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册（4）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册（4）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本节资料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要政治家办报》
    现在名气很糟。去年大出风头，今年不好，说我们是纸老虎，不讲信用。
    这很好。不仅敌人，而且朋友也觉得我们不行。去年名气很大，人人怕我们，不但美英怕我们，很惊慌，朋友也怕，受到压力，为什么能这么跃进。现在不太怕了。英国说，三十年内中国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朋友还说，中国不是高速度，说话不那么拘谨了。我们自己不那么神气了。
    去年三月，我在成都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去年，从九月一直被动。大家头脑发涨，要搞四亿吨钢，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一月到郑州才发现，我狠狠批评了一下。大家在风头上，要从三千万吨落到二千万吨，也难。在武汉会议上曾提，不要搞一千八百万吨也好，一千五百万吨也成。马克思写《资本论》一百年了，看来经验要自己取得。法则不能违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三版。过去学了就完了，谁也没有注意价值法则，违反了它就头破血流。
    现在失了信用，不要紧。苦战一年，再加一年。那时宣布跃进成绩，现在不要更正，将来再说。
    人民日报办得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吹的太大，有办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办成中央社的危险。
    人民日报，我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内部参考”是个好刊物，要改进，不要只看现象。大局在“内部参考”。怎样把“内部参考”变成报纸，是你们的工作。
    “新闻工作动向”是好刊物。有一期反映了日本专家的意见，这很好。太照顾对象也不好。要吸引人看，要吸引人听。“新闻工作动向”上地方报纸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多反映。有的读者反对解放日报的编辑，读者对。口径不一致，是解放日报对，毛主席对？（注：这里所说的材料，都在“新闻工作动向”第四十五期上）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内荏”，没有头脑。袁绍还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校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用。——《三国志》曹操评袁绍。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
    你们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谈话纪录（摘录）
    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其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很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有系统的编一本书。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国内形势如何？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本问题是：①综合平衡；②群众路线；③统一领导；④注意质量。其中最主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问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集中力量搞小高炉，其他都丢了，这样搞法不行。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的各部门，各个环节；工业和农业。做好这三种平衡工作，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秩序是重轻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现在是否是农轻重呢？也就是说，要强调把农业搞好，要把重、轻、农、商、交的秩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首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了之后，使大家过得舒服，就不会有人说闲话，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
    关于农村的几项具体政策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非恢复不可，可以三年不变，如果可以定，究竟定多少，增产部分是否可以征四留六，有灾减，自留地不征税，这次会议要议一下。
    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要使生产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反对半无政府主义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有两条可以普遍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不搞一平，二调。体制问题：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反对半无政府主义。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讲话纪录
    团结问题。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
    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
    要承认缺点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他们隔十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说应该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来的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
    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一　大跃进的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　　　　　　　　　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　　  二　缺　　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对《记录》草稿所讲的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　　　　　　　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三　缺点的后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　　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　　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　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　。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　　　　　　　　　　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　　　　　　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　　　　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　　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咀有两用。人有一个咀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约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才，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才，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穷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凋，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在公报上，××建议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麻、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峰山，白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么，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七○万吨钢。一○七○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某某插话说：列宁说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七○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年廿六日，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付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永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趔趄，口将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辩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纪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若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对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廿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九日，毛泽东对三个文件的批示
    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请注意，将赫鲁晓夫的那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那些是以使它们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话，又是为什么。不为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倒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
    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思是驳斥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是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一九五九年年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谈话记录：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
    接着是林彪发言。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泽东：无动于衷，不懂世事，麻木。收那么点材料。李锐怕“湖南集团”，我加入。（对彭德怀说）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结疙瘩要解开，办法是谈开；倾箱倒柜而出。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着觉，不触及灵魂深处不行。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次反“围剿”后，我们这些人早几天也在城市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毛、谢是炮筒子，他们对教条主义起名“洋房子初生”、“本本主义”。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到后来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政治结论。　　（对彭德怀）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后再通，我们不是苏联那一套，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昨天没有讲完。你这个同志（指彭德怀），经验主义，承认的？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华北座谈会后，也想搞点马克思主义。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两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基础不懂，必出乱子。你是另一种世界观，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客观物质世界经过自己大脑，形成概念、判断、思维、理论、政治纲领。客观影响主观。人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你不懂，也许懂几个名词。不承认这一条（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永世搞不好。客观世界要不断反复，才能进人主观。如商品的二重性，人们天天买东西，几千年，天天买，等价交换，形成社会关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即形成的。商品是对立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客观世界决定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客观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受人的意识影响。精神是第二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于社会，即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两个对立面相统一，人与工具，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构成生产力；生产力再和生产关系统一。生产关系有三部分：所有制，人们相互关系，分配关系。（对彭德怀）你这个同志事务繁琐，事务太多。我也如此，读书少，后来养成读书兴趣，一拿就是历史、小说、笔记，这些较柔和。理论书大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要养成读书习惯，各种书都读，包括文学、历史、法学、心理学、李森科、摩尔根。李森科又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吹的），不能不预闻它。政治局委员不懂此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统名客观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　　（谈到这时，刘少奇进来。）　　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如任弼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1905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些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如杜威主义，不懂，太复杂，简单意思懂一点。柏格森主义、无政府主义、唯心论、哲学史，看过一些，没有作过深入研究。看书和研究是两回事。冯友兰有研究，才写出《中国哲学史》。看了，不等于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你并不清楚，即基础不懂。根据这个基础的另外一些学问，也就不了解。　　（彭德怀又谈到在江西时，主席送他的《“左”派幼稚病》和《两种策略》两本书，至今还保存着。）　　这两本书是阶级斗争作品。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从古代讲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门学问。考茨基专门写过《阶级斗争》，翻译是恽代英的功劳，但译得很不好，读了很得益。考茨基是大马克思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差不多，后来变成反革命，同伯恩施坦不同。伯恩施坦跟恩格斯做事，是银行小职员，无理论修养，得到恩格斯信任，逐步发展，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恩格斯死后，他背离马克思主义，为第二国际首领。伯死后接替的是考茨基。列宁同考茨基决裂，成立第三国际。　　马克思、列宁是闹独立性的。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出来后，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工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这种独立性是必须闹的。第二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闹独立性，则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闹。党即使有错误，也是部分错误；即使有路线错误，也应采取合法态度。历史上党同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等作斗争，都是合法斗争。王明路线一定时期在党内占优势，我是少数派，保留意见，跟从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你（指彭德怀）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讲过，井冈山时期，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听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土。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错误。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六大后的中央委员没有几个：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朱德、项英、李立三、邓发（补的）、陈潭秋、关向应、张国焘、瞿秋白（按：朱德、陈潭秋不是六大选出的中委），后来有四中全会选的，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议六中全会补选的。中央主要领导班子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拔的人，多数转变过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政策，就不行，转不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用了10年时间；政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转不过来。杨家岭大会，陈奇涵建议不要选王明、博古。还有王盛荣的揭发（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选王明，势必团结不起来。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条路线》一摆出，即解除武装。那些文件我许多没有看过。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任务不能完成。这是一条规律，写在《“左”派幼稚病》内。如何能形成铁的纪律？列宁讲了二条：一条是政治路线正确，打败仗就难说了。一条是善于联系群众。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做，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　　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 1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次，老子跟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要么大型会议。华北座谈会几十人；事先没有好好谈通。在延安劝过贺龙，跟一些将军搞不来，互不喜欢。向他建议，办法是沿门拜客，如伯承、德怀、林彪、向前，他都拜了。灵得很，沿门一拜，是个好方法。我也不沿门拜。延安也拜过，如少奇回来，我拜过。到北京，做大官，不拜了。也有难处，10人拜5个，其他5个不高兴。总司令全拜，10个人都拜。后来就官僚主义，一个都不拜。（彭德怀：我也一个不拜）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如此，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许多形式主义，召集开会，由我包办。应开这样的会，有开腔的可能；若不开，有什么办法。人一多，讲问题去了。今天这样的会就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　　韩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样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公开讲有条件，给定息，让做事。罗隆基听不进去，发火了，1957年发了“五一”整风指示，“梁上君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之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你阶级分析也不会，此次错误，也是不会这一条。如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总数占70％。一亿五较贫苦，9000万人炼钢，也有老小上阵，主要是男女劳力壮丁，牵动人可多了。　　昨天讲的有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华北群众运动三起三落。刘建勋讲得很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舟的话闪闪烁烁，马克思主义不多。　　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3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在农业、轻工业。至于重工业、基建方面的问题，到上海会议才暴露。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根本不认识，就跑过去了。李立三照片都没见过，后来追上来，新来乍到。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6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有次战役，电报打了（战役已开始），照你的办。（这时彭德怀插话，讲到朝鲜战争5次战役教训，是听从主席的命令。）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立三路线闹别扭，一了解，我们一拍即合。朝鲜战争谈得来。北京军事整风（整萧克、粟裕），找我谈，并没冲突起来。有时互相客客气气。萧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因为跟你有利，需要帮忙。（彭德怀：这不是我个人事。）你是军委负责的。这几个同志的大错误，应予处理。这回萧克、粟裕可能有功，他们发言权不多。　　基本话就是这些。不能强加于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学基础，那是虚的。特别是野心家难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可以改造，要把这一面扩大起来，洗脑筋，错误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做到这一条，这句话源于齐景公的一则故事。齐景公70岁了，小儿子七八岁，同他玩耍，学牵牛，拿条绳子。娃娃拉一端，齐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小孩子摔了一跤齐景公掉了几颗牙。“孺子牛”故事是这么来的。　　彭德怀：出国，实在不想去。国防部长也不想当。说我出国搞了资本吗？（毛泽东：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罗马尼亚见了国防部长，我谈了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还有少数个体所有制，五保户（还有超支户、分空户）。谈了分配制度，喂鸡属个人。他们了解，但担心共产。罗国防部长来过中国，谈话时大使参加。除此以外，都撇开了，没谈。在保加利亚谈，说对他们有帮助的，手施人畜肥。他们地多，气候好，有粮，对方也是国防部长。有关政策问题只谈这些。　　昨天一谈，心情也不大舒服。出国每天宴会，也不愿讲话。　　我那封信，有两方面不成熟：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农等几种关系，是政治性问题，并没有把握。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开始是写主观主义，片面性，从哪里来？小组发言也是谨慎的，正需要鼓劲之时，因此信的作用不好。对局势，我是乐观的。信的前一部分也有感情。你看出右倾苗头，我看是乐观派。过去经验，认为应好好总结。乐观还是悲观两个角度看局势，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毛泽东：信公开发表，所有反动派欢呼。）信是交给你的，觉得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此件请审阅、批示。我写信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　　毛泽东：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样。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彭德怀：上海会议是观察时期。西藏问题一来，搞西藏去了，这是真事。平时琐事多，忙于事务，大事确未考虑，听听报告而已。　　毛泽东：观察从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　　彭德怀：武昌会议我有书面发言。　　毛泽东：逐步形成你这些观念。你不是乐观，是悲观的。　　彭德怀：过去的事可检查一下。　　毛泽东：当前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指标落空，项目下马，浮夸风，这些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论点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　　彭德怀：我是直接写信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有右倾活动。　　彭真：你在西北小组讲：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说到处第一书记挂帅削弱集体领导。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这些箭靶子射谁？　　毛泽东：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周小舟；我对彭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三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批判了9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真理与假理比较，才有真理。无谬论，哪有真理？　　彭德怀：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为了带号兵，挨骂，过去了好多年，还记得。（这事概是当年江西反“围剿”打仗初期的事。）小资产阶级意识，黄克诚批评我对主席有成见。华北会议批评，忍了几年。　　毛泽东：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彭德怀：小平几次不当军分会主席，说我有英雄主义。　　毛泽东：是说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是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刘少奇：李井泉也感觉你在拉他。说四川没放卫星好。　　彭德怀：问题提出后，各人有各人的感觉嘛。　　林彪：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　　贺龙：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林彪：发泄积愤，市场也不大。　　毛泽东：是否小舟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小舟：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泽东：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恩来：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毛泽东：出18个题目，就是要总结经验。不能畅所欲言，就是湖南派；7月20日组长会上，反映有同志说，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有人对彭信，23日前没有表态，只对常委谈。他们对大炼钢铁、公社化、比例失调不满，可能比你们还多。如计委，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宇，10年改不过来，横在不让了解情况。“设计院”不在常委、书记处，而在财经机关，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这种批评还要继续下去。信中说，“种种原因，虽有安排，难于决断”。这些话呼应一大批人，说责任在上面。计委有什么安排？5月已经作了决断，计委官僚主义厉害，难推脱，但计委拉不过去。计委没有安排？历来用一大本，1000多页，从来不请求来谈谈。　　政治挂帅，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党的领导。你就是说中央闹了乱子，得检讨，郑州会议等不算数。　　直接向下面写信（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以后还要用此方式。　　田家英历来比较偏右，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讯》启事等；其实他讲给林克（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听，林克又讲给我听的，“双百”方针，长期共存，田不赞成（形“左”实右）。我同李济深讲，党内有人不赞成，用田来吓民主人士。10人中可能7个或9个不赞成处理内部风潮。没有几个省委书记赞成。一同准备作思想斗争，准备闹事。就是牛鬼蛇神不许放。说我们无民主，只独裁；让放，还不民主？只你这省（指湖南）提出，六个问题难办，中央通知，不适合情况和顶回，紧急的先斩后奏。自我批评了9个月，没起瓦解作用。你是立场不同，多年的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湖南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月23日讲话）说得不准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只差50米了。　　李锐动摇，去年11月到苏联，同留学生谈话，说大跃进搞糟了。有过教训，这回又搞这一手。而且这些事都办了；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有大批群众集合于你的旗下。　　（周恩来插话：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　　船要沉了，老鼠赶快离开船。批“小资产阶级狂热”，另搞一套。大跃进你们没有参与，没有责任？北戴河会议没有反对，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时都赞成的。　　
    对计委绝不原谅，10年了，还说没有经验。挖掉墙脚，证明没有经验，完全做官。鹤寿那个部，8个月搞计划；鞍钢还搞计划，不着急。要切实批判，毫不要妥协，一句好话也不讲。当然还不是反革命，还是想把经济搞好。光是动口，矛盾不动手，横直拖拉，团团转，互相依靠（指计委与冶金部），都靠不住。南宁会议后，承认我挂帅。（在江西时）司令部惹不得，党委不能讨论，不然叫越权。经过长期斗争，古田会议后，逐步形成党委可管人事。还是旧军队东西，名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军事。打到一个地方，以鸡吃尽为原则，吃光再走；根据地建立不建立不在乎，无建根据地思想，叫流寇主义。现在经济部门即如此。蒋门神一派，不能收税。我当武松。军委对中央敷敷衍衍，搞形式；情况如何，没展开讨论。我也有责任。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军委。对政治的理解（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这种运动（指大跃进）不会搞。相信群众的觉悟程度，要保护积极性。批评可以，但不能挫伤，从实践中得到教育，阶级斗争靠广大群众。革命标志：单靠先锋队觉悟不够，还要有阶级觉悟，还要同盟者，小资产阶级过不下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起义的原则。中国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已经惶惶不终，条件完全成熟。　　你还是缺政治挂帅，却批评政治挂帅，不是政治家。（彭德怀：于种、技术科学那样复杂，不胜任。辞职现在不提，过去提过好多。）党委抓起来，要有政治空气，技术服从政治。　　彭德怀：中央的东西，军委由总政传达。　　林彪；“小权集中，大权下放。”人家就是这样形容军委的。　　毛泽东：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方不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贺龙：元帅老的还交换意见，并不是拆你的台，大家扶起来）。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多，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9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彭德怀：发脾气多得很。）（周恩来：想用此压服。）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学我1927年，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人放，《简报》是中字报。今大谈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许不适合你的情况，我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甚至庐山会议后，你还可保留。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刘少奇：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毛泽东：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毛泽东：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得来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槁派别活动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林彪：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泽东：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杠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彭德怀：也有自卑感。）弱点，是腰杆不硬。应利用此弱点，慢慢转过来。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王明。六中全会作很不。看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黄老是老实人，你如果变了，为何不在党委干部会上讲，只给黄老一个人说（指拥护主席的话）。一个东西不对，一定要批，马日事变要来的，统一战线要破裂的。韩进起草的东西要批。疟疾原虫没根绝。根本问题从世界观解决，经验主义世界观，虽无著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周恩来：相反，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周恩来：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的。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三七开，如何形成？入党后即独立为王。陈代远是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陕甘支队一年，（毛泽东；出腊子口到阳县，几次想打，急躁情绪，简单概念），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这不是从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不好敞开谈。）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毛泽东：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想定案，党内外刮风。（彭德怀：就是一稿。）大跃进与副作用，账没有算清。没有大跃进，没有总路线，领导就成问题了。正面作用与副作用没有弄清楚。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这些（副作用）事情已经过去了，庐山不应再泼冷水。去年全做错了，很着急。（彭德怀：老实话，成绩是肯定的。）（毛泽东：马后炮不灵了。）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个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卞义，更不能相信元帅。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　　周恩来：改与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刘少奇：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毛泽东：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　　彭真：开始对你信仰高，慢慢感觉不对头，跟中央不对头。抢先思想，组织观念得要。为何要对全国性、世界性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发了这个指示？）发现闹独立性，动摇对你的信心。1937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1937年12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　　毛泽东：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刘少奇：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彭德怀：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每回唱三个歌……　　周恩来：感情问题。　　彭真：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反过来，过去几次路线按照你的办，现在可试验，原来是狂热性，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提，个人东西就去掉了，同主席谈就拗起来。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　　黄克诚：这都是赤胆忠心帮助。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一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认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如历史上中央苏区的问题。关于主席的问题没有谈过。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中全会放炮，被模糊了。1938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对干部关系有成见，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于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林彪：是伪君子。）也可以这样批评，装模作样，并非完全内容与形式那么一致。（毛泽东：全部伪不是，有真有假，寄希望于两面，有一面有希望，有做工作的可能。）常委这样苦口婆心，应当感动，不是主席领导，多少年采取组织决定，怎么能有今日局面，这样教育、帮助，应当感动，是帮助。　　毛泽东：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黄克诚：好好检查，虽然60岁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一时改不好不要紧。　　林彪；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彭德怀：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工作有消极面。　　毛泽东：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　　彭德怀：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了解了为何又不愿干？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这次不公布。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国防部同外国不同，外国是一长制。　　毛泽东：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彭德怀：也不是以此来抵抗。朝鲜回国后，就不想干。军队复杂，科学技术，不摸也不行，不好下决心。早有此意，并非不服从，希望谅解。承认要思想改造，学点马克思主义。读书没读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32年来，没有真正坐下读过一本书。英雄主义思想还有根源。今天讲的事，好多忘了，当年事，容易忘。军队要培养新人，准备打仗。我这人随便，越熟越马虎。这次会本不想来。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作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没同别人谈过。是否是备个案，是否如大家讲的如此系统，现在还难接受。说我想发表，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没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有16人动摇）。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不抵触。　　毛泽东：可以继续申辩。个时不往来，是一种观实现象。本质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会理时，我毫无顾虑。那时靠剑英，不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累了许多东西。　　彭德怀：信中也讲无产阶级，也下了决心的。　　毛泽东：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经验主义肯定，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林彪同志容易接受新东西。我只读过两年旧书，装的很多东西，都洗尽不容易。是被动地跟着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次会议的话，走到另一条路，也不会的。　　毛泽东：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　　林彪：会出现大马鞍形。　　彭德怀；三句话，出在第二句，问题不少。　　毛泽东：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不是刮“共产风”、压指标那些问题。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觉悟。鹤寿谈有松劲情绪，也不摸底。这十天，较有底。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是指标越落越好；以信为代表，以及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很多人是盲目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周惠：看不到信有问题，还是坚定不坚定问题。湖南要鼓劲，矛盾情况，下面新的右倾也早发现。对谭老板我提得尖锐，要反“左”防右。食堂问题，谭主张解散。（毛泽东：谭老板也摇摆。）小舟来电报，也偏右，与谭老板谈，算账，松劲，要反“左”防右，我的思想情况不是右倾的。　　毛泽东：吴起镇讲话。长征胜利，取得经验，有7000骨干，前途光明，当时只7000多人。很多人不赞成这样讲，说吹牛皮。
    周恩来；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刘少奇：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间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9个元帅、10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　　刘少奇：还要一个改造过程。　　彭德怀：40天来，有两面，有恨，也接受。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　　朱德：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投降无产阶级，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　　毛泽东：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政治犯错误，变成反党，拥护祖国。将来是好遗产。都可搞错的。心里虽是马克思主义、总有部分不纯，以无产阶级之名引诱彭，不一定行。　　朱德：好话，叫骂娘，听不进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彻底改。　　毛泽东：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德怀：近几年有些改。意见不合。强迫实行，抵触厉害。主观还想搞什么，则不是。命令对，自己不通，不盲从，执行时动摇；碰死钉子，进步一点。打赣州后，还要向西，中央局合拍，不易那样改变。有人说我投机，很反感。话可以讲，实际问题一来抵触大。打会理也不愿意，伤兵没法处理。　　毛泽东：张国焘一条好处，慢。　　彭德怀：十一二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17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枪杆子主义。对我帮助大。　　林彪：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中委、候补中委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5人，会议议程：
    （一）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二）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瘾，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庐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没有显着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作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争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换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釆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策略，不会作政治工作。要釆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的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和错误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八上七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辨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读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忧。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八月二日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了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那些人》二文的批语
    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以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意见是可以釆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釆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那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毛泽东讲话：　　　　开了40天了。《简报》每天几本。今天允许我讲一点，可不可以？不是讲言论自由吗？要求民主吗？　　一、讲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所谓人生观就是讲社会观。所谓世界观，就是讲自然界，恐怕是这么说的吧。我就不懂什么叫人生观（人生观外国书上很少）。两个是一个东西，就是世界观，就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个部分。为了通俗起见，既然大家关心，人生观谈谈也可以。这个问题在一部分同志那里是没有解决的：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中央常委和他们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们说了我们的观点。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无客观标准，不是从感觉到理性，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一厢情愿，单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不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客观真理是经过千百次反复感觉，山水草木，牛马猪羊，小人老人，才确认清楚。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上义。西方流派，贝克莱：为何有我？由于我想，我思；我在，物在。他所以犯错误，是世界观有问题。犯错误的人，要改造世界观，或是部分或是全部的。有些同志说，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　　二、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几位谈过两次、三次；常委又跟彭德怀、黄克诚及其他几个同志，有周小舟啊，李锐啊，也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觉得他们三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为什么没变？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或者叫主要的领袖吧，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因为资产阶级的立场，他这个宇宙观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从1928年起，31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所谓三七开者，不是跟我个人。如只同我一个人有仇，或者我不对，或者他不对，那一个人一半。而他是跟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　　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要恶劣。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瞿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对于大跃进，也是怀疑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过去我们指标又搞高了。什么粮食增产100％，棉花增产100％那一套。今年指标也高了，什么3000万吨、2000万吨，高了。我说只要略有增产，我就是坚定不移。粮食增产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跃进。他们说不止一成，有三成。早两天，我问彭德怀，他也说有三成。一成就是跃进，可以增产三成，这还得了！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怀对青年团讲话：党的政策让他们猖狂（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们说他抢先了，看来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是我总看，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这十年，对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这个公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人民公社一来，于是就闹翻了。　　在庐山是两种气候。一种，大多数说大跃进、公社化好得很；少数，“俱乐部”的同志就说是糟得很，他们的看法跟罗隆基接近；有些人说他们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罗隆基承认你解放军，彭德怀连解放军都不承认了，说可以垮台。　　四、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把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机会主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我听张鼎丞讲福建问题，把党权、政权剥夺去，封为“罗明路线”，还有什么邓、毛、谢、古。我被封两个称号：“狭隘经验主义”，这一下刺激我切实研究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政治上，叫我“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这对我帮助很大。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是大的分裂活动。好在搞得快，因此抢救了一些同志。再迟半年、年把，我看不晓得怎样了，就是要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即中国这个世界。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张国焘是个分裂运动。陈独秀是个分裂运动，他搞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列宁派”，打着列宁的招牌。罗章龙在上海成立另一个“中央委员会”。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是两个中央，武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留守处”。　　五、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究竟吹遍了没有？查了，我看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国防部没有吹遍嘛，一个外交部没有吹遍，还有一个湖南省没有吹遍。这些同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他都是机会主义。还有强迫命令，这是有之的。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涣，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不得了，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都是好东西，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　　七、这些东西在全党全民中间，在这一年内进行，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这是“共产风”。浮夸之风呢？吹一吹极有好处。你不吹，总要吹的。就是这一年，大跃进，什么放卫星，放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许多，它势必走向反面，浮夸之风走向实事求是，现在卫星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3000万吨，2000万吨，1650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极深刻的教育。就是我们搞的嘛！除了“俱乐部”的同志以外，其他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得到经验。全党都得到这样深刻的教训，叫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还有什么炼钢铁，小土群，说湖南有5万个小土炉，3万个点了火，2万个没点火。都变成了有益的教材。特别是经过“俱乐部”同志这骂，40多天骂，大有好处。　　八、确有大跃进，我看可以肯定。我到处问，公社究竟是好，还是坏？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条，必须政治挂帅。政治是上层建筑，组织生产。苏联的《哲学小辞典》，讲同一性，是形而上学，非马克思主义，否定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生与死有同一性。战争与和平无同一性吗？请问战争如何转为和平？和平如何转为战争？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抗美援朝，对立的东西有同一性。关于经验，经验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赫主义，杜威主义；关于政治，自由，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由与必然，这些都可涉猎一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保护经济的，使经济合理发展。技术措施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生产进行中必须采取的措施。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还有第一书记挂帅，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在彭德怀他们看来实在十分讨厌，我高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　　九、集体领导还要不要？这是赫鲁晓夫特别强调的。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关于集体领导，有没有？我们中国国境内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所谓民主同言论自由？这回要“集体领导”。中央委员会是没有“集体领导”的，大概省一级除湖南之外也不多。还有，“民主”是没有的，“自由”也没有，自由首先是讲言论自由。在庐山，我在头两个礼拜，鼻子也是不灵的，看到有点问题就是了。有点灵，不是完全不灵。看嘛，提出18个问题，就没有团结这个问题。以后拿来一看，我就不要看了，就去印嘛！印出来一看，我说要加一个团结，这为什么？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因为7月2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所以我那天晚上加个团结问题，变成19个问题。但是刮的什么风，这个庐山是两个司令部，详细情况，完全没有料到。有没有集体领导，这个东西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事实问题。要派万人检查团，或者千人检查团，或百人检查团检查。这回我们开中央委员会，100多人开会，你检查究竟有没有集体领导，这回为什么要开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好嘛，就不挂帅了嘛。挂还是挂。你们看嘛，100多人开会，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满足“集体领导”的要求。以后大家如果赞成，一个月一次中央全会我都干。一个月开一次，一年12个月12次。就是天天开也可以。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吗？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他们那个意见，就是还是你那个独裁好。现在许多同志讲出来，彭德怀同志，你那个军委会究竟有多少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有没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他们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言论自由”，就是他们要搞政治挂帅，要搞第一书记挂帅。他们要搞没有大跃进，或者很小，小跃进，不跃进。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天，不然我们还欠20天的账，我还加5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他们所谓“集体领导”，是宗派主义的，不利于党，不利于民族，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而我们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照他们那个搞，我看不行。就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集体领导”是假的。资产阶级也有民主，美国还有国会，你说没有集体领导？尽是独裁？可是所谓“民主”，是搞资产阶级民主；所谓“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是反无产阶级的。他们还要求“民主、自由、博爱”（最近不是发了这个文件吗？），这些东西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他们也是要大民主，要大鸣大放。这个口号是章罗联盟创造出来的，现在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大鸣大放，要把我们放倒，把我们鸣死，他们就活起来；我们垮台，他们就上台。他们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有自由，无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他们“博爱”，爱什么？是博爱右派，我们是爱“左派”：工人、农民。6亿人民，除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和庐山会议上的右派司令部之外，我们都爱。这个右派司令部，我就不爱。我给他们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们把毒素放出来；给自由活动，就是不要禁止自由活动，要让毒草长起来，以利拔掉。我向你们交心呀，你讲我阴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道理。我叫你们放，你说我钓大鱼。确实，就是要大鱼、小鱼一起钓，你不钓不得了。这个大鱼叫什么鱼？是吃人的鱼，是鲨鱼啊！　　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这些，我看是“俱乐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没有阶级观点，没有读过历史唯物论，或者读过忘掉了。历史唯物论是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学说，如革命的战略策略，是如何斗倒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斗倒。都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十、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你在不在啊？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有人说：周惠也不是）。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十一、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哟！这也是一个新闻。这是说7月23日。怎么转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二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支部，不要压制民主，啥话都要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好，讲得坏，放香屁，放臭屁，统统要让人家放。人长着耳朵是干什么的？是听话的。至于口，有两个任务，一个吃饭，一个讲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到20日那天我找组长们谈过一次，讲耳口并用之理，好的就接受，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郑州会议，1957年青岛会议，就讲了硬着头皮顶住嘛，中央发了指示嘛。今年3月郑州会议，我讲的话，又是说，对于算账派、观潮派，让他们讲，硬着头皮顶住。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我两边都这样说的。至于你们还有些什么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我好几次问小舟，你们放什么？你们要民主，大鸣大放，受了压抑，究竟要放什么东西？他又不讲。听说他有十大纲领。对我就没有讲，只讲了个别问题，比如食堂。后来跟少奇讲了。（少奇：是你谈的）小舟你那几条，我就没有印象，当时我就不记得你第一、二、二、四、五条……因为我跟你谈时，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别的人在座，就是没有把你的纲领拿出来。后来才感觉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要推倒总路线；要把“俱乐部”合法化，扩大“俱乐部”，招收会员。要合法，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同意过你们办“俱乐部”吗？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我没有，怎么叫转了一百八十度啊？！　　十二、今天是11日，下午休会，明天休会一天，后天开大会，请同志们准备讲话，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今天讲过了，好使你们精神有准备，告诉你们我心里想些什么东西，以便你们“俱乐部”同志准备讲演稿。“俱乐部”的同志们！13日开大会时，最好你们不要写，那么谨小慎微，那么怕人家抓小辫子！我们德怀同志现在极为谨慎。你学我这样搞点小题目就是。请你准备一下。　　十三、辞职的问题。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过去我们跟彭德怀同志几次谈话，两次常委会跟他们谈话，常委会为一方，“俱乐部”为一方。最近，就是前天还是哪一天，看到他一次讲话。我高兴，我说他开始取得主动，表示欢迎。我高兴了，就请他来谈了一次。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还是你干吧！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另一个是黄克诚同志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干不干，这两个我提议讨论讨论，不然又是我独裁。你这个常委会，只有这么几个人，我又跟彭德怀同志个人说了。不是讲要民主，要集体领导吗？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竟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　　十四、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周恩来：小组很多同志主张开）我是赞成开的。因为不是讲要“民主”吗？扩大“民主”吗？“集体领导”嘛！军队里头散布这些毒素，“俱乐部”的毒素，不肃清是不好的。我主张开。每个师来两个人，师长同政委。昌都、甘南、青海的海南，剿匪的队伍来一个适当的人就行了，现在他们很紧张。问题是“俱乐部”的同志们，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们如不赞成，表示意见。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10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单纯。　　十五、现在我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二个决议，就是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这是一般的。这两个今天马上就付印，发给所有的同志征求意见。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有几个反对派，我看有好处，可惜太少了一点，只有一个半，一个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个候补委员。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有许多是组长议论过，还有一些同志参加。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这一套。这个决议，你们两方、大家要讲话的。草案是少数人起草的，常委会的意见，可以修改，要吸收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知道一个方向，常委有这么一套意见。让对方讲话，你们想一想，或赞成，或不赞成。三个决议；一个公报，迅速发出。　　十六、这次会议，我建议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啊！要以团结合作收场，双方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一批二帮、一斗二帮，批评之后变成一看二帮，看改不改了，还要帮。我相信全体同志经过这次会议会大进一步。这次会议要收得好，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原则。　　十七、要估计到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完全不革命了，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说它是反动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组织宗派，进行分裂活动，反对全党的大多数、全国人民的多数所拥护的总路线。而且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6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7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10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9个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跟他本人、跟黄克诚也讲过，我说你们怎么工作法？10个元帅，跟9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我所以在3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中提出团结问题，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要抓团结的旗帜。凡是错误路线都是不提团结的口号，因为他们要分裂。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30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这些右派。（安子文：现有45万）好多？45万？哈哈，队伍不少！所以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现在为什么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闹不起来？现在红军还没有请？我看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是联系群众的。中国党没有拉科西，中国又没有纳吉，你能说周恩来同志是纳吉吗？他是总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这是最主要的。这是路线正确，作风正确，这是联系群众。第二，反革命杀了1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00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竑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45万嘛。所以现在我们党内，“俱乐部”的同志相当孤立。我说内外夹攻，并非其时。现在是一个太平世界，形势很好。否则我们为什么在庐山开神仙会？那个紧张是你们紧张，我们并不紧张，有什么紧张？开会前，我10天走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这4个省可以代表全国。以上讲的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　　我们的会开到今天40天，7月16日以后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一面。我今天讲的这一篇也是做批判文章。所谓做批判文章，就是做分析。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31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年的关系嘛。这是就我来说。同别的同志呢？长短不一，总司令、林彪有31年。总而言之，我们的关系，我认为应当继续下去，应当搞好，而不应当在这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去，应当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就搞两条：必须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处理从宽，并不包括一点职务都不变动。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评，继续批判从严。王明告洋状，联共中央把他告的三条罪状告诉我们，他们想把这个瘟神送回中国。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2000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3000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十八、再讲两句国内国际形势。据我看非常之好。当然美中有个足，疯子可以闹事，但总的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这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蒋介石搞了20年，越反动越好。我的意见：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除了马克思，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没有他们教育、压迫我们，能搞起来？我看是不行的。现在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我们“俱乐部”同志对于国内形势他们是悲观的，国际形势他们也可能是悲观的。不可能国际形势是乐观的，国内形势是悲观的。　　十九、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　　二十、我要喊一个口号，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完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 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
    印发各省市。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作的很好，步骤也好，成绩显着，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我首先检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理解，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特别是不理解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加上我从旧军队带来了浓厚的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军队作战主要是攻打城市。这就显然没有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人民战争的特点，也没有了解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相结合的潜在力，因此也就不能认真地依靠人民群众。因此就很容易地接受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立三路线时期，我执行了错误的立三路线。原来红五军军委在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的影响下，曾在1929年冬向中央提出过在幕阜山区（即湘鄂赣边区）开辟根据地的建议，但是受到了当时中央的批评，不仅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轻易地抛弃了正确路线，毫无抵抗地接受了错误路线。又看到军阀混战，敌人后方空虚，给攻打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三军团前委就决定先攻占鄂南数县和湖南的临湘、岳阳等城。后来又在粉碎何健部队对平江的进攻以后，在追攻中攻占长沙。这次战斗在军事上虽然是个胜利，但是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扩大和巩固苏区，而且过早暴露了红军的力量，引起军阀对红军的极大注意，促成军阀战争的停止，并加紧对红军的进攻，一、三军团汇合成一方面军以后，在袁州会议上，三军团仍坚持要打南昌。我这时没有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这次争执，几乎造成一、三军团的分裂。在这件事情上我当时不顾一、三军团的分裂，但对打南昌也抱有怀疑，对三军团内部团结也顾虑，又没有理由说服别人，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当时就表现动摇不定。在一军团打下吉安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三军团渡过赣江，避免了一、三军团的分裂。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执行了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结果伤亡很大，攻城未克，又丧失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进攻的有利时机。这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路线错误。赣州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汉口会议上，提出了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我对这个方针仍然不理解，表示反对，同意了中央局一些同志错误的意见、特别错误的是同毛泽东同志争吵，态度很不好。并从此种下了对毛泽东同志极端错误的个人成见。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德很迟。抗日开始后，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和进步性估计过高，没有真正理解只有发动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正确路线和纲领发生抵触，贯彻不力。首先表现在1939年10月军分会的决议上，提出了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违背的错误的作战方针，其次当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纲领提出时，我又接受了这个错误纲领，并在1938年春，在临汾作了传达。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下，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这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太行地区的群众运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做得不好，从反右到反“左”，三起三落，其中我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但我并没有接受这一教训。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组织上说来未请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很显然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后，我没有认真组织讨论，而且错误地宣传了法国卢梭的全民政治——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模糊了阶级观点，混乱思想战线的又一表现。
    现在，检查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特别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过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快地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发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阶级关系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这次攻击，正是在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将助长那些反对总路线的人们的气焰，将使那些本来不坚定的人，更加动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将起到极坏的泄气作用。这些结果汇合起来，就会取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冷冷清清，少慢差费的局面。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早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
    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
    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4月29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了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他7月20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7月14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7月21日发言，我事先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三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23日讲话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和张闻天同志都存在着右倾思想并且事先也有过交谈，而且由于我两人都对毛泽东同志心怀成见和不满，这就促成我们一起向党发起了攻击。虽然这种攻击没有什么具体计划，但是两人心心相印，互相配合，确是很明显的。
    我跟黄克诚同志相处很久，工作上接触很多。上海会议后，回到北京时，我向他谈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主要批评了我，还向他说了毛泽东同志讲的挂帅问题，我认为应从1942年整风运动算起，不是从现在才挂帅。我说，不知道党委同志们怎么看法？当时黄就向我提出不要到处乱讲，从现在看来，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怀疑毛泽东同志推卸责任，曲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次从国外回来，我向黄谈了东欧各国一般情况和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所谈相同，黄向我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他在谈这些问题时也表现有火气，人民公社搞早了一些观点。另有一次谈到庐山会议。我要黄来，我因出国回来疲劳想休息，他不来，我只好去，我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黄事先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右倾观点相同，过去交谈中相互有影响，因此两人都发表了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谬论，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不愿意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问题，对他谈过多次，他认为我提出这些问题不对，而且中央已做决定不要再提。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 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写的前言
    各位同志：
    建议读这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两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本书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缺点和错误。不要紧，你们读时还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过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在这里即出了《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兴趣，以后可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个文件，“不知道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者挑起了斗争》
    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土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而在这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
    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要好转，时间过了，就更不好了，故急于发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者的腐败。“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有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爬山、游泳、广播体操都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糜曼，四肢痿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待前，齐姬奉后，往而游宴，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作“批判从严”。客曰：“令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立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洛夫，斯大林、李大剑、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年不理它了。一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効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较低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层、下层两下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阶级说的。我们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还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待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景、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附：枚乘《七发》今译
    楚国的太子有了病，一个吴国来的客人去问候他。客人道：“听说太子贵体不安，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太子道：“还疲乏得很，谢谢你关心。”客人趁机进言道：“现今天下安宁，四方和平。太子正在少壮之年。或许你长期贪恋安乐，日日夜夜没有节制。邪气侵犯，在体内凝结阻塞，以至于心里烦乱郁闷，情绪恶劣好像醉酒似的。常常心惊，睡不安宁。中气不足，听觉不灵，厌恶人声。精神散漫，好像百病齐生。耳目昏昏，喜怒无常。这样下去日子长了，性命就要不保。太子你是不是这样呢？”太子道：“谢谢你。我倚靠国君中力量，常常有些享受，但是还不到你所说的程度。”客人道：“一般贵家子弟，住在深宫内宅之中，内有媬母照料，外有师傅陪伴，要想交结朋友是不可能的。饮食一定是淳美香嫩，肉肥酒浓。衣服一定是温暖轻细而且多，永远热得像过夏天。这样，虽有金石的坚强，也是要销损而解体的，何况筋骨之间呢？所以说，放纵耳目的嗜欲，贪图肢体的安逸，就要妨碍血脉的和畅。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就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就是斫伤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就是烂肠子的毒药。如今太子皮肤太细嫩，四肢不灵活，筋骨松弛，血脉阻滞，手脚无力。听使唤的，前有越国的美女，后有齐国的佳人。往来游玩吃喝，在曲折幽深的房子里纵情取乐，这简直是把毒药当着美餐，和猛兽的爪牙戏耍呀。过去的影响已经深远，而又拖延不改，即使叫扁鹊来治疗，巫咸来祷祝也来不及啦。现在对付你这样的病，需要世上的君子，知识广博的人，有机会时给你出出主意，改变改变旧习和成见，常在您的身边，做您的辅佐。那么沉沦的享乐，荒唐的心思，放纵的欲望，就无从产生了。”太子道：“等我病好了一定照你的话行事。”
    客人道：“现在太子的病，可以不用药石针炙而用精深的理论来治疗。您不想听听吗？”太子道：“我愿意听。”客人道：“龙门山的桐树，高达十丈还没有分枝。中心纹理盘曲，树根分布很广，上有千仞的高峰，下有百丈的深涧。急流逆波摇荡它。它的根半死半生。冬天的烈风霜雪刺激它，夏天的雷电打击它。早愿有鸟鸣晚上有鸟宿。孤鸿在上面呼号，鹍鸡在下面哀叫。于是在秋冬之间，叫最精于弹琴的师挚砍下它来做成琴。用野茧的丝做弦，用孤子的带钩做隐，用九子寡母的耳珠做琴徽。叫师堂弹奏那名叫《畅》的曲子。叫伯牙来唱歌词。那歌词是这样：“麦芒尖尖啊野鸡晨飞，面向废墟啊背倚枯槐，道路穷绝啊溪流遇回。”鸟儿听了，拢起翅膀不再飞。野兽听了，垂下耳朵不再走。虫蚁听了，支起咀巴不再前进。这是天下最感动人的歌声，太子您够勉强起来听听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煮熟小牛腹部的肥肉，加上笋蒲。用肥狗的肉来加羹，盖上一层石耳菜。煮饭用楚地的粳稻，或是雕胡的米粒。粘的饭成团，松的到口就散。教尹伊来煎熬，易牙来调味。熊掌炖得烂烂地，加些芍药酱。将薄切的兽脊烤来吃，新鲜的鲤鱼做鱼片。配上秋天变黄的紫苏，白露时节的蔬菜。兰花泡的酒，舀来漱口。还有野鸡肉，豹子胎。少吃些干的，多喝点稀的，就像热汤浇在雪上似的容易消化。这也是天下最可口的了，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赏赏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又说：“钟、岱等地的良马，年龄到了就用来驾车，跑在前头的像一飞鸟，跑在后面的像距虚。用爵麦喂马，马都成了急性子的，配上结实的马缰，赶上平坦的大道。让伯乐前后视察，让王良、造父来赶车，秦缺，楼季做车右，他们能制止乱跑的马，能扶起翻了的车子。然后和人家下千镒黄金的大睹注，在千里的长途上赛跑。这是天下最快的车子，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乘坐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登上景夷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水，左江右湖，那乐趣是天下少有的，这时可以叫博学有辩才的人，陈说山川的本原，尽举草木的名称，排比事物，编成文辞以类相连。在一番徘徊游览之后，下台到虞怀宫中摆酒。游廊连接四面有檐的建筑，有台的城，结构重迭，采画纷纭。车道交错，池水曲折，养的鸟几有混章、白鹭、孔崔、鹨鸡、天鹅、鹓鶵、鵁鶄。有些鸟头上有翠毛，颈上有紫缨。螭龙鸟、德牧岛，鸣声相和。鱼类腾跃，鳞翅振奋。清净的水边长着蕏草和水蓼，还有蔓生的草和芳香的莲。女桑和河柳，素叶而紫茎，苗松、枕木和樟木、枝条上达青天。梧桐和棕树，一片林子望不到头。各种浓郁的芳香，和种种的声音相杂。树头舒缓地随风摇动，树叶翻复忽明忽暗。大家入座畅饮，乐声振荡快人心意。这时让景春来助兴，让田连来调音。各种美味陈列在面前，各色肴饭都具备。娱目的是精选的美色，悦耳的是流转的好音。这时发出旋风般的《激楚》之曲，飘起郑卫的悠扬乐声。叫先施（西施）、征舒（夏姬）、阳文、段干、吴娃、闾娶、傅予等美人，拖着各色的裙裾，垂着燕尾。眼光对人挑逗，表示心里暗许。她们引流水洗濯，身上带了杜若的香气。头发上好像笼罩着尘雾，涂上了兰膏。换上便服来待奉。这也算是天下美妙盛大的娱乐了，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玩耍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那么我要为您训练骐骥，驾有窗的轻车，您坐在这样壮马拉的车子上，右边带着夏后氏箭囊里的劲箭，左边带着黄帝的鸟号之弓，去到云梦的林中，围绕生长兰草的洼地奔驰，奔到江边然后缓缓地行进。在青苹之间休息，迎着清风。陶醉在春天的空气里，满怀春意的心为之动荡，然后追赶狡兽，许多支箭射中了轻捷的飞鸟。这时犬马的本领发挥尽致，野兽的脚困乏万分，看马和御车的人使尽了他们的智慧和技巧。威慑着虎豹，吓坏了鸷鸟。奔马的铃当当乱响。跨越游鱼，抓着麋角，踢倒麕兔，践踏麋鹿。这些动物都流着汗珠，窘迫屈伏。无伤而吓死的，足足装满随从的车子。这是规模最壮大的田猎，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干一场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也不能够。”但是他这时眉间呈现了喜色，渐渐地这喜色几乎布满了整个面部。
    客人见太子有高兴的样子，就更进一步道：“打猎时夜火烧灭，兵车雷滚。旌旗高举，装饰着鸟羽和牛尾，整齐而众多。放开马蹄追逐，因为爱得野味，个个争先。为拦捕野兽而焚烧过的地面非常广阔，远望去可以看见边缘。然后把毛色纯一躯体完整的牺牲献到诸侯之门。”太子道：“妙啊！我愿意再听下去。”
    客人道：“这还不曾完呢。那时丛林之间和沼泽深处，烟雾弥漫，野牛和老虎都跑了出来。勇壮的人非常强悍袒露着身体空手上去搏斗。白刃闪闪，矛戟纷纷。收取猎获物的人同时掌管记功，赏赐银绢铺下杜若，盖上苹草，为牧人布置了筵席。有美酒和佳肴，有细切的烧烤肉，款待宾客。盛满的酒杯并举，言语入耳动心，诚实无悔，说一不二。忠信的表情就像刻在金石上一样。高声歌唱，长久不厌倦。这真是太子所喜爱的，能够勉强起来去玩玩吗？”太子道：“我很愿意跟你们去，就怕我这病人成为大夫们的累赘。”看起来太子的病已经有起色了。
    客人道：“我们将在八月十五日，同诸侯和远方来的朋友们兄弟们齐到广陵的曲江观涛。初到时还不会见到涛的形状，不过看水力所到之处，已经令人大大吃惊。看那水力所驾陵的，所拨起的，所激乱的，所结聚的，所洗荡的，纵然是有才能辩的人，也不能详加描述。既而目迷神乱，心惊胆战。浪涛滚滚而来。初时迷芒一片，少时奇峰突起，忽然声势浩大，超越旷远。似乎要陵驾南山，以望东海。那浪头几乎上冲苍天，而它的边际煞费想象。这时观赏奇景无穷无尽。然后注意东方日出之处，只见浪头迅速地乘流而下，不知要奔到何处才停。有时奔乱曲折地奔泻，忽然纠结着流去再不回头。浪涛冲到南岸然后远逝，看的人心神紧张更加疲惫，涛的形象在心中久久不散，直到天明，然后才心安神定。这时胸中受到荡涤，五脏受到冲刷。洗净手足，又洗颜面、发、齿。驱逐了倦意，去净了尘垢，困惑消失，耳目开朗。在这时候纵然是久病的人也要伸直驼背，招起跛脚，张开瞽目，打通聋耳来观看它，何况小小烦闷病酒的呢？所谓启发昏蒙、解除迷惑，都不消说了”。太子道：“妙得很！那么涛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呢？”
    客人道：“那是不见于记载的，不过我曾听师付说过，涛有三点似神非神：雷声轰隆传达百里是其一；江水倒流，海水上潮是其二；山中云气吞吐，日夜不息是其三。初时江水平满而流得极快，然而波涌涛起。开始的时候，水淋淋而下，像许多白鹭在降落，再进一步，就滚滚翻翻，像白车白马，张着白的帷盖。当浪头像云堆似的，纷纷扰扰，就如三军奋起。当两旁的奔流忽然涌起，飘飘地，就如将领乘着轻车在统御军队。驾车的是六条蛟龙，跟着太白帅旗。忽而但见白色的虹蜺在奔驰，前后相连不断。高高低低，前前后后，挨挨挤挤。又见壁垒重重，人多马众有如军队。大声轰轰，漫天沸腾，势不可当。看那两边岸旁，汹涌激怒，盛气冲突，向上击刺，向下投石。正如勇壮的战士，猛扑无畏，冲营抢渡。小湾小港无所不到，跨出崖岸越过沙滩。遭遇者死亡，阻挡者崩溃。开始的时候从或围津口出发，逢山陇而回转，遇川谷而分流。到青篾时盘桓回旋，到檀桓时无声急进，到伍子山速度减低，远奔胥母之战场。上赤岸，扫紫桑。横奔像雷滚，显然威武，如发狂怒水声混混，犹如擂鼓。涛在岸合处被阻而又发怒，上升远跳，大波扬起，在名叫借借的隘口大战起来。这时鸟来不及飞起，鱼来不及转身。兽来不及逃走。纷纷忙忙，也像波涌云飞一般的混乱。向前扫荡南山，回头冲击北岸，丘陵颠复，然而又荡平两岸。浪头高峻，破坏堤防，直到全胜方才罢休。然后急速地奔泻，任意泛滥，十分横暴。鱼鳖都不能自主，颠倒翻复，稀里花拉，起伏不绝，连神物也觉得骇异。这种景象难以尽述，简直令人吓倒，或者吓得昏头昏脑。这是天下最奇的奇观，太子你能勉强去看看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不能去啊！”
    客人道：“我要为太子推荐有道术的，有才智的人才，如庄周、魏牟、扬朱、墨翟，便蜎、詹何之类，让他们谈谈天下最精深的道理，讨论万事万物的是非，让孔丘和老聃来总结，孟子来稽核，这样，一万个问题也错不了一个。这是天下最切要最美妙的理论了，太子您可以听听吗？”于是太子扶着几案站起来，说道：“我现在一切疑虑都消散了，好像已经听到圣人辩士的言论。”这时他出了一身透汗，忽然之间，老病全消。
    《七发》简介
    《七发》是西汉著名赋家枚乘的作品。枚乘主要的活动时间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二代。（公无前179——143年）
    《七发》的结构是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开头另加一段序曲。叙述缘起，并借一主一客的问答把各段联系起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反右倾机会主义决议，要作充分准备；传达与讨论方式，要好好研究。　　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当这样来总结。会议头一个阶段开得不对头，是照我们的老规矩。后来才出现对立面，引起大家注意了。18个问题中那些东西，现在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总结经验应当像刚才通过的五个文件这样总结法，锋芒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鼓干劲。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社会上，党内，基层，早已发生右倾问题。因为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起，已经八九个月了，一直搞指标落实，什么反对刮“共产风”，等等。开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判，产生了右的倾向。而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一月会议、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可是气候并不好，因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形势也已好转。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提意见？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东西。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　　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前一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反帝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左倾”机会主义买了过头粮，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消灭资产阶级，这同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革命如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那么，反帝反封建任务不能完成，混淆了两个阶段革命。此外，还有方法问题，比如要打大城市，以为城市暴动容易成功，不认识农村包围城市。那时“左”嘛，“左”派太少了嘛，但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左”一阵风。后来中央进入农村，就发生革命快、慢问题，是先夺取城市，还是长期在农村壮大力量等争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也有争论，如富农分坏田，组织政策不正确，不从团结大多数出发。这一回对五六位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团结。王明告洋状，说我路线错误，说我反对共产国际。我们说，是自己反自己，谁教中国人接受这些东西；胡子眉毛一把抓，两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组织上圈子越搞越小，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派一个人去当太上皇，对“异己者”非搞干净不可。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怀那个也不兴旺。过去说北方没有布尔什维克，当然要团结北方同志。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有些同志这么解释也有理由：西北局工作好，那时他尚未发展到反党程度，一般讲，他在陕北一段做了好事，问题在东北。这回彭德怀继承衣钵。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因为路线错误，1938年对革命有损失，有些地方1939年、1940年才转过来，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所有那些错误，都该清算一下。还有同四方面军的关系，张国焘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惟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　　高岗、彭德怀从小局面出发。这次同他们谈过，只有洛甫同志没有参加。开谈判会，彻底把牌摊开来。我问过彭德怀个人，究竟有几个人？彭说有几个人，15到20个人，小组会上意见相合的只有这个数目。现在看来，他把一些人的范围扩大了，过细一算，一共4个人，加上李锐只有5个人。其他个别同志无非多谈了几句话，不能算“俱乐部”盟员。上榜的，写在决议上的，4个。为什么李锐的名字不写在决议里，因为不在中央委员的圈子里，你不是中委，又不是候补中委，不够资格，是个别工作人员，无写上名字的必要，只写个“追随者”就可以了，并不是藐视他，也不是开恩。你们圈子那么狭小，从来不拿团结旗子，要打分裂旗子。第一、二次王明路线，形式上统一，事实上分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打击正确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躺在蒋介石身上。马克思主义忽然几个月丢了，阶级分析不要了。不是分清左中右，不是壮大“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不分清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差别，说都是“优秀青年总汇”，这是王明的口号。王明这一套，居然许多同志相信。　　在朝鲜，也是不信任大多数。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二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那么狭隘嘛。　　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是两个反党集团犯错误的根本原因。1953年提出总路线，这么一个纲领，那时他们受不了，他们实际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党的。消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相当一部分人受不了，富裕中农这个阶层，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都受不了。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能舒服？他们不舒服的，不愿革自己的命。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勉强可以接受，资产阶级大多数就是不舒服。这种情况，不仅地富反坏右中有，合作化、公社化也有人不高兴。反映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这一关难过。讲到这里为止，是讲坏话，讲难听的话；底下要讲一些好话，不然就不平衡了。　　
    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好。历史上他们做过好事，反帝反封建，对社会主义有模糊愿望，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小舟今天表示赞成决议，我很高兴。昨天我还相当悲观。我跟你说过，你是个民主人士，而且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十，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现在听说海瑞在你们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上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空气变了。第二个侧面，除了小舟，主要是彭、黄、张三位，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这么多人批评，有分析，留有余地，批评反动的一面，坏的去掉。他们这些同志承认了错误，还待实践，但承认缺点不完全。不要性急，不要搞大跃进，已经大跃进了。29天，关系很恶劣，一定要榨出油来不好，容许有思索，有改正的时间。这方面是收获，表示欢迎，愿意同大多数合作团结，愿意革命。彭德怀跟大家、跟我说了三条：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去耕田。这叫“狷者有所不为”；你还缺一个“狂者进取”，是孔夫子说的。你就是服从命令，不造反，积极方面说，61岁了，最后算账，以后再说，以前的不算。普列汉诺夫以前大半正确，后来反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在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为什么能成佛？只要你放弃自己的纲领，真正跟大多数人合作，采取团结态度，你就是光明，立即光明，再不会有时觉得光明，有时悲观。大家要做工作，应该同他们往来，不要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要采取热烈的态度，到他那里去。不要怕沾什么“俱乐部”的边，你怕“俱乐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入污泥而不染，要帮助害病的人，医生任何地方都去的。不采取热烈态度，消极害怕，怕沾边，这不好。不要紧的，会开了这样火，才5个人嘛。经过这次会议，大家打了预防针。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我希望同志们在各地传达，如你们开10天大会，9天指出错误，要强调错误那方面；不过也要指出有革命的一面，但不可强调，一强调就无事可做了，你就治这个病嘛。到第十天开团结大会，不要把这些人看做没用的人，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这方面要强调一下。（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 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现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有两种情况：在党内一宣布，觉得不好理解，感到惊奇；觉得突如其来。这可以理解。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这些，我们过去不讲。而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没有讲过彭，小舟只听到过彭讲我。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然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操了40天娘。一野，抗美援朝，军委都交给你管。只要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还是干军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我们是交不亲的朋友。高岗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去年要辞职，我们作了决议，要你继续干下去。军委扩大会议斗争萧克，支持你。你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的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还是两个：一个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能转，一个不能转。影响范围缩得越小越好，有可能转过来。转不过来我们也没有蚀本。采取团结态度，转过来了，就赚了钱。个把两个人不转过来，也无关大局。中国6亿人口，每年增加1300万，我看天不会塌下来。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没有转过来。王明还在莫斯科，洋状告了3条：反对共产国际，强迫80％的人整风作检讨（其实是100％，这次又是强迫），搞个人独裁。　　我的意见是这样：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王明是投降主义。个人投票不行，还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改变不改变，两种可能。应当权力争取转变过来。中国人民热情，有英明热情的党。庐山这一场斗争同上回斗争高岗来比，这五年半里，我们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央如此，我想地方也如此。给必要时间是可以的。　　右派是多少？有45万。比人家一个党还多。除了个别的以外（章伯钧、罗隆基、龙云是极少数），45万右派是笔资产，要开个大会，要争取他们，我曾经讲过，至少70％可以争取过来。其他以资产阶级右派去见阎王。这些人再活10年20年，可能只剩下10％了。白俄还愿意回国呢！牛训练3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条件下，还有这样热情的党、干部和人民，应该相信他们（除个别人以外）是可以改过来的。　　过去搞斗争总不休止，军师团营长都斗，发生恐慌。　　（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也不怕，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惟一见过托洛茨基的是刘仁静，刘仁静现在做翻译。（周恩来：罗章龙也在教书）要给人出路。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不要抹杀他们历史上有过好的一面，过去犯了错误不得了，宣告人死了。立三改了，那时一提起立三路线还得了。我们还要争取王明，不管他告几次洋状。去年武昌会议，他回了一封请假的信，是热情的。天无绝人之路，马克思主义者走绝路不好。凡事要留有余地，要关怀帮助。因为他们过去做过好事，有革命性的一面。我这一段话，如早几天讲，决议就做不出来，只能在做了决议后的今天来讲，才能讲清楚。　　中央全会开了15天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和黄克诚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是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一九四五年党中央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五）如上所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决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一次讲话
    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鞍钢工厂和耕田不同，耕田慢一点，快一点没关系。工厂技术那样复杂要听指挥。像乐队，没有指挥，一群人就不知所措。这就是生产秩序，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交通警察不要不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纪律将会更加森严，上街可能要排队。不信，请你注意健康，再活一百年，就可以看到。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布朗基主义者“左”得不得了，巴黎公社是无政府主义者搞起来的，但是群众超出了他们的意志，被迫不得不搞。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船要有船长，组要有组长，无非他们要搞派别活动，反对敌对的派别。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的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常委会的同志年纪都大了，总要办交代，总要新的人来代替，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对破坏，无产阶级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你要讲破坏，我就不能谦虚了。列宁说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地方上也有这个问题。省、地、县都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但要有一个过程，不然不行，每个县、公社都要如此。河北昌黎县委就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有意识地健全我们的领导机关，当挡的风挡回去，很有必要。彭德怀二十四日信没有通知讨论，我告诉两方面都要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公道，××到昨天以前还硬着头皮顶住。
    这次会开得很好，逐步发展，中期、后期解决了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我建议地方的会议不必等都到齐了才开，到一半人就可以开，有老兵有新兵。这次会议是胜利的会议。避免了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马鞍形。大跃进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的，是群众的要求。革命和建设两个运动，搅在一起，是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比如农械问题，东北是工业化地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其他地区也要力争嘛。国内形势是好的，有的同志欢迎中央的同志去看，有些同志不去看。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两种看法，有缺点可以改，并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印度、印尼要搞和平，但如果不准备夺取政权，是要犯错误的。这与和平民主新阶段不同，因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的更好一些。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一化三改，一条是现在的建设路线。去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今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仅一年多，出了乱子，不是说路线不行了嘛？经过这次会议，又说行了。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并非太平无事。将来风波还是有的，但总的趋势是好的，不管出什么乱子，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总要占优势，即使不占优势也是暂时的。现在建设有了保证，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是团结一致的，但也要估计到不是那样风平浪静，自然界的台风年年要来的，政治上的台风什么时候来，料不到，但一定时期内，总会有的，因为有阶级存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是没有战争的可能，一定要有准备。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对张闻天信的批示
    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毛泽东八月十八日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给诗刊的第二封信
    ×××、××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改。如以为可，可以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泽东
        九月一日
    附两首律诗：
    七律    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律    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工程，他视察了礼堂的一二层和上海厅之后说：“人民大会堂的建成确实是成绩伟大，你们这么大的功劳，是不是立块碑吧！那将多大呀！照相吧！也站不下呀！”
    毛主席又亲切教导说：“要向老红军学习，不为名，不为利，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红军打仗也没有礼拜天，没有休息，没有加班费，还是学习老红军吧，要和老红军一样”。
    毛主席看了宴会厅，询问工程情况，坚定地说：“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主席又高度赞扬了建筑工人高度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说：“最近，我们看天安门礼堂，只有十个月，过去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都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休息礼拜天，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是八小时的，结果他做了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他不要钱呢？他不要。有一些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夜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
    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元钱呢？一小时一元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元，就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作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有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讲的伟大创造共产主义礼拜天，有不计报酬在内。”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判，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覆。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犯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一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1924年，一个是1938年，1939年，1940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的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话，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Q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癞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癞痢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没有主动。
    你没有主动，大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话。再一个要靠拢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则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话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话，又不靠拢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好像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话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许多东西我没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没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好的，以前就没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去，带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驳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没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沙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门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场高声答应：好！）叫××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做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钱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钱嘛，一小时一块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礼拜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请××同志给你们讲一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钱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钱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话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一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钱，人民他不要，你算钱他不要，如果要算钱，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钱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需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志，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作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一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2011年5月2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