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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毛派幼稚病」 [复制链接]

庞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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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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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05-29 17:47 |只看楼主
　　2017年35青年與南街村的官司，使得改良派大受刺激，為保衛「神像」紛紛指責35青年不懂顧全大局，因而造就了讓進步青年看清改良派真實取態，以及其塑造的「神像」背後各種矛盾的機遇。隨後，左派對改良派指望體制內出現救世主的不切實際的想法作出了一系列批判，指出進步青年應當從馬列原著當中尋找真理，不能將毛主席的言論從時代背景當中抽離，然後視為絕對真理，不合時宜地加以套用，這是一種健康發展。



　　到近期，與毛澤東有關的符號間中出現於人們視線中，這種現象被形容為「毛澤東熱」，乍看改良派那種宣傳鼓動辦法似乎又行時了，於是乎將毛澤東神化的取態在某些左派當中又或多或少地故態復萌了，至於人家心目中的毛澤東到底屬於毛派的革命圖騰還是某種「無害的神像」倒未有人去探究。



　　其實這樣的左派所承繼的不過是改良派政治上的幼稚性，這頭才把他們批臭了，那頭卻撿起了他們的破旗來招搖。筆者姑且將這現象稱作「毛派幼稚病」。也許某些毛派會將「毛派幼稚病」解讀為「毛派就是幼稚」的意思，一翻上綱上線後再對筆者進行討伐，是故筆者先此聲明，所謂「毛派幼稚病」本質上也是「左派幼稚病」，只不過某些「病癥」是毛派所特有的，而以下提到的情況都是筆者實際交往當中的見聞。



宗派主義之迷思

　　籠統而言，「毛派幼稚病」患者都知道毛派要放棄宗派主義並切實地服務於工人群眾，這提法似乎具有着無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性，可是一旦置之於現實面前問題就浮現了。放棄宗派主義自然是對的，但，大概在每個宗派的立場上都會發生一個疑問：怎麼你們不算宗派主義，而我們就算宗派主義呢？



　　若然提不出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那麼這將會是個無解的悖理。所謂「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唯一正確的辦法只能是通過理論爭鳴，各個具有高度共識的小組按照某種公認的程序派出代表，通過民主集中制，制定明確的綱領和具體的章程以達致組織上的統一。



　　「病者」對此往往不以為然，有人表示曾經試辦論壇但收效甚微，於是放棄理論爭鳴，轉而採取毛派特有的「外交語言」去爭取群眾；也有人認為歷史從不是單調重複，於是發動身邊的朋友從毛主席的言行當中尋找政治資源，直接向工人群眾進行宣傳鼓動，並模仿毛時代某的常見做法(具諷刺意味的是，這樣子恰恰就是種單調重複)，試圖越過組織建設的某個階段，這就落入了輕視蘇聯對中共早期發展存在積極作用的誤區。



工人階級除了組織以外沒有別的武器

　　當年共產國際的存在不僅為中共提供了「官方認證」，而且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直接或透過國民黨間接向中共提供了不少物質支持，這些條件都是如今並不具備的，至於蘇聯瞎指揮所造成的損失都是後話。實際上，工人運動的發展不能缺少職業化的先鋒隊員進行多方協調，而且在鬥爭失利的情況下進行善後、撫恤，甚至對特定人物採取非常的制裁手段也是需要資源的。缺乏政治教育的組織方式當然無法成就階級偉業，但沒有物質基礎又何以執行先鋒隊的紀律與維持群眾運動的士氣呢？



　　其實衡量工人階級的覺悟水平可以有客觀的參考指標，1910年代初，列寧曾經分析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兩黨機關報的經費來源，通過對比去闡明兩者的階級基礎。有人曾經辯解道：工人群眾處境都那麼艱難，又怎能指望他們提供物質支援呢？為了攏絡工人群眾，照顧他們的自尊心而作出這種辯解，回報恐怕只有自欺欺人，而且會為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危險。難道當年俄國工人階級會比如今還容易嗎？實際上，唯有工人階級處境已極端困難，仍然在僅有的一點收入當中擠出錢來維持自己的工會組織，支持為自己發聲，替自己思考的媒體的時候，這樣才足以表明覺悟的工人階級正在呼喚自己的政治代表。



　　不同時期的歷史條件當然不盡相同，但某些關鍵問題總是繞不開的，敵人也總是希望我們過早地暴露力量以便加以殲滅，可是「毛派幼稚病」患者似乎並不打算從最近的事變當中吸取教訓。目前來說，對群眾進行啟蒙教育顯然是最迫切的工作，而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是相輔相成的。接觸工人當然是需要的，但其他方面若努力不夠，甚至主動放棄一切合法陣地，尤其是輿論陣地的話，那就無法創造擺脫列寧所形容的「手工業」狀態的必要條件，艱苦經營的各路毛派就算有所發展，始終還是力量分散、孤立無援的「小手工作坊」。



「中帝論」是左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根據

　　列寧說過「給我一個黨就能把俄國反轉過來」，這是借用某數學家「給我一個支點就能把地球反轉過來」的一句話，目前未找到那個支點以前就出盡全力試圖反轉地球，就算有使不完的氣力恐怕也會吃力不討好。這種左傾機會主義傾向的理論根據就是「中帝論」，在「中帝論」者的觀念裡頭，由於當前中國正面臨着社會主義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是由無階級革命進行的，於是乎一切有關民主的議題都是多餘的，一切建基於愛國的論調都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其實這都是削足就履，通過扭曲民主革命的含義炮製出來的機械唯物論。



　　在未經「修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表述中，民主革命是政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前者雖為資產階級性質，但兩種革命是相關而非排斥的關係，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需於民主革命當中設法爭取領導權。列寧不僅指出徹底的民主主義便是社會主義，而且教導我們如果不跟其他黨派結盟的話，那麼任何一個黨派都不可能單獨存在；他十分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要求同志們要注意爭取那些願意為民主而犧牲的人；而階級鬥爭只有在爭得民主的前提下才可能充分展開。



　　那種認為農民子弟不再務農就等於小農意識不復存在的觀念實在把階級分化的情況想像得過於簡單，流失了土地的農村人口根本沒有如同「羊吃人」那年代一樣大部轉化為工業無產階級，只要消費城市的資本流通尚且維持得住，原本的農村人口就會有很大一部份成為滋潤的小資產者(熬出頭的生意人)、形形色色的「小市民市儈」(不覺悟的白領)、苦苦掙扎的半無產者(自力更生的小商販)，與及容易受到資產階級習氣感染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小農消亡了，其意識卻可以融化到所謂「優良傳統」當中，美其名為頭腦靈活、刻富耐勞等美德從而被保存下來。



　　以為只要向工人階級做工作就可以直接促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毛派，顯然沒有想像列寧所總結過的，下層無法維持生活及上層無法有效統治是怎麼樣的境況，那是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仍然信任現政權的勞動群眾普遍面臨着生活水平明顯下降而感到社會必需有所變革，加上國家機器的主要部份都覺得單靠強力去維持局面已疲於奔命，顧此失彼，個別地出現同情群眾運動而不受命的動搖狀態，這才是先鋒隊員們可能最大限度發揮槓杆作用的適切時機，切不能將嚴肅的社會科學糟塌成「有志者事竟成」一類老掉牙的地攤貨。



買辦經濟依然決定上層建築

　　當前，國內資產階級根本不是鐵板一塊，各色買辦商人以及已建立海外關係的投機者、食利者階層十分願意勾結外資竭澤而漁，爛攤子就留給管治當局收拾，而以科技作包裝的新興金融寡頭亦渴望擺脫行政權力制肘，以便集中游資排擠競爭對手獨佔市場，將獲取暴利的魔爪肆無忌憚地伸到每個角落，這是最反動腐朽的資產階級右翼。以知識精英為主導的自由派嚮往歐美社會，政治上主張議會民主，經濟上反對國家干預，主張開放市場引入外資以保持經濟運轉，是資產階級右翼的輿論代表。



　　實業資本家則希望搭乘國企「走出去」承造大型基建的「便車」，運用三四十年來經營代工仿製所積累的資本，在外來技術的基礎上加以發揮，從而建立所謂「民族品牌」，與官僚資本存在共同利益，構成資產階級的左翼，即民族資產階級，「大棋派」是他們的代言人。雖然管治當局大造「民族復興」的輿論，奈何受制於外來投資牽涉大量就業人口，而且不得不顧及金融穩定，於是對外交涉總是色厲內荏，內部則盡量壓低工資以保持價格優勢，能夠受惠於「民族復興」的工人貴族實在寥寥無幾。



　　國內小資產階級則基本屬於大資產階級的附庸，他們或者到鄉間去充當企業採購的中介角色，或者設法在城裡發掘富人的需求並向其提供服務，頂好的也就是重新包裝某的傳統工藝使之商品化。他們確實會有陶醉於「民族復興」迷夢的時候，但根本沒有能量抵制諸如移民，轉移資產，放洋留學，讓孩子學外語，海外血拼、代購等崇洋媚外，吃裡扒外的不良風氣。這是因為懂外語，留過學機遇就比較多待遇也比較好，富人為擺闊也總是用最新最好的而不是最化算的。國內只有「一小時經濟圈」而沒有「顏色經濟圈」的概念，因為就算個別小資產者自身並不作那般追求，他們還是不能得失整個潛在的客戶群。



「中帝論」是以偏蓋全的世界觀

　　判斷一個人的真實傾向應該根據他的作為而不是談吐，這是唯物主義者的基本知識。國內的小資產者口頭上附和着國家主義論調，實際上惜命如金，善於鑽營、到處拉關係，根本沒有膽識斥責管治當局外強中乾，更遑論將整副國家機器綁上全球爭霸的戰車。再說意識形態， 新聞資訊節目裡頭軟銷國軍包打天下的同時是所謂「國學」的流行，前者是未經實戰考驗的意淫，後者的核心就肯定是中庸之道、以和為貴一類經過精心粉飾的活命哲學。



　　歷史上，中國也從來沒有俄國那種征服異族並要求被征服者為自己進一步侵略擴張服役的軍國主義傳統，相反，小朝廷貪圖逸樂的偏安思想倒是屢見不鮮。縱有個別資產者間中「消費」一下「大國崛起」，可是缺乏識見的沙文主義根本不為官方所認可，因為管治當局需要懂得「克己復禮」、貪生怕死的順民去營造「和諧」，至於動輒咆哮的暴民則早晚會挑起階級仇恨(不論從左邊還是右邊)，這種狀態與「帝國主義的上層建築」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有人以「俄國是中國打手」的說辭去挽救「中帝論」，可是就算沒有金援，作為「工業生產第一強國」也得提供武器支援吧？當前又是否有中國「戰狼」遠赴俄烏戰場去擔當志願兵呢？俄國佬為中國軍事對抗歐美帝國主義充當義務兵？想像力有夠好的了。另一邊廂，各種代理人戰爭的症候卻在敵對陣營俯拾皆是，到這種地步筆者只好搬出一句列寧多次引用的俄國諺語：「一個傻瓜提出的問題，十個聰明人都解決不了」！



為了領導　必須預見

　　斯大林言：「為了領導，必須預見」，可敬的「中帝論」者預見過什麼呢？自現任國家領導人上台不久以後就有人「預見」台海將起戰火，可是及至寶島發生「向日葵運動」到如今，除了一些賊過興兵的把戲之外，兩岸仍然相安無事。況且，就算退一步說，武統台灣也就是民族戰爭而非帝國主義戰爭。相反，國內市場持續對外開放，貿易戰妥協退讓的預見卻一直應驗，為了吸引全球富豪定居，甚至不惜將整個海南島變相劃作現代「租界」。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中帝論」者雖然知道資本家都要追逐利潤，卻忽略了對於主持大局的「總資本家」而言，重中之重是維持資本流通。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知己而不知彼，尚且一勝一負，「中帝論」不僅將城市小資產階級視作不可救藥的好戰份子，對於啟發於工人階級、半無產者群眾更不見得具有積極作用，反而客觀上肯定了西方社會炮製的「中國威脅論」，隨隨便便的給國外的階級敵人丟刀子恐怕會有每戰必殆之虞了。



　　近日所謂「去美元化」就不要太當回事了，不少人已指出貿易雙方以本幣結算的話，貿易逆差國的貨幣自然會成為順差國的儲備，於是乎首先形成例如沙特阿拉伯、俄羅斯等資源輸出國握有人民幣，中國則收獲眾多商品輸入國貨幣的局面，也就是商品輸入國獲得了實物，中國收獲對方信用的局面，假如對方刻意濫發貨幣或者發生金融危機以至政變的話，中國都是要蒙受損失的，因此目前的態勢都是中國先行讓利的結果。



「去美元化」不是回事

　　往後局面當然可能向如下幾方面發展：中國運用所持有之外幣收購對方資產；或者改以人民幣向對方貸款形成債務關係；以至與資源輸出國結盟，聯手推動以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逐步實現資本輸出，形成金融霸權。然而我們憑什麼以為，這頭剛從美元霸權下「覺醒」過來的國家那頭又情不自禁地栽進另一個坑裡去呢？他國「民族資產資級」就不會有自己的盤算？美國已失去了可操作的空間了嗎？在「中帝論」者眼中也許這些問題都是無關宏旨的，反正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早就發了昏，讓中國不知不覺地從半殖民地搖身一變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了嘛。



　　筆者只知道歐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都在等待中國先動武，也有迫使中國動武的充分手段，例如必要時讓民進黨宣佈獨立，或者讓某國佔領南海島礁，誰先開火並不要緊，反正中國動了武就有控制輿論發動全面制裁的理由，中國政府和國企所有海外投資到時都會化為烏有，而且國內就業形勢亦會迅速惡化，局面一發不可收拾。與其擔心商品輸出會演變為資本輸出，不如擔心有人為了維持「大格局」繼續忍辱負重來得實際。



　　另外，持「中帝論」的毛派自以為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可是每當遇到有人以歐美社會的「公民意識」與國人對待社會問題通常會名哲保身或大施精神勝利法的取態作對比時，「中帝論」者就會本能地作一翻言不及義或者偷換概念的責備。筆者相信這種存在着另類「極端民族主義」意味的表現要是換了時空的話，實在有可能會被列寧斥為「沒有資格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惡棍」。



形而上的哲學基礎

　　這裡只好不厭其煩地說明一個本來屬於邏輯學上不言自明的道理：作出上面那種對比然後毫無批判地肯定「公民意識」，並鼓吹「公民社會」是一回事；強調中國社會亟待民主啟蒙，繼而揚棄資產階級民主又是另一回事。再者，對「公民意識」作否定亦非因其中所包含的資產階級文明一無是處，而在於市民社會乃建基於跨國壟斷資本的殘羹剩飯，與及對外來人口(就中國而言其實是農村人口)的殘酷剝削之上。



　　列寧說：「奴隸一旦意識到自己的奴役地位，並且站起來為自身的解放而鬥爭，他就有一半已經不再是奴隸」。丟掉那廉價的資產階級體面並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筆者強烈建議「毛派幼稚病」患者去讀讀魯迅和高爾基的文學著作，瞧瞧文學巨匠們是怎樣讓奴隸意識到自身的奴役地位的吧。



　　如果探究「毛派幼稚病」的哲學根源的話，筆者則認為問題還是在於毛主席批評四人幫的那句：「形而上學猖獗」！他們雖然知道有對立統一，質量互換，矛盾轉化，可就是對於物質的無限可分性重視不夠，而且無視於對立的兩極之間尚存在各種不同程度的局部質變，於是無法想像群眾運動必然是多維的，曲折發展的，這就容易導致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弊病，以致無法辦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更進一步說 ，由於「毛派幼稚病」患者對於矛盾轉化的過程還要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規定開辟道路缺乏必要的理解，加上對於階級採取按思想意識定性而不是根據經濟地位定義的實用主義態度，於是乎頭腦裡面就留下了一扇「隨意門」。他們開口常常是籠統的「階級鬥爭」高調，閉口時就已不經意地通過那扇「隨意門」滑向唯心主義那邊，繼而沿着唯意志論的斜坡滾下去，直至滾到有理說不清的泥潭裡去為止。實際上，革命絕不可能純而又純，只可能泥石俱下，大浪淘沙。



要用群眾所能接受的語言爭取發言權

   　　曾幾何時，接受西方黃色工會資助的NGO也是以削弱民族資本，在工人階級內部建立基礎為目的而對國內勞工運動進行滲透的。疫情期間內外因素夾擊底下，國內經濟面臨極大危機，就連右派亦擺出一副為民請命的姿態，為群眾的經濟訴求喝采，他們別出心裁地指稱防疫封控是為了迫走外資，罔顧人的尊嚴無止境地侵犯人身自由是「搞文革」，叫青年去農村創業是應付失業的現代版「上山下鄉」，將當局被動挨打本末倒置為有人為保權位而弄巧成拙，要人相信中國只有更加開放才是活路。



　　這種局面之下，毛派更要善於開辟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陣地。作出「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判斷，然後套用「讓本國失敗」的公式實在大可不必，因為我們可以斷言本國必然失敗，正在失敗，根本用不着擔心官僚資本的壟斷程度提高而更具侵略性。換言之，在政治層面上反對資本輸出根本沒有觸及官僚資本主義(或者管它叫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當中最薄弱的鏈條。



　　目前我們應將自由派作為主要的批判對象，並在諸如就業、房屋 、醫療 、學費 、工資 、工時等，群眾能有切身體會的問題上造文章，引伸出資本主義制度下各種無法克服的矛盾之所在，啟發群眾擺脫個人奮鬥的忽悠，引導大家以新思維思考社會問題，繼而團結起來尋求綜合解決的方案，然後逐漸轉到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如此這般，我們又回到了做群眾工作的取態問題上了。



一些毛派所忽略的情況

　　筆者認為，如果毛派總是講毛澤東時代的成就而迴避右派的種種非難，那就不可能真正釋除群眾的疑慮，建立自己的威信。列寧說：一個鄭重的黨會勇於承認錯誤，毛主席自己就總結了大躍進的結驗教訓，而文革的結驗教訓只可能由後人來總結，文革以至整個毛澤東時代的黑暗面是不得不面對的。歷史發展故然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可同時也包含着各種路線的合力所產生的作用，如果總是歸咎於走資派搞破壞，造反派沒有領會毛主席用意，那就會陷入英雄史觀，用觀念意識去解讀社會問題的唯心論泥淖。



　　1966年底，由高幹子弟組成的「聯動」份子宣佈自己忠於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現在好些毛派待人接物的態度則顯示自己其實忠於197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有關歷史方面的話題筆者打算日後以另文展開，這裡只簡單說一下以往備受毛派忽略的一些關鍵性問題。毛主席的社會革命策略是通過人的思想革命化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從而突破國家計劃的基本盤，連消帶打，以農業繁榮帶動工業繁榮，從而避免蘇聯模式的弊端，「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毛時代固然不是地獄，但還不足以稱為天堂，雖然毛時代中國科技水平及經濟規模都有突破性發展，然而尚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超趕任務之下實行的高積累政策與人民群眾低消費之間的矛盾，總是屬於國家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殘餘，是群眾觀念意識裡頭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物質基礎，不利於清除舊社會習慣勢力的因素。毛派一般着重有關於農業方面實行集體化還是單幹的鬥爭，卻忽略了因蘇聯撤銷援助與大躍進受挫而導致城市必需精簡人口存在着同等重要的影響。



　　毛主席指示要組織有文化有覺悟的知青到落後地區去奪回被階級敵人竊據的權力，然而實際執行上，知青下鄉政策演變成各省皆有指標的動員任務，所謂個人自願根本流於形式(而所謂動員到後來也變成答應就給個好臉，抗拒就上演變臉的戲碼)，有的公社幹部亦視農村為「社會青年」的收容所，經濟回穩後臨時工制度也普及了起來，單位裡最苦最累的活都留給了臨時工。



文革形勢發展未以毛主席意志為轉移

　　一般群眾雖然擁護國家但更關心子女前途，逐漸形成教育制度培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知識精英，下鄉在群眾心目中反成了不光采的事情，出身決定命運成為了社會潛規則等現象。若任由這種自發趨勢發展下去，經濟基礎裡頭資本主義成份的比例就會越來越大，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更加無從談起，於是毛主席決心改變這種狀態。



　　可是由於群眾受自身利益驅使，加上林彪以極左姿態實行干擾，文革並沒能解決要解決的問題，反而引爆了各種矛盾，首先是高幹子弟將潛規則表面化，大搞形式主義，對不滿現狀的人肆意實施人身迫害，然後是臨時工、下鄉知青等群體鬧「經濟主義」風潮，繼而造反派與保守派武鬥且越演越烈，國家幾乎陷於內戰，最終不得不動用部隊平息局面，勉強兩派大聯合。



　　此後，各地革委會相繼成立，大中學校畢業生全面下鄉，一方面體現平等，另一方面等待城市經濟規模擴大後讓臨時工全部轉正。實際掌握權力的部隊幹部往往傾向於保守派，他們藉着「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及「清查五一六份子」等運動對造反派實行清算迫害，導致1968年成為非正常死亡的高峰期，中央不得不將判處死刑的權力從地方收回。下鄉初期亦由於個別地區粗暴對待知青，以及發生了多起本來可以避免的生產責任事故，不僅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命傷亡，政治上也導致了不良影響。



　　直到林彪倒台全國才有了活潑氣氛，在左派得到解放的同時，各種反體制思想也在發酵，群眾則從狂熱的革命圖騰崇拜轉為思考自身的利益，普遍追求穩定，渴望回復秩序。見識到農村的落後與農民的意識與官方宣傳並不是一回事，知青有的質疑到底自己要接受再教育還是農民要接受再教育，有的則同情農民的單幹傾向。



林彪倒台後毛澤東思想發生重大轉變

　　大躍進和文革的試驗結果表明，無產階級在生產領域尚未具備全面取代資產階級專家的能力，對於管理社會亦未有足夠的經驗。物質極大豐富以前，群眾在體制內鑽營的個人主義與追求機會平等的平權主義這對次要矛盾根本無法通過各種集體主義形式加以消除。面對外部威脅，在造反派證明自己的能力和決心以前又不能徹底否定戰爭年代拼過命的老幹部以及始終佔多數的保守派群眾。



　　於是乎毛主席的想法發生了從建國初期「資產階級法權必需破除」，到晚年「資產階級法權既要限制又要利用」的重大調整。毛主席也不是毫無原則地「盲撐」四人幫的地位和作為，對江青和王洪文不乏嚴肅批評，他真正要捍衛的是諸如知青下鄉受鍛鍊，群眾推薦升學，工宣隊進佔上層建築等制度革新成果，並着力從工農群眾及知青裡頭提拔幹部。



　　文革期間所提拔的新幹部，工資關係都留在原單位不變，而老幹部的級別待遇則保留了下來，其實這是以贖買方式對待老幹部以換取他們支持社會變革，好等他們同意讓子女與群眾處於平等地位。可是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得到解決，幹部子女「走後門」升學、參軍、提幹大行其道，群眾認為他們下鄉走過場純粹是「鍍金」而己。毛主席並沒有支持四人幫「三箭齊發」，對「走後門」問題只「斃後」而不「懲前」。



毛主席力挽狂瀾的努力歸於失敗

　　此後「走後門」仍然以較迂回的方式在繼續着，知青當中的中間派呼喚着輪換制度，落後份子則千方百計尋求通過招工，婚姻(作為軍屬)，頂(父母)崗，以至病退，困退等途徑返城，醞釀着反體制的「負能量」，中央因此一直為優化下鄉政策作出努力。華國鋒接班後，知青爭取回城的勁頭受到恢復高考所鼓勵，他根本沒有足夠威信頂住這股逆流，換上鄧小平登台最終全面取消下鄉政策，此後引入外資應付龐大的就業壓力也就成為勢在必行的反動。



　　近年越來越多官方檔案的披露和歷史文獻的發現，加上眾多歷史當事人年事已高，不再顧慮被找麻煩而道出各種事件的內情，各種材料互相印證之下，資產階級學者對文革的研究已經形成系統，已不再是幾十年前根據一星半點的文字材料大造其文章，或者基於個別人自身經歷的一家之言，以市儈的眼界膚淺地揣測毛主席意圖的水平，可以肯定造反派內部的確存在各種不足和失誤，毛主席本身亦難免有誤判的時候和力所不及之處。



　　當然，就算最客觀的資產階級學者對歷史因素的聯繫以及所作的結論也必然是頭足倒置的，但列寧向我們指出，若不利用資產階級學者的研究成果，那麼任何嚴肅的研究都是不可能的。為了徹底駁倒右派的各種謬論，我們就有必要還原歷史的全貌，下點功夫將被倒置的事物再一次倒過來，教育群眾自行判斷歷史問題的大是大非。



　　總而言之，對文革黑暗面的探究是為了科學地補充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空白，好為日後的實踐作更充份的準備。以史為鑒不見得會長了右派的威風，只會令自己政治上趨於成熟，理論根基更加扎實。
最后编辑庞某人 最后编辑于 2023-06-02 23: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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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05-30 13:14 |只看该用户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不能简单地从高层权力内斗、党派纷争这些现象中去分析，而是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交换方式出发，从当时的生产方式及交换方式所形成的阶级关系及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去分析问题，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也同样如此。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23-05-30 13: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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