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在此以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的三篇大字报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
六月初，北大附中、地质附中、石油附中、矿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次大会上请江青把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强调了两点：第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第二，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
二、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京串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时的讲话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国家主要领导人林彪，周恩来，陶铸，刘少奇，李雪峰和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在北京体育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在欢迎大会上，陈伯达，李雪峰，康生，姚文元讲话。
江青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好！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
陈伯达讲话：
李雪峰讲话：
姚文元讲话
康生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
毛泽东在同林彪谈话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五十万人。
林彪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这次讲话还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第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周恩来的讲话，提出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第一，要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第三，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提出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时刻都要注意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才能最有效地斗垮敌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王力戚本禹对“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你们到北京来，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主要是交流革命经验，互相学习，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靠自己本单位群众觉悟起来，行动起来搞革命，才能把革命搞彻底。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康生接见部分来京串联同志时的讲话
北京的工作也有许多缺点。有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就是不管哪一个学校都没有去煽动工人、农民，利用工农压制学生运动。一般说来，北京的工农，学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团结的，当然个别的也有，人大有两派斗争，有一派去公社找了六百农民，他们受了欺骗。郭影秋在社教时表现还好，保郭影秋的就把社员请来了。这个问题一经发现，我们就制止了，说服了农民，教育了学生。在外省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安、兰州、青岛、哈尔滨都不是偶然的。《人民日报》八月廿二日发表的社论中，号召工农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吴德在工人体育馆关于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毛泽东在林彪接见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的修改中指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联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传播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从去年姚文元同志第一篇文章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红卫兵有三个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三个队的说法应调一下，学习队放在前面，本来学习为主，把战斗队放在前面，是为了强调一下。
二、阶级斗争的问题
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
另外有些人只要不作非法活动、地下活动就不能说他就是反党集团。彭真就超过了。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公开做的，讲的革命话比我们讲的还好，但背后搞的是另一套。文化革命以来，开始逐步的暴露。彭真也不是一下暴露的，也是逐步暴露的。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长期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这和犯一般方向、路线错误的人要分开。
三、炮打司令部的问题
一个地区、省、市性的领导机关，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设想怎么可能哪！如果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都是黑帮，那怎么解释？总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全国的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十六条指出的当前运动的重点。但不能说统统是黑帮，这也不可能。要一分为二。有是有的，但是，是少数。黑帮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集团，搞阴谋活动，象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彭真、刘仁在全国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性质，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种可能大。省市领导，中央各部都是如此。所以，你们炮打时免不了要打空炮，
四、多数少数问题。
革命学生，只要在大前提一致下（1，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2，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3，以十六条指示作为斗争的最高纲领。）不管多数少数，都应该承认是革命的。但不能说百分百都是革命的。不能说多数派是革命，少数派是不革命的，也不能说少数派是革命的，多数派是反革命的。那你们可能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合稀泥，是折衷主义。我是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个观点的，是在党中央得到批准的。
五、今后的斗批改怎么做？
六、民主集中制。
七、组织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军委关于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各院校七千余名师生员工的讲话
首先让我向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各校革命左派同志们表示，我非常感谢你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提醒了我们！（热烈鼓掌，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今天一些学校的革命左派代表到中宣部去谈，发现两个口号单子的问题。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这是我的官僚主义，我没看过。他们给我打了电话，我说我要见到正式的东西。你们发现两者有很大的政治差别，你们提出后一个口号单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是对的！（热烈鼓掌，口号声）希望在中宣部谈话的同学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审查这件事。当时已经深夜天快亮了，我们正在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口号单子，为了使毛主席顺利接见一百五十万外地的革命师生，当时我责成中宣部审查这个口号单子，今天早晨五点，我才发现有两个口号单，并且确有问题，因此才研究确定这个白底红字的口号单。这个口号单是拿到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是在毛主席跟前决定的。（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应该说通过这个口号单子时，是吸收了你们的意见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个口号就是你们提出来的。（热烈鼓掌欢呼）同志们，我们彻底的革命派在真理面前是无所畏惧的！（热烈鼓掌）这二十二条口号是胜利的口号，革命的口号！你们可以公布，其中每一条都可以到任何地方贴。
关于那两个口号单子，我应你们的要求，正责成中宣部进行调查，我负责调查清楚，查清后我还要向中央常委和毛主席汇报，并答复你们。（热烈鼓掌）
这个时期的文革运动一大特点，就是学校中的红卫兵运动兴起，特别是中等学校的青少年由学校走向社会，开展以扫除“四旧”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怀着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 学习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长征红卫队”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记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学生徒步来京的电话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关于长征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给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的又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召集北京各红卫兵负责同志的讲话
明天要接见外地二百万革命师生，我们现在分别开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
林彪讲话指出：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陶铸 李富春 陈毅接见全国三十个单位同志的讲话。十日下午，发生一些人冲击中南海事件，北门，西门都冲进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和各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关于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在首都第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毛主席先后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前形势。
第二个问题，谈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三个问题，平反和档案材料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大民主。
第五个问题，组织问题。
第六个问题，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联的问题。
第七个问题，到北京来请愿的问题。
第八个问题，还有些问题，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不能够提前答复。
是厂矿的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生怎么跟工人联系？
是农村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县以下的中学问题。
是小学的问题。
是半工半读的学校问题。
是1965年第一季度大专学校的学生离开了工作岗位，如何解决问题。
是要求成立红卫兵的国际性组织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等接见徒步串联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十一月十六日中央的“补充规定”、十二月九日的“城市工业企业等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也是十条，这些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以来的几个重要补充文件。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展的时候，就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大中学校，其次是党政领导机关。大中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对学校来说是领导学校的，因此和党政领导机关就是个对立面，所以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斗争矛头就对准学校的当权派，学校的领导机关，然后对准党政领导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这是很自然的。
现在农村的十条也出来了，工厂要起来，公社要起来，县以下中学要起来，甚至高年级的小学生和一部分小学教师要起来。要有准备，要迎接它，而不是阻挡它；应该是支持它，而不是约束它。应该因势利导，关心和支持，欢迎这个运动的发展。
工厂的规章制度也要经过实践。北京工人起来了，提出改变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劳保等。我们有的东西是从苏联修正主义那里学来的，有的保留了以前的旧的东西，工人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正确的。工资制度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度，还有一些劳保福利制度问题，但是要做思想工作，因为关系到几千万人的生活制度，需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彻底的改变。类似等等问题，我们都要把斗批改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进行革命，不断革命。
我们任何一个革命的洪流，不可避免地总会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社会的发展象长江的洪流一样会把两岸的沃土带下去，灌溉新的土地，同时在这种革命的洪流中，会遇到礁石，有时会有暗流、逆流，这就需要在运动中随时注意。
当然有些把口号提得过激一些。没有调查，不可能提得很恰当。例如：到一个地方，炮轰××省委，火烧××省委，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炮轰、火烧，就是要考验考验你嘛！如果你有路线错误，承认错误就是嘛！如果没有，学生总是讲理的。
某些地方的武斗没有肃清，个别地方有发展，北京在中学里打人的现象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所谓黑帮，甚至对自己的同学，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打，而且不是一般地打。因此，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的一个通告，严禁抓人、打人、私设拘留所。这次我们对西城、东城区等纠察队几个打人的地方拘留了几个人，在别的地方也拘留了几个人。因为他们不但打人，还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应该用专政的工具拘留他们，对他们专政，由公安机关审问他，要他们承认错误，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运动进行了半年，但是还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允许的。对这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必须斗争，必须打击。不反对这些人，就要影响我们的斗争，革命发展受到阻力，革命群众受到打击，歪风邪气得到滋长。
斗争方式如果在运动初期不很好地提倡，对打人的现象视而不管，那就会出现一种恐怖气氛，不利于运动。过去压制群众，压制左派，造成了一些恐怖的现象。如果让违法乱纪、打人的现象继续下去，还会造成恐怖气氛。现在范围还不太大，但是很不好。请大家放心，我们拘留他们，主要是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因为他们是青年，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青周恩来等接见徒步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三、首都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革命串联的全体出征战士《出征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红卫兵三个称呼，也就是表现他的三个任务：首先是一个战斗队。第二还要作学习队。第三，你们还是一个宣传队。联系起来说，学习既为了宣传，也为了战斗，宣传也是为了战斗。所以这三个任务是有紧密联系的，不是孤立的、不是对立的。
有些具体的任务。比如说到上海去的这个南下兵团，人数最多，将近两千人（可能已经超过了）。你们组成了十六个纵队（加上中学）。第二个是到新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的人并不是太多，大概没有超过四百人。中央有规定：边疆的省份，靠边境的市城、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其它地区的问题，你们到西北的人比较少，只有八十人的队伍。向中南去的有三百到四百人（三百五六十人左右）。往西南要经过宝鸡，二百多人，甚至更少一些。东北去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陈毅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南下战士《南下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中央赞成步行串联。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步行，比坐火车汽车对你们的锻炼，对你们的将来，对你们的前途，都有很大好处。
社论一发表，你们要批判的人都走了，这怎么办？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们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处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们就可能辩不过他。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现在还有市场，有人跟着他走。还有没有？（还有！）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什么人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象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
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学生外出串联的紧急口头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电影学院"红旗长征队"出征宣言
北京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外出串连，除了到各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到中央党政机关以及文教卫生等等事业单位进行串连。
对于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连和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右派们也是非常不满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从九月五日起，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这种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为古今中外的奇观。”“这种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了数以亿计的金钱，而且造成了全国的动乱。”“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所谓”识别无产阶级司令部”云云，完全是生拉硬扯，这个目的没有也不可能达到。
右派们的不满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大串连鼓动了青年学生们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他们说这个目的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但是，历史的实践却已经证明：革命师生的大串连活动，确确实实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泛开展。
四、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红卫兵先后走上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出通令、倡议书，修改名称、改变衣着发型、并揪斗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市火炬区抗大第一小学革命师生发出《革命的倡议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女二中红卫兵通告《大造修正主义之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红卫区东方红理发基层商店（原西城区宣内理发基层商店）全体革命职工《告全国理发行业革命职工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后通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红卫兵在“全聚德”点起了革命烈火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讯：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抗大一附中红缨枪革命造反队（原一中）十万火急通令 （关于本届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女十五中的四个红卫兵在破四旧行动中，被一个反动资本家的老婆剌伤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十四中红卫军告全国同胞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东方红二中红卫兵紧急呼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五日报道，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广大工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报道：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 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认真活学活用党中央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日二十九日，《串连小报》记者报道：反修的大示威──北京“反修路”命名大会记实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二十六中）红卫兵（卫旗）发出《破旧立新一百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市第一火炬中学 火炬战斗小组发出倡议书：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高举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业学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分校（原一○一中学）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岗山之火战斗队发出《勒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发出《通告全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旗路大街111号（即交中）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报道：北京市人委坚决支持红卫兵造帝国主义的反，取缔反动修女会 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四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誓做国际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北京市第六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坚决贯彻十六条》
五、北京市红卫兵组织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
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
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吴德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江青杨成武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首都大专院校成立的第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强调指出：有的学校建议取消定息，这个建议很好，但总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有些红卫兵叫长安街为“长征街”，有的红卫兵叫“东方红街”，这就得商量。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王任重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强调了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红卫兵的组织问题。
1，串连问题：将要派出一部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帮助搞文化大革命，交流经验；还要组织各地学生来京学习，交流经验。
2，名称问题：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十一中全会时有人提出过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主席自己不赞成。用毛泽东思想已习惯了，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毛主席自己也不赞成，强加给他就不好。你们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登报不登报？不登报就批评；上海就未登，说《人民日报》未登过，中央不表示态度，这是对的。我劝你们讨论一下，是否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别的什么好嘛！
3，组织问题；第一司令部成立时，我派人去参加了。这一次也要派人去参加，支持你们是一视同仁的，如出现第三个组织也给予支持。
第二，关于扫除四旧中的政策问题。
1，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不仅水电，就是有些商品，生产少了就不利，要尊重工厂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革命的办法要求他们，他们有更重要的尖端的生产，科研的中间性生产，不应耽搁，尽管里面有黑帮，把他揪出来，但生产的地方我们不要破坏它。
2，关于地、富、反、坏、右，一般在城里已经落户的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已摘掉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
3，对资产阶级，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4，对知名人士贴大字报还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对一些知名人士超过大字报的范围就要研究。你们从人家家里搜出花名册子，这些小册子无非是通讯地址，就按此追踪。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有地位的人。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在历史上有功绩。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象，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搞掉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宋庆龄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你们，因为她年纪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她出来写文章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她还在政府工作。
5，关于小商贩你们建议变国营的问题，几百万小商贩全部包下来，国家负担很大，发工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等，什么都享受，他们是高兴的。
6，关于干部家属，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的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
7，打击流氓的面太宽，如八月十三日审判流氓的会就是错误的，是北京市委批准的。那五个人剌伤了两个人，也不需要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警察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以后就有影响。
8，文斗和武斗问题：你们说：“打几个壮壮声势”。这反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打失了手还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动，我们还可以用解放军、警察镇压他，在我们专政的情况下，何必用武斗？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铁帽子，这就变成体罚了。
9，搜查问题，确实要搜查的，你们也查出了不少东西，但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然听到一个情况紧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区听说有地下军，去了几千人，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是否要没收他们的金钱、东西？要事先和派出所，卫戍区研究。你们把钱交到银行，把浮财交财政局。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只登记，今后要建立秩序，不然有个别钻进来的坏分子，私自拿走了照象机、手表，即使查出来开除他，影响也不好。交了东西要有登记、有收条。发现武器可以没收，但不要只听一个消息，“谁有一把菜刀要报复”，就把他的菜刀也没收了，过几天还是要还给他去做菜。
10，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解放军、公安部门（坏的可以改组），专政工具不能瘫痪。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不要影响他们执行任务。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不能随便乱搞。还有机关重要档案，如机关瘫痪了，由上级机关取走，不能随便去弄乱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江青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修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刚才有的同学在发言中批评我们只关心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不关心中学的红卫兵。这个意见我不能完全接受。
有的中学红卫兵说，八月十八日前大学没有红卫兵，是中学闯出来的。这也不全是事实。
不能认为你们提出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不可改动的。八月二十三日，我首先接触的是十五中与警察同志争吵，十五中的同学又提议要改变红绿灯信号，要绿灯停，红灯放行。与各方面一协商，司机同志首先不同意。八月二十三日，有几个中学要组织十万人的大会，公开审判五个小流氓，之后，反动资本家砍伤十五中的学生，你们又要组织十万人的示威活动。这样一搞，反而倒使这个反动的资本家扬了名，扩大了敌人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一、关于破四旧与斗、批、改的矛盾
斗、批、改就包括在破四旧中了，并不矛盾。
二、关于本校的斗批改与外出进行革命串连的矛盾
这两者并不矛盾。
三、关于斗批改与肃清工作组的影响的矛盾
工作组的影响确实有，因为有90％的工作组犯过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错误。这个好办。如果你们认为他们的检讨还不深刻，可以让他们再回去检讨。
四、关于本市红卫兵与外地红卫兵的矛盾问题
有的同学贴出大字报要人家滚回去！这个态度是不对的。车站上的纠察队同志很辛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外地来的红卫兵也有些对立情绪，这也不好。有的地方把一列车拦下，查了五个多小时，把一部分人查成黑五类要他们滚回去。这是可能的吗？
还有一个是对黑五类子女的处理问题。总不能把他们全部赶走啊！我们的方针是对那些有血债的暗藏的逃亡地主、现行反革命分子才赶走。有人简单地说一句“送到农村去！”农村那来那么多的土地给他们种啊！
五、关于红卫兵与共青团之间的矛盾
共青团中央是揪出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但是不能说所有的共青团领导都烂了，不能因此解散共青团组织，不能说两千多万共青团员都烂掉了。
六、关于各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的矛盾
革委会不是红卫兵的直接领导，但关系还是有的。
七、关于八月十八日以前的红卫兵与八月十八日以后的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我不赞成这算个矛盾，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矛盾。
八、关于红卫兵与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只要是大方向一致，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按党的政策办事，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组织起来的一切红色组织都是合法的，都应该被承认，都应该受保护。可以允许几个不同认识的红卫兵组织存在，没有关系，可以进行革命竞赛，在革命斗争中来进行比较，看谁干得好。但是我们相信经过一段革命风浪斗争的锻炼，最后总会万水朝东归大海，总会归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里，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统一起来的。
九、关于红卫兵与非红五类青年的矛盾
在当前，这是一个重大矛盾。你们在院校中把家庭出身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惟一标准，这就可能发生偏差。一个人家庭出身他是无权选择的，他可以背叛剥削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真革命，假革命，要长期的看。首先出身好有了一好，表现好，两好才算全面的好，要看革命表现。这话我说过好多次，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你还没出来，你怎么选择？你出来以后就没法选择了。我的家庭出身不是我选择的，革命才是我选择的。第一个不好是客观存在，但是能够改变，背叛了资产阶级，投降了无产阶级，就是好的。你们今天敢闯，再闯也闯不过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作了深刻的社会调查，哪个小将敢说他闯过毛泽东思想了，那不是太狂妄了吗！
家庭出身好，现在表现不好，忘了本也不好。我们老革命还要保持晚节呢！你们新革命更要闯风浪，受考验。你们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体、为核心、为基础这是对的，吸收其它劳动人民出身的比例怎么样，你们自己考虑。
对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只要他坚持革命，我们就应当欢迎。对一些职员、小商贩，甚至黑五类的子女，我们总不能全部把他们赶走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从小学到大学，不仅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女，中农的子女，还有资产阶级的子女。就是一般地、富、反、坏、右，只要不是暗藏的；就是历史反革命，只要不是现行的，没有暗藏反革命的东西，老老实实在街道上改造；还有过去国民党、三青团，过去为非作歹，现在改了的。这些人的子女，你们都把他们赶出去，不可能，当然吸收一部分去劳动是可以的（有的到新疆，有的到别的地方）。但是不能全去，尤其在这个过渡中，存在的这些同学，你们能全把他们赶出去吗？那样我们怎能达到团结95％以上的人的目的吗？据我调查，清华的红五类占40％，职员、中农占20％，剥削阶级出身占40％。如果只要红五类，不管后两种，那么团结95％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对这些人进行改造，也是红卫兵的一项任务。有的同学非让人家先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然后再去改造他们。骂了他们，还要他们高兴。这要多高的觉悟啊！如果你们光骂我一句“你是混蛋！”这我也不高兴。你们说：“你过去是混蛋，现在改造过来了。”这我可以接受。同学们，那样骂他们一句是痛快一下，但很不利于我们改造他们的工作。再这样搞下去就不利于团结了。你们要从团结95％以上同学出发，即使是最典型的右派，现在也还不处理。这是一个全学校的组织问题，不是属于红卫兵的范围。红卫兵总是少数。学校要有个组织，最好是革命委员会，中农出身的同学也要有他们的代表。
你们提出，学生忙闲不均。你们成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闲得“四脚朝天”。这样搞法他们怎能不闲呢？外出没有红袖章，感到灰溜溜的，他们只好在家看小人书睡大觉了。我们能实现团结大多数吗？十六条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十六条，不要把很大数目排除在外。你们是少数，但不能孤立。你们要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教育争取团结他们。
同学们！要允许别人革命。运动初期，有些问题跟不上来是允许的，免不了伤一些人。但是再这样搞下去，就不利于运动了。你们天天骂他们，能改造他们吗？有人说：“对资产阶级子弟为什么不可以骂？”骂是达不到改造他们的目的的。
十、关于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正常现象。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 革委会《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过在辩论当中，你说他是黑帮，他说你是黑帮，还有人说要先骂后辩，这不好。
有人提出炮打周恩来，可以嘛！这是经过主席批准允许的。
还有人在王府井贴传单，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发了十万份，这能行吗？
我们对有些大会要过问嘛！如北京公审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就不对。还有师大附中对一个同学杀伤另一个同学要开十万人大会，再有一次要公开审判资本家李文波的老婆大会，还有反修路，要弄几十万人去游行，我们劝说了，后来还是游行了。我们叫部队徒走去保护了。
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北京去的同学打电报来要拉一万人（资本家）游行，这样范围太大了，我发了一个电报去制止了。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街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
有的同学说：“只有武斗，才能文斗。”北京有的同学到上海去说人家是“温斗”，这是讽刺，抄了十万资本家还算少吗？
不要掌握武器。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可以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经决定了的。在上海，有些红卫兵冲入军医大学，要人家组织红卫兵，人家欢迎他们开大会，但不同意组织红卫兵，这是对的。
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设点押人不能搞。
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登报，不能公开，有些公开了的可以，不能公开的不可以。《黑龙江日报》登了斗省委的消息，这是不对的。前北京市委改组了，我们还没有点名字啊！学生斗争不能拍电视，哈尔滨搞啦，我们说服了。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中央是信任的，他去不久嘛！几派同学都去和他谈，谁谈了以后都说潘伯伯你累了，你休息吧！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十几个晚上睡不成觉。后来我们就叫解放军看管起来了。
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不能说是右派，反革命。张承先犯了路线错误，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蒋南翔，我们现在还没有作结论。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就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我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你就是十万同学和我争论，我也不能同意。
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
工作组检讨再深，也不能解决你们本身的分歧问题，因为工作组不能说你们哪个是革命的，我也不能说。
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
八月八日我到清华讲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肯定了的，也是代表主席讲的。只讲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当时没讲红卫兵，因为还没有看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
九月十五日天安门接见原计划是七点开会的，毛主席五点钟就去了。他打电话叫我们，我们去了，主席走向群众，我们开道，我很着急，把我的嗓子喊哑了，到现在还没有好，一千多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主席提的，事先没有想到嘛！讲话时没有提到红卫兵是个缺点嘛！主席常常抓到了，可我们没有抓到。八月十八日主席提倡了，红卫兵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到廿号就冲向社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拿清华来说，是这么个形势。因为少数批判了工作组，和他们对立，因此，工作组就是挑起另一部分学生斗争这部分学生。这个错误属于工作组的。因此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拿北京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来说，几乎很难找到不属于这类型的，也许这里头程度上有深浅，错误的严重有深浅，有多一些，有少一些，有做得恶劣一些，但是，这类错误带着普遍性，不仅北京，甚至于在全国，这种错误也几乎是很少有例外。这个错误，主要的责任应由上边来负，工作组负一般的责任，工作组长负更多的责任，而主要的责任应由上级，首先是中央在当时做工作的一些同志来负。所以提到路线错误、方针错误，应该这样来追。
有的是工作组本身或者主要负责人没有认识了这个情况，没有作深刻的检讨，向给在工作组领导的时候，所压制的、所打击的、所排斥的少数派同学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宣布被错打了的那些什么反革命啦，什么非法的啦，什么右倾的啦那些帽子，应该统统的取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据我知道也有一些部门，就是对工作组所派出的部门，没有依照党中央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负责解决这个对于少数派的这种错误政策，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向的问题。
我可以站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地位来说这样的话：就是凡是你们一直到现在，在过去工作组的时候，加在你们头上的那些错误的帽子、错误的名称、错误的行动、乃至于一些恐怖等等，我来代表中央说一句，这些错误的东西，统统应该一扫而光（长时间热烈鼓掌）。就是说，凡是错误的行动、错误的称呼，统统应该取消。那些东西一律无效，然后再把它烧掉。被迫的写出来的那些检讨，统统还给你们。
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就是八月十二号、十三号广播，十四号见报的。它总结了过去的四年，从党的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四年功夫里，毛主席是从继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当时五十多天领导上的错误。
你们这些不管是那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的组织。对你们也说是革命的，对他们也说革命的，那么你们要问：你这个是不是合稀泥呀（大笑）！我不承认，我没有合稀泥。我是站在毛主席的思想、党中央的方针上、立场上讲话的。我们要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甚至在发动以前，我们许多大学已经大字报贴出以后，尤其特别是毛主席自己批发了的聂元梓七位同志大字报贴出来以后，首先是北京的各大院校、中学以至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的革命运动起来了，然后，根据党中央的提议，放你们的假，闹革命。这样的，尤其是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决定宣布以来，那就更加风起云涌的发展，就在这个情况下，我说我们的大专院校、中学校的组织，它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有三个：第一所有的革命组织，青少年的革命组织，都承认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第二点，你们都是承认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党的十一中全会，八月八日十六条决定发表后，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你们是承认的。所以这三个大前提，领导、方向、纲领，我跟许多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谈过。没有那个提出说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既然大前提都相同了，所以不能在中间选一个说：你是革命的，他不是革命的，不能这样说，因为大家都承认这个。大家有共同的领导、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纲领，问题是在于行动，在于实际的战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一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二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全国少数派同学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工作组了，还采取其它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
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
凡是这样一种背后操纵的，不是充分酝酿反复讨论的，不是真正代表广大同学、广大群众的，总是由背后操纵的，而是利用这个工具继续执行错误路线、镇压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组织一律不算数。
因为当前错误路线还是通过这样一个群众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它是通过他们操纵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因此在这个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要判批它们这些组织的问题的一些错误。我们斗争的锋芒还是要针对那些操纵这些组织的人，操纵这些组织的不执行正确路线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但是涉及到批评这些组织的决缺点错误。错误路线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对他们提出一些批评，贴他们的大字报，同他们进行辩论，这完全是正常的，这不能叫做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锋芒是针对那些背后操纵他们执行错误路线的批判，而不是针对对着这些文革组织里的人，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笔记本子啦，盯梢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种专政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
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单位对于我们有一些革命同学提出，曾经提出了炮打××省委，他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地委的或者××党委的口号，他们就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就说提出这个口号来是反革命，这样子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同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够、不允许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不能用这样子的提法来拒绝革命同学对自己的批评，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采用这样的口号）保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考验自己，就是好同志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未拒绝批评，拒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自己。这些都是不对的。
也不要把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
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我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比如说1945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叫革命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界限我们是不赞成的。
我们没有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
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例如邹家尤搞了某些“东方红”的个人的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八月四日我在清华就讲了，八月廿二日我又讲了，九月份在三个司令部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亦如此，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还不说，后来被人家搜出来了。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当了。
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外语学院工作组组长）就那么老实？
（外院一同学解释了一句）
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
毛主席说，要讲三条：第一有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当前要看运动中的表现。）。什么干部子弟是“天生的当权派”，什么“自来红”，这都是谭立夫在胡说八道。
目前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不能集中杀牛，这都是胡闹，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这也是列宁所谓的“左”倾幼稚病。我们国家里有几千万伊斯兰教徒，这样造成对立，不好嘛！亚非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样一来，把国际统战工作都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形“左”实右。
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怎么能说不一致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的讲话放放录音就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范畴里，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要不然就不用见你们了。
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首都红卫兵》编辑部《一切权力归左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同学时的讲话
有的红卫兵组织，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好的，想革命的。我们要搞垮那个错误的控制，不是搞垮哪个红卫兵组织。你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他就顶起来了。参加了那个红卫兵，就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这不大好，他心里很难受，就难争取他了。见了面，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只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两派对立，不好。要争取他们，让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控制他们的人是错误的。这样，我们的队伍不是扩大了吗？队伍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来的说法，那容易引起误会。现在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有为我辩护的，我感谢；有批评我的，也感谢他们。这不是折衷主义吗？不能说是折衷主义。这是群众观点，是对待广大群众的态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关锋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张春桥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我们要考虑，我看条件不够成熟。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别的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成立红卫兵组织，日本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扑灭了。墨西哥也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说明中国红卫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在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过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四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你们能站在主席一边，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站在主席这一边。例如谭力夫就是跟主席相对抗的。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那时对江青同志很不礼貌，怒气冲冲。北京市到处造反，你们红卫兵总是有些方面保。你们整天整别人很厉害。基本上是学生整学生，北京市死了很多人，数量很大。矿业学院、外语学院都整了。过去你们这方面整人整得也厉害，我不赞成学生斗学生，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不算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不算群众斗群众。我不赞成批判你们。
有一个人，就发展到对立面去了，反对林彪同志，说“这都是林彪搞的。”
你们要顶住，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後，可能会有人说“投降”、“投机”、“叛徒”，我看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真理投降，这不是耻辱，是光荣。
我希望把三万红卫兵带好。现在不是抢东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三万红卫兵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次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如果将来出现修正主义，就这样造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首都红卫兵》记者文章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批判斗争中，被某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黑纲领”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叫“二十二个问题”）得以昭雪，就因为写这份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等同志得以平反。平得好 ，非平不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关锋王力接见少数派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关锋说：第三司令部不要超出来，要改变其实质，名字改不改不要紧，要顶住，不要垮！井冈山内部的问题要解决，蒯大富要批评。第三司令部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复杂不要紧，发展总是好的嘛！左派千万不要因为一些问题闹意见。有人说，不纯，从十八人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队伍不纯是可能的。资产阶级攻三司，实则攻我们，退出对革命不利。反蒯有两种，蒯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代名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锋王力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北京市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时的讲话
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也可能出现新的反复，需要大家头脑冷静一点，把工作总结一下，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整顿队伍、扩大队伍、注意策略。
十月份以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进步了。有些同学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联以后，受到围攻的尝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味道的回来有所改变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不要给这些同志扣帽子。
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风，这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这股风。最近北京市委有个重要通告。这个通告是很正确的。是中央文革提议的，北京市委通过了，准备发转到全国去，行凶打人，砸，这样不行。
工厂、农村都起来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校不能在空中来改革。我们要取得工农的信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到工厂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工厂革命还要靠那里的群众，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要学会当小学生，学会和工农相结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伯达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志的谈话
因为工厂发生几件事情，都说是这些学校的学生搞的，搞来搞去就搞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因为这些少数派是我们保护过的。现在你们的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指挥过，可是有人就说我们是幕后指挥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幕后指挥。
你们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劳动、学习、革命，我们都赞成，但是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拒绝你们，你们也不要勉强，你们看我这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大毒草吧？
听说上海工人贴我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辩护，可能明天大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说陈伯达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如果你认为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那完全可以贴大字报。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我们说工厂革命有根本两条是：一条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搞三个钟头或四个钟头的文化革命，总之是在业余时间，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业余时间由群众自己支配，这是第一条。还有一条是，组织一个领导的班子，由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好的老工人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抓好生产，这样我们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首都红卫兵》社论《再论坚决平反、彻底平反》
六、各大专学校开展大批判大辩论
清华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小组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清华大学1053战斗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市委派来的前工作组来向大家作进一步的检讨，我们从他的声音中看到他们是感到错误的沉痛。同时，也还有的同学感到他的自我批评还不够。我想他基本上认识了是站在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
工作组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不单是工作组，也不单是清华的工作组，几乎带有普遍性。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这一种情况，就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这是我们在中央全会详细讨论了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清华园必须大“乱”》
从以上几个文献资料来看，当时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始终牢牢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批判刘少奇的路线错误、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的大字报《革命少数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再论革命的怀疑一切──砸碎形而上学的谬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一号决议──关于组织原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二号决议──《关于对待各种组织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第四号决议──关于转抄印发首长讲话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第五号决议──关于保护少数
一九六六年九月，蒋南翔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林杰对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雍文涛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谭立夫同学的讲话是违背十六条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同学对他的讲话进行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因为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观点不是谭立夫一个人的问题，是错误的影响未被肃清的反映，这正是我们赞成批判谭立夫同学错误言论的出发点，而不是其他。当然，一时受蒙蔽的人如果觉悟过来，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与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作斗争，那他仍然是真正的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而且必须彻底肃清他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你们说九日（指开会）没说八点。昨天才知道今晚八点开会。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还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最近去不去检查？检讨得怎样？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涉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赔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它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
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对清华大学要王光美去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的批示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井冈山第一红岩战斗组《一百个为什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
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
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
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
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讲话
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回答问题吧！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一两句口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不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
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总理出会议室时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总理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北京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学学生乔兼武 杜文革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 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十一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深夜十时许，《紧急呼吁》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紧急呼吁》。
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北京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贴出《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等等标语口号。
北京师范大学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 李文博的大字报《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戚本禹余秋里接见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兵团在天安门宣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孔家店的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发刊词： 捣毁孔家店 ， 彻底闹革命， 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告全国革命人民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点建议》
北京农业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谭震林在农林政治部接见北农大工作组讲话
错误是中央犯的，检讨你们去，具体地说就是少奇、小平同志，你们不要讲他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陈伯达同志三次提出不要派工作组，但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出了问题不能让少奇同志检查，我们这些人去检查。清华学生向工作组提意见，实际上是攻击王光美。攻击王光美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北农大的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犯路线错误，还是发动了群众，如选革委会问题，北农大的革委会还是控制得不错。第二是红、黑线划分开，一共搞了九个党委委员的问题。第三搞了黑帮。如有缺点那是抓得不紧。我们分析当前阶级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形形色色都出来了，好嘛！让他暴露，让他放！不要管。机关找个办法，要成立红卫兵，有人不赞成，农口是统一的，别的口不统一。掌握红卫兵不能靠联络员，要靠我们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谭震林对北京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
有关农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过去我这样讲了，现在也不收回，总支、支委改选以后要管党的生活，所有党员都必须执行十六条，学好、用好语录，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当权派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农大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郝文等一帮，一个是改组后的党委。“保皇”与“批皇”相结合，只保不批是无原则的团结。炮打司令部是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开炮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司令部而言的，不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互相打。
北京工业大学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谭力夫贴出了以“鬼见愁”署名的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后来这幅对联的横批又从“基本如此”演变成“绝对如此”。）
对联的意思很明确：老子是高干，儿子必然是英雄；父亲是“牛鬼蛇神”，子女则天生反动。
这副对联一经贴出就立即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对联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谭力夫与他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
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谭力夫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谭力夫讲话注释》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
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中国医科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卫生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不好，我也有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怀疑。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
北京航空学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冲锋》：《论少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林杰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康生谢富治杨成武与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代表谈话
康生说：你们这个《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写得很好嘛！你们批赵如璋批得很好嘛！
谢富治说：谭力夫的讲话是修正主义的。你们在科委和赵如璋斗争二十几天，做得对！干得好！
杨成武说：你们“红旗”不是臭，而是香，他们说你们臭，领导说香！西城区纠察队精神可嘉。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北航红旗战斗队《论“怀疑一切”》
“怀疑一切”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批判、要革命、要造反。“怀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怀疑一切”决不是“否定一切”。我们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相信经过人民检验，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证明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相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事业，革命斗争一定能取得彻底胜利。除此之外，我们都要怀疑。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戚本禹关锋对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的讲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部分战士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名战士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江青对北京航空学院同学的讲话
陈伯达说：你们这么多同学，到体校住，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不见你们，所以我就去看你们。还没有去，就立了个军令状：“要赵如璋去。如同学伤害你，我赔偿你的性命。”所以人家认为北航是我们指挥的。其实你们一举一动，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工人他们有这些行为，你们不要有对抗情绪。他们是受了蒙蔽，有人在幕后操纵，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幕后操纵。你们不能怪工人，昨天我在第一机床厂替学生说话。今天我替工人说话。可能你们要批评我折衷主义。
江青说：你们的主流是非常好的，但不太讲究策略，我就忧虑。中央批转军委的紧急指示以后，你们又出现了新苗头，分不清敌、我、友。这是战略问题。7号晚上同学们发了一个电报，反对我们总理。我不知道总理说了些什么话，我知道总理受中央、主席的委托。这样一来就要大乱。最近又有叫依林的，贴副帅的大字报。林彪同志，恩来同志，我认识三十多年了。贴出来后，又撕了。不经辩论，这不妥当。我觉得大多数同学是好的，对他们不要用“保皇派”、“罢官”等名词。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同”是原则，“异”是枝节。第三司令部不是已分裂，第二司令部不是被抄家了吗？有人问我怎么办。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分裂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蒯大富到哪儿去了，来了没有？他脱离群众，做起总指挥，不到群众中去就不行。对过去曾经整过你们的少数同学，只要他们检查得好，承认错误，又有揭发，可以让他们归队。对高干子女，要一分为二，有一小部分走错了路，不怪他们。要怪他们的中年人、老年人、幕后人。你们要主动找他们谈。他们有人找你们谈，你们不感兴趣，对吗？谭立夫作了一点检讨，不坦白。你们不要采取他们采取过的办法。对谭立夫，也不要打他，要批透他，批倒他。批不倒还算什么本事？对承认错误的，要欢迎归队，要把是非搞清。
北京地质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
北京地质学院成立的东方红公社是北京大专院校中成立得较早的批判刘少奇错误路线的群众组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等的讲话
关锋：希望你们参加今天的会，批判斗争邹家尤。邹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邹家尤是革命的话，就该这样做，谁有意见他就去听。还会打死他吗？不会的，我们应和同学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么就说什么嘛。邹家尤一定要来的，不来是不对的。允许对邹家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允许说邹家尤是好的，也允许说邹家尤是坏的，你们若是认为不需要批判或者现在不用批判了，就不批判算了。但你们不能妨碍他们批判。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关锋吴德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第一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查，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该随叫随到。第二条：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该去检讨。第三条：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工作组没有意见，或者已经没有意见了，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援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挠他们的行动，如果你们采取阻挠的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的。第四条：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是不能说是错误的，是对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认为对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要彻底肃清它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消除流毒。应该进行平反，造成另一种舆论。只是口头上说“我错了”，这不管用，他们（指“东方红”）的检讨材料和你们整理他们的材料，必须交回，随他们自己处理。院文革我建议你们也考虑一下，不要搞清一色。“东方红”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吸收他们参加？也应吸收他们参加。
北师大的工作队队长撤了职，一机部派人去闹，说北师大右派学生有问题，右派学生的后台是林杰──关锋──康生──陈伯达，一直追到中央文革去了。
西城区纠察队到地质部打了人，扣了八个人。为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会来地质部，你（指邹家尤）为什么不出面？而你的女儿在那儿，群众火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女儿带着人去骂“东方红”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群众说话嘛，要教育女儿，不要保老子，不要保爸爸，是好人也用不着保嘛！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李富春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
（一）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
（二）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起去，把工作队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已消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
（三）《东方红》不是反革命的，要平反。叫何长工宣布，向全国宣布。
（四）卓雄可以调回来。（卓雄是地质部付部长，因犯错误调往××探矿机械厂，调回是因为《东方红》同学了解情况所需要）
（五）下次开斗争会时，何长工、胥光义、赵承来、旷伏兆、卡固都要参加斗争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荣鑫在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工作组临走时留下了这一部分材料应当交出来。第二：工作组走了后，院文革还继续这样做，这一部分师生员工的材料也应当交出来。第三：你们红卫兵也有些内部文件和材料涉及到对方的，今天上午也达成协议，也要交出来，这些材料交出来怎么处理，双方各派出四人，组成一个专案小组点清，双方达成协议，找一个地方暂时封闭起来，我们国务院市委也参加一、二个人，但主要工作还是学生来做。
北京机械学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全国红五类子弟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四分队二战斗组《南下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四分队《毛泽东主义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治处办《紧急呼吁书》
北京铁道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陶鲁笳在北京铁道学院的讲话
北京矿业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的讲话
煤炭部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
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去的，五十天死了三个人，都是很好的革命同志啊！蒯大富，现在他们不是反对吗？差点被整死！有一个同志卧轨了，他写了遗书，是很好的血书，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情？他卧轨没有死，压断了一条腿，现在还在医院里。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性。你们看看王光美，她是凶神恶煞，他批示工作组长作报告，她光写厉害话，简直是凶神恶煞！王光美是什么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腐烂了！你们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电影吗？你们再看看，那是大毒草，那才是真正的大毒草。有的人给我贴大标语，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看给她贴大标语，她是什么东西？那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啊！电影出来后，她很得意，很欣赏，飘飘然，自以为得意，丑态百出，简直令人作呕！我建议你们看看这部电影。她个人坐在屋子里边，戴着项链，穿什么衣服，她是哪个阶级的？
秋后算账是从你们院传出来的。（同学们说：是王任重搞的）王任重你们很了解，我就不说了。（同学们：不了解）王任重原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做的事中央文革不知道，是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揭发的。你们可以揭发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这里不是有许多“反革命分子”、“起义的叛徒”……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如果我们是叛徒，我们就是要叛变他们（指王任重），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叛徒。
你们抓了三个人是吗？我想，除了那些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要抓，这些人是反革命的，对那些反对戚本禹的不要抓，你们抓了没有？（同学：没有！）你们做得很好，没有抓。戚本禹可以炮轰，戚本禹是不怕炮轰的。（掌声）不要给这些人扣上“反革命”，这是我要说的。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也不要抓，这是陈伯达、江青同志要我代他们说的。但我个人的看法，对陈伯达、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要批判。搞秘密组织进行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动活动的要抓，要坚决镇压。李洪山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应该抓。
北京化工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谷牧接见工交联络站和北京化工学院部分师生谈话纪要
谷牧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象薄一波烧材料，销毁罪证，这是明明白白的反革命行为。具体到部里的问题，是没有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是抵制中央指示。
“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我们研究过，现在先搞起来，没有经验，十条中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写进去，工厂中这么多造反组织，一个脱产的也没有，不可能。按十条规定，不提倡脱产，要在业余时间干革命。基层干部要做到能上能下，最好半天生产，半天脱产，不能形成管理阶层，不能一脱产就在上面发号施令。文化大革命中，脱产的要少些才好，脱产的要尽量少，脱产越多的越没有发言权。南昌有几天除了水电厂外，都停工了，有的工厂也临时停工，这不好。要抓革命、促生产嘛！
我承认你们的联络站，凡是你们革命造反的要求，我们都积极支持，必要的物质，我们一定给你们。关于薄一波的材料问题，薄一波批的文件，薄一波与陶鲁笳在各地的演讲稿可以给你们。只要有利于揭发薄一波的问题，又不违反中央的保密规定就行。这点我们是一致的。在工交口不把薄一波的问题搞深、搞透，毛泽东思想的根就不能扎深、扎牢。以前我们想先批刘、邓，然后再批薄、陶，这是框框，看来群众不等我们了。薄一波是与刘、邓联系在一起的。工业七十条、托拉斯就是他们搞的。我们和你们一起干。
我们是上压下挤。欢迎你们造反。
北京医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陶铸认为：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向卫生部要材料是革命的行动。
十一月三日发生的争执（指北医，医大同学向卫生部要黑材料，从而和卫生部部分群众发生的一场武斗）主要责任在卫生部，不在同学们。
打开窗子，柜子等，这是卫生部逼出来的。但这样的方法以后不要用，不要宣传。
已经拿到的一些材料，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有的退给本人，有的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有的销毁。还没有拿出来的要交出来，中央有详细的补充规定，传达下来以后，按新的规定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该抓的不抓，是我们的错误；不该抓的抓了，并不证明我们有力量。不是有人造谣说我们要抓三十万吗？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在中央通报前，有人操纵打人，但打的都是坏人。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坏人打好人，镇压革命，所以中央发通告，要抓人。
北京外交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陈毅接见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团及红卫兵战士时的讲话
国际关系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邓小平李富春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革命师生怎样团结起来，自己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撇开院党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搞一斗、二批、三改。”。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富春在国际关系学院文革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语言学院部分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十位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华侨三校代表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陈毅接见外事口几个学校的学生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陈毅在北京外语学院两派谈判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斗争张彦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陈毅在北京外语学院两派谈判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陈毅在外交部对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的同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外语学院工作组长刘新权问题的口头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与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组织代表谈话纪要
周恩来说：你们说经常汇报思想这个方法好不好？我看这个方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上一个不健康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这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更严重。所以，刚才谈到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感想，这是党内很坏的东西。灌输奴隶主义，使党员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我们党内一直没有肃清。这次非把它肃清不可！按这种恶劣的作风培养的所谓老实党员，都是盲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对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讲话摘要
周恩来说：你们到（石家庄国棉）一厂去贴大字报时，中央关于工厂的十条还没下来，你们走在前面，闯对了。现在十条公布了，肯定了你们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对北京外语学院和第二外语学院代表的指示
中央民族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纪要
北京政法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政法学院作的八点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谢富治给北京政法学院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童小鹏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座谈纪要
北京师范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首都三司北京师范学院红旗大队军号支队《彻底打倒折衷主义》
北京邮电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阎长贵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群众喊“要求罢陶鲁笳的官”，我说：“重要的不是罢官，重要的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反对这个错误路线过程中，提出对以谭力夫为代表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必要的，对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批判并不是群众斗群众。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我们就要很好的团结他们，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因为这对团结多数很不利。如果有人利用我的讲话说革命同学是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这是错误的。
北京广播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在广播大楼门口接见革命师生谈话
姚文元来跟大家见面了，姚说：同学们！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对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指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周总理命令学院工作组组长李哲夫：按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处理黑材料。
周总理第二次电话指示：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学们暂时撤出，你们找五个代表，我派一个外事秘书和你们一块搜查。
中央戏剧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北京体育学院
一些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江青对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谈话
江青说：“贺龙是保刘的一个干部，是站在反动路线上的人，应该搞一搞。贺龙解放后一直衰退，这回想混过文化革命，所以要触动触动他，但要适可而止。”
这一部分由于掌握的材料的限制，对各院校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论述很不全面。但从中可以看出，比较典型的是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
七、红卫兵运动中的错误倾向
（一）关于一副对联的辩论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一股歪风
（一）自来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贴了一副“鬼见愁”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写的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写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清华附中 高六五五班核心组（即领导小组）写的大字报《做顶天立地的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 刘京、谭力夫的文章《从对联谈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谭力夫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从谭力夫的发言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在红卫兵运动中，关于“自来红”问题的争论，是与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问题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下面，谭力夫的另一个发言，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大字报《撼山易 撼红卫兵难》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北航附中革委会、红卫兵《关于对联的回答》
在"血统论"影响下的破四旧行动中，北京首先开始了批斗、殴打地富坏右分子的浪潮，北京的中学、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皮带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怒斥声不绝于耳。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
我讲第三个问题，你们没提到，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们现在搞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全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长期的革命工作。我们这一代做不完。如果你们做得好、能完成，做不好，还要你们下一代去完成！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谭力夫讲话注释》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要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八月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了，这是一株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从中吸取点‘油水’。脑子里有了‘油水’就可以跟他辩，把他驳倒。你们不把谭力夫的讲话驳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谭力夫：《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来：我的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
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最近有些人总爱讲红五类、黑七类的，把人分成等级，这样做不对。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现在是不合适的、错误的、反动的。有人问，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是矛盾，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见人的成份。但不依它为主，要时时，处处看人的观点。
（二）首都红卫兵纠察队
（二）“纠察队”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在王任重的指导下，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二）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坏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评了这个呼吁书，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王任重。
正如王年一说的：在红卫兵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央上层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31所中学红卫兵的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三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业学院一中红卫兵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四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八日二十九日，北京人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项禁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五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六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七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九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十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定要坚持文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第六中学学生程家宝等三人被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关押打斗八天之久。程家宝等人的揭发材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打死学生王光华。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战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近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一切当权派、炮轰一切司令部"，这是纯粹的反革命口号。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红卫兵报》编辑部《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
叫嚷什么"要怀疑一切！"这个口号很明显地就是在公开地与毛主席唱反调。它们叫嚣这个反动口号，其目的就是妄想煽动群众去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怀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它们变天做舆论准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灯市口中学红卫兵战士 滕久昕《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最近，有一小撮资产阶级狗崽子叫嚣什么要："炮轰一切司令部"，要"打倒一切当权派"， ……这是十足的反动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打死退休老工人徐沛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九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关押毒打六中教师王明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毒打工人高生金并关押其八岁的儿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晚，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市第六中学视察。
讲到了“劳改所”时，陈伯达十分愤慨地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不管对什么人，这样搞都不行！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吵架也可以，但不要动手，武斗。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傍晚七时多，陈伯达、吴德等等又一次来到六中。直奔“劳改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剌杀六中耿小西。
继“劳改所”之后，红卫兵中的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
（三）“炮打中央文革”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铁道学院附中红后代 铁血纵队《中学生问中央文革──就中学两条路线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一问中央文革小组》
这张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主要是：当运动中中学小将在一些具体作法上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时，有些人藉此大骂小将们是“保皇派”，“镇压革命的工具”，“刽子手”等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麽不出来支持革命小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二问中央文革小组》
这篇大字报主要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对两派不是一视同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在林院职工食堂门前的大字报栏上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外地革命师生同李洪山辩论整理的会议纪录
李洪山说：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管是谁指定的，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踢开。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十月六日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从此两派就分开了，分裂了，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组。还有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另外，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谭力夫基本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永向东战斗队等《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甚麽路线？》
它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左”倾路线。具体的事例有：从六月二日以来到七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来扭转方向。江青等在北大定下了调子，说张承先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扼杀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十月六日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并非全体同志）打着“掌握原则，掌握策略，懂得策略”的旗号搞关门主义，执行“左”倾路线，把运动又引向了邪路，在全国又搞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新形式。“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等等口号满天飞。最严重的事例：把一个青年学生提出的基本上是革命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血统论，是地主阶级的哲学，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阶级分析相对抗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等《踢开中央文革小组 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三问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小组》
它说：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我们所反对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同志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比“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要“策略”一点。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北京女二中八一纵队《三问中央文革问得好 ── 支持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对中央文革提出的三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 永向党战斗队等《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二个月运动的总结》
这篇文章自己把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了。但恰好是它在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易振亚，万会秦在林学院辩论会上的发言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我们觉得和李洪山一样必须踢开。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有许多若干问题是原则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老红卫兵，主要是那些率先起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是一个具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联动成员邹建平等人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批在文革中起过先锋作用的红卫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一向自命不凡，绝不会赞同文革的锋芒指向自己赖以骄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辈，抽掉他们美好前程的基石，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央文革分庭抗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北航红卫兵纵队《批评和监督中央文革的典型意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 颜晓东《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他说：十月三日之後，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十月以后，关锋、戚本禹等人，挑动少数派斗争多数派，他们对多数派施加压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捍卫十六条战士《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要急刹车，急转弯吗？ 且慢！》
它说：十二月四日，首都的革命学生把彭真等黑帮揪出来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对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必须斗倒、斗垮、斗臭。但是，它似乎给了某些人立即转入斗批改的信号，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批完了，进行斗批改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人正在酝酿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跟关锋、戚本禹进行辩论的问题，于是他们进行了“急刹车”。这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是批判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立夫讲话的错误？》
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文革为谭力夫平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第一把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学 《虎山行》战斗团《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华大学物理系 刘中桓 杨川昭《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
两位作者认为：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两同志《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 （二）──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
一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就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牛鬼蛇神，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我们要向中央文革小组，你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民主呢？还是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引下的小宗派的民主呢？中央文革小组过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而某些同在这段时间里实质上树立了小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怀疑一切”（实质上是否定一切）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观思想，“一切权力归左派”（多数就无权了吗？）是小资产阶级狂妄自大自私自利思想，“红色恐怖万岁”（是指向群众的，而不是象前级段指向地主、资本家）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报仇主义思想，也正是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所欣赏的“革命造反精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四问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一问中央文革小组》刚刚贴出以后，马上遭到猛烈的围攻，在《二问》《三问》相继贴出以后，现在又有更大规模的围攻现象，把我们诚恳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诬蔑为“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写出各种各样的大标语，什么“砸烂你们的狗头”呀，“你们是反革命”呀，“八一纵队的一小撮混蛋们，你们没有好下场。”有的甚至叫嚣“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宰了他王八羔子” …… 满城皆是。总之，开动了大量宣传机器，大骂八一纵队 ……扬言要“抄”我们， 要“砸”我们，跟踪我们，绑架我们 ……我们刚贴出大字报，马上有人用大标语覆盖上，有的甚至刚贴出不久，便被撕得干干净净。出现了这种大量的围攻现象，搞得最激烈最凶的是以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少数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在前段（尤其是十月份以来），支持了造反派（少数派），大大解放与助长了其造反精神，同时犯了路线性甚至有些是方向性的错误。它片面的支持少数派，而甩开多数派。就是在这个低估多数派的革命积极性，实则是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指导之下，中央文革未能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抬高少数派，客观上压制多数派，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辩论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如陈伯达，江青，关锋）就给定了调子，后来越提越高，堵住了不少人的嘴。关于“谭力夫发言”的辩论也刚一开始，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就在辩论会上定了调子，以后文革小组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也定了调子……等等。前段“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等帽子满天飞，向多数派频频袭来，促进了两派对立情绪的加剧，陈伯达同志在9.25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斗争）么革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号召人们"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会后，联动成员在北京广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
（五）首都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朴
（四）党中央耐心地对犯错误的红卫兵进行教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对首都高校红卫兵的讲话
经过七个月的斗争，各个组织都要回顾一下，有的坚持批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工作组，批判负责领导机关，一直坚持到底，这是左派。这种坚持性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组织有：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第三司令部、政法公社、首都兵团、第二司令部形成的造反联络站。
有些组织，特别是中学，运动初期，在工作组撤销后，象北大、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等，阻力小了，冲向了社会，他们取得了成绩。我开始接触的都是中学生。从红绿灯到警察的服装……比较有成绩的是反修路的开幕，这些尽是红卫兵干的事。这是九月初的情况。后转为大学，成立了第一、二、三司令部。第二司令部开始偏于保守，也要支持。第三司令部人数少，也要支持，他们过去是受打击的。十月提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红旗》十三、十四期社论，十月六日我们在工人体育场把态度表得更明显了。运动是发展了，今后还要发展。过去偏于保守的、中间的，今后方向如何？要向上。第二司令部十月二十二日他们表示要开门整风，我欢迎。我说，为什么你们处于保守、相信工作组的话？要检查怎么受骗的，多数是不自觉的；少数是自觉的；多数程度不严重，少数程度严重。开门整风人家先批评这更加不容易，这种勇敢精神我称赞！（同学问：第一司令部属于哪一派？总理回答：）第一司令部开始成立时（后来有变化）偏左，后又改组。现在是保守还是奋斗，由群众来定，最好不由我来封的好。
西城区纠察队以前有些成绩，但骄傲起来，犯了错误。我不是下结论。看了你们（指西城纠察队）的第一号至十三号通令，我倒要研究一下。如第一号就有问题，对老干部要保护，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要求老干部，包括我在内，要让老干部继续革命，要求前辈好好革命，不要你们保护，你们保护他躺在太师椅上，结果不是帮助，而是让他停止革命。你们保老干部太多。地质部你们去保护，你们上当了，是工作组邹家尤找去的。地质“东方红”的同学对小弟弟，小妹妹要原谅他们，他们受了骗，何长工之流倚老卖老，把你们出卖了。当时我非常不满，同学斗同学，他在那里笑呵呵，他那革命的灵魂已不存在，象这样的人保护他干什么！不要去保护他，当时我知道后很不满，这个风气没有纠正过来。你们的通令我初翻了一下，有些话是错误的。你们（西城区纠察队）要好好整风，不要盛气凌人。我赞成陈伯达同志说的，高干子弟最好不当领导。但有的高干子女与父母脱离关系，我们也不赞成。这样办不好，不提倡。还有一个问题。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可现在纠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
（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
周总理生气地说：我不同意。打人不是枝节问题，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在北京城里！
大街上出现了反动传单，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文革。你们是放假闹革命，有责任揭穿这个问题，看看是谁搞出来的。
这次发生的问题，首先是领导关心不够，中央抓得不紧，主要是廖承志和他的帮手抓得不好。大，中学校参加有各种组织，左派的，中间的，保守的，要求不经过协商，象巴黎公社选举。我一听说选举就不同意，不能光靠票数。果然，选出来大家不赞成。无记名票选，好象很民主，但不能代表大多数的意见，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大前天六号晚上，通过向中央文革报告，要扩大组织。如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政法公社、西城区……左派等，要经过商量。廖承志跟同学见面就说中央文革决定的，同学就不好说什么。这两次廖承志要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因领导的问题而打人，造成七日的行动。大前天在民族饭店的行动，连工作组劝都劝不住，爬窗口进去打人。第三司令部沈××被打（总理问：她今天来了没有？众：来了！）她来了可以作证。七日许多人围住，交通都阻塞了，这是廖承志犯的严重错误。他不是严肃地指出，诚恳耐心地教育，而是另一种态度，放纵。对《解放军报》记者不尊重，引起大家大笑，侮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解放军。……打这打那司令部已经多起，这不是正常现象，不是革命的需要！甚至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峰、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不尊重，甚至贴了海报、标语反对，那就不应该了！中央文革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定的，是经过半年多考验过来的，是有很大成绩的。中央文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
现在宣布：十二月二十日以后，解放军休整一下，调一二十万帮助中学参加训练，大学后一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社论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等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帮我们改正缺点错误。和踢开中央文革、解散中央文革是两回事。
关锋说：王任重在北京，湖北、湖南情况与中央文革没关系，没汇报过，文革不负责任。轰他不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康生说：凡是反对林总和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做斗争。对中央文革态度的辩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
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陈伯达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欢呼声）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方针。
周恩来讲话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他们两人已经代表我们大家把应该说的话、重要的话都说了。
处分了少数几个，就是十几个，就是几十个，就是更多一点，总之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了罪的，这些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把他们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
康生讲话
最近，我们在街上看到有这样的标语、大字报，一小撮人，有的写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特别是林学院的李洪山，贴反对毛主席的标语，清华大学的易振亚，易振亚是反对我们林彪同志的。同志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的，这样的人是什么人？你们说？（众：反革命！）对！反革命，反革命利用的小走狗！我们是要团结绝大多数的，但是对于这种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斗争到底！彻底地斗垮他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江青 陈伯达 周恩来在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如果我做错了，不妥当，你们完全有权利批评。但是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蔑视他们，他们根本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来，他们只会干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什么“霹雷”战斗小组、“梅花”战斗小组……，这些家伙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陈伯达讲话：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有一小撮反革命的幕后人物，他们进行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我们要经常保持警惕。
周恩来讲话：
最近几天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我们执行了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
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玷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代表时的座谈纪要
这几天我听到一些反映，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到反面，犯错误。你们不能私自拘留，也不能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要私设刑堂，私设刑堂不对。
你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
在主流下的一股歪风一定要批倒，现在全国打人行凶的很多，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作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刑，年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你们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不要败坏红卫兵的名誉。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制止。
清华要揪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们支持。让王光美回去作检查，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来，他哪来的那么多病呀！她与薄一波合伙搞蒯大富。
你们有些青年搞无政府主义。你们抓王任重开了个十万人的大会，开得不太好，不得人心。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
你们三个司令部可以商量一下，搞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就不要什么司令部了。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林杰谈《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现在，北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前一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些作了检查，少数人不但不检查，还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利用群众，进行反扑。从北京看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江青同志、攻击伯达同志。
有些人的确挑动群众斗群众，武斗严重。如重庆，他们就操纵一部分群众，打死了十多个革命群众，有学生、有工人。夺取新的胜利，就是打退资产阶级新的反扑。
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利用这个口号，反对忠实执行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坚决执行革命路线的林副统帅，有的直接指向毛主席。这些大字报是反动的大字报。这一小撮人是现行反革命，我们应当坚决镇压。
现在有些人攻击中央文革，说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斗黑帮。这完全是诬蔑。在江青同志十一月廿七日的讲话就能看出，最近北京市革命左派召集了十万人斗争彭、陆、罗、杨四大家族的大会。
这种思潮在北京早就出来了，现在在北京形成了一股逆流，这个面一定很窄，抓了以后，整理材料送到公安局去。
北京有一条线，攻击北航“红旗”、三司、戚本禹、关锋同志，攻击江青、陈伯达同志、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一股风，一股逆流。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它地方当然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哪个是，要群众来判断，群众会看清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与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座谈纪要
“全国在京革命派控诉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把这个斗争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具体来讲，就是开这个十万人大会，用这样一个方法好不好？我们的意见，是不是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你们方向是对的，批判谭力夫嘛！为什么全国印谭力夫的讲话呢？还不是他那一套，是当权派搞的。福建省委有个中学印的非常漂亮，是福建新华书店印的。工厂也印，机关也发，谭力夫是个小话筒。几十万人的激愤到谭力夫身上就错了。要利用谭力夫的材料，抓住对谭力夫的这个斗争，而这个斗争还是抓他的根子刘、邓，把他提高到刘、邓路线上来。搞这个事当权派很高兴，他有了替身了，他还高兴了呢！他们可以在旁边坐山观虎斗。我们要想办法争取这些人，告诉他不要做他们的替身。李洪山可以斗，他是现行的。李洪山和谭力夫还有区别。经过研究，谭力夫是小人物，决定在学校里深入地批斗。你们学校可以斗，要欢迎他归队，当然比较难，要做很多工作。因为当时抓了李洪山，我们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你们扣了谭力夫完全有理由。你们把控诉材料印出来，你们到处去张贴都可以，这比你们开大会效果都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与部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记录
听说廿五日有十万人斗争西城区纠察队被抓起来的一伙人和周荣鑫。
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情况下，目标要更加集中，集中目标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声势，集中刘、邓路线，要一个方面、一条路线的深入细致地搞。方向一定要集中。
在这种情况下，十五万人的大会建议不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戚本禹说：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贴戚本禹的不能抓，贴他的（指着王力同志）也不能抓。陈伯达同志说，给他贴大字报也不能抓。江青同志还让我们转达：“给我贴大字报的不要抓。”但我们要补充一点，搞恶意人身攻击的要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江青说：西城区纠察队，还有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的问题。这个组织形式是不妥当的。它凌驾于红卫兵之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凌驾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上。对这个组织，从开始到现在，要看经过，看其多数和少数，关于它的功，我调查不够，初期在破四旧和接待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后来被坏人利用，当了宪兵，打人。他们自己私设刑室，关人。听说广播事业局还有一个软禁室，关了许多人。西城区纠察队我们调查了很久，伯达同志去了好几次。如果说这个组织没做一点好事，他们委屈。这个组织后来被坏人利用了，到处打好人，打死许多人。开始还打坏人，后来就打起好人来了。这是不允许的。我相信，西城区纠察队大多数青少年是好的。他们可以抢小汽车。一会抄这，一会抄那，但大多数是好的。对极少数小家伙专政，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的子女自己去投案，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付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之子，部长、付部长之子。这些都不在话下。有的小家伙抄了人家的表，自己带上了，知道的要交上来，钱自己花光了，要自觉地做检查。但是，你们的主流是好的，这不是主流，以后，抄谁的家，可通过公安局去抄。要抄政治的，如文件、材料等。最近，小将们抄了不少东西，给我们看。从陆定一家抄出了不少东西，都展览了。财宝不要抄他了，要做展览。就是那么一小撮人，梁老彬、吴小宗，他们把打人惨叫声录下来听，这是什么行为。一小撮人刮了一股歪风，必须打掉！如果不打掉，我们的革命就会引到邪路上去。红卫兵不要搞纠察队，“纠察队”纠察别人，本身就不好。千万不要破坏红卫兵的名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纪要
江青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个认识过程。（关于揪刘少奇的问题）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其他怎么做都可以！
戚本禹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王力说：“可以把中央首长对刘少奇的批评交给你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大专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清华大学井冈山 蒯大富发言：《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
北京大学 聂元梓发言：《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师大一附中 陈永康发言《愤怒控诉刘少奇镇压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红卫兵破四旧问题
关于红卫兵在除四旧过程中出现的所谓“恶果”，近三十年来已经渲染得够多了，无须摘抄。但是，对于右派们制造的各种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谬论必须批驳。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八一八”以后的“革命造反”从破“四旧”开始。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上面的鼓励和支持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主要原因是：第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改变社会面貌。第二，毛泽东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第三，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怂恿和支持。第四，说到底，肯定和号召如此这般的破四旧，就等于肯定和号召打砸抄。明乎此，就可以懂得当时何以不下令坚决制止打砸抄了。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当时周恩来、陶铸、陈毅再三再四地劝告红卫兵不要打人而何以不起作用了。
它的这种分析是荒唐可笑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与破四旧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通过一斗二批三改，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以，破除四旧不能离开一斗二批去进行。否则，就有可能走偏方向。
学校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特别是中等学校的红卫兵走向社会以后，就把破除四旧，特别是把改地名、改店名、改发型、改服饰等作为重要任务。这与文革的主要任务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革命热情，让他们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只能因势利导，逐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上来。
第二，破四旧与打砸抄的关系
即使是破除四旧，也绝对不需要搞打砸抄。因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只能通过一斗二批三改、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去解决。在破除四旧活动中，发生了打砸抄，甚至打死人的现象，这是违背党的一贯政策的。《关于文化大革命队伍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当这种现象发生以后，党中央的领导人反复教育群众要执行党的政策。只是由于场合不同、对象不同，各人说话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右派们拿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是鼓励群众搞打砸抄的。
第三，是什么人在打砸抄，是什么人在支持打砸抄？
在破除四旧中，恶意煽动搞打砸抄的，首先是一小撮坏分子、社会流氓。他们乘机捣乱，混水摸鱼。其次是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希望制造混乱，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再次是青少年中的少数极端分子，他们自恃出身高贵，但又害怕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的父母亲属，就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党外人士、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并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
由此可以看出，右派们制造的各种谎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关于红卫兵组织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红卫兵组织一开始成立，就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针对红卫兵中的“自来红”的争论，强调指出：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
因对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态度不同，红卫兵运动发生了分裂。清华附中等中学的“老红卫兵”和“西纠”是坚定地保护领导机关和老干部的。八月二十七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九月五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总的说来是由一些高等学校国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标本态度是保护老干部、保护工作组。惟一的例外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九月六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总的说来由一些高等学校中的少数派组成，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工作组的反，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异常复杂，核心问题是一保一革。多数派也造反，总的说来，他们是造牛鬼蛇神的反，而不是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更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对于到处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用说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许多老革命家忧心忡忡，毛泽东也不赞成。
这里摘录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反映了客观事实。第二段话歪曲了事实真相。
按照它的说法：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三司革命造反，不仅遭到一司、二司的抵制，而且也遭到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老革命家的抵制，还加上“毛泽东也不赞成”。
三司与一司、二司之间一个革一个保，革什么？保什么呢？八月份以前，由于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普遍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把一大批革命小将打成右派、反革命，而一司中的少数人是追随工作组的文革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原来被打压的革命小将要求工作组承认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一些工作组的少数领导人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为被整的人公开平反、不肯交出黑材料。而一司中的追随工作组的文革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以及一司、二司中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出来保护工作组的错误。两者必然会发生斗争。并不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三司才更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周恩来对革命造反、对三司、对少数派的态度，从这一部分材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如他本人说的：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至于陈毅，从这一部分和其他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十一月份以前，他是支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的，从十一月份开始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发生变化。而陶铸支持刘少奇、邓小平错误路线的立场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
说“毛泽东也不赞成”，则完全是歪曲。它用的两个材料：一个是九月十五日林彪关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讲话；一个是红旗杂志第十二期《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对这种歪曲已经在第四节批判过了，不再赘述。
三、关于一副对联的争论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鬼见愁”的对联说明了阶级斗争“左”倾影响了一些青年，他们把唯成分论看做是阶级路线，因自己家庭出身很好而抱有“自来红”的优越感。它说明了这些青年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反对造老干部的反，保党委和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反对揪工作组的，有各校的多数派，有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有西城纠察队，其中以谭力夫最为有名。他们要保党委和工作组没有别的武器，就搬出了唯成分论。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反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歪曲谭力夫的观点，对他横加挞伐。
王年一承认一些高干子弟搬出“自来红”的思想就是要保老干部、党委和工作组。为什么保卫老干部、党委和工作组就没有别的思想武器呢？因为他们要保的是这些人所犯的路线错误，就只能祈求于“自来红”的观念。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形“左”实右的思想。看来，陈伯达的分析打到了这些人的痛处。
四、关于红卫兵纠察队的问题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西纠”的个别成员后来表现极其反常，原因复杂。这时，有的老红卫兵思想极度苦闷，表现反常，残酷殴打、虐待牛鬼蛇神。
难道说那些被殴打、甚至于杀害的工人、教师、学生都是牛鬼蛇神吗？
所谓“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在初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对纠正少数青少年在破除四旧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起了好作用。但是，也埋伏下不少问题. 特别是涉及到领导干部的问题，没有分清少数青少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中的过火行为，与“反革命的报复”行为的界线。这样，它们中的一些人，就在后期起上了错误的道路，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在支持革命造反派，以及对待所谓老红卫兵、自来红、纠察队、炮打中央文革等问题上、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而且注意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教育争取多数的政策。
2007年3月31日初稿
2011年7月27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