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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一座丰碑 [复制链接]

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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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06-16 12:46 |只看楼主
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一座丰碑


发布时间：2011-6-9 来源方式：转帖



  

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一座丰碑

——纪念李大钊一百二十周年诞辰

朱元石

  

    李大钊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知识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他的事业烛照千秋，他所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精魂，他就是中华之魂。



“专以创造青春中华之新历史为职志”

    李大钊出生于和成长于中华民族灾难频仍，外祸内患日亟的年代。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来到了这个混沌的世上，河北省乐亭县大黑村的一个家庭里传出了婴儿冲破黑夜的啼晓之声。李大钊襁褓失怙恃，由祖父负起抚养、呵护和教育责任。李大钊天资聪颖，七岁入塾，16岁进入永平府中学，在学子中脱颖而出。1907年夏，李大钊有感于国势危殆，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良策，考进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使他初具革命思想的倾向有了美好期望，但李大钊很快发现，时局的发展“固犹在惶恐滩中”。1912年的6 月和1913年的4月，他先后写下《隐忧篇》和《大哀篇》，既表达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尖锐地抨击了军阀政治。1913年冬，在他寄深望的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怀着“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的凝重忧愤，沧海东渡。

    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留学生活中，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获得进一步发展。李大钊阅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4年11月他发表《国情》一文，借驳斥曾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的言论，迅雷一般揭露袁世凯正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袁世凯公布的“ 新约法”是正准备称帝的阴谋，指斥它“一人意志之所专恣，所能容与斟酌于国情者之量几何？”这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发表于袁世凯称帝一年之前，彰显李大钊在政治上的高度敏锐。

    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条件，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得知此消息，不啻晴天霹雳，惊走相告，立即召开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反对订立卖国条约。李大钊起草通电，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泣血陈辞“创痕犹在，前事未忘”，呼吁一致反抗“大欲难填，野心不死”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危亡，“宁非千载一时，睡狮决起之机”。然而，一心做着皇帝梦的袁世凯，竟在5月9日几乎将“二十一条”要求照单全收。李大钊痛心疾首，夙兴夜寐，赶着编印《国耻纪念录》，赶着撰写男儿血性文章《国民之薪胆》，历述甲午战争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刻揭露侵吞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容，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号召国人怀“卧薪尝胆”精神，“贡其精忠碧血于国家”，谓“堂堂黄帝之子孙，岂终见屈于小丑”！

    此时，袁世凯逆命谋危共和，终于称帝，将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李大钊起而掷言：“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留学生总会奋起支持云南 “护国军”反袁。1916年1月底，李大钊去上海联系反袁，在颠簸汹涌的大海之上写下痛恨“一夫终窃国”诗句，表达了“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的冲天豪气。两周后返东京，开始挥写呼唤人们“再造中华”的《青春》名篇，阐述民主、自由精神的重要政论《民彝与政治》。在《民彝与政治》中，李大钊极力宣传“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强调“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号召人们冲破封建宗法君主制度的罗网和羁绊，求得独立解放。

    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开始引领“青春”之潮。高擎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个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李大钊所写的《青春》一文，于1916年9月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这是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一篇宣言书，它要求青年们“专以创造青春中华之新历史为职志”，以酣畅淋漓之笔对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起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

    1916年夏李大钊归国，创办《晨钟报》。他每天在报纸古钟图案上登一警语，第六号的警语就是李大钊的传世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他号召青年“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强调在青年的字典里“无‘困难’之字”，青年的口头“无‘障碍’之语”，在创建青春中华的道路上“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1917年1月，李大钊担任《甲寅日刊》编辑，他利用这个阵地发表了许多激烈抨击反动统治和封建文化的文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把孔子作为专制的护符和保护君主政治的偶像，反对康有为等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的主张。他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持批判态度，深感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难寄予根本期望，他提出“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从而开始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革命真理和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的奋斗。

    正是在这个时候，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影响所及，毛泽东说得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李大钊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他的不倦探求之下，开始了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的北大，既是新思想新文化孕育、成长和传播的园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场所。李大钊利用图书馆的方便，赤心独造，肝胆激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文化运动，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出精深探讨。同年四五月间，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今》、《新的！旧的！》两篇论文，号召人们起来改造现实，“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他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着重阐明十月革命实质，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的革命，是值得翘首以待的世界新文明的曙光，世界的“新潮流”。1918年11月和12月，李大钊先是在北京大学于中央公园举办的演讲大会上作《庶民的胜利》演说，后又写出《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一文，向中国人民介绍布尔什维主义，指出这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在它的影响下，必然出现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李大钊热情洋溢、琅琅而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诚如有人评说，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反封建文化的思想运动，陈独秀起了重要作用；在它的后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则是李大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两人云蒸霞蔚，相得益彰。由于《新青年》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文化，并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整个反动势力疾之无有再甚，对之拼命扑杀。但又正是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中，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新青年》在风雨中高昂地成长发展，成功地经历了一个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的转变过程。为配合《新青年》的战斗，１９１８年１２月，李大钊与陈独秀一同发起的《每周评论》问世，刊物利用短小精悍文章，作出短兵相接的宣传和战斗，凌厉抨击反动军阀统治，尖锐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彻底批判封建文化，热情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大力报道世界革命动态。在半年多时间里，李大钊不间断地夜以继日伏案疾书，两三天就有一篇。他十分执著地不断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１９１９年元旦发表了他未署名的社论《新纪元》，１９１９年２月初发表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都进一步阐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现在“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于人类（的）工作”，走上“新人生的道路”。

“本着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

    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逐步广泛的宣传，随着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在李大钊周围团结起了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少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成为骨干。遵循李大钊的导引，这些人也开始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他们越来越多地讨论起一个“直接行动”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发动群众，怎样直接采取法律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夕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五一节”（ＭＡＹ　ＤＡＹ）杂感》中，第一次把它公开提出，事实上成为了爱国知识分子们的行动就要在此刻打响的一个信号。

    从１８４２年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署，到１９１９年的７７年中，中国在列强的枪炮下，已经签订了六百多个不平等条约，为志士仁人所无法忍受。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巴黎和会蛮横地决定承认日本夺去的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这无疑要把中国人民更加激怒起来。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四处奔走呼号。５月４日，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手持“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旗帜，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集合到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学生们群情激昂，一致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严惩卖国贼。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更以如椽之笔，有力地揭露着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引导人民发扬彻底的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李大钊在５月１８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只不过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他提出，坚决“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本着“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６月，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一起拟发了“市民宣言”，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废除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密约，指出卖国贼不止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辈，如若政府不听市民希望，劳工、学生、商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６月３０日，没有退路的北洋政府发表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２８日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来电，表明中国代表已经拒签。

    五四运动取得的初步胜利，既表明着李大钊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着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观方面的不断前进。１９１９年５月５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９月，他把《新青年》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开始发表他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１１月《新青年》六卷六号连载完毕。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钱，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重要历史地位是不待言说的。这些基本理论的论述，对当时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促进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灯塔一样指明航路和催人奋进的极大鼓舞作用。

    以李大钊为主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同时，以李大钊为中心的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李大钊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工作，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不仅与陈独秀，还曾与邓中夏等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１９２０年３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长维经斯基来到北京，李大钊与他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里再次讨论过建党的问题。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研究会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为会员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一方面积极领导了对当时伴随着思想激烈变化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等思潮的有针对性的种种批驳，一方面在与青年们广泛的接触中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他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历史进步的力量只能在人民本身中去寻找。后来研究会中许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的不懈努力下，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在洋车工人、北大的印刷工人中活动，进而注意到在北京最主要的工人群众是铁路工人，又派人到长辛店开辟了这个早期的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1920年9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也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千余工人举行的劳动节大会上成立了工会。这一由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建立起来的组织，也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同时，李大钊又与一些青年一起建立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李大钊在当时还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重要的一场论战，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论战，它在北大等校继续了很长时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二文中鲜明指出，“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 “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但“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坚决肯定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捍卫了当时正在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李大钊还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向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展了坚决的斗争。他在《自由与秩序》一文中指出：“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李大钊的这些努力，为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条件。1921年7月1 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在中国划时代诞生了。李大钊因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则耸立如出云之岫。

“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党组织即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办了我国重要的早期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它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1922年5月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北京，该刊成为它的机关报。北洋军阀恐慌于在它影响底下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发展，视若背上芒刺，必欲拔除，屡次查禁。但这像奔驰起来了的火车头，已经不容易阻挡。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真正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口号。会后，李大钊在北方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展开积极宣传。

    李大钊这时所具有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作出区分，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 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真正的“平民政治”就必须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建设一个“属于全体人民”、“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政治机关。因此他是坚决反对当时也在流行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因为他们期望着不触动帝国主义、军阀的反动统治，不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以“振兴实业”、“举办教育”等方法来“改造社会”和“改造中国”。他说，要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就要引导被压迫民众进行有目的的政治斗争，靠革命先得了政权。他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等文章，激烈地宣讲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他也对各国左派政党所领导的运动的根本区别作过毫不含糊的说明：社会党人的运动是改良，而共产党人的运动是革命；前者实际上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后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运动。

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

    基于这些认识，李大钊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运动的实践之中，领导了北方工人阶级由原来以组织工会为中心转到向反动统治阶级展开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将北方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潮，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在工人运动巨大浪潮的推动下，北京郊区的农民也开始起来向封建军阀作最初的斗争。李大钊又加以支持并亲自领导了它，从而揭开了在我党领导下的北方最早的农民运动。按照运动的规律和相互影响，继工农运动之后，学生运动也重新高涨。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最后一次汹涌之波。虽然惨遭反动军阀的血腥屠杀而失败，但它如李大钊所感知，京汉铁路的流血已经“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

    在新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新的战斗形式。1922年到1924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李大钊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会谈。他与孙中山、廖仲恺等共同筹备和主持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担任了国民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迅速转变，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新纲领，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革命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在革命的形势有所改观的情况下，反动派对李大钊更加嫉恨、更加害怕，加紧了对他的恐吓和迫害。1924年5月，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他面对反动派的张狂，严正回答：看将来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1924年底，由李大钊负总责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起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古的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当时的《政治生活》周刊成为北方区党委的机关刊物，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经常用不同笔名写出许多战斗时文。他很好地运用了联合国民党、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正确策略，运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形式，公开组织工、农、学生运动，团结最大多数群众，扩大革命势力，促进北方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１９２５年，在工人运动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工人同志会，它就是后来五卅运动中北京工人雪耻会的前身。在五卅运动中，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全力使运动一开始就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停止在惩凶、道歉、赔偿损失等要求上。在北京工人雪耻会的基础上，1925年11月，北京各行业的工人成立了北京总工会。革命的力量得到再次积聚。11月 28日，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民众革命运动在北京爆发，李大钊亲自领导了这一次重大的斗争。

    五卅运动以后，奉系军阀代替了原来直系军阀的位置，秉承帝国主义旨意，在沈阳、天津、青岛、上海由北到南的广大地区，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封闭民众团体，摧残人民的自由。全国性的反奉运动由此爆发，中国革命的形势由五卅运动一转而为反奉运动。北方区党委和李大钊领导北京人民于1925年12月至1926年1月，在天安门连续举行了三次反日讨张的规模浩大的国民示威大会。1926年3月中旬再度领导了一次又一次几十万群众的国民反日大会，严重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以及以卖国为能事、为换取帝国主义更多的信任和支持而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大开杀戒的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李大钊在3月18日天安门示威大会上的慷慨演讲中，号召大家，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丧心病狂的段祺瑞政府狗急跳墙，不惜滥杀示威群众，死47人，伤200多人，李大钊的脸和手也受了伤。“三一八”运动被残酷镇压，李大钊随后在他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严正回应：“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到处都有中国民众被屠杀于他们所谓‘秩序’之下的血迹，即到处都有中国民众反抗列强的斗争。”“因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的骚乱，这便是革命。”

伟大的共产主义是绞不死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军阀政府就向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北方负责人发出通缉令。段祺瑞下台后，张作霖控制北京政府，对北方革命指挥机关的监视和迫害变本加厉，李大钊的处境愈加险恶。面对空前白色恐怖，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领导着北方的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斗争。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这里便成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李大钊充分利用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全国革命高涨起来的有利形势，积极有效地发展了北方的革命力量。从“三一八”以后至 1927年2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即由300多发展到1000多，国民党员由2200多发展到4300多，共青团的组织也得到很大发展。

    奉系军阀经过苦心积虑侦办，发现李大钊等行踪，于1927年4月6日悍然包围和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其所属院落，李大钊被捕。在酷刑面前，他表现了大无畏革命气节，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高歌不屈，继续宣传共产主义。在狱20多天，于生死关头，绝不提家事，只说自己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视死如归。4月28日，穷凶极恶、一意孤行的奉系军阀，不顾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正义呼声的声援，悍然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在绞刑架下，裂石惊弦，李大钊铿锵有力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李大钊的英名玷污不了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8岁。那座绞架，如今以001号文物，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李大钊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与祖国的山河同在，与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共产主义光辉理想同在。尽管曾在苏东剧变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流言如许，什么社会主义“失败论”，什么共产主义“渺茫论”，都唱过一曲，后来以至有个别奇谈把实践革命的列宁、李大钊、毛泽东等，都作为什么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看待，似乎所有共产党人的革命都不对了。但事实胜于雄辩，李大钊以他的“青春”所慷慨赐予的希望之光始终在前，在现实面前，对是败是成、是枯是荣之论，何须多费唇舌。只是我们要说，李大钊的英名玷污不了，人们会永远记得李大钊，这浇铸于中华魂榜上的名字万古流芳！我们应该向李大钊学习,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和帝修反斗争到底。

                         (责任编辑：ku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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