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八册（3）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八册（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第三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献资料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林彪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九十九页）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页）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三页）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级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粉碎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暴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苏修叛徒集团丑恶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兄弟党”、“兄弟国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当作可以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破坏和颠覆，而且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党，对于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都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进行镇压、破坏、颠覆，甚至出兵侵占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绑架他们的所谓“兄弟党”的成员，无所不为。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各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广阔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持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苏修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我们大会的代表，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鲜血液。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和女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老红军战士，也有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多的代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共同商量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标志着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的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形成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个兄弟民族，包括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包括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相信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雄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一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毛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接着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并且决定了主席团秘书处成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
    林彪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林彪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其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有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立了功的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根据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团结。
    它标志着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必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会自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一百七十六名）
    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群　汪东兴　温玉成
    董必武　刘伯承　朱德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于会泳　王体　王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王效禹　王淮湘　王景升　王辉球　王超柱　马毅　马福全　孔石泉　韦国清
    天宝　毛泽仁　邓子恢　邓颖超　龙书金　田华贵　皮定均　刘丰　刘兴元
    刘庆棠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格平　刘盛田　刘锡昌　华国锋　华银凤
    孙秀兰　孙淑琴　买仁虎　江礼银　年四旺　冯全民　朱光亚　任荣　许世友
    杜平　邱会作　杨育才　杨春甫　杨桂芳　杨得志　吴涛　吴德　吴金全　吴学珍
    汪家道　肖劲光　李大章　李天佑　李四光　李玉英　李再含　李守林
    李作鹏　李定山　李桂英　李雪峰　李瑞山　李德生　吕玉兰　宗希云　冼恒汉
    周建人　金祖敏　周丽琴　罗锡康　郑维山　张日清　张云逸　张达志　张生堂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西挺　张体学　张连友　张国华　张泗洲　张恒云　张英才
    张耀祠　张富贵　张鼎丞　陈郁　陈士榘　陈永贵　陈代富　陈爱娥　陈敢峰
    陈锡联　胡世全　胡良才　胡修道　南萍　范文澜　姚连蔚　映宗　袁升平　浩亮
    徐海东　徐道义　徐景贤　聂元梓　唐岐山　唐金枝　殷维臣　顾阿桃　钱学森
    尉凤英　梁兴初　康健民　郭沫若　寇秋枝　曹轶欧　曾山　曾绍山　曾思玉
    曾雍雅　彭冲　彭贵和　黄成连　黄象和　韩先楚　程世清　舒积成　粟裕
    董明会　隆光前　解学恭　谢家塘　赛福鼎　黎原　樊孝菊　蔡畅
    蔡协斌　蔡树梅　滕代远　滕海清　潘天福　潘复生　谭甫仁　魏秉奎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同志们：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党的四十八年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回顾党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表示决心，并且坚决相信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一定能够实现。
    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象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扼要地系统地总结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战斗任务，他在报告中，恰当地给予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应有的评价。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公认，林彪同志这一报告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会议以后，在他的指导下，在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的反革命阴谋，并且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形成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它的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1966年5月16日《通知》，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1966年8月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2月的工业会议，1967年3月军以上干部会议，1968年3月24日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年10月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主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严厉地批判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风，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林彪同志这些讲话，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特别是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战斗号令。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斗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的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重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把我军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林彪同志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国内外形势是大有利于人民的，而不利于敌人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牢牢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落实政策，奋勇前进，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伯达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开幕时候，对于我们党的历史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深刻分析。
    毛主席提出：我们党这次大会要开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指示，正在圆满地实现。
    我完全拥护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思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同时，出色地叙述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
    我完全拥护这一次代表大会将要一致通过的新党章。这是表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划时代的新党章。
    从来没有一个会议象我们这个代表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全世界一切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为我们这个代表大会而欢欣鼓舞。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蒋介石匪帮，却为之胆战心惊。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开拓了前人还没有探讨过的各个方面的思想、政治领域。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多年的大风大浪斗争中，在各个战线上，总是大无畏而又细心地工作，不断地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不断地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紧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的革命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因而他的思想锋芒所向无敌。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指导我们从一个胜利到一个胜利。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充分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在理论工作上和实践斗争中，都是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因此，正如林彪同志的报告中说的：“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
    我们的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指导下同国内外的敌人、同党内右倾“左”倾机会主义战斗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摧毁了刘少奇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灿烂辉煌的胜利。毫无疑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必将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更大的胜利，直到世界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灭亡。
    我们能够成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战士，这是最大的幸福、最大光荣。我们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正在胜利地开好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九大”后，我们必须更加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全部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政策，搞好斗、批、改。
    我们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要注意学习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高度地掌握了事物运动的辩证规律，很早告诉我们，最近又再三提醒我们：一个时期总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教导，才能在工作上避免偏差和错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毛主席思想而奋斗到底！
    让美帝、苏修和汉奸卖国贼去狂吠吧，让那个以卖国卖党为荣、多年来由苏修叛徒集团喂养的无耻叛徒小丑王明之类去狂吠吧，他们是永远不能得逞的，他们永远要失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全党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敬祝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康生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同志们：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这是我们党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会。
    在大会开幕的时候，毛主席对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示，“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对这次大会和今后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给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我完全拥护，坚持执行。
    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报告。林彪同志的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阐述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全面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林彪同志的报告中，对新党章草案作了很重要的分析。这里我就谈谈个人对新党章的一些看法。
    现在提交大会讨论的新党章草案，是在毛主席建议和领导下，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集中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起草的。
    1967年11月毛主席提出由党的基层组织参加修改起草党章。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在这个时期中，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30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讨论和修改，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教育运动。
    1967年，毛主席把起草修改党章的光荣任务，首先交给上海党组的同志们，196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修改党章的经验，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工作的通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开展了，全国各地，凡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和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外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并且提出了修改草案，仅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综合整理上报的修改草案就有126份。
    中央、中央文革认真研究了各地的建议和修改草案，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起草了新党章草案，经毛主席批准，把这个新党章草案，提交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经过逐章逐条的讨论和认真修改后，作出决定，将新党章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又在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仅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种，集中整理上报的讨论情况和建议就有172件。还有大批人民来信。中央、中央文革认真研究了这些建议，进行了修改，并根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将新党章草案提交这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各位代表对新党章草案，逐章逐条地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代表们热烈拥护新党章草案，并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大部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提出过、讨论过，有的已经采纳了，所以现在提交大会的新党章草案，没有大的修改和变动。
    大家看到，新党章草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四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集中了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而制定的。正如林彪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讲的：“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
    党内外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讨论新党章的过程中，大立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破刘少奇的招降纳叛的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高度发扬党的民主，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力推动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动了整党建党工作的进展。
    新党章草案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首先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一伙，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种种借口，公然在他们制定的党章中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删掉。我们广大党员和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对刘少奇反革命一伙的这一滔天罪行，无比愤恨。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揭露和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一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在新党章草案中，以更明确的语言，重新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第二，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深、用得最好、执行最坚决。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遵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第三，新党章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新党章的总纲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一个暂短的历史时期。
    总纲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总纲还指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也是毛主席所讲的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所有权的大革命。
    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1850年，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中阐述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马克思和列宁的不断革命论，是在批判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提出的，主要是强调必须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不间断地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他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否认工农联盟，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提出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
    中国的托派陈独秀等人，宣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也否认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否认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变节分子瞿秋白，他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阶段混淆在一起，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了盲动主义路线。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路线，给我们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毛主席同这些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革命实践中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学说，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革命精神。并且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学说，提出了有阶段的不断革命的学说。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者的统一者，毛主席这些创造的阐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第四，新党章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新党章一开头就明确提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政治目的，规定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新党章明确提出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提出用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和毛主席关于整党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任务，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指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提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斗任务等等。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把打倒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写在我们的党章里，就是反帝必反修，把打倒苏修叛徒集团，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规定为我们党的纲领性的战斗任务。
    第五，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单扼要。
    毛主席指示我们，党章要简明扼要，适合工农兵群众的要求，去掉形式主义烦琐条文，突出政治思想，在起草新党章过程中，努力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新党章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世界上第一个党章《共产党法则》突出政治的长处。《共产党法则》是1847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新党章又吸收了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的长处，这个党章是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中的工作，它的内容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新党章又吸收了我们党历史上有的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章简明扼要的长处。
    新党章吸收了历史上国际国内党章的长处，避免了那些冗长烦琐条条。新党章只有十二条，篇幅短，政治思想突出，内容简明扼要，力戒烦琐，结构严密，逻辑性强，语言精炼，好记易懂，便于广大工农兵学习中掌握。听说现在就有许多工人、农民就能够背诵我们的新党章了。这是毛主席英明指示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的伟大成果。
    新党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让美帝、苏修、叛徒王明、蒋介石匪帮和各国反对派去狂吠、去叫嚣吧！正象我们林副主席所讲的，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黄永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同志们：
    我们最热烈地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会上所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热烈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是对我党四十八年历史经验最精辟、最深刻、最科学的总结，是开好这次大会的指导方针，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的团结战斗，夺取更大胜利的伟大号令，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回顾我党四十八年的历史，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粉碎了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阶级敌人，使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坚信，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一定能在全国取得更大胜利，一定能对世界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
    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一个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报告。
    新党章是毛主席建党思想、建党路线的光辉结晶，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就保证了我们党一定能够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对主席极其重要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热情宣传，坚决执行。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我党、我军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倒退，就失败，就丧失一切；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就有了一切。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在国际上反对帝、修、反的伟大革命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永远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林副主席几十年如一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最忠诚，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坚定、最勇敢，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一直大力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号召全军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使我军革命化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为在全党全国普及毛泽东思想、在世界革命人民中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一定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加强部队革命化建设，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遵照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投入到“三支”“两军”第一线。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的柱石作用。认真总结经验，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对美帝、苏修的侵略阴谋，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特别要做好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准备敌人大打。既要准备敌人打常规战争，又要准备敌人打核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充满了胜利信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必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近，苏修入侵我珍宝岛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世界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王洪文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同志们：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大会，是一次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会上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我们广大的工人阶级表示最热烈地拥护，坚决地照办。
    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伟大的行动纲领。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和落实。
    我们决心做到以下几点：
    一、狠抓根本。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各条战线上，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迅速地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坚决做到，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海枯石烂，红心不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真理：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败，这个拿鲜血换来的经验，我们广大的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忘记！
    二、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工厂斗、批、改的任务，认真搞好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落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并且“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永远朝气蓬勃，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教导，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和带动生产，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促使经济战线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的跃进，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四、我们要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加强战备，武装好工人，随时准备好粉碎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关于不能轻易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教导，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永贵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各位代表同志：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大的喜事，最大的幸福。我们贫下中农颗颗红心向着毛主席，千遍万遍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次大会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将在我党历史上产生极其深远、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上所作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大会所广泛讨论过的新党章，都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文献，字字句句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斗争的航道，保证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坚决贯彻执行。
    在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我们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我们贫下中农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毛主席为我们贫下中农撑腰，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党四十八年的斗争历史，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胜利。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正如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就靠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快三年了，三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却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千变化，万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亿万人民中大传播、大普及是最大最大的变化。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社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更高了，大家说：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也不难；怕这怕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也不怕。用毛泽东思想斗天，天低头；斗地，地变样；斗灾，灾认输；斗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就垮台。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最怕人民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如饥似渴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命根子，誓把全国广大农村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一定要牢记林副主席的教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的一切行动。我们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要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作好一切打仗准备，用农业支援工业，支援前线。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孙玉国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即将通过的新党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我们热烈拥护，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是来自珍宝岛的边防战士。三月二日、三月十五日，苏联叛徒集团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进行了自卫还击，给了敌人以应得的惩罚，胜利地保卫了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我们全体指战员，怀着一颗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就是粉身碎骨，也不向苏修让寸分！”
    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有力地证明：苏修和美帝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是纸老虎。同时，也再一次证明，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没打过仗，但是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就无敌于天下！
    在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武装侵犯珍宝岛的斗争中，广大民兵和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配合人民子弟兵，一齐投入战斗。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同仇敌忾打豺狼，出现了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们的边防是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长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的胜利也一定是打出来的！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如果帝、修、反胆敢来犯，我们就一定把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统统把他们送进坟墓。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誓死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尉凤英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各位代表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次大会。
    我们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热烈拥护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热烈拥护新的党章。这些伟大的革命文献，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是照耀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前进的灯塔。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坚决照办！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二十九年前教导我们：“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妇女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党历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妇女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这是中国妇女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
    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一切。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心明眼亮不转向。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人换精神厂换貌、人换精神地换装。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就能千秋万代不变色。
    有了毛泽东思想，帝、修、反胆敢来进犯，我们就能把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光！
    有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我们决心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们要以林彪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海枯石烂心不变，天崩地裂志不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纪登奎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席团、大会代表同志们：
    我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会上的极为重要的讲话，衷心拥护林副主席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我完全拥护经过大会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次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我们的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我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发言，心情很激动。我感到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一个共产党员，跟着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直接受到毛主席的教育，是最大的幸福。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自己教育太深了。我这个人，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受了是刘少奇黑修养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过去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众很多批评、教育，经受了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锻炼。
    开始，我对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很不理解，当革命群众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触及了灵魂。触及一点，理解一点，触及的深点，理解的就深点。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下，怕字少了，敢字多了，才逐步提高了点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间，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路过郑州，伟大领袖对我这样一个犯错误的人，给了很大的鼓励。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群众对我整一下，大有好处。我说的是心里话，是老实话。我深深体会到最关心我们老干部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收获之一，是老干部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冲掉了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批判了资产阶级错误的东西，使干部学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继续革命，学会怎样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学会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这不是大有好处吗！可是，我们党内的某些犯错误的老同志，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糟得很”，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道路。另外最近发现在我们那里有某些同志，虽然主观上是热爱毛主席的，但是，至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甚理解。不去看我们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是埋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些支流的东西，挑剔与伟大成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在那里闹“三气”，就是那个怨气、泄气、不服气。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应该从某些犯错误老同志那里吸取教训。我也算个老干部，今后更应当谦虚谨慎，按照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自觉地、虚心地听取群众批评，接受群众监督，“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也就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问题。由于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不论是对支持你的，还是反对你的，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教育帮助。如果按照支持自己或反对自己作为区分是非的标准，甚至对反对过自己的群众实行压制，那就一定要犯大错误。
    在我们那里，还有一些工厂企业，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一派掌权压另一派的情况，对毛主席的政策落实的还不好。这不怪下边，主要是我们领导上工作没有做好。会后，我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坚决认真宣传、贯彻执行执行“九大”的路线，认真总结经验，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九大”全体代表保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月十四日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进入主席台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不绝。
    毛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当这两个文件一致通过的时候，全场长时间地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四月二日起，全体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
    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和学习了毛主席在开幕会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示热烈拥护，坚决照办。代表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了党的历史。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个党员；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今天，我们党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代表们说，这就是历史对我们党四十八年的英勇奋斗获得伟大胜利所作的结论，也是历史对陈独秀、王明等曾经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破产所作的结论。只有懂得党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代表们一致激动地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家充满信心地说：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我们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我们这次大会，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开得很顺利，很团结，很好，它一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个夺取全国更大胜利的誓师大会。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段、逐句地反复地讨论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个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代表说，林彪同志的报告，把我们想要说的，都概括进去了，我们越读越高兴，越读越亲切。代表们还对报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章逐条地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代表们认为，这个修改草案，是全党、全国革命群众共同起草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代表们认为，这个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在四月十四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发言的同志一致表示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拥护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拥护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他们发言过程中，全场不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大会在通过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后，决定将这两个文件委托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作文字上的校正以后发表。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各族亿万革命群众，举行了盛大游行和集会，欢庆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收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兄弟组织，许多友好国家、外国进步组织、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共一千九百七十七件。他们对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他们的祝贺和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四月十五日起，进入第三个议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代表并将继续分组讨论，结合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
    
    第一章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经历了长期的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满怀信心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全党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全国各民族亿万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四）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党员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应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必要时，在非党群众中公布。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　党的组织原则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
    地方、军队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党委员会的人选，都必须经上级组织批准。
    第七条：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一元化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
    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
    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每三
    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一般设支部；党员较多或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也可以设立总支部，或者基层委员会。
    党的基层组织，每年改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它的主要任务是：
    （一）领导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对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五）发展新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吐故纳新，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二、代表大会的第二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及各大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这个名单很难排。比如北京军区六个军，只有×同志（一个军长）排上了。候选名单排上的，大多数是好同志，但并不一定个个都那么好。排上名单的好的是大多数，能保证党的领导。但也有的不那么理想。还有很多好的没排上。这么大数目，怎么能都了解清楚呢？不见得选上的、排上的都合乎理想。有的同志在中央工作犯了错误，不排又不好。也不是没列入的比列入的强。历史上常常证明后来者居上。头一次要进中央委员会的占名单的大多数，“七大”没有这么多人，“八大”也没有这么多人。八届中央委员只到了50多人。
    工农代表要做工作。但要帮助他们，不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这些同志在地方上很活跃。参加中央工作后，来访的人也多了，就要妨碍他们联系群众和参加劳动。（有的同志从中央到社队都有工作，五种职务。大队和中央的职务留下，其他去掉。）不要脱产，这就是又要工作，又要参加会议。我们安排的县地委一些同志，只是了解本单位的情况。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全国的情况。长期脱产，一到我们中央，这几个坐机关来，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选工农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过去有，这次是主要的。工农占中央委员会70％以上，解放军是大多数，也是出身于工农的。
    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会不会变化？犯过错误的可能变好，不变就不行了。新选上的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我们需要工农积极分子。有的省就提不出来，这就说明他们脱离群众。我们这些同志要了解积极分子，要和他们交朋友，开个会，了解不清楚的要和他们谈话。谈话就清楚了。黄永胜同志，打张辉瓒时你干什么？（黄……）到北京才认识。领导同志不要忙于事务。事务工作要做，但有些不管也可以。
    这个名单大体上是公道的，但也有些不公道。譬如说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为什么这么分？我就说不清楚。比较困难的是几位老同志。
    一些老同志排上了还得选他们（许世友：他们反毛主席几十年还选他们呐？）反几十年难说，要你许世友选是困难，这些人资格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检讨也检讨不清楚，就不要写了。写了大家也不满意，还不如不写。让他们到群众中去。世界上有这些老同志有什么办法？也有功劳，也有错误。我看这样就差不多了。看他们今后的表现。我们看他们的行为，他们也看我们的行为。“七大”选了王明、李立三，王、李代表两条路线，不选他们还行吗？“八·七”会议没有叫陈独秀参加，“六大”叫他参加，他就不来了。李维汉在湖南就很右，他同情把农民运动骂成痞子运动。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很“左”，形左实右。形“左”实右是掩盖右倾的实质。“左”是形式，右是本质。这些人后来都坏了。现在选进坏的也不怕，没有他们，地球还不一样转？
    （许世友：毛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那不行。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么！
    我看共产党就比国民党和其他党好。我们选举，起码不用花钱买选票，不要活动费，没有到会的也可以选。“六大”我就没有到莫斯科，也选上了。王明统治四年，太“左”，不适合当时情况。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由于政策适合当时的情况。资产阶级搞什么议会选举。我认识一个人，为了当税务局长，只当三个月，花了很多钱买选票。当了以后就拼命地刮皮，要不他就蚀本了。我们共产党是灭不了的。我们有政治纲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不能埋头搞选举，更重要的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要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我们有许多根据地，活着的不多了，抗战以来，人多了。
    在会议过程中，有些代表团提了意见，我是赞成的。黑龙江的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这个名单没有刘少奇一伙，王明说他是精华而我们是糟粕。刘、邓要有区别。邓小平在红七军时临阵逃跑，在北京又干了许多坏事。他打过仗。有人说他打仗也不那么行。在中央苏区他是受打击的。
    还要选政治局委员。挺麻烦？你们想一想，一步一步做。我想由下而上的方法比较好，只提数目，不提名单。大家想想比较好。搞个政治局常委，想一想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周恩来：主要在于协商，由下而上。过半数当选。用票数多少比较，不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表现。）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讲话。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康生在中央召开的整党建党会议上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同志们，我首先说明一下，刚才纪登奎同志讲话要修改一下，我不是作什么报告，因为我没有作准备，也没有系统的想，只是想到几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不是什么正式报告，同志们可以参考一下。你说是报告，同志们回去就要传达罗！你不传达，封锁中央同志报告，那对你们不得了嘛！所以，这一点改正一下。
    另外，和同志们谈的时候，我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在座的大概是三部分同志：一部分是参加整党建党会议的各地方、各部队的同志，一部分大概是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的同志，另外还有个别搞文件的同志。这三部分同志或多或少同我都有点关系。
    整党会议实际上我根本没有管，但名义上中央决定我、春桥同志、谢富治同志管，实际上是纪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郭玉峰同志、曹轶欧同志和杨德中同志他们五位同志管。但不管怎样，分配我这个任务，没有好好地抓。
    三个专案组的很多同志，在我管专案中间，同我都有些关系。写文件的同志，在业务上管一下，但是政治上也没有怎么管。昨天周恩来同志所讲的国际国内的那种形势，他们闭塞得很。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努力不够，客观条件不讲了，所以有点对不住参加整党会议的同志。有些问题，想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次会议开得还好，之所以好，首先就是纪登奎同志、郭玉峰同志，以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未开会前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调查工作、研究工作，所以心里有底了，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六厂二校做过典型的实践工作，这方面，对我们的会议有很大的帮助。纪登奎同志与其他同志亲自到六厂二校去调查过，接触过。此外，也有同志们的努力，各地方交换的经验，实际上工作做得好的不只是北京六厂二校，每个地方总是有上、中、下就是了，每个地方总有好的经验，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你们介绍过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虽然张春桥同志觉得还不够，但是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十七厂的情况跟其他厂还有点不同，这个厂是党员起来领导造反的，和其他厂有点不同，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所以，这方面应当说，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学习了六厂二校的经验，交换了各地方的经验，讨论了文件，思想上理论上有所提高。有些政策问题大家也交换了意见，政策问题各地方是不平衡的，就是一个单位，这部分同那部分也是平衡的。
    所以，任何经验，必须结合具体的单位、具体地区、具体的环境来运用，不能套。有些问题咱们在会议上觉得可以了，但是在实践中间感觉到还存在着问题。对一个问题，总是象毛主席所讲的，实践、理论、再实践，不断地提高，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发展。
    应当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具体的环境。具体的革命相结合。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的要活学活用。我们在会议上讨论一些问题，读了毛主席著作，但是到底怎样运用，当前的会要开完了，那就是在实践中间去检验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决定到底适合不适合，认识同实践有个过程，不是认识了以后，实践当中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过程。
    你们的简报我没有全看，几次想来听取你们的讨论，因为事情很多，把工作有所耽误，不说客观了，主要是主观努力不够。
    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地方的负责同志要抓这件事，但是负责同志抓得不够，这个批评完全对，这个批评也包括我在内。
    刚才我在汽车上又回想了一下，在全国解放以后，叛徒刘少奇、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我是没有去过的，人家不大高兴我去，我也不太高兴去。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时候赫鲁晓夫还没有上台，没有解决。所谓解决，也就是期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差不多，一般地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个党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做组织工作的人，总是常常不做思想工作，常常把思想工作同组织工作割裂开。这一点我自己是有经验的，一九二八年我作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我又在中央组织部做工作，我本身就是这样，做组织工作忙于组织事务，不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工作，这件事不只是我，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的。当然，不包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毛主席做过党的组织工作。
    由于长期形成的这一种习惯，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两个问题，使我深刻地想了很久很久。
    一个问题，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党。过去我就没有想过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总是觉得组织上入了党，大概思想上也就入了党。否则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呢？这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四个第一，思想工作同政治工作有关系，但是做政治工作的人有时不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你们读“毛选”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主席在整风报告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这件事对我也有相当大的启发，平常想，谁没有一点主观主义呢？怎么还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从前了解党性不纯，就是不服从纪律，不好好工作，说怪话，消极怠工，贪化腐化等等。这是大家懂得的，但是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首要表现，我就没有想过。
    所以，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把建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提高到思想工作方面去了，提高到政治方面去了，一直提高到哲学、世界观方面去了。
    主席的整风报告发表几十年了，但是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不能注意或者不十分注意思想工作，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没有完全实行的。当然，在毛主席领导下，通过过去的整风，毛泽东思想直接为广大群众所学习、所掌握、所运用，那比以前还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并不是说已经完全解决了。
    所以，同志们说领导同志（不是所有的同志），尤其是各省市核心小组的同志，抓这个工作抓得不够，断断续续，时冷时热，这件事同认识上或多或少有点关系。
    拿现在全国的整党工作来看，根据同志们的报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事实，这是同志们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整个的整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在全国整党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的问题不少，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从思想上了解整党工作抓得还不够。
    譬如说，从你们的文件中间来看，全党真正的学习党章，报纸上解释党章，党的刊物上介绍党章的文章，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从材料中间看，广东抓得比较紧，党章通过一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加以注意了。但是，从文章的本身来看，解释党章本身很少，主要是体会。
    全国大家积极地拥护主席的整党“五十字”方针，在会议上大家都充分地讲了。但是“五十字”方针到底怎样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是很深入的。我看你们简报上讲“五十字”方针的讨论也是各式各样的意见，这很好嘛！大家交换意见嘛！但是，由此可见，思想方面，解释工作方面，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同样，我说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好。但是，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这个会议中间，还有没有不足的地方？这种不足的地方，首先是要我负责，不是同志们负责，我根本没有管。
    我觉得这次会议好的地方，是政策性问题讨论得多，但思想性问题讨论不够。是不是这么估计，这个看法妥不妥当？因为我只是看看简报，而且还没有全看。
    总而言之，提出一个问题，各地方整党头一条总是说要思想整党，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思想工作到底怎样做，并不是那样很具体。
    譬如说，主席的“五十字”方针，各地方也好，在我们的会议上也好，大家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拥护这个问题，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知道，一九六七年十月，青海的同志提出来，他们那里是不是可以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主席在这个电报请示上，作了批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发生的问题，对整党建党作了高度的概括。全国、全党的同志注意它，学习它，研究它，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甚至强调，好象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才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只是“五十字”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所以，这一点同志们知道陈伯达同志所讲的，事先我们交换了意见，不能把整个党的历史、不能把整个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五十字”截然割裂。同志们学习、了解“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我们“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第四段，记载了这样的文字：“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无论在民主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间、无论在国际斗争中间，都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的发展是一样的。是在同阶级敌人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发扬起来的。同志们回顾一下，在民主革命中间，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开始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以后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然后同王明、博古、张闻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然后又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道路的问题是进行了斗争，将来五卷出版的时候，更可以看得清楚了。以后又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作斗争。在农业问题上，同邓子恢作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彭德怀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后，同以刘少奇为首的叛徒集团作斗争。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更加前进、更加巩固、更加团结、更加提高的过程。我们所以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取得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我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包括组织上的建党的思想在内。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割裂开，似乎除了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因为党领导一切，毛主席语录三十三部分起码大多数是关于建党的问题。那里只有“五十字”的方针呢？如果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割裂开，那就不会了解到“五十字”的建党方针。所以，如果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就不会真正的了解毛主席的建党思想。
    你们不是常拿语录吗？你们打开语录看一看，第一部分是讲共产党，第二部分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第十部分是讲党委领导，第十一部分是讲群众路线，第十二部分是讲政治工作，第十六部分是讲教育和训练，第十七部分是讲为人民服务，第十九部分是讲革命英雄主义，第二十三部分是讲调查研究，第二十四部分是讲纠正错误思想，第二十五部分是讲团结，第二十七部分是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十八部分是讲共产党员，第二十九部分是讲干部，第三十三部分是讲学习。这些部分直接讲到党的问题，其他部分也涉及到党的问题。
    所以，不要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路线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指导整党建党工作的同志，必须全部去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方面。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没有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不怪同志们。
    另一方面，大家很重视“五十字”整党方针，但是到底“五十字”包含那些问题，怎样认识？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这个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六厂二校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讲过一下，我说，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我也跟同志们讲过，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共青海核心小组，问中央“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不是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了这么五十个字：“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一些问题，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概括成：“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但是，这个高度的概括，我刚讲了，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我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一方面，不应当割断历史；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到底包括那些内容。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这样一个先锋队的党，它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它是先进的部队。这一点在“五十字”中间没有明确提出来，有的同志说，到底那个为重点？大概他还没有完全看懂。基本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句话，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很清楚，我们整党首先要从思想上整党，就是这个意思。“五十字”虽然没有讲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武装，但是，毛主席用先锋队组织表达了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没有写，但是如果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没有先进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一点也反映了我们在党的工作方面，不重视思想性的问题，不着重思想第一。大家很清楚，没有毛泽东思想，很多东西都没有嘛！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长期的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战胜一切修正主义，以及“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也不可能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
    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思想入党。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这是讲的什么呢？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能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这种先进分子，必须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就是你们讲的“三忠于、四无限”，这种先进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进行阶级斗争，敢于英勇地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这是我们的阶级基础。
    在整党中间，有些地方不是犯有错误吗？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在座的同志你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路线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那些各式各样的所谓造反派来领导整党？在一个时候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蒯大富他们要插手给共产党准备“九大”（笑声），你们不要笑，人家组织了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要准备“九大”，扫除“九大”障碍。这件事，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工宣队的同志，你们弄不弄得清楚？他们是怎么设想的？他们清除“九大”障碍，是要清除谁呢？大概是要清除我们。他们想夺取召开“九大”的大权，所以，我听说有这样的示威，我对谢富治同志说：“要坚决制止住。”有一个时候，他们自己准备谁当中央委员，由非共产党给共产党准备“九大”，总是不那么合适就是了。基础不大巩固，一反就反掉了，昙花一现嘛！由造反派整党，在有的地方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有的地方就发生的严重了，其中严重的就是四川，四川介绍了这种经验，我就不详细讲了。把这种思想搞在整党建党上去，群众不晓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领导同志，老共产党员，也一时糊涂，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
    同志们要问，我们整党不是要实行群众路线吗？又说实行群众路线，又说不要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这如何理解呢？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路线，党的路线，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群众的尾巴；极“左”思潮的人可以走到否认党的领导。所有这些思想在整党中间都应该看清。大家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是产生了一个“二月逆流”吗？“二月逆流”是谭震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发谬论，说文化大革命只讲群众路线，不要党的领导，他说这叫作形而上学。可笑得很，他大概也不晓得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把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二月逆流”的干将们否定了党的领导。我们当时反驳谭震林：你把毛主席摆在那里去了？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我们揭露他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间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党的组织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个辩证关系，要领导群众，就要依靠群众。所以，我们的整党是开门的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所以要进一步了解，怎样叫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不是群众领导党，而是党领导群众。党要依靠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广大群众才能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没有先进的队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基础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怎么进行阶级斗争呢？即使进行了，也是要失败的，这一条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黑修养》讲的。《黑修养》只是讲修养，不进行阶级斗争。党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一个“朝气蓬勃”，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作“驯服工具”。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先进分子加入党，有了广大革命群众，一方面领导他们，一方面又要向他们学习，依靠他们，去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党就成为一个先锋队组织，这样的党，在苏联来说就是列宁的党，在中国来说就是毛泽东的党。
    所以，对“五十字”一方面不要割断联系看，另一方面不要笼统的提几个口号，要有具体的分析、具体的了解，在了解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指示是一个整体，伯达同志昨天晚上，不是念了毛主席一九三七年给陕北公学的题词吗。毛主席在题词中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里也是讲的先锋队。关于先锋队的内容，主席也不只是在一九六七年才提出来的。主席接着说：“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向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可以和它联系起来。
    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也可以和接班人五条联系起来。
    接班人头一条，就是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五十字”方针所说的先进分子。第二条，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五十字”方针里面所说的阶级斗争。第三条，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甚至要团结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就是讲，怎样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嘛。第四条、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这就是生动活泼嘛。
    所有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指示、方针、路线，不能不求甚解。毛主席说：“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所以我说，大家重视“五十字”方针是对的。第一，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不要割断历史；第二，不要不求甚解，当作口号，要作具体分析。另外，要下一点功夫，我们的思想才能统一起来。这是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了，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各地方也好，我们这次会议也好，对于党章的学习重视不够，譬如我刚才说了，现在报纸上，解释党章的文章，都是一些体会、感想等等，对于党章本身的解释我们没有做。《红旗》杂志也没有做，你们也没有做，在会议上也没有专门讨论。党章总纲中很多问题需要解释，譬如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什么说这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学习具体政策是对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要因为注意具体政策而放松了对于整个党章的学习。
    最近苏联修正主义，在《共产党人》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地批判、诬蔑我们的党章，这说明我们的党章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
    所以，在党章的问题上，我们同党内隐藏的敌人，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斗争，还是拥护党章，还是反对党章，还是对党章表示漠不关心，这都是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首先指示我们，要动员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修改党章过去都是领导机关搞。这一次毛主席说，要动员基层的党员参加修改党章。并作了一个示范，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工作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这个通知发下去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就展开了。全国上下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外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地、认真地讨论和修改，而且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改草案。中央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起草了一份，据我知道，组织部起草了一份，中央办公厅起草了一份，党校起草了一份。各省市综合了一下送到中央来的共有一百二十六份。从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发出指示到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整整经过一年的时间，从下而上来修改党章，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敢于打破迷信，敢于修改党章，敢于负责，有的还搞得不错。应当说，现在的党章，一方面是根据了毛主席的指示原则；另一方面也集中了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集体智慧。总而言之，整个的过程，是经过了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几次反复讨论。一九六八年集中到十二中全会，各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根据十二中全会意见，又重新修改了，然后再发下去讨论。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以前，又在下面充分进行了讨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到中央来，然后中央吸收一些好的意见，经过修改作为草案提到“九大”，“九大”各小组又充分地进行了讨论，四月十四日才最后通过。
    这样，通过修改党章，就实现了广泛的、有领导的、党内的民主。这种民主生活，可以说在党内以及在外国党中间是没有过的。这实际上是最大的民主。
    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党章，把群众、党员的积极性和对党的责任心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开动脑筋，反对刘少奇“八大”搞的那个党章，同意了新的党章，把原来的六十几条，变成十二条。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说要通俗易懂。这个党章有毛主席的指示，有广大群众的智慧。在我们修改中间也参照了马克思起草的第一个《共产党法规》，也参照了列宁一九○三年起草的那一个党章。我们去掉了形式的、烦琐的东西，把精华吸收到我们的党章里面来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东西呢？我也没有和同志们正式交换意见，但是，我觉得“九大”通过的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七大”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革命的指针。”
    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在一个时候，有一种错误说法，说“七大”的党章是叛徒刘少奇搞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时，有一个修改党章的委员会，名义上是刘少奇作头子。但是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写在党章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是反对王明的修正主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反对彭德怀投降主义、反对王明“左”右倾主义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中间反映到党章修改委员会里面，写上了毛主席的思想。刘少奇招摇撞骗，说是他起草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然同志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的时候把它取消了。在当时延安整风那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对全党的要求，叛徒刘少奇不能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是一到进城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他同这些叛徒们，对毛泽东思想就更加抵触了。毛泽东思想是要逐渐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他们就用许多借口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也很奇怪，我在“七大”参加了起草党章，但是在“八大”时候就没有让我参加了，让我干什么呢？就让我做两件事，一件给林伯渠写发言提纲，我没有写，交给《红旗》杂志的一个同志了，还有一件给朱德写一个发言提纲，我交给秘书写去了。
    “九大”的新党章首先一条，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也表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七大”写上了，“八大”取消了，“九大”再写上。不仅写上，而且通过总纲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概括。
    同志们可以仔细地研究一下，总纲的第一段就是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这个党干什么呢？第二段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比“七大”的时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大大地提高了。
    第五段：“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六段：“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家可以看，它的顺序是：党的性质、党的目的、党的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基础、党的领袖，最后讲我们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觉得，“九大”的党章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的概括是比较好的。第八段是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拿我本人来讲，过去并不是那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讲，叫做一个过渡阶段。大家知道，所谓过渡阶段，在一种意义上讲，它是从一个社会发展到另一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两个阶级之间，都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说，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氏族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说是过渡阶段。但是，过去的人们不了解，可谓过渡阶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一个过渡。不晓得同志们是怎样想的？老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过去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总是比较短吧！列宁讲过，说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你们去翻一翻《国家与革命》，总是觉得阶段比较短，很快可以到共产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一个时候说，他们已经进到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修正主义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总觉得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范畴。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他的理论和实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所谓历史阶段，是历史范畴的阶段，就象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间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一个叫相当长，一个叫历史阶段。这里面起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纠正了一种混乱思想。共产党总是希望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但是毛主席经常讲，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几十年，而是一百年到几百年。所以，这句话值得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下面接着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完全解决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权的党，现在不是那么迫切，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你找一找过去的那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们过去的土改大纲是怎样划分阶级的，从经济上、从剥削地位上划分嘛！主要从经济范畴上划分阶级这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那就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苏联为什么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那个时候，说现代修正主义的威胁，还不那么明显，昨天晚上你们听了总理的讲话就可以知道了，的确存在着这么个危险。换句话说，存在着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你们开了一个月的会，这句话不一定完全都弄清楚，你们提出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不是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九大”讨论过，实际上所谓不断革命就是继续革命，就是翻译名词不同。
    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呢？这个问题就大了，马克思讲过不断革命论，列宁讲过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讲过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中国的瞿秋白、陈独秀也讲过不断革命论，党章上所讲的：“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里面包含几个含义，我简单说一下，所谓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讲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大家看到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上的名词运用不同，就发生疑问，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一个名词，两种翻译方法，大家不必在这上面多费时间了。这两个词为什么不统一呢？因为在马列主义史上，经常用的是不断革命这个名词，所以主席同意这个名词。
    关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一八五○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以及马克思在《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篇文章上，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问题，所谓不断革命，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列宁在一九○五年《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不断革命同毛主席讲的问题有所不同，但是有个共同特点，都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应该不断地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讲这个问题。他们不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要继续革命，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展的。历史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讲一下在党章上怎样去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发展。这里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准确地说，应当是这些矛盾只能靠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毛主席很谦虚，勾掉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这几个字。要了解为什么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不是讲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而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个阶段。所以，这方面是个很重大的发展，这是一条。还有一条，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文字上没有表达出来，主要使同志们知道，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与马克思、列宁所讲的阶段不同；第二，毛主席讲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
    这方面，同志们可以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文件中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意思就是不能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否定不断革命，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阶段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所以，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是真正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要继续革命，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党章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不但是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而且找到了革命的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们说，党章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明确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明确规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章的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党章上讲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彻底的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现在苏修特别攻击我们这一点，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部队的同志，在整党中间，特别要深刻地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党章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从刚才我讲到的那些问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很短的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的问题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过去马列主义书籍上都没有或讲得很少，只有毛主席解决了。在苏联，托洛茨基也歪曲过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呢？他的理论就是不断革农民的命、反对工农联盟，认为无产阶级对农民还要专政。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讲的不断革命是根本对立的，是反革命的。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曾经一个时期宣传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也否定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否定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节分子瞿秋白，曾经利用“左”的面目，提出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讲的一次革命论，他否定革命阶段论。毛主席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的统一者。”“左”倾冒险主义者瞿秋白，就主张一次革命，不分阶段，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混在一起，他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搞了“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从陈独秀到叛徒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你们熟悉的，叛徒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就是所谓要大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停顿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批评的停顿在民主革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叛徒刘少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最后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有伟大的功绩。我们党章上规定这一点，这是我们党章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党章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党章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党章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的政治目的，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明确地规定要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明确地提出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整党建党，整顿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任务。这里特别提到了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一点，在我们觉得是应当写的，苏修觉得是大坏事，戳痛了他。把反对苏修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反修，如果不反修就违反党章。所以，他们现在很恼火，又不敢明确地讲，今年四月十三日，苏修《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与叛徒王明有关系的。这篇文章首先说，对我们的“九大”，他不能熟视无睹，他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把反对修正主义写在我们党章上，他还能熟视无睹？他攻击我们党章，中国共产党半世纪以来还没有个党纲。我们历来认为，我们的总纲，基本上代替了我们的党纲。但是，我们是没有这样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纲，没有象苏联二十二大那样的党纲。他说党纲是要规定党的性质，是要明确地、有科学根据地阐明党争取什么和为什么而斗争。现在我们才懂得，原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党纲，规定了他的全民党这样的性质。他虽然现在不敢讲，但是，从这一篇文章证明，他还是要按照他这个性质来指导他的党，他的党纲，规定是全民国家，要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然后说，我们已经有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了，现在才开“九大”。的确我们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根据我们的党章规定，五年开一次，那么五六年就要开“八大”，六一年就要开“九大”，六六年就要开“十大”。那么，我们现在拖了两次，好象这样不适合党章规定。我们同兄弟党的同志说，假如六一年开“九大”，那个时候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发现，我们就要同叛徒一道开“九大”。六六年要开“十大”，刘少奇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进行，我们还要继续同叛徒集团一道开，而且可能选他们做中央委员。我说，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把这些叛徒清出去，以后晚点开好，还是同叛徒一道早点开好？他们说，还是晚开好。开代表大会，要看用什么思想来开代表大会，不是时间的迟早，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党章来做。
    然后，他又攻击我们说，我们这个党章是残缺不全的。从篇幅上看，比我们“八大”党章起码短一半，这恰恰是我们党章的好处。毛主席讲，要使工人、农民都看得明白，要通俗易懂。
    他们说，我们的党章反对苏修，可是这些叛徒也软弱得很。我们的党章，明确地提出来，反对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不敢引用我们的全文，他说，我们党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把“苏修为首”的几个字去掉了。下面他自己又解释说，按照中国的解释，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说的苏联。我们党章上说，要同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他问我们，那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是谁呢？他们诬蔑这些人都是变节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把一些“健康的力量”都吐掉了，他们所谓的健康力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些叛徒，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他们的叛徒。所以，他们再三地讲，我们把他当作了头号敌人，把反对苏修从党章上固定下来。这说明苏修是惧怕我们这个党章的，惧怕我们党章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而我们党章上写这个东西，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必须把反对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与反修搞在一起，就是说反帝必须反修。这是党章的第四个特点。明确了我们当前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斗任务。
    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党章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这是根据毛主席说的，要简明扼要，适合于工农兵、劳动群众的要求，要去掉形式主义，去掉烦琐的条条，突出政治。所以新党章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世界上第一个党章，就是《共产党法规》突出政治的长处，《共产党法规》是突出政治的。这是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在他的党章上头一条，即明确地提出来，要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我们的党章，也吸收了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的长处，这个党章是一九零五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中去工作，党不是一个俱乐部，党员必须是做工作的。这个党章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不是以后那样发展到一百几十条。我们的新党章，吸收了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所制定的党章的长处，同时也吸收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的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章比较简明扼要的长处，避免那些烦琐条文。同志们可以看到，包含了“五十字”方针，在总纲上，也包含了接班人五条，写在第三章上。所以党章基本上概括了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时，也把我们从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整党建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通过党章记载下来。我们现在整党，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搞坏了，而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胜利的基础上，把我们党整得更好，继续前进，使我们的党成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党。成为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党。这不仅对我们党，而且对世界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赞成陈伯达同志的提议，要好好地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五十字”的方针和新党章，好好地来一次学习，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此外，同志们提出来，领导机关要重视整党建党工作。我同意张春桥同志的意见，他自己拿上海作例子进行自我批评。这一点，各地方应当学习。
    同志们还提出了青年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章已经有了规定，青年团还是要的，但青年团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工作，个别地方开始了。军队原来是有的，而且军队青年团的工作起很大作用，青年团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军队的同志提出好的意见来。
    发挥青年团的作用，还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咱们这次会议没有办法议论，经验总结得太少了，恐怕你们回到各个地方，要总结一些经验，要交流经验，去摸点典型，调查研究，弄点材料，把材料弄好，把经验搞好，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团章还未改，这个方针定了就容易了，青年人很有积极性，发动每一个青年人来修改团章嘛！
    总而言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同志们提出的整党建党工作，也要实行毛主席那一条，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从斗、批、改来说，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共产党什么事情就办不成，部队也有这么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也鞭策我自己，鞭策我们中央同志。这次会议是由两个新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领导，还有两个新的中央委员郭玉峰和曹轶欧同志，另外一个是管六厂二校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干部杨德中同志。
    我有一个汽车司机同志，到了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工作。我还有个警卫员同志到了北大哲学系，平时看那个同志政治也不那么高，有点散漫的样子，他现在告诉我说，他还领导哲学系呢？不但领导哲学系，北京不是有个鼎鼎大名的冯友兰哲学教授，资产阶级权威嘛！他还领导冯友兰学习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的确不但把刘少奇叛徒集团清除出去；而且使新的干部得到锻炼，涌现出来。所以，这方面应当感谢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
    同志们：
    传达“九大”会议，我们总结了在北京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传达“九大”的经验，采取了一个较短会议的方式，另外九大文件，本身三次经主席审阅的新闻公报，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和新的名单，全部登报了。现在登在《红旗》第五期上，大家每位可一读、再读、三读，再来念它就浪费了你们的时间了，你们也不见得好好地听，因为你们晓得本本么，这一次我们就免了这四个新闻公报，就是九届一中全会的新闻公报，那是发表了。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特别是选举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副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副主席在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4月14日讲话，林副主席怎样谦虚，更是值得我们热爱、支持、拥护。
    关于“九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次讲话，两次是4月1日开幕词，4月28日一中全会讲话，刚才宣读了两次，文本已经每个单位印发了，在这听了外，又可回机关各单位分组念给你们听，原准备读两次，每读一次时间就半小时，这次也免了，也是当机立断的节约。
    还有一次是谢副总理念的。4月14日在孙玉国讲话后讲的一段话，就是公报中谈到的“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许多同志问，“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讲的什么？谢富治同志宣读了两次，加上他的讲解，可以说是满足你们的要求了，还有在4月14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九个同志的发言，谢富治同志提到我的发言，另外八位同志的发言，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黄永胜同志、王洪文同志、陈永贵同志、孙玉国同志、尉凤英同志，纪登奎同志，都印发给各机关了，又可以节约一部分时间。
    现在我也宣读，是公报上没有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九大开会期间邀集部分同志，主席团秘书处十二位同志，就是公报前一列的，还有各大组负责同志。九大开会是每个单位一个小组，政府机关一万人，代表二十九人，加一起是四十五个单位，今天有五位出差，抓革命，促生产，其余今天都到了。我们这是一个小组，九大共有四十五个单位，各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单位，共二十九个单位，北京市一个单位，北京市的代表协商是很充分的，政府机关也学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另外军队方面有十个单位，十一个大军区选出自己的代表。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80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交流彼此经验，总经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六个大组，毛主席让每个大组推出两个人，从中央老同志中象董老找出两位，共十四位同志，加上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同志谈过两次，又谈过一次选举问题，我把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内容很多，合成一个内容，当时没有录音，没有速记，个人记个人的，对起来也困难，从北京取得经验，各单位传达不全一样，加以整理，今天传达的比较好一点，你们说政府机关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还是念，加一点解释。
    就是秘书处几位同志加另外几位同志，即4月11日、13日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召见会议，是个人笔记，未经毛主席审阅，记错了我负说错的责任。（以上为周总理讲话，下面开始传达。括号内为周总理和林彪的插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1923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26年，27年，28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1927年12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1929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底到28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1930年6月到8月。三次是王明路线，31年到35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50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AB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AB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28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28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28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一千多人，他们自称28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28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
    （总理：毛选一卷37.5.3和37.5.7两篇文章。）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1927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1938年。
    （总理：可学主席1937年11.12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1942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挎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他们有后台，要认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林总插话：主席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六厂两校。）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抓，现在可以了，我就搞几个典型，统统抓，搞不过来，只好搞典型，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但是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去抓。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捉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400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屎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现在不仅解放军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1968年7月27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人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打死人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的，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22万万元，每年给5%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康生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的讲话
    康生讲话
    毛主席四月二十八日的讲话对“九大”方针和今後任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概括。中心问题，从头至尾贯串一个团结问题。团结的目的是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次讲话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各个问题。主席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再解释，只就个人粗浅体会谈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学习参考。
    一
    主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主席首先说苏修，叛徒、汉奸王明及苏修各种刊物攻击我们党是小资产阶级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党，说我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军事官僚专政。我看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苏修叛徒集团吓昏了，吓得惊慌失措，连忙翻出他们的老祖宗叛徒考茨基攻击列宁的话来攻击我们。叛徒考茨基在《社会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列宁“在民主的废墟上成立了政权，建立了军事官僚专政。”苏修叛徒集团说我们也是军事官僚专政，可见修正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骂成军事官僚专政，是他们的老传统。修正主义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主席过去说过，“他们攻击我们是教条主义，实际上攻击的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他们攻击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反面教员攻击我们，咒骂我们，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当前有真社会主义，有假社会主义，有真马克思主义党，有假马克思主义党，还有半真半假的。有真无产阶级专政，有假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国际问题很好研究识别。苏修叛徒吹嘘他们自己是列宁的党，我们看它的领导阶层实行的是背叛列宁的修正主义的党。他们说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把列宁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法西斯的国家。修正主义对内实行资本主义，对外实行侵略，把列宁的国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主席说他们就是不敢骂我们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我们就敢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专政。
    苏修叛徒集团攻击我们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正革命的党？对这个问题，我们党一九六三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回信》（即二十五条）的第二十四条已有论述。
    第二十四条：（略）
    ……
    我们当时提出了这些条件，因此，我们的党成为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苏修叛徒集团还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我们想是这样的：
    （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林副主席报告讲到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威特兰写信中说的三条，（读三条，略）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基础？那必然导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很大贡献。明确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有了巩固的基础。
    （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分不开。“二十五条”第十九条说得很清楚。
    第十九条：（略）
    ……
    真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一元化，有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军队不是对内压迫群众、对外侵略外国人民的工具，而是对内保卫革命，对外支持国际革命运动。苏修攻击我们的一元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军事官僚专政，实际上是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攻击我们一元化倒退，实际是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
    二
    我们有些同志本来是好人，但跟着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犯了错误，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在工厂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这里面，主席告诉了我们政治通经济的关系。苏修攻击我们党章不讲“经济建设”。从他们的攻击我们又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这问题值得考虑。苏修说的是经济建设，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利润为原则。刘少奇紧跟苏修，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结果好人跟他犯走资派错误。经济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了这个问题。说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就。运动中证明哪些工厂抓得好，哪些工厂生产就突飞猛进。刘少奇在黑《修养》中曾经说：“我们将来的建设……技术工作将占首要地位。”一九五二年，他又对留学生说：“你们学好一门技术，革命就差不多了。”他的革命就是学好一门技术。
    列宁、毛主席在经济建设上，政治是第一位的，苏修叛徒集团、叛徒刘少奇都说经济第一位。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两条路线尖锐斗争。斗批改中必须彻底批判苏修、刘修，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
    落实政策中间，应很好认识。主席举了“二七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的例子，说工厂里有坏人，但坏人总是极少数。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轻重，对坏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检讨得好，还要给予出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反对扩大化。主席几次讲话反复讲这个问题。
    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看有主要有两个倾向：
    一，扩大化。各地不同程度都有。个别地方还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正在纠正。这是一种倾向。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
    二，最近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个别群众组织的头头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思想，认为他是造反派，只能清别人，不能让别人清自己。他们对造反派不加阶级分析，不以一分为二方法看问题。造反派中间也混进了坏人嘛。“七·二七”进清华（大学），有个宛长福（注：贵州“四·一一”派的）就丢了四个手榴弹。说明造反派中有坏人。……一个是抗拒在造反派中间，革命队伍中间清坏人，一个是矛头指向解放军、军管会。这情况山东正在纠正，武汉也在纠正，河南也有，四川也有。完全是干扰毛主席的大方向。实际上是干扰“九大“的传达和落实各项政策。
    这两点都要注意。防止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专案干部特别要注意。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组织头头要特别进行教育。
    四
    主席报告中讲到整党建党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各地正在搞，但总结经验、抓住典型还不多。进行这项工作，首先一个问题是思想整党和组织整党问题。有的地方作得好些，有些地方只注意组织，不注意思想。现在新党章通过了，党章党纲中有一段讲到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应很好组织学习，思想上以毛泽东建党路线教育干部，批判刘少奇叛徒建党路线，彻底批判，然后组织上整党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主席指出，不但整党员，而且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这里的问题开门整党还是关门整党……
    有的地方作得好，向群众开门，不是形式上的，不是敷衍。另一种不敢让群众参加，，关门，半开半闭。所以整党问题中，四月二十八日的教导特别值得注意。整党一定要搞，但要小心谨慎，粗枝大叶就要犯错误。整党中间要特别执行主席四·二八讲话的教导，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批判计较功劳大小和私心杂念和叛徒刘少奇的保命哲学。
    主席的讲话涉及问题很多，打仗问题等，一下子学习不可能都学好。但开始讲团结问题，最後又讲团结问题，而且给“九大”作了估价，说会开得不错，“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说保密工作作得好，因为叛徒、特务挖得差不多了。从王、关、戚，杨、余、傅清除後，消息不再走漏出去了。无产阶级队伍的纯洁，党的团结，在主席思想的指导下，团结才能这样巩固，将会在今後取得更大的胜利。
    
    陈伯达讲话（摘录）
    苏修新沙皇还是继续帝俄沙皇的老传统，想侵略中国的东北和长春一带所有的领土，新疆所有的领土，甚至西藏、青海。这是俄国老沙皇计划的，俄国老沙皇曾派他的特务到西藏、青海、蒙古各地方和东北，当然到了北京，准备占领长春以北，新疆、西藏这些地方，甚至占领整个华北。俄国老沙皇是这样计划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书信集。上面有材料，看看俄国老沙皇怎样占领中国。现在珍宝岛实践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是俄国新沙皇尝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动一动手脚，看看会不会怎么样……
    现在苏修、美帝要占领我们的地方，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市场。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只有他来了才能消灭他……
    主席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氢弹都要有，要超过他们。这方面要有雄心壮志。……
    我们有很多的优越条件：有无产阶级思想，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口，有这么大的国家领土，世界上任何敌人都会被我们打败，任何困难都会被我们克服。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失掉的只是一条锁链，而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世界。
    这样来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就可以懂了。……
    据我所知，一九四九年人民中国成立後，党内所有限制、改造资产阶级的文件，社会主义的文件，都没有刘少奇参加。刘少奇没有参加其中哪一个文件的工作。而相反，所有毛主席知道的、写的文件都是反对刘少奇抵制刘少奇反动路线的。
    ……农业合作化，他说先有农业机器才能合作化，和毛主席思想违背。毛主席说先有合作化，再机械化。这关系国家命运，很重要。主席常说工农联盟建筑在反封建基础上，土改後如何，继续下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有了这个联盟才能彻底孤立资产阶级。……
    毛主席提出一句有名的话：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心血来潮就是忽左忽右，不能掌握正确的方向，不能按照党的政策前进。应该按毛主席的政策、方针去作。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和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伟大的发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就要避免片面性。右的或左的，各种片面性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帮倒忙。
    有一天晚上，我们同一个省、一个市的一些代表谈过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学习《语录》第一八七至一九六页，就是对待问题要避免主观片面。思想片面，总容易犯错误。你有你的片面性，我有我的片面性，各执己见，不是全面地看问题，就不能搞好团结。在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道路上发生了障碍，其他事情就不好做了。
    主席很早以前，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说过：“我们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海中游泳，要学会这个游泳，不要使自己沉下去，也不要呆在边上。这就要学会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避免片面性，全面地看问题，巩固大联合、“三结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解答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的第一段说：“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同志们提出应当怎样地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了解得也不深刻，想谈一点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在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林副主席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精辟地阐述了这个学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谈到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光辉发展，谈到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要深刻地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要好好地研究林副主席的报告。
    同志们学习中间，各机关的《学习简报》提出了一些问题，不少问题，要求适当机会得到解答……
    有的同志问：在林副主席报告中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在新党章中讲的是不断革命的学说，这两者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是否可以从三个发展阶段来讲，就是说：列宁讲的是“不断革命”，毛主席讲的是“继续革命”，这就是发展？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基本含义一样，如果简单地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用“继续革命”来表达，那是不全面的。不能真正表达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不要扣字眼，这二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继续革命”更完整一些。在外文中这两个是一个字。
    也有同志问：“不断革命”，是否是说党员从入党到死，既要做革命的动力，又要做革命的对象，不断地和自己的“私”字，和自己一切不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思想作斗争？
    一个共产党员应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当然对，但如果你把毛主席不断革命的学说缩小的那么个范围，也不对。
    当前还有一种论调，有的地方流行所谓“反复旧”，昨天简单地讲了一下。山东开始的。据我晓得的，北京一些学校、一些单位收到过十一月十七日青岛杨宝华同志的讲话，提出了“反复旧”问题。这个讲话，散布到各地方。福建、浙江、武汉、河南、兰州、重庆、成都，都散发了，错误地提出了“反复旧”问题。同中央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提的反复旧问题完全相反的。武汉说是“全面复旧”。甚至说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掌权”。因此，错误地讲“无产阶级要再夺权”，“二次革命”。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们把这种“再夺权”叫作“实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歪曲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实际上是反对林付主席的报告，反对“九大”的方针。他们打着旗号，说什么他们是“继续革命”，这样来了解继续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建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危险，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即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党章总纲中有一段概括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了阐述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林付主席的报告回顾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引证了马克思一八五二年（1858年？）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所说的三条：“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从马克思这三条中，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的任务是消灭一切阶级。
    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是1850年《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论述德国革命时提出的。当时德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同他们斗争中，提出要不断革命，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年，马克思在著名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又进一步分析了不断革命论的问题。同时马克思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著作中又提出这个问题。根据这个思想，马克思1852年又提出上述三条，这同不断革命有关。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和不断革命学说，在1905年反对社会民主党中又加以发挥了这一学说。当时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不断革命的学说，反对列宁对不断革命学说的阐述，提出同马克思、列宁完全相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否定工农联盟。
    托洛茨基的这种错误思想传到中国，被托陈取消派，陈独秀接受，他们在中国贩卖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陈独秀从右的方面贩卖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瞿秋白从“左”的方面宣扬反动的不断革命论，就是把民主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为一谈，叫做一次革命论。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这种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他恢复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从理论上加以发展并在实践中解决。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要问：既然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阶段中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只有肯定这一点，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一八五二年所说的三条，其中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所以林副主席引用了这一段。我们从这一段中也了解，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确是当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左”倾机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恢复、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我们的新党章上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们要深刻地了解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的学说，就要研究它的丰富的具体的内容，不能仅仅从继续革命这四个字去扣问题。
    马克思和列宁所讲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是强调必须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在一八五○年同一九○五年那时候，还谈不到社会主义如何进行到共产主义的问题。
    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学说，主要是讲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这一段，还要继续革命。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学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列宁说过，剥削阶级被推翻以后，在一整个的历史时代，他们还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复辟的行动。而且从农民、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中，还会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苏维埃的职员中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个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九二八年，他在苏联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他批评当时流行的一些“自流论”，批评那种“我们这里没有阶级，我们的敌人已经安静，我们这里一切都会如意”的理论。斯大林说，“以为我们已经没有阶级敌人了，他们已被打垮和肃清了，这是不对的。不，同志们，我们的阶级敌人还存在。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增长，企图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他在一九二八年的讲话是完全对的，那个时候他经常强调这一点。他的错误在哪里？错误在一九三六年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农村基本集体化，苏联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这种错误影响到苏联共产党，也影响世界一些共产党，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时，这问题更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为他们国家不存在阶级斗争。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根据苏联和俄国的实践经验，看到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同志们念毛主席语录，不是经常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吗？林副主席报告中，从头至尾贯串着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今后如何进行斗、批、改。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贡献，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的历史阶段中。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发展，还表现在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的学说。它表现在我们党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这是毛主席思想的体现。决议中说：“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就是说，不能把民主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淆起来，也不能把社会主义阶段同共产主义阶段混淆起来，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进到共产主义阶段去。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伟大贡献，即指出我们要不断革命，又要有阶段地革命，我们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者。换句话说，就是有阶段的继承革命论者。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者。
    毛主席的贡献不仅是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他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形式。这种革命的形式，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又在实践中创造了革命的形式，这是毛主席对不断革命论即继续革命论的又一个光辉贡献。
    因此，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我想，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它的丰富的内容，而不要单纯地扣字眼。我只提这一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二个问题，关于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林副主席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一九三九年的黑《修养》，批判了他一九四九年的天津之行，指出他投到资本家的怀抱，也讲到他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叛变投敌，充当了内奸、工贼等的许多罪恶。有的同志问，在抗日战争以前，在白区工作时期，他还有哪些罪行？这个问题在十二中全会批准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已讲过了，还附有证据。这个文件，已经发给各单位，我想在座的同志们都看过。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讲了。
    有的同志问：在林副主席的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同志们不大了解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刘少奇怎么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要求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四月，我和军队的同志谈过。现在再来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一下意见。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怕资本家操纵。”这就是说，刘少奇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的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生产力论，或者叫做唯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的水平，农村很分散、很落后，那么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
    这种理论人们叫做“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让资本主义很好地发展。按这个理论，社会发展指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新社会制度就自然产生，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然到来；生产力不发展，革命阶级自觉革命没有用。这种“理论”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套“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革命作用，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水平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一八九九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一种思想。一九零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书上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就是说，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就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了。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都一再重复这种论调。特别是一九三零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塞维主义》的书中，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污蔑说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说列宁犯了很大的错误，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按照俄国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书中，都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都继承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理论”，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看老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再看看刘少奇在北京、天津的言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了”。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从国际方面来说，他同伯恩施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一脉相承；从中国来说，他同陈独秀机会主义宣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脉相承。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与这种反动理论坚决作过斗争，彻底粉碎了这种反革命的论调。列宁强调说，强调指出，不是俄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恰恰相反，俄国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列宁反复地说：有布尔什维克党，有马克思主义领导，有广大的工农联盟，有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取得政策后一定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俄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上。大家为了批判刘少奇的生产力论，同时为了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妨看一看这篇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又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引了一句拿破仑的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关于批判刘少奇宣扬的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就提这样一些材料供同志们参考。
    同刘少奇鼓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有关的，是他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和殖民政策，不但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占重要的位置，并且可以发展东方的文明。同志们可以翻翻刘少奇反动言论集，在第一本书上，有刘少奇一九二四年六月写的一篇叫做《救护汉冶萍公司》的文章。汉冶萍公司主要是德国、日本投资办的，后来有美国的投资。刘少奇大声疾呼要“救护汉冶萍公司”。他在文章中说：“汉冶萍在东亚，它的存在比平常产业有更深几层的重要。它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按照刘少奇的说法，汉冶萍公司不但对我们中国经济重要，对东方发展物质文明也重要。他又说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担保此百余万人民之生计不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国各种游民土匪化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就是说，他认为，要通过帝国主义办工厂，把恐慌的流为土匪游民的中国人变为有职业的正当国民，这是帝国主义的责任。然后又讲：“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在他看来，中国人民的生和死，决定于帝国主义是否在中国办企业；中国是兴盛还是灭亡，也决定于帝国主义是否在中国办企业。同志们看看，这不是完全的汉奸“理论”吗？刘少奇为了挽救汉冶萍，竟大声疾呼，咒骂中国工人阶级，他诬蔑中国工人：“素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汉冶萍以前所受此中损失，实不堪言。”所以，照刘少奇看来，汉冶萍的垮台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道德心”，“没有维护帝国主义”的“道德心”。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工贼“理论”。所以我们说刘少奇是工贼。这是一九二四年。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一九二五年，他就向赵恒惕投降了。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又把武汉工人的枪交给了敌人。实际上他在安源时已经起着工贼的作用了。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刘少奇在天津教学人员座谈会上解答问题时说：“中东铁路是平等的，共同管理，利润平分。将来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开工厂，在两利之下也是可以允许的。”你们看，刘少奇主张，解放以后还要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开工厂。
    所以，刘少奇当汉奸、当工贼、当叛徒不是偶然的。他在大革命初期，实际上就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解放后有一个电影，名字叫做《燎原》，是为刘少奇捧场的，是美化刘少奇在安源的活动的。实际上刘少奇在安源的那一套，从他当时的许多文章中看，那是挂着革命的招牌，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我只是举了他的关于汉冶萍公司的一篇文章，同志们看看刘少奇反动言论集，他的许多文章，都暴露出他的汉奸、工贼真面目。
    鼓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我们翻一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可以看到，1907年第二国际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伯恩斯坦等人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大肆鼓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德国斯图加特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机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说：“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任何时候都斥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发扬文化的作用。”还说：“社会主义力求使人类有可能利用全世界的生产力，力求引导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人民走向更高的文明，大会认为殖民思想按其本质来说乃是社会主义运动总的文明化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在听到这些谬论很奇怪，实际并不奇怪。现在苏修提倡“华沙条约国”经济互助，就是这种思想，苏修现在借口帮助不发达的国家，来实行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志们从报上可以看到苏修怎样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看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怎样实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他们完全是按照第二国际在殖民政策问题上的反动“理论”行事。我们可以叫它是新殖民主义。刘少奇的思想同新老修正主义者一模一样的。他就是想成为“红色买办”。
    这些问题上就供给这么些材料。
    第三个问题，学习林付主席报告第三部份“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有的同志不大清楚“七·二七”这一事件，要求解释一下，我认为这个要求很重要。
    “七·二七”，即1968.7.27－7.28，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问题，开展斗、批、改，新阶段问题，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是有伟大意义的事。……
    对他们的教育，（注：指蒯大富、聂元梓等各大学校头头。）从二十八日清晨三点半到上午八点半，整个进行了五个小时的教育。一边批评，一边爱护，一边关怀，提醒他们。那样的教育，过去我们在主席身边几十年还没见过。
    主席的话他们没有完全传达，对他们不利的，他们不讲。我还记得，所谓“领袖”们刚进去，主席说：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这他们不传达。主席说：（略）……但也得到一个教训：即使主席这样教育，这些“领袖”们不是诚恳接受，相反，有些人还带抵触情绪，或辩解。或不发言，或沉闷，或抵触。对这些人千万注意，两面派，还谎报情况……蒯大富说学生“都被工人打出去，打到北航去了，”完全是假的。一面痛哭流涕，一面说假话。另一个方面也得到一个教训，知道犯错误不是可以一下子改的，主席的话不是一下子可以了解、接受，就去作的。……
    第四，同志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报纸上讲过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那么，全面胜利是不是就是最后胜利？如果不是，两者有什么区别？
    我不记得报上用过“全面胜利”没有，这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但它和林付主席报告说的最后胜利含义不同。所谓全面胜利，是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所谓最后胜利，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存在阶级斗争，继续革命问题。最后胜利就没有什么阶级了。这看法对不对，请同志们研究一下。
    林付主席报告第五部分，标题就叫“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八个部分中这一部分最少。“九大”讨论时，许多同志提出这一部分太少了，和其它部分不大调和，是否合到“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部分去。林付主席和起草的同志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单独成立一部分好，因为这问题很重要。虽然文字比较短，但内容极为重要丰富，作为一部分好。
    报告中这样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有的同志问，主席在哪次会上讲的呢？怎么没见过？的确不是会上讲的，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毛主席接见以巴卢库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讲的。当时巴卢库同志说：“现在只是一种可能性了，就是胜利，最后的胜利。”巴卢库同志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主席过去在同阿尔巴尼亚同志谈话中，曾经两次讲到文化大革命的两种可能性的问题。我记得在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毛主席同谢胡同志谈话时，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走资派胜利，我们失败；第二种可能是我们胜利，走资派失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到了一九六七年，经过了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经过了一月二十一日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经过了地方的夺权斗争，到一九六七年二月，阿尔巴尼亚卡博同志同巴卢库同志，又来访问。主席在和他们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两种可能。但是，主席这次谈话的提法同前一次不同了。主席说，第一种可能是我们胜利，走资派失败；第二种可能也还存在着，我们还可能失败。同志们看，在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主席讲第一个可能是我们失败。一九六七年二月主席讲第一个可能是我们胜利，但还存在着两种可能。
    到了第三次谈话，就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巴卢库同志来参加国庆节，十月五日主席接见他，巴卢库说现在没有两种可能性了。巴卢库同志讲：“现在只是一种可能了，就是胜利，最后的胜利。”主席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是主席一九六八年十月讲的。从这里看到，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革命斗争的实践，一步一步深入分析的。主要的意思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我们不要忘掉剥削阶级的存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主席接着又说：“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列宁在1919、1920、1921年反复讲过这个问题。最尖锐的是1920年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我们有权利毫不夸大地说，我们胜利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另一个方面，不应当忘记，我们至多才获得一半的胜利。我们获得胜利，是因为我们能够抵挡住那些比我们强大并且同我国逃亡国外的剥削者地主资本家勾结的国家。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因为什么呢？“危险并没有消除，危险还存在，而且在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前始终存在。”列宁继续讲，“同志们，但是我们的胜利永远不是完全的胜利，我们所获得的胜利还不到完全胜利的一半。”
    一九二一年二月，列宁在全俄缝纫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他说：“资本是一种多么大的国际力量，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商店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工人阶级共同起来才有可能。”
    主席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主席说，只有全世界胜利，整个人类消灭了剥削人的制度，整个人类才能解放。主席经常讲，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在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最后胜利就是消灭阶级。虽然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阶级斗争，阶级矛盾，说最后胜利，岂不否定了这个观点，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观点，使我们丧失警惕，麻痹起来了吗？
    为什么从同志们提出问题中找出这么一个问题来谈谈？因为现在有曲解。这种曲解说：主席说不能说最后胜利，因此“反复旧”的人完全否定三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歪曲主席的话，利用主席的马列主义的语言，破坏革命，否认成绩，把红色政权还认为是“资本主义”。当然一些工厂、学校，机关还存在些问题，工宣队，军宣队工作中有缺点，斗、批、改的任务还没完，这是一方面，但如果歪曲主席的话，全盘否定三年伟大成就，那是完全错误的，形式上“左”，实际才真是复旧的……。
    
    研究资料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九大前后》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的最后口述回忆》摘录
    
    
    
    
    
    
    
    
    
    
      
    
    
    
    
    
    
    
    
    
    
    
    
    
    
    
    
    
    
    
    
    
    
    
    
    
    
    
    

    二00一年十二月，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　批判“二月逆流”
　　这件事首先得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全会。会议对参加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他到会的陈毅等六人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联，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中共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简报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
　　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
　　全会在讨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己当代表不够资格。
　　在１０月３１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　张春桥：陈毅只会下棋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
三野司令员，上海干部中有许多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毅十分爱戴；二是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亲率三野解放上海，接着出任上海首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享有崇高的威信。现在张春桥要想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简报，其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张春桥看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
　　张春桥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着，张春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　选陈毅为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春桥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后不到一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短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赶紧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准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份尖端材料！
“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搜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　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６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份，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等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八十名上海“九大”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司’”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专案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心中有数。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等人的材料。“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搜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清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绝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
　　１９６９年３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毅等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
　　大会开幕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对王洪文、
我和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份，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
”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回答，“应该是肃清陈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　王洪文：请陈毅清算自己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７日晚，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齐集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
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
　　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
“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已！”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
”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就让陈毅威风扫地，很是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发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咀脸”；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毅忙不迭的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身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　张春桥：让陈毅讲话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了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意犹未足，仍然绕有兴趣地听着我们几个争说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是听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大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３月２９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批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由代表们又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一九五四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仍然兼任上海市市长，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共当了九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改正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四十多年来，自己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
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跟我咬耳朵，要我把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抛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他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交给了我，让我发言。
◇　翻陈毅旧账
　　陈毅刚讲完话，我就抓过话筒，对陈毅的发言进行“消毒”。我说：“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说到这里，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啪”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难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关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简报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着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代表们这才晓得为自己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
，原来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我清了清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刚才的发言中胡说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己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后脑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俯着额头。显然，刚才我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使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失去了领导中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增无已。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作过结论。陈毅自己也作过多次检查。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１９６８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偏偏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呢？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作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陈毅，认为他的气焰已经完全被压倒了，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了。
◇　周恩来透过吴法宪传话
　　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我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次。
　　在吴法宪办公室等了十分钟左右，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我们逐一握手，
然后座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我们频频点头：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
　　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和我们没能再整陈毅。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号

    2008年10月15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