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关锋同刘格平谈话。刘格平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抵达北京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的讲话
斗争越尖锐的地方，斗争就越有希望，我看北京有希望，上海、天津有希望，山西也有希望。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刘格平等五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刘格平的组织下，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夺了权。原省委省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晚间，刘格平等三名领导干部公开站出来，向造反派代表两千多人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进行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王力接见太原机械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讲话
山西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很好。
在一单位，一个市，一个省，把权力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革命派一定要联合，不能采取小集团，分散主义，但也不能一下子就组织一个大组织，一下子就联合起来。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地方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样，领导机关如果不是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叫他靠边站，就要夺他的权，我们应该相信机关的大多数，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相信他们是要革命的，机关以机关的干部为主，外边的起支持，监督作用。机关的权要夺过来，主要的还要依靠机关干部，不能今天这个组织接管了，明天那个组织又夺过去了，这样就可能不适当，采取简单的方法不行，夺了权的能用的人还要利用。
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我们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总指挥部》第一号通令。有多少条？有四条。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昨天没有表示态度，现在我宣布：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
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论点：“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居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你们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杀身亡。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三号通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二、四·一四事件揭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山西省发生了“红总站”等造反派“四一四”炮轰刘贯一等人事件，刘格平、陈永贵等人支持；“红联站”等反对炮轰，张日清等人支持。两派矛盾日益加剧。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解决山西核心小组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周总理：“象政法部分搞成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才报告的，我们没有批准，你们有意见，可以搞实验么，结果好多文告都可以专政委员会出面，中央就没有以公安部单独发布军政性的文告，还有军管会一整套专政机构，搞成两套了，搞成最最权力机构，好些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分散的很，组织机构分散的很，反映了你们核心小组思想分散，政治生活分散，组织生活分散，你们是最早的一个，一月十二日夺了权，一月十三日公布的，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这个内战不是群众的内战，是你们六个人的内战，当然陈永贵不在了，徐志远在下边，六十九军同志刚去，你们不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吗？这一点你们就没举，你们不是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的思想，主席讲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而相信群众在先，没有群众那有党啊！从思想上提高起来，你们犯的比较广，指导思想是分散的，领导思想必须先吃两头，上面是主席思想，下边是群众，这个指导思想在你们的组织条例中看不出来，发言中看不出来。我同意关锋、康老的讲话，和中央文革几个同志的讲话，还是刘格平同志水平高，刘志兰的思想水平太差，她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些，象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经说了话，非去！毛主席让李雪峰到天津去，考虑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再回来，昨天张日清说了李雪峰的好多问题，当然是问题了。但是那是局部的问题，华北局的会议，也不是黑会，那次会上内蒙的问题搞对了，河北的问题搞对了，山西的袁振搞错了，这不是局部的吗？华北局机关的问题也是局部的嘛？昨天张日清同志说，刘志兰说过：“打不倒李雪峰，死不暝目。”这究竟搞革命呢？还是搞报复呢？象刘志兰这样的思想作风，做核心组的成员，真不够格。我同意王力说的，刘格平同志不表态比表态好一点，不然就卷进去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坚持站出来，提出原则性的问题，现在不作组织结论，先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回去后，将来可以吸收一些青年的小将，增加一些新的血液，改变一下成份，你们先努力一个时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革命小将不是党员，也可以列席核心小组的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刘格平会见北京红卫兵赴晋大队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关锋王力等接见山西代表李金渭时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一）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中型会议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刘格平接见山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五）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一、会议认为，山西省两条路线斗争极为尖锐。会议肯定了刘格平、袁振、曹中南、陈永贵、徐志远等同志执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大方向是正确的。会议也肯定了张日清同志参加夺权，站出来支左，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后来，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四·一四以来，张日清同志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打击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队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的活动。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少数执行错误路线的负责人。尤其是四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张日清同志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二、会议肯定了四·一四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一四揭开了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揭发批判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四·一四使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更好的形势。那种认为“四·一四是扭转斗争大方向”、“是反动路线”、“是个政治大阴谋”、“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要揪后台”，等等，是完全错误的。
三、山西军区和驻晋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教导，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军区和某些军分区、武装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有的甚至调民兵进城，大搞武斗，问题很严重。会议认为山西军区应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四、必须正确对待两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责任不在他们，应该由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负责。
五、会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于它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在实际上颠倒敌我关系，无视党纪国法，乱抓、乱捕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甚至严刑逼供。
六、会议认为，在晋中问题上，必须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给“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组织。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卫恒、王谦、王大任。
八、会议认为必须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刘格平同志。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要突出革命委员会的作用，扩大革命委员会常委，增加核心小组成员，名单另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三、晋中、晋东南两大派武斗愈演愈烈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晋中地区两大派在平遥开会。会后，上街游行，两派队伍相遇，开始对骂，进而棍棒相加，砖瓦横飞，武斗逐步升级。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赶到平遥古城，解决两派斗争问题，促进两大派的联合。
不久，“总司派”把平遥的六个城门全围了起来。陈永贵也被困在属于“联络站派”地盘的平遥第一中学里。
凌晨零点多一点，追踪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3人，在平遥火车站借用调度电话把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分社，山西分社又立即把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令谢振华，要“谢振华军长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并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谢振华迅速命令驻祁县的三一九团马上部署兵力先行赶往50里以外的平遥，自己又亲率1个营的兵力从太原奔赴300里外的平遥。清晨时分，谢振华率部赶到后，立即让那个武装营的几辆军用卡车都架上机枪，再派一个连的战士不带任何武器徒手坐在另外3辆卡车上。接着，又派代表与两派头头联系，力劝双方平息争端。两派头头看见解放军的军车威风凛凛地围着平遥城不停地转，又听见解放军宣传周总理的指示，不得不同意解放军进城。当天，谢振华率部并带着陈永贵撤到祁县，在三一九团住下，次日，又率部再带着陈永贵一起返回平遥，制止尚未平息的武斗。在谢振华一行赶到平遥之前，太原“总站派”头头杨成效带万余武斗人员把平遥的“总司派”统统赶出了城，并占领平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省革委会在太原市中心五一广场主持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隆重欢迎陈永贵凯旋，同时，声讨“总司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晋中野战军”，调集汽车数百辆，向“总司派”的下属组织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学发起猛攻。事后，“总司派”抬着被打死的女学生的棺木游行。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山西省革委会在昔阳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刘格平接见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一八二纵队全体战士的讲话
首先是红总站、兵团、太司三大左派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实行在联合。这有很大的战略意义。毛主席一声令下，现在太原市联合起来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个单位了。
红联站大方向错了嘛！中央文件都写着，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为什么错了？因为他们跟上张日清，刘、陈、刘跑了。当然，张日清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陈刘还不一样。他们跟上刘陈刘跑，不但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对抗、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认为，农村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外地的学生去串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干部，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连地富反坏也串连进去了，造成了坏的后果。他举了很多大队干部被斗，被游街、游田、戴高帽、站板凳的例子。对广大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贫下中农是很反对的。贫下中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干部？”“如果这样对待干部，儿孙后代也不让他们当干部了。”我到王寨大队去，一个七八十岁的贫农老太太抱住我的腿不放，哭着说：“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她的侄子是个干部，被夺了权，游了街，全家打成保皇派，天天在广播里骂，不让他们一家人参加大会。一个人犯了错误，全家男女老少受牵连。广大的贫下中农受反动路线的蒙蔽，一时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干部挨斗掉泪，不敢吭气，怕打成保皇派同样挨斗。
陈永贵同志对农村中的一些小学教员串连起来向大队干部夺权也很反对。遇有这些情况，他认为，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批复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报告说，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未经上级审批以前，就单方面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做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中央同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现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发各省、市、自治区参考。
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作了若干修改，请按照修改后的规定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两派继续武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某日，陈永贵在山西省革委会第廿九次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年十二月，中央又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
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
会议还批评了刘格平的许多做法，并决定山西驻军“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
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山西省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关于山西晋东南问题的通知
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肖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住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谈判进行。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制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作，两派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一九六八年四月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六十九军干部。
陈伯达说；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周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说：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林彪等人接见XX、XX军时的指示
林彪说：
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主动找陈永贵谈。陈永贵是最照顾大局的，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军爱民的作法都是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拥政爱民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山西联合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态度很明显，不搞两层政权，支持革命委员会，有缺点也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就被动。中央支持刘格平，你们不支持？ ！ 中央讲拥政爱民，你们反政反民，怎么能行呢？！
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军都要检查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不然就要彻底垮台。主要是军队，军队去向不对就武斗。过 去 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对中央路线。流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剖山西的问题可以看出北京军区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周恩来利用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关于最近不要派人去大寨参观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九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山西省委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
后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也把他们四人同时选入省委领导班子。
贰、本节简论
山西省很早就夺了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无论在上层，还是在下层，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充分展开。在革委会内部、在群众组织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仍然很大。
一九六七年的“四·一四事件”，初步揭开了省革委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纪要，对问题作出了结论。山西省军区以及后来的六十九军，名义上支左，实际上支右。中央会议以后，思想也并没有真正转变过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晋中、晋东南地区武斗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6年7月初稿
2011年8月1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