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册（1）
第二章 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为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治淮的数量，如果打七折（有些有质量上的问题），也是合算的。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
要抓十二条，今后要评比：1．水，2．肥，3．土，4．种（优良品种），5．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6．除病虫害（浙江因虫损失一亿斤，一年夏把虫灭得差不多了，日本无马克思主义。已搞得无虫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7．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等），8．畜牧，9．副业，10．绿化，11．除四害，12．治疾病讲卫生。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条，也要评比，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副业，5．林业，6．渔业，7．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科学，11．文教，12．卫生。
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比县比，社与社比。如果大家同意再商量着办。大家都要到别的省参观参观，自己不出门，比输了就活该。很值得到甘肃去一次。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开几次会，开小型的会，抓地、县书记。地委书记的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不超过五天，县委到地委去开会（几个地委一起开，比较有兴趣）。大型的“非常会议”，一年只能开一两次，要两个月抓一抓，否则一年很快过去了。各省评比，在中央开会。
我自己每月同大家谈四次，到处跑一跑，每次两天到三天，看五、六个单位。
工业也要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先有个别人准备意见，大家再七凑八凑才成。
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要认庙不认神。要有这么一个传统，有庙不论谁在那里挂帅，就由他做头，能凑合过去就行了。沙文汉，杨思一等是另外一回事。
湖北省委有个关于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转了，看到没有，很重要，要普遍搞试验。
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究竟积累问题多大，有的提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百分之五十五。最好一半一半，要看年成，看地方，做几种规定。百分之六十分掉不是一般标准，是减产的情况。要勤俭持家，个人的消费要节约，红白喜事，大吃大喝要反对。各省要出个布告禁赌。婚丧喜庆，红白喜事，都要从简，家庭造酒，完全禁止也不好，爆竹不要禁了，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地县社都要搞，先搞粗线条的省，要半年交卷。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他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暂时的，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开会的都有散会的思想，越开得长，越想散会。
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级数学。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圆周割裂千万片它就方了。圆与方是对立的统一。
思维形式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形式逻辑有不少错误的大前提，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按形式逻辑来说并不错。它只管数量。不管内容。内容是各种学部门的事。
昨天讲了两个十二条。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一、水、肥、土等十二条，要抓住，相互平衡。有水无肥，有肥无水都不行，是相互联系的。农业十年以后（也许要更多的时间）要实行电气化。电气化犁田。畜牧与肥料有关。又是动力，是肉食，是工业原料。除四害与劳动力有关，增加体力，振作精神。
二、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二条要抓住。
三、反浪费。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四十五万，占资产之一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质。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人家都不信。只要一个材料就够了。剖一个麻雀就够了。不一定剖太多。
整风中以十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十天到十五天时间就可以）。可以搞几十亿。
四、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要当作大问题来研究。这个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六十等，各种分法要研究。春季即抓，不抓来不及了。这是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一九五四年搞了九百六十亿斤，得罪了几亿农民。今年八百五十亿斤，暂时规定三年。我倾向于百分之五十。歉收、丰收有所不同。跟勤俭持家结合起米，可过日子。婚丧喜庆，一律从简。
五、要搞试验田。湖北省委关于试验田（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插话：浙江省委的报告，因为有了《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家就注意去看了。）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六、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做两方面的批判。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政治与业务就是红与专。搞政治的都要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湖北省委试验田很见效，搞的时间并不长。
七、打掉官风。上海提出的。不要做官，统统把官风打掉，与老百姓平等。
八、按时交计划。
九、除四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月大检查一次。“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这句话很好。
十、绿化。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听说三丈多高的树每天要吸收和散发一吨多水，会不会影响地下水？
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生产（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内）。要有全国平衡，不能无政府主义。
十二、开会办法。要大中小型。（各省）“非常会议”（如党代会）一年一、二次；中型几十人到二、三百人（如开县委书记会议），小型的如地委书记会议。要下去开会，了解他们，“非常会议”谈政治，业务会议也要谈政治。
十三、省委书记、委员轮流离开办公室，一年四个月，到处跑，可以釆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到一处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下去一周半月也好。不一定到一个地方就是三、四个月。
十四、内部不要请客，不要要人家请吃馆子，不要迎送。不专搞舞会，不请看戏。谁去机场接客人，要处分被接的人，这是打掉官气的一个方面。
十五、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没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一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
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年就行。××年加八年，共××年，不用××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真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
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3．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研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户养两头，他还改造土壤。浙江桐庐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经常把问题放在心上想一想，和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吹一吹，和自己的秘书平等地吹吹，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找几个党委书记谈一谈，不作为决定，作为酝酿。在一个时期内把几个问题想一想，吹一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不要事先不动脑筋，不想一想就开会。有些东西是慢慢成熟的。
十六、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再有××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辩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争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争取群众。有思想交锋。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不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的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十七、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此的。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大家把几篇文章看一看，《解放日报》登的上海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关于桐庐厂比出品率的报导和王朴写的短评）。一件事反映了全国性的事，大家一定要把人家的好事当作自己的好事。搞社会主义，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要当作自己的事。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线划得那么清楚。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到，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没有？（答声，未了。）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瓧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瓧），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那五条？有人答……）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命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12，500公里，乘3.1416……，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遖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手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颐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釆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同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釆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他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越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波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他讨论一些原原则性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的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末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刮起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纪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
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lO．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早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期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经贸易。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付业和经济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做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以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和工区、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的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拨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征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风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求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往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会议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谈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卞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自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此，促进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此经济、比生产、此技术，还要此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的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份。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江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多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应该作出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足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那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认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们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儿句话中，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首先由它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是指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各方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过问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抓这项作工的。只是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要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做报告后加讨论的办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晨突如其来的把完成品摆到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要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观点，还是比较恰当的方法，表达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钉子的。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是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起来作。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语，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会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会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成。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办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多招些学生，但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或附属工厂，出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数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同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校，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除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业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省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波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的高产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后取得群众同意，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覆盖面积的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的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变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作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的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同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能形成正式条文。
2011年4月17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