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三册（3）
第三章 1962—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
林彪、荣臻、××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作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中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部门的情况），做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厂。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问你们淡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一九六三午十一月十六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春节谈话记要
主席：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摔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骂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骂，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不知道。
主席：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蒋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是整我们。抗战后，讲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
×××：高已入党，人是会变的。
康生：宣统皇帝来拜年了（在政协）。
主席：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士钊：宣统的叔叔载涛生活苦。
主席：载涛这个人是陆军大臣，到过法国留过学，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过你帮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无鱼不出，还是让他改善生活。
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输空了。修正主义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壁，在波兰不听，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无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反美，反美不仅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还有大资本家。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戴高乐反美也是资产阶级要求。与中国建交也是他们主动。中国反美，北京过去有个沈崇，全国反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骂得好。不久以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1、停止公开论战；2、再派专家来；3、中苏边界谈判；4、扩大贸易。边界可以谈，二月二十五日就开始。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笨重、价贵，还要留一手。
康生：质量差。
主席：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第一是瞎指挥，第二是高征购，现已改正。现在走到反面，由瞎指挥到不指挥，这就没有干劲了。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大庆油田××多投资，三年时间建成××万吨油田，××万吨炼油厂，投资少，时间短，成效高，文学海赋值得看看。
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大学生也要学习解放军。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以批评为辅。在我们事业中有很多好人，有很多好典型需要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年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现在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典型，克服工作中的错误，把今年的工作搞得更好些。
今天开个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国内搞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些国家要与我国建交，如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
×××：还有黄忠的箭。
主席：无非是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南昌起义两个师丢了，××、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根本不会打仗，一九一八年在北大图书馆，八块大洋一个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不愿当袁世凯的官，让他当北大校长，他跑到北大办报。黄炎老，你是立宪派的人？
黄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
章士钊：他是革命派的。
主席：陈叙老，你是研究系，章土钊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当总长，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年的工作想法做得更好一些，不但是中央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许德珩，你是工业部的？
×××：他的部大有希望。
主席：黄老，你的家如像各党各派，民盟、民进、共青团，你的儿子黄万里写的“贺新郎”词写得好，我欣赏。九三学社中一人诗写得好，也欣赏。孩子十几人不大认识，你是郭子仪。
毛主席：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还要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我们事业有好多好人好事，需要表扬。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现在还不行。我看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今天有中央同志、党内同志、党外的同志，科学院的同志。现在×××同志谈谈。
×××：现在教育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学制的问题，就是学制太长了。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才大学
毕业，然后再劳动一年，见习一年，出来已廿六、七岁了，比苏联多二、三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廿三、四岁进工作岗位。年岁大了，学文的问题还不大，学自然科学的就显得太长了。特别是搞原子能科学的，搞尖端科学的，毕业的年岁就太大了。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学自然科学的到廿四、五岁就可以作出贡献。例如美国苏联搞自然科学，搞原子能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廿四、五岁，这个年龄脑子最好使，而这个年龄我们的学生还在大学，未进入工作岗位。廿六、七岁才工作，对于发展科学不利。学制特别长，应考虑学制问题。
毛主席：可以缩短一些。
×××：最近××同志有个意见，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六岁中学毕业。如果小学六年，十七岁中学毕业。问题是设备不行，每年大学只招十二、三万人到十五万人。其他的人十六岁就可以就业。中学毕业后搞二年职业教育，十八岁到工厂、农村就业，就比较接近。或搞二年预科，这样就可以和大学衔接起来，到二十四、五岁就可以工作。总之要搞的短一些。现在中央专门研究学制，建立了小组，由××同志负责。采取这样的意见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不够年龄，但可以当预备兵。
毛主席：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红色娘子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也可以当兵。
×××：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大学搞一到二年的预科，中学毕业后可升到大学预科，或者进修职业学校，受二年教育，到十八岁再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就此较接近。如考理工科也比较接近，到二十三、四岁毕业走上工作的岗位。
毛主席：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学生无法应付，紧张得不得了，没有课外活动和阅读时间。
毛主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贤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等，那是不行的。
×××：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
毛主席：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令、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蒲松令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
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学制缩短了，可以抽出时间搞劳动或当兵。可以考虑优秀生跳班，不能老压在那里。我的小孩同一个班有一个同学，原来是优秀生，后来跳了班还是优秀生，可见跳班是可能的。关于学制问题，请××同志搞个专门小组研究。
毛主席：让××、×××都参加这个小组。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害死人，要停止。
×××：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一是学生负担太重，门门有课外作业；二是教育学三套办法：孔夫子一套，苏联一套，杜威一套。
毛主席：孔夫子可不是这样。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毛主席问×××：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是书法吧。
毛主席：是历史吧。如书经、汉书。
×××：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次还要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教育厅很紧张，很多房屋塌了，想来想去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毛主席：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别的地方搞正规化，单式教学，不肯搞复式教学，学生人数下降，贫下中农人数下降，贫下中农失学的人数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经验。广东省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化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化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业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以前就是苏联一套办法，一九五八年冲击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了就好。文艺也是如此，现在水平较高，如果没五八年，就没有现在水平。
毛主席：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现在中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坏分子，中小学还有出名的坏分子。
毛主席：那不要紧，可以转业。
×××：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今后可考虑师范文科不直接招高中毕业生，可招高中毕业后劳动过一、二年的学生。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要下去。哈尔滨××学校有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劳动回来后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主席：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御”是驾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鲁国有一百多万人口，长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国时，人家骂他，这个人爱说老实话，说他吃不了苦，挨不了骂。后来子路做了孔子的侍从保镖，他不准人家说孔夫子坏话，谁说了他就揍人家，从此不好的声音不再入耳了，群众不敢接近。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小学五年是有把握的。
毛主席：小学也不要念得太长。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气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将来学制经过教改，学生到了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七岁入学太晚，可以提到六岁，就造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中学四年，预科一、二年，大学因各科性质不同，可以多样化，大学每年招生十四万到十五万人，可以办一、二年的预科。
×××：入大学前可拿出一段时间，进工厂，到农村劳动劳动。
毛主席：还有到军队去锻炼。
××：文科可以，但理科有数理化问题，劳动二年恐怕忘掉了。
××：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后进理化科，不衔接。
××：大学如个别学校外，分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样化形式，多种学制。城市中学办两种，一种是升大学的，一种是毕业进专科，两年就毕业。
毛主席：对了，要多样化。
××：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
毛主席：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现在是灌输、死记、死背。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当堂讲深讲透，另一派是主张当堂能学懂，学会，学少点。现在不少学校就是前一派，前者不是办不到的，主张那么搞，把思想僵化了。
毛主席：这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钢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一个鸠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没人读，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等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还有一个是政治问题，学生的伙食问题，需要改善。每月吃十二元五，要多花四千万元。
毛主席：多化四千万元也可。
×××：多增二至四元。
毛主席：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书念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台城。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
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戚本禹 （《关于评价李秀成问题的讨论资料》第1页~第18页，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一）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34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同上，第36-62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65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8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贞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10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18页。）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像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页。）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悞英雄”、“悞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见《校补本》，第29、51、52、122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页。）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例如：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这不是事实。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同上，第102页。）这也与事实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高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94页。）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同上，第6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懞懞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同上，第19、29、51页。）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同上，第33页。）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同上，第29、47页。）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已“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同上，第19、44、93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同上，第106页。）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这段话，《校补本》漏钞。）
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校补本》，第56页。）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64页）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同上，第69—72页。）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护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同上，第56页。）不是表“功”是什么！（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4页。）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补本》，第35页。）“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还告诉他们：“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同上，第92、93页。）
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得风之命。”（同上，第104页。）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31页。）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余。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校补本》，第112-113页）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同上，第119、121页。）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81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证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119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酧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125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就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补本》，第49、55、69、107、113页）等等。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21，《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颠末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掳掠以致欺君卖国的种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帐。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四）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凡是为太平军攻克的城池都书作‘克服’，而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起义的字眼更是数见不鲜”（《校补本》，第18—19页）等。罗尔纲先生也引证了这些材料，并且认为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诬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63页。）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校补本》，第84页）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
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满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不管，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法令为“钦命”、“国法”，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见了蟊贼就会做出卑鄙可耻的奴才相。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初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五）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对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帮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一个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对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那么不同。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即使在挫折、失败的困难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给外国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六）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39页。）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有一个和李秀成时代相同、家乡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伟大人物。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战，世罕其匹的英王陈玉成。他在1862年（同治元年）被另一个反动将军胜保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一篇《陈玉成被擒记》，替我们记下了这个伟大农民领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历史教学》，1953年4月号。刀口余生《被掳纪略》里也有类似记载。）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个巍然矗立，一个屈辱变节，“历史局限性”为什么竟会有这样的不同！？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
那么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
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这个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点的，但是他被敌人俘虏以后的烈表现，却是李秀成之类永远不及的。他在反对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的自述：
“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7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洪仁玕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再看另一个历史人物。
这就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投笔从戎的遵王赖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他坚持革命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自述里无情地揭露反动派残暴不仁的反动本质，斥质敌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叙述自己复国不成，以身殉节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愤壮烈，使人读后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动不已。
“独力此间数载，战无不捷，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上，第863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赖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国英雄的“就义歌”。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七）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溃”，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者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道的听王陈文炳，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迹，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姚济：《小沧桑记》，卷下。）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骄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到：“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3页。）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校补本》，第110—111页。）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批上了皇太极的貂裘，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凤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斗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全文完）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批语〔１〕 江青阅，此文〔３〕有些道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１０）”上。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这期反映主要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蔡尚思说，对李秀成既不应该全盘肯定，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基本上同意戚本禹的意见，可和他的看法又不完全相同。他的有些看法比较片面，比如在分析李秀成投降原因的时候，说李秀成盖忠王府太奢华浪费，是为了个人享受；又说李秀成早就有了投降的念头。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吴泽说，目前报纸讨论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是因为怕死。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我们要想了解这个点，就需要把它放在一根线上来考察，而要了解这根线，又不能不把它和整个面联系起来，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这里的线，指的是李秀成的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李秀成的投降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本来，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农民是要分化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后不是走向失败，就是向封建转化。太平天国也是这样。它后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际上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太平天国后期已经逐渐封建化，李秀成的阶级界限当然也就日益模糊了。所以等到李秀成被俘以后，这时的李秀成已经不是当年起来闹革命的李秀成了。加上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至对曾国藩抱有幻想，写下了《自述》。这就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３〕指《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１０）”中选编的复旦大学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
“保健局应当取消。”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焘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吗《秦妇昤》，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同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同志：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同志：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
主席：这半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远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主席：我看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了没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接班人五条件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主席：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件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远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主席：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远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主席：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厂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主席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同志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主席：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能听懂？
（主席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远新天天坚持去）
主席：你敢不敢到浪里去游泳？（在北戴河游泳）
远新：敢。（立即就游出去了。）
主席：（远新回来后）还敢去吗？（远新又游出去了。）
远新：（回来后）这次差点没回来。
主席：水你已经认识它，已治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骑马吗？（远新答：不会）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主席叫远新去学骑马，主席也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工作人员也去学）。
主席：你会打枪吗？
远新：有四年没摸了。
主席：现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觉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主席瞪了远新一眼“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以后主席又谈到学院的工作，你们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毛远新说：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你才算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作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梡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主席又问：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
远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的不主动。
主席：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止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的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课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教员去研究。讲稿也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限止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的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主席去看科学成就展览，主席说，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详细了没有时间，走马观花又没意思。接着，主席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不然，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主席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主席说：要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毛远新说：很少看，看不懂）是嘛，你看看这份报纸，（主席递给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样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的很好。主席又说：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接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编者按：
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是，这个戏在一九六一年秋天由北方昆曲剧院上演以后，戏剧评论界的一些人却对它颂扬备至。一九六三年春天，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予以批判，仍未彻底揭露出它的反动本质。去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日益深入，大家对这出戏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最近，不少报刊都发表文章，重新展开批判。本报今天发表的齐向群同志的文章，对这个戏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报曾经发表过陶君起、李大珂同志的一篇剧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这篇文章对《李慧娘》是充分肯定、十分赞扬的，说它“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作者认为孟超赋予了李慧娘以斗争精神，“从而丰富了李慧娘的思想感情”，使得“李慧娘的性格更加完整”，“令人鼓舞”；认为改编者在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增加了政治内容，因而“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认为昆剧《李慧娘》有很高的艺术性，“全剧中洋溢着诗情”，“语言的运用上，也充满了文学性”。
事实同这些论断相反。孟超通过李慧娘这个人物，不仅宣传了鬼神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宣扬了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散布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和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剧中加强的所谓政治性，是通过剧中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去进行复仇斗争。《李慧娘》的艺术性，是为它的反动内容服务的，而且唱词尽是陈词滥调，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对于这样一出坏戏，我们不但没有及时揭露和批判它，而且还错误地发表了赞扬这出戏的文章，这说明我们对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通过对《李慧娘》的再评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评论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方针路线，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一旦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正文：
一九六○年，孟超同志把明代周夷玉的传奇《红梅记》改编成为一个新的昆曲剧本《李慧娘》。这是一出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新编鬼戏。一九六一年北方昆曲剧院首次演出。当时受到《人民日报》《戏剧报》《剧本》月刊等许多报刊的赞扬，繁星同志并且在《北京晚报》上提出了《有鬼无害论》，为《李慧娘》和一切鬼戏“护法”。孟超同志踌躇满志，于一九六二年春节写了一篇《试泼丹青涂鬼雄》的《代跋》，对《李慧娘》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作了说明。其后，梁璧辉同志写了《“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五月六、七日《文汇报》），李希凡同志写了《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第九期《戏剧报》），都对《李慧娘》和繁星等同志的文章提出了正确的批评。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现在对这个戏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戏进一步进行批判和讨论，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加强我们对香花毒草的辨别能力。
孟超同志一向是主张历史剧古为今用的。他曾明确地说过：“我的体会：一部艺术作品，它的‘新’，是指通过作者的新的观点，去重新评价和描写历史人物或传说题材，从其中得出足以教育今天人民的东西，使古为今用，但又不违背历史真实。”（《漫谈建国十年来的田汉剧作》，载《戏剧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四期）而在《代跋》中他更大声疾呼地说，要借李慧娘这个“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为什么要借鬼魂来激励今天的“生人”，他是在用什么思想来激励“生人”，他所要激励的又是些什么人，激励他们去干什么。因此，正如孟超同志改编这个戏是古为今用一样，我们也必须把这个戏同今天的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一）宣传“死后强梁”的荒谬论点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 《李慧娘》虽说是个改编本，但实际上不过借《红梅记》中有关李慧娘和裴禹爱情关系的一段枝节，敷衍铺陈而独立成戏，称得上是新的创作。这个戏的主人公是南宋权相贾似道的姬妾李慧娘。在贾似道五十寿辰时，太学生裴禹写诗柬斥骂他，引起李慧娘的感触和激赏。接着，李慧娘在随贾游湖时，又遇到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她心中感佩，不觉赞了一声“壮哉少年！美哉少年！”恰被贾似道听见，回府后一剑杀死李慧娘。剧本从这（第四场）以后就着重描写化为鬼魂的李慧娘的复仇精神。在完全新编的第四场中，作者致力描写李慧娘的种种“幽恨”，其目的就是突出她“瞅机缘，报仇冤”的思想。以后，她去见被贾似道囚禁的裴禹，并放走了他，目的也不是为“偿还风流债”，而是为了拯人、复仇。最后，这个鬼魂在贾似道追究是谁放走裴禹的时候出场，目的也和《红梅记》原本不同，不仅是为了援救被无故拷打的姊妹们，更主要是为了发泄她的一肚皮不满；她大闹半闲堂，大骂贾似道，一头将贾撞昏在地，大笑三声，唱道：“千古正气冲霄汉，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一句话，其目的都是为了复仇。
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我们首先看到，作者“镂心刻骨、竭力呕血”地塑造的“英雄”形象李慧娘，乃是一个由人变鬼的形象，而突出表现的是她的鬼魂形象。全剧六场，主要的戏剧行动、戏的高潮都在后三场；亦即李慧娘被杀后变为鬼魂的三场。李慧娘的“英雄”形象是由鬼魂的斗争来完成的；而且按照作者的写法，也只有变为鬼魂才能完成。因此孟超同志称他的主人翁为“鬼雄”。议论这出戏，就不能不议论鬼；承认这出戏，也不能不承认鬼。这出戏在宣传任何思想之先，首先向今天的群众宣传的是鬼魂的存在，宣传“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宣传人鬼之间的爱憎纠纷的鬼话。
《李慧娘》不仅宣传了人死为鬼，而且还通过李慧娘为人时和为鬼时的遭遇，作了生前死后的强烈对比。李慧娘在她最后的一段唱词中，就给自己做了这样的结论：“俺李慧娘生前受欺死后强梁！”剧本里正是这样写的。李慧娘在生前只有苦难的命运。她第一次上场的三段唱词中就连叫了五次“苦”：她悲叹着“鲛绡湿透千行泪，幽恨绵绵苦断肠”，“苦日茫茫，正不知若何下场”，“强挣扎苦度着生死命运，俺釜底游鱼，笼里的哀禽”……一直到她临死，在贾似道的三尺剑下，也只能哀怨地引颈受戮：“你相爷要俺死，俺怎敢怕，恶威风由你发！”可是，当她一旦死去，化为鬼魂，就忽然摇身一变，她不仅“再不受折磨摧残，再不向虎狼前强承欢，再不在粪堆污池里受腌ｚā＠①，哪怕他刀兵ｐí＠②鼓动边关”，得到了彻底的大解脱；她不仅“我如今是：这花园鬼出入没遮拦”，得到了生前所未曾得到的自由；而且还能够理直气壮地指责贾似道：“你凭钻营，卖国害民，吃尽宰官粮，却不道到头来和俺一样；怎跳出别伎俩。冤家路逢，相扭看——哪个强！”得到了生前所从未得到的平等；而且还能够讥笑贾似道：“……你，手提三尺剑，只在空中晃，这威风是逞势虚张，砍不到俺鬼身上。”甚至得到了“愤火千丈，正气凌人，喷血三尺，足制贼命”的无穷威力。 按照作者对李慧娘生前死后的强烈对比的描写，人们不能不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不仅人死为鬼，而且鬼比人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死了才有力量。 我们知道，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从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恐吓人民、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孟超同志是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他不去进行破除封建迷信的宣传，反倒大肆宣传鬼魂的存在、鬼魂的威力，这首先就是非常错误的。同时，我们知道，在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从来都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群众一起，同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具体的现实斗争，争取人民的解放；为了革命的胜利，必要时我们不惜一死。而决不应该在人民群众中散布什么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把希望寄托于死后的荒谬观点。这不仅是在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是在宣传放弃斗争，放弃革命，使群众相信宿命论的思想，引导群众脱离现实斗争生活，这是一种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反动哲学。这是更为严重的错误。 也许作者会说，他所以要让一个生前受欺的弱女子死后忽然“强梁”起来，目的不是为了抒发“只有死后才得安”的感情，而是让这个鬼魂扩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神通广大的“复仇的女像”，以表达出作者在这个戏里所要着重宣传的所谓复仇精神。 我们并不反对复仇精神，问题是什么人向什么人复仇，如何复仇。《李慧娘》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自然应该向封建统治者复仇。然而，我们看到，李慧娘生前的形象不过是个只知唉声叹气，忍受凌辱，丝毫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封建行动的软弱女子；她的反抗行为全部是变成鬼魂以后才表现出来的。这样用鬼魂来反封建，就是说，用封建迷信来反对封建统治，如果古代作家这样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现代作家来说，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谁都知道，封建统治阶级从来都是向劳动人民提倡在活着的时候忍受一切剥削迫害，而把想象的“报应”等到死后去实现。这完全是对群众的欺骗，是为了麻痹被剥削人民的斗争意志。何况，即便按照作者所写，死慧娘也并没有取得什么反封建的胜利。她不过是将贾似道一头撞昏，并未撞死。即使撞死不过是死慧娘又碰上了死平章，人变了鬼既然就会有如此威力，那么，死平章在阴间岂不又照样可以统治死慧娘吗？有何胜利可言？这是十分可笑的。用鬼魂来反封建，反不了封建统治的一根毫毛，相反，倒能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其实，作者通过《李慧娘》并不是要向观众宣传什么反封建的历史教训，而是借虚幻的鬼魂故事向观众灌输一种抽象的复仇思想。这一点，我们从《代跋》中看得更加清楚。 《代跋》中接触到《李慧娘》的主题和人物思想的议论，有七处之多，却没有一处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指出戏的主题思想在于反对封建统治，向封建统治者复仇。作者用抽象的词句反复说明的是： 强烈的正义的化身； 身为厉鬼，而心在世间，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 正义与邪恶无情的斗争； 写李慧娘的正义豪情，她以拯人为怀，斗奸复仇为志； 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的深沉的感情； 正气凌霄，冤魂厉鬼理在而语壮，方足以慑邪恶而快人心； 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这是每个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阶级标准的。孟超同志自认为是无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不愿意明确地指出封建的邪恶和反封建的正义，而偏偏要闪烁其词地用这些晦暗的抽象的词句呢？这只能说明：在作者思想上，反封建或不反封建，并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他所要表达的真正内容，只是抽象的复仇精神，只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适用的“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而已。然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正义”、“邪恶”、“压抑”、“斗争”等等，这种超阶级的抽象的概念游戏正是资产阶级作家惯用的手法。他们不敢公开宣扬那些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只好用这种抽象的概念来欺骗群众。《李慧娘》中所提倡的复仇精神，实际上不过是一切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不论是谁，只要使我个人“备受压抑”，我就要“激昂斗争”，向他复仇。在今天，提倡这样的复仇精神，矛头是指向谁呢？ （二）李慧娘的躯壳，孟超的灵魂
孟超同志怎么会创造出李慧娘这样一个复仇“鬼雄”的形象来的呢？他在《代跋》中有过清楚的说明。 《代跋》中说，《李慧娘》“基本上是一抒发感情之戏”，而“情不逾乎理，情不离乎性，情理性皆由于实际感受、实际生活之所影响，之所支配”。这就是说，作者在戏里所抒发的那种“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的思想感情，实际上都是作者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感受”。那末，让我们看看，在《代跋》中，孟超同志是怎样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吧： 一九五九年秋，偶为寒热疾所缠扰，病榻凉夜，落叶ｘī＠③ｓū＠④，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而在《李慧娘》的《幽恨》一场中，李慧娘魂魄又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气氛里出场呢：集芳园内，月光惨淡，四周阴冷，秋树萧索，哀虫凄鸣，李慧娘魂魄着素衣……
你看，孟是“病榻凉夜”，李则“四周阴冷”；孟是“落叶ｘī＠③ｓū＠④”，李则“秋树萧索”；孟是“虫声凄厉”，李则“哀虫凄鸣”；孟是“冷月窥窗”，李则“月光惨淡”：孟超为寒热病缠扰之所，似乎就在贾似道的集芳园内！ 这种情景心境，在李慧娘鬼魂上场后的独唱里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 月惨淡，风凄零。白露冷冷，寒蛩哀鸣，俺无主的幽魂，飘泊难凭，似断线的风筝，又飘到集芳静境。…… 那边是笙歌缕缕迷醉着繁华梦， 俺这里，孤零零，显阴影，欲哭无声。 第五场《救裴》中，李慧娘送走裴禹之后，张望门外，呜咽低泣，为自己的身世又做了这样的概括： 断梗飘萍游子梦， 凄风苦雨鬼寒心！ 咳，俺李慧娘好凄凉寂寞也！ 不仅李慧娘的凄凉寂寞的感情同孟超同志的心境是这样相象，同时，孟超同志在《代跋》中几次提到李慧娘时，都说她是“强烈的正义的化身”，有着“与庶黎共呼吸的博大的胸怀”；而在谈到自己时，则说：“我”的“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你看，孟超同志不也就是正义的化身，而且有着何等“博大的胸怀”！在这一方面，孟超与李慧娘竟也是如此一致。有一个同孟超同志很接近的评论者长白雁在一篇评论中说：这位太阳社的老“诗人是以情写戏的”，戏里的“一切‘情’，虽然出自李慧娘之口，却也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在李慧娘的性格成长里，含蕴着诗人的个性。” 这篇令人肉麻的捧场文章，却也道出了一点真谛，孟超同志对此也从未否认过。由此看来，李慧娘即孟超，孟超即李慧娘，孟超只是在借李慧娘之酒杯，自己之块垒而已。 人们不禁要问，孟超同志生活在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凄凉寂寞的阴暗感情？为什么这样念念不忘于复仇？《代跋》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孟超同志要借鬼抒情，借戏言志，什么是他的情和志呢？《代跋》中有一段完整的“尚情论”，原文太长，这里可以引几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我自义溢于胸，放情的歌，放情的唱，放情的笑骂，放情的诅咒；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爱我之所爱，憎我之所憎，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 这就是孟超同志的真情实感，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他的社会理想，他的世界观。这些话实际上不过是说，歌唱笑骂、是非爱憎皆备于我，“我”的嬉笑怒骂就是“普天下人”的嬉笑怒骂，“我”的是非爱憎就等于“普天下人”的正义真理。孟超同志所一心向往的，不过就是一个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骂谁就骂谁的个人绝对自由的任性放情的社会。 能够有这样普天下人都适用的正义真理么？能够给他或任何人这种自我中心的放纵的“自由”么？当然不能。在阶级社会里，普天下人从来都有阶级的差异，从来都没有什么共同的人情和正义真理。所谓“我”的“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契合溶结而为一”，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唯我主义的具体表现。请问：要求这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个人绝对自由，在我们社会中能够不受到坚决的抵制和严肃的批判吗？难道在我们社会里也可以允许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吗？ 但是，当孟超同志这种个人绝对自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得不到任情放纵，反而受到抵制和批评时，他就觉得“备受压抑”了。于是，他就不免牢骚满腹，产生严重的不满现实的情绪和难以明言的阴暗心情。他在《代跋》中谩骂我们的戏剧是“正襟危坐，皋比自封，夸夸其谈，引经说法”，是“冷冰冰的破板凳，干巴巴的枯涩无味的语言”，这岂不也是一种“借戏言志”，透露出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不满和怨恨吗？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蓬勃发展，他的抵触情绪也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满怀仇恨，时时想要反对、咒骂和报复了。然而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这种阴沟里的老鼠似的资产阶级思想又意识到自己见不得阳光，没有前途，因此又感到消沉悲观，凄凉寂寞。正是在这种又是绝望，又要挣扎，又害怕，又仇恨，又不敢公开表露，又忍不住要放情咒骂的复杂心情中，他碰到了《红梅记》原本中“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的“复仇的女象”李慧娘，他当然就“只觉其气贯长虹，可敬可爱，而不觉鬼气森森”，他深深爱上了“周夷玉笔下之李慧娘，震人心魄，甚之感于梦寐，久难释怀，乃以不能自己的感情，妄作试笔”，改编起来了。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披着李慧娘的鬼魂外衣来抒情言志，一方面可以表现得更隐晦、曲折、阴暗，不易被察觉，一方面又可以借古喻今，从而可以更放肆、更无忌惮地放情诅咒。这就是孟超同志为什么要借鬼抒情、借戏言志的道理。 本来，作家在他所写的文艺作品里，总是要反映自己对现实的思想感情的。问题在于：第一，这种思想感情必须有利于人民；第二，这种思想感情必须合乎历史真实和剧中人物性格。但是，我们看到，孟超同志所写的李慧娘根本不是南宋时代那个“知人少阅世不宽”的相府姬妾，而是一个散发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气味的人物。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孟超同志是借了李慧娘的躯壳，装进了自己的灵魂。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对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群众，只会产生严重的毒害作用。 （三）用鬼魂激励什么“生人”，激励他们干什么？ 孟超同志为什么要通过李慧娘表现这样一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呢？他并不只是为了借鬼抒情，也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发泄，他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因而我们不能不进一步看看，他所要激励的，到底是哪些“生人”，激励他们去干什么？ 在《幽恨》一场中，李慧娘在一阵哀叹之后唱道： “忧的是灾黎苦，愁的是人间流离怨， ……咳，又怎扬得下人世的苦难！” “俺要做一个南无观世音鬼菩萨， 救苦救难，害人的有你，救人的看俺！” 在《代跋》中，作者作了更清楚的解释，李慧娘是“同千古被压迫者同命运，共呼吸”的，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这样，原来不过是表现个人恩怨的李慧娘鬼魂形象，就被镀上了一层金，把她塑造成一个“千古被压迫者”的代表，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鬼菩萨”了。我们似乎看到，她站在云端之上，俯视“众生”，流露出无限的悲天悯人的同情。但是，她所念念不忘的，到底是些什么“众生”呢？孟超同志未敢明言，却用了许多同“正义”、“邪恶”一样的，诸如“灾黎”、“庶黎”、“人世”、“千古被压迫者”、“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等等语意含糊、界限不清的词汇，这些究竟何所指呢？ 我们知道，“千古”之中，各个阶级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不相同的，根本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千古被压迫者”。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工农群众，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作了主人，再受不到“人世的苦难”了，再没有什么“灾黎苦”、“流离怨”之类的命运了。因此，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鬼菩萨来和大家共什么命运，同什么呼吸，救什么苦难。在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里，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只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只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心怀不满，坚决不愿改造自己的人；只有他们才会以“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自命，只有他们才会从悲观绝望中渴望出现这位鬼菩萨一样的“救世主”带领他们、激励他们进行阶级复仇的斗争。因此，这里说的“千古被压迫者”，在今天实际上只能是指那些刚被我们赶下历史舞台的压迫者；这里说的“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实际上只能是指那些曾经迫使工农群众生活于苦难泥涂的人。作者通过李慧娘的嘴，一开场就哀叹：“家室破败风沾絮，身世凄凉雨打萍”，这与其说是锦衣玉食的李夫人的感情，毋宁说更象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感情。不管孟超同志愿意不愿意，从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感情，是同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沆瀣一气、完全合拍的，是反映了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的。这也不奇怪，因为不管作者自觉不自觉，一切作品所表现和宣扬的思想感情，总是或者有利于这个社会集团，或者有利于那个社会集团，超然中立的现象是不存在的。 既然《李慧娘》代表的是这些人的思想感情，它所能激励的“生人”也当然就是这些人，那么，激励他们去干什么呢？是不是要他们也去“死后”复仇呢？不是。作者和他所要激励的人都知道死后复仇是一种幻想，不过是“过屠门而大嚼”。戏里这种死后复仇的描写，只是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顽强抵抗，表现了剥削阶级至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垂死挣扎的心情，表现了他们“死了也要复仇”的刻骨仇恨而已。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死；《救裴》中李慧娘不就是在劝告裴禹说“国事为重，性命为重，留得青山在，哪怕贼横行”吗？
真正的目的，作者所要激励“生人”去干的，不是死后的复仇，而是现实的斗争。作者在《代跋》中说：虽然“有人认为李慧娘……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无补于现实”，但他还是认为对李慧娘应当“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因为，李慧娘“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意思很清楚：李慧娘虽是空幻，但她的“正义”、“风操”是可以学习的。象李慧娘那样死后复仇是“无补于现实”，但如果以李慧娘为榜样，学习她的那种死不瞑目的复仇意志和激昂斗争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向那些使“我”们受“苦难”、受“压抑”的人进行斗争复仇，那就会有“补于现实”。 孟超同志在《李慧娘》中用历史传说题材和鬼魂形象所宣传的思想，在《代跋》中用曲折、隐晦、含糊的词句所表露的思想，剥开外皮，归根到底，简而言之，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中那些“阶级觉悟”较高，复仇心切的人在教育和鼓舞他们同一营垒中那些“后知后觉”和复仇意志不坚定的人，针对着党和社会主义，“激昂斗争”，奋起“复仇”。这就是全部问题症结所在。 据《代跋》，《李慧娘》的酝酿时期是一九五九年秋。这正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右倾、鼓干劲，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持续大跃进之时，正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轰轰烈烈地庆祝建国十周年之时；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时候。一九六○年春节，孟超同志完成初稿；一九六一年秋，首次上演；一九六二年春节作者写《代跋》。这几年中，正是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反华大合唱之时，也正是国内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他们鼠目寸光，看不到光明前途，只觉得生活苦了，心情灰暗，怨恨现实，觉得“苦日茫茫，正不知若何下场”；另一方面，却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要完蛋了，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复仇的机会到了，因而“瞅机缘，报仇冤”，从各条战线上向党发起了进攻。正在这个时候，《李慧娘》应运而生。作者还公然把它“比之金鼓雷鸣，壮三军而摧仇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擂起了《李慧娘》这面“金鼓”，究竟要壮什么“三军”，摧什么“仇虏”，不是清楚不过的事情吗？ 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最近一次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 ＊ ＊ 从以上几点分析，我们看到《李慧娘》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它不仅宣传了封建迷信思想，而且提倡鬼比人强，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它不仅渲染了阴暗消极的情绪，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而且提倡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鼓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它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反动观点，还要用以去“教育”今天的人们，号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去进行复仇斗争。仅从这几点看来，《李慧娘》肯定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告诉我们：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李慧娘》正是资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表现，正是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李慧娘》这样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为什么竟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被发现，反而受到一片赞扬，听其散播恶劣影响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戏剧工作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没有学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作品的缘故。从对于《李慧娘》的赞扬到批判，我们可以吸取到很重要的教训。希望戏剧工作者能够认真记住这次教训，切切实实地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去，改造自己，积极参加戏剧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 （文中所引均出自剧本《李慧娘》及其《代跋》）＊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如何请酌。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医务人员的谈话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主席：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的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主席：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说明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
主席表示同意。
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我看了三篇文章，写的都很好。学哲学就要学这些有实际的哲学，我们老一辈不行了。
资产阶级讲天赋人钱，那里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和辩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主席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指示：你们有没有钢？（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摇薄赋”的政策。“轻榣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廸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
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拋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发不发贺电？）发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的前线，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是历史所长，他是赵××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剪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
（××：文艺界，医务界都组织工作队下乡）
他们都下乡好。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写不出好东西来，学文学不要从古文学起，包括鲁迅、我的，要学写。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就像外文以学听、说为主一样。写等于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时再说，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皇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学过，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它那样打的。（林彪：书本上那么多条条，到时候也找不到那一条，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像×××的批判罗尔纲，×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纲、翦伯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彭×：搞主义不能合作。）（林彪：这是阶级斗争，他们要讲话的。）还是××讲得对。××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他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中央和地方要像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争。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回市，扯不清。
（刘××：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中央没有一粒子弹，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林：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小钢铁厂有××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苦，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中央也无权呀！）现在准许闹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脚。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2011年7月1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