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谭伟东先生的不同看法
看了“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谭伟东先生关于《几个重大、全局和根本性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的文章之后，对几个问题谈点不同看法。
一、 关于领袖
谭伟东先生在谈到领袖时说道，“领袖能否一以贯之，形成人民敬佩的领导魅力，是领袖领导艺术的关键性要素。亮相管理尽管是领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领袖在本质上只能靠自己身上散发的意志品格、无私无畏的境界和自然或天然优雅的气质风范，来赢得社会…列宁、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周恩来、戴高乐等等，都是这样一些享誉全世界的魅力型领袖。”
领袖属于阶级的范畴。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领袖，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领袖，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能有共同认可并拥戴的领袖。资产阶级的领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导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并不是什么“享誉全世界的魅力型领袖”。脱离阶级的属性，谈什么“靠自己身上散发的意志品格、无私无畏的境界和自然或天然优雅的气质风范”，是荒唐、可笑的。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客，他们体现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品格”， 他们也不可能具有“无私无畏的境界”。在资产阶级的老爷们看来，无产阶级的领袖或许压根儿就不具备什么“自然或天然优雅的气质风范”。当年，毛主席就被一些人称之为“土包子”，将共产党人污之为“共匪”，将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领袖污之为“匪首”。所以，对于无产阶级的领袖，资产阶级断然得不出什么“自然或天然优雅的气质风范”的结论。
斯大林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指出：“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注1）这个结论不仅适合于列宁，也完全适合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毛泽东。
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注2）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的论述，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界定。
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对人民的愚弄与欺骗，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改良”。说到底，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党和国家的性质改变之后，所谓“制度”也必然随之改变。在“制度”的保护下，奢谈“防止特权，铲除官僚”，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制度”的保护下，这个“世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而不会是无产阶级的“世界”，“做事”也不可能“大家一起来”。资产阶级不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管理这个“世界”。 在“制度”的保护下，人民哪里还有什么“监督、罢免政府”的权力；人民失去了主导地位，自然不会“主导社会发展方向”。当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必然要主导社会发展方向，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
二、 关于清党
前苏联的演变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改变之后，必然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改变是根本的根本。当年，前苏联共产党改变性质之后，作为执政党必然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执政党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事实证明，这样的党“不能及时清理、纯洁党的队伍，进行根本性地改变共产党的工农或工农兵结构边缘化问题”，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绝不会通过“清党”恢复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无可奈何花落去”，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即便是“坚决、彻底、果断的清党”，也绝然挽救不了终究退出执政党的历史舞台的命运。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缺乏“基本的政治嗅觉和判断力”，也不是“不配做一个政治家”。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优秀的修正主义者，是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然而，面对历史的发展，戈尔巴乔夫之流毕竟无力回天。毛主席曾经断言：“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预见。
三、 关于指导思想
谭伟东先生谈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帮领袖集团，一个社会共同体，理论的迷失是最大的迷失”， 用“迷失”来概括“乱象的根源”。显然，这是不确切的。
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中华民族也是如此。资产阶级鼓吹“剥削有理”，无产阶级则认为“剥削有罪”，“造反有理”；这就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论。对于各自的“理论”，他们都不会“迷失”。相反，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他们都会始终坚持各自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改变性质之后，其“领袖集团”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前苏联修正主义上台，是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中国走上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丢掉了毛泽东这把刀子。所谓“迷失”是指在迷茫中走错了方向，然而，赫鲁晓夫是通过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否定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是通过所谓“新思维”否定列宁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十分清醒的，而不是所谓“迷失”。 “乱象的根源”，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之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必然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其阶级立场所决定，是阶级本性使然。
四、 关于安全
谭伟东先生说：“同美国世界首富的债务战争比较，中国的确有着一定的主动权。牌打好了，不但可能成为中国金融崛起，从而全面彻底崛起，从此走向共同富裕的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而且可能造成更加有力的国际共产主义大势。”
不知谭先生如何界定中国社会的性质，难道“金融崛起”就会“全面彻底崛起”？就会“从此走向共同富裕的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就会“可能造成更加有力的国际共产主义大势”？不讲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讲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讲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全面彻底崛起”的背后是什么呢？也许只有谭先生自己才知道“全面彻底崛起”的真正含义。所谓“可能造成更加有力的国际共产主义大势”的说法，难道当今世界存在“有力的国际共产主义大势”吗？老朽倒是以为历史向后作巨大的跳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时期。
五、关于务虚
谭先生谈到“中国过度务实已经三十多年了，而且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被巫毒经济学家反复忽悠。……道德滑坡也有其路径依赖。道德当然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但也同时依赖社会情怀和文明给养。”
当今社会“乱象的根源”，决不仅仅源于所谓“务实务虚”问题。务虚是对政治、思想、政策、理论方面进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难道仅仅是“过度务实”吗？不是的，是务政治、理论这个“虚”的。这个“虚”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当然，也是务“实”的。这个“实”，就是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事实求是地讲，是“虚”“实”结合的，是高举特色旗帜建设和谐社会的。不过，修正主义上台之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虚是假，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实是真。他们不务“虚”，是不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虚”。他们之所以丢掉毛泽东这把刀子，是因为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和政治、法一样，是生产关系的比较直接的反映，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法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金钱是资产阶级真正的道德标准。笼统地谈道德“依赖社会情怀和文明给养”的说法，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抹杀了资产阶级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区别，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关于民生问题。谭先生说：“作为纠正改革开放的设计和路径失误，共同富裕是很好的突破口。重庆模式是可供选择的推广典范。”张宏良先生也在《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一文中说，“重庆模式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场伟大的改良运动。”看来谭先生是赞同张宏良先生的看法的。遗憾的是，作为改良主义的典范――“重庆模式”毕竟前途未卜。对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修修补补，试图拯救，必定是徒劳的。
不消灭剥削，不消灭所有制，不铲除封建特权，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句话，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虚伪地谈论所谓“民生”，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谭先生说，“中国还有牌，也有救，甚至可能真正崛起，端视核心领袖集团同人民大众的呼应了。”
看来谭先生倒是十分的乐观。不过，寄希望于“核心领袖集团”，是不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呢？谭先生没有说，老朽亦感到茫然。
（注1）《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36页。
（注2）《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