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明：“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
发布: 2011-7-23 12:47 | 作者: 鉴明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476 | 回复: 3
“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
鉴 明
（一）
本文题目引自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所言。
百年前，“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即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正像流行病一样在欧洲四处蔓延，其在俄国的变种是经济主义。
列宁此书，彻底批判了这种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和工联主义政治的机会主义思潮，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列宁认定：“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他引用拉萨尔所说：“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他认为，“同（经济主义）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但因而也就更为牢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为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力量，“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
列宁提出了一个经典性论断：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运动，也就是纯粹的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的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很有意思的是，列宁说道：“善良的愿望会把人引入地狱，而在我们所讲的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少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上去。”
如今，我们也面临“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所以，重温列宁的有关教导，是很为必要的。
（二）
7月2日，在东方网顾问会上，李成瑞同志指出：高举和肯定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还是抛弃和否定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一个时期以来的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
综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转折点”以来，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决心“跟着美国”以来，特别1992年“春天的故事”以来，这三十多年中国共产党的“非凡蜕变”（美国人语），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凡有常识者，对这一点是未必有什么疑问的。
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种见解，是被“边缘化”的“微弱的呼声”，“成不了大气候”。
例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的《环球时报》社评（7月11日该报总编辑文章中言），就根本不认同这种看法。
7月6日该报社评《中国向前走，需超越左右之争》，在主流媒体中，多年罕见地说了“大实话”：“中国国内的确存在道路之争。”
社评一开头指出：“近来，外界对中国未来的走向猜测纷纷，一个常见描述是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左右摇摆，举棋不定，政府处于左右阵营与日俱增的压力之下，必须二选一。”
随即又指出：“这种分析简化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历史表明，左右之争只存在于小部分知识分子中间，30年来一直如此。”
社评说：“早在邓小平时代就有左右之争，但回头看，可以说中国走了一条没往左转，也没往右转的路。中国既没有陷入‘继续革命’而不可自拔，也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路标安排改革。改革派‘摸着石头过河’，寻求秩序与效率的最大化，政府对于政治领域采取适度的控制，同时释放人们的物质追求及对自由的向往。这条路是实践出来的，不是套某个模式生造出来的。中国道路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践理性，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它避免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和政治陷阱。”
因此，“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必须超越左与右.有这种反思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左派和右派的观点从根上都是舶来品，自由派提到政治改革必称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替，许多左派至今跳不出苏联国家主义的影响。左右派都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推崇的理想之路，但生硬的主义很可能让中国误入歧途。”
“中国的改革，过去及未来只能属于务实的实事求是派，或称中间派。中间派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基础。”
总而言之，7月4日《环球时报》社评指出：“中国只能是个‘实践体’，而不能是个‘主义’的辩论台。过去30年，中国不是按照某个单一理论向前猛跑的国家，中国像是‘忽左忽右’，又像是‘不左不右’，不同时间做的事没少‘自相矛盾’，但结果是，中国既发展了，也稳定了。”
“奇迹”！绝对是人类历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奇迹”！列宁当年没看到的“第三种”思想体系，在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之间，硬是由一帮子绝顶聪明的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出世了，而且取得了够他们炫耀骄横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不是“奇迹”，又能是什么呢？
难怪，6月26日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报道，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责怪当年美国和西方领导人袖手旁观，没有“向苏联提供有力的财政援助，以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则反思道，“有人说过，20世纪的重大历史谜题之一是为什么苏联的改革者没有考虑走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也就是类似于中国人的道路？这就意味着要摧毁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同时使政治体制保持不变。”他回答说：“要想用‘中国人的方式’改革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才行——也许要有一个中国那样的国家才行。”
真是。戈尔巴乔夫1995年就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过：“1991年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真正的中间立场既不赞成恢复到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也不赞同激进派冒险主义——他们试图将家国一下子推向市场。中间政策的方针是赞同并考虑到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中间主义的主要思想，毫无疑问，就是国民或民族和谐的思想，……是大多数人民都能够接受为目标的和谐一致。”
可见，较之中国同道，戈尔巴乔夫是思想领先者，这也正是中国“改革派”始终对之敬崇的原因吧？只是他时运不济，被迅即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只能在那里望着中国同道的飞黄腾达而“凄凄惨惨戚戚”啰。当然，他也还是有自己的得意杰作：”俄罗斯改革的艰难超过了任何国家。我们得以把改革推进到了远远超出可以回头的地步，因此没有人能够开倒车。”现今，他的中国同道，不正步其后尘，本此努力，以“不可逆转”为自豪吗？
（三）
胡总书记“七一”讲话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这就造成了一个难解的矛盾：我们能够相信谁？相信胡总书记之说，还是相信上述《环球时报》社评之论？相信前者吧，后者似并非空穴来风。相信后者吧，前者显然难以立脚。
因为，有起码常识者皆知，毛泽东思想是和“舶来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生硬的主义”？“某个单一的理论”？）完全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根本对立的，旨在对其战而胜之，取而代之的。这种思想体系，与“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格格不入的，不是讲“以人为本”，而是讲阶级分析的，以阶级为本的，“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是主张全世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进而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而毛泽东思想，对这个思想体系的最新至要贡献，又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反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全然不讲这些，如《环球时报》社评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所宣示的那样，又何能言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呢？这岂不是把这两者都曲解了，使人不知其可了？
（四）
当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来说，上述矛盾不足为奇。
这帮子“改革派”——“实事求是派”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践理性”，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有用就是真理”。所以，他们的“理论”总能“与时俱进”，按需“创新”，随心所欲，总是有理的。
你看，6月27日《文汇报》整版发表的“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的大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不就来解困释义了吗？
你看，他说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取真经”。多么道貌岸然！
怎么取呢？他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永葆蓬勃生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多次提出：全党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由之，取到了何等“真经”呢？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的精髓在相当长时间没有规范表述。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提升，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这不是“吹牛不打草稿”，“撒谎面不改色”的欺人之谈吗？
众所周知，这位“著名党史专家”博学多才，满腹经纶，有不少煌煌巨著，更有众多“创新理论”，对《共产党宣言》是可以倒背如流者，肯定是熟知其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恩格斯在这两篇序言中概括的“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不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规范表述”吗？此君不以为然，是因其“不合时宜”了？
此君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当也滚瓜烂熟。列宁在此书中提出的“检测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的论断，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一种规范表述吗？此君不屑一顾，是因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吗？
再说毛主席，此君可是有洋洋68万言的巨著《我观毛泽东》在那里的呵！在其《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此书584页上，白纸黑字一个个印在那里的呵：“他在陕北向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历时，曾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读了这些书之后，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于是，‘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将《共产党宣言》等书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这个提法不一定准确。但是就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不能不说，他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特别难的是，他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他自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始，就不把这些书上写的东西当作教条，而是真正看作行动的指南。”
时隔不多年，此君为什么又将这卸得一干二净了呢？难道这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吗？
就拿“实事求是”来说吧，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是这样定义的：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在这里，毛主席是特别强调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的。这是他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要害所在。
邓小平呢？“邓小平理论”的“建构”、阐释和宣扬者们呢？他们标榜的“实事求是”，和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是一样的吗？又将之“提升”成了什么样呢？
明眼人皆知，两者是根本不一样的。他们所谓的“实事求是”，就是实用主义的“猫论”。他们将这种“实事求是”思想“提升”和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完全是欺骗群众，以便于他们任意曲解、窜改、阉割、“修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用他们的“创新理论”，用他们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化”得面目全非，成了当代中国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层的新理念”，为美国政界所认可。这种“惊人”的观念上变化，为台湾反共学者和政要所“肯定”。这也就用不着我们再加什么评论了吧？但这种状况，不就充分证明，他们想“不左不右”，“超越左右之争”，去求得“发展”“稳定”与“和平”“和谐”“和解”，充其量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也只能“把人引入地狱”吗？
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欲盖弥彰，弄巧成拙，不但解决不了上述矛盾，反而使自己进一步陷入非马克思主义、去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地狱而不可自拔。奈何？
（五）
胡总书记“七一”讲话强调说：“经过90周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尽管如此，7月6日《环球时报》社评依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公开认定当今“中国国内的确存在道路之争”，而且是“早在邓小平时代就有左右之争”，至今不息。由这种绝不寻常之举也可见，“道路之争”已到了无法再掩饰的地步。
另一方面，尽管早已有戈尔巴乔夫的“中间立场”“中间政策”“中间主义”一朝倾覆的前车之鉴，但《环球时报》社评，仍然毫不含糊地强调，“中国的改革，过去及未来只能属于务实的实事求是派，或称中间派。”过去30年中国正是有赖于“忽左忽右”，“不左不右”，“自相矛盾”，“既发展了，也稳定了。“
同时，这种社评又暗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舶来品”，是“很可能让中国误入歧途”的“生硬的主义”，“某个单一理论”。至于“继续革命”，则更是陷入后“不可自拔”的陷阱。
孰是，谁非？
孰真，谁假？
何去，何从？
问题就这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显然，我们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开头，如列宁当时所说，“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正是“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2011年7月23日）
真理普世 (2011-7-23 15:50:36)
不错的文章。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的就是此类文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和除此以外哲学观的区别，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政治、经济等的性质，要看它是否符合辩证唯物主义。
晟蔚 (2011-7-23 16:33:21)
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样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哪里来的实践理性啊？！拼命制造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却无视这些矛盾，不讲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能是实事求是吗？实事求是能囊括代表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一系列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的原则主张吗？！精英们喝了迷魂汤还是心里明白装糊涂自欺欺人呀？！
刘金华1 (2011-7-23 16:38:00)
欣赏本文。
现在，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需要懂得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大多数革命者是从实际斗争中懂得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这种学习不系统，不全面，往往容易受假马克思主义如陈伯达“天才论”、设计师们的骗。今天的网络左派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记住毛主席晚年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记住列宁讲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