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四册（1）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六二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内部报告” 》 同志们：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一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查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 、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 、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
“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
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3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育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 “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
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
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全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全场活跃）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全场活跃）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热烈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笑声，全场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长时间的掌声）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掌声）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400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长时间的掌声）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声）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签字）“
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笑声）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群情激愤）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掌声）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全场活跃）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二，一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热烈掌声）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长时间的掌声）
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全文完）
附件一：斯大林对苏联军队清洗的数据统计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前的斯大林时代 被捕的苏联红军领导人数统计：5个元帅中的3个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的12人，即全部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2名海军一级最高指挥员中的2人，即全部2名海军二级最高指挥员中的2人，即全部6名海军一级指挥员中的6人，即全部15名海军二级指挥员中的9人2名一级军政治委员中的2人，即全部15名二级军政治委员中的15人，即全部28名集团军政治委员中的25人97名师政治委员中的79人36名旅政治委员中的35人 另统计表明，16位司令中的14人，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和199位师长中的136人都被枪决了。所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80人中的75位离职。军官团里半数以上的军官—-大约35，000人被枪毙或者送劳改营了。
二战已经爆发的1940年，苏联军队中70％以上的师长、70％左右的团长和60％兵团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都是任职只有一年左右的新人。
附件二：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成立专门委员会 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 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 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会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至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他们说：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领导人物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里毕竟“心劳日拙”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样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支部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支部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何况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
一九二一年十月间，列宁说过：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着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责难我们所建设的我国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或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见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未完善的方法。”
也不可能设想：初期有过某些错误，就将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它的错误。自从人类社会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但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为着战胜强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这一点，也是人们所完全能够理解的。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 无产阶级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剥削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们的专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传到万世，因而用尽千方百计来折磨人民，他们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
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有，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的无产阶级专长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合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维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内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内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使苏联在全世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第一个坚强的堡垒。使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业绩。给予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出创造这种伟大业绩的道路的，是列宁。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强有力的领导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用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是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是，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
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就是完全错误。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支部和群众之上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和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上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遣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现象，都将是必然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有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
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能，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曾经作出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现在说到有关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时候，提一下这个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它的一切领导人员说来，将仍然是有好处的。这个决定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长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这样的领导方法，曾经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群众路线”。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遵守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好的或者较好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改正：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遇到
挫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工人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正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绳子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遣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但是，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结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药，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例如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
，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事实总是这样：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前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O年发生的，后者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布什，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支部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这条错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
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险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子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在自己同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能和人民群众的智能，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错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了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面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或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下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
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
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间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它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复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有是不正确的，面貌一新 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一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矛盾放在其它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予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
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一
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长期以来，主要地集中于苏联。而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也大都同对于苏联的认识有关。因此，正确地估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经济生活中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以资历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苏联劳动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压迫者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他们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劳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本来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却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
苏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受到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的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时间内，在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以前，苏联曾经独力承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进攻。这些严酷的考验没有压倒苏联，没有阻止它的前进。
苏联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给予一切革命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以无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气。各国劳动人民援助了苏联，苏联也援助了各国劳动人民。苏联执行了维护世界和平、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苏联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有关各国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东欧各国和中欧的一部、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的北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援助了这些国家经济建设，并且同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对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亚非地区的许多和平国家，苏联也给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人们早已经知道了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固然一贯地抹煞这一切，而现在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有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
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去讨论。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二
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四月间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是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它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作一些进一步的申述。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它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家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说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起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
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能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
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已经采取了步骤，并且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成功。很明显，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错误，这个错误的纠正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得到完全胜利，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努力，需要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相信，曾经克服过无数困难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必将克服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
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的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的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时期内，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他们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中国人民欢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志取得和解，欢迎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样希望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日益繁荣和强盛。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谴责，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谴责。但是使我们惊异的是，他在演说中对于几乎所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攻击。铁托同志断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因
此，他宣称“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其它国家的──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党内出现的那种倾向。”我们没有看到过波兰党的领导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觉得必须说，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铁托同志正确地指出：“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但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同志在南斯拉夫夫联邦国民议会上关于匈牙利问题的长篇演说，却很难说不是对于匈牙利事件作了一种完全不分敌我的解释，而且要求匈牙利的同志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要求他们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的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要求他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这就是卡德尔同志给兄弟国家所设计的“非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标本。匈牙利的同志们拒绝了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建议。他们解散了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坚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显然是作得太过分了。即令他们对于兄弟党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违背了同志式讨论的原则。我们不愿意干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内部事务。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三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查它。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纠正过去时期教条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边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党所常说的“群众路线”，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经验学来的。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
）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斯大林不是这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备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者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种议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间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说：“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命运动都会一败涂地。”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说明，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及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四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达到他们的毁灭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正在利用各国人民中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阂，来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坚决地维护这个团结，把这个团结看成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动摇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已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十月革命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开始渴望解放的人们，都把关于人类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须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加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从来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们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真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不致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较大国家的党需要经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列宁说得对：“各国有沉语？？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遭受压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的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需要作有系统的努力。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经开始露出了苗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一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倾向的任务。
但是仿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
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视大国。这两种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认真维护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反而损害这种团结，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他们企图使人们不想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苏联人民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间同波兰的会谈，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彻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错误决心。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对于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望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的冷落的响应，事实证明，苏联、中国、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埃及反侵略斗争的忠实支持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益，它们的相互支持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张。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加上全世界其它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张状况是可以重新转向和缓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没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军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争前哨阵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计划，也已经归于失败。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发展相互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所有这些努力，必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同情。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更将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轻于冒险。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战争的力量。
* *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徊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
，从而为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大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前路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却从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我们队伍中必须纠正的一些错误。在错误纠正
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但是帝国主义的命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帝国主义跟被压迫的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帝国主义政府跟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愈尖锐，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医治的药方。
当然，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哪能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是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2011年4月2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