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三册（1）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三册（1）
    第三章  1962—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本节资料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以外，还有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企业的许多同志，还有部队的许多同志。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党为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和逐步地实现十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　　在这个报告里，准备说三个问题：第一，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第三，党的问题。
一目前形势和任务国内形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经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这个不长的时间内，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十二年中，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确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在解放后所创立的空前未有的大统一的局面，日益巩固起来。　　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工业。我们过去基本上没有重工业，现在建立了基础比较强大、部门比较齐全的重工业。　　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已经建立起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新型关系。　　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大多数人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国际、国内的许多巨大事变中经受住了反复的考验。　　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一步地巩固了。　　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实说明，我们国家在解放以后的变化是很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是很有成绩的。当然，要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长期的事业，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但是，这是非常好的开端。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在中国人民中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党全民大大提高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鼓足了干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提前了两年，在一九六0年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　　第二，我国的基本工业，包括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生产能力都有了成倍的或者很大的增长。　　第三，我国机械设备和重要材料的自给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我国工业的地区分布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各个省、区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　　第五，地质勘探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我们对于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六，我国农业的集体化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五亿多农民已经组织在五万多个人民公社中。　　第七，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有很大的成绩。农业机械已经有了一定数数的增长。国营农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八，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增加。这支队伍的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已经能够独立地设计和建设许多技术比较复杂的现代化企业。　　第九，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开展起来，某些研究成果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十，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超过了十万人。　　第十一，我们在商业、财政、金融等工作方面，在政法工作方面，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都取得了很多的经验。　　第十二，我国的国防建设，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工作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新成就。　　这一切成就证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能够发挥的潜在力量，是极为巨大的。　　在肯定这些伟大的成就的同时，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由于要求过高、过急，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进行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例如，在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修建一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在工业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使设备损坏，某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中央下放权力已经过多，各部门、各地方又逐级下放，放得过多过散，发生了许多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这样，就使得经济生活中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损害。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党政机关的机构比过去更加重叠臃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有了很大的滋长。　　上面所说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所产生的结果，给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农业的严重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产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　　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中央认为，有一部分缺点和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把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都及时地制定出来，有些政策则规定得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这几年来，一些过高的计划指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以及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都是中央批准或者提倡的。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井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一级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了。　　应该指出，在这四年中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确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也有不少同志，尽管有良好的意愿，但工作没有做好，把事情办坏了。　　我们在这里着重地谈到过去四年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研究错误发生的原因，说清楚错误的责任，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够切切实实地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好今后的工作。这不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表明我们党一贯保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而且也表明我们党对克服目前的困难和争取新的胜利抱有最大的信心。　　为了纠正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早已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　　在农村工作方面，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开始，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人民公社工作中的“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一九六O年冬季，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在农村中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接着，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拟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这个条例草案，经过广泛讨论和普遍试行，时间并不很久，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一九六一年，虽然夏季收成很差，但是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许多地方，家畜、家禽的数量正在稳步地上升。农民的生活一般地比上一年有所改善。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情况的这种逐渐好转，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目前许多困难的克服，对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九六一年秋季，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了要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是继续调动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本性的政策。经过生产关系的这个调整，就可以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就能够更加适合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就能够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同志几年来多次指出，计划工作没有做好，指标过高，变动过多。他要求，必须落实，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一九六O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问题，随后规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可惜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方面没有具体执行。一九六一年五月间，中央确定了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方案。七月间，中央根据许多调查研究的材料，根据这儿年来的工作经验，拟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中央指出了执行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必须切实地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且提出了调整工业指标的具体方案。这两个文件，经过一九六一年九月庐山会议的讨论，已经正式下达。　　目前，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止，产量开始稳定，有的开始上升，不少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也有很大的成效。在那些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关于精减职工方案的地方，在那些认真讨论和试行工业七十条的企业，成绩都比较显著。　　在商业方面，一年多来，中央作出了一些关于调整商业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一九六0年十一月，中央在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指示中，提出了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恢复供销合作社。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拟出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规定草案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在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中，也提出了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稳定市场的措施。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最近半年来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现在，根据调查研究的一些材料，中央正在草拟商业工作条例初步草案，过些时候将要发到全国试行。　　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逐步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一九六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及畜牧业、副业、渔业的生产，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目前农业生产的底子还很薄，能够拿出来支援工业和供应城市的东西还不能很多。工业总产值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不少的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还陷于半停工甚至停工的状态。市场的供应仍然很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到不足，特别是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目前还不可能有多少改善。一九六一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发行过多的情况加重了。分散主义倾向的存在，又严重地妨碍着我们集中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　　这里要指出，由于农业减产，一九六一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五百二十多万吨（一百零五亿斤）粮食，这是全国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九六二年，我们还需要进口四百万吨（八十亿斤）粮食。这两年进口粮食，共需要外汇六亿六千万美元。这笔外汇，可以购买相当于建设四十个洛阳拖拉机厂所需要的进口设备，或者进口一千七百万吨化学肥料。同志们，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决不能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把大量的外汇花在进口粮食方面，我们就不能进口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这种状况，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妨碍极大，必须迅速改变过来。　　中央认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当然是不对的。困难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　　必须看到，我们完全有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具备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最大的保证。十二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创造了相当强大的物质条件，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进。前面所说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眼前的困难虽然还是严重的，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以断言，只要认真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够比较快地战胜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
基本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经验的重大意义。一九五七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　　在最近几年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我们犯了错误，翻了斤斗，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我们应该在工作中力求少犯错误，力求避免严重错误，但是，永远不犯错误，完全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设想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成功往往是要经过许多挫折的，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得到成功。我们的建设工作要得到成功，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我们学会建设工作的学费。　　我们能不能在取得建设工作的经验方面，比取得革命经验少花费一些代价呢？应该说是能够的。问题在于我们全党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使自己的主观逐步地比较符合客观，逐步地认识和掌握建设的客观规律。　　在过去十二年中，特别是过去四年中，我们不但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党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得到了正面经验。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遭受了许多损失，得到了反面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两种经验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样，就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既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经验，是很可宝贵的。　　应该说，经过了过去四年的工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现在的同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初步看来，这就是：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大跃进的要求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正确地处理这些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否则，“欲速则不达”。　　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大跃进，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重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技术装备、化学肥料、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同时，农业也必须支援工业的发展，尽可能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如果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不协调，既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工业，也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农业。　　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韵混淆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完成，而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说，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混淆了这两种所有制的界线，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违反了客观可能的条件和农民的自愿，要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　　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全民所有制就是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反对所谓地方所有制和市所有制。决不能够把全民所有制分割为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团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同时，是分级管理的。各级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制度和计划实行管理。任何部门、地方或者企业，如果违反了国家统一的制度和计划，自由地处理供、产、销的问题，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受到损害，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　　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　　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例如，在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在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的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某些部门，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个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可能损害其他部门，因而是错误的。　　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加积累，但是，积累的增加，必须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适当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础上。积累恰当，能够很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积累过多，反而会妨害生产的发展。　　应该在有计划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应该兼顾国防建设的需要。　　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　　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要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中央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并且奖励地方挖掘潜力，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错误的。但是，地方计划要纳入国家计划，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须服从全国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应该强调统一领导、中央集权，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　　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这里，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是不可缺一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决不能离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同那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少数人或个人的专制，同极端反动的国民党专政或者法西斯专政，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决不能离开高度集中的指导，它同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把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在实践中、在群众的行动中，继续补充、发展或者改正这种意见，并且使正确的意见在群众中坚持下去，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人民内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既反对不要人民民主的少数人或者个人的专制，又反对不要集中统一的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没有这种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和其他各民主阶级、阶层的人民。既要求民主，也要求集中统一。国家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领导，在制定计划、指挥生产、处理产品等方面，同对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农民也迫切地要求统一的党的政策和统一的国家计划。工人和农民都怕政出多门，怕政策和计划多变，要求定于中央。任何部门、任何地方，如果发生了破坏民主制的现象，也就必然同时出现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破坏集中统一的现象。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的要求，都不符合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违反他们的愿望。　　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　　社会主义商业，除了起领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以外，还应该有集体所有制的商业，例如：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城市的消费合作社等。此外，在城市中还可以组织合作商店，在农村中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作为全民所有制商业和集体所有制商业的补充。　　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到共产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将是按需分配。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同时，必须对人民群众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这项工作同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的一切事业，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办得成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这不但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　　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应该估计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最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严格地实行经济核算，不允许有任何浪费，艰苦奋斗几十年，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现“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保证建设，增加生产的一个根本方针。　　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挂帅，就是党的路线挂帅，党的政策挂帅。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导下，熟悉经济情况，努力认识和掌握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钻研业务，学会精打细算，并且细致地安排具体工作，反对“政治空谈”。　　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和帮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应该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应该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革命的总路线，并且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真正统一，使全党全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同样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根据积累的经验，正在各个方面制定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统一，使全党全民能够更进一步地在建设道路上胜利前进。　　上面所说的这些基本经验教训，是全党同志应该深刻领会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0年六月间向我们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去做。　　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和全体人民群众所期望的那样，鼓足扎扎实实的干劲，去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
任务
　　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　　我们共产党人，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有雄心壮志，要看到光明前途。我们要在全党全民面前，树立一个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把当前的调整工作同这个远大目标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央认为，现在拟定一个十年的长远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我国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　　一、按照勤俭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粮食、棉花、钢、煤四项产品，分别达到以下的产量：　　粮食：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八百亿斤，一九七二年生产四千三百亿斤。　　棉花：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二百万担，一九七二年生产四千二百万担。　　钢：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八百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产二千八百万吨左右。　　煤：一九六七年生产三亿五千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产四亿五千万吨左右。　　上列的产量指标，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做好全面然综合平衡工作，编出确实符合实际的、并且留有余地的计划。　　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是在总结过去建设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关系的指示提出来的。实现了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我国将能够奠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巩固基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切实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工作，一方面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是为实现长远的奋斗目标打下新的基础。　　在一九六一年，有些方面的调整工作开始见效，有些方面还没有很好地进行。工业和其他一些经济部门的调整工作，按实际需要说来，已经迟了一步。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如果这一年的工作再放松了，或者做得不好，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长时间的被动。　　一九六二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　　要保证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的完成。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切实保护和发展大牲畜，必须认真保证制造和修配中型农具所需材料的供应。　　第二，积极地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并且力争超过。　　第三，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尽可能在春耕以前，至迟在夏收以前，完成今年上半年的减人任务，并且进一步地规定下半年的精减任务。对于减下去的人，应该妥善地加以安排。这是加强农业战线、缓和城市供应紧张状况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必须坚决保证完成。　　第四，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对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也应该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进行。一切停建、缓建项目的设备、材料和建筑物，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妥善保护，不许损坏。　　第五，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少和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尽可能增加生产。　　第六，认真地做好商业工作，发展城乡交流，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和正确的物价政策，改善市场状况，努力保证大中城市居民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　　第七，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要尽可能地多生产一些煤炭、木材和其他原料、材料、燃料，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钢材的品种。　　要切实地加强交通运输工作，特别是短途运输工作。　　第八，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当成首要任务。坚决扭转某些企业亏本赔钱的状况。　　第九，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第十，认真地贯彻执行或者试行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的条例或者规定，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实现上述一九六二年的各项任务，切实把调整工作做好，到一九六三年，我们就有可能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从而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　　为了实现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特别要抓紧的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精兵简政”的问题。这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一九六一年我们进行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六二年还要大力进行这项工作。几年来，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增加过多，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增加过多。很多县的县一级机关人员，都在五百人以上。国务院的有些部门，经过多次减人以后，仍然有四五千人之多。机构这样庞大，这样重叠臃肿，非生产人员这样多，这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很不利的，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痛下决心，切实地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裁并机构，精减机关人员，减少不必要的职工。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重新确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编制，通令全国贯彻执行。　　以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十年奋斗目标和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动员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要坚持三面红旗，要可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要顺利地实现一九六二年计划和十年奋斗目标，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央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　　这里说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有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深厚传统。在革命的年代，我们党不断地集中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党的政策和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地前进，使党能够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党中央坚强的集中领导，而没有这种集中领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建立党同人民群众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不可能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革命的胜利，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人的成就，这些当然是大好事。但是，由于这些胜利和成就，我们的不少同志没有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脱离了人民群众。　　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对待人民，那就会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走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面。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充分地作了理论的阐明。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并且能够在工作中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很好地在工作中联系人民群众。他们常常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以致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有极少数品质恶劣的人，他们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对立起来。　　这些品质恶劣的人，完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我们党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工作的范围内，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在实际上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国民党专政。他们的这种作风，根本不是共产党作风，而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是人民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共产党的大敌。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从来反对国民党作风。我们党从来不容许国民党作风在我们队伍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这样地提出问题来告诫我们的同志：或者是共产党的作风，或者是国民党的作风，这两种作风是互不相容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早已倒了，但是国民党作风的残余，现在还继续腐蚀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把共产党作风同国民党作风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继续向存在于我们党内和政府工作中的国民党作风作战，并且要随时随地对这种国民党作风保持最高度的警惕。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扬人民民主，最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　　许多问题往往是这样发生的：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传统，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他们不肯做调查研究工作，不理会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的“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一真理，有事不先同群众商量，不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认真注意群众的反映，甚至当群众的利益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群众表示十分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坚持自以为是“正确”的那些错误做法。　　当然，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懂得。我们自己不懂得的事情，群众中有许多人是懂得的。就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问题来说，农民、工人和基层干部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有很多宝贵的知识。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我们是可以同他们一起，把工作做好的。但是，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不少负责人却不这样做，他们杜绝言路，使这些有经验、有知识的人不能说话，不敢说话。这种不民主的作风，只能把自己封锁在真理的门外，而使自己的工作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在“目前形势和任务”这一部分中所说的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同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的那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不民主的错误作风有关的。　　很明显，如果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密切地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学生，有事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例如，我们过去在农村中普遍办公共食堂，如果能够真正在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讨论，事情就不会是那样。　　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必须经常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为着使同志们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我们准备在后面再逐步地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
　　像上面所说的那些脱离人民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怎么会不妨碍我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呢？怎么会不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相抵触呢？怎么会不同中央的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相抵触呢？这种错误的做法怎么会不造成分散主义呢？　　分散主义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的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对党中央闹独立性，对人民群众、对下级独断专行，压制民主。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我们纠正了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以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如果对分散主义熟视无睹，不把它迅速克服，就会使我们很难前进。　　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属于分散主义性质的许多混乱现象。　　先说政策方面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一些同志、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对党中央决定的政策采取了不严肃的甚至错误的态度：或者怀疑观望，或者“各取所需”，或者置之不理，或者另搞一套。　　几年来，报刊的宣传，也有很严重的分散主义。　　有的部门，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在重大的生产技术措施问题上，不请示，不报告，自作主张。有的在请示、报告的时候，隐瞒真相，使中央不能作出恰当的决定。　　有些地方，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策，不如实地向下传达，不认真地执行，或者借口本地方的“特殊性”，作出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某些规定。有的甚至采取“封锁”的办法，不让下级和群众知道中央的某些政策。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一九五九年四月经过中央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发出以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形。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央拟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发出以后，还发生这种情形。再说经济计划方面的问题。这几年，国家计划指标定得过高，而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不向中央和上级报告，在国家计划以外，另立计划，层层加码，甚至把他们自己的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冲击国家计划，这就更加损害了我们的计划经济。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执行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不是集中力量去完成国家统一计划规定的任务，而是分散力量去干计划外的事情，甚至把国家计划丢在一边，用国家计划规定的某些专用物资，去完成它们自定的计划，或者去搞那些完全不是必需的“楼、馆、堂、所”的建设。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调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是首先考虑全局的需要，完成国家规定的上调任务，而是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搞自己的“小家务”；对往上调的物资是层层扣留，对国家分配下来的物资也是层层扣留；有的还擅自挪用应该由国家统一支配的物资，假借“协作”的名义，私相交换；有的甚至少报产量，隐瞒库存，“监守自盗”，“以邻为壑”。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招收职工的时候，不执行国家计划，不该实际需要，任意地增加大批人员。在精减职工的时候，有些单位讨价还价，甚至边减边加，或者明减暗加。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使用资金的时候，不遵守国家的规定，擅自动用银行的信贷资金和企业的流动资金，去搞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囤积物资，预付货款，弥补自己的财政赤字。　　这几年，擅自动用应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生产这些物资的单位、部门和地方，这种事情发生得更多。　　经济工作方面的分散主义，使国家无法制定统一的适合情况的计划，并且把国家的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计划、劳动计划、财政计划都搅乱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O年，这三年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二百一十七亿元，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还多。这笔款项，大约相当于建设八个鞍钢所需要的投资，或者相当于建设三十五个长春汽车厂所需要的投资。中央下达的国家计划内的建设项目，本来已经过多，已经不适当，国家计划外的项目又大大地增加，这就使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了，力量更加分散了，投资效果不能迅速发挥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这些计划外的投资，虽然有一部分是必需的，但是有许多是非必需的，是乱投乱用的。其中用以建设“楼、馆、堂、所”的，就有十七亿五千万元。单是这一笔完全不是必需的、非生产性的开支，就相当于建设每年总产量为三百多万吨的氮肥厂所需要的投资。　　一九五八年管理权力下放以后，当年全国各方面就新增加职工二千零八十二万人。一九五九年国家要求精减职工八百万人，但是到年底，反而增加了二十九万人。一九六0年国家计划规定增加职工二百万人，实际增加了四百八十三万人，在这三年中，工业部门的职工共增加了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人。到一九六一年，中央一再指出必须坚决精减职工，严禁从农村招人，但是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并没有严格执行。　　在这里，不准备再用其他的材料来说明国家计划被搅乱的情况。同志们从这些材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散主义的现象是严重的。有人说现在没有多少分散主义，或者说分散主义并不严重，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许多分散主义现象的发生，是同国家计划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关系的。例如，国家规定的生产、基本建设任务过高，所分配的原料、材料、燃料又不够，国家的物资管理制度也不尽合理，这就给地方、部门和单位造成了困难。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在全国建立许多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想很快实现。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建设工作上也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它们在已经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上，又另加新的任务，提出更急的要求。这些地方、这些部门、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和许多干部，主观上希望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的建设事业办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各种可能的条件，不能正确地处理局部同整体的关系。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许多妨碍国家统一部署、损害全局利益的分散主义现象。　　在我们党内，有些干部严重地沾染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斤斤计较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这是分散主义产生和滋长的更重要的原因。　　分散主义的一切做法，完全不符合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也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分散主义，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某一地方、某一部门、某一单位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归根到底，也就是损害了这个地方、这个部门、这个单位的根本利益。　　分散主义的种种做法，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的发展。分散主义不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起了破坏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对于国家干部，在思想上起着腐蚀作用。有一些干部，利用分散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现象，营私舞弊，甚至同社会上的坏分子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扰乱市场。这些干部，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固然有它的社会根源，但是，不可否认，也是同分散主义有关的。　　大家看到，由于分散主义，一些同志的全局观念、组织观念、纪律观念淡薄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衰退了。　　由于分散主义思想作怪，在不少部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上下关系和相互关系也很不正常。有些同志竟然在党内要策略，如在提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有意不提关键性的项目，有意少报投资，等到计划批准以后，再要求另立专案，追加投资。这是不能准确地制定和执行国家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些党的会议上，常常出现超出正常讨论问题范围的讨价还价。在同志之间、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不说老实话，不交心，怕吃亏，喜欢当“聪明人”，藏一手，不互相照顾困难，常常使一些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长期拖延下来，得不到合理解决，使工作受到损害。　　总起来说，分散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危害，有下面四条：　　第一，在政治上，损害党的统一。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破坏党的政策，就必然要损害党的统一。　　第二，在经济上，损害全民所有制，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　　第三，在思想上，滋长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损害共产主义。　　第四，在组织上，损害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战斗力。　　显然可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从来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来教育自己的队伍，指导自己的行动。　　列宁总是强调地指出，马克思是主张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时说：“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的意思是，无产阶级需要集中制，是绝对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集中制和纪律，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性；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溶成一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的正确性，“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说，如果没有这些，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和纪律的企图，就会变成空谈。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反复强调说，没有严格的集中制，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能够实现这种经济的只有无产阶级”。列宁认为，要建成这样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活动，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所说：“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杜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在谈到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的时候，曾经说过：“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决不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伤害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农民自己也根据经验体会到了实行集中制的必要。”　　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同列宁的这些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极端民主化和小团体主义同无产阶级政党不相容。他说：“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小团体主义对党组织“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把党的纪律概括成为四条：（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说：“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在这四条纪律中，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　　在全国解放的前夜，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地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在全国解放以后，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逐步地消灭经济工作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于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的关系，作了扼要的阐明。他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岳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应该在人民内部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常常说，要力争上游，什么是我们在工作中首先要力争的上游呢？就是要在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力争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的上游。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力争上游。如果没有造成这种政治局面，其他方面的上游是难于争取得到的，即使一时争取到了，也是不巩固的，不能持久的。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政治意义，也就在这里。　　同志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历来是维护中央统一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使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他还是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结合起来，从而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的路线，使党中央的领导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又很迅速地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有这些，都是同中央不断地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分不开的，也是同各地方、各部门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分不开的。　　从遵义会议以来，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局部地区曾经在一个时期发生过错误，但是，由于有了党中央集中统一的正确领导，这些错误就很快得到纠正，使我们的事业能够避免严重的挫折，而不断地胜利前进。只是在那些完全脱离中央的统一领导，向中央闹独立性，坚持他们自己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地方，那里的工作才遭受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由此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关系极大，全党同志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同上而所说的那种完全脱离党中央正确领导的、路线性质的错误，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但是，目前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分散主义倾向，如果不坚决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需要把几个问题解释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慎重处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巩固和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历来重视发挥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中央的许多正确的政策，都是在总结地方的和群众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而且有许多还是同地方的工作同志共同商量制定出来的。　　一切正确的政策，一切正确的领导，总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违反这个原则，就会犯错误。中央的集中领导，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从总结群众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主观的臆想出发。　　中央的政策，国家的统一计划，都是要依靠各地方发挥积极性来实现的。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把许多管理权力下放到地方。把应该下放的管理权力放下去，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确地合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永远要做的，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党中央要求地方发挥的积极性，是前一种，不是后一种。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只要这种集中统一是适当的，就会有利于地方发挥前一种积极性，防止后一种错误的积极性。　　各地方的积极性，首先应该是坚决执行中央政策的积极性，坚决执行国家统一计划的积极性。各地方应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精打细算，合理地使用本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好地保证国家统一计划的实现。就一九六二年来说，各地方发挥积极性，就是要根据中央的政策，千方百计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求保证完成这个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上调任务；就是要完成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就是要完成工业生产任务；就是要完成各方面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比较快地摆脱目前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的某种被动局面。　　第二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问题。　　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可以而且必须研究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作出某些补充规定，使中央政策更好地同当地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但是，应该指出，中央制定政策，是从全局的情况出发的，同时也考虑地方的特殊情况。中央的政策，既集中体现全局的利益，又照顾局部的利益。因此，各地方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政策，只能够在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前提下，加以具体化，决不允许借口“情况特殊”、“因地制宜”，而任意修改，甚至拒不执行。　　中央制定的政策，有的可能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些方面不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应该及时地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然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既定的政策。　　至于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尊重当地群众经验，因时因地制宜，绝对不能强求一律。在农业的具体工作上，特别是在技术措施上，管得太多太死，这种过分集中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违反中央政策的一种瞎指挥和命令主义。　　我们说，要在中央的统一政策、统一计划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绝对不是否认因时因地制宜，也绝对不是否认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在工作中有自己的特点和灵活性。把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同瞎指挥、命令主义混为一谈，那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问题。　　中央对经济、文教事业，一贯地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个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央集中过多，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地方、部门的权力过大，而且又层层下放，分得过散，在最近几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既不利于更好地实行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也不利于正确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我们必须改变最近几年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把权力集中起来。首先是要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以便中央从全局出发，统一安排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更有效地克服当前的困难，更快地争取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为下一步的新的发展准备条件。　　这里所说的把权力集中起来，也包括要把地方和中央管理部门过去下放过多而现在必须集中的权力，逐级地收上来，由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管理部门直接掌握。　　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同时，也需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从生产任务的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某些物资的分配、劳动力的调度等方面，给各地方、各部门一定的机动余地和调剂权力，以便它们能够解决本地方、本部门的特殊问题，更好地完成国家统一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拿基本建设来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国家应该把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交地方具体安排自己所需要的建设项目。地方的这些项目，都必须包括在统一的国家计划以内。　　地方计划是国家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制定地方计划是实行分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各地方可以、而且应该合理地利用本地方的各种资源，充分地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千方百计，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出色地完成任务的地方，国家应该给以奖励。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应该拟订合理的奖励办法。　　应该了解，实行分级管理的根本要求，是各级地方和各级管理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把所属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认真地管理好。为了实现这个要求，所有地方，所有管理机关，都必须遵守党和国家统一规定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在一切农村人民公社中，都必须继续试行和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一切国营工业企业中，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工业方面的指示，并且按照规定切实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在一切商业单位中，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商业方面的指示，并且按照规定切实试行商业工作条例草案。在高等学校中，也必须切实试行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　　总之，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全党要有统一的政策，全国要有统一的计划。绝对不允许在中央的政策以外，有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另一种政策；也绝对不允许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外，有同国家统一计划相抵触的另一种计划。
关于经济工作方面集中统一的要求
　　有了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以后，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才能保证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　　为了在经济工作方而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中央提出以下十项要求：　　第一，国家计划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争取超额克成。地方计划必须纳入国家计划。改变计划或者补充计划，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凡是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的重点工业企业，由中央直接管理，已经下放给地方的，必须在一九六二年内通盘安排，逐步收回。原来由省、市、自治区管理的重要工业企业，已经下放了的，应该收归省、市、自治区直接管理。　　第三，所有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无论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都必须纳入国家计划，不准有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逐项地分级地审查、批准；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　　第四，国家规定的生产资料的调出计划，必须切实保证完成，不准留好调坏、七折八扣，甚至占用不调。国家分配的物资，必须按照国家计划的规定使用，不准用来干计划规定以外的事情。超产和节约的生产资料，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的办法处理。　　第五，国家规定的生活资料的收购任务和上调任务，除了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经过中央批准减免的以外，必须保证完成，不准多留少调。　　第六，国家确定的劳动计划，必须坚决执行。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不许增加人员。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总额，一律不准超过。　　第七，国家统一规定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不准任意变动。由地方、部门规定的产品价格，需要变动的时候，必须报告全国物价委员会批准。　　第八，国家财政预算规定的收入，在正常的情况下，必须保证完成，支出不许超过。地方的财政预算，不许列赤字，不许先支后收，不许挪用银行资金。　　第九，国家规定的信贷计划和现金管理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企业的流动资金，必须经过国家财政机关核定、批准。企业向银行贷款，必须按期归还。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不准用于基本建设、弥补企业亏损和其他财政性开支。现在有些企业的合理亏损，由国家财政开支；企业的积压物资，由国家统一处理。　　第十，国家规定的出口计划，必须如质、如量、如期地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进口计划，不准各地方、各部门擅自变动。国家的进口物资，必须按照中央的规定分配，不许扣留先分、移作他用。　　为了实现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做好经济计划工作。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应该及时地提供真实的情况和准确的统计数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拟出切实的有可靠根据的计划草案，通力合作，帮助中央计划机关制定切实可行的、一致遵守的国家计划。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不许耍策略，藏一手，隐瞒情况，谎报数字。在计划确定以后，都必须严格遵守，保证实现。　　越是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越是要反对官僚主义。中央和中央的工作部门，必须切实地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力求使自己的领导正确，使方针、政策、经济计划、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都尽可能合乎实际。　　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应该有一套既有利于中央集中统一、又有利于地方发挥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应该在中央领导下，对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凡是符合上述规定精神的，要坚决贯彻执行；凡是不完全符合或者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的，要加以修改或者重新制定。　　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加强和改进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计划委员会。各级计划委员会。必须协助党委和政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成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助手。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对于全党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提高觉悟，使大家充分地认识分￠散主义的危害性，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防止和克服分散主义。无论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在检查分散主义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一般地对事不对人、决不允许采取简单、粗暴的斗争方法。对于犯过分散主义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改正，就可以不加追究。至于那些同社会上的坏分子勾结起来，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产的人，应该对他们严格处理，今后。如果有人破坏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闹分散主义，就必须按照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加以处理，在党员群众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不要去反对分散主义，只对他们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全局观点的教育，使大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更好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更好地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办事。
三党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明了我们当前的任务和长远的奋斗目标，说明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里，还必须谈一谈党的问题。因为我们党如果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如果不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不保持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那末，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最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当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它要利用一切可能，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为准备和进行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它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它要组织和领导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继续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人民的事业，经历各种曲折，绕过各种暗礁，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实现这种雄心壮志。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革命政党。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年代或者建设年代，都对我们党表示最大的信赖。人民清楚地看到，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可能从贫穷变成富强，从落后变成先进，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我们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切实改进我们工作的同时，必须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地加强起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这些同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坏思想、坏作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早已形成了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也早已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同志一定要自觉地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使我们党永远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　　以下，要说一说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
　　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　　为了力求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加强调查研究。他自己就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最近几年，他多次地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人，认真地调查研究一两个农村，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以便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于指导一般的工作。他还说过，要调查，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有些同志认真地做了调查研究，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比较好。但是，有许多同志没有做，他们满足于听口头汇报和看书面汇报，而这些汇报，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看了一些不可靠的材料，也不调查研究，就照样搬用。他们这样主观主义地做领导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毛泽东同志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这句话很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想一想。有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　　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一九四一年八月，毛泽东同志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说：“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向全党再强调提出这一个加强党性的问题。　　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在工作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不要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必须艰苦努力，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完成那些应该完成和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　　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办事。这就是：“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党中央号召，那些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丢到脑后的同志，迅速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上面所说的那些忘记实事求是作风的同志，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武断办事，而犯了错误的。这些同志，在主观上可能是好心好意，但是，思想方法根本不对头。应该指出，这几年来在办错事情的干部中间，大量的是属于这类性质。　　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这些人，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有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这种对党、对上级弄虚作假，不是属于不了解情况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完全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这还有什么党性呢？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再三说，部队缴了敌人的枪，要把数字如实上报，不准多报一支，也不准少报一支。但是，这几年来，有些同志对所报数字居然那么不负责任，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爱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做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经验告诉我们，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　　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对上级派去的检查当地工作的人员，竟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甚至打击那些如实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群众路线
　　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这几年来，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有新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歪曲。看来，在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　　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信任群众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根本观点问题。有些同志虽然在主观上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不虚心地同群众商量，不耐心地教育群众，不愿意或者不敢把党的政策和党所提出的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群众。　　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事实上，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干部，处处讲究生活上的享受，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在不少的干部中间，那种摆排场，闹阔气，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有了滋长。这种旧官僚的恶习，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都应该彻底改正，严重的还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只有打掉了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全国的和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全国的和各级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工会、青年团体、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在工业企业中有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农村人民公社中有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在科学、文化方面有各种协会和学会；此外，还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这些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发扬人民民主的不同组织形式，它们在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党应该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应该学会经过这些组织来活跃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尊重这些组织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经常地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吸取他们的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党的政策和决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使这些组织接受。有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应该分别地交给有关的组织进行讨论。在作出决定以前，要有充分的酝酿，允许自由发表不同的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作出决定以后，要经过这些组织，去动员群众，使大家心情舒畅地、自觉地执行。有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因为当了权，就把这些组织看成可有可无，这是完全不对的。不错，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用党的组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使它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会使我们耳目闭塞，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在一切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少同志是做得不好的，是不及格的。　　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如像我们过去在土改工作中做扎根串连工作那样，如像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典型示范、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那样。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却能够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这样做，才能够真正把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做好工作。许多同志、许多单位，不注意建立经常工作，不注意在经常工作中积累经验、联系群众，而热中于突击工作。他们以为，只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就可以把事情办好。但是，实际上，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几年来，我们提倡的一些“大办”，有些是需要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就是那些需要的“大办”，也往往不是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去进行，而是一哄而起，限期完成，结果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造成损失。这一点，应该引为深刻教训。　　毛泽东同志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革命战争是这样，建设工作也应该是这样。　　群众运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适应于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干篇一律。当然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搞群众运动。而且，只有在一点一滴的、细致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有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健康的群众运动。　　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更错误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今后凡是需要开展运动的事情，属于全国性的，必须由中央斟酌情况决定。凡是不准备普遍推广的事情，都不要登报和广播。　　有些同志，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必须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干劲，没有他们的冲天干劲，建设事业中一切伟大成就都不能取得。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必须区别什么样的干劲。有实事求是的干劲，也有主观主义的“干劲”。前一种干劲，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有的。只有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干劲，同时又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一切工作才能做好。后一种“干劲”是不能要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干劲，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蛮干。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中曾经发生的“瞎指挥风”，正是这种蛮干的表现。有不少的干部，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独断专行地强制群众去干一些蠢事，把群众的干劲白白地浪费掉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a蛮干作风必须反对。对于坚持这种蛮干作风的干部，如果不泼点冷水，使他们冷静下来，如果不泄他们的蛮干之气，就是说，如果不严肃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且制止他们继续蛮干下去，那末，群众的真正的干劲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　　一切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我们既不要把群众的觉悟程度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大家记得，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过一种论调，说农民的觉悟比工人高了。这种论调，曾经是刮“共产风”、“命令风”的重要根据之一。现在，有不少同志又把农民群众看得非常落后，不敢把政策和任务告诉他们，不敢对他们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放弃领导。这种尾巴主义的错误，也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有些地方，在纠正人民公社工作缺点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种不把党的政策同群众直接见面的现象，不仅在农村工作中存在，而且在城市工作中也存在，都必须注意切实纠正。　　不应该把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立起来。有些同志认为，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走群众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完成任务。这是不对的。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恰恰必须走群众路线。越是困难的任务，就越要充分地走群众路线。有些任务的确比较重，比较困难，但是也必须完成。就拿粮食的征购任务来说，目前农村的底子比较薄，农民的口粮标准相当低，可以拿出来供应城市的商品粮食的确不能很多。国家的需要和农民的负担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在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如果不能够从农村征购到必要数量的粮食，那末，城市和工矿区的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就无法维持。这样，既不利于工业，也不利于农业，井且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耐心地、细致地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把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向他们讲清楚，好好地同他们商量，动员他们努力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同时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当然，领导机关在提出任务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如果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超过了实际可能，要求过急，强制执行，就会使下级干部没有可能进行细致的群众工作，而只有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有时即使采取了这种办法，也无法完成过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走群众路线。这几年工作中的确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今后应该注意防止的。　　党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地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切党员干部，凡是还没有真正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都应该从头学起。
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根据报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说的一系列的事情，不难看出，在当前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下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的关系，特别是地方党委和党中央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存在着下级党组织不服从上级党组织、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情况。在那些地方、部门、单位的党组织和某些干部，喜欢自搞一套，自成系统，自成局面，自由行动，把党和人民委托他们管理的地区、部门、单位看成是自己的“小天地”和“独立王国”，不喜欢中央和上级过问，不尊重和不认真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决定，违背中央的政策和党的纪律，危害党的统一。这种分散主义的倾向，必须坚决纠正。　　有一个地方的党组织，曾经写信给中央说，他们要服从上级，但是，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服从了当地上级的规定，就违反了中央的政策；如果服从了中央的政策，就要违反当地上级的规定。这个党组织要求中央回答，他们应该服从哪一个上级？　　这个党组织提的问题很重要。它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些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中存在着分散主义，就是因为在那里有一些同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相抵触的规定。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全党都要服从中央。　　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上是这样，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上下级关系上也是这样。一切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现象的存在，都削弱了党的统一和集中，因此都必须坚决反对。　　在党内生活的问题上，其次要说的是，党委会内部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过，各级党组织必须有坚强的或者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委会成员要维护和帮助这个领导核心。他又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会的书记、副书记，要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要善于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他特别指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委，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党委会内部关系的原则否定了。有些同志，把政治挂帅误解为第一书记决定一切，或者某一书记在某一方面决定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什么事情都要找他。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党委的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委书记也很难办事。　　在党委内部，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但是，有些党委，把分工负责变为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而那些“包干”的同志，又往往独断专行。因此，在一个党委内部，形成了一种各自为政、多头领导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下级组织很难办事。　　这几年来，党建立和加强了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取得了成绩。党委领导一切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有些党委，也发生了包办代替行政系统的日常工作的缺点。为了应付这些日常工作，党委就过多地增设书记。党委包揽的事务越来越多，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使党委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好好地研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督促检查，把领导工作切实做好。　　党中央认为，凡是存在上面这些问题的党委，都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调整内部的关系，使党委本身的工作健全起来。　　关于党内生活，这里还要详细地说一下党内民主问题。　　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反党分子”。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缺点。有些党组织，甚至把党员对具体工作的具体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把党员对党组织领导人员的批评，错误地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　　有些党组织，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办法，斗争和过重地处分了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斗争和处分了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　　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　　有些党组织，不按照党章的规定，随意吸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党，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　　有些党组织，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审判和惩罚了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　　由于有些党组织犯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不敢提不同意见，互相戒备，造成隔阂，心情很不舒畅。　　党内这些不正常的现象，绝对不能容许继续存在。　　大家知道，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我们党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党内过火斗争的教训，提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这就是“惩前修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但是，这几年来，一些党组织在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却把这些正确的原则置之脑后，犯了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类似的错误。一方面，这是由于目前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没有经历过党内过火斗争，不懂得如何防止或者抵制这种错误；有些经历过党内过火斗争的高级领导干部，或者是重犯了过去的错误，或者是不了解下情，没有及时纠正这种错误。另一方面，这种党内过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一些政策性的错误，引起了是非不明的混乱现象。全党同志应该从这里吸取深刻的教训。　　为了使党内生活正常起来，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当我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时候，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这样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对于处在建设时期的我们的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有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只有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党的集中统一才能真正加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不善于发扬民主，不善于倾听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不善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是习惯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　　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列宁提出的原则，把认真的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发扬成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必须采取的态度。既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把它隐蔽起来，不应该不去纠正。我们敢于揭发错误，修正错误，正是表示我们党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克服当前困难具有坚强的意志，对于光明前途充满着信心，而不是相反；这正是我们党强的表现，而不是弱的表现。　　为了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员提出批评。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者都应该虚心地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绝对不许压制民主，更不许打击报复。任何党员都有权利向上级组织一直到党的中央，反映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反映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对于党员的这种反映，都必须认真负责地予以处理。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反映问题，即使所反映的情况同事实的真相还有出入，也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　　党组织领导人的模范行动，对于开展党内批评，有很重要的意义。党的一切领导干部，都必须力戒骄傲自满，都必须同普通党员一样，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不但要造成条件，使党员群众敢于进行批评，而且还要做出榜样，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要特别注意在党委会内部认真地发扬民主，造成畅所欲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必须按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妥善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于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态度，必须立即改正。　　为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经常检查和改进它们的工作。近几年来，不论农村或者城市，许多领导机关，都只忙于日常事务，忙于指使基层组织完成一项一项的具体工作，对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都不管或者管得很少。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该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涣散的现象。　　从目前党内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来看，有必要向全党提出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　　近几年来，在党内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党内无章可循，无法可守，也不是由于党所制订的章程、制度不正确，而是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是全党的法规，是党的生活的准则。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　　根据党章的规定，任何党员都不准向党说假话，作假报告，欺骗党；任何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员，都不准侵犯党员的权利，压制批评，压制民主；任何党组织的负责人员，都不准滥用职权，任意斗争和处罚党员。今后，任何党员如果犯了这类错误，都必须给予纪律处分，直到开除党籍；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还应该依法处理。　　所有党员，包括党员负责干部，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党的纪律，都必须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都不应该对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现象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而要同一切坏人坏事积极地进行斗争。　　党中央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概括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这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全体党员都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　　为了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不经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和检举违法乱纪行为。有些地方的党委，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给以正确的领导和积极的支持，而是给以阻碍和限制。也有一些监察委员会，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就放弃职责，不能为维护党的纪律而坚持斗争。这些现象都是不应该有的，都必须改变。　　正确地解决目前党内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必将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最近，许多地方和许多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重新教育干部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进行了轮训干部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收到初步成效。应该认识到，轮训干部是当前全党的一件大事。各地方、各部门，都应该毫无例外地进行这项工作，并且把它做好。在干部轮训中，应该着重学习《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学习放在首要地位。可以肯定，这种学习，对于正确解决目前党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对于发扬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是会发生良好作用的。　　为了适应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形势，适应当前斗争任务的需要，中央号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都要深刻地认识自己对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实现下列八项要求：（一）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发愤图强；（二）加强全局观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三）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四）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老实；（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七）健全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八）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党，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的许多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的烈火的锻炼，许多年轻的干部在党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下，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成长起来。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末，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上面所说到的在我们党内的各种不正常情况，是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已经觉察到，都认为是必须纠正的，而且有许多是已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的。在我们纠正了缺点、错误，改变了那些不正常的情况之后，由于我们不仅有了正面的经验，还有了反面的经验，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加强。中央相信，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一定能够根据中央提出的要求，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正确作风，克服一切不良倾向，使我们的党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宏伟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行长期的奋斗。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同志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全党响应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随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的两座大山，我们同样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搬掉。　　我们一定要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一定要看到光明的前途，不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在有了远大的奋斗目标以后，就必须确定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不扎扎实实地做好具体工作，光有雄心壮志，光叫口号，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做好实际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我们必须出色地完成当前的任务，逐步地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　　同志们：要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们必须团结全党同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一定能够有成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一定能够逐步地实现十年奋斗目标。　　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光辉灿烂！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万岁！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把国内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可以更有力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所以，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间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O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末，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间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不再犯了，已缺点和错误的大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部分已经过去了，病基本上已经好了。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哪一个人走路没跌过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筐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发生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间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间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间题，也有立场间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间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　　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　　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　　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98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还要低一点？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毛泽东：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　　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七千人的大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间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搞那么三五天，干劲就没有了。苦战几昼夜之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一定要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担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间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此外，一九六二年这一年，我们要在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政府和党这七个方面，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工、农、商、学、军、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了，事情就比较地好办了。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军事工作。
    一、关于党的工作
    　　关于党的工作，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　　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方面。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的时候是不那么完整的，可是，它在发展中已经逐渐地完整起来，逐渐地具体化起来，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地完整，继续地具体化，继续地发挥作用。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了身，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我们正是应该和可以迈开大步前进。当然，在执行中间，我们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无论城市，无论乡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较紧张一些，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的，是我们党深刻感受到的。但是，这种困难，无论如何是暂时的，肯定是暂时的，而且目前的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　　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这些错误同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这几年我们全党同志做工作的干劲，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可嘉的。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　　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这些经验，将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在质量上、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起来。在物质条件相同、甚至还差一些的情况下，由于有了经验，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所得到的物质财富将会比过去增加得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譬如人民大会堂这座房子，你不学能够造得出来吗？电灯，不学一点，能够搞得出来？玻璃是石头做的，我们学了，就能够把石头变成玻璃。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我们全党来了个大学习。这个学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是讲堂上、课本上学不到的。任何一个教师也没有这个教师有说服力，它是最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叫做唯物论，什么叫做辩证法，什么叫做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做群众路线，什么叫做经济规律，什么叫做按规律办事，这些道理，课堂上讲，书上学，当然很简单，但是要真正理解，真正做到，就很不容易。我们现在通过了一场大的学习，这对全党，无论如何印象是很深刻的，一个人忘记了，另一个人记得，变成了我们党的传统，变成了我们党的共同认识，变成了我们党的思想一致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有失，而且还要看到有得。我们工作中也不仅仅只有失的一点，事实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基本建设，打下了很大的基础，真正是一个大跃进。因为它是打基础，暂时还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将来它是要大大地发生作用的。所以，从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看来，得少于失，从长期的实际的本质看来，得大于失。　　但是，不管怎么样，目前到底是有困难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我们要严肃地来对待困难，来继续克服这个困难，使情况大大地好转起来。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同那些个别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同那些临时性的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我们宁可保持党的团结，保持我们党的队伍的一致。这样，我们才是有远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战无不胜。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多的，同志们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同志们，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还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面。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帝国主义，而且又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就是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不打倒帝国主义，没有解放的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了的人民也就经常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面。帝国主义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是对人民不利的东西。帝国主义还统治了十几亿的人口。只有反对帝国主义，才有利于世界人民，才有利于中国人民，才能够巩固我们的胜利。　　修正主义把革命的旗帜放下了。它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替帝国主义帮忙。这就更需要我们高举革命旗帜，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人类如果要继续前进的话，没有别的办法，没有第二条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把帝国主义消灭，如同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打倒了帝国主义一样。只有在一切地方都把帝国主义打倒了，人类才能翻身。　　我们在国内的责任尤其重大。我们应该让我们国家兴隆起来，繁盛起来，富强起来。这是我们的任务中间的尤其根本的任务。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虽然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我们毕竟还没有摆脱穷困。所以，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能够过幸福的日子，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白、而是有文化，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把六亿五千万人民从一穷二白、穷得很厉害的情况下富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们严重的责任，是我们光荣的责任，我们需要做伟大的、艰巨的工作。　　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够富起来？能不能够繁荣，强大起来？我说，完全能够的。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样多的人自，有这样多的劳动力。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就是靠生产，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至于机器，有了人就可以造。有了机器，拿机器劳动，一部机器可以当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我们有这样多的劳动力，再加上能够制造大量的机器，劳动力同机器结合，我们的生产就能够大大发展起来，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可以比现在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一百倍、二百倍，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百个人、二百个人。这样，我们国家就富起来了，就强起来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好的条件。我们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分散的而是团结在一起的条件，这都有利于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美国有什么了不得呢？几百年前，那里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块荒地，上面只有一点印第安人（那些人现在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美国就是新搞起来的一个地方。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美国是很典型的。过去全世界最落后的是那一块地方，可是现在那个地方最强。当然，这只是说它经济上强，而不是说它的精神状态强，那里的精神状态正在衰落。从亚洲来说，日本原来就比中国落后，可是后来几十年就赶上了中国，而且超过了中国。欧洲也是如此。过去英国是强的，法国是强的，德国是落后的，可是德国后来赶上了英国，超过了法国。俄国在欧洲比德国还落后，但是现在比英国、法国、德国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它们。资产阶级比封建地主阶级先进一些，无产阶级又比资产阶级更先进一些。有了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党的领导，把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新的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个国家就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就能够由落后转变为先进。我们中国的落后，在过去也是到了顶点了；事情发展到了顶点，就必然向它的相反方面转化。恩格斯不是讲了吗，对立的两极互相渗透，达到极点的时候，就互相转化。这就是一个规律，是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我们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打了几十年仗的、有战斗经验的党，我们必然能够把我们国家搞得很富很强。　　现在，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从国内的生活上看来，我们国家似乎还不大像样子，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翻过来的，无论在物质上、文化上，我们都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国人口，三倍于苏联，四倍于美国，比英国、法国等所有西欧国家的总人口还多。我们发展起来的时候，将会比这些国家强大得多。这是我们国家的远景。可以肯定，这个远景是会实现的，我们现在的落后状况是会转变过来的，中国人民是一定能够光荣地站在世界上的。只要我们全党团结，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只要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的工作就会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不仅是在当前、而且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满怀信心的。同志们应该认识这个前景，要好好地去干，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
    二、关于军事工作（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4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用这种办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郡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一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届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当时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休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于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很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的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的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吗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p4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食其和朱建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本来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末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过刚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末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全入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现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样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同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零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底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事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零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几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现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种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们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同事。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在党内、党外，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别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搞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查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的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领导公社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党，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毛泽东同志最近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望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不良倾向。
    《发至县团党委，不登党刊》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一）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妄图在大陆上建立一块反革命根据地，作为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立足点。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这次军事冒险，对我进行试探。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如果蒋匪帮敢于来犯，就坚决、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它。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敌人也可能不敢来。不管敌人来与不来，我们都要认真地充分地作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轻率大意和侥幸心理。　　（二）蒋匪帮这次冒险进犯，可能增加我们某些困难。但是，敌人送上门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歼灭它的好机会。打胜了这一仗，不但可以鼓舞军心民气，为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还可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气焰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阴谋，有力地支援东南亚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过了长期的和平生活，从全国解放以来已经将近十三年，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来已经九年，麻痹松懈的情绪有所增长。年轻的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这次战争，对扫除干部和群众中的麻痹松懈情绪，教育青年一代，考验我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加强全国的团结，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多难兴邦”，这是经验之谈，是很有道理的。　　（三）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冒险进犯，是为了保卫我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是伟大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我们应该打胜这一仗，而且完全有把握打胜这一仗。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蒋匪帮有刻骨的仇恨，决不允许已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重新压在自己头上。我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在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就全局来说又是占绝对优势。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蒋介石是我手下败将，老“运输队长”，兵力有限，士气低落。我们有巩固的后方，强固的国防设施，以逸待劳；敌人是远离巢穴，渡海作战，困难重重。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蒋匪帮的进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在这样长的时期中，是过的和平生活，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经济生活中还有暂时的严重困难，打起来以后，还可能增加某些紧张情况，蒋匪帮的突然袭击，特别在作战地区，敌人可能进行轰炸和空降的地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和困难，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蒋匪帮的进犯，一定要认真对待，弱敌要当强敌打，不要轻敌麻痹。　　（四）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已经指定的部队，应当迅速开赴前线。其余部队也应当积极作好参战准备，随时听候调动。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斗意志，发扬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战斗作风，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保证坚决而迅速地完成歼灭敌人的战斗任务。　　（五）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宣传教育。各级党委应当立即根据本指示的精神在党内进行传达和解释。中央即将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蒋匪帮进犯我沿海地区的阴谋。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后，各地应当立即在群众中讲清这次作战的意义、目的和有利条件，彻底揭露卖国贼蒋介石的罪恶历史和这次进犯的阴谋，激发群众对蒋匪帮的新仇旧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备观念，坚定必胜信心，克服麻痹松懈情绪。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邀集民主人士座谈，讲清形势，鼓舞信心。要教育群众识破和制止敌人的谣言，防止少数坏分子煽动闹事，并且注意保守军事秘密。要通过这次战备宣传教育，鼓励群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认真贯彻精简工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更好地完成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这次粉碎蒋匪进犯的斗争，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本年度的新兵征集工作，大力加强军工生产，满足前线需要。　　（六）东南沿海准备作战的地区要立即做好战备动员工作，大力支援军队作战。这些地区，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战备和支前工作，保证军队作战需要的粮食和柴火的供应；动员医院、交通、邮电等部门为前线服务；组织短途运输，组织担架队，做好战地救护；组织沿海民兵准备支援和配合军队作战，帮助军队送情报，搜捕空投特务，消灭空降匪军，保护工矿企业、仓库、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进行防空教育，组织群众防空。在岛屿和前沿地区，要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控制。对于制造谣言、煽惑人心、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毛泽东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1〕——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记录（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
　　一、对目前龙胜县形势的估计　　龙胜县今年的农业生产，同去年相比，有较为显著的好转。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这一点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同时，确实有一部分贫下中农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暂时的动摇；也确实还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积极进行单干。但这不是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事实上单干的并没有那样多。那是因为界线不清，把那些正确地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和其他基本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据这次分析，目前龙胜全县的生产队中，大约有60—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性质；有20—30％基本上属于单干，不过还保留着某些集体经济的因素；还有大约10％完全是单干。这个估计极其粗略，还有待于地委、县委进一步调查，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谨慎的估计。　　二、对龙胜县目前存在的几种生产管理形式和性质的分析　　目前龙胜县出现的生产管理形式很多，大致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力与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一使用，庄稼统一收打，收入统一分配；在生产劳动方面，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这是它的主要特点所在。责任到人的具体内容是：各段农活分段包给社员个人，分段验收，分段评奖，管理得好的，可以连续包工，特别是从插秧以后到收割以前的这一段田间管理工作，更须事先按每一田块确定质量要求和工分数量，实行包工到人或组，实行评奖评罚的严格的责任制。这是搞好生产队经营管理十分重要的一着。实行这种严格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它的优点是责任分明，又比较简便品行，应该认真总结提高，加以推广。　　第二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生产短期安排，四定小包工。这一种是几年来的老办法，好处是集体抓得紧。它的缺点是：天天派工，天天喊工、等工、评工，不仅十分繁琐，而且窝工严重；又由于责任不明，农活质量没有保证，群众对这种办法一般很不满意，认为再这样搞下去，生产肯定搞不好。看来这种办法必须积极子以改进。　　第三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按劳力或按人头基本固定田块，少数农活统一派工，集体操作，多数农活长年责任到人。办法是按田块确定工分数量，包给个人，有的不联系产量，有的联系产量。联系产量的又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超产部分奖工分，产品全部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一种是包产部分归队，超产部分全部归己或与队分成，群众叫做“吃尾巴”，全吃或吃一部分。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其中有一部分，原来经营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干部指导思想明确，领导比较强、工作比较好的，应当说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不过它的劳力固定得太死，不能统一调配；又由于定产到田，尤其是那些超产全部归己的，如果干部指导思想不明确，就很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所以，目前在名义上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从实质上看，应当分为两类，一类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一类很可能基本上已经是变相单干了。　　第四种，居住深山的单家独户和生产组，经过批准包上交。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仍然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第五种，明显的单干，有的叫“包产到户”，有的叫“分田到户”。按人口或按基本口粮分田，劳力和肥料完全不统一调配，各种各收，各自完成征购任务。其中有一部分耕牛还是集体所有，对五保户还有一些照顾，对困难户还有某种帮助，总算还保留了一点点集体经济的因素。　　以上五种形式，是比较粗略的分法。细分起来，还可以多分为几种。对于每一个生产队，究竟它属于什么性质，是集体经济还是单干，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者兼有两种因素，又以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必须根据各队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谨慎地加以判断。集体经济只要坚持几条必要的原则，形式是可以千差万别的。对第三种形式的判断，尤其要慎重。如上所述，采取第三种形式的，从实质上看，有的可能基本上是集体经济，有的可能基本上是变相单干。如果判断错了，把基本上变相单干的当成集体经济，混淆了界线，显然不利于我们的事业；把基本上是集体经济的当成了单干，也会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同样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三、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　　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对于我们估计形势、确定方针政策和进行具体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从龙胜的情况看，界线不清是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什么叫集体所有，什么叫统一计划安排生产，什么叫集体分配，这三条都比较容易理解。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看来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的应当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说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集体去干。生产队应当因活派人，因人派活，根据农活需要和各人的特长，适合集体操作的集体操作，适合一个人操作的一个人操作；适合张三的张三干，适合李四的李四干；看牛的可以不下田，做这件事的不一定还要做那件事。合理分工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现象，单干不可能分工，集体有可能分工；集体优越于单干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此。只有这样合理分工，集体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并且避免由于每个劳动力都管田而可能发生的弊病。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上述四条原则，生产队必须抓紧如下六点：　　1。主要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2。农业和副业统一制订生产计划，统一安排生产；　　3。统一调配劳动力；　　4。统一规定社员交肥任务，归集体所有的肥料由生产队集中掌握，统一合理使用；　　5。统一收割，统一分配；　　6。适当照顾困难户和五保户。　　四、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　　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示范这两条。目前也还是要从这两方面进行艰苦的工作，树立榜样，说服农民自愿跟我们走。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当然各级领导态度必须十分明确和坚定，“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农民利益，农民一定会跟我们走。但今后一定的时期内，残存着一定数量的单于户，比如说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十，是并不可怕的。　　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坚持集体经济的，要尽全力帮助他们逐步办好。对兼有两种因素的，要诱导他们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克服单干因素。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干，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同时必须讲清楚：土地和已经入社的耕牛、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私分了的，政府决不承认；并且严禁买卖，私自买卖土地和其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是犯法的。总之，只可以通过耐心的教育和具体的范例去诱导，而不可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硬性地去“纠”去“扭”。单干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要走这条路，并且这条路在一部分贫下中农中还保有一定的影响之外；我们这几年的缺点和错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的是由于经营管理太乱；有的是由于领导力量薄弱，或者干部作风不好；有的是由于征购任务过重，确实完成不了，干部没有办法，就采取消极态度，把田地和任务一起分了。因此，还必须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逐步把问题解决。特别是对其中的贫下中农，要耐心，要诚恳，不要歧视，不要伤感情，不要使情绪对立起来。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到开除出党。　　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有一系列的工作必须逐步做好，就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在进行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都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克服了“共产风”，调整了征购任务以后，搞好经营管理就成为巩固集体经济的关键。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把生产队的规模划小一些，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的，从而提供了搞好经营管理的充分可能性。但是决不能认为，一经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好集体经营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应当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营管理的经验。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因此，必须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总结当地行之有效的经验，逐步摸出一套比较好的经营管理办法来，把集体生产搞好。丝毫不必讳言，集体和单干，是在进行着竞赛，只有在生产和生活上赛过单干户，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同时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集体经济才有可能最后巩固。当然，要一下子把所有坚持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办好，是不容易的。两条道路的这种竞赛，也不是三两年所能结束的。但是从现在起，每个公社都必须下功夫认真搞好一批生产队，真正树立榜样。这样就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发生巨大的吸引力。否则，不但已经单干的不能扭转过来，就是现在还坚持集体经营的某些生产队，也还有可能散掉，这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至七日，陶铸和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的龙胜县，听取了汇报；访问了日新公社都坪大队更坪生产队和中岭生产队；七日晚举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座谈的中心是如何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这是座谈会的记录。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明天起，开始讨论，刘××建议成立核心小组，还有许多小组，解决六个大组不能畅所欲言的问题。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二十三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谢富治、谷牧、罗瑞卿、陈毅、杨尚昆，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
    一、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二、形势问题，也要谈一下，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样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那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少，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竞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再有，生产和分配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消费就少了。
    再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七千人大会之后，我看没有解决，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还要做工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敌对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积累过多，民主与集中还要做工作。阶级存在不存在？国内形势如何？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还有反革命存在，要看到，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康生、吴××、胡×。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现在是十点，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刘××，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争）。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未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邓小平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邓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章程得到全体党员的严格遵守；为了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国民经济计划的贯彻执行；为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和破坏民主生活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的监督，严格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和违反国家法律法令的现象进行斗争，决定：　　一、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由本次中央全体会议进行补选。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和县、自治县、市的监察委员会，亦应当在最近期间，依照党章第五十二条的选举手续，进行补选或改选。　　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当多数是专职的。　　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当予以加强。　　二、各级党的委员会，必须加强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定期讨论党的监察工作。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同级地方党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三、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　　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监察组的成员，由相当于国务院部长、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担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监察组的任务是：经常了解并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所在部门及其直属单位的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遵守党章、党纪，共产主义道德，国家法律、法令，执行中央的政策、决议的情况；并且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示，直接检查或者协助所在部门的党组织检查所属党员违反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　　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监察组长，列席所在部门党组（党委）的会议；工作需要时，商同所在部门的党组（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各部门党组（党委）对监察组的工作，应当予以支持。　　各省、宁、自治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监察组或监察员驻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部门进行工作。　　四、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全体监察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都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坚决地保护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及时地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反映情况；都必须经常地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报告和请示工作。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一）从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对于熟悉情况和进行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主要的领导干部长期固定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工作，也会带来某些缺陷。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有计划地、系统地、多方面地交流经验，为了帮助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扩展眼界，丰富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有计划的交流。这就是说，对全国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　　（二）交流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具体地说，中央一级机关的委、部、司、局的正副领导者，中央局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书记和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书记、常委、部长和省长（市长、主席）、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和厅局长，省级以上主要人民团体的党组书记、副书记和党组成员，地（市、州）委的书记、副书记和专员（市长、州长），县委书记和县长等，都应当列入交流的范围。　　党外人士、一般的人民团体的干部、有专门业务技术特长的干部和不担任上述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一般不列入交流的范围。　　（三）交流干部的工作，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根据当前的工作情况和干部情况，列入上述范围的干部，在今后一年以内，可以首先交流一批。为了积累经验，第一批交流的人数不要过多，以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为原则。以后，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经常性的交流工作。　　第一批交流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中，应当有中央到地方和地方到中央的，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的，这个省到那个省的，这个专区到那个专区的，这个县到那个县的。　　（四）上述中央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大区范围内或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地（市、州）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在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部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部分在大区或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　　（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当做出交流干部的计划。中央一级机关的干部交流计划，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商同管理干部的各部拟定。第一批交流干部的计划，应当在今年年底以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以后，每一、二年都要制定一次计划。　　大中企业和高等学校中的党员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办法和计划，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以后，另行制定。　　（六）在交流干部的时候，要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不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从一个单位中调出过多的领导干部，使工作受到影响。对于一些领导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和部门，应当通过交流充实起来。对于领导干部人数过多的地区和部门，应当多调出或多下放一些干部。对每一个干部的工作，都要进行妥善的安排。干部的职位，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可以同原来的职位相当，也可以低于原来的职位；但是，工资级别不要降低。对于少数民族干部，一般在本民族地区内进行交流。　　在交流工作中，必须严格地按照干部管理制度办事。无论免除原职或者任命新职，都必须报告中央或主管党委批准。由选举产生的干部，还应当注意按选举程序办事。　　（七）人民解放军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办法和计划，由军委参照上述各点，另行制定，报告中央批准施行。　　（八）人民公社主要干部的交流问题，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自行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
    　　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新的条件下，具体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根本间题。党中央将继续具体地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工业问题，一个是商业问题。除了工业问题准备另作决定以外，党中央对于商业工作问题，现作如下的决定。
    一
    　　全国解放以来，我们的商业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功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醚，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全国商业网，组织了广泛的城乡经济联系。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辛勤劳动，对于农村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着使我们的商业工作更好地前进，党中央认为，需要总结十多年来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更系统地说明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当然也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里所说的发展经济，主要地就是发展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这里所说的保障供给，就是要经过交换，逐步地保障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还要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交换，逐步地保障城乡全体居民生活资料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如果离开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基本出发点，孤立地看待商业，是不能解决商业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当时还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里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一些同志，在商业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毫无疑问，商业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商业是农业同工业的桥梁，是生产同消费的桥梁，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是不能没有这种桥梁的。但是，应该怎样搭好这种桥梁呢？应该怎样解决商业的问题呢？有一些同志，只是在商业问题上打圈子。他们的观点，在实际上，是一种单纯的商业观点。　　党中央认为，这种单纯商业观点，很需要改正。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根本观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是否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起了促进的作用，是否组织好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这是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不好的主要标志。　　对于商业来说，生产是处在支配的地位，而不是相反。但是，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就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做得不好，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如果认为商业工作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起作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促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巩固，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如果忽视我们的商业工作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所能够起的作用，认为商业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　　改进我们商业工作的关键问题，是要遵循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遵循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的，农村是我国工业市场的主体的这一指示，把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商业工作的第一位。这就是说，我们商业工作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在交换过程中，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同其他工作一样，我们的商业工作要切实面向农村，切实做好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工作，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工作，做好城市中的供应工作。　　看不见我国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国内市场，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把这个最广阔的市场组织起来，不懂得发展农业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就会使我们的商业工作迷失方向，也会使我们的工业工作迷失方向，使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迷失方向。　　我们的商业工作必须认真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地调整商业和农业的关系、商业和工业的关系，通过商业工作，更好地调动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活跃城乡经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盟。依靠农业战线、工业战线、商业战线的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实现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指示。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看到，我们在商业方面同私商的投机倒把作斗争，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将还是长期的。特别是在农村中，那里的商业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投机商贩就会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斗争。对于商业战线上的这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是很熟练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政策，继续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善于利用商业这一环节，促进工农业生产，组织消费品的供应，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商业战线，同农业战线、工业战线紧紧地结合起来，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继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二
    　　农业和工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互相促进．这种互相促进，在许多方面，是要通过商业来实现的。　　商业工作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农民供应东西、向农民收购东西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商业部门在向农民供应东西这一个方面，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善于向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组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类货源。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主要包括普通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农药、良种、耕畜等等。商业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专门的供应系统，来组织这些生产资料的供应。同时，要改进供应的方法，认真地研究各个地方农业的特点和具体需要。生产资料的品种和规格都要对路，质量要好，价格要适当，供应要及时。　　商业部门除了要组织供应农业继续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以外，还要根据商业部门本身的条件，协助工业部门、农业部门，逐步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革，以便使我们的农业能够比较迅速地扩大再生产。　　由于农业的新式技术设备，一时还不能增加很多，目前只能重点使用，因此，用竹、木、铁、皮革等制造的中小农具，对一般农业地区来说，在相当时期内，还有普遍的重大作用。农民迫切希望国家能够供应这类农具。商业部门应该积极地同工业部门，特别同手工业部门配合，来满足农民的这种需要。　　为着逐步满足农村对耕畜的需要，商业部门应该根据各个地区耕畜的流转习惯，积极发展耕畜的交换，组织耕畜的调剂，促进耕畜的繁殖。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应该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片面地以赢利为目的。商业部门要协同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运销费用，要以优质、廉价的生产资料供应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生产单位。凡是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果价格过高，不利于农业生产，应该适当地降低价格。　　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以外，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所生产的消费资料，凡是适合农民需要的，商业部门就要优先供应农村，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凡是农民需要而比较缺少的商品，商业部门就要向计划部门和有关的生产部门提出要求，以便采取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生产，逐步地保证供应。　　在向集体经济单位收购各种农副产品的时候，我们要同他们协商，分别不同的品种，规定适当的购留比例，规定合理的收购任务。对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和农副产品的收购计划，要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既要保证城市和工业的正常需要，又要使农民承担得起，不要收购过头。这就是说，我们要兼顾国家和农民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照顾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利益，另方面，要给农民留有余地。　　农副产品的收购，分别采取统购、派购和议购的办法。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是一种长期性的政策。国家对一部分农副产品实行派购，是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暂时性的措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资的增加，应该逐步缩小派购的范围。　　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商品交换，不论统购、派购、议购，一般地都应该采用合同的形式。通过统购合同、派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来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可以使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有计划地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又可以使国家更有计划地安排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把国家的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单位的计划紧密地衔接起来。　　目前国家对于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实行供应一定比例的工业品的办法，这是必要的，农民是欢迎的。这是实现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在实行这种办法的时候，应该十分注意扶助集体经济，发展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并且根据工业品的供应情况，使那些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和集体经济单位，得到较多的工业品。　　（1）商品粮食的集中产区和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应该得到更多一些的工业品，经济作物区还应该得到必要的粮食。　　（2）在集体经济单位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时候，他们所得的工业品，要受到适当的优待，使集体经济单位从国家得到的工业品，逐年增加。　　（3）在集体经济单位向国家交售粮、棉、油等产品的时候，从国家换得的工业品，应该适当地高于其它农副产品所换得的工业品。　　（4）农作物的产量高、商品率高的集体经济单位，应该优先得到工业品的供应，并且使他们能够维持较高的口粮标准．　　（5）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应该是当地农民乐于接受的，不能强行推销，强迫搭配。　　实行这些办法，会促使城乡经济更加活跃起来，促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也将有利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逐步地走向合理，逐步地走向等价交换。　　为了发展城乡商品交换，不但需要有计划地增产大量合用的农业生产资料，而且需要增产大量的轻工业品。因此，党中央认为，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商业工作部门应该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棉花生产的迅速增长．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增产了，就可能使国家得到更多的轻工业原料，因而商业部门也就有可能给农民提供更多的棉织品和其他日用工业品。　　商业部门同国营农场进行交换，也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办法，以利于国营农场生产的发展。
    三
    　　我们工业的发展，要求农村提供必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　　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商业部门要注意下列各项工作，以保障工业的正常生产和促进工业的发展。　　（1）力求使各工业单位及时地得到价格适当，规格合用、质量优良的原料、材料的供应，同各个工业生产单位逐步建立固定的供应关系，根据国家计划，订立合同。　　（2）协助农业部门和有关工业部门，扶植那些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作物生产基地，并且要逐步建立这类新的基地。　　（3）对于可以用作工业原料材料的农副产品，特别是可以制作中小农具的原料、材料（如竹、小杂木、藤、柳条、荆条，等等），商业部门，主要是供销合作社，应该同集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进行收购，促进生产。　　（4）对于生产先进的企业，商业部门要会同有关的工业部门优先供应他们质量好、数量多的原料、材料，以鼓励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5）对城市工人、职员的生活资料，应该做好供应工作。要特别关心和保证高温、高寒、高空、井下、野外、海洋作业的工人的特殊需要。　　商业部门在做好上述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注意改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工作，以利进一步地扩大市场，繁荣经济。　　对于日用工业品的收购，按照下列的规定办理：　　（1）国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出产的日用工业品，大部分由国营商业部门收购，一部分由供销合作社收购。　　商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收购产品，都要签订合同（包括数量、质量、价格、交货时间，等），双方按照合同办事。　　（2）商业部门在订货的时候，对于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的生产单位，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条件，以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生产技术的改革。　　（3）有些日用工业品的新品种，经过适当的批准手续，生产单位可以自行试销，或者委托零售商店代销。　　（4）有些手工业产品，可以允许手工业合作社自产自销。　　（5）商业企业，特别是批发单位，要有必要的季节储备，以利于调剂市场和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商业部门在收购工业品的时候，要加强商品检验工作。商业部门供应各工业部门的原料、材料，各工业部门供应商业部门的商品，都应该是好货好价，次货次价。对于不能使用的原料、材料和没有销路的产品，双方都可以拒绝接收。　　商业部门应该充分地了解各地方、各季节的市场情况，及时地、具体地向工业部门反映，以便工业部门根据市场的要求，安排生产计划，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　　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应该密切协作，互相监督，以利于发展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四
    　　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　　一、国营商业　　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　　国营商业应该按照国家的政策和统一的计划，领导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进行商业的管理工作，并且和供销合作社一起，进一步地改造小商小贩，同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　　国营商业要掌握主要的日用工业品和农业商品的批发贸易，合理分配商品，同时，由供销合作社分担一部分批发业务。这样，社会主义商业就能够稳定地掌握全国的市场，稳定地掌握农村市场，保证计划市场的支配作用，而利于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国营商业应该根据各地区社会购买力的大小，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照顾对外贸易的需要，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照顾各地区历史形成的消费习惯，全面安排，适当分配自己掌握的商品。　　为着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国内统一的市场，国营商业，按照行业系统，按照需要，分别地建立和健全各种商业的专业公司。　　在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相互之间，在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之间，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之间，要实行计划分配商品和选购商品相结合的制度。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不但要注意数量多少，更重要的，是注意质量的好坏。反对硬性摊派和好坏搭配的办法。　　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应该定期召集有关的零售单位和消费单位举行会议，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在举行这种会议的时候，应该邀请有关的生产部门参加。　　国营商业的零售企业，也应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根据消费者的合理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二、合作社商业　　我国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同这种生产制度相适应，应该存在着合作社商业。这是国营商业以外的社会主义商业的另一种形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否认合作社商业的必要性，不充分发挥合作社商业的应有作用，是错误的。　　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积极地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贸易服务，做好城乡间、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工作，做好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工作。　　供销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上，必须把国家委托的购销业务放在第一位，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产品收购计划，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供销合作社应该积极地适当地开展自营业务。自营业务的具体作法，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例如直接到生产队实行议价收购、实物换购、代购代销等等。　　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就可以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这对于投机倒把，对于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一种有力的打击。　　供销合作社应该在城市中建立货栈，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同时，收购一部分工业品下乡。在城市的企业、学校、机关中，可以建立消费合作社，或者受国营商业的领导，或者受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供销合作社货栈批发的商品，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销售，也可以通过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销售，也可以自设推销机构。　　供销合作社要同手工业合作社密切协作，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供销合作社收购和供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支援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产品，除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的和一小部分由手工业合作社自产自销的以外，都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推销。　　农产原料，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后，供销合作社可以议价收购，交给工业企业或手工业企业制造成品，在市场上出售．　　供销合作社应该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经营作风。要恢复和发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定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接受群众监督，实行财务公开，定期公布帐目，分给社员应得的红利。　　各部门应该积极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国营商业和物资部门在商品分配方面，工业、手工业部门在商品供应方面，银行在贷款方面，税收部门在税率方面，交通运输部门在组织运输方面，都应该积极予以支持。　　三、集市贸易　　在农业经济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保存着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如果认为，对于集市贸易，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是不对的。　　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当然，集市贸易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有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针对着集市贸易这种两重性，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实现这个要求，要有正确的经济措施，又要有正确的行政管理办法。　　（l）在经济措施方面，主要的是让供销合作社积极参加集市贸易，展开自营业务，通过购销活动，吞吐商品，平抑物价。　　（2）集市贸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合理议定。为着购销双方的方便，供销合作社可以在集市上设立交易所。　　（3）国家不进行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可以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不同品种，允许或者不允许集体经济单位和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以后，把剩余部分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属于国家统购的农产品，严格禁止私商插手经营。　　（4）不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都只许出卖自己生产的产品，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不许转手买卖，反对弃农经商。　　（5）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该加强对于城乡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商贩的领导和管理，适当安排他们的业务和生活，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制止他们的投机为。　　（6）在加强行政管理方面，要对小商小贩进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指定活动地点，规定合理的税收。　　（7）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由有关部门组织集市贸易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
    五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大统一的国内市场。　　全国的商业工作，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不容许有同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另一种方针政策，不容许有同国家统一计划相抵触的另一种计划。　　为着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中央关于商业方面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间题，特作如下的规定：　　（l）全国重要的商品，都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管理。管理的具体办法，由中央的有关经济部门，根据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同各地方的有关部门，商议拟定。　　（2）工业所需要的重要农产原料，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按照这个决定第三章的规定，对这些原料的供应，要根据国家计划，特别照顾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和先进工业地区。有些农产原料，应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办法，留一个适当部分，照顾出产原料、材料较多的地区。　　（3）国营工业出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别由国家的物资管理部门和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对于商品的供应，也要按照国家计划，适当照顾那些提供粮食、原料、材料较多的地区和重工业发展的地区。有些工业产品，也应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办法，适当照顾出产这些产品较多的地区。　　（4）对于次要商品，中央商业部门一般不规定具体品种的调拨计划，只规定调拨商品的价格总额。　　（5）由中央划归省、市、自治区管理的商品，在必要的时候，中央也可以同地方协商，调拨一部分。　　（6）全国重要商品的价格，由全国物价委员会会同中央的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按照质量、品种、地区、季节的差别，分别做出规定。次要商品的价格，由各地方物价委员会会同地方的有关部门规定。　　各经济部门在物价方面发生争议的时候，由物价委员会进行仲裁。　　（7）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基层供销合作社一般应该按集镇设置，有些地方，也可以按公社设置。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批发机构，应该按经济区域设置，不按行政区域设置。　　基层商店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可以按照商业计划，直接向生产单位进货。　　（8）大中城市的商业，由市一级的商业领导机构，分别行业，统一管理，不得按行政区界，分割市场。市内区一级的商业机构只领导那些分散的、小型的零售商业和服务业。　　（9）逐步恢复城市同乡村之间、地区同地区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经济联系，改变地区同地区之间、城市同乡村之间那些不合理的分割市场的现象．凡是国家允许供销合作社开展自营业务的商品，都可以在省同省、专区同专区、县同县之间，相互流通，不能加以阻碍．　　中央认为，采取上述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中央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有利于地方的分级管理；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中央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
    六
    　　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党中央历来坚持的政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总是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保证城乡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即使遇到某些暂时困难的时候，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同消费的矛盾，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种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矛盾，根本上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是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矛盾，是由于财富不断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里，造成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需要不断增长而生产赶不上需要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是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要求而消费不能不在一定时候受到某些制约的矛盾，也就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还有，国家机关在计划工作和价格政策等方面也会有正确和错误的矛盾，而结果也常常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同消费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当我们认识到它以后，是可以经过不断调整而逐步解决的。这种矛盾在各个时期，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总归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它不断解决，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　　前些时候，在我们这里，由于物资不足，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曾经一度比较突出。因此，党中央从一九六O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逐步地解决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着，在农业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规定了一套具体政策，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这些具体政策，进一步地丰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并且很快地收到了成效。特别是“农业六十条”，成效更为显著．农业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由于农业在新的条件下逐步上升，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和城乡市场状况，也有了新的改善。在已经取得的新成就的基础上，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央根据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采取了调整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加强财政金融管理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国民经济的各方面，也很明显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由于物资不足，在市场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在生产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加以解决。　　党的政策是要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继续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对于物价的不合理部分，应该分批分期地、慎重地进行调整。　　（1）城市居民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的价格，继续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　　（2）次要的日用工业品和次要的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的，有关部门要反复研究，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提出方案，由国家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　　（3）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运输部门应该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降低流通费用，避免产品涨价。过去提价不合理的，应该适当降低。　　（4）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应该尽可能增加生产，保证供应。这类生产资料的价格，应该是集体经济和农民能够接受的。如果因为降价而使生产单位发生亏损，可以由国家适当补贴，以利于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生产。　　（5）经过供销合作社参加集市贸易的活动，逐步压低小商、小贩的贩卖价格，使集市贸易的价格同计划市场的价格逐步地接近起来．　　（6）继续巩固和提高人民币的信用，对于稳定市场、促进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在国民经济的调整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合理地控制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地、有计划地缩小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的范围。　　党中央认为，采取上面所说的各种措施，是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将使我们可能有计划地、逐渐地、因势利导地、比较自然地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改变目前存在着的某些工农业产品的不合理的不等价交换的现象。
    七
    　　一切商业部门，包括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都应该根据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改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商品损耗，减少经营环节，降低商品流转费用，以便为市场提供比较便宜的商品，为国家提供比较多的积累。　　中央商业部门应该逐步建立一整套关于商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制度，目前要特别注意以下几项：　　（1）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制，健全财务制度，节约费用开支，杜绝浪费现象．反对不计成本、不问盈亏的错误思想。帐簿报表必须确实，不得弄虚作假。所有企业销毁帐簿必须经过法定手续，不得自行销毁。　　（2）取消不合理的经营环节。商业计划制度和商业管理体制中不利于减少经营环节的某些规定，应该逐步加以改变。　　（3）商品流转应该采取最经济、最合理的路线，避免迂回运输。从产地到销地的传统的直达运枪路线，跨县、跨专区、跨省的合理的供应方法，都应该逐步加以恢复。　　（4）改善商品的保管维护工作，特别要注意改善鲜活商品和易腐商品的保管维护，减少霉烂损失。在价格体制上，应该给予各级商业企业必要的机动权，使他们能够把残次商品和可能在短期内腐坏的商品削价出售。　　（5）在进一步加强职工政治教育的同时，应该很好地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他们的健康。　　（6）改进商业部门现行的工资制度，有的可以实行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有的可以实行计件工资的办法，以便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7）商业网和销售点的设置、商店的营业时间、商店的营业制度，以及业务的经营方法，都要尽量便利群众。　　（8）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经验、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的合理的商业经营方法，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的水平。
    八
    　　全国商业部门几百万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的，许多人经历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有了很大的进步。几年以来商业人员经过多次抽调，减少了一批政治骨干和熟练人员。当前许多地方的国营商业单位和供销合作社存在着机构弱、骨干少的问题，同目前商业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从各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步骤地整顿和充实商业队伍。为此，必须：　　（l）补充一批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实际工作锻炼的干部，去担任各级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领导工作。县的商业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应当配备相当于县委常委一级的干部担任。过去从商业部门调出去的有经验的骨干人员，要尽可能归队。　　（2）在几年以内有计划地选调一批大学、专科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和一部分复员军官，到商业部门中来，培养他们成为有比较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业务上比较熟练的商业工作人员。　　（3）有计划地吸收一批优秀的商业工作人员入党入团。　　（4）对于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中服务的、业务上有专长的老商业工作人员，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吸收他们有益的经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5）从事商业工作的人员，要适当地稳定下来，不要轻易调动。　　正如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党组织在全体商业人员中，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加强大家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克服一切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国家财产、甚至多吃多占等类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反对商品“走后门”，不断地检查和清除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在商业人员中，还应当加强关于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知识的教育，加强关于劳动纪律和服务态度的教育，提高商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我们的商业企业遍布全国，同工农业生产、同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使几百万商业工作人员都能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效地改善商业的经营管理，必须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地方商业工作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需要依靠地方党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就地确定，就地解决。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商业工作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经常进行检查、督促和帮助，并且注意协调商业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把商业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中央还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协助商业部门做好工作。　　为着做好商业工作，各级党委，还必须善于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在群众中，在农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中央号召全体商业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提高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商业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特作以下的决定：　　（一）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充分地、完整地说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这条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根据这条根本路线，党采取了几种不同的灵活的过渡形式，促使我国农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集体化。随后，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了人民公社。由于党中央随时总结实际经验，规定了适当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措施，已经使人民公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总的说来，我国的杜会主义农业是在前进中。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在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我们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便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正在成为我们全党、全体人民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议事日程。虽然，我们对于这个任务抓得稍为迟了一些，但是，从现在起，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因地制宜地（而不是千篇一律）、及时地（而不是拖拖踏踏）、有重点地（而不是分散力量）、慎重地（而不是轻率）来正确处理这个任务，再经过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在基本上实现党中央所预见的、农民和全国人民群众盼望很久的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并且，一定能够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繁荣起来。　　（二）为此，中央认为：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就是说，我们要从发展农业着手，来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忽视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是错误的。国家必须拟定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支援农业的长期规划。国家计划部门，经济工作部门，重工业部门，轻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还有科学技术部门，文化教育部门，这一切部门制定的计划和采取的措施，都必须肯定以农业为基础，而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农业部门、重工业部门和科学技术部门，必须按照全国各个地区自然条件、耕作条件的不同特点，拟出分批分期，分别不同阶段，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可靠计划。不论那一个部门，在制定支援农业计划和采取农业技术措施的时候，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同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的科学家实行同志式的合作。农业技术措施，都必须经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一切担负领导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守党中央的指示，力戒独断专行，不能妄自尊大，不能玩弄行政命令手段，不要哗众取宠，而是要埋头苦干，和衷共济，学会在经济上精打细算，衡量利弊，分别先后，使一切工作都能够脚踏实地，使计划真正切合实际，使措施能够行之有效。　　（三）我国现在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的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就是说，在我国，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最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内市场。这个国内市场，有极大的潜在力量，能够容纳愈来愈多的大量的轻工业品和重工业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就在这里。因此，我们的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除了轻工业部门要利用农业的原料制造更多的轻工业品，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以外，重工业部门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试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为农业提供当地当时适用的各种机械、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等生产资料，并且还必须努力为轻工业提供原料、材料，以便增加市场需要的消费品。　　（四）同计划部门和各经济工作部门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相适应，应该重新审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比例。中央认为，对于农业的投资，包括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运输业、科学研究的投资，在经济建设总投资中的比重，应该有计划地提高。这一部分投资，在一定的时间内，应该比其他部分的投资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国家的农业投资，都必须合理使用，不许浪费，不许任意花钱。国家的每一分物力、财力，都必须用在适当的地方，能够得到最好的经济效果。　　为着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的情况下，国家对于那些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和企业，在财政上可以给予必要的补贴。　　（五）为着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照顾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该在适当的水平上，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包括正税和附加税）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摊派。当国家的需要超过征购定额的时候，可以由商业部门，主要由供销合作社，用协商议价的办法，同集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进行采购。在这个问题上，国营农场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便为国家提供多一些的粮食和经济作物。　　（六）学会做生意，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必须改善现在的商业体制，打破“关卡”，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除了办好国营商业以外，必须发展和加强合作商业，并且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在合作商业的积极参预下，正确地发挥集市贸易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商业工作中正确处理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主要地通过经济的办法来取得农产品，而不是主要地通过行政办法；应该采用统购合同、定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发展城乡的商品交换。在这里，价格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着使我国从农业国变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为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能够逐步地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工人阶级要同农民建立深厚的同志式的友谊，要彼此互助合作，取得谅解，同时，必须在价格问题上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并且认真地实行合理的地区差价、质量差价、品种差价、季节差价。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日益众多的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这种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工农业品的交换政策，对于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对于较快地促进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并且是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问题。中央要求，各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党的方针，继续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拟出妥善的措施。　　（七）中央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新的条件。上述的关于支援农业的政策，关于工业发展方向的政策，关于增加农业投资的政策，关于征购的政策，关于价格政策，都是为着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调动全体集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些在国家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的政策，都是党要持久实行的政策。　　现在，中央根据一年多以来的经验，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一次修改。人民公社应该根据这个修改的条例，继续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要贯彻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除了少数继续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以外，生产队应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条例规定，这种基本核算单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人民公社的各种体制、各级规模和条例中的各项重大规定，经过群众讨论，确定以后，也长期不变。这些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制度问题上的政策，也都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期内要持久实行的政策。　　条例中规定，必须在集体经济内部，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这也是为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样是党要持久实行的政策。社员应该有适当的自留地，同时，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得到公社批准，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以利于社员养猪，从而为集体经济提供肥料。这种饲料地，应该在保持水土、保护山林和草原的条件下，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在这里，中央提醒各地方的同志们注意：在工业和其它方面加强对农业支援的时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必须十分注意从自己内部发挥潜力。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护和繁殖牲畜，要尽力增加各种农家肥料。决不能因为等待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而轻视畜力，放松积肥工作。即使在将来有了较多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时候，畜力和有机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八）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自愿、示范、互助、互利的原则。必须搞好经营管理。要认真地总结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各种经验，吸取其中为群众能够接受的、简便易行的、良好的办法，改进经营管理工作，正确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来提高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耕作的质量。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必须坚决实行民主办社，民主办队。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必须学会走群众路线。一切耕作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分配问题，都应该事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特别是要向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不得由干部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必须坚决实行勤俭办社，勤俭办队，公开财政。工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情况，资金的情况，都必须定期向社员公布，由群众评论。任何工作干部，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不许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县的有关部门，应该经常辅导公社各级的会计财务工作，并加以检查。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同意，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应该加强对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领导，特别是对生产队的领导。人民公社的党委和支部，要学会做好经济工作，还要懂得怎样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在农民中，在各级干部中，经常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要教育农民和各级干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爱护公共财产。要提高党员和团员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在集体经济组织中能够进一步地起模范作用。　　（九）粮食是农业多种经营的基础。集体经济必须认真实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合理安排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努力发展棉花、油料、蔬菜、烟叶、麻类、糖料、蚕丝、茶叶、果类、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集体经济必须把畜牧业放在重要的地位。集体经济还必须努力发展林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各级农业部门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和传统习惯，组织农业的多种经营，以便合理利用土地和各种资源，综合利用劳动力，增加生产，适应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并且增加社员收入，巩固集体经济。　　各级农业部门必须按照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原则，经过反复试验和典型示范，根据群众的自愿，逐步推广增产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措施。应该加强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应该繁殖和推广良种，指导生产队选留良种。应该生产质量好的农药，防治病虫害。应该整顿、充实和提高种子站、技术推广站和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应该办好拖拉机站和机电排灌站，使现代的农业技术装备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　　要根据本地方有益的经验和习惯，实行各种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以便保护地力，利于增加生产。　　（十）为着加强农业工作的领导，加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领导，加强农村中的党的基层工作的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选择一批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相当工作能力的、懂得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干部，到专区、县、乡村去，长期参加工作。中央要求这些下去的同志，真正当群众的小学生，同原来在当地工作的同志好好合作，全面地了解当地农村的情况，办好集体经济，积累农业知识。对于公社各级组织的干部，应该轮流地进行训练，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央希望所有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了解，他们所担负的工作，是我国目前头等重要的工作，他们应该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实现党所给予的这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十一）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要做好这件大事，必须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和积极性，同时，必须依靠中央的集中领导。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党章，我们国家的宪法，都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在不久以前，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特别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要不断地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要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优越性，就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人民公社各级干部都应该倾听群众的意见，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正确的领导。　　（十二）党中央历来坚持大权统一于中央、小权适当分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中央认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这在农业工作上是特别重要的。忽视因地制宜的原则，要求千篇一律的措施，就会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害，这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整个农业发展的方针，农业的技术改革，国家支援农业的各项工作，必须有中央的统一政策，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方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密切合作，而不能各自为政。在一切经济工作中，违反中央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的分散主义倾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十分有害的。　　以上十二项，是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决定。这些决定要付之实现，还需要各部门、各地区认真总结经验，就有关政策做出一些更具体的规定。　　全党同志们，全国农民们，你们了解，我们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人民服务，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这种目的，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农村中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以后，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且领导农民逐步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广大农民是积极拥护集体化的，因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援助。这就是事实的回答。前几年农业生产下降，是由于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还由于我们工作中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农民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严格地批评了和坚决地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同全体农民在一起努力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从去年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有很大程度的好转，而且必将继续有更大的好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农业生产中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开始出现的新气象，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国农业生产高涨的新阶段，将要到来。　　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工业调整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其他经济方面的各项正确政策，加强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团结，加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力量，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的巩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困难，而且不应该忽视困难，但是，只要大家好好工作，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前进道路上较快地战胜困难。在事实上，我们的事业，从来就是在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的。很明白，现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的这个决定，不但完全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农民长远的利益。让我们全党同志，全体农民，全体工人，全体知识分子，全体爱国分子，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圆满地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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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一章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
    　　一、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互相支援，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二、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三、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合理地管理和组织生产。　　在人民公社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同群众密切联系、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　　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人民公社的各级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和生产队社员大会。　　人民公社的管理机关是各级管理委员会。　　人民公社的监察机关是各级监察委员会。规模较小的生产队，可以只设一个监察员。　　人民公社各级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级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都必须经过社员充分的酝酿，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　　五、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应该由社员民主决定。各级规模大小的确定，都应该对生产有利，对经营管理有利，对团结有利，并且便利群众进行监督。　　人民公社的规模，是一乡一社。有的是小乡一社，有的是大乡一社。各个公社的规模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生产队的规模，应该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能够搭配得开、畜力和农具能够配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等等条件确定。生产队的规模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六、少数民族地区、畜牧区、渔业区、林业区，可以根据本条例的基本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另定具体办法。
    第二章公社
    　　七、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公社社员的代表，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全公社范围内的重大事情，都应该由社员代表大会决定，不能由管理委员会少数人决定。　　公社社员代表大会要定期开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　　八、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两年改选一次。社员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从事各种业务的社员，有经验的老农，农村的专业工人，青年和妇女，少数民族的社员，烈士家属和转业军人，侨眷和归侨，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任期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选举管理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应该注意使老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　　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社队，还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社员，参加管理。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如果不称职，都可以由社员代表大会随时罢免。　　九、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即乡人民政府），受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委员会派出机关的领导。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　　公社的社长，就是乡长。　　十、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面向生产队，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副业、渔业等生产事业。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正确处理问题，把应该做的事情认真做好，但不能管得太多太死。　　（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法令。公社不能违反和改变中央既定的政策、法令，并且要随时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认真执行，检查他们的执行情况。　　（二）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向各生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对各生产队拟定的计划，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取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　　（三）对于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经过同社员和干部商量，及时地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工作，帮助生产队做好收益分配工作。对于困难较多的生产队，应该更多地给以帮助。不许乱开电话会议和各种会议，不许向生产队乱要统计表报，不许瞎指挥生产。　　（四）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的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推行的时候，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只能典型示范和提出建议，不许强迫生产队接受。　　（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生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组织这种协作，必须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六）从各方面帮助和督促生产队妥善地安排生产资料：　　（1）选留良种，并且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种子进行必要的调剂。　　（2）根据生产队的需要和货源的多少，同供销合作社商量提出农具、肥料和农药的供应计划，并且，督促供销合作社做好这些供应工作。农具、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必须注意保证质量，保证配套，讲求实效。这些生产资料，应该由生产队自由选购，不许摊派。凡是摊派的，生产队都有权拒绝接受。　　（3）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适用于本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运输工具。　　（4）管好、用好属于公社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十一、公社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在不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长的条件下，经过公社、有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经过上级批准，兴办全公社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大队、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设，兴办几个公社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的基本建设。　　在兴办这些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被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和补偿。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负责管理和维修公社集体所有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属于几个大队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举办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在公社的领导和参加下，由有关的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联合选举管理机构，制定公约，共同管理，共同维修。　　公社管理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保护水库、堤坝、渠道和苇塘，注意综合利用这些资源，养鱼养鸭，发展水生作物。　　十二、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山林资源，公社所有的山林，一般地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不宜于下放的，仍旧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的山林，一般地也应该固定包给生产队经营；不适合生产队经营的，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组织专业队负责经营，这些山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不论是山区、半山区、平原区、沿海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积极地植树造林、保护林木，保持水土，严格禁止乱砍乱伐，毁林开荒。在放牛放羊的时候，不准毁坏幼林。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应该根据山林资源的情况和林木生长的规律，根据国家采伐计划以及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确定每年林木采伐的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对于不在计划之内和不合规格的采伐，经营的单位有权制止。林木的采伐，要有严格的批准制度，凡是违反制度的单位或者个人，都应该受到适当的处分。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经过社员讨论和同意，制订护林公约，并且还要有管理林木的负责人。护林公约应该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每砍伐一棵树木，至少必须补栽三棵，并且保证成活。　　十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负担，也不能影响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这些企业，都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帐目要定期公布。这些企业的人员任用，生产情况，物资情况，财务收支等等，都要定期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并且征求社员的意见，不许营私舞弊。公社的干部和任何人，绝对不准利用这些企业，多吃多占，安插私人，铺张浪费。　　公社企业的利润，除了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公社范围的生产事业以外，应该拿出一部分，扶助生产上有困难的生产队。　　十四、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受手工业县联社和公社的双重领导。公社对于手工业组织，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督促他们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同生产队商量，合理地解决生产队内部手工业者的口粮问题，合理地处理他们参加集体分配问题。对于亦工亦农的手工业者，注意安排他们从事适合自己情况的农业生产。对于熟练的手工业者，按照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计算劳动报酬，不能同农业劳动一样。　　历来是串乡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应该容许他们串乡经营。　　十五、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在各生产队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任务。　　在国家规定的征购、派购任务以外，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许另派机动粮和自筹粮，不许另立名目，增加任务。　　十六、公社和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　　十七、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根据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根本方针，经常检查、帮助生产队做好财务工作和物资管理工作。要帮助生产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监督他们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合理使用资金，防止贪污浪费。　　县的有关部门应该经常帮助和检查公社各级的会计财务工作，举办会计训练班，培养和训练会计人员。
    第三章生产大队
    　　十八、在保留三级组织的人民公社中，生产大队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年改选一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也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选举。　　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任期都是一年，可以连选连任。如果不称职，都可以随时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罢免。　　十九、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管理本大队范围内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　　（一）帮助生产队做好生产计划；　　（二）对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财务管理工作和分配工作，进行正确的指导、检查和督促，帮助它们改善经营管理；　　（三）领导兴办和管理全大队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生产队之间必要的协作；　　（四）管好、用好大队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五）经营好大队所有的山林和企业，领导好生产队联营的企业，督促和帮助生产队经营好山林和企业；　　（六）在全大队范围内，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帮助生产队安排好社员生活；　　（七）管理全大队的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项工作；　　（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法令。　　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做以上各项工作的时候，应该遵照第二章中有关的那些规定；在处理大队办的企业的时候，应该遵照第二章第十三条关于社办企业的规定。　　有些生产大队，现在仍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只要群众同意，就应该积极办好。这些生产大队，应该参照第四章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处理各项工作。
    第四章生产队
    　　二十、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　　二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要爱惜耕地。基本建设必须尽可能地不占用或者少占用耕地。　　生产队范围内的劳动力，都由生产队支配。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向生产队调用劳动力，必须同生产队的社员群众商量，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许抽调。　　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原来公社、大队所有的农具、小型农业机械、大牲畜，凡是适合于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应该归生产队所有；不适合于一个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可以仍旧归公社或者大队所有；有些也可以归几个生产队共有，联合经营。　　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可以把零星的树木，交给社员专责经营，并且订立收益分配的合同，或者划归社员所有。　　上面所说的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别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也长期不变。　　二十二、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　　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种植，决定增产措施。　　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山林、不破坏草原的条件下，生产队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　　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交售任务的前提下，生产队经营所得的产品和现金，在全队范围内进行分配。这些产品和现金的分配和处理，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二十三、生产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当地的生产习惯和轮作制度，根据国家的计划要求和本队生产生活的需要，对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对于粮食作物的品种，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制订本队的生产计划。　　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必须发动社员充分讨论、补充、修改，特别要征求有经验的农民的意见，经过社员大会通过。　　生产队的计划确定以后，要组织群众，定期检查，以保证计划的实现。　　二十四、一般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根据当地的条件，积极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的副产品，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　　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在渔业区，应该专营渔业，或者以经营渔业为主。　　在畜牧区，应该专营牧业，或者以经营畜牧业为主。　　在山区和半由区的生产队，要切实培育好和保护好山林，严禁过量采伐，严禁毁林开荒，并且积极地植树造林，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竹林、经济林、薪炭林和山货、林副产品的生产。在竹木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经营竹木为主，竹木生产和粮食生产相结合。　　二十五、生产队应该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利用农闲季节，临时组织劳动力，进行短途运输、渔猎、采集等活动；有的组织一部分有技术的社员举办各种加工作坊；有的统一供应原料，组织社员分散加工。　　原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各种生产项目，凡是适合于生产队经营，而生产队经营又不妨害农业生产的，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由它们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也可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也可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继续经营。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帐目要定期公布。多种经营的产品和收入，都必须根据社员大会的意见，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许多吃多占。　　二十六、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繁殖耕畜和其他大牲畜，要合理使役大牲畜，特别要注意养好母畜、种畜和幼畜。还要注意牲畜品种的改良工作。　　集体所有的耕畜，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适当的饲养办法，可以实行个人包养、养用合一；也可以合槽喂养。究竟实行那种办法，由生产队的社员讨论决定。生产队应该保证耕畜饲草饲料的供应。　　生产队应该采用民主推选的办法，严格选择饲养员。对于有经验的、爱护牲畜的饲养员，应该长期固定，不要轻易调动。对于保护、喂养、使用耕畜和防治耕畜疫病成绩良好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给以奖励。如果因为管理、饲养或者使用不善造成耕畜死亡，应该由群众研究，弄清责任，给有关人员以适当的处分。　　生产队应该奖励繁殖幼畜。对于繁殖幼畜的有关人员，可以奖励粮食或者现金，也可以采取幼畜分成的办法奖励他们。　　生产队的牲畜，可以拿到牲畜交易市场上出售或者调换。出售牲畜的收人，可以纳入当年分配。　　注意培养兽医，特别是培养民间兽医。及时防治牲畜的各种疫病。　　二十七、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现有农具，并且尽可能地添置新农具。　　生产队要选择责任心强的社员，负责保管农具，并且尽可能做到管用合一。　　生产队应该有计划地培养修理农具的工匠，负责修理农具。这些工匠，应该是亦工亦农。　　小农具由社员自备自用。有些中型农具也可以由社员自行购置，生产队需要借用的时候，必须征求社员本人的同意，并且付给合理的报酬，损坏了的照赔。　　二十八、生产队应该努力增加肥料，制订全年的积肥计划，组织社员常年积肥。为了多积厩肥，要提倡社员多养家畜、家禽。还要鼓励社员多积土杂肥。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增加绿肥的种植面积。　　生产队应该合理规定社员交售肥料的任务，并且按质论价，付给报酬。肥料的报酬，可以记工分，可以付给粮食和现金。超过规定数量、质量又好的，还应该给以现金或者实物的奖励。　　二十九、生产队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对于男女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要根据生产活动的需要和各人的不同情况，经过民主评议，规定每人应该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在规定女社员的基本劳动日数的时候，要照顾到她们的生理特点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实际需要。生产队还要组织一切能够从事辅助劳动的人，参加适合他们情况的劳动，并且按劳付酬。　　三十、生产队必须努力提高社员的耕作技术。要充分发挥有经验、有技术的老农民的作用，聘请他们当顾问，倾听他们的意见，认真研究他们的建议。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人学技术，提倡老手带新手。生产队在检查和总结生产的时候，要进行技术上的检查、评比，对于技术上有贡献的和积极传授技术的社员，应该给以奖励。　　三十一、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临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　　对于劳动积极，管理负责，成绩显著，或者超额完成任务的小组和个人，要给以适当的奖励。对于那些劳动不积极，管理不负责，没有完成任务的小组和个人，要适当降低劳动报酬，或者给以其他的处分。　　三十二、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　　生产队应该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对于某些无法制订定额的工作，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采用评工记分的办法。　　在制订劳动定额的时候，要根据各种劳动的技术高低、辛苦程度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确定合理的工分标准。农忙期间，农业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平时。农业、畜牧业中有技术的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普通劳动。手工业、林业、渔业、盐业、运输业等专业劳动的报酬，应该按照和农业劳动不同的标准计算。　　生产队制订、调整劳动定额和报酬标准，不仅要注意到农活的数量，尤其要注意到农活的质量，并且都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　　生产队在一时还不能推行定额管理的地方，必须搞好评工记分的工作。　　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都要按时记入他的工分手册。社员的工分帐目，要定期公布。　　三十三、生产队有完成国家征购粮食、棉花、油料和派购农副产品的义务。国家在规定生产队的征购、派购任务的时候，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要保证生产队多产多留。　　国家应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向国家交售粮、棉、油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　　为着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照顾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该在适当的水平上，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　　要避免在社员留粮标准上的平均主义。按人口平均提供商品粮较多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应该高些。从事经济作物、蔬菜、林业、牧业、渔业等各种生产的缺粮生产队，在他们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条件下，应该保证他们的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口粮标准。　　三十四、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生产队必须努力增加生产，节约劳动力和生产费用，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坚持少扣多分，从各方面提高社员劳动工分的分值，增加社员的收入。　　生产队对于社员粮食的分配，应该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可以采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其他适当的办法。不论采取那种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社员的口粮，应该在收获以后一次分发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生产队按照丰歉情况，经过社员大会决定，可以适当留些储备粮，以便备荒防灾，互通有无，有借有还，并对困难户、五保户，加以适当的照顾。生产队储备粮的数目，一般不许超过本生产队在上交国家任务以后的可分配的粮食总量的百分之一，最多不许超过百分之二。丰年的储备可以多些，平年可以少些。生产队的储备粮，由生产队自己保管，生产大队和公社都不许调动。储备粮的使用，要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并且规定一套便利于群众监督的适当的管理制度，避免干部多吃多占。　　三十五、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的数量，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一般地应该控制在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到五以内。少数经济作物区、林区、城市郊区等收入水平较高的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可以多一些。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的生产队，可以少留或者不留公积金。　　公积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　　生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该从公积金内开支。基本建设用工和生产用工，要分开计算。对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通过，可以规定他每年做一定数目的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劳动积累。这种基本建设工，一般地应该控制在每个社员全年基本劳动日数的百分之三左右，超过这个规定的基本建设用工，必须从公积金内发给应得的工资。　　在生产队范围内的，维修渠道和塘堰等小型水利的用工，改良土壤的用工，都可以同生产用工一样记工分，参加当年分配。　　三十六、生产队可以从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一定数量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扣留多少，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　　公益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　　生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残废军人，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对于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生产队应该根据他们的劳动能力，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增加收入，除此以外，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也可以给他们必要的补助。这些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的补助，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庭的抚恤，也都从公益金内开支。　　三十七、生产队必须实行勤俭办队。办任何事情，都要精打细算、讲求经济效果，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　　生产队必须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一切财务开支，都要遵守规定的批准手续，凡是不合规定的开支，会计有权拒绝支付。一切收支帐目，都要按月向社员公布。属于生产队所有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都要认真保管好，防止贪污、盗窃和损失。管粮、管物资、管钱、管帐，都要有人负责。生产队长要经常检查和监督财务工作和物资保管工作，但是不要经管现金和物资。　　三十八、生产队必须实行民主办队，充分发挥社员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干部决定。事先都应该征求社员的意见，向社员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并且把每一种方案的具体办法向社员说清楚，经过充分讨论，由社员大会民主决定。　　生产队社员大会要定期开会，每月最少开一次。社员大会也可以根据生产和分配工作的需要，根据社员的要求，临时召集。　　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生产队长应该由成分好、劳动好、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丰富，懂得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的农民担任。　　生产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者监察员如果不称职，社员大会可以随时罢免。　　生产队管理委员会至少每月向社员大会作一次工作报告。对于全队有多少收入，有多少开支，库存有多少物资，社员做了多少工分，交售了多少肥料，分配多少粮食和现金等等社员所关心的事情，必须向社员一笔一笔地交代清楚。社员有权查问，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　　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应该随时听取社员的各种不同意见，既要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又要保障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
    第五章社员家庭副业
    　　三十九、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　　四十、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　　（一）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　　（二）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和大牲畜，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这种饲料地，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三）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和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批准，在统一规划下，可以开垦零星荒地。开垦的荒地一般可以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点，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也可以略多一点。　　开荒绝对不许破坏水土保持，破坏山林，破坏草原，破坏水利工程，妨碍交通。　　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　　（四）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　　（五）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　　（六）经营由集体分配的自留果树和竹木。在屋前屋后或者在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果树、桑树和竹木。这些东西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使用集体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时候，都要付给集体以适当的代价。　　四十一、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　　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四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第六章社员
    　　四十四、人民公社社员，在社内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一切应该享受的权利。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对于社员的一切权利，都必须尊重和保障。　　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公社，不同民族的社员应该互相尊重民族习惯，友爱合作。　　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要保障社员自有的农具、工具等生产资料，保障社员自有的牲畜，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寻根据农业生产的习惯，按照农忙农闲的情况，安排劳动时间，实行放假制度，实行劳逸结合。　　要关心社员的身体健康，保护社员劳动中的安全。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应该给予适当的补贴。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属，应该给予适当的抚恤。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对于参加劳动的少年的身体发育，要加以照顾。女社员在产假期间，生活有困难的，应该酌量给以补贴。　　对于社、队的生产、分配、生活福利、财务开支等方面，社员有提出建议、参加讨论和表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对于社、队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社员有向任何上级控告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都不许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四十五、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赁的双方订立契约。　　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强迫社员搬家。不得社员本人同意，不付给合理的租金或代价，任何机关、团体和单位，都不能占用社员的房屋。如果因为建设或者其他的需要，必须征用社员的房屋，应该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征用民房的规定，给以补偿，并且对迁移户作妥善的安置。　　国家和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应该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对于社员修建住宅，给以可能的帮助。社员新建房屋的地点，要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尽可能不占用耕地。　　四十六、人民公社社员都应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公社内必须履行自己一切应尽的义务，每一个社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决议。　　每一个社员，都必须爱护集体，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同损害集体经济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每一个社员必须完成应该做的基本劳动日，完成规定的交售肥料的任务。　　每一个社员都要爱护国家和社、队的公共财产，积极地保护这些财产不受损害。　　人民公社社员，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封建势力复辟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第七章干部
    　　四十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咸少脱离生产和半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过上级批准，不能由干部擅自规定。　　公社一级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公社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编制数目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　　生产大队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提出，经过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报告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备案。生产大队的干部都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只能半脱离生产，或者不脱离生产。　　生产队干部的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人数也不能多。生产队的干部都不脱离生产。　　四十八、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要正确地理解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在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报请上级处理。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　　八项注意是：（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参加集体劳动。（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　　四十九、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民主作用，反对强迫命令。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正确领导，反对放任自流。不许压制民主，不许打击报复。要平等地和群众讨论问题，使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能畅所欲言；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社员，只许采用商量的办法，不许采用强制的办法对待，不许乱扣帽子。严禁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发口粮”、乱扣工分和不派农活的办法处罚社员。　　五十、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学习经营管理和生产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并且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公社一级的干部，应该按照不同的工作情况，分别在生产队，参加一定天数的集体劳动，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六十天。劳动还要保证一定的质量。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要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份积极地参加劳动，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每一个生产大队的干部，最好都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一百二十天。　　为了不使生产队的干部因公误工减少收入，应该根据各人担负的工作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决定，分别给以定额补贴或者误工补贴。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以内。　　生产大队半脱离生产干部的生活补贴，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由国家财政开支，或者由生产队补贴他们一定数量的工分。在那些采取后一种办法的地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可以略高于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二。　　县和县以上各部门召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开会，除了负担伙食费和旅费以外，还应该发给他们适当的津贴，生产队不再给他们记工分。　　五十一、人民公社各级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奖惩，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不许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凡是不合规定手续的，一律无效。
    第八章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
    　　五十二、生产队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生产大队监察委员会，都受公社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公社监察委员会，受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　　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工作，中央监察机关可以直接过问。　　五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职权是：　　（一）检查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是不是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是不是违反本工作条例的规定和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的决议；　　（二）检查干部有没有侵犯社员的公民权利和社员权利，有没有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三）检查本级和下级管理委员会、企业、集体福利事实的现金和实物的收支帐目；检查财务收支是不是正当，是不是违反财务制度；　　（四）检查徇私舞弊、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　　（五）受理社员的控告、检举和申诉；　　（六）可以参加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的会议；　　（七）向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或者别的组织和人员提出质问，受质问的单位和人员必须负责及时答复；　　（八）在必要的时候，组织专人进行检查和调查，一切有关的单位和人员都有义务提供材料。　　对于性质严重的问题，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应该向上级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一直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和检举。　　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在工作中遇到阻碍和抗拒的时候，有权报请上级处理，一直报请中央监察机关处理。　　五十四、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担任会计、出纳、保管的人员和社、队的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都不能当监察委员和监察员。
    第九章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
    　　五十五、人民公社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党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内的党委员会、总支部、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　　五十六、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人民公杜各级和各部门工作的领导。但是，不应该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要把教育和训练干部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特别要注意教育和训练生产队的干部。　　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定期讨论和研究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对于生产、群众生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执行国家计划和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一般地应该在党内进行充分酝酿，并且同社员和非党干部共同研究，然后再把党组织的意见提交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或者监察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后，保证执行。　　五十七、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要通过各种形式，分别向党员、团员和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集体主义的教育，工农联盟的教育和时事政策的教育，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人民公社。　　在党员、团员中间，要经常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和党章、团章的教育。　　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经常关心群众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反映群众的意见。　　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要加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　　五十八、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领导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使他们真正发挥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　　人民公杜中的党组织，必须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民兵武装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老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手中。　　五十九、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克服党的工作无人负责和组织生活涣散的现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要定期召开党的小组会和支部大会，加强党员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和党章的学习，检查党员在群众中间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公社党委员会和他下面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定期选举。在选举中，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还要注意听取非党群众的意见。　　吸收党员和处分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手续。　　公社党委员会要做好党员的审查工作，严密和纯洁党的组织，严防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　　六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开会讨论，不能由书记个人决定。在讨论中间，要使到会的人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认真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决定。党委集体决定以后，各有关党组织和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分头去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二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十八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三十三人也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问题，井且通过了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国际形势正在朝着更加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继续高涨。古巴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长期武装斗争，赢得了独立；老挝实现了停战和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武装斗争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收复西伊里安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连续的英勇的斗争；这些都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全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保障世界和平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力量的发展，以及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是对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极其重要的鼓舞和支持。　　美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以称霸世界为目的的侵略和战争计划，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更加卑鄙地背叛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独立国家而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其结果适得其反，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的面目，使他们更加陷于孤立。虽然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这场斗争是长期的、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仍然继续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日益壮大，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我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条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我们应当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其他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O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也是长期的任务，总之，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满意地指出，自从一九六一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执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有过去几年连续遭到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国民经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要好一些。　　
    在农业方面，今年夏季作物的实际收获量比去年略有增加，秋季作物的收成预计也将比去年增产。这是贯彻执行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优越性的结果。　　在工业方面，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调整措施，已经产生积极的效果。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不少的手工业产品以及某些当前最急需的重工业产品，今年一月至八月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了改进，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成本有所降低，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在商业工作方面也有新的改进，市场供应的情况比以前好了一些。　　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在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应当指出，我们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得好，例如还有一批生产队、一批工厂、一批商店，由于领导人员不得力因而减产或者不受群众欢迎。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们迅速地好起来。　　我国人民一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即使遇到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地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充分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难作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是一支坚强而可靠的人民军队。我国还有广大的英勇的民兵。它们很好地执行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劳动、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荣任务。它们随时都在警惕地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保卫社会秩序，随时准备粉碎任何敌人的侵略和破坏活动。　　一切斗争的考验都证明，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美帝国主义还策动窃据台湾的蒋匪帮，妄想进犯大陆沿海地区。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但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国内外的一切走狗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不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狰狞的嘴脸，而且更加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奋发图强的精神。我国人民坚决地粉碎了并且将继续粉碎他们的任何窜犯、挑衅、侵略和在国内党内搞颠覆活动等等阴谋。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1〕。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在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　　在工业方面，首先必须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按照目前的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进行合理的调整，加强薄弱部门的生产能力，努力改进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　　在商业方面，要根据“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原则，根据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三条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供应工业更多的原料、材料，供应城乡人民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虽然去年和今年我们生产的物资已经有所增长，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我们生产的物资仍然是不够的，仍然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而奋斗。同时，全国城乡人民必须注意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注意节约，注意保留一定的储备，以便逐步富裕起来，并且为天灾或者其他意外事故的需要而有所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深信，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全党全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加强民主集中制，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地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伟大的新高涨时期。　　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是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其中“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公报草稿时加写的。在这次会议和此前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等问题作了多次讲话。
    
    
    
    2011年7月1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