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七册（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三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廖海光：对1·26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1·26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1·26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当时还消毒……
伯达：消什么毒哪？
廖海光：这样问题就大了，就发生了批判斗争。
总理：有勒令解散的吗？那几个？
廖海光：我们勒令解散12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伯达：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在下两面……
伯达：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
廖海光：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
伯达：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王力：福建从1·26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17·8”抓了300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74人，福建中医学院400多人抓了11个，扣留了14个，3月26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参加2·7大会也被解散。当时2·11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们2·11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仙游：“南下同学说军区扣留了12个同学，2.13─2.22开三次全县大会，到3月5日已捆起来游街武斗、挂牌子。“你们三司是右派组织”，“三司红旗永远不倒！”在福州是反动口号，还揪到农村去斗，在庙里每天关有一百多人，六点左右，抓了12人出去打，他们要我们受“阶级教育‘，部队发通令，部队执行任务抓右派时，任何人不得阻碍，要让群众来收拾右派。”
总理：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福州七个代表谈到：东海兵战要武战斗队，回家坐车过年，平常常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睡懒觉，打扑克，划船等）。
周总理笑问：那是东海兵吧！
答：全是！而这些人现在是左派，因为他们没有喊1·26好得很！
总理：“哦”！
谈到有的干部不愿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东海兵那儿时，
总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此时三司同学递上了1·26福建日报上刊登福建军区政治部写的八篇文章。
周总理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说 ：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1·26做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总理念了一段报）讲：你们28日来的，26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柯纠耿：1·26以来两个月心里很痛苦。一方面坚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被打下去了。我们一再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军区，军区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军区处理1·26问题粗暴，简单化。军区屁股没有坐在造反派一边。对事态没有制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8·29有什么用？发现的问题跟军区提都没有得到支持，晋江专区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引起注意。我们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群众基础很单薄，造反派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例如师院联合应以“追穷寇”为核心力量，却以《红联师》为依靠来组织联合。当时我把责任全归罪三司，认为他们害的。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是当前一个大问题，现在对老臣态度是不对头的，老臣被搞进城犯了缺点错误，但应看到他们支持了革命的红卫兵暴露了这次运动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可是军区做的是简单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做法不妥当。军区对老臣问题有原则性的错误的。
三司：念语录（接班人五条最后一条）
科大：柯的发言文过饰非，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军区身上，新北大干到底也是怎样，屁股坐在东海兵一边。柯苏，张莉莉，都是这样热衷于组织革委会，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柯处理不对的。
总理：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1·26事件及2·7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一，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二，福建处在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三，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陈伯达与福建省双方谈判代表的谈话
八月十日晚十一点到八月十一日上午九点，陈伯达同志接见双方谈判代表，我们十二位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南面会议室，陈伯达同志已经在那边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询问各个同志的姓名和组织，陈伯达同志说：叶飞在报上点名了没有？我们说：没有！要经过中央批准。陈伯达同志又说：中央已经批准了吧！叶飞可以在报上批判。叶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作风。
下面是八·二九控诉说：他们围攻我们，他们有四千人围攻我们，我们在楼上只有四百人，刚才通电话时，他们还在进攻，占领了三楼，还放毒气，还准备放火，用抢来的棉被、棉衣放火，冲击时他们用小口径步枪配合，我们大部分被小口径步枪打伤，伤势很重，有的穿过肺部、心脏，他们还挖了三个洞，准备用炸药爆炸，我们重轻伤有二百多人。现在已断水、断粮，但是，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我们代表汇报说：八·二九那边说他们现在想复课闹革命，但厦大、华大、林学院、二师院又来了不少人。
陈伯达同志说：呀！糟糕！人马上要放，首先要检查对方抓的人放了没有。八·二九先抓人，两边抓人全部都放。
八·二九汇报说：我们战友二天二夜没有吃了，天天被挂牌游街和强奸。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谈那一些了，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不能做判官，这些话我都听不进去。好，好！我知道这些意见。
我们说：我们已经放了人，他们不放。
陈伯达同志说：抓人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说：放人后，大家撤离华侨大厦，保护现场，进行现场调查。
陈伯达同志说：我完全同意。
八·二九说：伯达同志你不知道，他们是包围我们的，他们要先撤退，我们才能放人。
这时陈伯达同志站起来，用铅笔敲桌子说：你们不要多说了，不要讲条件，放人和撤退同时进行，我赞成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要占漂亮房子。八·二九搞一个地方交际处也太漂亮了，我住过。八·二九立刻撤出华侨大厦，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吗？革造会要保证八·二九撤出安全。
我们说：一定保证。
庄志鹏：福州正在搞白色恐怖，尤其大搞了好多制高点，上面堆满了石头、硫酸。
伯达同志说：不要上纲上得那么高，不要戴高帽子。
八·二九讲：伯达同志，你的军事理论水平很高，有作战经验，造成武斗是两军对垒。
伯达同志讲：武斗的经验我没有你们多。（这时大家都笑了）
八·二九讲：他们要先撤，我们才能放人。
伯达同志讲：你又附带条件了。你们抓了人可能被关在华侨大厦，如果从华侨大厦放出来，他们这边欢迎，可能又要大举进攻，这是你们的顾虑，说穿了这是你们的困难。革造会你们有真理、有毛泽东思想，退避三舍也可以打胜仗。你们看过了吗？左传退避三舍也不等于打败仗。
我们说：他们人一放，我们就全部退。
伯达说：好！全部退好！
八·二九说：我们住华侨大厦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伯达同志说：你们住那样好的房子，是腐蚀你们的，没有事情干就攻击对方，我这样说是爱护你们的，不管是长期住或短期住我都不赞成。
八·二九讲：革造会在福州占好多高楼大厦，如台江百货大楼，东街口百货商店，外贸局。
我们说：那些都是各单位造反派的。
伯达同志说：你们一下子就扣什么欺骗中央的帽子，我以前接见革造会太多了，给革造会讲话讲多了，你们就一下子涌来一千多人，要我平等对待，算了，见见老乡也可以，以前接见一次接到许多喜报，现在我看喜报不能，我们不接接了，只接一个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
八·二九讲：七月十三日，陈伯达接见，革造会有六种传单，很多，我们都带来了（拿出来看）。
伯达同志说：革造会传单很多，那没有问题，我是主张放姜观的，我是向你们学习的。那一次我才知道人武部的作用。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搞什么“过得硬”，打、抢、抄、砸。第二回接见是一千多人，我和韩先楚一起去，我在里面替韩先楚讲话，讲韩先楚是同意放姜观的，我是替他讲的，大家就轰，叫他自己讲，七讲、八讲，他才同意放。
八·二九讲：姜观放了，他们全省庆祝三天，就差没有骑大红马，还把我们拿去挂牌。
伯达同志讲：戴大红花也很好。不要这样讲，关了那么久放出来很高兴，开庆祝会你们青年喜欢这样搞，好，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和韩先楚同志说过，他们还会开庆祝会，你们要有准备。
我们讲：放姜观我们很高兴。
省机总司：我们也很高兴，姜观是造反派（大家听了大笑）。
我们讲：你们现在也会讲姜观是造反派啊！
伯达同志讲：允许人家改正错误（陈伯达同志带头鼓掌，我们也热烈鼓掌）。
八·二九讲：他们抓我们挂牌游街强奸。
伯达同志：这样话我不爱听，听不进去。
八·二九：中央十条下来后，军管会贯彻不力，八·二九也有错误，希望造反派批评我们，但事态发展不是这样，把我们看成保守组织，八·二九和军区是有斗争的，光大字报就放了五百多张，口头批评就更多了。
伯达同志讲：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是错误的，是反动的，“过得硬”（泉州）是反动组织，要他们解散，没有人武部，“过得硬”是搞不起来的，军分区、人武部搞“过得硬”是过不硬的，是反动的，给工分、给饭吃把农民糊里糊涂调进来还不知道干什么。毛主席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对全世界革命是有贡献的，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再搞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农民不要受骗上当，现在有种动向值得注意，要注意，我们农村，什么农村包围城市，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再提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在解放战争史上，毛主席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给我们指出了道路方向，现在再提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的，什么过得硬是乱弹琴，不要为了几块铜板，去做坏事，希望和你们见面后，这个道理到处讲，过得硬是过不硬的。
伯达同志讲；阿Q最怕别人讲他有疮疤，果然你们八·二九疮疤很多，可能他们也有，我们知道华侨大厦都是水泥的，有利防守，搞武斗有好处。
这时伯达同志很气，伯达同志走到门口，门外有八·二九的一、二百人要求接见，伯达同志就去看看他们，伯达同志讲：你们来几天了？
八·二九讲：来二十几天了。
伯达同志讲：坐车不要钱呀！我们给你们搞协定。
这个时候八·二九里有人哭哭啼啼大诉苦，受围攻、挨了打。
陈伯达同志说：别算老账了，你们也不会服服贴贴的。我见你们一下就行了，不要住那么久，还要工作，回去吧！
八·二九：回去有人要抓我们。
伯达同志讲：你们有什么出名，都回去吧！
（陈伯达同志和他们谈有二十分钟就回来）
回来后伯达同志讲：我给八·二九讲今天见见老乡，因为老乡来了，我去见见老乡，我也很勉强。不要回去讲陈伯达同志接见八·二九，这样我很不舒服，不要因我接见而捞什么稻草。我有个脾气，不要强加于我。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代表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新福大》（福建省革造会、革委会·新福大公社主办） 星期一 1967年8月14日 第三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凌晨一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一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达成第一个协议：双方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放全部抓的人员。必须在八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以前释放完毕。望我们立即执行。其他问题在继续协商中。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凌晨一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九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二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二个协议：放人后，“革造会”在三小时以内撤出华侨大厦及其周围的全部人员，回到原地。原驻华侨大厦的“八·二九”等八个总部在半个月以内全部撤离华侨大厦，另迁较为朴素的新址。“八·二九”等组织原驻的其他楼厦应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革造会”原驻的楼厦，也应该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九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三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三个协议：
坚决执行中央七月十三日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双方坚决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经进城的应立即动员返回原村。必须绝对禁止任何人、任何机关，利用任何借口，或者利用所谓“老区”的名义动员农民进城。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应担负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不得借口进城，已经进城的，都必须尽快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福州、诏安、厦门、泉州、崇安、晋江、福清、仙游、建阳、建瓯、南平、宁德和全省各县市已经进城的农民，省军管会、军分区、人武部负责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原村。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七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四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四个协议，双方保证在全省各地做到：
1、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抓、打、搜、拘留不同观点的群众，砸、抢、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
2、在协议达成三天后停止使用广播车，撤销在街头上的广播站。
3、不得撕毁、涂改、复盖不同观点的大字报、标语。不准搞一言堂，保证“四大”。
4、互不围攻，各方自动拆除武斗工事（包括街头的制高点）。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国务院给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五年毕业生定级问题的复电
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八月六日来电收悉。现答复如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五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暂缓定级问题的通知是指一九六五年暑期毕业生，不包括一九六五年暑期以前的毕业生。
一九六五年暑期毕业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目前是否定级的问题，国务院正责成有关方面进行研究，将另行通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三集）》， 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时间：十三日晚及十四日晚，陈伯达两次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破坏协议，就是犯罪。人民解放军的枪不能夺。凡事要三思，任何一派都不能轻举妄动，千万不能做这两件事：一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二不能夺解放军的枪。
遵守了协议是考验，不动员农民进城是考验，不夺解放军的枪是个考验。解放军好，不能夺枪，因为解放军不开枪，如开枪谁敢夺。这种夺枪是错误的，韩先楚同志承认了错误，写了检讨，让你们两派讨论，欢迎大家提意见。不要提揪福建陈再道，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绝对不许“八二九”对“革造会”报复，军区不能给“八二九”发枪，谁发枪谁要负完全责任。没经过协商，不能发枪给保守派组织。不能发枪给保守派残杀造反派，诏安就是一例。
现在不要说空话，马上打电话回去：1．不能动员农民进城；2．不能夺枪。这两条马上执行。三方面都给家里打电话，军区打电话，革造打电话，“八二九”打电话，如不执行，我不见你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晚，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现在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你们回去做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农民已进城的要他们回去。
不管是谁，现在有一个重要事情。就要动员农民回老家去。回乡下去，对他们说，城里是工人、学生做的事情，他们来干嘛，农民应做自己的事情。你们应认识到，农民受蒙蔽了，上当了，你们应当学会给农民谈话，劝他们回去，说你们进城是错误的，上当了。
农民进城大方向是错误的（热烈鼓掌）
我们是经过农村包围城市这条路的，那是1927年后，那时农村包围城市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经过了这条路，那时的城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在的城市是无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城市，在这个条件下，再说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的，要给他们讲道理，劝他们回去，你们要做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
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双方应该严格遵守协议，付之实施。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陈伯达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凌晨四时四十分至八时三十分(第一次)
四时半许，当我们厦门革命造反派走入会场时，陈伯达同志已在会场了。伯达同志走过来亲切地同我们代表一一握手。陈伯达同志问控告团负责人是不是促联派的，我负责人回答：“是，是新厦大公社的。”伯达同志让我控告团负责人坐在自己身边，用闽南话同代表们亲切交谈。陈伯达同志说：我是代表福建人民讲话的，我这个人回去讲土话，老百姓说我没有忘本，这点比叶飞好，叶飞同他母亲讲话还要翻译，我这个人讲普通话很“路渣”(闽南话)，懂吗？是“糟糕”的意思，比小学生讲得还差，回去不敢和小学生讲普通话，我爱讲家乡话，就是没人讲，我家乡话是受母亲影响的，是海边人的口音。
现在讲几个问题，有几个问题先讲一下：
禁止继续挑动农民进城武斗，这是很重要的。你们看是不是？现在到处都有人动员农民进城，很有可能是军区、人武部或保守派搞的。
(代表汇报厦门保守派“革联”和公安局老保下乡发动农民进城情况)
没有人发动农民跑进城才怪，发动农民进城一定有人组织，是公安局、人武部、军分区搞的。厦门就是公安局搞的，公安局要悬崖勒马。叫农民进城武斗，不做工，拿工分(代表：封锁海堤的农民还给钱，给三餐干饭，让他们抢劫集美侨校的侨生仓库。)这是对革命犯罪，对党犯罪，是反动的活动。
(代表汇报“革联”到部队“抢”枪，有的驻军还喊“坚决支持真正革命左派”、“向真正革命左派学习”的口号)
他们发枪给保守派是一种罪恶的活动，是什么左派？是保守派，是真正的假“左”派！有人是在玩弄权术，不能弄玩这些权术，这是玩火，玩火必自焚，这是破坏国防，破坏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发枪给这些保守派是培养一批带枪的流氓，后患无穷。
什么是“抢”！名义是夺枪实际是“送”。从福建情况看，从福州、厦门、泉州看是这样，这对部队很不利，发枪给农民，实际不是真正的农民，老实的农民不会进城武斗。我建议韩先楚自己下命令，不要用我陈伯达的名义，要把保守派的枪枝一律收回。枪杀革命群众是谁干的？
(代表汇报厦门驻军刘春山、李平、田军屠杀革命造反派情况)
韩先楚要下决心收回枪枝，要军区悬崖勒马。发枪给保守派，这是对党、对人民、对解放军、对祖国罪犯，结果是屠杀造反派，是瓦解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我们的长城，有的军区和保守派是要破坏这个长城。有人以为这样可以保住自己了，实际上是保不住的，这样可以保得住，我们就不用革命了，革命就不会胜利了。建议你们搞一个拥军爱民运动，他们不爱民是错误的，旗帜要拿在人民手里，要重视这个事实。(我代表说：好！我们照办！)
发枪给老保还欢送，发给什么真正的左派，其实是真正的假“左派”，不能玩火了，玩火必自焚，毛主席常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干，破坏解放军，破坏国防，告诉韩先楚要军区悬崖勒马，不要用陈伯达的名义，我是福建一个老百姓，现在为福建人办点事。韩先楚打个电报给军区，由他来处理，并报告中央。现在还来得及，下决心把保守派的枪一律收回，残杀青年的事情这是什么行为？怎么能用枪来残杀青年？
(代表汇报8月19日凌晨三时到现在刘、李、田赤膊上阵，在瓷厂，“革联”和驻军对我“促联”开枪扫射。其中革联瓷厂“新红军”在8·2事件中也充当打手，扔出手榴弹，炸伤我八·二九公社负责人邓志国同志等)
谁？说清楚什么人？
(代表介绍了八·二九公社，伯达同志频频点头)
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韩先楚下定决心把枪全部收回，还是可以的。
福建这个协议(有关制止农民进城，反对武装老保)原来我还以为是比较好的，但厦门就这样干起来。这是违反群众的希望，群众希望他们不要武斗，他们违反了中央、毛主席的希望、毛主席的政策。有些人，坏人或犯错误的人、走错路的人，就是怕这个协议达成，赶快发枪，破坏协议。玩火者必自焚，以为发了枪可以保住自己。(有人插话：帮了倒忙。)把武器发给农民，自己站不住脚。如果他们站得住脚，我们也不用革命，革命也不会胜利。(代表指出××军军长刘春山的部队所驻地区，不论是厦门、东山、诏安，都同时发生造反派受血腥镇压的事件，伯达同志听了非常的气愤。)叫刘春山来，李平也要来，把问题谈清楚，谈通了就好了，走错了路要猛回头，走错了路一直滑下去就是自取灭亡。(代表讲刘春山是×××军，李平、田军已点名了叫他们来)叫他们来，告诉他们要商量问题，顾全福建问题；稳定前线问题。不要发枪，发给农民的枪一律收回，一定要韩先楚讲。叫他们来，要休息就与韩先楚一起休息，住到医院去，但叫韩先楚同志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代表插话后)“八·二九”对军区是好的，他们也不同意，告诉韩先楚，“八·二九”也不同意发枪，也是反对农民进城的。
我对这些青年也没有成见，我认为这两派都谈得较顺。(代表提出：这次八·二九总部同革造会谈判，要有厦门代表参加)你们可以来嘛，你们见过两派代表吗？(代表插话，讲部队开枪及二十日的情况)这是破坏解放军的荣誉，应坚决制止农民进城，制止海员、渔民上岸。鼓浪屿不能破坏呀！集美不能破坏呀！集美、鼓浪屿、厦门都不能破坏呀！现在要马上开放自来水。(这时革委会和八·二九总部代表进来，本团代表插话)
厦门可来三人。保守派也要来人。来了我们可以影响他们。(代表讲：老保“革联”已来了一百多人了)哦！(笑)就是那次来吵架的。(代表讲：“革联”打电报回厦门说陈伯达同志接见“革联”两次，并亲切地交谈。)说我亲切接见，亲切是亲切，就是吵架，那天晚上他们吵得不成样子，影响开会。临走时(指门口)我跟他们讲了几句话，我说是厦门人吗？干什么？回去吧！他们说要揪汪大铭，我说揪汪大铭同志干什么？他们说，他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回去会死的。我在这里开了这么多会，从来没见过像这样一个群众组织，这样吵闹，闹得不成样子。(代表讲：“革联”造谣说伯达同志对林金铭的死表示沉痛)是说有个林金铭死了，那天我没有什么沉痛啊！(哄堂大笑)。我说要他们(指“革联”)猛回头，不要走错路，走得太远了。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犯罪。我叫他们不要争吵，吵吵闹闹我有点害怕。(当代表提出不让老保“革联”也派代表来京时)让他们来受教育嘛，他们是受蒙蔽的，这些人很可怜，你们要做点工作，帮助教育他们。(贾文贵控诉了党内军内走资派对他的迫害，并汇报厦门公安局问题，陈伯达同志问他是不是福建人，他说是安徽人，伯达同志说：“我代表福建人谢谢你！”)
现在首先停止武装进攻，收枪、放人。现在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解决福建问题，是海防前线嘛！
(代表要求把韩先楚叫来，当面谈清。伯达同志答应了，并多次叫秘书去打电话，但韩先楚久未前来，伯达同志利用这段时间，同代表们亲切地谈家乡风土。)
在接见过程中，当陈伯达同志听见厦门革命造反派“促联”正遭屠杀时，很气愤，当场指示韩先楚马上发出命令给福州军区，立即制止屠杀厦门革命造反派“促联”。伯达同志多次把命令草稿征求我“促联”代表的意见。
（新厦门公社、协会、独总文攻武卫临时作战指挥部《新厦大公社战报》《云水怒》《惊雷》《革命造反报》《新挺进》《百万雄师》联合主编第六期 本期四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陈伯达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晚十一时三刻至次日一时四十分(第二次)
十一时二十三分伯达同志亲自到会场门口当面叮嘱全体代表：“等下韩先楚要来，你们不要乱喊。”
(福州革委会代表，八·二九总部代表同时被接见)
十一时三十五分，陈伯达同志身穿军装步入会场，全场热烈鼓掌。
(韩先楚到场)
伯达同志：今天早上找不到韩先楚同志，对不起大家，他想同大家谈谈话，有意见还可以提的。
韩先楚：我身体不好，正在治疗，对家里的事情不了解，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没有彻底走群众路线，没有和地方领导干部很好商量，所以很多工作做不好，平反工作，制止农民进城，制止夺枪，要下最大决心，用最快的速度去办。我们前一个阶段在支左工作中犯严重缺点错误，准备向大家作检查，先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了，中央文革福建组提了意见，修改稿子，过一两天可送给在京的福建同志征求群众意见。我们敢于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修正错误，错了就改。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深刻的革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慢，改正也较慢，给福建运动带来损失，对不起中央和广大群众，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愿意改进错误，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武斗，制止农民进城，制止保守派杀害革命派，把散发的枪枝收回，挑动农民进城的，送枪给保守派的，一定要严加惩处，我们一定能把福建文化大革命搞好。
伯达同志：韩先楚同志的表示是好的，我们欢迎。福建军区的检讨可以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满意了就可发表，韩先楚听了昨天情况，他表示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违背中央，荒谬的调动农民进城的反动行为。
(此时厦门促联派拍来请求中央支援急救医药的电报)
促联代表：伯达同志，厦门来电报，我们“促联”一百多位被枪杀的伤员感染破伤风，缺乏急救药品，请求中央文革用飞机送到厦门抢救一百多名促联战士。
(伯达同志接过电报十分认真严肃地看，并立即告诉韩先楚，然后交给伯达同志的秘书，要他立即处理，秘书即刻离开会场。
接着有人告诉伯达同志，外面有福建各地赴京代表要求接见)
伯达同志：不是那回厦门革联的吧？那些要揪汪大铭的吧？
(有人答：不是)可以派几名代表，找个地方，韩先楚也见见他们。厦门有没有消息？有机帆船追赶舰艇要抢武器这是不对的，要拥护解放军，我昨天说了，要把“拥军爱民”抓起来，懂了吗？(厦门促联代表：一定照办)
“促联”代表：我们没有船，“革联”才有机帆船，是因为航管局是军管单位，没有军内走资派配合，他们是不能上舰艇抢枪的。
韩先楚：夺枪，实际上是明抢实送。
伯达同志：军队不能发枪给保守派，发枪给农民，发给的一定要收回，保守派拿了枪，是明抢暗送。军区开门让他们(指保守派)拿，还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们搞拥军爱民是对保守派施加压力，“革联”既不拥军也不爱民。“革联派”就是那次要揪汪大铭的，汪大铭一到北京，他们就追来了，这不是有人在幕后指使吗？“革联”根本不讲道理，要批评，他们丢福建人的脸，谁要揪汪大铭！他们的拥军大成问题，不拥军，又不爱民，解放军支左，保守派就不拥军了。军队要支持你们，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保守派很快就要垮台了，福建哪几个地方拥军爱民较好？(代表们说：惠安部队、宁德海军等较好)。
韩先楚：我们要先爱民，民才会拥军。军管不是从名词上去理解，我回去要开各级干部会议。
“促联”代表：革联得到厦门驻军支持，部队的“八·五团”是同“9445”(厦大革联的)配合，所谓“9445”即“绞死苏吴”的谐音。
伯达同志：绞死什么？
“促联”代表：绞死苏、吴！我们造反派负责人苏辉明、吴国耀同学。
伯达同志：“9445”这完全是“联动”的口语，是联动式的组织。“革联”是谁叫他们来的？
“促联”代表：他们有钱，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人。
伯达同志：革联都住在那里？要叫他们回去。告诉他们受蒙蔽了，你们要去做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北京没有带枪吧？
“促联”代表：他们和北京的反动组织5·16兵团有关系。伯达同志说：他们和“5·16”搞在一起那就更糟糕了。他们要揪汪大铭同志，我叫他们回去，他们说汪大铭会杀死他们。我说那么厉害？我那天用闽南话和他们谈，是亲切了吧，他们根本不听。
汪大铭：革联在西苑贴大字报说，“促联”从东山动员了农民进城，其实他们是东山造反派突围出来的一千多人，有牺牲的，有受伤的。
(伯达同志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韩先楚介绍)
“保联”代表：我们要韩先楚就厦门两派表态。
韩先楚：起初我原以为都是反对叶飞的老造反派，两派都是造反派，我偏听偏信，不了解下面情况。现在听陈伯达同志意见，“革联”动员农民进城，搞打、砸、抢，不能算造反派。
“保联”代表：韩先楚，“革联”什么时候成立的？成员情况如何？政治纲领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二月成立的，是三月黑风的黑打手！
韩先楚：我不了解情况。
“促联”代表：你们连谁是造反派都不知道？怎么能支左？
伯达同志：最近情况发展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界限分明了。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阵营很清楚，动员农民进城，抢枪，这是反党、反党中央的行为，这是很清楚的。让韩先楚以后谈吧。“促联”是革命派！“促联”是革命派！
伯达同志：“革联”有多少人？
“促联”代表：在市区大概有三、四万！
伯达同志：不少嘛，你们要争取帮助他们，帮助那些群众过来。
你们八二九、革造会彼此就不会做工作。他们有四万多人，要争取过来。厦门是国防前线，死了人很严重，是有人在破坏，革联是在搞破坏的，杀害了很多人，他们，他们的活动对我们革命派，对人民解放军都有害。你们对厦门“革联”要做工作，争取他们过来，革命派不要去抓人，对保守组织要对他们做工作，让“革联”内部分化，让他们把坏人揭发出来，自己抓坏人，革命派如果抓人，他们就会煽动，就不容易瓦解。厦门“促联”派要会做工作，瓦解“革联”派。他们多数是劳动人民，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才能孤立坏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为什么会破坏国防呢？
我说促联是革命派，你们要有敌情观念，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美蒋，你们忘掉蒋介石了没有？
众答：没有。
伯达同志：革命派要同人民解放军很好合作，解放军中个别坏人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
伯达同志：好了，去看看他们吧！ (指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福建各地代表)你们也一起过去看看他们。(凌晨一时半伯达同志到南大门另一会议厅去接见福建省各地赴京代表几百人，其中也有几十名革联参加，历时半个多小时)。
伯达同志：都是闽南人(指坐在前面的代表)我也是闽南人。你们是不是没有来过北京，想来玩的？
众答：不是，是来反映情况的。
伯达同志：“革联”来了没有？厦门人那天来吵，吵得一塌糊涂，他们要来北京揪汪大铭。汪大铭同志来了没有？我们不许在北京揪人。
泉州“过得硬”是反动组织，我建议“过得硬”必须解散，就是人武部、军分区搞起来的嘛。陈文德(华侨大学革命造反派负责人)一定要放。军分区、人武部调动农民进城，组织象泉州“过得硬”是反动组织必须解散，动员农民进城是反动行动，是不允许的。
今后不准打人，抓人，在福建也是这样，我们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办事。“革联”有人来没有？(没有人回答)。“革联”要揪汪大铭同志，这个行动是错误的，他刚刚到就来揪，这是有人幕后策划的，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本文根据记录整理，未经伯达同志审阅)
厦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控告团材料组整理初稿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
（新厦门公社、协会、独总文攻武卫临时作战指挥部《新厦大公社战报》《云水怒》《惊雷》《革命造反报》《新挺进》《百万雄师》联合主编第六期 本期四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陈伯达第六次接见福建双方代表时的指示
八月二十二日凌晨，陈伯达同志第六次接见了福建双方代表，作指示如下：
福建的枪大量在保守那里，是送的。造反派也有，但很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造反派，夺枪主要是保守组织送枪给保守组织，送枪给农民。造反派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保守派就垮了。
寿安支左就搞得很好，对保守组织，你们要会懂得做工作、分化瓦解，对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抓，让其组织自己抓。你如果一抓；坏人就在煽动，一煽动他们就团结了，团结起来对付你们。
要争取多数群众，最大限度孤立坏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为什么要破坏国防，夺舰艇的武器，没有坏人操纵不会这样干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前面有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你们要有敌情观念。内部也有敌情问题，但不要互相猜疑，到处疑神疑鬼就不好了。杀人、放火的就很可疑，开机船追舰艇是很可疑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和福建双方代表告别讲话
〖地点：西苑旅社。摘要〗
你们要走了，我今天来看看你们向你们告别，你们要按照协议商量合作。关于拥军爱民，中央有个号召，你们按照这个号召去宣传办事，建议你们好好学习。
福建是前线，拥军爱民要坚决执行，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按照国家利益办事，不能按照派别办事。
（三名代表反映军分区开枪枪杀造反派）我很难过，军队不能开枪，不应该开枪，要按照拥军爱民的号召办事，要爱护造反派，要爱护红卫兵，都要做自我批评，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应该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路线，不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们希望不希望祖国强大，喜欢不喜欢社会主义？（众答：喜欢）希望你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陈伯达杨成武接见福建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廿三时三十分
地点：人大会堂
代表：八·二九总司，八·二九晋司，厦门促联派，革联派，省革造会等
伯达同志说：天气冷了，老朋友好久不见。你们福建还是很乱，你们双方都要负责任，特别是革造会要负主要责任。革造会组织大，很杂，人员不纯，很难保证没有坏人操纵你们。
杨成武同志说：冲军区是错误的。对敌斗争问题，要向你们讲清楚。因此，总理要我在一日六时挂电话给福州军区。要找皮定钧，找不到，找到廖海光。因为昨天有二百个人冲到军区去抢枪。(革造会说没有这回事，他们是要求皮定钧接见。但旁边有个中央联络员证明有这回事。)还把韩先楚同志家的东西也抢走了，还拿走二个秘密的军事文件。中央打电话，主要是要追回两个文件，不准拍照，不准抄写。你们要求皮定钧接见，总理有三点指示：
(一)可以接见。现在皮定钧是最后一个指挥员，因为韩先楚病了，在北京。如果你们要揪，就要犯严重错误。
(二)你们现在喊出“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我们不能接受。韩先楚同志有错误，要帮助，不能打倒。你们要揪军队一小撮，这是错误的。
(三)告诉皮定钧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要中央调查组跟革造会说清楚：他们可能上美蒋的当，也可能上地富反坏右的当。现在所有抢的枪要封存。
伯达同志说：革造会要注意，不要走到反面。我要向革造会再次发出警告。我们的话，你们有时要听，有时不听。如果不听是要自食其果。要互相约束，不受约束，不守信用，开始是造反派，以后就会很危险。杨成武同志的讲话是向你们发出严重警告。不要去向部队夺枪，不要抢军队的设备，不要拿部队的文件，不要揪一小撮。你们之间不要互相揪，军队更不能揪。世界上那有那么好的军队，他们有枪不能开。
杨成武同志插话：这一点是一个考验，看是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开枪已经不简单了，人民解放军的枪给夺了，有个团长看了大哭。我们告诉他，好人夺了枪，还没有多大问题。坏人夺枪，问题就大了。不过也不怕，以后再说。
伯达同志说：你们要好好地听，要提高警惕性。
杨成武同志插话：阶级警惕性是很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司令员，有个地方发生武斗，这个司令员带人到这个地方调解一下。司令员被杀害了，造反派混进坏人。我们现在讲的，希望你们提高警惕。当然，造反派中，大多数是好同志。
伯达同志接着说：革造会砍掉一半，还有二十万人，就那么干净吗？难道敌人不会利用你们吗？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杨成武同志说：北京昨天开了一个工代会的扩大会。工厂都是工人，都是无产阶级，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矛盾。为什么工厂变成两派，有的工厂分成三派，打得很厉害，把财产破坏了。这都是人为的。一点是走资派挑动的，一点是地富反坏右挑动的。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工厂要搞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你们都是小头头(伯达同志插话：你们不要以小头头的领袖自居，什么司令官啦，什么秘书啦，组织中混进了坏人，这是很危险的。)
八·二九代表讲：我们完全赞成伯达同志、杨成武同志的意见。我们抱着诚心诚意对革造会提出意见。这是对革造会负责的。革造会里面混进了坏人，省委书记叶飞的秘书杨国怀是死保叶飞的。他纠集了省委走资派的秘书，组织了《追穷寇》战斗组。八月九日，参加围攻华侨大厦。这个性质很严重。你们要注意，省委里面有一个张传栋是省委党校校长，叶飞的死党，公开叫嚷：要和革造会战斗在一起。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你们革造会可能不明真相，被那一些走资派利用了。我们也很痛心的。我们在伯达同志面前给革造会提点意见，我们完全是抱着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心情。
伯达同志说：这个意见提得很好、很对。不管你们革造会有没有这回事，这些话对你们都是适用的。要好好地接受，也要好好地听取人家的意见。你们革造会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沿，你们现在头脑发胀，你们组织庞大，一控制不住，组织庞大了，什么人都有，要注意地、富、反、坏、右，还有蒋介石利用你们，他们到处插手，纠集……(听不清)有的黑手已经钻进你们里面了，最后有了靠山，你们就乱来。这样会走向反面，这对你们都没有好处。
杨成武同志说：现在全国都有冲军区，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考虑。这里头有文章，怕有坏人在里头搞鬼。今天我们两个都是福建人，希望你们好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其他问题犯一点错误没关系，解放军也有犯错误。韩先楚同志你们要打倒，中央是不同意的。有错误是难免的，要帮助他。
伯达同志说：你们一定要拥护解放军，要拥军爱民。
杨成武同志说：你们不要认为韩先楚同志不检讨，革命就革不下去了。要韩先楚同志检查早慢一点都可以，差不多就行了。主席讲，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改了就好。对你们小将，我也没有多大批评。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就要走向反面。
伯达同志说：要刹车。
杨成武同志说：你们要按报纸社论、中央文革的指示去做。过去的事情，不要再争吵了，就拉倒了。(厦门公社派和革联派在会上签定了八条协议。协议签定以后，杨成武同志对厦门两派说：祝愿你们两派都要执行。以毛泽东思想来执行协议，这是政治上对我们的考验。)
伯达同志说：看你们有没有诚意。
杨成武同志说：林副主席在语录上写“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要认真地领会，你们要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去办。你们知道古田会议吗？那是在1929年，龙岩上杭开了古田会议，在一个庙里开会。那时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按照你们大学生水平，看一下就很容易，但做起来就不简单，要经过多少斗争。你们要反无政府主义，古田会议主要是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这的确不简单。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们很多事情要注意。你们两派斗争为什么要打死人呢？为什么要把人家打成残废？这是不行的。红军还有优待俘虏。我们都是阶级兄弟，绝不是美帝国主义者……(听不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上刀山下火海都敢闯。对主席的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才能大联合、大批判。我们今天很荣幸参加了你们两派签定的协议。我们要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希望你们都能做到。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不是初期，我们要高举大批判的革命旗帜，要大联合，搞三结合。要批判刘、邓、陶一小撮走资派，结合本省、本地区、本单位，解放军斗彭、罗。你们要有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自我批评，要批评人家，人家是不服的。拥军爱民的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不要光讲不做。
(新厦大公社 陈志杰 六七·九·四凌晨由泉州转发的北京来电)
(来源：《厦门前线》新厦门公社、协会、独总文攻武卫临时作战指挥部《新厦大公社战报》《云水怒》《惊雷》《革命造反报》《新挺进》《百万雄师》联合主编第七期 本期四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
补充另一版本：
陈伯达杨成武第八次接见福建代表谈话要点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组织：八·二九、革造会、厦门促联、革联等组织
陈伯达同志讲话要点：
（1）现在福建很乱，两派（八·二九、革造会）都有责任，革造会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八·二九也有一点责任；
（2）我和革造会打过交道多次，革造会说有四十万人，我说砍一半；八·二九说有四万人，我也砍一半，两万人就了不起。你们说我受蒙蔽，事实上真理不会因我受蒙蔽而失去真理；
（3）我给你们谈话、发电报，一定要通过我看后才承认，没有经过我看的，我都不承认；
（4）福州八·二九要对厦门作些调查了解；
（5）革造会不要整天忙于抢武器，到处抢东西、接管什么地方；
（6）厦门要立即停止武斗，停止向军队夺枪，已夺的枪要封存。不停止武斗，只有美、蒋高兴，双方的事等以后调查，调查团包括八·二九、革造会等参加。所有被动员的农民立即回去；
（7）不能喊“打倒韩先楚”的口号；
（8）对革造会还要发警告，你们有时听，有时不听，这几天又不听，要自食其果的。不受约束，不受控制，不守信用，这样是很危险的。给你们发出严重警告：不许夺枪，不许破坏军事设备，不许拿部队的文件，不准揪，军队更不能揪。哪有这样好的军队，手中有枪不叫开？
（9）革造会已经堕落到危险的边缘。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要刹车呀！刹车呀！革造会你们现在是走到危险的边缘，你们脑子膨胀了，发热了。全省跨行业的组织，什么人都有，要注意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利用你们，到处插手，有些黑手混到你们里面去，放手地干。别以为后边有靠山就乱来，就走向反面。现在你们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10）外地去福建串连的，你们都要欢送他们回去，开个欢送会。现在福建的群众会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这些“野心家”，不要东跑西走，去江西、湖北、武汉，你们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清楚就跑到全国去了，你们在短期内，都要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杨成武同志讲话要点：
（1）福州军区是不能冲的，冲福州军区是错误的，对敌斗争讲清楚，冲性质就要起变化；
（2）中央打电话要追回革造会在九月一日抢走的两个军事秘密文件；
（3）许多北京的学生要求见×××，中央、总理指示可以接见，接见时不要揪×××、×××现在是福建前线最高指挥。因为韩先楚有病，中央同意他在北京养病，如果要揪×××要犯严重错误，保证不揪他，可以接见。揪他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4）韩先楚同志是不能打倒的，韩先楚同志与陈再道有本质区别，不能无限上纲，“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我是不能接受的。韩先楚同志有错误缺点要一看二帮，韩先楚你们要打倒，中央是不同意的；
（5）九月一日下午我叫调查组去跟革造会说清楚，可能会上美、蒋的当，也可能会上地、富、反、坏、右的当，已夺去的枪要封存上交；
（6）（关于解放军枪支被夺的问题）这点是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生气，不开枪。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的解放军营长、团长、战士的枪被抢，都哭了。好人坏人夺枪以后都要追究；
（7）（关于韩先楚的检查）检查要满意是不可能的，思想转变不是一日之功，不要认为韩先楚同志不检查，你们就革命不下去了，早晚一点都可以，差不多就行了。主席讲过：犯错误是允许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对你们小将我们也没有批评，如果再搞下去，就要走向反面；
（8）不能有这一派要吃掉那一派，革造会就是要把八·二九吃掉，八·二九是吃不掉的；
（9）现在全国都冲解放军，值得深思，这里大有文章，怕有坏人在里面搞鬼。
(来源：江苏《全无敌》全国通讯组主办《全无敌》1967年9月21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总理陈伯达对福建问题的指示
1967.09.04； 中发 ［67］ 287号
福州市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并北京红代会在福州的同学、以及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并抄送福州军区、省军管会、中央调查组、八·二九总司令部： （以上均请福州军区转）
福州军区是福建前线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担负着很重要的战备任务。你们随意进驻其指挥机关，这种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希望：
一、你们进驻福州军区各领导机关的所有人员一律即行自动退出其营区。你们进驻军管会的人员，也应当一律自动退出其驻在范围。
二、你们在福州军区各领导机关和个人住宅所拿到的一切文件、档案、图书、资料等，应立即全部清点交还原单位，不准拿走，不准打开，不准照相，不准破坏。
三、福州军区领导机关的所有坑道设施，任何组织，任何人均不得冲击和破坏。已接近到坑道的人员一律退出其警戒范围之内。如有人破坏坑道，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制裁。
四、你们把参加中央赴福建调查组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唐副主任揪去游街，是很错误的。应当马上放他出来，让他恢复正常工作。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协助中央调查组顺利进行工作，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任何为难和威胁。任何组织都不得逼调查组表态。调查组只执行中央给予的调查任务，他们也无权表态。
五、各群众组织之间，绝对不得互相抓人扣人，不得抓走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各群众组织所抓的一切人员，都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人员所提供的任何口头材料，一律无效。
六、北京红代会的学生、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都应当在短期内返回原单位闹革命，不要干预福建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在福州的言论和行动，无权代表他们的整个组织。
七、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积极响应和坚决执行中央所发出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别是福建地处海防前线，面对敌人。革命群众组织更应以国防安全为重，以大局为重，一切行动，都要慎重，都要三思，不可轻举妄动而做出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事。
八、福建省军管会是中央决定成立的，军管会主要领导人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付统帅林副主席委派的。省军管会工作中有错误缺点，已经向中央作了检查报告，并将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支持和协助军管会工作，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缺点。但是，决不可冲击和占领他们的办公地点。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凌晨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接见福建革造会联络站负责人讲话
周恩来：
同志啊！同志啊！你们眼光太短了，什么矛盾很大，哪里有与蒋介石矛盾大？蒋介石打过来你们连自己家乡也保不住，还能够安心这样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革造会！不在军区，知道吗？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就到处揪陈再道，这是对我们伟大军队的污蔑！革造会要听中央的话，要拥护那个八条。
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动摇军队不要自毁长城，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了，今天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说今后再夺枪就是反革命行动了。
总理指示说：你们有两个任务：一要有敌情观念，共同对敌；第二要团结大多数，搞好革命三结合，进行大批判。
会后总理、伯达接见绍安代表。
临走时，对绍安代表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分裂，要坚持大联合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周恩来对福州军区请示电报的批文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际法、影响祖国声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接见福建革造会负责人时的讲话摘要
〖地点：人大会堂。被接见的福建革造会负责人是：姜观、周振祥、郑克诚等。〗
革造会负责人一进接见会议厅，总理、伯达同志和他们亲切地握手。
总理问了姜观的情况说：你什么大学毕业？
姜观说：我文化水平不高。
总理说：文化水平不高为什么能写出那些文章？
姜观说：我也没写什么。
总理：台湾蒋介石很喜欢，现在《福建日报》怎样？有的说是姜观的报纸。你出来（从狱中出来）是你自己办的吗？
姜：我们自己办。
总理：自己办，没军管？
姜：我们没有攻击“八·二九”，没办成派报。
伯达：台湾广播了什么？
姜观：四篇文章。我们有错误，要检查为什么被利用。
伯达：刚才总理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凡是敌人高兴的，我们就要反对。
总理：福建离台湾很近，你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总理：
“八·二九”是老造反派，可能他们在对军区问题上偏你，你们偏激，如何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毛主席战略部署上联合起来，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当前是这个问题，找你们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批评你们右倾，讲你们修，是一部分，也不是大部分群众，你们面对台湾，大敌当前你们也不想一想，最大的矛盾，究竟是美蒋还是内部，当然是蒋介石。
主席提出“斗私批修”，林付主席在国庆节讲话讲得很清楚，这是大方向。对外是美蒋国内是斗私批修。批修，是革命的一份力量，“斗私”，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林付主席去年就提出来，今年主席提出四个字。我们有错误是宣传上，今年红旗十二期社论强调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只是这个错误不能说中央错误，你们没有。九月一日讲了，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你们说紧跟，口号紧跟了，中央对福建问题的决议就不紧跟，中央说不要办派报，你们就办派报，中央说只能有党性，不能有派性，你们以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要紧跟毛主席司令部，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跟错了。对的你们不跟，这如何解释？符合的跟，不符合的就不跟，这就叫做派性。
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要有个认识过程。对“八·二九”错误要谅解。福州今天你们是主要力量，政治上、组织上都占优势，对你们希望就不能不大。主席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大方向不能保证一切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方针、部署错了，都可以犯错误。四十年前南昌起义，八一军旗树起来，这是全国性的，向国民党打了第一枪，所以八一旗帜不能倒。因为贺龙问题把××砸了，不对。方向对，政策不对也会犯错误。现在小将最喜欢讲大方向，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保险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听中央的。第三次出去串联，帮倒忙，好多是这样，福州也是这样。
主席说，要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你们。（接着总理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了）大方向对了，政策如果掌握得不对，也错。现在你们容易极“左”，“八·二九”偏右，也是造反。“八·二九”的那种口号（指“八·二九”要革造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是不对的。如果他们讲他们的错误，你们讲你们的错误，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联合，求大同存小异，通过大批判来搞大联合。
当然军区也有责任（指这次国庆活动联合不起来），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两方面都做工作，那就好了。
伯达同志：
对一个人一看二帮，要看行动中的变化。对韩先楚同志，对军区的看法，老实说，我们的看法是有变化的，这是从他的行动变化。我们并不熟悉，是谈话交换意见。刘培善到福州还是有变化，与在江西就不同，如果把一个人看死就难办。对军区、韩先楚同志的看法，是否这样，你们考虑。对韩先楚同志要象我们说的，一看二帮，中央在帮，他很希望帮助。他现在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刚才总理说，大敌当前，蒋介石知道这一点，打倒韩先楚是对他有利，要改变这个观点，不要把一个人看死了。过去一些观点也不一定对犯了错误不允许人家改，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说要一看二帮。我看他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你们可以帮助，他有表现，你们也应该表现，不能单看一面，要有二方面，才联得起来。不知道对不对，你们考虑一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州军区和福建省革造会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伯达、杨成武、吴法宪中央首长等接见了福州军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代表，摘要如下。〗
总理：
今天找你们来开会，解决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愿意，像你们所说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那么，不管是哪一派，中央提出的要求，你们就要兑现。
现在福州闹得够呛了，当然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暴露了敌人，也快要暴露了自己，你们来的有没有“四·二○革造会”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众：一个也没有。）“军造会”与“四·二○”有没有关系？你们没有和他们通电话啊？我今天亲自给王泉金打了电话，请他来谈谈。石祥松到了没有？（众：到了）你被他们说成是叛徒了是不是？（众：是）
观点是可以研究的，不能出来一个，造反派就说他是老保，又出来一个，就说他是老专。你看，极左到那里去了？你们“军造会”和“四·二○”有没有联系？（军造会：没有。我们和四·二○在打倒韩先楚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某些做法上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
你们不要忘记对面有蒋介石，大敌当前嘛！你们跟四·二○没串连？实际上有串连，福建再不能乱下去啦！你们在这里有多少人？（答：四十二人）
你们要平反，中央当然是支持的，叫你们来开会，就是平反了嘛！（军造会代表：韩先楚没给我们平反）什么？什么韩先楚？他……中央给你们平反就平反了嘛！在中央面前开会和你们讲话，叫你们来就是平反了嘛。
首先要求你们军人，不管是开展四大的，不开展四大的，要守纪律，要对解放军负责，不能当中央面一套，背后一套。既然来了，就承认你们接待你们。
伯达：道理对，来一个人也行，道理不对，来再多也没用。
总理：蒯大富一张大字报就行了，一张对一万张。今天我找王泉金同志本人，叫他们来北京商谈。中央调查组全回来，把事情搞清楚，有错误就撤回，没错就回去，不能一派赶他走就走，四·二○不来调查组也不能来，矛头针对中央调查组是不是大方向？（众：不是）
军造会代表：我认为福建乱的根子是韩先楚。
总理：好了，好了，现在不来谈这个问题，今天不是叫你来控诉的，是商量解决问题。照你的意见，把韩先楚撤掉，问题就解决了？最高司令部没有同意，我本来不准备说这个话。福州乱得够厉害了，乱成这个样子。你们内部分裂也怪韩先楚吗？今天不是解决问题是先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气以后再出。革造会的也好，军造会也好，你们在这里的人还不能解决问题，还要请家里的人来。事态发展下去不是乱了敌人，连自己的阵线也会乱了，就会走向反面了。
（十二月份要解决十二个省）
总理：就是嘛，广东好，福建差；浙江好，江苏差；山东好，河北差，辽宁也差。辽宁早就来了，我们还没见他们，非要把他们解决好不行。等了一年半了，现在是应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所以请你们来，趁热打铁。不过不要把我讲的，弄成大字报贴出去，你们记，我不反对，但是不能各取所需，要以大局为重，为什么现在不能联合呢？
杨代总长：毛主席最新指示里不是讲过了吗？12月要解决12个省，现在光打内战有什么好处，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总理：前十名是不行了，江西已经挂上了，你们福建总不要落后于20名之后么！打敌人是第一线，不要忘记敌情，打内战这么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关于勒令福州《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
1967.12.23； 中发 ［67］ 404号
福建军管会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福州发行的名为《北京》的刊物上，擅自大量刊登没有公开发表的，未经核实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此刊物应立即停刊，并把过去已出版的二十九期送十套交中央文革审查。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4； 中发 ［68］ 132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热烈地庆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福建省是处在祖国国防的最前线，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些凶恶的敌人，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之流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在福建的代理人，长期以来，招降纳叛，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在福建复辟资本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经过激烈的斗争，充份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叶飞这些福建走资派的丑恶面貌，把叶飞之流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中央批准福州军区党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名单，同意韩先楚同志担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皮定钧等十一个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央希望：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应该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使整个福建的面貌为之一新。
要抓好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一个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认真清理阶级队伍。
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斗私，批修”，让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更普及，更深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进一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叶飞之流的“独立王国”和反动的“多中心论”，批倒批臭。
要进一步地引导群众组织，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要认真地做好“精兵简政”，“拥军爱民”的工作。
要进一步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福建全体革命群众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继续高度地警惕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继续高度地警惕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的各种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解放台湾。对于那些敢于来侵犯我国前线的美蒋匪帮，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歼灭之。
总之，中央相信：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必将大大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福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因而必将在各个战线上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紧接着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祖国海防的最前线──福建省的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们向一千七百万福建省人民和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福建省面临台湾海峡，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东南大门，是我们解放祖国领土台、澎、金、马的前进阵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早已森严壁垒的我国东南海防前线，现在，更加众志成城。这对于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匪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巩固我国国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福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就亲自率领工农红军，把在井冈山燃起的革命武装斗争烈火扩展到福建。毛主席在这里亲手写下了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我党我军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引导着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始终鼓舞着一千七百万福建人民的革命斗争。
解放以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同社会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相勾结，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竭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想阻挡革命车轮的前进。
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福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帅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经过反复的激烈的搏斗，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负隅顽抗的种种阴谋诡计，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广大指战员，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一起，坚决打击了美蒋匪帮对福建沿海的窜扰活动，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热情宣传、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定地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三支”“两军”和保卫国防的斗争中建立了巨大功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战斗在国防第一线的福建军民，肩负着严重的对敌斗争任务，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对敌，决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美蒋匪帮，以及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然要进行垂死挣扎。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深入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巩固祖国海疆这个钢铁长城。对于那些敢于来侵犯我国前线的美蒋匪帮，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福建省军民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团结，加强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团结。革命群众要爱护和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爱护和支持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按行业，按班级，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坚决粉碎阶级敌人挑拨离间、造谣破坏的阴谋活动。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彻底粉碎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坏作风。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教育革命中，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都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必须把这件事抓好，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希望：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千百万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号令，都必须认真学习，坚决照办，彻底执行，及时总结经验。只要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一定能不断前进，更快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社论）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周世忠(福州军区参谋长) 朱耀华(福建省军区司令员) 康 林(二十八军军长) 郑 国(三十一军政委) 尹明亮(闽北指挥部政委) 杨思禄(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康烈功(海军福建基地司令员) 兰荣玉(原省委监委书记) 叶 松(原福建省人委副省长) 伍洪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黄亚光(原省政协副主席) 魏金水(原省人委省长) 刘永生(原省人委副省长) 陈洪波(原省林学院副院长) 庄志鹏(省工总司) 田毓民(工联总) 洪秀朴(小嶝岛民兵政教) 郑火排(红卫兵福建革委会) 王云集(省八．二九总司) 张益飞(省八．二九工总司) 黄祖德(福州市工人联络站> 石祥松(工联总) 宋建云(南泥联总) 江城防(龙溪工人主力军) 陈烈忠(三明一．二八) 周婵娟(省工总司) 苏千永(省八．二九总司) 黄茂玉(闽侯劳模) 洪阿锦(霞浦县渔民代表) 彭国华(省机总司)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韩先楚在福建县以上革命委员会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略）
福建总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也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十二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项任务和一系列的政策指示，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去年十一月实现全省（除金门外）一片红，到现在，基层单位也绝大部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不断加强，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有了很大缓和，军民团结进一步加强，共同对敌。群众发动得更加广泛，运动正在向深入发展，斗、批、改各项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开始摸到了一些经验。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也是很好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英勇奋斗的结果。各级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部队的同志，特别是担负“三支”“两军”的同志也做出了贡献。例如：进入龙岩地区执行任务的部队，广泛宣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政策，举办了八百多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军事行动的配合下，兰汉华、赖祖雄、张震东等坏人操纵的武装集团已被摧毁。部队英勇顽强，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很好，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当前形势，从全省来说是在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把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政策，直接交给了广大革命群众。军区党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贯彻，抓得比较紧，反复检查执行情况。同时对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思想动态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抓紧了团结广大群众的工作，共同对敌，因而在工作中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广大革命群众对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是信任和支持的。有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反复，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是正常的，应该有个正确的看法。第一，有错误及时纠正，有问题及时解决：第二，出现了某些小反复也不要怕。
在大好形势，越要谦虚谨慎，头脑要清醒，及时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否则，有可能犯新的错误。这一点要有高度的警惕。
军区党委一月初开了支左工作紧急会议后，问题比较多的地方，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但有的地区转得还不快。
我们部队广大干部、战士是好的，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要认识到了就能迅速改正。有些同志在支左工作中，是有错误缺点的，但绝大部分都是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有错误改了就好。主要是领导问题，各级领导要抓紧做工作。
我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了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主要是我。（略）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需要，是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是加强思想革命化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十二中全会以后，又重新发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并且还专门发表了《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这就是要求我们的同志认真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使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尽量不犯或少犯错误。
林副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有少数同志不重视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不讲两条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不能回避。就以文化大革命来说，每深入发展一步，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产生对立的思想斗争。例如，当前正在进行的斗、批、改，要不要大批判、怎么搞，有路线斗争；搞什么样的“三结合”，有路线斗争；清理阶级队伍，矛头指向阶级敌人（九种人）还是指向革命群众，有路线斗争；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上山下乡等等，都有路线斗争。在每一项工作进程中，不搞清两条路线问题，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甚至会分不清是非，分不清敌我，就会迷失方向。
有的同志不愿提路线斗争，自己不讲，也不让人家讲。一讲就是“派性发作”。原因是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有的是怕触及灵魂，怕暴露自己的错误。有的同志，虽然口头上讲路线斗争，但不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路线斗争实际，不把自己摆进去，甚至错误地认为：“我们这里情况跟别的地方不同”，“两条路线斗争是上面的事，我们这个小单位不存在”，“要摆两条路线斗争，你同刘少奇去摆……”。还有的同志，在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对社会上的各派群众组织搞折中、调和、平衡，不讲原则，在军内也有类似情况。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基本的就是群众路线。即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两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围绕着如何对待群众问题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相信、依靠、保护革命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刘、邓的打击、镇压革命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待群众问题上，在对待各派群众组织问题上，不是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衡量，而是用个人感情、主观愿望为标准。有的同志不用路线斗争去看待群众组织，不从斗争的全局看问题，自己有错误，又不改正，群众对他们提了意见，反而说群众是错误的，随意扣上“反军倒×”的帽子，犯了支一派、压一派和打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错误。我们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福建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英明指示，来看待一个群众组织。凡是正确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支持；不正确的就进行教育，帮助改正。这样，我们才能紧跟毛主席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把工作做得更好。
对待群众组织，要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在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的掌握大方向比较好一些，有的掌握大方向差一些；有的一个时期好一些，另一个时期不那么好。不论对那一派，都要一分为二，优点和成绩都要肯定，缺点、错误都要教育帮助，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这个时期缺点错误多一点，有的另一个时期缺点错误多一点；有的轻一点，有的重一点。坏人总是极少数，比较好的组织也不是没有坏人，各个单位都有不同情况，在这个单位可能这派坏人多一点，在另一个单位可能那派坏人多一点。不能只认“牌子”，同某一个组织挂钩，都看成好。或者同另一个组织有联系，都看成不好。总之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都要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又要作比较，有比较才能看出好和差。
比如，怎样看待主流和支流问题，有的同志口头上讲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实际上把支流看得很严重。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偏保，文化大革命初期，对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炮打叶飞，看不惯，甚至有抵触。只看所谓“老实”、“听话”、出身、成分好、党团员多（我们是要“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不看执行了什么路线，受什么人操纵。因此，有的一开始就带着右的保守思想介入文化大革命，不支持革命造反派，有的后来又支持极左派，这样就犯了错误。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群众运动中出现了缺点错误总是难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何况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年青人，在运动中喝了几口水，更应该谅解。毛主席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我们有的同志就很不理解，对犯过错误的革命造反派，总是揪住不放，甚至当作阶级敌人对待。而对亲自己的一派，就是里面有坏人，也视而不见。更严重的是个别单位，对群众不是保护，甚至开枪打死打伤贫下中农；个别部队人员把好人打死后，还不让其家属看。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替受害人民伸冤，是我们的本分。对于少数犯了严重错误而又坚持不改的人，要执行纪律，个别坏人办坏事，要严加追究，严重的要判刑。××等地问题比较严重，抓关了××多人，刑罚就有××种，打伤了不少。我们要××××部队的同志派了宣传队、医疗队去，把错抓的，没有确凿证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的好人放了，受伤的给予治疗。群众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高呼“毛主席万岁！”很多群众感动得流了眼泪，有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对解放军一再感谢。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我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根本途径。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就会一事无成。我们有的同志，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不走群众路线，搞包办代替，说服教育少，靠行政命令办事。这样搞下去是危险的。
还有向群众“出气”的问题。我们是毛主席培养教育多年的干部。在运动中，有的同志可能受过围攻，甚至挨打，无论如何不能从个人思想出发，反过来对群众出气、搞报复、借机整人，那就会犯绝大的错误。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要解放全人类，要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不能意气用事，否则，就会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林副主席说：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表现：一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经过锻炼和考验，有了缺点错误及时改正。一种是对自己不能一分为二，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错误一面。两年多来，这种人没有很好触及自己的灵魂。一种是袒护自己的错误，自己不作检查，群众批评、上级指出还不满意，甚至用群众的某些错误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否定自己的错误。有错误是掩盖不住的，工作中会暴露出来，群众会揭发，这种人要把立脚点移过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站到广大革命群众一边。有的单位，有的人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对上检查还可以，但对部队的同志和群众不大敢讲。或者口头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并无改变。毛主席说：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不是要你只向上级作检查，主要是要向群众检查，检查了群众就谅解了。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就要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毛主席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现在有的同志，还是怕群众讲话。群众提了意见，比较尖锐一些，就沉不住气。有的同志非常怕告状，明里说“我不怕，你去告嘛！”暗里却指责为“上窜下跳”、派人跟踪或者追查。有的同志只喜欢听恭维的话，不喜欢听批评的话。对讲自己的好话坏话，都要具体对待。好话讲过了头，就要出来说清楚；向他们诚恳地表示：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对我们的支持，帮助。光讲好话的，不一定个个都是好人；讲坏话的也不一定每一个都不好。有的是恶意攻击，但可以从反面警惕自己，考虑在工作中还有什么缺点错误被利用的。还有的同志抵制上级正确指示，对群众实行封锁，害怕党的政策与群众见面。毛主席说：“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怕群众怕得出奇。
要让群众讲话。群众工作，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四个第一，抓活思想。让群众把话讲出来，才能抓好活思想，工作才能有针对性。看看讲了什么话，贴了什么大字报，正确的就采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照他的意见办；认识上有问题，错误的意见，就用毛主席思想对他们帮助教育；是坏人也可以让他暴露。可以分析一下，提的意见是不是有道理。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都会辨别清楚。有的同志怕群众讲话，手里拿了很多帽子，什么“派性发作”、“阶级敌人作怪”、“矛头指向三红”等等。有的地方贴了几张大字报，有人就作统一布置，针锋相对反击、复盖，甚至人家贴了毛主席的批示，也采取这种态度，就更加不能容忍的了。毛主席教导说：“一切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要让群众对你不感到害怕，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同志要做到走到那里，不论那一派的群众都敢向我们反映问题，讲心里话。在运动中，要发动群众敢于揭发坏人坏事，勇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要允许人家申诉、说明，要让人敢于替受冤屈的好人说话。假如我们处理问题不公正，或者抓错了，揪斗了好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随便加上“不服从领导”、“包庇坏人”等帽子。
两年多来，我们部队担负“三支”“两军”任务，一方面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的单位，路线斗争觉悟就高，“三支”“两军”工作成绩就大，走到那里，就得到那里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要了解我们“三支”“两军”工作的部队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不好，路线斗争觉悟高不高，到各派群众组织中去一了解便知道。所以我说，群众是检验我们部队工作的“温度表”。
毛主席说；“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造舆论，造革命的舆论，造毛泽东思想的舆论。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报纸、广播、小册子，还有小报、传单、大字报等，组织强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泛宣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号令，传达到广大群众中间去，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部队各级领导同志，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要到群众中去，宣传一个路线，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一种观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达到五个“统一”。
第二，革命委员会班子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林副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领导班子的问题，政权问题就是班子问题。
什么样的班子，就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执行什么路线，就选什么样的班子。班子选不好，就不可能保证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贯彻落实，斗、批、改各项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我们要从爱护、支持的立场出发，帮助纠正，使它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不能一有缺点错误，就要“砸烂”、“推倒重来”。
根据一些单位摸底的情况，县、社、队的班子状况，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差的占百分之十几。公社、大队和一些基层单位问题比较多一些，上级革命委员会要下去了解清楚，认真解决。
这些班子的问题，主要是：
搞资产阶级派性，一派的人掌权。这样的班子缺乏代表性，革命性也很差，没有权威，革命搞不好，生产上不去，还利用职权打击另一派的革命群众。因此，得不到群众的拥护，遭到群众抵制或公开反对。
“和事佬”、“逍遥派”当家。这样的班子，不讲路线斗争，没有是非标准，搞折中、调和，搞平衡，也缺乏革命性和代表性，干劲不大，死气沉沉。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革命、生产都起色不大，两派群众都反对。
原班人马上台，照旧的一套办事。有的旧机构还在暗中起作用。有的原来的领导干部没有参加三结合，但处理问题还要他点头。
还有的班子是坏人掌权，镇压革命造反派。群众说，这样的班子是“坏人当道，好人遭殃”。
当前，要把搞好领导班子（包括办事机构）当作重要工作来抓。
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选拔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
选拔班子要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地、充分地同群众进行民主协商，绝不能从个人的好恶、亲疏出发。
搞好领导班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毛主席的五条和林副主席的三条，要使广大群众能掌握。让群众监督领导班子的工作，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揭发班子里头的坏人、坏事。
还有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专政队、纠察队的人选，要经过充分民主协商，张榜公布，让群众审查，经革命委员会批准，归革命委员会领导，要按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切实搞好。纠察队要少搞，只负责在本单位保护工矿企业安全，维持治安，监督管理揪出来的坏人，但是不准随便抓人、打人、关人。要多搞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工宣队和军宣队要团结协同，密切配合。
今年春季，要抓好班子的调整充实工作，着重先解决三类班子。如有的革命委员会被坏人篡夺了权力的，要发动群众重新夺回来。
农村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只要权力真正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水平低一些的要积极帮助提高，不能要求太高、太急。
要抓紧革命委员会思想革命化建设。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仍然会有矛盾、斗争，要把民主集中制搞好。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军队的同志、地方干部，任何人都不准搞小动作，搞背后活动，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要抓好活思想。当前，三结合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都有一些活思想。
有的军队干部，抱临时观念，工作不安心。把支左叫做“临时工”，参加三结合叫做“合同工”。有的怕困难，怕犯错误。有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包办代替，不尊重群众，不尊重地方干部。我们一定要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地方干部学习，勇于负责，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军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去。
有的地方干部，工作不大胆，缩手缩脚。这一方面是自己有“怕”字，有依赖思想，另一方面是军队同志支持不够。军队同志应当积极支持站出来的干部，让他们在第一线，大胆工作，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同志、地方干部、群众代表，都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
有的群众代表，比较长期离开了群众，没有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有的还搞资产阶级派性，背后做小动作。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按毛主席思想办事，让他们到群众中去，联系群众，受群众监督。
解放干部要抓紧。毛主席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只要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反动路线，或者过去工作中有些错误，也愿意改，就要支持他到群众中去检查，取得群众的谅解，及时解放他们。只有到群众中检查，群众谅解了，群众才信任，他才有威信。只向少数人，几个头头作检查是不行的。解放的干部，好的结合进去，站到第一线去。已经结合的干部，死气沉沉的，对事业不起作用的，经教育改不过来的少数人，要逐步调整下来。
第三，统一领导问题
现在，支左单位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还有问题。比如：
一个地区有若干单位，各个单位分工包干一些系统，都有自己的支左办，派出支左人员各成系统，工作上各有一套部署，口径也不一致。部队支左系统向下布置的工作，革命委员会不知道，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工作贯彻不下去，形成各抓一条线，各有一套做法，多套马车，很多中心，搞分散主义，实际上革命委员会架了空。
有的是一个连队负责好多单位，或者负责一个公社，分得很散，加上包办代替，容易出问题。不少地区和单位的支左人员，是好几个部队机关凑起来的，互不了解，观点不一，领导多头，这些情况如不改变，尽管投入支左力量很多，工作也难以搞好，又影响部队的建设和战备。
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即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行五个“统一”，思想上的统一，也要有组织上的保证。
（一）专、市、县革命委员会要切实做到一元化的领导。专、市、县设一个支左办公室，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负责支左工作。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队提出要求，派出支左人员。按建制单位，由负责支左的领导同志加强领导，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情况，原单位管部队工作的同志，不要乱插手乱指挥，发现他们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向革命委员会和负责支左的领导同志提出来，由他们负责教育纠正。支左人员的工作对革命委员会负责、工作布置、使用、调配，传达上级指示，组织学习由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和支左领导干部负责，支左人员需要调换时，要征求革命委员会的同意，原单位不得直接调换。支左人员对革命委员会工作上有什么意见应及时向革命委员会提出来，也可以同时向本部队的领导上反映。革命委员会发现有的人表现不好 向原单位提出调好的去换。
（二）驻军领导机关，要帮助、支持革命委员会。军队的机关，不论比革命委员会高一级，或者同一级，对革命委员会只有帮助、支持、爱护的责任，没有指挥、领导的关系，各级革命委员会对上级革命委员会负责，直接受上级革命委员会领导。
（三）驻军单位多的地区，支左任务要以一个单位为主，其他单位配合。军分区、人武部把主要力量投入专、市、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有的支左人员，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要集中学习，提高认识以后再搞支左。有的转不过来，就要作组织调整。担任战备值班的部队和单位，应该减少或退出支左任务。
（四）部队抽出参加支左的，要按建制，按系统组织，不要把部队的建制都打乱了。我们是前线，部队还要随时准备打仗。一个连队抽一两个干部，两三个班长或好的老战士，三五个人搞一个组，按建制关系，营编小队，团编中队，师编大队。师、团各抽一两个领导干部，带几个人，管好本师、团的支左分队，到一个地区或一个系统、一个单位或几个单位去支左。师、团领导干部蹲在比较重要的、比较大的单位，抓典型，解剖麻雀，指导全面，各支左分队也适当集中几个点，照顾周围一些单位。军以上机关也按这个精神组织和调控支左力量。支左人员和宣传队要认真组织学习、训练，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不断提高。
第四，工作要抓住中心
斗、批、改的各项任务都要抓紧，从全省来说，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其他兄弟省、市工作部署比我们快一些，不能因为我们慢一些，就超越阶段去赶。我们各个专、市、县，情况不一样，都要按照实际情况，部署自己的工作。
大批判，要贯彻到整个运动的始终，同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每一个阶段，不搞好大批判，这个阶段的斗争就搞不好。大批判，就是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武器，去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人民群众。就是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
现在，有的地区革命大批判搞得不好，有人还问叶飞能不能打倒？有人还替叶飞讲话。有的社队、工厂、企业，资本主义的东西还很不少，有的地方四旧又开始抬头。我们一定要把大批判抓好，提高群众的觉悟，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
毛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前一阶段，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有的同志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克服等原因，发生了形“左”实右的现象，一派打击另一派群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逼供信的情况比较严重。
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就受到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有的同志，没有很好的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忽左忽右。有的同志怕被人家说“右倾”，不敢出来讲话。见到违背毛主席思想，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事，不敢批评、教育，不敢抵制、斗争，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把党的政策、原则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才真正叫右倾。有的同志嘴里也喊“反右倾”，实际上他自己本身就有右倾思想。
毛主席历来强调稳、准、狠，特别强调准字。准，就要调查研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不是不搞；狠，也不是不讲政策。搞准了，也就稳了，搞准了才能打得狠。最近接到毛主席批示的清华大学宣传队的一个文件，各单位都要向支左人员传达贯彻，认真执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论军队的、地方的，要做好工作，要相信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好的。我们不抓，阶级敌人就同我们争夺这些子女。
我们纠正前一段的错误缺点，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政策，提出把搞错了的好人放了，就是为了团结更多的群众，孤立真正的敌人。把清理阶级队伍搞得更准，更好。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群众，把党的政策直接交给群众，团结起来，特别是把犯过错误的群众团结起来，清理阶级队伍，不是放松了，而是抓得更紧，不是停下来，而是会搞得更快，成绩也会更大。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要注意极少数坏人钻空子，挑拨离间，造谣惑众，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发动群众揭露追根。
有的地方，工作中心掌握不好，清理阶级队伍还没有搞好，有的刚开始，有的还没有开始，就马上动员上山下乡，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这是好的。但是，由于领导掌握不好，影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群众意见不少，广大革命群众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把群众中的极大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斗、批、改抓紧搞好。有的也可以留下部分了解情况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好以后再下去。机关清理阶级队伍，主要靠本机关的群众，一定要清理以后才下去。学校搞好了的可以先走。
群众充分发动了，掌握了毛主席的政策，就一定能够搞好。对清理对象要宣传政策，用政策攻心。
上山下乡工作，一是教育要成熟，二是准备工作要细致。
现在，有的教育讲得不活，不全面，道理讲得不充分，既要讲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安家落户；又要讲清楚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工农兵相结合，有所发明、创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把他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一方面接受工农的再教育；一方面又可以为人民服务，把文化带到农村去，帮助贫下中农读报，帮助学习毛主席著作，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对上山下乡的人，要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克服各种困难。从组织上说就要做好安排，作好组织准备，作出计划，分期分批，到什么地方，怎么插队，有人带领，落实到人头。能全家大小都下去的，尽量使他们在一起，有的家里只有老人，需要照顾生活的，象征兵的独子一样，也要考虑给予适当照顾；有的身体病、残，等等，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去到以后，要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都安排好。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为他们负责到底，把各方面的工作搞成熟一点，争取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前先走一批；准备不成熟的，可以缓一缓，夏收夏种季节下去也可以。总之，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工作搞好。
精减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也同样要把工作搞细一点。处理临时工，也要具体分析，要在斗、批、改中解决。有关人员处理，可以放到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坏人清出来了，有的老弱病残，要另外安排，有一部分临时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表现又好，身体也好，就可以补上去。
在斗、批、改中，对那些不合理的，不符合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东西，都要同群众商量、讨论，加以改革。比如，经济作物区的安排不合理，有的地方征购任务太高，产粮区反而吃粮少等问题。还有，对农民基本群众捉了几条鱼，挑了一点菜上街卖，以及沿海人多地少，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用自己生产的东西，搞点小买卖的问题等，都要具体分析，体谅实际情况，不能当作“扰乱市场”、“投机倒把”来打击。还有，福建出木材，过去走资派情愿把木头烂在山上，也不让群众用一点盖房子、修房子、做农具，这些问题，各地都要注意调查研究适当安排，切实解决好。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第五，部队本身的工作问题
前面讲的几个问题，是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也是部队“三支”“两军”要做的工作。除此，部队本身还有自己的工作。
部队工作很多，军区党委已作了安排，各部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安排好。部队工作，主要是抓好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四个第一，抓好活思想，抓一好带三好，全面落实四好。
（一）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认真贯彻林副主席提出的原则：“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上狠下功夫。”一定的形式是要的，但不能专搞花样、形式。我们要突出地强调实际效果，认真地、扎扎实实地抓好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通过学习，真正地从思想上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体会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比正确，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是世界革命人民的行动指南。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真正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了就用，用毛主席的思想统帅我们的思想，落实到每一个行动上去。这样，我们的部队就能够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人民事业。
（二）要坚持四个第一。抓好活思想。思想工作要做深做细，做到人家心坎上，不能消极防御，有问题不让暴露。要让人家讲话。只有让人家把话讲出来，才能知道有什么活思想，话讲出来了，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就支持鼓励，有错误是认识问题，就用毛主席思想去教育帮助。现在，一方面有的单位不敢管理，纪律不严；另一方面，有的单位民主空气不够。有的同志喜欢奉承，害怕批评，听不得下面的不同意见。下面干部、战士讲了一些心里话，有的就扣帽子，把人家堵回去了。有的领导，对敢提意见的，总是不顺眼，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弄走，甚至搞严重的打击报复。军内也有不平之事，我们应当根据党的原则认真处理，毛主席历来提倡让群众讲话。我们要使干部、战士敢讲话，把思想搞得很活泼，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大家都关心部队的建设。最近，××××部队副指导员吕书妹同志给军区写了一封信，很关心部队的建设，××××部队战士余俊明同志关于支左工作的来信，是带有代表性的。这种精神就很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表现，领导同志要提倡这种精神。我们把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发动干部、战士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
现在都在搞斗、批、改，部队有些东西也要改革，例如机构要精简、合并、减少层次，有的领导关系要调整，一些规章制度要改革，等等，希望大家积极提出建议。
（三）一定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以一好带三好。一好带头，就是用毛主席思想带头，其他三好，也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组成部分，不能放松。现在，有的连队七、八年一直是四好，有的连队七、八年一直没有评上。事物总是发展的，总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七、八年来，战士换了几批，干部变动很大，不可能一点都不变化。有的连队过去没有评上四好，现在比过去有明显进步，就应评上。有发展，有变化，四好连队的质量才能提高。我们的四好连队，大部分是真好，但也有的是用包住问题的办法保四好，这样搞是错误的，凡是掩盖坏事的就不能评四好。相反地，出了点事，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及时解决，仍然可以评四好。
（四）干部问题。军队是拿枪杆子的，要稳稳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永远忠于毛主席。军队的班子更重要，现在我们在干部工作上还没有摆脱老框框，还是论资排辈，把一些好的干部压在下面，提不上来。还有的只看是不是听自己的话，喜欢“老好人”。“老好人”放在岗位上，也算一个干部，实际上对事业不起什么作用。今后要改变这种情况，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五条、林副主席的三条选拔干部。要注意大节，不要光看那一年入伍，什么时候当干部。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政治历史没有问题，有干劲，就可以提起来。不然的话，干部平均年龄很大，政治上又暮气沉沉，就会把部队带得没有朝气。选拔干部时，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上级党委、同级、下级，有关的部门各方面都征求意见。考察清楚了，就要坚决地大胆地破格提，步子要大一些，这样新生力量才能很快上来。
（五）部队训练问题。两年多来，部队担任“三支”“两军”任务，大量地分散在外面做群众工作，还有担任战备值班、施工、生产等任务，军事训练搞得很少。今年老兵复员，新兵补充数量很大。当前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正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去年西欧、北美的人民革命运动，有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美帝、苏修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在革命力量面前，他们狼狈为奸，不但在政治上互相勾结，军事上也准备冒险。我们是前线，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当然，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战备。但训练一点不搞不行，各单位要认真抓一下，最基本的技术战术要学好，队列训练也要搞一点。有的同志怕戴“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的帽子，不敢抓部队的训练。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讲得很透彻，我们深刻领会，落实到工作上去。
以上所讲的，总起来说，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坚决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十二中全会上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元旦社论发出的各项战斗号令，主要靠我们的干部去贯彻落实。
各级领导同志要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下去调查研究有两条很要紧：一是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观察。如果观点不对，就会把坏的看作好的，把对的看作错的。二是要接触群众。一方面要听支左人员、领导同志和地方革命领导干部的汇报，一方面要听群众的呼声。要听几个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反映，耐心地听，让他们把话说完。听了以后加以对照、核实，用毛主席的思想加以分析。这样，我们才能掌握群众的活思想，摸到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把群众中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意见和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才能及时发现我们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指导比较符合实际。我们要坚决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把群众在斗、批、改中创造的经验总结起来，加以推广，进行指导。
今年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中光辉的一年，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迅速贯彻落实下去，把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得高高的，把革命的领导班子搞好，把一元化的领导搞好，“认真搞好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把各项工作搞好，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搞好，向毛主席献忠心，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建国二十周年大庆献礼，为人民再立新功。
(来源：永春县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主编《造反报》第九、十期（本期六版） 1969年2月24日)
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晚，韩先楚皮定均在福州军区、福建省革委会支左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韩先楚讲话：
我这里再讲几个问题。
1、第一天会议的简报我看了，好话太多。讲好话，讲坏话都要分析。一个共产党员，要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有的人什么好话都讲，到时候反你最厉害。我第一次讲话，个别同志是不是真正想通了？我的讲话跟党中央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有缺点，能够把问题摆出来，这样，我们能够更好地做好党的事业，我们有的事情下面没有讲下去，有的不敢传达，有的各取所需。第一次讲话，简报上讲没有一个不对的地方，我自己心里很不安，不要人家说好话，不要冲昏头脑，要找差距，工作做好是应该的，工作做不好是不应该的。好话坏话都要分析，绝大部分是好同志，是不是个别同志还想不通，实际上是想不通，说是通了，那样不好。
2、纠察队要少搞，纠察队要精干，看管敌人，保护工厂的机器，可以多组织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把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军队宣传队搞好。报纸各级抓得不紧，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来搞。报社的人员要到下面去，到学校、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社论要看上面的，看中央、中央文革，要有针对性。报社的改革、建设，都要注意搞，《福建日报》的发行要扩大，生产队都要订。纠察队不要搞逼、供、信，我们军区枪毙一个人要经过中央批准的。最近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一个文件，毛主席批示“照发”，支左部队要很好地看，很好地学习，要教育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要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要用党的政策来教育他们。黑帮的子弟谁也不理他，也没有人管，他感到孤立嘛，青年人嘛，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过去有的人把自己的父亲都杀了，自己家里的土地都分了。主席讲了，反动的文人还要给他们出路，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绝大部份还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的同志穿了一件白衣服，怕接近他们沾黑了，不去教育改造人家，张孤梅死了，他有孩子也要照顾嘛。
3、人民群众来信，干部、战士来信要提倡，要引导他们关心军队的建设。有的人告状了，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小的事情要在本单位解决，要看民主空气好不好。
4、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决不允许搞小动作，搞背后的活动，每一个大单位可以查出几个的。总部取消了要用“三代会”来代替，有的总部明取消，暗的没有取消。是公开活动好，还是暗地活动好，我们老是感到人家派性作怪，你又不去分析一下。他们出小报，有好处，可传达中央的声音，他们不是正式的，不是代替官方的。“三代会”要搞起来，要有专门人管这个事。
5、个别单位有的人有了错误向上级检查很好。对自己部队，向群众就不敢讲，要做好部队的工作，向群众检查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路线斗争，团结与斗争是对立的统一，不能光讲团结，不讲斗争，从斗争当中去求团结。听了皮副司令讲话，我们主观上也是想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但是对部队领导教育，对同志的帮助不大，教育抓得不紧。不仅在支左中有缺点错误，而且在各项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有错就改，改了就好嘛！就怕有的人阳奉阴违。有话要摆到桌面上，这就好办了。不要搞文件了，讲得有缺点大家提出，讲好了还可以，但是讲错了问题就大。支左中有错误与领导有关系，除个别少数坏人以外，大多数的干部、战士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要多商量，多提意见，我喜欢当面提出来，工作要认真去做。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一个办法，要到有薄弱环节的地方，到先进的地方，要先派一些同志去摸一摸，然后再去开各种座谈会。你们要多反映情况，不要自作主张，这样才会少犯错误。
大家一定要按着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记录稿，可能有错有漏，仅供参考）
皮定均讲话：
同志们：
军区召开支左工作会议，从二月一日开始，到今天已经开了五天了、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加强军队的责任感，更好地完成斗、批、改任务。大家以毛主席思想为指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联系思想实际，联系本地区工作情况，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韩司令讲了话，大家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认识，肯定了大好形势，肯定了成绩，揭发了一些存在问题。有的班子不纯，有的专政队伍违反政策，扩大了打击面，以及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同志们认识清楚了，看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挖到了问题的基本根源。经过这次讨论、学习，也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一次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会议，是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会议，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会议，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是突出一个“忠”字的会议，是对自己突出一个“严”字的会议。会议要解决的问题，韩司令已经讲了。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我完全同意韩司令的讲话。
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必须在群众中反复讲，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广大群众牢牢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地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教导很多，林副主席讲的很多，我们过去讲少了，尤其没有结合福建的情况来讲。讲也讲一些，但是还不够。韩司令讲，他有责任，韩司令六七年、六八年没有在家，主要责任是在家的，主要是我。我们没有把路线斗争问题提到重大问题上教育部队。要讲讲福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建国以来政治、思想、经济、组织、军事上各方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因为这样，也就揭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福建问题，就要讲到刘少奇在福建代理人叶飞也必然要讲到军区韩司令与叶飞斗争的经过。路线斗争的问题，去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韩司令专门讲了一段。他讲了叶飞的罪行，没有讲他与叶飞的斗争。叶飞的每个错误，韩司令都作斗争，也就是讲了福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有利于肃清叶飞的流毒。有一些根本的情况，大家不知道，现在从反映的情况来讲，部队、地方，关于叶飞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讲得少，讲不多，这是错误的，叶飞在福建，有他一定的影响。韩司令讲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听懂。从这段工作看，好像没有听懂，没有很好传达也没有很好学习。那一次，同志们认真学习，很好传达，可能这一次犯错误少一些。主席的指示要经常讲，反复讲。我着重讲四点。
一、韩司令到军区，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坚决同叶飞作斗争。
我过去在战争年代里，没有同叶飞工作过，不认识这个人。到了山东，四七年以后，才认识他。当时他说他有什么高血压，我也不懂得什么血压高。是他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军阀主义作风时，我才认识他。对他不了解。我调福建来，在华东知道这个人的一些情况，一九五三年，我不愿意来。后来说福建面临金门、台湾，要解放金门、台湾，不来，就是怕死鬼，就这样，我就来福建。到了福建，叶飞讲话腔调有时高，有时低，我就听不惯这种腔调。我们这样大老粗，讲话像打篮球一样，讲完就算了。当时，好多副司令和叶飞合不来，都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我想各种办法离开福建。五五年我去学习班学习文化，五七年至六○年学习了三年，又没有排脱，我是不想到福建来，与这些人在一起，没有多大好处。最后叶飞还给我加了一个罪名，说是饶嫩石路线的人。饶嫩石这个人从来不认识、从来没有与他讲过话。什么是饶嫩石路线的人？很奇怪。叶飞这个人，不好相处，脾气摸不着，好起来什么都行，不好，什么都不行。自己感到很复杂。叶飞这个带兵不懂得带兵，又不懂得建设军队，到群众工作，他不懂得种庄稼，到群众家里去，没有他庇股坐的地方。对这个人的大节，我没有像韩司令看的深，更没有与他作斗争。叶、范、候是刘少奇在福建省的代理人，叶飞是道道地地的走资派，范式人是叛徒，候振亚是叛徒。这一小撮，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是按刘少奇的指示办事。叶飞把福建看成独立王国。一九五五年，彭德怀来福建，说要搞七十二个营。我就对叶飞说，在旧社会，你就是闽候王了，他说，就是闽候王。他是福建省的大恶霸。这里我讲几件事。
1、韩司令五八年来福建。这一年，叶飞在大跃进中，是弄虚作假的一年，是大暴露的一年。韩司令是坚决反对他的。这一年，叶飞报粮食产量一百八十亿斤，实际上八十亿斤还没有超过。叶飞有没有根据？他就吹一百八十亿斤。征购粮他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这个政策，对群众是什么态度。他说：“我死不如他死”，他是站在什么立场、观点讲话的？叶飞大搞拔白旗，插红旗，打击人。对党的政策，他就是左右摇摆。纠正“五风”，他又从极“左”到极右，他说：“大跃进是大跃退，不是中国老百姓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否定大跃进，实际上，福建是他搞的“五风”。五八年，他大吹一年。我专门回来看看，到底怎么样？看一看，很糟糕。有的地区，说一亩地一万斤，我去一看，摇头，不相信。有的说一亩地多少万斤，风都吹不进去啊？我去一看，讲了一些道理风吹不进去，水怎么能进去啊？后来叶飞又全盘否定。韩司令反对叶飞的作法。韩司令这种做法，是维护总路线，捍卫三面红旗的；叶飞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三面红旗的，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韩司令在干部会议上，讲了怎样正确对待总路线问题，他说地方上犯了缺点、错误，军队有意见，要按组织反映，要支持地方克服困难。叶飞推行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十无”，美化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知名人士。这时，韩司令批评他这样做不对。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要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韩司令到福安等许多地方作了调查。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韩司令与叶飞作过斗争。叶飞不但不接受，反过来，说韩司令是右倾，是反对三面红旗。到底是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面这些问题很清楚，真正反对三面红旗的是叶飞。
2、五八年金门炮战，叶飞不顾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要从一线调九个团到三明、龙岩大炼钢铁。韩司令不同意他这个做法，那时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挑衅，蒋介石匪帮要反攻大陆。调那么多部队要请示中央，才能调动。作为军队这是正常的。叶飞就胡搞。韩司令提出说，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要维护党的军权。叶飞要“先斩后奏”，他要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就是为了这件事，军区报告了中央军委，得罪了他，他有意见，不满意，在地方、军队干部会议上说：我这个政委，连部队都调不动，算什么政委，我这个上将不要了，政委也不要了。九个团，我们福建能有多少个九个团。本来韩司今到福建，中央就交代叶飞管地方，军队工作由韩司令主持。这就很明确，叶飞就不能包揽军区大权。
六○年时，他不是以上将的身份，以政委的身份，而是由省委出面，把省委驾于军区党委之上，不要军区党委，不经过军区党委怎么行呢？叶飞胡搞。
毛主席在北戴河就批评叶飞。叶飞说要搞一百万顿钢，主席讲，你福建搞一百万顿钢做什么？叶飞也不知道搞一百万顿钢要搞多少东西。他尽吹福建顶好几个国家。毛主席对叶飞批评，证明韩司令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是维护党的原则。在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叶飞，刘少奇却表扬了叶飞。叶飞对毛主席的批评是无动于衷的，对刘少奇的表扬，却沾沾自喜。
3、叶飞主管地方工作之后，为了控制军队，企图把军队拉到自己手里、他说，地方党委要敢于领导军队，问莆田县委敢不敢领导二十八军？厦门袁改敢不敢领导三十一军？韩司令说，军队与地方要互相支持，军队对地方同级党委要尊重。韩司令讲，中央军委住在北京街道，街道支部能不能领导军委？这是个原则问题，这是维护军队威信的问题，维护党的军权问题。叶飞实际上要夺中央军委的权。六四年、六五年的时候，他出了新花样，他公开讲，我们军队准备应付一部分干部到地方当骨干。叶飞讲，我要组织第二野战军。你这个第三野战军，是属谁领导的？我听了很生气。
4、叶飞是逃跑主义者。在战略部署上，叶飞是按彭德怀一套搞的。林副主席说，彭德怀是打烂仗的办法。叶飞五四年有个作战计划 是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搞的计划。韩司令来福建以后，看了叶飞搞的作战方案，不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符合林副主席指示的精神，也不符合实际情况。韩司令就与大家研究，搞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给了叶飞看，叶飞讲，这个计划还可以，他没有意见。可是六○年肃清彭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流毒时，叶飞自己搞的作战计划，是错误的。韩司令搞了一个计划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叶飞在一次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搞突然袭击，说他没有看过作战计划。他这一来，就是说，作战计划，政委都没有看过，你不是单纯军事观点吗？后来从作战部拿出作战计划，一查，叶飞是看过的。一拿出作战计划，他没有话讲了，他扯谎，他就是搞这个名堂。
六○年底，叶飞给韩司令加上了种种罪名，什么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彭黄分子沾边的，等等。韩司令一来福建，原来我们两个也不认识。在朝鲜，听说西线有个韩司令，也没有见过，只听说这个人很厉害。自己想，两个人能不能合在一起工作？彭德怀当副总司令时，搞了百团大战（我当时当团长），搞得稀里糊涂。我来福建时，彭德怀跟我说，你最主要的到闽江口去看一看。我一来，就赶快到闽江口看，一看，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呀！韩司令来到福建，一见面，就讲起来了，韩司令一直是和彭黄作斗争的，叶飞是搞罪名加上去的，请同志们注意一下。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利用极“左”思潮，军里一些坏家伙搞了一些什么“三百个为什么”“韩先楚的罪行录”，这一些东西无非还是叶飞六○年加的罪名。当时叶飞拿省委帮助军区，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叶飞这个人哪，要先和他比一比本事，是在他的手下他才行的。这个人不是讲阶级路线，不是讲对人民负责。过去人家说：“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实际上他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后来军委说要纠正，对韩司令斗争是不对的，他马马虎虎做了检讨，他那个检讨是别人写的，拿给他看，他连看也不看，就送到中央去了。
5、在干部路线上，韩司令与叶飞作过斗争的，这一点很明显。叶飞只要亲他就行，他重才轻德，他不讲阶级出身，只要会讲会写就可以，听我的话就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听他的话就要受打击，他排斥工农干部。在几次会议上，他说我单纯军事观点，我说“单纯什么东西呀！”他就是重用他过去的老部下，那帮人。郑重、张传生，他就是重用这些人。张传生是个地主羔子，当时他的地主父亲为了留种，把羔子搞出去了。韩司令批评过叶飞，说：“你弄这两个人，对党不负责任的”。叶飞还把王于耕要搞上教育厅当个厅长。叶飞搞名堂，对工农干部打击排斥，他对刘永生同志打击迫害，讲刘永生只能当个营长，说他是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刘永生是闽西的老同志，韩司令给叶飞指出，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对待老干部。对本地干部。叶飞不重视，他就是找一些拍马屁的人。韩司令刚来福建，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地方干部当县长。韩司令六五年在武汉时，韩司令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主席送出来，讲：“感谢韩先楚同志的帮助。”叶飞就是靠几个南下干部，南下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总是要用地方干部，在闽西开会要讲三次话，普通话讲一次，本地的官话讲一次，本地的土话还要讲一次。
6、他歪曲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毛主席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叶飞在厦门会议上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主席讲的就是要我们在打仗时灵活机动。叶飞要讲之前，我首先就跟他说：“你要讲就不能讲‘走’，在海岛上有×××军，×××军的一线部队，你这样一讲，打起仗来就走了。林副主席讲‘海上一寸土，好比陆上一座山’，这已经讲到底了嘛。”以后把叶飞的讲话报到中央去了，他这个讲话就是不对的嘛。在民兵工作上，他按照彭德怀的方针，不搞人民战争，对福建省的武装部他很歧视，福建的武装部长搞个县委委员都不容易呀！他与刘培善到北京开会回来，说：“我们国家没有彭德怀这个国防部长就不得了”，福建民兵工作没有搞好。主要是靠人民战争，我们就大抓一顿抵制他们一顿。一九六四，叶飞在晋江县出了个大花样，美国在越南南方搞战略村，他在晋江也搞了个战略村，他破坏民兵工作。当时韩司令坚持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以后搞了武装基干民兵，以后又发展了军民联防，这是全国搞得最早的。济南、广州都来学习这个东西。
7、叶飞在福建搞“独立王国”。他说：“反对第一书记就是反党”。他把党与群众的关系搞成猫与老鼠的关系。毛主席说，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嘛！那一年开会，韩司令讲话说：“如果第一书记是跟毛主席的你反头头就是反党嘛。如果第一书记不是跟毛主席的，你又是错误的，怎么能够说是反党呢？”叶飞对韩司令这个讲话记得很牢，说韩司令支持省委态度不明确。六○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老虎屁股摸不得”，就是批评叶飞，还有讲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些问题也是批评叶飞的。六○年以来，韩司令就对叶飞进行专门的帮助。韩司令经常对我这样讲，不能人家初一，我们初二，我们要从党的事业出发，他老讲这个话。
从此以后，主席批评叶飞两次，叶飞像没有听到一样。六六年叶飞写了个报告向中央作检讨，毛主席有个批语，说他是“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是没有改造，而是根本没有改造”。叶飞从北京回来对主席的批示根本没有传达。总之，两条路线斗争反映 在各个方面。
二、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
叶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红卫兵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炮打司令部》，他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先炮打分司令部（指厅局长）。他对抗毛主席，韩司令是和他作过斗争的。我这里讲几点：
厦门八中到福州来造叶飞的反，要揪王于耕到厦八中去斗，王于耕在厦八中搞过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学生提高了觉悟。认识到王于耕是资产阶级在教育界的代表人物，首先从王于耕开刀。叶飞知道这个事，就赶快叫范式人、侯振亚亲自到厦门去阻挠，也叫军队去阻挠，我们军队不是去阻挠，而是去做宣传工作。叶飞还布置各地怎么办，阻挠红卫兵到福州。他怎么搞的呢？我这里讲几个方面。
1、厦门八中学生到福州来揪王于耕时，韩司令和军区党委就动员叶飞叫王于耕到厦门去，他就是不听，他想尽一切办法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那一天，红卫兵要求叶飞接见，韩司令动员他要去接见，对他说：“这是群众”这个时候，叶飞请示了陶铸、谭震林，韩司令叫叶飞去接见群众，有好处，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叶飞为了八中的问题，说有人要把电台砸烂，要我们军队去保护。韩司令一查，根本没有这个事。叶飞对学生运动怕得要死。“八·二九”是怎么来的呢？八月廿九日，把叶飞弄得没有办法，他就到第三会议室，叫刘永生到前面去，刘永生头上没有头发，到外面晒太阳。这个时候韩司令派我去动员叶飞，我就对叶飞说：“你要出去，你不出去怎么行？”他一面打电话问能不能出去，弄得很紧张的样子。八点钟在省委里面去接见了，东海兵也组织好了。东海兵呀，主要是一中的学生，一中是王于耕培养的典型，这些人不知道。这一天郑重把学生叫去保叶飞，与“八·二九”作对，老保就这样保出来了。八·二九小将见了叶飞，叶飞很紧张，对范式人说：“我走了，一切工作由你负责”，象生死离别一样。以后出去了。就回来了。“八·二九”就是这样来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所以叫作“八·二九”。
2、六六年八月至九月份，毛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叶飞提出炮打分司令部，转移斗争大方向，蒙混过关，他讲“教育厅是宣传部领导下的”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系统要搞文化大革命”，要首先从宣传部开刀，先炮打分司令部，说是“文化教育界执行了反动路线”，他就是往别人身上推。
3、挑动群众斗群众。闽中、闽南红卫兵斗叶飞，叶飞与郑重搞了个“工人赤卫队”（我开始还认为这不错，“赤卫队”嘛，）红军也搞过嘛，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是“工赤兵”，保叶飞的。“八·二九”造反派是有功劳的，当时都是赤卫队把他们包围着，围攻学生，东海兵也是一样的保叶飞。认识要有个过程。以后，红卫兵要到北京去告状，叶飞不让坐火车，想办法控制他们，红卫兵又到白沙去坐火车。以后又被他们扣回来了。这时韩司令在军区里也批评叶飞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4、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卫兵封闭省委办公厅大楼，叶飞要调军队镇压，韩司令坚决反对，韩司令说：“我们不能去，群众运动是符合大方向的”以后省委要搬到屏山招待所。韩司令说“不能给”，要到后勤招待所，韩司令 说“不能给”，以后他们搞到公安厅，过了二天，叶飞给我打了电话，我一去是在公安厅，他说要架电话，以后我们统统不给。最后没有办法，公安厅造反派起来了，贴了两张大字报，天不亮叶飞就跑了。跑到了马鞍山，伙房也没有。我打了电话说“这是指挥要地，你把省委搞到这里来，我们怎么办哪？”以后我们考虑，这里又是省委的地方，不让他来也不好，就让他来了。以后红卫兵又来了，韩司令经常叫我去打外差，去做工作。
5、六六年“11·23”事件，是叶飞策划的流血事件。当时是“工人赤卫队”总部设在文化宫，造反派砸了工人文化宫抢黑材料，叶飞就叫许多人去看，有的看了还流泪，范式人也去了。“11·24”就组织开大会，反对“11·23”。这一天打了架，流了血。韩司令对这个问题表了态，支持了红卫兵，叫叶飞负全部责任，这个问题震动很大。
6、六六年底，中央看叶飞不起作用了，福建又是前线，就叫韩司令兼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时省委开会，韩司令就批评叶飞，不符合毛主席指示，叶飞死不悔改。六六年中央工作会议，韩司令就针锋相对地与叶飞作斗争，把叶飞的问题在会上讲了出来，叶飞欺骗中央。军区韩司令一直支持造反派，“革委会”（造反派组织）六七年“1·26”以前军区是支持的，韩司令经常接见他们。“1·26”以后才起了变化。“1·26”以前，有人把干部弄到马尾×××山，开了会，交代了问题。以后回来，就把矛盾指向了军队，这个秘密还没有搞清楚。“革委会”也起了变化，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突出表现出来，在党内军内就更加复杂了。
为什么叶飞刚刚揪出来，就立刻刮了反军风，刮起了反对韩先楚同志的妖风。“一月革命”风暴，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这时，全国大夺权，走资派看军队一介入，权一夺，大势所趋，他们就认为根本问题不在造反派，起主导作用的是军队，就来了个“1·26”，那时，浙江、上海、新疆、西藏不少地方都有“1·26”。我就讲“1·26”是个反动行动，不是革命行动，他把矛头指向军队，人家不好喊“打倒解放军”，不好喊打倒那个排，打倒那个营，打倒那个战士，他就找军队的代表，福州军区就找韩先楚同志，广州军区就找黄永胜同志，南京军区就找许世友同志，沈阳军区就找陈锡联同志。一看全国的情况，我就着急，他妈的！搞军队，军队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福建把矛头就对准韩司令，从广大群众来讲，要打倒韩先楚，群众是受蒙蔽的，他并不懂得嘛！韩司令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敌人是有目的，是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他要破坏文化大革命，首先就要破坏伟大的长城，只有把军队压下去，才能把权夺过去。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资产阶级也懂得，所 以他要搞解放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叶飞在军内流毒极深，替他说话的有郑克诚、周振祥、李俊海、王锋，还有蒋俊基、孙继争，他们颠倒是非。我们大别山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家里养了瞎眼狗”，这帮人就是瞎眼狗，专门咬家里人。他们是野猪，他们会造谣，搞“三百个为什么”、“韩先楚的罪行录”，他们把韩司令与叶飞作斗争说成是个人意气，说韩司令的错误比叶飞重一百倍，韩司令是五八年来福建的，军队原来是叶飞带来的，韩司令原来在第四野战军，对这里的干部也不熟悉，这不是颠倒是非吗？就是借口把军队搞倒。路线斗争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有的甚至说：“韩先楚窝藏叶飞、王于耕”。那时叶飞要写检讨，他说没有地方写，周总理打来个电话，说他住在医院里写材料。这样，这帮狗，瞎眼狗就来咬。叶飞在医院里不写检讨，他在那里打老K。我和廖海光去叫他写，他说“写，写”，走了他就不写了。军队是有人真保叶飞的，还是相当负责的同志，还有人派汽车去把王于耕今天接到这里，明天接到那里，但是，倒没有人要打倒。韩司令是真正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却说是“保叶飞的”。这帮人要打韩司令，中央表了态，提出不能打倒。这些人顽固不化，王、关、戚在后面操纵，与这帮人勾搭，这帮人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福建有个“五·一六”分部，×××军闽指，×××军有没有呀？现在我们知道后勤部有（闽北尹政委插话：我们那里还有大家伙），他们煽动军内外反对韩司令，反对韩司令不是反对个人的问题，就是反对军队，反对解放军，这是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揪叶飞，他们没有动静，打韩司令他们赤膊上阵。思想上站在叶飞一边。有的是特务分子，有的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现行反革命，有的是双手沾满贫下中农血鲜的阶级异己分子。李俊海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反共演讲第一名，国民党时他也是反共演讲第一名。还有一个人，想当军区司令，他不打韩司令怎么行呢？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要讲一讲中央对韩司令是什么态度的，重温一下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中央首长一系列的指示。据不完全统计对韩司令的表态有十三次。
(1)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同志给韩先楚同志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以后查清，两张传单是造谣的，总是有反革命的造谣。他们冲军区，这个不是革命行动，要韩司令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司令两天两夜。以后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韩先楚同志这样很好，坐着汽车去接见。”
(2)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总理接见福建赴京代表团讲话时说：“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同志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总理还打电话来讲，新疆、福建出了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影响，福建的形势要特别注意，有什么要报告。
(3)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会议上，陈伯达同志说：“有人说，中央文革委托到福州抓军内一小撮，打倒‘韩再道’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周总理说：“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很紧张，对野战军司令员动不动要打倒，在福建搞什么‘韩再道’，还要揪‘闽老谭’”，总理说“一定有坏人插手，不然，很难使人相信。”显然有反革命分子在挑动的。
(4)六七年九月三日，伯达同志接见福建两派时说：“打倒韩先楚，中央不接受。韩先楚同志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解放军，这里就有鬼嘛！”
(5)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八·二九”总司，“革造会”，厦门“革联”、“促联”，伯达同志讲：韩先楚是前线指挥官，你们以后会晓得，打倒他是不对的，回去要做好工作，要与韩先楚同志合作。‘打倒韩先楚’是政治上犯错误”。
(6)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总理说“现在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广州揪黄永胜，福州要揪韩先楚，南京要揪许世友，沈阳要揪陈锡联，他们是老将军……’，这是对伟大的军队的诬蔑。”
(7)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革造会”、“军造会”时，（“军造会”是非法组织）总理说：“福建要把矛头对准叶飞，全国对准刘、邓、陶。你们不对准叶飞，打倒韩先楚，台湾在广播了，你们要警惕，敌人欢迎的事总不是好的事。”
(8)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接见时，问了韩先楚同志身体怎么样……，你是打不倒的。
(9)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部分军队代表时，伯达同志说：“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指挥官，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官，担负着很重大的任务，保卫着祖国。”“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根本要不得，根本错误，中央是反对的。听懂了没有？”周总理讲：“‘九·三’指示不是说明了吗？搞两面派这是刘少奇的作风，彭、罗、陆、杨的作风，在福建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韩先楚，放着叶飞不管，福建的走资派是叶飞，中央的决议里都点了名嘛！你们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韩先楚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早就讲了吗？不管怎么，韩先楚中央是保定了。”康生同志说：“中央就是要保韩先楚，保定了！”
(10)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全体同志时，陈伯达同志说：“我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毛主席支持韩先楚同志，党中央支持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官，你们不保，不支持，是什么意思？只有台湾高兴。蒋介石高兴。”吴法宪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陈伯达同志是保韩先楚的，你们要打倒，你们不是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这样做，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11)在中央学习班时，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说：韩先楚同志，你不是会打仗吗？你同他们打一仗。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接见六大区的军队代表，主席又讲：韩先楚同志，拥护你的那一派没有问题了吧？你们要做好反对你们的那一派群众工作。对造反派和对军队不同。最近，韩司令按照毛主席指示，几次到下面都讲了，韩司令给我们作了榜样。现在有些反复，就是你压了人家才有反复。今天讲了，要象韩司令那样去做好群众工作。不要死不悔改。
(12)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说：韩先楚同志来了没有？福建不是很复杂吗？后来不是韩先楚同志做了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吗？你们的报告很好（指成立革委会的报告）。
重温这几个问题，毛主席、林副主席，对韩先楚同志作了明确的表态。搞极“左”的是极端有害的，极端错误的，不是值得深思的吗？个别的人转不过来要犯错误，自己要讲清楚，向党内讲清楚。有的还讲“韩司令在漳州的讲话不符合东山的情况”，这是错误的。军队有一些人替敌人帮忙，还有没有发现的，现在还做坏事，在阶级斗争中很复杂，要从现象看本质，许多问题看不清楚，中央对这些问题非常明确，这些人为什么胡搞呀，要从两条路线斗争去认识，这些人所作所为，福州地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为什么我要列举了这么多事实，为什么这帮人把矛头指向黄永胜、韩先楚、许世友、陈锡联呢？就是要把军队搞垮，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要讲一下，处理“一·二六”、“二·七”的错误问题，这个错误不是韩司令个人问题，是经过军区党委常委统一研究的，当时，我们也有责任，特别是我在政策、策略上考虑不够，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为几件事我出的点子比较多，我们做错了不对，三月中旬较短的时间就发现了，搞到群众头上了，这是不对的。敌人利用旧的公检法，搞群众，我们感到不对头，就开会了，纠正了。当时陈景三出了许多主意，那时，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是他搞来的情况。泉州、厦门、福州的表态问题，特别是泉州的表态问题，他说，那个是造反派，现在看来，是造反派恰恰是保守派，他去检查情况，我们也听他的话，我们警惕性不够“七·二三”事件才感到他有问题。三月十八日。军区党委开会，搞了《纪要》给康老看了，康老说“这个好吧。你们纠正了错误”，我们想纠正错误，但是有的地方，有的阻力就很大。现在韩司令讲了，就改了嘛！有的人他错了他就不认错，这就不对嘛！军内外利用我们的错误，我们是要注意的。
我们不是要算账，“反军倒韩”问题，福建军队是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叶飞的流毒没有肃清，韩司令不提“反军倒韩”是为了团结群众，但是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在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地方都有一些问题，也有夺权的，也有搞班子的，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要把反军倒韩的头头搞清楚，什么“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这完全是混账逻辑。韩先楚是中央信任的嘛！有人讲×××军，×××军，××军，有问题，就是不持我们的，在他那一边，去年八九个师的干部到四·二Q那里去，还有将军，策划搞“五·一六”，要当“五·一六”的后台。还有的想找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当他的后台，这是大有人在，就有人支持，公开搞一套，背后搞一套，现在还有人不死心，扩大了韩司令的事实，在群众中乱说。就是有师团干部把枪支、子弹送给人家的嘛！这不是家鬼和外鬼牵连起来吗？有许多分区这样搞，挑拨各个部队之间的关系，××师有人要向××师开枪，就有军队丑化解放军的，××师在群众中说××师“这样的面条都不吃，那象军队呀？”有这些问题、那一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你放枪，毛主席支持韩先楚，你打倒韩先楚，毛主席指示清理阶级队伍要对准“九种人”，你去对准群众，不要认为这是一般的认识问题。有些人，人家喊打倒韩先楚，你也举手，你站在那里去了！人家演反韩节目你上去谢幕，人家开会，你上去登台表态，好多人还代表陆海空军讲话，将来这个账不算吗？这样的解放军是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吗？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中央的表态层层下达，韩司令确实是保护造反派的，韩司令讲话造反派听了流了眼泪。今天在座的要回去了，你们表态是真正的爱护群众，是真正的转过来，还是假转？
四、怎样把这一次会议贯彻好？
这一次一定要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贯彻下去。你们不要要文件了，真正改了就行了，要用各种的方法传达下去，要传达到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去，要传达到所有的支左人员，在部队工作的要传到排以上干部，传达要越快越好。最根本的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指针，结合会议的精神进行传达。
1、要把这次会议传达作为路线斗争学习的动员。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是提高两化建设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也是提高“三支” “两军”工作的需要。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要结合实际，使干部、战士真正懂得站在那一边。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分不清是非，不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就会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2、支左有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向群众作检查，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就想偷偷溜走了，人家群众是不会放的，只有改了才能改得好。领导干部不要担心纠正缺点错误会被敌人利用，只要我们站在革命群众一边，敌人就利用不了。这里面有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敌人总是要破坏的，有错误不纠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搞破坏，这是不奇怪的，但是要主动向阶级敌人斗争好呢？还是让敌人煽动群众好呢？工作要抓中心问题，就是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是我们的中心。清理阶级队伍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敢于强调，要使运动深入发展，就要靠政策，要坚持这么几条：一是充分发动群众；二是亲自搞调查研究；三是一定要掌握政策。一定把隐蔽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挖出来，一定要把大批判搞起来。
3、春季工作要强调一下，领导班子要搞好，要调整要充实，要更新，要逐步完善，要认真地去摸，各级结合起来，调查研究。搞调查研究要注意向老人调查，要找他们座谈。要把“三代会”搞起来。“三代会”有他们的小报纸，要发挥作用。要解放干部，要让干部在群众中检查好，只有解放干部才能加速把清理阶级队伍搞好。
4、生产一定要搞好。生产搞不好，搞得没有饭吃怎么行呀，已经到了春天了，要抓紧工作。
5、要总结经验，各方面都要抓一个样板，清队要抓一个样板，大批判要抓一个样板，农业生产要抓一个样板，要有样板才能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请同志们抓紧落实，把福建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以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
今天讲的韩司令与叶飞的斗争，是要大讲的。要学习韩司令紧跟中央，敢于斗争，联系群众。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搞“独立王国”，不要“唯我独尊”，请大家要注意。
（记录稿，可能有错误，仅供参考）
(来源：永春县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主编《造反报》第九、十期（本期六版） 1969年2月24日)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一九八一年一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出版的《人民司法》第一期刊登文章：《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冤假错案也不少》
文章指出： 福建省各级人民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共判处各类刑事案件6，595件，其中反革命案件750件，普通刑事案件5，845件。判处死刑的276人，其中反革命犯93人，普通刑事犯183人。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势，保证揭批查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冤假错案时，各地发现在这两年判处的刑事案件中冤假错案也不少，需要进行全面复查。为此，我们在检查验收“文革”期间所判案件时，重点检查了福州、厦门两市中级法院和建瓯、沙县、三明、龙海、莆田、平潭等七个县(市)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98件。发现确有问题的93件，占94.3％。其中属于无罪的67件，占检查案件总数68.36％。应免于刑事处分的2件，占2.05％。定性不准或量刑畸重，应予减轻刑罚的2l件，占21.4％。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3件，占3.06％。如福州市中级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反革命案件22件，经复查应宣告无罪的17件，占77％，应改性减刑的4件，占18％；能维持原判的只有l件，占5％。厦门市中级法院判处反革命案件9件，经复查全部有问题，其中应宣告无罪的7件。龙海县法院判处反革命案件12件，有10件是错案，2件事实不清，需要重新调查。 在错判的案件中，有如下几种情况：有的仅因一时一事不满或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不了解情况，说了或做了一些有损于党和领袖的错话、错事，被以反革命罪判了刑；有的因在敌台煽动下，受骗上当，向敌特机关写信要钱要物，也说了一些攻击性言论，并未进行反革命活动，被以通敌(挂钩)罪判了刑；有的因生活困难，为找生活出路，出境投亲靠友而偷越边境，被以“投敌”罪判了刑；有的出身成份不好，或历史上有污点，有一般错误或违法行为，但构不成犯罪，也以反革命罪判了刑；有的是普通刑事犯罪，而作为反革命罪判处。 经我们初步研究认为，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了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应参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由原审法院实事求是地把一切冤假错案纠正过来，并做好善后工作。
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
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崇安县监狱里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连续两次减刑，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1994年8月提前出狱后赋闲在莆田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的家中。毛泽东汇给的300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210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连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的采访，自云“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由于当年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识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10多里去探望。2004年2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消息中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2008年9月3日初稿
2011年11月2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