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壹、本节概述
一、彭真炮制的《二月提纲》出笼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
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批评许立群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在钓鱼台起草“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提出: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
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这个提纲，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政治局常委临开会前，彭真把“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
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口头汇报情况，彭真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
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
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
彭真叫许立群向毛泽东汇报，然后彭真说了一些话。
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
毛泽东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泽东又当面问了彭真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彭真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泽东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当许立群攻击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泽东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根本不理睬毛泽东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泽东审阅，而彭真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二、彭真打着贯彻提纲的旗号歪曲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彭真对上海市委的人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人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
胡绳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
胡绳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汇报提纲”。
他们根本不传达毛泽东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泽东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泽东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北京听传达的人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在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红旗》发表尹达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晗，化名为“老李”。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叫许立群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穆欣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三月毛泽东三次谈话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基本定稿以后，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讨论中说：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讨论中说：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杰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杰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
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四、周恩来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草拟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向毛泽东表示：“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彭真召集十几个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
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
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
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
先由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然后，彭真表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康生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通知》稿由周恩来等人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同时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对文件“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五、四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
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彭真谈话三次，并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贰、本节简论
彭真搞一个《二月提纲》是为了反对毛主席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布署。这一点当时就很清楚。现在他们也不否认，而且吹嘘是功不是罪。
批判彭真、陆定一的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才真正拉开了中央领导层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序幕。
一九八0年，彭真复出以后，立刻充当了审判江青的前台总指挥，留下了大搞政治报复的不光彩一页！他在某些方面虽然与邓小平有分歧、有区别，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复辟派中的一员大将。
陆定一在复辟后的一系列表演，充分证明此人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且致死不肯悔改！
2006年10月11日初稿
2011年7月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