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七节 各省市区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市召开革命师生斗争黑帮分子宋硕大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接见“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
张春桥说：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３２５人。其中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才出生３８天，有２２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８月３１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吴德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各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吴德的这次讲话主要也是说政策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戚本禹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工具车间讲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吴德传达中央指示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体现在今天的社论上（按：《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吴德给北京市职工的一封信
你们这次离开生产岗位，出来串联，发生在今日<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之前，应当照发工资，同时也不能对你们有任何歧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纪录
座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麽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记录
座谈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工矿企业文革的十二条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吴德在“斗争彭罗陆杨集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通知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指示。
二、上海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陆续来沪串联的近万首都红卫兵中的绝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坚定地站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一边，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及各级党委的错误领导，大力宣传“炮打司令部”，得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市委发出对付北京红卫兵的十条指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委工作人员对遭受围攻请求支持的北京红卫兵说：“你们是革命的怎么会受围攻?”如果你们是革命的我们就支持。”完全否定北京红卫兵是革命的，从而在一部分上海群众中盛传“这批红卫兵是假的”、他们是“被学校轰出来逃到上海的”、他们“把上海运动搞得乱七八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红卫兵给正在给电校学生讲话的上海市委常委宋季文递两次十万火急的条子要求市委解救被围困近一天的北京同学。宋对电校的学生子说：“外面有人要围我，你们是会保护我的吧?”另一方面，上海市委听镇江车站报告：“北京市委派来红卫兵”，于是这天的《解放日报》发出“首都红卫兵来沪受到热烈欢迎”的报道。当天，上海许多学校贴出“欢迎首都来的真红卫兵，假红卫兵滚蛋!”的标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曹荻秋在工作队长会上说：“当前形势很好，但有一部分人到处串联，宣扬不要文斗，要武斗，要打倒一切，凡是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都要打倒，这种人在大中学校活动特别多，……要打倒市委，炮轰市委，炮轰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保卫市委，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出版局等各机关、工厂在市委的策划下，成立了“机动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正当北京红卫兵准备搞“炮轰上海市委”的联合行动，并事先通知上海市委时，曹荻秋忽然决定“接见”北京学生，在这次会上有三个北京学生，根据市学联干部提供的材料上台攻击另一部分北京红卫兵。北京学生认为曹荻秋的接见并没有充分交换意见，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希望和市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要求上海市委给予印刷的方便。等候多时，市委方面不予理睬。北京红卫兵和上海一小部分人冲进上海市委，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有人说北京学生打了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有人说市委打了北京学生三十几个人。在市委授意下，许多单位动员了一大批干部、工人停止工作，专找北京同学辩论。有些单位领导还恶意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现在阶级斗争很激烈，市委门口天天有辩论，你们应该去受受锻炼。”并且还做贼心虚地补充：“要三三两两地去，不要让人看出是有组织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又有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晨，北京一零一中、四十七中、一百中、一百二十中、一百二十二中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到达市委门口，提出了上述两个要求。当时市委门前被层层的“工作人员”拦着，这些人声称是“自愿来维持秩序”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下午，有一队前来市委门前游行庆祝的队伍与首都来的红卫兵发生冲突。这时，围攻达到了最高潮，大批的工人、学生、郊区农民云集在市委门口，密密层层围了许多层，这批“下班”，那批“上岗”，在最“紧张”的时候，有些单位甚至受命选拔三、四百名身强力壮的工人，集中起来，不上班，与市委保持单线联系，做好“保卫”市委的一级战斗准备，只要一接到市委电话，二十分钟内要赶到市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由于上海市委领导人一直不肯接见，北京红卫兵冲入市委机关，遭到市委工作人员阻拦，有的拧北京红卫兵的胳膊，拉他们头发，还有人把红卫兵从楼梯上往下扔。
曹荻秋对上海市委门前群众的讲话
曹荻秋说：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
他的言外之意是；北京来上海串连的学生少管闲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北京学生一直被围到5日晚上，当市委用汽车把北京红卫兵“押送”出来时，市委内还向外面围着的群众伟传出了煽动性的话：“这车是坏的”、“这车是指挥的，最坏”，“越到后来越顽固。”……于是外面群众就把头伸进窗口大骂：“混蛋!”“滚蛋!”有的还敲碎了玻璃窗。
这就是上海的“九，四”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北京来沪红卫兵《致上海全市革命同志——记上海市“九四”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市委镇压红卫兵的铁证》
一九六六年九月，市委写作班代表《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报告是一株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第一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第二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首都 齐卫东《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对上海大专院校及文艺单位驻京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曹荻秋有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曹荻秋在“三干”会上作检查。他在“检查”到对首都红卫兵的错误时说：“对北京同学来串联认识不足，更没有看到他们对上海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促进作用。” “当发展为对立情绪后，没有采取措施缓和”；“你越对立，他越对立，他要出气，不让他出，他气出不出，我们过不了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合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市委不派一个负责人参加大会。会议推迟到三点才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点。会后，工人们组织好队伍，浩浩荡荡开到上海市委大楼门口，表示抗议。工人们提出要市委在十点半前尽早接见等四个要求。工人等到十点四十分，雨越下越大，却有市委一个工作人员叫张克让的出来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全体工人。许多工人觉得曹荻秋太不讲道理，架子这么大，不愿意去。总司令部为了顾全大局，下令大队来到友谊电影院。曹荻秋竟始终不肯露面!工人们说：“跟上海市委没什么理讲，我们上北京见毛主席去!” 造反的工人们大旗一挥向北站涌去。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两千多工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站长说：没有命令不准开车。工人们发觉受骗了，六四八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六零二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六四八次开走后，六零二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工人要求上车，或把六零二次挂在十四次后头，铁路局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
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日，上午八点二十三分十四次才开出。安亭是个小站，又是单轨，是沪宁铁路必经之地，至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十一日上午十点，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车站，可他们全然不提电报的精神，反而表示支持工人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工人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想往，非常高兴，准备动身。谁知韩哲一走后，车子一等不开，二等还不开，一夜过去了，还是没开，工人们才知又受了骗。
十一日中午十二时，陈伯达来电给工人，望工人们回到上海，搞好生产，就地解决问题。
十一日晚十二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到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给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的工人的电报
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十二日上午八时与全体工人见面。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工人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先回上海。另外一部分人一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于是大部分工人于晚八时回到上海，另有一部分步行北上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姚文元戚本禹接见华东师大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
十三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等五项革命的合理要求。
下午三点，张春桥给在文化广场的工人们讲了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完全合理的要求：
（1） 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2） 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後，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麽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3） 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後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4） 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
（5） 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时的讲话
毛主席曾经讲过不要忙于派工作组。对工作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无论搞土改，四清，什么都有一种习惯，要派工作组；还有解放军是战斗队亦是工作队，这已成为一个习惯的形式。因此派工作组本身不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是一种形式，土改派工作组就不是路线错误，四清也不是。问题是派工作组去干什么？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个提出工作组问题，又考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陈伯达同志，而它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但它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的工作组。因此不能那样谈，要具体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线的影响。但不一定看多少，天津不是亦没有派工作组吗？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也够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
由韩哲一同志讲到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的话。这的确是谷牧同志作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
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首都 齐卫东《从“安亭事件”看上海市委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
最近在中央讨论的时候，毛主席也曾经讲过，说我们现在如果从去年十一月份算起的话，到现在不过整是一年，在一年里，前六、七个月，就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五月底，这个呢，只能是舆论准备阶段，就是大家发动群众，思想要有准备。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这中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还算舆论准备阶级。从六月一日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那么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也只是五个多月，还不到六个月。
我还开过一天的会，这和什么人开会呢，就是即强烈的反对我答应你们五条这一批工人开会，他们说我犯了错误，说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叫我。几十个厂子，上千个人，现在还陆陆续续不断地有很多工人到这儿来见我，要求我谈话，前天我谈了一天。我和这一些工人同志接触中间，我也就深深地感觉到，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反对你们的行动，举了种种的理由，反对我答应五条，仔细听下来，同志们会知道，他们完全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他们并不反对党中央，并不反对毛主席，他们也并不拥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一时就搞不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张春桥说：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们想写的简单一些，越写具体越难，越没有办法写，争论越多，我们准备写那么八、九、十条有一般性的。例如，要保证质量，要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革命，不要扣工资……最近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
你们对十二条不满意，反对的人可多了，他们说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得太少。有人说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这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党内的。关于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有些地方的提法要修改。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不过开始冒头了。
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这样。一种是坏人要破坏，但有些老工人是由于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相当大，对于这种人更难办，这种人打不得骂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他们不但在厂里有影响，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
中央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主席也是这样，决心下定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当然还有分期分批的问题。一个城市不能分期分批，象上海形势很好，可以全面铺开。有的就不行，象中小城市、三线问题，
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
有些人，薪水一高，有个不好，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义，怕丢饭碗，怕报复，自己有家小。有些人就没有这种顾虑。
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北京学生很愤怒，要上街游行示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给他们提过建议，这次提建议叫他们不要游行，因为这一游行要冲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
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市委镇压红卫兵的铁证》
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在大会上的发言：
三、天津市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有人介绍北航的经验，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有情可原，但不可以推广。热情好，但方法不可仿效。
有的小将拦火车，十几个小将把火车拦住了，自己是红五类，上车查黑五类，又加上资产阶级黑六类，又加上黑帮黑七类。黑帮是反党阴谋，随便一问他能承认吗？热情可佳，但天真可笑。他们很得意地说是办了一件大事，上车检查一遍，一检查就三、四个小时，这样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运行，铁道部急了，这个方法不行，只好拉解放军来押车。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闫达开同志自由。
他们说保护李雪峰，让他上了小汽车，后来抢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最高法院派的，与北京新市委关系不大，雪峰同志检查四次的时候，我们认为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六次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同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座谈
天津武斗这么严重？抢东西砸门这是不好的。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红五类是北京中学生提的，开始时为了成份纯是可以的，但作为唯一条件，绝对化就不妥当了。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的讲话，开始总有些偏向，陈伯达同志曾批评过她，因为出现了严重错误。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
四、河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
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辩论。
马曙光：我们要和他辩论，他们不辩，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陶铸：你们革他们的命就要有阻力，他们这种作法就是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们要顶住，不要怕。
这次接见的情况说明，河北省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问题还很大。
五、山西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锋戚本禹与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戚：赵树理不是学术权威，写小说的怎么成了学术权威？赵应该是反动艺术家。
关：是个反动艺术家，总之可以批判就是了。
戚：应该批判。
关：群众之间互相贴大字报，这没有什么。如有领导、有组织，拉一派、搞一派，那就叫群众斗群众。太纺的杨丕夫我认识，解悦我也认识。我和杨丕夫谈了两个晚上，批评了他。前几天，接见了太纺的几个人，我谈了三点：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运动的大方向。杨丕夫挑动工人斗工人，群众斗群众是完全错误的。杨丕夫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二、解悦是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她的工作搞得很好，她挨了打，我们表示慰问。三、有人说：林彪同志、江青同志说过反解悦是对的，这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
工人：聂元梓等新写的大字报，在大街上广播，说刘××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是第二号，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
戚：你有你的看法，聂元梓有她的看法，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嘛！
关：北京有的经验需要学习，有的就可以，比如昨天有人砸了第三司令部。不见得北京才有经验，其它地方也有嘛！如西安交大对三级干部会，就起了很大作用，做了干部的工作。有的干部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发动路线，而且绝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大多数能回来，当然要斗争。不见得北京有经验，其它地方就没有！我看交大的办法很好，我很欣赏，起了很大的作用。叫他们一展览，一宣传，就站到学生方面来了，支持学生。这不是很好吗？
六、内蒙古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解学恭与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红卫兵谈乌兰夫问题
中央撤销了他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他已承认了自己的全部事实。
让乌兰夫上天安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们要相信毛主席。但是，让乌兰夫上天安门这并不影响和妨碍大家继续揭发他、批判他以及他的同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刘宁一在包头市接见部分工人学生和干部代表时的讲话
七、辽宁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谢镗忠与东北工学院红卫兵谈话纪要
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姜健生，他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
姜：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顾虑的，怕万一造错了人不好，特别是老干部年纪大，身体不好，涂了墨，游了街，戴了高帽子，造错了不好下台，将来道歉都来不及。
姜：中央文革支持第三司令部，有些地方有人认为是否过了火，老叫人家回来检查。老干部事情多，特别是运动中事更多。没多大影响的问题，光是点工作组的问题，就算了吧！检查了一两次就算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怎麽批判就怎麽批判，不能让人家老回来。
姜：三类、四类干部很难区分，有些三类干部打成四类干部的，象文教系统，党内大点的干部定为四类的很多，恐怕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中央能不能规定一些更具体一点的政策？
姜：造反什么样子才算造得好，而不是形“左”实右？
谢：造反嘛！就要有些造反精神，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造反的。省市委的问题你们看准了，确实有把握就大张旗鼓地干。北航“红旗”很好，我很欣赏，他们要北航工作组赵如璋（北航工作组组长），罗舜初回来检查。到国防科委干了廿八昼夜，到最後赵如璋才回来作检查。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他们天天在那里闹，天天派人送饭，造反精神好的很！
姜：就是因为这件事就干了二十八天吗？
姜：北航“红旗”那种做法有不少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闹，不成样子，过火了，不知中央文革小组怎样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
同学：有两个，有两个的总部被我们捣毁，我们不承认它们。他们的一些人到中南海去闹事，大喊要把陈伯达拉下马，我们听到后很气愤，就封闭了他们的总部。
陶铸：你们的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来时，我批评了他，他怕字当头，你们省委书记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指胡亦民），你承认不承认。（胡点头）
在黑龙江问题上，东北局是支持潘复生的，潘复生是少数派嘛！东北局也是支持红色造反团的，正因为这样“八·八”团不是要造东北局的反嘛。辽宁、吉林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来，宋任穷没很好地帮助他们执行中央方针，所以说他们是三分之一正确，客观不？
你们辽宁是搞得很厉害，执行得很厉害的一个省。（指胡亦民）我看你们执行得很厉害。（同学插话最厉害）不是最厉害的，甘肃、黑龙江省更厉害一些。
山东济南有个红卫兵师，我看是官办的，要汽车给汽车，要什么给什么。
我听说你们把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游了街，把他放在装满黑材料的袋子中间，反穿皮袄戴着高帽子，用汽车拉着在沈阳游了一圈。我看搞一下也好，是不是以后不搞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谭力夫的这种观点是反动的，这是封建贵族的办法，生下来就是“公侯伯子男”，这是反动的。
你们同意《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吗？这是主席的思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我说中南局搞得冷冷清清，湖南搞得很坏，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湖南省委为什么不能开除党籍？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宋任穷同志的发言还是诚恳的。潘复生同志指出东北局三分之一是正确的，三分之二是不正确的。东北局在沈阳支持了潘复生，支持了哈尔滨造反团是正确的，在辽宁没有支持造反派，东北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
学生：我们从“八·二五”后开始分歧。主要在对待院党委的态度上不同，我们主张先大鸣大放揭问题，即先定性后罢官。而他们主张先罢官后定性，到底谁按十六条办事？不同意罢是否就是保皇？
陶铸说：两方面都是革命的，但他们激进些。
罢官是东北局决定的，后来复了，就压制了那一派，这是省委的责任。
北大有一部分人原来最拥护李雪峰，可是现在斗李雪峰最厉害，揪住不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对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的讲话
八、黑龙江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大连海运学院船电六一级长征红卫队《长征宣言书》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编辑部《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周恩来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三个团体同学谈话要点
你们炮轰了省委领导，省委有错误，但对省委还要一分为二，不仅对省委是这样，对市委、地委、县委，每个机关都要一分为二。
欧阳钦错误有多少，可以揭发，因为他有病，不能回去。就是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刚开过刀，也没让中宣部要回去斗。
潘复生同志到黑龙江是光杆去的。他过去在河南是被打错了的，后来平反了，调到中央在总社工作一段时间又派到黑龙江去的。
“黑帮”、“黑线”再不要用了，十一中全会有人提出，主席考虑之后，还是不用，因为定义解释不清楚，帮多大、线多长，界限不好判别。
你们叫红五类，就有黑五类，除了红就是黑，概念绝对化，这很危险。犯了错误的人的子女也不能叫黑五类，这样就成了宿命论了。毛主席最反对宿命论。有的人昨天是革命干部，今天就是反党干部了，要允许人家改造嘛！
《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斗争的消息，电视台广播了，扣押了人，全国只有黑龙江一家（潘复生讲话：这个错误由我负责，不是同学的责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十月十八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
周恩来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去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潘复生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报告
我省商业厅厅长×××没有什麽问题，在食品公司斗了他之後，他回来洗洗脸，继续去召开会议，毛主席说他是真革命的，经得起考验的。有些人就不行了，躺倒不干了，情绪不高。也有些老干部发牢骚，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现在连个俘虏都不如。这些人思想有些情绪，想不通。一般干部也是把缺点看得多，大方向，主流认识不够，这种思想不解决就是阻力。主要问题是“怕”字当头，对群众躲躲闪闪，要挺身而出，检讨自己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
对潘复生你们可以提意见，也主要用写信的方法，不能抓住一条辫子不放，他还要工作。对潘复生，反正现在你们想抓，不能抓潘复生书记，说他是路线错误，不然这样就没完了。
我告诉过宋任穷，批判欧阳钦是对的，黑龙江省他责任不比李范五少，但现在有病，一斗就死，这对你们也不利，允许揭发将来再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记要
他们在前期带头对院里，省里搞得比较活，比较凶，批评得尖锐（问：谁反映的？省委反映的）我首先说，你们三个团都是革命的，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里面有激进的，中间的，保守的，他们是激进的，你们是保守的，我那个时候，就这样讲的，当时开会时，你们就没有起来辩论嘛！他们把李范五揪出来了，又揪出陈雷，王一伦，又揪出了杨易辰。过了一些，我打了电话，你们三个都是革命组织，大方向是一致的。
两件事，一个是讲省委问题，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省委也成立不起来，生产也不能抓。这次你们“八·八”来北京，到三座门，搞科委，抓路阳，搞得也有点过火了。
工程学院教学上有很多问题，我都相信的。刘居英有他的一套。五月份我陪谢胡去哈时，见到刘居英，就警告他了，陆平已经是黑帮了，你要看看沾了多少，能不能划清界限。我当时怀疑，后来查出来他沾了许多，刘居英搞了许多专家路线。你们当时是否尖锐揭发了，我不清楚。
你们说根子是国防科委，这就值得研究了。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副主席的领导下，要一分为二，成绩要不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上了天，不是靠毛泽东思想吗？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就讲这一件。当然，不光是国防科委一家，还有其他很多单位，是全国工人，专家，领导三结合，还有国防工办协作，还有领导和中央的关心，毛主席的威望。如果六○年专家撤走后，不靠自己自力更生怎么取得六二年以后的好转。不错，六一年后有个波折，把专家和知识分子重视过多了些。专家也出了点力量，出了点力量就骄傲起来，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自以为是，瞧不起新生力量，这是他们的本性，当然贡献力量是好事，专家撤退我们自力更生后，64．10－66．10．四次试验，每一次都提高一步，不像苏修那样搞浪费试验。我们不是骄傲，这四次弹无虚发，能说科委没有一份吗？当然，你们有意见提出来，不能说是错了。当然，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可以怀疑，不了解的可保留，这是合乎科学的。你们不能把主要目标对准科委，追根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二十多年来，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二十多年来，根本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党的，还是旧的一套。都垮了，影响了我们的党员群众和非党员群众。
起名就是符号，不要在这个上面争，在这个枝节上争，就会把你们引到歧路上去了。天安门一定要改，你改什么呢？改东方红吗？对世界革命也不合适，我估计主席不同意改，我和主席谈，主席也不同意改，主席说根本不要改。东西长安街也不要改。古时候有长治久安，今天的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有什么不好呢？井岗山、延安也都是老名，主席在那里住过就有意义，这样一分析，也就没什么改头啦。反修路在苏联大使馆前边，要整它一下还可以。你们这个红卫兵改一个名，他们那个红卫兵也改一个，我们都不晓得了，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革命者不反对一切形式，但不要流于形式。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到本质，重点放在内容和本质。比如这个暖水瓶，就是看它是否质量好，如果质量不好，就是写上东方红，反倒把东方红玷污了。名字这个东西，不太封建，不太落后就可以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远新《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的讲话
我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要过好五关：亲属关、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生活关。我的头一关就是亲属关，政治思想是一个关。有人说我多无论，我是一无论的，都要归到思想上。思想关，政治关是根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个要根除。
我从小就开始交朋友，又是个大家族。我是个南方孩子，到××地方骂我是个侉子，到沈阳骂我是蛮子，他们（指学生）欺负外来的，在山东××地方打我，我也交朋友，和他们对打，我十二岁就离开了家。我父亲是个职员，常常失业，每月收入不超过三十元，我家里没有一亩地，家里只有祖父留下的一栋房子，一双对（？原文如此），就这两件封建东西。我入党时写得封建家庭，后来还是写封建家庭。我为什么填封建家庭，我父亲是代理县知事，外祖父在太平天国时当山阴（按：在今绍兴市内）知县，我祖父兄弟五个，三个是知县。封建习惯在我家太多了，我兄弟三个，老二抽大烟死了，三兄弟我主观愿望想把他拖到黄埔，他也考中了。北伐时打武昌还挂了花。以后他恋爱犯错误，受了留党察看处分，他不××了，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他半途逃跑了。不能强迫他革命，革命不能输出，连弟弟都不行嘛。
我对红卫兵说，你们抄人家的家，有抄对了的，有抄错了的，搞不好人家抄你的外婆家，你就该保护了。我说这个话很重要，“红五类”、“自来红”这是反动的血统论。现在不是批判一付对联吗？（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西城区纠察队搞成这个样子，违法乱纪。
有人说我是主张抢的，我是不提倡的。我这样说过，他硬是要，你就是不给，不怪别人嘛，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发生冲突抢了嘛。你要给他抢还不抢呢，抢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是不提倡抢的。
清华的蒋南翔参加了中央会议，大家对他恨得不得了，但后来斗了几次，大会一次，小会一次，就斗不起来了，没兴趣了。同学之间争论反到激烈得很，兴趣很大，这不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时的谈话
总理：铁道部有什么鬼！总搞绝食，吃的饱饱的。在毛泽东时代，绝食总不太好。
红：（三门峡工人被部党委所迫搞绝食）铁道部害怕群众运动。
总理：变成我来兼铁道部长了。兼也兼不好，你们（指红色造反团）应当说服他们（指三门峡工人）。吃饱饭干革命，绝食总不应该提倡。尤其是在北京，外地也一样，我也要派人去。
（当我们谈到现在北京以李洪山为代表的一小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时。）
总理：这一小撮不但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文化大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触及灵魂么，一小撮总会有的，你们旅大也会有的。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十点五十九分，在国务院会议厅讲这样的话。二十年以后，你们四十多岁了，正是当权的时候，以后你们真的这样做好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底了。我这不是将你们的军，我是鼓励你们。二十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看出来了。
九、陕西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刘澜涛对西安市大学中学生的讲话
刘澜涛的这次讲话表明：他贯彻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态度是坚决的，行动也是迅速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西安交大：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同志：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
（插话：恐怕还不止这些）
陶铸同志：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植霖（西北局文革小组长）在西北大学诬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付佐藤政府一样。
陶铸同志：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同志：李世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同志：省委楼那么大，坐坐怕什么！（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陶铸：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给西安工业学院二十四位同学的电话
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我一再等待你们，你们要吃饭，你们不吃饭，我怎能睡觉呢？党中央怎么能看着你们不吃饭，有些问题要研究。
你们这个组织是合理的，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保护你们安全和自由，大楼可以分一部分给你们办公，交通车受阻拦应给西安市讲，你们不要阻拦。
我整整一夜等待着你们，我一直坐在办公桌前，你们可以问刘澜涛同志，你们有什么要求，打电话，我可以命令，让所有军事电话停止。
这些问题要让他们辩论解决。不，不！有些问题要根据材料才能解决，有些……要停止辩论，你们这是革命的行动，你们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吃饭，在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够绝食呢？结果是怎么样？它的后果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后果。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劝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倒下一个同学，影响多么不好。我给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工农群众不要××你们，要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做大量的解说工作，你们有权提出罢郭××的官，但现在我情况不了解，我一个人不能回答。我要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要和党中央商量，你们要给我时间。没有吃饭，不吃饭不是等于向毛主席示威吗？毛主席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全国问题有先有后。有毛主席，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全局来看的。看一个人不但要看现在，而且从整个历史来看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干革命遇到困难就不能前进了吗？要磨炼，要锻炼，受到一些挫折阻力算得了什么？遇到困难不吃饭，热情好，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呢？我们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国家，反动政府也不应该如此。我们干革命要把自己的命保住，除非是刀架在脖子上，象刘胡兰那样。在新中国怎么能不吃饭？毛主席才刚刚睡下，我不能再惊动他了。你们可以派少数代表来北京，我将……一天24小时都不够，现在全国每天都发生许多事要解决，全国还有生产、外交问题……很多，我们那些人怎么能支得开呢？赶快治病。你们不吃饭，我怎么能安心啊！我怎么能把电话挂断。你们少数人要到北京来，可派飞机把你们送来。立即停止辩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省委所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是把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师生六月六日的革命行动，错误地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查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一批革命同学。
八月以来，西安地区以及汉中、宝鸡、礼泉等地连续发生了反学生的严重问题，在铜川还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空鸣枪威胁学生的严重事件。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省委内部挖出了一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外，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在文化教育界还揪出了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新疆大学“九·三”事件赴京汇报代表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对新疆少数派“红二司”战士的讲话
看一个阶级，不仅是从经济范畴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品的分配这方面去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从这个方面看，虽然没有剥削了，没有地租的剥削，但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力量，还在那个社会里面存在。这件事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那么，既然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这个国家如果没有阶级了，那么这个专政的对象不就没有了吗？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阶级？这个问题就成为毛主席的思想同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是一些好心的，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死板教条的人的分水岭。
在中国方面来讲，取得政权以后，十七年来，大概进行了以三种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
第一次是在取得政权以后，主要的是以经济范畴为主地进行了阶级斗争。这就是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等等。说是以经济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这个大概在五六年以后就基本解决了。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在三十年前就宣布在苏联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次、五七年整风反右，这一场斗争主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以政治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说是以政治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经济范畴、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这个经验，我们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曾经提出来十月革命的九条规律，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这又是一次。
第三次、就是我们这一次。以文化、思想这个范畴为主，当然联系到经济范畴，当然也联系到政治范畴。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革命叫做文化大革命，是超过了文化革命的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的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新疆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电文
革命学生和工人激于义愤而采取的静坐、绝食和停工的行为，责任完全在于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中央对于革命同学和工人接受中央关于恢复饮食和工作的建议，表示极大安慰和热烈欢迎。
十一、山东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
挂上牌子，强迫劳动，我们不赞成。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泄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北京××学校一个红卫兵打了人，被开除了。打人不还手是对的，阻止打人是应该的。对什么人也不能打。有些人还说文斗是修正主义，就更不对了。打人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方向就扭转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少敏在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这里也有炮打司令部的，我也是司令部里边的，也是挨炮打的，我也挨了炮，有错误我就检讨，可是也有这样的头，非要把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打垮不可，但是我不听，我们要坚持党的原则，你们打吧！我们都准备戴高帽子游街，准备挨斗，准备牺牲，叫我游街我就游，但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黑帮分子”，我就不喊，死我也不喊，我喊毛主席万岁，斗几下就投降还行？要坚持原则，不能投降！共产党人只知道不怕死，在日本鬼子、蒋介石面前，我们准备牺牲，不怕牺牲，该和你辩就辩。
红卫兵是清华属中创立的，北京有一个红卫兵西城分队，他们倡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都是红五类，这个队伍革命性极强，斗争性极强，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最相信十六条。我家也有个纠察队，经常调走，开什么会都叫他去，去维持会场秩序。北京有的红卫兵到外地串连，的确很好，有的名为串连，到处乱跑。回来就造谣，在北京还闯乱子。在北京八中有两个学生，是红卫兵人家不要他了，他自己出去造谣撞骗，自称是十三个学校的总指挥，叫本校红卫兵关起来。现在交给家庭管制。这两个学生是什么人？是红五类，红五类的学生也有思想不好的。后来成立了纠察队，权力很大，知道哪个学校红卫兵不纯，经过调查，就去个人下令解散，重新成立。
现在还有那么一小派少数的人联络校外的一帮人，把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不贴的，甚至有那么一张大字报，说中央犯错误了，要改组。你们同意这一张大字报吗？
学生打市委，工农不同意，是否叫工农斗学生？学生砸市委对不对？（众答：不对。）机关里黑帮、学生砸党的机关又是什么行为？（答：是反革命行为） 工农兵保卫党的机关是革命的（众答：对）你们说，只许学生砸市委不许工农群众保卫，这是什么理？纠察队命令在中南海若干公尺内不准停留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答：革命的）对，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有些学生砸市委，工农起来保卫市委，工农没打学生，学生就说对了，这是故意制造是非，是不对的。只许学生放火，不许工农点灯，那不行。共产党的组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区分开来，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这么些年，有许多革命老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父母儿女被杀，只剩一个人，他还是要革命，你们打这是什么行为？管他什么理由，党的机关里出了问题，可以贴他的大字报，可以要求党的上级机关把他揪出来，但不能砸，就是前北京市委，三家村黑店，北京的红卫兵也没有砸，改组时是庆祝，为什么市委内有人犯错误或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去砸市委？这叫什么道理？这叫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为！我们自己掌握着政权怕什么！砸市委，抢国家机要室里的文件，抢国家的机密干什么？！谁下的命令？！谁叫你砸的？！不仅工农兵，就是学生看见这种事起来保卫市委有什么错？（众答：没有错）抢国家机密是什么行为？是反革命行为！这类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隐瞒是不对的，这是个大问题。北京有些学生戴着红袖章到处胡作非为，听说有四个学生，把南京市委砸了，把市委书记揪出来打了，工作人员要保卫市委，皮带上有钉子，一皮带把头打破了。这一条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们为什么要砸党的机关呢？前北京市委，三家村，也没砸过。
在斗争时，要掌握住，别用那些戴高帽子，下跪，打人，打我们的共产党员，给我们的共产党员戴二十八斤的高帽子，用铁丝挂铁牌子，这是什么人呀！对我们的共产党员这样厉害，这样狠心？是什么人在背后指挥？你们是大学生，这些问题，你们有责任去弄清。
全总在市委安排后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市总工会，撤走时有些人要斗我们，最后左派起来了，还是敲锣打鼓地送走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陶铸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黑龙江的李范五，一个是甘肃的汪峰，他们是顽抗破坏。
十二、江苏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江苏扬州中学初一学生 郭苏扬《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前进》
8月25日，我报名参加了红卫兵第二大队，8月26日，被地、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一大队发出了"呼吁书"，诬蔑我们是"右派"。我爸爸妈妈就开始反对我了。我父亲是扬州市监委。他说我是"卖命为右派办事，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要我"退出第二大队"。我坚决不承认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爸爸气极了，上来就给我两巴掌，打得我脸直发火，但是我一直昂着头，挺着胸，毫不动摇。他又用杈棍打我，我趁机跑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妈妈硬把我拖回去，一路上说："你昨天不回来，我和你爸爸一夜都没有睡觉，你爸爸气得肝都疼了，弟妹又小，一家身体都不好，你把我们急倒下来怎么办？"这是什么话？一到家，爸爸威胁我说："你就不想回来啦，你才十三四岁，钱没有，粮没有，衣裳没有，看你敢走！"以后，我爹妈一直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和同学接近，讲话，用尽各种手段"说服"我。他们说："地、市委的干部过去受过革命的考验，有的是在四清运动中提拔上来的，没有问题"。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毫无效果。我爸爸便给我三条路：一、参加一大队。二、哪个大队都不参加，等事情搞清楚再说。这段时间内，不准出家门，不准和任何同学谈话。三、如果继续留在第二大队，就脱离父子关系，永远不要回来。
我被关在家里三天，大门不准出，同学不准来，使我和同志们断了联系。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郭嘉宏《控 诉 书──愤怒控诉镇江市委工作组对我监禁四个月的政治迫害》
从六月十七日到今天，我被关押了四个多月。
六月十五日革命群众贴了党支部书记汤政的大字报，自发地开了批斗汤政的大会，给他戴了高帽子，动手打了他。
六月十六日，工作组挑动了四千多农民围攻、殴打工区的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派了刑车，绑架了我们十二个同志，就连公安人员的身上也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
六月十七日又借“保护”之名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关押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参加绝食斗争的《揪江渭清战斗队》代表向首长汇报了江苏省委迫害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学生的罪行，我们进行的三天三夜绝食斗争，完全是江苏省委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十三、浙江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的讲话
就搞文化大革命说，现在只能说是初期，是个开头。如从去年批判《海瑞罢官》算起，刚一年，但前半年规模不大，广大工农兵刚开始注意，学生作一般辩论，报纸上也只开展一般的辩论，打“笔墨官司”。今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了北大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马上起了一个高潮，但这个高潮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到八月八日，十六条出来，又一个高潮，特别是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后，又起了一个新高潮，各地学生革命大串联，炮轰省市委也起来了。金华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时候。全国从那时到八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这证明群众起来了。
你们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很严重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我看了李学智的检查，检查太轻了，说什么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个“性”字要去掉，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中发［66］622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 泽 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平同志电话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当天下午两点半，林副主席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当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该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十四、安徽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张星临《斗争现实教育了我》
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些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好同志至今还没有解放；一保再保的"老保"们仍在耀武扬威，以 "左派"自居；革命的组织"八·二七革命造反队"被压在阴山下，被称为"老鼠队"；许多县对"八·二七"进行声讨，许多 "八·二七"以及支持"八·二七"的同志被抄家、被绑架、被扣押、被扣掉工资；许多学校的牛鬼蛇神蠢蠢欲动，有的甚至戴上"五保卫"（保省委、保工作组、保院党委、保爹娘、保自己。）的红袖章，在"八·二七"等革命组织中大抓"右派"学生。芜湖三中的一些混蛋们甚至狂妄地喊："现在是运动后期了，该抓学生中的右派了！"真他妈的放屁！对于串联队，尽管安徽日报故作姿态，在九月廿八日发表了一篇"欢迎"外地串联同志的社论，然而围攻、陷害北京赴皖串联的事件却不断发生：清华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学，ＸＸＸ，ＸＸＸ被打成"反革命"，ＸＸＸ被打成"狗崽子"，在芜湖的清华及其它北京高校的串联队，与合肥一样，也被当成是"最最不受欢迎的人"。 ......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有的被家里抓回去关起来不让回校，有的则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在安徽的几十天，才使我对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感性认识。我现在才明白，我校"筹委会"及红卫兵总部的某些领导人，执行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形 "左"实右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以新的手段压制同志的意见，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 "八·二七"串联会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某些领导人和蒯大富才是真正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要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以彻底批判。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给蒯大富等同志戴上的反革命的帽子，其"工艺过程"也是一路货色--造谣、歪曲、污蔑、捏造、断章取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翻老底、无限制地上纲、直到构成 "反革命"的"罪状"为止--这是一切顽固的"保皇派"的惯用的手段，这也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贯伎俩。......对照一下我自己在前一阶段由于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于是就"怕"字当头，"我"字为首，生怕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头上而丢了面子，于是便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作为一个预备党员，以"怕"字代替"敢"字，以"我"字代替"公"字，远远落后于一般同学，心里实在是万分难过。这一跤跌得是太疼了，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刘宁一接见安徽部分革命师生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同学汇报到同学被围，被打，有人喊“誓死保卫省委”、“誓死保卫李葆华”；合肥师院“红绸子弟兵”翻印吹捧谭力夫讲话；"八·二七"被打成反革命；贫农社员陈光林；蚌埠地区的情况，北航赴蚌同学高家富被打和其它受伤同学抬到北京住院；有人喊“程光华万岁”；法院院长鲁凡等人也参加围攻学生；安徽工人受迫害，工人有的自杀和被关押；蚌埠十一月十日车站挤死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李富春接见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红卫兵时的讲话
第一、谢副总理、刘宁一副委员长对你们安徽是已经肯定了的，同学们回去好好闹革命，要闹彻底。
第二、七机部的工人，任何工作人员对你们有任何不礼貌、不正当行为，由王秉璋同志向你们道歉，特别是在北京，我也向你们道歉。
第三、同学们表示不干预七机部的事，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准备参加他们的辩论。辩论后，谁对谁错再说，你们不干预是对的。
第四、七机部有一部分同志十一月七日到中南海的行动是过火的。你们出来劝阻，这是正当的。十一月九日晚由陶铸、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周荣鑫、汪东兴、童小鹏和我等几个人找他们谈话，认为冲中南海是不对的。当时最凶的是××学院，这是不对的。
第五、我们接待人员对同学们热情不够，接待不好。这个我们要检讨。汪东兴、童小鹏我们都要检讨，不好的我们要撤换，加强接待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谢富治刘宁一等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的讲话
你们安徽十五、十六、十七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打伤了许多学生，还有工人、还有……在那些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群众斗群众，有些同志受到了打击，我们对这些同志表示慰问。从“八·二七”到现在，一直连续不断，特别是廿六、廿七（指八月）群众斗群众，后来廿四、廿五、廿六（指十一月）又有一些工厂群众斗群众。
十五、江西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周恩来在这个讲话中对半工半读问题作了系统论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白栋材在会上讲话：
南昌的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情况是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比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更严重，群众斗群众，大规模的打人是江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形势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到中央以后，我和陶铸同志谈了几次，得到了些启示，怎么扭转这个形势，我们两个人（刘、白）商量了一下。
头一条认真地、彻底地向群众公开作检讨。省委的第一次检讨，几个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方式也不好，没有和群众见面，在无线电广播中检讨的。为什么不能在八一广场开一个十五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检讨呢？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谈到，张永红的大字报只承认了印发的错误，张永红的大字报（问题没有提到张永红的大字报）本身对不对还是应表示态度；还有赵志坚的传单“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江西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条：省委要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对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一起革命，首先革我们的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第三条，认真给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进行平反，彻底改组各厂矿企业。
第四条：不准多数压少数要保护少数。
第五条：立即恢复生产……
陶铸：对江西省委的错误的看法，这是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从省委产生的，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条万条是江西省委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他们背道而驰。江西省委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讲是一个最严重的省，错误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这样，我们的革命学生、革命的工友，觉得党委犯了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炮轰一轰，火烧一烧，这是形象化的语言。难道真拿大炮轰吗？难道真用火来烧吗？没有这回事嘛！我没有看见哪个拿大炮轰的。同志们，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
16，福建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张春桥关锋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同学们：九月一日以前我校运动冷冷清清，九月一日学校扣留了北京南下串连队，扬言要搞臭他们，后来串连队索性留下。此后我们这些少数派就出现，自己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炮轰队。因为他们宣传“八·二九”是革命事件，所以被扣留。他们（指多数派）直说“八·二九”是反革命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乱。他们有的到我们家里说：“你们干反革命。”有家长到学校哭哭啼啼，说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教训”、“要听先生的话”，“要听校长的话”。他们不让我们代表上京，不发给我们代表证。我们学校，有三十多个大小黑帮（反映关于工作组评黑帮的情况，还有谢、骆、郭三青年教师怎样被打成黑帮）。他们学谭力夫这样骂我们，谭力夫讲话省委大力支持，还有新华书店翻印。
十六、河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刘建勋接见郑州大学学生。他说：“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文敏生在郑州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刘建勋说：省委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支持你们，依靠你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敏生说：八月四日，我们在体育场开过一次大会，听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讲话录音，在会上省委宣布了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留校集中学习，听取批评和意见。现在，根据中央指示，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自觉性，省委决定：工作组的全体人员，立即全部撤出学校，集中整训。工作组撤出后，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时，可以贴大字报进行批评，也可以把大字报和批评意见，送交给他们。工作组里犯有错误的人员，凡是群众要求他们回去检讨的，在一定的时候，让他们回去听取批评，进行检讨。
这次会议的情况说明，河南省委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态度坚决、行动迅速。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河南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并一度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而毛泽东却表扬了刘建勋和这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刘建勋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及开封师范学院同学时的讲话
河南在十一中全会前也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的结果吃了亏，十六条下达前我们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北京一个学生说：同学去到开封师院，被围攻了，把我们关到楼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纪登奎与开封师范学院师生的谈话
纪登奎说：“工作组完成了历史使命”这句话是错误的，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个“历史错误”。为党完成了一个错误历史使命。派工作组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过去包办代替就不对，当然个别的例外，但不是开封师院。如果有人喊“保卫校党委”、“保卫某书记”（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如果校党委喜欢听，我劝他赶快承认错误。
总的说来，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在全国的前列。
十七、湖北省
18，湖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部分南下的大学生在汉串联，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部分院校前一段受到压制的少数派到省委门口，和南下大学生一起，与省直干部、部分有组织（或自发）前来的多数派红卫兵进行辩论
针对北京学生扰乱了武汉秩序，王任重安排北京红卫兵卜大华、宋要武赴汉，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的运动，卜对省委工作做了批评，也热情肯定省委工作大方向；他们严正指责了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的“混蛋”行径。
南下造反学生多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院和华中工学院少数派学生里活动，并在湖大建立联络站，后树“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大旗，点火发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省委在中南路工业建设展览馆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张体学公开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中有右派，运动后要划为右派。张体学说：“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昨天你们开了个欢迎会，狗崽子们不识抬举。那个大个子傅军胜是一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们强？！（众活跃）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哄堂大笑）……这些狗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省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会场外，南下学生４０人在省委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部分武汉学生也参加静坐，决定绝食抗议。
晚上，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赵桂林等组织在省委闹事真相；在另一场合，张省长再当众挥泪痛斥人大学生赵桂林。
保护省委的群众与南下学生展开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王任重给湖北省的八条电话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阎长贵与武汉地区少数派座谈纪要
学生说：
十一月一日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进洪山宾馆，会议没开成。
在十一月七日同张华同志协商，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1）同意召开三级干部会，（2）保留参加权利，（3）我们揭发的材料要铅印出去。三级干部会不能关门开，要参加批判大会。
在协商过程中发生了工人斗学生三次，挨打的不说，在此情况下，中央精神得不到贯彻，地委，县委以下的情况更为严重。
现在武汉地区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工人斗学生比九月份还严重，还动了武。省委合稀泥，四日早上韩副省长授旗给大专院校红卫军，现在多数派也在造反（和少数派对立）。（史子荣、）张体学他们就搞折衷。
阎长贵说；
十六条公布以后，是否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此结束了，现在看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仍然受到压抑，不少地方还是支持多数派，压抑打击少数派。很多支持党委的传单是一些漂亮的传单，但是少数派的则是草纸印的。还有一种奇怪的事，八月八日十六条广播了，但是在八月廿日出了谭力夫的发言。谭力夫的发言有什麽了不起呀！发表出来是风云一时，到处翻印，清华印了两万，他们没有两万人；师大印了一万，师大也没有一万人，师生员工加起来才七千人。人手一册，绰绰有馀，大学印了，中学印了，学校印了，机关印了，北京印了，各地也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们可以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麽。谭力夫的发言可以分析出一些问题。林彪同志是副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对林彪同志的讲话为什麽不人手一册，而谭力夫的讲话却人手一册？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根本不可能理解。我听师大的一个多数派同学说，筹委会对谭力夫的发言最感兴趣。
据反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恐怕还是相当严重咧，反"右"反得很厉害咧，手段很高咧。（插：他们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我校还有一个同学戴高帽子游街）你们湖北抓右派抓得很厉害，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但是一个学校打了好几百这是干什麽？
你们湖北对串联很反感，还开大会控诉赵桂林。（插：张体学代表三千二百万湖北人民控诉赵桂林）对待串联的问题不是小问题，革命串联是毛主席支持的，反对串联究竟反对谁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关锋：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问题，要求王任重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的说明一点情况。王任重来北京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是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第三，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陶铸接见二司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根据中央意见和他自己认识，讲了５条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在武汉机床厂开会倡议成立全市的“革命职工联合会”；旋即发展为４０万人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市委酝酿已久，组织部长辛甫实心牵线支持的。于是，武汉有了与造反势力对抗的、体制性的强大的工人、基层干部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后称“工造总司”。 工造总司’当时在武汉，除了工总和九一三之外，算是第三大工人组织。主要的地域是在汉口，汉阳和武昌也有。人数大约有７－８万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成为武汉造反工人、干部中最有组织聚合力的群众组织（其前身原是工人总部的一个武钢分部，后从总部独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阎长贵接见武汉部分师生谈话记录
阎：你们湖北的情况分三部分。（1）枪打出头鸟，学生抓右派，从六月中旬到7月份；（2）抓南下“一小撮”（笑）；（3）秋后算账，大致是这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
同学们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揪后算账派王任重！”“推倒折衷主义！”“打倒调和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同学：我们是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旗帜鲜明（陶：开门见山，我欢迎）首先向你们报，王任重有哪些问题，作为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汇报，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汇报。王任重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文化革命以前已犯下滔天罪行，我们有些材料，既有书面材料。文化革命以前谈一个问题，王任重写的《资治通鉴》读书笔记，61年、62年大量放毒，与邓拓唱一个调子，在全党流传，为右倾机会分子一唱一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王任重作为当权派，不号召大家学主席著作，而号召学《资治通鉴》，说比水果糖、牛奶更香甜，奉为珍宝，凌驾于毛主席著作之上，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力求古为今用，与邓拓差不多，还有虚假红旗，官木生的问题，他还到主席家里作客。四清运动中关于双十条，在展览会上大肆鼓吹王任重。搞个人独裁，特意说大，突出自己，凌驾于主席之上。在文化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最早派出工作组，而且王任重还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文化革命引歧途。七月三日，给湖北省委的信是黑指示，恐怕是经过你同意的。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清楚。我们要揪王任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王任重打倒。在揪王任重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归根结底，不过这两条。具体来自何方？值得我们深思，反动路线不批倒批臭、怎能斗、批、改。为了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搞出来，就要把阻力搞清楚。王任重是你部下，老战友，首先让你谈谈对王任重的看法。
十八、湖南省
19，湖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５人，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２７９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在省市委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
张平化说；我重申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
一、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
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
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查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
陶铸这次讲话中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的右派们都认为这种说法是否认、摆脱党的领导。但说这个话的却是他们狂热拥护的陶铸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
“八·一九”事件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性的事件。和“八·一九”事件相联系的所谓“三相信”这个口号，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且利用这个口号来镇压学生运动，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
我回去是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请罪，请罪！向大家检讨，承认错误，并且希望大家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鼓掌）第二个任务，就是造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我有两段错误：一段是在中南局五月会议以前，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抓文化革命。后一阶段是抓了，广州会议以后那是抓了，但抓错了，就是派工作队，急急忙忙往学校派工作队，搞了一条错误路线，对大、中学、文化机关急急忙忙派工作队。是谁干的？是我干的。
譬如对长沙发生的“八·一九”事件？你究竟是表示哪种态度？长沙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是站在被镇压的学生的这一边？还是站在镇压学生的老爷那一边？每个同志都必须迅速选择。必须明确表示态度。我感到有不少的人是站在革命群众对立面，替老爷们讲话，动不动就讲学生闹事，闹什么事？人家闹革命，闹革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阻拦？为什么要镇压？为什么要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
有所谓徐天贵被绑架的问题，长沙出现了传单，反对所谓绑架。我们看徐天贵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被抓起来？是在学生被镇压，一天两天请求省委解答。……并且给他戴了高帽子，这个事情，主要责任不在群众身上，在于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回避和群众见面？在群众愤怒的情况下，把我们一个部长抓起来，这叫什么绑架？所谓绑架，是土匪行为，与革命群众怎能相提并论？请发传单的人想想，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去了？
最近在湖南宾馆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在招待方面的一些缺点，不热情，或还有其它原因，引起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反感，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打了服务员，把一个服务员打的伤势比较重，服务员也咬了红卫兵的手。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本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我们应该首先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责已严，责人宽。就是红卫兵打人不对，应该向红卫兵同志提出来，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为什么要抓住这个事情，散发传单，大肆煽动？把受伤者打得很惨，煽动群众包围红卫兵，打红卫兵，并且还向全国来歪曲这个事情，这是什么行为？
张平化回湖南之初，态度还算好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张平化对湖南“九·九”大会代表的讲话
中央提过要炮打司令部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司令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湖南省委几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炮轰司令部主要是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部，揭省市委盖子没有问题，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分清楚的嘛！群众分的清。
省委揭盖子，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能肯定，由你们决定。我在湖大检讨，有人说我是为自己的错误定调子，大家分析。这几年来主要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由大家分析。省委这些人到底是大家的敌人还是内部问题。搞当权派要看一贯，是什么样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９·２４”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谢若冰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躁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
按规定张平化同志在北京是不能与你们见面的。因为他是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他不是宣传部部长了，但是我请示了中央，还是让他去作检讨了。王延春以前搞得很坏，是毛主席让张平化回去的。他回去也搞得不好。我请示了中央，建议他回去，他今天回去了。
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湖南的情况在中南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不算最严重，（向陶铸同志汇报“中央八条”的问题）中央文件未形成，你们说的“中央八条”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的前身，在这两个文件发出前王任重同志通了个电话，告诉他通通气，他（指张平化）迫不及待地散发，全省往下讲，想要解决县的问题，搞成了“八条”，这是错误的，太急了，影响不好，中央没有正式文件，你就搞个“八条”，后来中央文件不是“八条”而是“六条”、“五条”，你就被动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我一定要亲自反映给毛主席。
挑起“八·一九”事件。湖南大学同学拿了几桶浆糊到市委贴大字报是好事嘛！发生事件是湖南王延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八·一九”发生以后，中央认为王延春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王延春不行，张平化自报奋勇，我们就把他调到湖南去了。这次从北京回到湖南，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内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
二十、广东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林杰与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林杰：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保皇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保皇派，是根据客观规律讲话嘛，你不改正错误，一直下去就是保皇派，这顶帽子是摘不调的。学哲学的人就很清楚，概念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只有承认错误，站过来，才不是保皇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是错误的，就是要平反，这帽子是错的，这与事实不符合，应该平反。你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嘛！这是名副其实的。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为什么不敢叫！在革命派面前不承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保皇派。
在保皇派面前不敢说，说他是革命的，是两面派的态度。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必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是真正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十六条、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一定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闹革命。你坚决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阶级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
你到北京街头转一下，便可看见“炮打中央文革”、“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中央文革产生的不民主，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巴黎公社选举法”，这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说，中央文革不管谁指定的，都是违反十六条的，这矛头是指向谁？是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即两个月的总结（原题不是如此），毛主席有批语的，说这个总结很好。可是有人说是大毒草，他们说是很好的大毒草，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是公开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猖狂极了。
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群众组织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来决定。北京第三、第一、第二司令部，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决定。两个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哪个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个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看得很清楚。第二司令部，我看不怎么革命。第二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是矿院的，矿院某些人现在对中央文革攻击很厉害。
21，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十一、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王任重给广西师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的一封电报
我和陶铸商量决定，授权予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全权处理。韦国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我相信他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确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任重的这封电报有问题；如果别人对韦国清有意见，你还让不让提？
22，四川省
二十二、四川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四川赴京代表团问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谢富治接见西南政法学院十五名红卫兵的谈话
你们要炮打司令部，这很对，但是事先要调查一下，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也打了。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也可能有一两个不好的人，对这些人也要打；反之，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司令部，也要注意里面也有好人。那些人不经过调查研究，就是提出“保卫市委”，“保卫院校党委”的口号，那肯定是错误的。
你们学校有人斗争北京政法学院去的同学，是错误的。
你们有三个同学被逼疯了！有一个住院，还有一个是彝族学生，请你们回去替我向这三位同学问好，打人不对，把人逼疯了，更是严重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接见重庆及西南地区师生的讲话
我有一个个人意见：高干子弟在文化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兵子弟来领导文化革命。高干子弟是不是不能参加文化革命领导呢？不是的，还可以当积极分子参加文化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力戚本禹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的讲话
同学们提出这次北上告状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们认为是革命行动！（鼓掌）同学们还提出，你们在重庆市“炮轰重庆市委”，有人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吗？（众：不是）我们也认为不是。
有同学提出要求改组重庆市委，罢市委书记的官。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改组，暂时不要罢官。
有的同学提出，重庆中学红卫兵被重庆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庆市委公开出来平反，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
在重庆有向同学们的家长施加压力的，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你们脱离关系。重庆市委这样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王典兴（自贡市培红中学学生，十三岁）
王：有。
总理：呵！就是这个小同学！（另一同学插话，才十三岁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
王：我与父母都断绝了关系。
总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多大岁数？家中兄弟多吗？
王：我父亲是工人，四十多岁，共产党员。我是老大，如果我父母不和我断绝关系的话，要被扣工资，开除党籍！
总理：不要怕，我保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给工人，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2－3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
“关于军区收枪的问题，开始他们还不敢动手，怕打起来了，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去，无论如何也要封存起来。’最后军区还是执行了。现在又不搞民兵训练，集中力量搞文化大革命嘛！”
“要他们检查、批判，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搞轮番轰炸，李井泉不是说已经生病了吗？这样搞久了反而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把这些批判对象拿来连着搞三天三夜，就搞垮了，这有什么好处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的讲话
“还是让大家回去闹革命，如果一切问题都让中央作出决定，那还要你们回去闹什么革命呢？不仅四川，还有贵州、云南，学生阻力很大，任务很重。主要是三个学校：成都地质学院、民族学院、成都大学。西南的问题还要向中央请示，运动的深度、广度发展还靠大家揭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十一月二十七日要求来北京时，就有七十九名工人强行上车来北京，他们到北京来，我们是要招待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革命的。
（对廖志高同志）听说你们已经签字承认他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错误的。（对工人代表）你们批评省委的错误，是对的，但不应该抢车，你们抢车是错误的。你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每项行动我们都支持。你们造反，看造什么反。你们到了北京，我们要管你们。四川省委承认你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不对的。
现在正在绵阳、广元的工人，可以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来，最多不超过三百名。我们抽时间跟你们谈，但具体问题还是回四川解决。
工人到北京问题，我们不能松口。我们停止运送红卫兵，主要是为了抓紧运输生产资料、燃料及其它物资，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不仅不能影响生产、破坏生产，而且应当促进生产。你们要替中央考虑，中央的意见很坚决，就是不赞成你们全体来北京，只能派代表来，你们已经是最高指标的代表团了。
这次派十辆大汽车运送工人，你们四川省委同意这样做，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对廖志高同志）你们是瘫痪下来了，你们都想把矛盾上交给中央。你们来了，我们当然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你们的这种做法，我们感到很恼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你们西南的同志提出要到专政部门去抢档案、材料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冲进去抢，你们不主张，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是哪一派的？（政法兵团战士答：少数派，“八·一五”派）少数派大方向正确，斗争坚决，我是一贯支持少数派的。档案材料（包括混入的黑材料──记录者注），你们派人去要就是了，不要冲进去，冲进去就失礼了，就会被抓住小辫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你们兵团在途中的很多，广元、西安，紫铜都有，有两批到了广元，也有到西安的，如果他们再来，我就派你们几位回去做工作……。在紫铜的，我已委派当地县委书记在做工作。在紫铜的也可以推派代表到北京，其他的回家。他们都是好意，你们领导还不能命令他们，我们一边称赞一边说服他们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
现在有的同志有两怕，即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怕群众，就压制群众；回来群众起来了，群众给予压力了，又是怕群众，随便答应签字，不坚持原则了，这就是两怕；有的人满足了少数派的要求，多数派不同意，怕多数派揪你，就成了三怕。因此，原则必须坚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部分赴京人员的讲话
十一月二十五日造反兵团与保守的产业大军的冲突，要说理嘛！在当地解决嘛！矛头要向上，指向厂党委、市委、省委，西南局。他们受蒙蔽，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他们，原则问题不能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对西南区联合赴京告状团全体代表的讲话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可以提，我给你们建议：具体行动还是要一层一层地挖深挖彻底，不要先作结论。很多地方不就是为黑帮打起仗来，纠缠在某些问题上，斗争就不能深入。口号可以提，口号可作个宣传，不要在口号上争论。“轰、火烧”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词，不是真正拿炮去轰，拿火去烧。关于“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你们已经提出来了，你们当然是不会放弃的，要在斗争中考验，要提出具体问题。
现在已经查清，关于西城区（指北京）……就是邹家尤的女儿，是他父亲搞的。
李井泉他很气馁，一出来就很紧张，血压就高，中央的意思是先让他写个检讨，给大家看看，不行再检讨，然后再出来。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接触过他，他比廖志高还紧张，廖志高也很紧张。你看，我跟你们谈了那么多次，也不紧张，血压也不高，怕就怕出病来了。
二十三、贵州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至十月X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六封信
九月五日至七日，并不是什么“在群众中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而是对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等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场大围剿。那两天真是热闹得很，大街小巷一片喊打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把那些革命群众围起来，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强迫写检查。被围攻者，岂止吕彤岩一人，南下学生，地化所广大群众，凡是抓到的无一幸免，连刚下火车的也难逃“罗网”。这不是白色恐怖是什么？能说这是红色恐怖吗？这不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是什么？难道是支持革命运动吗？这是工人、市民、学生群众的自发行动吗？我不相信。联系到“八·三一”、“六六”事件，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24，云南省
二十四、云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昆明农林学院等九批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生共五千多人进入省委大院，炮轰、火烧云南省委、西南局。
阎红彦对学生说：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
这次行动后来称为“八二三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大中学校文革负责人会议上，
阎红彦说：炮轰省委可以，炮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
赵健民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跟党中央、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从这一天开始，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保卫派是暗中受到省委支持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在昆明第八中学红卫兵的倡议下，成立了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由云南大学、昆明师范院校学生发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他们串连四十一所大专院校一千一百多人，到云南日报批判该社发表的三篇社论。
这次行动后来称为“九一四风云”。
但“八二三”一派认为“九一四”一派不够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姚文元戚本禹接见云南大学同学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昆明红卫兵造反派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批判大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以红卫兵为主体的造反派封闭了云南日报的地方版编辑部、采访部。省委加以拒绝，云南日报从十五日起停刊。
25，西藏自治区
二十五、西藏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纪要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十二月，各省市自治区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很不平衡，加之，资料收集有限，这里反映的情况只能是挂一漏万。这一次修改，也没有来不及补充，只好有待来日了。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北京一九六六年发生的“大兴县八·三一事件”。
从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３２５人。其中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才出生３８天，有２２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８月３１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
这件事发生的政治背景，从全国方面来说，党中央刚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革命群众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从北京方面来说，中等以上学校兴起了红卫兵运动，他们在学校开展四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横扫四旧，兴无灭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的失败，就要作垂死挣扎。在他们看来，革命群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阶级敌人”造他们的反，就要坚决镇压。在城市，他们借少数无知的青少年的手，制造了许多打死人的事件。他们认为，这样声势还不足以压倒对方，必须在农村组织更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的行动。
这件事发生的具体过程，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群众就自发地行动起来。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现在已经知道的是：“66年8月31日晚，……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却令人费解，大兴县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公社主任高福兴、团委书记胡德福，而他们是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那么，在天堂河农场主持开会的是谁？而天威公社早在8月27日就开始屠杀，又是谁布置的？这些似乎都成了谜。其实，事后不久，公安部门即已查明：这个事件是由所谓“联动成员”参与组织策划的。
根据杨尚昆的日记中的一段记载：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这就说明，北京市大兴县一九六六年发生的“八·三一”事件，幕后的真正元凶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当时就已经查明了事件背后的黑手，公安部门为什么没有结案处理？为什么没有上报中央或者上报中央在哪一个环节上被压下来了？
2006年5月初稿
2011年8月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