，我们可以给他处分，这个材料还不多，这个还不够，如果确实有个材料，暂时把这个反“逆流”拖下来，将来有了这个材料，可以给处分。现在我们要用工作组斗争我们的办法来斗争工作组，那你就要犯工作组那样的错误。给你们个警告！（热烈鼓掌）你们把他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我是不同意的。（鼓掌）如果你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你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拿来高帽子我马上就戴。（鼓掌）问题要讲道理，我们革命要对付美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付真正的黑帮嘛！不是对付一般的同志。这个问题我在第一外语学院、第二外语学院，对外文委讲过，外交部我也讲过，我就是唱这个老调子。还有嘛，就是有的同志专门去讲人家的成份，问人家什么成份呢？说这些同志过去表现不好，历史上就是犯错误的，这个观点我也不同意。哪怕他过去就是犯过错误的，过去怎么样表现不好，或者成份等等，我认为并不妨碍他在这次运动中间积极发表意见，积极写大字报。只要追求进步，就说人家别有用心，这也不公正。所有的人都要在这次运动中间改造自己，为什么不给他改造的机会？要与人为善嘛！我们替这部分同志讲几句话，有些碰到材料，咳，这个成份不好，咳，那个也不好。（鼓掌）我们不能讲这些。（鼓掌）他成份不好，还可以改变的嘛！还可以改变成份的嘛！过去表现不好。这一次表现热情，我们就欢迎嘛！在运动当中自己改造自己，他自己会进步嘛！这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会改造一切，动员一切，改变一切，改造中国的整个面貌，还不能改变一些干部？要是讲到这一点，我这个人反而变成了一个老实人。我这个人总是用好心善意看人家的，就连张彦这个人，确实在我包庇之下，真是很抱歉，非常之痛心，痛切地要反省，我总不觉得这个人这么坏，我总是替他讲话。在外办工作几年，以前有些人也讲，这个人作风不好哇！个人突出哇！意识不好哇！打击报复哇！我总是替他解释。象我这个人是个老实人，容易被人家骗过了，确实我现在这个信心也不是那么很高了，我那样子批评也不见的，但是我有意见还要把它讲出来。今天我的意见就讲完了，有问题嘛，请同志们斗、批、改。（热烈鼓掌）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外国专家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在华专家 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
    一，没有体力劳动；
    二，没有思想改造；
    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
    四，不搞阶级斗争；
    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
    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
    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
    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留苏回国学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文化革命情况，本来是我陪江青同志来，江青同志很愿意来跟大家见面，可是病了，我代表她，代表小组同志问同志们好。
    同志们回来多少天了？（回答：十八天了）
    同志们在苏联也看了一些报纸。回来以后到处看了一看吧！有什么问题？是否先请你们谈谈。（教育部同志建议王力同志先谈。）或者我先谈一点。讲长了，大家都没时间谈了。我谈一点，可能不符合同志们的要求。
    我国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所未有过的创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算的话，这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六月一日开始到现在共五个半月左右，毛主席把这个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来看，很重视。十六条也讲了。中国共产党搞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才五个月，毛主席提到这样高的高度──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是个革命的崭新的时期，大家都没经验。同志们回来并没有晚。这次大的运动已搞了五个月，再要搞五个月左右。大运动要这样长。但作为新阶段还刚开始，同志们回来不算晚，可以参加这样一场大革命。
    如果把这次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从六月一日再往前看看，开始发动这次大革命可以说是从去年九、十月间，在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批评吴晗问题。吴晗大家都知道，用不着介绍，毛主席当时提出批评吴晗是作为批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批评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同志们知道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吗？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情况？特别在北京，根本没响应。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北京根本没人干，主要代表主要是前北京市委及前中宣部，包括当时在北京掌握领导工作的人，根本不干，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到现在，回忆一下，一年来，有多大变化！那时一个小小的吴晗都碰不得，毛主席指示都不执行，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也不执行。而对比一下，现在国家的空气，满街大字报，人物比吴晗大多少，都可以批评，北京不执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就出了姚文元的文章。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这文章一方面受到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欢迎与支持，另一方面在北京的所有报纸都不发表。上海就出了小册子，同北京联系，但小册子在北京也不能发表，象洪水猛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北京不能不发表，北京报纸才发表，他们把这样一场政治斗争转移目标，转为搞成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什么道德继承问题呀、什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呀、什么清官问题呀、关于什么历史剧问题呀……把政治斗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转移目标，另外搞一些名堂。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文章不能发表，开红灯；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则开绿灯；打击革命派。彭真有个“二月提纲”──五人小组的提纲──这个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提纲；这个提纲同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文化革命是对立的，是反对革命的，是镇压左派的，是包庇右派的。
    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的这一些东西压着。但搞了这些东西又有好处，这样，暴露了他打着红旗反毛主席的面貌。这中间，他的面貌一暴露，毛主席就批评他不对──提出这样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这一揭，纸老虎立刻破产，所以慌慌忙忙于四月十六日急急忙忙搞个“三家村”假批判，真包庇。毛主席已批评他们，他想争取主动，来个投机。达到什么目的呢？来个假批判，使北京市委邓拓这些人出来，（他们是非拿出来不可的）对他们批判尽量减轻，想通过这手法来掩护他们自己。这个阴谋立刻为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北京日报与前线立即被识破，全国没有相信这一套，全国报纸没登，而继续批判北京市委的错误。
    党内有名的五月十六日通知，内容报上基本已登了，只是没点彭真的名字，内容报纸社论上已登了，这是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最近中央关于串联，材料问题的通知中提到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通知要向全体工人，学生念的，这文件很简单，就叫通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是毛主席直接主持下写出来的。重要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文件中，提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入党、政、军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人，有的要调动他们的职务，特别不让他们任领导文化革命的职务。过去让他们做领导是异常危险的。毛主席指出，混进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篡夺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还被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革命这样的思想，在五月十六日通知中的精神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从这中间，紧接着是批判吴晗、翦伯赞，批判“三家村”这些报纸都登了，就不说了。从提出这个问题对吴晗的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对翦伯赞的批判、对周扬的批判，到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样一些，毛主席讲，这叫做舆论准备。（即从去年九月、十月间提出这个问题，报上写文章，到党内发通知）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聂元梓等同志的那张大字报，这是战斗的信号，战斗开始的动员令。过去谁也没料到毛主席批准的这张大字报有这么大的威力，六月一日大字报一广播，第二天一登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国起了这样的作用。来势很猛，全国到处贴大字报，到处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批一批地揪出来了，好多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攻破了，局势非常好。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主流势不可挡。同志们可以再重读一下这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最好读红旗转登的那篇评论员的稿子，因为有个别文字的修改。这份大字报起了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作用。我们的革命比巴黎公社更深刻，是更高的发展阶段，群众运动也是最大规模最深刻的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信号，革命阶段的开始。
毛主席批的大字报作信号，一切革命的工农兵、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都欢呼，把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修正主义黑暗统治现象来个大冲击。这样一个情况摆到了人们面前，就有两种态度：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革命派就说好，好得很，要站到群众中间，群众的前面，站在革命的一边领导运动，虽然没有经验，但与群众在一起，把运动搞下去；但另一方面，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及代表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反映、代表这一小撮人情绪、愿望、要求的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拥护者，他们就害怕了，没几天，群众敲锣打鼓，到处送大字报，贴大字报，他们慌了，订出种种限制，不准上街，这规定不是奇怪么？我们文革小组有的同志说了，就到街上去看看，看到大字报这里不许贴，那里也不许贴，他们认为大字报这东西糟得很，赶紧派出工作组，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想把群众运动按他们自己的老框框，按他们自己的轨道去搞。
    在北京市，好多单位过去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领导下，革命群众受压制，当工作组刚派到这些单位时，都是敲锣打鼓去欢迎，但不要好久，就看到这样不行，这一次革命，这样一个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包办代替根本不行。一下子就直接冲突，尤其在毛主席领导下，广大群众自己起来了，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都要批判、斗争，采取革命态度去对待，但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要压，革命群众对工作组本身很快就提意见了，群众起来了，任何人压不住，工作组自己打什么旗号，群众不听他的。大字报形式过去处理敌我矛盾，处理右派，可以用大字报形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用，可是贴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们说：“我们工作组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逻辑。首先，他们不是党中央派来的，不是毛主席派的，即使个别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他也不能不许人提意见呀！这样，普遍的采取了这种逻辑，所以工作组几乎百分之百的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
    所以，大概五十天的工夫，这条错误路线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起了作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条错误的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对立的错误的路线。在这期间相当普遍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说，从六月到七月二十日左右，毛主席在外面就研究了这情况，回北京后，亲自观察这情况，几个大学的简报全看了，听了些情况，看了些情况，作了很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就决定撤消工作组。这期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毛主席领导下，到几个大学院，北师大，对外文委（张彦在那里搞了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了一批所谓反革命骨干，反革命分子）去了，还到了一些中学。把毛主席这个意见在那个地方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就立刻发生了巨大的力量。在一些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定下十六条。所以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十六条及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标志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八月八日通过了十六条，八月十二日通过了公报，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这个消息的发表，也就公布了党中央名次排列次序的改变。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但在这以后，很快掀起了新的高潮。这个新的高潮的主要特点是：运动向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入的方向发展。红卫兵是一个方面，十一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大量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大量发展起来了。原来，红卫兵最早的组织是六七月份，在清华附中，有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下，他们受压迫。在工作组去了以后，这些革命同学依然受压迫。当时红卫兵被工作组看为是非法组织，黑组织。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当时写了两篇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另一篇叫“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两篇文章被工作组及青年团中央看成是反动的文章。这样一个组织同他们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看了，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毛主席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坚决地、热情地支持他们的革命组织，支持他们的文章，但这封信没发出去，到现在也没发出去，而是传出去了，十一中全会传出去了。当红卫兵组织刚刚萌芽，并且正在遭受挫折时，我们的毛主席支持他们，支持这组织，看出它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有无限生命力的，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的。毛主席热烈地支持它，并说，他和他的战友，热烈地支持这革命的组织，革命的文章及革命的演说──发表的讲演。很快，红卫兵在毛主席的信传出去以后，比较迅速地，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广泛地发展了这个组织。
    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提了很多好倡议。学校的斗、批、改，发展成为社会的斗、批、改。好多社会主义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上街后解决了。红卫兵成为全世界注目的革命组织，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见了红卫兵，最害怕。在日本，一出现红卫兵，赶快派出警察去镇压，去抓。在新加坡，发现红卫兵，也去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最害怕的是红卫兵！
    再就是大串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展的。所以好多东西在十一中全会的时候都没有想到，那时还没有大串联，十六条里也没有象现在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是新的革命高潮中出现的新事物。拿我个人来讲，北京来了大批外地学生，北京学生也大量地往外地走──当然，与现在不好比，我们也想，人都走了，怎么斗、批、改？我们思想落后于客观事物，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北京来了十多万人，北大、清华很拥挤。下雨，还有病号，没有地方住怎么办？这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怎么对待的呢？毛主席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就站得高，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革命群众的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有地方住的。果然，现在在北京串连的外地师生已有三百万了。应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革命大串连的伟大意义。它在全国范围内把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经验在全国范围交流。外地的大、中学生，年纪还很轻，他们来到北京，能见一下毛主席，在他们一生中是永远不能忘的事。他们满腔对毛主席的热爱、尊敬、崇拜的心情。列宁死得早，当时局势也不稳定，他不可能大规模的接见群众。所以后来见到列宁的人很少；而现在已有九百万人次见到毛主席。这是件大事，有长远的意义。他们看到了几个主要城市的革命造反精神，看到人民的革命要求及革命力量，人来得愈多愈好，将来防止修正主义更有保证。若出现修正主义，就有那么多人反抗。虽然给带来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国家交通运输计划受到一点影响。吃饭、住房有困难，天气寒冷，生病……但与它有长远起作用的有影响的意义比，就是微不足道的。毛主席提倡徒步串连。有的叫长征，我们估计，一定按长征的路途不可能太大量，太大量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徒步串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去做，会起很大作用。如中学生可以在省及专区范围内步行串连，互相交流经验，对推动革命运动会起很大作用。革命串连与学生运动的发展的趋势必然引起推动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工厂、农村也搞了一些文化革命，象学校那样的广泛，现在尚没有。五四以来，历次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先起来，然后是农民运动。没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搞好下去，那么，学校的改革是空的，要把学校，把国家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学校要彻底改掉过去教育的一套，基本摆脱修正主义的框框。这一套教学制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念书，念的与工作上用的也不一致，念那么多年书，关在屋里念，这套教育制度怎么改？一定要与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结合起来。学生要和工农兵结合，是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也得这样，整个社会，整个革命运动是最大的课堂，整个革命人民、革命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是不上课的上课，每个人都要经受这严重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
    十一中全会以来两个多月，又是大高潮，大变化。但是，不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斗争？不是的。在大革命中，每一步前进都是斗争的结果， 一个紧接着一个斗争。八月八日，发布十六条，八月二十日就有一个大学的筹委会委员会──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讲话，他是一个学生。他可以发表讲话。但他代表一种思潮，他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但到处在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到大学去一看，清华大学就印了二万份，它只有一万多学生，却印了二万份；再看看工厂，石景山钢铁厂也是人手一册，看看上次有人由于拥挤受了点伤的同学，到同仁医院，也有谭力夫讲话。机关也有谭力夫的讲话。有一次陈伯达同志与我在这里接见了陈伯达同志家乡──福建省惠安县的红卫兵，学生说他们也有谭力夫的讲话，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委叫新华书店印的。他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说毛主席著作已过时了，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而他就公开地宣扬工作组好，他提出一串口号：“高干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以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流毒很深。有人散播这东西，企图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阵容较量。
    不是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得，但总得找个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领导干部、工作组没有发言权了，他要用群众组织的形式继续贯彻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继续镇压、压迫革命群众。相当长时期内，就是从八月八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未解决，特别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彻底性，在八月九月有批判，但不够有力。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话里提出了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从十月初起开始了比较猛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所没有的。路线问题，过去在党内讨论，没有在群众中讨论公布。而这次文化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直接在群众面前，由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直接压迫人民，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而形成了公开的群众性批判，这是党的历史上没有的。
    同志们回来正赶上这个时候，满街大字报、传单。经过这个批判，最近中央又开了一次会，把这两个月情况研究一下，研究现在如何把这斗争更好地进行下去。在斗争中的大量事实面前，路线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对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问题也可以想得更周到些，红旗十四期社论把这些问题讲了一下，对路线错误看法要有几个区别。第一、提出路线和执行路线的区别，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全国只有一、二人，他们负主要责任，其他的是执行的人。第二、自觉执行的（是少数的）与不自觉的执行的（大量的）要区分，革命新阶段只有五个月，很多同志不理解是可以想得到的。第三、轻重之分。轻重有时不仅有数量的不同，还有不同的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质。轻重不同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第四、改正错误与坚持错误的区别。什么叫改正路线错误？要有三个标准。第一、公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第二、运动中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第三，屁股要挪过来，过去站在群众对面，在文化革命对面的要挪到革命群众一面，与群众一起，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如果这三个标准做到了，就是改正了。不能从口头上看。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很不饶人，看看这三条标准如果做到了，群众是很讲道理的。林彪同志经常讲；群众运动有天然的合理性，很多人对犯错误的人说：“我现在把你看成是：二、三类干部，你如果来了，可以发展为一类干部，如果坚决不改，你可能变成四类干部”。矛盾性质是可以转化的。一般犯路线错误的人与党、人民是内部矛盾，对他们的处理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既批判思想，又达到团结的目的。但革命不是文文雅雅的，革命这东西这样大规模的，历史空前的，触及人的灵魂的运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与群众对立，不能怪群众，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站到群众对面，不能这样也看不惯，那样也不顺眼，这也怕，那也怕，怕得要死。这是根本的立场问题。没什么可怕，何必说得那么严重，那么怕得不得了？深入到群众中就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到群众中，与群众在一起，这是根本立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群众的问题。所以必须不采取与群众敌对的态度。软的、硬的整群众都是对抗的态度，搞两手，一手镇压，一手拉拢，恐吓、破坏，这都是错误的，是与群众敌对，继续搞下去，不是真正与群众一起当小学生。
有人问：现在到底是省委领导红卫兵，还是红卫兵领导省委？这问题，马列主义者、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人，很好解决，先当群众学生，然后当群众的先生。你干了几十年，见到红卫兵没有？没有。就先当学生，向红卫兵学习，然后再领导他们，不辩矛盾的性质，都当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感到已受到威胁，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在这尖锐的情况下，是有人写反动标语、口号，反动传单，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彪同志，他们走上邪路，走到与群众对抗的道路。当然矛盾的性质会转化，从对群众不满，发展到对党、对毛主席不满。
    同志们能够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很好，很重要。希望同志们能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真正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彻底的革命派，不要做半截子革命派，要做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毛主席思想的拥护者。
    同志们在苏联呆了一个时候，那里是大倒退，大复辟，大变质。这情况在我国个别地方，局部地方，在一个时期会有这情况或已有这情况。我们要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旧的东西要打破。你们在苏联看到的东西要当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财富，是革命的财富，作为反面的东西，作为借鉴，使我们不要走那条路上去。不要计较个人的东西，不要计较“私”字，“私”字是剥削阶级私有制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很长时间内还是有阶级、阶级斗争。我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发展会那么一帆风顺，不会的，也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过了以后，就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及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就没有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了。要立志做毛主席的学生，任何人反对毛主席都不行，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个人名利，个人打算要去掉。在文化大革命中，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分力量，贡献自己力量；同时又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对象，时时刻刻丢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与工农兵在一起，做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在革命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最重要的是要把本质、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抓住，时时刻刻独立思考、判断面临的事情、问题。看看是否符合毛主席路线？是的，就支持，拥护。不是的，就反对、抵制（不管什么人）、造反。永远做革命造反派，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一切不怕，不怕丢掉什么。要立下志愿按毛主席思想与革命派站在一起，党内也有派，有革命派，不革命的，中间的，反革命的派，毛主席经常讲蒋介石讲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古怪”。有派是客观存在，是客观存在，就还是让他表现出来的好。可以表示自己态度，这是正常的，表面一致，实际上不一致，强求一致不如就叫他不一致，但办事按民主集中制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无产阶级大民主原则办事，创造在毛泽东路线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经验。
    善于商量，善于听不同意见。善于用民主讨论方法解决问题。以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来解决问题。在组织路线上也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专门在背后（苏联那里学来的）搞点材料、收集点东西，来搞人为反革命，人家反对他，就是反革命。不是发动群众解决各种问题，而是靠对付群众的方法，找几个人在门背后收集材料，放在档案袋里。搞群众是不对的。文化革命中，就要将整群众的材料全烧掉，当众烧毁。这也是大的原则的斗争。斗、批、改，改掉一条很不合理的制度，绝不能学苏联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要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反动的资产阶级不只在政治上是错的，组织上也是错的。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只靠口袋材料，关起门排队，搞个黑名单，全是错的。是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这都要搞掉。这个指示今天可以发下到机关、学校、团体、厂矿，到处都将张贴，在一切地方适用。这些东西如果没这个月的打架，抢保险柜，我们还不那么理解这问题。过去抢档案等都不怪群众，而是怪领导。过去领导搞材料的错误手段是对付群众，这些东西，群众是关系一辈子的，对群众是个威胁，一来个什么运动，拿出来就要整他。这太不合理，怪领导上，不能怪群众。他要与你拚命，不打这个月的架，我们也不理解这一个问题的这样严重性。打了一个月架，打破头，抬到医院的也有，砸了保险柜，把部长扣起来──学生不承认，说是他自己去的（笑），省委书记说学生把他带北京来了，学生不承认，说是省委书记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了。吵架，争论不休。这一切，我们看来，大道理在群众一面。政治是生命，过去的那些背地里搞的材料，以后整风整人，群众当然不愿看。这套方法，不从制度上，从思想上，从上层建筑来解决，左派上台，也能学会搞这一套。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解决。中央下的决心很大，除个人写的检讨外，其他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总是先有事实，然后形成概念。我们也说理论是先行的，但一切事物先是有了大量事实，才形成概念，才能提出解决的方案。希望同志们不要老在岸上看，一定要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在大革命中学会游泳。在文化革命中考验自己是不是真正做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否真正听毛主席的话，是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的路线。
    （问题解答。条子中的主要问题有：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究竟怎样？两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究竟是谁？）
    我想不用说已知道了，已经点了名了嘛，这些问题不在这里讲了，现在各地开三级干部会已讲了，现在满街已贴了，有什么规定限制？过去有建议什么人的大字报不要贴，但现在也已贴了，主要还是从思想、阶级根源，从两条路线的实质、表现来认识，反正与人有关系。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提出错误路线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现在大量的犯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过了关，三级干部会开不起来，红卫兵不让他们检讨。本以为这次会议后会比十一中全会后好一点，但贯彻毛主席正确路线阻力还很大。为什么这次要把提出路线的与执行路线的加以区分，就是为了给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开脱一下，实际上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路线很多东西以中央名义下来，所以下达普遍，所以要炮打司令部，炮打与主席思想对立的司令部。
    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可以看到差不多大部分省都犯这个错误，如果不把扣子解开就不行，“舍得一身剐，把××拉下马”的口号红卫兵也知道，究竟是谁与主席唱对台戏。所以红旗杂志及林彪同志就讲十一中全会已宣告资产阶级路线破产，中央已解决。省一级现在挨轰也是可以理解的，矛盾自然集中到省及中央各部。现在有的省用了林彪同志讲话“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不许人家轰，轰了就是牛鬼蛇神，这不对。不能以这话来对革命群众，应当炮打××是对准地、富、反、坏、右，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整群众。利用林彪的九月十六日讲话来压制群众，这就是错了。这次工作会议后，怕群众，把群众作对象的现象好一点，但还有干群关系紧张，扭住抢材料的问题不放。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后，群众之间有分歧，有的群众受蒙蔽，受影响，群众中有了分化，或者是他也拿起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继续坚持接受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斗争更复杂，这也是一定的。党中央的号召是一贯的，对坚持错误的干部不利用，对群众，要使革命派懂得，不要使受影响的群众组织负责任，应采取帮助，争取他们，使他们认识操纵的人是不对的，重要的人做适当的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人民内部还是可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不是群众斗群众。过去受打击的同志一下子地位改变了，对他们改变地位以后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激忿之感情代替政策，应使他们掌握策略，懂得团结大多数，不要用过去错误路线下的不正确的方法对待别人，当然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懂得掌握政策策略。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不能着急。同志们问到第三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与我们全无关系，他们自己搞的第三司令部，据我们观察，过去刚成立时观察，第一、二司令部大，物质条件差，第三司令部小，可能做些事，他们也确做了不少的好事，（北航是二司令部的，观点是三司令部）北师大、地质学院……属于第三司令部。做的时候是否有点过火之处，可能，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改正，攻击第三司令部，我们不认为是正确，他们的核心未形成，如何建立健全队伍核心，提高领导斗争艺术水平，还有待斗争中去健全，可能有变化。
党的领导问题大家很关心，这次十六条中没有具体规定，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让各级党组织、党员接受考验，文化大革命还是党的绝对领导，毛主席领导，中央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林彪讲话、《红旗》社论还直接与群众见面，党团员要接受大革命的考验，你站在毛主席和群众一边，就起了共产党员及这个组织应起的作用。你不行，站在与群众对立的一面，就不能起作用，文革要彻底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得到群众信任，选你，你可起作用，不选你，你作为一个党员也可起作用，不要等各层党委发号施令。一定要坚持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过去的错误路线，就是在这问题上怕得要死，我们不象他们那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不起来，红卫兵也统一不起来，是有这情况，不要忙于统一，以后会逐步统一，各派思潮公开化，这并不必害怕。
    处理档案问题，不是把所有档案都烧，而是指五月十六号以后整群众的材料，其它材料以后再说，问题较复杂，不然就解决不了当前的迫切问题。

    侨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等在接见部分归侨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时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十二月十八日接见了首都归侨红卫兵代表，她坚决地支持了革命归侨师生和红卫兵对侨务界和中侨委的革命造反行动。她对我们说：“我坚决做你们的炮弹。”并指定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和戚本禹同志在体育场电影馆接见了我们北京归侨灭资兴无学校（原华侨补校）、华侨大学艺术系和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等单位两百名革命归侨师生和红卫兵，并听取了我们对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最后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其他中央首长要求我们把将要在本月底召开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准备好，并说中央会派人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革命归侨最大的关怀和鼓舞。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一定遵循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积极地行动起来为开好这次誓师大会而努力，为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把侨务界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张春桥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同学们：请坐下）不用坐了，因为坐了一个下午了。
    我们确实是这样，对华侨界方面的情况，接触得很少。最近嘛，就是在街上看到有一些标语是你们贴的。里面有廖承志的、方方的，还有林一心的，对于这些名字，刚才你们讲的，我们脑子里还有个印象，但是这些单位，我们确实都没有去过。材料呢，也没怎么看，因为我们人很少，我们觉得一天要处理的问题非常多。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于很重要的方面没有注意，现在是你们用行动使得我们注意了，这使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从同志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情况，我们感觉到，问题确实是严重的。这就证明了华侨这个名称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不管是在国外的华侨也好，回国的华侨也好，或者是在国内其他的人也好，总是分着阶级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这里边写着嘛，念念不忘记阶级斗争嘛，这是最基本的。在华侨里边也是分着阶级的，也是有阶级斗争的。那管理华侨的部门里面也自然会有阶级斗争，或者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或者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我们的同学包括广大的归侨或者海外侨胞，我们总是相信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因为那里劳动人民是占绝大多数，决不会是资本家占绝大多数。（热烈鼓掌）不仅仅是说，象说什么三百年前是一家，那是讲历史；讲现在，也还是这样，也还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是主要的。我们如果忘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忘记了最基本的事实。
    同志们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不能够在这里继续听，因为晚上的会已经约好了。你们刚才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突然，我们也很突然。我们是正在开着会，就决定说江青同志要我们两个马上离开会场到这儿来接见你们，就是这样子来的。（呼口号）因为时间仓促，今天就不能畅所欲言，而且同志们还没来得及准备，有准备的也没有来，还有许多材料也都没有带来。（众：带来了）有的材料恐怕没有带来。所以，我想是不是这样，如果有材料呢，现在给我们也可以，如果现在来不及，也不要紧。我们希望是这样，第一嘛，如果你们有现成的材料，你们就比较早地可以给我们，送到中南海门口就可以，请你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如果写张春桥、戚本禹，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更有把握地到我们手里，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的，不会被人扣的。这是一个。第二呢，还可能许多没有现成的材料，因为刚才所涉及的已经很多，比如说中央侨委，对侨务部门，到各地的侨务部门的问题，有的是农场的问题，有的是工厂的问题，有的是学校的问题，很多方面，有的是专门的华侨的学校，有的是在别的学校里边的华侨的问题，各方面的情况我们都愿意了解。（鼓掌）希望你们把这些各方面的材料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并且把情况报告中央。（热烈鼓掌，呼口号）至于同志们刚才提的具体要求，我们回去以后报告江青同志，文化革命小组再研究一下，然后我们……（高呼口号）
    但是我们应该说一句，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靠自己。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高呼口号）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央常委的一个办事的机关。我们人手也很少，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做的成绩也很少，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比如象刚才讲的，华侨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了解得太少了，几乎没有了解，这就是我们工作上的很大的缺点。那么，我们能够为大家做一些什么呢？我们能做一些通风报信的工作。你们有什么消息，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中侨委的问题也好，解决各地的农场、学校、工厂或者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好，还是要靠那里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就是归侨吧。归侨里面也是有工人、农民、学生、有教师。靠这些人，和那里的其它方面的革命的人民团结在一块，那么我们就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坚持这个路线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毕竟是一小撮，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干不出什么事情。（对！鼓掌）只要我们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是完全可以把他们彻底地揭发，彻底地批判，可以把他们打倒的。（鼓掌）
    我想，我就简单地说这么一点话，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见面。（鼓掌，高呼口号：“把归侨界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彻底改组中侨委！”“坚决要求中央罢方方的官！，撤方方的职！”“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我不准备多讲了，因为时间实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谈。同时我们希望你们很好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很好地考虑自己的斗争，我们相信你们有力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戚本禹同志讲话：
    刚才要讲的话，春桥同志都讲了。我想，下次有机会我还可以给大家讲讲。好不好？（同学们：说几句吧！）大家在国外受了很多的压迫，你们的父兄在外国也在受压迫，你们经过了千辛万苦回到了祖国，我们就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国搞成一个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有这么一个中心，我们的父兄，在国外的父兄，要革命就有了一个灯塔。怎样把我们的国家搞成一个革命中心呢？就是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定要打垮我们国家里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鼓掌）他们是想使我们国家重新恢复到你们过去所呆过的那么一个国家，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搞修正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变质，我们就要继续象过去一样的受资本家、地主、富农的压迫。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的话不能讲很多。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热烈鼓掌，高呼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代表座谈纪要
    这么一点事情，就这么难商量？你们要求见面，说好廿一人，我是同意的，后来又要增加二人，也同意了，可是你们还要增加人，彼此都应讲信用嘛！我昨晚只睡了两个小时，上午有事，下午参加你们的大会，下面还有好多项目的事情呢？（谢民亚同学谈接待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的事）侨委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没去过。
    今天主持大会的姜德生同学是哪个学校的？
    （姜答：北京农业大学的）
    外面散发的一个讲话，说是我讲的，哪有这个事？我怎么能说王观澜没有错误呢！你们要是找我的错误，也能找到嘛！过去是好人，也会变嘛！我怎么能说他没有错误？毛主席对刘少奇还是很信任的，当接班人当了这么久。王观澜到现在不去检查，是不对的！
    （姜德生汇报农村也查出黑材料的事）
    我听说查出东西来，最后一次我不知道。
    （总理问政治学院的情况后说）
    听说把公安部三个部长都搞去开了会，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要相信谢富治同志嘛！你（政法学院一归侨）回去与同学们谈谈，就说中央文革同志和我的意见，打算与同学们见一次面，时间以后再约。最近吧，你们要想想，只有两天就新年了，别的问题不大，全城的治安问题是大事。谢富治同志与你们最熟悉，首先支持你们，再不信任就没法合作了，现在他是光杆司令了。
    你们今天打算谈些什么问题呀？
    （熊建昌同志提召开北京市归侨揭发批判侨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请求总理考虑是否在人大会堂召开。因往年经常在人大会堂开联欢会，放资产阶级的毒，在什么地方放毒，就在什么地方消毒。）
    我们也想慢慢地将大会堂开放，给红卫兵用，但是担心人一多了难掌握。上次都要冲进来，这就不好，同时好多会要在这儿开，会耽误别的工作。说要消毒，今天在这里开的会，不就是消毒吗？
    （指今天的欢迎大会）（谢民亚同学汇报向中侨委接待工作造反的事情和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的要求。有同学轰我们，说我们不走群众路线。）
    今天你们就吸收了两名侨委干部嘛！侨委难道一个革命的都没有？吸收干部参加好，这样可以内外合作。是的，不能脱离群众，你们刚管事，还要好好学习，刚管事就脱离群众，还不应该挨轰？这不是和我们一样挨轰，我们比你们多一点经验，你们不要忙于事务，你们可以吸收侨委干部、青年干部帮助你们做些事务事情，把这些事务事委托给他们做。你们要锻炼锻炼。象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搬凳子也是锻炼。但主要的是学会掌握方向原则，学会做思想工作，做组织工作，做宣传工作，把大方向掌握住。事务事一多，就会把大方向丢了。
    （总理问谢是哪省人，谢答是台山人）
    你们广东、福建人讲话就是不一样，什么客家话，潮州话……
    （谢说：华侨青少年要见毛主席）
    要见毛主席的事，刚才跟康生同志说了，跟我也说过。
    （谢说：华侨青少年要到印尼和苏修大使馆示威）
    到印尼大使馆示威没有什么，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大使馆搞成这个样子，过去主要让他更暴露些，现在开会还不是照样开嘛！
    （有同学要求，开控诉揭发大会时，把印尼驻华大使揪去斗）
    这不行！这里有个国际问题。这个我们可以马上答复你们，不行！文化大革命是国内的事情。反修路是女二中搞的，也不过搞到那儿为止。那一次搞得不错，并从学校转到社会上的斗批改，做了好多事情。后期十月份的我们关心少，中学发展有的抓人、打人，走上犯法。你们全怪他们，起初联系多，后来联系少，这点我们做领导的人恐怕也要负些责任。不管怎样，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的。
    （有些同学提出开联欢晚会）
    什么节目？
    （同学：是革命的节目）
    是革命节目，文艺界不是有造反派吗？三司可以跟文艺界造反派联系嘛！要用大会堂可以，就是在七日晚上，好吗？（好！）就定下来啦。节目送文革审查。
    （谢和张有仁同学谈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要求下连队当兵的事）
    他们是刚从监狱出来的，不能再放到温室里，下连队当兵锻炼这是好事，一个礼拜不够，时间还可以长些。接待问题，你们可以给我一个计划。在北京时间可以长些。我看了计划，才好给你们提意见。他们要在北京长一些，可以两三个月的时间，住在一个学校比较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看了计划再约你们谈谈。有的学校要求他们作报告，你们不要搞太多的时间，不要搞得太长。可以录下音来以后广播，录音能听，还可以印发一些。见面时间不要太长，象今天的会，时间就长，搞了四、五个小时。
    （有同学汇报中侨委在接待工作中的问题，要求不让中侨委接待，由中央抽人去。）
    你们派人参加就好嘛！中央到哪儿派人？哪里能够没有问题？中侨委也有人革命嘛！现在那里能没有人革命？今天就有干部参加了嘛！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新年过后，你们可以派人参加接待，促进他们革命化，对他们要改造嘛！要他们靠边站，他们倒舒服，没事干了。还是要帮助改造他们，去掉他们资产阶级的东西。
    自费归侨有多少？（吴济生同志答：广州有一千一百多人）我知道有一千人。（同学说，这只是一个地方，广西、云南等地还多）自费归侨要改变做法，首先争取教育他们，到农场去。现在可以让他们在学校搞些军训，参加文化革命。华侨学校也要改变教育方法，你们自己也要革命嘛！
    （张立同志汇报中侨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
    总理问：方方出来没有？他的病还没有好？一斗血压就高。
    （张立说：方方的病，运动不久一烧到他，他就病了，反击时就跑出来，纠正时又病倒了。我们为了照顾他的病，开会可以搬个沙发让他躺着听）
    （三司姜德明同学说：他比王观澜还严重些。）
    （张立和同学们谈到侨委问题和别的部门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下面有学校，有农场，现在已有十几个单位的归侨来京。）
    总理说：有农场派代表来吧！不要一下来的太多，那样会耽误生产。
    （同学们说，廖承志答应三结合。由学生，机关干部到农场与职工一起搞运动。）（总理点头问华侨农场有几个？华侨大学有几个？外专有多少学生？）
    总理说：方方不能再让他抓这样的工作了。所以，象这样的单位想试验搞外政委员会。方方，我们知道他，早就想检查他的事情。（有同学说在十月份，方方、苏惠还赞扬谭立夫的讲话！）你们不要说这么具体，我也相信他们这两个人（指方方、苏惠），我是比较了解的。
（熊建昌同学给总理关于方方的材料，总理看了标题说）好！我带回去看看，我很想看看这样的材料。侨委造反派有多少？（汪后征同志答：已发展二百多人）侨委有多少人？（答：四、五百人）造反派一开始人不要多，要站得稳，左派要逐步壮大，成了多数就要警惕。（张立同志汇报侨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散各司进行，没有集中搞党委。）这样就不集中，应该先从侨委搞，批透。先搞党委，下面就好解决，不然力量分散，就不能集中解决问题。成立行政委员会的这个办法是我提出来的，先在科学院试点，如果革命左派还不成熟，就慢点搞，行政业务反正要做。（熊建昌同学要求总理参加揭发批判大会）
你们要把口号给我看看。我举个例子，财经系统也搞这个形式，要我参加，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批判财经系统，以李先念为首的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我怎么能参加呢？我参加了就表示中央支持。如果批判运动前后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然可以出席。因为李先念为首的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这回事，超过就不行。李先念十七年来，并不都搞财经，说得不象，也不能硬加上去。我把材料看后，再和你们谈一谈，今天不行，时间来不及，材料还没有看。以后你们有材料，可以交廖承志，或者不交他，交吴济生同志转交给我。过去没有和你们谈过，你们送去的材料我没有看，我那里的材料那么多，我怎么一件一件地都看。现在和你们见了面，谈了谈，以后你们转来的材料不要太长，我就看了。
（总理问批判揭发大会的时间、地点。熊建昌说：已定在三日下午一点，地点在北京体育馆。如果总理有指示，可以改，听总理指示。）等我看过材料以后再回答，这个会的时间还有几天。接待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的几个问题，我在年底回答你们。但你们要把计划送来，不要写得太长，太长我也没有时间看。
（有同学问一九六六年大学毕业生分配问题）六六年大学毕业生分配，过去的办法不算。现在初步意见，可以自己选择，可以留在本校闹革命，搞到明年七月。取得分配单位的同意，也可以到分配单位去，由自己选择。
（有同学问，还要不要侨委？）侨委目前还要，机关愈小愈好。侨委总不能万岁，但目前还不行。华侨在人家国家，总归应参加人家的革命，但总还有一部分要回来！双重国籍不好，国籍问题解决了，就好办了。要么是中国国籍，不能一会儿是这个国籍，一会儿又是那个国籍，第二是侨汇问题。过去争取侨汇有好处，增加了国家外汇，这是一笔收入。但有不好，助长了归侨、侨眷的资本主义思想。寄侨汇，真正大资本家汇款回来不多，多数是侨居国外的劳动人民。即使是劳动人民，在国外劳动，寄钱回国，国内的却过着资本主义生活，不参加劳动。今后不要再给归侨特殊照顾。选择我向你们宣布：从一九六七年起，国家不靠侨汇。我已向廖承志谈过，财政上也取消这项收入。过去财政上有这笔收入，廖承志也没法，现在取消了，他也就没有负担了。说到华侨问题，前途是这样的，随着国籍的逐步解决，取消侨汇，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慢慢的侨委也就失去作用了。（大家起立热烈鼓掌）

    五、工交系统

    第七机械工业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
    李副总理讲：
    我们还要开会，我先简单的谈几个问题。七机部在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至今还没有很好的纠正，明显的表现在群众严重的对立情况下，对立情绪而没有改，关于平反和材料问题，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不仅没有改而在继续，希望各单位，好好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红旗》十三期，十四期社论，解放军报前天和大前天的社论，这些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并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一下，认真的思考一下，也把脑子武装武装，把思想提高一下。
    为什么都是革命同志，现在造成这样大的对立呢？大家来想一想：
    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好好学习十三期、十四期和解放军报的新精神“论一个公字”实际上是中央工作会议林总讲话的主要内容，十四期社论是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都是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有的单位，有的部门继续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所以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路线的问题是敢不敢发动群众，怕不怕群众，怕不怕把四旧破坏，对每个人来说敢不敢破私立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没有私心杂念，这是很好的锻炼和考验，我老头子67岁了，还要向同志们学习还要锻炼，我现在讲一讲是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现在叫十七级以上干部学习好，也给我点儿时间了解七机部的情况我准备到七机部具体的看一看，我以前去不了，但也派人去了，今天是6号，希望同志们给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的情况了解，现在的情况不太了解，首先是希望十七级以上干部，部院党委好好学习，学过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后，还是希望部党委站在正确的方面来，真正改正错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怕字当头，要敢字当头，不要以私字为重，要以公字为重，我们应该做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王秉璋同志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现在应该消除对抗情绪，破四旧，打破自己的老框框，确实感到不习惯，要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
    关于支持革命群众的问题，还是希望部院党委进一步的改正错误，希望革命的人愈多愈好，不是把一些人打倒不能只剩毛主席林副主席两人，我希望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人愈多愈好！
    凡是过去被压制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在文化革命中戴了帽子，一律恢复名誉，部院党委应采取坚决措施，凡是不管什么方式戴的帽子，一定在部院、部所厂各级大会上公布进行平反，这样才能消除对立情绪，才能贯彻政策，才能……凡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材料、大字报，排队名单……一律封整齐由部党委负责，院党委采取措施，所室封起来，听取中央指示处理。
    希望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指抢三院的一些材料问题）不要再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也不要再发生了，你们带来的材料，你们如同意的话，交给接待室XXX，由我去看一看，分分类，我看后向同志们汇报，有哪些做对了的，有哪些做错了的，再作结论。
    路线问题、平反问题、材料封存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没听清）我来替你父分类、作检查（指检查一下材料）。
    关于调人问题，希望部党委给我交个名单来。“九一六”联络站的一个代表说：“昨天在南苑几个地方发生了烧材料的问题，现在还有灰，从灰的痕迹中还看出烧的材料，现在有人还在整理‘四中’同志的材料”，李副理继续说：“现在不要烧了要封起来，部向我负责，下面向你（指王秉璋同志）负责，搞个责任制。”
我们要下去调查一下，到各方面去了解情况，关于材料如何处理，给我五天时间，答复你们。
    罢官问题，罢官容易，你们提出意见可以，但罢不罢要由中央决定，现在不是罢官问题而是要他们认真的自觉地改正错误，如不改，不要你们提（指九一六代表）他们自己就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两派之间革命群众之间，学学林副主席在十一月三号接见外地革命师生的讲话，群众之间也要实行大民主，学会辩论学会不懂的问题，学会摆道理，人民日报，我特别希望同志们学习……（下一句未听清）。
    天天互相扣帽子不行，学会讲事实、摆道理，要辩论，这才能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这要靠你们自己做工作，独立思考，提高政策水平，同志们之间可以讲道理嘛，过去讲大民主主要是讲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大民主，（是不是林总讲的未听清）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很少很少的一小撮顽固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好了，把一些问题搞好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就改过来了。
    我在“四中”的讲话根据七机部过去对党的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多快好省的工作还是少慢差费的工作，是按洋框框办事，还是走自己的道路，是走专家路钱还是走群众路线，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斗、批、改的内容，现在是批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之后，再进行批改。
    一周后，我希望每个观点的一、二、三、八院的群众，平等待遇，各派十五名代表来这里辩论两天，（这次李副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916的代表）连我共有三四十人，大家准备发言，讲事实、摆道理，派代表发言，进行辩论，在这一周内，部院要好好学习文件，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平反，把材料封起来，不准再烧，等一周后，我们四方开辩论会（两个观点的群众，李副总理、部、院领导）但不准扣帽子，不能喊空口号。
    李副总理问王秉璋同志，“这样行不行”，
    王秉璋同志回答，好！好！好！
    李副总理继续说：各院都有代表，各方面选出十五个人，王秉璋同志你要知道你们各院、所的阻力还很大，习惯势力还相当大，你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问题，自己本身在思想上也是有阻力的、我那个会已耽误了三刻钟，今天就这样，我们一周后再见面，下周进行辩论时，各来一个院领导干部，院长、书记都行。
    希望你们把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吃深吃透，不要辜负了党中央对七机部的希望。
    916代表有同志问：昨天发生的事情，是不是革命的行动？你结论一下。
    李副总理说：我不作结论。
    916又有同志问：王部长也可以结论。
    李副总理说：我支持不支持，看了后再结论，但不能说群众的这个行动，是反革命的行动。
    王部长说：是不能这样说。
    916又一同志说：你（指王）刚才干吗不吭气？
    李副总理说：你们五位同志，（指七机部三院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等五同志）回去要注意，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行动，因为这个行动有几百人参加了。
    李副总理说：一周后再见。
    大家热烈欢送李副总理先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五”部分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1、抢材料，抢文化革命的材料，砸保密柜，档案室，中央是不提倡，不赞成的，这种行为我认为是过火的。昨天他们来了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看了材料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抢是过火的行为，中央不赞成，不提倡。同时也要看到整个北京市的这个行为，特别在院校带有普遍性，空军学院、地质、外语、体院、机械学院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的说法，院校和你们院部情况布一样，七机部这种行为更严重，对你们七机部来说，这种行为更不能支持，更不能提倡。
    2、我们也不同意说成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因为牵涉许多人，除了被少数个别坏分子利用的，其馀一般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把三院七零一所这样一些人的行动定为反革命。如果定了你们的性质，其它院校怎麽办？我们要警惕被个别坏人利用，其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院部在中央新的指示没有下来之前，要采取坚决彻底的措施。不管什麽地方，把有关文化大革命材料都要彻底封存起来。如果有就封存起来，没有就拉倒。同时我们也不赞成他们继续那样搞，我昨晚也讲了。
    3、七机部党委、政治部、中央办公厅三方面组成一个调查组，我们去两人，七机部党委，政治部也各去两个人到现场去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审查被抢的材料，然後再下结论。
    4、你们可以有权利继续对这件事进行批判，你们认为这个行为不对可以写大字报辩论，运用“四大”进行批判。你们认为错的，就可以进行辩论。群众之间的辩论按林副主席十一月三日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说："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於互相商量，不善於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於摆事实讲道理，不善於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这段话是新提出来的。领导是不是犯错误，主要还是在“敢”字上和“怕”字上。敢不敢发扬大民主，不仅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大民主，而且是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就是四个“善於”（即善於相互商量，善於倾听不同意见，善於摆事实讲道理，善於开动脑筋思考问题。）
    依靠大多数，逐步消除对立。你们是多数。（代表插话：有的单位不是多数）少数要善於团结多数，多数要善於团结少数。不搞大民主，不但部党委不能解决问题，我也不能解决问题。搞了这么久还是群众对立，还是群众斗群众，这样下去，部领导就把自己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这样下去，就说明部党委，院党委没有做好工作，我也没有做好工作。就是要依靠群众做工作，不能把责任挤在部党委身上，我领导国防工业的文化革命，我来管，我也有责任。七机部文化革命不是工办管，由我管。要学会相互商量，学会摆事实讲道理，学会相互辩论。你们是骨干分子，你们也要向“九·一六”介绍情况，最后会消除群众对立的。“九·一六”抢了六厂一处“九·一五”串联站是错误的，这是群众组织斗群众组织，你们可以批判。不管多数少数，除极少数外，其它都是要革命的。我们把文化大革命延长到明年二月份，还有四个月。这四个月时间，不仅学会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大民主，也要学会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学会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你们和“九·一六”革命同志都要学<再论一个公字>社论，这就是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你们要破私立公，我相信你们会在游泳学会游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你们比我们强，也应该比我们强，青出於蓝嘛！那位同志挨了打，没有还手，是革命者态度，他们就理亏了，我挨打是理直气壮的。你们和"九·一六"同志学会互相讲大民主，你们能不能做到，把他们那边的人争取团结起来。过两天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就会下来，现在就要彻底保存，将来要彻底消除，凡是这种东西的，一律封存，毫无留恋。这次七机部发生的事件在各机械部中是个教训，其它机械部不要去参观了。其它院校的教训也很深刻，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同志为这事被撤职了。邮电学院把材料放到武器库，以为这样就保险了，结果人家就是从这里把材料找出来了，邮电部长停职反省，搞得各部很被动。我不允许七机部再出现这类事，但必须搞两条路线斗争。有错误的认错，跟不上毛泽东思想的，继续紧跟。这两个同志（指赵树信，王景信）坚守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这种精神是好的我相信你们会在三，四个月中锻炼出来的，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七机部的中心问题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彻底改就是了。真正使七机部的XX事业搞得多快好省，就必须为准备条件，把七机部思想提高，工作也可以提高了。至於路线错误，七机部改就行了，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嘛！旧规章制度要改，毛选学习要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了，这样七机部的斗批改就好办了。目前，多拿出一些时间搞批判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之後就搞斗批改，使每个同志革命化，带动事业更加革命化，更加符合总路线要求，这次××××××成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不要满足，还要搞××、××××，任务艰巨得很。所以要破私立公，通过思想革命化，带动事业革命化，不要被一个曲折把大方向模糊了。“一一·五”事件是个曲折。我建议七机部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劳逸结合，业务、运动结合，运动中学习和开会结合，单单天天开大会，喊口号不能解决问题。跑到这里呆两，三天，你们累，身体搞垮了，我们也不安心。为事业服务要劳逸结合，要抓革命促生产，科研、生产不停止。运动本身要搞，但要与学习结合，不断从认识上把思想提高，把毛泽东思想领会贯通。三结合要搞，劳逸结合，运动与学习结合。时间长一些也可以，就看你们自己安排了。时间多一个月也可以，这样不但思想革命化，生产搞好了，身体也不吃亏。这三个结合，部、院党委都要注意，不要使同志们一天光忙於运动，要抓紧学习，不要开了几个大会，一个社论还没有学到，身体也不至於因搞运动而搞垮。七机部不仅要出导弹，而且要出人才，通过文化大革命，出现一批思想红的革命家。认清大方向，与“九·一六”同志讲一讲，介绍介绍我的讲话，逐步消除对立情绪。部，院党委不要背思想包袱，改就是了嘛！只要对革命事业，对党有贡献，那就很光荣，不要背包袱，我们这个大方向、大任务、大道理，一定要掌握。特别在座的同志不要为一件事、一个问题而气愤，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怕曲折。你们可以转告“九·一六”的同志，挨打不还手，又把我的意见转达，我们可称是仁至义尽了。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三结合要安排好，希望七机部涌现出一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才来。你们都很年轻（才三十来岁四十岁以下，还是有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坚强，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你们和七机部搞文化大革命，不但关系到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关系到国际的阶级斗争，目的是对付帝，修，反。不仅有国内的任务，还有国际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伟大，很艰巨的。这次×××××成功是这个任务的刚刚突破。
我就讲这几点意见。
附：群众代表汇报情况中，李副总理插话及对提出的两个问题的解答。
1、×××同志汇报讲到：“……他们十一月五日晚抢的材料都送到李副总理这来了。”李副总理讲：“材料在我这有两麻袋，一个箱子。”
2、×××当事人讲：“这次事件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李副总理讲：“是不是搞文化大革命，都有保护的权利吗！”
3、×××同志提出两个问题：
（1） 九月十五日王秉璋部长在“北图”传达的周总理“关于移交材料问题的四点指示”，目前是否在七机部还有效？李副总理解答：“在中央没有下来新的指示之前，周总理九月十五日的指示仍然有效。”
（2） 是否王秉璋篡改了周总理九月十五日关于移交材料问题的四点指示？李副总理讲：“要查对，这个问题我不清楚。”


    第一轻工业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谷牧在第一轻工业部全体党员和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先同一轻部在京各单位的党员同志和各单位的文革小组、文革筹委会的同志们见见面，谈谈我对一轻部这一段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都很没有把握，所以先给你们谈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同意了，就可以向群众传达；你们不同意，就提出批评，提出修正的意见。今天开个小会，而且绝大多数是党员同志，讲错了，也好纠正。不至于一下子给你们造成很大的被动。
林彪同志讲，我们讲的话、作的决定，我们的言行，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犯了错误，就朝令夕改，赶快改。我今天的讲话，如果有不符合主席思想、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有错误，我一定朝令夕改！
    今天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以来这一段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第二部分是对今后运动的几点意见。
    先讲第一部分。
    一轻部的工作，转到基建口已经将近二十天了。这些天我因忙于抓别的事，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但不少同志找我们政治部的同志谈过，联络员每天回来汇报；我自己也接触了一些同志，收到了一些来信，前几天还请部文革筹委会的同志，到我那里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从这些接触中，我发现同志们对这一段运动的看法很不一致，归纳起来大体有这么两种意见：一种是说，这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有缺点错误；另一种是说，方向究竟对不对有怀疑。还有一些别的说法，但概括起来，主要是这两种。
    筹委会的同志座谈时，比较多的同志认为这段运动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也有错误。他们承认有以下几方面的错误：
    1．这段运动打击面宽了。据说一轻部在家的司局长，有三分之二在大会、中会和小会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斗争；处长以下的干部，有七十多人在大会、小会上受到了批判，有的同志反映，八月十三日这次会被揪上台的就有二十多人，有十几个是处长和一般干部。同志们讲，这种做法，不符合斗争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这些情况还没有很好核对，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打击面是宽了一些。
    2．只许发表一边倒的意见，没有大辩论的气氛。有人批评得很尖锐，说：“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以后，从一个压制民主走向另一个压制民主，只许一部分人讲话，只听一面意见，不许另一部分人讲话，不许发表不同意见，谁要是发表不同意见，就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甚至被揪上台去。”如果是这样，那是错误的。
    3．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在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上缺乏阶级观点。正如大家揭发的，象计惜英这样一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没有做结论，长期不能听十七级以上干部的报告，还选上了部文革筹委会的副主任。有人反映，还让戴了帽子的反党分子上台讲话。而另一方面，应该团结的和应该依靠的，却没有去团结，没有去依靠。座谈会上谈到，很多很好的共产党员要求参加红卫兵，没有得到同意而被排挤在外。
    4．有武斗现象。文革筹委比较多的同志，认为这段运动的方向还是对的，但有错误。我比较倾向于这个说法，但是不是应当这样估计，我没有把握，提出来请同志们讨论。因为我掌握的材料还不多，严格地讲，我没有发言权。你们是党员，文革委员会、文革小组的成员，最了解情况，究竟怎样来评价前一段运动，你们最有发言权，我讲的可以不算数。请你们将道理摆开，大家展开讨论、辩论，通过认真的总结，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如果前一段运动有缺点错误，这个缺点和错误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的？谁应当负主要责任？我的看法是，对这一段运动出的毛病，不能过多地责难文革筹委会，过多地责难他们是不公正的。照我看，如果这一段运动有错误，应该首先由工交党委和薄一波同志负责。一波同志在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上，听了少数人的发言，不经调查研究，也不与部党委的同志交换意见，就轻率地说一轻部是“黑暗系统”，并且不加分析地把上台发言的人都说成是“革命的左派”。这是很不妥当的。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说，“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它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我看一波同志就是犯了主席讲的这一段话中所指出的错误。“黑暗系统”的说法，在一轻部广大职工中造成了思想混乱，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发酵所的同志讲：“由于有了一轻部是‘黑暗系统’的说法，有人就讲发酵所是黑暗的黑暗，党支部全部烂掉了，是法西斯党支部。党员听了非常痛心。”
当然，对七月二十九日那次会，对一波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也要两分法，也要承认那次会，那次讲话，有它积极的方面，它揭开了一轻部阶级斗争的盖子，扭转了部党委领导前一段运动的严重错误，支持了革命群众的要求，这些是好的，是必须肯定的。但是，“黑暗系统”的说法，很明显是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毛主席还说过：“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一轻部系统有一百多万职工，建国十七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全国其他部门一样，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完成出口任务等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轻工业系统许多部门，过去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比重很大，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又比较重，这个任务完成得也很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一轻系统全体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虽然一轻系统有些单位，有些人的问题很严重，但不能把一轻系统说成是“黑暗系统”，这个说法传下去，下面的许多企业、广大职工是会提出抗议的。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我们单位有三十几个党员，有人说我们都烂了，我们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对嘛，应当不同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这样一个系统，这样一个部门，怎么能说成是“黑暗系统”？！这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
    对于“黑暗系统”的说法，我请示了中央，现在原原本本地向大家传达一下，中央认为：“一波同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不管一波同志主观上如何，实际上是起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实际上起了帮助坏人、把党整垮、破坏文化革命运动的作用。”我认为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工交党委向中央工交各部推广了化工部的十条，其中有一条的内容是：“对部党委、党委成员的大字报，任何人不准反驳、解释，不准有任何不同意的暗示。向一切破坏运动，抵制运动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和严肃的处理”。这是一种形“左”而实右的作法，看起来是为了发动群众给领导上提意见，实际上是只准一部分人讲话，不许另一部分人讲话。按照这一条规定，任何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就是抵制运动，破坏运动，这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据了解，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上，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要求发言，一波同志就不让，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第一是先定调子，把一轻部说成是“黑暗系统”；第二是不准解释，不准辩论。这样打下去那当然打到那里那里垮，那当然打击面会很宽，这完全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正象中央所讲的，“实际上起了帮助坏人、把党整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其次是，部党委要负责任。运动的初期，部党委领导上怕得要死，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引火烧身，甚至压制民主，犯了错误。七月二十九日以后，部内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根子在工交党委，但部党委没有挺起腰杆，挺身而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原则，不敢抵制一些错误的说法和做法，部党委是不能推卸责任的。一轻部是不是“黑暗系统”，你们最清楚，难道你们承认吗？如果不承认，为什么不出来抵制这种错误说法，为什么不向中央写报告，反映情况？不管是谁，你讲错了，就要提意见，甚至可以找他当面辩论。这是对广大党员，对一轻部群众负责的问题。我们对党的政策总比一般干部了解得多一些。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十六条，是指导运动、保证把运动搞好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党的组织在运动中应当宣传十六条，捍卫十六条，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对于违背主席思想，违背十六条的事，就应当起来作斗争。在紧要关头党组织应当出来讲话，我看这对一轻部的党组织也算是一个考验。
    据我了解，你们这里下面一些党组织，许多党员表现得很不错，他们能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敢于抵制各种错误的说法和作法，能够站在群众之中，坚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一起闹革命。他们是好样的，起了一个党组织、一个党员应该起的作用。部党委的同志也不是没有敢讲话的，夏之栩同志的大字报就是一张很好的大字报。当然，党委处境有困难，前一段运动犯了错误，这一段薄副总理亲自来讲话，大家有顾虑，感到难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越是有困难，越要站起来，同困难作斗争，没有困难，那还要我们起什么作用？！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各级党组织应起什么作用在十六条上有明确的规定：“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里首先说了“要坚持正确领导，”要改变那种“软弱无能的状态”；而不是可以放弃党的领导。我看，这一段运动如果有错误，第二位要负责任的是部党委，这种说法对不对，同志们可以考虑。
至于说文革筹委会有没有错误，我看是有的，他们在座谈会上也承认这一段有错误。这么大的运动，又没有经验，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应当允许他们犯错误。部党委可以犯错误，筹委会为什么不可以犯错误？对筹委会的错误，应当持公正的态度。从筹委会的同志来说，有了错误怎么办？应该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允许大家批评，欢迎大家批评。我对他们讲，你们是不是也有一点“怕”字当头，不要怕嘛，有了错误，就应该公开承认错误。如有个别委员不称职，根据十六条的规定，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计惜英撤换了，其他委员中如有不称职的，也可以通过群众讨论撤换。但这决不是说不要文革委员会了。文革组织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的新事物，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物，要长期起作用，不仅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要起作用，在文化革命运动完了以后还要起作用。在我们这样的机关，很需要有一个群众性的组织，长期起作用。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自上而下按照行政命令办事，我们能不能通过运动摸出一条路子，将来长期保持文革组织，成为党组织和群众联系的桥梁，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这在机关很需要。我们对文革组织，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应当支持它，维护它，有困难要帮助它解决。如果对文革的那个成员不拥护，那可以改选嘛！筹委会的同志，你们是大家选出来的，不要辜负群众的委托，应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勇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应知难而进，而不是知难而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要按十六条办事，要和广大群众一起继续把运动搞好。
    前一段运动出现一些曲折，这是不足为怪的，今后还可能有曲折，思想上要有这个准备，这么大运动不出现曲折和反复是不可能的，出现曲折要正确对待，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就可以使坏事变成好事。
    第二部分，对今后运动如何搞法提几点意见。
    （一）以十六条为武器，对这一段运动进行一次小结。现在大家对这段运动有不同看法，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也符合毛主席的打一仗，总结一次经验，提高一步的教导。既然有不同看法，拿出几天时间，把这一段的运动很好地小结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大家冷静地思考一番，实事求是地展开辩论，看看这一段运动的作法，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十六条；正确的加以肯定，错误的加以改正。通过小结，统一认识，分清是非，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加强团结，把运动搞得更好。这样做是否和揭发领导上的问题有矛盾呢？我看不仅没有矛盾，恰恰相反，更有利于揭发领导上的问题。因为只有把现在的分歧解决了，大家的思想统一了，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集中力量去揭发领导上的问题，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否则，只靠一部分人去揭，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但小结的时间不要太长，至多个把星期就够了。有些问题暂时统一不起来，可以挂一挂，放在今后的运动中逐步解决。
    （二）继续揭发领导上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一轻部是“黑暗系统”是不对的，但说一轻部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下这个结论。前一段是否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揭出来了，是否斗倒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否揪出来了，都批判了，我看不一定。还要继续发动群众揭发问题，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这是大方向，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当然，部党委和司局长以上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也要揭发和批判。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无产阶级政治突出不够，革命干劲不足的问题，都要在这次运动中加以解决。但也要讲清楚，对司局长以上干部，应当是有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是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不要不加区别地一律批判，一律斗争，不要形成人人过关。重点是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不能所有司令部都打，要打倒的是修正主义的司令部。要区别两类矛盾，不要将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打倒一切领导干部，更不能斗争群众。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去解决。
    （三）要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四大”权利。运动中要自始至终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充分发扬民主，造成自由辩论的气氛。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在运动中大家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辩论，通过辩论，以便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意见，统一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辩论是为了进一步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切牛鬼蛇神，一个不漏地都揪出来。不经辩论，认识不一致，火力就不能集中，就难以打准打狠。
    有些同志对开展辩论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好象一辩论就会影响我的民主，那还炮打什么司令部？我们的理解不是这样，光你一家讲，不准别人辩论，你讲的对不对，揭的准不准？是非弄不清楚，怎么能保证打准打狠？！开展辩论，不是为错误辩护，而是为了进一步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真正的斗准斗狠。对大量揭露出来的问题，事实怎样，性质怎样，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搞清楚。这样才能保护好人，揭露坏人。一个好的革命者，好的领导者，在别人批评自己时，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实，也不要急于申辩，还要说明自己的左右不要急于起来申辩，这样有利于别人打破顾虑，把意见讲完。这是属于善于领导范围的问题。特别在运动初期，一个好的领导者应注意这个问题。但是绝不能作出这样的规定，提出这样的要求：只准一部分人讲，不准另一部分人讲；只准讲这种意见，不准讲那种意见，那还有什么民主呢？这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的。
    当然，辩论中要注意保护少数，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应该不怕辩论，应该放手让大家辩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应该保证群众“四大”权利，不得侵犯。
    （四）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一定要进行破坏。有的人企图混水摸鱼，破坏这个运动。林彪同志讲：“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林彪同志还说：“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在这样一次大运动、大风浪中没有人起来混水摸鱼是不可能的，那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在斗争中间，我们不要混淆左派和右派的界限，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谨防扒手。
    （五）革命同志必须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前一段运动，发生的曲折，应由领导负责，我们广大职工的表现是好的。有的同志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做了一些错事，比如运动开始一段，有些同志围攻了揭发领导上的问题的同志；七月二十九日以后，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加区别地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等等。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发生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应对这样一些问题采取正确的态度，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条中讲：“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前一段受到委屈的同志，不要把那些委屈都记在心上，受点委屈也有好处，也算是一种考验，一种锻炼嘛！特别是对一些司局长以上的干部，我要讲一讲，有些同志不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戴了帽子，挂了牌子，你们有没有委屈心情？不要有。怕什么嘛，帽子、牌子摘下来。照常革命，照常办公，照常开会。司局长要带个头，不能有委屈情绪。这才是个大无畏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前一段斗争错的人，要以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要求自己，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是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另外，有些同志提了一些过火意见，触动了自己的同志，也不要背包袱。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采取主动态度团结起来，不要记小帐，要记大帐，要从大是大非着眼。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自己的同志，你碰了我一下，我碰了你一下，这是小是小非问题。革命同志应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搞好下一段的运动。
    （六）抓革命，促生产。十六条中就有这么一条，周总理九月十五日讲话也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学习这批文件，学习中央的指示，采取有效措施，把生产建设抓起来。同志们，这一段我们有的部门生产建设抓得不力，有的单位计划完成得不大好，这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文化大革命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很早就讲要有两套班子，在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生产指挥系统不要打乱，这个问题，我们一轻部系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下一段要很好抓一下。
    设计、科研单位，一定按期完成设计科研任务，立即恢复半天运动半天工作的办法，不能完全停止工作搞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没抓好生产，使生产下降，没有抓好建设，使建设进度推迟，生产建设遭到了损失，这就是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这个帐，不能写在文化大革命的帐上，只能说我们主管部门没有安排好，我们要负责任。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轻部系统和其他单位比较起来，过去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比重较大，队伍里面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旧人员比较多，“四旧”也比较多，资产阶级的法权也比较多，这次文化大革命任务比较重，需要一轻部的革命同志在部党委的领导下，加倍努力，认真地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六条。象林彪同志指示那样，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次运动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不但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也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所有革命同志，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要在这次运动中接受考验，经受锻炼，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通过这次运动，一轻系统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把一轻系统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后，我向同志们保证，我们国家建委一定站在一轻系统广大革命职工一边，和大家一起闹革命。我们相信一轻部的全体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
    〖前言：十一月四日上午，我部（第一轻工业部，下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到国家经委造薄一波、陶鲁笳的反，并把陶鲁笳的表态讲话录了音，中午即在我部大楼院内广播了这个录音。薄一波、陶鲁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工交口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一切革命群众必须造他们的反。因此，对於我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这一行动，我们表示支持。但是，陶鲁笳只能向革命群众检查他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无权对我部运动作出结论，更不允许他颠倒黑白。而陶鲁笳却说我部“七·二九”以后的运动是“白色恐怖”，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部的革命群众运动。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予澄清，那么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无法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进行下去。因此，我们二百多名革命群众，被迫于当日下午陆续到国家经委，让陶鲁笳同我们一起到了党中央。李富春同志接见了我们，对我们作了重要指示，现将李富春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如下。十一月七日，根据国家建委的电话通知，已将记录稿送经富春同志审阅。〗
    富春同志在讲话以前，首先念了一段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的讲话：“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於互相商量，不善於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於摆事实讲道理，不善於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他接着讲：
    一，所谓八条是各口讨论一下，由各口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研究执行。只有你们一轻部全盘传达了，这是你们一轻部的特例。我知道了以后，曾经批评过陶鲁笳同志。（鲁笳点头）这只是在国务院办公室几个口的领导人在一起讲了一下，并没有形成成文的指示，没有形成八条，（陶鲁笳插话：这是一波同志的问题）更没有叫向大家宣布。
    二，一轻部的问题，应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自己下结论。一波的错误路线没有什麽“七·二九”前後的区别，一直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过到一轻部更多讲了一句话，说一轻部是一个“黑暗系统”。
    三，一轻部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批判必须与部领导结合起来。部领导执行在什麽地方？让广大群众来讨论，来批判，作结论，而不是由一轻部党委自己作结论的。
    四，一轻部的情况我不了解，过去薄、陶都没有向我作过汇报，只有谷牧同志九月底汇报过一次，在那次汇报中讲了“七·二九”以后的情况，你们的行动还是要搞革命的，但筹委有缺点，有错误，表现在打击面过宽，有武斗等方面。陶鲁笳说筹委会有"白色恐怖"是不对的，过份。更不能说筹委会是搞资产阶级专政，革命群众怎麽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呢？资产阶级专政只有当权派才有资格搞！筹委会首先是革命的；第二，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是革命群众起来之後没有经验，这些错误是难免的，各级领导应该原谅革命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五，阶级路线，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是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上的表现，三者不可缺一，三者要结合起来，这样最後才能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嘛！否则，不是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是谭力夫的阶级路线，是唯成份论的阶级路线，是错误的。不同的观点，可经过大家商量和辩论。（富春同志又念林彪同志关于群众大民主的一段讲话）
    六，你们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大民主中学会大民主，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学会互相商量，学会思考问题。你们是少数，你们要革命，除我们支持外，你们自己还要独立思考。阻力，曲折在革命过程中是难免的。上一个阶段发生两个曲折，阻力是相当大的，只有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闯！
    七，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第二，如果党委值得你们信任，可以接受它的领导。如果不值得信任或者已经瘫痪了，你们如果是按毛主席思想，按十六条办事的，不算摆脱党的领导，更不能说是不要党的领导。对部党委，院党委信不过就不信，这不算反党。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当权派，自然相信它，因为我们还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十六条嘛？
    八，谷牧同志是好同志，你们应该信赖他，我将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他，你们十一号开大会，我派人去参加。
    九，你们不要怕，十六条第二条就讲了主流和曲折嘛！你们还要准备有曲折，就是把部党委端正过来，也还是会有曲折的。这说明革命是不容易的，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是没有曲折，革命就太容易了。越是因为不容易，你们越是能得到锻炼。对部党委要有分析，总要好的嘛！筹委会有个把不好的人可以罢免，要把筹委会健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利都归筹委会，文化大革命要在筹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如果筹委会认为部党委可以领导就接受，认为不能领导就不叫它领导，可以叫上一级党委领导，就是领导也是当顾问，做参谋，不能包办代替。我要和谷牧同志讲，按你们讲的，如果是这样，筹委会就不是权力机构啦，就是党委的办事机构了。往各所派联络员也是错误的，违反了十六条的第四条，这个要纠正。
    “七·二九”以前被打成反革命的，除了个把真正的牛鬼蛇神外，全部该平反。军委的指示适合机关，黑材料不要公布了吧！可以同群众商量销毁。
    十，问：文革筹委会是不是当权派？
    富春同志：说文革筹委会是当权派是不对的。文革筹委会是群众中产生的，怎麽能算当权派呢？这是你们一轻部的怪事。
    十一，问：有人说我们的筹委会是薄一波一手泡制的，说筹委会执行了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富春同志：筹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不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富春同志第三次念林彪同志关于群众大民主的一段话，随手交给我们一份林彪同志讲话的打印材料）富春同志指示说：这份材料送给你们，带回去给部党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它同志，你们好好学习学习。不论谁都要学习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今天讲的你们可以向同志们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讲一讲，你们对大民主也要作一番宣传。什麽筹委会泡制的（指机关红卫兵），薄一波泡制的（指筹委会），保皇的，一律取消。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实行大民主，大家学习大辩论，大家斗批改，群众中民主气氛活跃了，领导上也会活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薄一波的，必须联系检查部党委。
    十二，我支持你们，支持一切革命的同志，我相信你们有困难，有阻力，你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没有你们这帮人年轻人冲，什麽四旧呀，做官当老爷呀，要冲垮是办不到的。
    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不应该乱打。第一，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缺点和错误，也应该揭露批判吧！我是采取这种态度，我不能说我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批判它，是为了更好地领导我们。我们希望你好好改正错误，并不是想把你打成黑帮。为了让你坚决跟着毛泽东思想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如果你再跟革命群众对立就是一错到底了。革命的多一个，总是好的吧！十六条中，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给一条出路。因此，我们更理直气壮了。如果你们再跟革命群众闹对立，就错到底了，就怪不得我们了。但我们要讲究政策和策略，要提高我们的政策和策略水平。
    接见结束，富春同志和群众一一握手。
    群众：请代向毛主席问好！
    富春同志：好！好！好！我一定办到！一定办到！
    群众：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月八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谈话
    〖十一月八日，我们一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同志和院，所部分革命同志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了我们对一轻部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又谈了对“十一月四日李富春同志与一轻部部分革命群众代表谈话记录”的看法。李富春同志首先表示，欢迎同志们来反映情况，这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你们部文化大革命的一下情况。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我支持你们闹革命。然後，富春同志谈了以下问题。〗
    一轻部运动中的所有问题的结论，都应该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自己来作，上级不能包办代替。我十一月四日说的话，只是个人意见，只能供给你们参考，说错了的话，一律收回不算数，也可以批评。我的话没有任何约束力。
    一轻部部分同志贴出了我四日的讲话，在群众中发生些议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我的讲话，不一定都对。我不希望同志们利用我十一月四日的讲话，影响对薄一波的批判，或者为个别人的错误打掩护。也不希望用我的话去压制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革命运动只能是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
    陶鲁笳说一轻部“七·二九”以后的运动是“白色恐怖”，这是他个人的认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应当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来讨论。
    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领导，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如果你们部党委没有烂掉，瘫痪，是努力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应当尊重党委的领导，党委一定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於软弱无能的状态。如果有违反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地方，就要加以抵制，加以批评。革命群众在运动中对党委要进行揭发批评也是应当的，正常的。党委应抱欢迎态度和支持态度，应该引火烧身。要把文革筹委党组和部党委合并是错误的。笼统地说党支部是“法西斯党支部”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的支部，犯了错误可以批评，怎麽能叫作“法西斯党支部”？当然，个别党支部也是有烂掉的。
    陈智方同志要派葛春霖同志当办公厅主任时，葛春霖同志表示要组织决定，这是对的。这就是坚持原则。文革筹委会不是一轻部党委，文革筹委会是搞文化大革命的，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你们一轻部的文革筹委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这样做的，那就不好了。
    什麽是阶级路线？我们是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上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十六条第五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根据你们汇报，薄一波在“七·二九”大会上，对所有发言的人，缺乏阶级分析地一律肯定为“左派”，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对文革组织成员能不能批评？十六条第九条规定的很明确，对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的成员，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就是说群众随时有权利提出批评，提出撤换嘛！对文革成员提出批评，不能说是群众斗群众。
    计惜英撤换下去了没有？（答：撤下去了，部党委已经撤了他的行政职务）下去了就好嘛！如果还有不恰当的，经过群众讨论，也可以撤换嘛！
    当前运动最主要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轻部，首先是对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而且要批深批透，肃清他的影响，已经揭出来了嘛！其次，部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批判。文革筹委个别领导人如果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可以批判，但是要把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和整个文革组织区分开来。
    平反问题。根据一轻部的具体情况，凡是在薄一波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不论在“七·二九”之後还是“七·二九”之前，革命群众被党委或筹委会领导人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真右派，假左派”的都应一律平反。党委和筹委会的这方面材料，都应当按规定处理。
    夏之栩同志的大字报是扭转运动一面倒，不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形势的一张好大字报。“九·一二”以后形势是不错的，大辩论基本上是好的，当然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可以批评。
    用党组织和文革组织的名义，把薄一波的“一轻部是黑暗系统”的错误说法，通知下面单位，这是错误的。下面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是由各地党委领导的，为什麽把通知发下去呢？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苏联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果走到修正主义路上去了。我们敢於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让群众，让青年锻炼自己。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创举，这是因为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主席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彪同志概括为三点：一是相信毛主席；二是相信群众；三是正确对待自己。这又一次证明林彪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
    你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多少人？（答：一百八十五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要估计到一轻部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有阻力的。你们一定要注意政策和策略，多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同志。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你们一定要遵照林彪同志指示的“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於互相商量，不善於倾听不同意见，不善於摆事实讲道理，不善於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你们已划归谷牧同志领导，他领导一轻部的运动和工作，你们有问题可以找他。如果你们遇到困难，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来找我。
    我今天说的也还是个人的意见，不是指示，仅供同志参考，同样对任何人没有什麽约束力，说错了的可以批评。总之，一定要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原则即群众路线的原则。
    谈话後，富春同志又和我们一一握手。同志们请富春同志代向毛主席问好，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富春同志欣然应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先念接见工艺美术工作者时的讲话
    参加人员：全国工艺美术造反联络总站共十人（长春玉器厂、北京挑补绣厂、上海工艺美校、北京建筑雕塑厂、北京象牙厂“32111”战斗团、北京工艺美术工厂“红卫”战斗队等单位），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工艺战斗团五人，同时在座的有二轻部副部长邓杰、秦局长和先念同志的秘书及其他有关人员。〗
    先念副总理说：你们哪一方先说，是工艺战斗团先说，还是谁先说。接着，工艺战斗团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相继谈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些问题，先念同志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说：
    你们的热情造反精神，我们完全支持，他们（指工艺战斗团）也是主张改革的。你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今天暂时不能解答。工艺美术行业有多少人？（邓：工艺美术行业有二百万人，特艺有十八万人。）有多少品种？（邓：有几万种）问题相当复杂，这样大的事情我要向总理汇报。你们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两方面都是这样，这方面（指工艺战斗团）也是要改革、要创新的。牵涉到的行业很多。我提个建议：回厂以后先想一想，先改哪一部分，先停止生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出口也可以，正在生产的可以改制。我这是个意见，以后找你们再谈。不要一下子改，我把你们的意见反映给总理，那些明显的停下来。（先念同志拿起一个景泰蓝瓶问）这都是铜的？（大家说：是好铜）景泰蓝用这么多铜，我很心疼，能不能改一下？为什么要生产这些东西？（指才子佳人）要大破大立。
    这时造反联络总部说：工艺战斗团的代表的观点就是改良主义、折衷主义。工艺战斗团代表说：我们这决不是改良主义，现在有些人就认为破易立难，这是周扬的论调，双方都不要扣帽子嘛！不要伤感情（指双方），你们年轻人火气大，我喜欢你们这种敢想、敢说、敢干、敢批评的精神。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是主席讲的。你们批评有些过急了。我是十八岁参加革命的，做过很多急事、错事，也做了不少好事。现在也做了很多错事，六十了还做错事，跟不上主席思想，落后了。紧跟毛主席走，紧跟毛泽东思想，但不自觉的犯错误。你们比我们强，你们比我们高明，你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搞文化大革命，要炮打司令部，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错误，打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象十五期社论指出的，别有用心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要反对。
    先提一个方案，把方案考虑一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立刻停下来，不生产了，其它可以改革创新。上万的品种不能一下子改，这是我的一个意见。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你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国家、热爱世界革命。内外是有别，不能把产品和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这样不大合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适用全世界，亚非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非常需要，内外没有区别，反映到产品上是要有别的。
    我说的不对，可以批，可以提意见。明显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以停产，可以不出口。牵扯这么多的问题很不容易答复。这三个文件不能说是毒草，是文革起的草。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群众提出意见可以修改。十条是文革起草的，试行草案发下去，发动全国讨论，试行中哪一条不对可以修改。林副主席说，早晨有错误，晚上就改。这三个文件是我经的手，告诉同志们先有事实，后来形成概念，现在这个不一定对，发出去有这么多意见，我们认为可以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不是哪一个副总理敢批的，我们党是有民主集中制的，刚才我出去接电话，（刚才挑补绣的同志发言，总理来电话，副总理去接电话）是总理来的电话，问文件的事，我说先不要发。同志们提出这么多问题，问题很多，出乎意料。我如实地向同志们说，有人说三个文件是薄一波，胡明搞的。他的问题不是方向、路线的问题，不是这种性质的问题，头一个我不知道，后一个与他没关系。同志们警惕性很高，我们改了很多，如红卫兵，机关、工厂、农村不要搞，实际也不行，现在机关、农村也搞红卫兵，在农村红卫兵还加入民兵。我们力求把文件写得漏洞少一点，实际大部分是对的，人的认识有个过程，当时只有那点水平嘛！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固有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到实践中检验，哪部分不对，改哪部分。（当时造反联络总站要求二轻部支持）二轻部应该支持，支持他们这种热情。我认为应开个明展会，为什么要开黑展呢？你们可以把所有的产品都展出，干吗黑展呢？明展嘛！明展比黑展好得多，让群众看，让老工人看，可以让外国人看，哪些可以做就做，不可以做就不做。这个问题我不能作决定。（秦说：要来个大立毛泽东思想展览嘛！先念副总理连连点头，指一位同志说）这位同志（指工艺战斗团吴景泉）提得很有道理，很值得你们考虑，先粗一点后就提高了。
    （造反总站同志说：要留人在北京）
    第一，人要少；第二，艰苦朴素。你们要艰苦朴素，不然非垮台不可。我同意你们留几个代表。
    （有人问：到街上宣传行吗？）
    可以。
    （有人问：怎么批法？）
    一面批判，一面创新，立在其中嘛！
    （造反总站的同志问：上班批，业余批？这时邓插话：你们下班就不能批判吗？工艺战斗团说：我们下班完全能批，我们坚持生产新产品，业余批判。又有人说：可以到工厂去谈吗？）
    到工厂谈可以，要摆事实讲道理，不扣帽子，思想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这时挑补绣问：我们全绣上语录行不行？）
    它还是商品嘛，还有销路，生产很多卖不出去也是个问题。你们造了两次反，我接见你们，可老这样造反也不行，人家就骗你们，人家就溜了。
    （有人说：当权派要有明文，才能停产帝王将相。）
    明天我可以拿一个明文来，才子佳人立即停下来。我向中央汇报可能逐步改进，先改一部分，马牛羊、山水、花鸟虫兽这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生产，可以进行排队。该改的就改，改错了也没关系。
    （这时挑补绣又问：台布为什么不能全绣上毛主席语录？）
    对内的我同意，对外的我问你，外国资本家害怕毛泽东思想，你做的卖不出去就失效了，人家不要，你们可以搞点试销一下，你们的意见我赞成，可是客观上往往行不通，产品是内外有别的。
    （有人说：我们加班加点，为什么为资本家服务？）
    这样说，我认为不对，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有人说：我们要下到连队去体验生活）
    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到工农兵中去，到工厂、农村中去要有个办法，几十万人全去要有个办法。
    （有人问：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的产品不做，是停产还是积极创新？）
    要积极创新。造反有理，但要有个方法。不要胡造。要抓革命促创新，停了以后应当先生产新的，然后再逐步改进。
    （有人说：我们要到工厂体验生活）
    你本身就是工人嘛！
    凡在运动中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按中央指示认真进行平反。
    （有人说：现在我们放下才子佳人不做而主张积极动手创新，有人就认为应停产学习，现在我们争论的焦点就在这儿，你看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答复，以后再商量。
    （这时有人说：我厂已经有一部分人停产八天了）
    这没什么嘛！
    （过了一会儿工艺战斗团问：你刚才说停产八天没什么这句话，是说过去停产八天没什么，还是今后再停产八天没什么？这个问题你要不说清楚，有人传出去，说先念说的停产八天没什么，全国都停产八天怎么办？）
    这句话不能回去到处传，还有抓革命促生产嘛！
    （造反总站的同志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会歪曲首长的讲话。工艺战斗团说：这是重大问题还是说清楚了好。）
    （又有人问：××××可不可以生产？）
    可以生产，可以进行创新。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你们也一定很疲劳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以后有时间再请你们谈。
    （我们要求先念同志转告中央尽快地发下指示，这时工艺战斗团的代表说：我们委托先念同志代我们战斗团向毛主席问好。先念同志高兴地答应了，先念再次和我们握手告别，最后副总理又亲切地第三次紧握住工艺战斗团的代表吴景泉同志的手说：你谈的观点很值得考虑。）


    六、财贸系统

    商业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王磊关于对待刘孜如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
    我检查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待刘孜如同志的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的错误，另作检查。
    我在刘孜如同志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初步检查如下。
    一、错误的形成。即为什么认为刘孜如同志是个人野心家，是政治扒手？
    先从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谈起。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在领导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学生中红色造反军和筹委会两派的对立，而且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针对这种情况（财贸口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财贸领导小组提出了搞两派团结的方针，设想经过一段时间对两派分别进行说服的工作，使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这个方针是折中主义的，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在当时，我对这个错误的方针，是完全赞同的。大体上在这个时候，红色造反军这一派学生找到中监委驻商业部监察组，同监察组的同志（我当时认为主要是刘孜如同志）挂上了钩，建立了联系。这一情况，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或者是问我应当怎么办的时候向我讲的。我随即打电话问姚依林同志，对待这样的问题，监察组应当抱什么态度？姚依林同志答复说：“请你告诉曾老，就说我（姚依林同志自称）建议监察组不要插手商学院的问题。”我当即把姚依林同志的答复转告了曾传六同志。后来，曾传六同志又告诉我，当商学院学生找到监察组时，他向刘孜如同志交代了三条：
（1）要热情接待；
（2）用两耳听，不要发表意见；
（3）要招呼学生们的喝水、吃饭问题。
    此后，我又听说（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的）刘孜如同志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没有按照曾传六同志交待的三条去办，相反地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时我感到刘孜如同志那样做是不妥当的，于是我将这些情况向姚依林同志反映了，有的向先念同志也反映了。有一次，姚依林同志当面告诉曾传六同志说：“先念同志说，告诉曾老他们不要插手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以后，我看到监察组向中监委写了一个商学院运动问题的报告。因此，我对刘孜如同志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认为刘孜如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先念同志的指示和姚依林同志的意见，曾传六同志已经转告给他，而他却置之不理，也不听曾传六同志的招呼，在那里片面地支持学生中的一方的做法，是控制并指挥着监察组的同志同领导唱对台戏，是别有用心的，是想把水搅混。
    其次，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传六同志也向我反映了一些有关刘孜如同志的事情，更使我认定刘孜如同志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
    （1）监察组的一些活动，刘孜如同志不让曾传六同志参加，甚至于连学习会，也很少让他参加，有时去参加，或者问监察组的同志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也被顶回来了。
    （2）对监察组向中监委写的关于商学院运动问题报告，曾传六同志曾经对我说：“我可签字了”。我看他的样子很难过，再加上我知道曾传六同志对待商学院学生的三条方针，刘孜如同志没有执行，所以我认为签字是被迫的。后来曾传六同志也说是被迫签字的。以后曾传六同志又同我说，刘孜如同志让他问我对报告有什么意见，也加深了我的上述认识。
    （3）党组要调监察组的人（可能是平宗鲁同志）去做一项临时工作，曾传六同志两次都答应了，但是刘孜如同志两次表示不同意，因而没有调成。
    （4）就商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问题，刘孜如同志和曾传六同志一起到财贸政治部向杨树根同志作过汇报，曾传六同志讲是陪着刘孜如同志去的，当时我认为曾传六同志是不得已而去的。
    （5）曾传六同志还向我提出过，以后党组会让刘孜如同志参加，我认为这是曾传六同志觉得自己对监察组的工作已经不能领导了，不得已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答复说：需要刘孜如同志参加的会可以让他参加，但是不能做为正式制度，不能让刘孜如同志经常参加。
    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孜如同志还有一些事情，也引起我的怀疑：
    （1）中监委钱瑛同志交待监察组的运动由商业部党组领导，而我觉得刘孜如同志控制了监察组，不向党组打招呼；
    （2）刘孜如同志带头写的“假发动、真包庇”等大字报，为吴雪之所利用，觉得他们是在紧密配合；
    （3）群众选出的文革委员会，工作有缺点是可以批评的，刘孜如同志抱着不支持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却支持王田。
    由于上述这些现象，于是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刘孜如同志是在抛开曾传六同志而以监察组的名义插手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排挤了曾传六同志，夺了监察组的领导权，是别有用心，是想把水搅混，因而是个阴谋家、野心家。这些情况和看法，我也陆续向姚依林同志反映过，有的也向先念同志反映过。我也向部运动领导小组中有的同志讲过一点，对有的同志没有讲过。在一次讨论吴雪之问题（当时吴雪之已跳出来）的党组会上，研究并肯定了群众给党组同志贴的大字报，都是革命的行动，并且决定绝不能因为吴雪之跳出来被揪住以后，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更要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事情。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政策界限，应当向全体革命群众交待清楚。也就是在这次党组会议上，曾传六同志讲了一些刘孜如同志的问题，我也讲了一些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刘孜如同志是司局长以上的干部，是“司令部”范围内的成员，是“炮打”的对象，因此，也作出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应当揭发的决定，并在实际上定了刘孜如同志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是政治扒手的调子。应当说，这次党组会作出不能挫伤群众革命热情，更要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大字报表明我们的意见，在大、小会议和个别谈话中反复宣传这个政策等），贯彻了这个决定。但是，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由于我也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发了言，而且我的发言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二、产生错误的根源：
    第一、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上前一个时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一个时期执行折中主义，是反动路线的继续。我们赞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方面，刘孜如同志支持红色造反军一方，在政治上是对的（组织上也不存在问题）。而我们赞同执行折中主义，赞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刘孜如同志的问题搞错了。这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错误。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在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折中主义观点（大致同陈伯达同志指出的：“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这边，也不支持那边，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以后，才认识到我们的折中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因而也就认识到当初认为刘孜如同志控制指挥着监察组，支持商学院红反军一方，是夺了曾传六同志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错误的。这时专案组也向党组汇报了其他夺权问题的某些情节发现有出入（有的问题还在查对）。因此，我们就决定为刘孜如同志平反，并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
    第二、现在据专案组核实的情况来看，所谓刘孜如同志的夺权，在重要情节上与事实有出入，是不能成立的。而当时对曾传六同志反映监察组的一些问题和刘孜如同志活动的其他一些情况，由于自己没有作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没有经过在群众中核对事实，也没有很好地让刘孜如同志申述自己的意见，主观片面地断定刘孜如同志在监察组内的一些活动，也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一句话，是自己不相信群众，没有走群众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教导，所以必然要犯错误。
    第三、吴雪之在九月十日的党组会上跳出来并被揪住以后，自己对吴雪之的这些阴谋手段很气愤，头脑热了，不冷静了，对刘孜如同志对待曾传六同志的一些做法，也很气愤，因而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说了一些错误的话，引起与会同志也跟着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我的不冷静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第四、归根结底，是毛主席著作学习的很不好，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而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怕群众，怕革命。自己怕商学院的革命同学打破我们的所谓的正常秩序，打乱了自己头脑里的框框。对“假发动、真包庇”的大字报，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有抵触情绪。这说明是怕革命，怕造反，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
    三、错误的责任主要由我来负。
    由于我是部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由于我的错误认识，影响党组做出了揭发刘孜如问题的错误决定；在揭发吴雪之问题的扩大党组会上，由于我头脑发热，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说了一些错误的话，影响了与会同志也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形成了对刘孜如同志的围攻和斗争。专案组为了与刘孜如同志核对材料，准备批判，也对刘孜如同志进行了三天的揭发斗争。所有这些，主要责任都应当由我来负。因此，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刘孜如同志承认错误，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同时，我再一次代表党组宣布为刘孜如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四、由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同志对监察组的陈林、边维倩、平宗鲁同志和其他同志写了许多大字报，虽然我根据党组的决定几次向陈、边、平等同志说明党组认为他们没有问题，但监察组的同志们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力，有的因此还被撤销了文革代表的资格。写大字报的同志们和做出撤销文革代表决定的同志们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受了我们错误的影响，责任由我们来负。我在这里也向监察组的全体同志赔礼道歉，并建议文革委员会重新研究被撤销文革代表的同志的问题。
    这一次在刘孜如同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心情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通过这个问题，说明自己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而是相信自己，主观片面，怕群众，怕革命。这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一种反映，是自己没有学习好毛主席著作。
    我决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改造自己，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并且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
以上检查，欢迎同志们继续批评帮助。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王磊代表商业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商业部党组，对在我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检查。
    当前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政党怎样防止变为修正主义的政党？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抓住了这个重大问题，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他总结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堕落为修正主义的教训，总结了我国建国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经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场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灭资兴无、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伟大革命运动。通过这场运动，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大宣传、大普及，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的思想，这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促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前进的根本保证，这是进一步大大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在这场运动中，毛主席发现和支持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革命小将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有效地锻炼人才，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最大的备战。在这个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实行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民主，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揪出来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旧社会的坏东西，脏东西，打得落花流水。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各阶级，震动了全世界。这是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大事，是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关系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场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积极地热情地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决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十六条公布之后，广大革命群众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种反映。一条路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林彪同志在十一月三日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但是，作为领导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党组，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缺乏认识的。加上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怕”字当头，头脑里的旧框框很多，因而几个月来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不仅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抵制，相反地，在思想上不自觉地接受了它。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在运动中，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某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给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下，经过群众揭发批判和帮助，经过斗争实践，才不断有所认识，有所提高。应当说，直到现在，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还是很差的，今后还需要在实际斗争中，继续努力学习，继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力争跟上主席思想，力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力争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力争少犯错误和避免犯较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现在，根据我们目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水平，作如下的检查。
    一、关于六、七两个月的运动问题
    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头两个月，即六月份和七月份，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以及《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提出的三个“横扫”，即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的口号，来部署机关的运动的。
    六月三日，我们在党员十七级（副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本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去揭发。揭发的范围是内部外部的都可以揭。我们内部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思想都要揭出来，揭到谁是谁。首先揭党组、党员局长以上干部。”
    六月四日，我们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出：“根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立即开始大揭发，把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的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都应当允许别人揭，不准有任何压制群众革命的行为。”同时，也讲了首先揭党组。
    六月八日，我们在党员局长和各单位运动办公室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在开始揭发时，不能规定只搞哪几个人，要普遍揭，在普遍揭发中发现重点。”并对有的单位划框框，要组织群众围攻某些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六月九日，我们在党员局长会议上提出：“要念念不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六月十八日，我们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出：“为了彻底揭深揭透，党组、党委号召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一个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大揭发的新高潮。”同时再次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的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都应当允许别人揭，要上下内外一齐揭，这几句话仍然有效。”同时宣布：“对党组、党委贴大字报不算反党。我们不要有任何框框。不准有任何压制群众革命行动的行为。”
    六月二十七日，我们在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指出：“以毛主席思想为显微镜和照妖镜，以‘犁庭扫穴’的精神，继续横扫一切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
    当时，我们这样部署的指导思想，是要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通过革命的大字报这一大民主的形式，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把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发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发出来，以便下一步更好地发动群众集中力量进行批判。同时，通过革命的大字报这一大民主的形式，也把一切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揭发出来，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揭发出来，把一切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反动思想统统揭发出来，以便让群众自己来识别、来批判，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现在看来，在这两个月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重点人中，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牛鬼蛇神，把这些人揪出来是完全对的；还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使这些人受到教育，是应该的，对他们思想改造大有好处。至于给一些有一般问题的同志贴了大字报，是属于同志间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这对在思想意识上破旧立新、破私立公，也是有好处的。林彪同志说：“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
    这样讲，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没有错误了，相反地，我们的指导思想有严重的错误，而且是方向性的错误。方向性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把揭发的重点首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强调“炮打司令部”和引火烧身，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我们也提了首先要揭党组和党员局长以上干部，但是重点是不突出的。在这一段期间，虽然十个党组成员都被大字报点了名，虽然也被揭发了一些问题，但多数是工作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使得应该被当作重点来揭发的党组成员走了过场。这个方向性的错误，直到八月三日开始转入“炮打司令部”以后，才纠正了。
    我们对这一方向性错误，当时是没有认识的。七月二日，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已经提到这次运动的主要锋芒，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当时仍未引起我们注意。在六月下旬批判郑伯克的大会召开以前，我们曾考虑过专门用一段时间发动群众揭发党组和党组成员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这样做。检查我们当时的思想，最主要的是：我们错误地认为党组成员中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牛鬼蛇神，至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放在运动后期来解决也是可以的。现在检查起来，我们当时只把别人看做是革命对象，而没有首先把自己看做是革命对象，对革别人的命抓得紧，而对首先要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没有首先突出地放手发动群众来革自己的命。这种想法，说明自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自己对革自己的命的决心不大。事实上，从“炮打司令部”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看，党组和有些党组成员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揭发，对我们的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不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我们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对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而且首先是把自己当成革命对象，没有从思想上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因此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这里，我要谈一下“八·一零”行动问题。我们认为，八月十日，群众在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自发地起来给一些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人挂牌子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至于挂牌子的面宽了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受了我们指导思想上重点不突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所造成的。在六月下旬，我们提出了要注意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明显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同志，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不要随便批斗，并对他们要适时“解放”。由于我们对这个政策交待不够，督促检查工作也做得不够，虽然当时也“解放”了一部分同志，但是还有一部分应当“解放”的同志没有得到及时地“解放”。因此，这个责任不在革命群众，而在党组。
    此外，有的人被挂牌子以后，在和他核对材料的时候，还被批斗了。对于被错批斗过，而现在经过群众讨论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和学习的同志，我在这里代表党组向他们郑重地赔礼道歉。
    二、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问题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贯串着一条“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红线。但是我们党组在领导运动中总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要群众按自己的老框框、老经验、老办法办事，以至束缚了群众的手脚，这就违背了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因而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的表现在当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进入第二个揭发高潮的时候，我们却说“群众的眼睛红了，再下去，就没有政策界限了，”这句话是极其错误的。这就说明我们怕群众把问题提得高了，怕把运动搞乱了，怕不符合“政策”界限了，一句话，群众大字报的火力超过了我们头脑里的框子，就怕起来了，要群众冷下来。这种提法，虽然我们只是在一小部分领导同志中讲的，但是对进一步发动群众，起了极坏的影响。此外，在此前后；我们还在党员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例如，在研究分析问题时，我说过：有的人贴的大字报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的是有个人情绪等，我还给个别人（有局长，也有一般干部）打了“保票”，或者发表过自己倾向性的意见，这对进一步发动群众，也起了极坏的影响。
    我们所犯的错误，还表现在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接受了派工作组的做法。例如，黑龙江省委要组织一个工作组到黑龙江商学院去，由于人力不足要我们支援，我们表示同意，派了一些同志去支援他们。又如在部内，教育局和《商业工作》编辑部的领导人员的问题被揭出来以后，我们也各派了一个工作组去领导运动，办公厅和食品、糖烟酒公司的运动主要领导人不能领导运动了，我们也各派了一个局长去领导；等等。我们认为，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组织形式，而要看它执行什么方针、政策，执行什么路线。在部内我们派的工作组和局长，经过初步检查，还没有发现对这些单位的革命群众有压制的情况，没有发现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当然，究竟如何，欢迎同志们进一步揭发。但是从我们思想上来检查，我们所以派出工作组和局长去领导运动，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单位的革命群众自己能够搞好运动的信心不足，对于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信心不足。这是我们在思想上没有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具体表现。
    党组领导运动的方法，也是老一套的。我们高高在上，习惯于层层听汇报，习惯于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我们缺乏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群众求教，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的革命精神。因此，对群众的意见直接听得少，对运动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我们了解得肤浅，有时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也缺乏虚心考虑研究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运动的部署，有时脱离了群众的要求和客观实际。
    三、关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
    八月三日开始转入“炮打司令部”的阶段以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机关的运动发展情况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九月十日吴雪之在党组会议上自己跳出来被揪住了，揪得是对的。但是，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把刘孜如同志也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是极其错误的。原来揭发批判刘孜如同志的问题中，主要的是说刘孜如同志不执行上级和曾传六同志的不插手商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并且在监察组的日常工作中篡夺了曾传六同志的领导权。这个问题，我们搞错了，犯了路线错误。这个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在十月三十日与刘孜如同志当面谈话和三十一日党组向全体职工发的文件中，以后又在十一月十五日的党组扩大会议和十六日的全体职工大会上，都宣布了为刘孜如同志平反，都承认了我们的错误，都向刘孜如同志赔了礼，道了歉。我愿乘此机会再一次代表党组和我个人诚恳地、郑重地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党组原则上同意十一月十六日王磊同志“关于对待刘孜如同志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需要说明的是：刘孜如同志支持红色造反军，在政治上是对的，组织上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除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全部职工大会为刘孜如同志平反以外，我们还需要检查的是：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犯了路线错误，把刘孜如同志错误地打成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以后，虽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防止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事情，但还是给部内一些革命群众带来了一种极坏的影响，压抑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挫伤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个错误也是严重的。我们承认错误。我在这里代表党组向这些因为刘孜如同志的问题而在思想上受到压抑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并且希望这些同志进一步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积极行动起来，彻底批判我们的错误，彻底肃清由于我们所犯的错误而造成的一切不良影响。
    四、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由于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缺乏认识，对于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也缺乏认识，因而在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和《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表现出行动迟缓。我们没有立即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地认真地结合我部运动向群众作检查，没有迅速地同群众在一起，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准备批判吴雪之，同志们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党组同志对我们自己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从思想上来检查是不自觉的。并不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清楚了，自觉地执行；并不是对毛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认识清楚了，有意地抵制。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因而有时就不自觉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使我们受到一些教育，但是仍然没有真正觉悟。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的认识才有所提高。加上革命群众对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肃清它的影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党组在运动的领导上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由于上面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因而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还是很大的。毛主席的无比崇高的威望，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的正确路线是在那里起作用的。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运动中，揪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牛鬼蛇神；使得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包括我们党组成员在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革命群众本身通过互相批评，互相帮助，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林彪同志指出：“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我们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做得很差。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
    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学习不够，领会很差，跟得不紧，贯彻不力。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地学习十六条，因而对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没有认真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没有认真地按照十六条办事，以致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不然深刻地认识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自觉地捍卫和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中的最主要的一条。
    我们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敢”字当头，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对于群众，缺乏“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精神，没有深入于群众之中，而是高居于群众之上，习惯于发号施令，总以为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敢于放手让群众发挥智慧和力量，发挥首创精神。正因为我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群众，敢于发动群众，敢于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怕群众、脱离群众，所以我们在领导运动中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所以犯错误，所以“怕”字当头，是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我们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我们确实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我们的头脑里旧思想、旧习惯、旧框框很多，而且对这些旧的东西习以为常，不以为非。而对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思想上常常不自觉地有些抵触。加上多年来的和平环境，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是“官、暮、骄、娇”，四气具备，必然是怕群众，怕革命，怕打乱所谓的正常秩序，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怕丢掉乌纱帽，怕丢掉“尊严”，等等。一句话，还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由于这种精神状态，所以在领导群众运动中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
    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作了以上这些检查。我们诚恳地欢迎我部革命群众和商学院革命师生对于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一步揭发批判。并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胜利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们深信，对于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并且彻底肃清它的影响，必将大大推动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新的伟大的贡献。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更加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了，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全社会都动起来了，亿万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空前提高，正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人们的思想，改造社会。我们开展的这场伟大革命运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运动，我们正在开辟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要走的道路。我们有充分信心和决心，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粮食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李先念在粮食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17日晚七时半，李先念同志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粮食部24位同志就文化大革命运动举行了座谈。并在这个会上讲了话。现将他的讲话整理如下。〗
    你们都讲完了？如果都讲完了，现在我来说几点：
    一、你们谈到你们部关于“三个横扫，一齐扫”是否方向路线性错误有争论。什么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十六条第九条讲的不是很清楚了吗！就是“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就是很多工作组进去以后，群众给他们贴大字报，就说反对工作组领导，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围攻，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即使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就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团中央胡耀邦还是称同志嘛！没有三个横扫，一些牛鬼蛇神是揪不出来的。你们粮食部是否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组织了反击？是否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大家说：没有！）不能讲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我看你们粮食部的方向是对的。一些青年人，他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他们革命热情是好的。要保护他们的热情，要用十六条第七条向他们讲清楚，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你们反映对炮打司令部有强烈的愿望，但炮打不动了，这说明党组没大问题了。当然以后有还要打。对前段运动应有个看法，我看成绩不小，应该肯定成绩，当然也有缺点错误，要一分为二。究竟运动有哪些成绩，要由党组、筹委会、群众来议一议，估价一下。要提倡大家来总结，总结几条，有意见要讲，有不同看法现在可以敞开讲了。
    首先一条，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真正懂得了阶级斗争，真正地读了毛主席的一些书，大大地提高了觉悟。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
    第二，搞出了一批不好的人，有属于第三类的，三类也是不好的。也确有一批四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第三，对于领导同志，每人都受到一次很大的教育。即便是好的、比较好的领导同志也受到不小的教育。我本人也受了不少教育。这对今后的领导工作也更全面了，缺点三个横扫一齐扫，中间有一个短时期内，突出两个锋芒不够，面放宽了一些，大了一些，这是个缺点，但决不是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与学校的情况不同。三个横扫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负责，不能由党组负责。
    有人不是说在炮打期间党组不敢大胆领导吗？甚至提出“文革委员会是否要党组领导大家讨论”。这是我和富春同志商量提出的。这个想法在当时，主要是打破框框，实际上大多数单位都是党组领导，现在我们就要明确规定要党组领导。  二、这个革命是个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当统帅发动起来的，一次伟大的革命。
    中间六七月间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学校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制定了十六条，把方向路线错误纠正了。运动在全国获得了很大成绩，粮食部也是如此。这次运动意义很大，真正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深处，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我们这些天也没睡好过。靠老本吃饭不行了，逼着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长时间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地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廿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辫子也剪了，等等，有些过了些，这也是难免的。我们过去也是这样，1926年我们也到农村剪过人家的头发，人家反对，我们还和她打架，革命嘛，就要乱一下，就要有一股子劲。当时戴帽、挂牌，有的人看不惯，但也不能说，谁说恐怕也给他戴上。现在好了，总结了经验。不要光看到这点，首先要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收获，意义是伟大的。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敢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敢于发动亿万人民向自己的干部开火，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死得早。斯大林三十几年也未搞。因此，产生了修正主义。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敢把文化革命作为一个专题来搞。只有我们毛主席作为一个专题，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来搞。这是伟大的创举，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
    几千年来，资产阶级思想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反映到我们党内，反映到我们同志思想上来，包括一些比较好的同志。不用这样的冲击力是冲不垮的。这对好的同志也是一个大的教育，对一小撮向题严重的人是一个打击。我们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正像林彪同志所讲的，没有一个大的战役轰轰烈烈地冲一下是不行的。你说他不听，牛鬼蛇神不会听，资产阶级不会听，问题严重的人也听不过去。不用这样大的运动冲一下，资产阶级思想照样在自己脑子里作怪。当前运动正在一天天深入，意义是根深远的，不是今天可以完全看出来的。至于某些地方、工厂、单位影响一点生产也不要怕，也不要惊慌失措，觉悟提高了，干劲鼓起来了，精神就变成物质。目前形势非常之好，这是一个伟大创举，这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们不懂得，不理解，吃不透。
    三、炮打司令部问题
    有的讲炮打句令部，司令部的人为什么老不写大字报？林彪同志不是讲清楚了吗！究竟我们要打什么样的司令部？是打革命的司令部呢？还是打修正主义的司令部呢？我们要打的是修正主义的司令部。如果各级司令部都要打，是不是都当成修正主义打？！
    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手领导的党。我们的党已经四十五年了。经过几十年的斗争，经过无数次的斗争考验，反“左”反右，大革命时代，我们有五万党员，被杀了三分之一，消极逃跑三分之一，余下三分之一，搞秋收起义，上山打游击，上了井冈山。后来发展到三十万红军，经过五次“围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只剩下三万。错误路线不断地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李立三“左”倾路线，张国焘叛党，王明又“左”又右等。遵义会议确立了主席正确领导。当时还有人不服气。经过整风、七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实践的考验，证明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现在一打各级党委，各级领导都成了黑帮，那么，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不就落空了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允许这样想。开始这话不能讲，你讲他就要揪你。现在讲是时候了，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学生对省委，市委一围就是几天，不出来就揪人。你们那也有人说盖子没揭开，打成牛鬼蛇神就过瘾了。他们革命热情是可嘉的，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粮食部的运动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即使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主观上是听毛主席的话，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生怕有人捣毛主席的蛋。陈国栋不是牛鬼蛇神。陈国栋要是牛鬼蛇神的话，光是你们这些青年也揪不出来，还得我们司局长以上的干部和你们一起来揪才行。你们想法是好的，要告诉那些同志们，千万不能批评他们，我们要保护他们的热情。青年学生革命热情是可爱的，做法上有点过分。对于不同意见的同志，在保护革命热情的前提下，要给他们解释，使他们自己接受经验教训。当然，的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如彭、罗、陆、杨等。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只是一小撮。没有这个现象是奇怪的。商业部有吴雪之。他就是对党不满，趁着群众运动的高潮，伸出黑手想捞一把，组织地下司令部，想把姚依林打成牛鬼蛇神，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平时他不讲不学毛泽东思想。现在他大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其实是政治扒手。群众把他黑手抓住了。现在看来，确有几个部，几个副部长有问题。看来，他们也不一定是牛鬼蛇神，也不过是一二三。其他是三类的，但也要经过斗争，否则他们不服气，转不过来。这一小部分人，并不是每个部都有，总是少数。外贸部就没有。粮食部里，部长一级也没搞出来嘛。有少数并不奇怪，不然，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就不灵了。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抛掉一切私心杂念，把群众运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炮打司令部问题，看来你们已经解决了，但不是不要打了，以后还要打，问题是怎么个打法。如批判、斗争、改，都会联系到司令部的问题，可能把问题搞得更深入了。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至于党组成员写不写大字报，红卫兵下了通牒，限24小时贴出大字报。我和他们讲过：“你们有就写，没有就不写。”党组成员既是群众的一员，但又是当权派，不同于一般群众，还有党内党外的问题。有的问题应是党内解决的，拿出去就要犯原则错误，他们懂得这个规矩，不能违反。真是敌我矛盾，那就不能管它。没定以前不好办，他写大字报就要慎重考虑，不然的话，说我打击报复，说我伸手，怎么办？他们要考虑到后果如何，这是党的原则。我在半个月前就讲过，叫党组书记讲清楚：一是你们有权叫我写大字报，二是你们不能逼我写大字报。我说的这些话，他们没敢向群众传达，怕别人说“有企图”，“搞阴谋”。各部不是逼了一下吗？他们是出于革命热情。你们说我是死顽固也好，不革命也好，不写不能杀我。群众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方法有问题，千万不能去批评他们。青年学生更是厉害，他说错了就没事，你说错了就抓住不放。当然这样也好，督促我们不要胡说八道。
    四、对干部的看法
    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五条。林总讲话的三条（在十一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在九评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的第一条。
    （1）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还是反对高举，还是举得不够。不管你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就看你举得高不高，还是反对高举。
    （2）突出不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还是与政治工作捣乱。突出的不够是个问题，但不能捣乱。
    （3）有干劲还是没有干劲，还是干劲不够。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不高与反对高举不同。突出政治突出得不够与捣乱不同。反对要罢官，捣乱要罢官，完全没有干劲也要罢官。现在有这么一批人就是性急，得罪了不少人，毛泽东思想红旗也举，但举得不高，拼命地干，但就是不讲方法，运动一来大字报很多，过不了关。我看这些人是党的好同志。一是他高举，二是有干劲。就是性急嘛！
    这是贯彻阶级路线的，这跟彭真不同。彭真的“重在表现”抽掉了阶级内容，重在表现是假的。党内有些同志有干劲，脱离群众，我们既要批评他，要扒他的一批大字报，又要保护他，这是党内的好同志。当然，最好的干部是又高举又突出政治，又有干劲，又能团结绝大多数。有劲丝毫不考虑方法蛮干的人，我们要给他贴大字报，让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叫他痛哭流涕，这是保护他，不然他们脱离群众的毛病就改不过来。我们也是这样，我是吃过这方面亏的。我在军队里也打过人，骂过人，浑身上下都是刺，一搞民主就过不了关。让他骂够，有错为什么不让人家骂呢？挨骂以后改了一些。党内就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脱离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些乱闯的人，就是要甩他一屁股大字报。另外一批人，好人主义，对人和和气气，不得罪人，不做事，小病大养，整天打太极拳（这不是反对打太极拳），他也不做事。对这种人，运动来了，也找不到他什么问题，大字报很少。这种人没有干劲，这种人用不用？我看不用。这种人既不刺张三，也不刺李四，就是不干事。干革命就是干事，不干事这种人要罢官，不能提倡好人主义。还有一种人，暮气沉沉，这种人不能担任重要工作，如果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罢官。还有一种人，平时不上班，一年四季不做工作，一到运动来了就来劲了，贴别人的大字报很积极，提的也很高。这种人想乘机捞一把，运动过后就烟消云散，劲也没有了，这种人动机不纯。
    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如果反对就要罢官。突出政治还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的就罢官。有干劲还是完全没有干劲，完全没有干劲再好也得罢官。有干劲态度不好，要贴大字报，让他睡不着觉。革命是干事的，不是好玩的，革命是破釜沉舟，要干劲要过硬的，不能有私心杂念。
    五、粮食部的运动是健康的
    有些青年人有不同看法是允许的，他们把问题提得高高的，一切都上纲，这种热情是好的，要保护他们，不要欺负，要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外贸学院有人说，除了毛主席的话，谁的也不听。青年人嘛，要引导他们，经过运动受到教育。这次运动很好，要出一批人，要他们接班。要接班，首先要接毛泽东思想的班，不是接位置的班。这次普遍学习一次毛主席著作。有的打骂人不讲道理，我们要顶住。要他们骂，挨骂也是一项政策，等他骂够了就行了，有错误为什么不让人家骂呢？党组一年到头冲人家，人家批评几个月还不行！批评以后还照常下命令。
    粮食部的下段运动怎么办？先在粮食部试一试点，把问题梳一梳辫子。有的要批判一下，有的问题要辩论一下，如三个横扫，五条原则，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
    （五条原则是：1．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揭发，对什么人都可以揭发；2．上下一齐扫；3．党内外一齐扫；4．对党组成员、党委委员、支部委员、司局长、处长贴大字报不是反党行为，如果有人违反这条，要受到党纪国法处理；5．凡是阻碍运动发展的，轻则批评，重则撤销工作。）
    运动的领导是一类、二类还是三类？朱竟之是大会辩还是小会辩好？要研究一下。炮打不出来了，不能没有炮弹还打，这种事不能随便造谣。党组要好好讨论一下。
    文革委员会要由党组领导，你们同意吗？（大家都同意）。陈国栋同志是黑帮可以揭发嘛！有错误就得检讨。有的问题党组不解释风格不高，怕说是阴谋。如果四十天以前讲就是阴谋，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要到处抓黑帮，这个市委是黑帮，那个市委也是黑帮，就得把问题讲清楚。林总这次讲话，一个月前不好讲，现在就要讲。今后党组要大胆领导，挺身而出，敢于大胆交待政策。
    六、几个具体问题
    机关红卫兵是否搞指挥部？可以向中央反映一下。是否搞那么多指挥部呢？现在已有四个了。有人说我在商业部讲过一次活，检查了三个横扫、五个原则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没有讲过，不信可以向商业部群众问嘛！六月份我在商业部看过一次大字报，我在商学院讲过一次话。商学院来了一批人，我去了被围了几个小时。商学院组织大围攻，围攻了一百多人，七个人打成反党分子（没作反党结论），还抓了人。学生斗学生还打伤了人。以后了解七个人被打伤、挤伤。这还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吗？这与你们粮食部情况不同。商业部抓了个黑手，你们可以到商业部串连嘛！他是黑手，你们都是白手，何必去学呢？
    你们回去后，要解释党的政策。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如果都是牛鬼蛇神，怎么伟大正确呀！三座大山怎么能推倒呢？但的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不是每个司令部都有，要解释完整。青年人的热情很高，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能批评他们，要保护他们。
    炮打问题，可以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解释。打司令部不能分黑红，只能打了才能知道，打了再分。是黑手抓出来，批一下也好。干劲不够的经过批评就会好些，不能完全没有干劲。
    不平衡问题，我讲过部之间不平衡，司局之间有的好些，有的慢些，运动都平衡是不可能的。党组要向群众交待政策，一个一个交待，你不讲不知道瓶子里装的什么药。党组什么时候交待，什么时候检查总结，要看一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陈国栋代表粮食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同志们：
    我代表党组向大家作检讨。检讨党组在领导我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广阔的，极其深刻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威力之强，来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全世界。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场革命，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的大革命。通过这场革命，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的思想，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促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前进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大大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望远镜和显微镜，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拨开迷雾，洞察一切，在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上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搞臭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革命的洪流，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在政治战线上打了大胜仗。这场革命，发动了亿万群众，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新思想，灭资兴无，破私立公，革命风气迅速地普及全国，整个的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精神战线上打了大胜仗，从而激发了人的自觉能动性，也就保证了物质战线上打更大的胜仗。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广大工人、农民、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劳动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革命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跃进的局面。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两条路线斗争，是关系这次文化大革命成败的重大关键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切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都遭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揭露和批判。
    在这场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部里的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揭发批判党组在领导运动中的错误。这是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行动。
    我们党组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前一段时间内，缺乏认识，行动迟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下，经过大家揭发批判和帮助，才不断有所认识，有所提高。我们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下面就是我们党组的检查。
    一、我们党组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在领导我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错误表现在八月以前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明确运动的重点。十六条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揭露和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党组在八月以前：从指导思想到具体部署，都没有明确这个重点。当时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就是说，不管是领导干部，或者一般干部和职工，不管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都要把它揭发出来，批倒斗臭。我们没有明确地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集中火力，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火烧党组。没有首先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上的错误更有了发展，集中表现在“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的前三条上。现在检查，当时提出“三个横扫”是没有错的，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斗倒、斗臭、摧毁的东西。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揭发，对什么人都可以揭发”，“上下一齐扫”，“党内外一起扫”，而没有重点。毛主席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而我们提出不管什么人、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不分青红皂白，就不能够做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除了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五条”外，党组在司局长会议上还讲过，启发诱导知情人揭发问题，做到揭深揭透。在大字报揭的面已经比较宽的情况下，党组还错误的提出“犁庭扫穴”，“搜索战场，寻找死角”，怕把牛鬼蛇神漏掉。
我们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错误的认为牛鬼蛇神脸上没有贴字，要识别牛鬼蛇神，只有把口子放宽一些，通过大量的揭发，才能把牛鬼蛇神扫出来。所以我们主观上还认为“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是可以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可以进一步深入揭发牛鬼蛇神的。而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不是牛鬼蛇神，对自己思想作风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严重性又缺乏认识，因而没有首先引火烧身，炮打党组。
    另外，我们对“三个横扫”中的第三扫的内容认识糊涂，错误的认为是两类矛盾交织。因而认为，有严重个人主义的人，在运动中烧一烧也是可以的。
    由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的错误，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这样做，虽然也揭出了一些牛鬼蛇神和有严重错误的人。但对司局长以上干部的问题，特别是对党组的问题，除了已经揭发出来的重点人外，则揭得不深不透。特别是对个别问题多，错误性质严重的人，当时还没有揭发出来，直到炮打司令部才揭出来。
    第二、在群众中形成了互相揭发的局面。群众用大字报揭发思想作风问题的面宽了。甚至揭了一些生活细节问题，少数人还被揭了一些政治历史问题，以及男女关系问题。许多单位揭发面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尤其是对一般思想作风问题也上了大字报专栏，这些专栏，有的加了前言后语，有些一般性问题提的过高，用词不当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少同志中间产生了紧张心情，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情，挫伤了一些同志的革命积极性。这样，他们就不能集中精力考虑和揭发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党组的问题。
    这样在实际上整了一部分群众，对他们起了压制的作用。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我们没有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一部分群众，因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发生以上情况，群众是出于革命热情，贴大字报是毫无责任的，而是党组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所造成的。我代表党组向大家承认错误。我们相信被贴大字报的同志是一定能够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的。我们恳切希望大家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一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搞好。
    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自己指导思想和实际做法上的错误及其后果不但没有认识，反而错误地认为当时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
    我们的错误还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我们从过去搞运动的老框框出发，就有派工作组去加强学校运动领导的想法和打算。后来学校所在地的省、市委先后向我们提出派工作组的要求，这正适合我们的想法。在六月中旬党组向郑州粮食学院派出五个同志，南京粮食学校派出三个同志，在当地省市委领导下，参加这二个院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领导和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院、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我们把科研院所属五个所的同志调来北京参加运动，当时的想法是：这五个所是新成立的，怕他们自己搞运动搞不好，同时也想到五个所中有一部分同志是从科研院调去的，对院里情况比较熟悉，他们来北京，对搞好科研院的运动会有帮助。当时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而且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很不利的。是违反十六条精神的。
    在部内，我们抽调了一些同志参加办公厅、科研院担任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和工作，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都是我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包办代替的具体表现。
    二、八月中旬，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部群众出于革命热情，对已经揭发出来的重点人，挂牌、戴帽、监督劳动，这是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的表现。在群众革命的大风暴中，我们党组对于群众的这种行动，思想上缺乏准备，感到这是一个新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思想上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感到这些重点人的性质尚未确定，这样的搞法是有问题的。另外又看到外面许多单位也都这样做了，感到需要坚决支持群众的这一行动。究竟要不要搞挂牌、戴帽、监督劳动，心情是很矛盾的。现在检查起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和责任的。（一）首先是由于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运动的重点不明确，三个横扫期间横扫的面宽了。因此，影响到在挂牌、戴帽、监督劳动的面也就宽了。（二）特别是由于党组的“怕”字当头。不敢挺身而出讲明情况和群众一起讨论政策、贯彻政策。因此，党组的同志和各司局的同志，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了一些工作，但都不够有力。如果当时我们敢于挺身而出，工作做好一些，挂牌、戴帽、监督劳动的人也可能少一些。
    我们的错误和责任还在于挂牌、戴帽、监督劳动以后，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一直没有认真的研究和采取措施，因此，有些单位又发生了第二次武斗的现象。
    发生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群众，责任在党组。特别是在以后一个时期内，我们虽然也几次提出过对重点人的错误，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由于抓得不紧，没有和群众一起进一步讨论和贯彻政策，所以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但是我们党组在领导前一段运动中却往往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满足于自己的老经验，老一套，总想让群众按自己的老框框、老办法办事。表面看来是“稳”，实际上是怕，怕革命，怕群众。这就违背了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教导，因而必然要犯严重错误。
    我们总想把运动机械的划分阶段。按部就班，四平八稳，总想把运动拉入到自己所设想的轨道。这样就束缚了群众的思想，不能做到充分放手的发动群众，总怕群众把运动搞乱了，怕搞不好犯错误。
    这种怕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整个运动的部署上，而且在具体作法上也要搞一些框框，怕乱，怕搞不好，比如斗朱竟之的问题，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斗争，而是按过去搞运动的老框框，先搞小会斗争，核实材料，并打算组织各司局写发言稿做好准备再开大会，而不是放手让群众进行批判斗争。
    党组领导运动的方法，也是老一套。我们高高在上，习惯于层层听汇报，习惯于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我们缺乏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群众请教，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的革命精神。因此，对群众的意见直接听很少，对运动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我们了解很肤浅，有时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也缺乏虚心考虑研究的精神。比如在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之后，就有些同志向我们提出了批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而我们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认为他们所讲的问题是同我们自认为运动“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的情况不符合，自认为正确，而对他们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对运动中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和要求，我们也答复处理的不及时。
    四、八月二日，我们虽然提出了引火烧身，火烧领导，炮打司令部，对运动的重点和方向已经明确。但由于没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因而一部分同志在前一阶段精神上所受到的压抑，思想上没有得到彻底解放。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首创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再加上我们对炮打司令部领导不力，因此运动搞的声势不大。在炮打期间，我们只开过一次群众大会进行动员，虽然在十七级以上、科处长、司局长干部会上做过几次动员，但是没有向全体群众进行反复深入的动员。对李先念同志关于炮打司令部的五条指示，我们没有郑重其事的开大会向全体同志传达，而是开小会层层传达。在炮打期间，我们党组的同志没有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听取大家的批评，敢于引火烧身，发动群众革自己的命，而是被动的让群众去揭。这和前一段三个横扫时期内，党组领导运动抓的比较紧，相比之下，就说明了我们对革别人的命抓得很紧，对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
    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很不理解的状态。早在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红旗第十一期的社论，就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特别十月初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明确的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学习很差，领会很差，仍不理解这一问题。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才开始有所认识。但是对党组在前一段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一方面逐步感到我们在领导前段运动中确有错误，但对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觉悟很慢。当时的思想主要扭在十六条的第七条上，认为在我们部里没有发生因为给党组和党组成员贴大字报而组织反击，还没有提出反对党组和党组成员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因而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很差。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有深入群众，关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群众的真情实感，以及我们的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了解很少。这样自然不会认真有力地组织群众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一般的号召大家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的检查党组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这再一次说明了我们对这次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触及自己的灵魂，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认识很差。同志们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打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我们党组同志决心，同同志们一道，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由于我们过去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没有及时的进行检查，也会使有些同志的思想认识受到影响，责任在于党组。希望这些同志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上的社论，进行充分的酝酿讨论，肯定自己正确意见，改正自己错误意见使认识得到提高，逐步取得统一，达到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上面检查的这些错误，责任在党组，就党组来说，我要负主要责任。
    同志们，尽管党组领导运动很不得力，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由于上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头有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因此，我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有成绩的。在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运动中，揭发出了一些重点人。其中：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牛鬼蛇神，把他们揪出来是完全对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使这些人受到教育也是应该的。同志们对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对党组成员，揭发出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有一些问题是严重的，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我们的错误就可以减轻了，相反地，如上面检查的，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革命群众。如果我们不犯错误，运动的成绩，就会比现在更大。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林彪同志指出：“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我们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做得很差，这是我们在运动中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学的不好，吃的不透，跟得不紧，贯彻不力。我们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思想，领会很差。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和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方面的阶级斗争的关系，根本不理解。在运动中，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因而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犯了严重错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公布之后，我们虽然也进行了学习，仍然学得不好，领会很差，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理解。对于我们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在前一段时间内，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因而，不能自觉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犯错误而又不能及时改正最根本的一条原因。
    我们没有认真地执行毛主席历来指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先作群众的学生，后作群众的先生。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忘记了毛主席这些教导，对于群众缺乏“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没有深入群众之中，而是高居于群众之上，总是以为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从中吸取教益，因而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上面讲过，在六月二十日，我们一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以后，不久就有的同志提出批评，以后也有些同志提出批评，而我们错误地以为运动是“健康的”、“正常的”，对这种批评听不进去，使错误继续下去。在提出两条路线斗争以后，我们认为部内没有发生象十六条中第七条所讲的那样严重的错误。当我们听到群众批评“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就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也阻碍了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也说明我们的思想觉悟是很低的。
    我们所以犯错误，归根结底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问题。在我们头脑中，剥削阶级的“四旧”不少，确实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我们常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究竟不理解的是什么呢？现在认识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领导干部，是一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党组的状况如何？必须经过群众充分揭露、批判、审查，经过运动的考验，才能判断。我们这些人，十七年的和平环境，长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这些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革命的自觉性差，虽然有所触动，但触动不多，触动不深。这些污的东西。本来应当在这次群众运动的烈火中，自觉地烧一下，很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但由于我们缺乏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没有把自己首先当作革命的对象。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对革别人的命则很积极，抓得很紧。这样，不但不能很好改造自己，而且不自觉地站到同群众对立的方面去了，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犯了错误，是坏事，我们决心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地来批判自己，并且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我们坚决遵照林彪同志的教导，坚决相信毛主席，坚决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以“老三篇”作为座右铭，痛下决心，狠下功夫，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跟上主席的思想，以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晚节。
    我今天代表党组所做的初步检查，诚恳地欢迎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同大家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十六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等在中央财贸各单位代表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卅分，在国务院紫光阁接见中央财贸各部、行，社及直属院校造反派全权代表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马定邦、吴波以及王磊等各部负责同志。晚七点零五分到八点，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继续接见所上各单位造反派代表九百余人。大会开始后，姚依林、马定邦、吴波、王磊及财贸各部负责同志进入会场。参加大会的有：商业部红色造反团代表、财政部造反派代表、合作总社造反派代表、外贸部造反派代表、粮食部造反派代表、总行造反派代表、《前进报》社造反派代表、工商管理局少数派代表、财经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商学院、外贸学院“东方红”公社、粮食科学研究院“红旗”造反团。
    李富春：
    总理去打电话，马上来。
    （群众呼口号：彻底批判财贸系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掉李先念的臭架子！李先念必须老实交代！李先念必须回财贸系统作检查！……）
    好！各位同志，我先说几句。
    （周总理入场，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第一、支持财贸系统各部门、各院校的造反精神，可见十几年来我们当官做老爷，有许多四旧需要扫掉，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同志们来批判。你们对本单位部院党委不满，你们是有理由的。今天是个造反大会，我的话讲到这里，因为总理来了，请总理讲话。
    周总理：
    刚才富春同志讲得很好，我同意富春同志的意见，我和富春同志都很忙，没有时间，财贸系统事情我们没有管，先念同志管，他又出国，还有许多业务要管。我对其它各个口都管了，例如外事、工交、文教、科研、国防、科学院……。对财贸没管，跟你们接触了，问题确实不少。所以，我支持你们八个部门造反派的精神，支持你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批判。（热烈鼓掌）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和全国正蓬蓬勃勃发展，形势大好，但顺流而下总会有一股逆流，有些暗礁，是不可避免的。
    （下面，总理讲到北京目前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有一种反动言论，侮辱林彪同志，反对中央文革领导，乃至反革命行动，总理说应该给以打击）
    财贸学院保守的组织中也查到有个别的反动活动，这是你们的势力，我们高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事情今后还会有，我们要讲究政策策略，这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习语录，还要学毛主席著作，上要请教主席，下要请教群众。你们是有群众的，当然有阻力罗！阻力除了来自于一小部分敌我矛盾，也有来自人民内部的，来自于领导，来自于旧势力，来自群众之间的认识。所以要彻底批判，彻底揭露批判领导人的错误，在一段时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群众受教育，使领导在大民主中经得起考验，而不至于在大风浪中倒下去淹死。
我们同财贸系统造反派协商开一个财贸系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愿意去参加，（热烈鼓掌）我替你们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去参加。（热烈鼓掌）但只限于这个问题，不能出新题目，时间要协商，这个月内还有七、八天，如果不商量好，我们要失约。
    你们要向群众学习，你们造反派本身有广大群众，还有非造反派，都要学习，彼此学习。我们首先要向你们学习。今天开了个头，就是三个多小时（指上面一个座谈会），问题是不简单的，我们向你们学习然后才能回答你们的问题，才能积累经验提高政治水平、思想水平，不然，就是不负责任嘛。我们向你们学习，你们也要向群众学习，上面学习党的文件政策、报纸社论。
    （下面总理谈到了学校方面的一些情况，接着总理又说）……
    都是革命组织，但有左、中、右，有造反派、有保守派，有先进、有落后，有偏左、有偏右。青年的思想是流动的，朝气勃勃，难免不犯错误。
    对保守派怎样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然后才能团结他们，造反派要锻炼成左派，要提高自己，把自己的主张──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张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张。当争取了大多数以后，又有新问题出现，又成了少数，这时又要站在前面，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样不断的反复。坚定的左派就是要在不断的反复中经受住考验。不断革命，又有阶段。你们这些造反派应该勉励自己，教育、争取多数，掌握政策，方法上要注意研究，有时要等待，有时要推动，有时要冲击。毛主席的认识论就是这样的嘛！
    财经学院、财贸部门造反派已经是多数，但要防止骄傲，要不断提高。其它部门尚属于少数，要争取多数，要不断地做艰苦工作，会成为多数的，这是大势所趋。当然我们还要支持你们，我们要因势利导地帮助你们。革命造反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你们少数会变成多数，做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左派。另一部分保守派和尚未参加造反派的观望者，……（未记下）
    今天谈了三个多小时只是个开端。今天晚上我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派一个专门联络员和你们联系，现在我先请胡立教同志、童小鹏同志做你们的联络员。胡立教他年纪轻一些，好些，（马上有人起立说：我们银行不同意！又有一部分群众随之也说不同意，不同意！另有一人起立讲：胡立教有错误言论！）有些错误言论就不能做联络员？这怎么行呢？难道要我做联络员？（热烈鼓掌）我每天讲话也可能有错，不能百分之百都正确，有百分之五、六十我就满意了。（热烈鼓掌）胡立教可以试一试嘛，不行再改。（有人起立讲：胡立教从运动以来，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顽固坚持，他不但不支持我们造反，还反对我们。另一人讲：我们有材料！）你们有材料可以交上来嘛！（童小鹏从座位上站起立拿出手中的材料说：材料在这儿。下边又有人说：把材料亲自交给周总理）说老实话，材料很多，我不能一下子都看完，还是开座谈会，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我支持左派，支持造反派，我还是个总理，我还得教育、帮助保守派，和他们不能不谈呀。所以要和大家见面，我答应你们开个大会交谈。好，我的话完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接着总理说：下面由李先念同志讲话。
    李先念刚站起来，下面纷纷喊口号：
    彻底肃清李先念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李先念必须老实交待！
    火烧贸易党委，火烧李先念！
    李先念必须回财院作检查！
    李先念必须回财政部作检查！
    李先念必须回商业部作检查！
    李先念必须回外贸部作检查！
    这时总理站起来说：你们再喊口号，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要允许他承认错误，让他说话。（群众顿时安静下来）
    李先念：
    我首先向大家承认错误，昨天没有接见你们，不管客观原因如何，昨天又搬家，早晨九点有宴会，后来阿尔巴尼亚访华代表团问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多谈一下，时间较长。原定三点半，后来改为晚上八点半接见你们，我的错误是没有向大家讲清楚。
    （总理插话：好嘛，你的错误招来今天这么个大会！）
    昨天让同志们受累了，天寒地冻的，我内心感到很痛心，很不安，这是句良心话。我九点才回来，听说你们要见总理，这是很对的，昨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再向你们道歉，你们受苦了。
    第二点，在这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首先表示态度，我犯了错误，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部要求我们检查是合理的、应该的，欢迎同志们揭发。对同志们的揭发，我抱欢迎态度，希望同志们揭。在六、七月，就是在八、九月份，老实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脑子中仍然继续起作用。对两派──革命的左派、革命的保守派，看不清。同志们问我，多数派、少数派，谁是左派？我说都是革命派。所以，你们说我合稀泥，我接受，我是从阿尔巴尼亚回来，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后才比较认识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错了的，为什么不该怀疑呢？不该批评呢？
    十几年来，站在上面做官当老爷，没有向你们学习，我们脑子中有了一条，批评有点听不进去，表扬的听得进去。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外贸学院说，现在我们要管一管李先念。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过去我是管你们。仔细一想，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才能紧跟毛主席。所以，这件事用处很大，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坚决支持左派。当然，你们可能不相信，还得看行动，你们现在已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你们。要下定决心，和各单位的革命左派座谈，交换意见，向你们学习。总之，支持左派，支持革命左派，支持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希望各部领导同志也要如此，我说了不少错话，灵魂深处有这些东西，怎能不说错话呢？我今天先简单地讲几句，表示这样一个态度。
    （接着先念同志谈了关于财政部“八·一八”红色游击队的四张反动大字报问题，“主要是反对中央文革领导”以及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教训，要突出政治，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最后，李先念同志又说）
    要开个几千人大会，我们商量一下，主要是会场问题。我简单表示一下意见，完了。
    周总理：
    今天开的会只能这样短，因为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你们提了几个问题，我说明，任何领导同志都要在群众中过关，你们很有权利批评，从我起，每个领导都要接受群众的批评。例如刚才同志们很勇敢，把胡立教同志的问题提出来了。我问，银行为什么没有造反派？说明银行工作肯定有问题，有些事情不经过反复是不能正确认识的，现在决定，我们要在财贸系统开座谈会，十二个单位，希望你们回去把材料收集好，准备发言。但发言不要太长，使国务院领导、中央领导几个同志知道个概况。同意先念同志所讲的，过去没有认真地到群众中去接触你们，要求他到财政部、商业部、外贸部、学院……去检查这很好罗！三件事：1、开座谈会，大小会结合；2、接触群众；3、大批判。（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先念同志如此，各部司局长更是要去。把十七年以来的官架子打下去，看他们能否经得起考验，（不看官帽子的高低，而要看实际行动）看他们是真支持革命左派还是合稀泥。
    我一天接见四、五个省的学生，先念和部长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像开你们这样的财贸系统的大会，一起开这样的大会这还是第一次。据我了解，其它各个战线都未开过，有些都是分开来开的，你们还是优先的，（例如工交系统，军事院校……）这也是你们“逼”出来的，点了我的名。昨天你们不“逼”我，我今天还能见你们？不过，“逼”了我，我不反对，我是欢迎的。
    但有一点，你们要讲秩序，（指呼口号）那边是中南海，是主席办公的地方。前次我接见了好些红卫兵，开了几次大会，要他们不要喊口号，怕惊动了主席。
刚才叫你们不喊口号，你们又可能有意见，不满意，（指李先念站起来讲话时，群众呼口号）可以贴我的大字报，因为我担负的责任重嘛！
    答应这么多，不能在七、八天都能办到，但在一两个月内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把左派声势壮大起来。让领导人在两个月中经受一下考验，然后再由群众作结论。当然，这是群众意见的结论，组织上的结论还要报中央。

    
    七、公检法系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谈话
    〖参加者：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谢富治副总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戚本禹同志，这个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这是严永明同志，这是阎长贵同志。
    我代表周荣鑫、戚本禹、严永明同志和我本人向同志们问好！（热烈鼓掌和高呼口号）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热烈鼓掌）同学们，请法院的同志进来参加会好不好？（答：好！）我们是来向你们问好，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听你们意见的，还要和你们商量几件事，先听你们的意见，然后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我们先当学生，你们哪个先提？给你们突然袭击，你们没有准备。
    周荣鑫同志：高院的同志来了吗？（高院一同志回答：找去了）
    徐贵春等揭发问题（略）
    谢富治同志：听到几位革命同学发言，我看讲得很好！我在这里当了几点钟的学生，请你们上课，向你们学习，你们政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革命左派，你们原来少，发展很快，这是你们斗争的结果，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结果。同时你们也要承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革命左派，你们原来在一起的，后来分开了。（戚本禹：团结起来）对！团结起来。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你们对法院有意见，他们做了些事，你们很不满意，你们有很多问题是合理的。第二是你们是革命左派，来帮助法院革命，我们法院革命干部和领导干部应该是欢迎你们，支持给你们若干方便。主要是从领导来讲，他们做得不够，支持不够，而且还有为难的地方，有封锁的地方，我觉得做得不对，应该要批评，要他检讨这是对的。
    法院本身的运动，对某些同志，秦义等他们是一般干部，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他们毕竟不是领导干部，不是当权派，所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牛鬼蛇神。用了很大力量批判斗争他们，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要叫王维纲检查，批评他是合理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这件事我与戚本禹，周荣鑫，严永明三位同志商量过，请示了总理，王维纲同志应该检讨、批判，总理也赞成。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彻底批判。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再是，提几个问题给你们商量，可能你们不拍掌了。你们不怕，我也是要说，完全是商量。
    第一、就是大字报，你们不是要我澄清一下吗？最早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给我打电话，问大字报可以不可以看。那几天开会，我未多想，又未商量，我说可以看，要和法院商量一下，后来和法院商量，我又和国家干部、领导人商量，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特别是专政机关，当时我想也是有道理。后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有你们要我回答，我承认错误，我那个话收回，我还向其它领导人承认了错误。法院的大字报我一张也没看过，你们现在看得不少。一般来讲，专政机关很难不牵扯到案子上，上上下下，有轻有重，还有错的，涉及很广，弄得不好会起副作用。你们学法的，你们懂得，有它的特殊性、共同性。他们一直要压你们，你们就把人家的东西搞开了，把大字报拿出来了，看就看了，我和戚本禹等几个同志商量，（戚本禹同志插话：商量了的）所以不要推广，不是好办法。大字报拿出来了，凡属机密的不要拿，也不要抄，已经抄了的，也不要拿回去，凡属与学校有联系的，没有副作用的，你们看了就看了，你们还要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政法学院的其它红卫兵组织看，但是不等于支持你们去打门。把它分开界限，具体的，你们同法院同志商量，那大字报不能完全相信，只能作参考。宁肯把秘密放宽，理由充分，可以争取群众。这是一件事，与你们商量。
    第二、档案一律不能看，你们是这样的。大字报与档案收到一起，便说是大阴谋，这个是不是阴谋，我不能作结论。档案完全归法院管理，你们现在是这样做的，我们坚决支持。
    第三、据“新政治”红卫兵说：那个组织搞什么，他们就（？）服，你拿了档案，他要记录。你们要做工作，要宣传。
    第四、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答：二百五十人左右）我与戚本禹商量，你们今晚甚至明晚在这里住，但不要长期在这儿住。你们叫什么人去，不论是工作队的，是院长，或是你们什么时间来，都可以。
    你们来点火，办得对，但主要还是靠法院的革命同志，那个可以辩论，主要由法院自己，你们参加几个人，但是不能一百多人，法院才二百人，还有外地学生。法院要做工作，你们做工作，团结起来，法院不能动员外地学生与你们对立！法院干部对你们只有支持，给方便，法院领导要做工作，法院所有同志要支持左派，支持革命，不要和左派对立。这么几件事情，你们可以不要住在这儿，不要长住。我工作多，我不能跟你们一起住，我首先支持你们的主要方面，提这几件事与你们商量。我再没话说了。
    戚本禹同志：
    谢富治同志讲了许多，我同意他的意见。
    最近你们辛苦了！造反许多，天安门金水桥干了什么没有？（答：干了）历史博物馆干了没有？（答：没有）把高院三楼占了，你们红卫兵的冲劲很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大民主是不可能持久巩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没有别的武器，只有群众。毛主席有非常远大的战略眼光，他就是鼓动群众，带动群众造反，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出现修正主义，出了修正主义就造反。苏修就没有这个。毛主席就是培养青年一代跟修正主义斗争的能力。你们是研究政治的，你们是大学生，我没多读多少书，我们是小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造反，这是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你们学懂了政法，我看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些东西，你们在课堂上是办不到的，这几个月比在你们学校学好几年的还多。最近我们到高教部把教材拿来看了一遍，有很多东西。我看都是修正主义的，那就越学越修，不象现在越学越马列主义，这才是活的教材。还是毛主席讲得有道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有破有立，立在其中。你们整天在立，你们以后就要编这样的教材，让新同学学习，这才有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学会了与修正主义斗争就是大民主，有了这个就不会修，没有这个就要修。你知道哪一天出修正主义，现在修正主义就不少，北京前市委就修了。首都很重要，彭真很会抓，政治部门很重要，你们要一边斗争一边学习，要活学活用，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这里边有很深的东西，有闪闪发光的毛泽东思想，希望你们一边斗争，一边学习，这样才能真正变成毛泽东思想的战士。通过这次冲击，把高院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这些问题很值得高院同志们深思，很值得我们研究，在场的有高院的领导，文革不知道（是否合法）？你们（指高院同志）说我们听取了单方面的意见，其实我们到听了你们许多意见，秦晋的材料，《大字报选编》，你们送了许多材料，我天天要看。我想听听政法学院同学的意见，我除了第一次接见你们（指政法）同学后，就很少与你们接触，同学们说我片面，这倒是正确的，责怪我，我很同意，我很高兴，很愉快。高院同志的意见我还可以听取，批评我，我愿意接受，但是，我声明，我看了你们许多材料。谢富治总理和我的意见，希望原原本本传达给高院全体同志，我怀疑你们是否能很好地传达。我这人怀疑就多了，但不是怀疑一切，我对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是坚定不移的，毫无怀疑的。这个同学也可以去传达。值班的高峰同志也可以去传达……
    我对高院不下结论，但对同志们今天的冲击，我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最高法院阶级斗争的盖子，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是否揭开了，我不下结论，我有理由提出问题。高院至今对沈兰村镇压革命学生未很好地揭发批判，未引起强烈反映，这是完全应当重视的问题。为什么高院不重视？全北京市贴了好多大字报，直到现在你们没有贴一张大字报（指给沈兰村）？（王维纲回答：贴了一张）所以，我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个问题。沈兰村是你们派出去的，同学们欢送（指多数派），你们欢迎，同学们几次要他回去，你们置之不理，弄得同学们（少数派）在中央文革呆了几个晚上。当时我很忙，接见的人很多，后来才知道，我去接见他们。听了以后，感到高院毫无道理，到现在还不好好批判。（有个同学介绍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埋怨党组不 该插手工作组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张大字报可以否定，说明盖子还没有揭开，还保着，这是牵扯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正确革命路线这样大的问题。高院采取这样冷酷的态度，实在令人惊异，说明什么问题呢？希望高院全体同志深思。（谢副总理插话：这是涉及到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是对每个人的考验，现在两条路线斗争，轰轰烈烈，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运动，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一边呢？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一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考虑的。我们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读他的书，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学生。）刚才谢富治同志谈了对两条路线的斗争抱什么态度，没有其它标准，就是看你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王维纲同志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样冷漠的态度，我们可以问王维纲有没有党性，希望高院的同志自己辩论，得出结论。
    第二、高院群众是否发动起来了？是受蒙蔽，还是被控制。刚才同学们谈了，同学给高院同志谈话还退避三舍，是值得考虑的，我不下结论。
    第三、高院目前的一些动向说明了什么？我接到高院一些来信，高院领导有人布置写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插话：什么人都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我欢迎贴，越多越好。）谢富治同志可不可以贴大字报？可以。但是给谢富治同志贴的大字报，我看过了，据我看不是事实，大部分是捏造，据说领导上有布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还有些动向，你们把人家的门砸了，我怀疑你们上了当，阶级斗争很复杂，希望你们要谨慎，不要砸人家的门，要按谢富治副总理的话去办，不要动文件。当然你们做对了，没有动文件，人家是搞法院的，如果你们砸了门，再拿了文件，就够上了事件。（同学答：没有动文件，要求念王维纲的签……）我知道你们搞了个签名，你们的签名我也看了，不看我也不会说是斗争复杂，设得圈套叫你们上。所以，以后你们斗争要考虑，要有理，有利，有节，你们没动机密档案，看来你们还有头脑。你们不打人，还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我怀疑，不作结论。为什么大字报放在机密档案里。希望你们总结，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如果都是对的，那还要什么游泳中学会游泳呢？是否有缺陷，你们自己可以总结，你们搞这套干什么，青年人没有他们头脑上那么多皱纹，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请高院同志自己回答。
    我提出三个问题，高院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没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高院目前的一些动向说明了什么问题？高院的同志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很好地考虑这些问题，我希望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要充分开展辩论，要掌握保护少数的原则。你们带来十六条没有？（答：带来了）我看给王维纲念念，你（陈荣全）带头念（第六条，关于保护少数的问题）王维纲同志，你听见了没有？对少数要保护，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在运动中揭发了王维纲的不少问题，谢富治同志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指示要王维纲从明天开始检查自己的问题，高院要如实宣布，在检查期间不允许王维纲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不予辩论，用公开和秘密的指挥棒指挥群众，这是我对高院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不作结论，只提出问题，供高院同志参考。谢富治同志讲了，高院的运动主要的是依靠高院的革命同志，我们相信高院的大多数同志都是革命的，我接触到的高院的高峰同志，态度不错。你们要善于做工作，先当学生，只有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
    你们可以住到学校去，可以派代表协商参加高院的辩论会。谢富治同志说了，高院的八个同志有这个权利要求他们明天执行。
    你们可以参加辩论，可以贴大字报，如果认为有必要，还可以住下来，但是我希望你们尊重谢富治同志的意见。采取适当的办法解决，要来还可以来，大家可以浩浩荡荡地开来。一要相信这里的群众；二要相信高院里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是拥护毛主席的，不要炮轰高院，我也相信你们炮轰高院是炮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高法院每月要审判案件，不要住的人过多。你们楼上楼下孙猴子站满了，你们这些孙猴子是不好对付的，你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主要是发动群众，你们抄一千张、一万张大字报是不行的。时间晚了，我就不再讲了。（同学们要求继续讲）
    今天，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课，过去在政法学院听不到。
还说一句，你们要和刘富元他们团结，要顾全大局，识大体，很好协商。你们是兄弟部队，要团结起来，不要义气用事，要以革命利益、党的利益为重，还要团结原来的多数。围攻我的二百五十个同学有没有来的？（答：有）我欢迎！（谢富治同志说：首先要团结少数派，这是你们的人，还要团结多数派，要让人家革命嘛！这样你们的队伍就壮大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谢富治接见了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兵团”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赴京代表。谢富治首先从后排政法兵团赴京代表团起，一一握手，一一问候“你好”。然后把政法兵团九明代表招呼到前面坐下，开始。讲话
    没有名单……？（他们是华东的，西南的，公安部侯景林同志介绍。）
（问华东的）你们来多久了？什么时候回去？
（问西南的）你们呢？
    你们回去以后向大家问好！
    今天，你们来了，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按照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闹革命，向你们学习、向华东的学习、向西南的学习。我这个人没文化，没有读过大学、中学、小学实际也没有读过，我要向你们学习。现在文化大革命才搞了半年，还需要搞相当长的时间。
    你们西南的同志提出要到专政部门去抢档案、材料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冲进去抢，你们不主张，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是哪一派的？（政法兵团战士答：少数派，“八·一五”派）少数派大方向正确，斗争坚决，我是一贯支持少数派的。档案材料（包括混入的黑材料──记录者注），你们派人去要就是了，不要冲进去，冲进去就失礼了，就会被抓住小辫子。你们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主席的领导一贯正确，所以他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成了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斗争方法也是最高最高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斗争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的，比如做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团结教育工作……。就是对付敌人来讲，一方面斗争坚决，坚决得很；同时，要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这也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不要冲公安局、检察院、监狱等等。你们回去以后要说服他们，按你们的想法办，但要说服，不要压服。
    你们是变成多数好呢，还是老是少数好？你们老是少数不好。要少数变多数，要把大多数人争取过来，讲求斗争方法，把他们团结过来，不要扣他们的大帽子。
现在，各地斗争在发展，我曾对安徽的同学说过，你们回去以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又把他发展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前五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文艺界两万人的座谈会，陈伯达同志致了开幕词，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报告，你们看过没有？（齐答：没有！）给他们拿两份！（对侯景林等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打架不好！大学生做得好点，中学生和工人就做得差些，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幕后指挥，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你们不要上当！要提倡摆事实，讲道理。
    你们大学生要做十六条的宣传员，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前的斗争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紧紧地把握住这一点，很好地总结经验，回去后经过自己的斗争，不要有事就到北京。有人总结了要求接见的“经验”，第一，大字报炮轰；第二，冲进寝室。这些“经验”不能推广。炮轰我，我就是不接见。（众笑）刚才的那几个人，昨天晚上才来，今天早上就要我接见，还跑到我家里来了，我正在吃饭，又没有好招待的，我就边吃饭边和他们谈，他们不知道我昨晚什么时候才回来，（侯景林同志说昨晚两点钟才回来）他们不知道全国还有七亿人口，好象就他们几个人。（众大笑）
青年人的热情是高的，心情很迫切。大方向一致，还要提高斗争艺术，我讲的就是要提高斗争艺术，紧跟主席思想，方法好就能达到目的。大方向是主要的，达到大方向的路怎么走，方法是很重要的。比如，到延安是大方向，但路很多，怎么走法，每天走多少，就要考虑。开头走猛了，脚打起了泡，歇下来又不晓得洗脚，以后就走不动了。路找好了，方法对了，就能很快到达延安。
搞了半年的文化大革命，用哪种方法斗争最好，你们要好好总结。必须提高斗争艺术，打人、打架的方法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
（政法兵团问：公、检、法三机关参与学校文化大革命怎么办？）
公、检、法三机关平常的业务你们不要管，追查黑材料是合适的，他们藏有黑材料，你们就写大字报，叫他们拿出来烧掉。如果他们不交，将来要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处分。
（华东政法学院同志反映：他们院党委不按主席思想办学校。）
要按照“抗大”式的，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校。你们院党委不按毛主席思想办学校，就是不执行嘛！不执行，我还是管不了，高教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多得很，搞得很糟，高教部我也提过建议，但他们不听。高教部有个司长，大笔一挥，把我的意见甩在一边不管，我现在还有点生气。他们不听我们的，我管不了，他们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管，现在要改革，怎么改？这方面我还要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
关于少数派，江青同志有个报告就讲了。（拿过江青同志的报告）江青同志讲：“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真正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许多单位的少数派是革命的，这是一般规律，个别的例外，关键的问题是看谁掌握了真理，谁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一段斗争过程，少数会变成多数，多数会变成少数。多数派要保守一点或中间一点，但他们还是要革命的。近来有的人提出“越少越革命”，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今后不准提。这样使得很多组织又分成许多小组织，我们要去争取群众，把大家团结起来，最好都团结起来。总的说来是团结起来的好，多数不要压少数，少数要去争取群众。少数派如果不注意，就会形“左”实右。我一贯支持少数派，坚决站在这一边。我要向少数派学习，因为少数派敢闯，敢革命。多数派要向少数派学习，少数派不要骄傲，要讲斗争方法，提高斗争艺术，不要永远当少数。今后不要提多数派、少数派，这个提法不科学。多数要支持少数的革命行动，少数要提高斗争艺术，团结、争取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对某部一个学习简报的批语
××同志：
简报反映的情况，值得严重注意。
     康生十二月二十一日

    简报原文
    一、对目前形势的认识
    三处这两天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时，认为形势大好的表现是：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确实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大民主，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破获了许多案子，解决了许多老大难问题。
    党团办公室、干部科、研究组有的同志认为，在大好形势下，也存在一些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虽然伯达同志和报纸上都讲了要区别对待，但下边区别对待做得有些不够。有些地区，有些单位，重点斗争批判的面是否宽了些，北京地区的大专学校被批判的人比较大。其中有的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反动的学术“权威”，有的可能是好人。现在派别多，有的单位最少是两派、三派，甚至更多的派。人大会堂八百人就分九派。有些学校也分许多派，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红卫兵、文革都抓不起来。这样下去，别说明年暑假，就是后年暑假也统一不起来。有派是自然的，但老这样下去，闹得很对立也不好。因此，认为仍需不断地交待政策，加强具体领导，在主席思想、党的政策的基础上，尽快地统一认识。也有的认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有些单位是否时间花得多了，有些地方揪住不放，有的就是有点影响嘛，批判一下就行了，不要等大多数单位都完了，再往下转，否则等到何时？几派的斗争，现在弄不清，可以保留意见嘛，通过实践再来看谁是谁非。还是要抓住大方向，转入批、斗黑帮。也有的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要深入下去，搞深搞透。目前一部分人是转变过来了，愿意检查，但也有一些人没有转变，恐怕还是要发动群众来批。
在谈到大民主时，三处有的同志说，民主与集中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侧重点，但民主是要有领导的，中央提倡的大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而现在有些人搞的是极端民主化，这不是中央提倡的。现在出了一些问题，中央是了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讲话，采用什么方法解决。接待站有的同志说，大民主是方向，使大家敢于提意见，言者无罪，这样就不容易出修正主义了。也有的提出，是否任何时候都可以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林彪同志说，有大战役、小战役。主席也说过，要搞小民主，和风细雨。因此，以后可能转入小民主。
    二、对林彪同志讲话的反映
    四处有的同志说，林彪同志用最通俗的语言，精辟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具体做法，高度地概括了保持晚节的三个条件，是一篇有关新阶段的高度指导性文件。印刷厂的同志们说，从解放十七年来，在文化思想领域里，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彭、罗、陆、杨四大家族控制着北京市和中央的宣传、文化部门，甚至掌握了军队以及刘、邓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等，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马列主义的新创举，对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对指导世界革命有伟大的深远意义。
    三、印刷厂对部里运动的看法
    1、有的同志认为，在“八·二四”会议上，×××同志起来纠偏是应当的，九、十处之所以抓住××同志一些错误不放，想把××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在于××同志在运动初期的一次大会上给九处贴了个口头大字报（关于九处教学问题）。
    2、有的同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因及时被部领导抓住了，同时只有四天半的时间，够不上反动路线的代表，但其影响很深，应进行批判。有的同志认为××执行了反动路线。给××戴上了“野心家”的帽子过早些，但他就是有野心，上台后想露一手。有的同志说，×××在大会上不让×××发言是反动路线的影响。
    四、提出的问题
    1、聂元梓的大字报说，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同志是第二号。本来刘、邓问题的性质中央已有了定论，聂硬是升级，是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
    2、经委大字报说，安子文、王从吾、薄一波、杨献珍等人曾在《华北日报》公开声明叛党，是否事实？如不是，这样做对党是否有利。
    3、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都上了街，如果没问题，将来怎么办？
    4、刘、邓的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解决了，但是现在大街上到处贴标语，散传单批判，这是否是中央的意图？他们是否还要向全国人民检查？对刘等同志的做法是否对党的团结有利？少奇同志现在政治局常委中已排列第八位，是否算罢了官？
    5、戚本禹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苏共那一套？这种说法在党内没有讲，现向群众讲了，如何理解？
    6、过去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四个人，现只有林彪同志，这是否毛主席的意图？
    7、五七年毛主席说不搞大民主，为什么现在又提倡大民主？
    8、全国各级党委对这次运动应怎样进行领导？
    9、林彪同志报告中说，两头劲头大，中间不足，甚至顶牛，怎么理解？在哪些问题上顶牛？
    10、怎样估计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外出串联的作用？
    （以上问题是三处提出的）
    11、什么是反动路线？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对反动路线要批判到什么程度？如何解决把提出这条路线的人和执行这条路线的人区别开来？部里有无反动路线，谁是代表？革委会的同志会不会成为反动路线的代表？（接待站）
    12、如何划当权派？宁一同志说处长以上算当权派。党支书为什么不算？革委会算不算？（接待站）
    康生同志对上述简报分段作了批语
    连批（斗）运动也不晓得！这就是对主席的抵触，这正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论据。
    怕革命，怕阶级斗争。
    替刘、邓反动路线提抗议。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民主，对大民主怕得要死，对反革命反扑熟视无睹。
    对叛党分子没有义愤。
    你看怎么办？是不是取消大民主？
    为什么不能讲？
    你是否以为把反毛主席思想的人也可以叫做主席的亲密战友？
    就是在这份简报上。
    好得很！
    读读毛主席的大字报吧！

    2007年4月16日初稿
   2011年7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