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六节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山东省掀起了红卫兵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十二个学生去北京学习，参加了“8、12红卫兵誓师大会”、“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在天安门前成立了“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青岛事件”（市委挑动工人斗学生）山东大学去了近二千人，会合北京等地的学生，支持青岛三大院校的革命，《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十几个同学成立了“驻省委毛泽东思相宣传队”，省委为了撵走他们，不让他们去省委伙房吃饭，引发了绝食斗争。他们绝食几天后，本校、其他院校、工人、市民中的许多同志们都到省委去看望他们。在省委大院召开了“批判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省内串联，到下面地、县发动学生、工人、农民成立红卫兵组织、开群众大会“揭批资反路线”。这些组织一般都加入到“山工联”、“山文联”、“山红联”等省一级的群众组织中去。这样全省各地一部分文革势力与“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直接联系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王力汇报了他们对学校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少敏在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二、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青岛市、山东省的造反派忤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对青岛市造反派谈两条路线斗争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又有问题了，实质上是象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是用解放军打江山的办法，解放那个地方接管了，不是通过群众暴动，从底下起来接管的。军队占领，军队接管，包括许多留用人员，当时是需要这样的，现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众运动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路就在这里。接管有各种方式方法，有的完全接管，因为那些家伙全是黑帮。
那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对于某些人还要撤职留用，因为我们还有些具体事情，我们不熟，今天一个条子，明天一个条子，闹得你头昏眼花，不能抓文化大革命了。第三种，轻一点的可以停职留用。第四种更轻一点的可以监督使用，你听我的！这里有的全部接管，有的撤职留用，有的停职留用，有的监督使用，这要看具体人，具体时间，还要看自己的力量怎么样。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策动一些人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
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提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夺取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告全市人民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某日，工人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一些人开追悼会，抬着棺材游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键在于大联合》
凯歌阵阵，喜讯频传。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安厅、省军区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这些组织的头头抓进监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其中山大的学生（包括在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
三、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夺权
青岛夺权后，王效禹受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济南参加山东的夺权。出发前曾开会约定：没有“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加他们就不参加夺权。当王效禹等到了济南以后，这些组织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王效禹就联合公安厅、省军区和几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原“山红联”的部分）、“山工联”下属一个分会等，于二月三日宣布山东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王力说：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问题严重马的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四号紧急通告：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一九六七年二月，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组织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进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经历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场粉碎阶级敌人搞假夺权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力，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
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
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谁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就必然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导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以致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这样下去，即使过去作出过多少成绩，也会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些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受了敌人的蒙蔽，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对那些个别死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必须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继续参加革命，而不要歧视他们。
三、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我们省革委会常委会的几个同志，就下去走了几趟，到了几个单位，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就我们看到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如果不警惕，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狠狠地把它打下去，怕就会象“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最后一段所讲的，虽然我们夺了权，但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有中途夭折、半途而废的危险。我们看了几个单位，是有这样一个危险的。
我们去的这个学校，有个红卫兵小将的组织，原来在革命斗争中掌握大方向斗争最坚决最积极，现在被打下去了，被解散了。他们的两个领头的被公安机关拘留了，那里原来的保守派，又活跃起来了。这样，运动就被打下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复辟了。
这个厂的两个造反团体，本来是委员会的创建者。但是现在他们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一些工作的做法，他们也不知道，车间里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常态，恢复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就是说，干部都上去了。一切都是老样子，这实质上也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下去了，不过方式不同，是“和平演变”罢了。
以原来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带头，把以前的所谓保皇派原封不动地组织起来了，把造反派的组织全部打下去了，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很“顽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连续围攻了她两天，围攻她也不投降，一直自己坚持，并写出了一张大字报。
一个是，说造反派的组织不纯，成份不纯，说里面有些坏人；第二个，是说革命造反派开展斗争的时候戴了帽子，打了人，破坏了十六条；再一个呢，就是说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里面不要党团员，或者是说（有的是这样提的）“他们矛头是指向了党团员，斗争党团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是“右派组织”，是“应该彻底打垮的”，应该搞个新的“左派”组织，让新“左派”组织上台。我们说这个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主要的危险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打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对群众的革命组织有的解散，有的压下去，有的遭到围攻，有些地方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情况。当权派重新上台，原来保守派组织也原封不动上台，重新把权夺过去，对这一股逆流如果不打下去，如果有的单位叫它复辟了，那么这个单位就仍然恢复原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上风。
自从解放军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支持左派以来，有不少人挑动革命群众组织与解放军的关系，值得我们警惕！现在解放军出来以后，他们又采取挑拨解放军与革命团体的关系，如果不注意，我们就很容易上他的当。
目前虽然济南市发现这个逆流，我想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很快就能打下去，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好形势。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
就在这个时候，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新特点。
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竭力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妄图抽去它的革命灵魂，使它成为“合二而一”的大杂烩。他们千方百计挑拨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利用他们的影响，大搞调和主义、折中主义，指使他们的同伙，混进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有的甚至公然叫嚣，要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乘机大作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谎言，拉一帮打一帮，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竭力往革命闯将的脸上抹黑，说那个人“出身成份不纯”，那个人“造反动机不良”，那个人“怀有个人野心”；他们利用过去的影响，暗中操纵，积极复活“保字号”组织；有些人甚至公然威胁曾经批判、斗争过他们的革命群众组织，说什么“过去你们斗了我，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该是我和你们算账的时候了。”“不能等到秋后算账，现在就得算，马上兑现。”如此等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写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并转毛泽东等的信
信中说：我于三月四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二月十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
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
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
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
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
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
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山东代表团王效禹杨得志等人的讲话
周总理讲了话，大致是五个问题：
（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集中领导要加强，部队除了军队指挥大权以外，其他各种大权都归省革委，大军区也参加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作主任委员，杨得志作副主任委员。
（二）回去后部队要开会，要把思想问题解决一下，包括县人民武装部以上的都要参加，一周的时间差不多，中心研究支左工作问题，部队领导同志要作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也可以去讲讲话，给大家鼓鼓气，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也去几个人也讲讲话，表示对大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全撤回整训。
（三）二师要用野战军把他吃掉，并从原地撤离，改变性质。
（四）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要放手让革命造反派去把他冲散。
（五）各地革命委员会，部队不能作第一把手，根据这个意思，回去起草个核心小组，报请中央。
康生讲了四个问题：
（一）左派组织。山东的左派队伍不错吗！
（二）关于公安局。这算什么解放军，这是公安纵队，他们和当权派混在一起，内蒙就有三个独立团反对毛主席吗！市公安局的解放军是属于地方部队的，撤出去！
（三）市武装部。武装部就是穿着军衣的地方干部。
（四）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
关锋插话说：你们对公安局，武装部太轻视了，他本来就是坏的，围攻公安厅是他们挑动的，你们安排一下，济南起火有人救，交通有人管，叫公安厅管起来就行了，公安局放手让造反派冲，冲垮了完了。我们不提倡武斗，如果他们非给我们顶牛不可，武斗就武斗，你们造反派要学会争取群众，杨毅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批判，但主要应解决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高明智要撤职。
肖华插话：山东支左谁主持的？
袁升平答：张仁初！
肖华说：怎么能让张仁初主持工作呢？他是有名的张二疯子，袁升平你应当自己抓起来。
周总理插话说：支左办公室要撤回，统一归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管，
杨得志插话：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
肖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高明智大家批判了他，怎么能叫他掌握公安局，武装部呢？怎么不让群众讨论呢？
康老插话：有些不是调离，而是要撤职，像高明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
这封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刘伯承在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 “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
“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给济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
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 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 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 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54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萧华对济南驻军的指示
（1）中央认为济南部队，在“三支”、“两管”中有很大成绩，在济南、青岛夺权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支左工作没有经验出了错误，希望你们坚决改正。
（2）支左问题，省革命委员会同志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逆流来自部队，执行了拿枪的刘邓路线。在这方面，部队对自己要严，要照顾大局。
（3）应支持王效禹同志，支持省革命委员会，支持左派，支持“三结合”，巩固和扩大这个胜利。首先和王效禹同志的关系搞好。
（4）对重新夺权问题应该实事求是，真正夺错了的要夺过来。应该改组的就改组，原来夺对了的要坚持。
（5）支左工作要统一，省革命委员会直辖指挥部撤销了，就主动了。要和省革命委员会互通情报，听说你们没有开会，应开个会，应面向干部战士进行正面拥政爱民的教育，要慎重，把团结搞好，干部对左派难免有些看不习惯，不要把支流看成主流，要看主流，乱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听信谣言和个别人挑拨。
（6）向公安部队作好工作，有的可以调整一下。
（7）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批判刘、邓、谭、白。中央对山东很关心，希望你们作好工作，尤其把“三支”工作做好。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张春桥在山东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
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
（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
（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
（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１〕来信上的批语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王效禹《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取得夺权斗争胜利之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勾结起来，连续进行了三次疯狂的大反扑。他们重新拣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群众问题上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歪曲事实，制造谣言，千方百计地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利用他们钻入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同伙的合法地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处心积虑地把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搞垮革命群众组织，妄图使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失去它的群众基础。他们重新拣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部问题上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界限，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领导干部，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他们制造种种谣言，竭力挑拨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的关系，妄图使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失去人民解放军这个强大支柱。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评论员《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本刊发表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件。它具有重要的普遍的意义，值得所有已经夺权的单位、所有革命领导干部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研究和学习。
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头脑中的“私”字，时刻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我们从今年一月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来，做了一些工作，但也犯了许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在某些问题上则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错误地宣布徐州市郊区狮子山大队“毛泽东思想红农军”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在工厂支左工作中，犯过调和折衷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四月份以来，我们没有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斗争大方向上去分析和识别“踢开革委会派”这一革命群众派别的性质，只看他们的支流，不看他们的斗争大方向，以致混淆了是非界限，错误地认为“踢派”是代表保守势力进行反夺权。同时，对“支持革委会派”一方的意见又偏听偏信，使领导到部队造成一种支持“支派”厌恶“踢派”的强烈的倾向性。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街头宣传和有的宣传组在支左工作中片面支持“支派”，压制“踢派”。五月三十日，我们支左单位的部分工人农民上街参加围攻“踢派”的大规模武斗，宣传组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武斗激烈时有的“踢派”群众来营房请求保护，我们也没有收留。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济南军区党委转发《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的检查报告很好。据我们了解，该师在徐州支左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是比较好的一个单位。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能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毫不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而是痛痛快快，直直爽爽，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认真检查，深刻认错，彻底改正，立埸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边。现将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学习参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南京军区党委转发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很好。二十九师的同志，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不仅对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批评，而且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这种转变。当中央文革小组派去解决徐州问题的王效禹等同志受到威胁时，他们提出：绝对保证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有二十九师的部队在，就有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这种言行一致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是全军都应该学习的榜样。现将空军二十九师党委的检查以及济南军区在转发时的批语，一同发给你们参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张轾秀在徐州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部队领导在前一阶段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使徐州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使踢派战友们受到打击和压抑，现在回想起来万分痛心。这个责任主要由我们6063部队来负，在这里我们万分沉痛的心情代表6063部队党委，再次向你们公开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王效禹在青岛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山东武斗还少吗？不少，昌潍、济南都有。
青岛有的有利条件，造反派没怎么受气，夺权后算一帆风顺。昌潍、济宁、临沂、烟台、威海造反派受压抑很厉害。徐州四月份是造反派天下，五、六月份就是白色恐怖。青岛造反派日子很好过，这是因为青岛支左部队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67军在全国很有名，青岛应特别拥军，尊重解放军，扩大解放军的影响。
北海舰队几个领导同志在支左方面有问题，我不同意是北海舰队的问题。
前一段，济南、青岛都有人贴了××、××的大字报，有人说：“挖出了山东后台了，山东的权是走后门走出来的。”一个省的权的问题，怎么能走后门走出来？两个人就决定了，他两人是中央的，不管他，刮邪风是不好的，我们不要理邪风。在这个问题上弄不好，要犯错误。
青岛夺权是文革小组催我们夺，我们才夺的。社论是陈伯达同志亲自定的稿。当时已有了上海大联合，我认为青岛要走上海道路，走大联合的道路，海洋学院的同志，说走三司的道路，我说不存在，最后冯起搞分裂，夺权弄不到一起，这是方向错误。当时主席指示大联合，大夺权，青医的同志知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海院的同志错了，一直回不过来，现在好了没有，我不知道。走三司的道路是走回头路。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王效禹谈解放干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杨得志在六十八军党委常委会上讲话
王效禹同志是个老同志了，一九五○年就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历来如此。最可贵的是他的敢于造反精神。过去传说的他被打成“右派”。实际上是舒同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政治迫害。那是1953年，他曾被撤职，降级、贬到基层工作，1962年才平的反。文化大开始时，他是青岛市的付市长。当谭启龙，张敬涛等在青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一个人站出来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旧省委决裂，公开声明要作他们的“叛徒”。因而又遭迫害。但他始终威武不屈，坚持斗争，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就是在被软禁的期间，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反对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他，回了电报，并要他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支持他的革命行动，特别在他处境困难时，更是大力支持他。
“1.21”他领导青岛夺权以后，又奉中央文革的指示来济南，领导了全省的夺权斗争。
关于我们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他最早发现的，三月份就向我们提出来了，就山东医学院问题，向我们指出，我们弄不好要犯方向路线错误，但我们没有很好认识和觉悟。后来转弯“下楼”，主要是中央的支持和帮助，军内外广大造反派的帮助，与王政委支持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最近山东地区有些人就因为关锋、王力犯错误，也怀疑起王政委，怀疑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来了。这是错误的。
徐州也有借此反对王效禹同志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连云港事件的决定
据报“毛泽东主义人民公社”今天又包围锦屏磷矿和化工厂，抢了部队的枪，民兵的枪，并打死打伤部队人员，曾先后的两次伏击解放军这种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接此电话后两派必须立即停止武斗，两派立即撤回原地并积极协助6117部队、6066部队，连云港卫戍区司令部、283部队，维护好社会革命秩序，保证港口、铁路运输正常。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六三○七部队、 北海舰队《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
六三○七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大方向，是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一面红旗。
北海舰队驻青岛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前舰队党委常委的少数同志在几个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保护旧省委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不积极支持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以后，他们又利用“拉鞠”，支持“炮轰政法部”，攻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曾经给青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个错误主要由少数人负责。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同意《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的文件及附件
中央同意《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这一决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王效禹的检查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党委作的检查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一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二）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
（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
（四）生产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王效禹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题
六、贯彻九大精神，解决王效禹的错误问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山东13个地市，112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委会。
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
五、开展“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临沂发生上万人参加的武斗，打死9人，伤15人，抓了200多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省革委会派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
一九六九年二至五月之间，在冠县又发生了多起大型武斗，死伤多人。
全省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倒或改组。
贰、本节简论
山东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特点是：
一、首先是造反派结合王效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在青岛市夺权，然后二月又到省里夺权。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二、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曲折，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策动一些人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安厅、省军区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这些组织的头头抓进监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其中山大的学生（包括在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
“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这肯定是不能容许的，“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也是必要的。但是，后来把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派的造反派组织都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捕头头，就做得过分了。
三、正是因为山东省的夺权过程太顺利了，地方支持造反的干部与部队支左的干部认识不统一，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地方部队支左干部支持保守势力反对革命左派夺权的一股逆流，与王效禹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进行的反逆流之间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中央是支持王效禹的，教育犯错误的部队支左干部端正立场。
四、在建立地、县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的过程中，要团结广大群众、解放干部、打击坏人，这些都是正常的、必要的。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原来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乘机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这种情况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由于资料缺乏，无法作出判断。大约在一九六八年的下半年，王效禹提出了“反复旧”。这个所谓“反复旧”运动究竟是怎么搞的？搞到了什么程度？由于资料缺乏也无法判断。
五、九大以后，中央着手解决王效禹的反复旧问题，认为王效禹犯了严重错误，是把矛头四指向。
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并和王辩论起来，当场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
“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
1969年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
1969年5月29日济南军区、山东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
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
1971年4月14日，王效禹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
文革后，王效禹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2日，在青州因病去世。
2006年8月初稿
2011年8月1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