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官僚资本 [复制链接]

警惕新官僚资本
发布: 2011-7-11 10:01 | 作者: 红日欲出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325 | 回复: 0

警惕新官僚资本



崔战利


现今之中国人，多不识官僚资本为何物矣。
官僚资本者，窃国之大盗、害民之大蛊也。

旧时中国，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操办“洋务”始，中经北洋军阀，至1949年国民党政治统治覆灭止，约九十年。其间，地主买办阶级凭借专制政权的力量，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聚积起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世谓“官僚资本”，涵义依赖权势为积累源的资本，以区别依赖经济资源收入为积累源的民间资本。官僚资本集封建性、军事性、买办性、垄断性于一身，在近百年的时间内翻云覆雨，祸国殃民，其所作所为不外两大要义：一、广泛使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压榨各界民众，收刮民脂民膏。以国民党新军阀为例，他们或以金融垄断控制工商部门，广置地产，增进财富；或以筹措军费为名，发币发债，制造通胀；或以接收敌伪财产为机，浑水摸鱼，“五子登科”，大发国难财。其实质无异于暴力掠夺。二、勾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竭力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秩序，巩固专制政权，破坏社会进步，镇压工农大众，压制民族资本。是以官僚资本成为旧中国最具寄生性、腐朽性的经济政治力量，亦是中国社会进步最凶顽的死敌。其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搅得周天寒彻，天怨人怒，终于1949年被人民革命的巨浪席卷而去。此后，玉宇澄清，乾坤宁朗，中国人的耳根清净了许多，不闻龌龊卑劣之事久矣，遂使今人不识官僚资本者众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依历史律，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各类新型的市场主体萌生，并开始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二十余年间，世运日新，国力日盛，却也难以避免地发生了各种紊乱现象。其中，最令国人切齿的便是党政官员利用手中职权进行“寻租”活动，世人斥之为“腐败”，诚如是也。然今亟需深究者，当是“寻租”、“腐败”的后果：这将造成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当大量的国有资产通过官员手中的职权，魔术般地变成其个人家族资产时，焉知不会产生新的官僚资本？

如此思量决非杞人忧天。环顾四周，凡有利可图的地方，总有某些“说不清、道不明、有背景、有来头”的资本鬼影，隐隐潜行，令人悚然。而每当体制改革潮起、经济发展突进之时，这类资本便格外活跃，借机大捞特捞，几成定律。八十年代中后期，利用价格“双轨制”，某些握有短缺物资审批权的官员，首先发了一笔。九十年代初期，利用全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某些拥有土地审批权的官员又发了一笔。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企业改制的热潮中，利用不规范的产权交易，又有大量的国有资产落入某些官员手中。经此三遭，笔者斗胆断言，中国目前虽未出现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但不等于没有羽翼渐丰、蛰伏待机的官僚资本。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之辈便是其人格化的典型，而深藏不露者则不知庶几。其中的相当部分谅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一俟时机成熟，他们就会以各种合法的财团面目出现，招摇过市，呼风唤雨，完成“蛹化蝶”的生命历程。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新的官僚资本极有可能同社会黑恶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成为国家安定的三大威胁。就新官僚资本而言，其害有三：

一曰损害经济效率。党政官员握有行政审批权，某些腐败分子“无钱不办事，有钱乱办事”，致使有限的资源流失于无效、低效的使用之中。另一方面，官僚资本纯系不义之财，取之无道，虽有财富上千累万，却不敢正常的投资和消费。于是这部分资本就成为“沉淀资本”，或被转移至国外。凡此种种，都成为国民收入的净流出，经济效率因此受损。

二曰破坏社会公平。官僚资本以权敛财，实质是“静悄悄的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权力被用来为官员个人谋利，社会贫富差别被人为放大。官员个人既无任何经济投入，又无任何经济风险。一语之出，一字之挥，便可获利上百万、上千万之巨，这有何公平可言？在我国尚未完全消灭绝对贫困之时，这种不公平尤其让人难以忍受。

三曰引发国家动乱。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本有一种正常的置换机制。当效率下降时，可适当降低社会公平度以刺激之；当社会公平失衡，可适当降低经济效率以调节之。但是，官僚资本的产生却破坏了这种置换机制，造成了一种“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陷阱。长此以往，中国难免“拉美”化。要跳出这个两难境地，或是人民动手铲除官僚资本，或是官僚资本制造内乱，解除法律枷锁，以求浮出水面，合法生存。从前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后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目下，时有人呼吁给腐败者“大赦”。此乃误国之言，概不可信。为防止新的官僚资本为害，必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最终是要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窃认为，为国民福祉，为国家安泰，应允许和鼓励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但必须警惕新官僚资本的产生。就这一点而言，孙先生，毛先生的理念并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