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两个凡是”带来的思想政治混乱----兼论改革开放初期的路线根源 [复制链接]

批判“两个凡是”带来的思想政治混乱----兼论改革开放初期的路线根源
发布: 2011-7-10 12:56 | 作者: 卫真士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936 | 回复: 0


批判“两个凡是”带来的思想政治混乱



----兼论改革开放初期的路线根源



卫真士


大家知道，我们党转移工作中心，从抓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抓经济建设，首先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在理论界展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再次强调和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引出对华国锋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批判，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而由于翻案运动，也造成了全社会一时的思想混乱，甚至导致人们对伟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怀疑，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屡禁不止不止的不良现象，诸如贪污腐败、两极分化、黑黄赌毒泛滥等，更给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比如亲美分子、资改派等造成口实，借机攻击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领导，至今不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方法论，也是毛泽东生前一贯坚持和主张的。他所提出的主张，他主持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一不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循环往复逐步升华的，正认为如此，在他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我们的革命建设事业才能由弱到强，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而也成就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成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人！
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能如毛泽东那样洞悉和完整准确地解释世界潮流的发展，他的阶级分析法，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胜利预见，他的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统一战线主张，特别是建国以后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他率领中国人民支持世界各国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他的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策，无一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具体的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并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理论和思想主张。他的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 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的光辉论断，那样巨大的勇气和胆魄，那样对未来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古往今来，又有谁能比？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安定团结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坚持“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
两个凡是的内涵是什么呢？“两报一刊”1977年2月7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决策”和“指示”，而根据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政治局，政治局服从主席。这条组织路线，无论是在我们革命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改变过，不然也不会因为陈独秀、王明和立三路线而使毛泽东受到排挤和打击，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只是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走上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军事斗争路线的实际领导地位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才开始真正走向一条正确的道路，历经艰难困苦，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两个凡是”实质就是对过去政治运动中已经做出了的结论“不翻案”，这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实际上也是中央的决策，有文件史料为证）；对粉碎“四人帮”不要异议，归根结蒂是为了安定团结和巩固党的政治领导地位，“抓纲治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不要着急，慢慢来，照过去的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因为毛主席去世前不久，华国锋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论资历、论能力，可能都不是最佳人选，何况还有“四人帮”势力的的阻挠和干扰，特别是在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的干扰日益猖狂，华国锋在一批老帅们的支持下，匆忙间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在其中，这不能不给不明真相的人造成政治上的怀疑和思想上的混乱，如果说别人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还可以理解，怎么连跟了毛主席大半辈子的江青也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呢？政治是残酷的，政治斗争更是残酷的。作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要巩固自己的政治领导地位，要排除干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清除“四人帮”，这与当时那些或多或少受到“四人帮”攻击迫害的中央高层领导不谋而合，所以经过密谋，在中央警卫团的配合下，一夜之间将“四人帮”抓了起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领袖代表党，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正因为坚持了 “两个凡是”，所以通过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抓纲治国，很快稳定了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重新恢复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了华国锋为首的党的政治领导地位。
坚持“两个凡是”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华国锋自身。由于他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是非判断力，将“四人帮”的宗派主义路线行为错误定为极右而不是极左，因为“四人帮”坚持了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特别是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他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搞自己的小圈子，架空毛主席，堵塞视听，混淆是非，对这种极左路线思潮，他判断失误，也忽视了文革后期我国已经走向安定团结的现实局面，继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利用揭批“四人帮”，批“第三种人”，又错误地打倒和批判了一大批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这可能与我们党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反右不反左有关。其实在毛主席的革命一生中，是既反左也反右的，特别是极左和极右对我们党的事业危害极大，大革命初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特别是王明在抗战时期又从根据地反围剿时的左倾转向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如果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及时拨云见日，很可能葬送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即使在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土地改革中，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大路进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也总是高屋建瓴，及时纠正运动中左或右的过激行为和思潮，如对地主阶级大中小的划分、对中农利益的保护、对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利益的保护等，既维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又保护了人民群众普遍高涨的热情，及时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清匪反霸斗争，及时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禁毒除娼，及时地开展反右运动，打败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大跃进中，为了反对“五风”，已经退居二线的毛主席不得不组织通过召开郑州、上海等多次会议，甚至亲自为各级领导包括生产队长写了一封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才把左倾冒进主义的风初步刹住，结果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因为一些人的不依不饶，为了保护当时中央的个别领导，维护中央集体的名誉，也是为了保护已经调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然而毛主席的善意并没有得到那些被保护的人的善报，他们已然我行我素，利用主政和把持宣传舆论工具的权利，狂热冒进愈演愈烈，直至人民公社化，甚至荒唐地搞“大食堂”、搞“一县一社”、搞“穷过渡”，连“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也等不及，当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卡我们脖子的困难时期，又茫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不顾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工业经济命脉，主张“三自一包”，企图倒退，又是毛主席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但他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思想没有变，完全忽略了人民群众已经调动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空前高涨的热情，为了顶住这股歪风，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邓小平都这么说），毛主席又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走资派”违背了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批评——团结——批评”原则，利用毛主席的信任和派驻工作组机会，压制革命群众的热情，“五子登科”， 是毛主席不得不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正视听，端正方向，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但他们中的一小撮，又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进行武斗，造成全国大乱，又是毛主席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踢开党委闹革命，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及其一小撮，及时整顿秩序，实行“三结合”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稳定了全国局势，“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确保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毋庸置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先后获取毛主席的信任，特别是林彪，甚至于在党章中被确定为唯一接班人，但他们的精力不是辅佐毛主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领导全国人民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耍阴谋诡计，企图篡党夺权。对于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早有觉察，也多次告诫教育他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但他们不听，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他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搞个人崇拜，这也可以说是他最大的错误。对于个人崇拜，毛主席是一贯反对的，特别是在斯大林死后，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主张不搞个人崇拜，不搞祝寿活动。但是林彪一伙上台后，大搞造神运动，手捧“红宝书”高呼“毛主席万岁”，说“毛主席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毛主席早就说了，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看我的话他一句也不听。对于生死，毛主席是非常看得开的，不然也不会在生前就反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可惜地是他确立的几个接班人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林彪也好，都让他失望了。因为他们根本上不是执行毛主席确立的社会主义路线，而且最终也没有好下场。华国锋是在毛主席重病缠身的危机关头确定的接班人，论功劳没有毛主席大，论威望没有毛主席高，何况他粉碎的“四人帮”中有毛主席的夫人，何况当时中央领导集体中资格比也老、功劳比他大、威望比他高的大有人在？而且以毛主席的功劳和威望都反对搞个人崇拜，华国锋却极力新的造神运动，搞自己的个人崇拜。这在社会上怎能不让人口是心非？特别是那些资格比他老的人，功劳比他大的人，威望比他高的人，焉能让他独大？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政治婴儿，犯了“左派幼稚病”。
第三，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进行新长征的过程中新的理论建树不够，又不敢进行实践探索。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不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标志，而应该是进一步深化文化大革命，清除运动中左和右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潮，即不仅要反右，更要防止左，拨乱反正，因为毕竟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也好，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好，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领会不还不够深，研究的还不够透，特别是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对形势的判断，对事物的认识，上升不到毛主席那样的高度（连邓小平也说毛主席是个理论家，他自己不行）。在毛主席时代，一直在从事伟大的实践和探索，面对帝国主义的封堵和威胁，响亮地提出“一万年也要搞出原子弹”，又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最终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家建设的发展和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并通过乒乓外交实现中美建交，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我们热爱和平的信号。而空洞的“抓纲治国”，却缺乏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不进行新的实践和探索，没有抓住国际上世界大战在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的机遇，没有抓住国内政治局面稳定的机遇，继续整顿党的组织、党的作风和党的纪律，适时纠正过去运动中存在的遗留问题，解决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冲击特别是受到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迫害的仍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批优秀干部和先进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问题，没有从根本上甄别什么人走社会主义什么人走资本主义，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聚精会神搞建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结果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毛主席说过，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历史上王明犯过严重错误，几乎葬送了革命，抗战时期又从左倾转到右倾，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是典型的投降主义，但毛主席仍然给他改正的机会，并在党的七大上坚持选他进中央。对彭德怀，尽管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形势逼迫批判了他，但毛主席仍然让他参与三线建设指挥，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但在他向毛主席和中央做出深刻检讨后，毛主席和中央还是在适当的时候让他出来工作，一批受到运动冲击和批判中央的和地方的领导干部，一批工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只要认识到自己错误，乐意改正错误的，也都在三结合和摘帽后重新工作。这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毛主席说的“翻案不得人心”，指的是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指的是那些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对这些人不能翻案，翻案就不得人心，但即使不翻案，除了罪大恶极自绝于人民的要严惩外，也给以改造劳动和生存的机会，包括对战争罪犯的改造也是如此。对于改造好的战犯，政府不是给他们特赦甚至安排工作或释放回去了吗？
而华国锋在主政期间，没有正确地分析形势，没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教条主义地执行“两个凡是”，没有从理论高度解释“两个凡是”是经过实践检验了正确的真理，没有说明毛主席的“决策”和“指示”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是经过中央集体同意的，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所以，尽管华国锋表面是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却没有从理论上，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立起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领导队伍，最终在解放思想运动中导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自己也丧失了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度时期的领袖，昙花一现。
2011.7.5夜初稿，2011.7.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