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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眼：学习唯物辩证法，认清机会主义的危害性——兼谈张宏良现象的本质 [复制链接]

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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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06-01 15:35 |只看楼主
只眼：学习唯物辩证法，认清机会主义的危害性——兼谈张宏良现象的本质


发布: 2011-6-01 13:38 | 作者: 只眼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81 | 回复: 0

只眼：学习唯物辩证法，认清机会主义的危害性






先说几句。
近来围绕“保皇”与“革命”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有些人却出于不为人所知的目的，拼命压制这种讨论与批评，说什么批评与争论不利于“左派团结”、“批张就是扰乱左翼阵线”、“是砍旗”，甚至还给批评张宏良的人扣上了“带路党”、“五毛党”的帽子，张本人也气势汹汹地呼吁当局要“管一管批改良的人”，张的粉丝和支持者也将善意的、同志式的批张者定性为“混左派营垒里进来的右派奸细”、是“左右合污”等，好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张宏良的专利，张宏良就是左翼的唯一的、正确的“权威”，保皇派、张宏良和他的改良主张、宋江作风，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容不得任何批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吗？这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造反有理”、“反潮流”精神吗？这是毛主席教导的“不要迷信权威”吗？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吗？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希望张宏良等自封为一贯正确的“毛派共产党们”，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性的常识，然后再来做一贯正确的“毛派共产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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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机会主义？《辞海.政治法律分册》第69页是这样定义的：机会主义意即应付或妥协，用来形容19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党和政客。后来指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政治思潮或政治路线，它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毛主席指出，“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3页）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就是机会主义的特点。机会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敢革命，不敢斗争，不敢胜利，采取投降主义政策，蔑视人民群众，鼓吹阶级调和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在国际共运史及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曾经发生过多次“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严重的甚至葬送了革命的胜利成果。列宁教导我们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追根方能清源，回顾历史可以廓清思路，回顾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今天，中国的左翼运动又到了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的选择的关键时刻，回顾历史上一些“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所带来的惨痛历史教训，对于指导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形势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影响



陈独秀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一面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者之一，在建党初期，他是党的“一大”至“五大”（1921年—1927年）的最高领导人。客观地说，尽管陈独秀后来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在当时他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也成为党内外同志们都敬仰的革命宗师。 　　
由于个人的能力、性格及马克思理论素养所限，陈独秀以独裁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他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建议，一意孤行，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 　　
1921年中共成立后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南北出现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这一阶段的革命斗争是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口号、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基本内容而开展起来的，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章。但这次大革命由于国民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叛变和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而遭到失败。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叛变是因其阶级本性所决定，但中共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生却主要是因陈独秀所引起。
早在建党时期，陈独秀就认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的纠正，在党的“二大”上，他又提出“二次革命论”，认为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分别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过高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陈独秀认为其非常“幼稚”。同时，他在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
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使陈独秀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了，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取消，因此，陈独秀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丢掉工人农民，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支配下，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作为党的领导人的陈独秀采取了一次次妥协、退让、甚至投降的做法，在统一战线中主动放弃了中共作为民主革命带头人和领导者的地位，放弃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导致了蒋介石上台后大肆杀害共产党人。1926年“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陈独秀坚决主张妥协退让。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确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以制约蒋介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彻底放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1927年初，陈独秀应国民党右派反对农民运动的要求，出面阻挠和压制农民运动，反对武装工农。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准备反革命之时，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说要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并要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决心，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　　
一周之后，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在上海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史称“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在危急关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五大，共产国际派代表罗易、威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庭参加了大会。会上，陈独秀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做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后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也没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无力与敌人对抗取得胜利，因此革命应当先退到西北去，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1927年6月，陈独秀还在党内通过所谓《关于国共合作关系的决议》中规定，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的管理和训练。为了使号称“左派领袖”、“左派军人”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不与共产党分裂，陈独秀竟不惜压制工农，牺牲革命利益。陈独秀的压制工农运动、屈从国民党汪精卫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当时党中央的工作的指导方针，以致汪精卫再次背叛革命时，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大革命最终惨遭失败。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操纵会议通过一个《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议决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等。这个决议，取消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出卖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乃至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甘心充当国民党的附庸，这是一个向汪精卫集团全面投降的纲领，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已显露无疑的情况下，陈独秀仍顺从他的要求，下令“将工人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当革命正需要加强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陈独秀竟作出了这等解散工人阶级武装的错误决定。决定下达后，党中央机关和总工会机关呈现出一片惊慌失措的失败主义气氛。但是，这种种让步，并没有能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国民革命，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8月1日，周恩来等人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此后六天，党的“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八七”会上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所以他不能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不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即他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观原因。　　
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遭到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批判，陈独秀说该文的观点是幼稚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同年底，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这与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段》一文相对立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分析，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从理论上引出他的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即以农村革命为主，而以城市革命为辅的认识，得出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一唯一正确的结论。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由于资产阶级右翼的叛变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失败了，但它给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后来者提供了反面的警示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未彻底得到根除，在历次大的政策争论都可以看到这种机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过分看待或夸大工农阶级的缺点，忽视其优点，用狭隘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工农大众，看待工农运动，过分看重和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刘xx建国初期的“天津讲话”就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生产，说资本家“剥削有功”。五十年代刘xx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刘xx和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问题上的路线分歧，邓xx与毛泽东在评价文革上的分歧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补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理论，都可以看到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子。甚至直到今天，在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阶级分析和理论观点的影响。比如在经济建设上强调专家治国、精英治国，强调工农群众的私利私心的观点，其理论基础都是同陈独秀这种夸大了工农阶级的弱点，忽视了其优点的机会主义错误理论一脉相承的。
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的负面效果是非常严重的。这种用“自掘祖坟”的方式将共和国的所谓的“错误”公告天下，用正式文件的形式批判共和国的开创者，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在这样的决议指导下，三十年来不计其数的历史学家、党史研究者，在反思的口号下，大肆挖掘共产党、共和国及其领袖的所谓秘史秘闻，大肆揭露、曲解甚至编造所谓共产党的错误历史，从“文革”，到“延安整风”，再到“井冈山时期的所谓‘富田事变’”，一直到“湖南农民运动”。在这一系列的“自我丑化”的反思里，共产党、共和国和共和国领袖给世人的印象是如此多的罪恶、血腥和丑陋，这样的做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所以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唯物辩证法。


二、王明——从机会主义的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人非常聪明，但政治上很幼稚，又善于投机。早年他在苏联中山大学时就利用当时的“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论和矛盾，伙同教务长米夫，首先应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掌握了“党务派”，又打垮了“教务派”，从而乱中夺权，米夫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从此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后来，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通过中山大学培养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天才”的王明就被米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加以培养重用。
回到中国后，王明先是追随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当“立三路线”遭到共产国际批评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1930年底，米夫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12月25日，在米夫的一手操办下，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即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米夫的圈定下，王明通过合法表决形式，不仅成了中央委员，而且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成了政治局委员。自此，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了在党中央占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地位，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影响极大，危害极大，直接造成了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血战湘江，使红军损失过半，若非毛泽东断然提出改去贵州的正确建议，我中央红军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的，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了当时情况下唯一正确的结论。在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
自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大暴露、大失败后，他在党内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王明这时就忽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就“左”倾机会主义一下子跳到全面投靠国民党政府的右倾机会主义上来。1937年11月底，王明打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旗号回到中国，借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反对党的洛川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贩卖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
12月9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12月27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及1938年3月作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报告，全面提出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观点是：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的领导权；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轻视人民群众、人民军队、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由于王明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当时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王明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待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同时，王明奴颜婢膝，奉蒋介石之命是从，不仅乖乖地解散了武汉的由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还把这些团体中的一部分干部输送到国民党的军队中去，断送了这一部分本来可以去我华中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的有生力量，对“保卫武汉”也丝毫也没有任何作用。
王明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极力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军队问题上，主张八路军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在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工作中，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丧失了在长江流域发展新四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三、革命领袖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经典论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机会主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等，无不是资产阶级为了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有时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分子以及改良主义者实质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企图使工人运动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为了粉饰资本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但坚决反对认为改良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期望用修正、妥协或改良的办法来使一种社会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工人阶级的地位要得到可靠的改善，首先应当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是革命领袖对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改良主义的经典论述。
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贯强调要警惕和清除机会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国际共运史上，机会主义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也同俄国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作了长期的、艰巨的、尖锐的斗争、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更是始终坚持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先是在大革命时期通过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同盟军问题，继而又在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组织路线。针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主观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些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深深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经受检验并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

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
恩格斯：《马恩全集》第七卷，274页。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将来，这种做法也可能是出“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马恩全集》二十二卷，274页
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以一种似乎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并力图调和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的利益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序言，23页。
   不要让“团结”的口号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在一定的时机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


恩格斯：《书信集》，313页
    机会主义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列宁全集》二十一卷，223页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是人民脱离革命。
    列宁：《全集》二十九卷，465页
机会主义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培植起来的，它采取秘密的方式，迎合革命工人，盗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避开一切鲜明的原则性的界限。
列宁：《列宁全集》二十一卷，91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                                        
列宁：《列宁全集》三十一卷，203 页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凌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种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列宁：《列宁全集》七卷，399页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新的变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看的，他们渴望建立一个通过改良、通过阶级合作而走和平道路的统一的民主的大党。
列宁：《列宁全集》七卷，39页
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进行革命。
列宁：《列宁选集》二卷，655页
    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这是从1893年开始的。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趋同庸人们讲“和平”。
    列宁：《列宁选集》四卷，132页
    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
    列宁：《列宁选集》四卷，270页
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现在还不能认真地谈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
列宁：《列宁全集》十一卷，57页。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立宪议会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全集》三十卷，243页
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列宁全集》三十卷，43页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越纯粹，政治自由越多，则运用“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的范围就越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
    列宁：《列宁全集》十七卷，212页。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照例都是一些走狗，人们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来收买他们，好让他们用修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麻痹人民群众并引诱他们脱离革命斗争。


列宁：《列宁全集》二十三卷，275页。
    自由资产阶级总是一只手实行改良，一只手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裂成单个团体，使劳动人民的雇佣奴役制永远固定下来。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完全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都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要上当的。
    列宁：《列宁全集》十九卷，372页。
    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已经破产。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虽然各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早已指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但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在这个国际中实际上仍然占了优势，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促使第二国际破产，他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顶替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鼓吹阶级合作；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宣扬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忽视或否认《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最起码的社会主义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只是以温情庸俗的观点同军国主义作斗争，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崇拜这种合法性，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
    列宁：《列宁全集》三十六卷，282页。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它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在统治阶级仍然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列宁：《列宁全集》十九卷，372页。
    社会主义者应当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同改良主义的斗争放在首要的地位上，因为改良主义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工人革命运动。
    列宁：《列宁全集》二十三卷，215页。
    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必需的种种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的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因这些部分的腐烂而最感到痛苦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和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和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列宁：《列宁全集》九卷，35页。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您还着重指出：“我们应该提出一个能够团结一切人的口号。”老实说，我现在最怕这种笼统的团结，我深信，这种团结对无产阶级最危险最有害。考茨基在《Neue Zeit》上就杜撰了大“团结”的理论。
列宁：《给亚·米·柯仑泰》（1914年11月28日）
　　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不能反对风行一时的东西，政治上目光短浅，毫无气节。机会主义就是为了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工业稍微有些发展，商业比较繁荣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稍微活跃一些，机会主义者就大叫大嚷：不要吓住资产阶级，不要回避资产阶级，抛弃社会革命的“空谈”吧！
列宁：《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1906年10月18日“生活通报”杂志第12期）
马克思主义者赞成进行争取改良的斗争，即争取改善劳动者的状况（虽然政权仍然落在统治阶级手中）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因为他们用改良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的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136页
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势力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可以靠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来生活，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利用这种条件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掠夺本国工人而得的利润。
　　列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7月19日）
机会主义的派别却不会消灭，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负盛名的革命领袖逝世之后，他们的敌人就企图攫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列宁：《列宁全集》二十三卷，117页
    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


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不能把任何改良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这样地实现，即用改良的方法，用统治阶级让步的方法，使一种社会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十版。
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十二卷，82页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产阶级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05页

四、张宏良现象的本质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给机会主义进行了定义，并根据国际和国内实践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首次提出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并进行了革命的实践运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宝贵财富。自称是“毛派共产党”的张宏良们，非常忌讳别人谈论和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革命导师的教导，认清张宏良现象的本质，避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张宏良自2006年下半年横空出世，连续发布一系列政论文章，文笔犀利，文字激情四射，引得众多粉丝钦慕不已。张宏良先生非常勤奋，平均每周就会有一篇文章问世，其中不乏重量级的大作，他的文章或讲座善于用惊人的数据和激情来调动读者和听众的气氛，每次张文推出（张的文章一多半文章是依托于乌有之乡这个平台发出），无不分外引人瞩目，不但左派圈内踊跃研读和宣传，很多右翼人物甚至国外都对张宏良的文章也很关注，这就是所谓的“张宏良现象”。纵观张宏良的文章，在表面针砭时弊、痛斥极右精英的背后，我们却逐渐发现，他在有意转移斗争大方向，替修正主义开脱，甚至一次次无原则吹嘘“当今”的英明伟大，谁当权就吹捧谁，这不难让我们联想到一个词——机会主义。（关于张宏良无原则吹嘘最高领导人的文字极多，请参见拙文《宏良，革命已悄然离你远去》一文相关内容，此处不复述）
按马克思主义关于机会主义的判断标准，机会主义者最明显的特征是进行政治投机，按此标准，张宏良属于机会主义是铁定无疑的。“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3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张宏良先生应当非常熟悉这句话，但他却不按马克思主义原理来作阶级分析，分辨不清社会的主要矛盾，分不清敌我友，甚至颠倒敌我关系，把敌人当朋友，把朋友当敌人。他把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作朋友和同志，而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对他本人批评帮助的人当做敌人。他对走资派搞的改革开放，不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说什么有好的改革开放，有坏的改革开放。据此他把统治集团分为“社改派”和“资改派”。他希望通过共产党“内部革新”和“左转”，把假共产党员清除出去，避免党和国家分裂，维护民族统一，国家安全。他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而去宣扬唯心史观，说什么“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他公开说希望自己的革命行动“得到党内高层支持”，提出的口号是“反帝除奸，救党保国。”这和宋江提出的“尽忠报国”、“保境安民”的口号有多大差别呢？
   张宏良自封为革命“毛派共产党”，被他蒙蔽的一些人也吹捧他是“当代中国左派的一面旗帜”，是“当代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希望”，是“左派领袖人物”，大家要聚集在他这面旗帜之下。张宏良公然宣布：“那些高喊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抽象口号，其实是一些形左实右的反革命派”。现在，张宏良自己还没有做出什么了不得的成绩、也没有被当局“招安”呢，就要打杀自己的阶级兄弟了，是不是真实面目有点暴露过早了呢？
机会主义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哲学上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宣扬阶级合作和改良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张宏良所极力吹捧的“**新政”和“重庆模式”一不反对私有制，二不提阶级斗争，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为了巩固修正主义的统治，张宏良还替**极力吹嘘采取的所谓民生措施，用以麻痹人民群众，引诱他们脱离革命斗争。当然，尽管马列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但并不反对改良，哲学意义上的改良主义不等于社会活动中的改良措施。凡是各种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的改良措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支持的，并力促其兑现，但不能像张宏良先生那样以此来干扰斗争的大方向，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
客观地讲，张宏良先生对黑暗的社会确实不满，也非常痛恨卖国贼和腐败分子，但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不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理论，只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式分析现实，批判现实。他不承认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国三十多年的事实，相反却想方设法地去迎合修正主义集团的政治需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概念来替当局涂脂抹粉，来忽悠理论水平不高的粉丝，并以此为资本，盼望当局“招安”重用他。尽管张宏良先生一再宣称自己是“毛派”共产党，但用马克思主义的照妖镜一照，张宏良先生的真面目顿时暴露无遗！他鼓吹的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鼓吹的是维护现有秩序而不是真正的要消灭私有制、重返毛泽东时代。他的宣传引诱中国无产阶级和日趋贫困的劳动人民继续等待“明君”，把斗争的矛头从反对修正主义转向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右翼精英，呼吁人民支持“明君”建立一种具有美国式民主的自由社会主义制度。
张先生无疑对毛主席也很崇敬，他大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丰功伟绩，但他颂扬毛泽东是怀有机会主义的目的的，他的口号、主张都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如什么“左转论”、“大众民主”、“救D保G”、“民族矛盾主要论”、“沉船论”、“社改资改论”之类的，有一丝一毫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息吗？张宏良以一个小资产阶级者的心态投机左翼运动，企图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并且也一度离左派“旗手”、“领袖”的地位伸手可及时，因得意忘形而引起了左翼战士的警惕，遭到来自左派内部一些革命者的严厉批评，顿使张宏良先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产生机会主义的主要原因。他老人家多次指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斗争就是党的生命，党内斗争停止了，党的生命就完结了。而修正主义分子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争论”，并说什么“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奇谈怪论。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基础和基本社会制度，篡改并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机会主义的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变成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在为中国走所谓“特色道路”——即根本不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在坚持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条件下进行所谓“深化改革”摇旗呐喊。张宏良就是这样，他大肆散布悲观情绪，不敢斗争，主张“明君”搞改良、搞阶级合作、搞和谐，同时他害怕革命形势，反对群众革命斗争。由于张宏良的机会主义观点，他与修正主义集团并无原则上的分歧，所以，极有可能他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安排在左翼革命队伍中的政治别动队，是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揭露张宏良的真面目，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从实质上来说，张宏良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的一颗棋子，他与张维迎，厉以宁，谢韬等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张维迎等人是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张宏良则是打着马列毛的招牌，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因而更具有危险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地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现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和反对改良主义。列宁指出，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相反，如果工人掌握了马克思的学说，就不会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当。工人们懂得了在保持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改良既不可能是牢靠的，也不可能是认真的，他们就会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并且利用这种改善来继续为反对雇佣剥削制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放弃他们的阶级斗争。改良主义者对工人影响愈厉害，工人就愈软弱无力，就愈依附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愈容易利用各种诡计把改良化为乌有。
张宏良从不鲜明地亮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或者说他原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他混迹于左派队伍中大喊大叫，这就证明他一直在搞政治投机。张宏良自称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散布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掩盖政治关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的实质，即什么阶级掌握政权的问题。他还故意转移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向，涣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从根本上瓦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也讲社会主义，但他讲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最坏的资本主义。由于张宏良身上披着红色的伪装，高喊马列毛的口号，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起到了资产阶级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所以，由机会主义者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但历史告诉我们，搞改良的没有一个好下场。因为当人民看清改良者的真实意图的时候，就会起来反对他，抛弃他。如果改良涉及到统治者切身利害关系的时候，统治者也会随时中止改良，并对改良主义者痛下杀手。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讲，改良主义者必然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曾领导中国共产党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坚决斗争，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之后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又一伟大成果。主席去世后，修正主义者将他们推行的“改革开放”说成是“完善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纯粹是欺骗人民，他们实际是改掉了革命，改掉了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说，改革也是革命，但这只能是反革命！30年的复辟实践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离开革命就必然是反革命，根本没有什么离开革命、告别革命的“中间路线”和所谓的“改良主义”。
当前，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左派队伍的分裂，恰恰相反，这证明左翼力量队伍在思想上走向成熟，这证明越来越多的同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越来越认清了张宏良机会主义的真面目。通过批判机会主义思潮，让左翼力量的斗争观念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对加强革命左翼的力量大有帮助。
随着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的毁灭，受他们蒙蔽的左翼同志必然发生分化，大部分会转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也会有一部分会成为革命队伍的逃兵，极少数则会右转去做投降派，沦为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也是马克思反复告诉我们的客观真理。
革命与改良，犹如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进行了无数次的探索与选择之后，必然能够找到一条实现梦想的最后道路，那就是——革命！对于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而言，必须牢记这样一句话：革命就是一切，一切为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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