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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展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方岩梁《水浒》究竟是一都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魯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竞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亊。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鸣？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杈；“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教材。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財，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魯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同，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一脚把桌子踢起，碾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達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跟，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脾，好像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我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粱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鲁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水浒》，并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同历史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所以他对这部书才看得那样分明，分析得那样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提高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組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水浒》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领袖宋江，来达到他鼓吹投降、反对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还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接受招安，充当奴才？在对待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者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跟一切反动派唱的正是同一个腔调。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亊，“智取生辰纲”，把封建统治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这种革命行动是“犯了迷天之罪”；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打得官军落花流水，宋江又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上了梁山，走上了与封建政权对抗的革命道路，宋江对他们“直如此大弄”，更是惊骇万分。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的眼里都是无法无天，简直糟得很。在宋江看来，造反上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外出避难，只有贵族柴进的门下，花荣的官军营寨，孔明的地主庄园，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处，唯独不想去投奔晁盖。即使投案自首，刺配江州，也宁做阶下囚，不上梁山泊。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误题“反诗”，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了法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万不得已，他才上山，“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其实，这只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晁盖在梁山上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封建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他们“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与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随时“防备迎敌官军”。在晁盖的领导下，梁山的一些普通头领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反对皇帝的革命思想。朱贵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拆了九江知府送给太师蔡京的信。戴宗呵斥他：“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罪! ”他蔑视地笑着说：“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水浒》的作者对晁盖的这条革命路线是仇视的。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他不仅把宋江送上梁山，而且有意让晁盖中箭身死。原来在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都在三十六人以内。而在《水浒》中，作者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无论三十六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水浒》的作者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十分清楚，晁盖蔑视皇权，对抗封建王朝，所以要他“归天及早”；宋江“尽忠报国”，能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所以让他“把寨为头”。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尽管正厅上香花供奉起晁盖的牌位，上面大书“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但是，聚义厅已经改为忠义堂，全面篡改了晁盖的路线。从此，“替天行道”就正式成为宋江在梁山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口号。“替天行道”究竟是什么货色？早在宋江上山之初，作者就通过九天玄女的口告诫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见，“替天行道”就是承认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替最高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取消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农民起义纳入地主阶级的轨道。路线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变了。梁山上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宋江掌杈，意味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变为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权。宋江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两手镇压革命派。他经常说什么“情分最重”，什么“死生相托”，这是他握在手里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无非是诱骗大家围着他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坚持把农民起义的事业进行到底，反对投降，他就凶相毕露。李逵反对招安，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斩首，只是由于众人讲情，才寄下“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然而，他对钦差大臣，朝廷命官，乃至前来“征剿” 的反动将领，则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亊，动辄“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宋江对谁亲，对谁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实行什么阶级的专政，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是九天玄女嘱咐宋江的两句“天言”。原意是说：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也不是什么凶险。宋江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斗争。表面看来，宋江也曾不断与北宋官军对阵交锋，他带兵攻打过高唐州、华阴县、大名府，抗击过高俅、童贯的多次“征剿”。但这只不过是反对以高俅为代表的一伙“奸邪”，根本不触动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如宋江一伙自己供认的那样：“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仗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梁山泊的地盘却丝毫没有扩展。宋江一心想当奴才，哪里会去夺取宋室天下。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梦寐以求的是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骑在人民头上，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他利用篡夺的权力，大造投降舆论。在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的誓言中，他说什么“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在菊花会上，他明目张胆地鼓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肆贩卖“忠孝”、“仁义礼智信”和“天命观”等一整套反动思想，妄图用孔孟之道的绳索，束缚梁山起义军的思想，捆住他们的手脚。宋江一面大造反革命輿论，一方面千方百计招降纳叛。他甚至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富豪将吏拉上山来，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卢俊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这个大名府的富豪在经过梁山时，竟准备下一袋麻绳，狂妄地要单人独马捉尽梁山好汉。而且，在被俘之后，又坚决不肯“入伙”。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宋江却认为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不仅拉他上山，而且请他坐了第二把交椅。从此，宋江找到了一个投敌叛变的得力助手。为了投靠宋王朝，宋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不仅和所谓“忠臣”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关系，而且还向他视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乞求招安。高俅被捉上梁山，宋江一见，慌忙扶上堂来，跪拜在地，并大摆了三天酒宴，馈赠了数千金礼物，然后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宋江甚至亲自出马，溜进东京，与妓女李师师牵线，并派燕青走李师师的后门，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宋江叛卖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就在那一次菊花会上，宋江用《满江红》词鼓吹招安，立即遭到反对。李逵忿激地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阮小七目无天子换御酒，李逵撕毁诏书骂徽宗，吴用则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了。这一切说明，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而李逵、吴用、三阮等人是好的，他们是不愿投降的。然而，《水浒》的作者对于他们反招安的正义立场是不支持的，不仅对他们的每次反抗都要抬出宋江的“忠义”来压下去，而且还让这些反对投降的革命派最后都跟着宋江受招安、征方腊，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严重的歪曲。而对于宋江这个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歌颂和同情的态度，把他屈膝投降说成是“去邪归正”，接受招安是“终成正果”，甚至把接受招安的场面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宋江叛卖成功，便去镇压方腊起义，恶毒地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剜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同他在梁山对待官军将士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照！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叛卖活动，到直接充当反动阶级的鹰犬，从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到赤裸裸地执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投降派的共同规律。长期以来，对《水浒》的大量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所谓“农民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农民起义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只反个别地主，不反封建政权，接受招安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能看作“出卖革命”。这完全是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奇谈怪论。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以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东汉末年的黄中起义，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都表明他们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反皇帝，不反封建政权，这不仅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而且抹杀了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斗争最后总不免陷于失败。尽管斗争失敗了，但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把这种失败和投降混为一谈。是坚持斗争，还是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坚持斗争，就是坚持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立场；而叛变投降，则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水浒》中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宣扬叛徒哲学，策动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投降。这种无耻的叛卖行径和“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有什么相干？斗争不屈而失败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有什么共同之处？抹杀这两者的区别，混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水浒》研究中出现这种阶级调和论，不是偶然的，它和吹捧卖国主义影片《清官秘史》，美化封建奴才武训，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一样，都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 刘少奇、林彪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总是利用封建文化、历史渣滓，鼓吹卖国主义、奴才思想、叛徒哲学，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变革命制造舆论。《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其人，不足为训。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混进农民起义队伍，披着“仗义疏财”、“待人谦和”的种种伪装，骗取了梁山起义军的信任，干的是从堡垒内部攻破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起到了宋王朝的文官武将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可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因此，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界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评《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钟谷北宋末年，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关这次起义的故事传说，广泛地流传了大约两个半世纪，到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才把它写成了长篇小说《水浒》。《水浒》故事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渗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适应着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长篇小说成型的时候，宋江已经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涂抹成一个满脑袋儒家思想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小说歌颂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宋江路线推行的结果，使粱山泊的农民武装变了质，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鹰犬去镇压方腊起义，最后落了个“兔死狗烹”。这里面包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险恶阴谋，实际上是让各股农民起义军在自相残杀中旗倒人亡，而他们却坐收“渔人之利”，从而达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拫本目的。所以，《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是通过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以瓦解农民起义的一部小说。《水浒》描写了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和接受招安、走向失敗的全部过程。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就发展壮大，路线错了，就把起义事业整个断送掉了。由于农民起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斗争任务不同，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焦点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就《水浒》说，是两大阶段：大聚义以前，主要是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关门主义、招降纳叛的对立；大聚义以后，集中地表现为争取招安与抵制招安的斗争。最初占据梁山的王伦是一个“落第腐儒”，他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实行关门主义，阻碍着起义事业的发展。林冲火并王伦，夺了他的杈，是开创革命基地的必要措施，是正义的行动。接着，晁盖做了梁山泊的领袖。他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坚持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起义队伍。晁盖一上山，立即组织起义军的力量，水陆配合，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进剿”的官军，扎定了阵脚，稳住了局面。他和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人亲密合作，屯粮、造船、造军器，操练人马，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继而通过“白龙庙小聚义”、“三打祝家庄”、“三山聚义打青州”等多次战斗，狠狠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地主，并把李逵、鲁智深、李俊等起义英雄接应到粱山大寨。晁盖任人唯贤，论功排座，明确宣告山寨的胜利“皆托众弟兄的才能”，使得起义军团结兴旺，迅速壮大，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晁盖原厲地主阶级，但他背叛了本阶级，在起义英雄中颇有威望，“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就是由他组织和领导的。案情被官府侦知以后，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庄院，率众拒捕，决心投奔梁山。晁盖是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实践，从地主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而投身于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的，他具有坚定的斗争精神，能够执行正确的农民起义路线。但《水浒》的作者竟然把晁盖排斥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并且让他中箭身亡，这完全是出于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政治意图而作的安排。晁盖死后，宋江窃据了梁山泊的领导地位。他一上台，就把梁山泊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修正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篡改农民起义军的性质的第一个明显信号。在扩大梁山队伍的问题上，宋江接过了晁盖“招接四方入伙好汉”的旗帜，却塞进了他自己的黑货，大搞招降纳叛的活动。宋江的招降纳叛与王伦的关门主义走的是两个极端，但从路线上看，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与农民起义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相对抗的。宋江迫不及待地设下计谋，首先把卢俊义请上山。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的一个大地主，专与农民起义军作对头，立志要使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但却被宋江请到了山上。宋江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让卢俊义来带领梁山好汉“归顺朝廷”。他不但看中了卢俊义的所谓名声地位、武艺才干，甚至连卢俊义的身貌仪表也被他认为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利条件。后来，宋江又多次对俘获的朝廷军官“亲解其缚”、“纳头便拜”，收罗了一大批降将。在劝说这些军官“入伙”时，宋江所使用的言辞是大同小异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宣布他准备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些军官已经损兵折将，与其回到朝廷被问罪，倒不如权借梁山避难，日后再图升迁，于是，等待招安就成了他们“入伙”的基本条件。上层人物麋集梁山，改变了起义军将领中阶级成份的比例，这是宋江为最后实行投降而在组织上所做的准备。宋江还把这些人物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其他人也多“五虎将”、“八骠骑”之列。宋江已经篡改了晁盖的任人唯贤的原则，而把上山以前地位的高低作为排座次的主要依据。所以，一百零八将梁山大聚义，表面看来似乎是起义军兴旺壮大的发展高峰，其实却是宋江进一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起义事业引向失败的转折点。离开了共同的阶级立场和正确路线，团结就势必成为一句空话。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论“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如念珠子，个个连牵”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正如魯迅所说：“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阶级调和是搞不成的，用超阶级的“义气”思想维系着的表面团结是不能持久的。大聚义之后，农民起义向何处去？是继续前进，推翻封建王朝呢？还是争取招安，向封建王朝投降？梁山泊面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严重问题，招安与反招安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用来对付农民起义的手段，除了残酷的武装镇压以外，还往往采取阴险的政治欺骗的办法。例如南宋时代，封建王朝由于自身的软弱，更多地采取所谓“抚”的一手，创设了“镇抚使”之类的官职，让接受招安者充任，使之镇压所辖地区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使得农民起义队伍中往往会出现招安与反招安两条对立的路线，这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比起武装镇压来，招安政策对封建王朝更有利，因而，《水浒》大力歌颂宋江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完全是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小说的第七十一回，写了一个“菊花之会”，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之间展开了笫一次尖锐的正面冲突。宋江召集全体将领，宣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主张正确路线的起义英雄纷纷表示反对。李逵愤怒地踢翻酒席，大骂起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沉痛地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曰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则用直裰染皂不能洗白的比喻说明“招安不济事”，明确地表示，要招安，就散伙。菊花会上，李逵强烈地反对招安，几乎被宋江杀头，可见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程度。宴会结束时，对宋江的招安主张，“众皆称谢不已”。交锋的结果，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水浒》里的农民起义路线的具体内容，可以用李逵不止一次地宣称过的口号来表述，那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起义英雄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他们要推翻现有的王朝，打倒现有的皇帝。这条路线，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体现了革命农民在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中的坚定性。梁山泊里的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双方的营垒有个明显的分界：出身下层的和真正从封建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起义英雄们是反对招安的；那些出身上层，对当朝皇帝忠心耿耿，权借梁山避难的人们，则跟随宋江走招安的道路。前一类英雄主要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的劳动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与不平，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斗争，他们那种强烈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后一类人物就不然了，他们本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与王朝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由种种不同的原因被迫上山，身在水泊，心怀朝廷；他们只能从切身遭遇和个人恩怨出发反对某些贪官，而他们与某些贪官的矛盾斗争也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派和那一派之间的矛盾斗争。. 宋江依靠着起义队伍中的一大批上层出身的人物，利用了他在起义军中窃取到的地位和权力，特别是利用了起义英雄们由于受到“义气”的束缚而对他的信赖，强制地推行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小说作者在大力宣扬这条反动路线的同时，对起义英雄们的抵制行动也作了一些描述，例如：李逵撕诏书，痛打陈太尉，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张横杀死俘获的敌将，都还算是比较突出的事例。但是，作者不过是把这些内容摆在陪衬的地位，在乌云漫天的形势下，他们的抵制并未能扭转局面。宋江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争取招安的过程中，与封建朝廷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他要卖身投靠，也必然要把农民起义军的实力当作他进身的本钱。三败高俅、两赢童贯，从宋江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打个样儿给皇帝看看，显示显示力量，以便在接受招安的条件上跟朝廷讨价还价。结果并不像宋江想的那么美妙，诏书虽然换了几次，但只不过是在“敕令”与“安抚”的语气上有所差别，封建朝廷没有让步，宋江却露尽了摇尾乞怜的丑态。为了早日得到皇帝的一纸招安诏书，宋江用尽了心机，使尽了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场中那一套腐败的东西他都使出来了。我们十分厌恶地看到：他和高俅握手言欢，举杯共饮，低三下四地拜托人家乞求皇帝恩赐招安；他派人带上金银珠宝偷偷地去宿太尉家送贿赂，托人情；甚至他自己还亲身潜入皇帝的姘头、妓女李师师家里去探听门路。这一切都说明，随着投降主义路线的步步推行，宋江这个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嘴脸，暴露得越来越清楚。宋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人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诏书下来，接受招安已成定局，他向全体起义军宣布的时候，“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许多士兵都不跟着他走丁。一百零八将，由于“义气”的维系，暂时还没有散伙。但是，往日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去征方腊的过程中，一百零八将“十停去七”，死亡大半，剩下来的起义英雄也逐渐从血泊中认清了宋江路线带给他们的悲剧。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不但断送了梁山泊的农民起义事业，最后也断送了他自己。当他给封建统治者效过犬马之力以后，还是被御賜的毒酒杀害了，他临死还表白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至死不忘投靠皇帝。至于立庙封神的尾声，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统治者赏赐给宋江这个忠实奴才的一点最后的精神安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布下新的钓饵，以免让宋江的可耻下场堵塞了其他人接受招安的道路。从《水浒》所描写的农民起义亊业的发展壮大和走向失败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镇压，扑灭不了梁山泊的革命烈火，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瓦解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路线决定成败，路线决定一切，这是我们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得到的启示。《水浒》的全部内容，贯穿着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了招安。正如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因为不反皇帝，所以宋江路线支配下的反贪官，就必然是从维护和巩固现有封建王朝的反动政治目的出发的，是奴才帮助皇帝整顿朝纲的一种效忠行为。受招安是忠于皇帝，反贪官也是忠于皇帝。与宋江路线相对立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农民起义路线，它的核心恰好是要打倒现有的皇帝。李逵等起义英雄也反贪官，但与宋江的反贪官有着本质的区别。起义英雄们是把反贪官作为农民革命的斗争任务之一，作为推翻现有封建王朝的必要步骤之一来看待的，他们的设想是从江州打到东京，反了贪官就反皇帝，自下而上，步步推进。所以，在《水浒》里，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起义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是鉴定英雄和奴才的试金石。《水浒》大力宣扬的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观念，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宋江出身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熏陶。他“于家大孝”，被称为“孝义黑三郎”；他又自称“呼保义”，以下级武官“保义郎”自居，表示了他对当朝皇帝的忠心。翻开《水浒》，宋江忠君孝亲的言行触目皆是。忠与孝，是宋江一生立身行亊的根本指导思想。他理想的人生道路，他的所谓“凌云志”，也不外是“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为封建阶级建功立业，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而已。但是，在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宋江不但没有能够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反而在矛盾交错的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受到了贪官污吏的迫害，直到被梁山好汉从法场上解教出来，才不得已而上山的。宋江上梁山，并不是投身于农民革命，而是“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继续等待时机，报效朝廷。他始终认为上梁山是“造恶甚多”，一直怀着诚惶诚恐而又焦灼急追的心情等待皇帝“赦罪招安”。这便是宋江制定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水浒》大肆鼓吹的“替天行道”，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宋江上梁山之后，《水浒》紧接着就安排了“九天玄女授天书”的荒诞情节，所宣“法旨”的核心内容就是“替天行道”。这里，作者拣起了儒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那一套，给宋江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涂饰了一层“天命论”的神秘色彩。“替天行道”的“天”，指的就是当朝天子宋徽宗；“道”，指的就是儒家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也就是孔孟之道。在《水浒》的作者看来，封建皇帝是“君权神授”的“真命天子”，封建统治之道是合理的、长存的；宋徵宗是当朝的“圣明天子”，只因受了奸臣的闭塞，敢而其道不行，所以才需要宋江那样的“星主”出来“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也正是为了达到“替天行道”的目的。宋江从“九天玄女”那里领来了“替天行道”的“法旨”，随即逐步地贯彻推行。晁盖一死，他就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到一百零八将大聚义的时侯，也就是到了他大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关键时刻，就在山顶上树起杏黄旗，把这四个大字的政治纲領亮了出来。“替天行道”这个口号在《水浒》中出现的时候，又往往和“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以及反对贪官污吏等等内容相提并论，用儒家那种虛伪的“爱民”谎言把它的实质加以装潢，所以它也就往往带有颇大的欺骗性。我们从反儒批孔的角度一分析，它的反动实质就看清楚了。宋江的“替天行道”与孔丘的 “克己复礼”，一个是为了维系已经腐朽了的宋朝皇帝的封建统治，一个是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二者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反动货色。《水浒》大肆鼓吹的“义气”，是宋江用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策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水浒》里所描写的弥漫于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是封建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的一种道德观念。“义气”往往遮挡了起义农民的眼睛，使他们上当受骗。宋江正是利用了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搞“结义拜盟”，耍两面派，使大批起义军将领像被戴上了枷锁似的，不得不让他牵着鼻子走。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惯用“乐善好施”之类的欺骗手段邀买人心。他是戴着“山东义士”的面具，顶着被吹捧起来的“及时雨”的大名声上了梁山的。上山以后，又用“仁慈宽厚”、“体恤弟兄”的笼络手段对待山寨将士，也曾经暂时骗取了起义群众的信任。当他.的路线得以推行，受了招安，当上了封建朝廷的官儿以后，假面具也就摘下来了。“滴泪斩小卒”就是一幕绝妙的讽刺剧。宋江打起十足的官腔，滴着鳄鱼的眼泪，杀害了富有反抗斗争精神的起义军小校，为了表示他对朝廷的忠心，不惜拿起义军的生命当作牺牲。他一面冷酷地指斥小校“须是要连累我等”，一面虚伪地剖白自己，说什么“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前后一对照，宋江的两面派嘴脸暴露无遗，“义气”的欺骗性也暴露无遗了。抓住《水浒》里的路线斗争，问题就容易认识清楚了。小说里的宋江被作者百般美化，大力歌颂，但他的狐狸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我们通过阶级分析，就能看清他的投降派嘴脸。《水浒》颂扬了一条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肯定了一个丑恶的投降派人物，所以说，它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作者附记】一九七二年，我们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曾写了《〈水浒〉的思想和艺术》一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书中）。当时由于我们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没有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面教材，对投降派宋江也作了错误的评价。后来，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开始认识到这篇文章的基本现点是错误的。一九七三年年底，我校收到山东省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赵安亭同志的来信，对上述文章提出了批评；同时还寄来《叛徒的颂歌》一文。校党委十分重视这封来信和这篇文章，要我们认真研究。去年春天，赵安亭同志应邀来我校做报告，促进了我们对《水浒》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以“钟谷”为笔名, 写了《从〈水浒传〉的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一文（原载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南开大学学报》）。这篇文章，力图从路线上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进行分析和批判, 但还做得很不够，这次转载时，换了题目，内容也作了一些修改。叛徒的颂歌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赵安亭八百多年前，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了山东、河北一带地区的农民起义，进行了反对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真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而被称为“天魁星”、“及时雨”的假宋江的故事，却在人们中间流传着。系统地宣扬、歌颂这个假宋江的故事，就是号称中国古典文学光辉巨著的《水浒》这部书。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下，《水浒》中描述的宋江，并不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领导者，而是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水浒》不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在风浪滚滚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人民英雄及其领袖人物，而是歌颂了农民起义中的叛徒；不是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而是歪曲、丑化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形象。这部书对宋江的描写，是对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的一支颂歌，是一种破坏、瓦解农民起义队伍的腐蚀剂。梁山泊中的阶级阵线和两条路线斗争梁山泊一百零八将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真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从其阶级成份上分折，主要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原来曾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僚。以李逵为代表的，包括三阮等一派，有农民、渔民、猎户、开店的、卖艺的、屠夫、奴仆等。他们身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养成了“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革命精神，坚决地参加起义队伍，反对投降。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特别是李逵，出身在一个给人家做长工的贫苦农民家庭，在他身上，表现出农民起义英雄光明正大、疾恶如仇、英勇战斗、反抗到底的无所畏惧的英雄品质。这些人是梁山泊中基本的阶级队伍，是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而善于玩弄权术的宋江，出身于州县闻名的“有钱帛使用”的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因“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做过封建官吏，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卫护士。当他杀死侍妾，刺配江州，路经梁山泊时，晁盖等人劝其入伙，他说: “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决不肯造反。在浔阳楼误題反诗，被定成死罪，梁山英雄从法场上救出他后，不得已上了梁山，但他却“身在曹营心在汉”，说什么：“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宋江是不会反对他自己的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在斗争中的表现，在几次战役中，每遇战况艰苦的时候，众兄弟拼死向前，而宋江却“撇了剑，拨回马先走”，“飞马慌忙便走，活现出叛徒的一副“软骨头”相。在梁山起义队伍中，还有的是长期统治人民的官吏，有的是名震一方、广有家财的大地主，有的是专门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还有的是家藏“丹书铁券”的王爷后裔。他们虽然参加了起义行列，但起义的动机与李逵等被压迫阶级是完全不同的。有因统治阶級内部互相倾轧，吃了官司无处躲身，只好“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的，有因进剿梁山泊而被俘虏，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将来“去邪归正” 而临时投降的。他们归顺起义队伍的目的是：“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梁山泊内部阶级阵线不同，必然出现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判断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应看他的政治主张和执行什么路线。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彻底推翻宋家王朝。在李逵这些农民起义英雄们看来，反对贪官污吏，推翻宋朝皇帝，是起义军天经地义的目标。这是一条正确的、彻底的革命路线。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却提出了一条搞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宋江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根本不想背叛朝廷，他的理想是“唯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提出“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只等朝廷招安”的路线。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路线。这条投降路线，贯穿于宋江在梁山泊的整个行动中。在他坐了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件事在书中所费笔墨甚少，但具有画龙点晴的作用。它意味着，宋江力图把原来是背叛朝廷的叛逆者们聚义的地方，变成大宋朝廷的忠臣良将们汇集的场所，把敢于背叛朝廷的“乱臣贼子”，变成朝廷的“忠臣”、“义士”，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纳入忠于朝廷、为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轨道。这一行动为后来宋江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打下了基础。宋江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天道”是什么？汉朝奉行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代表“天”的，皇帝实行的“王道”就是“天道”。而“王道”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建立起地主阶级对农民长期统治的政治秩序，是反动统治阶级欺編劳动人民的弥天大谎。鲁迅说得好：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宋江所说的“忠义”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只准被压追阶级俯首帖耳地任统治阶级宰割，而不准起来革命。宋江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就是他自己对“忠义”的表白。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王道”、“忠义”来欺骗人民，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宋江替反动统治阶级说话，妄图用“替天行道”的口号欺骗梁山英雄，用“忠义双全”的精神枷锁把梁山英雄的手脚捆绑起来，为他搞投降制造理论根据。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总是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或者是赤裸裸的武力讨伐，血腥镇压；或者是名曰“招安”，诱其投降，以分化瓦解，逐步消灭。宋王朝也不例外。东京太师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谏议大夫赵鼎上奏云：若不降敇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宋江提出“只等招安”的投降路线，与宋王朝的策略不谋而合，完全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其阶级本性决定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水浒》中的宋江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一个混进起义军内部并篡夺了领导权的叛徒。《水浒》为叛徒唱赞歌如果《水浒》是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战争的小说的话，它就应该满腔热情地歌颂以李逵为代表的真正的农民起义英雄，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彻底地揭露、鞭挞宋江假起义、真投降的反动面目和本质。事实上却相反，《水浒》对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英雄极尽歪曲、丑化、谩骂之能亊，而对于宋江一伙叛徒的描写，则用尽了歌功颂德的辞藻。《水浒》是怎样歌颂宋江等人的呢？一、为他们树旗挂匾，给他们封上一顶辉煌的头衔，什么“及时雨”、“玉麒麟”、“入云龙”、“百胜将”等。同“黑旋风”、“活阎罗”、“母大虫”等相反，这些名贵的称号，似乎表明这些人是人间的豪杰，是天生高人一等的，是受到群众爱戴和称颂的人物，以此掩盖叛徒的真面目。二、吹嘘他们是出身富责，不同平凡的正派人物。他们有的是名震一方的大地主,有的是将门之后，有的是家有“丹书铁券”的贵人，有的是智勇双全的大将军，还有能“呼风唤雨”的神仙。总之，吹嘘他们都是忠臣义士，孝子贤孙，是“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的英雄，是起义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顶梁柱，只有他们才能担当起领导起义军的重任。三、对投降派的头子——宋江的描写，更吹捧美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首先，说宋江是出身于财主家庭的官人，“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是个文武双全的正人君子，早就具备了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担任起义军领袖的才能。在上山前，他就“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又好“济人贫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是受苦人民的“及时雨”。“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谁不爱惜他”，似乎地主官吏宋江，受到了人民广泛的爱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岂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热爱地主和封建官吏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宋江偌大一个家业的开销, 和平时“仗义疏财”的银钱，都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怎么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呢！其次，吹捧宋江是完全符合“孔孟之道”的忠臣、义士、孝子。书中说宋江“以忠义为主”，“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而宋江也口口声声地教训众兄弟要“忠义自守”，“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他自己处处忠于王法，就连别人要打开他颈上的行枷他也不让，说什么“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足见宋江完全是一个忠心耿耿维护地主阶级法统的奴才。 “忠”是反动奴隶主代表人物孔子提出的，并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服务的。“忠君”和“造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死抱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为臣尽忠，死而无怨”这种“忠君”思想的人，怎么能起来革命呢？宋江参加起义队伍不过是因为“官吏污滥”，“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将来仍要“尽忠报国”。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宋江，能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吗？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权总是和神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阶级要巩固政权，就必然求助于神权。《水浒》中的宋江，被描写成为天降人间的星宿，又有“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经常看习，所以成了神的代表，是有先见之明的人。梁山泊起义军所以能够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并不是起义英雄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宋江的“天才”和“天书”指导的结果，是神的意志。信神信天的人不敢反对“天子”, 这是必然的规律。《水浒》鼓吹神和“天书”的用意就是要吓唬起义的人们，没有“天书”和神的指示，是打不过官家的，“趁早投降吧” 四、书中吹嘘宋江提出的“只等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得到大家拥护，使四方豪杰归附。似乎梁山泊之所以兴旺发达，一百零八将之所以聚集起来，全靠执行这一路线得来的。但投降路线只能引导起义走向失败，而不会走向胜利，一百二十回本反映了这一结果。综上所述，《水浒》这部书歌颂农民起义英雄及其正确路线是假，歌颂起义军内部的叛徒及其投降路线是真，说《水浒》对宋江的描写是一曲叛徒的颂歌，是丝毫不会冤枉它的。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每一个阶级都要利用文艺塑造和歌颂本阶级理想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水浒》歌颂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孝子，而不是歌颂农民起义英雄。《水浒》歌颂混进起义队伍中的“忠臣”宋江及其投降路线，其本意就是要把农民起义军纳入封建统治阶级的轨道，都像宋江那样做个“忠臣”，最后走上受招安的道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点，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得到了证实。在宋江投降路线支配下的梁山将领们，升官的升官，许多人都达到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的境地，即使被打死、被害死的也得到了追封。在《水浒》作者的笔下，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终于风平浪静了。《水浒》为哪个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不是很清楚吗？《水浒》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水浒》是一部有毒的书。这部书确实达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无疑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利。因此它历来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视，用以大量宣传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以期达到磨灭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记得旧时舞合上的宋江，总是站在舞台中央的，白脸、乌须，堂堂正正的汉子，从未听到有人说他是乱臣贼子。而真正造反的“山大王”，都是凶恶的大花脸，和宋江是不一样的。可见反动统治阶级喜欢宋江这样的“农民起义英雄”，也特别喜欢《水浒》这部书。如果我们今天说《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的，有革命性的作品，那实在是歪曲了《水浒》的本意，在九泉之下的施耐庵，定会骂我们不懂他的真意的。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元朝统治阶级风雨飘摇，预感到末日的来临，采用残酷镇压和诱降招安的两手政策，疯狂地向农民起义反扑。在这种激烈的阶级大搏斗的形势下，《水浒》的作者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恶毒地咒骂农民起义，替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拋出了《水浒》这株大毒草。它把人民所受的疾苦说成贪官污吏不执行“孔孟之道”的结果，说什么高俅等贪官，“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说什么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它用高官厚禄，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诱饵，欺骗农民起义英雄掉转枪头去替宋王朝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妄想转移农民起义的大方向，把农民起义引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招安的邪路上去。但这样做却露了马脚，泄漏了反动统治阶级编写《水浒》的“天机”，引起革命人民对宋江式的叛徒的警惕。还是清代那个反动文人金圣叹狡滑，他腰斩《水浒》，改为七十二回本，以面达到欺骗人民、腐蚀革命的目的。既然有毒就该废掉吗？不可。有些剧毒的东西恰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甚至腐烂不堪的东西也大有用处。如人畜粪尿，臭而且脏，若随地拋弃必将污染环境，但经过堆集发酵，却成了农民种地时不可缺少的农家肥。《水浒》唯其毒性很大，善为处之，真可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有用的肥料。尤其是《水浒》中描绘的宋江，与当代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有某些共同的特点。细读一下《水浒》，认清宋江这个叛徒的面目，对于帮助我们提高识别真革命同假革命，识别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能力，进一步认清刘少奇、林彪一类投降主义的嘴脸，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水浒》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值得提出的是;《水浒》七十一回本写得较隐晦，宋江的叛徒嘴脸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正像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还未彻底暴露前一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起着从内部破坏革命的作用。而一百二十回本中，把宋江屈膝投降，叛变革命，返回头来帮助反动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会擦亮人民的眼睛，引起革命人民的警惕。所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改为七十一回本。如果我们今天也只用七十一回本，那正好称了金圣叹的心愿，他是会感激我们的。我们切不可上这个当，也应该出版一百二十回本，让革命群众看看宋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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