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可悲的是，政府重利轻义，患上了严重的经济肥胖症，在主权问题上竟贯施搁置争议之策，骨软言卑，割肉饲虎，以结外欢，极大地伤害了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尽管中国已病入膏肓，深陷内忧外患而难以自拔，但庙堂内却每天仍在歌舞升平，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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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篇就一头扎进民族主义的土壤中，那么结出的果实当然就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了。更不用说其中的概念、判断是如何荒谬了。呵呵。2008年本人就读到受三中全会派思想影响的北京人撰写的一篇类似的文章，没想到在漫长的四年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居然进步得如蜗牛那样缓慢！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认识的艰难程度！影响革命队伍形成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是如何根深蒂固。
“革新”已死，革命当立
作者：saviour
曾几何时，“革新”一词借着“正义”或者“进步”的面目出现，悄然取代“革命”与“解放”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流行的政治词汇，又公然风行了三十余年。在这三十年中，凡是赞成“革新”的就是“好的”，凡是反对“革新”的就是“不好的”，已然在某些人头脑中僵化成绝对不可以改变的思维定势。然而“革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革新”到底“革”得如何呢？“革新”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语焉不详就是讳莫如深。倘若放在平和时期，这些问题还可以回避一两下，但是在当今这样民怨鼎沸、四夷窥伺的时刻，继续装聋作哑无异于自寻死路。所以，为中华数十亿民众福祉计，有必要澄清一下这几个问题。
1．“革新”注定消亡。
时至今日，诸多“革新”支持和实践者们还在矢志不渝地向大众灌输：“革新”如何好、如何妙，“革新”要如何大刀阔斧，“革新”要如何杀出一条血路之类的陈词滥调。他们从来不深究“革新”的实质，只是似是而非地宣称：革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然而“社会主义”又被强行等同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于是“革新”与“社会主义”倒成了一个东西，无论从“变法”还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都不可理喻。那么，“革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首先，中国“革新”的起因并不是经济短缺。因为中国当时不存在苏联后期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也没有苏联末期民众抵制生产而造成经济停滞的现象，所以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基本上没有全盘变更的需要。然而，对于受文化革命打击的官僚阶层以及知识份子阶层而言，系统地修正文化革命在政治、思想上的束缚和压迫，则是万分迫切的要务。由于这些人或明或暗地掌握着各个阶层的权力，其中的一部分人又精于蛊惑人心的技术，再加上经历十年的严厉管制之后，普罗大众具有某种企求自由化的心理，“革新”才在继制服激进左派又驱逐温和左派以后粉墨登场。
其次，三十年漫长“革新”过程中，虽然包裹了层层外衣，也耍弄了各种花样，但是其基本轨迹却很清晰。先是局部放松价格管制，接着就是追求商品经济，然后演变为崇拜市场经济，近期又蜕变成狂热的私有化和西方化。无论从那个阶段看，始终贯穿着对解放以前的社会制度、思维，以及对应的世界格局的痴迷和追求。简而言之，“革新”既不是社会演变的新阶段，也并不代表思想领域的进步，其间弥漫的不过是对包括近代以前的旧时代的迷恋和痴狂。
所以，“革新”本质上就是一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是对旧有剥削制度和习惯的妥协，实质上是逆历史主流而动的政治运动。虽然在三十年前由于急剧左倾而具有一定客观合理性，但是消极的本质注定了其短期“进步”、长期倒退的命运。相对“革命”而言，“革新”包含的是全方面的自由放纵，其核心是对物质利益的痴迷和追求，也就决定了“革新”始终逃不脱利益集团化的宿命，从而最终走向自我终结。
2．“革新”已然变质。
三十余年前“革新”展现和承诺给中国的是自由和富裕，在饱受运动折磨以及受到长期供应管制的当时，不可否认具有一定的客观进步性。激进左派们的主张虽然理论上有利于人民大众，但是他们过度的激情使他们很难觉察民心思定的大众心理现象。温和左派不但缺少谋略和意志，而且缺少开拓进取的勇气和能力，从而精于蛊惑人心的“革新”派们自然能聚敛民心。再加上其后连续几年的农业大丰收，“革新”派们毫不费力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革新”初期而言，不论“革新”派们到底怎么想，也不论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在普通民众心中“革新”基本是“活力”、“自由”以及“幸福”的象征。这也是中国左派三十年前如此轻易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
然而跳蚤装成的“龙种”始终还是跳蚤，时间一长必然现出原形。在小心翼翼地兼试探性的保持清廉了数年后，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腐败在以“革新”为指针的官僚阶层中显现，并且开始逐步扩散和集聚。这种现象的技术原因在于“革新”善于破坏旧制度，却没有能力建立严密的新制度；根本原因在于“革新自由化的思想内核，以及对物质享受的极度推崇。尽管“革新”派至今还在宣称腐败与“革新”不相容，只有深化“革新”才能解决腐败问题。但是，腐败的官僚又是不是正是“革新”的积极推手呢？又有多少腐败的官僚在“革新”的语义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呢？
当“革新”进入到第二十个年头以后，由于连企图颠覆整个中国的“自由民主派”头目们都只受到了象征性处罚，更加“无害”的腐败势力自然更加快乐。与前十年相比，腐败势力更加组织化、规模化，他们逐渐舍弃了单干的落后方式，继而互相串联集结成错根盘结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中官、学、商功能一应俱全，其生产效率奇高，并且逐步走向区域割据化，动辄抵制上层不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其后的十年中，“革新”派又开始目的明确地拆除“公有制”，这个保持“革新”“为民”面目的最后面纱，但也是妨碍他们胡作非为的障碍。至此，“革新”正式改变其“追求共同富裕”的“初衷”，进而赤裸裸地压迫、剥削中华数十亿民众。在朱丞相宣布要勇闯地雷阵的同时，“革新”也就蜕变成了利益集团追逐利润的政治工具。
如果说，三十年前拉开“革新”序幕的“思想解放”，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造就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思想自由、宽松环境。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演变，“革新”及其标榜的“思想解放”已经成了一门为我独尊的宗教，当年宽松、自由的环境造就演化成了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做任何事情都要请示“革新”和“思想解放”，得到任何成绩都要拜谢“革新”和“思想解放”，遇到任何问题都要靠深化“革新”和“思想解放”。至于对“革新”及其措施持有异议的人，都不会有大众场合的话语权。
3．“革新”毫无生气。
延续三十余年的“革新”运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步入了极度僵化的地步，气若游丝、形同死尸。
在理论层面，首先鼓吹“商品经济”理论和“和平与发展”趋势。遗憾的是，“革新”派们不想玩计划经济，也玩不好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商品经济”，不但被连续两次通货膨胀搞得灰头土脸，而且差点因此遭受灭顶之灾。更要命的是，“革新”派们压根不会玩国际政治，在被米国遗弃的数年以后，头目们只能可怜兮兮地祈求米国不要搞对抗，企图以煽情博取廉价的施舍和同情。
由于因为内斗实力受损而沉寂数年以后，在某位不甘寂寞而又神志间歇不清的人物推动下，“革新”派们又拼装出不是理论的dxp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没有了区别，都成了清一色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不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个现象表明：“革新”派们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辨认是非的能力，“革新”在理论层面正式进入昏迷状态。而在其后的特色包装中，中国社会率先成为有史以来最没有特色的社会。
基于类似树立圣德神功碑的需要，尴尬的“革新”派们继而推出了“三块表”主义，使得“革新”及其拥护者在政治上首次公开达到了人兽无害的地步。通过这个主义的准确检验，几乎全世界的执政党都成了善良和正义的化身，三十年来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了猫鼠一家亲的河蟹局面。而在其后的“**发展观”创新中首次只有物质没有人，虽然“三块表”主义实际上只代表一小部分人，但是毕竟还有几个人，而“**发展观”中却只有冷酷的“**”以及高深莫测的“发展”。尽管“**发展观”常常捆绑“以人为本”来销售，某位大人物也经常标榜亲民、爱民，时不时还搞点娱乐式的亲民秀。然而由于“革新”派对官僚阶层始终具有溺爱式放纵情怀，所以无论他们话说得多漂亮、表演得多真挚，“**发展观”必然也正在造就无数道貌岸然的腐败官吏。假若“三块表”主义表征“革新”在理论层面已经弥留，那么“**发展观”则意味着“革新”终于灵魂出窍，剩下的也只是如何跨过鬼门关的技术性问题。
与理论上的逐步僵化相对照，“革新”在实践过程中渐次步入麻木的状态。
首先，表现在“革新”派公信度的下降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跟，还时不时遭刀砍。原因一方面在于“革新”派实际上常常言而无信、口惠而实不至，漂亮话说得不少，实际上却经常无影无踪。另一方面在于“革新”派脱离实际的怪异作风，既宠信砖家意见，又迷信西方制度与理念，也不管这些意见合不合乎实际，那些制度、观念合不合乎中国的需要。
其次，表现为群体事件的不断常态化、规模化。群体事件虽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已经产生，但还是孤立、零散以及可控的事件。遗憾的是，由于“革新”派封锁消息外加以拖待变的鸵鸟策略，近十年来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近期终于发展到惊心动魄的地步。许多本来很容易处理小事件常常由于官僚的低能和冷漠，轻易地演变成了一场场惊涛骇浪。
最后，还表现为“革新”派自身信心的丧失。尽管“革新”派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工作、生活待遇优厚，并且还享受种种平民没有的特权，然而丝毫不能改变其空虚、庸俗的思想本质。他们一方面大把地捞取着好处，另一方面对中国现实与未来的极度悲观失望，一有机会就争先留洋学、习洋俗。其中一部分人还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国外，于是裸体做官的人成批出现，准备一有不利事件马上拍屁股跑路。
因而，从实践的意义上讲，“革新”和“革新”派都已经步入了死胡同，从他们实际智商来判断很难有翻盘的可能。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虽然从钻牛角尖的角度“革新”还存有最后一丝气息，但从行动能力层面看，“革新”已经死亡。“革新”已经失去对局势的掌控能力，现在维持中国政治运转的只是欲望和惯性而已。至于作为“革新”连体儿的“开化”，在“革新”已死的大背景下自然毫无继续存活的希望。
4．后“革新”时代必须革命。
“革新”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反革命的胜利，相反象征着反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理由很简单：“革新”派和“自由民主”派实际上是同路人，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打死都不会承认。他们一方面一致赞成私有制，渴望不受节制的私有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地囤积私人财产，才能充分享受荣华富贵的乐趣。另一方面，认定中国和中华民族比西方落后理所当然，照搬西方模式至少必须做到毫米级。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往往以说洋语、留洋学以及嫁洋人为荣耀，骨子里并不认为中国人这个称谓代表光荣，时机一旦成熟就要跑出去脱皮变洋人。
虽然由于处于在野的状态，“自由民主”派自觉不自觉地要出来打打抱不平，然而他们并不比“革新”派善良和高明。“自由民主”派们作为一个整体暂时没有作恶，只不过是没有作恶条件，条件一旦具备其恶劣的本性必然暴露无遗。并且由于与“革新”派多多少少缺少名义上的制约，“自由民主”派们必定像民进党相对国民党一样更加疯狂，即使其中个别人的操守再好也无事于补。
后“革新”时代反革命的道路走不通，自然只能重走革命的道路。然而三十年来物事人非，原样返回过去已经不再可能，革命具体要如何操作又会引发什么样的事变，大概只有上天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我们必须重建整个社会主义体制，进而毫不迟疑的迈向基于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同时，我们必须铭记于心：造出来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资产阶级们必须消灭干净，纸糊的百无一用的砖家们绝对不能够再信任。而整个革命过程的实质即是：彻底摆脱物质欲望对社会净化过程的控制，由自觉的、可控的进化代替自发、被迫的进化，用人类自己的智慧、意志以及劳动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就是，变革千万年来不能自控的宿命，也即变革天命。
2008-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