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八册（2）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八册（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主席：
    这次回上海过国庆节，住了十二天，作了一点调查工作，开了几次调查会，到基层去看了一下，前一时期打得最凶的柴油机厂也去了。一接触群众，学习到很多生动活泼的新东西，深深感到，主席最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都是集中的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内心的要求，抓住了当前革命运动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譬如办训练班吧，干部需要，造反派头头也需要。有一个染化八厂，是生产活性染料的，七月份成立革委会，到现在自己已经办了八期学习班，每期一周到十天，学习“老三篇”和其它主席著作，造反派中队委员以上参加，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参加，着重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用主席思想为指针，作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正确对待群众，团结群众，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新干部掌权后，工人主要一条意见就是到群众中去较少了。这样学，效果很好。这种短期学习班，厂可以办，其它地方更可以办。他们一听到主席最新指示，立刻感到真像说到他们心坎里。
    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一）“九大”问题
    在四个座谈会（革委会、红卫兵、工厂和学校造反派党员、军队同志）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征求了人们的意见，我们本以为大家会感到突然，其实不然，造反派中已经在议论了。可见群众心中是在思考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的，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这种核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不应主观主义的去建立，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并且在斗争中发展的，整顿党的组织。首先不是从基础而是从领导机关开始。上海各区、县、局及相当于局的单位，至十月五日，已经建立三结合班子的共三十五个，委员八百五十六人，其中，党员四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一批较好的党员实际上已被革命群众选进领导班子。有些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参考，不知是否妥当？
    “一月革命”前，党员参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到今年一月以后，一批党员就陆续参加造反派，其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不等。阶级斗争实际，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的基础上，才能领导几万万群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容易曲解为恢复原状。”应为整顿和改造。刘小奇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尚需继续大力批判。重点是：第一、党的性质任务问题。第二、建党路线问题（“生产好、听话、就可以入党”）。第三、对群众关系问题（这是根本问题，一些党员谈到因受黑“修养”的毒害而当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受刘邓路线蒙蔽，而压制群众。无不痛恨，有极深感受）。。第四。民主集中制问题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些都需要用毛泽东思想对刘少奇的那套修正主义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不知这样综合是否对？
    一致极其热烈地盼望：“九大”前“毛选”五卷能出版，能够有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许多党员（特别是工人造反派）希望更多了解党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某些人物的历史面貌。因为过去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用了。
    （二）精兵简政问题
    这个问题很迫切。
    这几个月中，市革委会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二十个工作部门三千二百二十九人。办公室下面就有七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人员，无论如何。这个机构太庞大了。机构越大，各种坏人就会钻进来，领导干部就会脱离群众，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就必然会滋长山头主义，其中有一些部门（不是全部）人员增加正是由于山头主义在作怪，同春桥同志商量，至少要砍掉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这个思想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已向领导干部传达了。
    关于干部和群众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训练班等问题以及继续大批判问题，“人民日报”“红旗”是必须有专门的社论。主席的重要指示就在社论中分别引用。不知这样考虑对不对？
    一月革命以来，十个月了，造反派的头头，大多数在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学习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市和区、在基层中，我们见到了一大批敢于革命、敢于挑担子的生气勃勃的好干部。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开始被宴会、鼓掌、捧场、小汽车所陶醉，个别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开始脱离群众，不再那样如饥似渴的去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有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批评了一些头头的“追求名利、出风头、享乐”的坏作风。希望“敲起警钟，起个革命化”。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到“三反”的那一段短短的历史。除学习班外，春桥同志准备开一些小会，进行教育和深入谈心。
    怕多占用您十分宝贵的时间，这封信就写到这。
    另外两个问题以后再报。选了一份党员座谈会记录，请主席参考。
    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生谈准备中共“九大”新党纲
    党章历来抄苏联的多。苏联的党章也分列宁时代的，斯大林时代的和赫鲁晓夫时期的。
    大家研究一下党纲如何搞法？
    一九零三年苏共有一个党纲，是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后来列宁改了，主要的争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成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大争论。之所以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同俄国历史上的争论有联系。俄国开始建党时的争论是建立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司徒卢威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从那时至今差不多六十五年以来，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基本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政权问题，这是个重大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俄国的党纲，叫列宁党纲。斯大林时代没有专门讨论党纲的问题，但是十八、十九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问题，例如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以后，在六一年的二十二大上搞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纲。这个党纲的基本问题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苏联党纲的历史是：孟什维克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和斯大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又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一九零三年苏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纲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的党纲也可以参考。
    党纲采取什么形式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苏共一九零三年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很长，一九一九年的党纲简直成了政治经济学了（它是为了增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点）。本来党纲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形式长，内容复杂，什么都有，所以大家记不住。这可能受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繁琐得很，连房子问题也谈到了。他把当时设想的许多问题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不容易把政治问题突出出来。
    我们党怎么样呢？
    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纲有十条，是简单的几条政治纲领。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纲采取的形式是：序言就是总纲。那是因为主席鉴于苏联的党纲复杂，所以搞个总纲，起党纲的作用。八大党纲怎么搞的，因为我有病，没有参加，所以没有一点印象。
    大家参考一下我党历史上的以及外国党的，研究一下。党纲到底采取什么形式好？“九大”涉及到党纲的问题，所以不管组织部也好，党校也好，要研究一下。组织部的同志们把思想放开一点。党纲是采取列宁搞的那种形式还是七大总纲的形式，或另外一种形式，或单独的形式？可以解放思想，考虑考虑。
    另外，党的组织机构到底怎么搞？主要看同志们的意见。监察工作怎么搞？我看监察委员会要不要都可以考虑。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里讲到，党的组织是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斯大林在联共党史里也是这样提的。我们长期感到我们组织工作中的很多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看我们的党和我们党的组织工作，而是把我们的党看成是绝对化，铁板一块。过去党的组织工作常常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脱离了毛主席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离开了每一阶段的阶级斗争。我们的许多组织文献（包括刘少奇的黑《修养》），都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形而上学的，把党弄得很死板，好象铁板一块，死水一潭，结果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长期统治着完全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什么叫组织？它是生理学上的名词。俄文可以翻成器官，依我看，医生形而上学真厉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尤其是不联系神经系统。我常想，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就象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医生一样。人没有新陈代谢就完了，党也一样，主席常讲要“吐故纳新”，不能是形而上学的。当然也不能说旧的医学都排除辩证法，但是有一点很形而上学，就是说人的脑细胞是一成不变的。共产党就象个头脑，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是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所以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把辩证法运用到党的建设中来了。毛主席说党内的斗争是正常的现象，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毛主席在党的建设上对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有许多重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没有拿这个题目去综合和研究。过去刘、邓、彭、安等人，特别是主管党的部门──组织部根本没有这样去做。主席经常批评过去的组织都是党不管党的，所谓不管党是不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建设党。他不是不管党，是管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党。过去的监查工作和组织工作中，不确立毛泽东思想，不研究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和理论，所以组织工作就搞不好。党校也好，组织部也好，要列这么一个课题，就是“毛主席的建党学说”，用这个课题在毛选和毛主席的其它言论中去加以研究。
    如果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去论述党的建设。我记得在延安整风时，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说过，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当时很多同志震动很大，因为那时许多党员了解的党性是当驯服工具、要缴纳党费，服从组织决议。主席说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也引起很大震动。主席还说有些同志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也是党员过去很少考虑的问题。所谓“承认党纲、党章”就是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在党的建设上是很突出的问题。虽然列宁讲了要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但是这样明确还是主席提出来的。主席还提出党的问题不单纯从组织上解决，而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个联系到了辩证法。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都是认为一个人不好，从组织上一开除就万事大吉。其实，错误思想是一种社会现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老早就开除出党了，但是机会主义还有。李立三垮台以后，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还有。赫鲁晓夫下台三年多了，难道修正主义就没有了吗？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死亡，修正主义并不因此就没有了。王明下台了，但是王明路线彭德怀和彭真还实行么！抗战胜利后，彭真到东北还是实行王明路线么！所以只有组织上的解决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是真的胜利，因而主席说思想上从严，组织上从宽。王明还是中央委员，要留个反面教员。彭德怀还是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职务还未解除，那种事很容易，开个会就解决了。但是不是组织上一解决，就不需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了。不论组织上怎么解决，思想上也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的。
    过去组织工作上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建党。主席关于党的建设讲了什么，没有研究过，没有把它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课题之一。怎样改造我们的组织工作？希望党校、组织部和监委组织一些人翻翻毛选，好好想想这方面的问题，作些摘录和综合。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十二条是二五年搞的。主席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党校和组织部的同志们可以研究一下。例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整风报告，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讲到防止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的问题）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了关于党的民主问题。有的文章虽不专门讲，其中也谈了党的建设问题，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研究主席的思想可以综合研究，专题研究。五九年我们讲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主席曾承认过一个问题，就是在党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点是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根据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发展的。
    （康生念中组部的报告，报告中说，对刘少奇的建党路线要彻底批判，并肃清其流毒）这条很重要。要搜集材料，加以综合和研究，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彻底地批判。因为只有破除刘少奇的，才能树立马列主义的建党路线。这是大批判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整理材料很重要，特别是关于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对叛徒包庇重用的材料要整理。应该着重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来整理，整理材料也要政治挂帅。……
    当前是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主席很及时地提出了党的问题。党的问题有二，一是关于九大问题，一是整顿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问题。准备九大和整顿党的组织是分不开的，和大批判、斗批改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九大最好的准备，最好的整党，对干部也是最好的审查。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去准备九大，整顿组织也不是孤立的。整党是文化大革命中主席提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主席发扬了最大的民主。把“九大”如何公开交给群众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过去准备大会不同，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我们的党，关心我们的大会。各地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要受过去旧的框框的约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设想这个问题。
    “九大”是不是没有准备，开得过早？好象有些地方还乱着，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还没有整顿党的组织，我看事情不是这样。整个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历次大会也没有这么好的准备。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毛主席思想通过文化大革命为亿万劳动人民所学习、掌握和运用。亿万劳动人民直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是准备“九大”，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文化大革命在某个意义上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教育运动。过去历届的八次大会，哪届象这届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大好形势中这点是最主要的，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要把“九大”开成用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大会，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的大会。
    就理论方面讲，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不仅是准备“九大”的问题，全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马列主义的发展问题。这给“九大”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世界上各党代表大会也没有这样子。
    第二，关于政治上的准备。
    多少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进行的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政治大革命。用政治大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打垮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党的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的斗争。阶级斗争从来也没有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土崩瓦解。
    可以想想，我们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作过斗争，主要在党内进行。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作斗争，是在党内，在干部中进行。同李立三的斗争也是在党内进行。同王明的斗争，在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征和延安整风。比过去进了一步，但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地发动群众。同张国焘、高、饶、彭德怀的斗争，也主要在党内展开，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地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组织上的准备。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干部。审查代表，过去是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上层的几个人审查。第一次到第七次大会不是一层层开会选出代表，实际上是上级指定名单，下级通过。至于八次大会是先从省委定起，然后由下而上，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我算山东的八大代表，你说选我的人都知道我？实际上是一种形式，更不要说经过群众审查了。过去不是通过群众考察干部，干部也不真正都是在阶级斗争中考验过的。这次不同了。文化大革命前搞社教运动，在《二十三条》中就提出反对走资派，《十六条》中也提出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到去年六月一号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六月份到今年一月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经过一月后的夺权斗争，大大地纯洁了党的组织，当然现在不能说党内没有暗藏的坏人。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等叛变分子，自首分子，特务分子揪了出来，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不搞文化大革命有些人根本不会弄清楚。……这些人窃踞了党政军的一部分权。一九三七年关于自首叛变的“七·七决定”就是他们思想的反映。过去是几个人审查干部，现在是群众运动审查干部，这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是世界上没有的。
    第四，干部上的准备。开“九大”，要提拔一批新干部。过去是上级考察干部，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一批新干部，有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把过去那套揭露了。是现在的工代会好，还是过去的市工会好？是红代会好，还是过去的团市委好？整个的红卫兵运动比过去胡耀邦搞的团好不好？
    我陪同谢胡同志在青岛、济南访问了一些工厂，看到一些工人很有水平，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向他们学习。我接触的工人多数是初中毕业，个别高中毕业或技工学校毕业，到工厂做了几年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能联系到革命，联系到生产，这很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涌现了一批新干部，哪次大会也没有准备得这么好。
    第五，国际上的影响。
    中国党开大会，对国际总会有影响，但没有这次这么大。世界上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和马列主义者有个分水岭，就是赞成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赞成还是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切政党建党的指导方针。帝修反反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苏联修正主义天天骂我们是“大国沙文主义”，恰恰是我们援助世界革命人民，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的牺牲，朝鲜战争时是这样，对越南也是这样。……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是影响各个方面的。
    我讲的还不全面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阶级斗争方面，纯洁党的队伍方面，提拔新干部方面。国际影响方面，以前的八次大会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准备，所以主席提出召开“九大”，是英明的决策，大家欢欣鼓舞。
    召开“九大”和恢复党，发展新党员是分不开的。主席提出要整顿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我们大家要好好讨论。主席指示准备“九大”要联系到整顿党的组织问题。文化大革命和建党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是三年时间，还有一年多，整顿党不可能在“九大”前统统整顿好，在“九大”后也要根据新的党纲整顿，恢复，重建党。总而言之要把过去刘少奇那种只作驯服工具，而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党的状况彻底改变。不要把党变成死板的党，不要支部书记就是皇帝。主席举例说，沙石峪大队的支书盖了好房子，而且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有些党员官作大了，也不民主了，脱离群众，有事不跟群众商量。
    一方面，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另外要吐故纳新，增加新的血液，吸收一批新的党员。“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员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当“驯服工具”，难道能做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驯服工具吗？纪律应当是自觉的，有条件的，就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中说的三条：“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可是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而正确的革命理论，会加速这些条件的形成。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密切联系真正群众运动和真正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准备九大党章草稿
    大家都要求把第八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改，中央着手搞这工作，中央为了把工作做得好一点，前天晚上（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中央要求上海搞一个九大党章草稿。当天接到通知后，当即就召开部分革委会成员会议，大家认为中央把这样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上海，这是对我们上海广大党员，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信任。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差，能不能搞出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党章，还要靠我们努力，既然中央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我们要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做好。我们考虑准备这样搞：
    一、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小组，十个人左右组成一个组，由这十人负责修改。这项工作由我（即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三人负责，今天就开始工作。
    二、现在革命委员会抽调二百多人，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街道等单位进行调查，组成四十多个调查组，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一个修改小组，这四十个修改小组要拿出四十个九大党章修改的方案。总纲和党章从头到尾都要修改。你们认为原来的党纲要批判，就批判。那一条要保留，那一条就保留，那一条要改就改。各小组都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来改，这样把各小组集中起来，再下去讨论。也可能有反复，这是正常现象，最终汇成一个草案。
    三、修改小组不派人去，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个单位，在那里发动群众，修改党章，现在七十多个单位报名了，到目前为止我收到来信很厚的一迭，这说明很多人关心党的工作。有的人虽不是党员，但是比有些党员关心，我们都要掌握这些新动向，如有广大群众参加了，就会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这样有修改小组拿出四十本修改党章方案，又加上三军、工总司、红代会等七十本，那加起来就有一百十本，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百十本进行综合写成一本“九大”的党章报告，这样交给中央，由中央再进行汇总，那些可以吸收的，中央再把草案发给全国进行讨论，全国可以修改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就可以比较完善，在“九大”通过以后，就成为我们的纲领，大家坚决遵照执行。
    在对待修改党章这件事，有的人认为很重要，很关心，而有的人重视也不够，因为比较忙，要抽人，第一把手要负责。如果你那个小组提出草案是反毛泽东思想如何办？你第一把手要负责的。现在上海工作有缺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是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但是最近一个月跟得不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九大”工作不重视，认为姚文元同志在上海作了调查，报告中央和毛主席了，而没有把对“九大”准备作为带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没有把“九大”召开的准备作为一个头等重要工作来抓。
    为了开“九大”，就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准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已为“九大”作了准备，从政治上把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揭出来了，批判了，从组织上清理了队伍。一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混进革命队伍和中央的人揪出来了。这一年半对我们说来就是整党，一年半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文、中心是党，因为党是最高组织形式，斗争还在继续，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继续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九大”作准备。“九大”不仅仅是开一个会议，从这方面来抓工作，我们就会站得高，看得远了，整天就不会被眼前的事揪住了。我们就要看看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就不会从极“左”极右方面来干扰斗争大方向。最近革命大批判就松了，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大家对刘少奇知道得多一点，陶铸也了解一点，因为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评陶铸的两本书》，而邓小平就少了，难道陈丕显，曹荻秋就批透了吗？还没有，在上月就有谣言，说陈丕显见到了毛主席，有人就很高兴。是不是有人等待陈丕显上台呀！肯定有。为什么在出现炮轰南京路时，吸引了这么多人，搞精兵简政，要整顿队伍，但现在把走资派放在一边，有人就要用此机会溜掉。同志们，陈、曹还没有死心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呀！对于这些干扰，有的人就有很大兴趣，有人总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总想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搞垮，因为垮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人就高兴了，而这个问题有反应，不在于阶级敌人在冲击我们，而在于我们没有把方向抓牢，来带动群众，对准一小撮，我要负责，有些工作，上次回上海没有着落，主席视察之后的指示没有落实。当前我们要召开“九大”，要为“九大”召开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不注意，上海就可能走向反面，原来比较先进，跟主席一步没有跟上，就可能落后，脱了一、二步就困难了。必须紧跟主席战略部署。当前要抓住“九大”筹备工作，那些派性就没有市场了，就可能把无产阶级志气鼓舞起来，好多单位有问题，前进不大，有些单位比较先进，而转化为落后了，铁联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上海反常委会与反中央一样，各个击破，而在上海也是各个击破，先反张春桥、姚文元、后反徐景贤，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徐老三，这是流氓话。在上海还有一种习气，你算老几，洋泾浜，在智取威虎山中，因为杨子荣是最后一个到山上，是第九个，所以说是算老九。这是土匪用的语言，今后谁讲这些话就是流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红卫兵是老几呀？我们工人，农民算老几呀？我们毛主席就是依靠普通工人、农民、红卫兵、革命干部，有些共产党员听了也不反对。徐景贤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我有错误也可批评。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把徐景贤搞得灰溜溜的，又搞王成龙。
    张春桥同志又谈到，离开阶级斗争形势就没有办法分析，打倒徐老三你可以贴吗？打倒王成龙你可以贴吗？打倒张春桥你可以贴吗？我们呢，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发动猛烈进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搞垮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否则上海就会落后了。中央关于九大问题下达以后上海没有声气，有些单位恢复党组织生活，就没有向革委会报告，你们不带动群众，就有人带动群众前进，搞了武斗，我就不相信群众想搞武斗，普陀区，武斗频繁，一定有反革命。
    当前要抓住“九大”准备工作，无论如何不要把修改党章孤立起来，要与当前斗争结合起来，要与恢复党组织生活结合起来，这是不容易的，有斗争，有人会从“左”，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有些人就不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也有些党员尾巴翘得高高的，怎么样，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还要听我的，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对刘、邓不造反？对人家造反不支持，我看这样党员有问题。
    张春桥同志又谈到，犯了错误愿意改与不改有区别，翘尾巴就不对，不能中央讲恢复党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就翘尾巴，这里充满着斗争，这里包括阶级斗争。
    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抓紧，中央给我们一个月时间，两个星期内你们要交出初稿，第三个星期总结才能回过头来讨论一次吧！第四个星期才能总结成一份草案。这里要好好学习，如果对刘，邓和毛主席建党路线都不知道，搞不清楚那怎么能修改呢？这需要我们对毛主席建党路线指示好好地学习一下。另外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了什么问题，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张春桥同志说：“九大”党章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党章，因为我们的党经历了马列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我们的党章就要表现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最新水平的党章。“七大”是刘少奇搞的。“八大”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春桥同志接着说：我们都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次就要看我们搞得如何，搞好了送给主席，给主席能打四十分、五十分、还是六十分刚好及格，还是不符合要求，受批评，犯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我们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那提高也快。
    张春桥同志谈到：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中央认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张春桥同志解释这个最新指示时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那就是指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象以前特务，叛徒和乱七八糟都混进了党组织。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有些组织不是朝气蓬勃，而是死气沉沉，以前有些党员干部年龄不大成天看病，没有朝气，而是暮气。有些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斗反而没病了，陈、曹放了不斗，反而胖了，你们不斗他们，将来他们要斗你们啊！
    张春桥同志在谈到修改党章时说，要知道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什么叫纪律？什么叫民主？无产阶级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为何不能遵守纪律。这次修改党章要向毛主席学习，要向列宁学习，列宁有些建党理论要好好学习，特别是毛主席的，边修改边学习。我们想到的，就有这么几条。你们下去以后，每天要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修改小组汇报。
    这几点我们报告了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好，也只有毛主席，相信群众，让广大群众来修改党章，那工作会搞得更好。
    附带讲一下，团怎么样？现在还不能有明确答复，修改党章会碰到党团关系，到下面去要征求意见，有很多人要求红卫兵代替团，如连队没有红卫兵，解放军本身是一个兵，而红卫兵又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所以解放军再戴一个红卫兵袖章就不大好了，又如工厂也没红卫兵，农村，机关和其他单位也没有红卫兵，所以红卫兵与共青团如何关系，希望广泛征求意见。不管怎样，团组织也要整顿，团内也混进了坏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就是坏蛋，当然大部分团员是好的。假如学校红卫兵要代替团，红卫兵也要整顿。
    到下面调查碰到没有定性的怎么办？没有定，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没有检查好的不要参加党组织活动。有些人不愿意参加党组织，就不一定要拉他，有些人还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参加党组织。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现在冲向社会的风气有加强，学校还是要复课闹革命，不要在社会上，有些人还在外面，有的人还在武汉，人家不欢迎，学校有些人一到工厂，有的就闹分裂，分成两派，到农村也是这样。学校斗批改没有改好吗？不管大学生，中学生都要回到学校，如果到工厂去要诚恳学习，那还有点好处。
    最后张春桥同志说：让我们在毛主席的生日的前一天，把修改的党章草案交给毛主席。
    徐景贤同志讲话：
    春桥同志讲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而艰巨的任务，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项工作抓好。最近工作就要围绕着筹备“九大”来带动其他各项工作，促进我们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批判刘、邓的建党路线，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最后徐景贤同志指出，要求这次下去的同志，在斗争中学，在工作中学，到群众中去学，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建党理论和有关指示。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报》1967.12.10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谢富治、周总理、康生出席了座谈会〗
    问同志们好！（热烈鼓掌）这两天座谈会，听得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离开了群众，就无所作为。好多创造性的东西都是从群众那儿来的，特别是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那里来的。
    大概是去年冬天跟今年春天，我们在这儿和工人同志座谈过，总的我觉得，工人同志的精神面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形势，听大家讲的是一片大好，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突出地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一般地办了三期，有一个厂（铁路大厂）办了十一期。办了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这样整个形势很快就好转了。有许多工厂增了产，很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有一些单位由于武斗，生产受到影响，有些下降，目前也逐渐恢复了；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不好，那是很少数的。象刚才这位女同志讲的第一机床厂，他们那里经过一个反复，这是比较少的。另外，京西煤矿，大概只有门头沟一个矿是比较差的。（康老：那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思想问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那个地方比较差，可能有许多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康老讲的，是个政治问题。因为那种老厂、老矿，有国民党、会道门，等等。不过，这是在一片大好形势里头，极个别的。还有的个别地方形势不好，主要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在那里作怪。第一机床厂和另外一个厂的同志，都讲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采用种种的方式来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其中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当前来说，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主要表现，要向它作斗争。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要勇于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象煤矿工人，在旧社会是很惨的，旧社会的煤矿惨无人道。现在煤矿工人最低的工资每天两元多，生了病，受了伤，还由国家负担着。有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不上班，不干活，还要拿工资，有一点小病就不干工作，这就是忘本了。还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掌了权后，脱离了群众。所以要斗私、批修，要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还有人不仅不干活，不上班。而且还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更是绝对不容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决地积极地和这种人作斗争。
    刚才我听到有人说，三十岁以上的党员就比较保守了。我想，年龄不应该是保守的原因。我们的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所以，年龄不是保守的主要原因。保守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三十多岁还是青年人。我到现在还不服老。我不是说我人不老，而是说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还是很年轻的，我跟同志们在一块，觉得更年轻了，即政治上感到年轻了。
    在这大好形势里头，我听来听去，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机床厂，发生反复是因为没有经过军管，他们现在要求军管，我们准备同意。军队“三支”“两军”，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由宣传队、军管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最近又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因此，使得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同志们在会上发言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学生、中学生都应该好好地向工人同志学习。（谢富治同志：讲得对！讲得对！周总理：对！）（群众热烈鼓掌，学生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很对！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必须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历次革命运动，初期总是学生先起来。但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从来不是学生，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要带头，而且要左右革命的形势。我们建议，红卫兵小将不要干涉工厂的事好不好？
    此外，在同志们发言里，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是值得学习的。就是同志们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水平高的。因为，如果不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清楚，那么，目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不清楚了。怎样整党建党，怎样解决党群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同志们都可以回去再讨论，讨论了可以给我们提供材料，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有个单位已拿出个大致的意见来了。）北京市运输公司修配厂的同志讲的关于整党的那份材料，讲得很好。
    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铁路大厂的同志讲的那个“三开”，就是日本时代吃得开，国民党时代吃得开，共产党时代吃得开，可他还是共产党员，怪不怪？这事情是很怪的！党外的，有什么国民党，什么会道门，如一贯道。这里头的人，对一般的当然可以教育，但对它的骨干分子，特别是有现行活动的，我觉得应该坚决处理！对那些不老实的地、富、反、坏、右，也应该坚决处理！当然要由群众监督改造，由群众来处理，不是专门靠政府这个专政机关。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一整党，一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搞斗、批、改，就会涉及到人的问题。
    关于斗、批、改，要从工厂的基层单位搞起。人浮于事，脱产的行政管理人员太多，参加生产的人少，这个情况不允许再存在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改掉它。基层的工厂、企业一改好，一两千人的中央大部也就存在不下去了，不精简也得精简，不改也得改。同志们在改的方面也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希望同志们继续试验、创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我就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错了的，同志们批评。（热烈鼓掌）
    （根据记录整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会上的讲话
    修改党章需要大家好好读书，读《联共党史》特别是头几段（第二章）、列宁《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左派幼稚病》、《关于党的纪律问题》。纪律是有条件的，“驯服工具论”是不对的，党章一定要体现民主集中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党是好好的，但是并不排斥党内有坏人，当时有陈独秀。党内生活比较活跃，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遵义会议前搞得一塌糊涂。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经过整顿，党内比较活跃。进城以后，又有些变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刘少奇一套越来越糟了，有些方面把权也夺去了，搞了个后十条，一九六三年就更严重了。
    总纲最难写，一定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新贡献也要写上，最好要用毛主席语录写，不在于新的说法，要每天学毛选。
    “九大”开的时候，一定是很活跃的，……姚文元同志给毛主席的信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上海有的（党员）党籍要重（新）建立。这样的事曾在苏联多次发生，提出“清党”的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发展新党员有可能坏人钻进来，要防止。
    对“八大”党章怎么估价，有人讲是刘少奇的党章，不能这样说，至少民主集中制讲到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同志。被接见的高校有清华、北大、地质、师大、北航、农大、林院等。首先汇报了三个多小时，然后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
    祝同志们好，我……学了不少东西。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脱离群众就无所作为。许多新的创造新的经验，是从群众中来的，特别是从你们革命造反派中来的，总之你们的精神面貌与半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形势，我听了一片大好，表现在各方面都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各单位都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厂办了几期。你们的发言是很有水平的，说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所以形势大好。许多单位生产都是增加的，有的厂由于斗争生产影响了，现在也恢复了。有的单位在前阶段生产受了一些影响，现在开始恢复。当然有的单位不好，象刚才第一机床厂汇报的是少的，因为有反复。煤矿方面就是门头沟较差，不好的原因很多，恐怕就是个政治问题。如康老讲的，老厂里复杂，有特务等等。这是一片大好形势下个别的，这个别不好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作怪，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资产阶级用各种思潮来腐蚀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大家知道，建党，刚才听到说，三十岁以上的党员保的多，年龄不是保的原因，主席七十多岁了，还是革命造反派的伟大领袖，保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个人是不服老的，不是年纪不老，是我的精神状态不老，特别是与你们在一起，我这个人更显得年青了。
    军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军管，我们是同意的，“三支两军”起了很大作用，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很讲道理，大学生应该向工人学习，为什么大家不呼口号？（众呼：向工人同志学习）
    此外，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不突出不搞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是不行的，这一点回去好好搞一下。新华印刷厂讲得很好，就是建党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党内要清除特务、叛徒、变节分子，党外也要清理，对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要严肃处理，刚才提的三K党（指国民党、一贯道、三青团）有现行活动的严肃处理，地富反坏右不老实的也要严肃处理，当然由群众处理，不是由政府。
    康生同志：
    我同意江青同志讲话，工人起来了。毛主席说在去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只有学生群众运动，现在工人运动起来了。到今年一月份，有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上海的工人阶级。过去主要是文化革命方面的内容，到工人起来后，还有一部分农民起来了，这样便成了社会主义的大运动，无产阶级的大运动。
    大家讲，形势大好，运动发展到今天，毛主席提出以斗私批修为纲，要恢复整顿党组织也可以开始了。形势大好，两次座谈会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论点是正确的，恢复党组织，整顿党组织。有些同志提了很多意见，汽车修配厂给了我们很好的材料，希望同志们整理好经验，九大恢复和整顿党组织要走群众路线的。恢复整顿党组织，甚至重建党，这样一件大事也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整顿恢复党组织，在发展中恢复党组织不是简单的恢复。从同志们座谈可看出同志们所关心的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毛主席和广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心连心的，这是第一。
    第二，恢复什么党，建什么党，这要讨论，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健康的，可能有少数会翘尾巴，要作好思想工作，要办学习班，抓活思想，抓斗私批修，要结合起来搞。
    三、恢复党组织也好，整顿党组织也好，什么人可以恢复，什么人不可以恢复，或者暂时不可以恢复。如主席指示所说的，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决不可恢复，如果怀疑历史有问题的，要缓一下，了解清楚了再说。
    四、什么人可以入党，恢复与发展必须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是造反派头头不吸收入党常常会发生矛盾，什么人可以接收，什么人不可以接受，要讨论，什么人要清除也要讨论。清除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有不起作用的，暮气沉沉的还不如群众的怎么能当党员，应该劝他们退党，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不是这样做，党怎么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呢？
    五、领导关系问题，党组到底和革委会关系是什么，有人说要突出领导，大多数人说要过渡，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领导班子不好搞，发生问题，影响文化大革命三结合等等，这也要讨论。
    六、恢复了干什么？有人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恢复了也要搞斗私批修，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斗批改，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逐渐过党的生活，要讨论，总之，不能变成刘少奇黑修养的，听话的，要成为真正有革命朝气的队伍。
    七、关于共青团问题：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有人认为工人农民中红卫兵少，或者根本没有，主张恢复团。这是个问题，红卫兵有的说可以存在，有的说可以不存在了，所有这些问题，请你们讨论，本着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讨论一下，搞个报告。
    陈伯达同志：
    听说北京有一百万工人，产业工人只有七十万，大学生十三万，大中学生一共四十多万人，比工人少得多，工人阶级应起作用大，这不是一个数值问题，在大革命中工人阶级一个人可起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作用，可是过去一些大学生到工人中搞两大派，把两大派强加给工人身上，工人应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主要作用，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左右北京文化大革命形势。
    江青同志：斗批改也要左右，应从工人基层生产单位搞起，机关脱产人员多，生产人员少，不允许再存在了。改要左右。
    陈伯达同志：行政机关要精兵简政。
    江青同志：部、口也要改。
    陈伯达同志：从现在就可改了，有些人现在不工作，不劳动的可以不给他们饭吃，告诉他们不劳者不得食。他们逛大街，工人阶级应当起监督作用，要这样：（1）要认真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能曲解、歪曲。（2）执行主席指示，不管是那个工厂，都要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落实，有派的要两派一起商量，学习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有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好好学习，认真讨论，见之于行动。（3）向抓革命促生产先进单位学习，向他们学习长处，不管大厂小厂。
    周总理：同志们开了两天座谈会，听了好多好的经验，我们有些不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与工人接触大大少于大中学生，但是第一张大字报出来时，学生起来快，需要学生点火一下。后来工人起来了，与工人接触少，你们搞的好，这主要是你们的，主要学校还未成立革委会。在初期冲一下搞得好，但到打硬仗，搞大批判了，因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行了，大中小学的来了，要好好向工人学习。
    谢副总理：打架的还没有来呢，下次把他们请来。
    周总理：我讲大联合问题，要斗私批修，制止武斗，封存武器，这样就要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造反派。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联合，但都需要从学习开始，首先要斗私批修。革命所以搞得好，是因为他们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学习班，制止武斗，封存武器，并见之于行动，有了这个基础，大联合、三结合、本单位斗批改也就好办了。北京现在工厂走在前面了，正如康老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工人应起带头领导作用，不仅一月革命，现在的运动也要带头。各省这样讲的就有起色，在学生方面，我们花了好多精力，就是慢，不是说学生没进步，红卫兵我支持你们，应好好向工人学习，只有靠本单位群众，才能搞好。
    谢副总理：首先好好传达，组织学习，学好毛主席著作。
    陈伯达：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在工人同志汇报过程中，中央首长作了十分重要的插话：
    二七车辆厂徐锴：什么叫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康老：就是看他向群众检查不检查，交待不交待。群众谅解不谅解，通过不通过。
    （当汇报到有些党员平时运动不来，恢复党组织进就来了）
    江青：革命的时候不革命，恢复党组织时来了，这样的党员要他干什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谈中央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两个文件
    今天找你们做几件事情。
    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有两个文件：一是十月二十一号中央把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发到连队支部及地方相应组织；一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和中央文革继续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这是把前些时候征求的意见综合了一下，并要求大家再提意见。你们看过了吧？讨论过了吧？党校反映了几次？
    还有两个文件是十二月二号《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十二月十六日《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大家都看到了没有？座谈了没有？
    这三件事都是为了准备召开“九大”所进行的工作。“九大”怎么开，什么时候开，开什么样的会，党的组织怎么整顿，什么时候恢复，什么人能参加组织生活，什么人不能参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章怎么修改，党纲怎么办，是作为总纲──象过去那种形式，还是象苏联在一九○三年和一九一九年列宁搞的那样单独的形式。我想这些问题要发动党校和组织部的同志们深入讨论。因为过去党校和组织部是接触这方面问题的。
    上海讨论党纲、党章草案，送来十八种，是从一百几十种草案里选出来的，我还没有看。
    上海送来的文件中说：上海市总的有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又分成各个方面的。连延安中学也搞了一个，有的街道居民也讨论党章，批判刘少奇的建党路线，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有些政治空气混乱的单位，一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正气就抬头了。党群关系不好的地方，通过学习关系改善了。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成为上海政治生活的中心。修改党章成为群众运动。收获很大。从修改党章看出，广大群众通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刘少奇那套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在起草党纲和党章条文时充满了对毛主席的热爱，充满了对林彪同志的尊敬。但是起草一个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党章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水平低，选了十几种草案都很粗糙。上海的工人、农民、战士、红卫兵、广大党员干部经过多次地讨论。广大居民、工人、学生能够参加讨论和修改党章很高兴，觉得很光荣，热情很高都抢着干。
    从各地来看也是这样。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工代会代表座谈建党问题，也召集了大专院校包括中小学的代表座谈了一次。大家共同认为，主席把召开“九大”、修改党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样重要的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走群众路线，发扬极大的民主，群众感到非常光荣，非常高兴。由此看到毛主席有事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而且这个方法一直运用到召开党的大会，修改党纲、党章、建设党中来。这的确是很重大的问题。这个经验我们要学习，北京做得不够。
    党校和组织部更有这种条件，应把这三件事（也是一件事：整党）同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本单位的斗批改很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志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还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进一步做好这件工作，使这项工作的确变成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中心。党校和组织部完全有这个条件，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回去计划一下，从思想上、组织上好好安排一下。比如组织部要统一搞一个、八个处分别搞一个修改党章的草案，一共九个。党校分教研室布置一下。叫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怕犯错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
    还有一个文件，关于整顿团和红卫兵，也要发下去。团还是要的，团怎么整顿？党校团员转党的有没有？团员要求入党的有没有？党校哪些党员够条件？哪些不那么够？十二月二日的文件中有些条文好掌握，有些不好掌握，其中有一条主席很重视，就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党校有没有？有人提出不要轻易劝退，要多做思想工作。耐心教育是需要的，当然还要看他，他活起来才行。
    另外，党校和组织部可以发动群众写对刘、邓招降纳叛的批判文章。这方面更应该做。把刘邓彭安包庇叛徒的资料搞出来供给批判。组织部编了几本？（郭玉峰回答：编了三本，两本正在研究修改。）这方面党校做了工作，有成绩。刘少奇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曹轶欧同志说：恐怕基本上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刘少奇这个人忽然这么一转，忽然那么一转，有时形“左”实右。材料要做整理工作。党校、组织部还要搞点正面材料。毛主席论党的建设要搞。（组织部、党校同志回答：都在搞。）八仙过海嘛，你们自己搞吧。当然有的不免有重复。毛主席论教育的语录发下去了吧？
    围绕这个问题一方面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一方面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反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建党路线。通过写文章，修改党章和准备“九大”来搞这件事。从党校和组织部来说，这件工作一方面同大批判联系着，一方面同斗批改联系着，所以要抓紧这件事。“斗私、批修”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要结合搞。事情很多，你们自己去计划。
    另外一件事，党校做一下，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摘录一本材料。这对于当前讨论主席那个指示，即十二月十七日的批示有好处。不要搞得太繁琐，太繁琐了人家看不懂，搞得扼要一点。黑格尔的论绝对与相对也搜集一点。把相对主义的康德、马赫的主要论点也摘一点。这样使大家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接受快，太多就不行了。
    费尔巴哈的两本书翻成中文没有？（指“未来的哲学原理”与“基督教的本质”。）
    这里顺便问一下，主席的批示都收到了吧？主席的批示对我们教育很大，鞭策我们进一步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极大的推动力。有的同志对主席的《矛盾论》看过，甚至看过好几遍，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看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看过，还有的看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特别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关于相对与绝对的问题讲得很深刻。我们更熟悉的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发展了的《矛盾论》。《矛盾论》中反复讲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例如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相对性；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学是学了，讲是讲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活学活用，紧跟毛泽东思想还是个问题，我们的报纸刊物没有紧紧地跟上主席思想。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句话是今年五月空军部队的吕祥壁同志牺牲了，从他的笔记上摘的语言，应当说这是代表广大群众对我们伟大领袖的真诚热爱，同时也是朴素的语言。报纸、刊物用了这种语言。对这个问题主席是讲过几次的，说过这个说法不科学。但是有的同志把领袖谦虚这件事同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另外一件事混在一起。因为主席说它不妥当，不是简单的从谦虚讲的，而是从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高度讲的。我们的报纸、刊物登了以后，主席提出来不妥，有的同志却把主席的谦虚和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混在一道，不能用毛主席著作检验为什么不科学。当然这是表达了群众朴素的情感。所以主席利用湖南的报告做了这一批语。这个问题不仅是湖南的问题，是讲马列主义哲学、也是提高了我们马列主义的水平。
    主席讲有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读了许多书，但是越读越蠢。
    从批语看出，主席对马列主义哲学是多么精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用极通俗的扼要的语言高度概括出来。
    这一点拿我们自己检查来讲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完全不懂也不能那么说。因为读过《矛盾论》及马克思主义其它书。但是，用这么样的语言概括简直是望尘莫及的。毛主席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这样扼要的概括，使我想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有短短几百字，想起了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主席在杭州接见伯达同志和我的时候说：哲学家要滚一身泥巴，反对课堂哲学，反对书呆子哲学。他的范本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条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讲到以我为核心时已经讲过了。“大树特树”这种说法细细想想也不科学。因为权威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
    从主席批示的第一条看，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但是不是因此怀疑和否定主席思想的权威？不能这样。主席思想不仅在中国人民而且在世界人民中有很高的权威性。过去孤立地讲绝对权威那不合辩证法，但不是否定主席思想的权威，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不但被中国党和群众，而且已经被全世界革命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承认，被实践所证明。
    “大树特树”这种说法一方面是不科学，因为权威不能用人工去建立，还有个不妥当是好象毛主席的权威没有树起来，要我们人工去树立似的。实际上早在实践中建立起来了，何必我们去大树特树呢？当然群众说大树特树不是这个意思了。
    主席的批示对我们启发、鞭策、教育很大。我两天没睡觉，重新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重新读了，列宁的看了一篇，不很多。《矛盾论》和《实践论》也读了，我还想继续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是四十年前学的，在上海大学念书时是我们的讲义（上海大学在国共合作时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这本书以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读。这次又重新读了一下。这本书的题目“起源”是管三个东西。准确地翻是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他讲的绝对权威是奴隶制的家长可以对妻子、子女任意处置，随便杀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权威垮下来了。康德也有类似的词句叫绝对命令。
    重新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给我们很大推动，军队行动很快，他们立即传达了文件，指定了学习材料。《矛盾论》要整篇地看一下。《矛盾论》关于绝对与相对的问题讲得很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都是讲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矛盾论》讲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又包含普遍性。主席批示中的话实际上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都有了。根据主席的批示，象林副主席讲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可以提高我们对主席思想的认识。关于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恐怕一下读有困难，要特别把第二章第五节学一下，参考一下。
    问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单独的绝对真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黑格尔哲学永远结束了那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一切看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康德的相对主义一一认为没有绝对真理，世界是不可知的。列宁说“对于波格丹诺夫，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完全排斥了承认绝对真理。对于恩格斯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辩证论者。”所以没有单独的绝对真理，它都是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另一方面又有绝对真理，马赫的相对主义就不承认这一点。
    在绝对相对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这两方面做斗争，一方面是承认绝对真理，否认它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另一方面是承认相对真理，否认绝对真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把这两方面都讲了，回去把第二章第五节看一下。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看一下，都看更好了。恩格斯对的方面接受，纠正他错误的方面。主席还叫我们看一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看后头，第九章、第二章也可以看看。
    总而言之，不要教条式的去学。要活学活用，要带着问题学，要带着主席这个批示去学习。主席批示第三条：“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主席的批示第三条，大家去读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和领导工作方法的决定。中央早就禁止祝寿，最早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见诸文字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上：“十一，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批示下面三条是答复湖南的三个具体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讲了防止骄傲，防止糖衣炮弹。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做出一点成绩要越发谦虚。我接触一些革命组织的革命小将，开始受走资派压迫，革命性很强，现在把走资派打倒了，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地位变了，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当权者。地位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注意思想就要变化。从北京有些大学的头头可以吸取教训。朱成昭一开始在地质学院受薄一波、何长工压迫，我们支持他，后来成了三司的头头。现在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叛国分子，要投靠苏修、香港。
    我最近给几个名牌大学的头头找了两条语录，我对谢富治说，开会是你们要学。一条是二百四十六页最后一行到二百四十七页：“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无论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土改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中看，常常是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完全是一贯到底的，有的是不成的。因为一方面不断产生新的骨干，另一方面有的骨干落后了、腐化了，相形见绌了，就会被产生的新骨干所代替。
    第二条是二百五十二页的下边一段：“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今天运动到了一年半的时候，青年知识分子要注意主席的这个教导，使自己更加努力和引起警惕，不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
    总而言之，希望认真地、严肃地去学习和领会主席的这个批示，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主席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理论的认识更加提高一步，对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好好学习。所以遇到问题不要以为书读了以后就不需要再读了，遇到问题还要带着问题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使我想起王力、关锋的狂妄。今年五月，报纸上重新登载了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因为我们感到需要，征得主席同意，重新发表的。发表后，我根据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新的情况和我自己想的问题，又重新读了一遍，有点新的体会。我觉得讲话不仅是文艺问题，而且是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哲学问题，例如这篇文章中讲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等五个问题，不仅文艺工作者有立场问题，态度问题，而且任何革命者都存在这个问题，对当前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加强团结很重要。特别是态度问题，对敌友我有三种态度。对敌人要坚决打倒，对朋友是有联合，有批评，有斗争。对的赞成，好的表扬，错的批评，反动的要坚决反对。对自己人，对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政党，应该赞扬，有缺点要善意地帮助。北京学生运动恰恰有时放松了敌人，而把矛头对准自己人。工作对象也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包括了哲学问题。主席讲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讲到政治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动机与效果、普及与提高、专家与群众、群众与个人、破与立、思想与组织的关系，最后讲到唯心与唯物的问题，从哲学角度讲涉及这十个大问题，我读了一下，不敢说理解的很好。应该肯定这个方法，就是读了还要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我是参加了的，亲耳听到主席的讲话，并不能因为这点就骄傲起来，又重新读了一下，想到这么多问题。
    有一次我遇到关锋、王力，对他们说了大致我刚才说的内容。现在我才知道竟引起这些家伙的极大反感，他们说康生向我们大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知什么心血来潮，好象他从来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仅读过，而且是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和丁玲、肖军、草明等人进行了斗争。王力、关锋这些人这么狂妄，怎么不犯错误？
    你们一定要谦虚谨慎，一定要警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当然谦虚不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曹轶欧同志插话：骄傲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就要犯错误。）这一点党校的青年同志要时刻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很不好的是耍两面手法。正象主席经常说的，一些人嘴上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下面却踢人家一脚。对这种态度要有阶级观点，马列主义观点。刘少奇这一帮叛徒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两面手法，两面态度，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是特务手段，是叛徒掩盖其面目的手段。这批老的叛徒、特务已经被揭露。但是阶级斗争的深入会不会产生新的两面派人物，完全可能。
    ……对我念的这二百四十六页和二百五十二页两条语录党校的同志体会更深，因为有李广文这个活标本。
    （曹轶欧同志插话：党校同志把这两条语录贴起来，每天念。党校特别是十七级以上教研室的干部要经常敲警钟。）
    也要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譬如党章党纲也可以让他们起草。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九月十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授权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这是对上海工人阶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经过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
    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
    现将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的规划和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审查批示。
    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1.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革命委员会具有革命权威。
    2.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得好，查清敌情，阶级阵线分明。
    3.整党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一整套反动谬论搞得比较深；清出了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少数长期死气沉沉的和犯有严重错误尚未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党员暂缓恢复；对广大党员进行了教育，站错过队的党员多数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4.革委会中党的领导核心，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革命斗争中经过更新的，新老结合的，经过革命群众反复酝酿推选的。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初步选定国棉十七厂，上海阀门一厂（原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三个单位在十月份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其中国棉十七厂和原良工阀门厂，都是老造反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一月革命”夺权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上港七区造反派队伍坚强，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有贡献，党的核心中有老造反的党员，也有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
    在总结上述三个点的经验后，年前准备再选择十几个到几十个条件成熟的工交单位开展建党工作。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进行，今后也不搞那种由上而下规定数量的“大发展”。
    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发展新党员，必须坚持毛主席这一伟大建党纲领的要求。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而不是那些中间派，“老好人”或言行不一的人。
    广大革命群众一致强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然也不能脱离实际。
    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必须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方针。
    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
    接收新党员，必须本人申请，并有正式党员两人介绍。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地广泛地听取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
    全市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两年多严峻的考验，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不要预备期，以便即能行使正式党员的权力。今后发展党员还是应当有预备期。
    四，关于新党员的审批。
    由市革命委员会授权有关单位革委会中党的核心小组或常委中的党员，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权，审批批准新党员入党。市以下各级革委会领导成员入党，则须经上一级审批。
    首批新党员入党，要举行较隆重的会议，吸收革命群众参加。其他有关单位也可派代表参加。
    入党宣誓的誓词，均由本人自己写。
    第一批新党员入党后，拟报请中央批准予以报导。
    五，凡属下列情况的单位，不得发展新党员：
    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没有搞好的；虽然搞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但支部的领导仍是旧班子原班人马的；阶级队伍没有清理好的；革命大批判和教育受蒙蔽的党员的工作做得差的；党群关系特别紧张的。这些单位，要做好其他工作，特别是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为建党准备条件。
    六，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党员继续加强教育。现在，有的党员有保守思想；有的党员总觉得“你们非党造反派反正得归党员管”；有的怕被介绍的人以后出了问题找他“算帐”，不敢做入党介绍人；在发展新党员时，有的党员可能会揪住造反派同志的某些缺点不放；有的也可能怕这怕那，为了“讨好”造反派，不敢坚持原则。这些都需要针对活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利于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胜利地走过十九年了。
    在庆祝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国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表示最热烈的问候！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革命文艺，欣欣向荣。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一小撮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已经彻底破产。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十九年来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锻炼得空前巩固、空前强大了。
    所有这一切胜利，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亿万革命群众英勇奋斗的结果。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虽然时间还比较短，但是，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久经英勇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他的巩固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在一起，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在一起，必将创造出更加光辉的功绩！
    我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不断地立新功。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一派大好。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美帝日子不好过，苏修日子不好过，各国反动派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反革命统治不会长久了。等待着他们的是：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全面崩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全世界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打倒各国反动派！
    粉碎美帝、苏修勾结瓜分世界的阴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68年10月2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在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和组织整顿的彻底性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一次整党。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是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行动起来，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的两条路线的一场决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党的领导，并正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成为全党唯一的领导中心。现在，我们的党，是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正确路线。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出发，抹杀阶级斗争，镇压劳动群众，改变党的性质，使列宁缔造的党变质成为所谓“全民党”即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中国赫鲁晓夫黑《修养》的核心，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科学社会主义。他所鼓吹的一套什么“自我修养”，其目的是保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扼杀共产党员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准备“驯服工具”。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打掉了腐蚀革命意志的官气，密切了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这样，就发现了和锻炼了左派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教育了动摇的中间派，孤立了和揭露了右派即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执行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群众性的而不是关门的整党运动，才能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手里，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性，领导广大群众前进，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赋予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历史任务。
    当前整党工作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这个生动的比喻，包含着极深刻的辩证法。毛主席教育我们：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在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着的组织，不要看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组织。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吸收新鲜血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广大革命群众中，首先在工农兵劳动群众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造反派战士。他们有这样一个特点：两条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站在斗争第一线，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挺身而出，特别反对修正主义很坚决。这是很可宝贵的革命品质。他们也有缺点，这是可以教育和克服的。
    上海阀门一厂一位要求入党的工人同志说：“党组织应当吸收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战士入党。要求入党的造反派的同志，要有正确的入党动机和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为了达到任何个人目的）；夺权之后，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不是为“私”掌权）；要始终如一地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积极宣传、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斗私，批修，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不能以“老造反”居功自傲，不能革命革到一半就中途而废）；要紧密联系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它反映了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对自己先锋队的要求。应当积极地吸收符合这样要求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朝气的新鲜血液入党。要求入党的同志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已经入党的同志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经得起今后任何大风大浪的考验。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工人队伍中党的建设，重视发扬革命朝气，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主席就提出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一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一九五七年七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又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完全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相对抗。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注意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而是包庇无产阶级的叛徒、工贼、特务、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帮助这些人混入党内攫取领导职位。他们不是提高工人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是向他们灌输最腐朽最黑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就是受了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毒害。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论，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并且在包括工厂、商店、人民公社、机关、学校、街道等各个方面的群众中认真清理好阶级队伍，把混在群众中的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使吸收新党员有一个可靠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有一些犯过错误而又认真改正了错误、积极工作的同志，他们与那些坚持错误或躺倒不干的人不同。他们去掉了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灵魂中增加了来自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应当支持和团结这样的干部共同工作。应当把他们犯过的错误成为人们共同记取的教训。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有的地方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存在保守思想。有这样的情况：成份、思想都不错的好同志，等了五、六年，打了多次报告，仍然不得入党。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中，有四千名左右的委员，其中大约半数左右是革命群众的代表，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工农兵的代表。这四千左右的同志，是经过了革命风暴的考验和锤炼，再经历了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干部要经过革命群众的讨论、审查和领导的批准，而且经常进行着局部的撤换和调整。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开十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隆重的群众大会，万众欢腾，家喻户晓。请问各地历届的党、政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哪一届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呢？有哪一届这样广泛地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了解，又这样广泛地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呢？决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而不是采取什么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恩格斯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所窃取的一切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就是宣告了他们失去了党、政、财、文的一切职位，这是不言而喻的早已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把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内奸、工贼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他早已被革命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权力和职位了。
    革命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是一种随着革命不断发展经常发生的过程。一个干部是否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要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考验。现在参加工作的广大的干部也是这样。新干部参加工作，千万注意不要脱离劳动群众。但我们不要因为怕干部犯错误而不敢大胆使用。劳动群众把他们提上领导岗位，同样地会不断地教育和帮助他们，以至在必要时撤换他们。
    清除反革命分子和剥削阶级分子出党，吸收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把忠实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挑选到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中去工作，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干部定期下放参加劳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并且形成经常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全面地执行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就能有力地粉碎修正主义任何形式的反扑和挣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更加生龙活虎地领导无产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逐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
             （《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
    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二、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1968.10.18； 中发［68］155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968.10.18
    
    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
    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
    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1）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申报》关于军阀邢士廉查封上海总工会，传讯刘少奇的报导
    
    ●总工会被封后所闻
    淞沪戒严司令部金副官长、前晚奉邢司令命令、查封总工会、当同杨副官带排长一名兵士十名至四区、经宁署长派杨巡官率长警一排、至和兴里二十七号总工会内、将一干人驱出门外、屋内器物案卷逐一检点登册毕、于门上加司令部之封条、并于该里口贴有查封之布告、昨日下午、又将封存物件、一并用汽车运往司令部、留存候核。
    闻此次总工会突遭解散、其原因颇多、自日纱厂工潮解决时、工会方面种种要挟、致官厅办理异常吃力、迨工部局电气处复工问题磋商、英国当道遂主无条件复工、而总工会又提出五条、嗣经邢司令许交涉员张道尹等议决、凡电气处工人、均可自行到交署报导、一面由虞会长设法与之接洽、又经许多周折、是以政府与江苏郑省长等早有密电邢司令等、取严厉制止或竟解散、邢司令以如无煽惑工人以及越轨行动、稍存宽厚之心、暂不置议、讵此次九七案件、发生交涉、邢司令适又在宁、闻悉之后、颇为震怒、于是郑省长遂密电邢司令、立予解散封闭、并查拿首要、如有抗拒、即当场捕拿云云、闻邢司令于封闭该工会后、除通饬所属军警密为戒备防范外、昨已赴宁、面谒郑省长、报告一切、并顺道贺寿云、又闻淞沪戒严总司令部、于前日查封总工会时，讵委员长李立三被其脱逃、只将职员刘贯之拘获、昨闻司令部人云、须李立三到案、刘贯之可无大罪。
    又迅、近半月来、总工会屡有被封之传说、自委员长李立三晋京、即被政府密派暗探监视甚严、旋设计出京返沪、而政府方面、因接受某方警告、决意严厉取缔、至前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本埠交涉公署、淞沪警察厅邢总司令、同时接奉执政府密电、饬即会同查封、迅速具报等因、邢总司令因当晚赴宁公干、立召副司令常之英、金副官长、及各官署代表执行查封手续、适下午洋务工会工友数百人、赴总工会索取救济费、人数麇集甚众、至傍晚饬派军警前往弹压解散后、总工会各科重要职员、均已散去、司令部仍饬派军队一排、淞沪长警一排、于八时许前往查封、将住会人等一概逐出、门首粘有司令部及五区警署封条、此查封时之情形也、昨日淞沪戒严总司令部、特传讯该会委员长李立三·总务科刘少奇·会务科刘贯之·交际科杨剑虹等、查询五卅以来经收捐款之帐目、及会内情形、但闻截止傍晚、李等尚未赴司令部候示。（公平社）
    注：奉系军阀邢士廉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查封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2）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长沙《大公报》关于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的报导
    
    ○戒严司令部 逮捕刘少奇
    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注：刘少奇逃到长沙后，藏在贡院西街文化书社，军阀赵恒惕令戒严司令部于十二月十六日将刘少奇逮捕。
    
    （3）许文煊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藏在长沙文化书社被军阀赵恒惕逮捕的证明
    
    关于刘少奇被捕的问题
    
    我在1925年春到1926年冬在长沙文化书社做会计工作。1925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回湖南，住在文化书社楼上，大约一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找刘少奇。见到刘少奇后，就把他抓走了。没有抓其他的人。当时湖南省长是赵恒惕。
             许文煊 1968.10.15
    
    注：许文煊原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退休。
    
    （4）反革命分子黎泽泰关于军阀赵恒惕要将刘少奇“斩决”的交待
    
    1925年赵恒惕抓了刘少奇并要将刘“斩决”
    
    1925年我在伪湖南省长署秘书处当文牍，正是反动军阀反共大刽子手赵恒惕当伪湖南省长的时候。赵恒惕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后颁发了“十斩”“四杀”的布告，就包括有共产党人在内，即所谓“过激派”分子。刘少奇就是在赵恒惕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个紧急时刻被捕入狱的。当时据伪湖南省长署会计杨剑雄对我说：“亲眼看到赵恒惕在审问刘少奇案卷上批有“斩决”字样。特为揭发，证明这一确凿事实。
             黎泽泰1967.8.23.
    
    注：一九二五年军阀赵恒惕在广东省罢工，广东革命政府酝酿北伐，湖南出现倒赵运动的情况下，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发布了“四斩”的反革命布告。黎泽泰的笔供证实，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要将其“斩决”。
    黎泽泰一九二五年是军阀赵恒惕省长署文牍，后任国民党上校军法处长、县长等反动职务，原任我某省参事室参事。
    
    （5）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军阀赵恒惕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的报导
    
    影印件原文：戒严司令布告云。昨查新河等处并无外人杀伤中国工人之事。如有造谣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云。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
    
    （6）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同志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报导
    
    ○安源教员黄静原被枪毙矣
    ▲临刑时大呼口号──
    ▲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人──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曾见前报。当时工部所属学校教员及工人先后被捕者三十余人。工部职员兼教员黄静原亦在内。黄被刑讯多次。于昨十六正午被镇署押往安源枪毙。临刑时黄面不改色。问“何罪”。监刑军官答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乃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黄静原死不要紧”等语。闻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个。黄曾充稻田第一女师教员。被押后现任稻田女师徐校长曾去电营救。教育司亦去电请予开释。不料竟尔枪毙。究不知内幕如何。
    
    （7）地主分子成秉真一九五九年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节录）
    
    主席遇险，在伪政府民十四年主席居长市清水街被伪省长赵恒惕逮捕危殆万状据云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后他来会我。（我居长县湘民盟总部）且出示叶开鑫手书一纸其云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等语并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以是知叶开鑫亦早知共产党有出头日子。
    注：成秉真是刘少奇的表兄，他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中所称“主席”系指刘少奇。“简介”对刘大肆吹捧，但也透露了刘少奇被“逮捕危殆万状”，“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并馈赠洋银百元之多为盘资”。成秉真为美化刘少奇，改为“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敌人对刘少奇叛变革命，颇为赞赏。军阀叶开鑫特意为其题词说：“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
    地主分子成秉真已死。
    
    （8）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亲笔供词。此人以后被刘少奇擅令枪毙，此事足以证明刘少奇做贼心虚，杀人灭口
    
    杨剑雄反省
    
    我于民十三年在军阀赵恒惕所组织的伪省长署会计股当会计员。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赵恒惕和他的各伪处长合室办公的时候。听到伪军法处赵处长报告。“昨晚省长令我拿的共产党刘少奇我比派卫队营的兵于文化书店捕获来了请示如何处理”赵恒惕答“你提问一下速送陆军监狱署收押”并对陆军监狱署李伪署长写了一个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见。我听了之后。就想到这个人不是我从前同学后在育才中学毕业去过俄国的刘卫煌吗？一俟下办公。赵恒惕先走出时。我即在伪赵处长手中借案卷一看。注明系宁乡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办公之后。我就去军法处去偷看提问。我在隔天井阶边看见一个着灰布长袍。手向后靠。拿了一顶博士帽。背对着我正在答问。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军法处将他送至陆军监狱署。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料理一切后。即喂车赶至陆军监狱署。去看慰他。但伪李署长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见之令。不让我会他。这位李署长原与我有旧官场中的酒席应酬。并李也晓得我系赵恒惕的相信人员。我和李说了许多请求通融的话。并最后提出如赵恒惕责备你（李）归我负责。李终于允许了我去会他。在进入几层关锁的深狱中。隔栅与他相见。我的样当然比在读书时不同。并挂有伪省长署的特别证章。他似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报了名字给他。他脑子里静了一下。就连声答记得了。我问他“你为甚么来到这里。”他答“我也不晓得为甚么。”他讲时注意我的证章似有顾虑的样子。我就很忠实很庄严的对他说。“我现在某处做事。晓得你的事极严重。你有甚么事。甚么话。还不对我讲还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没再有人能进这里来会你了。”他听了我这番话。澄思了一下。就对我说。“我的内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门外某号。请你去问她就知道。在这里我不便讲”（旁有看守的）我又问他“你要钱用不。还要其他东西不”他答“我不要钱我只要一床被请你要我的内人送一床被来”我就安慰了他一番连忙跑到青山祠去会何夫人。何当时不在家。我留了一个名片写明住址要何速来我家。我回到家（住鸡公坡）没久。何即来我家。悲泣撞伤不已。我安慰了她许久。她才咽哑平静下来。我问她卫煌为甚么被捕。我今天已在陆军监狱署会见了他。要我来会你。就知道的。”何答“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儿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杨先生你也是晓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这里被捕去了。”我将我和他的关系、及知道案情的严重。并愿竭力营救他的心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说。我已着人回乡去叫他的老兄来省。他的老兄来了看如何进行。我又告诉她。他在狱里要一床被。她即将被送去。而伪陆军监狱署人员不予收转。我又写信给李署长连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转。过两天他的老兄刘六公到省。商量营救方式。那时有芳储乡住的洪庚扬在某处做事。与他同里同学。闻讯参加营救。于是我和洪分途进行。请宁乡当日所谓首要人物叶开鑫贺耀祖谭润生次要人成苍林杨晋圭等共同具禀担保。保禀由刘六公写作好。再由刘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请叶贺等到天乐居。将保禀一一加盖私章。他们并将保禀交付给我。要我当面送交赵恒惕。我踊跃承担这任务。并与叶贺相约如赵问你们时请你们切实担保。我比回到省长署。就持保禀迳至赵恒惕办公室外。连声报告要见省长。也不顾自己的人微职小。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候赵的公文批阅完毕。再来设法要达成我的人物。赵问我你与他有甚么关系。我答“系同乡同学。”叶竞秋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马弁摇电话与叶。我不俟马弁入。我即走去将电话摇好。要叶师长说话。叶晓得是我喊他。当然明白这回事。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四字。我即将这案件送至伪军法处办理手续。空了两天。他就出险了。出险后。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谢了我。何夫人并说我们这一生不会忘记你。他最后提出问我。说。你愿意入党不。我那时浑然一物。闷憧过日。没曾认识到这步。回答他我不入。过后我想这恐怕是他无以答谢我。以此来当作礼物罢。只怪我接受不了。别时，他告我他在长沙还有几天。耽过，就会去上海。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系大恶霸地主，一九二五年任湖南省长署会计。赵恒惕是杨的姨表姐夫，因而杨成为参预策划刘少奇叛变出狱的重要人物。杨犯一九五二年被我政府逮捕后所写的笔供，虽然是为表“功”保命，但也道出了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后，完全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民十三年应为民国十四年。刘六公系刘少奇胞兄刘云亭（已死）。叶开鑫（已死）、贺耀祖（已死），均系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洪赓扬（已死）一九二五年任长沙禁烟局局长，是刘少奇的把兄弟。何夫人即刘少奇前妻何保珍。
    
    （9）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刘少奇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叛变出狱的亲笔供词
    
    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刘作衡196７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刘少奇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迅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刘作衡系刘少奇的胞兄，被刘少奇安插在我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现被本乡革命群众监管。
    
    （10）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广州《工人之路》报关于刘少奇叛变出狱溜到广州的报导
    
    刘少奇被释放抵粤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前因养病回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无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国各工会闻讯之下，纷纷电赵恒惕请即释放刘君，湘赵因慑于群众力量，遂元月十六释放刘君，刘君出狱后即来广州，经于昨日抵步，故友闻讯，争相访候，谈述湘赵之强暴，无人不为发指云。
    注：刘少奇接受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以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叛变出狱，旋往广州。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重要职务，向报界吹嘘自己，蒙蔽群众。
    
    （11）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要王光美抄写刘的简历底稿中，承认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被捕”（此四字是刘少奇亲笔），但将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去广州”，以掩盖其叛徒面目。
    
    （12）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宁乡县公安局给刘少奇的信
    
    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店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等出名向赵匪恒惕具保始得容救主席出狱一事，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我县呈奉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我们为了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项荣救主席事是否确实以便处理迄赐批复是幸。
    此致
    尊高的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霍建国上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后，供出了一九二五年曾“救”过刘少奇的名。宁乡县公安局为此将判处杨犯死刑之事直接报告刘少奇，请示处理意见。
    
    （13）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原稿。这是刘少奇杀人灭口的铁证
    
    湖南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廿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一月廿九日
    注：杨剑雄是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刘少奇接到宁乡县的报告后，做贼心虚，十分害怕，竟迫不及待地不经任何手续私自电复宁乡县公安局。刘在复电中，利用报告中写错了年份（将一九二五，写成一九二四），对杨剑雄所谓“救”他出狱一事，矢口否认，并要公安局将杨犯照原判死刑处理。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按照刘少奇授意会同县法院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犯处决，杀人灭口。
    刘少奇在复电中诡称同杨犯“在小学同过学，以后三十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出狱之事“与杨剑雄毫无关系”，这完全是撒谎。事实是：刘在一九二七年包庇杨剑雄逃避了农民斗争；杨不但与刘有来往，而且与刘少奇前妻何宝珍也很熟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犯给刘少奇写信称兄道弟，十分亲热；一九五一年土改时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少奇这种杀人灭口的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14）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逃避农民斗争的亲笔供词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在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注：这是“杨剑雄反省”的结尾部份。
    
    （15）右派分子杨少岩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对杨剑雄“帮过忙”的交代
    
    1927年刘少奇说杨剑雄曾帮过他的忙
    
    1927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1967年6月22日杨少岩
    注：杨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为我某省师范学院教员，现被革命群众监管。
    
    （16）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给刘少奇的信。此信证明，他们解放后还有来往，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
    
    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汉皋一别忽忽廿有二年地角天涯无时不神驰
    左右数十年艰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
    吾兄之功伟矣全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而乡居从事教育又为所束后事生产小□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适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为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为成治平县杨厚吾何逸先区诸兄间有接触妄谓弟为开明多所照顾差堪告慰耳倘得
    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矣顷阅报载
    朱总司令出席全国体育会讲话对全国体育将大有改进国术各门均须普遍训练兹有友人郭起凤彭玉麟两君河南光山县人为国内最有名之剑击家郭曾任天津市武术会会长广州市国术馆馆长击败日本进藤中佐北部大佐德国库司顾问名藻一时彭曾任长沙国术馆馆长及湖南商专工专教师寄居舍间有年深知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倘得
    政府擢拔对人民服务必有极大贡献敬祈
    吾兄为之推毂举国内之遴材罗致之公私两利不胜拜祷之至专此奉达敬（？）
    钧安企候
    赐示
             弟杨剑雄谨启 十一月八日通信宁乡太平桥转
    注：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
    
    （17）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杨剑雄一九五一年到北京找过刘少奇的交代
    
    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刘作衡1967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当年“保”过刘少奇，并自恃“保”刘有功，一九五一年来北京要刘少奇包庇逃避土改斗争。
    
    （18）宁乡县法院根据刘少奇授意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剑雄处决的判决书
    
    影印件原文（节录）：
    
    公元一九五三年度
    宁乡县人民法庭判决 法 刑 字 第14 号
    起诉人：宁乡县第三区人民政府
    被 告：杨剑雄，男，现年52岁，宁乡人，住三区七福桥乡，地主成份，中学程度（注：实际就读过上海大厦大学），出身豪劣。
    右被告因恶霸案件经第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主 文：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力终身
    注：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接到刘少奇电报后，迅即按照刘少奇的授意，会同县法院将杨犯判为恶霸案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立即处决，以实现刘少奇用杀人灭口的方法隐蔽自己叛变革命罪行的目的。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庐山等地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高潮，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提供“工运情报”，大造反革命舆论，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刘少奇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之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同丁觉群一起，住在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到九江去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他向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并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出卖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1）国民党中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会议记录
    
    注：会议记录的重要部份见下页放大的记录。
    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还有，昨天十二点江琴同志来了一个电话，说三十五军有人到总工会去要房子。当时本就打电话到卫戍司令部去问，李军长回电说没有这回事。到了今天，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同志来报告，说全国总工会被李军长派了一机关枪连的人占了。同时，全省总工会刘少奇同志又来报告，说全省总工会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四五个兵去保护他们。大概是全国总工会同全省总工会弄混淆了。所以引出了李立三同志所报告的事。但保护并不要一机关枪连，几个人就够了，也不要在门口守卫，在附近的地方就是。
    注：汪精卫对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装，极为赞赏，说：“纯出于自动的诚意”。刘少奇乞求派兵去保护他，汪精卫同意派兵保护。这充份说明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事前是与汪精卫有密谋的。
    
    （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报导
    
    注：这些借口“避免制造谣言，挑拨工兵，影响工兵联合战线”的投降“布告”、“通电”、“函件”等等，据叛徒成柱周交代早在六月二十七日由他起草好，后经刘少奇亲自修改、签发的。
    
    （3）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信原文和译文
    
    注：刘少奇在六月二十七日作好了一系列自动交枪的准备之后，为了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密谋反革命活动，然后“释放”。
    信中许白昊同志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财政部长，反对刘少奇向敌人交枪。后调任上海总工会常委。一九二八年二月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五月牺牲。
             法 租 界 巡 捕 房
    第六十六号 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于汉口
    法国总理事先生
    汉 口
    总理事先生：
    昨晚近二十时三十分，一支由汉口卫戍司令部一名军官率领的巡逻队来到友益街。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原先在那里的罢工纠察队员丢下武器，逃走了。巡逻队的指挥官在总工会办公处逮捕了该会的几个重要成员并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发 总工会主席
    刘少奇 第一书记
    许白昊 第二书记
    项 英 湖北罢工纠察队总队长
    刘少华、关明轩 码头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近五夜时，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邓演达、鲍罗廷、汪精卫、谭延□、程潜以及冯玉祥元帅的一名代表。
    会后，约凌晨二时，冯玉祥元帅的代表刘骥将军去友益街进行视察。
    向忠发于今日白天返回总工会；在总工会，他可能为汉口保安局的士兵和武装便衣人员所监视，其生命作为本地区当前安宁和各工会执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担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员没有回总工会。
    现附去张贴在总工会门口的中文布告的译文。
    中国地界内各工会的主要办公处都已军事看管。
             戴 孟 若
    
    （4）叛徒丁觉群关于刘少奇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丁觉群是刘少奇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反革命叛卖勾当的重要夥伴
    
    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待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则用“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因此我对他的许多事是了解的。兹就我所知道刘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刘少奇在汉口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出卖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游行，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游行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泄漏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刘又与陈详细研究了进行的办法，采取内外结合。陈公博在社会上扩大兵士与纠察队的冲突，制造谣言，并借此制造舆论，要求遣散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刘少奇则在工会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动宣传与活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在这信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刘少奇在庐山的反革命活动。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
             丁觉群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注：叛徒丁觉群原系汉口公共汽车公司教员已退休。现在北京监护。
    
    （5）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的报导
    
    注：上面影印件是《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报导的放大部份。
    
    （6）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镇压工人运动的报导
    
    影印件内容摘要：
    
    各工会联席会昨晚七时全国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特在血花世界开紧急会议，到代表六七百人，由主席向忠发宣布开会。……次则刘少奇报告各团体联席会议经过，继通过决议案三条，……（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国民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
    全省总工会布告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机关枪打死了几十个同胞，大家一定愤激得了不得。现在政府已派兵前往维持秩序，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二）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及总工会办法。
    
    （7）叛徒董锄平关于刘少奇充当英、日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保镖”和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大约係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作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摘要列举于下：
    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将工会组织的课，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拏经济主义来消失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拏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时，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此拒绝，该英总领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临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直至一月五日，国民党才派军警入驻所谓“英租界”。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并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提出七项要求，大意为（一）“英租界”当局向我方赔礼道歉（二）“英租界”当局抚恤我方死伤人员（三）“英租界”当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这显然和英总领事同一腔调，不承认汉口“英租界”已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为蒋贼介石复将我已夺回的“英租界”再度出卖给英帝国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基础。
    三、为日帝国主义者保镖。自汉口“英租界”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后，汉口“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当局，纷纷向我方作试探，是否要同样夺回，并表示要自愿交还。德国商人还正式要求其领事将“德租界”交还中国。四月三日，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打死我人力车夫，这一凶杀案，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所闻，马上奔赴“日租界”，给以包围，又形成一月三日夺回“英租界”局势，此时工贼刘少奇吓得屁滚尿流，赶赴现场，利用革命人民热爱党、相信总工会的感情，尽欺骗威嚇，要我革命群众，退出“日租界”，还和“日租界”当局握手言欢，以表歉意，为他的日本主子压惊。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罪行
    
    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令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
    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
    注：叛徒董锄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一九五九年一月任我武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拘留中。
    
    （8）叛徒成柱周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
    六月廿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附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廿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廿七日就搞好了，六月廿九日交枪前后斗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
    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廿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
    六月廿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成柱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注：叛徒成柱周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是刘少奇的反革命“投降书”的起草人。现在拘留中。
    
    （9）反革命分子张登平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缴枪后向汪精卫作报告，1927年六月底七月初刘少奇在上午缴枪后下午三时左右刘少奇亲自到铭新街华商总会，向汪精卫作缴枪经过汇报。刘少奇去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夹着公文皮包去的。
             张登平1968.5.13
    注：反革命分子张登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是刘少奇出卖革命的同夥和见证人。现在上海市在押。
    
    （10）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解除工人武装后进行欺骗宣传的报导
    
    省工会努力工兵联合
    ▲派队宣传工兵联合之意义
    ▲并解释自动解除武装之理由
    湖北全省总工会以反动派藉工人纠察队武装为口实，造出种种谣言，淆乱听闻，近杜绝反动派之藉口及表现工兵亲密结合起见，遂于二十八日停止工人纠察武装，并请政府保护工人运动，自该会停止纠察武装后，外面仍多谣传，影响所及，误会必多。昨特通令各工会火速督促宣传队，出发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并将最近工兵联合战线之事实，如帮助北伐胜利，欢迎北伐军，慰劳受伤将士等，详为报告，停一般民众得以晓然云。（人民社）
    注：刘少奇交枪后，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内奸罪行，于七月一日通令各基层工会派宣传队“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
    
    （11）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国民党中央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交枪投降报告的报导
    
    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
    △决案共十项
    中国国民党工人部，工人运动委员会，于昨二日开二次会议。
    一，报告：（一）主席报告前次会议结果，（二）刘少奇同志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之意义及经过，（三）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保护工人团体之办法及经过，（四）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武汉店员存在经过及结果，（五）主席报告本部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结果，（六）丁觉群同志报告工商纠纷委员会，已移归工商俱乐部办理。
    
    （12）刘少奇包庇叛徒丁觉群的两封亲笔信
    
    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1926－1927年时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为委员。在工作中我常见他。国民党叛变时，我先到了牯岭，后来，丁也到牯岭。我们住在一所房子内，约一月余。我先到上海，后来，丁也到了上海。丁在湖北和上海工作时，表现是好的。后来被捕，也没有听说有反党行为。丁出狱的详细情形我不了解，但我听说过，丁觉群是写了自首书才出狱的。丁出狱后，直到现在，没有找过我，说也没有找过党。
             刘少奇1952年六月
    
    退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我认识他，1928年以前在汉口和上海工作时，一般表现是好的。他所说1928年被捕以前的情节是真实的。但是他在被捕以后是叛变投敌了，所以只坐牢四年多就释放出狱，出狱后，又在反动的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工作，从来没有找过党的关系。他似乎没有当过特务，没有积极进行反党的活动。
             刘少奇 1958年六月六日
    
    （13）刘少奇包庇叛徒董锄平的亲笔信
    
    董锄平，1922年同我在中国劳动组部的上海办事处共同工作过，表现不坏。1923年工人罢工失败，劳动组部被封，北洋军阀政府对我们的压迫加紧，在这以后，董锄平即离开工作跑到菲律宾。
    1926年北伐胜利，武汉解放，董锄平从菲律宾回国，到武汉湖北全总工作，表现也不坏。
    1927年革命失败后，董锄平跑到上海，我看见过他，但我未听到他被捕过。他说：被捕一星期出狱，就找不到党的组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找党是很容易的。他到菲律宾去显然是害怕，没有得到党的允许，而是逃跑。
    全国解放后，董锄平又回到北京，并来找过我，又提到他的党籍问题。当时我批评了他，并说不能恢复他的党籍，因为他几次表现在革命困难危险的时候就逃避。但他可以参加工作。
    董锄平在革命顺利时作过一些工作，在反动统治猖獗时，也没有听到他作过坏事，但他不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危险的时候即自动脱离组织。作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不够条件的。
             刘少奇 一九 年六月 日
    
    （14）刘少奇一九五零年包庇叛徒成柱周的亲笔信
    
    徐冰同志：
    成柱周同志以前和我一道工作过，后脱离党的关系，请你介绍他到你们办的政治研究所学习为荷。
             刘少奇 六月五日
    
    成柱周同志：
    来信收到。你可拿我此信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找齐燕铭副秘书长分配你一点工作，你过去的经历及你有限的要求（家属生活）亦可老实地向齐燕铭同志提出。祝你
    进步！
             刘少奇 十二月十九日
    
    （15）刘少奇包庇反革命分子张登平的亲笔信
    
    你的来信我已转交中央组织部。
    张善孚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请直接向党的中央组织部接洽，将你如何脱离党以及脱党以后的经过情形，全部无隐瞒大地向组织部写一报告，中央组织部在问明你的情况后，将对你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明白的答复。
    敬礼！
             刘少奇 十一月十二日
    注：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写给张善孚（即张登平）的亲笔信。
    
    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到奉天（今沈阳）任满洲（即东北三省）省委书记。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
    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1）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译 文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奉天专电八月二十四日电）支那（中国）时局困难以来，似有许多共产党员趁中央、奉天间的诸问题正在谈判而陷于忙乱之机，潜入奉天纺纱厂，故当局预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左右，该厂职工王绳一等几人下工后，来该厂里院与南方职工打扮的支那人（注：系指刘少奇）秘密接头，正在递交共产党传单及其他材料费用等时，被警戒者发现，当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审讯。
    王系三年前招收的该厂职工，至今逢机便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是一直受当局监视的人物。
    
    （2）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影印件原文
    
    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注：赵即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孟即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叛徒崔某即崔凤翥，全总代表是张崑第。丁是丁君羊。
    
    （3）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摘要：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注：少即刘少奇，孟即孟用潜，“某工人”系叛徒常宝玉。
    注：满洲省委这两个报告的内容，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戳穿了刘少奇在他的简历底稿中所称“在罢工中被捕”，“敌人找不出证据”等彻头彻尾的谎言。
    
    （4）叛徒孟用潜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投敌罪行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还出卖了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
    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沟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划押。
    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阶级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搜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
    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做为共产党案审讯，而做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
    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
    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搜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
    一九三零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孟用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叛徒孟用潜即孟坚，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时，同刘少奇在奉天纱厂一起被捕投敌，充当内奸。原任我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押北京监狱。
    
    （5）叛徒丁基实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关于张麻子所谈的刘、孟罪行材料
    
    在刘、孟出狱后约三四天，我在街上走，张麻子赶来喊我，要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以后，他就问我：“老刘老孟出来啦？”我说：“出来啦。”他说他听到一些消息，“听说都承认了共产党，并且出来以前，还写了悔过书。”“听说刘还把孟坚供出来啦，刘另外还供出一座房子，不要随便谈。”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他说从警察方面得到的。
             丁基实 1967.9.10
    注：叛徒丁基实即丁君羊，一九二九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为满洲临时省委负责人。
    张麻子（即邵麻子，邵扶民，已死），当时是我党特科工作人员。丁基实原劳改就业人员，现押北京监狱。
    
    （6）反革命分子关辅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现将奉天纺纱厂一九二九年间逮捕共产党情况交代如下：
    我一九二九年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七、八月间在厂北门外发现共产党传单，助理王广恩要我们追查。经我用恩威互济手段，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他暗中交给我一份共产党名单，其中姓常的是我厂共产党头头，立即把他看管起来。在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由警察和卫队在厂北门外逮捕了二个共产党。当晚警察局司法主任曹凤鸣、厂里徐连奎、董文华、孔令铎和我审讯。经一一刑讯，他们都承认是共产党员。
    先审的是我厂里那个姓常的。第二个是中等个面貌黑一点的。第三个审的是个高个子，稍一动刑，他承认是湖南人，今年六月来东北，是共产党员，是辽宁地区负责人，是省委级，地下组织设在沈阳工业区西下漥子。审完后，他们三人都在供词上签名划了押。第二天上午由厂办好公，将他们三人送交警察局。事后听警察厅秘书于祥林等人对我说，因他们坦白悔过的好，而被释放。
             关辅金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关辅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是收买叛徒崔凤翥，并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7）徐廉奎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我在奉天纺纱厂当庶务主任，六月厂内发现共产党传单，纺纱厂总理孙祖昌、助理王广恩要我们马上查清。副技师关辅金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崔告密了厂内共产党七、八个人，我们即将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抓起来，经动刑引诱，他承认是共产党，承认与厂外有联系，供出明天下午外边准有人来厂开会。孙祖昌即报告警察厅派孙督察来厂作周密布置。在九月末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一个高个子白脸的和矮个子黑脸的来了，由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暗中指点，卫队当场把他们逮住，当晚警察厅在工厂对他们审讯。我和关辅金、孔令铎、董文华等人参加。
    先审黑脸的，一动刑就承认是共产党，是联络员，是来开会搞罢工的，与白脸的是同事关系，住沈阳工业区，年龄卅多岁，河北人。
    后审白脸的，稍一动刑，跪倒在地，什么都说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省委宣传领导，是来搞宣传组织共产党、搞同盟罢工的，审完后，他俩人和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签字划押，第二天将一案三人押送警察厅。
    这个案子办完后，工人党员崔凤翥告密有功，厂里发给他奖金百八十元。
             徐廉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注：徐廉奎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纱厂庶务主任，是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敌伪人员有十五人，其中已死九人，活着的除徐廉奎、关辅金外，还有纱厂助理王广恩、会计关恩厚、卫队正目杨明襄、卫队队员王清怀四人，他们分别提供了刘少奇被捕自首叛变的罪证。
    
    （8）陈元祯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代
    
    对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案件的交代
    
    我原名叫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处理过奉天纺纱厂一起共产党案件。捕人以前纱厂出现工人闹罢工，我们去纱厂，厂里卫队把我们领到一个屋里，李春藩、杨树忱也在，这时开始准备刑具过堂，第一个过堂的是个胖子，白脸中等个；随之又提来一个中等个，圆脸平头；第三个过的是高个子，瘦子黄脸，关里口音。经审问动刑三人均承认是共产党，并供认了地下党的组织，其中一个承认是组织部长，一个承认是省委书记，还有个说是支部书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纱厂把被捕三人送到了警察商埠三分局，根据分所的公文和笔录一个一个的进行了复审，被告三人均在笔录上划了指押。后把三名犯人送省会公安局司法科了。
    此材料是我亲口提供。
             陈元祯 1968年1月23日
    注：陈元祯一九二九年任奉天商埠警察三分局差遣班长，系参加审讯刘少奇的见证人。现由长春市监护。
    
    （9）关庆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对旧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案件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我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同年八、九月间一天，收到商埠警察三分局关于纱厂发现共产党传单的呈文，由我主稿，指令该分局注意侦捕。指令下达不久，一天中午接商埠警察三分局电话报告，纱厂发现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除派人前往监视外，请求逮捕。当即报告白铭镇，白局长说，刚才接过该分局电告，已令其追捕归案。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听说已逮捕三名共产党，在纱厂略过一堂，都承认是共产党。三名人犯在局内拘留不足一月，白局长亲自提审过。此案结束后白局长和我说：参加办案的有长官公署、军法处、全省警务处、宪兵司令部等单位，那个南方籍犯人承认是共产党，来沈阳不久，目的是扩张党的势力，恳求从轻处理，如能得到释放，甘愿具结，愿开列地下党名单、机构、地点以作条件。经张学良同意，仅以涉及嫌疑，备函送往法院。事后张学良根据名单，直接命令宪兵司令部、稽查处、军法处先后逮捕共产党人数起。
             交代人：关庆云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注：关庆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会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是参与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沈阳市监护。
    
    （10）刘青第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关于一九二九年我承办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我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九月间警察所送来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三人，有厂内的，有厂外的，首席检察官朱树声和主任检察官汪廉审讯，我记录。经警察所一一审讯，都承认是共产党员，为首的承认是负责沈阳地区党的书记，并供出几十个党员，十几个组织，在沈阳有麻袋厂、兵工厂、纺纱厂等。在外地有大连、营口、辽阳、抚顺、哈尔滨等。还写了自白书，承认领导工人罢工，是犯罪的，误入歧途，现在悔过自新，坚决以后不作非法活动，要求宽大。经检察处复审，事实与在警察所供认的相同。三人都在自白书上签了字。
    根据他们三人自白从宽，检察处起诉，即送高法审理。起诉书大意是：被告三人系共产党员，煽动罢工，为首的是负责沈阳地区共产党书记，深知改悔，并提供了组织关系及散布情况，是悔过自新的具体表现，应从宽处理。……。不久高法开庭宣判。由高检处将他们交保释放。
    这一案处理后，朱首席对我说：过去共产党说我们对共产党人抓一个杀一个。这回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头头，判的这么轻，共产党都感到意外，这是政治攻势。这样可以收买，可以瓦解，可以为我们工作，在政治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刘青第一九六八年五月
    注：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是敌伪审讯刘少奇时的记录人。现由辽宁省监护。
    
    （11）刘多荃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起共产党案件情况
    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时常跟随张学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厅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个大共产党案。关系到东北三省的事。当时警察厅长白铭镇和宪兵司令部副官长程广道，告诉我捕了三个人。经审讯，其中一个人供认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供出了满洲省委员会和沈阳、哈尔滨、本溪湖、抚顺及铁路沿线党组织和活动计划。张学良责成参谋长荣臻和白铭镇与这个党的负责人达成了政治交易条件：要他彻底交出东北活动计划、地点、参加人员名单等。今后不再在东北搞政治破坏和颠覆活动；对中东铁路有关工人运动双方事先取得联系，相机配合……。这个负责人要求签字画押后，不登报，双方联系各派妥靠人员，到指定地点会晤。
    张学良亲口对我说：这个共产党负责人给他写信表示感激，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
    这个案子连捉带放共廿天左右，释放时我们和他有秘密计：对外宣布确非共产党人，找不出确实证据，由警察厅批准无罪取保释放。
             刘多荃一九六 年 月十一日
    注：刘多荃又名刘芳坡，一九二九年任大军阀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后任中将军长（与原我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是同乡，关系密切，互称“兄弟”），是刘少奇在东北充当内奸的重要知情人。
    原任我辽宁省交通厅长。现由辽宁省监护。
    
    （12）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这是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刘少奇为掩盖其叛徒罪行，蓄意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投敌，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13）中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给满洲临委的信
    
    注：刘少奇被捕叛变“出狱”后，向我党中央做了假报告，因而又窃据了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的职位。
    
    （14）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注：刘少奇向中央的报告，以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中央。他和孟用潜被捕投降大军阀张学良而获得所谓“释放”之后，即派孟用潜往北满任特委书记，他以假借巡视工作为名，到哈尔滨同敌人进行勾结，配合大军阀张学良镇压工人、学生运动，进行反苏反共。
    
    影印件原文
    
    中 央：
    兹有数事逐项报告于下：
    （1）中央指定省委名单及工作分配，省委依照此间情形略有变动，因为孟坚、国珍已去哈任工作，又调回对哈市工作有妨碍，而且孟坚在奉被捕一次，纱厂附近及公安局等处认识很多，如来省兼管奉市工作，事实上要常外跑不合宜，而且抚顺目前工作，自破坏后，以前组织或捕或逃，完全解体，暂时是要从各方面建立线索，最近虽然有两三处关系派一人专驻在工人外面还是没有多大作用，君羊住省委组织部工作，因寻找山东逃来同志线索，比孟坚较合宜，指挥奉天工作同志，（山东）亦较好，因此省委决定之启兼宣传，君羊组织兼管奉天工作，宏经工运，三人组织常委，孟坚哈市书记兼组织，候补常委国珍哈市宣传候补常委CY书记参加常委，惟来信以七人组织省委，但只六人名字，据宏经报告省委委员有西平一个，其余委员一人是立功，还是西平呢？但西平在同志中感情不好，观念也有一些错误，省委不同意他参加省委。
    …………
    （6）最近中东路斗争已经发动起来，兹将哈市报告及省委对东铁工作的决议，附录于下请查阅指示，并请求中央将此报告材料作一通信，在红旗或全总刊物上发表。此间工作人员甚忙，无人作文故也。
    省委为特别加紧哈市及中东路工作，已派少奇同志前往哈市巡视。详细情形日内当再有报告寄来。
    
    （15）一九三零年一月十六日《盛京时报》关于东铁总工厂华工罢工问题的报导
    
    注：这是内奸刘少奇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的十二条，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煽动反动工潮，攻击苏联的罪证。
    
    （16）重要知情人刘多荃关于刘少奇叛卖革命的亲笔供词
    
    一九二九年冬，荣臻谈到中东路事件时说，咱们拿这个满洲省委书记做质，对谈判很有利。一九三零年三月鲍文樾对我说中东路问题我们吃了亏，为了找回面子，让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协助，如国民党反苏罢工搞了许多经济条件，送给他看，他还给修改增加了几条，并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了，给我们帮了大忙。张学良说过，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在哈有许多事情全能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去办。一九三零年四月，黎天才和我说，那个满洲省委书记，从哈尔滨去上海路过沈阳时说，在沈阳你们救了我的命，在哈尔滨对我也很好，东北好像我第二家乡。
             刘多荃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注：刘多荃的笔供证实，内奸刘少奇在中东路事件中，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煽动工潮，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中东路事件说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军阀张学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匪帮的策动下，非法武装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苏联籍人员三十九人。蒋介石匪帮七月十日单方撕毁中俄（合办铁路）协定，挑起“中东路事件”。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匪帮发表与苏联交战宣言。九月八日发生武装冲突，经过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扎兰诺尔、同江等战斗，大军阀张学良惨遭失败。十二月二十二日中苏互派代表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原状。
    大军阀张学良为了挽救失败残局，利用刘少奇在哈尔滨煽起反动工潮，反对苏联。刘少奇根据蒋匪介石和大军阀张学良提出的反苏反共罢工条件，亲手修改成十二条总要求，在《晨光报》发表，组织假请愿，威胁苏联局长，阻挠“伯力协定”的实施。当时的苏联是革命的，刘少奇伙同蒋匪介石、大军阀张学良进行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真实罪恶至极！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十二中全会，从十三号起，到今天已经开了（总理：十三天。）十三天了。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开得很成功，对党章，“九大”代表产生法和对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认识和处理，都作了很好的讨论。这是对即将召开的“九大”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工作。同时，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亲自从头到尾领导的。大量的日常工作，是由中央文革、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的。我因身体不好，做的工作很少，对整个的工作体会不全面、不深刻。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主席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个大概，但必然讲的不够准确不够全面，同志们只听听就行了，不必记录，不要传达。由于我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够和思想提炼得不够，今天讲的话可能罗苏。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主席又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新的形式、新的做法来进行的。而这个革命呢，它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一般的说存在于阶级社会里面，按马克思所说，从有文字的历史起，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不过，老实讲，在没有文字以前也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也就是奴隶社会。马克思大概是总的说的，实际上在没有文字以前已经是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就是阶级社会，而有些地方有些国家，那个时候并没有文字。阶级社会必然有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要推动社会前进，我们必须抓阶级斗争，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斗争，仅仅认为可以用行政的方法、经济手段的办法，来推进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做法，是修正主义的做法。事实上，我们不斗争，敌对阶级他会向我们作斗争，他会向无产阶级进攻。你不斗他，他斗你。所以我们为了防御应该斗争，为了进攻也应该斗争。如果想避免这种斗争，那么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而业已建立了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打倒。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是倒了，但是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倒。另外，还有，由于资产阶级，地、富、反、坏，这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人还都存在，他们随时还准备复辟。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小生产的存在，他随时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成份。小生产者的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走向社会主义，一条走向资本主义，他是在叉路口上的经济，这种经济，随时可以滑入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
    再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来自外国的武装干涉，武装侵略，来颠覆我们的政权。和平的这种阴谋式的颠覆和武装的进攻，这也能造成颠覆。
    但最主要的，除去以上三种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国家领导成份中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的产生。这个是比其他三种力量大得多，有决定性得多。苏修以及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搞社会主义的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国家领导机构的人员他们本身蜕化变质，转化为资本主义分子，政权就变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变成一种资本主义政权，变成一种法西斯政权。所以，有决定性的还是国家的领导，尤其是这种国家的上层的领导。
    所谓国家包含什么东西？军队、党、政府，这就是国家的基本的组成部分，而国家是由这许许多多的环节形成的统一体，形成的一个机构。当然还有群众组织。这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一个国家的统一的体系。
    毛主席最近一再地强调，而且完全是根据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自己的思想的发展，清楚地看出所谓国家，老实讲，从本质上讲，主要是军队。所谓从本质上讲，不是说把一切都包括，就是说从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中间抽出主要的因素是军队。军队是复辟不复辟的诸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只要军队不变色，那么，其他的党、政、民都有办法对付，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嘛！枪杆子底下也就能够防止反动的政权的复辟。就能巩固政权嘛。所以，军队这个环节必须稳稳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下，必须稳稳地永久地来用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子，不搞这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话，单只是夺得政权，这个政权还是可以失掉的。大量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这就是现在从南斯拉夫一直到苏联，都是这么样个情况，但阿尔巴尼亚在外。
    用和平的手段，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不能用和平来取得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再强调，而尤其是毛主席在近半个世纪里面一再强调和亲身实践的。毛主席是我们红军最老的创造者、指挥者，他是搞武装斗争的，而不是和平的。和平这个口号，和平过渡的口号是不能够真正的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有一种可能，这个口号能够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所以这种和平过渡的口号，在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是麻痹人民不要动武，不要起来革命，不要推翻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了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客观作用，就是叫大家麻痹，丧失警惕性，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赫鲁晓夫新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就表现在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便宜的事情，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是要遭受一些牺牲的，要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假如不经过这次文化革命，刘、邓他们和他们这一伙子，这一帮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条件下面，他们会一轰而起，来把国家，把党，把社会主义都拉到改变颜色。大家看了关于刘少奇的这种惊心动魄的这些铁证如山的材料以后，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是他一个人，首先他是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还有一帮子人，他同国民党始终是勾结着的，同帝国主义是勾结着的，假如时机一成熟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他们要搞复辟的。而这次文化革命，就是预先打破了他们的阴谋，而避免了这种危险性，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武装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一定人民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种损失。而现在这种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一次这种斗争实际上是我们同国民党斗争的一种继续，是国共战争的一种继续。四九年那个时候，是打拿枪的国民党，这次是打不拿枪的国民党，两次都是打国民党，一次是武战，一次是文攻。武战和文攻老实讲是阶级斗争中，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在进行民主革命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两个缺一不可的斗争的形式。不是说有一个就可以代替一个，不行的，必须两个都有。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种阶级斗争，它有的时候，假如说已经发生了复辟，那当然只有用流血的战争，我们应该断然毅然的展开内战；或者是外国敌人打进来，我们断然毅然展开武装反击。可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必展开武战，而用文战。在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用武战。马克思曾经讲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来打倒，就是说必须用武装斗争。但他后面又讲了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转为物质力量。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把马克思的话倒过来说，怎么说法咧？他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打倒。我们倒过来怎么说咧，倒过来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武装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力量还得用精神打倒。就是说，除了武装的批判以外，我们还要搞这种文装的批判。这就是我们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前进，是一个发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为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复辟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讲了，欧洲这些国家已经复辟，除阿尔巴尼亚以外。另外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走向修正主义。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文如此，似应为“之前”──编者），世界上差不多大多数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组织，那个时候都主张搞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这些组织纷纷叛变，差不多全部都叛变了，只有列宁所领导的党中间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派，他们坚持下来了。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工党，这一些通通由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了欺骗无产阶级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由革命的政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变成改良主义的、变成不革命的政党。这是第二个例子。这种复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发生复辟的例子。这是我们容易看得见的。那么从资产阶级革命来看，它也曾经发生过复辟。我们举法国的例子，最典型是法国，当然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起源于英国，它开辟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革命的新的纪元。可是影响最大带领整个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可是法国本身曾经发生多次的复辟，两次王朝和两次恢复帝制。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一次、二次、三次，最后在普法战争之后，把拿破仑第三打垮了以后，德国人胜利了，法国人失败了，这个时候才把共和体制稳定下来。而在以前两次皇帝复辟，两次帝制，它也是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并不是说革命一成功之后，资产阶级可以一直顺利地下去。不是的，它是建立了共和制度，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给农民，那是搞得很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法国的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地主、贵族的手上，而农民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法国革命之所以那样猛烈，那样子有力量，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就是地主、贵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是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和小资产阶级受着压迫，所以它爆发了很猛烈的革命，一直从十八世纪震动到十九世纪，前后反复的争夺。反正我们说明一条，就是连资产阶级革命都可以发生复辟，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是更可以发生这种复辟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取消私人所有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扫除一切私人所有制，实行共产，实行财产社会主义化，社会化，这个是很彻底的，但是所遇到的抵抗比资产阶级革命遇到的抵抗要大得多。
    所以，这种复辟的可能是很大的，欧洲这么多的国家都可以复辟，那么，中国如果搞得不好，那就可以把我们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又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的国家，那就会使我国的历史发生大倒退。而我们阻止了这一点，就使我们国家的历史大大地跃进。两种不同的后果，取决于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否照毛主席的号召，能够坚决进行到底。
    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经济上也只有通过这种思想革命化，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够使生产力的积极性也就是人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就能够使得生产得到大大的发展。单纯的这种经济建设是不能够代替思想革命化，是不能代替文化革命的。要有经济建设，但是不能拿这个东西来代替思想上的建设，思想上的革命，不但不能代替，而且应该用思想的建设，思想上的破，思想上的立，思想上的革命来领导经济建设，领导政权建设。这一点，我们同苏联这些国家做法不同，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搞思想上的破和立，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但搞，而且把它当作带头的东西。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同这些修正主义的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而不这样子，我们同他一样，一样的做法就会导致一样的结果，不同的做法，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样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不同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不能复辟，社会主义能够继续大踏步地前进。所以，以上这些话就说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这是主席十三号提出来的问题。我这个发言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来发表的意见。
    第二个要讲的是，这次文化革命的胜利，它的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地位。
    主席曾经把我们的胜利说出来了，主席说：“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主席又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这种胜利我们可以说它几点。
    头一点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列宁讲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毛主席讲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这个意思，具体句子我记不起了。我们如果有经济或者又有思想，但是没有政权，这一切都落空。前年我不是已经讲过这个话，就是说尽管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万万富翁，那些只是资本主义手上的财产。即便是在我们社会主义手上的财产，我们尽管一千万吨钢、一亿吨钢、两亿吨钢，尽管原子弹、尽管导弹，但是我们没有政权，这一切都是替资本主义来准备财富，而不是属于我们的。没有政权，这一切繁荣，连人大会堂都不是我们的。今天在座的同志的头都不是自己的。所以政权是无产阶级的生存权、生命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是解决了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一点是已经在理论上一再地说明了的。但是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巩固，怎么不失掉这个政权，这个问题当时的条件，当时的时间，他们是很难解决的。只有毛主席根据国内、国际上的条件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对国家政权的大审查、大清理、大扫除，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当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尽了，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但残余还有没有？还会不会发生新的？我们可以断定，残余还会有的，可以断定，还会可能发生新的，而不可以丧失这个警惕。但是基本上给了他们一个决定性的打击，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他们这些人，老实讲，过去我们是不大了解的，总觉得他们是革命的吧，是老共产党员嘛！这一查才知道他们是一些毒蛇、是一些牛鬼，是叛徒、是特务、是内奸、是工贼。我们专案小组进行了很有效的工作，特别是江青同志对专案领导得、抓得很紧，把这些我们素无所闻的事情，触目惊心的事情，真凭实据，人证、物证、旁证都拿出来了，才能使我们恍然大悟。否则，没有事实，总是使人迷迷糊糊，不那么清楚。现在把这些家伙揭了出来。当然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把这些家伙挖出来，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次生命。四九年的武装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的生命。而这一次是给了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二次生命。国家机器无论用什么名义，譬如叫做巴黎公社也好，叫苏维埃也好，或者叫做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好，最主要的看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他执行什么路线。我们这个政权如果掌握在刘少奇和他这一伙子手上，他也可以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牌子，这种招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可以变质的。比如苏维埃政权，在赫鲁晓夫手上它并未取消苏维埃几个字，可是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复辟，其它的一些国家也是的，它并不改变原来的名义，用这种潜移默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它变过去了。所以挖出这些坏人，是给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以第二次新的生命。现在我们把他们这些旧家伙打倒了，走资派打倒了；叛徒、特务打倒了，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除台湾以外。而这一个政权是能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能够反映群众的需要，能够联系群众，是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政权。现在所吸收的这种政权的这种成份，不是那些旧的、叛徒、特务、坏家伙，而是吸收了经过考验的、经过事实证明的、是拥护毛主席思想的，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拥护共产党的，这样一些人来掌握政权。建立了这样一个政权，而新政权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权。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这些不属于有政治问题的老干部，学会了怎么样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继续革命，而不停顿的革命，学会了怎么样子对待群众，而不是压制群众，学会了怎么样子来执行主席的指示的必要性，坚定了对主席思想的信心。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主席说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根本的原则。离开这两条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那么这次文化革命，是教育我们老干部相信群众和相信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是对于政权的巩固有重大的意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最重大的收获之一，最重大的胜利之一。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的七亿人口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是共产主义历史上没有前例的。苏联虽然他们有列宁主义，德国虽然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但是他们思想的普及都没有达到中国七亿人口中间来普及现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之所以变成修正主义，同这一点是有密切的关系。过去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掌握在少数的知识分子手上，并没有完全把它交给群众，为群众掌握，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上面如果要一变，底下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的能力，因此也就随着跟着变过去了。而我们把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通过文化革命普及，把这种无产阶级这种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科学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普及到人们中间去，这样就使得，谁如果走歪道道，走倒退的道路，走反动的道路，就立刻为全国群众群起而攻之。就是把基础扎到群众中间去，这可以说是这次大革命的大胜利之一。这是在人民的方面。
    在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一方面军队本身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军队派出了大批的人去参加三支两军，这对军队是很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这同时对于军队的战争准备，是一个最好的准备之一。
    另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表现在它必然要引起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上的大跃进。文化是打先锋的，同时必然带来了政治上的革命的变革。那么，我们相信和已经看到，并且将会更多的看到文化革命可以造成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上的大跃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三种阶级斗争形式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就是说，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三个东西是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的三个组成部分，三个要素，三个成份，而这三个成份，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有的时候以这个为主，在一个时期以某一种为主，而其他的几种捎带着点边；而在下一个时期转变再以另一种形式为主，又把其他两种带点边，捎带着；在再下一个时期，又以另外一种形式为主，来捎带着一点。多半是前一个形式，总是为另一个形式作准备，而前一个形式发展到高度的时候就转化到另外一个形式。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这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规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胜利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主席的思想智慧最大的普及。
    虽然几十年来主席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间，在军队中间，在党里面是成为最高领导的，但是，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会有这样的普及，不能有这样大的普及。主席的思想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但是高于群众的智慧，反映了实践，但是高于实践。马列主义到现在，从马克思到现在有一百二十年，而这一百二十年中间从来也没有把马列主义这样子交给群众，交给人民，交给七亿人口。什么叫七亿人口呢？七亿人口就是说整个欧洲的人口。我们过去思想上最有权威的是欧洲。欧洲是什么呢？指那些东西呢？指英国、法国、德国， 这是主要的，其次还有意大利。法国是很有权威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英国只有五千多万人口，法国接近五千万，还不到，德国也只五千万以下，意大利也是四千多万，合起这四个国家不过两亿多人口。那么，苏联两亿三千万。那末，就是四亿三千万，最有权威的国家是四亿三千万。美国是两亿人口，还不到，还差几百万。那么，这就是六亿人口。最有权威的国家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的人口都没有我们多。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的一片红。但是，他们没一片红，没有一片红！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没有象中国这一次的能够把毛主席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如此的普及起来，就是连资产阶级社会里面，或者奴隶社会里面，或者封建社会里面，没有另外一个任何其他的人的思想权威得到如此普及，如此深入，如此为人民所拥护。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把革命的思想普及到劳动人民中间去的唯一的一次普及运动、教育运动、提高运动。这可以说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大大地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思想，使无产阶级有了斗争的科学的武器。同时，是扫除了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隐藏了四十多年的这种分子，横扫了资本主义百多年、封建主义几千年的影响。可以说，集中在这两年半的文化革命，打败了几千来这种旧的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一切传统思想。
    我们通过了种种社会发展阶段，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外，以后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的思想，虽然一方面有代表劳动人民的，但一方面有代表统治阶级的。可是居统治地位的，统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凡是不合统治阶级、不合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统统站不住，都要打入地下的。只有维护他们利益的思想，才能站得住。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打破了几千年这种传统的为剥削阶级利益而辩护的各种各样的思想。
    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我们党的实践上，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胜利，就可以避免失败，而违反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就要吃亏，就要失败。这是我们从实际的经验中间体会到的。我们只要把主席的指示同群众见面，就能够变为群众的思想，就能改变群众的精神面貌，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今后，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经验和教训，必须进一步地稳稳地掌握主席的思想同群众见面，及时的传达和迅速的落实主席的思想。群众只有掌握了主席的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才不会为冒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欺骗。这就是主席思想的如此广泛的普及，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那么，这收获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上的收获、思想上的收获、文化方面的收获和毛主席的思想，政治上的收获、经济上的收获和毛主席思想的普及这种收获。
    文化革命中间的这种成绩，我过去曾经讲过，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现在，这个损失是越来越小，是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还小，而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的成绩越来越大，将来还要更大，这是可以断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这个损失和收获，实际上是等于一换百，一换千、一换万，是一本万利的收获。这种损失，同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这点损失，也不能够取得大的成绩。无代价地取得成绩，是从来没有的，它总是要付出一定的损失。你打仗，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嘛，是不是呀？它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暂时付出这点代价，它的收获是很大很大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革命所取得胜利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的想法，错误的想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还是可以说，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但是，今天说这个话，不是重复过去的，而是更高的看出损失更小，而更高的看出成绩更大。
    同时，我要说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间的历史地位。要讲一讲，才能看出我们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大，它是最广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影响中国今后的命运的。我当然是不懂历史的。历史的权威是毛主席。在我们全党里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权威，我 只是在中央开会经常听到毛主席讲点历史。就在那里，“祠堂里的老鼠”听上几句的。
    在我看，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纪、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是处于繁盛的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处于这种那个时候出现了影响全世界上二千多年来的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那时出现什么人物呢？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亚里斯多德、伯拉图、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这些人都是已经载入世界的历史上的名字，他们是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但是，那种文化是什么呢？它有阶级性的，它是正处在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盛行的时候的文化，是为奴隶主辩护的文化。伯拉图著了一本书，叫《理想国》，这是用对话的体裁来说明他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就是要建立奴隶主的专政，而他的思想成为以后世界国家学说的一种基础。对其他的关于艺术方面的，关于政治方面的，哲学方面的，都起着作用的。这个是奴隶制度的文化，但这个文化同我们现在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同我们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小巫见大巫吧。看到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个是小巫。而没有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脑子觉得，它那个了不得，但实际上同我们的一比，它那个没有什么了不得。不过在人类历史上，那算是一次大的文化，奴隶主的文化。
    后来，世界第二次的文化运动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以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十四世纪、十五世纪，这时意大利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也就逐渐产生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到了十六世纪上半期，文艺复兴进入繁荣的时代。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但是他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也不敢声明他是什么阶级的，没有阶级性的，实际上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不敢申明。提倡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他也不敢说是谁的自由。但是，他是反对神权，反对宗教。这个意大利的运动，以后传到英国，传到法国，传到德国。传到德国，就产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而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立刻转化为农民战争。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二年的农民战争（应是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后来德国长期处于农民的革命的震动的中间，德国长期是不统一的。在英国，我们大家看过有名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各国都发生了受他影响的东西，有的在文艺方面，有的在政治方面，有的在经济方面，有的是各方面都有点。这一次文化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文化运动，文化的革命，或者文化的改良。当然在意大利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到法国，就是法国形成一个启蒙运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鸠、卢骚这么一些人。还有其他什么霍尔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们是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傅立业，也来自于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是什么呢？第一次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革命或者是改良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革命的或者是改良的。第三次呢，全部革命的。当然，后来有叛变的，叛变这个革命的。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西欧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发生了起义，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法国就是里昂工人起义，德国也发生了纺织工人的罢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个代表新的阶级的新的思想体系，是为新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新的阶级指明任务，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第三次就是无产阶级，而列宁的思想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恩格斯是死在一八九五年，而列宁生长于一八七○年代，所以他同恩格斯是同时代，就是列宁长到二十五岁的时候，恩格斯还没有死。可以说同时代相接的，那时恩格斯还继续在著作。所以，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人类第三次文化革命运动，这一次完全是一种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特别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第一国际，以后纷纷叛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除俄国的没有叛变外，其他全部叛变，但是俄国也还有少数派叛变。可是马恩列他们的思想没有象毛主席的思想这样子能传播到七亿人口当中去，他们合共起来只有那样多人口。而每个国家搞每个国家的一套，而没有象我们这样的一下子就在七亿人口的国家中传开。所以，他们的规模比我们小得多，深刻的程度比我们差得多，根子比我们扎得浅得多，浅得多。而中国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亿人口中广泛地传播。不仅如此，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广泛地传播。在不久以前，法国所发生的大的这种群众革命运动，有它们自己的内在原因，但是，有我们文化革命的影子，影响和推动，很多都是学了我们的。这次法国罢工的人数，可以说超过法国自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所没有过的规模。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六月间，曾经发生过武装起义。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又在一八七一年发生巴黎公社，也是马克思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很不彻底。马克思主义当时并不是占绝对的优势，当时是蒲鲁东的思想和布朗基的思想。布朗基是不要群众，蒲鲁东是不要政权，不要专政的。但是，客观上这次运动是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运动。所以，它的历史意义，虽然失败，但不可磨灭的。
    这三次世界性的，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它们一样大，更不是比它们小，也不是比他们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
    这就是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收获之一，中国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应该怎样排法，是更小，还是一样大，还是稍微大一点。我们来看，它是最大的。这是讲它的历史地位。
    这是我要讲的文化革命胜利的三个方面。下面要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文化革命路线问题。
    毛主席曾经有这些话：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前面讲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领导着这一个革命的路线方面的斗争。
    基本上就是有下面这么几点。
    第一，最主要的就是发动群众。要不要发动群众？可以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实质，焦点之所在。毛主席是主张发动群众的，而刘、邓为代表的反动路线是反对发动群众，是压制群众、镇压群众。
    这场革命用什么路线来进行，决定这场革命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二月提纲”是刘、邓司令部抛出来的镇压革命群众的黑纲领。他们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是不准登载的。刘、邓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实际上是镇压群众的。江青同志的二月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与刘、邓“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反对他们那个东西的。六六年五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二月提纲”，粉碎了刘、邓司令部的第一套班子，就是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那就是六六年五月间把这第一套班子打垮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纲领性的文件。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经验证明，这两个文件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清算了刘、邓的错误。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出党内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揭开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毛主席的大字报大大地震醒了全党，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以后轰轰烈烈的这种由亿万群众参加的炮打司令部的战斗，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但是，刘、邓司令部并不甘心，并不自动地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在他们镇压群众的做法失败以后，他们就执行一个新的手法，继续镇压群众，分裂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掀起了反革命的经济主义邪风，施展用生产来对抗革命的诡计。表面上，他们好象是很积极于生产，实际上他是别有用心的，是拿生产来压革命的。犹之乎罗瑞卿过去表面上好象是要搞军队的军事训练，但是实际上是想压低毛主席的思想在军队中的传播。但是他不公开这样说，而是实际上拿另外一个东西来对抗。这是第一套班子的人和第二套班子的人都采取过的，压制群众、压制群众的革命化的手法。
    路线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公之于群众，把路线斗争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举。从来没有一个领袖象毛主席这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这种气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是例外，列宁是例外，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毛主席采取一系列的英明的措施，比如说，接见了广大的红卫兵，达一千三百万之多，次数达八次之多；采取了“四大”的作法，把大字报贴到街上来的作法，由刘邓不准互相串连改为互相串连的办法，批准了军委为革命群众进行平反的五条紧急指示，发布了工农业系统文化革命的两个十条，支持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等等。
    亿万群众的发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和根本的保证。
    不发动群众，按资产阶级、走资派和一小撮坏人的办法去搞，就会使这个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使这个运动夭折，不能达到它应有的成果。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间，是很鲜明的有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一条就是毛主席的发动群众的路线，一条是压制群众的路线。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头一条作法和主要的做法，关键性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还是不发动群众。毛主席是坚持地一贯地采取发动群众的这种马列主义的做法，这种符合于历史唯物论、符合于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做法，是有理论根据有事实证明的做法，是我们党永远要坚持的做法。
    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党，应该是阶级的党，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党，劳动人民的政权，而不是与此相敌对的阶级沾染进来的政权。除非他们放下了武器，彻底投降，我们跟他们搞点统一战线，团结间接同盟军，这是一种暂时的、部分的做法。但是，这是一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并不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线。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路线是依靠群众，依靠劳动群众，只有这个才强有力，只有这个才可靠，其它是不可靠的，其它是没有力量的，其他是不能保证革命的。所以这次路线斗争，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而这个两条路线是反映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做法，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做法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做法的对立和斗争的表现。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原理，来依靠群众。否则，我们便一无所成。
    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一方面也是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力量没有保证来进行这个革命。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成为非常的必要。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先决的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够成为如此广泛的可能。但是在苏联，他们也取得了政权，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个条件。他们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是完全可以依靠群众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之成为修正主义，以及他们一系列的国家转化、蜕化为修正主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我们要实行大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看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促进、互相保证、互相发展的。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我们这个政权，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是毛主席来掌舵的，而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别的什么领导，是由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来领导的。一切惊涛骇浪，任何时候出现的满天乌云，有了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都可以乘风破浪，击退逆流而胜利地前进。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个领导班子的问题。当然它的下面的实力，还是枪杆子。各级的领导班子，我们必须要很好地来配备。必须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相信群众的，是能够自己进行思想革命的，这样一种班子。如果这种领导班子，被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篡夺了的话，就要发动群众把他夺回来。就像一月风暴以后我们这样的做法。
    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军队。所以，军队本身更要特别地来加强这种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进行思想革命化、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子，军队本身才能够履行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柱石的作用，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实力。
    军队必须在“三支”“两军”中间正确地对待群众，坚决地实行“五不”的做法。无论如何不能镇压群众，特别是开枪镇压群众。我曾经常常同同志们谈，枪、子弹是没有眼睛的，那一大群人，你知道那个是好，那个是坏。你枪一开的时候，子弹把好人打着了，坏人反而没有打着。所以，开枪无论如何不是办法，即便是对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叛徒，我们也不能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只能采取“五不”的这种做法，而不能采取开枪的那种粗暴的做法。那种作法是同段琪瑞的做法没有区别，那种做法同吴佩孚的做法没有区别，那种做法同蒋介石的做法没有区别。开枪嘛，是向群众开枪。这就是一方面要发动广大群众，一方面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就是要排除各种干扰，使毛主席的这种正确的措施能够落实。发生干扰、阻力，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是证明着敌对阶级的存在，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叛徒、特务、内奸和外部的帝修反的存在。所以如果对于这些干扰不从阶级上来看他的严重性，认为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事情，那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看清楚他，他的劲儿从那里来的，是阶级的根源来的，才有那种劲头。不然他也没有那个劲头。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社会影响，他所受到的舆论的这种推动，使他走向反党、反对革命的这种做法。
    在运动的过程中间，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对这条路线的“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这种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他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邓陶翻案。并且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老干部、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等的这种漂亮的口号下，来实现他们的反党、反对革命路线的这种做法。
    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要刘邓的领导，而反对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他们关心老干部是假的，包庇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他们本身才是真的。而真正关心革命老干部的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他们关心高干子女是假的，而反对红卫兵和为“联动”翻案这却是真的。他们怕把军队搞乱这个话是假的，而挑动、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与中央文革对立，这却是真的。他们以抓生产为名，而实际上来镇压革命，来对抗文化革命的展开。运动初期，他们追随刘、邓镇压群众。后来又一下子摇身一变，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做后台。他们提出国家机关中对一切司局以上的干部都要火烧，就是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这种干部也要烧。他们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不少的政府机关瘫痪。抓人的这种风，揪军队高干的这种风，冲军事机关的这种风，提出在连队也要搞“四大”的这种指示，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现在的事实是昭然若揭了，不是中央文革，而是他们！
    主席原定在六七年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种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一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主席在二月十八日召见，对于“二月逆流”，提出了批评。中央碰头会也多次地批判了“二月逆流”。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破产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是文化革命的胜利。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了、批判了“二月逆流”，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个文化革命会要流产的。但是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是，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今天会议中，还有几个职位较高的老同志，一贯有右倾的错误。他们也应该接受教训。同时，主席也希望能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了反对了。过去这种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那么样的舒服。因此，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了反对革命继续前进、反对不断革命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二月逆流”是对于文化革命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右的方面的代表。但是，他们这个右，必然在走到过份的时候，就走向引起了极“左”，就会导致极“左”的这种抬头。王、关、戚就是这一种极“左”的反党、反毛主席路线抬头的代表。他们用极“左”的这种思潮，大搞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是打击一大片，打倒一切。其实，王、关、戚他们实际上是刘、邓、陶班子里面的老成员，是他们刘邓陶班子里面的余孽。他们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委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央发出“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九·五”命令和江青同志发表的讲话，特别是主席亲自视察各个地区以后发表的指示，王、关、戚是破坏主席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的。最终，他们是遭受到了粉碎。
    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六个省市的革委会成立了。从四月到九月，由于“二月逆流”造成的恶果和极“左”的思潮的这种干扰，就使预定可以成立的革委会都把时间推迟下去了。这段时间出现了比较乱的现象。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暴露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九月以后， 主席的指示，又把形势迅速地好转过来了。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期间成立了十八个省的革委会。
    今年三月间，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勾结了余立金这一个叛徒，和傅崇碧这些，他们耍两面派，实际上是搞阴谋活动。他们是干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执行的。
    中央“七·三、”“七·二四”的布告，是对付极“左”的这种思潮，和这个地、富、反、坏、右在中间搞鬼所造成的局面，煞住了他们这个歪风，而使全国除台湾以外实现了一片红。
    在进入斗、批、改的这个新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论的这种思潮和做法。多中心实际上是无中心，多中心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多中心实际上是以自己为中心，多中心实际上是搞独立王国，是搞山头主义，搞分裂主义。我们要反对这种多中心，要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要继续批判“多中心”论，这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唯一领导中心。反正，在这场革命中间，一下子出现这种干扰，一下子出现那种干扰，他们都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依靠群众的路线，打击走资派的路线。这些干扰，都经毛主席很快地识破了，中央文革很努力地事事执行了毛主席的措施，使这种“左”的、右的统统遭受失败，而且保证毛主席的这个路线的胜利。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政策问题，那就可以概括为刚才这一些，就是民主，大民主，同时要保证专政，同时，要反对这种“左”面来的或者右面来的，而根本上最主要从右面来的这种干扰，才能够保证这个路线贯彻下去。
    中国革命和中国这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新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的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指导的。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是马列主义发展中间一个新的、崭新阶段，我比一比就知道它是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但是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列宁主义是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是在这一时代下产生列宁主义。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这种时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里面进行大的博斗的时代产生的。所以，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时代的条件不同，他们各代表当时时代的特点。但是，他们共同点呢，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是都有世界性的这种意义，而不是某一国或者譬如是中国的，或者是俄国的，德国的这种局限性的，而是有世界性的影响的，是反映了世界的当时的实际的。
    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仅仅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而在巩固政权、防止复辟的问题上，是提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成败命运的这种思想，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整个，毛主席这几十年来的革命的科学，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文化革命所表现的这种思想，都表明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没有死，而把他复活起来，而向前发展起来，而不是停顿，也不是守旧。
    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矛盾。而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对抗，对抗将消失，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他并没有发挥起来。斯大林是马列主义者，但是后期的思想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直到他死的前一年，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而且搞得不好，还要变成对抗的矛盾。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永远的普遍的存在，必须用这一个规律来观察社会现象，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不能抛开这个规律，作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例外的东西，那就不对了。毛主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一方面是坏事，但他主要的能够推动我们社会向前发展。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斗争是万物之母。这是最古典的希腊的赫拉克里特说的话。只有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下面的矛盾，而把这种矛盾分成两类的矛盾，这是很必要的，而不要把一切矛盾都说成是内部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把一切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说成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样子说是不行，是不对的。只有毛主席正确地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一个崭新的思想，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一方面承认有矛盾，同时不把矛盾混为一谈，而区分为敌我矛盾和内部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原则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些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的阶段，消灭一切旧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旧的观念，以达到根本消灭阶级的差别。由于实践的限制，他们只指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但没有进一步地阐述，没有进一步地肯定。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指出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于比无产阶级还强大，时刻企图复辟。小生产者不断地生长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了防止复辟，必须在长时间里面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不仅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它们在思想方面的反抗，要同它们进行思想斗争。但是，列宁在一九二四年就去世了。他一共只活了五十四岁。他是一八七（年生的，到了一九二四年就死了。他没有来得及来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跟随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他在前一阶段是有功绩的。但是，他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毛主席就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肯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不是没有阶级，而是还有阶级的；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还有阶级斗争的；不是说可以一劳永逸，永远太平下去的，而是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认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毛主席指出，为了防止复辟，“单有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到底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是前人所没有明确地规定的。列宁只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他面对资产阶级的强烈的反抗和复辟活动，强调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他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没有阶级冲突了，所以他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比列宁的思想是大大地倒退了。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在什么问题上？还是一个政权问题上，就是无产阶级需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资产阶级需要推翻这个政权。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谁。马克思、列宁看到了主要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巴黎公社的时候，马克思曾经说，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里牢固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暴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之后，还要遭受这种反动派的反击。列宁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是，他主要的是以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他认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发展起来，会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主要从这一方面来看的，看到复辟的这一方面的力量。当然，他也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的这种干涉。但列宁他没有把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物作为这个成为资产阶级复辟的这种主要的对象。斯大林他在实际上是解决了一批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等等等。但是，他后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看成是外来的武装干涉。而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对象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苏联也就是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于是乎全国变色。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全国变色的。所以这一点毛主席同马克思、同列宁、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重点显然是不同的。苏联在一九三六年以后，他们是不抓阶级斗争，就是搞物质建设，物质刺激，这个是迷失了方向的。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这同他们的作法不同。我们一方面固然抓紧生产，但是我们必须搞思想上的革命。过去是搞了夺取政权和经济上的革命，但是今后带头来还是思想革命来带头，来领导生产和领导政权建设。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怎么继续革命有许多的贡献，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个办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苏联过去他们曾经反对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但是只限于中央的内部，限于组织上来进行处理，就是罢官为止，没有发动群众从思想上、理论上来批判。因而他们这个问题仅仅是简单的处理了，没有看到非发动群众不能解决问题。他们的做法是简单化，而我们的做法同他们相反。毛主席说向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来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拿到群众中间去，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掌握群众，由群众自己起来解决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不仅仅从组织上夺权，而且从思想上、理论上来夺他的权。当然，也要从组织上来夺权。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么革命的一种创举。
    此外，直接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来建立三结合的新型的政权机构，把革命的领导班子的建设放在首要地位，这也是一种新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也有一些这一方面的思想。但是，只是一种萌芽的思想，不是一种很肯定的、很发展起来的思想。列宁是注意到发动广大群众来管理国家，不断地揭露、清除政权机关中间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斯大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是他忽略了政权机关本身的改革。他只看到外部来的干涉，没有看到内部会出大问题。果然，他死了以后，就出了赫鲁晓夫，把他的事业，把列宁所创造起来的事业推翻了。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经验，彻底地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政权。这是对于政权的一种新的做法。决定政权的本质的不是它的形式，刚才已经说过了。苏维埃也可以被少数派利用，也可以被赫鲁晓夫利用，实际上他们可以改变无产阶级的路线、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由真正可靠的这种革命分子和能够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种革命分子，能够实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种分子，组成革命领导班子，才能够保证这个政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毛主席所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是一个根本的方针，是我们可以永世传下去的一种方针。
    此外，工人阶级登上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也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一个伟大的创举。马克思、列宁他们也触及到这些问题，但是没有象毛主席那样具体地在实践中，在理论认识上那样明确化和现实化。毛主席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并亲自倡导派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直接领导上层建筑的这种斗、批、改。这是解决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个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如《人民日报》上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毛主席思想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进程，不是一次能完成的。所以，不能够放松警惕。这里毛主席是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都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毛主席对马列主义这种划时代的发展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有他的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条件，就是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实践，就是在帝国主义处于一种新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一种新的阶段的反映。同时是他个人的天才，他个人的经验所产生的。所以，能够把马列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停滞，也不是倒退，而是大大地前进了，把马克思主义登到了一个新的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下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尽管毛主席自己是谦虚的，不要提这样子这种阶段。但是实际上世界上的人民都看到，中国的人民都看到，它的确是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只有这样地认识毛泽东思想，才能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然就认为“山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城市里面，从苏联回来的人他们才有马克思主义。过去教条主义就是这样看的。其实，不但有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复活了，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提得更高了。所以，他们这些人有意地贬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进程中间的地位。他们是违反客观的实际的。而实际上毛主席思想是的的确确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里面进程中间一个崭新的阶段，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贡献。
    第五个问题，简单地讲一讲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
    毛主席这样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毛主席又说：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实际上共产主义的革命，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分不开的。我们的这种事业实际上是一种国际的事业。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足的美国这些国家，都应该成为国际革命的对象和发展的范围的。毛主席刚才那一条道理讲到，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问题。世界革命的确是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什么是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呢？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就是一六四零年起，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他们是时代的中心，他们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主要方向。所以这样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从英国革命以后发展到法国革命，也就是整个十九世纪的欧洲都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来渡过的，这是一种世界革命。
    另外一种世界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那么出现了另外一种世界革命。那就是什么世界革命呢？就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就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新的纪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成为时代的中心，它决定时代主要的内容和时代发展主要的方向。我们看清楚了，世界革命的确有两种，一个是资产阶级所做过的世界革命，一个是十月革命以后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可是，由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这种对世界的影响，对于世界革命的影响是削弱了，倒退了，他们不是来援助世界革命，而是相反的，阻碍世界革命，压制世界革命，而只有中国才坚持了国际主义的义务来发展世界革命。世界和中国不可分离的，犹之于我们中国的某一个省和我们全国的其他省不可分离的有联系是一样，程度上当然有差别。中国在全世界上，世界如果是一个总的国家的时候，中国也等于是一个省，是世界国中间的一个省，但是，是最大的一个省。而最大省的革命，它必然要蔓延，必然要影响到其他国家，必然有义务帮助其他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不能闭关自守。当然，我们也不是学帝国主义那种做法，去冲击、去侵占人家。可是，中国的榜样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仿效，指出了他们前进的道路。而我们自己也不应该放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来帮助世界革命的发展，而不应该消极，应该积极地来支援世界革命。譬如我们对于非洲的很多国家的援助，对于拉丁美洲的援助，对于亚洲许多国家的援助，都表现了我们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一种做法。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很被动，那就不是国际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我们都同人家闹翻了，好象是很孤立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同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同各国的反动派没有共同的语言。当然，在某些时候，在个别的情况下面，利用间接的同盟军，组成暂时的联盟，特别是战争中间的暂时的联盟。但是，总的方面我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要同他们斗争，要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他们同流合污。表面上在外交上搞得轰轰烈烈，同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当权派、各国的反动派表面上好象搞得很热闹的那种外交活动，以为那就是不孤立，但是这种做法在某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是一种灵活性的表现。可是，我们原则上总是支持造反派，支持反对旧制度的一切的这种力量。无论是民主革命性的，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无论是民族革命性的，我们都应该汇成一个总的潮流来反对现在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我们表面上同这些帝、修、反政府的关系好象不那么多，不那么密切。但是，广大的群众还是站到我们这一边的。从他们反动的当权派这方面看来我们好象孤立。可是，当权派在他们国家里面总是少数，而最大多数是同他们当权派相反的、是正在觉悟，还要更大的觉悟，正在酝酿着革命，或者已经革命，将会全部来进行革命。我们如果是只看中了他们这种反动的当权派，而看不到群众，不同群众联系，不促进群众，帮助群众，那我们将要在现在和以后，和越来越以后成为政治上很被动的，就脱离世界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暂时表面上团结了一些帝、修、反的当权派。从远景上看，我们不但不孤立，只有这样子才能够造成不孤立。从当前一时表面来看，好象我们是孤立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孤立的。而且孤立不孤立，首先在实质上，我们只要依靠群众，我们就是不孤立。而且对我们本身就是七亿人口的大国，我刚才说过了，我们这个国家等于一个欧洲，包括这些大强国都在内。我们这个国家搞好了，我们就是一个大的“联合国”嘛！我们就不孤立嘛 。我们思想上永远保持革命，同时也把生产搞好，把文化搞好，把经济搞好，把政权搞好，那我们就是可以成为世界上逆流中的砥柱，成为革命向前发展的支柱。那么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它就当然地和自觉地来完成它的国际义务，它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思想。否则，我们就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对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重大的有决定性的事情，是推进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在搞了几十年以后就被修正主义出卖了。它对于世界上的影响只有一段，而且不大。而我们国家比它们大好几倍，等于三个苏联，我们力量也比它大得多，我们革命的旗帜也鲜明得多，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更新阶段的发展的思想。我相信中国革命对于世界上的影响会使人类的发展进程大大地加速。
    从世界上一个国家影响世界历史命运的，可以说前后有这几次：
    第一次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发现了美洲大陆，它派出了哥伦布，派出了麦哲伦，都是他派出去的。它在美洲占了很多地方，也在太平洋上占了很多地方。你不要看小小的西班牙，当时它曾经是称霸于世界的。美国的这个地方，就是它先进入的，美国的南部就是它先进入的。古巴这些地方都是它占领的。这个时候它是搞了一段子。它对于世界的历史是在那个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大陆，就是我们地球下面的这一片土地是它发现的。
    影响世界整个历史进程的第二个是谁呢？就是英国。英国十九世纪末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美国是它的，加拿大是它的，印度也是它的，其他的小地方多得很。所以，英国的国旗是太阳不落头的。不论太阳在什么时候出现，总有英国的国旗。可是，英国在不久以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华盛顿独立战争之后，它渐渐地衰退下去了。渐渐丧失了美国，丧失了印度，丧失了加拿大，它渐渐地从独霸世界的国家变为对世界没有多大影响，它的影响渐渐地减弱下来。
    那么，第三个影响世界的是谁？就是现在最坏的美国。美国者，实际上是“丑国”，最不美。一切肮脏的事情，一切反动派它都支持；一切革命派它都对抗，专门干压迫革命的勾当，不干好事。那里有反革命，它就那里去支持；那里有革命，它马上开队伍去压迫。它是影响世界的进程的，但是，它不是从进步的方面来影响，而是从倒退的方面来影响。
    那么，过去影响世界的，第一个时期是西班牙，第二个时期是英国，第三个时期是美国。在英国美国之间，苏联的革命也对世界有影响，可是我刚才说了，很有局限性。
    现在，我们可以高瞻远瞩地看到全世界上的远景，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影响全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推动世界向前进的，促进世界革命的，帮助世界革命的，成为世界上最强、最大、最持久的国家，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的，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方面从革命的方面说，那是最大的，超过苏联的；那么，就是从实际力量的影响上，它超过西班牙，超过英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革命的国家，最影响人类历史命运的国家。所以，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很光荣的，很伟大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革命路线，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如果我们丢了毛主席这个旗帜，丢了毛主席思想在人民思想中的传播，我们行动中间不以毛主席的思想为指导，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不听毛主席的话，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存在着另外一个前途。我们国家不能那样强盛起来，不能那样兴旺起来，不能对于人类历史作出很大的贡献来，不能使本国人民获得更大的利益、幸福。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一切工作，坚持文化革命的这种精神，坚持革命的这种斗争精神，坚决地不断地来批判、打击这种反动的思潮，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来普及马列主义，代表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色，一切反动派，无论是内部的颠覆和外部的武装进攻和这种和平的颠覆，都会遭受失败的。我们国家有两个前途，一个，变成对世界、对人民、对国内的人民不大起作用，或者使劳动人民受二遍苦，重新复辟 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工人农民重受压迫，政府里面、军队里面的官僚主义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生长起来，他们夺取了政权，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前途。这两个前途是存在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这次文化革命这个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方向，坚决地看清楚有阶级，要进行阶级斗争，而不松懈这些斗争，不要像斯大林那样采取宣布没有矛盾这种违反辩证法的做法。那么，我们是可以站得住，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下来，把社会主义坚持下来，把对世界革命的援助坚持下来。
    我们不但要争取全国的一片红，而且要争取世界的一片红，而且是完全有把握的争取世界的一片红，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这种革命的胜利，总是无疑的。历史发展规律，虽然中间有起有伏有倒退，有暂时的倒退，但是这种前进的势力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前进的势力是阻挡不住的，旧的世界是一定要、无疑要、无条件地要灭亡的，只是时间上有先有后。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这种革命的精神，毛主席这种思想，把我们国内搞好，把我们国内搞好，把我们国内搞好！同时，援助别的国家，毫不吝惜地援助别的国家。这样子我们才能把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变成在政治上也是伟大的，思想上也是伟大的，精神上也是伟大的，而不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要成为一个大而强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那种强国，而是无产阶级的强国，社会主义的强国，毛泽东思想的强国。我们的前途是广阔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决不怕暂时同这些反动的当权派这种对立和孤立，不怕受他们的冷落。我们看到广大的群众，在他们压迫之下，在严寒的冰块之下，革命的潮流是在暗流着，而且有些爆发出来，而迟早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们如果违反了这个方向，我们将来在历史上是被动的；我们不违反这个方向，我们在历史上是主动的。这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
    另外，我想谈一谈今后怎么办？毛主席有许多最新指示。我全部同意，完全赞成，完全拥护，同志们坚决去执行。我原来想把这些东西念一下。我想用不着念，因为大家同志们都知道的，就是说反正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去讲这一个问题，不去阐述这一个问题。
    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但是，我在主观上总是愿意跟着毛主席的。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
    我的讲话，就是夹生饭，不成熟，很罗苏，不精练，越是思想不精练的时候讲话就越罗苏，越提炼，话就越少。讲话讲到这里为止，最后喊几个口号，有十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1日印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听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林彪同志是我们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彪同志昨天的讲话是又一次实际的典范，告诉我们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的讲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方面，对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高度的概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林彪同志说：“我对实际情况了解的少！”其实他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比我们更多，比我们更深刻，他的这种谦虚的态度，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我谈一谈学习林彪同志讲话的一点体会，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有些看法可能不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林彪同志的讲话自始至终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线。他从两个阶级来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从两条道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来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意义，从两条路线来讲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做法；他从三个里程碑来阐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从中国革命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决定影响，提出了一个伟大目标，就是争取全世界实现一片红。林彪同志指示，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才能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强、最革命的国家，才能促进和帮助世界革命向前发展。我体会林彪同志讲话中有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三个里程碑，一个伟大目标，而决定的条件是毛泽东思想挂帅。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我们小组的同志讲了很多好的意见。我们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从揪出大叛徒刘少奇，揭露了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揭露了“二月逆流”等方面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不搞资本主义就要复辟，这样说是对的。但林彪同志比我们看得更高，更深刻，他是从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出发来看这个问题的，是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说过：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一九五八年在武汉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在经济战线上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着重地说，不能过早地宣布阶级消灭。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间，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五？一六通知》，亲自作了几次修改，四月中旬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上加了一段话“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我们身旁，当时我们也没有感到这指的是刘少奇。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我当时了解得很肤浅。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许多同志在一个时期内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从思想认识方面讲，根本问题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不甚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过去我们思想上是不清楚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短的过渡时期，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呢？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并且指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还带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瘢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四章中，发挥了马克思这种思想，甚至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国家。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这个问题上有缺点，但还不能说他完全不讲阶级斗争。在一九二八年以来，在共青团的报告和中央监委会的报告中，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他的缺点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宪法报告中宣布消灭了阶级，从此不讲阶级斗争了。所以毛主席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批评斯大林，说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不能解决。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国际和我国的实践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林彪同志的讲话，不仅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方面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还从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和论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揪出了刘少奇这个叛徒特务，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刘少奇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表。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假定没有刘少奇，也会有别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现，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林彪同志正是从毛主席首创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论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样，就把问题讲得非常深刻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他的特点是什么？它同过去的阶级斗争在形式上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林彪同志在讲话中，都作了深刻的阐述。
    林彪同志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什么方法呢？一种是武的方法，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文的方式，是和平过渡的方式，和平演变的方式，从社会主义和平地转化为资本主义。
    毛主席早就着重地、明确地指出这种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敌人和平演变的政策和党内修正主义的腐蚀下，“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和平演变，内部瓦解，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一九五七年匈牙利发生公开的武装暴乱，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没有得逞。以后用赫鲁晓夫的和平演变的方法，就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苏联也是和平演变过去了，伟大列宁的党演变为法西斯党，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都是重要的历史教训。所以毛主席特别重视领导班子的问题。林副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用什么方法解决呢？林彪同志指出，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创造性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用不停顿革命的方法去解决。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什么方法来进行革命呢？毛主席又创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这是毛主席又一个伟大的创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伟大的成绩，这一点到会的同志说了许多事实。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因为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符合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因此就能克服各种阻力，迅猛前进，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同志的讲话，在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之后，接着就从两条道路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意义。这两条道路是什么呢？一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心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领导班子问题。林彪同志说：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巩固和保卫政权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夺取政权还要困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刘、邓、陶等一小撮走资派妄图从内部进行颠覆，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二月逆流”的干将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承者，同志们看到二月逆流的成员，并不是从国外派进来的敌人，而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一道战斗过的同志，就是这样一些所谓老同志，进行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危险也就在这里。
    “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沿着这种逆流，社会主义的苏联就一步步地迅速地全面地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绝对办不到的。尽管在一定的时候，他们起一定的干扰和捣乱的作用，但是他们的面目很快就被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很快就被粉碎了。清算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参以“二月逆流”的人，我们都希望他们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他们赌咒发誓，说敢于改正，又假定他们能作出来较好的检讨，那也不能保证，一旦时机到了，他们又可能再反。最根本最可靠的保证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群众，使那些妄图复辟的人不能乱说乱动。
    现在苏联、东欧、朝鲜一个个都修了，那里的人民遭了殃。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得到世界马列主义者和广大革命群众这样热烈地拥护，就是因为革命人民要走十月革命道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革命人民的希望。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符合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意愿，所以得到广大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不是偶然的。
    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贯穿着两条路线斗争。林彪同志讲话中，讲到两条路线的时候，着重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一条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一条是瓦解群众，分裂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
    林彪同志讲话中说，把党的路线斗争同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又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的路线斗争，但是从来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把党的路线斗争同广大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在向阿尔巴尼亚同志谈话的时候，曾经谈到许多年来，我们党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办到。
    林彪同志讲话中回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经过，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起到现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一九六六年八月开了十一中全会，对于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他们表面赞成，实际反对。正如毛主席说的，他们举手赞成是一回事，实际行动是另一回事，这时全国各地的工人起来了。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开始了对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样就触动了“二月逆流”的成员们的灵魂和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二月十六日各路人马会合，大闹怀仁堂，他们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拥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反对一九六六年《红旗》十三期社论。他们公开反对延安整风运动，为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翻案，谭震林等公开否定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达到了极为猖狂的程度。这以后以王、关、戚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大搞形左实右的活动。以后又有杨、余、傅事件，为“二月逆流”翻案，所有这些，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从左和右的（主要是从右方面的）干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他们一个一个粉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林彪同志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三个阶段，从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等问题，非常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系统地发挥了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的思想。阐述了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说，毛主席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仅在夺取政权问题上提出了决定成败命运的思想，而且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运的最大贡献。
    关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毛主席曾经向我提出过，到底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是不是一反对我们就孤立了？这些问题，林彪同志在讲话中对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他说，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总的方面，我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要同他们斗争，要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只要依靠群众，我们就不孤立。
    毛主席、林彪同志着重讲了这个问题，是有缘故的。因为“三和一少”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的，刘、邓、王（稼祥）就是“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军会议，我国代表团的方针就是刘、邓、王制定的，就是搞“三和一少”投降主义。不能说现在我们外事工作人员中，没有这种思想，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方面的流毒还要很好地肃清。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承认世界上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要革命的。如果承认这点，那么只要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广大的革命群众就会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便决不孤立。如果我们丢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反对各国反动派，不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脱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那么即使有许多资产阶级政客来给我们捧场，我们也一定要陷于孤立。
    林彪同志说，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下来，把社会主义坚持下来，把对世界的援助坚持下来，争取世界一片红。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林彪同志讲话的精神实质。学习林彪同志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我对林彪同志的讲话，也没有很好地学习和体会，也没有很好地准备。只是自己想到的一些问题，同同志们交换意见，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第一章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全党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全国七亿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党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吐故纳新，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民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四）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份。
    党员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应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必要时，在非党群众中公布。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脱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 党的组织机构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各人民团体，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
    第七条：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一元化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事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一般设支部；党员较多或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也可以设立总支部，或者基层委员会。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大作风。它的主要任务是：
    （一）领导党员和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二）对党员和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五）发展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四、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1968.11.02；中发 ［68］ 153号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现已闭幕，全会公报已经发表。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同志回到本地后，请即按公报内容进行传达。传达范围：地方传达到厂，社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党员，没有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单位，均暂不传达；人民解放军传达到团级党委会。传达方法：地方可以分省，市县两级开各单位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进行口头传达；军队传达方法自定。
    全会文件不登报的有：一，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他的罪证附件。第一个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省军区自己印发，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协商会议中分发或宣读，第二，第三两个文件由中央印发，经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各军种一直发到各地区，各部门，各部队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手中。
    传达情况和反映，望陆续简报中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中央文革：
    鉴于我们这次党员代表会议由市革命委员会直接向广大干部、党员传达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效果好。拟将原来确定由县、区传达到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中、小工厂、企业、事业、商店、街道和中学等约四千多个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中的党员干部（包括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非党干部），改由市革命委员会在本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召开一万七千人的大会直接传达。再由县、区负责组织学习、讨论。
    当否，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十一月二日回到上海后，作了两次传达报告，参加了一些小组讨论会，有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传达不传达？原来规定不传达。我在五百人的会上，只讲了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三个问题一传达，就成为讨论问题的纲。大家讨论和思索问题，就有了中心，对公报开头几段，也就懂了，并且有了批判“不见得”派的思想武器。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传达了主要精神，效果也很好。看来，一点不传达是不行的，传达主要的精神，十分必要，很有好处。
    二、要不要非党员参加传达会议？原来中央规定是开党员会议。在上海，市一级的会吸收了一小部份非党员，效果很好。在小组会是，凡是站出来的干部和曾经站错队的党员占多数的，虽然讨论得也算热烈，但是，比起造反早的党员和非党员造反派占多数的小组来，就差一些。在向基层传达的，我们就多吸收了一些非党员，参加传达大会的，共一万五千人，其中地方一万二，部队近三千人。在地方代表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五，非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女同志占百分之十四。实际上，许多基层，掌权的是非党造反派，不向他们传达，他们领导讨论和落实公报有困难。这些人听了传达，也特别激动，“过去中央全会，顶多传达到十七级干部。这次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星期，就传达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人了，”这对培养一批新干部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陈毅同志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静安区一个党员听了传达，在本单位学习小组上通了一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因为社会上流传陈毅的好话很多，什么有战功，能文能武，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待帝、修、反四面进攻，头发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颠倒黑白，把他的错误，罪名说成功劳，什么陈毅揭发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请回来的。等等。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学课本的，有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念颂扬他的课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干部和群众，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揭发了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将另行整理上报）。国防科委系统原来为聂荣臻的问题打内战，是上海老大难单位最多的。现在有些单位开始联合了。郊区各县和市区部份单位。对二月逆流中解放军支左的错误，议论较多，把几个老总的问题说清楚，反而有利于军民团结，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要求将陈毅弄到上海来批判，消毒；另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为了适当保密，我们规定了不写标语、大字报、不印传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违反纪律的。
    四、在传达中，我讲了“毛主席称赞上海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控制着上海的局势”，也讲了毛主席说上海也还有一些老大难单位，对工人阶级和老大难单位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动。我们决心把十二中全会的传达，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有的同志说，公报看了五遍，觉得懂了，参加了这次市里的传达会，才感觉原来的了解很差。如何把公报和全会的各个文件认真学好，如何把传达、学习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摸索一些经验。
    以上几个问题，有些省的同志打电话来问，我不便答复，不知这样做，是否妥当，请指示。
             张春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晨
    
    2008年10月7日初稿
    2011年12月1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