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江青在上海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吴晗的《海瑞罢官》，一九六0年底写成剧本，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北京首次演出。江青看了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多次向毛泽东反映：《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评。
一九六四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
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想找的人不愿意接受这项风险性很大的任务，因而不能组织起班子，只好到上海去找人。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研究，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从三月初开始动笔，文章写好了，江青送交给毛泽东审阅，并且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前后看了三遍，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毛泽东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对康生等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
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两天后，陆定一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指出：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
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
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当然搞四清好。”
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十月在北京讲的：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二、彭真阻挠姚文元的文章传播并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人，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
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
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人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参加。
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显然，这是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所谓“学术争论”的歧途的错误方针。
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转达的彭真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对此极为不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红旗》发表戚本禹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编者按：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一些报刊发表了文章，许多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大家就《海瑞罢官》和海瑞的评价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出戏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这出戏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讨论也涉及对海瑞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海瑞这个人的看法，分歧是很大的。这种分歧，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各种意见整理发表于后，以供参考。真理愈辩愈明。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海瑞罢官》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形象的？
《海瑞罢官》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海瑞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
海瑞的所作所为起了什么作用？
“清官”的实质是什么？
人民日报当时发表这篇“简介”，用意仍然是要把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所谓“学术讨论”的范畴。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樵子的文章：《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学术上的缺点，但不是政治上的错误。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仍然是为了贯彻彭真的指导方针。
三、毛泽东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
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
他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彭真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
谈话后，彭真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
还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
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文章认为：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文章认为：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既可以表现它的不偏不倚，又把批判《海瑞罢官》纳入了学术范围。
四、彭真要吴晗搞假检讨继续对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
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未置可否。
彭真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
彭真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
彭真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
彭真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
《北京日报》急忙发表这篇文章，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
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一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一个反映。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二）《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出现。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⑩，总之是糟得很。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⑩，非要出来讲话不可。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①①，“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①②，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⑩。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⑨，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⑩，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①③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①④，“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⑤。他特别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①⑤，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本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①⑥，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瑶环》①⑧和《李慧娘》①⑨。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的精神欢呼②⑩。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②①。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②②。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物以类聚。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宣部主持写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编者按：吴晗同志对于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以及其他有关海瑞的著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应当作怎样的评价，我们希望进一步地展开辩论。
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
首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康生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
彭真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
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
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
实际上姚文元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
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
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
陆定一的基本观点，同彭真是一致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
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
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整关锋提供材料。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
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纪要节载于后。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
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
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人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问许立群，
问：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
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陆雨的文章：《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有的同志说，“退田”是骗人的把戏，徐阶本人不是也搞过“退田”吗？我认为徐阶搞的和海瑞搞的有许多重要的区别。
虽然海瑞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但是这是不是就算巩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呢？我的意见是否定的。
《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
说到海瑞“平冤狱”的问题，我认为，海瑞绞死徐瑛一场固然是剧作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但决不能无视海瑞其他许多“为民昭雪”而和权宦过不去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事实姑且不论，我们就谈谈这是不是美化地主阶级的法律这一原则问题吧。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人民日报这个时候还要发表这篇文章，目的还是要贯彻彭真“混战一场”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
《谢瑶环》，是从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过来的，而《女巡按》又是根据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改编的。《万福莲》是反对武则天的，《女巡按》把历史背景改到了唐中宗时期，变成反韦后专政的戏。田汉同志的新改本给武则天翻了案。他自己说，根本上的改动，是“把骂武则天的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做一定批评”（《谢瑶环》：《小序》）。这样，也就完全改变了谢瑶环和武则天的关系──谢瑶环从反对武则天被改成执行武则天反对豪门贵族政策的亲信。
“为民请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一方面颠倒了阶级关系，把封建皇帝武则天描写成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另方面，又大力歌颂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大力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思想。那末，“为民请命”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田汉同志对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这种歌颂美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观和历史观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所有的“为民请命”者的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虽然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冒充代表人民利益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是属于上述“为民请命”的第三类，即它是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反动的“招抚”政策，也就是剧中人徐有功说的，是对农民起义军实行“釜底抽薪”。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
田汉同志的“为民请命”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深入，资产阶级右派正在酝酿着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暗流的时候，就曾一马当先，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以《必须切实关心和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为题，发表了两篇恣意地歪曲和诬蔑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文章，恶毒地在戏剧界煽风点火，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鸣锣开道。田汉同志的这种活动，当时曾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反而形成了“忠而见疑”的阴暗心理，耿耿于怀。到了一九六一年，当我国人民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了反华高潮，国内的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的时候，田汉同志长期压积在心头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便按捺不住地一齐迸发出来了。“为民请命，何罪之有？”他借武则天之口说出的这句话，正是田汉自己的话，是他对受到的批评的抗议和反攻。
田汉同志坚持要给谢瑶环安排一个因为“为民请命”而遭杀害的悲剧结局，认为这样的结局“教育意义较为深刻”。那末，这个“教育意义”究竟是对谁说的呢？它的“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是表现在哪里呢？说穿了，他是对党说的，田汉同志是企图用谢瑶环的死来警告党，并且企图向人们暗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干部已经完全腐败，即使上面的政策不错，也没有办法贯彻下去了，因而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就不得不“以死殉之”。
田汉同志不仅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来表示他对党的警告，还通过袁行健这个人物进一步发出了对今天社会的控诉。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而“牺牲”，袁行健则为了谢瑶环的死而出走。一个死了，一个走掉，这里面包含着田汉同志对今天社会现实的多么深刻的愤懑呵！
如果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对因为要求“退田”而被“罢官”的今天的海瑞们表同情，唱颂歌，那末，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就公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这就无怪乎有些评论者要大加称赞他的“胆识”了。原来他所写的“奸佞”和“忠良”都是实有所指的。拆穿了说，“忠良”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因此，在这个戏里，谢瑶环就是田汉的化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也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结局，也就是田汉和那些“为民请命”者的“悲愤”的发泄！
《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它们通过所谓“骂皇帝”，反“权奸”，反“乡官”和歌颂“清官”，歌颂“清官”的“为民请命”──实际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者，来对党、对社会主义作斗争。而它的形式又是与复古主义结合起来的。“颂古”、“复古”是这个思潮的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则是这个思潮的内容。如果说《海瑞罢官》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海瑞的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抗议”，对被“罢官”者的支持；那末，《谢瑶环》就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死的谢瑶环的强烈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的“控诉”。因此，“为民请命”这个口号，就成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集中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敌对阶级必然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他们不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没有资本来进行这一场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装扮，终究遮盖不了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这篇文章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上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方史《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的文章：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听取彭真等人关于二月提纲问题汇报时说：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说要对左派“整风”）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汉人的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提要：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辩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这篇文章也是由中宣部主持和组织写的，坚决贯彻鼓真的“政治问题暂时不作结论”的意图。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这文章是为了回应彭真批评上海市委不批评《海瑞上疏》而发表的，也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肇庆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清官”是当时人民拥护的，替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当权派。说“清官”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把政治理论与不变的数学公式等同起来。生搬硬套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人民日报为了把政治批判纳入学术讨论轨道而发表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者的讨论综述：《“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人民日报》编者按：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
五、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从这时以后，人民日报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和方针才开始有所改变。这从它以后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锋 吴传启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 吴晗同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以及“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些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规范以及其他道德观念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因素。道德规范和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不能把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这篇文章批判的内容应该是属于前一阶段的，由于被压制现在才发表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②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③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
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④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⑩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②①
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任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③。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②④
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
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来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⑤。
这篇文章是为了弥补戚本禹前一篇文章的不足，把史学问题的批判进一步深化。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这篇文章针对吴晗的自我批评，剥开他的画皮，揭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针对彭真不准涉及《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问题，深入揭露彭真等人散布的种种为吴晗辩护的谬论的重要文章。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刊载的关锋 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一）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论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这篇文章通过对吴晗有关海瑞的几篇文章之间的联系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他写这些文章的反党反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克的文章：海瑞的骂与哭
提要：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出：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全心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戏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从人民日报搞的这个摘编可以看出，在四月份以前，各报刊登了不少揭露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文章，可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而是尽量引导人们去搞所谓的学术讨论。
六、毛泽东指出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各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说：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各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这时，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中央央宣传部、文化部以及北京市委。这就预示着毛泽东的战略布署即将进一步展开。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这篇文章提出了：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的问题。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反对派进行反批评的主要理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 、“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奇怪的是，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1961年才出现的“单干风” 、“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这种反批评只能哄骗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与单干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难道也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
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于《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并没有说得十分明确。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就是海瑞。
罢彭德怀的官总不是一九六0年以后的事吧！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批判《海瑞罢官》作为批判中央领导层中的修正主义的突破口呢？
我们先来看看右派们是是说的。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说：
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就是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三面红旗”是表，空想是里。毛泽东不仅捍卫“三面红旗”，而且把一九五八年的空想发展成为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上的空想主张。一九五九年，党内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党内上层对“三面红旗”也有不同看法。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实际上是代表广大群众和党内上层不少人提出的。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
姚文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江青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喜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的“突破口。
他的这些话，除了立场反动、颠倒是非外，大体说来是对的。不过，他歇力否认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官之间的联系。
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海瑞罢官》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吴晗写《海瑞罢官》确实是影射一九五八年批判彭德怀。这正如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三家村”、“燕山夜话”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确实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开展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
这也就证明，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站在基本上肯定一九五八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立场上，当然认为《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作品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因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2006年11月19日初稿
2011年6月2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