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的布署进行，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这次会议的指导方针，除了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意见外，还有毛泽东在五月五日会见谢胡时指出的防止反革命复辟必须采取“剥笋政策”，把坏人一层一层地剥掉，以及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全国工农兵学商都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这次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五月四日至五月十七日，主要是开小组会，对彭真、陆定一炮制的“二月提纲”进行揭发批判，并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的讲话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
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张春桥作主要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拚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 马泽民 阎长贵 周英 滕文生 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我们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也摘编了《燕山夜话》的材料，并加了按语，请大家加以对照、比较，进行研究。
一、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他们东山再起为被罢了官的户部尚书“李三才”辩护
四、狂妄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五、《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形势不妙，暂时退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么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问题。你们这个阵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阵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的大门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别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以及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帅，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一整套进退应变策略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出工作组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协助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等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上述批语的主要内容。）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
（六）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
（八）提纲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
（九）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
（十）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第二阶段：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主要是开大会，由林彪、周恩来作报告，彭真、陆定一等作检查，并通过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作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
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这个讲话，并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正当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彭真在大会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陆定一在大会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防止反革命复辟、领导和群众、保持晚节的讲话。
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对政变的危险，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
（2）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的人。
2，领导与群众问题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3，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晚节不忠，一笔勾消。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朱德在小范围内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处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消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央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第三阶段：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会议总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陆定一同志的问题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诬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二）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1）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大会上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大会上系统地回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七次指示
在这个期间我听到主席七次指示。
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讲到《海瑞罢官》问题要害是罢官。是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有联系的，提出文化学术界必须从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场说，作了调查，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彭真出来后造谣说：主席说了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二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纲，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纲，拿到常委会上，匆匆忙忙的当场发了，叫许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认为是向主席汇报过了，也没有说明是作为文件向全党发出，欺骗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汇报，说常委已通过，欺骗主席，主席问吴晗算不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说不能算。主席没有说话。彭真就把文件改了，说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过几篇杂文，彭要整左派的风，主席说三年以后再说，主席表示很不满意。彭说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赶快发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扩大会议，主席说《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斗，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讲到严慰冰这个反革命，他们是穿的一条裤子。讲彭罗陆杨经常把主席讲的话与自己要讲的话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复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的问题，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讲到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等当过书记处的书记，是不断分化的，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讲到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卫“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党内来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斗争不斗不倒”。赞成鲁迅的意见，经本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负你，现象是看得见，本质也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的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讲彭，党内矛盾是正常现象，有矛盾就要斗争，这是辩证法。彭经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没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就“二月提纲”及彭真等人的问题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这种崭新的思想将培养出崭新的人，它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仇视和谩骂。
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勾勒出他所向往、憧憬的社会。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毛泽东的构想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若干相同之点或相似之处。这不是欧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理想境界，这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原始的集体主义和平等观念在当代的一个变奏曲。留念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如果说这在以前抗日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则弊端丛生。中国已经进入社会，时代已经到了六十年代，怎么可以以抗日根据地为理想境界呢？如果说这在军队中或许可以实行的话，那么怎么可以要求全国与军队一律呢？但是毛泽东无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此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他通过《五·七》指示向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也就在根本上说明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
席宣、金春明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对于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以及为此而必须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无论是“五·七”指示还是《人民日报》社论却一句也没有说。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毛泽东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的带有浓厚历史遗痕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模式之中。
这些所谓的“中共党史专家”对毛泽东思想的仇恨，使他们昏了头，已经达到了语无伦次、荒唐可笑的地步。请问：
1，五·七指示在什么地方说了：现在就要消灭商品经济、只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
2，五·七指示在什么地方说了分配问题、说了要建立一个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
3，五·七指示中说的“以工为主”、“以农为主”、“以学为主”、“学文化”等等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说的“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以及为此而必须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吗？
显然，这些先生们像唐吉柯德一样是在与风车搏斗。难道他们仍然口口声声喊着的伟大领袖、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伟大业绩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幼稚可笑的人吗？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攻击歪曲毛泽东的话呢？
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的对立，实质上是发动批判资产阶级与反对批判资产阶级的对立，或者说，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当时，毛泽东要发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言论、作品的批判，而当时处在一线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这种批判，也就是反对毛泽东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这是两条尖锐对立的路线的第一次交锋。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提议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及其拟定的《二月提纲》，已经成为他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毛泽东要坚持自己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必然要批判《二月提纲》，撤消“文化革命小组”。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统一思想。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彭真的所谓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代表了中央集体的抵制。他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它还如此描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时的思想：《五一六通知》既是批判彭真的，又是批判中央第一线的。中央第一线的同志当然会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大的风浪或许已经过去，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为彭、罗、陆、杨作解脱。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通知。二十年后，右派就公然翻案了。
《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说：“彭真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彭真同志已作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的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这个通知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第411页）
《毛泽东传（1949-1976）》说：“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所谓“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主要是指这个文件的最后的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无非是说：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思想、代表人物，存在不存在？要不要批判？这怎么就混淆了是非？
文件中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含义应该是限定比较严格，专指的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把这样的人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怎么就混淆了敌我呢？
至于到具体的人，谁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谁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是很慎重的。不仅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具体指人，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由中央定性作出结论的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在运动中，由一些群众贴几张大字报，说谁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通通都不是最后由一级党组织作出的正式结论。
2011年7月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