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在延安到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
原创 黄钢 来源：东方红网 编辑红石头 时间：2011.09.02
八次看见毛泽东（之二）
——从1938年在延安到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
（之二）
黄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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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网编者按：南京一位革命老大姐给我们网站推荐来两篇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一篇是《八次看见毛泽东》，作者黄钢；另一篇是《毛泽东之歌》，作者何其芳。本网分别给予转发。
《八次看见毛泽东》一文1993年12月-1994年5月在《中流》杂志连载。
黄钢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作家和高级记者。他1917年5月1日出生于湖北武昌。1938年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39年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两个除夕》，不久又发表了《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揭露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引起社会重视。从此主要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1942年发表了记述三五八旅转战太行山的报告文学《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战斗的》，1942年起，先后担任《解放日报》记者、采访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担任过《冀热辽日报》代理总编、副社长，电台台长，在冰天雪地中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新华社通电全国的表扬。建国初期，在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1963年调到《人民日报》任国际部评论员。这时期写了大量很有影响的文艺和时事评论。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黄钢同志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被誉为中国“十大新闻记者”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黄钢同志具有一个革命者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在延安时期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中，他曾经被“审查”多年，但他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依然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并且一直感激毛主席和李克农对他的关怀和爱护。1993年9月9日他去世的当天，还为《李克农传》书稿写下了８开纸８页的意见，希望把书稿改得更好。 这与某些人受到一点委屈就怨天尤人，甚至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产生动摇，他们在黄钢同志面前照照镜子，是会感到渺小和羞愧的。
面对毛主席去世之后掀起来的复辟之风和倒退思潮，黄钢同志的表现是难能可贵的。1988年，黄钢在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上发表了《张贤亮臆造的马克思幽灵》一文，严肃批驳了张贤亮认为中国不可能创建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1989年１月《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新闻社派出23名记者，到世界上26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一个专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和它所领导的国家还有没有前途”。记者们先后采访了南美、欧洲及第三世界众多知名人士，但只有３个人对社会主义、共产党还有自豪感和对共产主义抱有信心。这３个人之中就有中国的黄钢。黄钢同志的文章、思想和立场，曾受到魏巍同志的赞扬。
《八次看见毛泽东》是作者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一篇力作，是一部难得一见的近距离观察与体验毛泽东作为伟大人物的宽广胸怀、高尚品格、光辉思想和伟大精神的优秀作品。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真挚地热爱、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忠诚。这些文字，是作者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毫无矫揉造作，因此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在时下非毛化、反毛化，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这股反动逆流甚嚣尘上之际，静下心来读一读黄钢同志的这篇报告文学，是会给人以一种启迪，一种鼓舞，一种鞭策，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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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 1942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
第四次看见毛泽东，是1942年11月23日下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到会作了指导性的重要报告。会场是在延安城南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当然，同样也是一个简陋的大礼堂。主席台上，西北局高干会主持人简单地宣布“今天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报告”之后，会场上没有那种当今例常掀起的喧嚣的掌声，没有。
这次，我仍然选择了一个有利于记者观察采访的座位,靠近主席台前的左侧，这样便于从大半个侧面观察毛泽东，一眼就看到他今天穿上了一件边区生产运动中自产的羊毛料新制的高干军服上衣——而这是我第一、二、三次看见他时都没有的。当然，这是随着近三年来边区军民、特别还加上了全体干部模范式的自己动手辛勤劳动，毛泽东的冬装因而也稍有改善了。我为此不禁感到一阵温暖和欣慰。
他这次演讲一开头的大意是说：现在我们全党进行的整风已经进行了半年或大半年了，有的同志提出：你的整风报告【他这里说的就是《整顿党的作风》即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成绩说得太少了，尽谈我们党的缺点。这个意见，同志们听是正确呢？还是不正确？
毛泽东同志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谁说我的整风报告没有提到党的成绩呢？同志们请听！”——这个时候，他就拿起他的这份整风报告文本（请注意，那个时候，还并没有出版毛泽东选集，而只是在整风运动中发下的铅印的整风文件），毛泽东对照着这份文件，一字不差地照念道：“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读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文件，向会场全体同志问道：“同志们看，我这说的不就是成绩吗？”他又重复了以上一段话， 然后再说：“的确，我们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几十万党员向着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牺牲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成绩，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当然，我这里没有用几千几百个字，还不到 100 字，这 100来字不就肯定了我们全党成绩，还要我写多少呢？当然，我的整风报告，它的目的在第一段里就说清楚了，就是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这时毛泽东同志再念起这份文件的第一段——“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说，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祥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简宜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概括说：“我们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兵要精，武器要好，这不也就是包括了对我们成绩的期望吗？”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这次全部演讲的中心，是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整顿三风的精神，从而有联系地谈到一个党、这个既然是叫作共产党的党，怎祥才能叫做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因此他的讲话内容，几乎全部都谈的是引用和对照着斯大林的一篇重要论文——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他拿起斯大林论《党的布尔汁维克化》 这份文件（这也是整风文件的一份附加的重要的参考文件），向这次全场到会者，作了通俗简明而又是深刻的讲解。在全部讲解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这次因为是对着西北局全体党政军高级干部的讲话，他的态度是异常严肃的，但是又具有他一贯讲活的通俗性和亲切性。当然，这跟他在同一个年度的五月间，对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结论”的讲话不同。对文艺工作者，他讲话时，深刻地引用了自己本身感情变化的实例，还加强运用各种哲学与文艺学理论以及历史事实的对照，阐述了文艺和文化战略与策略的各个方面。这次讲话，他的风格显然不同，他完全是以对待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严肃性来逐条地提出问题，从而表明了他自己对于中国党的建设与作风等一系列问题既总结了实际斗争,又简明易懂的独特见解；他对照着斯大林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文件，层次分明地进行讲解。文件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条，都是谈党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第五、第六、第七这几条都是谈党的群众观点，党的工作纲领的群众化；既不能脱离群众，也不能迁就群众；第八条，是谈到布尔什维克党应该是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的；毛泽东同志对《论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九条，作了特别仔细而生动的、几乎是形象化的解释，当他念到第九条的第一句话：“必须使得党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的时候，我记得他端起主席台讲桌上摆着的一个白瓷茶壶和几个小茶杯，他把白瓷茶壶放在正中，将几个小茶杯摆在周围，然后，他就用茶壶与几个小茶杯位置形成的关系表示出：党必须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团聚在党组织的周围。他挪动着一个一个的小茶杯放在茶壶的周围，表示出：对于党组织来说，重要的必须是选拔十分忠诚的能够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的表达者；他解释着，用斯大林原句说：他们必须是十分有经验的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善于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领袖；在这里，他是绘声绘色地作出了以上这番描述，使人很容易想起：苏俄 30 年代早期杰出影片《夏伯阳》中的主角在战前指挥所用几个苹果的移动，借以说明英雄夏伯阳的军事指挥思想一样
这时候，我环首四顾了会场的周围．也正像在文艺座谈会上所有的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员一样，所有的到会者都俯首在那里记笔记；同时，他们也都十分有兴致地观察着毛主席形象化的解释。这一幅会场上的画面，完全有些象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画家罗工柳同志绘制的毛主席在作整风报告的油画作品——那些到会的老干部．那些饱有斗争经验、穿着各式各样服装或军服的老干部，或在那里用功记录或对毛主席凝视静听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印象也深刻地映入到我的脑海之中
等到这场以西北局高干会为对象的（也包括了延安所有单位的高级负责人．其中鲁艺院长周扬同志和其他人也都参加了）这次整风报告会结束以后，在我的身旁，有一位比我年长些而又举止斯文的负责千部问我：“你是黄钢吗？我是艾思奇。”——我是在前次文艺座谈会上看见过他主持会务的——他同我握手时一面关照说：“你慢点走，我要跟你一起走，你是回解放日报吗？”我感到非常惊讶，艾思奇同志这位名震遐迩、又是我们很多革命青年十分景仰的哲学家．虽然在他和林默涵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1940年底——1941年初）连载了我所写的《我看见了八路军》，但是，我和艾思奇同志还未曾有过直接谈话之缘，他怎么认得出我来呢？
正说着，我们就走出了陕甘宁边区礼堂左侧的旁门，他在礼堂外的一棵树下，解开了他的马匹的缰绳，他说：“我们两人一块走，我不骑马。”这样，他就跟我进行了以下一场谈话——
艾思奇直截了当地问我：“你听了今天毛主席的报告，有什么感想？”这一问题提出的深度及其严肃性，在延妥当时进行整风的浓厚学习气氛中，并不使我感到突如其来，何况这问题又确实是值得思考的。我想了想，先回答说：“这样的演说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一面想一面回答：“我想：毛主席今天讲话的重点，可能是用斯大林的论德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来解释我们党的整风精神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停了一停，艾思奇同志冷静地再次向我问道：“你对这次讲话，哪一点给你印象最深呢？”当时，我一时竟未看出：他实际是并不同意我上面的回答的。
我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斯大林讲的布尔什维克化党的第九条，就是斯大林说的：必须使得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主席今天对领导核心的讲解，我觉得特别生动、特别新鲜，我觉得党中央是十分重视国际经验的。”
艾思奇听到这里竟然完全停下了脚步，他向我反间了一句：“你觉得就是这祥的吗？”
我回答说：“是的，今天的演讲给了我这样的印象。我们党是很重视国际经验的。”
艾思奇这时索性转过脸来，完全面对着我，对我的以上回话，作了毫不客气的原则性的订正。他说：“你把问题只说到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一半，你没有说到。在我看来，自从整风学习以来，毛主席提出问题的实质，便是想建设和加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共产党，他要求的学风、党风、文风．也都要应该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
听到这里，就以当时我那种实在是很低的觉悟水平来说，我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我是非常尊敬他的，而且也是相当好奇的面对着他，知道他的这一番指点，不仅是正确的深刻的，而且也是非常亲切的。他仍然是回手牵动着他的马匹，这时，我们已快要走到延河旁边了。他对我谈话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他就我的文风和语言习惯的问题，直接对我提出了批评。
经过了若干年之后，每当我想起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报告散场时，艾思奇同志立刻就运用主席讲话精神，帮助一个同他还素不相识的青年记者（或可称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推心置腹地提出批评一一这是整风中多么宝贵的精神，又是多么典型而亲切的延安生活图景啊 ！
就为了这一点，他一直牵着他的马，没有骑上去，我们一直是沿着延河的边岸上漫步缓行。他谈到我当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时，直率地批评说：“我们觉得你写的东西是相当的欧化的！”他进一步很缓和地解释说“我这说的，是你的风格，但不是你的全部的风格，我指的是你的文风，你的语言习惯，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从这里开始，他的话题马上涉及到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半年以后，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某些新的气象；还在这年9月间，陕甘宁边区文委与延安文艺俱乐部为了开展群众艺术运动，在延安的文化沟口，建立了一座露天文化舞台，除了演出街头剧和街头音乐以外，还办了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墙报。1942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街头画报的主编张谔同志编的《 街头美术》一篇又章，9月2 7日发表了艾育同志为街头诗创刊写的展开街头诗运动的文章。我呢，作为解放日报记者，在此之后也写了一篇对延安文艺工作新步调的述评，题目是《街头画报、诗、小说》。这篇文章发表于1942年10月16日。艾思奇同志对我的文风的观感，主要是由这篇文章引起的。这就进入了他谈话的另一个主题。
他认为：我写的这篇延安文艺的新步调，是反映了延安文艺工作的新的形势，他说《解放日报》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微小进步，包括这次的街头墙报，对他们给予鼓励，你们这祥做是对的；但问题是，你的文章用的语言，有着过份的西洋化的影响，我们读起来，很不流畅。他又加了一句，“当你写评论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他这是在尽可能用缓和的语气对我批评，同时，他也把我的述评文章和我的创作区别开来，使我不至于负担太重，当然，这也是他对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包涵有在批评之中也进行鼓励和区分的意思。这一点，我当时是明白感受到的。
但是我同时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象我这祥一个年青的文艺工作者，到《解故日报)工作前后,在不到一年之内,我只在《解放日报》发表过很少的文艺述评（其中之一是评述苏联话剧剧本《带枪的人 》 的演出，另一篇仅是对华君武、张愕与蔡若虹三位漫画展的述评）仅此三、两篇述评，怎么能够引起艾思奇同志这样认真的注意呢？
他当时看到我的惊讶的神色，于是便说：“今天你看：我们听到毛主席在会上的报告，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党的成绩和缺点呢？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启发。”他的意思是说，“当我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并没有否认你的另外一个方面。”这一点，我并不为此感到诧异。直到现在，值得我深思的是艾思奇同志——我们青年人极倾慕的著名哲学家——我真没想到：当主席这次演讲刚刚结束，他就主动邀我同行，又非常直率地提出了这样诚恳坦率的批评。从他身上，不但使我感受到长者的亲切，同时，这也是他听到主席报告后一个直接的反映，更是他立即付诸实施的一个行动；他不但是考问了我对毛泽东同志这次讲话的理解（我的理解实在是片面和肤浅的），而且是真正应用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对待了文艺工作者应怎样看待自己的文风和是否符合党所要求的中国气派问题。他等于是直截了当地提醒了我这样一个青年作者，不要因为曾经有了被毛泽东同志所肯定的在创作方面的正面效果而骄傲，而应该看到自己负面的缺点，又风中的毛病。这事情仅仅是发生在刚才又一次看见毛泽东，正是在走出了那个报告会场之后的下一分钟呀……
可见，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革命政党的成熟，不仅仅只表现在少数领导人的思想水平上，还应该充分体现在中上层领导骨干的思想和品格、作风与素质等方面；如此，才能有效地帮助和培育出大量的基层干部并进而影响广大革命群众。例如艾思奇同志他这种立时就对他的邻座青年人给以教育与思想帮助的精神，是多么值得我钦佩啊！也许还因为：艾思奇同志那种亲热的语调，云贵地区的口音，给了我（这样觉悟偏低的人）一种体贴和温暖的感觉吧！他是丝毫也不带做作的，从谈话一开始就反复地回味着毛主席这次演讲给他带来的启迪和激动。
毛泽东当年就要创建具有中国风格的革命党的伟大启示，在艾思奇同志身上，刚到散会就得到了一个印证。
执笔至此，我不断反复地想到，延安时期革命队伍内，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友谊，是千万两黄金都难以买到的！而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党得以胜利的根本要素之一。
初冬的十一月，延河流水中已经开始冻结了小小的冰块，走到北门外的延河边，艾思奇同志说：“我们再见吧。”当他跨上他的坐骑之前，最后又讲了这么一段重要的话。他说：“我相信你会知道，我正是鉴于毛泽东同志今天这次演说，才对你的文风和作品，讲了我的观感，这也是我对你这样一个青年作者的希望；事实上，对你写作的整个倾向，我们认为是健康的，我们毫不怀疑你会沿着文艺座谈会所指出的方向继续工作取得进步。”他的话还没有到此为止，最后说的是：“我之所以向你指出：你写的文艺述评还不够通俗和大众化，因为我觉得让青年文艺工作者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是完全必要的。即使是一个人，一个政党获得很大的成绩，也都要记住毛主席今天所说的话。”
到这时候，我才真正地懂得了艾思奇谈话的真正用意，才知道他这次谈话的直接起因还是源于毛泽东同志这次报告的现场。他说：“毛主席今天演说中谈的：怎样对待成绩和缺点呢？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包括每个文艺工作者今后的座右铭．”艾思奇同志在跨上马背以前还说：“我们不否认文艺工作者的进步，但是水远不能满足自己的成绩，要允许要欢迎别人讲自己的缺点。”艾思奇同志说“这就是今天我又一次从毛主席演说中学到的东西。”说到这里，他快要上马了，伸出手来与我告别，“我就要到中央宣传部文艺科去工作，欢迎你有事情到杨家岭来找我。”他这时才登上了他的坐骑，马蹄声踏过了延河里流淌下来的薄薄冰块，向着杨家岭那边急驰而去了。
第五次（ 1945 年在延安枣园）
夏天的晴日，清亮的河水，从延安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门前逶迤地流过，沿着南山脚下延安平坦的飞机场，延水经过南山边角到达了宝塔山下，这一侧就流向延安城南门外向南而去；另一侧却是自北面沿着杨家岭、王家坪，更远一点，是从枣园那边的方向流来的一股支流，流向清凉山脚汇合南去。汇合之处，就在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总社所处的山脚下转弯地带，也就是艾思奇同志同我分手告别的地方。
说来凑巧，从1942年4月底到1943年3月，在解放日报采访科将近一年来的记者工作，恰恰又是我在延安政治生活中包含了曲折命运的汇合点。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聆听“结论”后，又采访了毛泽东同志不到一周后莅临延安鲁艺的演讲，接着便报道了鲁艺的整顿学风《平静早已过去了》的文艺特写和与之配套的新闻；在这以后，博古同志告诉我；现在整风的形势，将要从学风的整顿转入党风的整顿，毛主席希望我们报纸，能够发表象学风整顿（鲁艺那样的）典型报道，先行报道整顿党风的典型新闻；博古要求我立即出发到枣园去进行那里关于整顿党风试点的报道。为这任务步行到枣园，找到枣园（当时还处于机密状态的中央社会部）的负责同志等，访谈后，主持“枣园”机关日常工作的李克农同志要我去同他见面。
这是我第一次被李克农同志召去晤面，他一开口就对我说：“呵！你是黄钢，我们已经知道你在解放日报工作是不安心的，是吗？”我心里暗暗称奇；心想我确实在解放日报开始学习从事新闻工作，是不安心的；那时候，我确实是还眷恋于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习和研究生活……但是，还没有等待我作出回答，李克农同志马上接着就说：“当然，你不安心是有它不安心的原因的！”
这就使我更加纳闷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当时也还没有真正分析清楚呢。
李克农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是党中央高级情报与保卫部门康生的副手）同我在延安见到的任何一位领导同志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的军服着装非常整齐，脚上的绑腿打得十分规格化，他的风纪扣扣得十分严密，上下身的衣服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头戴着标准的军帽；唇边留着两片胡须更使得人感觉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领导人。这一次，我就当面向李克农同志索取博古同志所交待给我的：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由日本帝国王义将原东北三省改制为东北十二省的最新地图，同时，博古同志要求我向李副部长提问：当今年“九一八”到来之前，东北工人运动有什么新的动态和消息？李克农同志完全满足了博古同志这些要求。这就是我到延安枣园——也就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第一次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大半年之后，我在延安由党风转入审干运动的前夜，被硬性地指定到延安情报部门设立在枣园内的一个“学习点”去集中进行学习——其实也就是被接受当时审干中严峻的历史审查。
这次被集中去枣园所谓秘密学习点的审查，当时被集中调去的并非是个别人——延安各单位中都有被调去审查的人员。我记得是在 19 43 年3月下旬开始调去的。当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以及自己的日常用具（其实也就是当时的全部“个人财产”）进入到枣园中央情报部领导机关，而且又进入到这个枣园深沟里安置的学校之中。我们被正式通知说这是到康生领导的机关里来接受审查，我们都还不知道：这将面临一场严肃的党内斗争生活，一场意外的疾风暴雨快要到来了。
当时，包括延安在内的陕甘宁边区，它一边是面临黄河对岸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其它几面边境，又都是被国民党当时所指定进行封锁的反共部队层层包围着。在这样情势下，象我这祥一个从1935 年秋冬十八岁时起，就曾经是在南京国民党宣传部所直接操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有过三年社会职业，一直到1938年夏秋到延安前还担任过该场新闻片组工作经历的人来说，在延安确实是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的——虽然我到延安后作品的倾向是健康的，但我不能说，我的一言一行，甚至是在有社会意义的行动中，不会有任何差错。这种情势，当1943年7月中旬，从延安南面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意欲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那么，对共产党内部干部审查的紧迫性，就更加突出了。
一方面是冲击延河的暴风雨已经是暗云密布。另一方面是由于康生执行党的严肃的审干政策时是以他过火的带头作用在“枣园”内被称为秘密党校的地方，发起了“抢救运动”。在这种风雨交加、内部审查与敌方进攻相互交叉的复杂政治态势面前，以我那种既缺少锻炼又未经严格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畏惧困难的软弱立场，是很难在这种异常考验的“初级阶段”中不犯错误的。当我在接受这一严峻考验的初期，犯有毫不实事求的错误时，首先使我感到的就是：“枣园”机关内这种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十分严肃性，和组织工作的十分严密和细致；当“枣园”党的领导机关迅速发现我对待严峻审查的态度很不正确、很不严肃的时候，我又立即被通知李克农副部长对我的召见。李克农同志的谈话，再次使我感到意外，他一开头就说：“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说你自己承认，现在是‘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怀一个被审查中的青年，我问道：“是哪一位主席？”
“是毛泽东主席。”李克农同志几乎是有些生气了！他大声再次向我作了说明。
直到十多年以后，1955年，身任第一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李克农同志在上海养病期间接受我的访谈时，亲口对我说：“毛泽东主席在当年抢救运动中听取第一轮汇报时，听到所汇报的所谓被‘抢救’人员的数字比例，他是不同意，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他认为这样‘抢救’的比例数字太高了——毛主席认为‘我们的队伍中，不可能有这么多坏人！’”李克农同志这次在上海告诉我：毛主席听了这个汇报后，马上叹息着说：“唉．这个比例数字完全不正确。怎么可能？这是青年人的灾难呀！”
不过，当时我被叫到李克农同志窑洞中时，他说：“谁叫你讲话不实在呀！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为什么明明这盘子（他指着桌上的茶盘）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把茶壶明明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就是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哪。工人阶级就跟你们不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为什么你要随便招认？然后又推翻呢？你这不是老实！你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不改造还行吗？”他说到这里，我在内心里，才真正感到：这是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对我的又一次在灵魂深处的震撼。
接着，李克农连续地问了我几个有关国民党地区的严肃的问题，他仍然是具有非常严格的客观调查研究观点的；最后，他表示：“毛主席听了关于你的汇报，他要我找你来谈一次话！你应该知道，党是怎样在关心着你呵！”
这就是延安“枣园”机关对我所进行的第一次党的严肃性与原则性的教育。
不久，当1944年春还未来到的时候，“枣园”已经专门为一些被审查的青年干部，成立了一个枣园文工团。同时又经过这枣园文工团的具体创作活动，贯彻对那些仍在审查中的干部进行个别的具体的分析和亲切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并借以仔细和耐心地培养与恢复他们健康的政治情绪。这个文工团是由“枣园”的领导骨干之一汪东兴同志兼任团长。因此在1944年春秧歌运动中，枣园文工团自己所创作演出的《动员起来》，已成为名列前茅的著名新秧歌剧目之一。
在这以后，枣园文工团1944年4年间开始排演了斯大林金奖获得者柯尔内楚克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这剧本是以批评戈尔诺夫为代表的不事学习的经验主义者的高级将领为主题的。它赞扬的是能够并善于学习的年青将领欧格涅夫这样的先进典型。当《前线》话剧排演组组成以后，象我这样仍在被审查被甄别中的干部，也都被组织了进去。“枣园”的目的，一方面是在于迎接对日本军国王义的反攻即将要到来的客观形势，做出贡献，同时对内部来说也是教育我们这些（一部分）正在被甄审的干部；希望我们能在文艺活动中加强学习，更好地改造自己，有利于被审查干部的思想进步和健康情绪的恢复。
没有用去多少的日子，这个剧本的排演过程尽管有过曲折．终于在同年的夏秋之间顺利地演出了。毛泽东同志也看了枣园文工团 《前线》的演出。而且他指示说：“到处去演。”这意思就是说：在延安各个礼堂都可以去演
当年我们枣园文工团《前线》剧组几乎都走遍了延安各个大礼堂，多次演出过。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一种意见，说是《前线》这剧本，不仅是批判经验主义的戈尔诺夫，同时也应该是批评教条主义的。因此，剧本演出的主题体现就应该是；既批判经验主义，也批判教条主义。而这一个评价和对这剧本的分析与看法，是来自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同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延安，除了我们枣园文工团演出《前线》以外，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团体也在演出《前线》——这就是鲁艺和中央党校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联合演出了《前线》，这意见就是来自鲁艺院长的一种建议或说是他的观感或要求。周扬同志这一观感哪怕是来自他的口头评论，但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仍然具有某种权威的意味。
这就使我们枣园文工团导演组集体发生了很大的困惑；更不要说，我作为集体导演组的执行组长，更要引起深思了。我们理解， 《前线》剧本的题意在于批评对那种囿于过时的经验而保守、不愿进取、拒绝学习先进事物的典型人物，这本来是很清楚的；正如延安当时《解放日报》曾发表的专题社论上所说的；“我们要从《前线》里学习到紧紧地跟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两种倾间的任何一种，都是对于革命事业有妨碍的。在我们队伍里，近几年来曾着重批评了教条主义，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大多数都是做着超时代的梦。也有一小部分做着旧时代的梦，他们脱离现实，因而给革命事业以损害。《前线》中的戈尔诺夫，则又是另外一种落后于时代的人，他们是脱离现实的人。《前线》把这种人批判得淋漓尽致”。这样，《前线》的题意是反对什么人？它的主题之所在，不是已经很清楚的吗？
既然是对《前线》主题的理解发生了这样大的差别和差距。而这种不同的意见，又是来自鲁艺的“权威人士”，那么，怎么办呢？向枣园文工团团长汪东兴同志反映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之后，没想到，汪东兴同志代表了“枣园”的这种严肃立场而又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作风，立刻就把这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同志那里，希望周恩来同志能对这样两种发生了原则性的差异和看法，给以指点和解答。
那时候，正遇上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大后方返回延安之际，他在杨家岭礼堂，也看过我们枣园文工团的演出，事后，当他听到了汪东兴同志的汇报以后，立刻会见了我们文工团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
汪东兴同志再次向周副主席反映，毛主席也是在这个杨家岭礼堂看过我们枣园文工团演出的。看过以后，毛主席说了四个字：“到处去演”。
恩来笑笑点点头说；“是的，应该到处去演。”接着，他同我们讲解了国内外形势，从这里谈起，谈到这部成功的苏联话剧，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当他知道我们现在演出这部戏当中，出现了这么一种新的提法，就是一方面是批评经验主义，同时又要在演出中注意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恩来同志明确地说：“这种两方面都照顾都批评到的意见是不对的。你们要注意在整风当中，特别是整风以后，应该要学会，不要去听这种意见。这么一个剧本，怎么能有两个重点呢？那不成了二元论了吗？明明是反对经验主义的嘛！反对落后，反对保守，反对不愿意学习和拒绝批评的人，这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人。欧格涅夫就是剧本中所写的先进人物，进取的将军。他就是反对这种落后的人，在欧格涅夫身上，没有教条，也没有空想。他的特点是勤于学习，因此欧格涅夫能够掌握现代化作战的先进方法。柯尔内楚克的这个剧本《前线》，他所揭示的就是这种以先进取代落后的规律。这也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规律。这里，哪里有什么教条主义可以反对的呢？ ”
恩来同志这次在杨家岭礼堂舞台的后厅里，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身上穿的是淡黄色卡叽布简朴的中山装，他很自然地站在我们围坐在他身前的小桌边，同我们亲切地委婉而谈，恩来同志对这种两样倾问性的批评都要均等起来的意见，对我们，作了一个在实际中拒绝与区别：什么是脱离实际而又不作具体分析的教条与空谈的方法与原则性的示范。他对我们说：“在整风中，你们应该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地分析；不论是什么人什么意见，如果它是错误的，你们应该学会不要去管它！——这应该是我们整风的一种思想成果。”
这就是我在“枣园”学习生话中感受到的又一次收获。
恩来同志面对这两种不可调和与混同的对立意见．那种断然地明确的分析，给予我的启示是深刻的。他告诉我们：不论对于什么人的意见，都应该以服从真理为准绳，以辩证唯物论为准绳，如果离开了真理的准绳，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法则，那么，在今后各种情况下难免还会发生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甚至还会是连表现形式也完全相同的个人迷信与偶像崇拜。
因此，不唯上，不唯书，这一定律与原则，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无一例外：在真理和历史的检验面前，谁都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享有长时期的特权的！
1945年春正月初一的大清早，天刚拂晓，从距离枣园文工团三里路之遥的毛主席所在枣园前院通宵晚会上归来的两位女团员（林怡乐与何真），敲响着枣园文工团编写组我们窑洞的木板门和窗户，她们大言的叫道：“黄钢，还不起床！还睡懒觉哩！毛主席关心你啦！”我们编写组中的三两个人爬起床来，她们才告诉我：“就在昨天夜晚，枣园除夕晚会上，毛主席问我们两个人：‘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黄钢吗？为什么他不写东西了？你们告诉他：他可以继续写东西嘛！’”……
虽然我是从1944 年春起参加了《前线》的排演工作，但是，毕竟我个人还是在被“枣园”机关甄审的过程中，政治历史结论并未做出，当然不意味着党内审查的结束，也不知何日可以结束——我虽然仍如既往那样地认真工作以外，情绪终难昂扬，内心也很难愉快，我那种郁闷心境是难以完全排遣的。除夕日，我难免会回想着自己的曲折经历，哪里还会有心思去参加前面（三里地外距离的）枣园通宵晚会呢？
如象上文所说：在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试点”高潮中，毛泽东同志是关心过我们延安青年们的“命运”与“灾难”的。当毛主席听到枣园学习的学员中进行第一轮“抢救”汇报，听到有个黄负生烈士的儿子黄钢，有所谓“回到了党的怀抱”之说，此时，毛泽东同志不无惊异地对听了汇报的李克农同志讲：“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黄负生是 1922 年去世的，死前托孤于陈潭秋。这人，真能象抢救中说的是敌人派遣来的吗？”这也就是在1943年夏季“抢救”高峰时，李克农同志召唤我去谈话的深层原因。当时召我谈话，是由我们学习班的班主任王涛江同志带领着我去克农同志那儿的，由他通知我，并伴我同行。枣园文工团何、林这两位女团员，大年初一凌晨带来的这一番问讯，也包括有毛主席对我报告文学写作中的《雨》（《陈赓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作品的肯定在内，因此毛泽东同志要她们转告：“他还是可以写作的”这样对我的关注。
半年以后，一件更加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
1945年6月16日，枣园文工团为枣园机关例常举行的周末晚会上，林怡乐、何真两位女团员，把站在枣园文工团乐队旁边的我突然地拉进了跳舞场，他们大声地向毛主席说：“看，主席！这就是你问到的黄钢！”这时候——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就是一下子被曝光在“枣园”周末晚会会场上多少盏汽灯亮光之下了——我被她们俩拉进了跳舞场的中间，而毛主席在前一场乐声中断时，他还没有走下场去；这时候，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激动，同时，林、何两位这样的举措，对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当天夜晚，我原是从我们文工团团长汪东兴那里欣快地知道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消息，同我们文工团乐队一起到前面枣园来过一个休歇的周末之夜……
当时在舞场灯光的照耀之下，我先看见毛泽东同志穿着同我们一样的洗涤得发白的八路军旧军衣，还没有等我脱下军帽，他那一双温暖的大手，已经把我的双手握住了。于是，就在晚会汽灯的灯光之下，他首先是用了十分关切的眼神向我凝视，然后，他轻声地向我问道：
“你是湖北人吗？”
“是的，我是在武昌出生的。”我紧张地回答。
“你今年多少岁数啦？”
“27岁了。”
“哦！”毛主席在那里沉吟着。“你是生长在武昌的。”他别有深意地重复着，好象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这个地名引起了他的思索与深沉的回忆。
一直到多少年之后，迟至全国解放之后，我才确切地、深刻地接触到毛泽东主席同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一些活动史实，这就是： 1921 年一1922 年冬春之季，当中共武汉区党委原来安置的地点设在武昌黄土坡，而主持这个机关的负责人之一的黄负生同志贫病交加，还受到当地学阀与政客的迫害到死以前，毛泽东同志是曾经到过武昌黄土坡武汉区党委所在地——当年黄负生烈士生前全家的住宅也就在这个党的机关之内。毛泽东在黄负生病榻之前亲切的慰问了他；他们相互交谈了当时湘鄂两地革命形势发展与进行广泛宣传的许多情况。遗憾的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在此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对 《湘江评论》的主持者之一蔡和森与《武汉星期评论》主编黄负生，同时作出了崇高的评价：“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1939 年初，我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同时也是北方局总部驻地时，杨尚昆同志和李伯钊同志亲自通知我去北方局并告诉我，毛主席对我的父亲黄负生和湖南蔡和森烈士是曾有过这一对衬性的评语。
“哦 ！ 武昌！”毛主席又重复了这个对他大概也难以忘怀的地名……
在这灯光照耀下，我清晰的看到当面站立的毛泽东同志沉思的眼神。我当时只是理解成为毛主席对我这个普通一兵出身故乡的爱护。
可是，这时候，我心中急切地想向毛主席倾吐的是：想向他汇报我这个被甄审的文工团员的处境已经被扭转了的愉快心情，我急切地想以此来消除他对我的情绪曾经有过的担心和挂虑！
这时候，还有什么比我向主席倾谈的更重要的信息呢？！就是说：我的心情刚刚开始好转了，再也没有比我在晚会前刚刚得到的这样一个消息更重要的了；我急于想让他消除他对我的情绪是否好转的担心呵！于是就愉快急切地向他说：
“毛主席，我们学校（即“枣园”内设立的学校）让汪东兴同志今天告诉我——我们支部也已经通知了我，叫我明天去参加七次党代会追悼革命烈士的大会，我想，您会为我高兴的。”
我看到毛泽东同志对我关怀的所有挂虑立时就一扫而光了，他马上也欣快地对我说：
“当然，你应该去参加！”他十分庄重的说：“我代表我们的大会，欢迎你去参加。”
他这样庄严的表示和回应，是使我十分感动的。没料到这么一个使我的情绪必然好转的消息，从他这里，竟然能得到如此郑重的对待。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比我所能预料的要更加重视得多呵！我被主席这一端庄的神情和语句镇住了——他这时的神态，证实了他在除夕夜托人捎话来询问近情的关心，这一切都是多么亲切和认真呵！这一现场的感受，使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我抑制着自己的激动，迅速地尽力去改变了这个话题——
“主席，我们听汪东兴同志说：你最近对美国赫尔利政策发表过讲话。我们都非常赞成你在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对美国驻华特使表示的态度……”
汪东兴同志曾经即时地告诉过我：当美国总统特使一度表示要承认我们延安方面包括我们领导下的解放区达成一项协议，同时赫尔利还允诺了在他返回美国后立即正式承认中国解放区所有抗日根据地，不料赫尔利返美后竟又变了卦，否认了这一许诺过的协议；在这时候，毛泽东同志马上就回答了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提出的问题，即：当美军观察组向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求，希望美国远东空军航空队在东亚上空飞行的时候，他们想运用 B—29式轰炸机进入山东解放区以便在那里更能逼近地到达日本本岛，使其远程的轰炸的距离大大缩短，离日本本土更近。毛泽东同志非常庄严地回答说：“解放区的天空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如果你们美国政府不承认我们中国解放区，那么，你们的 B—29 进入我们的领空，我们就会立即把它打下来！”
就在这舞场的中央，我转移了上面的话题向毛主席说：“我们枣园文工团的同志听汪东兴同志传达了您对美军观察组讲的那些话，我们都非常拥护毛主席对美国政策的态度。”同时我还加上了一句说：“主席！这是中国任何时代所有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政府的任何高级领导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原则的态度，强硬的态度。我们是非常非常同意您这种态度的！”我向他说：“我们感到多么的自豪呵！从您的谈话中，我们深刻地感到中国人民伟大的自尊！”
毛主席认真地听了我所说的这些话，他对我也非常认真的反问了一句——
“是吗？你们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我说。
毛主席立即接着说：“我也非常高兴。”当我这一场谈话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立即迅速地反应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他一再表示要我去参加第二天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
下一场跳舞的奏乐声开始响了，我只好和主席告别，迅速地退出这舞场的中心地带。完全没有料到：当毛主席看见我离开舞场中心的时候，他立刻深深地向我鞠了一个躬。我连回礼都来不及想到，就紧张地返回到枣园文工团乐队旁边，不断地谴责自己——我是多么失礼呵！
事后，我听汪东兴说：当年在勤务员进到他窑洞里来沏茶的时候，毛主席都是站起来接茶杯的；毛主席早就在党校的大会场上，向所有被“抢救”过的、被误会了的所有新老干部、中年人和青年人深深地三鞠躬。毛主席当场是这样表态的：“我们的党是强大的，是大大地发展了的党”他问身旁的董必武同志说：“过去有过这么大的党校吗？”
“没有。”董必武同志回答说。
毛泽东同志继续说：“我们有了浩大的强大的队伍，我们有了这么好的党校！我们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在整风审干中犯了错误。在这里，我向同志们道歉。”
1945年6月16日星期六晚上这一次对我刻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记（以上记载均见于我发表在1981年5月21日上海《文学报》的《难忘的阶级烙印》）。在延安枣园举办的例常晚会上这是我第五次看见毛泽东主席。回顾自己青年时期那夜晚被推到毛主席身旁的情景，当年舞场上的灯光仍在我眼前闪烁，音乐声仍在我耳边震响，毛主席那种坦荡胸怀的庄重形象，仍屹立在我的眼前……
延安呀延安，什么时候
我才能离开你？
亲爱的延安！
我热恋着你那
坦诚的胸怀，
透明的色彩；
我并不曾长久
无限期地陶醉
你那多见的晴日；
和风与絮语。……
也不曾忘却你那延河边
骤起的风雷、
夏季的激雨！
但风停雨霁，你还是我那
透明的延安！
你仍然还是那样
坦荡地奔流；
你不愧是我们胜利的方舟，
满载着我们
到达黎明的彼岸！
延安呀延安，任何时候
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
亲爱的延安！
第六次（ 1945年延安中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第二天，6月17日，星期天，我重新得到了进入延安社会生活的自由：一个人走出“枣园”的大门，进入追悼会会场。这会的正式题名是“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
毛主席首先登台发表他那动人心魄的悼词。这是我从1942年听他“结论”和高干会上报告后的又一次演说。《解放日报》次日发表的毛主席致死难烈士悼词中说：“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与富强的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地前仆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就是在这种伟大斗争中牺牲了。革命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上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继续说道：“我们知道有许多同志几乎是全家在白区都遭到敌人杀害了，但是他们的子女，还是跑到延安来闹革命。”讲到这里，毛泽东同志以太平天国最后坚守南京城的历史为例，大声激昂地讲道：“尽管他们是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太平天国的所有将士，却没有一个人是投降的！”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这时候的激昂神色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的这番演讲，我觉得也包括了我们所有革命烈士后代的坚决志向在内，因此，我在随同大家鼓掌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了。
尤其令我听得更加入神的是：他把昨天周末舞会上，我们向他反映并热烈支持的党中央对美国“不承认”政策的坚定立场再加以发挥：他说“有一个美国的代表人物，最近曾经答应了我们：是的，要承认你们解放区，承认你们所有的抗日根据地，承认解放区所有抗日部队。但是他又变了卦。不要紧，同志们！他写给我们的信，他的答应、他的诺言、他的协议，我就把它水远放进箱子里，锁起来，我要锁它一百年!（鼓掌声）我料他美国今天不承认我们，一百年之后，我料定他美国，等到一百年之后，他总会有一天要承认我们的!”
听到这段讲话，会场上又是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就是我第六次看见的毛泽东：何等炽热的烈火燃烧般的胜利信心呵！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气节与无限豪情！当他说到美方背信弃义毁约失信“承认”与“不承认”的预言时，我看到他脸上、确实抑制不住那满腔的义愤！但以后的事实却是相反地证明：没等到“一百年”，在这之后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就早已有了美国的“承认”了 ！
这天，我带着无限的哀思和人民革命战斗集体中的高度自豪感，离开了会场，又一次跨步于自由的透明延河岸边，返回到枣园。
会后，“枣园”机关正式通知我：我父亲黄负生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了“七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共（第一次国内革命前后）第一批烈士名单。”
若干年后，我曾在为刊物撰稿时，借用了我父亲负生烈士早年遗作中的两节韵句，用以回顾我这天参加追悼会听到毛主席悼词后的心境：
短衣匹马出黄州
一夕严霜鬓已秋
延河缭绕情难断
从军至此不回头
汉家关塞连烽火
楚国衣冠半沐猴
北望逐鹿局未已
中原从此不胜愁
（以上诗句引自原载《中国》文学双月刊1988年2期中我所写的回忆录《延河的流水是清亮的》一文）
第七次（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
这已经是早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泽东同志了
1954年9月15日，距离我在延安革命烈士追悼会上看到他致悼词的毛泽东，已经九年多过去了；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当我们进入特邀记者席的时候，再次在近距离之内，看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他身后一同进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人员，出现在北京怀仁堂朱红圆柱的侧门，缓步踏上那绘有汉玉的牵龙式图案的主席台口。这时候，北京怀仁堂会场内的新闻广播员在全场掌声中告诉全国的无线电听众：“毛主席正在走上主席台！”……
时钟正指着北京时间十五点（下午三点）。
毛泽东这天穿的是浅灰色中山装，在这个绢黄色的宫灯射出了柔和光线的大厅里，我国政府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独家拍摄电影的水银灯白光，将毛泽东手拿着讲稿的纸影，投射到他那银灰色的衣袖上。
他仍然是左手拿着讲稿。
但他这次讲话时，给人特殊的印象却是他像一面在讲，一面还在继续着他那沉静地、深邃与审慎地思索（虽然这一“开幕词”已经完全印好），好像他还在思量着：用他那一种特有的清晰的分析力，与简明的富于逻辑性的词句，来反映他头脑中现在所概括的主要的政治经验与组织工作的经验，反映那指导当年国家现实生活中的根本原理和方向。
这“开幕词”中一开始，毛泽东同志总括性地提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由于这时他是安定地站在主席台的长桌后，人们在这个美丽的古典式大厅的座位上，都能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亲切的健康的面容：他那坚强有力的宽广的前额，这天在水银灯下几乎显得黑中透亮。这就是在赢得了1949年10月天安门凯歌之后的毛泽东形象。
正如在这不久之前会晤过他的英国工党代表们所记叙的印象那样：毛泽东那时期的面色“十分健康而且晒得黑黑的，好象他曾在太阳下晒过不少时候”。在他站立着的身后，主席台后闪亮的、银灰色的丝绒垂幕上悬着的国徽，在明亮灯光下更显得尊严辉煌，这个辉煌的国徽，实际是显示了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达天安门以来的漫长道路和血染的风采！
毛泽东在讲话中，仍然习惯性地用他的右手去辅助着他那说话的语气：他的右手常常是在一个平稳的势态里有力地推向前来；人们在这时候，不禁感觉到他那谦逊又是教诲语句中的坚定信心和刚强意志。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这篇开幕词还不到一千字，只讲了五分钟，却引起了全会场九次掌声；整篇演说是以那种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热情来作收尾：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
当天晚上，当我们来到新闻电影厂放映间里，看着这天人大第一次会议现场拍摄的新闻电影样片时，所有在座的有关新闻片工作人员们都发现：九次掌声中的最后一次掌声，延绵了三、五分钟以上。我们录音师用录音带都把这漫长的鼓掌声录制进去而且放映出来，这就使得我们看见毛泽东在这段画面上的最后形象，是在用他的双手，不断地示意去制止全场代表们延绵不断的掌声，希望这鼓掌声能平息下去，结果，毛泽东的这一制止，始终难以如愿。因此这掌声就漫延了几分钟之久……
当我们预审这一新闻影片样片，看到这段新闻片尾延绵很久掌声的时候，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高戈同志对这节过于长久的真实热烈掌声情景的画面说：“剪掉吧，不要这么长。”可以这样说，我到今天，还不能理解高戈厂长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到今天也仍然认为：实际上，那天延绵甚久的掌声完全是自发的，不可抑制的。
这就是在建国之后我看到的：凯歌声中的毛泽东。
第八次（ 1964 年人民大会堂会见亚非作家）
1964 年 6 月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厅堂里，会见了为筹备将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亚非作家代表。出席这次会见的有日本作家西园寺公一和苏丹作家凯尔等人，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为了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紧急会议而进行筹备工作的中国作家代表。
会见开始时，亚非作家们和中国的几位作家都坐成一排。我记得中国作协方面领导和参予这一亚非作家委员会负责的同志有刘白羽和严文井（他这天出差到外地）、韩北屏与林元（这两位现均已故去），还有工作人员孙琪璋（女）和我。大家都坐好一排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出现了，坐在我们近旁。他首先就指点着亚非作家中的西园寺公一和凯尔说：“噢，我们已经见过多次了……”其他的国外作家一一地向毛泽东、刘少奇两位自报他们自己的姓名或由我国作协人员一一把他们的国籍向他和刘少奇同志作了介绍。有些中国作家，毛主席是认识的，象刘白羽。最后问到我说：“这一位呢？”我说“我是黄钢。”他说：“噢黄钢，这个名字很容易记，我记得这个名字。”这就是我第八次看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亚非作家时，大家都希望他能对我们亚非作家群有一番谈话。主席开始谦虚地重复他过去说过的态度；大意是说：他不是一个文化人，我们党是领导了一个“武”化了的军队。不过他说——我原来只是一个教员，我到现在，还一直是一个教员。说什么我是伟大的导师，这是不对的，但我愿意用 teacher 这个词，这个词，对我是适合的。
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这次面对亚非作家群所讲的一个中心意思是说：中国的革命，一直是很艰苦的，是漫长的，也是很困难的。他还说——
开头，我们并不会打仗；我们是被人屠杀的。后来，我们发现：人家有两只手；我们也有两只手。人家能拿起刀子；为什么我们不能拿起刀子？我们就是这样，从我们那些很强很凶的对手那里，慢慢学会来打仗的。我要对同志们、对朋友们说：开头，我们败仗是打得很多的。一次一次地吃败仗，败得一塌糊涂，但是慢慢地就从失败当中，逐步渐渐地学会了打胜仗。这样，我们用手里的刀子反扑过去，敌人看样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此，我们也算不了是什么特别的人。只不过，我们是从敌人那里学到一点东西而已。学到的就是这个：就是斗争，长期和艰难的斗争。今天我要给朋友们讲的就是这么一点。……
少奇同志静静地坐在主席身旁，他对亚非作家们微笑着，表示同意。
从1938年除夕，我看见领头唱《国际歌》的毛泽东，一直到1964 年向亚非作家代表倾谈中国人民斗争根本经验的毛泽东，他的国际主义立场对我的印象是完整的，统一的。这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两相统一与完全结合的正确立场，并没有被削弱它（毛泽东思想）固有的吸引人们充分注目的光泽，不可能影响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崇高的评价。相反的，我倒觉得：在当前国际间发达国家强大的财政经济垄断集团特别是霸权主义者那里，我们倒真是应该认真地去研究“学习”一下他们那种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的既定战略：也就是它那种以经济与贸易交往同和平演变两手并用（变相了的“大棒加胡罗卜”双管齐下）的两手策略；因此我们同样地也应该制定出那种有两手相对应的战略与策略；否则，到底能否保证建设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自然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问题了！这不也就是当前全球的国际问题观察家，正在密切注视——但并没有能够得出最后回答（要么就是像有些地方那样，循序渐进地被演变，要么就是真正在行动上而不止是在口头上反对和抵制和平演变——）的重大课题么？
面临21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只要是稍有见识的人，谁能否认这个世界性课题的明显存在呢？
但愿我们都不要忘记那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光荣革命斗争史！
谁如果忘记和背弃了从艰巨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历史成果和取胜的两手经验，谁就是历史的背弃者，最终也将会被历史所遗弃！
谁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转自《中流》1993年第12期，1994年第1、2、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