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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阳生：质疑“文革”中亿万人受迫害 [复制链接]

飞雪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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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05-19 10:10 |只看楼主
端阳生：质疑“文革”中亿万人受迫害

发布: 2011-5-18 21:25 | 作者: 端阳生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67 | 回复: 0

端阳生质疑“文革”中亿万人受迫害







近20年来，有个庞然大数不时从名人们的笔下蹦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有人说“文革”中有1亿人受到迫害。还有人说，受到迫害的人，如果不是亿万也走千万。




知名诗人、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他的《中国的“检讨”文化》一文中（详见2001年12月25日《作家文摘》第509期）指出，“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他据此断言，这是“全民的互相残杀”，“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而另一位知名人士李启咏先生在他的《词典编纂不应回避惨痛历史》（详见2003年1月28日《法制日报》第8版）一文中则说：“10年间，全国上下受到迫害打击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他据此断言，“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不幸”，主张把这个数字编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去，铭记千古。




可是，统计数字不能你说一个，他说一个。沙先生冒估了“亿万”后自己也觉得不踏实，随即压缩为“千万”。这比李先生统计的“1亿”也许更接近实际。但我对沙先生估算的“千万”，也还是抱有怀疑。我的怀疑来自沙先生同一篇大作里的这样一番颇为真实而生动的描写：




“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乖乖地写检讨了”，“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




这大概就是沙先生断言：“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的依据吧！




我认为, 把写过检讨的人都算到受打击迫害之列，恐欠妥当。请沙先生冷静地想想：反击“右派”猖狂进攻取得胜利以后，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有所滋长。他们以功臣自居，以己为党的化身，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对部下不能一视同仁，搞顺我者上，逆我者压。“文革”初他们又把反击“右派”的一套端出来，围攻敢对他们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被毛泽东指控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群众起来说话啦，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自己也认识到错啦，给群众写个检讨也叫受迫害？我看言过其实。据此，我向沙先生建议，从你估计的“千万”中减去半数，剩下的是500万。还有没有水分呢？




有！




众所周知，“文革”的主攻目标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战场是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审定谁是“走资派”，谁不是“走资派”，与过去审定右派、右倾分子有所不同。过去打右派、打右倾是党委主要领导人说了算，群众没有发言权，本人没有申辩权，因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文革”中审查走资派则不然，毛泽东老人家让群众来鉴别。于是乎就出现了沙先生所说的“啼笑皆非”——“运动初期整群众，后来又被群众整”。这虽然不大好，但总比以往“整人者老整人，被人整者老挨整”要公平合理一些。在此，我想对历史说句公道话：“文革”中围绕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的荣辱、前途、命运，中国的平民百姓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凡是他们爱戴信任的领导干部，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别人给戴上了什么帽子，他们都要保。有的明不能保就暗里保。有的以“揪”走资派的名义，把他们拥戴的领导干部“揪”到深山老林保护起来。在“打与保”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保皇派”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代价，有的流了血，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正义之举，使绝大多数老干部一直处于被一部分人“打倒”的同时又被另一部分人保护之下。只要不是送进秦城监狱的，就还有行动的自由和“四大”的权利。据此我建议沙先生再从500万中减去一半。剩下的250万也需具体分析。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山西省朔县乡村女教师齐凤鸣出生于富农家庭。1966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她与丈夫在校园一间公房内做好肉菜过灶王节，忽听锣鼓喧天由远而近，原是乡里的一队红卫兵开进校园。领头的在门外高喊：“富农分子齐凤鸣出来念大字报”。女教师不予理睬，继续吃饭。领头的奈不住便在门外大声宣读大字报，内容大意是：勒令齐凤鸣立即退出公房，否则革命群众要采取行动。此时女教师推门而出，怒吼道：“我要看看这是从哪里来的些没毛野鬼。你们凭什么给我定富农分子？请拿出党中央的文件来！毛主席关于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是怎么说的？周总理接见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讲话你们看过没有，听说过没有？”



造反派鸦雀无声，憋了半天一个小头目才说：“知道你是个大学生，我们说不过你”，乱哄哄一群人偃旗息鼓而去。（引自作家齐凤翔的回忆录《人之初》）




请问沙先生和李先生，这位女教师算不算受到了迫害？




再举一例：




1966年，笔者在中共山西省委创办的《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工作。“文革”初期编辑部走廊内大字报与日俱增，有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就被新贴出的大字报覆盖了。笔者对此感到忧虑，向党支部和“文革”领导小组写出两条建议：一、要求扩大张贴大字报的场地，允许贴到办公楼外面去；二、贴大字报的人应将大字报底稿交给“文革”领导小组保存，以示个人对大字报的内容负责，以备领导和群众查证。不料我的建议引起编辑部主任刘某同志（正厅级）的怀疑和担心。他默许一位中层领导（处级）串联6位编辑给我写大字报，指控我是漏网的“右派”妄图篡夺“文革”领导权。不久，刘主任在大会上点我的名，说我有野心，妄图把编辑部搞垮，给省委抹黑，令我停职反省（写检讨）。可是时隔不久，风云突变，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消息，外单位的造反派打上门来，造了刘主任的反，给他戴的帽子是镇压革命群众，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此时的我，犹如崩出炼丹炉的孙悟空，立即拉起“轻骑队”的杆子参加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我与我的组织成员始终认为，刘主任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冒着当“保皇派”的风险，为他求医看病，帮他的妻子找回丢失的巨额存款单，还为其女儿能够分配到保密性很强的兵工厂工作，出具了有利的证明材料。




1969年春天，《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全体干部被调到北京市昌平某军校办学习班。在学习班，老刘作了自我批评，我俩言归于好。无须隐瞒：在未到学习班前，我们40余人的单位曾有过五名右派（运动前的当权派认为）、两名走资派（一部分群众认为）、一名中统特务（疑似）、一名历史反革命（个别干部认为）、五名“铁杆儿保皇”份子（部分造反派认为）。但经学习班“斗私批修”，澄清是非，在毛泽东同志还健在的岁月（1970年）就实现了大联合，全体干部握手言欢，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如此这般，全国大同小异。




不可否认，“文革”初期，因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支持和煽动，首都一部分学生和青年职工打着“扫四旧”的旗号，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以及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群，有过严重的人身人格伤害。毛泽东及时呼唤：“要文斗，不要武斗”，老人家还声称，他反对把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搬到“文革”中来。并重申党的政策——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周恩来总理也及时指出，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不得歧视，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允许人家革命。由此而破除了反动的血统论，这是“文革”的重要政治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上所述，所谓有1亿人甚至是数亿人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制造这种谎言的人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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