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二册（5）（三）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二册（5）（三）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
    同学们：
    很对不住你们，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很多天，因为有些问题我们自己还没有讨论。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开誓师大会，我们去了讲了话。九日第二司令部开会，正好赶上我们也开会未能参加。我们商量，派周荣鑫、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出席你们的会议，会后放录音。虽然我没有出席你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录音同样放给你们听。你们还不满足，你们的代表在西门外又陆续地来了，我们不能不接见你们。十五日江青同志和我又在人大会堂东门，接见了第三司令部，也有第一、二司令部和外地代表，那是六号答应的，十五号接见，主要是听他们的意见，外地同学提出廿六个问题。不过对他们的问题，现在还没讨论，忙于开会，抽不出功夫，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记下，我能答复和能表态的，我讲几句。最后关于大方向的问题我讲几句。
    （北航同学发言，当北航同学介绍到“红旗”抄了他们的总部、搜材料、抢广播电台时）
    周总理问：你们过去广播台是都使用吗？
    （答：公用，叫联合广播台。）
    总理又问：我问你们一下，你们保赵如璋（北航工作组组长）不让到“红旗”那边去检查，有没有这回事？
    （答：有这回事，并认了错。）
    总理说：你们这样说，对！你们犯了一点错误，刚才你们讲对了，是认识不清。请你们自己去搞革命，你们自己去认识，认真想办法和"红旗"搞好关系，这样对立下去是不好的。"
    （当北航同学问到：在同学中流传着江青同志说，毛主席是“少数”的问题。北航同学提到最近有些谣言，说什么“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毛主席占少数”时）
    总理问：写大字报没有？（答：没有。）
    总理问：有传单没有？
    （答：没有。）（众答：三司令部传的很多。）
    总理说：这些问题我问过第三司令部，他们说没有，也问过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们说不对。我没听到，没有大字报，没有传单，我就不信，信就没完了。从遵义会议确立了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处于少数呢？不可能嘛！我不相信。当时我和江青同志在一起，没有这个事情。我坚决反对你们相信这些谣言。
    （北航同学说到关于第一司令部开除“保”字号和“修”字号的红卫兵重新登记的问题时）
    总理说：哪能会这样重新登记，不允许登记的整个组织就打成修正主义的！哪有这样一回事？
    （有人问陈伯达同志报告中关于“修正主义红卫兵”时）
    总理说：陈伯达同志说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陈伯达同志讲话，同学们都印发，他没有看过，怎么能算数？我的讲话，出的大字报也很多嘛，说我合稀泥，我的讲话印得多了，我没有审查，印发了我不负责。刚才讲第一司令部的问题，他们没来人，我得去问一问。被开除的不等于是修正主义，整个组织不会是铁板一块，就是领导有错误思想，不能把整个组织和领导混为一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管哪一个组织都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但不能反对苏联共产党，更不是反对苏联人民。刚才我很注意北航一句话，就是开门整风，这个态度是很好的，这种方法也很好，不管多数还是少数，这里是泛指的，都会有错误。有多少错误就承认多少错误。“不管风吹浪打”，要善于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不管什么人，什么组织，在前进过程中，都会犯错误，犯一些错误，有的犯的多，有的犯的少；有不自觉的；有自觉的，有的犯了就改，有的犯了不改，但不可能一点不犯，不犯一点错误，我不相信。当然，犯的错误有小有大，有轻有重，有不自觉的，有自觉的，但知道犯了错误后，马上就改，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值得提倡。即使犯的错误重、错误多，如派工作组、围攻少数派当反革命打，霸占领导机构，不实行巴黎公社选举制、不用同等态度待人，等等。现在知道了，诚诚恳恳地整风，把自己的错误改正，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种态度很好。即使犯了很严重很多的错误，把对方当成反革命，把对方看起来呀，一方霸占了广播台呀，有电话呀，交通汽车呀，一切霸占，不是一视同仁，这个错误就是比较严重了，对方就有很大不满。从不自觉走向自觉，工作组走了，压制对方的形式不改。即使错误多重，不自觉，现在知道了，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又诚诚恳恳地好好整风，检查错误，这种态度我高兴，我是欢迎的。我们欢迎与人为善嘛！毛主席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管哪个左派犯了错误，同志要团结他。
    左派要在斗争中证明，不是自封的，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辩证法的。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工作组的错误。
    （接着总理念“八·八”决定（即十六条）第七条最后一段“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不能说学生中一个没有，是右派分子也要在斗争中证明，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现在是运动初期，顶多算是中期，学生放假要放到春节，还有四个月，六、七。八、九月份全算上，这是中期，还没有到后期。我是用十六条和同学们谈。我很赞成北航开门整风，自己整风这是好的，应该允许“红旗”旁听。（北航同学说：我们欢迎他们发言，帮助我们整风。）我欢迎北航同学的态度，开门整风这个办法好，不仅自己批评，还请其他组织同志参加，允许别人批评。“红旗”长期受压制，现在看来运动中应该算是左派了。“红卫兵”整风，“红旗”应该去听一听，但不要说话，旁听，听清楚了之后适当发言。当然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毛主席说，没有人不犯错误，我这么说是不是又叫折衷主义了呢？人人有错误，这不是折衷主义嘛？不是！
    “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为什么不罢官呢？在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罢官，一般的都停职反省。看一看，经过考虑，看他在停职反省以后态度如何，看改正得如何，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如何。当然，敌我性质的，有阴谋活动的要罢官。比如彭真、罗瑞卿……。如果没有阴谋活动，就不是敌我矛盾；只是在运动中压制群众的，一般只停职反省，暂不罢官，中央决定停职反省就是一个很大的处分。听说你们有部分同学去国防科委，要求罢官，这就不好了，这就过激了。中央已经决定，你们就应该相信。“你左，我比你还左”，这样人家就不服了。你们开门整风的办法是个好态度，你们青年人要有这个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正视错误，我们老年人得向你们学习，知道错就改嘛！
    （当地质学院同学反映受压制的情况时）
    总理听了以后说：你们过去压那一方压得那么久，你们应该经得住一点压力，千锤百炼嘛！一千次、一百次，你们压一次就受不了？你们开门整风是好的，想想你们是怎么整他们的呢？例如邹家尤搞了某些“东方红”的个人的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八月四日我在清华就讲了，八月廿二日我又讲了，九月份在三个司令部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亦如此，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还不说，后来被人家搜出来了。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当了。（邹家尤搞了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你们很被动，你们上了当！）
    关于档案问题，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一样，我们一直宣布，黑材料大致有这样的东西：
    一、工作组对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总把学生分成两派，从一去就这样做，揭工作组的就是反革命派了。
    二、排队。排队也不恰当嘛，排左、中、右。
    三、检讨材料。让受压制的一方写的检讨书。
    四、支持工作组的，供应的材料。
    五、写给中央、市委的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倾向性。把反对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反党、反革命，把支持工作组的就说成是好的。
    六、工作组组员记的日记、笔记。记哪些同志说什么……。
    七、工作组的会议记录。
    这都是工作组整理的材料问题。据我们调查，大概有这么七类。这些材料，工作组走时没有解决好。我在清华做了这些工作，让叶林检讨退还。我最近没有见到叶林
    （有人说：叶林已经作了处理。）
    那叶林的觉悟就提高了点了。
    关于这七种材料，工作组或多或少都有，无怪乎受压制的少数，你们不给，他就去抢了！我亲手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外语学院工作组组长）就那么老实？
    （外院一同学解释了一句）
    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所以说这个问题早一点处理是好的，找人封起来，不然同学意见更深。这方面的材料写得那么多，对立起来了。现在离开了，社会上还要见面嘛！同学们不记这些，这是工作组的错误。所有的工作组都要自觉地解决这些问题，省得被动。叶林（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这样做了，觉悟就多了点。过去解放少数，现在解放你们！你们上当受骗，给你们改错的机会，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就愉快了嘛！允许人家革命。
    （有人提出私人日记中的一些东西算不算是材料？）
    私人日记中的材料最好自己主动勾掉，免得误会。我不主张搜身，我反对这样做。
    （有人说已经搜了）
    搜了，要劝嘛。看人要看得远，人家一两次错了，就把人家看定了？你们还青年人嘛！这说明你们对立情绪还大。任何团体都可能混进反动分子。反动分子家庭子弟，第一、出身不好，反动家庭；第二、不能唯成份论。主席讲：一讲有成份论，二不能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好，背叛家庭，大义灭亲就好。出身好，不能唯成份论，“天生造反者”、“自来红”是不对的。所以谭立夫讲话是没有道理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有人提斗争大方向问题）
    总理说：我注意了这个事情，我正在研究。
    （地质学院同学又讲了本院“东方红”的一些问题。有人提到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和地质学院“七个等于”的大字报。）
    总理说：我看到了。要严于责已，宽以待人。先检查自己，开门整风。你刚才说从四号就开始检讨了，如是真的，这是好的。“东方红”有些群众是正确的就支持，联合行动。对方不信任你们，不联合行动，你们要主动。不要过多地指责对方。你们所在的也是革命组织嘛，没有那么多右派吧！在革命组织中，不管是革命中的“保守”也不是右派。大家努力前进，努力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革命组织中把自己锻炼成为经得起考验的革命者。自己去做，不要埋怨人家，不能光注意对方，学生中的右派那是另一回事了。坚持革命，何必怕成少数？看你坚持对不对，有道理就跟你，没道理别人就不跟你，如果坚持工作组错误，那就错了。
    （当地质学院又讲了“东方红”拿大帽子扣人时）
    周总理说：你们过去说他们还不多？千锤百炼嘛！今天报纸上提出长征式步行串联，这也是考验嘛！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同学步行串联，这又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我想见见他们。
    （当地质学院同学讲到一个战斗队被迫在马路上办公时）
    总理说：这也是锻炼嘛！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几天几夜，你们有坚持性，你们在学校马路上办公，也是考验嘛！
    （有人提到“他把我们都抢光了，准备在马路上办公了。”）
    总理讲：在马路上办公也好嘛！在院子里搭个小棚子办公，我看也很好，可以锻炼嘛！
    （有的学校提出，“有的组织被解散了。”）
    总理说：领导没有讲过强行解散那个组织。
    （北医同学提到有人要解散我们的红卫兵。）
    总理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没有说过解散，没有这话。
    （机械学院同学汇报有人骂“修正主义红卫兵”）
    总理说：辩论，写大字报，不算群众斗群众。你心不虚，人家说你是修正主义，你怕什么？要把大是大非的问题弄清楚。我不能对具体问题都解答，你们自己去辩论。你们都要我去，我怎么能够分身呢？我也不是孙猴子。
    （当某院谈到组织了“敢死队”时）
    总理说：组织“敢死队”去干什么？去打架？如果不打架，只是口说，写大字报，你可以回答不是嘛！允许辩论嘛！有些东西可以不去理他嘛！你可以用行动来证明你们不是修正主义的嘛！四大民主嘛，掌握这个斗争的工具，你心不虚你怕这个干什么？要把大是大非搞清，你如果是革命的，你要把腰板挺起来，是就是！非是非！但是不要打架。
    （矿业学院汇报，谈到抢广播的问题。）
    他抢广播台你就让他霸占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抢广播台？就让他占几天吧！这个东西不要怕，如果真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好好学习十六条，《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社论，你们要革命，要宣传，就是没有广播电台，你们还有舌头嘛！你们可以慢慢讲，无非他们声音大点，你们声音小点。你的道理对，群众就相信。真理在你手上，你就不要怕，慢慢讲嘛！如果道理对，人家赞成就行嘛！
既然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一定会出现波折的，这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为什么十月份才提出呢？就是因为你们不解放他们，压制他们。过去你们不让他们，现在有些过分，可以理解。对打的办法绝对不能允许。
    现在刚报导一个步行串联的消息，你们相信不相信，那是真正长征去锻炼。你们要步行串联，要有决心，冬天了，大风天，大雪天，没有人家，不能乘火车、轮船、汽车。真正下决心走几步，脚疼了，起泡了让火车把你们拉回来。响应党的号召，拿出真正的决心来搞。
    （矿院提出全部外出串联问题）
    总理说：我们是提倡，要真正去长征，不是说着玩的，要经得起长途跋涉！冬天到了，大雪大风，又没人家，不能抢火车、抢轮船、抢汽车。要真这样，不能走几十里，或者几百里，脚起泡了，就找医院，还找车把你们运回来，那还不如我们用车送去呢！要真正下决心。现在只是开始宣传，还准备连续报导和出社论。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自愿，不愿去的不能勉强。
    （有人提出，如果都去了，不会影响斗批改吗？）
    总理说：什么叫影响？出去串联也是斗批改嘛！是推动人家斗批改。我不相信百分之百都去。相互联系嘛，在家的斗批改，还有社会上的斗批改嘛！
    （当农大讲到某人带领红卫兵到农大去抢档案时）
    总理说：你保他干什么？有人事材料没有？他把黑材料混在一起，你们又要上当了，好心又办了错事。我不是提倡抢档案，档案室里有时可能有这样的黑材料，人家怀疑是可以的。你们不要保护，可以打电话给谭副总理处理。你们挺身而出也是好心，可是错又落在你们身上了，自己和党委联在一起，越搞越被动。当然，我们不提倡抢，你们是过分紧张了吧！
    是不是同学们都这样不讲理？抢广播台就抢嘛！你要革命，你要宣传，你们还有舌头嘛！这里有北医同学写的信，写得很好，念给你们听一听。
    周总理：我们对今天部分同学的态度很不满。多数派应该首先向少数派承认错误，开门整风，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于少数派的一些过火的作法，我们多数派应该原谅他们，理解他们的心情。
    我们多数派绝对不能动手打人。他们要什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总是会让我们宣传广播的。
    今天不行，过两天就行。我们北京医学院开门整风，热烈欢迎全院师生，尤其是少数派向我们开炮，批判我们的错误。后来他们也开门整风，也欢迎我们及全院革命师生参加，结果，两派关系较缓和了。
    但今天会上不少学校是来诉苦的，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们应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共同进行一斗、二批、三改。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火，彻底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保卫毛主席！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说：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即使有些地方做得不对，过去你们不是有很长时间做得不对吗？只要革命，你们总会锻炼出来的。大方向一致，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最后，总是可以团结起来的。你们的问题，我可以解决，但是要时间。这就是今天我讲话的出发点。
    下面回答十六所院校联合提出的七个问题。（十月九日大会主席团提出的）
    一、对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势怎么看？
    你们可以看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十六条决定，可以看出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文件发表后）又有些发展。我先念十六条中的第二条，主流和曲折的问题（略）。你们是闯将，是要革命的，你们做了些革命活动，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红旗》杂志出了一篇关于大方向问题的社论，解释得很清楚了。十二期社论中提出：（略）很清楚，只要你们真正搞学校的斗批改，真正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右派分子。当然，有时会有些过火，你们走到社会上面斗批改，破四旧、立四新，打击真正的阶级敌人，打击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是好的，是允许的。林彪同志也说了，这是大方向。……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进行革命大串联、进行学校、社会的斗批改，你们和当地的群众一起，轰当地的党委，也有轰错了的，打了空炮，到别的地方那就不这样打了嘛！也有轰对了的，他“怕”群众，把“怕”字轰开，“敢”字当了头就好了嘛！只要你们大方向对，有些缺点是允许的。总理接着又念了第二条第二段和第三段。又讲：过去你们在课堂上都是读死书，死读书，怎么能锻炼呢？越读脑子越死。现在不仅在学校里锻炼，还要到社会上去锻炼。现在你们是放假闹革命，过去我们是罢课闹革命，还得准备坐班房。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我们国家放假闹革命。四大民主，六大自由，这只有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办得到。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学游泳，哪有不喝一两口水的呢？所以取得经验教训，过去少数受压制，两个月坚持不屈，证明他们是左派。但这还是初期，还要继续考验，不要骄傲，骄傲了就不行。他们是在压制下锻炼出来的，你们过去是多数，骄傲自满，结果就上当了。现在你们开门整风好，是你们受锻炼受考验的时候了，你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我看能锻炼出一些左派来。
    二、关于红卫兵的阶级路线问题：
    （总理念第五条第一段、第二段）什么叫党的阶级路线呢？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领导发现，经过多次考验，一抓住不见得可靠。你们自己也是在斗争中考验的。（继续念第三、四段）分清敌我问题，就是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林彪同志讲话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和四清一样。（继续念第五段）你们写过错大字报，说过错话，不能说你们是修正主义。你们工作组的领导可能有修正主义的，你们受他们的蒙蔽，受了影响。你们开门整风，肃清他们对你们的影响就好了。工作组、校党委中可能有反党分子，受影响最深可能就是你们所谓的多数派了，支持工作组的，你们或者是革委会的，或者是红卫兵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就更要自觉，你们受影响多、犯错误重一些，比一般红卫兵战士多一些，有不自觉的，也可能有自觉的，既然认识了，就要下决心，和他们划清界线。但不要更“左”。北航的提出罢官，反而使别人不信任。跟他们一起批判赵如璋的错误，善于领导，完全会把你们和反党分子区别开来。反党和犯错误不一样，反党是敌我矛盾，跟五七年的一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每个人都斗一斗。可能高等学校多一些，中学要少一些，也可能没有。反对谁，联合谁，批判谁，这是大方向问题。分清两类矛盾，不分清就会混淆。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进行正常的辩论是正常的，辩论久了，就会形成先进的，中间的，保守的。特别是青年人，思潮起伏容易变化。这个问题落后保守了，那个问题就可能先进了。青年人思潮起伏，变化多端，不要认为自己是左派，什么都对头。过左了就是形“左”而实右。保守想通了也可能变成左，中间动摇的想通了也可能变左。辩论是允许的，但不要打架、骂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仅是对敌人的，在群众中也允许用，这不叫围攻。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要养成这种民主作风。在不断肯定成绩、改正错误的过程中逐步取得一致，但又会出现不一致。一致是暂时的，不一致是经常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经常的。你们是大学生，学得多，回去你们自己去解释。
    在辩论中要以理服人，你们过去辩论是压服，这不对！特别在工作组问题上，首先要保护少数，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发表意见，应用辩论的方法，不能压人。一般，一占多数，总想把别人压倒。过去你们多数派压少数派，工作组撤了，留下了不好的作风。习惯势力，支持工作组的人还有老习惯，压制少数。我们号召你们不听，七月底撤工作组，“八·八”决定（即十六条）本来能解决了，结果工作组余毒未消，个别地方甚至有发展，就不得不提到两条路线上来了，靠你们自己来解决。
    在辩论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方用武斗，你们要拒绝。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独立思考，问题是要你们自己解决，要通过辩论来解决，你们自己要用脑筋，不要以为从我这里得到几句话、贴几张大字报就解决了，我告诉你们，那才不灵呢！要自己锻炼，不要恩赐，也不要自封。十几天你们要我见你们，我不见，心不安！你们在西门，来来往往，愤怒的很，实际上，我讲几句话，不如好好学习十六条，你看，我讲的不都是十六条吗？我说这些话，可能有些空话、废话，不如你们很好地学习十六条，上面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过度精神紧张，特别是农大同学，慷慨激昂，好心办坏事，我只好大声疾呼，我都上当了！刘新权事情的发生，北航罗舜初、赵如璋，地质部何长工、邹家尤，七月份外办张彦问题的发生，科学院、国防科委、对外文委、清华这些工作组都搞了档案。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上当。要发扬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江青同志在十月六号讲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外地革命师生和第三司令部全部赞成，你们红卫兵有三个大前提：
    一、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二、你们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一斗、二批、三改。
    三、以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
    领导、方向、纲领，这三条，如果你们同意，你们就是革命的组织嘛。
    八月初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时，下旬和红卫兵打交道，九月和三个司令部打交道，还有联络站，就说照这些办就是革命的；不照办，谁也不能保证你是革命的。领导人犯错误，绝大多数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反党和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主要指工作组和院党委。你们要好好读第二条、第五条、第七条。
    第七条：“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里说的是某些领导人，不是所有的领导人。“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前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后一种就是敌我的了。
    这四条你们要好好读。方向也好，阶级路线也好，都解决了。
    三、多数派和少数派问题：
    “多数派和少数派，”这是一时现象，是在群众运动中经过千锤百炼，最后分成左、中、保守，反动的叫右派。初期，这种现象也有，要分化任何组织里都会有这三种。在初期受压制，受打击的左派要多一些，你们可能发现中间派和保守派多一些，占优势的左派要少一些。现在有些话不是领导人说的，你们别管他。你们要受得住这种锻炼，经得起考验，才能锻炼出一些左派来。你们能在国务院西门外坐几天几夜，没有埋怨情绪，这很好，有坚持性。当然我不提倡这样做。锻炼不是靠静坐，靠你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运动中锻炼。这里是毛主席的党中央，毛主席的政府，在这里呼口号惊动毛主席就不好了，他要考虑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们提出的问题，经过独立思考，依靠你们自己是完全能够解决的，主要靠你们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包括我们在内。我先了解你们的情况，不了解你们的情况就不能对症下药，有十句也不一定用得上一句。
    我在运动中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学游泳，先做你们的学生，再做你们的先生。你们是学生，主席说，你们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其它，军、生产、还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有知识，可以自己去认识，我相信你们会经过斗争去认识。我们相信你们会经过斗争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工人农民也是这样。
    串联的问题：我们是推动，不是带动。提倡步行串联。
    四、三个司令部有无必要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考虑，我不管。
    五、红五类、黑五类问题：
    毛主席说，要讲三条：第一有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当前要看运动中的表现。）。什么干部子弟是“天生的当权派”，什么“自来红”，这都是谭立夫在胡说八道。干部是在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你们干部子弟起来批判谭立夫的讲话，这就是革命的。谭立夫的讲话印了那么多，这说明了我们干部子弟中有这么一个错误观点。我们是无产阶级，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奋斗出来的，党所领导的，群众选出的，不是天生下来的。如果那样，就成了封建的皇太子了。（举了康熙的例子）封建社会靠自己的子弟，代代相传，结果腐败了。资产阶级就不讲这个了。资产阶级的英国首相区德利，就叫儿子做工嘛！当然和无产阶级的情况不同了，他可以上学。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农干部有有利条件，这就是政治上的优越，为什么还要特权呢？所以陈伯达同志讲，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都到下面去锻炼。当然这是建议，不是规定，我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这个精神。到底下去锻炼，由群众中选出来的才是可靠的。当然，如果在运动中确实受群众拥护、欢迎，离他不行，也可以嘛！我们不能勉强下一道命令，那反而不好了。
    红卫兵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红卫兵要执行政策，按党的阶级路线办事。十六条的第五条讲得很清楚，不能自认为“自来红”、“天生造反者”，我们在文件中有红五类这个名词吗？我还没查到。十六条、公报、公开的讲话印发的，没有红五类这个名词。你们从书面材料上找到了吗？（大家答：没有。）你们讲了多次，有时我也就跟着用，不能算数，我讲了，出身好不好，还要讲表现。真正在运动中受压制，通过斗争表现好，即使出身不好，也可以吸收。要不然比共青团、共产党的条件还高了。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但我没有说过红卫兵就可以免除入伍检查。解放军是要选拔的，成份是第一的。实际上红卫兵啊！我谈个人看法，现在青年团在学校里不起作用，估计将来有可能代替共青团的作用。我只是讲讲可能，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指示。你们自己去想，去考虑。所以加入红卫兵不能比党员、团员的条件还高。
    六、形“左”实右问题：
    形“左”实右，是过火的，打击面过宽，结果被敌人利用了。目前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不能集中杀牛，这都是胡闹，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这也是列宁所谓的“左”倾幼稚病。我们国家里有几千万伊斯兰教徒，这样造成对立，不好嘛！亚非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样一来，把国际统战工作都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形“左”实右。我们准备写个材料，很好的宣传一下。
    七、关于九日大会的问题：
    我们确实在开会，派了周秘书长、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去参加。十五日答应接见第三司令部后见你们。如果等到把问题讨论完，就等到下月了。你们要见我，责任在我身上，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怎么能说不一致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的讲话放放录音就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范畴里，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要不然就不用见你们了。
    主要问题回答完了。北京和外地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问：党员干部是否都落后？
    答：要一分为二，党员有落后的，有不落后的。不那么绝对。
    问：我院文革解散以后，有人把公章交给市委了，市委又单方面授权给少数派有保管和使用的权力，怎么办？
    答：这样具体问题我不答复，由他们解决。什么事我都管，那不就成了“万金油”了吗？
    问：我们想搞一个全国性的串联机构，设在北京？
    答：成立全国性的机构，目前还早一些。搞联络机构，全国搞一个还差不多。你们搞了，别处还得搞，还有中学，这样一来，北京的房子就给分完了。（总理讲了哈军工在北京就有三个办事处，一个团一个。）本来是群众化，现在搞起机关来了。
    提倡长征串联，我们是长征过来的（指童小鹏等同志），经过了一年时间，还活到现在。当然是一些剩下来的人了。你们经过农村、厂矿可以互通消息。
    （廿五省市的红卫兵代表讲，我们在北京办个联络站，一是学习；一是想听毛主席的声音。）
    总理说：学习、各校可以自己学嘛！听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个借口。我们做主席的学生，要爱护主席的时间。好多同志（指内部同志）对我有意见，说我谈的时间长，话多。你们也可能抓住我这个规律了。我是向你们学习的，不是谦虚客气，我今天就有好多收获，这不是互相学习吗？
    问：“炮轰司令部”问题：
    答：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问：说某人是革命的，是不是就是“保皇派”？
    答：我只能抽象地讲，你们说这个人是革命的，事实说明这个人不是革命的，改了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是革命的，怕这个干什么？对不对？这下给你们开了窍。如果文化大革命前有人问我彭真、罗瑞卿是不是革命的？我就会说是，谁要说他是反革命，我还会为他辩护。因为那时还没有揭发嘛！还不认识。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当总理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总理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一是武装，人民解放军；二是法律机关、公安、检察、法院；三是宣传机器，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点我们要紧紧掌握，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搞。到政法部门可以去串联，但跟其它部门应该有所不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么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你们大了才会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受了伤，一九二四年就离开了我们。斯大林本来在他的后期可以发动这样的革命，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斯大林同志尽管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最高限度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法院、公安、监狱不要随便进去，串联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定限度。杨秀峰是不是和彭真一伙？高教部属中宣部领导，陆定一是他顶头上司，杨秀峰不怎么听他的话，好多东西都是中宣部搞的，不能怪杨秀峰。杨秀峰到高院后，彭真管政法，杨和彭有一般的工作关系，一般的工作关系和反党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杨秀峰是不是黑帮，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他和彭真反党集团没有关系，不是一伙。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那还象什么话？如果材料属实，中央早就把他撤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群众中呢？我们发现，北京前公安局局长有问题，就让公安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接替了他。只要你们大方向对，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又有人问江青同志那件事。）
    总理说：今天怎么会是那样呢？主席的路线还在起作用嘛！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字报？你们怎么会进来呢？当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干扰和破坏的作用，压制了少数派，你们应当同情他们。“八·八”决定公布后，还未来得及贯彻，全国不少党政干部还没有思想准备，红卫兵就起来了。接着搞大串联，炮轰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是青年，要经得起考验，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好好的锻炼。今天是不是就说到这里？（大家答：好。）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首都红卫兵》编辑部《一切权力归左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它的根本问题也是政权问题。一切权力必须归左派。
    当前开展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 ”，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 ”；大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立毛泽东思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质还是为了政权的问题。就是说，在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掌权的地方，要巩固政权，一刻也不能丢失；在那些被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傀儡把持的地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起来夺权，要把敌人打翻在地，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自己当家作主。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把一切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万万不可马虎大意和漠然置之的。
    几个月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程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窃踞领导权的地方，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的时候，必然实施资产阶级专政，实施“白色恐怖”。在那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印刷权，不给；要广播权，不给；要交通通讯权，也不给。甚至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丧失了运用“四大”的权力，有的还遭辱骂，挨毒打，不给饭吃，被关禁闭，受尽压迫和欺凌；相反的，牛鬼蛇神却得天独厚，飞扬跋扈。这样就使得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甚至走入岐途。凡是有这种现象，有这种局面的地方 ，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就要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锋相对，寸权必争，坚决把“印把子”夺过来。
    只有一切权力归左派，才能使革命群众扬眉吐气，才能打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保镖者的反革命叫嚣和进攻，才能把中间群众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奋斗，才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有的左派这样做了，结果他们取得了自由，取得了主动权和支配权，于是叱咤风云，大显神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傀儡打得落花流水，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有的地方还没有这样做，革命派仍旧受摆布，翻不了身，直不起腰，那里的群众发动不起来，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运动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事实证明，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中，运动就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地发展；大权操纵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其傀儡手中，运动就要停顿，就要夭折。因此，权在谁的手里是文化大革命能否胜利进展和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么尖锐、这么严峻而又鲜明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每个革命者都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但是，的确也有一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对“一切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还持怀疑的态度，并且在行动上表现也往往是动摇的。
    有些人有奴隶主义思想，他们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桎梏箍得紧紧的，对“一切权力归左派”不可理解，对左派夺权的革命行动也认为是“过火”、“偏激”、“冒险”等等，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列宁说过：“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有这种思想的，应该把列宁的这段话作为座右铭，解放思想，当一个敢于冲决一切罗网的狂飙式的人物，为“一切权力归左派”而英勇奋斗吧！
    还有些不太关心国家大事或是胆小鬼的人，他们不敢与左派一起去夺权，在他们心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面红旗还没有树立。左派就是要夺权，就是要掌权！不这样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不会滚出历史舞台，牛鬼蛇神就会兴风作浪；不这样干，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废于一旦。一句话，不这样干，中国就要变颜色，历史就要大倒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愿做革命健儿的应该有这种英雄虎胆！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不断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以及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干革命，把左派队伍变为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一定要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把大权夺到手。同时要防止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钻到革命左派的队伍中偷摘“桃子”。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把权夺过来，而且可以巩固地把权保持下去。
    “无限风光在险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革命左派在夺取了一切权力以后，“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更有力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首都红卫兵》第七号（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

    (编者按：这篇文章首先提出了“夺权”问题。但这里提出“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是不策略的。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说“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 ，而只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同学们：
    你们好！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你们这样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关心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是坚决支持的，这是革命的大事，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现在我先谈谈，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懂吗？（同学们：听的懂）我不会讲北京话，我讲的是湖南话。
    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大串联，我是极力支持的，当时还有些同志反对，革命大串联这个方针是主席的方针，中央的方针。外地的同学到北京十天、半月收获就很大，大串联使同学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眼界要放宽一些，这是毛主席的方针，好得很！
    但现在发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交通运输很紧张，现在不搞大串联是错误的，应该提倡全国性的大串联，现在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进行选举，各人都选自己，谁都选不上。我的女儿在上海医大，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原来规定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十分之一来北京，看来现在办不到。现在有人提出，在本省搞大串联，但坐车子也很困难。例如浙江省增加五百多辆汽车也解决不了。今年辽宁省的苹果增加一倍，就是运不出来。我们有1400多万中学生，我们要扩大串联但又不要影响运输。我们发现这样接见他们主席很称赞。我们现在把他们留下来，我们要开会，接见他们，给他们照相，他们这样做很好！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宣传。上海也有一批，他们从上海步行到沧县，地方要让他们上火车，我知道后就打电话叫地方上不要让他们上火车，要他们走，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例如给一双新鞋……。但电话已经晚了，地方上帮助他们上火车了，现在不能宣传这个，因为这是半程而不是全程，在路上再坐火车，还不如坐全程，因为这样好安排，有计划。我们提倡“长征红卫队”这样串联，但很不容易，我们提出来，你们会同意的。因为你们是革命派，这样串联就能把全国大串联搞好。现在有人要破坏我们的生产建设，想往我们脸上抹黑。
    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样一搞是否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你们对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你们根据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看怎样去解决？正因为我们在考虑你们的意见，才没有继续登。现在我们要求，北京的同学不要外出，目前北京有外地革命师生一百五十万人，生病的十万人。过去由于谭力夫讲话影响很坏，使得许多不能来北京（指非红五类子女）现在一来，大家革命热情高，二来大家都可以来，我们认为冬天来的少，却恰恰相反，广东来的最多。而且来北京的多，出北京的少。现在就这样通知，北京的暂缓出外串联，让外地的先疏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关于“长征红卫队”的消息晚一点再继续登，压一下。二是给北京的同学发个通知暂时不外出串联，当然你们要做工作，但我们压也压不久，过了两天我们就要大力宣传，这个宣传与《人民日报》无关，这是党中央决定的。你们警觉性很高，很敏感，怀疑把你们运动搞乱了，这样一提把全国都轰起来。我说的话，这是有所收获，你们要放眼全国，放眼全世界，我们认为这样会更加巩固你们的队伍。
你们调查一下，没有登报以前，北京市走的有多少，怎样走的？是坐火车还是走路？（登报以后，走的又有多少，他们有多少坐车，有多少走路？）你们就可以调查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强调的是用两条腿走，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你们还是看几天。我们不是要他们坐火车，而是要他们用两条腿走路，你们可以宣传。这个问题很复杂。你们警惕性很高，敏感性很强，这个问题，中央是好意，退一万步讲，走一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北京少了，全国其他地区多了，可以把全国搞好，那也是有所得有所失，他们可以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炮轰，到处火烧。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革命之火点起来，只顾本单位是不行的，全国这个责任，你们要担负起来，现在我们要求，在全国更好的组织我们的革命队伍。
    希望你们支持中央的决定，因为你们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
    我就是要和同志们讲清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是中央决定的，得到毛主席批准的。《人民日报》改组后，是陈伯达同志和我抓的，《人民日报》改组后有根本的变化。现在《人民日报》基本上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支持革命派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同志很负责任，抓得很紧，我们要求得到同学们的支持。 现在，我们一个是主席接见，在天安门开大会，由林彪同志代表主席讲话，一个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还有《红旗》的社论，来指导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央希望你们支持，《人民日报》改组后，贯彻主席思想，坚决按党的方针办事，唐平铸（现在《人民日报》代总编）原来是《解放军报》的代总编，是我们要过来的，主要骨干中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同志都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当然要你们大力支持。我们还要讲《人民日报》还有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但不准《人民日报》出版是不行的，如果不出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北京日报》不出没关系，就是《前线》不出也没关系，因为他是修正主义的。《人民日报》从六月一日以来，你们可以一篇一篇社论检查，看他办得怎样？《人民日报》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们的一些好意见，例如在玻璃板下，主席象上面压着总理的象就要调查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人的平时表现如何？在厕所中发现主席象要彻底追查，保卫人员上刺刀是在晚上，白天没有。因为主席有指示，要保护好人民大会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我们要求你们也保护这些地方。
    （同学插话：有《人民日报》的人盯我们的哨，又一同学说：我们对这些表示遗憾。）我对这些不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不对了。我的话就讲这些，现在同学们讲。
    （邮电同学指出，多数派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后，虎虎地往外走。政法同学说：他们这些人出去了还要保，在外边也保。）
陶铸：出去的多数还是要革命的，他们过去受骗了。
同学：他们出去就要几个月，因为是走，这样学校的运动什么时候才能搞？
陶铸：那么同学们还有什么好办法？
同学：他们现在认为这个社论很支持他们，我院他们的敢死队都要出去了。
陶铸：出外点火嘛，我不是主要讲锻炼，锻炼只是一个内容。
蒯大富：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只靠学生，我认为同学到工农中去宣传是很好的。
师院女同学：这样搞空城计了，给那些不承认错误，要避难的同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样两天就走光了。
陶铸：物质不灭定律，反正总共1400万人，不在这儿就在那儿，都在中国，不会在外国。事实上不会走光的。
师院女学生：物质不灭定律，是一个物理定律。但对人类阶级斗争不适合吧？为什么社论一发表，首先要走的是多数派？
陶铸：你们学校走了多少？
师大女学生：已经发了总动员，制定了长征跋涉计划，这样全北京都走光了。
陶铸：如果是步行走光了，我们负责把同学给你们找回来。
陶铸：大串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后还要扩大，没有这样的大串联，全国的群众发动不起来。
同学：这篇社论与《红旗》社论关系是一致的吗？
陶铸：是一致的，都是搞阶级斗争，批判反动路线，没有社论时，多数派要去，你们能不能制止住？（同学答：能制止住。）据我知道，人民大学就制止不住的。
这么大的事情（大串联）我们还要去宣传呢！今后还有许多这样的文章要发表，靠内因是重要的，但外力是很重要的，有些地方没有外力帮助就不行。
唐平铸：我刚才听陶铸同志的讲话和同学们的发言，大串联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据我们知道的，毛主席对这个非常赞扬的。我认为住在北京的学生不能出去了，必须很快地卡死，应该很快地采取措施，北京的同学不能坐火车出去，步行出去也要很好的组织。
大家说，社论没有写分期分批，当时是想到了，但社论说，主要强调大串联的意义，我们可以就接见十五个人发表社论，宣传大串联的意义，提出要分期分批。
陶铸：现在四点半了……。
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同学：要求接见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同志，不接见我们就在这里等。
陶铸：我们负责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不过我希望同学们还是回去，你们是第三司令部的， 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清楚的么，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今天谈到这里，我们还要赶去开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同学时的讲话
    〖10月25日，北京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林学院、农机学院等院校的部分红卫兵战士，就《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的发表去问《人民日报》社。下午，陶铸在国务院接见了这些同学的代表，晚上陈伯达、戚本禹、关锋同志于《人民日报》社接见了这数百名红卫兵战士并讲了话。〗
    陈伯达讲话
    刚才那位同学提得对。《人民日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同时又能够受到群众监督，就可以办得好些。党中央领导与群众意见相结合，报纸才能办好。最近一个多月我没到《人民日报》来，今天下午我才看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写得还可以，看得下去。但有缺点。是一篇看得下去的社论，只是写得不周到，不完全。同学们可以提出质问，质问是有道理的。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中央赞成步行串联。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步行，比坐火车汽车对你们的锻炼，对你们的将来，对你们的前途，都有很大好处。你们现在还很年轻，知道的事情还很少。你们有很大的优点，对政治敏感。但是，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要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就是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
    我有几个孩子，我也对他们有意见。他们就只是上学，没有接触群众，即使书读得多，文章写得通，但和群众、社会没接触过，顶好不过是个书呆子，对社会无用；不好，还可能变成对社会有害的人。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批评过去派工作组的办法，指出路线错误，原因就是它要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改换人们头脑的大革命，怎能包办代替呢？群众不同意包办代替，于是压制就来了。我讲的话，你们记下来，对大家贴我的大字报可能有用处，影响有多大不一定。
    步行，有很大好处，可以经过千山万水，看到群众种种生活，听到群众语言、群众意见。可以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接近工农群众，使你们晓得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都代表不同的社会思潮。你们就可以用脑子想一想，考虑、判断。电灯，有电源。过去点油灯，要有菜油、煤油、花生油。你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意见，得到许许多多养料，将来就可以变成灯光。如果不提倡你们走这一步。我们领导文化革命就可能是有缺点的，后代会批评我们，将来会责备我们。你们都年轻，为什么不到社会大熔炉中去锻炼呢？去吸收养料呢？你们读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就明白了。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现在你们搞政治或其它学问，假如你不是准备当书呆子，而是准备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管搞哪一行，都要懂得群众，懂得社会。
    如果《人民日报》办得有什么不好的话，就因为他们懂得群众，懂得社会少了。
    你们记录我的话。我准备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我们年纪不小了，大字报攻一攻有好处。我说话很蹩脚，不好听，不要录音。高兴记就记。记错了也不要紧。可能记错了，或者记的比我说的好，也是可能的。
    我劝大家还是可以接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见，准备步行。步行的结果，好处，将来你们会知道的。可能有不好的地方，你们可能很累，有的病倒了，找不到医生，甚至有的在路上病亡也有可能。这是很难避免的。要避免各种意外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坐火车也可能要碰车，坐飞机也可能摔下来。不要在步行中发生了困难，就埋怨《人民日报》社论。
    主要是让大家能接触社会，接触群众。毛主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毛主席的文章，每篇都是经验的总结。你们都读了毛主席的文章。要知道，每一篇文章都考虑了，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你们步行，就让你们学习毛主席走过的路。毛主席走过的路，我们照样去走。（鼓掌）
    这样，发生了一个问题：社论一发表，你们要批判的人都走了，这怎么办？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们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处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们就可能辩不过他。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现在还有市场，有人跟着他走。还有没有？（还有！）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走路，就是叫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榜样，熟悉我们的社会，熟悉千百万群众，熟悉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各个方面。这样，你们就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结合毛泽东思想写文章了。对不对？（对！）谭力夫走在你们前面了。他是坐火车走的。坐火车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鼓掌）
    我们过去小时候尝过很多苦头。你们现在走路出去，也可能尝到苦头，可能不会太多。我们那时候的苦头想起来很难过。现在，社会变化了，革命了，群众翻身了，这是在另一个条件下接触社会，你们可以比我们得到更多丰富的经验。
他们走就走了嘛！你们要批判的人早走了。最近几天走的，也是抢火车的，并不是步行的。这不能怪《人民日报》社论。
    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模范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都。你们在步行这一点上，也要作全国的模范。（鼓掌）
    有的同学提出不同的意见，很好。赞成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你们可以批判我的。我讲话就是准备被人推翻的。你给我提意见，我给你提意见，互相提意见，这是正常的，这样才能进步。
    你们到工人农民中去，工人农民给你们提意见，你们不要生气。说的不对，你们听了记下就行了。也可能说的对，你们认为不对。我多年前去农村，有的人和我意见不一样，我认为是对的，他们认为不对。土改时我在北方，也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些群众的意见对，他认为那些群众的意见对。这并不妨碍我的工作，反使我思想提高一步。因为有人反对我，我就要想一想，把思想提高一步。群众中有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要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学会分析。有不同意见，有矛盾，才要分析。群众不是一个意见，有各种意见，这就是矛盾，就要分析。不一定就马上想得通。所有老百姓的话，意见，都要听下来，记下来。前两年，我那机关有些同志去农村搞四清，我对他们讲过一些话，最后向他们提出，要准备两个笔记本：一个记问题，一个记群众语言。群众说的话比我高明得多。我的话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说的那样：象个瘪三，就是群众语言太少了。当然，也不能说我的话一点群众语言也没有，我从小在乡下生长的。我说的是土话，但我如果完全说土话，你们一句也听不懂。你们可以弄两个本子，记一大堆群众的话。
    （有人问：我们同意步行串联，可是现在是不是时候？我们学校几千人剩下几十个人，再走就剩几千外地学生了。）
    我劝你们也走，你们回来再搞批判。步行去，步行回来。一九六四年，我在天津参加四清运动。我同天津的同志谈到，我要走路回北京。他们说，你不要给人家造成困难，造成灾难，人家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我说，我是普通老百姓，做那么多准备工作做什么？结果，还是没走成功。说我年纪大啦，他们不赞成，我也没办法。你们能够步行，比我们幸福。他们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其实，走了，身体就好了。可惜没有说通。
    现在我来说服你们，不知道说得通说不通？
    （有人问：学校空了，反对路线何时批判？）
    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是长期的事情。你们走半年回来还不晚。
    （有人说：批判没有对象，都走了。）（有人问：北京的学生都走了，外地的人还来干什么？）
    你们都走了，到了外地，他们就在那里和你们联合起来，不一定来北京了。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问：走光了怎么办？外地同学要见毛主席怎么办？）
    到那时，就进行另一种部署。外地要来还可以来，北京的总不会完全走光的，不可能。有的走了，还会回来的。
    （有人问：走多久？）
    你们愿意走多久？可以走三个月，可以走半年，也可以走一年。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破四旧，是长期的。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有什么要批判的。这样，你们的文章就可能多种多样了。破四旧，破什么？那么大的天地，四旧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破？知道了，了解了，才能破。
    你们担心个人走的路程，时间不一样，回来的时间不一样，如何斗批改，揪黑帮？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有力量地斗，有力量地批，有力量地改。不只是改自己学校里的。你们的脑袋要武装起来，按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要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吸取力量。
    （有人问：有没有假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
    前些时，我接见外地来的一批学生，说有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红卫兵，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红卫兵。不是说有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修正主义的。这个问题，有人要把我揪出来斗，这没有什么。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什么人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象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对于一般红卫兵的组织，不要分真假红卫兵。我补充，纠正我原来的说法。可以吗？（可以！）
    （有人问：有的红卫兵的红字可以加引号吗？）
    （有人说：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我们要把受蒙蔽，影响的红卫兵争取过来，不要歧视他们。
    有的红卫兵组织，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好的，想革命的。我们要搞垮那个错误的控制，不是搞垮哪个红卫兵组织。你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他就顶起来了。参加了那个红卫兵，就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这不大好，他心里很难受，就难争取他了。见了面，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只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两派对立，不好。要争取他们，让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控制他们的人是错误的。这样，我们的队伍不是扩大了吗？队伍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来的说法，那容易引起误会。现在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有为我辩护的，我感谢；有批评我的，也感谢他们。这不是折衷主义吗？不能说是折衷主义。这是群众观点，是对待广大群众的态度问题。
    我们的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的红卫兵。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红卫兵是无敌的。（鼓掌）
    （又有人说：队伍大了好，但要注意质量。）
    那是对的。不能要方立功那样的人进来。同时，要让他改过。
    （有人说：他们不敢触及灵魂，不承认错误。）
    慢慢来，不能性急。没有韧性，就争取不了多数。我经常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你们在长征过程中，随时随地与毛泽东思想结合，就会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对不对？（鼓掌）
    有的在这里对我鼓掌，出去还会贴我的大字报。我对有些人是不是赞成的话还抱怀疑态度。
    （有人问：照你这样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多少年？）
    我也不能预料。就思想斗争说，是复杂的，长期的。不能想象，几个月，人的脑子就革命完了嘛！过多少时间，等你们回来后，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了反动学术权威，改了学制，建立了新的课程，是不是文化革命就完了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过：资产阶级革封建主义思想的命，革了几百年，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命，可以快些，因为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资产阶级是少数人搞思想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不可能象我们这样搞。我们可能快，快得多。可能几十年，可能上百年。
    要是上百年，就泄气了？不搞了？（大家说：一定搞彻底！）
    批判资产阶级，破四旧、立四新，是长期的事情。有的同志要把旧书烧了，这能不能解决问题？书烧了，脑子里思想还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书，不要随便烧掉。也不要很多人都去看古书。少数人看看，批判，当作肥料，当作批判对象。有人说：鲁迅劝青年不要读古书，可是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鲁迅读古书都是拿来批判的，把毒草拿来一个个批判。他批判得有力量，很知道毒草的害处。
    （有人问：总理说过放假半年，现在推翻了吧？）
    （有人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运动的规律，有些是我们预见不到的。有些发展情况，预见不到。原来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估计到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一出现，毛主席就看到这个伟大的苗头。（鼓掌）那时，他支持红卫兵时，红卫兵还很少。一下子，全国都发展起来了，震动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
    从几个月的经验看，对运动不能划个框框。步行，回来，估计明年秋天，差不多，可能上课了。学校的课程怎么搞？我的孩子高中毕业要上大学，学文科，我不赞成。我说，你要学文科，就下放劳动去。（鼓掌）在劳动中同样可以把文科学好，学得更好，有把握地学好。如果不参加劳动，就想搞这文科那文科，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现在口头革命，将来还可能变成修正主义。
    将来学校怎么办，大家可以研究。我们现在学校的学制，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学制的框框。社会主义学制怎么搞？就是靠文化大革命中创造一个新的学制。（鼓掌）
    苏联就是按照资产阶级学制，培养了多少修正主义分子！国家变了颜色！我们采用另一种学制，进步会更快，学习得更快更好。我说的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文科就更要破除过去的学制。
    我说的不是命令式的意见，是和你们商量，探讨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学制。
    毛主席告诉我们亦工亦农，亦学亦兵。他提出这个方向，我们要在实践中具体化。毛主席希望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一个模范出来。（鼓掌）
    你们是不是想很快把运动搞完，赶快上课？这是个群众运动。个人的有些想法，是会被冲垮的。你们当中有人想很快上课，这也是很自然的。不上课，也要学习。要把毛主席著作读通。把毛主席著作从头到尾抄一遍。字写清楚些。赞成不赞成？（鼓掌）
    （有人提：“怀疑一切”的口号对不对？）
    我的意见，有问题，可以怀疑，可以批判。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这样说是不是好一些？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善于思索。经过思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没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没有油，灯就不亮。你们可能是几百盏灯，社会主义的灯，无产阶级的灯。没有油，灯光就没有了，灯就不亮。所以，你们要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这样，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就能得到大量的材料，就有思索问题的原始源泉。不然，你们就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你们在作记录，可能有人准备出我的大字报。我是一个解放了的人，没关系。有人记的可能和我的意思不一样，我也不辩护。我有讲的自由，你们有记的自由。我在马列学院上课，他们都在记。我上课从来没有讲义。我说：你们记了些什么？我收了来看，每本都是不一样的。各种版本不一样，哪一个做标准？
    （这时，一部分去中南海回来的学生代表提出来：还有些问题要单独谈一谈。）
    有什么话就一起谈，不要单独谈。
    有些问题，不要希望我一个个回答。你们去思考、思索、讨论、比较。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你们自己解答自己的问题，比较好些。我可能解答错了，可能解答得一塌糊涂。解答对了，也是硬灌的，填鸭式的，不符合文化革命的方针。要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争论，主要就在群众问题上：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工作组或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包办代替？硬压制？要自己革命，自我革命，自己教育自己。
    很多问题，我就这样答复，就完了。
    我来，是向你们请教的，是做你们的学生。（鼓掌）
    （有人问：这篇社论的效果如何？）
    我看社论还可以，但有个缺点：没有讲到两条路线斗争。可以再补写一篇社论。
    （有同学称陈伯达同志为首长）
    我不是首长，我是老百姓，我们都是同志。（鼓掌）
    （有人问：出去对本单位的斗批改有没有影响？）
    为了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好，出去走一趟有好处。到处看看，听听，就是受到些折磨，也有好处。
    《人民日报》有群众监督是件大好事，可以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说明，提倡长征，是中央提的意见。估计有积极效果。不要倾城而出，可以分期分批走，也可以不走。
    （有人提出：《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论，是同《红旗》十三期社论抵触的。）
    二十二日社论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我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十三期那篇社论的题目是我定的。我并不是要用这篇社论取消那篇社论。不是要让北京的牛鬼蛇神舒舒服服的，不斗。不是让全城全校都走。社论里没有这个意思。
    （有人说：要看效果！现在大多数已经走了！）
    是坐火车走的，不是步行走的。外地来京的一百五十万人，要走走不了。北京近几天走了几万人，是坐火车走的。你们调查研究还没有到家。把学校空了都归罪于这篇社论，这是不公道的。毛主席要我们实事求是。我赞成再写一篇社论补充这一篇。不然。纠缠下去，纠缠不完。唐平铸同志告急，我来是想当“解放军”，解放他们的，现在解放不了自己了。
    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要允许补充、改正的机会。
    有人说发表这社论“有阴谋”。我认为是没有阴谋的。
    我倒是劝大家不要抢火车到外边去。步行出去，我赞成。不一定全校都走。要有计划，可以留一批在学校。也可以都不走。不坐火车，对外地学生也有很大好处。
    （有人宣读大字报，仍然说这篇社论是“大阴谋”。）
    社论有疏忽之处。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对《人民日报》提意见，是好的。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个警告：要有高度警惕性。党的机关报，稍有疏忽都是不好的。大家批评是有道理的。可以要求再写一篇补充这一篇。不能因为这一篇文章就判成死罪，那样就不能再写文章了。
    我没想到对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抵触。这证明你们政治敏感比我高。
    《人民日报》社论，只是建议，谁不同意，可以不照做。
    （有人发言，仍然说这篇社论与党中央的精神不符。有的还说《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向工农兵学习》都是错误的，是贯彻反动路线的。）
    阴谋是没有的，疏忽是有的。我这样说不是包庇他们。我和他（指他身边的唐平铸）过去也不是熟人，是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到《人民日报》来接办《人民日报》，才认识的。
    《人民日报》社论是起了好作用的。要分辨好作用和缺点。不能抓住某一些缺点，就说六月一日以后一系列社论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打倒。（有这样一张传单）如果要打倒，首先要打倒的是我。那些社论都是我经手的。我不反对批评，也不批驳，把传单留下来，作为经验。
    传单说要造《人民日报》的反，说六月一日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六月一日以来《人民日报》是代表反动路线的？我怀疑这个传单。可以怀疑吗？要提高思想，提高警惕。
    今天的事，不能怪同学们，要怪《人民日报》本身有缺点。看他们什么时候补过吧！（有人喊：明天就要！）来不及。有些问题，要容许人家有考虑的余地。“最后通牒”这种方式不一定很适当。红卫兵提了很多好建议，有的已经接受，还有许多我们正在研究。
    （有人说：《人民日报》的人不让我们上楼，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这样的框框？为什么见报社的负责人这么难？）
    我要告诉大家，办报是件苦差事。他们天天要快天亮了才能睡觉。又要办报，又要接见你们，忙不过来。你们对《人民日报》有意见，可以写信。都拥进来，报就不好办了。写信，怎么尖锐都可以，骂人也可以。不要拥到这里来。这样拥，报就不好办了。
    （北京师范学院一同学谈一天来在《人民日报》的经过情况，谈了一部分，关锋、戚本禹同志来到。因伯达同志要开会，平铸同志有工作，由关锋、戚本禹接替他们接见群众。伯达同志说：就谈到这里吧，把他们两个也解放了吧！大部分同学同意，鼓掌欢送。
    他们刚走出会议室门，师院一同学又用扩大器喊：“要求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回来听我们汇报情况！”有一些人鼓掌。关、戚就又转回来。师院那个同学讲完以后，有些不同意见的同学发表了意见。又有几个同学谈了一些情况，说伯达同志讲的话前后不一致，又提出疑问，再次要求中央明确表示意见：提倡步行串联，是不是中央意见，这样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进行？戚本禹同志讲了话。）
    戚本禹：
    关于出去串联问题，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自己应考虑留多少，走多少，我看问题不是那末严重。这篇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再写篇社论。
    我们很赞成现在有一批革命派同学到外地去。我到外地去了一次，在火车上听社论。目前，有些省斗争很艰苦，空气很不好。你们在北京，北京的形势大好，你们从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有的同学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他们在学校里还是少数派）。你们的形势反正很好！外地斗争很艰苦，我去过一些学校，我也到外地去过，去几个学校开了几个座谈会，外地斗争很艰苦，希望去一些人把北京的经验，北京的革命精神带到外地去。我希望北京的同学能够有组织地分散到各省去。把中央的精神、十六条和十三期社论带下去，会起到促进作用。你们到那里要先作学生，不要先当先生。
    在学校里不要叫他们（指原来保工作组的──记录者注）保皇派了，他们是受蒙蔽的。他们出去也好。我在外边问了一个出外的同学，我问他是哪一派，他说是保工作组的。我问：你现在还保不保了？他说不保了。他们在外边是炮轰派。我问他：你在外边是炮轰派，怎么在学校里是保？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过，他说：要考虑。我觉得他们这样出去有好处，那会使他们变成你们的战友。在外边受围攻，反革命的围攻出革命的左派。
    （关锋同志插话说：没有反革命的围攻就没有革命左派）
    坐火车不坐火车不是绝对的。我们提倡步行，提倡走路，过艰苦生活，这是中央提倡的，是毛主席的意见。现在有一种倾向性错误，有的革命干部子弟，象谭力夫到那儿先住招待所。还有的要坐飞机，这是修正主义的一套。我们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另外有的地方资产阶级当权派用火车票控制同学，压制革命派，不给车票。不给车票我们就走路。兰州的同学就是这样，汪峰不给车票，他们就走，要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知道了，就打电话派火车。
    （关锋同志插了一句：走路就是革命。）
    一方面可以锻炼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冲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阻力，有的青年没车票就没办法了。你们在北京守着中央，可以到处找中央文革，找陶铸，找总理，你们可以到处闯，大闹天宫，那天到天安门，你们不是冲过了金水桥吗？我是很赞成的，保卫毛主席嘛！
    不让出来，不给车票，他们就自己走，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走路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冲破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封锁。在地方上不让坐火车，他们就没办法，毛主席指出，让他们步行。你们在北京，象北航的、政法的，有事就到中央，中央文革，甚至可以冲上天安门前的金木桥，你们不是冲上去了吗？
    《人民日报》社论写出了一些艰苦奋斗的精神。陈伯达同志说，社论有缺点，要重写一篇社论补充。我同意这个意见。重写一篇社论，就是你们造反的功劳。你们回去根据情况研究一下，可以走一批留下一批。
    （有的同学说：已经走光了。）
    你们不要给我施加压力，你们组织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你们还可以控制，你们是有能力的，是有办法的，怎么会都走光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关锋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讲话
    我这些都是不算数的，对与不对自己思考。
    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基本特点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主席接见后，群众发动越来越充分，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天来，全国各地兴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十月六日的誓师大会，周总理、陶铸、陈伯达、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其他同志都到会了，江青同志、周总理都讲了话，念了中央批转军委的紧急指示。从那以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群众范围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是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批判，对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是有重大意义的，对犯错误路线的一些同志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锻炼青年一代有深远的意义。同学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实在令人高兴，令人兴奋。如石油展览会，同学们发现布置有问题，不是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突出别人。那个事情不怪石油部，也不怪×××，是工交部陶鲁笳，是他们布置的。像同学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极好的事情。现在形势是很好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告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当然，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要做很多工作。
    但形势不像有些同学估计的那样严重，一些同学完全出于一片热诚，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前些时候不是有流传吗？（说毛主席是“少数”，“孤立”，××被包围了，要推翻十一中全会决议……）是不确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很凶，实际上是纸老虎，一戳就破。同学们一片好心，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非常好，但是形势是一片大好形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要做很多工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罗！另外，在党内还有一个思潮，一个是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作护身符；另外还有一批世界观没改造的或没改造好的糊涂人，需要我们做工作。对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要有区别，有提出这个路线的人，有执行这个路线的人，执行这个路线的人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不自觉的是多数，自觉的是少数。执行了这条路线里头还有轻重之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并且实行改正错误和坚持不改的要有区别。矛盾的性质，犯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主席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当然也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如果坚持不改，那他和群众的矛盾，和党的矛盾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对抗性矛盾，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我们希望这样人越少越好。改正错误和不改正错误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公开检讨错误，是不是对被打成“反革命”的，“假左派、真右派”，“政治扒手”等这些人认真平反，是不是支持革命派，是不是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标志就在这里。
    文化革命的时间还不长，从六月份算起的话，还不到五个月。确实有那么一些人，由于认识问题，没有经验，当然也和世界观分不开，犯了轻重不同的错误。民主革命搞了多少年，开始也不知怎么搞法，所以在这样一个短时间内，很多同志很不理解。对于这样一些同志，只要认真改正错误，特别是确实改正错误，我们都是欢迎的。当然不是不要群众批判，没有群众的批判不行。至于同学之间，也是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受错误路线的蒙蔽，不要排斥他们，而要耐心帮助这些同学，争取团结大多数。毛主席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改正了，我们就欢迎。现在北京许多学校，不是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了吗？队伍扩大了，这样才能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说到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军万马”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对负责人，只要今天改正，我们也欢迎。至于同学一时受蒙蔽，我们也要耐心说服他，帮助他。
    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大家如何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从具体事实，具体材料，争取多数，团结多数。我们不能采取工作组整我们的办法去整他们。工作组整我们不是硬压吗？戴“右派”帽子，“反革命”帽子，甚至给关起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我们不能硬压，这是需要警惕的。总的说来，斗争形势大好，越来越会斗争，斗争的策略也有进步。有一个学校，批判开始就对立起来了，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搜他们的笔记本，以后觉得不好，主动道歉，双方都流了泪了”。那一部分说：“是啊！我们过去错了。”不少人加入到这方来，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学，大多数是好同志。
    我讲的不为准吧。以《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为准。最近要发表社论，体现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社论不能草率从事。形势实在是好啊！同志们，你们说，看到同学还没解放，还受压制，就生气。不要说你们生气，我们也生气！一生气就把形势……（未听清），但和以前比，就没法比较（指几个月前）。要再和以前比一比，如和去年刚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比，那时好多地方不转载，《红旗》都不转载，伯达同志是总编辑，他的话就是不听。和那时形势比一比，那时何等嚣张，那时我们也不敢和他拉一拉。
    现在宣传工具，例如《红旗》、《人民日报》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红旗》也有困难，《红旗》内部运动的任务也很重，老唐这里有没有。我看也有，老唐是五月三十一日进《人民日报》的，（讲了《人民日报》过去在吴冷西控制下，围攻左派的事实。）文化革命以来，到五月份，一直出错误。主席讲，对《人民日报》不能象对《北京日报》一样，过去反修文章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对《北京日报》我们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攻击它，对《人民日报》用换人的办法解决。《人民日报》写《二论突出政治》时，《解放军报》烧了它一下，我们也幼稚，比你们年龄大几岁，还是很年轻的，火气大得很。
    五月三十一日进来以后，从社论看，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举一个例子，清华的工作队，公然把《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当作毒草来批判。（唐：还有几篇。）同志们！那时你们受压制呀！我们呢？（同学说：那时你们不是进了中央文革了？）进中央文革又怎么样？比如师大，林杰是师大的毕业生，师大少数派去找林杰支持他们，工作组孙友渔就说林杰是北京市右派学生的牵线人，林杰的背后是关锋，关锋的背后是陈伯达、康生。当然斗争的方式要注意，世界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得复杂一点。我们的斗争方式和你们不一样，有所不同。形势好，现在和过去一比较，就清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破产很快，你们六、七月份时估计有这样快吗？所以能这样快，最根本的是毛主席领导得好，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要害，加上广大革命群众，一个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一个是广大革命群众，把反动路线打倒了。
    你们北京师范学校形势怎么样？（同学回答：再过三天就剩下传达室的人了，火车票放在传达室，谁爱走就走。）那天以来（指二十四日）对一些同学的心理，我还是不了解的，我们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争取一部分同学，现在都拉出来了，争取不过来，将来又卷土重来，怎么办？
    （同学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又问：“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不要贯彻？”）
    “当然要贯彻！”（同学又问：“人都没有了。”）“材料呢？”（同学说：“都抢过来了，抢过来是不是要公布，揭发、批判？”）
    你们考虑是有道理的，我看不要紧，谭力夫带着一批人走了，他想，你们批判你的，我带一部分人走，将来好卷土重来。可是现在一分为二了，众叛亲离了，回来了一部分人揭他。他们（指受蒙蔽的群众。）出去把眼界开阔一下有好处，在家里呕气，不认这个账，出去看一看，叫人围攻，听人诉说，那里没他的帐，就容易接受，出去是有好处的，有时不要光从一个学院来看，要从全国来看。
    全国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有些地方斗争很艰苦，（唐：有的地方还得去冲一冲才行。）（同学问：就全国来讲，当前文化革命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批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广泛的斗批改不能对立起来。欢迎犯错误同志改正错误，改正错误的标志，刚才说了。
    全国川流不息地，北京要到外地去，外地还要到北京。（群众反映接待不过来了，学校走空了。）我看还是好处多，我们都没有经验，看看到底怎么办，都走不可能，今天晚上不是有好几百人攻工交吗？（有同学说：到工厂调查，和工人开座谈会的情况。）那很好啊！（北航同学讲了“红旗”战士被扣的事，关锋表示知道了。）那是好事嘛！叫他们扣起来是好事嘛！
    所以工厂到底怎么搞法，（同学说：中央有规定，不能串联，卡得很死。）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山西有个解悦，我鼓吹过她那篇文章，听了她的意见。她厂的红卫兵分两派，以党委书记为首的四千多人，她那一派一千多人，对立得很厉害，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不要进车间，不要妨碍生产。（有同学批判《人民日报》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中一段不让串联的话。）当时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据我了解，当时是那样考虑的，不少地方挑动工农斗学生，鉴于目前形势，写了这个社论。现在考虑和工农结合的问题，采用什么形式，你们也想想，我们也想想。（唐：文章发表是以社论形式，但实际上是中央政策规定，一个问题是生产，是很重要的问题，工厂的工人也是要起来革命的，许多地方内部搞得很复杂，生产幅度下降很大，最重要的是稳住，当时不光是学生不去，工人也不要到学生中去。一些省、市委煽动的口号就是“保卫省委就是保卫党中央”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发表社论要制止这种现象。）十六条里还有抓革命、促生产，贯彻这一条，贯彻主席的路线，还要积累实践经验，大家可以考虑。（同学们说，现在实际上是只生产不革命）是啊！要他抓革命，他不抓，（大家谈了很多工厂的情况）可以找工人开座谈会，抓革命，促生产是中央的精神。
    工厂有个问题，现在开始搞的有多少，没有搞的有多少，分期分批怎样掌握，是要调查研究。一下铺开到全国，也是有问题的，问题是搞过的暂时停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怎么办？你们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映，作个调查研究。
    （有的同学批判十月廿二日社论）大胆想是可以的，是不是提得太高了？我的看法不如你严重。社论发表得仓促，表达得不好，没提两条路线的斗争。长征，这是中央、主席的意思。我们的领会有我们的局限性，体会这篇社论要多花点时间、多想一想。你们怀疑是可以的，我还是给唐平铸同志讲几句话，三十一号前我和他还不认识，他是相当困难的啊！我从《红旗》想到他很困难，班子整顿也很不容易，这是吴冷西搞了多少年的。《红旗》总编辑是陈伯达，但几个副总编辑搞了七、八年。《红旗》是半个月出一期都很困难，老唐每天都要出报就更困难了。我们一块搞的吴冷西嘛！不要把事情孤立来看（是社论扭转了方向？）看一看再说，让实践检验检验。（一个人说：社论应该准确、迅速宣传党的政策）迅速往往不能准确啊！
    会议的精神要搞几篇社论，正在考虑怎么安排，你们可以给报社写文章啊！不要写那么长。
    唐平铸：对这篇社论的看法，不是大毒草，是《人民日报》主持写的。提出这篇文章的不是我们，那天常委开会，提出要搞步行串联，不对生产、交通有影响，同时还要搞大串联。主席坚持要很大，有人说一百五十万人超过了北京的接待能力，毛主席说：二、三百万人才行。二十一日晚上，总理在政协礼堂把长征红卫队的事讲出来了，只是发消息，社论是前三、四天交给伯达同志的，他没功夫看，当晚就发了社论，第二天征求意见，总理他们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晚上大家就来了。总的精神还是主席、中央的，发表的时间、表达的是否完全，由我们负责，现在看来有许多不周到之处：
    1、和两条路线斗争应挂起勾来，应当说明，解释这一问题；
    2、分期分批没有提出来；
    3、应更稳妥些，当晚不发表较好。
    今天同志们提出这些问题都很好，本来还准备了一份材料，解放军行军的经验，有一系列问题，现在北京市的串联火车还要让外来的同学先生。
    如果这个问题长期一点来看，如伯达同志说的走三个月、半年、一年都可以，我们同学经过这样一个长期的锻炼，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熟悉阶级斗争，对我们是很大锻炼，可以和工农群众很好地结合。我同意伯达同志的说法，我不同意说现在只要政治上的“万水千山”，政治上的“万水千山”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否认锻炼的需要。（同学说：现在有三种串联：走去走回，车去走回，车去车回。）关锋：都可以嘛！
    （大家对《人民日报》社论又提了很多意见，还提了很多问题）关锋说：改标语口号与总理无关，有些问题我可以讲，有些问题我不能讲，我和戚本禹是普通工作人员，有些不是我们能解答的。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的精神很好。很愿意听你们的意见，是否每个意见都同意，互相可以保留意见，我们就是要创造这种社会风气，我正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民主的问题，大民主是很大的好事，想有机会和大家座谈座谈。大民主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要考虑斗争是复杂的，如《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手的问题。和《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不一样，你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将来会明白这个问题，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和工农结合的问题。不结合是不行的，但是怎么办？要做调查研究，是否可以考虑比较有组织的跟班劳动，分期分批怎么搞，大家研究。
    有没有到山西的？山西很值得一去，情况了解得不太多，我看去一点人好，去太原。当然话说出来会得罪点人，来的人不多，来的信也不多。
    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当时考虑没有经验，一下子铺开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张春桥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被接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北京第一、二、三司令部代表。〗
    张春桥讲话：
    红卫兵成立全国性组织，一定要通过中央讨论。你们有这种积极性很好，我们不反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条件如何，是不是没有这种组织不行，是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因为整个运动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央都直接把指示告诉全国人民，每一次接见都提出了当时的中心问题，竭力避免形式主义。过去开会一定要作报告，报告三小时，现在都打破了这些，毛主席向来都不喜欢这些，不需要讲的就不讲嘛！也可以用其他形式，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告诉全党，全国人民。党是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毛主席的路线是经过斗争得到发展的。现在上千万人在串联，到北京来了几百万人，有的来过几次，这就没法统计了。原来想分期分批地来，现在都打破了。这么大的运动也不能下框框，很多问题群众在串联中能解决。天南地北，从哈尔滨到海南岛，在群众大串联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解决。
    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我们要考虑，我看条件不够成熟。
    串联的单位今天可能是左派，在大动荡中青年也允许犯错误，观点也可以改变。大动荡中建立这样的组织，有非常不稳定的可能性。现在你们要做艰苦，细致，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能满足于少数派，过去你们被斗是光荣的。在革命运动中如何把左派组织起来，团结大多数，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不是讲话，发通告能够解决的。现在就缺少艰苦，细致的工作。共青团中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改组呢？还要看一看，因斗争在发展中变化很大，组织问题放在后期比较好。现在不要急於建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别的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成立红卫兵组织，日本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扑灭了。墨西哥也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说明中国红卫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在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过程。
    戚本禹讲话：
    大方向是对的，潮流所趋，红卫兵是否代替共青团还得考虑。红卫兵全国组织是一种趋势，将来总会建立的，这是大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全国红卫兵的大事，对整个世界震动很大。因此这么大的组织不能仓促成立，要做很多工作。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主席不能做你们的统帅，这不是小孩闹着玩的事情，牵涉到国际关系……你们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发了大字报，外国人都很感兴趣。我们俩人建议你们不要用这个旗号打出去，打出去反而对人家国家的红卫兵斗争不利。日本出现了，被抓了，就搞秘密组织，抓是抓不尽的，革命的大火是扑不灭的。你们搞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有联系可以抓，这样好心变成坏事，对外国（革命）并不有利。
    红卫兵全国性组织，将来是要成立的，但要经过一定时期。文化革命运动，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大动荡，大分化，比较稳定的时期……你们要成立，不要比建立全国性的组织，要比做踏实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要急於成立这样的组织，到时候你们不成立也不行，那时候我们再听听你们的意见。
    各地方还很艰苦，你们要更好地做些踏实工作，你们会讲话，会分析，都是风流人物……到各地联络，调查研究，哪些是左派，保守派是哪些，哪些人拥护毛主席。
    你们要做踏实工作，不要打旗号，目标小有好处，懂吗？将来是要建立这个组织的，前途是光明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四号通令
    平反，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坚决、彻底，胜利地作好平反工作，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发出第四号通令：
    一、 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管他是工作组也好，是“联络员”、“观察员”或其它变相工作组也好，一律必须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一律必须是随叫随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不许借故推脱。
    二、 平反必须认真、必须落实、必须彻底。在运动初期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的工作组（或其它变相工作组）必须当众宣布无效，公开为这些同志恢复名誉，彻底解放这些同志。
    三、 必须全部、干净地索回“黑材料”，不折不扣地按中央军委指示办事，或当众销毁，或退回本人。
    四、 如果有一小撮顽固分子拒不承认错误，继续压制群众，就坚决造他们的反！就坚决同他们斗争，斗垮他，斗倒他，斗臭他！他们的结果只能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五、 有一小撮坚持错误路线的人，他们或封闭“黑材料”，或故意把“黑材料”与档案等机密文件混藏，企图阻挠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正告这一小撮人：你们放老实点，马上把“黑材料”和机密文件分开，否则，革命群众照样有权采取行动，不受你们的束缚，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六、 平反工作是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政治措施，是为了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保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政治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政治措施。以上通令不仅学校适用，工厂、农村、各部门、各单位、凡是执行了错误路线，打击了革命群众的地方，都完全适用！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彻底、胜利地作好平反工作，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戚本禹同志开会去了，先由阎长贵同志听我们汇报情况。（主要关于十一月七日的问题）戚本禹同志来了以后，先听了一下情况，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接着问起我们还有多少红卫兵战士，在北京的有多少，问我们以后准备怎麽办？我们讲照常办公，准备开联席会议。〗
    戚本禹同志问：你们能召集起来吗？北航的能来吗？他们要改改吗？行的话就改，不行的话怎麽办呢？他们有多少人？（指造反联络站）几个单位？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他们是比较反对工作组的。我特别要质问你们一句，上次开会时（指八月二十七日晚），我说过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你们能站在主席一边，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站在主席这一边。例如谭力夫就是跟主席相对抗的。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听得懂吧？（指八月二十七日晚讲话能否理解）你们那时对江青同志很不礼貌，怒气冲冲。我要你们做工作，有人说不干了。我说还是要干下去，通过你们把红卫兵战士带到毛主席一边。不然的话，我为什麽要支持你们成立组织？花这么多钱？主要是让你们做工作，把红卫兵战士带到毛主席一边。关于“十一·七”事件，事先我一点不知道，是革命行动我都支持。他们对你们的突然袭击，你们自己检查一下，这是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我事先没有支持他们。他们说我叫他们去的，可能认为我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的。我对第三司令部也是支持的，我对双方都不责备。
    （接着，戚本禹同志谈到辟谣问题）
    我不想辟谣，不想表白自己。现在有的人借我的名义写什麽<打虎记>，我也没有辟谣。我说要从你们自己的行动来考虑一下（指十一·七事件），有前因後果的，为什麽会产生这事。第三司令部也发生过，第一司令部也改组了，这是矛盾的表现。毛主席说，没有矛盾就不能发展……要想的开阔些，不要想不开，总是要发生这事的。水火合在一起（指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总是要爆发的
    北京市到处造反，你们红卫兵总是有些方面保，我每次接见同学从来没有讲的这么彻底。（指八月二十七日）我可以受处分，但我没有说过界线。我觉得你们受毒太深了，现在我不说太多。你们整天整别人很厉害，为什麽<红旗>十三期社论要发表？那时不行了！围攻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且有组织。你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没有回来，基本上是学生整学生，北京市死了很多人，数量很大。矿业学院、外语学院都整了。文化革命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麽首先举起革命旗帜的，被打成“反革命”、“游鱼”、“小牛鬼蛇神”？一个学校整死了许多人……白色恐怖，整个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说偶然的。它一直反对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在中国搞复辟。六二年就搞单干，文化革命一开始，姚文元发表了文章，但还是冷冷清清，不让搞文化革命，反对文化革命。为什麽要在上海发表？他们就是对和平演变很感兴趣。文化领域里的帝王将相统治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国家还象什麽样子？特权阶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无产阶级的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了。学校里也是这样，各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不要多，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一步步垮下去了。少数人变成贵族，多数人变成奴隶，给他们当牛马。文化革命刚一搞起来，就触及灵魂，他们要压下去，怎麽压？谁革命就压成反革命分子，把生气勃勃的文化革命，没几天压得冷冷清清。国务院办公室一开始很多人，一下子没人了，冷冷清清，没人敢来，有人来了，也盯梢……你们要把国家得失放在第一位，个人得失不足为重。过去你们这方面整人整得也厉害，我不赞成学生斗学生，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不算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不算群众斗群众。我不赞成批判你们，我跟第三司令部也讲过。你们受了蒙骗，做了错事吧！
    把个人得失放在第一位，就认不清方向，看不清错误，甚至坚持错误，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殉葬人。有一个人，就发展到对立面去了，反对林彪同志，说“这都是林彪搞的。”林彪同志是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一点动摇也没有。他自己走到反面去了。我不是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相信你们司令部大多数红卫兵战士是好的，这坚信不移，能认错，站到主席一边，他们（指革命左派）要等待你们，你们要积极跟上。
    我看如果采取正确态度的话，就好办。跟他们谈判，要甘拜下风。先对他们肯定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可能有错，不能每件事情都对，但大方向是对的。向真理低头不是耻辱，而是光荣，是英勇的行为。明明是真理，不敢承认，是软弱的表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种人说这是软弱，而无产阶级都不这样看。
    你们要顶住，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後，可能会有人说“投降”、“投机”、“叛徒”，我看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真理投降，这不是耻辱，是光荣。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不知要向真理投降多少次。“叛徒”，我们可做反革命的“叛徒”，做革命的叛徒是可耻的。历来的造反者都被敌人称为“叛徒”，从奴隶社会的斯巴达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都被人呼为“叛徒”。革命者历来就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把要革命的同志称为叛徒，那么，他们自己站到什麽立场上去呢？你要进步，就是要叛变旧的东西。讲"投机"是不对的，即便有些人误解，那也不要紧，真正认识错误的，回到正确路线的，比原来正确的有免疫力，下次有经验，坏事变好事。相反，一直正确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也可能转化。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许多人都是这样，陆平、蒋南翔都是“一二·九”的。但不要拿这个去攻击左派。你们可以从保守派变成革命派，他们也可能变成反革命。你们以前（指运动前）表现相当好，但这次犯了错误。你们自己跟他们谈谈，如果不行，你们就说：“你们来领导！”有没有这种勇气？“我当红卫兵，你当领导。”包袱少一点。他们不一定干，那怎麽办？我希望把三万红卫兵带好。我看也不要甩乌纱帽，"你们要我们做工作，可以当副总指挥，可以当小兵，如果开除了，我重新组织。"我看很好办！叫我的话，就这样。
    现在不是抢东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三万红卫兵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次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如果将来出现修正主义，就这样造反。你们要敢说一句话：“好得很！大方向是对的！但不一定每一件事都对。”“你们说我们不彻底，你来！”有时你们做工作好一点，有时你们不行。目的一个，把战士带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有人说，这是折衷，什麽是折衷……？（没听清）“你们北航‘红旗’正确，听你们的！”走到毛主席一边嘛！破了嘛，再立嘛！我看可以跟他们谈谈。
    你们方面有个包袱，党团员较多，看到少数派过去都是表现不好的，现在积极起来了，想不通！如果让他当领导人，能不能把红卫兵带起来？
    （答：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能带。）
    （有人提到化工学院建议解散三个司令部的问题。）
    这是革命组织的事，我不想插手。群众的组织自己来搞，你们正确就听你们的，他们正确就听他们的；搞成就搞成，搞不成就解散。不要有包袱，主要根据群众的大多数，都是摸索。第三司令部办了些好事，第一司令部也办了些好事，第二司令部也不能说一件事也没有做。如果多数人说不要了，你们也解散。如果让北航来领导，我看他们还是较好，坚持正确路线。你们自己处理。
    （有人问：为什麽不参加他们的组织就是不革命？就是保皇派？我们也要革命，也是革命组织，为什麽不能把它改造好？）
    他们是革命的组织就可以加入嘛！你们过去就不怎麽革命嘛！你们为什麽不能加入他们的组织呢？低不下头来？红卫兵组织将来要统一的，这是我的设想。要是我的话，就加入他们的组织。如果你们都这样，就不存在问题了。将来红卫兵要代替共青团，有这个可能，我过去提倡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还要公开提倡。你们就是低不下头。他们这种精神很好，你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行动“好得很”！
    （有人问到相互打人的问题时）
    我向来不主张打骂，但对打人应用阶级分析。红卫兵打红卫兵，我不赞成，多数派打少数派有，但少数派打多数派我没听说过。
    （我们问到为什麽党团员大多数属於"保"这方面的？）
    根本原因是北京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团中央已经修到家了。对党要分析，党内斗争很尖锐。六二年国家的航道就要改变了，都是毛主席在坚持斗争。你们想一下，那时快散了，毛主席是中流砥柱，没有毛主席没有斗争就不堪设想。
    我们没有怀疑，党员多数是对的，对陶鲁笳我们不是批判了吗？我当面问他，我骂得对不对？他说：“对对对。”他算什麽革命者？是资产阶级政客，两面三刀
    （我们说，对陶鲁笳的讲话很敏感，总要批判。）
    你们批判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的，而是从本身切身利益出发的。党内有斗争。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是苏共的一套，是灌输资产阶级路线的。我过去也是念呀念的，对照"老三篇"，讲得对还是不对？
    （谈到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关系）
    现在不是你们问我，而是我问你们，你们自我教育。有些人向上汇报别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很积极，不是对错误进行教育，这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党的建党原则里哪有这样的一条？把人搞得谨小慎微，这本身就是个人主义，没有造反精神。为什麽？你们自己分析。我们为什麽要主张销毁黑材料，有的人认为整理了半天，烧了，很可惜！
    不能否认党内有正确路线，但那些影响还是有的。为什麽主张销毁？因为这些材料都不符合实际，写出来，加以"提高"就写成"反党"了。我不主张这样做，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汇报上去。要是这样，我一天可以抓出你十几个错来。青年人，讲话总是有错的，错了就改嘛！共产党员不计较个人得失。
    〖到後来戚本禹同志不让记，他讲了很多问题，没记好，所以不一定完全，也不符合他本人的原话，请看时注意，有错的话，由整理者负责──外语学院陆为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首都红卫兵》记者文章
    这个反非平不可》
    《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一个多月以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大批判。其规模之大，遍及全国，来势之猛，所向披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凯歌向前。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批判斗争中，被某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黑纲领”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叫“二十二个问题”）得以昭雪，就因为写这份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等同志得以平反。平得好，非平不可！
    毛主席亲自点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直逼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逼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六月十九日晚，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等人在走访了北京市委大学接待组许克敏同志以后，满怀革命激情，根据许克敏同志谈话的基本内容，整理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叫二十二个问题）。革命的文字，不胫而走。“二十二个问题”被校内校外的革命群众争相转抄。革命派看罢，人人摩拳擦掌，拍手称快。“二十二个问题”在全国之内转抄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充分反映了全国广大革命师生不可遏止的高昂的革命热情，表达了广大革命师生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大长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这是一张主张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大字报。
    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却对这张大字报怕得要死，恨得入骨。他们对这张大字报和蒋书铭，曾宪均等人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围攻和迫害。他们向全国拍电报，寄材料，发声明，画框框，定调调，耍阴谋，造谣言，把“二十二个问题”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把蒋书铭、曾宪均等人打成什么“反革命”、“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小‘三家村’”、“小牛鬼蛇神”等等，等等，无中生有的罪名、千奇百怪的“帽子”，应有尽有，荒唐透顶！蛮横至极！以贺××为首的北京林学院工作组还对他们实行了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一连串非法的迫害：蒋书铭等人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言谈行动的自由被限制，公民权利被剥夺，甚至连助学金也被无理扣除。蒋书铭等人被监视、被盯梢、被训斥。工作组还三天两头地开大会小会斗争，对他们进行逼、供、信。
    事情远不只一个林学院，在清华大学，在北京地质学院，在北京的许多院校，在全国广大地区，某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利用对“二十二个问题”的所谓“批判”，在无锡市，在全国范围挑起了一系列群众斗争群众，学生斗争学生的严重事件。许多真正的革命闯将，仅仅因为转抄或支持、同情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就遭到“批判”，围攻，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在无锡就因为对“二十二个问题”的“批判”，围攻，无锡市的学生运动被压了下去。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横遭扼杀。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历着严酷的考验，他们在斗争中摸索，在动乱中摔打，在围攻中锻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船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入歧途，革命处在紧急关头……
    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象一阵春风吹遍全国各地，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回到北京。八月八号，一声春雷响彻万里山河，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了！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又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拂开层层迷雾，拨正船头，升起风帆，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向前！
    八月中旬，清华大学赵锋、马建武等二十多名革命学生组成“平反小组”，贴出大字报《学习十六条，为（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翻案》。九月一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二人发表联合声明，阐明态度和事实真相。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大字报的围攻，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诸如此类口号标语的满天飞。“平反”斗争阻力大得很！
    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困难的环境里，革命同志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默诵着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斗争。“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主席的话鼓舞着他们斗争前进！
    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北京林学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情况。他们从五百多名革命战友反映的情况中认真分析，认真思考。为“二十二个问题”平反的斗争，不只是几个人和几个学校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大事”的问题。“二十二个问题 ”一定要平反，非平这个反不可！
    十月三日，《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进攻的冲锋号。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参加大批判，宣布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就在十月四日，蒋书铭、曾宪均二人贴出《事实胜于雄辩》大字报，十月二十二日蒋书铭同志在林学院愤怒控诉揭发了贺XX工作组的滔天罪行，受蒙蔽的群众逐渐觉悟，同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起来造这条反动路线的反。坚决支持蒋书铭等人彻底平反的呼声响彻林院。
    共同的斗争，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造反者紧紧联系在一起。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强大、连续的斗争。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XX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作了公开检讨（已印发传单），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他们，同情他们。平反取得初步胜利。
    “二十二个问题”在北京平反了，但是，时至今日，在其它许多地区，在其它许多单位，革命的“二十二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翻案，受迫害、受打击的许多革命群众仍然没有彻底平反解放，仍有一小撮人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耍花招，玩手腕，对抗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抗十六条，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这一小撮人，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红卫兵闯将们就是要坚决造他们的反，把他们全都踏倒在地！
    最近，北京林学院“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以及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公社，红教联等革命组织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彻底为（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全国翻案联络总站”（暂定林学院），联合全国革命力量为革命的“二十二个问题”彻底平反，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从以上报道，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二十二个问题”在全国范围的“批判”、围攻、迫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的一个滔天大罪，是猖狂地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我们要彻底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就必须为被打成“反革命黑纲领”的“二十二个问题”进行坚决彻底的平反，就必须为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非平这个反不可，这个“反”我们是平定了！否则，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便只是空话。中央军委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也就在于此。
    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让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高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旗，坚决、彻底、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争取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首都红卫兵》第十一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关锋王力接见少数派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关锋：
    第三司令部不要超出来，要改变其实质，名字改不改不要紧，要顶住，不要垮！想一想，如果我们文革小组垮了，你们将会怎么样？在座的有多少打成“反革命”？运动还会有反复，假如敌人得手，你们还会被打成反革命，我们也会，而且还会被杀头！
    左派队伍中的小问题不要争，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容忍、忍耐、宽恕。井冈山内部的问题要解决，蒯大富要批评，团结-批评-团结。第三司令部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复杂不要紧，发展总是好的嘛！不发展还行，抗日时比这更乱多了，我到一个土匪连当指导员，十八岁，是个学生，他们看不起，后来我就剃头换装。原来抗日时期队伍很小，不是后来发展到几万人吗？成份复杂不要紧，改造嘛！文化大革命，不仅革命，是革命力量，而且也当革命对象遇事先批评自己，再批评别人。
    说八·八团，在善于和不同观点的人接触，和不同观点的人说话，不同意见要商量，文化大革命还早着呢！左派千万不要因为一些问题闹意见，左派顶打、顶揍，如梁山伯排座次就是用大石，无产阶级不要那一套，不要出头露面，艰苦的担子自己挑，第三司令部排场不要讲，不要退出，要内部整顿，搬出文化宫。有人说，不纯，从十八人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队伍不纯是可能的，如抗日救国时打了几个胜仗就几万人了，队伍要浩浩荡荡，资产阶级攻三司，实则攻我们，退出对革命不利。
    反蒯有两种，蒯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代名词。清华很复杂，一个人错，缺点要改，内部要整风，左派不善于利用敌人矛盾，而自己却被敌人利用。我们是革命的主力，也是革命的部分名字不要改，退出是错误的，不对的要改。
    当司令你搞不好，我当也当不好，慢慢学嘛！
    王力：
    你们不要退出，要改革嘛！关锋曾对八·八团一人说：“你们不应攻潘复生。”想一想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有几个人那样站在革命师生一边，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呢？中央文革小组不也是我们几个人吗？湖南省委问题很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锋王力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王力：你们除准备开这个大会以外，还准备开什么？
    北航“红旗”代表：我们要开批判第二司令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和进行内部整风。
    “三司”（第三司令部，下同）代表：最近以来，连续发生砸我们司令部的严重事件。据不可靠的消息，西城区纠察队和第二司令部纠察队（部分）要联合搞垮第三司令部。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要来一次反扑。我们要追查根源，准备开一次大会。
    关锋：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要相信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西城区纠察队我们也去了一下，他们有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讲了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他们不一定同意。他们也听到一些谣言，听说第三司令部要砸他们，搞得很紧张。他们砸了你们，你们不要砸他们，你们要做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大多数是会服从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王力：要相信大多数，他们暂时受了蒙骗，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
    第一司令部代表（石油）：《论造反者》是我们学校“保”字号写的，是大毒草，但谣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关锋：你们可以去宣传，《论造反者》不是姚文元写的，与姚文元同志毫无关系。姚文元同志根本不知道。我看过那份东西，是不正确的。
    “三司”代表：我们那一份从长沙来的急电，你们收到没有？
    王力：收到了。
    “三司”代表：长沙来了几个同志，他们想马上亲自向中央反映湖南重要情况。
    王力：你们觉得张平化怎么样？
    “三司”代表：我们觉得很坏！
    “人大”代表：张平化九月二十四日的讲话，影响面很广很坏。
    王力：这个报告已经影响到全国，张平化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报告很坏。
    “三司”代表：我们觉得这个报告比谭力夫讲话还臭。
    王力：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三个多月，你们看形势怎么样？
    “人大”代表：形势大好，可能出现大的反复。
    “三司”代表：反复是肯定的，但每反复一次，斗争就深入一次。
    王力：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也可能出现新的反复，需要大家头脑冷静一点，把过去的问题摆一摆，现在把过去的问题摆一摆，现在把工作总结一下，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整顿队伍、扩大队伍、注意策略。十一月份开的大会较多，十一月六号开了一个大会后全国各地也开了不少大会。从十月份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了，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怎么办好？现在你们还准备开两个大会？
    关锋：你们要跟反对你们的人接触接触，我相信反对你们的人中间大多数还是好的。
    王力：你们的核心要搞一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象打仗一样，打一仗后，就要休整一下，提高斗争水平和策略。十月份以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进步了。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有些同学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联以后，受到围攻的尝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味道的回来有所改变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不要给这些同志扣帽子。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团结他们、扩大队伍，把队伍搞得浩浩荡荡。因此，你们要坐下来，总结工作。
    关锋：西城区纠察队，你们可以好好地跟他们谈谈。
    王力：当然，原则是不能让步的。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风，这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这股风。最近北京市委有个重要通告。
    关锋：这个通告是很正确的。
    王力：这个通告是中央文革提议的，北京市委通过了，准备发转到全国去，行凶打人，砸，这样不行。现在天气冷了，许多同学要回来怎么办？要有一个打算。
    北航“红旗”：我们要开展小整风。
    王力：他们要回来了，可能对你们的做法有些意见，要辩论，你们要做好工作，争取主动，要有一个精干的队伍，没有巩固的核心，要带好这么大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他们回来了，这个局面就不一样，究竟怎么办？北航“红旗”小整风很好。革命形势在发展，工厂、农村都起来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校不能在空中来改革。我们要取得工农的信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
    关锋：到工厂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
    王力：工厂革命还要靠那里的群众，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要学会当小学生，学会和工农相结合。徒步串联，也要有许多准备，要熟悉工人、农民，尤其是农民。不要都到雪山草地去，那里没有群众，没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家也不可能办那么多兵站，不一定都到那些出名的地方去，不要凑热闹，主要是和工农相结合。
    关锋：你们步行去，他不欢迎怎么办？不欢迎，不要动手，开始可能不欢迎你们，他们要看你们的行动。
    王力：总之，你们几个司令部都面临着许多具体，共同的问题，要考虑考虑，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大会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伯达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志的谈话
    〖地点：北京钢铁学院，陈伯达、关锋等接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团总司令部全体人员〗
    陈伯达：在座的有哪些学校呀？（各学校报校名）钢院在座的有多少人？北航“红旗”有多少人？地质“东方红”有多少人？还有哪个单位啊？（答：林学院）向林学院同学道歉！（群众鼓掌）我们很久就说到你们学校去，可惜说了两个月都没去。
    关锋：刚才伯达同志说，向林学院同志道歉，本来说要去，后来没去。现在道歉！（鼓掌）
    陈伯达：道歉干什么鼓掌哪，道歉就是我们不对嘛！（鼓掌）同学们不要太客气，欢迎去，还不晓得哪一天可以去，不能随便许诺言，随便答应，到时候去不了就失信用了，刚才道歉就是因为我们失信用了。我们文革小组失信用的地方很多，刚才向你们道歉，就是表示我们不完全正确嘛。听得懂吗？我讲的中国话很不好听。
    关锋：大家安静下来听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群众：好！）
    陈伯达：刚才有条子说我们不关心文艺界，现在有文艺界的同志在吗？（有！）可见我们很关心嘛。
    关锋：伯达同志想跟大家谈点意见，请大家坐下。
    陈伯达：现在想跟大家交换交换意见，有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大家安静下来就好谈一些。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感觉，现在文化大革命有些新的情况？（众答：对！）主要是什么问题啊？主要是什么情况啊？（众答：打人）在哪里打人呀？
    （众答：好些地方都有，学校、工厂……。）
    同学：湖南在工厂打伤一百多人。
    （关锋问伯达：电报看过吗？陈伯达同志说看过了，并说这也是有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陈伯达：为什么打你们啊？为什么工厂里要打人啊？
    （众答：就是因为要黑材料不给）
    要黑材料不给就打人吗？是不是你们要得很急呀！我告诉你们吧，我们也是很急的。（热烈鼓掌）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自己也掌握了情况，我们也向中央反映了情况，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几次发下了指示，发下了文件，你们知道中央批转军委的一个文件吗？（众：知道）你们知道中央又搞了一个补充规定吗？（众：知道）
    同学：湖南还不知道。
    陈伯达：湖南还不知道？你们报告的这个情况很好。中央批转军委指示，中共中央补充规定上面写着，要在群众当中宣读的，如果没宣读，应要求那里的党委宣读。宣读以后怎么办呀？他们不交怎么办？（众：打！）我这人生平没打过架，让反革命打过那是有的，但从来没和好人打过架，不打架还是可以革命的呀！我没有和人打过架，你看我还算革命的？拿起武器和敌人作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必要的。在机关、工厂、学校，我们想，这不是我个人想，十六条规定不要打架的，打来打去最重要的最大量的还是打了自己人，还是好人挨打，不管他有什么错误，打了他不一定认识错误，反而坚持错误。我们是希望改正错误好，还是希望犯错误的人坚持好？（众：改正错误好！）看来打架也没有必要嘛！最后关于黑材料问题，错误的领导、机关不交出黑材料来不一定采取打的办法吧！一个人革命不在乎这个机关有没有他的黑材料，交给你是革命的，不交给你还是革命的，他有黑材料，你是革命的他也不能证明你是反革命的；如果你就是不革命的，他那里没有你的黑材料也不能证明你就是革命的。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众：对！）要动脑筋想一想，我的话也还是可以考虑的，不一定都对。有人贴大字报说：“陈伯达站出来”“要罢你的官”“陈伯达，我们要坚决和你辩论”，我说这都不要紧，我们如果是对的，就不怕辩论，如果是错误的，没有人和我们辩论那也是错误的。我想我这个人会不会是乐观主义？我今天来和大家随便谈一点意见，希望你们碰到的问题除了本机关、本学校的以外，还有一个工厂的问题，和个工人的关系问题，是不是这样？（众：是！）你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志愿，很多同学有很大的志愿，到工厂去革命去，我赞成大家的志愿，你们……。可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看法，所以需要和大家商量，是商量不是命令。我不是首长，大家都叫我首长，我不是首长，我是普通老百姓，可是我们解放以后在思想上必须改变一个观念，旧社会有句俗话：“官就是民之父母”，知道不知道这句话？（众：知道！）这个观念必须改变，我好多年以前到乡下去与农民谈话，农民对于干部有些意见，我说：“你们有意见为何不提？”农民说：“干部是父母官，怎么能说呢！”这就给我一个启发，我就沿路讲了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父母官，而是老百姓的儿子。（众鼓掌）我在《红旗》杂志登过一篇讲话《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包括你们在内，也是人民的儿子。（鼓掌）这样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到工厂去，如果去，一定要抱着做勤务员的态度，当人民的儿子，这样工作起来就不困难了，如果做一个指挥官去那就要碰钉子。毛主席过去批评过一些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议论，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吗？（众：知道）知道就要学嘛！你们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特别要向有经验的农民，有经验的工人学习，和他们聊天、谈心，了解他们那里有什么问题，这样你们才有发言权，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诚诚恳恳地做群众的小学生，才有可能当群众的先生。我这里补充一句，不是说一个人一定能做群众的先生，向群众学习好的，才可当先生，学习不好的还是不可以当先生。（鼓掌）听到你们的鼓掌，大概我这个意见得到你们承认了吧？（鼓掌）让我们知道工厂一些问题，学生到工厂去，一部分工人和学生有矛盾，我看这个责任首先主要在学生，不晓得你们觉得我说得对不对？（鼓掌）也可能是大毒草，如果是大毒草，你们就贴我的大字报，敢于贴，这样教育了我，也教育了旁的和我有同样态度的人，包括关锋同志，这样谈可以不可以？（众：可以，同意！）所谓责任在学生，因为学生年轻，还没有经验，不会和工人结合，你们学生革命热情，革命精神好，但是没有适当的方法，你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你们的任务，你们的革命任务是完不成的。
    （关锋说：要有一个适当的方法。）
    要有一个好方法，没有好方法，革命任务也完不成。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如果不懂得这个方法，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群众的头上，就是意见对的，强加在人家头上，也要碰钉子，也是行不通的，你们说对不对呀？（众答：对！）你们十几岁的人，还不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二十岁左右的人还可能想想，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懂得，因为他们年龄大一点，经一堑，长一智，懂不懂呀？这是毛主席讲的话，现在我要读一段毛主席的话，题目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现在请关锋同志帮助读一读。
    关锋：伯达同志划出来让我读一下：
    陈伯达：读得慢一点，你们听了记下来，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这段话，现在不要吵了，吵了谁也听不清，变成赶热闹。我们来不是为了赶热闹的，是为了谈问题，跟同志们谈心交换意见。
    关锋：我现在念了，在一卷一三四页第三段“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
    陈伯达：主席谈这段话时是当时在江西根据地有个扩大红军的问题，不讲究方法，光是研究扩大红军。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了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你们读过这段话没有？（众：读过！）好象半懂的样子。读过毛著是一件事，用起来会不会是另一回事，可以读得很熟，但是碰到具体问题不会用，那样读了也等于没有读。现在给我们一个考验，就是我们会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挤，这样挤，这样推很不好，东面、西面坐下来好不好？我们是商量问题呀，不是看戏呀！我们也不会演呀！你们这样子，我们很不安心，我们给你们惹了祸了……后面坐不下，可以到台上来。
    同学：同志们不要到台上来，注意首长安全。
    陈伯达：刚才他说的话是错误的，没有什么首长、安全问题，我们都是老百姓，可以上来，都是一个群众嘛！我也是一个老百姓嘛！可以考虑考虑嘛！挤得不可开交！（有人说台上听不见，没喇叭）这倒是个理由，台上听不见，没喇叭。（一条子：有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一部分工人斗学生怎么办？）有这样的事，是在考验你们会不会做工作，如果你们会做工作，要向工人做工作，工人了解你们不歧视你们，那么这种事情就会避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要挑也挑不起来，他就孤立了。
    假定工人一下子听不进你们的话，因为有坏人给他们灌输了一些坏东西进去了，你们的话他听不进去，你们怎么办？我说这时候你们就要耐心，不要心急。给大家坦白地说，我这个人非常心急，但在群众面前我就经常警告自己，不要心急，群众听不进去，群众与你意见相反，我们就要想一想嘛！我们的意见究竟还有哪些地方有缺点，如果我们的话是对的，群众听不懂学生腔，也感到你们是学生腔，所以你就要学会跟工人和群众说话。
    所以，要学会跟工人和群众说话，一个是态度问题，还有一个语言问题，群众的语言对我们年轻人是缺少的。当然，我也是缺少的，我在群众当中靠的就是一个态度问题，我的态度比较好，是跟他们商量的态度，是当小学生的态度，所以有些群众就可以听我的意见。但是有些人就不一定听。还有一种情况，原来是听我的意见，还是很好的，但后来不听了，因为情况变了，不适合他们的口味了。所以这些问题，我也经常想到，要了解做群众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跟工人和农民做朋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有可能怀疑。上一回我在政协礼堂跟一些同学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九四七年我到晋西北做土地改革工作，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家是中农，他的侄子是贫农，衣服穿的破破烂烂，不成样子，象叫花子，我看到他侄子来了，他们可能谈些家里的话，就出来了，把门顺便关上了，我就停在门口，在门口停了停，听到一句十分惊人的话：“这个人可能不是好人吧！”当时我是共产党员，他们是知道的，又是上级派去的，他们也知道，那是我年纪也不算小了，我住在那里好几天了，相处的关系很好啊！他们还有这种怀疑，我认为他们这种怀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群众怀疑，就说群众不好，不能老子天下第一呀！不能你的话每个人都要听啊！过去和你不认识，你是叫张三还是叫李四，过去怎样，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大家就忽然听你的话啦？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如果忽然就听你的话了，反而不太对，不知对不对？
    你们的程度比我高，你们是大学生，我是初中没毕业，又读了两年师范，小学还没读完，你们的程度比我高，我说的话你们可能听不进去，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知识分子，我是大知识分子，我们为什么听你的？我虽是小小的知识分子，但年纪比你们大了些，我接触的群众比你们多一些，走的路比你们多，有些话还可以听一听，还有参考的价值吧！现在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学生和工人的关系问题，这个认识如果不正确解决，就会给人家挑拨，就会被坏人利用。学生和工人打起来很不好，如果工人和你们打起来，怎么办啊？我看是走为上策！可以跟他们说，我们来是好意，可能我们的工作方法不那么适当，以后再说吧！妥当不妥当啊？可能你们说我太妥协了，还是打他一下吧，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不是要搞文化革命吗？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怎么动起手来了，动起刀来了，什么棍子不棍子的，这样不是文化革命的方向不对头了吗？如果有人打你们，你们就退让好了，你们认为是真理就要坚持，是原则也要坚持，但不要用打架来解决，真理是不能用打架来解决的。越打矛盾越厉害，对不对？净我说，没有你们说话的余地，你们不同意也可以表示表示。（众：同意）你们年轻，容易打架，我年纪大了，比较不好打了，不适合你们的口胃吧！（群众：适合！）
    这些话我曾经和一些人交谈过，那天在政协礼堂开了一个会，有北航“红旗”参加，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参加了，因为工厂发生几件事情，都说是这些学校的学生搞的，搞来搞去就搞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因为这些少数派是我们保护过的。保护过他们以后，他们到各地就没有注意工作方法，就不好了。当然，发生了问题，我们也受连带，负了责任，请同学们注意，请和我们接触过的同学注意，你们做的事情是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现在你们的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指挥过，可是有人就说我们是幕后指挥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幕后指挥，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都是在大会上说的，都是在幕前说的没有在幕后说。我们不搞任何阴谋诡计，我们讲原则，讲党的路线，讲毛主席的路线，我们不搞拳术，（关锋：不搞两面派）现在有的人误会，说是我们操纵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有百分之九十九不知道，还有一分知道，我们也是错的，我们确实百分之百不知道，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同志们谨慎，和群众搞好关系。你们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劳动、学习、革命，我们都赞成，但是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拒绝你们，你们也不要勉强，你们看我这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大毒草吧？听说上海工人贴我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辩护，可能明天大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说陈伯达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如果你认为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那完全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我嗓子哑了，请关锋同志讲几句。
    关锋同志讲话：
    刚才伯达同志讲的精神就是让大家注意工作方法，学会做群众工作，特别是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任务是过河，方法是桥和船，桥和船的问题不解决，任务就不能完成。你们到工厂去，工人和你们冲突起来，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起来的，冲突起来了，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高兴了；如果方法不适当，他们就利用你们的缺点，利用方法不适当，被他们挑起来了，对谁有利呀？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没利？（众：没利！）对同学们有利呀？（众：没有！）对工人有利呀？（众：没有！）只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利，他们就高兴了。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
    他说他们胜利了。现在思想还没有互相打通，停一下再说吧！现在我在上海也有点名气了，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给上海工人的电报是大毒草。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因此说是大毒草。我的电报说抓革命促生产，要革命，但是不能中断生产，不能停止生产，如果中断生产，中断铁路运输，那么大多数工人就不会同情我们的，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也不会同情我们的，因为不能停止生产啊！中断生产运输，必然扰乱了国家经济建设，国家经济计划，我们是必须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的，我们的革命就是促进生产，而不能中断生产，更不能停止生产，现在是社会主义经济，象一个大机器一样，各部分联系着的，一个地方停止工作，整个机器都停了。这个问题要注意，不能意气用事，你们说对不对？（众：对！）是不是停止生产闹革命好？我们说工厂革命有根本两条是：一条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搞三个钟头或四个钟头的文化革命，总之是在业余时间，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业余时间由群众自己支配，这是第一条，这是保证生产，同时要保证质量，要保证质量，听懂吗？（众：懂！）不能降低质量，你们进工厂要注意这样一条，保证质量、产量，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内，不要去扰乱他们，这是要很好注意的；还有一条是，组织一个领导的班子，由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好的老工人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抓好生产，这样我们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离开生产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你们赞成不赞成啊？（众：赞成！）没有饭吃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吗？你们这些人来北京吃饭不要钱，还不是因为这几年生产搞得很好嘛！不然怎么有可能啊！不然在北京就会要饿肚子的，那还行啊？
    关锋同志念：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饿死，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马克思的话主要是讲的农业生产了，工业生产也不能停止几个星期呵！全国的工业生产停止几个星期，那还了得啊！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做主人的国家，工业生产停止几个星期就乱了。交通运输也不能停止，现在有些人在火车站上，让火车不能开，好些车停在那里，这样做是不利的，这样坏人可以利用来攻击文化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文化革命更有理由了，帝国主义也会称快，所以不能这样做。总而言之，不能停止生产，不能停止交通运输。你们北京各大学有在外地的学生和工人结合有这样做的，可以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快点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连工作方法问题也告诉他们。要着重说文化革命是促生产呵！不要让敌人找借口，不要使群众不满意，因为停止交通，群众不满意，停止生产是不满意的。如果什么地方有大问题要到北京反映情况，不要成群结队大批地来，可以派少数或几个代表来。你们都不高兴了吧！说到这个地方，鼓掌的就不多了，我希望你们鼓掌的人多一点，我不勉强让你们鼓掌。（群众鼓掌）学校是可以放假闹革命，因为不直接搞生产，但工厂、农村就不行了。
    关锋同志插话：学校可以停止半年、一年闹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课堂里上课，工厂、农村不行啊！工厂停止生产闹革命不成啊！农村停止生产，农时一过小麦就播不成了，大家明年就不要吃面了，纺织厂停止生产大家就不要穿衣服了。主要想跟你们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学生和工人接触中的工作方法问题；一个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主要的意见讲完了，有反对的意见可以递条子来，不一定站起来说话，站起来说话怕人家有反对的啊！可以递条子嘛！
    陈伯达：现在街上有许多文章，包括我在内的文章和讲话，有些是假造的。姚文元的《论造反者》是假造的，林彪同志《论左派》也是假的！林彪同志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还有我和“誓死卫东”战斗队的讲话完全是假的，名都没听说过。请大家帮我辟谣，我没有这个讲话。听说很多学校翻印了，上了当了。还有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也被造谣，有这样那样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文章。跟你们说，正式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
    关锋同志插话：如果林彪同志有那样的文章，还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发表。不要听谣言，听那些假东西。还有《论造反者》那是假的，我替姚文元同志辟谣，冒充姚文元写文章的很多，好多人替他写文章，什么猫呀！狗呀！等等。姚文元有文章还不在报纸上发表呀！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今天给大家讲的两个问题妥当不妥当呀！慢慢地想一想吧！补充一句，有时文革小组同志接见同学、接见工人，有些人记下来了，有些地方记得不准确，这是另一回事，这不能说是谣言，但以后力求准确，不要加油加醋，最好让本人看看再说。今天讲话不一定正确，也不要马上写出来贴到街上去，这是和大家商量问题，这是经常的现象。
    关锋同志插话：有一个条子上说，我到工厂去听人说，不应当规定那么死，几个小时工作，三、四小时搞文化革命。他们的意见是，在完成生产指标的情况下搞文革，这个意见不知对不对？
    陈伯达同志说：我的意见还是一定要八小时工作制，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完成生产计划没有保证，如果能够完成了，还可以超额完成嘛！还可以质量更高嘛！这样不是文革更有劲了吗！精神更愉快了吗！不更多快好省了吗！革命就能搞得更好一些吗！反对文化革命的人就没借口了嘛！他就没有理由了嘛！这样看来我们意见比较一致吧！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强国！
靠我们大家努力！按照毛主席的话：“同志们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首都红卫兵》社论《再论坚决平反、彻底平反》
    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必须彻底作好平反工作；彻底地作好平反工作，就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如果不为过去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彻底平反，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空谈，就是可恶的欺骗！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补充规定”，都再三强调必须交出“黑材料”，必须“平反”。这两个文件，切实保证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为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两个文件的宣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必须坚决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谁违背这两个文件的规定，谁对抗这两个文件的规定，谁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一定要严办。
    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压制群众，不分敌友，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把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这条反动路线残酷地扼杀了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几乎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断送。
    事情很明显，要拯救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为过去被错斗的革命同志平反就根本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对革命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为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同志平反，是对同志负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是对党的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表现。你是革命者，你就一定积极平反，彻底平反；你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你就一定不平反或反对平反。
    事实证明，至今，平反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一些地区，象重庆、长沙等地平反运动很不容易进行。
    在工厂、农村和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平反比在高等院校阻力更大，更不容易。
    过去被打击得越是严重的革命群众，现在平反越是不容易。
    平反阻力主要是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反动路线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这些人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的控制下，有那么一伙人，他们过去是“抓游鱼”、“反干扰”，斗群众的先锋；现在，他们是反平反的干将。这些人发展下去也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不管是学校也好，是工厂、农村也好；也不管是学生也好，是小学教师也好，凡是被错打成“反革命”等罪名的人，都应一律宣布无效，予以平反。凡是因为给工作组和院党委提意见而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革命群众，一律彻底解放！整理他们的材料必须当众焚毁，他们被迫写的检查必须全部退回。谁不这样作，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要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才能平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同样的，平反运动也必须依靠广大群众。本报今天登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篇文章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广大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掘墓人，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群众是这次平反运动的主力军。
    早在二十七年前，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就告诉我们：“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得成功，搞得彻底。同样，在平反运动中，也必须这样作。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来平反，就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葬入了坟墓！
    全国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全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平反运动的伟大胜利！争取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更大的彻底的胜利！

    六、各大专学校开展大批判大辩论

    清华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小组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有些人揪住叶林不放，连所谓"八·八"串连会的某些参与者也把叶林认为是头头，可是叶林算老几？叶林的腰杆为什么这样硬，至今不检查？刘涛同志的态度为什么这样暖味，至今不表态？问题在于他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后台，这个后台就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
    王光美来我校干了什么勾当？"六·一九"，她以饮差大臣的姿态出现在清华园，震动了整个清华。她在清华执政期间，清华园内死气沈沈，革命师生被打入四海之中，黑帮分子逍遥法外。叶林残酷地镇压了清华的革命群众运动，王光美就是他的后台老板。
    她到清华园内的那天，正是"六·一八"之后，她在工作组会议上说了些什么黑话？
    她到清华是镇压革命的。
    她来后，"六·二四"事件就发生了，大家不健忘的话，有名的"电话事件"她就是主谋。
    反蒯期间她直接插手斗争蒯大富同志的准备工作，是她作了叶林的后台，血洗了清华的革命造反精神，造成了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她才是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头。
    七月，她灵感到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规劝"叶林突然调转了矛头制造了"七·一九"后"批判黑帮"的假象。
    七月二十九日她在全校辩论台上出现，极不自然地发表了一篇语无伦次的、和稀泥的讲话，企图定下工作组问题辩论的调子，让叶林溜过去，不回答同学提出的"你为什么删掉毛主席关于怎样正确对待打人的四句话"的问题。会末，刘涛用念条的手段结束了这场会，将同学提出的问题无休止地拖延了下去，会后工作组的大字报急增。王光美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王光美到清华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她是来夺权的，来和党中央毛主席争地位的，她就是想搞一个"王光美、叶林王国"，而临时筹委会却当了她的帮凶。
    大家不是记得刘涛在"六·二四"会上说什么"我妈妈说的……"你妈妈算老几？只要她反对毛主席，搞自己的一套，阳奉阴违，搞神秘化，我们就要反对她，揪出她！
    我们最最敬爱是毛主席，全中国人民的毛主席，全世界人民的毛主席，谁想夺毛主席的权，想和毛主席对抗，我们就和他拼命！
    现在王光美看到叶林保不住，想甩掉他，自己不出头露面。我们决不让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溜掉，不管她有多大的红伞，打着谁的旗号，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扒手，追她的根，挖她的底！刘涛一定要明确表示态度。如果你再继续搞鬼就让你滚下台，党的阳光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清华大学1053战斗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
    7月29日，刘少奇在新市委召开的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看他那慷慨陈词，不可一世的劲头，真想不到他为什么会如此气急败坏！
    这篇讲话是一篇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抑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黑话。他大肆放毒，用意极坏，看后真令人火冒三丈！不管你刘少奇是什么人，窃取多高地位，只要你敢反对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拚命，把你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现在让我们剖析一下他的讲话究竟是什么货色！
    一、狂妄至极，唯我独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
    长达十几分钟的谈话，刘少奇他半句也没提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是我们最伟大的毛主席，相反却极力贬低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威信。他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晓得。"住嘴！不准你胡说！这场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亲自在全国点的火。一开始，《解放军报》就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四篇光辉著作就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的指南。"接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亲自给全体革命师生指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辉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和群众心连心，给革命群众最亲切的指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早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照得通亮。而他却说什么："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晓得。"想用这句话掩盖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吗？这是妄想！想用这句话贬低我们最最伟大的毛主席吗？办不到！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黑手再大，永远也遮不住金色的太阳。
    在你别有用心地提出"保护少数"时说什么："我已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也讲得并不错嘛！也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是少数。"你真太狂妄了！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摆在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前头。你明明犯了错误，还自吹自擂什么"我讲的并不错嘛！"还在恶毒地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要大声质问：刘少奇！你算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力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借保护少数之名，偏偏提了李世权这个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狗杂种。他说："清华有个学生，写了这么个口号（注意：他把这个叫做口号，口号是什么意思？这里略去原"口号"）同志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就垮了，只好拿去扣留，这是保护性扣留。"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你明明是借"李世权事件"在万人大会上发汇你内心的私愤！本来同学们就大有怀疑：为什么大家无比愤慨的要求揍他，工作组却百般解围，后来竟安然脱险。相反，对于蒯大富、刘泉、刘才堂、陈继芳等革命的好同志，你们却无比仇恨，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要立刻打成"反革命"，原来你们有前有后，有牵有干的，配合得风雨不透。请问刘少奇，你对李世权为什么如此感兴趣？！要我们"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出反动标语，多发表些反动言论"？你的用心究竟何在？我们强烈要求，限你们在两天之内交出李世权这个狗杂种，交给革命师生整治他。狠狠地砸烂他的狗头！
    二、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解放军报》社论早已指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干革命最锐利的武器，是认识一切，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不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毫一厘一分一秒也不能离！而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洋洋万言，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他提到他小时怎样干革命时说："比你们更幼稚，更不知道怎样干革命，只有革命热情就革了。在革命中间经过一番曲折，后来就慢慢地学会一些。"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我们不必去学什么毛泽东思想了，只要有热情，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了。你们看看我就是这么干的，也升得这么高。怕我们明白，再加上一句："我们过去的事情，你们以后都会遇到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那就是"照我的路干吧，不这样不行！"恶毒！恶毒！殊不知现在的敌人太狡猾了，他们的把戏越耍越巧，他们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学会了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三刀的手法。要公开地不叫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岂不太露骨了吗？怎么行得通？！于是又来一着，他说："特别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向毛主席著作请教。"他的框框划了一道又一道。你为什么那样害怕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来分析形势呢？为什么非把我们搞进"具体问题"里去不可呢？《解放军报》社论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就能明察秋毫之末，见微而知著，就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拔开迷雾洞察一切，使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无处躲藏！"说实在的，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最怕我们这一着的。他们生怕我们抓住马脚不放，就千方百计地耍花招，搞阴谋，或者故意搞迷魂阵，左一条清规，右一条戒律地束缚我们。我们要问：前一阶段清华大学里大批了一顿"大胆怀疑论"，究竟是谁的主意？你们为什么那么怕有人怀疑呢？你们这些人实际上最蠢不过了，老是自己暴露出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给自己挖掘坟墓，你们才真正是天下第一号大糊涂虫！
    老实告诉你们，你们越怕怀疑，我们越要怀疑，动文动武，较量一下看。无名的小卒有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照样啃你这"老帅"。
    三、取消党的领导
    刘少奇的讲话是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左"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最明显的代表！他面对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慌手脚，赶快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设障碍，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撤销了工作组之后，这一部分人便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动活泼的朝气，失去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战斗力，因而变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刘少奇说："在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总的方针。"难道我们党中央的总的方针就在于支持吗？这显然成了群众的尾巴。又说："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够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持你们。"这种极其消极的态度表现得多么明显！再看一看前一阶段北京各地的不少党组织不就是如此吗？由于他们长期陶醉于高高在上，极不虚心，严重地脱离群众，因此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过低，他们这些人极容易抓住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大肆宣嚷，有的直弄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程度。这些人势必要被群众所抛弃。
    那些由于认识不清而堕落下去的同志，我们应该击他一掌，大喝一声，以让他们赶紧换换脑筋，迎头赶上去。对于那些有意压制群众的人，我们可不那么客气了。因为他们成了绊脚石，又往往不愿意自己滚开。那就只有动手搬！清除出去！刘少奇对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极看不顺眼，他说："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饭了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难道我们干革命是因为吃饱了饭没事干才干革命吗？这简直是对革命师生的极大诬蔑！我们清醒地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多么艰巨，我们进行的又是一场多么尖锐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造我们的反已经十几年了，他们越搞越猛烈，他们的企图是要翻天。
    我们就是为了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才造修正主义的反，才干革命的！造我们的反造了多么年的先生们，一听说我们造反就大惊失色，侮辱漫骂，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现在一见局势已成，忽又装起糊涂来了。懵懵懂懂地谈起梦话来了："你们干什么呀？吃饱了饭没事干吗？"可笑！
    四、划圈圈、定框框、保护黑帮过关
    刘少奇在讲话中虽然一再说："干革命靠我你们了"，实则却表现了对群众的极大不信任，生怕同学们打黑帮打错了，一次道道又一次道道"。他中要给同学们指一指路，真怕年幼无知的同学们弄出乱子吗？不！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生怕把所有的黑帮都揪出来。他说："刚才邓小平同志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是什么。第一是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这就是很明显地给革命群众加框框，意思是说，抓出这么多了，已经差不多了，别再费神去揪了！又说："有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错误？？说的倒真轻松，难道这些人只是犯了一些错误吗！看看总理怎么讲的："在北京过去的旧市委……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也就是大家说的黑线错误，这完全是一种罪行。不光是错误。"反对毛主席这仅仅是一种错误？？镇压群众这也仅仅是一种错误？？否定得那么轻松，这完全是罪行！！
    工作组是谁派的？！现在还不清楚，很多工作组的领导人犯了严重的罪行，如清华的叶林就是一个。同学们要揪他，刘少奇讲话了："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内他们和你们在一起，作得好的，作得错的，也是和你们一道，你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运动中的错误缺点，要由你们作结论，当然他们的历史情况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就没有办法做了，你们就不能做了。"这无非是说，你们千万别揪住不放，因为历史你们不知道，结论你们不能下！这纯粹是胡扯！什么是历史？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是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对于一切牛鬼蛇神是一次大暴露，是真金是烂铁，烈火一炼就分出来了！照你这么说，我们还有权力揪谁？！清华的黑帮，我们不也无权揪了吗？因为鬼才知道他们的历史是什么玩意？！看看江青同志是怎样说的："老革命要看他的一贯，特别要看他在革命紧急时刻的表现。陈独秀不也曾是党的领袖吗？但后来成了叛徒嘛！"这话真是给了刘少奇一个耳光！收起你那套"光荣"的历史吧！不管你是谁，多么"权威"，只要你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就要冲上前去，拼着命干也要把你拉下马来！
    请看"保护少数"的背后：刘少奇的讲话用了一半时间翻过来调过去地讲"保护少数"。少数是要保护的，而且必须保护：像我们学校的蒯大富在当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应该保护的少数！可是遗憾得很，一贯对清华了如指掌的刘少奇，（因为清华只有两个极端反动的东西他都知道了，不但名字记得，观点也都知道了，而连清华的同学还不一定知道呢！）对蒯大富这个名字却健忘了。谁人不知，钦差女将在清华整了蒯大富近一个月，结果总理亲自为他翻案还不行。而蒯大富却是一个革命的好同志。这不是极典型的例子吗？刘少奇为什么不举呢？实在奇怪，他反复几遍地招呼同学们保护少数，保护XX，要叫他们活动，叫他们多写反动标语，用心何在，不是明明白白的吗！亏你喊得出口！
    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可是阻力大得出奇！叶林腰杆子硬极了。同学们要揭他一揭，马上千百声斥骂充入耳膜。王光美更厉害，揭他的大字报一贴出，就批上一片"混蛋"、"右派"的大骂声。
    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说得多好啊！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这种情形在我们学校里体现得多明显啊！
    多少天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耍了多少手段来扼杀群众的革命热情。"临筹"是一个什么东西？完全是王光美的御用工具，完全是运动的绊脚石，说穿了就是帮凶。可是靠压有什么用呢？！清华园的形势发展不是回敬了你们响亮的一记耳光吗？！
    前天，刘X突然出大字报了，要造王光美的反，"大大方方"地端出许多"内幕"。老实说，这实际上全是旧闻了。你也有些太不高明，明明知道王光美还挑不起这个责任的重担，却偏偏硬压上去，这哪里行呢？实际上叶林不过是一个赤膊上阵的打手，王光美也不过是委任坐镇的大使而已。步步为营的暴露是暴露，一下子暴露还是暴露，刘X如果真想暴露内情的话，何不干脆一些呢？
    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暴风雨，必将荡涤一切时代的污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砸烂一切盘踞在新中国的修正主义巢鹤，在我们最最敬爱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毛主席的亲自抚育下，一个光辉灿烂，更新、更革命的新中国将更加朝气蓬勃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同志们，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多么亲切的重要指示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让我们为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而拚死地战斗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从八月四日到现在，过去了十八天，清华的新生，革命的精神，应该说是在一天一天的增长。今天因为下雨，不可能把各方面意见都在这个会场上讲，所以很多同学要求减少发言。给我这个机会，我再一次向你们讲几句话。
    过去的，过去十八天，我是很想早一点来，但是呢？工作不能够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来，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们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热情，这样勇敢，这样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从你们学校来说，只有到你们中间来，才能够深入实际，才能够深入群众。但是，我现在来，还是浮在面上。没有？那笑什么呢？我是说真心话！你们想一想，我不到你们班上去，不到你们宿舍去，不到你们食堂去，有什么办法把你们现在那种不必要的隔阂，不必要的对立，不必要的误会解除呢？但是，你们会问我一句：“你怎么这样自私？”我不是自私，因为我说了话不能兑现，我感到难过。我相信你们双方把不同的意见讲出来。可以找到一个团结的基础。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今天公布十四天了，你们在学校有了团结的基础，为什么还有误会，还有隔阂呢？有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对我来说，很不清楚，所以上次我在这里讲话以后，没有很好地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贴我三张大字报。我说还很少。同学们，你们提的意见有许多是很好的。把我的讲话再谈一遍，一个人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改造自己。上次我就说过，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所以我先要交待清楚，我知道，对清华知道的事情还是很少，因此，我今天只能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供你们讨论的时候，交换意见的时候参考。
    第一个问题，今天我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市委派来的前工作组来向大家作进一步的检讨，我们从他的声音中看到他们是感到错误的沉痛。同时，也还有的同学感到他的自我批评还不够。我想他基本上认识了是站在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想，这几句话是中央在全会上批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本质的东西。当然具体说来，可以罗列很多，也可以抓住一点强调。所以，同学们不满意或者还有部分不满意，那是可以的，可以理解的，你们有权利叫他们，叫叶林同志或其他同志到你们中间来作一次检查。他刚才已经向你们保证，你们叫他来他就来，另外，他们现在还在集中训练学习，在总结经验，检查错误，他们愿意得到你们的帮助，看起来，这是真心话。我们只要带着毛主席所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帮助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这是需要的，所以不论你们一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系或者多少系，或者一个革命组织或全院要求他来，他就可以来。如果还有同学对他们个别同志或者某些同志有意见，也可以贴大字报，要求他们看或抄给他们，让他们口头回答或书面回答。我想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经常提醒我们改正错误的方法之一，就是依靠群众，在群众中学习，来改正自己错误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做，现在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工作组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不单是工作组，也不单是清华的工作组，这个，上次我说过，几乎带有普遍性。毛主席说，全国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所以这就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也就是说，当初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学校，许多机关，许多部门，或者揭发出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怀疑他们的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不相信他们，要求按照四清的工作要求，上级派工作队，这是初期的情况，是很自然会发生的。尤其是在北京，我上次讲了，因为前市委由黑帮统治着北京市各个部门、各个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期很迅速地采取的办法。
    那么，我们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派出工作组，把黑帮的或者怀疑是黑帮的，或者怀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分子的权夺过来，这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让那个地方的群众起来革命，乱一个时期，让群众自己起来，自己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下，自己走出革命的道路。这两种方法在当时都是可以的。（同学要给总理打伞）别给我打，你让我说话嘛！让我快一点说完不好吗？
    这两种方法在当初开始时是许可的，两种方法都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们当时的新市委，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没有把两种方法都来试验一下，只用了一种办法来救急，派出工作组。另外又没有很好交待政策、任务，这就更错了，这就给工作组带来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使工作组难以避免发生错误。事实证明了嘛，有的重，有的轻，有的长，有的短，所以这个责任上次我也交待了，应该说，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这一种情况，就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这是我们在中央全会详细讨论了的。而中央全会的公报呢，你们大家都是读了的，你们从公报中可以看到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你们在那里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所以，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毛泽东的纲领！
    从公报上也可以看出，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个四年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着这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条红线，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也指出了我们今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也指出了我国在国际上进行反帝、防修、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同时，也就把我们这个五十多天来各级领导所犯的路线错误，也就明确地指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清楚，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这个责任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新市委。那么现在中央的问题已经在公报，在“决定”中解决了，那么就应该转过来，把中央的“决定”、公报、毛主席的精神，推广到北京各个部门、单位，推广到全国去。
    你们在十八日，在天安门亲自见到了毛主席，你们站在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也站在你们中间，因此你们得到了力量，得到了鼓舞。但是，你们想一想，全中国七、八十万的大学生中，上千万的中学生中，成万万的小学生中，他们还没有机会像你们这样幸运。今天在会场上递条子的就有兰州来的同学，有哈尔滨来的同学，有南京来的同学，长春来的同学，还有别的学校来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当时被坏人打伤了，脑震荡，刚才在台上我见到了他。为什么他们到北京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个地方党的领导或者工作组的错误还没有像北京这样得到充分的解决。甚至那个地方党的领导，那个地方的领导、工作组，犯了比我们这儿，比北京新领导错误更多的错误，他们打伤了人，实行了白色恐怖。你们想一想，这就说不单是你们一个学校，是带有普遍性的错误。要不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亲自关怀、亲自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错误还得继续。那么你们就要问了，那么怎么办呢？毛主席不能各处都去，但你们懂得毛主席自己不能去，但毛主席的声音可以传遍全中国，并且影响了全世界！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们武器，这就是八月八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二日公报。所有革命的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革命的干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所有一切革命的，愿意革命的人，都可以拿起这个武器，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地方出现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相信，革命的群众会起来斗垮他，斗臭他。任何地方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群众一定会批判他。任何不合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妨碍我们革命前进的那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制度，我们都要改革它。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毛主席最懂得群众，最相信群众，时时刻刻依靠群众，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交给广大的革命群众，交给你们，相信你们自己会当家作主，自己会起来革命，把问题解决好。所以，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现在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会很快地在全国点起来。那么今天来到北京的西安的、兰州的、南京的、长春的、哈尔滨的、天津的、上海的、贵州的等等各地的许多同学，都把这个火接回去了，所以相信他们也能和你们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因此，我就说说我第二部分所要说的话了，就说到清华园了。刚才我讲了，你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也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何必再讲。因为我已经来了两次，实际上不止两次了，大会来了两次了，也总算建立了革命感情，建立了阶级感情嘛。这十八天，你们是在这革命的，在这闹革命的。比如说，你们的临时筹委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也严格地批评了工作组；刚才台上讲话的同学也批评了工作组，也批评了筹委会。既然批评了，我们就应该改革了。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把革命搞得更好。因此，我想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讲了，要求大家学习、运用，用林彪同志的话讲，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要你们在革命斗争中自己锻炼自己。你们想一想，哪一种问题，用十六条的标准来衡量它，对还是不对，必须在实际的工作中、斗争中衡量，不是在字句上来争论，而是在行动上来考验自己。所以我赞成你们可以开大会，也可以开小会，也可以开中型的辩论会，有言论自由嘛！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旗帜下，在这个前提下，你们来争论是可以的，是需要的。你们可以写大字报，写小字报，写信，有出版的自由嘛！可以有各种组织，在这个前提下，有“红卫兵”，还有其它一些组织，例如刚才的还有“敢死队”，还有“战斗小组”等等。有“八·八串联会”，有“八·一八串联会”，“八·九”的，他们不叫“八·九”，叫“斗黑帮串联会”。不管什么组织，代表着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不同意见的组合，这是结社的自由。所以你们可以分开开小会，也可以合起来开大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你们有自由，有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宪法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有人说了，这样不是不团结了吗？我看争论一个时期没有什么坏处，会促进你们团结得更好。年轻人更不要怕争论，各种意见只要大前提对了，不同的意见交换嘛。放半年假，就是要你们斗批改，斗批改中就有争论嘛。所以，由争论在原则上统一起来达到团结，这是最有力量的团结，最好的团结。所以这些争论，这些讨论由你们自己决定。集会结社，在革命这个大前提下由你们自己解决。
    那么，这样有的同学提出，对过去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谈？我刚才已经交待了，不论对工作组、对筹委会有意见仍然可以提嘛。筹委会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可以跟他们讨论，批评他们。至于对过去被工作组打击了的那些同学，用各种形式被斗了的同学，工作组今天再三再四地向你们赔礼道歉。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应当说一句，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的心情，我代表他们，也包括我自己，向你们赔礼道歉，而且你们如果还有意见，再向北京新市委提，向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提，我可以转达，有什么信，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们转到。我再说一遍，我欢迎你们给我贴大字报。但是一切辩论，总是指导前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是为了引导革命，指向前进。那么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十六条学用结合好。刚才说了，要把全清华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全校的，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年级的或者各班的文化革命小组，要把它由下而上地用巴黎公社式的不记名投票办法选举出来。这是你们两万多革命师生，教职员工的权力机关。因为你们闹革命，不能只有小机构，要有全校的权力机构，这就要靠你们自己把它建立起来。至于选举的方法如何，可以由你们自己讨论，也可以由筹委会提出，也可以自下而上地提出办法。一个系同意了，可以先由一个系搞试验，可以试点嘛！选的代表不好，不合适，可以撤换，这是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法，这种办法是最直接的，是革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所以希望你们在这方面也能加紧地进行。你们把十六条学好了，用好了，把革命的全校组织的成立起来了。那么你们就更有力量地进行斗批改的三大任务，同样更有力地进行从社教运动以来的三大革命。
    这里提一个问题，不少同学从八月四日到今天，至少有两次了，要求把蒋南翔揪回来，斗他。你们这个要求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代表旧清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统治。你们不仅要推翻他，批判他，还要斗垮他，斗倒他。他是过去的统治头子嘛，我们从八月四日到今天曾劝阻你们说等一等，那么今天开完会就不能再劝你们等了。那么，同学们，我要提一点意见，要斗，你就要学毛主席著作，不打无准备的仗。十六条不是说了嘛，我们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有了红卫兵的组织，原来还有纠察队的组织及其它组织，一定要维持革命的秩序。问题是如果没有准备好，一下子把他揪回来，一两万人围上来，我这个老红卫兵也没法维护秩序。因为他们确实做了坏事，群情必然要激愤起来，要是没有准备好，没有组织好，没和大家讲清楚斗他，一下子激动起来，很容易涌上前，他再说一两句顽抗的话，那就很容易动起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说打一两下没关系，但是人多了，你推我撞，万一失手，不就把一个斗争对象打没了？你们的目的是把他斗倒斗臭，把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揭发出来，暴露出来，你们要斗倒斗臭他这样的人，不能再让他掌权了。为的是斗倒一个警戒一百嘛！他这个对象没有了，就挖不出东西来了。所以主席说，不论对敌对的人，对敌对的思想，要斗争批判的时候，不打无准备的仗。不仅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斗黑帮上，都要这样。所以我赞成你们斗他，但是你们要有准备。至于如何准备是你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只是向你们建议。此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他一个人，清华也不只他一个，他是一个头子，应该有准备地斗，来教育大家，把大家的警惕性提高，这样斗批改才能深入，才能很好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今后，清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搞得更快更好。这样做了，我们清华大学，才能算是真正的新生了；这样做了，清华的革命师生员工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我所以一切靠你们。
    另外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但是今天时间太晚了，我们还要见面的，我结束讲话。我们大家都起来，请一位同学来指挥唱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清华园必须大“乱”》
    “现在清华园太乱了。”不！我们说“乱”得还不够。有许多旧势力、旧框框束缚我们“乱”。红卫兵出来了，猛受围攻；革命串联会出来了，备受指责；甚至有人出来斗黑帮，也被说成闹分裂。真是天下怪论！
    旧清华的老框框太多了，太可恨了！清华园必须大“乱”，打倒一切黑帮、右派分子，打破一切旧框框，旧意识，旧势力，旧习惯。
    “你们唯恐天下不乱！”对了！我们就是唯恐旧清华这个天下不乱。旧清华在黑帮统治下十几年，受毒受害太深太重，这一潭死水，不用大力量来搅怎么搅得动？不大“乱”一下，怎么能反出个新清华？
    那些怕“乱”，对新生事物指手划脚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旧习惯、旧势力的代表。快醒醒吧！你们不要不自觉地又当了旧习惯、旧势力的保皇派！
    “要加强领导，不能无政府主义。”对！我们是要加强领导，但这绝不是加强框框，绝不是限制群众，而是根据最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去鼓励、号召新生事物，并为之鸣锣开道，是根据中央一斗二批三改的精神，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我们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旧秩序，要建立新的秩序，在这个破与立的过程中，有一段“无政府”状态是必然的。
    “你们闹分裂，要注意加强团结。”如果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叫闹分裂，那我们果然是分裂家了。我们要坚持一斗二批三改的大方向，反对拖延斗黑帮的时间。学十六条，必须在一斗二批三改的斗争中学；团结要讲，必须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讲。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坚持。
    我们反对无原则的团结。那些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不讲阶级的人，不是糊涂虫，就是怕“乱”，怕群众运动的胆小鬼！
    “你们只率领少数人冒进，你们脱离群众。”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就敢提出《共产党宣言》。多少革命先辈闹革命，不是从少数人开始吗？对于少数愿意革命的人阐明自己的观点，动不动就横加指责，难道这是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吗？
    须知，真理有时可能在少数人手里！但是，这少数终将成为多数。目前的清华园必须大“乱”，在大“乱”中，我们的同志头脑要清醒：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原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的大字报《革命少数赞》
    （有言在先：革命少数赞，赞得是那些坚持正确观点、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革命同志，而绝不是指仅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至于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们，他们想利用本文为它撑腰，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乃至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的阴谋也一定不能得逞！）
    多数常常是正确的！
    而且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在党的纪律中，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因此，一般地，人们希望自己成为多数派，而不愿意成为少数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必须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真理在谁手中不能由人数的多少而决定。在真理的争论上，决不能采用任何简单的表决形式而定其正确与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真理处于“萌芽”状态，仅被少数先进分子所掌握时。
正因为如此，十六条明文规定：“保护少数”！这可以说是多数派享受不到的一种光荣权利！
    然而，少数派确实是不大好当的！
    你看：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时时刻刻地检查自己：我是否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埸上？是否全心全意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句话，是否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尤其必须拿出十倍的精力，用心地读毛主席的书，他必须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符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依然无限地信赖群众。他要受得起委曲和误会，经得起种种打击，他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那些他认为是坚持了错误观点的同志，他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迁怒于多数派，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而始终把握住运动的大方向！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更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判断，恨不得自己多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瓜子十双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他常常食不甜、觉不香，为真理而终日奔波辛劳。
    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曲、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呀，什么前途、命运呀，……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自我革命，清除这些脏思想，否则，他就坚持不住少数。他的少数意见，那怕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一定会完蛋！
    当他认为自己的少数观点符合真理时，他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坚持少数意见，坚持真理。那时，即使他“光荣地孤立”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然而，他并不甘心自己的观点永远是少数！他信赖党、信赖毛主席，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他相信通过顽强的大搏斗，能发展成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达到让真理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
    如果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还必须在新的矛盾中，成为符合真理的新的少数！
    符合真理的少数，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曲折，它必将发展成多数，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
    因为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战无不胜的！
    因为真理属于无产阶级！它是新世界的主人！
    革命少数派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顽强得很！彻底得很！可贵得很！一句话：好得很！
    我们每一个愿意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要敢于成为少数，要善于改变自己少数派的地位！
    那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甚至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当然多数派”的性格，是不能与我们相干的！
    批判！斗争！革命！造反！这就是我们的性格。
    让我们在暂时的革命少数派的风浪中，摔打滚爬，担风险、经风雨，锤炼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性格，我们永不变质，一定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接过来，牢牢地传下去！
     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和一切革命者的本色。要革命，就得造反。对待革命造反的态度是区分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你是革命派么，那你就必然积极支持革命的造反。你是反革命派么，你就必然对革命的造反怕得要死，你就必然污蔑、阻挠、反对革命的造反。
    革命的造反好得很！只有革命的造反，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毒根，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
    要造反，就得怀疑。马克思曾说过，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怀疑一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精华。
    “怀疑一切”是久经考验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它，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指出共产主义道路的方向。列宁运用它冲破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运用它，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引向光明引向胜利。
    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牛鬼蛇神企图变天，修正主义到处泛滥，我们不怀疑一切，不用毛泽东主义去检验一切，不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对派的反，那怎么行呢？
    “怀疑一切”是建筑在相信群众、相信党、坚信毛泽东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办好一切事情。我们无限信赖、无限崇拜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毛泽东主义。对于其他人，其他东西，我们都要疑它一疑，检它一检，符合毛泽东主义的，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违反毛泽东主义的，就坚持反对，坚决斗争。
    敢不敢“怀疑一切”，敢不敢“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敢不敢造旧世界的反，标志着一个人对你死我活、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有无认识，是否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作为观察分析一切事物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否用毛泽东主义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统帅一切。
    有些人问：“你们什么都不相信，都要打倒么？”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怀疑一切”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才能垄断的战斗口号。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怀疑一切”、“造反有理”这一光辉的思想后，被怀疑、被打倒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切，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一切。奉劝那些小心翼翼的同志们，不要再做旧世界的顺民了，起来，造旧世界的反吧！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则隆起脖子嚷道：“你们反对党！”先生们，别再卖“老子就是党”的狗皮膏了。你们这撮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表面是人，暗中是鬼的野心家、阴谋家们，你们的保皇党，修正主义的党，为什么不能怀疑呢？！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要把你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一切牛鬼蛇神，不管它职位多高，“声望”多大，不管它隐藏在市委也好、地委也好、省委也好、中央也好，只要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它们就混不下去了，它们的丑恶嘴脸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梁美梦就要彻底完蛋了。
    一切牛鬼蛇神都对“怀疑一切”的口号怕得要死，但是“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经过阶级斗争大熔炉的烧煅，“怀疑一切”的口号正日近渐射其真理的光辉。
    一切保皇党徒们滚它妈的蛋去吧！“怀疑一切”一旦被人民群众掌握，它必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无产者，刮起“怀疑一切”之风吧！
    无产者，刮起“造反有理”之风吧！
    举起你的双手，挥舞毛泽东主义的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建设一个通红通红的新世界！
    “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
    统帅一切的毛泽东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原载《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6年10月7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再论革命的怀疑一切──砸碎形而上学的谬论》
    “你们怀疑一切，就是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
    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马克思提出“怀疑一切”，难道他会怀疑他自己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吗？
    也许你们会说，“怀疑一切”，注意这是一切啊！
    我们要问：“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注意这是“任何”啊！“任何”和“一切”岂有本质之异？按照你们的分析，这不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也要问个“为什么”，也要“周密思考”，“绝对不应盲从”了！
    形而上学的先生们，你们是永远不会正确理解人类世界的！
    毛主席说：“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
    怀疑和相信，就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没有相信，就无所谓怀疑，没有怀疑，也就无所谓相信。怀疑是建立在相信真理的基础上，相信则是从怀疑之中引出的。
对于某个问题进行怀疑，无非是看一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和真理相对照，是符合还是违背。不轻易相信，而要检验检验。
对，还是不对，这必然要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主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怀疑是毫无意义的。
    既然，以毛泽东主义为客观标准，如何又能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呢？
那末，你们怀疑不怀疑解放军？怀疑不怀疑大庆大寨？怀疑不怀疑三颗原子弹爆炸？一万二千吨水压机？雷锋、王杰、刘英俊？
这个问题倒是很天真！
    既然，怀疑就是看一看它是对还是不对，其目的无非就是弄清其真相，那末达到这个目的之后，我们还怀疑什么呢？难道对于某个固定问题会永远怀疑下去吗？
    怀疑，就是要检验，凡是久经考验的，凡是已完全证明是真确的，就从怀疑之中引出了相信。我们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无比的相信、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又难道是凭空得出来的吗？解放军、大庆、大寨、雷锋、王杰、刘英俊，你们不认为它们是久经考验的吗？稍有常识的人，大概都会不言而喻了。
    “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东西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摘自《矛盾论》
    更奇怪的是，竟然还有如此可笑之谈：
    如果公安机关怀疑一切，那么就要把全国人民抓起来了！”
    不动脑筋的人们难道你们不感到可悲可笑吗？
    怀疑是具体的，并不是抽象的。有了问题才谈得到怀疑，凭空怎么能乱怀疑呢？怀疑是有根据的，怀疑绝不是无中生有！！怀疑的过程，是检验的过程，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毛主席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怀疑一切是反动透顶了！”这是“王八蛋的怀疑一切！”
    住口！！
    绝不允许诬蔑、侮辱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
    你们为何如此之恶？为什么偏要我们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是居心险恶，起码也是一个大糊涂虫！……
    形而上学的先生们，收回你们那一套吧！动动脑筋，冷静地思考思考。
× × × × ×
    至于谩骂，无暇于此顾及了。还是送你们几句最高指示吧！
    “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反对党八股》
    “无论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
     ──《反对党八股》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于昆明云大原载《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6年10月7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一号决议──关于组织原则
    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井冈山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主体的革命的组织。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
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
基本条件：
一、 他们是“敢”字当头，富有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
二、 他们必须要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三、 他们必须用接班人五条标准时时刻刻要求自己。
四、 他们必须要向解放军学习，坚决贯彻三八作风。
五、 他们必须甘当群众小学生，善于听取群众意见。
六、 他们必须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知错就改。
七、 他们必须是红五类子弟和一般出身的同志。
现在他们的基本观点必须是：
一、 认为临筹执行的是错误路线，并且敢造其反。
二、 认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犯了右倾错误。
同意上述观点的非红五类子弟可加入井冈山战斗团。
报名处：到二宿舍212领表填写。
     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召集人：蒯大富、彭伟民、鲍长康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宣言（草案）》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生死大搏斗，是一次大战役。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现在革命的大火，已经烧到了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屁股，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极大的阻力。这种阻力的来源，我们坚信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上所说的，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习惯势力。
    现在文化大革命虽然阻力很大，但我们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表现。因为文化大革命越向纵深发展，越接近胜利，就越会遇到它的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挣扎与抵抗，所以，我们认为全国的形势很好，而且越来越好，最后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我们党内就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六月份、七月份中央某些领导同志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扭转了错误的方向，纠正了错误的路线。但是，我们看到目前贯彻十六条的阻力是极大的。许多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公开地抵制和违抗十六条，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
    清华园不是世外桃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园内同样存在，而且非常典型。以前以王光美，叶林为首的新市委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镇压清华的革命，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清华园内无产阶级造反精神打到了阴山背后。工作组撤销以后，由它一手泡制的临时筹委会继续顽固地执行着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成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块不折不扣的绊脚石。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来是错误路线的抵制者，但在八·二四以后，他们迫于高压，走上了严重右倾的危险道路，对于经常压制欺侮他们的临筹一让再让，不敢同他们的错误路线展开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而使得临筹一条形“左”实右
路线基本得到畅通无阻的贯彻。
    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井冈山红卫兵宣告成立了。
    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全体战士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宣誓：我们坚决彻底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斗倒斗垮斗臭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开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它的诞生将在清华文化大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井冈山红卫兵每个战士必须是彻底的革命者，必须是彻底的造反者，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职位多高，“声望”多大，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抵制，就要对他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夺他的权，撤他的职！
    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井冈山红卫兵战士的座右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我们斗争的誓言。
井冈山红卫兵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它也将在暴风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将在暴风雨中成长和壮大。让我们高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井冈山红卫兵这个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无情的嘲笑、咒骂，围攻、压制和打击，想置它于死地。但是井冈山红卫兵将在骂声中成长，在围攻中壮大。“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它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发展为一支一切旧势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历史将无情地嘲弄那些对井冈山红卫兵的谩骂者和诽谤者。
    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井冈山红卫兵准备挨骂，准备受打击，准备挨围攻，准备承受最大的牺牲。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前进道路上会有千万重艰难险阻，但是困难只能增强我们的斗志，压力只能使我们更加坚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永远不当观风派，誓死不当真理的叛徒。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能丢！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井冈山红卫兵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老虎屁股就要摸，刀山火海也敢闯！
    “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十六条！
    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二号决议──《关于对待各种组织的态度》
    一、 对待临时主席团：
    临时主席团等于临时筹委会，它是通过非法选举产生的。现在临时主席团继续执行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井冈山红卫兵对临时主席团的错误路线，坚决揭露，坚决抵制，坚决批判。帮助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认识和改正错误。
    二、对待清华大学红卫兵
    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和临时主席团一样。它是临时主席团错误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贯彻者。井冈山红卫兵对清华大学红卫兵的绝大部分战士采取真诚团结的方针，让我们一起来帮助你们总部的主要负责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
    三、对待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井冈山红卫兵坚决真诚地团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让我们一起来批判经常欺负和压制你们的临时主席团的错误路线，共同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
    四、对待广大革命师生
    我们对待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采取坚决真诚团结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真正的党的阶级路线。这就是依靠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分化瓦解少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于不同出身的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①有成分论 ②不唯成分论 ③重在政治表现。一句话，我们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人干革命。热烈欢迎一切支持我们的革命师生员工加入井冈山红卫兵和井冈山战斗团（外围）
    报名处：二宿舍212
     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召集人：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
    成立原因，为什么要成立井冈山红卫兵？
    在全国内，十六条的贯彻，遭到极大的阻力，革命造反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发扬。
    北京是如此，清华园内更是如此。
    清华园内，清华大学红卫兵忠实地执行工作组的形“左”而实右的路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不敢抵制这条错误路线，使得这样一条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在八·二四以后充分暴露了他先天不足的软弱性。
    为了坚决地抵制，反对这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
    我们向清华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郑重宣告：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诞生了！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开航了。
让我们高声欢呼，举起你的双手欢迎它吧！
    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第四号决议──关于转抄印发首长讲话问题
    我校所谓的临时主席团于9·25日发出通知说，不准转抄、印发中央各首长在公开大会上的讲话。对此问题，我部负责同志举行会议，决议如下：
    1、 临时主席团的通知对我们没有任何效用。我们将继续转抄、印发和出借首长讲话记录。
    2、 临时主席团通知上说，此决定是由市委办公室请示中央得出的，我们认为这可能是造谣，借中央名义压人。9月18日我部负责同志见到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同志，问起此事，戚本禹同志说：“可以转抄，不是已有很多人转抄了吗？”9月26日凌晨2时，我部负责同志见到周总理，问起此事，总理并不知道中央有此决定。如果不是临时主席团造谣的话，请临时主席团说出市委办公室同志和中央同志的姓名，以便我们查对。
    3、 中央首长的讲话绝大部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真理。中央首长的大多数讲话对于坚持真理少数派是有很大鼓舞作用的，尤其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讲话，已公开表示对少数派的支持，少数派听了后大为振奋，决心更大，信心更足。少数派喜欢首长讲话，但有些人，害怕首长讲话，实际上是害怕真理，害怕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4、 中央各首长的讲话，并不一定都是100%符合主席思想的，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我们建议大家取其总的精神，而不能当着最高指示生搬硬套，各取所需。
    5、 凡是中央首长在公开大会上的讲话，通过五人以上的记录整理（必须是负责的），我们认为即可以转抄、印发和出借；如果有同志迫于压力不能转抄，请将记录送到我部，我们负责转抄、印发。
    誓死捍卫十六条！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第五号决议──关于保护少数
    十六条中明文规定，要保护少数，因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周总理讲话多次指出，多数派和少数派，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待遇。
    鉴于我校历史情况与现实情况，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经常制造恐怖气氛，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施加政治压力，因此，广大革命师生，尤其是那些持有真理的少数，处在被压制状态。他们忍气吞声，有理不敢讲，有话不敢说。他们怕“揭老底”，怕围攻，怕孤立，怕专政，怕再来个“十二校联合行动”，一句话，他们怕“八·二四”遗毒。对于这种情况，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举行会议，决议如下：
    1、 对于敢于坚持真理的少数，坚决保护。政治上受到压力，我们给予政治上的保护；肉体上受到压力，我们给予武力保护。坚决要使一切革命群众免受心灵的摧残和肉体的打击。
    2、 坚决响应主席号召，坚持文斗，不用武斗。除对行凶或顽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他人一律不许打。
    3、 坚决反对物质上的专政。工资级别、不合理的助学金制度等应到运动后期处理。
    4、 革命的师生员工，只要你们坚持真理、只要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井冈山红卫兵就坚决支持。如果你们受到非法压制，请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和保护。
    5、 井冈山红卫兵每一个战士，如发现有压制革命的现象，应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并报告总部。毛主席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保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
    誓死捍卫十六条！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蒋南翔的书面检查
    检查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
    （一）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抵抗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
    在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抗拒文化革命运动的进行。
    在清华大学，自从五月八日发表了解放军报高炬、光明日报何明的文章以后，清华全校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就异常高涨，但是我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第三天，到清华大学去报告时，由于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关于文化革命运动在学校如何开展，我曾向富春同志、康生同志表示要到开完会以后再说，我不敢随便表示态度，因此仍然以高教部四月十七日座谈会的精神为基调，当时以为这个座谈会的基本内容中央已经点过头，不至有大问题。但事实上我这个报告是与当时清华大学校内的革命形势完全脱节，完全没有反映清华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是给群众的革命热情泼了冷水，起了妨碍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反动作用。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贴出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开始我仍还是不主张在清华贴大字报，理由是清华大学的情况与北京大学有所不同。实际上是按兵不动，惧怕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
    由于看到群众起来革命的形势不可阻挡，在六月三日上午，我到清华大学去召开了党内干部会议，提出要让广大师生贴大字报的主张；在六月五日上午，又到清华大学去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报告，进一步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并且公开批判了“保卫党委”，“校长是完全正确的”等错误口号，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企图蒙混过关的假检讨。
    六月七日上午，我去清华大学作了最后一次的工作部署，提出要用“大字报领导大字报”，就是说，一方面欢迎一切大字报，一方面又要争取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出一些所谓能起“领导作用”的大字报；对内容“好”的大字报，也就是符合前清华大学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给以支持；对某些不适当的大字报，也就是不符合前清华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要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且那天还具体确定要针对当时攻得最利害的三个问题，即我在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吹捧彭真的问题、高教部在四月十七日召开座谈会的问题和我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的问题，贴出阐明真相的大字报，以澄清思想，实际上这就是组织保皇派的力量，对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进行反扑。在这里，恰恰暴露了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作顽强的抵抗，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六月八日，工作队就来到清华，我这个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企图，只有一天功夫就宣告破产了。
    我还要特别检查一件事，就是在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后，北大有学生贴了我的大字报，当时就有清华的学生跑到北大去贴大字报反驳。康生同志和吴德同志曾给我打电话查问此事。关于清华学生到北大去贴反驳大字报，我在事前确实毫不知情。但是，仅仅是没有主动组织群众到北大去贴反扑的大字报，不能因此就说没有自己的责任。我没有在运动一开始就马上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表明欢迎本校及外校一切革命群众给自己贴大字报的诚意，欢迎群众起来革命，起来批评自己。因此，我没有能够一开始就把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事实上就是放任我辩护的那几个学生，滑到错误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上去。这是我的错误和罪行，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前高教部机关的革命左派，在六月六日对我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我同样是抱着抵抗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罪恶企图，迫不及待地在六月七日上午，就要求前高教部党委召集高教部内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会，就我和高教部部党委是否为黑帮的问题进行辩论。强迫各人表明态度，把斗争的锋芒，针对首先起来张贴大字报的革命左派。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不但使高教部张贴第一批大字报的革命左派受到打击，而且使许多由于没有认识我的反党面目而对部党委表示信任的好同志上当，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伤害，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高教部的革命左派把六月七日的事件看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白色恐怖”，完全是有根据的。六月七日的会议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这个会议是根据我的策划而召开的。并且我还在会外通过电话给会议传达指示。因此我是高教部“六·七”白色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到六月十日我就停职反省，仅仅四天的时间，我的对抗高教部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总之，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前高教部机关，我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抗拒和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为什么会陷进这个罪恶的深渊？这是由于我对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不但如毛主席所说的“很不理解”，而且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毫没有觉悟到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自己的命。只想革别人的命，不想革自己的命，因此在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之时，就没有觉悟到应当把自己“摆进去”，首先要“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而且害怕群众起来搅乱旧秩序，整垮了旧机构，不好收拾。因此当听到大字报上把自己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时，感情很激动，曾打电话给张际春同志，对何伟同志与教育部贴大字报的同志表示很大不满。这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抵抗和压制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热烈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我却站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这是一个大暴露，暴露了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
    （二）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高教部、教育部也是同前文化部一样，是处在陆定一和前中宣部的黑线领导之下，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科教育是如此，理工科教育也是如此。我于一九六零年在教育部工作，当时陆定一交待我管三件工作，一是重点学校，二是培养研究生，三是出国留学生；以后主要是分工管高等工科学校的工作，我在高等工科教育中，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在工作方针上，强调教学为主，而不突出政治。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在招生工作和考试制度上，没有正确而坚定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尽力做好吸收工农成份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工作，没有重视对工农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
    在学制和学校规模的问题上，不是“小而短”而是“大而长”，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学制要缩短”的思想。
    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上，不是少而精，而是多而杂。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多，而对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注意不够。
    苏联“技术决定一切”的严重后果，是人造卫星上了天，修正主义也上了台。而我国高等教育现在执行的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在走向苏联的覆辙。如不及早警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组织路线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是执行了专家路线。
    对资产阶级专家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改造。全国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着很大比重。特别是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实权，更多数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依靠他们编写教材，依靠他们教书讲坛，依靠他们作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一句话，直到这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前，高等学校的领导实权，确是仍还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虽无教授治校之名，而有教授治校之实。
    全国高等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专家路线，这固然不止一方面的原因，例如有历史的原因，有陆定一和前中宣部实行错误领导的原因，但是对此问题，高教部本身当然负有不可逃避的严重责任。而在高教部中，当然我又要负首要的责任。
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错误更为突出。
    首先是我对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认识，错误地认为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是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因而在执行前北京市委的指示时，就没有能够认真分辨真伪，分清一下那些是真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那些是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所贩卖的私货。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我未能及早识破彭真和关北京市委的反革命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帮助前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同志认识前北京市委的反动本质，这样也就使前清华大学党委对于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过去清华大学在某些工作问题上也与前市委大学部有争论，但总的说来对前市委是拥护的。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前市委的错误影响。这是清华大学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另外，我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也曾经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留下了有害的消极的影响，必须加以清理。“两个肩膀挑担子”──这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大学工作之时，针对当时绝大多数教师和很多干部只想埋头业务而提出的，就是要求大家既挑业务的担子，又挑政治的担子。这在当时曾起过一些作用。并在教师和干部中留下相当的印象。但是现在调查起来。这个口号是把政治业务并列起来。没有正确体现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的思想，没有突出政治，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因而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判和否定。
    “三阶段，两点论”──这是我在一九六二年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是指清华大学共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在解放以前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学习苏联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时期；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的时期。应当用两点论的观点，来分析和总结这三个阶段的经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是朝着不断进步的方向在前进的。虽然也曾说到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是为反动统治者培养人材，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检查起来，把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清华作为第一阶级，与解放以后的发展阶段并列，混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是十分荒谬的原则性的错误。这反映了我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思想，就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清华的反动传统，没有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团结百分之百”──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刚到清华工作不久，针对当时很多教师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思想很不稳定的情况提出的。当时也曾说明这是我们的愿望，能否达到，还要看实践。事实上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清华大学的教授付教授中划右派者约达百分之十八（可能记得不确切），事实已打破了这个愿望。但是在三年调整时期我又提起这个口号，而没有加以批判和否定。团结百分之百的提法，就是根本抹煞了在高等学校中严重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不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思想，而且是与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背道而驰的。
    “党员干部与党外教师合作，要很好会师，互相靠扰”──这种提法是模糊了谁战谁胜。谁改造谁的问题，是完全缺乏阶级观点，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
“各按步伐，共同前进”──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之时，对全校教师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安定当时清华教师的思想和情绪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检查起来，这个口号的精神实质，是宣扬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只讲团结不要斗争的观点，是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学说的。
    在清华大学提出的一些口号，比较重要的，现在想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这些口号的主要错误，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资产阶级专家的欢迎，但是不利于兴无灭资的斗争，是一种修正主义性质的错误。
    在过去，我自己意识到清华大学的一些做法还是属于摸索试验的性质，还是很不成熟的；因此一般还注意到不要随便介绍和推广清华大学的经验，但事实上有不少兄弟学校到清华来参观、访问、交流经验，流毒很广。因此，对清华大学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消毒工作，是很必要的。
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把清华大学长期积累下来的污泥浊水，彻底加以摧毁和崩溃。不破不立，不彻底破除清华大学的旧传统旧势力，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新大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最后，对于“清华大学要开万人顶风船”的问题，是顶什么人的风，要作一交待。
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下旬，前清华大学党委在三堡召开党内干部会议，总结学校工作，我曾在会上谈到：现在学校的工作困难很多，上面头绪多，干扰多，而学校的工作要求比较稳定地有秩序地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本着“吃透两头”的精神，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地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方针。这就需要能“顶风”，我们清华大学是要开万人顶风船。（这是现在记得起来的大意）
    当时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就在六月上旬，陆定一从天津给中宣部许立群、童大林二人写信，并要他们两人和我谈话（事实上未谈），陆定一也直接以天津给我打了电话。我感觉到来自中宣部的巨大压力，主要的锋芒是对着清华大学的；另外平时也经常感受到来自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不少干扰。所谓“顶风”，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顶前中宣部和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风，这是我当时思想状态，决没有撤谎。
    （三）违反毛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工作中，还有其他许多错误，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违反了毛主席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在工作中犯错误的总根子。
    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对高等教育的工作，是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我过去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在高教部的工作中，恰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高等教育工作中，过去一直没有正确地坚决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最大的力量抓高等学校和整个高等教育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而是以主要的力量抓业务。前面提到的在教育工作中推行重业务、轻政治的方针，不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专家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等等，都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的。
    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毛主席着重讲了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以后，我仍还毫无觉悟，没有能改正错误。在这几年中，在召开各种会议及其他场合，虽然也常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就是从来没有谈到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高教部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召开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在一九六×年十月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的理工科会议上，都会有同志提出，在高教战线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要狠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些同志的革命要求，都给我想方设法压下去了。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在听取了某些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后，曾经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意见》（登在高教简讯增刊上）。在这个意见书中，也是回避谈到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想通过延安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本没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没有提出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希望维持高等学校的旧秩序，旧统治，这与毛主席所提出的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教导，正好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重要问题上，直接反对了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对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曾经进行了不可容忍的直接的反对和攻击。主要事实如下：
    在高教部，听到有些学校，在做数学、力学的习题时，在每个习题的答案之前，都要引证毛主席的语录，另外听到一机部王丰同志在北京机械学院推行主席语录进课堂时，硬性规定堂堂用、门门用，当时认为上述两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因此就错误地先后在两期高教简讯上加以批评。
    在清华大学，听到有人把毛主席语录牌挂在背后跑长跑，拉单扛拉不上去时就在一旁念语录，当时也错误地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把这当作形式主义的例证，在大会上提出来批评，并且荒谬地说：不能把主席语录当白莲教的符咒来念。
    上述事实，暴露了我对广大群众学习并力图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进行一切工作的宝贵热情，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我不是首先满腔热情地来支持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行动，相反竟在高教简讯上，在会议上加以批评指责，这不但是给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宝贵热情泼冷水，而且是直接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
    虽然文教方面的党内主要决策机关，是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教小组，教育部和高教高，都是按照中宣部指示进行工作的行政机关，实际发言权不多，但是在全国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中，教育部和高教部是人民政府主管教育事业的行政领导机关，还是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的。作为前高教部长和前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我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积极领导广大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反对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这种恶劣的做法，对全国高等学校都要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流毒极广，这一点，我是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推脱和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我参加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但是现在检查起来，两年多来，我对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所作的系统指示，除了向有关方面作过一些传达之外，并没有很认真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更没有集中力量，把主席的指示，好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太长，要改；高等工科学校中以清华大学的学制为最长，就没有下决心及早把学制缩短下来。很显然，这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忠实地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还提出全国都要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并且曾经当面问我：高等学校要不要向解放军学习？我当时回答主席说：要向解放军学习。但是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我对毛主席所提出的向解放军学习的指示，实际上是采取了极端恶劣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我有时也谈到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问题，但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谈一谈，只是一种敷衍应付，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我一直没有认真研究一下，高等学校要学习解放军，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应当如何着手，如何进行？相反，过去我总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解放军的情况与高等学校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在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影响下，在高等学校如何学习解放军的问题上。我就没有认真地做什么工作。看了今年五月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看了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红卫兵，使我进一步懂得了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进一步认识到不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严重的罪过！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我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使自己滑入邪路，陷入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深渊！
由于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的工作中，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这个主要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定地抓住兴无灭资这个阶级斗争的纲，因此就滑到了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轨道上去，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就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并且要导致在一切工作方面吃败仗。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忠实地坚决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这是我一切错误中最根本的一个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林杰对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讲话
    亲爱的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遵义红卫兵的同志们，东方红公社和部分革命师生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红旗》杂志全体革命同志向你们问好！谢谢你们对《红旗》杂志的关怀和支持！你们这种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我们《红旗》杂志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并……（没听清）我们条件不好，对你们招待不周到，特表示抱歉！
    你们是红色的战士，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学习你们的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学习你们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敢于造反，善于造反的革命才干！
    林彪同志在“十·一”国庆节的讲话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存在着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
    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雍文涛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按：雍文涛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根据现场录音抄录。全文如下。〗
    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能够参加大会挺高兴，大家一起讨论，对谭立夫同学讲话的批判，是捍卫十六条，执行十六条，肃清这个错误路线在一部分同学中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是支持的，赞成的。（鼓掌、口号声）
    我们知道，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公布后，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高潮，革命形势非常之好，而且是越来越好，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结束，林彪同志在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非常及时地，正确地向我们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这种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这就是说，有极少数人还顽固地坚持无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而有一部分人还没有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结果为他们所利用，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热烈鼓掌声、口号声）
    谭立夫同学的讲话是违背十六条的。（掌声、口号声）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掌声、口号声）同学对他的讲话进行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掌声、口号声）因为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观点不是谭立夫一个人的问题，（掌声）是错误的影响未被肃清的反映，（掌声）这正是我们赞成批判谭立夫同学错误言论的出发点，而不是其他。（掌声）当然，（掌声）一时受蒙蔽的人如果觉悟过来，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与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作斗争，那他仍然是真正的革命派。（掌声）对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而且必须彻底肃清他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掌声、口号声）不破不立，正如《红旗》第13期社论所指出的：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掌声）
    我们完全相信，所有的革命师生员工是坚决拥护十六条的，是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六条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坚决肃清它的影响，认真地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捍卫十六条（掌声），大家紧紧地团结在十六条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下，战胜一切阻力，为彻底地、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奋斗！（热烈地鼓掌）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首先问了我们学校各个组织的情况，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多少人？
    同学一一回答。
    总理：你们几个组织同意？（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之事）
    同学答：七个，今天又来一个，八个。学校共十几个组织。
    总理：你们说九日（指开会）没说八点。昨天才知道今晚八点开会。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张春桥他是副组长，他也不能多讲。我把我能说的话说了，不能多说了。我说过中央全会解决了。（有的同学追问，总理回答：基本解决。）组织上、思想上完全通要有个过程。
    张：你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检查。（张即张春桥同志，下同）
    同学：不能压制我们的革命精神。
    张：什么时候也不能压制，周总理昨天没有时间。
    总理：还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最近去不去检查？检讨得怎样？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你们大学生，明白嘛！（总理接电话）
    同学：领导谈话可以印吗？
    张：有个青年，他的传单说我主张武斗，我怎么能主张武斗呢？我不更正。因为这个印传单的打了人，一更正，这个人受压不小。最近这个青年来信说：“我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我印了传单未得到您的同意。”这样我就算了。
    总理：我们讨论一下，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涉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你们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三大前提：党中央领导，听毛主席的话，十六条。不能拿这个问题为难党中央，不能说毛主席也做不了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革命，放手发动你们，动员你们来做。大民主，四大武器，六大自由，还有放假闹革命……。我这里说的话，二十二号讲了，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党中央只能给这个范围。我们碰到澳大利亚共产党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王光美她若是一般工作人员，单一个人好办，随叫随到。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你们考虑。有一张大字报说中央怎样，你们看了。现在全国广大人民都仰望北京，敌人也在仰望北京。《参考消息》有吧？（同学答：有）有外国记者评论大字报有多少中央委员点了名，希望你们自觉。革命派的人听党的话，你们要努力实现革命目标。我们在开会，今天下午中央决定了，你们也有想法，我把中央情况讲清，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
    同学：这与蒋南翔有关。
    总理：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蒋南翔他接触的主要两个人，一是中宣部×××，一是前市委××。这里面比较接近××，后期与×××有矛盾。不要再往上追了。
    张：我到北京第一次开会就和蒋南翔在一个组，他对×××说得多，对××调子越来越低。
    同学：陶铸同志六月十五日说蒋南翔性质定了，王光美七月还说蒋南翔性质未定。
    总理：这是个人的看法。斗蒋南翔也有各种看法。
    同学：我们可以和王光美谈话吗？
    总理：这必然要和上面有牵连。你们把问题摆在她面前，会牵连到别的。
    同学：……。
    总理：错误路线就是这些。毛主席健在，你们还不相信他领导的中央和林彪同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中央全会十二日结束，后又开工作会议，十六，七日他们才回去，各省委还未传达到，你们红卫兵就围上去了。他们有的现在还未开省委委员会。要有个过程。这两个月很忙，你们闹革命，我们一方面领导你们，一方面向你们学习。我们先学习，后提意见。你们也这样。司令部常常碰不到头，几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才商量到底。大字报那些问题，她不能全部回答，我们也不能全回答。廿二日我说全会基本解决了，毛主席说：也只能这样说。你们大学生知道的。现在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健在，全会又解决了。现在中央若是修正主义起作用，那你们起来造反，现在不是。大字报贴伯达同志在北大的讲的话，那是主席叫去讲的。关于主席的文章，未公布的，我们不能纠正，纠正等于肯定了。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
    张：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问题是检查范畴问题，换个方式，人不去，给书面材料。大家满意不满意，可以座谈讨论，把意见给她，再检查。
    总理：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赔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
    同学：内外有别是指什么？
    总理：内外有别是指国内外。
    同学：有的同学给破了。
    总理：发展不更坏吗？那样的传单发出去，影响很不好。党未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那就是全会解决问题了。
    （同学讲形势……）
    总理：十一中全会后，各地为什么还很抵触，这是有个过程。你们现在大分化、大改组，浪潮一个一个的，经过十三期社论和十月六日大会，又大分化、大改组。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急，不是不革命。那样的传单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国家不能给印。你们的大字报，已把这个问题给贴出来了，再把它传出去，现在你们正在为正确路线而斗争，再搞会走远的。（电话）一个正确的路线，要在全国生根，要有个过程，毛主席一句话能解决，必须大家认识到生根才行。文化革命重点在文化机关中，也是逐步深入。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毛主席还在总结新的经验，你们认识也有个过程。
    同学：完全相信党中央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我们学校看十三期社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要批判解决，清华必须联系到王光美。
    总理：那些事，你们可以拿出来批判。下面要解决还要经过长期斗争。大字报的问题，传单的问题，要牵涉到别的，而别的中央解决了。根据《红旗》社论，你们完全可以深入批判……。我们准备把蒋南翔材料全部交给你们。
    同学：……他们（指谭立夫等）走了。
    张：他不在也可以批判，批判吴晗，就是不在场，三家村也是一样，其实换个翦伯赞也同样达到效果。批判三家村，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他们的东西在，他代表一个阶级。（总理：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直接攻击他个人的，别的学校就不必，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一个人，我们的目的是放在观点上。同样，对王光美也是一样，她能代表路线的要批判她的观点、思想、行动、作风，这样就能肃清影响，不妨碍批判。既然形成了个路线，全国各种表现形式差不多。
    总理：陈独秀他不在时，我们还要批判，这样还更深，不会在人事上抓得多，要肃清反动的路线，长期坚持不改，就会变到敌对的地位。群众万人大会上问了几个怪问题，就会下不来台，我们有亲身经验。几十年斗争证明，斗争刹车总是主席刹车，是组织上、时间上，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还要。党内的事都说了。
    同学：她说可以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员。
    总理：她错就可以批判，她有历史根源……。
    总理：内部馆的问题那也不必，要贴我的大字报去贴。要你们认识到自觉地不出就行了。对联的辩论，刚开始，工作很难，就怕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来发展到谭立夫的讲话，代表了。开始不是坏的，有的发展下去就不好了。慢慢发展，思想是有所发展的。分化，合并总是有的，青年的思想变化快，没有什么包袱。黑五类子弟，我们不同意这个名称，我们要改造他们，更何况子弟，他们不能形成一个阶级，不要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要两好，出身第一，还要有表现，最后归宿还有个表现好。这个，谭立夫不同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继续。工作组去了，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除了几个特殊的，几乎都或多或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派工作组的党委也是一样。党的干部，绝大多数还是认识问题……。
    张：不点名还是一样发挥作用。
    同学：我们要向反动路线开火，绝对树立毛主席的威信。
    总理：对，而且要深入彻底批判，注意影响，路线要彻底批判。
    张：书面往来。蒯大富他在群众大会上宣誓，大庭广众上恢复了名誉……。
    总理：何长工的大字报在街上多了，政府是中央领导的，政府威信没了，不好。街道宣传两条路线斗争思想性多些，人名偶尔提到可以，不要把人的名字过分突出，让帝国主义、国际上知道了，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强调思想性、政治影响，北京、上海、广州影响大。今天我们讲中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要注意影响。任何事情总是事实在先，认识在后，红卫兵就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了。……社论是经过调查才写成的……。八月四号就不让王光美在清华活动。
    张：你们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不要反过来，你们要注意团结犯错误的人。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以后犯错误的是你们。
    总理：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它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同学谈到三个司令部）
    总理：第三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公报，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指导，完全接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评，完全同意《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
    现在我讲讲我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八月二十二日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虽然我不是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但同志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我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积极地办了一些错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意见，助长了工作组的错误。加之，我认识错误很迟钝，在一段时候转不过弯来，又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我当时认为北京新市委既派工作组来领导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领导得了，领导好。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工作组工作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群众大多数，以痛击清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华大学前几天可以解放一般党团员和一些干部，使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中央撤销工作组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在学校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工作组，结果我愈加强工作组领导，愈限制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是这样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革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之后，为彻底粉碎旧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当时正是乱得好，乱得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却墨守旧的章法，想引导群众按我们主观设想的作战计划和方法，按部就班的斗黑帮人物。过分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用我们的老框框限制群众运动。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潮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相信群众，自己能在辩论和讨论中弄清是非和敌我，要让群众在这场伟大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辩论开始是自发的，以后是工作组领导，错就错在这个“领导”上了。由辩论发展到批判的过程中，我积极地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提出几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作辩论。当时，我曾提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不需要人人过关，是否可以应用批判少数教育提高大多数的原则，通过排出来的一小撮干扰运动的“假左派”所反映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的辩论和批判来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我们工作组自己的认识，这条原则用于批判斗争黑线人物是正确的。
    但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于对待同学中的不同意见……（底稿看不清）准备过程及教育过程。这样就拖长了辩论和批判的时间，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工作组的严重错误，我都要负主要责任。当时我个人没有觉悟到犯了严重的错误，还自以为是地说过我们已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群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了好头，认为向黑线人物进攻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组也挺起腰来了。现在看来这些评价是错误的，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站错了立场，还自以为得意。毛主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我就是过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这段时间中，我曾约过一些同志和同学座谈，七月中旬的土工化系902班的大多数同学，我还参加了一些中小型会，在食堂吃饭前后也曾向群众讲过话，在会上和谈话中我肯定讲了不少错误的意见。希望这些同志和同学，以党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来衡量我讲过的话，清除我给予你们的错误影响，并帮助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受了我的影响，犯了错误，说了错话，责任由我负，你们没有责任。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苹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晚些时候贴出她们的革命大字报，我当时认为我们已连续开了三次揭露和批判前校党委的会如果能够过一段时间再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更好些，因她们态度坚定，我没能说服她们。
    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我讲：“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成绩，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有错误和缺点，要由工作组负责，主要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我参加工作组后，我有一定责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犯路线错误。我讲有成绩，似乎是工作组方向没有错，起了变相定调子的作用，群众要求我对工作组错误性质讲一讲我的看法，或我讲我是工作组的成员，首先要听取群众的批评，我有我的看法，听了批评以后再讲，不对，可以再批评。在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号召大家对工作组提意见时，我这样讲话，妨碍一些群众放手对工作组展开批评。那夜，我的话确实讲得不好。因为我当时只认为，我们工作组是有一般性的错误与缺点的。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认识到我们是犯了路线错误。
    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七○一班辩论会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批判几小时，最后同志们热烈地要我讲几句话，我说我能讲点原则的话（如什么叫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与贯彻党的阶级政策不是对立的，对二十三条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整社员群众的理解……）。这些话是有倾向性的。特别是第三个问题，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对工物系七○一班同学，给了不好的影响。
    以上是我所犯错误的事实。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特别是对当前开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根本不理解。而且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也搬用了一些我所了解的农村四清运动的经验。革命运动是不断发展的，我却停滞在老阶段上，把一些框框、老经验、老办法搬到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套用。必然压制了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我的认识仍停留在旧阶段上，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
    其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真正解决。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多次指示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闹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深入群众，接触面狭，就不能了解运动的真相，不能不颠倒黑白，做出错误的判断，并压制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样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实际上也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放松了思想改造，结果就不能不办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来。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按我们那样的搞法，就不能彻底地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横扫社会上的四旧，就不能改革一切不适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搬掉革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就不能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反革命复辟。
    我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性质（认识）是有过程的，而现在我正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将继续用中央十六条来检查我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不断提高认识，力求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要求紧紧跟上党中央的精神，力求紧紧跟上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今天的检查还是不深刻的。我愿继续听取革命群众和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过去两个多月，我没有到清华大学，有许多大字报我没有看见，如果有底稿的话，我希望能把批评我的大字报的底稿寄给我看看。今后还热烈地欢迎同志们、同学们多给我贴大字报，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批判，并希望能把底稿寄给我，帮助我彻底地改造思想和彻底地改正错误。
    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扭转的，每当革命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指明前进的方向，把革命运动推向新阶段和新高潮，并拯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作为犯错误的我，一定要永不忘记这次沉痛的教训，一定要坚决地改正错误，站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站到党的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不断清算我所犯错误的路线。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中有些人在我们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办了错事，说了错话。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要我们工作组领导上负责，受我影响的由我负责。希望你们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以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清算我们的错误，狠狠地批判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希望你们同过去被我们批评或批判的人一起，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认真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一定要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王光美（签字）1966．10．10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井冈山第一红岩战斗组《一百个为什么》
（1）五月廿五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夜李雪峰、蒋南翔就到北大看到这张大字报。为什么毛主席直到六月一日才看到这张大字报？是谁在起阻碍作用？
（2）康生同志八月四日在北大说："…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六月一日看到这张大字报，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感到聂元梓解放了，当时我和另外两同志也觉得解放了。因为我们也受到了压抑，我们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
当时彭真巳被罢官，到底是谁对康生同志施加了压力？
（3）为什么姚文元同志斗争了十年才获得解放？这里面到底谁在起主要作用？柯庆施之死、艾思奇之死，为什么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
（4）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评论。这个评论到底好在哪里呢？
（5）自从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后，解放了革命群众，革命左派扬眉吐气。全国一片大好形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高潮。这时对派工作组，毛主席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但是为什么却在全国派了大批工作组？这是谁出的主意？（注：毛主席七月十八日才从南方回到北京）
（6）王光美为什么偏偏在六月十九日到清华来，并参加了清华工作组？到底是谁派王光美来的？（注：六月十九日正是北大6·18事件之后），王光美说：“是少奇同志叫我来关心一下清华的运动的。”
（7）为什么薄一波在六月中旬以后，到处奔走，把许多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他的后台老板是谁？
（8）王光美自己宣称是一个普通的工作组组员，但为什么她能指挥清华工作组的核心小组，并且直接导演“反蒯斗争”呢？
（9）王光美参加清华工作组十分神秘，躲在幕后，秘密策划，化名“何同志”，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时，她才又神秘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里到底搞的什么鬼？
（10）王光美在四清中就提出可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员，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为什么王光美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在清华大整群众，对同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人自杀，一人死亡，制造了白色恐怖，又一次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积极推行的干将呢？
（11）为什么全国那么多高等学校，王光美不去，偏偏到蒋南翔统治的清华大学来？
（12）为什么在我校群众斗群众的“反蒯斗争”期间，刘少奇先后几次来清华？有何指示？刘少奇到底总结了什么经验？与王光美在清华大整同学到底有何关系？为什么有人说“蒯大富是反革命”是刘少奇下的结论？
（13）为什么王光美在七月十九日突然紧急刹车，停止整群众，转入所谓的“斗黑帮”？
（14）工作组撤走后，为什么急急忙忙一手泡制出一个临时筹委会？（这个临时筹委会后来成了压制群众的新形式），北京其他各高等学校均是如此，是偶然巧合呢，还是统一布置呢？
（15）为什么工作组撤离清华后，全部到市委党校整训，而王光美却能不去市委党校呢？
（16）王光美口口声声说“后来不了解清华大学的情况”，可是王光美却为什么支持我校“八九”派，给他们出谋画策，让他们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呢？
（17）为什么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头目刘菊芬和王光美谈过话后，态度一反往常？为什么刘涛（即刘少奇之女）支持清华大学红卫兵，反对和压制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呢？
（18）八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给刘少奇、王光美及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李雪峰等人贴大字报。临时筹委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向新市委谎报情况，骗来十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所有的大字报撕得精光，并污蔑革命群众是“右派翻天”。制造了轰动全国的8·24事件。我们要问：8·24事件的真正幕后操纵者是谁？撕大字报者要保卫的入是谁？
（19）“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这副对联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流传那么广？为什么在江青、康生同志八月六日于天桥剧场提出修改方案后，反而流传更广了呢？
（20）谭力夫的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在这篇“海瑞罢官”式的讲话中极力美化工作组，公开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把矛头指向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十一中全会否定的错误路线鸣不平。谭力夫的讲话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加吹捧，大量铅印，流毒全国？这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
（21）谭力夫的讲话反映了一种什么思潮？
（22）为什么谭力夫在九月十一日还公开说：“不是我轻妄，敢和中央首长辩论。”并污蔑江青同志的意见“完全是彭真的那一套。”谭力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狗胆？是谁在支持他？
（23）谭力夫讲话中，大肆反对毛泽东思想，但却大引特引刘少奇的话，大叫什么“就是不下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开完不久，谭力夫就喊出这些话，到底是替谁说话？什么意思？
（24）为什么林彪副主席提出有一小撮人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有人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把这些联系起来看，说明了什么问题？
（25）为什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我们批判谭力夫的讲话呢？［说明：针对谭力夫的讲话，周总理说：“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张春桥同志说：“……他们的东西在于他代表一个阶级。”陈伯达同志说：“谭力夫的讲话是一株大毒草。”］
（26）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为什么在北京受到的阻力那么大？是否仅仅是彭真在起作用？全国批判“三家村” 时，是按谁的指示批判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各地为什么那么多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谁在违抗最高指示，从中捣鬼？
（27）周总理八月四日在清华大学说：“凡是中央过去的指示和北京新市委决定中有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和主席指示的，我们应该把它废除。应该承认在北京工作的常委同志有错误。”
这段话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28）为什么党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指出绝大多数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而王光美还说：“对工作组过去的工作，成绩缺点各占几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替谁说话？
（29）八月八日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英明的决定是毛主席与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
（30）为什么《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各地阻力还这样大？是谁让王任重提出矛头指向群众的口号“秋后算帐”？
（31）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没有一个正式插手过清华一次？
（32）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如下一段：“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红旗》杂志第十二期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但是对这段话作了意味深长的变更。其中“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改成了“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开过，反而更加突出强调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明确提出要抵制错误的领导呢？
（33）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王光美检查，要经过党中央讨论。并说：“王光美有些问题不能回答，要避开。”还说：“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你们大学生明白嘛”，首长的这番话说明了什么问题？
（34）某首长十月九日和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王光美回你们学校检查，面对着面，会下不了台。”究竟是谁下不了台呢？
（35）为什么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执行的路线完全不同？
（36）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为什么意味深长地说：“第三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也支持第三司令部？为什么又有些人对第三司令部怕得要死，想尽办法要捣毁第三司令部呢？（第三司令部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37）为什么王光美在清华拼命打击蒯大富同志，而在十月六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周总理却让蒯大富带领宣誓？并且蒯大富同志现在是首都第三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
（38）《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说：“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准，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段社论说明了什么？
（39）为什么《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说：“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从上面所说的，你们能看出什么问题来？
（40）为什么当北京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刚开始，北京大中学生空前大量外流？偌大的清华，为什么只剩下几百人？这里面是否有阴谋？
（41）为什么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有人大骂林彪副主席和陈伯达等同志，就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是谁在后面指使？
（42）为什么谭力夫、刘京、贺鹏飞、刘涛和刘涛的弟弟这些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在批判运动刚开始就云集广州呢？难道是巧合吗？
（43）为什么刘涛等人南下广州途中住在华丽的中南局的招待所，被奉为上宾。而中南局第一书记恰是王任重？
（44）为什么有人扬言，一个月后要杀回清华园，踏平“井冈山”，活捉蒯大富呢？
（45）为什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入竟贴出“刘少奇万岁”的反动标语？
（46）十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一百五十万群众大会上为什么开得这样不正常？为什么没有统一的指挥所？第二次口号到底是谁授意写的？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把“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删去了？
（47）周总理说十月十八日大会的口号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一句是根据群众要求加进去的，为什么要把这句加进去？
（48）为什么彭真能在北京搞十七年的修正主义统治？到底是谁在包庇他？为什么彭真、蒋南翔等原北方局的人升得那么快？
（49）为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原北方局成员问题这么大？例如彭真、陆定一、刘仁、杨尚昆、林枫、乌兰夫、蒋南翔、邓拓、李雪峰、刘澜涛等等？
（50）为什么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在北京挑动群众斗群众，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留用旧市委的几个书记万里、赵凡等，都有很大问题，新改组的“北京日报”总编辑翟向东，也是个大黑帮？为什么新的市委书记马力是原唐山地委书记，而王光美四清所在桃园就属唐山专区？我们要问：是谁任命李雪峰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是谁在改组北京新市委问题上搞的鬼？是谁？［注，此时毛主席不在北京］
（51）为什么蒋南翔在去年“一二·九”纪念会上吹捧彭真和刘少奇？
（52）为什么大野心家彭真在一九六四年一月石油部的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四十七岁就认定刘少奇为接班人”？
（53）陈毅八月卅日报告中说：“彭、罗、陆、杨的问题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的，林彪同志也发现了。揭发是毛主席首先揭发的，我们对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组织起来专门搜集周总理、林彪、康生等同志的档案材料，准备搞我们……”。为什么这些大黑帮头子如此猖狂？谁在包庇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搜集刘少奇的档案材料？
（54）彭真、罗瑞卿等在未揪出来前到处抛头露面，到底是谁在支持他们？王光美为什么也到处抛头露面？而江青同志却一直被压抑呢？
（55）为什么江青同志七月廿六日在北大说她受了好几年的气，受了好几年的排挤，还得了心脏病，到底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打击江青同志？
（56）揪出了彭真等黑帮后，为什么有的人的态度那么暧昧呢？
（57）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在六月十日就揪出蒋南翔，为什么在王光美指挥下的工作组一次也不斗蒋南翔，并且王光美七月份在清华说蒋南翔的性质未定，王光美的这一结论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58）为什么蒋南翔已经被揪出来了，他还拼死抵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群众斗了蒋好几次都没有把他斗下来，蒋南翔为什么这么硬呢？到底是谁在支持蒋南翔呢？
（59）为什么蒋在要被揪出来时还对他的黑帮党徒们说要他们坚持20年呢？20年后他们把希望到底寄托在谁的身上呢？
（60）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同蒋南翔有密切的黑组织关系，可为什么林枫直到蒋南翔被揪出二个月后的八月份才被揪出来，到底是谁在包庇他？
（61）黑帮分子彭真、陆定一草拟的一份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件（前中央文革小组五人汇报提纲），为什么会得到中央批准而四处散发？
（62）前几年，是谁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谁不提倡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陆定一压制毛选发行是谁给他撑腰？
（63）为什么由林彪同志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
（64）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在1945年《七大》的总纲中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做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在1956年《八大》总纲中却改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为什么在《八大》总纲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了呢？难道是疏忽吗？
（65）《七大》党章中党员的第一条义务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而《八大》党章中党员的第一条义务却被改成：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为什么也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除去了呢？这是偶然的吗？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如果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如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时，如果背离了列宁主义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要问：是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从我们的党章里删去了呢？
（66）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为什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和修正主义的论调有什么不同？
（67）毛主席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什么刘少奇却偏偏离开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去搞自己一套，什么“两种教育制度并存，五年试验；十年推广”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来同毛主席相对抗呢？刘少奇为了推行自己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辞辛苦，跑遍了半个中国去做报告，下指示，搞试点，目的何在？
（68）六三年四清时，毛主席提出了前十条，又是谁提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后十条，公开与毛主席唱反调？
（69）为什么六二年时，大刮单干风，是从谁刮出来的？ 为什么六四年要在全国大搞“托辣斯”化，这又是谁出的主意？《人民日报》为什么刊登社论“政治落实于业务”？这是什么思想？
（70）《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指出：“在一九六四年党内出现了形‘左’实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种错误做斗争取得胜利的产物。二十三条保证了四清运动在正确轨道上前进，避免走上邪路。”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71）一九六二年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兴风作浪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时候，这时正是需要大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大肆宣传？ 而这本书修改后仍然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72）为什么王光美讲话时都说：“每当我遇到困难时，就想起了少奇同志的教导”？
（73）四清运动是谁把王光美派到桃园去蹲点？又是谁到处让她做报告，到处放毒？宣传那条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为什么王光美从桃园蹲点回来后，刘少奇就武断地说，全国三分之一烂掉，并且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后十条。
（74）为什么《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当时发行那么多，同学几乎人手一册，而毛选却发行那么少？而现在又为什么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停止出售了？而且许多单位把刘少奇著的书都收回了？这说明什么问题？
（75）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讲话时说：“要吃‘小亏’占‘大便宜’”，他到底要吃什么“小亏”，占什么“大便宜”？刘少奇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说：“前十年是革命，后十年是建设。”难道在建设时期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吗？
（76）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讲话，谈到保护少数问题时，单举清华李世权的例子。李世权在六月十四日写出了矛头直接针对毛主席的反动口号，难道说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属于要保护的少数之列吗？刘少奇为什么单举这个口号在万人大会上宣传呢？
（77）为什么王光美十月十日检查不仅对自己的错误没有丝毫认识，反而态度十分强硬呢？
（78）为什么王光美十月十日检查不仅对自己四清中犯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没有认识，反而大谈什么“四清经验”呢？是不是想翻案？
（79）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接见了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见，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
（80）为什么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正式提出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统帅？
（81）为什么这次会后，刘少奇没有单独出过面，而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由第二位退到第八位？为什么有的人靠边站了？
（82）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3）彭真等黑帮被揪出来后，为什么在《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中还说：“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段话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呢！
（84）周总理八月五日在清华大学说：“……革命者要保持晚节，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为什么此时要提出革命者要保持晚节呢？
（85）七月十六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群众见了面并且畅游长江一小时，其伟大意义是什么？
（86）毛主席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那么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是谁任命的？
（87）为什么叶剑英同志十月五日于北京工人体育场讲话中指出要保卫毛主席及林副主席，并宣布林副主席 是我们的副统帅？并说：“这是中国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
（88）《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指出：“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这段话的含义是什么呢？是谁还在坚持错误？
（89）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中央问题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基本解决，组织上已解决了，思想是否解决我也不能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90）戚本禹同志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一个是另一些人的司令部，你们看清哪个是毛主席的就保卫，你们要好好考虑。”这另一些人的司令部到底是谁？
（91）为什么《红旗》十三期社论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什么说：“有一小撮人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92）《红旗》十三期社论中强调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的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在他们的包庇下进行的。”你怎么理解这段话？
（93）现在纪念我们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为什么有这么重大的意义？鲁迅先生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表明对敌人和人民群众的鲜明态度，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意义？
（94）为什么《人民日报》十月十九日的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一再强调要“杀回马枪”，“痛打落水狗”，“至强敌于死命”？到底哪些人是落水狗？
（95）为什么《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再一次突出强调“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96）<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指出：“提出错误路线的人只不过是一两个人或几个人。”在全国范围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么流行，提出这条反动路线的那一两个人到底是谁呢？
（97）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首先把大多数干部和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打成黑帮，其次把非红五类子女打成“混蛋”，然后在红五类子女中挑起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他们最终要“保”的是谁？
（98）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它的惨痛历史教训到底是什么？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99）为什么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语重心长地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同志们想一想毛主席是怎么做出这番估计来的？
（100）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为了使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指导下胜利前进，你准备怎样做？你要接什么样的班？做什么样的接班人？你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
    结 束 语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中国人民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
    任何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多老的资格，多高的职位，多大的“声望”，也不管有多少人保他的皇，只要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搞自己的一套，我们就要把他打倒！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
    誓死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点燃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向着旧世界猛烈冲击，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阶级敌人决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要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最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一些群众，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以陈伯达、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们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也就要彻底砸烂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的。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杆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问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际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六月四日的大字报是我与班上的小组一起写的，六月五日的大字报是与贺鹏飞等几人共同讨论的。我记不得当时家里对我暗示过蒋南翔是黑帮的一些话。只记得我把六月五日的大字报给刘少奇看时，他认为还写得不错。
    从六月四日以后，就是我们几个高干子弟凑在一起，长期脱离群众，没有真正和群众在一起共同战斗，还自以为我们最革命，最敢造反，自封为“左派”，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下去也必然会摔跟斗的。
    工作组进校后，刘少奇给过我一些黑指示，现在我把自己所记得的揭发出来。
    一个是关于文斗武斗的。六月中旬，在北京许多学校中有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他让我们出一张大字报讲讲这个问题，我们在六月中贴的那张大字报内容就是按刘少奇的说法写的。
    六月十八日有一个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了的。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以上就是在工作组撤离学校以前刘少奇的一些指示。
    我再讲讲王光美的情况吧！六月中旬，王光美就想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过当时是去清华还是去师大一附中还没肯定。究竟为什么她选中了咱们学校。这个原因她没有跟我讲。在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实际上已经决定到清华来了。
    后来据刘少奇跟我讲，当时给了王光美三个任务：1.到清华的一个班或一个系蹲点。2．了解一些情况向上反映。3．让她自己锻炼。她到清华来的目的是不是象王光美在她的检查里所提到的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的工作和问题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大多数，以痛击清华大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我们不是光看宣言，主要是看她的行动，就让我们看看她在清华究竟干了些什么吧？在六月十九日下午，她来校看大字报。看了刘才堂同学的大字报后，她就问我和贺鹏飞这篇大字报写得好不好，她认为这篇大字报写的是有问题的，具体的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晚饭时她得意洋洋地看着包围她的同学，声明是少奇同志派她来看大字报。工作组的同志为她忙得不亦乐乎。好不容易冲破了她称为“拉合尔式”的包围。晚上到了工字厅，在工作组长和各系文革负责人的会上哇喇哇喇地说开了（这有记录，以后可以全文公布，我现在拣重要的谈）。她说“现在乱子多，说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要找出幕后人”。她在六月十九日到清华的第一天就讲了这样的话。当时在学校里同学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给一些人戴了高帽子游了街，同时冲破了工作组的框框？到学校各个单位比如食堂、工厂去串连，确实有些乱。但这个“乱”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这个“乱”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群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破了旧秩序，建立了新世界。怎么能说没有一点乱呢？乱子多，恰恰说明群众运动没有被工作组压下去，而王光美却在这里大加指责，居然怀疑到这些是什么幕后人在捣乱。从这可以看出，王光美一来就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神神秘秘地来到了清华园。带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正式充当了一名不普通的工作组员。她当时为什么不敢见同学，要保密呢？她说怕同学围，挤伤了人，其实这是不能成其为理由的。要是同学老是看到你，还用得着围吗？你是真正想接近群众呢，还是把自己摆在一个“皇后”的地位呢？
    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向叶林汇报工作时，王光美又以不平凡的工作组员的身份向我们发了指示。让知情人检查、交代、上阵。还让干部和群众背靠背揭发。隔一段时间听群众批评，让他们检讨，看是不是能通得过。通得过就可以上阵。（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辅导员、班干部等开了多次检查会也下不了楼的原因）最后又说：“领导小组要纯。”这个纯是怎么个纯法呢？难怪有很多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志从领导小组的核心被清除出去了。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它真是象王光美后来所讲的是假左派自己跳出来，是蒯大富同志挑起的辩论吗？不！其实这是阴谋！是工作组一手搞的政治陷害事件！早在六月十四日，叶林就曾经让我们组织围攻王铁成同学的大字报。六月十九日就说有从“左”的方面来的干扰，目的是要夺权。而在六月二十二日又提出两条战线，一条是斗黑帮，一条是批判蒯大富同学等人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讲的一条黑线，一条白线。后来王光美又说没有什么白线，就是一条黑线。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些同学当成黑线人物了。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有阴谋的。6·24大会是经过了紧张的布置。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一、蒯大富同学这一派。二、王铁成。三、许克敏谈话纪要。四、有人怀疑郭影秋是黑帮。五、女生食堂的问题。六、中国青年报社论是大毒草（指《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七、负责同志的问题（我记不清这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说这“七股歪风邪气。不打击不成，否则就“没法向修正主义中央开火”，并说这不是什么转移斗争目标，斗争本身的性质就是夺权，夺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并且布置了批判蒯大富同学的重点：1）批判他是假左派；2）批判他要夺谁的权；3）驳怀疑一切、五条大棒……而且更具体地布置了方法。工作组当时要我们在他身边引起大辩论。而且把时间确定为当天晚上。这时蒯大富同学与工物系同学辩论也达成了三条协议，于是就将计就计。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原来王光美还要布置一番。她说：“不要纠缠在‘电话事件’上，（电话事件纯粹由于是她自己要搞的，别的人为了给她保密而造成的。）辩论要抓住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在大会上讲“我妈妈说……”的原因）她说：“他们是不是真左派？无产阶级的左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蒋南翔、对黑帮一句话也不讲、不揭发，而工作组夺了黑帮的权之后，他就要夺工作组的权了。。并且说“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说“把目标指向工作队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认为“蒯大富不仅有市场，而且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阴谋，和前校党委有联系”。当时她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她为了打击革命派，不惜耍阴谋、放暗箭。另外她还讲到“文化革命要搞彻底，要不要有党的领导，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队配合”，“现在有一股风，要赶工作组”，“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组织纪律？怀疑是可以的，但是要听，要执行。党员要跟工作队一块干革命”。这一篇谬误百出的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工作组镇压群众的宣言书。请看，反蒯的理论不就是出于这里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逻辑不也就是出于这里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理论也出于这里。
真正的革命左派到底是什么呢？毛主席早就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彪同志也讲过好干部的三个条件，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组的压制下，他们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敢于起来造反，敢于起来革命。而王光美却对此害怕万分，拼命地定调子，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假左派。”还要加强所谓“党的领导”，所谓“党的组织纪律性”。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要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可是王光美却要我们听工作队的，实际上是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去干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事。我们当时对于王光美还是十分信任的，我自己的奴隶主义又是十分严重的。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尽管自己还没有很好地看过蒯大富等同志的大字报，就已经觉得他们是假左派，以至后来成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反蒯”干将。我在这里向被自己压制过的同学、向受自己蒙蔽的群众赔礼道歉。
    我们从王光美那里出来以后，分头准备，叫可靠的人（自己这一派的）去开辩论会了。当我们叫来人时，大礼堂门口已经站满了很多人，这时工作组又想不开今天晚上的辩论会了，因为我们这派的人进不来。在辩论会上工作组被群众的大民主吓得脸色发黄，汗流夹背，会后就匆忙对我们讲，这简直了不得，象资产阶级议会一样，我们也确实受了他们的影响，会后工作组匆忙把我、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人送到我家里去，向王光美反映这个“资产阶级大民主。的状况。当时王光美所讲的话，就象后来《闪电》所揭发的那样。
    为了保住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王光美大打出手，不辞辛苦地筹备了斗争学生的大会，残酷地镇压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还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她到底是怎么样导演这几次残酷的斗争大会的呢？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在一次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说：“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量来辩论呢？要政治挂帅。斗争是他挑起的，他转移视线把矛头指向工作组，而群众又辨别不清，使我们没法更好地揭发黑线”，“他炮打我们的司令部。”（反对工作组的这些同学，确实是炮打司令部，但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王光美说：“他打我们的司令部，来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真包庇，配合保护黑线。”后来听说蒯大富在城里的时候，她说：“如果叫他，他不来的话，更说明他是搞地下活动，他就是参加他们那个地下组织的会而不搞由党组织的活动。”（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当天晚上开了第一次斗争蒯大富同学的大会，王光美坐在甲所听实况。第一个发言的是蒯大富同学，她会后说“我越听越生气，几次想打电话让你发问”。她说蒯大富同志发言之前先读那么多语录，简直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她听了蒯大富同学发言后气上加气，给贺鹏飞发言层层加码。这次大会后她觉得还不过瘾，因为没有能把她要讲的话讲完，尤其是还没有驳斥“蒯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实际上这说明她十分惧怕而且污蔑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决定七月八日再开一次大会。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王光美对我们讲，。要展开讨论，突出政治，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工作组。与蒯大富斗争是否小题大作呢？并非如此。要明确目的，讲明意义，若不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作战，就没有整齐的，高水平的队伍。”在讲到赶走工作队时，她说“把现在的工作队赶走了再换一个，还没等了解情况，犯了点错误就又被赶走了。这就是包庇了黑线人物。问题就复杂在蒯大富与前校党委和外校有联系”。并阴险地让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在辩论过程中就使党员表态、下楼，这是非常恶毒的。如果当时表示怀疑工作组，这些党员干部就无法下楼，老是在那挂着。无法参加运动。
    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查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最后给工作组定调子，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王光美对斗争学生确实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每个人发言如何上纲，如何分析甚至于发言人是否拿稿子都想到了。为什么会这么卖力气，确实是象毛主席讲的，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忠实地执行了这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因此她越是卖力气，就越是残酷地镇压了群众运动。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在那天晚上，王光美又坐在甲所，直接操纵会场，多次给我打电话要给蒯大富同学上纲。斗争蒯大富的大会开了两次，“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的帽子在同学头上挥舞着，白色恐怖笼罩了清华园。学生斗学生仍继续进行。
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
七月十日王光美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七月十一日听过斗争王铁成的练兵会后，王光美又高谈阔论了一番，并且对王铁成同学也是上纲再上纲。她说：“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王铁成则是更露骨的。各有各的特点。”
在谈到王铁成的处理问题上，她说：“大家说他是反革命，他自己表面上也承认是反革命，不宣布戴帽子，他如果改造，有实际行动，我们把他放在清华园，革命师生监督改造他。如果不改造，随时处理。”
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后来曾对我讲，本来还要讲家庭出身好的人反对工作组应如何作，后来想放到斗李小忠大会时再讲，因斗李小忠的会没开成，所以也就没讲了。为了让犯“错误”的同学悔改，把她四清时的幻灯队找来放幻灯，加强“思想工作”。
在工作组的高压政策下，王光美以国民党训政的办法对待群众，由害怕群众运动而滑到了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连我们这几个铁杆的保工作组的在一起开会，王光美也认为是非法，因为没通知工作组。贺鹏飞等同志后来对她很有意见，不想找她，她又质问我，为什么贺鹏飞他们不来了。弄得我们很不好处理。
斗学生在这时已经达到高潮了，但七月十六日叶林突然声明把运动中心立即转向黑线，而在此以后，王光美也就很少与我们接触了。
后来，大概是听说工作组要撤走，就急急忙忙搞选举，这事实与《闪电》揭发的一样。
七月底，她突然离校，我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与贺鹏飞等人一起从城里回来，他们带了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问我签不签名，我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她是坚决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张大字报还没有讲到什么关键问题，也没有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还是错，更没有说把蒯大富同学打成反革命是对还是错，就是这样，王光美也怕得要死，坚决反对这张大字报。当天晚上，我想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签名时，她就威胁似地说：“你到底动摇了啊！”贺鹏飞等人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但由于自己对工作组的错误没有本质的认识，过于迷信自己的母亲，不敢坚持真理，不敢造反，尽管自己同意他们这张大字报，但始终也没在上面签字。
七月二十九日晚，王光美回校来。她起了个什么作用呢？七月二十九日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刘少奇给定的调子，是对抗毛主席关于撤走工作组的英明决定。她对各系工作组长说，现在也好嘛，检验一下我们两个月来的工作到底如何。又大讲工作有成绩，企图压制群众起来造反。中央早在十几号就指出不同意组织一派学生整另一派学生。而她直到这时还认为斗蒯大富同学没斗错，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七月三十一日（大约）周总理接见我们之前，贺、乔等同志给我做了不少工作，使自己初步认识到应当抛弃私心杂念，个人感情，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我跟王光美谈起时，她还十分傲慢地说：“看谁跟毛主席跟得紧吧！”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回去过。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象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王光美在校的四十几天里，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当官做老爷，用“训政”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很不理解，一直到现在还在顽抗，企图保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关。
下面我再讲讲工作组撤走后，刘少奇、王光美的言行。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有一次我说有些人对临时筹委会的人也在秘密探听。听工化系朱金根讲，蒯大富当时要故意跟我们捣乱。当时王光美听了以后她就说：“那时候，不也是这样对待工作组的吗？工作组刚进校，他们就故意跟工作组找碴，围着工作组组员，使他们没法展开工作，你们现在的处境也和当时工作组差不多”。她这句话也确实没有讲错，我们在工作组撤出以后，仍然执行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由我们代替工作组地位。当时在讲到斗黑帮时说：“开这种大会还是要练练兵的。可你的那张大字报中还说这种练兵不对。”有一次我讲蒯大富的大字报中有的地方说的还是对的。她的态度表示挺不满意的，一直到那时，她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斗蒯大富同志，斗反工作组的人是错误的。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连，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是如何对待父亲。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碰见她，我说：叶林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他就是想用这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着我妹妹保他们，我直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那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象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着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个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订反动路线。
现在同学们提出来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我坚决同意，如果不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透、批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不会深入人心，也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着。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下面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8月4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
八月八日晚上实际上是一场阴谋。八八串联会跟我借礼堂，我当时不同意。后贺、乔从王任重那里回来说，借就借给他们吧！他们跟我讲，今晚上有广播，让他们开，一广播以后，就游行，他们就开不了啦。（后来知道这也是王任重的鬼主意）这实际上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由于自己有保爸保妈的思想，所以也同意。而且对工作组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是个路线斗争的问题，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而认为这只不过是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因此，以后也就自以为斗黑帮最正确，最革命，是大方向。实际上却正相反，不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无法真正地斗倒斗臭黑帮。
八月九日晚上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之后，工物系同学提出，一定要组织好批判工作组的问题，尽快地结束它。刘菊芬提出不一定要一刀齐，一部分人批判工作组，一部分人斗黑帮，各有分工。“八·九”派可以早些准备斗黑帮的材料。自己的观点一直是倾向“八·九”派的，因此偏向“八·九”派，压制“八·八”派。
“八·八”，“八·九”并不是两个宗派，而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八·九”串联会就是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八·八”唱对台戏的。八·九派实际上是包庇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里大多数的同志是受蒙蔽的，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八月十一日与“八·八”、“八·九”座谈，确实当天晚上辩论的中心是工作组的性质，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作组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了。这实际上就把辩论引向了歧途。
八月十日，王任重就特地把他的秘书从湖北调来，派吕乃强、张生谈等人到清华作为我们学校的联络员。
八月十九日，雷蓉、王小平拿了一张学习十六条的倡议书，这就是后来八月十六日“学习十六条的串联会”的主要精神，这个倡议书据说是王任重的意思。后来据说王小平组织了《红旗》红卫兵也是他父亲的意思。可能是听乔宗淮讲的，在他们外出串联前，王小平他们还去找一趟贺鹏飞，劝他不要走。
八月十七日，总理找我们谈话，当时就批评了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工作组，准备八月二十二日的大会，另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自己要作检查。当时临时筹委会开过两次会，本来总理让张思慈在旁也听一听，听完后向总理反映情况。可是张思慈在会上大发议论，当时，临时筹委会里有好多人对工作组的问题认识得并不是深刻。由于张的解释上纲，使我们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发言调子高了不少（总理知道后批评了张）。
那时开始感到工作组的问题性质很严重了，
八月十八日，临时筹委会开完会以后，李黎风就跟我讲：“贺鹏飞他们要给你母亲贴大字报，你贴不贴呢？”我说：“我贴，我本来也打算贴的。”因为，有次我和总理讲到了这个事情时，总理说：可以把大字报贴到工作组集训的地方。
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王任重一听我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马上让我到他那儿去。八月十九日，我就到王任重那里去了，呆了两三天。他跟我谈了一次，他夸夸其谈，自我吹嘘了一番，对我介绍了一些武汉的情况，还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并不是这么认为，我的毛选学的若有二分、三分，能及格就不简单了。”当时给我的感觉，让我哭笑不得，说不出来他到底是谦虚还是自我吹嘘，当时，谈完后，我就对他有一定的意见，有一次，吴德同志、陶鲁笳等人在他那里，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讲，我觉得王光美就已经够夸夸其谈的了，而王任重也真可以与她比美了。我当时也是造反精神差，就没有对他提什么意见。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写了之后，这张大字报交给组织了，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自己了解的，而是王任重告诉我的，这等于欺骗组织。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写得不好的。
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那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他们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的“奥妙”。
他的秘书还曾经对我讲，中央文革小组是主席领导的，王任重常到主席那儿去汇报，你们应该听王任重的话，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要听话。当时自己确实是受了蒙蔽，觉得他说什么就应该听，当时我们临时筹委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受了他不少欺骗。住在王任重那里的几天，看到王那里常与湖北省委通电话，直接操纵武汉、湖北的运动。王任重还控制了北大，聂元梓同志常到王任重那儿去。还有一些中学的，如一○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常到他那儿去。比方有一天，斗争乔兼武，聂元梓同志去了，王任重一听急得要命，就赶快问聂元梓同志这个问题，实际发言了没有，让吕乃强打电话给聂元梓同志，让聂元梓赶快结束这个会，不让聂元梓同志发言。当时辩论外出串联上是为了反对大串联，也是王任重让聂元梓同志辩论的。
在八月廿日刘菊芬等人就要揪蒋南翔回来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当天就让吕乃强和刘菊芬谈了一次话。刘菊芬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还找王任重谈过，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就不太清楚了。
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
王任重跟我谈的时候，曾经提到王光美写给王任重一封信。说要谈谈，至于后来谈了没谈我就不清楚了。
雷蓉写了《王任重与刘少奇》的大字报那里面讲到刘少奇要找贺鹏飞他们谈。这件事贺鹏飞给我讲过，后来我回去问秘书同志时，他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
我在王任重那儿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下面我就讲讲，我所记得的“八·二四”的情况。
在八月廿四日的早上，贺鹏飞拿着某人给毛主席贴的大字报底稿，表示特别气愤，就和乔宗淮一块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了，林学院和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由自控系敢死队的王亚明带着来找我，他们说，现在给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贴得那么多，好多地富子女和黑五类本人也来看大字报，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你们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当时大字报动态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要汇报上级。当时并没想到放手让群众自己来解决，我当时打了个电话到王任重那里。（不是他本人接的电话）我把这情况汇报了一下，当时他们怎么讲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把乔宗淮、贺鹏飞找回来了，他们回来时就挺热闹了，当时马楠让我少讲点话，大概他们知道当时大字报不少是关于刘少奇的。后来我们几个人一块讨论了一下，我、刘菊芬、红卫兵总部一些人，清华附中的，贺鹏飞也在，当时讨论的第一次行动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有点象“政变”，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哪儿都要“武装占领”。讨论之后乔宗淮提出反对意见，他不同意这么干，当时我也比较犹豫，觉得这么干确实行动太大了，用不着这么做。刘菊芬是坚决要干。
我当时有一种引蛇出洞的思想，我觉得即使是贴了一些什么不好的大字报，也可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这个思想也是不对的。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行动就是把贴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让他们把大字报移到内部馆去，没有人移就撕。只撕给中央负责同志贴的大字报。
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我并不认为乔宗淮、贺鹏飞他们有意包庇刘少奇，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是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让我很好去认识我父亲的问题。’当时，我对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是这么看的，八月廿四日我曾经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学校里给父母贴了很多大字报，这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大家气也是气在给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如总理，陈伯达、江青也贴了大字报，甚至给毛主席也贴了大字报，确实引起了气愤。我觉得当时，我对大字报动态不十分了解，确实在思想上也觉得贴这种大字报的人是右派，也有这种思想，对这行动没有表示反对，这是错误的。他们行动时没让我去。在这行动决定后，我给王光美打了电话，当时把这情况向她讲了讲，说有很多人给中央负责同志贴了大字报，还要给主席贴大字报，当时通知行动的中学，有我弟弟妹妹的学校，让她给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跟他们学校红卫兵一起，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后来王光美没有答应，说她不能管。
八月二十四日，后来的最后通牒，安民告示我不太清楚。我在乙所值班。后来广播台同志来找我，说自控系敢死队提着大捧进去了。我当时很着急，本来不是说得好好的，先不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起来，再占领也不晚，我就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撤出来。一直到撕了大字报后，我才出来的。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公开了，大家也都知道了。
贺鹏飞的讲话，因为我没在清华附中，所以不太清楚，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讲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八·二四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压制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与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直接相违背的。实际上，是用一派来压另外一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个事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体现，客观上保护了刘、邓路线。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开了大会，会后组织部分同学进城参观。自控系红卫兵的某些人就往下轰人，对此没有加以制止，是错误的。回来后的抄家也是无准备的抄，也不符合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有一些属于保护范围的，也抄了家。最主要的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好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人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派，很多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单独走，必须跟着清华大学红卫兵一块才能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大家共同都有，可是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采取了歧视和打击。当时我自己在一些大会上也骂过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同志，就是不斗黑帮，专打同志。骂这些同学是混蛋。这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这些同志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我们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我应该向大家学习！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当时为什么讲这些话，也是受谭力夫讲话的影响，错误的对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理解，实际上是我虽然只在九月份见过谭力夫一面，对他的讲话也没有印发，但自己没有加以制止而且有些地方与谭力夫的思想发生共鸣，例如，当时认为：宁左勿右。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斗黑帮才表现出自己是革命的。实际上自己是错误的。现在应当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尤其是向革命左派学习，努力改造自己，跟上队伍。
九月初搞选举，这个选举是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据说这也是王任重的意思。当时乔宗淮提出，我们这几个人最好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可是我自己的态度不够坚决，有风头主义，所以也没下来。当时自己要下台的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不应当在领导岗位上。而是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一派的“权”，实际上我们保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权，而是资产阶级的权。因为当时认为自己最革命，所以当然能干方百计的去保了。选代表之前，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一个声明，那个声明实际上就是有意的打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十分错误的，而我自己赞成这样去做，也说明我是有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所以就对另外一派抱着歧视的态度，千方百计想把人家整垮！
八月廿五日以北京新市委名义的联络组进校了。联络组是解放军政治学校的，姓袁的组长也常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到九月底，突然就撤走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撤走？组长说，怕引起冲突；别的学校已经撤了。就剩北大和清华了，现在北大也撤了，我们清华的得马上撤走。在九月初临时主席团的那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也应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后来又听说有事不来了，在九月中旬斗蒋南翔。第一次斗蒋南翔，王任重事先不让通知，怕通知了同学，外地同学来多了，一哄就没法继续斗了，而且怕发生武斗。所以我们一直卡，卡到中午时才广播通知。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怕字当头，而且在斗黑帮的过程中间不发动群众，不触及灵魂的去斗，材料挂帅，实际上搞的是形式的斗黑帮。在斗黑帮过程中又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很多同志提出当时斗黑帮是不能斗的，我们就以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名，“高姿态”地打击对方，而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黑帮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内部分化也比较大，我们说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凡是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另外还要控制大字报中心区。并且要所谓的收集情报，搞动态，实际上是整理了很多黑材料，当时我们还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后台是谁，最后找到戚本禹同志那儿去了。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九月二十二日听说蒯大富在九月二十四日要采取行动，当时斗蒋南翔定在九月二十三日，为此我们又紧张地布置了一番。原来想把斗黑帮移到九月二十四日，这样把蒯大富他们冲了。后来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太重视他们了，所以最后决定把后面几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九月底，有一次贺鹏飞和张泰山到王任重那儿去。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是不要压他们，广播也可以平分秋色，在物质上也不能虐待他们。让我们主席团对两派不偏不倚。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表示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过，该干嘛，就干嘛，如该选举就选举，该斗黑帮就斗黑帮。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实际上是收买，而他对我们主席团的要求是我永远做不到的。王任重一直是支持“八·九”派，对“八·八”派进行压制，采用新的形式挑动学生斗学生，让我们搞选举的目的正如他的秘书长所说，选举了以后就来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这样，该干什么，多数一举手，一通过就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多数的，这样子无非是让少数派服从我们，如果照他这样去做，实际上也就是让革命左派去服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讲到，在武汉把造反派红卫兵的宣传车上贴成了“造谣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武汉造反的同志在王任重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在联络员临走前，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袁组长与我、贺、乔等讨论形势，并让我们把东西收好，准备好挨抄，挨抢，还准备让他们占领。据“八·九”派的某些同学讲，王任重说“八·九”派没什么错误，大方向是正确的，八·廿四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贺鹏飞的讲话稍有点错。王任重企图用这些来给我们打气。
九月二十五日我回家，当时我对外出串联还是留下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方面觉得应当在这里经受考验，另一方面又觉得留在学校是否会影响别人，内心矛盾重重。所以九月二十七日我又回到学校。回校之后，我下班和同学聊聊，听了听辩论，感到我们这派辩论起来没多少道理，对方理论十分充足，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但自己并不是坚信目已的结论，因此十月还是出去串联了。
九月二十九日晚，我在贺鹏飞他们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自我罢了官。当时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陈伯达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自己原来也不想当，正好就顺水推舟的下来了。下来后，外出串联，实际上是逃避斗争，用另一种方法抵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同时也是逃避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当时，我知道很多人都要外出，当时只留下张兰茂，李有道两个人坚守。
以上就是在临时筹委会的这一段工作。当时我主管宣传工作，有大字报编委会，动态组，宣传组，在这个工作中，也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不抓毛选学习，直到九月底才凑起一个抓毛选学习小组，也没做多少工作。在宣传广播上面也不平等，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的机会，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也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差不离，只要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就不给人家广播。大字报选编也不印，认为当时工作组没定性，谁知道批判得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消极怠工，而对谭力夫的讲话大印特印，不加以制止。对首长讲话也不印，情报组、动态组实际上是整理同学的一些黑材料，另外还起草了一些大会的发言，例如贺鹏飞在代表大会上发言，那里边骂人的和讲的不对的地方是我要负责任的。
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工作组进校以前就是脱离群众，几个高于子弟在一起脱离群众去搞斗争，在工作组进校以后又跟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仍然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许多地方直接违背十六条，并没有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不放手发动群众，怕字当头，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尤其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压制，甚至是镇压的态度，实际上对片面的“阶级路线”是很赞同的。而且使许多多数派的同学受蒙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同学们，向原来受自己压制和被自己蒙蔽的同学赔礼道歉。我对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也是十分不积极的，远远落后于革命师生，尤其是井冈山红卫兵，就是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自己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地方做的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觉得这次犯错误是有它一定根源的，当然自己由于没经验，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自己的立场和感情上没有很好的站到毛主席这边来，没有跟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仍然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对这个运动特别不理解，主攻方向也不明确，并不深刻理解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扫除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扫除旧世界。可是当时对这些问题并不明确，老是转移斗争目标，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指向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也不深入群众，当官做老爷，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当成诸葛亮。自己又忙于事务工作，这样根本不可能站在群众运动前面领导群众，只能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且现在看来也是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确实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另外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是非常不理解的，动不动就觉得“右派翻天”，“资产阶级的民主”，就不明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大民主是确保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自己对这个问题是很不理解的，这一次我觉得从政治上讲二条路线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贯穿在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能充分的体现在我的身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争夺他们的接班人，到底是站在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好走的。大家从我的身上也可以吸取？很多的教训。从组织上看，有较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听得进和自己意见相同人的话，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就拼命的打击，歧视人家，确实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凡是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残酷打击，这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在自己的思想上有很严重的个人主义，很多问题的考虑，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奴隶主义特别严重。而我现在想，为什么在反蒋的时候还敢反，可对工作组却不敢反了，我觉得确实象主席讲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觉得工作组进校以后，阶级地位变了，工作组符合我的既得利益，使劲保工作组，也就是保自己，保自己的家庭，保自己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自来红的思想很严重，很轻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有很严重的政治优越感，臭架子特别大，总是觉得我比别人强，很多地方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又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另外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也是很片面的，不深入群众，不去调查研究，好多地方看人家缺点就是多，看自己就是好。而且没有充分的从工作组这个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需要改造。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努力的改造，能够真正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破私立公，立场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个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希望大家多帮助我，帮助我共同提高，帮助我认识这二条路线的斗争，认识家庭，希望能跟大家共同战斗！继续揭发，一定要向革命左派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一心一意干革命！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6年12月31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讲话：
同学们、革命的战友们，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同志们，我也没有多少好讲的，我来看看你们，预祝你们在一九六七年，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获得更大的成绩！（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王力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们江青同志来问候同志们了！我代表关锋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学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们很久没有到清华大学来了，今天，在一九六六年的年底能够到清华大学来同同志们和同学们见面，我们非常高兴！（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我们是在一个伟大的战斗的斗争中度过的，我们今天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最伟大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六年快要过去了，我们清华大学很多同学们，到各个战线上，以及到全国各地去串联，去参加战斗的同学已经回到学校了，新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鼓掌）
现在大家都回来了，究竟干什么呢？刚才我们见到许多清华大学的同学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清华的同学们自己回答。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要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中国历次大革命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而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面前摆着新的战斗任务，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战斗任务，许多同学提出来要求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好不好？（好！）
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武装起来！（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提议：上一次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在接见一些同学们的时候提出来，我们是有这样的提议：就是在经过这一段斗争以后，同志们很好地进行一次总结，把自己提高一下，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文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篇文章；再学习“老三篇”这三篇，再学习《学习与时局》这几篇，再加上最近前些时候，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这两篇讲话都提出来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的问题。（高呼：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进一步提高同志们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认识，进一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批判这个刘、邓路线！（打倒刘、邓路线！）
同时也提议：大学的同学们是不是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学一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让我们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当中进一步分清楚哪一些是无产阶级思潮，哪一些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潮，哪一些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非毛泽东的思潮。让我们进一步无产阶级化，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让我们自己的队伍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部队，来迎接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
我们有这样的提议不知道同学赞成不赞成？（赞成！）
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变革！我们能够参加这场运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就要到来了，一九六七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年代，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要在各个战线上，进行更深入的文化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总进攻！（彻底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一九六七年也是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更广泛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一年，几万万人的革命风暴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兴起。我们一切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战友应该投入到这个风暴当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
我预祝大家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绩！
我们一起来喊几个口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讲话
    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谈几件事。
    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回答问题吧！（问：他不回答呢？）这个事我可以办嘛！你们把提纲交给我好不好？（我们要她揭发刘少奇）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了，你们可以看他的检查和解答的问题嘛！当然，你们会区别真假。另外，你们可以找叶林、刘涛嘛！叶林是组长，工作组有什么问题都通过他，刘涛也知道，另外贺鹏飞也知道一些，李黎凤也了解一点。再远一点，乔宗准，孙矩也知道一点，你们可以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让他们说真话嘛！
    再有一个，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只好回答说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提法，性质就变了。（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你们提的口号要恰当，你们在学校里怎么提都行，我不管。在外面，我一看这些口号就知道是左派同学干的，所以今天给你们说一下。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一两句口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今天公安部就接到了政法学院的一个电话，要公安部公布十几年来处理犯人的数字，今天我把政法学院的同学找来了，事实上他们没有打电话。
    另外，关于叶林那封信的问题，当时我看了之后，回去查了一下，发现是假的，不是今天写的，正想打电话告诉你们，谁知道你们已经印出来了。（我们已经裁去了）他们是很狡猾的，十二月开黑会怎么会写出来呢？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不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他们去抓没有通知你们，你们在广州不是有联络站吗？可以打电话叫你们的人和他们联系一下，一块搞吧。回来后还是先让他在经委检查，然后在到清华来吧！（我们已有人去抓王任重去了，可不可以让他到清华来？）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主席写的吗？其中对刘少奇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篇文章是在主席指导下写的，当时主要由胡侨木执笔，主席审定后定稿的。写这篇东西集中了大量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对于总的精神大家是比较一致的。当时，总结三次“左”倾错误，而刘少奇当时是右的。因此，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胡乔木是怎么搞的？）这个人是不学马列主义的，他是地主出身，又不分析自己的家庭。我常说要首先好好分析自己的家庭，正如董老说的，凡事多想一想，才能比较正确，比较符合主席思想。（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象样的党史）没有，现在又忙，过去胡乔木有一本《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现在你们都能批判了，我们全党全民的马列主义水平正在空前提高啊！
    （还问了关于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及刘少奇的悼文，刘少奇临解放的投降主义思想，刘涛的生母王前同志的一些事情）
    （总理出会议室时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总理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北京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学学生乔兼武 杜文革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 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提出了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旧世界的汪洋中首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更把马列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天才地创造了现今改造世界的最强大最伟大的武器──毛泽东思想！
    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它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在从旧世界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仍然大量地存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而且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还在产生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着修正主义思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艰巨卓越绝而又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意义的工作，还仅是开始，远没有结束。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造，还在沿用着这些腐朽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上层建筑。因此，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应当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才一百余年，作为一种学说，是已经确立了，但是它还没有最后战胜它的顽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灌输 到人民群众中去，还远没有砸烂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我们这一代身上。
    我们国家现行的各种制度，从党政机关各种制度，到工农业生产的各种经营管理制度，到商业、服务行业的各种营业制度，到教育界、新闻界、历史界、文艺界的各种制度，总之，包括一切现存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来批判、改造它们，要破字当头，在大破中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制度，以便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我们就提出三个破旧立新的大胆建议。
    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无产阶级以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动员组织领导其他阶级、阶层的劳动人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正确的，适用和必须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防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应该立即取缔、改革，代之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由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式的群众性组织──革命委员会。
    一、现行党团组织形式的罪状如下：
    1.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本应大搞特搞伟大的群众运动，但它们不利于搞群众运动，因而，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地发挥，智慧和力量得不到充分地运用。
    2.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象接受新党员的表决权等）因而实际上没有发动全民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全党在搞。
    3.由于他们不受群众监督，尤其是那些反党黑帮分子，肆意对抗党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瞒上欺下，往往以反党大帽子压人，因而，容易产生修正主义，便于他们搞阴谋，以篡党、篡军、篡政，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4.它们疏远领导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妨碍领导与群众实行结合。因而，某些领导严重脱离群众，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高高在上，当官作老爷，严重地产生官僚主义。
    5.它们不利于把毛泽东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利于贯彻执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其他一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
    6.采取入党的方式鉴别人、考验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科学的。思想意识的东西，不能只考验一年半载，而要锻炼一辈子、考验一辈子，采取入党的方式检［查］别人，就容易给投机分子以钻空子的机会。总之，这种组织形式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7.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由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深思：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里的复辟与继续沿用党团组织不能是没有关系的。
    8.有些坏的党组织盗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利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把群众引入歧途，群众也往往上当，反映出保卫某某基层党组织就是保卫党中央。
    二、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指导思想
    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坚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它的最低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最高纲领：在全球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的选举制：《十六条》第九条中的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人民才有选举权，敌人没有选举权。
    它克服了党团组织所有弊病，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最好形式，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高度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好形式，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的最好组织形式。总之，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组织形式。
    三、对把党团组织改革为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
    1.党中央一级不能改选，但要更名为中央革命委员会。毛主席任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林彪同志任副主席，由他们二人负责组成中央革命委员会，它原则上应以原中共中央委员会为基础，只把那些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清除出去。
    2.军队各级党组织原则上也不改选，只要更名为革命委员会，适当地调配即可。
    3.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可指派专人到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首先组成地区、省市、自治区两级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暂时代替这两级的原党组织的一切职权，并负责筹备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改革党、团组织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应立即动手作，这是由全国当前革命形势决定的。目前，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很大，很多党组织不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对他们镇压、迫害，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现在全国阶级斗争形势是：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已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展开了大搏斗，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搏斗、大组合的极其尖锐复杂的伟大阶级斗争时代。代表反动势力一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凭借职权，占着优势，疯狂地向革命势力反扑。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斗争形势，以使斗争利于无产阶级，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敌人越猖狂、越挣扎，就越临近灭亡，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就越临近更加伟大的新胜利。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透过貌似强大的表现现象，看到反动势力即将灭亡的纸老虎本质，狠狠地打击他们，把他们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新胜利，它将为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下可靠的基础。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用党政两套组织形式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科学的，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与业务又是紧紧相联的，二者绝对不可分割，正象人体与精神不可分割，刀子和锋锐不可分割一样。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
    但是，资产阶级的党政两套组织形式，人为地使政治与业务分离，形成党组织是抓政治工作的，政府就是搞建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而且造成国家机构庞杂，浪费人力物力，搞繁琐哲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它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桎梏，因而应该立即废止，实行党政合一，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担当起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任务。下设各种组织机构，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反对党政两套，而且臃肿庞大的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办公室的工作制度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制度，不是无产阶级的工作制度，而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工作制度，因为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我们应该立即动手砸烂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办公室，到茅房草舍、田间地头、到工矿企业、到厂房宿舍、到军队驻地营房、到柜台边、到一切有群众的生产部门、单位、农村、工厂，把办公室牢牢地建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每一个国家干部都要做既劳动又办公的人民勤务员。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一个坐在高级办公室的三脱离干部，一是听不到群众的呼声，看不到群众的一点情况，觉不出一点群众的阶级感情，不知道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二是高高在上，严重地脱离实际；三、脱离生产劳动的边。他们难道能够领导群众干社会主义？难道能领导好？他们难道能做群众的勤务员、一个普通劳动者？完全不能！绝对不能！他们的领导只能是反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修正主义的领导，当官作老爷的领导，根据自己的意愿乱发号施令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必须彻底反掉，换上毛泽东主义的领导。办公室工作制度的罪状与党团组织一样，而且各条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更要以十倍的干劲彻底捣烂它！
    在办公室里是干不成革命的，只能当官作老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旦让他三脱离，他一天也呆不下去。所以我们必须砸烂它！把脚跟站在人民一边，把办公室设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都变成人民的勤务员和普通劳动者。
    这个重大变革将对建设社会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以上就是我们三项大胆的建议。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毛泽东主义的光辉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是毛泽东主义的红卫兵，是最高指示的忠实执行者。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就是应该造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主义，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旧东西的反，造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用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无产阶级新世界的一切！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敬爱、最伟大、最光荣、最英明、最天才的旗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展眼观未来，定将是赤旗环球！誓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四旧”
             北京大学东语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乔兼武 杜文革八月三十日
    ［原注］按贴出的大字报原文排印。乔兼武（原名乔俊礼）、杜文革（原名杜文忠）是东语系缅二学生。
    （编者按：这两个学生的大字报，有一些积极因素，如成立革命委员会、精简机构等，但是，它偏激地提出要取消一切党团组织、取消一切办公室等等，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