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同志传略
柯庆施同志（1902—1965）生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1902年柯庆施出生于安徽歙县南乡的竹溪村。
柯庆施同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20年，他加入了当时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柯庆施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远东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柯庆施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虽未出席大会，但仍在百忙中亲切接见了柯庆施等人。柯庆施早就听说过列宁的大名以及他的传奇经历，当这个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导师和中国代表亲切握手时，柯庆施激动得热泪盈眶。列宁平易近人，详细地向中国同志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柯庆施同志是中国最早见到过列宁的人之一。
1924年，柯庆施被派至安徽工作，他积极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开展学运工作和兵运工作，同时争取到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支持，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自1927年5月起，柯庆施同志开始主持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以及开展农运工作。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尹宽到达安徽。尹宽一到安徽，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指责前一阶段省临委工作“严重右倾”。由于尹宽的家长作风和盲动主义，给安徽地下党的工作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在1929年3月召开的安徽工作会议上，柯庆施等同志据理力争，使尹宽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受到了批判（尹宽后来因追随陈独秀从事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来成为托派头目，解放后被捕——作者注）。
1929年12月初,柯庆施同志受当时的党中央委派，前往湖北省通山县的黄沙镇，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冶部主任、秘书长。同月，成功组织大冶兵暴，一举攻下了大冶城，俘获了一千多人，缴获九百多条枪。被誉为“模范的大冶兵暴”。
1930年6月16日，中国工农工军第五军在湖北大冶县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红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柯庆施同志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委员。此后他前往黄梅、广济一带，整合部队，积极地开展群众工作，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成功地策动了驻武穴川军某部和广济保安队的兵暴，从川军中拉出两连人，从广济保安队中拉出一连人。随后还组建了红十五军。
1930年底，柯庆施同志调到中共长江局工作，并被派往平汉线（河南许昌）策动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暴，因故未成，被调回上海工作。
1933年初，柯庆施同志被派到河北，任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积极推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力图取消抗日同盟军。时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于1933年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柯庆施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依然坚持斗争，反对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决定。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张北县二井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同盟军。在此期间，柯庆施同志与张慕陶等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于9月将张慕陶等人开除出党（张慕陶曾是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站到托派一边——作者注）。柯庆施同志曾试图使部队开往河北省中南部开辟苏区，但途中受阻于国民党军高树勋部。此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一度兵临北平，但遗憾的是后来终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而失败。
1934年秋至1936年3月，柯庆施同志在担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平津地区工作部长期间，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少奇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是个老机。”也正因为如此，柯庆施同志成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眼中钉。抗日战争期间，刘少奇、彭真等人在审干和抢救活动中借机迫害柯庆施同志，企图将其置于死地。后来江青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向毛主席报告，柯庆施同志的冤屈才得以平反昭雪。
1947年，柯庆施同志担任了华北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的市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曾担任南京市委书记。1954年9月，柯庆施同志出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柯庆施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8年又被增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9月，柯庆施同志出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7年，柯庆施同志领导了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揪出了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又注意防止反右派斗争中的扩大化倾向。这与刘邓集团起初包庇纵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后来又在群众中大肆“抓右派”形成了鲜明对此。
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同志作了名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著名报告，批驳了自1956年底出现的“反冒进”思潮。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劳动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1958年大跃进期间，柯庆施同志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群众运动。
柯庆施同志慧眼识英才，积极支持张春桥这样的革命左派。1958年，上海正是“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讨论”的发源地。以柯庆施、张春桥等为代表的革命者，为了贯彻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旧上海市委内以陈丕显、曹荻秋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在苏修赫鲁晓夫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发动突然袭击，否定三面红旗、否定群众运动，并含沙射影地诽谤毛主席。柯庆施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彭德怀、张闻天等反党分子激烈地交锋。彭黄张周集团视柯庆施为“‘左派’司令部的挂帅人物”，对其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断然反击下，彭黄张周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柯庆施同志与江青、张春桥等一起，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同刘邓集团及其在文化界的代理人——周扬资产阶级文艺黑帮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热情地保护和支持新生的无产阶级文艺。早在1958年1月，柯庆施同志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劳动人民一定要成为文化的主人》一文，指出“文化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线”。江青同志同志倡导的京剧革命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1963年1月，他鲜明地提出了“写十三年”的战斗口号，周扬、林默涵等对此百般阻挠，张春桥同志站在柯庆施一边，与周扬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后，柯庆施同志作了于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作了《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写十三年”的思想，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代戏剧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戏剧革命“不仅是戏剧界、文艺界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是一场‘兴无灭资’和移风易俗的革命斗争，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1963年，江青同志组织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也是在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进行的。吴自立在华东大肆活动，筹划拍摄《怒潮》为彭德怀翻案，也是他觉察后及时报告给毛主席的。1965年初，已经身染重疾的柯庆施同志支持了《评新编历史剧的《海瑞罢官》》的撰写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爆发作出了贡献。
柯庆施同志厌恶上层建筑领域那些被资产阶级“专家”统治的“龙须沟”。他积极倡导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和技术革命，为建设一支工人阶级科技队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时代上海的工业战线曾取得辉煌的成就，并为支援“两弹一星”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面就凝聚了柯庆施同志的心血。
1962年，刘邓集团利用暂时的经济困难大刮“三自一包”黑风，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其在上海的代理人这时也闻风而动。柯庆施同志站在毛主席一边与这股黑风进行了斗争。上海的“包产到户”就是由于柯庆施同志觉察后的及时干预被制止的。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同志逝世。其悼词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他是无愧于这一称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