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九、贺龙为什么被审查 [复制链接]

文革系列专题：十九、贺龙为什么被审查


　　　（一）贺龙对罗瑞卿、刘少奇问题上不了纲
　　　
    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罗瑞卿罢官，他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
　　1965年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贺龙吸了一口烟，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杠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1965年8月15日，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当他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人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贺龙让夫人薛明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请总理考虑，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我们要照顾到团结。”
　　　
    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贺龙说：“我的同志，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呀！”
　　196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忍不住插话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1966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不避忌讳，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林彪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但是贺龙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二）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揭发贺龙的问题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
　　后来，他又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阴谋组织政变队伍”。
　　
　　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
　　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1966年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1966年9月5日和6日，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了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宋治国写道：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在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后来，还有告密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1966年9月6日，毛泽东同贺龙谈话，给了贺龙一封吴法宪的信，其他材料没有拿出来。
　　
　　1966年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他向出席会议的人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1966年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三）对贺龙从批斗到隔离审查
　　
　　1966年12月，江青在清华大学专门把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的学生贺鹏飞找来，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
　　“打倒贺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街头。打冲锋的是体育系统的造反派。他们把揪斗的目标移到了贺龙身上。造反派们日夜不停地一批一批地包围着东交民巷8号。薛明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说：“一批一批的人来我们家，并事先就掌握了家里的一切情况，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清二楚，一下子抢走了所有的机密文件。”
　　
　　1966年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新六所。搬来不久，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们便得到了消息，扬言要到新六所来批斗贺龙。贺龙夫妇便在周恩来家里住下来了。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1967年1月10日，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处理海军的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海军过去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山）扣上夺权的帽子，扣上“地下活动”的帽子，这是不公道的。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不是不做工作的，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把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
　　　刘、邓、陶铸、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1967年1月17日，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
　　　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
　　　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罗斌是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李富春来到西花厅，同贺龙正式谈话。所谓正式谈话，就是说，这次谈话是代表组织，代表党中央的。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
    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林副主席说你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他说；“还有，关于洪湖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1967年l月20日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山一个偏僻的去处。
     贺龙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到处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林彪他们编造的。你有证据吗？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谈起洪湖的“肃反”，他感到委屈。他说：“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
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
“过去，周逸群曾经跟我说过，要警惕‘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得什么
‘老鸡婆’？我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也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1967年2月14日，一个名叫晏章炎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说，1933年，贺龙曾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晏章炎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的一个教员。他的老子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去湘鄂边，具体事宜皆由其父一手承办。熊贡卿被杀，其父亦受责备。晏章炎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事，密报“中央文革”。
　　　
　　　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
　　　总理：
　　　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肖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肖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肖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
　　　
　　1967年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他们。周恩来听了杨德中的汇报，马上就派人去找贺龙的儿女。周恩来让她给爸爸妈妈写封信。
　　
　　1967年7月12日，晏章炎的检举材料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
　　
　　1967年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968年3月26日，贺龙被送进了医院。他本来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现在又感到疲乏、心慌、头昏、睡眠不好，脉膊跳动不规则。他又患了脑缺血失语症。
　　　
    1968年3月29日，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给周恩来的信：
　　“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
　　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
　　1968年3月29日。”
    附：
　　　贺龙委托李仲公给蒋介石的信：
    （李为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
    〔一〕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 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余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
　　敬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二〕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
　　叩大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1968年4月，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要求返回了西山。
　　　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位战士对他说，有好几位老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贺龙点着名数给薛明听，然后，愤愤地说：“这些干部都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了？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贺龙看了一遍，对薛明说：“你写这封信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你不想想，现在是1968年春天，已经过了周总理要接我回去的1967年秋天了。这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封信你发出去，很可能弄到林彪、江青、叶群手里。他们看了之后，还会以为你去向他们求情呢？我们要向他们求情？绝对不能。我就不相信，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看到报纸上天天喊夺权。贺龙说：“他们在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去了。他们是什么人？”
　　　
　　　四川省夺权，点了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几个人的名字。贺龙敲着桌子骂道：“活见鬼！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嘛！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晚上，他常常躺着躺着就坐起来，吸几口烟，对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奸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灾难啊！’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1968年6月3日，专案组进了西山。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1968年9月18日，专案组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交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你干了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196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贺龙不保了。
　　　
    薛明懂得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搬下来的缘由，她指指房子周围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呢！我来找找。”
　　贺龙阻止她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不能总让他们愚弄呀！其实，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啊！”
    他对薛明说：
    “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啊！我不死，我要活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他用手杖敲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中的林彪，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授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
    他转过身对着坐在那里补衣服的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上那一套，都是她搞的。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那老婆，也不是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揭发过她，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听了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连了你。”
　　　贺龙摇着头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会妨碍他们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
　　　
     一天，贺龙用手杖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搭着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指着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四）六九年六月贺龙逝世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
　　
　　1969年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纲”；
　　
　　1969年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
　　
　　　1969年6月8日，贺龙吐了，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1969年6月9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钟，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看见两个医生出去了，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含着泪安慰他说：“他们不敢，你放心。”
    贺龙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会儿，两个医生和警卫连长来了。他们宣布：立即送贺龙去三０一医院。
　　15时零4分，贺龙去世。
    贺龙去世以后，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贺龙死了，还有薛明。她也不是好人，你们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吴法宪向叶群表示，此事由他亲自去办。
    叶群交待说：“一不能让她死了，二不能让她逃掉，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到了贵州贵阳机场附近一个小山沟里，叫做磊庄，一个班的空军士兵，把她作为重要犯人监禁起来。
　　　
　　　（五）七四年九月贺龙恢复名誉
　　　
　　　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写出了一份《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提出：“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中共中央没有讨论这个报告，被搁置了起来。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他的人，贺龙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时候，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毛泽东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问道：“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1974年9月，周恩来指派华国锋、纪登奎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的两封信。
　　　公安部调查组经侦察证实：所谓贺龙1929年写给李仲公的两封信，所使用的纸张、墨水，经化验包含有1949年以后才有的成分。从而断定其为假造。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中共中央25号文件《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份通知，在概略叙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的情况后，说：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这个通知没有提李仲公的检举信问题。
　　　
    1975年6月，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在哀乐声中，来到贺龙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周恩来即席发表了讲话，对贺龙的一生作出了他自己的评价。他说：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他的一生，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全国解放以后，他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六）八二年为贺龙彻底平反
　　　
　　　1980年3月24日，专案组《关于贺龙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据，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他们“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阻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引起一系列共发症，含冤而死。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
　　　“1969年6月8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
　　　《决定》撤消了1974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中央《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
　　　
　　　文革中为什么要审查贺龙？一是林彪与贺龙的矛盾，林彪向中央举报贺龙企图篡夺军权；二是贺龙在文革初期有一些违反中央路线的活动；三是有重要证人举报1929年、1933年贺龙有通敌活动。前两项很容易查清楚，第三项就比较困难了。审查过程中，有两种不同在指导思想：一种是有罪推定，如叶群、康生，认为有了这样重要的证人、证物，只须本人交代就可以定案；一种是无罪推定，如周恩来，认为这证人、证言，还须有旁证，以判别其真伪。像这样的历史问题，是很难找到证实或证伪的实据的。最终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
　　　如果说中央有错误，就是可以不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至于林彪是否有借机报复的行为就很难说了。关于隔离过程中的管理制度、办法等等，应该是有明确规定的，能够直接插得上手的只有周恩来。他也只能作原则上的指示。具体的管理究竟由谁负责以至“残酷迫害致死”？归结为“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也只能是一句套话。
　　　
　　　2013年9月16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