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七册（2）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七册（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谈话纪要
    时间：六七年元月十二日十九点──十三日两点三十八分
    地点：中南海东会议室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如何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回去跟云南日报打个电话，一切阶级要夺取政权都要先造成舆论准备么，这就是舆论准备么？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就是从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来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就规定了的，但是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还有新的反复，1949年进北京城随着革命的深入，进行了三大改造，反右斗争，五八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六二年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新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六三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前十条，六五年提出了二十三条，同时进行了戏剧文艺改革。前年，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是革命的，那一段时间文汇报由于毛主席过问了，江青同志主持，先是革命的。文汇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骄傲了，它就不革命了，革人家的命可以，革自己的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成了绊脚石，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发展变化，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后，骄傲了，不革命了，现在又被夺权了，它又革命了，这就叫做不断革命。
    1957年有一个向右派进攻的社论是主席写的。姚文元的文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讯号，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党内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月十六日批判彭真反党集团，六月一日公开号召就是聂元梓的大字报，纲领性的文件是十六条、双十条，全面公开，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反扑，我们必须全面进攻，现在是进入第二阶段，总进攻，全面铺开，讯号就是上海“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就是进攻的讯号，因为工农群众和学生运动不同，怎么表现政治统帅一切，工农是主要力量，既要革命，又要生产，光搞不行，要有舆论准备，因此上海先发表了这些文章，中央发出了号召，“告上海市人民书”是舆论准备，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是舆论准备，贺电都是舆论准备，你们那个地方也要做舆论准备，中央已经号召了嘛（念贺电最后一段），你们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倡议和中央的号召。上次说明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云南日报的工人同志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云南日报要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你们力量不够，可以争取外援嘛！革命学生可以协助编辑，但主要是靠自己，保守派可以争取一部份，当然不可能全部争取。还是用原来的云南日报，内容面目焕然一新，我打电话给刘殷农同志，叫他们写一个告昆明市，云南省人民书，局面会很快得到扭转，就可以改变面貌，不要怕。保守派的“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怕，过去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蔽，强调生产，实际压制革命，刚才听郭超说：“冶炼厂还有压制左派。”你们不要光看到别人落后工人反对你们。你们已取得了第一步胜利，工人会支持你们的，他们（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生产，破坏革命，这正是运动
    初期的状态，但慢慢会转的。他们有两步，一步是空喊革命，搞经济主义，实际上是强调眼前利益，要个人增加工资，算旧帐，把国家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利益抛开不管，落到空喊革命，破坏革命。云南还只是初期苗头，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一定时期是会强调经济要求的，用物质利益来毒害工人，你们要坚决反对，反对谁呢?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他们会把矛盾上交，保守派要比你们还“左”，提出极“左”的口号，使领导无法答复，然后到北京来，你们赶快回去，戳穿他们的阴谋，揭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反扑，劝阻他们不要上北京来，上北京来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对个人国家不利，所以要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这个你们先作舆论准备，识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你们要站得比他们高，看得比他们远，工人停工支持你们，责任在省委，但不宜长，取得了第一步胜利，回去后要说服他们上班了，如果有一部份提出经济要求，就会被利用，就容易上当，就会闹矛盾，当权派就容易各个击破，分化你们的组织。矛盾上交，他就躲开矛盾，这个不行，人家都走了，当权派就没有人斗了，所以你们上京来的五百多学生，工人，我们要见他们，把这个说清楚，你们既抓革命，又抓生产，既反对抓生产压革命，又反对搞经济主义，作好舆论准备就可以了，工作做好，群众就会站到你们这边来，所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农村，学生与工农相结合，你们准备迎接新高潮到来。
    二、怎样正确理解抓革命，促生产：
    就是刚才我说的，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并立的，首先革命是主导方面，有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就会发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生产就发展，革命造反派有了革命的干劲，生产一定上去，其它已经解决了。
    三、革命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学生同工人结合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学生在工厂点火，但一定要通过工人，因为工人是主人，强扭的瓜不甜，一定要工人有造反的种子，他们把火点起来。有文化的关系，你们是支援的力量，不是主导的力量，他们是主力。代替的办法，包办的办法是不允许的，串连不要到车间，去车间只允许参观，大字报要布置在车间外面，开会可大、中、小结合，开经验交流会，小的座谈会，中的讨论会，大的动员会。第二，工学院的可以实习，到厂内去，实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推动革命，不是单纯的为实习而实习，向老工人学习，老工人要教你们，思想感情就通了，说话就顺了。伹要与厂里的领导、老工人商量，安排得当。第三，不是学工的，如文理科，中学生，下厂劳动。形式很多，但有一条就是革命靠自己，不能包办代替，只是学生，靠工厂的造反派自己闹革命，决不能以学生代替工人闹革命，否则对知识分子和工人都不利。对工厂的串连是如此，对农村公社的串连也是这样，不能包办代替。
    同军队联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军训啰！你们的军训大概要推到三月份，二月份可找一个大学和中学试点，三月份实行，以后你们还要上连队当兵呢！
    同机关串连，不要使业务停顿，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业务，革命造反派起来，以他们为主，你们帮助，比如云南日报，以云南日报的造反派为主，尽一切力量帮助，其它机关也是一样，你们帮他们去造反，把业务搞得更好。北京有个新情况：群众起来，领导不通，一怕躲起来，就象云南省委一样，这样就促使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群众，阎红彦回去后，就是不解决问题，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领导躲起来，这样就使造反派把矛头转向群众，找保守派，保守派有三种类型，一种表现好了，就可以参加造反派。二种是中间的，可以不去动他，争取他。第三种就会表现得比你们还“左”，形“左”实右，自己树起一个造反派旗帜，也造反了，比你们更“左”，把领导抓去斗，胡斗了，搞得没有人搞工作，使业务停下来，有各种各样的造反派，这种革命不是真正能闹得好的，这样一来，真正革命的就要站出来，做事，即使过去犯过错误的，只要肯干，改过自新，戴罪立功，就要让他革命。工厂、农村、企业，机关有特点，你们要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自己研究。
    四、学工串连问题。
    学徒工一般不能出外串连，因为还有工作任务，国民经济已把学徒工计划在内。按“抓革命，促生产”办，业余时间可以到本厂或外厂进行串连，但不要离开本地，不合理的转正应放在运动后期解决。
    半工半读的学生，如劳动的工作量在生产计划内，那么劳动时间坚持工作，学习时间可以搞革命，在本地串连。如不在生产计划内，劳动是学技术，可以放假串连。可以放一、二个月，回来再补学，这得由本单位群众商量决定。
    五、支边人员是否可以回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
    支边人员厂子在本地，领导也在那里的，应该在那里闹革命，难道只有在上海能闹革命，而云南就不能闹革命了吗？现在在建厂的，要是不把工厂建好，这样来就不好了，对三线建设不利，如果当权派挑动地方与外地工人的纠纷，你们要进去，做工作，要戳穿这个阴谋。
    六、关于六三年以来下放退职人员要求复职怎么办？
    六三年下放的，已恢复在农村安家或在其他工厂工作的，就不能再回来了，再回来经济秩序就破坏了，若确是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的，可以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解决。
    合同工，临时工有许多不合理的办法，利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停职辞退的，这是不行的，要回来。但在以前早就停了的，现在提出要补发工资，这是经济主义，是不行的。
    七、六一年以来因经济，学业而被勒令退学的工农子弟要求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以否？
    已放到农村，工厂的，就可以在农村，工厂闹革命，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回学校。已经有工作再回学校，就不符合抓革命促生产了。
    八、关于拘留问题:
    革命群众被打击应释放，被打击压制围斗的应恢复名誉平反。
    九、如何划分当权派？
    当权派就是本单位的高级领导，先搞上一级，后搞下一级。譬如：学校先搞院委，后搞系总支，厂里先搞厂党委，后搞厂支部，机关先搞机关党委，再搞市级领导、科级，处级中坏的，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是当权派。
    以上系总理谈话纪要，未经总理审阅，仅供革命同志参考。
    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整理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
    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云南各界造反派的讲话
    时间：1967年1月14日凌晨2点5分──4点35分。
    地点：北京中南海小礼堂。
    周总理讲话：
    同学们：
    昨天接见了云南十二位代表同志，其中包括同学、职工，南工下串联的革命师生，并且李成芳、郭超也在，他们反映了昆明一系列事情。今天又接见了云南的革命造反派同志，问题已基本解决，大家回去闹革命，现在需要你们回去，云南形势正在发展。
    我们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高潮，是毛主席亲自倡导，亲自领导发动起来的，毛主席下令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先是在文化教育团体，把全国大中学校和小学的一部份都动员起来了，大中城市的领导机关也发动起来了，群众搞斗、批、改。在学校兴起了革命组织，在群众中产生的新事物是青少年组织，如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毛主席从地平线上看到这一新生事物，立即得到了推广。“八·一八”主席接见了红卫兵战士、革命学生、教职工。这是第一个高潮。但接见了之后，它的形势就不限于学校，冲向了社会各方面，冲向机关，也冲向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机关。从城市向农村发展，从北京发展到全国。它象一股革命洪流冲向前，尽管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暗藏的敌人，资产阶级分子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甘心被赶出历史舞台，怕革命，怕革命的洪流冲击他们。但这股洪流不管是对敌人，对敌对的思想都是不可阻挡的，思想革命的洪流触及人们的灵魂，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挡得住，它不断向各方面冲击，甚至领导机关。
    尽管主席预见革命会向前，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讲，“这是个思想革命的洪流，在—个人的灵魂都要受影响。”在我们的领导设想成分期分批地搞，但被革命的洪流冲垮了，思想革命的洪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按它的客观规律发展，这是无敌的力量。要迎接这一洪流。不能阻挡。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想压制，但失败了。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归被冲垮了。他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压制群众，不但阻挡不住，结果失败了。十一中全会推动了前进，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没有认识，总结分期分批慢了一点，结果红卫兵一到被冲垮了。为什么不可以炮轰呢？毛主席提的嘛！“炮打司令部”，一轰各级领导就手忙脚乱了，这个地区的领导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一定都轰准，也有打空炮的，看你经得住经不住考验。有的地方落后于北京。特别是云南，很落后，路又远，红卫兵去得晚一点。但是红卫兵终于还是到了，震动了。很多地方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云南就是一个。十一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又主持了十月工作会议 各级领导还没有想通，会上揭发了很多问题才逐步想通，其他省的领导都谈了些问题，多数地方有效，而云南有的有认识，有的没有认识，有的根本没有认识。不理解，怕群众，怕革命，怕革到自己头上。林彪同志讲：“破私立公”这对领导很不容易。在坐的工人是革命的战友，想想，你们是不是破私立公了，总想个人的得失是不行的，所以云南在第一个高潮，第三个阶段没有很好的动起来，就在一月四日发生了这个事件，是在关键问题的表现，是省委仍然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
    我们制定了两个十条，农村十条，厂矿十条，是为展开文化大革命，它是向全国铺开，形势大好。学生可以放假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那儿去进行革命，机关干部也要同工农结合在一起闹革命，就要靠第一阶段组织发动起来的人，红卫兵革命师生，甚至机关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帮助推动，但是你们还在受压迫。这些都要解决。
    1月4日工人学生开联合造反大会，阎红彦拒绝了，不但省委不支持，阎红彦也不出来，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出来检讨，这是合理的。既然保守派喊你出来，你出来了，造反派喊你出来，不出来，这是起了支持保字号的作用。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如果省委是革命的那么就出来嘛！也没有什么。毛主席让我们去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但这些人怕了，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怕炮轰，怕革命，怕当小学生。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让在群众烈火中锻炼自己嘛！由于昆明工人、学生进驻昆明军区大院激于义愤唤起阎红彦的震动，可是这一行动使阎红彦更加害怕，看到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还不挺身出来，相反却离开了昆明，躲在西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和群众闹对立，让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周兴去，没约阎红彦一道去，群众更生气了，所以对峙起来，第一书记不去，仍然是对立，而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他不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在群众面前搞义气。在游街中受了点伤算得了什么?这么大一股洪流，这么大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受了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这样的人一成群，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我们的党就要变质。资本主义就要复辟，这怎么行！我们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是伟大的国家，我们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前途影响到世界的前途。如果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出了问题，对世界革命的前途就将受影响。要重视我们伟大国家的前途，世界人民的前途。而赵健民不这样想，云南省委也不这样想，相反还跟群众闹对立，呕气，这样的情绪不对头。这样的事不说明真象，一说出来群众激动了，很多人饭也吃不下，这对群众是欺骗。我们的党是说老实话的党，在党的会议上不说老实话，这算什么党?我希望在坐的后一代不要象我们老一代这样。就因为六号出了这样事，七号紧急，八号阎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去的法医证明的。是自杀的，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公开和你们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的工友、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和毛主席汇报过了，有人想用阎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造谣污蔑，要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友、学生头上那是妄想，同时与昆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他的死是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有同学要调查，调查以后，如实向中央汇报。至于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他的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中国有句古话：“不进则退”。阎红彦不合乎林彪同志讲的，吃透两头，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上不请示毛主席和毛主席著作，甚至说，那是书上写的。毛主席的话是从实际中来，他不看什么是指针，什么是方向，这不是毛主席的学生，这是根本反对毛主席；他下不依靠群众，自己高高在上，不向群众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接近，他到不到你们工厂去呀？（在场群众回答：不去！）周总理继续说：他怎能当小学生呢？怎么能受锻炼呢？阎红彦把自己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同样是不民主，专断。这样的人不能更好的工作，使自己孤陋寡闻，他批评李井泉不民主，自己相反也是这样，落后，蜕化，最后走上绝路，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谁不与群众相结合，就没有好下场，你们很年轻，不能再走这条路，让你们造反，学到新作风，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作风，要长期奋斗，这是一个教训，不管过去有多大功劳，但你现在不革命也是不行，我们解剖云南的麻雀，可以教育全党，使我们全党得到教训，提高，但有的领导也可能不接受这个教训，就得闹革命，现在，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意云南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派代表到北京来，他们和我畅谈了两次，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他们在北京任务基本完成，明天他们就要回去了。在北京只能解决大方向，具体问题要到本地解决。自己解放自己，问题在本地。我们有一句话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昨天我给省委打电话，提了五点意见，告诉云南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1．你们必须改变立场 ，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再有任何动摇。
    2．你们必须坚决彻底批判过去云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3．你们只有采取这一立场，才能肃清阎红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
    4. 你们现在必须支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5．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云南省厂矿、农村、机关、团体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保守派和受蒙蔽的同志，教育他们能觉醒过来，特别把十六条，二十个反对经济主义，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文件给他们双方讲清楚，促进他们联合起来，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信任群众，依据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6。我建议上述五点坚决执行，我相信这样做，云南局势会扭转过来，走向健康的发展。
    今天下午我们给昆明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去了一个支持电（全文省略）。
    这个电报同时用电话和民用电报同时打过去了，得到了昆明市人民的拥护，今晚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群众已经开始撤离了，这件事，这样做就很好了。
    当然斗争还只是开始，我们为了要使你们进一步的批判云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你们继续闹革命，必须告诉你们，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云南，地处边防。西边是印度，南边有缅甸、越南，美帝国主义经常进入我国领空，随时都处于战备状态。南越还在打仗。这样的地带不能当做普通地区看待。从全国来说我们也必須尊重人民解放军，反过来说人民解放军也必须遵守中央军委的指示，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们本身也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与地方不同，只有军事院校，军队系统的文化团体，即使这样，他们也有他们的特点，还有一些规定。
    由于省委压制群众，所以昆明群众激于义愤进入了军区大院。你们都要回去。解放军要遵守中央军委的指示，你们也同样要尊敬解放军，凡属解放军负责保护的地方，你们都不要去，有事要好好商量，我们对解放军战士有五点指示：(1)不动气， (2)不动手，(3)骂不还口，(4)打不还手，(5)打伤了也不开枪，如果红卫兵同学们打伤了解放军，我就说“你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如果他是一个革命者，他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们一般都是遵守的，红卫兵向解放军学习，尊重解放军战士。
    希望把我的这段话转达给前线的战士，请×××同志转达我们对前线战士的问候，他们保卫国防有功，我们希望台上台下的同志们今后不要再冲入军区大院，我们确实查证了周兴、阎红彦、郭超、赵健民确实没有住军区大楼。关于档案问题，军委有指示，重要机密文件要保管在军区，我们已责成军区检查有无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文件，如有立即交出来。我们信任广大的群众，你们回去要坚决的闹革命，你们也要考验市委、地、县委，看他们是否做了。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走阎红彦的路就要走革命的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你们青年人，有年青的工友，你们有朝气，但免不了犯错误，这是容许的，经验少嘛！正因为这样，中央和军委决定要进行军训，学政治、学军事，革命不但要有干劲而且要有科学知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语录，而且要学习成文的东西，还要学习十六条，学习社论，这些我们同学要在斗争中学习，还要学习老三篇，学习党的政策，要向群众请教。有了这两点还不够，还要有个组纪律性，不管团体多大多小都要有组织纪律性，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要把这套学好，才能战斗好。
    你们从云南来了，很远，不容易，这次给了你们武器，希望你们好好的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你们都要很快回去了，我们的联络员来给你们联系回去的交通问题。
    （根据整理者自己的记录整理，未经总理审阅）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云南省大学生代表的电话记录
    时间：元月十四日凌晨
    张政委：你总理啊！请南下三司同学高志伟同志来讲话好吗？
    高志伟：你总理吗？
    总理：嗯！你哪位？你是北京哪个学校？
    高志伟：我是农机学院的，你不是要我说话吗？
    总理：今天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有个电报给你们吗？希望你们按照中央的希望。完全支持了你们，责任完全在于省委。这个电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都亲自看了的。我们希望你们跟昆明的同学、工人，说服他们按照这个希望，按照你们大会的决定，今天夜里还是退出离开军区大院，具体事情我跟你们这里的代表谈。你们北京的同学单位这里不是有一位吗？他们都已经谈好了嘛！明天就坐飞机回昆明去了，我希望你们帮助中央对还没有离开军区的同学和工人好好做点工作。
    高志伟：总理！当地的工人同志听到总理的电话和中央的电报以后，感到很高兴。因为中央支持了他们的革命行动，长了革命派的志气，所以感到很高兴。问题是什么呢？工人同志也坚决响应中央呼吁，准备撤，问题分歧在于怎么撤法。
    总理：这个问题你们是北京的同学你们很清楚。完全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工人用罢工来支持革命行动，我们也很懂得的。如果怕回工厂，如果保守派和工厂负责人还要对他们敌视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省委、省人委，要他们按照中央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其中不是有一条，不许不许……吗？明天就贴出布告去，明天就是今天白天贴到各个厂矿去，替他们声明，保证他们的工作不许歧视，尅扣工资，不许任何的打击报复，家属也不许虐待等等都可以保证的。对军区大院你们应该主动撤出，比较主动，给他们说清楚！
    高志伟：总理啊！工人同志和我们的态度也是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呼吁的，已经撤了，现在分歧啊！和大会主席团并不在这个问题。
    总理：多少问题，进行民主商量吧！
    高志伟：问题是没有民主商量！大会主席团刘殷农提出了三个决定都没有很好的征求大家的意见，做出决定又反啦，现在工人同志特别有意见。如果说工人同志不好，那么不会撤的，正因为大会主席团不是走群众路线。
    总理：你们可以批评他们。
    高志伟：问题是大会主席刘殷农都跑了。
    总理：这是工作嘛，你们不是第三司令部的吗?就是要在造反派中做工作嘛！领导同志要经过训练锻炼嘛！学习领导嘛，不然的话中央国务院出面了，毛主席自己批的文件都没有效了，我也不好交待了嘛！
    高志伟：总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坚决响应中央的电报，我们还准备明天上午开完大会以后，我们考虑一下要撤的，不是不撤。现在的主要分歧是和大会主席团的分歧。
    总理：我懂你的意思。现在在里面的人已不是太多了吗？你还是去讲一讲 ，你辛苦一点嘛！我为昆明市连日连夜都在搞，你辛苦一下嘛！
    高志伟：总理的意思是要我们去做一做解释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
    总理：以后回去还可以召开主席团会批评他们嘛！
    高志伟：今天已经造了大会主席团的反了。
    总理：以后你们可以改换一些人嘛！他们有这个权利嘛，我们也不好干预呀！
    高志伟：现在已经170多个单位成立临时联络站，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啦！
    总理：临时联络站嘛！中央的这个电报还是对他们有效。
    高志伟：是有效嘛！
    总理：中央的电报总还有效嘛！
    高志伟：有效有效，明天上午准备十点钟开大会，准备由一百二十多个单位发起开一个大会，在军区开一个大会，开完会就准备撤。
    总理：现在场里还有多少人?这样搞不是要搞出分裂了吗?你这样搞不是造分裂了吗?
    高志伟：现在问题是主席团的刘殷农同志不知跑到那儿去了。
    总理：我告诉你，我给你讲一件事，我们今天中央通过了一个通知：不管有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要进入军事机关，尊重人民解放军（这个）专政工具。我告诉你，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把这个支持云南革命斗争的电报加快的发了，因为你们不是前天下午开了这个会吗?我十二点以后就给你们发出去了。中央通知的这个文件我报告了毛主席，我压了一天多，明天才发出。如果你们再不走，明天中央的这个通知一到，你们就变成了被中央的通知命令请你们走，这就不好了嘛！我请你作工作嘛，你懂得不懂得。他们主席团不讲民主，明天上午开会可以提嘛，可以讨论，应改换就改换嘛！今天晚上离开问题……
    高志伟：你的意思是什么?
    总理：我的意思是希望今天晚上离开比较好。
    高志伟：现在马上就离开?
    总理：嗯！
    高志伟:现在就离开?
    总理：嗯！
    高志伟：你的意思是现在就离开?
    总理：嗯！这个通知，我压了一天，明天发出。我们提今后不要，你们就不包含在这里边，你懂得不懂得！那就没有一点责任。不然，中央通知发表了以后，你们还后走，保守派就拿来指责你们违反中央的规定了，那就不好了嘛！
    高志伟：我现在请一个工人同志和你谈好不好？！
    总理：好！
    刘先礼：总理，我刘先礼啊！我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总理：你哪个工厂的?
    刘先礼：我是云南大学政治系的。刚才刘殷农找代表去了，听说你要和代表们谈话，他去找代表去了，他一会就来。
    总理：你不可以谈一谈吗？
    刘先礼：可以。
    总理：你是云南大学的，刘先礼。刚才我不是和北京农机学院的同学讲了吗！
    刘先礼：我们几个战斗团的给你讲啦，当然我们工作中有一些缺点，没有走群众路线，工作没有做好。现在在十二点钟以前大部分的工人同志已经撤出去了，剩下一部分同志组成一个联络站……
    总理：你讲吧，联络站呀！
    刘先礼：刘殷农一会就来了，让工人同志给你讲吧！
    陆林：我是陆林，工人代表。
    总理：你哪个厂的，叫什么名字呀？同志！
    陆林：陆林。
    总理：陆林同志，中央不是给了你们一封电报吗？支持你们嘛！我们希望你们还是今天离开的好。
    陆林：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我们今天和主席团有一些分歧。
    总理：你们主席团不民主，会开得不好，明天开会可以批评嘛！
    陆林：你的意思就是叫我们现在撤出去？
    总理；因为现在你们不走，你们明天就被动。我刚才告诉你们那两位同学：一位北京的同学，一位云南大学的同学。因为中央最近发了一个通知，今天通过的，就是所有的解放军驻军的机关一般的学校同学和工人不要进去。如果规定了，我们希望这个规定发表以前，你们先离开，我们后发表，今后不要……，也就不包含你们了。我们不要给保守派一个机会，你懂不懂啊！
    陆林：好！懂。
    总理；我还有一句话，你们要在军区大院设联络站，这个事情不要（搞）。因为军区不介入这个运动，不能在那儿设联络站。你们和军事院校去联系，军区大院是不能设联络站的。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因为这个电报毛主席自己批准的。给你们的贺电你知道了吗？听话嘛！
    陆林：知道了，知道了！总理：我们对大会主席团有很大的意见，他们没有走群众路线。
    总理：这个事情我晓得，这是你们内部的事，这个你们有自由，要批评他们嘛！
    陆林：我们走的时候太乱，说撤就撤，撤了什么也没有，撤得灰溜溜的，那些保守派真是要讥笑我们了！
    总理：什么？
    陆林：要讥笑我们。
    总理：怎么会讥笑？中央给支持你们的电报，你们可以印出来到处发嘛！
    陆林：我们可以这样发，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做，象这样全部就撤，说撤就撤，而这样反反复复的……。
    总理：我问你：中央给你们电报你们印了传单没有？
    陆林：印了，我们自己印的。
    总理：那很好嘛！那你们应该觉得光荣嘛；怎么……。
    陆林：我们印是印了，我们也坚决响应这个号召。问题是我们走得太仓促了，没有组织，大会主席团没有组织好，乱七八糟的，有的人把旗子也拖着，就是那个红旗拿来扛着走，有的是拖着走，现在秩序很乱。
    总理：这就是主席团工作没有作好了。
    陆林：主席团工作得不好，这样一来，灰溜溜的就撤出去了。
    总理：我不这么看，你们有什么灰溜溜的，中央……。
    陆林：保守派正是这样看我们，讥笑我们。保守派啊！
    总理：保守派，你拿中央的电报就可以和他辩论了嘛！
    陆林：好好！我懂你的意思了。现在……
    总理：明天你们把中央的指示大宣传而特宣传，进行大肆的宣传嘛！
    陆林；好！好！
    总理：中央支持你们嘛！批评云南省委执行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要分别考虑其性质嘛！
    陆林：我们还有一个要求，我们要求云南省委公开作检讨。
    总理：我告诉你，我已经给你们代表团讲清楚这件事了，如果云南省委给你们作检讨，你们才撤出，如果云南省委作的检讨不满意，就不撤……
    陆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明天也撤出。我们发出了一个紧急呼吁，因为在今天不能撤出去，我们发表了一个紧急呼吁，今天上午十点撤出去，就是这个条件。
    总理：你们不要提条件，提条件反而被动。
    陆林：不是他们（不清），我们也要撤出去，我们提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给我们答复。
    总理：我跟你们代表（给秘书讲：你去给我把代表找来，他是昆钢的，刚才的一个是农机的，一个是云大的）你们的代表都在等着听电话，我跟你们代表讲得很清楚，他们明天下午就飞回去了。
    陆林：明天下午就飞回来了，好！
    总理：我告诉你，这个形势很有利，你们应该要采取主动，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在这里纠缠，这样对你们很不利的。我完全了解你们的全部情况，我们完全支持你们，你们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和我争，同志！
    陆林：知道了，听懂你的意思了。
    总理：我们说，责任完全在于省委，是不是呀！那么检讨，省委回去检讨，你们将还可以批评他们。你们要省委检查，如果不检查就不撤，你们不是很被动了吗？
    陆林：懂得你的意思了。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工人同志，昆明机厂的，他要和你谈谈。
    王旭辉：总理，我是昆明机床厂的工人代表王旭辉。
    总理：你听到我刚才讲的吗?
    王旭辉：我没有听到。
    总理：你讲好了，我们希望你们现在就撤出去，比较主动。我给你们来北京的几位代表都谈得很清楚了，谈了三次了，我一直在等着你们的电话才离开办公室。
    王旭辉：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立即撤出。但是在撤出时，大会主席团一共作了三个决定，上午他通知撤，结果到了中午他又通知说不撤。上午他通知撤，但是怎么撤又不讲。昨天主席团在广播车上通知撤出军区大院，但撤出军区的条件也不讲，为什么撤也不说……。
    总理：中央和国务院给你们的电报你看到了没有？
    王旭辉：看到了。
    总理：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电报，你们不是听主席的话吗？主席希望你们撤，为什么你们还要问，还要说别的问题呢？你们撤出去就好嘛，你们主动嘛！这个电报是支持你们斗争的，批评省委的嘛！保守派抓不住东西嘛！你好好的读一读嘛，怎么主席批准的电报你们都不重视！主席团说错了话，你们内部批评他们嘛。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你说一说。
    王旭辉：主席团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是郊区的，离这个地方几十公里，今天就没有办法撤走。我们是郊区厂矿，根本没有准备，天黑了突然通知撤离，那不是前几天下着雨，我们搭了一些帐蓬，现在怎么撤法也不讲，就限昨天24小时以前撤出，这是办不到的。工作中一点准备也没有，大会主席团就是他们说了算，工人的意见他们根本就不听。从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来讲，从我们进来以后，从来没有听说过宣布什么大会主席团的名单。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工人有多少，红卫兵小将有多少，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撤了，咋个搞的，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上午说通知撤，结果工人的意见怎么撤，他又不讲，下午又作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撤，但是到了天要黑的时候，又说要在昨天24点以前全部撤出。外边又下着雨，这个情况大会主席团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人的死活问题，叫我们郊区的撤了睡在露天坝坝上去？像这样下着雨，有老的，有小的，有的还是家庭妇女，这些在露天坝里怎么睡呢？他们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大会主席团说了算数，工人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本就不接受。
    总理：同志，你说的是你们主席团跟你没把事情搞好，这个你们有权利批评他们了。但是我问你，中央国务院给你们的电报你看到吗？看到了中央完全支持你们嘛！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嘛，是不是？！所以你们不要再提什么办法了，如果12点以前撤不了，现在已经过了12点都快天亮了嘛，同志，应该要他们想办法把你们送回去，多少人呀！
    王旭辉：我们三百多人。
    总理：现在不是还有车子在大院里吗？
    王旭辉：没有，还有几部宣传车。
    总理：只有宣传车，别的都没有啦！有车子嘛，同志，你们还可以用嘛！你们刚才的条件是内部的事情，你提条件跟军区一讲，就不好啦！他不能负责任嘛。你们的代表在北京就谈清楚了，他们回去会告诉你们，你们有意见，你们看大的问题。如果你们回到工厂受到什么压迫，我们可以告诉省委、省人委出一个通告贴到各个厂各个矿，不许压迫你们，不许歧视你们，不许尅扣你们的工资，不许改换你们的工作岗位，应该好好的对待你们。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发通告。把十二月九日十条中的一条公布来保护你们，这个事情我可以叫省委、省人委搞的。关于你们在郊外怎么回去，你们可以找他们，有车子可以分一部份把你们送回去嘛！
    王旭辉：总理，我们今天十点钟开会，开了会以后我们就撤了。
    总理：不是呀！你们到了十点钟开会，又发生新的问题，中央电报就一点效也没有了。
    王旭辉：我们说今天十点钟开完会就撤了。
    总理：如果开完会又不走又怎么办呢？
    王旭辉：我们一定走。
    总理：那你何必等着开会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开了会以后再走呢？开了会以后又变卦了吗？不好嘛，同志！
    王旭辉：总理，我们如果象这样半夜三更的走，我们不愿意走的，现在天黑了，我们走不回去，有车子也送不回去，现在才五点多，走回郊区去不好走。
    （断话）
    陆林：我们是坚决拥护你的决定。我们就是要开个会庆祝，我们在军区这段时间斗争的胜利，关系重大，通过开个大会庆祝庆祝；另一方面，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回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们想开个会，想拖延到十点钟再走，是这样的。
    总理：你哪一位呀？
    陆林：我陆林呀！
    总理：我问你，陆林同志，开一个会再走，热烈拥护中央这当然好啦！我问你：如果那时有人不走怎么办呢？
    陆林：会走的。
    总理：这个事情就是夜长梦多呀！你那儿有人提出条件来、军区如果不答复怎么办呢？
    陆林：我们不肯定要军区答复。
    总理：不要军区答复，你们只是自己开个大会？
    （争吵）
    陆林：我们还可以不让军区答复，如果军区负责人要答复，我们也不让他答复。云南省委的问题就不同了、我们认为责任完全在于云南省委，在于阎红彦。周总理，我们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这样说的：……
    总理：这三个条件不行嘛！不好回答嘛，这三个条件。
    陆林：不行啊！这三个条件是这样说的：还要求在今天上午十点钟答复，鉴于目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为了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戳穿云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社会生产的新的阴谋，在上述三个条件暂时不能达到时，可以大部份革命群众撤离军区大院，但是要在军区大院内设立革命工人代表、革命红卫兵及一切革命组织的联络站。
    总理：你是哪一位？
    陆林：我是陆林。
    总理：我告诉你：现在中央前天通过了一个通知，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能到解放军机关里面去。你这个在解放军大院里设联络站不合中央的规定嘛，同志！
    陆林：我们完全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啊！
    总理：按中央的指示办事……
    陆林：到十点钟，我们完全撤。
    总理：你第三个条件等到十点钟变了卦，我怎么办呢？
    陆林：我们完全撤走，只是提出三个条件。
    总理：提出条件不一定能实现，你们怎么好撤走呢？那不是反而被动了吗？
    陆林：我完全按照总理的精神动员了。
    总理：我告诉你，你不要提那个条件，你听一听我的话嘛！
    陆林：我坚决听你的话，总理。
    总理：你提三个条件，那明天开会……。
    陆林：总理，你是不是去休息，我们坚决听你的话。
    （争吵）
    陆林：刘殷农同志来了，总理！
    刘殷农：周总理！
    总理：你是刘殷农同志？
    刘殷农：我是刘殷农，他们说我跑了，我没有跑，我回来了，我在院子里面的。
    总理：我告诉你，你们今天群众大会开完后没有布置好，你们没有把中央的那个电报读……。
    刘殷农：声音小，我听不清。
    总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不是赶了一个电报给你们吗？完全是支持你们的。
    刘殷农：是啊！我们领会这个精神了。
    总理：那问题是你们在主席团里没有讨论成熟，就宣布撤退了，他们就不了解。他们现在不是要提三个条件吗？这三个条件不好实行啊！我们已经给你们代表谈了，你们代表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等一下他们再给你讲一讲。因为三个条件为什么不好，我给你讲一讲，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你们才好撤。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责任完全在于省委，就责备了省委了，将来出去了你们可以叫省委检讨。检讨不满意，还可又再检讨嘛！如果你们要现在检讨，如果不满意，你就不好撤了嘛，就被动了嘛！你这个条件不要提得被动，懂不懂啊？！
    刘殷农：我们原来各战斗团、队的负责同志讨论了两次，都是无条件的撤出，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总理：对的嘛！
    刘殷农：事实上，绝大多数同志也支持主席团的这个决定，已经离开军区了。
    总理：但是不是还有少数同志？
    刘殷农：是啊！我们工作没有作好。
    总理：对、对！你们慢慢的作，我们不会怪你们的。
    刘殷农：是啊！我们工作没有作好，要……
    总理：现在这样子，你们还是跟他们好好的商量，不要等到今天白天开大会再撤出去了。第二个条件，要军区给你们平反，这不需要了。
    刘殷农：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
    总理：中央支持你们的斗争嘛！难道军区比中央还大，中央的声音你们都不听，还要军区平反，怎么……
    刘殷农：我们同志认为中央已经这样关怀支持我们，没有必要再叫省委给我们平反。
    总理：中央电报这是毛主席批准的，你看了嘛，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你们要在军区设立一个联络站，这是不合适的，中央今天通过了一个通知，说明了地方上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够到军事机关里面去。
    刘殷农：我们会坚决执行的。
    总理：因为照顾你们的情况，我们加了个今后，也就是以前的不提了，保守派就没有借口了，懂不懂啊！所以你要在那儿设一个联络站，你不是被动了吗？将来军区不答应你们条件，不是很被动吗？我把我们内部的事情都告诉你们了嘛！
    刘殷农：是啊！是啊！我们很感谢中央对我们造反派的支持。
    总理：你们的代表今天下午就回去了，你跟几位同志谈一谈。你们，我看还是决定离开，大会还是可以开，开个更好的大会，把中央的电报铅印出来。
    刘殷农：我们已经布置了，印了。
    总理：我告诉你们，你们通过一个向毛主席致敬电，表示坚决支持中央的电报号召。你们要继续的彻底批判云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你们把气势拿出来，保守派就没有话可说了，你听懂了吗？你看可以不可以不讲条件，明天上午开会以前，就撤出去开会去嘛！不回来了嘛，这不就是一个办法吗？你看做得到做不到啊！
    刘殷农：我尽量做吧！
    总理：如果尽量做，做不到怎么办呢？
    刘殷农：总理，因为有些情况也不大好说，其它几个同志还想跟你讲不讲?
    总理：我已经讲了三、四回了，我累得……同志，我请你们的代表给讲几句好不好？
    红：总理，我是红色人民军团的，对于刚才的几个问题想跟你谈一谈，就是关于大会主席团决定撤的问题。
    黄兆琪：你是哪位同志？
    红：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
    黄兆琪：你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我是黄兆琪。我想给你谈一个问题，刚才周总理亲自给你们打了电话了，我们一直坐在周总理旁边，有几个问题跟你们谈一下。
    红：黄兆琪同志，我谈是有些真相，刚才机床厂那个代表谈的有些不真实，情况不真实。我想谈一谈，重申一下，关于这个决定，决定撤的问题。昨天早上主席团决定撤，但是遭到一部份人阻挠。说什么这是因为前天中央有一个指示我们就坚决照着办，但是有人说这是什么投降主义呀！折中主义呀！
    黄兆琪：是哪一部份人讲的？
    红：逃跑主义呀！
    黄兆琪：这是哪一部份人讲的?
    红：（向旁边同志，哪一部份人讲的）……有一部份有分歧，所以在中午的时候，主席团就决定暂时不撤，到了下午叫大家讨论，主席团决定还是撤，无条件的撤。就出现了这些意见，象机床那位工人讲的，现在天气晚了不能撤，这是没有道理的。现在五点多钟，为什么几点以前不能撤呢？他为什么不能开车呢？认为委屈了，我们不同意！现在给别的同志讲。
    ‘八·八’：总理，我给你讲一件事。
    黄兆琪：你是谁呀？
    ‘八·八’：我是首都三司的，清华大学‘八·八’战斗队的。
    黄兆琪：清华‘八·八’战斗队的，你是哪一位呀？
    ‘八·八’：我──，我给你讲一件事，今天南下造反兵团的串联了一些暂时不愿意撤离军区的一些工人，组成了一个临时联络站，已经宣传接管大会主席团的全部工作。明天上午，大会主席团（就是原来的那个主席团，不是临时联络站）要在检阅台召开一个大会，他们联络站要夺权，可能会发生冲突，甚至可能会发生武斗，请周总理给我们指示。
    黄兆琪：你看南下的同学另外还有没有同志在？
    ‘八·八’：还有。
    黄兆琪：那请他来接电话好不好？请陈汉来谈一谈好不好？
    ‘八·八’：要我们队的吗？
    黄兆琪：不是你们队的，是南下造反兵团的。
    ‘八·八’：南下造反兵团的刚才在宣传车上，好，来啦！
    高志清：总理啊！
    黄兆琪：不是。
    高志清：黄兆琪啊！总理在不在？
    黄兆琪：你是不是老桂啊？是不是高仰义啊？
    高志清：我是高志清，我姓高，高志清。成立联络站的问题，是不是你回来再谈好不好？谁串联的，谁组织的，为什么要组织，为什么要串联？这个问题，你回来我们讲。
    黄兆琪：你是不是南下同学？
    高志清：我是三司南下串联队的。
    黄兆琪：请陈汉同志给你讲几句好不好？
    高志清：好！
    陈汉：高志清吗？
    高志清：嗯，你陈汉吗？
    陈汉：南下造反兵团接管大会联合指挥部是怎么回事呀？！
    高志清：我们没接管，谁接管啦？我们没有接管。
    陈汉：没有啊？！
    高志清：没有啊！刚才是清华“八·八”打的电话呀！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红旗在场嘛！这个问题怎么说，什么接管这个问题，你清楚嘛！这里的有些问题，在这方面没必要再作过多的解释，你回来可以讲清楚这个问题。关于紧急呼吁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已有一百七十多个单位成立联络站，为什么撤离啊，对撤军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工人一时的认识问题。
    陈汉：喂！高志清啊，给你说一下，你转告南下革命造反兵团，坚决按照中央的电报办事情。
    高志清：对对对！
    陈汉：坚决按照这个办，不折不扣地。
    高志清：好！
    陈汉：立即撤消驻军区这个联络站。
    高志清：这个联络站要撤消？
    陈汉：哎！
    高志清：咹？
    陈汉：对！
    高志清：这、这个不行。
    陈汉：不是在军区要搞一个什么联络站吗？
    高志清：这个联络站不驻在军区的。这是一个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准备开会什么的。这样的形式完全不是驻在军区的联络站。是这样的情况，是象大会联合指挥部那样性质，这不象驻军区的什么联络站那个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问题扯到哪儿去了，这就不好办了。 （争吵）
    陈汉：军区的人都撤走了？
    高志清：全撤走了。
    陈汉：全走了？
    高志清：还有一些啊！
    陈汉：还有谁啊？
    高志清：还有，还有那些工人。坚决撤就是了。要撤，究竟怎么撒?问题是和大会指挥部有些分歧，所以其他单位就串联起来，准备开个大会，开完大会以后就撤，就这个问题嘛！
    陈汉：是这样啊！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电报，还有电话指示，就是照这个办事情，不开什么大会了，撤走！
    高志清：今天撤走，我和其他……
    陈汉：马上就撤。
    高志清：今天撤，还得和其他同志商量。
    陈汉：你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高志清：可以啊！可以，可以。
    陈汉，就这样吧！
    高志清：行，喂！刚才，我们提出的意见是不现实的。有份紧急呼吁书，总理说提出的三个条件……，提出的三个条件暂时不能达到时，也可以撤离军区大院。但是要离开大院的话，设立由革命的工人代表、革命的红卫兵一切革命组织代表组成的联络站，刚才……（争吵）
    陈汉：喂喂喂！
    高志清：意见有分歧啊！意见有些分歧啊！
    陈汉：现在不论分歧，回去可以进行辩论，回去辩论也好，现在的人那还必须撤出军区，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
    高志清：可以可以，我们没有意见。
    陈汉：好不好？
    高志清：好。
    黄兆琪：喂！请你找一找刘殷农啊！
    高志清：好，你等一会儿，黄兆琪同志。
    黄兆琪：哎哎。
    唐天锡：总理在不在旁边啊？他们刚才在这儿谈的话，完全是欺骗！我念念他们这个呼吁上边，这段话我念一下啊！我念一念，就是他们提出了四项要求是不是？三项条件这三项条件我念一念，后边的几句话我念一念：“如上述三项条件暂时不能达到时，大部份革命群众可以撤离军区大院，但是要在军区大院内设立由革命工人代表、革命的红卫兵及一切革命组织代表组成的联络站。联络站一直要斗争到三项条件满足，再行撤离军区大院。”刚才他说这个联络站只是明天大会主席团的这个形式，这完全是撒谎，与他们自己写的，他们负责写的这个呼吁书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他们这个呼吁书上写的三个条件都要满足，但是他们的这个代表又讲那三个条件不一定要满足，又是没有什么条件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总理面前不能撒谎，是不是？什么事实就是什么事实，……
    黄兆琪：你哪位啊？
    唐天锡：我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唐天锡。噢，还有—点，这些单位连他们串联的单位，就是他们传单上写的，我念—下啊！就是上面写了十几个，最后就是四十一个革命群众战斗组织。只有四十一个，现在他讲是一百六十几个，将近一百七十几个，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黄兆琪：喂喂！
    唐天锡：喂！现在请刘殷农同志讲。喂！
    黄兆琪：党中央的电报翻印了么？
    唐天锡：喂！
    黄兆琪；喂！你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吗？我跟你讲，这个争论问题不要再啰嗦了，有些问题……
    （争吵）
    黄兆琪：喂！现在有些问题，有关争论问题，有关辩论问题，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你现在先跟同志们讲清楚，照中央的那个电报办事，不折不扣地马上就撤出去。
    唐天锡：就是！我们无条件的撤。但是现在他们不让撤，有的不撤。
    黄兆琪：有的不撤？
    唐天锡：他们就是不撤，就是刚才讲的，他们要满足三个条件才撤。
    黄兆琪：哪一些不撤啊？
    唐天锡：就是刚才讲电话的那些嘛！
    黄兆琪：那些不撤？不撤的把名字说上来，我给他打电话嘛！
    唐天锡：噢！
    黄兆琪：哪些不愿撤的？
    唐天锡：先在电话里讲话的这些代表。
    黄兆琪：噢！就是这些代表！
    唐天锡：哎！
    黄兆琪：喂！你给他讲清楚，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
    唐天锡：对对，就是。
    黄兆琪：总理已经讲得很清楚。
    唐天锡：总理早就讲清了。
    黄兆琪：那三个条件嘛！这三个条件总理作过解释，特别是这个电报啊，这个电报是林彪同志亲自修改的，书记处同意，主席亲自批的啊！你说我们平时讲“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
    唐天锡：就是！就是！对！对！
    黄兆琪：平时讲的是，现在要对现的时候了，做得怎样了?另外还有个问题呀！有些东西，我们怎样执行主席的指示，怎么样执行党中央亲自批的指示啊！特别是党中央亲自下的命令还在那里，这是一个问题，给同志们讲清楚。
    这次进驻，我们的确是胜利了，党中央毛主席撑了我们的腰。进驻军区后，总理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亲自指示我们怎么干，而且现在已四点钟了，总理还在旁边，给我们这次上京的代表指示怎么干，而且给刘殷农同志打电话，都亲自指导我们这次运动的。今天下午，今天晚上啰，全体云南地区到北京来的代表──有工人、文艺界的，还有教育界的，周总理亲自接见他们啦……
    唐天锡：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讲的……
    黄兆琪：接见了他们以后，又亲自作了指示。有些问题党中央对我云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确实关心哪！有的路怎么走，总是……
    唐天锡：对对对，我很理解的。
    黄兆琪：……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跟同志们讲清楚，无论如何，现在一个也不能留，只能够全部马上撤出去。
    唐天锡：是。
    黄兆琪：还有个问题，联络站怎么也不准留，如果那一个留，你们就找他……拖出去。
    唐天锡：对对对。
    黄兆琪：好不好？
    唐天锡：好的，好的。
    黄兆琪：你给同志们讲清楚，工人同志啊！还有今天总理讲，这样，工人同志恐怕工资问题，回去受迫害啊，他还亲自作了指示，要求各工厂不能这样做。总理刚刚还讲过这个话，回去不准扣工资还有不准施加任何政治迫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知，每个工厂都去张贴，好不好？在这里是跟同志们讲清楚，无论如何，一个也不能留。还有一个问题，工人同志，旁边的工人同志都要作出模范的行动，还有红卫兵同志，一定要作毛主席的红小兵，好不好？
    唐天锡：好！
    黄兆琪：你问问他们，看哪些思想不通，给他来接电话，我们给他讲讲，好吗？
    唐天锡 ：好！现在还找不找刘殷农同志呢？
    黄兆琪：刘殷农同志在不在？
    唐天锡：在！
    黄兆琪：在，我跟他讲几句。
    唐天锡：好！
    刘殷农：喂！你总理吗？
    黄兆琪：我黄兆琪呀！
    刘殷农：你黄兆琪呀！好。
    黄兆琪：你是老刘啊！刚才总理讲了话嘛，我们都在总理的旁边。今天下午、晚上总理又接见我们啦！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后，总理又请示，党中央国务院发了电报嘛，这个电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啊！
    刘殷农：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啊！
    黄兆琪：是主席亲自批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央有些问题考虑到我们的方便起见，中央准备发个通知。这个通知以后是任何人不准到军区去，考虑到我们已经去了嘛！以后又加了个“今后”，今后任何人都不准去。这个问题是考虑到我们工作方便嘛！中央考虑到我们工作的方便，运动的开展，都是站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边。还有一个总理给你打了多少次电话！这次斗争，从一开始到现在，总理一直给我们打电话，还有是亲自指示怎么办。都一直在给我们讲。如果这一次斗争没有党中央的（支持的）话，我们能不能胜利，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些问题是我们走了以后，如果再这样搞下去，要被动的。
    刘殷农；是呀，是呀！我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越快越好嘛！
    黄兆琪：咹？
    刘殷农：我原来的意思就是撤出军区越快越好。
    黄兆琪：越快越好！如果哪一个要阻挡的话，我们先把工人同志动员起来，给他们讲清道理，讲清道理后，全部，一个不留的全部都撤出去。还有叫我们的红卫兵带头讲清楚，好不好？
    刘殷农：你看，这件事情啊，原来我们马上回去动员。你知道，我们那个队伍也大，是不是？问题比较多时，所以有些队就没到，精神就没有领会，所以昨天出的通知就有点乱，后来我们根据情况就改变了一下，就说思想没有统一起来嘛，暂时不走，思想弄通后再走。所以这些情况，本来我们的思想，我的思想是能够越快越好，但实际上，我们进来就是组织工作跟不上，因为队伍那么大，是不是？问题也比较多，所以考虑不到啊，所以同志们有些接受不了啊！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黄兆琪：我们明天回来了。
    刘殷农：明天回来？
    黄兆淇：明天回来了！
    刘殷农：明天上午吗？
    黄兆琪：明天还没有定下来。我们很快就回来啊！怎么样啊？
    刘殷农：请你转告总理一句，你就说：我们驻在军区大院里边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坚决的不折不扣的实行中央指示，拥护中央的呼吁，我们是说到做到，不是口头上说，实际上是另外一样，我们是无条件的撤！
    黄兆琪：好好好！
    （此系记录稿，如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的讲话
    谢副总理：左派内部有缺点、有分歧，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共同对准大方向。不要把自己内部的问题拿到外面去公开。不要公开在外面贴大标语，更不能撒传单，更不能写大字报在外，像这样做都是不对的。现在你们两派内部要停止争吵，可以由你们哪一边先停止，如果那一边不停止，也不要计较这些。
    谢副总理又讲道：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一般不能叫托派，托派是很坏的敌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敌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提倡这样搞。“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中央哪里提过这个口号，报纸上也没有提过。全国也没有这个口号，哪里也没有提过这个口号，听说昆明街上都是标语，这不好，这是你们造反派内部自己的事情，不要公开出去嘛，主要是造反派内部自己要评批与自我批评。
    对干部的问题：当前大联合大夺权是主要的方向。要搞三结合。你们要赶快打电话回去叫家里面停止论战。
    黑龙江的那个报告与社论都是很好的，非常重要。
    对于干部，你们要发动机关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来分析，召开中小型座谈会，来分析对比嘛。只要不是“三反”份子就要照红旗第三期社论办。关于干部那一段是主席亲自修改的，修改最多的就是那一段。对犯错误的干部大家要认真分析。
    代表问道：云南有一个不好的情况，所有的上层干部都靠边站。与上层干部接触就说是“走上层路线”。
    谢副总理说：这不好，不能这样看，这些老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经验较丰富，都要争取团结，犯错误的要允许别人改正。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起矛盾。把造反派打成保守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们被抓出来以后，恨不得把所有的干部都打倒。一定要认真分析，不能采取一律打倒的态度，一定要找出一个比较好的来，否则三结合就搞不成了。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
    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和四○三厂同志们：
    昨天军区军医学校少数人和今天外语学校少数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竟敢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违抗军委命令的错误行为。昆明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如果你们对军区有何要求，可以派少数代表到军区商谈，广大群众应该劝说他们退出后勤大院。好让后勤部门进行备战工作。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零点十三分──三点五十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一 接见记实
    当伯达、康生、谢副总理等同志走进会议室时，全场暴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央首长向同志们问好，同志们祝首长好。谢副总理给大家一一介绍首长名字之后，便坐下。
    伯达：跟大家交换意见。随便谈谈，关于云南的问题；关于大联合的问题，夺权的问题，请大家随便谈……。
    康生：哪位是高仰义呀？（高回答）你是哪个学校？参加了哪个组织？（高一一回答）你们云南的工作怎么大联合，随便谈谈吧！
    伯达：你们现在有两个大联合，可以再搞一个大联合嘛！
    （大家思考问题，会场上暂时没人发言）
    伯达：请大家随便谈谈吧，不要拘束。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你们不说话，我们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们也不好讲嘛，不要拘束。
    （大联合指挥部杨树先同志发言，代表云南省全体革命造反派和全体革命人民向中央首长问好，并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检查了我们在过去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汇报了来京学习的情况。紧接着王云仙、施志汝以及“新云造”的夏明富同志、还有陈志荣同志都相继发了言，分别谈到过去工作中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出现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以及来京后的学习情况。当施志汝同志谈到：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是来请罪的时）
    康生：你们“造反有理”，怎么会有罪呢？“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你们要是都来请罪了，那还不成了“革命有罪”了吗？（众：笑！）
    （当陈志荣同志谈到：大联合、三结合是大方向，一定要大联合、三结合时，康生同志几次插话）
    康生：这里我要插一句话，你们搞“三结合”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三结合呀？是“合二而一”的“三结合”呢？还是要革命的“三结合”呢？（陈答：要革命的“三结合”，大联合！）对！要革命的，不能是大杂烩的，你们不要说请罪，你们这样说，我们听了很不舒服，你们没有罪，你们有理！你们来北京一趟，不要把革命干劲磨掉了*（口旁加么），你们不要没有锐气了（特有风味地），我就担心这个！来北京了，而应当是（革命）干劲更大，搞得更好！
    （当陈谈到：我们之间的分歧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的，因为首长们很忙，我们就不打算讲了，准备回去整风时再解决……）
    康生：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不容易解决的啊，夺权以后，分歧可大哩！特别是掌权以后，有的地方分歧就更多了。北京清华、北航等内部的分歧也很大嘛！内部吵得很凶，简直要打架、抄家哩。听说你很难过（指着大联合指挥部陈志荣同志），有什么难过的呢？分歧是联合的前奏嘛！（众：笑！）
    康生：（伯达同志也同时插话）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团结──批评──团结”，这样才能是真正的团结、联合。
    （大联合指挥部陈志荣又检讨了一番，并说：“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现在正准备写一个联合声明……”）
    康生：光讲联合，不讲原则还是假的，思想没交锋，写个“声明”也是空的。该争论的还是要争论。
    伯达：要在斗争中联合，要在复杂的斗争中联合，光在旅馆中搞联合是不行的。
    康生：对的，不要谩骂，不要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在北京打起架来啊！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你们交锋的，你们若不交锋，我们就要走了！
    伯达：我们主张你们思想交锋。看看你们究竟有哪些分歧?
    康生：你们的分歧是否在冲击军区的问题上？
    （大联合指挥部的同志谈到，在进驻军区前就有了，明显的是从进军区后，他们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个口号开始的……。）
    杨树先同志讲：他们说我们大联合指挥部犯右倾，要反我们的右倾机会主义……。
    涂晓雷同志把我们之间按着他们所说的几个所谓重大原则问题，提出来并逐一驳斥，进行澄清。当谈到撤出军区的问题时
    康生：他们（指“南造”）不对，你们对！不撤出军区这是个原则错误。革命不革命，首先看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左的还是右的，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看对待解放军的态度。这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一点含糊。
    （涂晓雷同志说：“新云南”的同志一再搞攻击的材料，到北京还在整“大联合”的很多材料。）
    康生问：你们搞了他们的材料没有呢？
    （涂答：有。施志汝补充：我们压起来没有发，没有大量的搞！）
    康生：（笑了笑）你们两方面都搞了嘛！
    “新云南”杨文科同志发言：今天，来到北京，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在中央首长面前，不能撒谎！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做老实事！刚才讲那些都不符合事实！康生同志刚才讲了：对待人民解放军的态度是考验真左派还是假左派。我们一贯反对进驻军区的，我们认为行驻军区就是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进驻军区……。
    康生：你们进没有进驻军区呵？
    （杨答：我们没有进驻军区，只是到里面去作慰问演出、宣传……）
    康生：你们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呢？
    （杨答：我们是在外边，只是演节目的时候进去了！）
    伯达：你们宣传动员他们出来呢？还是演节目鼓励他们在里面坚持战斗呀？
    （杨结结巴巴答：嗯……我们演的节目都是由他们安排的，我……我们没有权力呵……）（众首长相视而笑）
    （此时南下造反兵团高仰义马上接着发言：我来说。自井岗山《八·二三》战斗团成立以来，我们是支持《八·二三》的，是支持黄兆琪的。但黄兆琪处理问题老是犯“右倾”，黄兆琪的右倾是由来已久了，是老右倾了。接着便列举了八桩事例证明黄是犯右倾了。）
    康生：阎红彦大抓“南下一小撮”与同学提出抓“南下一小撮”性质不同哪！不要混淆了啰！（杨还想继续发言，被首长打断）
    (接着黄锦华同志发言谈到了“新云造”与“大联合”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大方向方面，“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反右倾的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26夺权问题，所谓走“上层路线”的问题，对南下造反兵团的看法问题。)
    （当黄锦华说到我们也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时）
    伯达：你们没有犯罪呵！你们很有成绩，你们造反有功！犯什么罪？
    （云大《共产党宣言公社》周维文发言：刚才黄锦华提到我们《共产党宣言公社》，我就不得不发言了，我们为什么要退出大联合指挥部，大联合指挥部不民主，搞一言堂，排斥不同意见，当然我们反右倾不对，但是大联合，我们来北京后，《八·二三》大反托派……）
    康生：抓什么托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对，抓托派也不对。
    （当周又继续发言的时候）
    康生：你叫什么名字呀？啊，周继文，云大的吧！请你讲短一点嘛，你是学文的搞理论工作的，1、2、3、4几点就讲完了嘛！
    （伯达同志叫刘志宏同志发言，刘志宏同志谈到他们工厂工人怎样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反对制造分裂，反对经济主义，反对“打倒×××”，反对所谓“反上层路线”，反对“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个口号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中渔利，感到很高兴……时）
    康生：你们做得对！
    二 首长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北京南下的学生，应采取当小学生的态度下去。因为是下去学习，不是去包办代替那个地方的革命，这一点，在你们南下的时候，也没有给你们南下同学谈过。对！对！可能在座的人还没有听到过，没有个个都谈过，当然也不可能嘛！但总的精神，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也讲过了。人民日报社论也讲过了。下去的学生不管到什么地方去，到工人那里，到农民那里去，到机关那里去，到其它学校那里去，首先是当小学生，这是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永远不能忘记。如果是以当一个指挥官的态度下去，那是不行的。
    对南下学生的作用应当作具体分析，有它积极的因素，有它消极的因素。积极的因素就是他们在运动初期到各地去带些革命气氛，但是，当那里的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们还呆在那里就成了包办代替，那就不对啰！就会犯错误，积极的因素就会变成消极的因素。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建议，请北京的同学都从各地撤回来。中央已经下过命令了，要南下的学生都回来。如果不撤回来，呆下去，还在那里做指挥官，一定会继续犯错误，现在撤还来得及。你们反映的一月份冲军区问题，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所谓反右倾的问题，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在根据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 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反你们要搞“大乱”。你们这样提，完全是错误的。冲军区也有你们一份，撤出军区你们又要讲条件，这些责任你们怎么能推掉呢？但是你们南下同学也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你们，群众批评了你们，就觉得翻不了身啦，抬不起头来啦，不要这样。你们做了许多工作。重要的是接受教训，你们应当把错误当作肥料，吸取营养，作为经验教训，转化为力量，可以帮助你们将来走上正确的道路。犯错误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继续坚持错误，人家给指出了，还是继续持不很好改正，那就危险了。现在赶快回头，作为一种经验。你们现在也有了正确的经验，也有了错误的经验，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这样就好了。如果一个人一生只有正确的经验、没有错误的经验，是不会成材，是不会有出息的。你们要从积极方面去想问题，新问题复杂得很，你们受了一次锻炼。犯了错误不要难过，从积极方面去想问题，接受了教训，就会更好地战斗，正确地战斗。我的意见你们考虑对不对，犯了错误不要难过，如果不坚强的战斗，那就不对了。希望你们赶快回来，不回来就会继续犯错误，还留在那里继续作指挥，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我们在北京到过一些大学、中学，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去当小学生，在座的同学有的会知道。我们知道，老是讲当小学生，你们对甘当小学生这一点，可能有些不大听得进去，现在就有了体会了吧！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感到不那么容易当小学生啊！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当小学生，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先生。包括正确的经验，犯错误的经验，不那么正确的经验，我们在这里学了一些东西，我们感谢你们。意见对不对，请你们考虑。
    讲到联合的问题，不是原则的联合，不是离开革命大方向的联合。要在革命的原则上，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在群众的斗争中，搞革命的大联合。不是合稀泥，是革命的大联合。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我们希望你们早日回去。你们在北京是否能够搞大联合。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见，不知对不对，你们在北京是否能促成大联合?北京同志的讲话有的可能对你们有启发，可以促使你们大联合，但主要还是要你们回到当地去，实际解决问题。实际上要真正解决，还必须就地解决。希望你们赶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就地搞大联合、“三结合”、就地闹革命，这样好不好？你们云南是边疆，是边远的地方，要害的地方。很乱可以实行军管，军管的目的还是为了发动群众，还是要搞三结合。
    刚才和云南的一些同志谈过这样一些问题，边疆地区，很乱的一些地方，要害的部门，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的目的，还是要发动群众，搞革命的三结合。
    最后一点小建议，今天要在全国广播上海《体育战报》两篇好文章，明天全国各报都要刊登，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
    我这些话对不对，你们可以考虑。刚才我已经跟你们省里的几个同志讲了。我的话完了。
    康生同志讲话：
    伯达同志讲的，代表我们文革小组共同的意见，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建议，供你们参考啰；事情主要靠你们去做。也许我们对情况不很了解，建议不符合实际情况，你们可以讨论研究一下，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伯达：这一点，希望北京南下同学要特别注意！）那些对的就做，不对的就纠正。十六条的精神主要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因此，希望北京南下的同学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
    刚才我批评南下同学的缺点，是在你们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讲的。南下同学到云南煽风点火，成绩很大。这一点要肯定。据军区的领导同志反映，黄兆琪同志也是在高仰义等同志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刚才讲了你们一些缺点，也不要紧，不过是为了冲击你们一下。不能因为个别缺点而否定这个成绩。我们还记得阎红彦等一小撮对北京南下同学是有反感的，要揪他们的一小撮。这个情况云南省有，别的地方也有。应当看到他们的巨大成绩。我们看问题要有分析，要有阶级分析、革命分析。对事情要一分为二。他们有自我批评精神，要欢迎。另一方面，希望同志们在大联合过程中，同样地对自己的缺点、毛病也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两方面要互相学习，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这样大联合的工作才能做好，三结合的工作才能做好。这一点大家是共同的一致的要求。
    你们来北京半个多月，是有成绩的。几次互相交换了意见，有进步、有成绩。你们说思想未交锋，今天也补起来了。今天我们是有意让你们交交锋，有的同志说有一肚子气，带一肚子气回云南去干什么呢？出了就完了嘛！目的是希望你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分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希望你们很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三结合，促成革命大团结。现在看来，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特别在军区×××、×××以及其他同志的帮助下，相信你们是会搞好的，相信你们是能够团结起来、实行三结合，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同志们来北京，学习了红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提高了思想水平，这次来还是有很大成绩的，促进了同志们的思想进一步提高，这是大团结、大联合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次来北京受到很大的冲击，冲击一下也好，现在有了大联合的基础。
    你们不是讲大联合、三结合吗？在当前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问题要注意，一个所谓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在文化革命中，特别是各学校各地方都存在。这是很反动的、很不对的，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有人提出“反上层路线”，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正确的阶级路线。不作具体分析是不对的，是达不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目的。这种思想不排除，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立革命的“三结合”，没有“三结合”也就不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团结。当前障碍大联合、大团结、三结合的就是打倒一切、排除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思想。希望同志们从自己的头脑中，回去也在同学中，排除这种思想。刘志宏同志，你们那个从解放军派去的党委书记，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站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上的，你们就要保，不要怕保，因为他是革命的，对革命的就是要保。当然、一定要作阶级分析，如果是刘邓司令部的就要反。但不要一听到保字就害怕，一定要有阶级分析，要看保什么，是保毛主席司令部的、是无产阶级的、就一定要保，不要一概反对。你们来北京给我们商量事情，难道也是走上层路线吗？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当时运动的主要障碍和阻力，同志们要特别注意。
    再一个问题是，夺权中怎样“三结合”。怎样进行三结合。一种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建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有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所领导的解放军的代表，也有革命的干部代表。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主张的三结合，是正确的三结合。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其中工厂三结合的工人不仅包括新工人，也包括老工人，干部也要分技术干部、一般干部、领导干部。对老工人、特别是老技术工人，不要看他们造反晚就歧视。革命不分时间，造反不分先后。参加过农民运动的同志都知道，常常是坚定的贫雇农，不是立刻就起来了，首先起来的往往是些勇敢分子，但贫雇农起来后，就坚定得很。工人运动也是一样，解放军当然就不用讲了。具体说工厂三结合，干部必须包括一般干部、领导干部、技术干部，还加上民兵代表、工人民兵组成。按这种三结合搞出来的就是革命的三结合。这种三结合，不是折衷，不是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大杂烩的三结合，更不是合稀泥的三结合。第二种三结合，是折衷主义的三结合，杨献珍“合二而一”的三结合，也是合稀泥的三结合、大杂烩的三结合。这不是毛主席提倡的，是不能抓革命、也不能促生产的。我们要在革命的原则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搞三结合。另外要防止一种“三结合”，这就是第三种“三结合”。这种三结合是假的三结合，利用团结的名目，三结合的名义、混进一些人实际是复辟。搞了半天，结果统统都回去了。这种就更加复杂。这是破坏革命的三结合，实际是分裂，是复辟，而不是什么三结合。
    因此，在夺权问题上要具体分析。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合二而一的三结合，更不能是复辟的三结合。
    此外，关于三结合夺权问题，大家要好好读一读去年《红旗》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篇文章讲，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党，不是法西斯国民党。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跟毛主席走的，并不是所有干部、十七级以上干部“长”字号、“正”字号、“总”字号都是坏的。只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还有我们的党团员，是否都是不好的? 不是的，大多数也是好的。这些基本的思想，在夺权斗争中必须认识清楚。这个前提认识清楚了，才不会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史上没有过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仅仅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夺权，而不是像在国民党社会中那样夺权，不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夺权。因此，夺权只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不是对所有的当权派都要夺权。绝不可能见当权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打倒。不分清红皂白，不分地方，见当权派的权就去夺，那非犯错误不可！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理解这一点，不记住这一点，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就连毛泽东思想也没有了。所以，刘志宏同志，你们那个厂，听你的说法，到底是夺权，还是不需夺权？（刘志宏同志说：党委书记刚来，我个人认为是好的，但他屈服于其他党委委员的压力，红旗举得不高，造反派有气愤。）那恐怕还是要夺权。(伯达：党委书记是好的可以帮助夺权。)对！不是统统不分青红皂白都夺权，不然，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了，一定更用阶级观点看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伯达：过去提的普遍夺权，全面夺权，这些口号是错误的！）如果全面夺权，普遍夺权，那么，他们（指李成芳、张子明等军队领导同志）的权你们夺不夺？解放军的权你们夺不夺？如不夺，就不全面，就不普遍了嘛！（伯达：厂矿也是有好的比较好的，总是大多数是好的。）不是所有车间都夺权。再一点，夺权以后，省的名字，中央已有通知，不要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临时权力机构还是用“革命委员会”比较好。有的地方用过“人民公社”这个名字，现在也要改了。上海原来用过，现在也要改了。
    还有一点，要和同志们交待一下，即斗争的办法问题。十六条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的文件历来强调这个问题，但现在各地有些斗争方法不符合十六条，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等等，不知云南情况怎么样？要大量宣传、不要光学，还要用。有些报纸上登什么“喷气式”挂牌子，这些做法只能脱离群众。（伯达：“砸烂狗头”这些话以后也不要用。）还有人下跪，是封建主义的做法，毛主席坚决反对的！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有理就讲理嘛！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搞那些？搞那套，说明你没有理，简直是形左实右！过去用过那些做法的不要再算账了，今后不要再用。（伯达：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的话，是毛主席的主张。你们要把中央的精神传下去。回去要大力宣传，已经搞了的，不要再搞就行了，不要再追究了！）毛主席说了，造反有理，就是有理嘛！有理为什么要做那些呢？就是没有理才去这样做！这只会脱离群众！
    还有一件事要向同志们交待一下，就是关于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说，大字报有革命的大字报，有反革的大字报。反革命就利用大民主，利用大字报，反对我们，例如“联动”就是。这是一个一分为二。还有一个一分为二。就是有质量好的大字报，有质量不好的大字报。有的是低级趣味，如现在流行的“砸烂你的狗头”，只是骂人！（伯达：是没话说了，才这么说！）是人头，不是狗头！如果是狗头那就好啰！问题就不大了，是狗头就不会执行刘邓资产阶反动路线了。这一点，你们跟《红旗》《人民日报》学一学，他们没有说过这个话。（伯达：什么混蛋啰！油炸啰！绞死啰！枪毙啰！火烧啰！这些话没有意思！有的还做一个纸人，用火烧掉，多无聊呀！这都说明没有道理，道理不充分，如果是好好调查研究，掌握了材料，掌握了道理，就不会这样干啰！）你们要学习《红旗》上的文章嘛！《红旗》上的文章就没有说过这些话，就没有这样做过嘛！干革命，写文章都要实事求是，不要骂人。各团体、各学校红卫兵的报纸上有的文章写得很好！如三司的夺私字的权那篇文章，上海体育战报的那篇文章等。生动活泼，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人民日报都转载了。但是，另一方面要注意，也有不少是不实事求是的，马路新闻，谣言可多啦！成了传播谣言的工具。危险的是有些青年不喜欢看人民日报，偏偏喜欢看马路新闻，听那些谣言。红卫兵的报纸的确有些好文章，但不能传播谣言。有的还惹了乱子，如说朝鲜政变，越南政变。朝鲜就来信向我们抗议。有的还向我提出抗议，搞到我的头上了。有些恐怕是坏了故意造的谣言，我们上了当，登了这些谣言。这些谣言登在报纸了，写成标语贴在马路上，减低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降低了文化大革命的威信，使国际朋友看了感到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个样子！（伯达：这是低级趣味，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有些报纸喜欢把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等等，印成照片，画成漫画登在报纸上，直到现在还有人搞。如有一个叫“百丑图”的，印的那么漂亮。这种东西无论省报（《湖北日报》登了）、红卫兵报都不要登。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各地千万不要传播这些东西。你们来北京不要带这些东西回去。北京有好的经验，但也有坏的东西，对北京的东西也要一分为二。好的就学，不好的就要反对，就要抵制。
    怎么样，今天就谈到这里了。总之，你们这次来北京，不要难过，不是有罪，不要灰溜溜的。革命过程中犯错误的事是常常有的，不要受批评就难过。你们不是带罪来的，而是带功的。革命有功，不是有罪。你们来北京是革命的，有功的。你们是好好的来，好好的回去，是不是我批评多了一点？当然你们要特别注意，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有功的时候不要吃老本，不要躺在功上睡大觉。高仰义同志特别要注意，听说你在云南有些本钱，但不要靠吃那点本钱。文化大革命飞跃向前发展，稍微自满一下，就会落后。过去是人家的先生，群众起来以后常常又变成学生。我相信，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定能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大联合、“三结合”夺权斗争搞好！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非常重视云南的事情，很关心大家，除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没有来以外，全部都来了。都在这里了。刚才伯达、康生做了重要指示。（伯达：不是指示，是交换意见。）还有中央文革的其他同志也讲了些话。你们来北京收获不小，回去把这些话讨论一下。（康生：订个君子协定，我们的讲话不要明天又印出去上大字报。我们的讲话不都是对的，记录也不一定准确，有时各派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各取所需！）（伯达：君子协定也不容易定，我有一次讲话，说好不要录音，不要印，还是印了。）（康生：容易订，但不容易执行。有时讲话可以冲口而出，如“君子协定”，科学院的说法是“革命协定”，如果捉小辫子，可以说是有四旧哩！这里有什么君子！今天是交换意见，云南的运动还是靠你们自己研究一下。）（伯达：今天的意见，对的，你们就吸收，不对的就丢掉。）认真学习，认真贯彻，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康生说：你们要抓生产，这是国计民生问题。
    （有人问，民主党派的权夺不夺？）
    康生笑了笑说：民主党派的权夺他干什么！还想当资产阶级？当国民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谢富治接见云南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二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时，周总理、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了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和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赴京代表，对云南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今天没有说的来看看你们。上次给你们云南的代表打过交道，这次谁来？
    （众答：没有来）
    上一批没有再来，云南的同志还是很讲纪律。
    （总理翻阅名单，一边叫名字，一边问情况并作了指示）
    杨树先同志，你是那年从华东去云南的，现在有没有回华东上海的？（答：走了一些）你们要做些工作，中央的通告贴出去了吗？要告诉他们回去，动员他们回去，你们要准备欢迎。你们建筑公司造反派有多少人（答：八千多人）你们单位有多少人？
    （答：一万八千多人）
    哦！这么多，在昆明是个力量，你们是自己为主，还是外边学生帮助？
    （答：自己为主。开始时由三司帮助后来就有分歧了）
    （总理笑了说）哦！分歧了。这次三司来人了吗？
    （答：来了）
    是哪一个同学？
    （高仰义答：是我）
    上次不是你来的？
    （答：是陈汉来的）
    现在回来没有？
    （答：可能已经买票了）
    他回来告诉他，我们还打过交道。要一分为二，南下的同学还是有功劳的，运动初期在昆明起了作用，是有成绩的。现在他们（指三司）没有带你们了？
    （答：没有了）
    当然要自力更生，但不要忘了人家饮水不忘挖井人。
    还有一个机关干部，省级机关造反司令部的，你们机关夺权了没有？
    （水利厅陈志荣回答：夺了
    搞“三结合”没有？是不是长字号都靠边站？
    （答：原来是厅长靠边站了，处科长没有全部靠边站，学了中央精神，已经给家里打电话了）
    红旗第三、四期社论都讲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的文章要组织三结合，你们看了吗？怎么搞法已经很具体了，领导干部嘛，要监督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批评，叫他们检讨，要区别对待。
    云南日报谁来了？
    （答：两方面都来了）
    你们两派观点不同，云南日报怎么办？
    （答：现在合起来办，办报纸还是一致的)
    你们对冲军区是怎样宣传的？登报没有？
    （答：没有在报上公开宣传）
    这就好，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登了就承认错误，浙江冲了军区先是那样认识，现在他们觉悟了，承认了错误，都写了检查，你们时间长了回去再检查，检查报纸实事求是，有错误就承认，没有就算了。
    云南日报两派能合作，说明有团结的基础，报纸可以造舆论，你们要宣传大联合、三结合的大方向，看来大联合还是有基础的。
    （有人说分歧还是有的）
    分歧回去解决，云南省委、省人委的事情，不能长期瘫痪，云南是边疆，生产的问题，军队的边防、备战、援越抗美的问题，中央委托军区×××负责，云南大军区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推动帮助你们三结合。不光是两个军区领导，省委、省人委的负责同志也要站出来参加工作，云南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但对外不公布，报上也不登。目的是推动你们工厂、机关、学校大联合、三结合。然后提出三结合的名单报中央，当然要征求你们的意见，中央同意了就登报、广播。红旗三、四期社论给了你们原则帮助，上海的文件更作了明确的规定，你们回去认真学习。大家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求大同，存小异，既然是革命造反派就要求大同，存小异。我有重要事情，你们不是要照像吗？走，照像去。
    （照像后，总理走了，谢副总理讲话）
    谢副总理：同志们这次到北京，总理也接见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都接见了，伯达、康生同志讲了很多话，今天总理有很重要的事，也讲了一段话。希望同志们回去。根据毛主席的路线、毛泽东同志、总理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去革命、去办事、去搞“三结合”。
    我和你们接触了几次，是向你们学习的，康生同志讲了，要你们有什么分歧，原则的分歧，拿到桌子上谈清楚，分清是非，团结起来。是坚持原则的团结，不是合稀泥。原则就是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就是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你们要根据毛泽东思想去夺权，去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你们两家还是要合作，要团结，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共同搞好工作，当然，要弄清是非，不是合稀泥，你们两家的同志，“大联合”、“新云南”，还有南下的同学，那天作了些批评，主要是有一些全国性的思潮，你们不要误会了。每一个方面都有些长处和优点，各有各的缺点，“新云南”有“新云南的优点，所以要虚心、团结 ，“大联合”要向“新云南”学习，“新云南”在某些问题上也要向“大联合”学习，不要以为那一位同志讲了话，就感觉怎么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我这个人毛病很多，你们革命性好，你们有很多优点。
    坚持原则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同时在造反派内部要与“私”字作斗争，不要小团体，更不要个人，造反派要革命，既要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也要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既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也要夺头脑中“私”字的权。造反派在斗争中要经受得住考验，不要把我们原来要革命的东西也沾染上了。造反派是不是真要革命，不要在关键时刻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上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当，搞小团体主义，有“私”字，有“我”字，有了这些，那革命就不行了，如不革掉“私”字的命，总有一天要垮台。
    云南是边疆，是前线，又是国防重地，要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更高，要使我们祖国、云南是红的，毛主席的太阳永远照在那里。云南是重地，对外如越南，影响是重要的，这块地方把革命搞彻底是重要的，对东南亚的影响，对国外的影响就不同了。要让这块永远是红的。
    你们造反派的头头回去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多学习主席著作，多学习中央指示、社论，我这两个月天天给你们造反派打交道，今天上午我还在做工人的工作，他们一直闹。现在北京有一百多万工人革命组织中混进了许多“保”字派的，混进了坏人，天天打架，今天我砸你，明天你砸我，这回可暴露了。是革命造反派就得有个标志，你是真革命派起码不能反对解放军，成天反对解放军算什么，你是真革命派就不能打人抢东西，破坏国家财产，中央三令五申还这样就不行了，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革命，同时要促生产，天天讲抓革命就是不促生产，你这个革命派就得打个问号。以前的事没有经验就不追究了，过去了的事情不算了，算老账是不行的，但经中央三令五申还要搞，军委八条命令公布后，还不能按中央的指示去做，你这个造反派就有问题了，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不能这样做，今天上午我接见一百个人，会上就吵，有的还捉人，“九·一六”打架是有名的。“九·一六”、“九·一五”不象话，北京的事可以给你们讲三天也讲不完。
    北京好的东西多，缺点毛病是小指头的事。学习毛著跟毛主席、跟中央文革小组造反精神，也很好，支援了全国，把革命的火点向全国，这是主要的，这些都是主流，但那些反动思潮是有的，那些思潮是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自刘、邓路线，不是来自群众。
    没有说的了，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按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路线，按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去搞，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去总结经验，去办事。你们组织方法要很快改变。一揽子不行，一个组织中有重工、轻工，有农民、有居民、有店员不行，你昆钢的人怎么知道百货公司的人？联不上的组织不跨行业，上海、山西都推广按行业组织，贵阳更好一些，现在贵阳不仅不跨行业发展到一个战斗组织以车间为单位，一个轧钢车间分三、四个组织不行，你要开会，我要生产，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咋个行，哪里配合得上？！你们当工人，我也当过工人。
    要按业来，要有利于学习，有利于干革命，有利于三结合，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平时了解。你是什么人？他那个工厂清清楚楚的。就是以车间为单位，恐怕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脑子里要想想这个事。贵阳有个纺织厂这样搞效果很好，生产也好，革命也好。他们有个口号，叫归口联合，一归口，革命也好革，生产也好生产。纱厂有个细纱车间，粗纱车间，要归口联合。上边到一个市，是可以的，工、农、商、学、兵大联合，下边要归口，工人是工人，农民是农民，学生是学生，财贸是财贸，下边工厂、大学中学、财贸等各单位，以本单位为基础，这样做就比较好一点，搞得稳。在北京，我正在做这个事情，现在开了个红代会，把学生都联合起来，还要准备个工人代表会的筹备会。一个工厂里多少总部，那得了！你要上班，我要开会，这就打架，不打架才有问题。你们开始闹革命，没有尝过这个味道，要使革命发展，学生也要把学生联合起来，到工厂、农村劳动也可以，要统一一下，不能各搞各的，减少互相矛盾。现在上海、山西、贵阳走这个道路。北京还没有解决，但都要向这个方向前进。所有大城市走得快的，都走这个道路。上海走这个道路，贵阳走这个道路，北京也要走这个道路。昆明要吸取外地经验。你们的组织一直向下发展赶快停停，好好把组织整顿一下，巩固一下，然后看怎么办？你们看，我又说得太具体了，你们怎么搞就怎么搞，我说的也许是错的。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李再含给昆明军区党委的一封信
    李政委并军区党委：
    我完全拥护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五月三十日对昆明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据说有怀疑是假的。经我了解，这是确实的，没有半点虚假；又有人说军区党委谎报情况、欺骗中央，是中央不了解情况下所作的指示，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用的惯伎，他们常用这一套来欺骗群众，破坏中央的指示，万万不可上当。
    如何贯彻四点指示，我有以下意见：
    一、建议昆明军区的全体同志应以革命利益为重，大局为重，坚决拥护和支持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毛主席、党中央信任的，我们就要支持和拥护。如有不同意见应按原则办事，内部解决，这样做才不至于被阶级敌人钻空子，他们就无隙可乘。
    二、“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双方都可能犯有错误，但性质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犯错误。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建议军区党委召集双方代表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斗争水平。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机构，共同对敌。至于他们本身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整风解决。而不用外部解决的办法。
    三、通过前一段实践，建议军区党委认真总结“三支”“两军”的经验，特别是军管的经验。
    四、动手发动群众，投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通过大批判运动把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这里我顺便报告军区党委一个情况，中央批准西南地区要在报纸上点名批判李井泉，贵州点名批判贾启允，我们是这样做了。
    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六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康生王力接见云南两派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
    康生：
    我情况不了解，没有什么话可讲，谢富治、王力同志对双方的意见听过，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同志们的讲话中有一个问题比较重要，两方面组织，炮兵团到底是不是保守组织，恐怕这个看法是不恰当的。中央历来都认为新云南、大联合或炮兵团、八·二三都是革命组织。的确，周律型(云大炮团)提出的这个问题(能解决)其它有些就容易解决了。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说是两个革命组织在观点口号上的分歧，王力同志提出大家好好学学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看恰恰对云南两个革命组织有很大意义。中央的意见希望你们在中央的方针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实现大联合。有不同意见可以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交换意见。黄兆琪同志，你们有一个“评战犯求和”，我看了这篇文章，你们把炮团说成“战犯”，这是不对的，你们要有自我批评(黄站起来插话：这是一个战斗队写的)。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人写的，但总是代表你们组织，我们应当勇于自我批评，炮团的几评，有些提法也不妥当，炮兵团也应该检查。两方有些口号都不要，你揪你的赵永夫，我揪我的赵永夫，哪有这么多赵永夫？不符实际，妨碍革命大联合。我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大联合(指示)。毛主席再三说过：“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双方要好好研究，好好学习。这是个重要问题。去年八月一日毛主席再次提出的问题，当时有些红卫兵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犯了错误，走向了反面。
    今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批示天津延安中学的军训问题上又提出了这个问题。给军训一个任务，要劝说革命小将象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两方面都可能看到了。不仅红卫兵参加，还讲到要允许犯错误的干部，除年老多病都可以参加，这又重新指示了。但大家贯彻执行不那么好。炮兵团也好，八·二三也好，对一些中间派或保守性质的，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政治政策，这就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不可能实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回去要做保守派的，中间派的工作，这种做叫和稀泥、折中主义吗？不是，这是毛主席要求这样去做。
    炮兵团作这样的工作，应该说不是一个错误。相反，八·二三你们这方面做得少了。应该去做，应该向炮兵团学习。炮兵团去做是对的，至于工作有缺点错误，这是会有的，但不要因此不去做。更不要因此就说炮兵团是保守组织。所以两方面都要研究，如何争取广大群众。
    我再三地跟北京小将讲过，希同志们学习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其中第三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又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象赫鲁晓夫，当然要反对，不能和稀泥。要争取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在这方面都要正确处理。
    八·二三的同志应注意，我读了你们的“评战犯求和”，这是完全错误的，你们把另外一个组织称为战犯，这怎么联合呢？另外你们提了一个标准，三个条件，你们提出用中央五月三十日的四点指示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这怎么行呢？三个条件那些全是叫人家投降，那还联合什么呀！那个不对的，另外炮兵团也的确要检查一下，对待解放军的态度，应实事求是处理。揪赵永夫，我也参加了，赵永夫原是蒋介石的特务反革命式人物，你们一揪赵永夫，就说谁是蒋介石反革命了，对解放军，不管犯有多大错误，要慎重，历史问题要慎重处理。你们要好好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听了谢富治、王力同志讲话后，我很有信心，我希望你们向好的方面走，珍惜我们的每个进步，不要进一步退两步。我相信，云南问题可以由云南的同志在中央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谢富治、王力同志的帮助下来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刚才有一个罗志刚同志讲了不同意见，这是这个会上的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好事。特别是对八·二三有好处，也说明同志们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思想上有觉悟，八·二三同志们决不要因为过去你同意我，现在反对我，变了就恼火了，就讽刺、漫骂，就随便上纲，就把人说成是叛徒，那就不对了，把好事变成了坏事。炮兵团也不要说八·二三不行了，有人起来造反了，不要幸灾乐祸，不要嘲笑，讽刺(方绍红：我们保证不会这样)。那一个同志刚才有点不安，想到要受围攻，黄兆琪，有没有这种危险？(黄：保证不会。)
    我不相信八·二三是铁板一块，不会有不同意见。我看你们炮兵团也会有，这个要说公道话嘛！
    王力：目前有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压不同意见。
    康生:：要提倡这种事，八·二三、炮兵团都要提倡这种事，这是第二个方面。有事多同群众商量，罗志刚同志讲时也不要害怕，你也要有风格，即使围攻也不怕。
    第三，八·二三有好的意见，炮兵团要听取，要尊重解放军，不要因为解放军犯了错误，就动摇了。主席讲的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依靠绝大部分革命干部。你们要学习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对军队的一个通知。解放军是担负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不管那个同志犯多大错误，也不要动摇，要相信依靠，使我们解放军更巩固。尤其大家知道云南是边境，那边是敌人，据我知道，最近，瑞丽有蒋介石特务活动，云南的敌情观点，两方都要注意，美帝、蒋介石、修正主义都会进行破坏，特别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我觉得你们两方面贴两个军区的大字报，揪赵永夫，在街上大贴特贴的。我们建议不要整，对中央文革不利。希望双方有意见，送材料传单。我希望，你们双方达成几点协议，原则问题不能马虎。
    当然，大字报(指对解放军)不要上街，不上街也可以进行批判，不贴那些抓赵永夫的大字报。你们双方都应该清理一下，不正确的口号、标语(王力：两个口号，抓赵永夫，带枪的刘邓路线不要提。康生：“战犯求和”“反革命逆流”也不要提。)
    谢富治：封《云南日报》，去军区静坐，评论员文章也不能定为逆流。如果这样下去，要犯大错误。说收买八·二三也不符合事实，都不要这样讲，河南一提就是御用工具。
    王力：有问题可以揭发，要审查那个人都可以，包括军区可以批评。
    康生：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可以调查，我很赞成，我支持你们调查，可把材料交给中央，但不要随便下结论，相信中央可以判断的，中央会处理的。你们两方都可以调查，历史问题也可调查，但不要到街上贴，轻易公布。
    王力：大字报上街，如果是好人就伤害了好人，如果是坏人给敌人通风报信。
    康生：这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问题，是关于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你们想一个人，一个干部，没弄清，说成是叛徒，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取消，你们云南有没有南开大学调查的？(答：有)有卫东，“八·一八”，我们赞成你们调查，但告诉他们，要经过研究，核实。
    2．双方面都不赞成打、砸、抢，你说我打、砸、抢，我说你打、砸、抢。实际上，我当然没有去调查，也没有去看，但我看双方面都有一点，问题轻重大小不同，既然双方都不同意搞，是不是达成个协议，不要打、砸、抢、冲、抄、抓、坐。(谢：天那么热，坐干什么，在家里学毛著多好。)
    3．双方都要保证，尤其在云南边境，铁路、公路，有没有轮船(谢：只有滇池没有轮船)无论如何要保持不能断，这是国家生产、支越问题，是生命经，象血管，更不能对桥梁、涵洞有所损害。同时重要工厂要保证生产。要抓革命促生产，大概你们知道，具体地说，云南有些特殊工厂、原料，绝不要因为自己内部矛盾而影响，我很担心(谢：特别是做弹药的工厂、光学仪器厂)。同志们不是常常用“誓死”、“鲜血”坚决保卫等，这是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千万不能影响，不能把援越抗美给忘了。今天来的有没有工厂的？)有没有工人？(炮派答：有，没有进来。)汽车运输是个大问题，几千辆汽车不能停下来，支边工人是属那里管？(炮派答：是属交通厅管的。)支边工人几千人，是属交通厅管，你们的任务很大，千万不能争吵。支边、交通、公路、铁路、桥梁、无论如何要正常，不仅不能阻碍，而且要爱护，这才能表现出边疆文化革命的特点。
    4．双方达成协议，不要抓人，你揪我的人，我揪你的人，这样一抓就会武斗，已有那么一个经验了。你们看一看，你们双方要坚决保证，双方或轻或重都有这个关系，不要抓人。保证不出现五·二八、五·二九的武斗。你们双方要监督，要实事求是，要教育战友，不要抓人，不要武斗。
    5．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无论是昆明军区、云南军区以及两方革命群众组织，要严格保证这个问题。两个军区要保证各个军分区不要组织农民，这点同志们骗不了我们，大批农民没有组织是不会进城来，不管两级军区有什么矛盾，无论如何，保证农民不能进城。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必然要犯大错。
    6．最后，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抢夺枪支，特别是解放军、民兵、公安的枪，或者工厂里面的，千万不要动这个东西，动这些东西要犯很大错误。教育我们的革命小将、战友不要那样做。同时，昆明军区，云南军区要说服战士们，坚守岗位，不要离开枪、连队组织，边疆更不能这样做。告诉同志们一个经验，××军区的战士因两个组织的矛盾影响到军区内部，有的战士把枪丢了，纷纷跑到北京来。这实际上是受蒙蔽的，这就完全不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领导的解放军了，这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在北京可能听到我们很严重地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一个省，省军区这方面的人，或大军区直属的人，也有到北京来的，你们也可以注意，要教育说服，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
    总的，我提六条，这六条看大家赞成不赞成。既然大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它是是非非以后可以谈。先把这六条做到，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你们不同意也可以(炮兵团、八·二三代表异口同声：“赞成”并鼓掌)，那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还有一条，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嘴说容易，实际行动是困难的，希望你们做到。今天大家在这个房子里鼓掌，以后还要看大家在实践中去做。
    （来源：《九·一四战报》第二十三期，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主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另一个版本：
    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地区“八·二三”和“炮兵团”部分在京人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康生、谢富治等同志接见了昆明“八·二三”和炮兵团部分在京人员，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同志，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同志，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同志。〗
    康生同志讲话：
    ……
    八·二三的同志有一些好的意见，炮兵团也要听，要尊重解放军和军管会，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但不要因为有人犯了错误就动摇了三个依靠，要学习去年12月30日关于军区的通知，中央对解放军是怎样讲的，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支柱，不管什么人犯错误，也不能动摇相信群众的信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前进，特别云南是边疆更应该注意，据我知道，蒋介石特务活动很厉害，云南的敌情观念都请大家注意，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因此我接着讲两方面在对两级军区的大字报最好写信、送传单。在街上大贴特贴，这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利，所以我建议双方能达成协议，当然原则的问题也不能不讲清楚。
    1．大字报不上街，那些抓赵永夫的大字报、两个口号都不要上街，抓赵永夫和带枪的刘、邓路线都不要提，也不要提战犯求和（谢：反革命逆流）另外说军区收买了八·二三也不对，也不符合事实，这些话不要讲，那些不正确的标语口号不要上街，但也不要放弃原则，特别对军区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中央反映，你们不是讲张子明、李成芳、胡荣贵有历史问题，可以调查，但不要随便下结论，应该把材料交给中央，黄兆琪方面不是在调查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批评，历史问题也可以调查，但不应上街去贴，这不是一般问题，他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一个干部确实没有搞清，就下叛徒的结论，就等于把他的政治生命取消，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不是有在云南的吗？做一些调查，经过核实再做结论。
    2．双方都不赞成打、砸、抢，你说我，我说你，我们也没有详细调查，我的看法是否双方都有，只是轻重而已，双方都不赞成，是否达成—个协议不要打、砸、抢、抄、抓还加一个坐，就是静坐，天气多热在家里坐着看毛主席的书不是多好，这一条我看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3．双方都要保证铁路、公路安全通车，这是一个生命线，无论如何不能断了，更不能把桥梁、涵洞损坏，双方要达成协议，同时重要的工厂要保证“抓革命，促生产”，大概你们知道，云南有一些特殊的工厂、有一些援越的工厂，不要因为内部的这个问题，影响了这个问题，我很担心这个问题，你们平常讲，誓死保证，用鲜血保证，我看这也应该保证，不要忘了，要千万记住，看了名单今天没有工人来，汽车运输无论如何不能停，几千辆运输在边疆有一些支边的，你们的任务还比较大，无论是干什么都要维护正常，不但不能破坏而且要保护，表现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要抓住边疆文化大革命的特点。
    4．双方都不要抓人，你抓我的，我抓你的，看起来就会武斗，双方保证一下不要抓人，保证边疆不要再出五·二八、五·二九的武斗，有这样的经验，双方是不是保证。双方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实事求是的教育战干不要抓人，不要武斗。
    5．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无论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双方都有个保证，两级军区要保证各军分区武装部不要这样干，采取这个办法就要犯严重错误。
    6．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去动枪支，无论是解放军和民兵，公安局的、工厂民兵的枪要好好地放好，不要动用，如果动用了，就犯很大的错误，要教育革命小将，革命战友。同时，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要反复教育战士坚守岗位，离开枪，离开连队，离开边境，就更不对了。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教训，由于两方的矛盾，有许多战士，丢了枪支，跑到北京来，战士是受蒙蔽的，而有些干部也是这样，这完全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领导的解放军，不要这样做，在北京你们也可能听到一个省，有个省军区和大军区的人也有到北京来的，这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应该说，有这种现象，就应该教育、批评。
    总的说来，就是第一，大字报不要上街，第二，双方不要打、砸、抢，第三，双方要保证铁路、公路、桥梁、涵洞不受损害，第四，双方不要抓人，第五，双方不要组织农民进城，第六，无论如何不要动用枪支。
    我讲了六条，看大家赞成不赞成，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样，我也相信你们能解决，我先问一问能不能？（大家说：能，热烈鼓掌）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不过要听其言，观其行，讲容易，做就难了。
    谢副总理讲话：
    我们完全赞成康老的讲话，是不是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学好，不但要学，而且要用。把最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最近转载的《文汇报》的社论都要学习好，这些文章现在全国造反派都在学。康老讲的这六条，多研究一下，学习一下，把这些事都给家里打个招呼，发动家里的造反派都来学。云南的问题，还是通过云南的造反派解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当然，中央文革小组也可以提些意见，不过最后还得自己解决，最后还得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文革也很清楚了，那天我们回家去就上班了，今天就不要继续讲了，你们谈来谈去，就是这么多话，要多做自我批评。中央也要解决，军队的事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都要解决的，会帮一些忙。你们两方都不要讲了，以后再讲，你们自觉都拥护康老的六条，先把要做的事达成协议。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不要继续讲了，双方可以商量一下，如何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方案，中央解决云南的问题，都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决的方针、政策要同家里打个招呼，和家里通个气。你们也不完全能代表大家嘛！不再说啦，我们说的已经很多啦，希望你们还可以在大的方面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也可以由家里提大家讨论，可不可以这样，主要的观点现在都摆出来了，关键是如何解决。刚才看了讲的六条，是不是还加一条，“共同斗争刘、邓、陶。”共同对敌，斗争刘、邓、陶、阎，在斗争这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谢富治：
    当前要把这个革命推向前进，革命到了一定的时候，革命群众组织占了优势时，要把文化大革命指向更深入的阶段和更高峰，只有把革命的队伍联合起来。在革命初期，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现在要使革命前进，必须解决联合的问题。对两派处理不适当，会有很大危害。
    王力：
    自我批评的，主席就信任了，死不作自我批评的，主席就不能信任。
    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重要口号都是毛主席提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有没有，毛主席也讲过，从上到下都有这样一种反革命复辟逆流，那时是二、三月。
四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拥军是使革命小将懂得如何处理好对待军队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对待军队，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只要我们领导上加以引导，是能够做到的。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坏家伙暴露出来了，根据苏联的教训，必须发动群众打倒他们，另一方面革命派过去受排挤、受打击，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受压制打击的革命小将、中将、老将解放出来。如果不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被这些人打倒，被关进监狱里去，被整黑材料打成反革命，被杀头。同志们我们要有鲜明的爱和憎，因此，凡是反对刘、邓、陶、李、阎的，就要保护他们，谁伤害他们都不允许，一定要有鲜明的爱和憎。这次我们工作团，毛主席说一定要组织小将参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体现这个方针，凡是反对刘、邓、陶、李、阎的，揭发他们的人，要重用。不要有框框，不要受年龄、资格、级别的限制。我们的年龄大了，总要有人接班，对革命小将，要大胆使用，要教育，培养他们，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红卫兵现在当省委书记不行，当大学校长也不行，要有个成长的过程，要好好培养他们，对他们的缺点要批评，但不能伤害他们。
    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相信和依靠开展的大多数在二十三条里边也就提了，是与刘少奇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同刘少奇一直作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八·二三”派代表时的讲话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富治副总理，总参作战部部长成学俞同志，贵州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同志等首长，于1967年6月30日下午3时10分，在昆明接见了我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26名代表，作了重要指示。〗
    谢副总理说：“同志们！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战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成学俞同志，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同志。还有中央文革的同志以及井岗山、北航红旗小将，也都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也来了。来向你们学习。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统帅、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向在座的同志，八·二三派、炮兵团派以及云南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们几个人也是‘三结合’，也是老中少。这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倡议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临走时，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很健康，林副主席也很健康，你们所关心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身体也很好。”
    这时，黄兆琪心情激动地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
    谢副总理接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受了八·二三、炮兵团同志的问候。”“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当然，我们也了解一点情况。在北京时，我们接见了八·二三与炮兵团的同志，接见了几次，最后康老讲了话。我们到了昆明，在军区开了几天座谈会，昨晚上很高兴看到了你们八·二三很好的一个决议。已经全文发到了北京，毛主席已经看到了。你们八·二三的同志要跟炮兵团搞联合，搞团结，要进行整风，我们很高兴，这几条意见是很好的。”
    谢副总理说：“两级军区现在也是抱这个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解决大联合问题，团结的问题。今天来向同志们学习，听同志们的意见。”
    谢副总理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你们创造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先例。这几天看来是有条件的。我们到云南来，你们是主人，我们也是主人，首先你们是主人，不要拘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讲。”
    接着，杨树先同志开始汇报。他首先代表昆明地区八·二三派全体战士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余立金同志、成学俞同志、李再含同志以及井岗山、北航红旗小将。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无限关怀。我们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康生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六点指示。接着，汇报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谢副总理说：“可不可军队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你们不要去参预，军队在‘三支’上是肯定要参预的。但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去参预。军队院校也不要参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你们11·8、11·7，两派都联合起来嘛，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当汇报时检查了我们对待保守派组织工作做得不夠，压的时候多些。
    谢副总理接着说：“你们要多作自我批评。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也作了自我批评，批评很严格。老将作自我批评，你们小将也要作自我批评。”
    “你们在北京时，我看有点骄傲，所以，我们对你们批评多一点。我们给炮兵团说：你们也不要翘尾巴，不要以胜利者自居，否则犯错误，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毛主席在延安就说过：要多作自我批评。我们请北海红旗的小将给炮兵团做工作去了。”
    谢副总理说：“我们只是给你们煽了点凉风，只是一点凉风，不是泼冷水。”
    谢副总理接着说：“机床厂压保守派的教训好。即使是联合了，若是压又会压出一个组织来。”
    谢副总理说：“去年毛主席写了信给清华附中，写的信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但他们就是不听，搞什么红五类、黑七类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而，变成联动。”
    当汇报到有关干部问题方面的情况时，谢副总理说：“毛主席对干部一向很爱护，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站出来的干部，只要敢站出来揭刘、邓、陶、李、阎的人，不管他们过去有多大的错误，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要支持。”
    谢副总理还说：“我们临走时，毛主席指示，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的，有个过程，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汇报到现在，街上照样出现“打倒张×× ，李××！”等的大字报，他们仍不执行康老的六点指示。这时，谢副总理说：“别人揪了，他被动，你们不要针锋相对的去反对。你们不揪，在政治上就主动了。”
    当汇报到联合问题时，谢副总理说：“我有一个想法，下边每个单位，如工厂两派联合起来后，上面给谁挂勾呢？黄兆琪同志答：“上边也联合，上下一齐一起联合。”李再含同志说：“先联合，有个过渡，后再成立革委会。”
    谢副总理说：“先由八·二三、炮团兵联合，过渡一下。”
    谢副总理说：“一搞‘三结合’，力量就强了。有老中少，不一定要中央批准，关键是你们自己批准，即是造反派，革命群众，军管会三方面批准就行了。”
    谢副总理说：“现在联合了。但到成立筹备小组时，还会出现问题，争席位，争名额。”
    谢副总理说：“不要到处请客。北京成立革委会时，请了很多客，我都作了检讨了。”
    谢副总理最后说：“改变昆明的风气，掌握大方向。不仅不武斗、不打架，就是宣传车、大字报、大标语的仗也不要打。”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九时──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凌晨一时十五分。
    地点：昆明某地、××招待所。
    九点零五分，谢副总理等进入会场，与代表们一一握手，然后一一点名认识。（代表们热烈鼓掌）。
    谢：我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派来的，井岗山、北航红旗的四人也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来云南了解情况。 首先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向炮兵团的同志、向全省的革命人民问好！代表我们九位同志向你们致敬！（热烈鼓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派我们来，这次是按领袖指示的“三结合”……来这里是向你们学习的。临走时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身体很健康。（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临走时也见到了林副统帅，他身体也很健康！（热烈鼓掌、呼口号：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临走时也见到了恩来，江青等文革小组的同志。
    主席告诉我们：云南的事情依靠云南的广大革命群众解决，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今天我们跟你们商量，怎么解决?是否这样?
    （李毅汇报情况、讲到二月份上京谈判问题。）
    谢：你们前次上北京的有没有?（李毅：有周继文……）。
    谢：（这次）北京的还没有来？（李毅：没有来、今天来。）打电话叫他们来，炮兵团的统统来。
    (李毅继续汇报，讲了归口服务站的问题。4.11，4.13、4.23、方向东就4．23大会社会的问题情况作了补充。)
    方：我们再次促进两方面的联合。我们也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为9．14的争论我们很不服气。我们也提过一段时间复辟逆流……。我们不发了。（“指六月提纲”）
    谢：我们今天在南屏街还看到下面是“五月兵变”。上面是“六月提纲”。
    马庆波：运动的阻力是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子明搞支左要负主要责任，很多东西要他承认错误的。……
    谢：下关的情况怎样？
    李毅：已一个多星期了，我们提出、军管会不管。
    （我们有办展览的，还有分团在那里，我们去的—个常委到下关就不能活动了。）
    方：我们有无政府主义。这次去下关，兵团没有派，是下边自己去的。
    冯：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是很多的，组织纪律很差。
    谢：上次到北京不是说新云南的组织较好吗？
    （我们老老实实归口，新云南解散了。）
    方：对军管的态度问题，由于李、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有的军代表下来，我们的态度不好。“六月提纲”我们同意帮助宣传的。归口服务站，张子明及其朋友未能很好引导，而是别有用心地拉一派打一派，……开始分裂很痛心，上次矛盾上交了。今天，又是毛主席操心我们没有搞好云南的文化革命，我们是犯罪的……。
    （李毅：有的提得不适当，但有很多事实)（5月9日──指第一篇评论员文章)
    李湘：再谈师院5人小报的问题。
    李毅：要解决云南问题，干部亮相问题很重要。刘林元死了。谢副总理曾说过刘是好同志、但叫他担任云南工作胜任不下，（谢副总理点点头）。赵健民贴了三张表态的大字报，就被严密监视集中火力打，三部电话机只剩下—部，还要拆，不能跟中央汇报。省委“红光”是十足的保守派。周力原来是山西决死队的，李成芳的部下，李要他负责省委总部工作。现在是干部站出来一个打一个，即使是该打倒的，也允许他揭问题，给出路，但一个个被打成三反分子。
    谢：是否有这种情况？另一派支持站出来的，你们要搞。
    李毅等：没有！我们只打倒周兴，他们8·23也喊要打倒了。
    李再含：所有参加干部联络站的都斗吗？
    孙亮：基本上是这样。
    （李毅等：除了李清祥较高以外，其它都是厅局长干部。）
    （孙：正式十二人，常联络九人，他们要求首长接见，汇报工作。）
    方：省委、省人委有两派。
    孙：但有些是否造反组织，还值得考虑。
    李毅：到现在还在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最近又提出张力雄、朱家壁……
    孙：文化革命中的很多反革命案件，是跟军区有关的。有一案件李成芳批了，还要黄兆琪批，5·26反革命传单先说不出去，但还是让八·二三搞出来了，还说公安厅要配合云南军区搞兵变。
    李毅：还说三天内要改变总医院(43医院)的观点，与附属医院一样。11·30被逮捕的杀人凶手，捕后交军管会，又放了。出来还戴大红花上街呢！市公安局的枪要收掉，是否中央有指示？
    谢：你们今天工厂来的很少，大都是学生。
    (答：来了，7321厂的)
    谢：（对坐军区大门口一事）派两个代表行不行？
    （答：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谢：工厂在什么地方？（答：西郊）
    杨凯：（八·八战斗队）罗世光揭了问题，现在八·二三的陆续回来了，不给他钱，还斗了他五小时。
    谢：现在他在什么地方？（谢副总理很重视）
    杨：我们已把他接过来，一两天就会从北京启程了。
    谢：同志们！我看武斗的问题，按康老的、实际是中央的六条。要两大派协商解决，看谁站得高，谁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希望你们两家宣传中央六条通令，把武斗停下来。两派不武斗就无所谓制止武斗了。
    杨：准备明天传达中央指示。
    方：（与八·二三）没有达成协议，北航的同志来说了一下，我们提出是否双方联合整风，未同意。
    谢：（问沈）你们原来只有一派吗？
    沈：我们1月23日夺权后要搞“三结合”。
    谢：你们不要军管更好嘛。
    沈：现保守组织复活了，原来有500多人，后自己瓦解留下六、七十人。由于李成芳作报告后，军代表来了180°转弯……。
    谢：那好办。
    李再含：你们占优势，好办！（对物资局的问题）
    （答：不行，他们已参加了八·二三）
    谢：（问杨凯）你到北京反映了些情况回来，应该有个方案了嘛！你谈这些。
    （共宣一人提到要顾全大局、要容忍，多检查自己，不要多责怪别人。要讨论能否联合、如何联合的问题。当谈到应开展全市性大整风，狠搞“私”字时，谢副总理点头赞成。）
    谢：今天上午跟8·23讲了点意见，军队的事情，支工、支农、支左、军队内部的问题，他们自己去搞。不要参与你们，你们也不要参与别人。这个意见在北京，江青同志就提出过。军队回军队、学校回学校。
    （答：可以，首先学生联合）
    沈：根据情况，工人还会比学生先联合。
    众：我们赞成，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地归口。
    （杨凯谈到我们轰的，他们要保，这是原则问题时。）
    李再含：先联合，联合起来就好办了。
    李毅：我们希望尽快跟八·二三达成协议，希望李政委大力协助，改变立场。
    谢：风格要高一点嘛！首先是大家联合起来，批判、彻底批判，彻底肃清，把他们肃清。革命派内部要实行大联合，特别是你们革命派占优势，更有联合的条件。所有的同志都要为革命大联合贡献力量。这是伟大领袖提出的，要我们联合，这是大联合，有了联合要搞“三结合”。干部站出来，我们是欢迎的，不要站出一个来就打。我们支持干部起来揭露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正确的。你们两方达成协议嘛。不仅是昆明，全省影响的地方，都要把武斗停下来。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要整风，最近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这是解决我们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要解决，首先要批评自我批评，特别要自我批评。昨天是开了会，开到3、4点钟，李成芳他们两级军区作了自我批评。他们（北航的）很受感动，说这个问题，我们要向老将学习。解决内部矛盾，象康生、江青所说，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今天找你们商量，相信云南两千万人民。三相信嘛！相信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是在北京解决。四川解决一个成都，还是解决一个重庆，希望把这个问题下面解决。按毛主席的意见，要由云南几十万人民解决。主席认为：云南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很好的条件。希望你们在全国作出一个很好的范例。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帮不了多少忙。
    李毅：我们坚决按首长的指示去做。
    周继文：（念一份紧急呼吁）
    谢：这个意思是很好的。（指周继念的呼吁）
    谢：（问前哨代表）你们去工学院打？
    李毅：这是污蔑，他们(8．23)抓人划押。
    谢：只要双方都高举毛泽东思想，都有批评、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就好办了。
    方：这是最高指示。还要相信八·二三的广大战士。
    谢：对！
    李毅：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张子明就不相信他，要把他踢出军管会。所谓军管会的公开信，不相信就是军管会全体搞的。
    红代会一人八·二三、炮兵团战士相信是可以联合的。但有人在幕后捣鬼，只要把昆明军区李成芳、张子明的问题搞清楚，要联合是容易的。李成芳以前是拉八·二三打炮兵团。结果愈压愈强，后又在炮团内拉一派、打一派，近来吹捧方向东便是。
    谢：今天的会是否继续开下去？
    李湘：关键在于如何监督贯彻执行。（谢点头）
    谢：今天是否散会啦？
    （散会）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富治接见驻昆明部队时的讲话
    我们这次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几位同志来的，包括红卫兵小将同志。我们是来向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群众学习的，来当小学生，也来了解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根据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对云南文化大革命作一点了解。
    我们来了好几天了，了解了一些情况，熟悉了一些东西，但很不够。
    首先让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呼）我代表所有来的同志，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敬礼！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非常之好！（鼓掌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云南情况了解很多，对云南的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非常关心，非常爱护，所以这次让我们来看看同志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只是代表伟大领袖对云南的广大革命同志问候、致意和关心，把看到的问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三相信，三依靠来解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云南文化大革命当前形势很好。要把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把他们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南来讲是李井泉，在云南来讲是阎红彦，必须彻底把他们打倒！彻底肃清影响。我们要高举批判的旗帜，把他们搞臭，打倒，肃清他们的流毒。
    当前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革命派内部分歧。我们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对准刘、邓、陶。我们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教导办事，推向革命大联合，推向革命“三结合”。
    云南的问题要自己解决。我们已与两级军区党委开过会，也与八·二三、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交换过意见，他们都表示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他们愿意自己来解决问题，本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同志们：我们军队的指战员同志们，我们都要为批判刘、邓、陶、李、阎作出贡献。为革命派的大联合作出贡献。（呼口号）
    军队担负着伟大光荣的任务：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云南是边疆，我们要警惕着美帝国主义。越南人民给予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没有承认最后的失败。随时要挑起扩大这个战争。另一方面，今天昆明示威游行，缅甸的反动派搞的反华、排华，也是一个斗争重点，云南的军队面临着对美帝和反动派，还有修正主义斗争的严重任务。军队一方面要支左，一方面要警惕外来的敌人。
    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的指示，按照军委，还有我们付统帅的教导，我们军队要稳定才好。内部的事情内部来解决。
    这几天。我们与“八，二三”炮兵团的同志商议。
    我们军队支工、支农、支左，这是要涉及到广大的群众运动，这样对军队经过锻炼，经过考验是必要的，很好的。
    军队内部的文化大革命，靠军队内部解决，我们可以向地方学习，但是地方可不可以考虑，因为江青同志在北京也讲过了，地方不要干预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军队正面教育的同志呢，也不要直接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是和同志们商量，首先是同两大革命左派商量，也是和在座的军队同志商量，因为在北京江青同志提过这么一个建议，今天也可以和大家讲—下。
    我们今天是来看看大家，把我们伟大领袖向你们问好的意思传达一下，没有什么要讲的。我的话完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副总理接见昆明地区部分军事代表时的讲话
    下午六时至十时半
    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我想讲三四句，都是老话，但老话要经常讲，反复讲。
    一，搞军管的同志们在目前错综复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时时刻刻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线前进，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所左右这个大方向。无论怎么干扰，也不能离开这个航线。
    二，军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没有经验。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不能不管，有些地方可以不管，不可不管，不可多管，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应该管的单位是关系国计民生，而左派又不占优势的，影响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如果不是属于国计民生，或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我们就可以不管，实行军管就是多余的，像省委办公厅实行军管干什么。
    三，军管是没有经验的，进入工厂、机关、企业，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支左问题，刚才×××同志讲的好，谁是左派要有一个识别考验的过程，还有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左派的问题。一个单位，情况可能很复杂，有的一个单位一个左派，有的两个造反派，那里的表态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要有调查研究的态度，不能随便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支持，因为我们要求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到那里去。有些搞不准不一定表态，因为左派不一定要哪个批准，北航红旗哪个批准了，他就是很好的造反派嘛，听说有一个军工厂先去一个宣传队，后又去军事代表，以后又去一个宣传队，又有驻厂的军事代表，他们各支持一方，随便支持，没有经过任何人讨论。我记得北京卫戍区也到了很多工厂，他们很谨慎，在厂内外他们作了很多调查，支持的都经过北京市革委会、工代会、红代会大家讨论大家公认，有争论的放下来再调查，第一批有十八个厂，有争论的—个，第二批二十个，有争论的两个，他们又去调查。你们去几天，就支持一派，采取不慎重态度，这个问题要由各方面讨论，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决定一件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去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们到云南了解情况，来云南学习，在可能情况下尽一小点力量帮助同志们，这是很有限的，主要是靠云南同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路线去解决，要创造一个有利的气氛和条件，造反派要创造这个条件，军队也要创造这个条件。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思想去做，不要听信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小道新闻，流言蜚语，甚至用个别造谣来制定政策，那是非常危险的。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要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处理问题。现在两级军区党委有了解决问题的愿望，两大造反派有了解决问题的愿望，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个愿望作出贡献。现在气氛有时好一些，有时坏一些，今天中午接见时的气氛就不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谢富治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编者注：文中“我们”为谢富治与王力。〗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今天这个军队的会议不算，已经开了七次会议了。就是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开了七次座谈会。短的三点钟，多的六小时，一共开了七次了，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两大派开了三次，每次大概也是少的五、六小时，多的八、九小时，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已经开十二个半小时了，除了一小时吃饭外，整整开了十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我们这次听了很多意见，了解了很多情况，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这次我们来，确实是来当小学生的，主要是听，多听，主要是来学，多学。这几天也讲了一些话，每次会议都讲一点，我们几个人都讲了。在各种不同的会议上，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讲的，没有在一起讲，但是要讲的话，大体上都讲了，今天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讲了。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今天因为有这么多的干部到会还要再说一下，就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们临走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谈了一下。过去关于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也有过指示。但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性质的任务，那还是最近主席把它彻底讲清楚了，完全把他原来的打算说出来了。就是军队通过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使干部战士得到教育、提高和锻炼，以至于考验，改造。使军队的干部在这一场考验中间亮相，看看谁正确，谁错误，谁比较正确，谁的错误多一点，谁的错误少一点，以至于发现个别少数的坏人。因此，所有的军队都要担负这个任务，我们毛主席最近还决定中南海的警卫团要抽人出去支左、支工、支农。我们的军队和每个人都要在这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教育、锻炼、提高、改造，以至于考验。这对我们军队来说，是一件大好事，每个人都应经受一次考验。这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所以困难很多，矛盾很多，我们大家都要积极参与这一场战斗。既要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做出新的贡献，又要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得到锻炼、考验、改造、提高，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席在我们来云南的时候，一个礼拜中谈过两次讲到这个问题，把他原来的意图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就是最近才讲的，讲的透透的。就是要军队，连中南海的警卫营警卫团都要去。使部队得到考验，看看谁正确，谁错误，谁比较正确，主要是干部。另外个别坏人，比如赵永夫就暴露出来了。
    第二、要说的也是老话，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搞什么，永远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我们就是要把那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把他们那些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彻底打倒，彻底的肃清。这是个大任务。在整个斗争中都要贯穿着对这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斗争，这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主要矛盾，办哪一件事情，处理哪一个问题，都不要忘记了这个根本任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离开了这个东西就离开了航道。毛主席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我们每时每刻做每件事情都不要忘记了。在这样一个大任务下包括本单位的斗批改，在西南，在云南，在边疆省分，要彻底批判刘、邓、陶、李、阎、肃清他们的影响，这个意义特别重大。可是你在昆明一看，从形式上看，从这几天的汇报来看，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够，都去搞内战，这样就很不好了。我看我们不管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要紧紧抓住这个纲。这是重复说了。
    再就是抓住这个纲搞革命大联合。革命已经搞了一年了，现在云南的群众，特别是昆明地区，左派占了优势，联合起来力量就大。
    为什么讲这次在两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呢？因为这一个错误是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这就不利于左派队伍的联合，这就违背了当前主要的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总之是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多数的。
    革命的大联合是我们毛主席提的，团结多数是我们毛主席一再教导。要由大联合逐渐地推进到革命的“三结合”。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了。要逐渐地把军管会的权交给群众，造反派，站出来的革命干部，要搞革命委员会。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企业，一时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可以成立筹备小组。要逐渐地把军管会的权收缩。军管会就是为了不要军管会，军管就是为了不要军管。昨天我说了，凡是不重要的，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一概不要军管。凡是左派占了优势的，不要军管。只有那个地方是几派对立，又是关系国计民生，天天打架，生产根本不能维持，要去管它几天，除了这些地方，你都不要管。那个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天天在打架，你让他去打嘛！他反正又不生产大炮，又不生产机关枪，又不生产大米，又不生产什么，他高兴去乱你就让他乱嘛！那有什么坏处？何必要去军管呢！
    然后就是到本单位去斗批改，完成斗批改，这都是大方向。
    我们要坚持大方向，每天千千万万的现实的事情多得很，我们要坚定地掌握大方向，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事物，那些现象来干扰。从“左”的、从极“左”的方面干扰，从右的方面干扰或被打架等什么事物来干扰，甚至被那些假情报来干扰。刚才我们看了你们报告电线厂多少人打架，打死人呐！我们就马上派了几个人去看，去一看，根本没有那回事，不是那么严重，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讲得不得了啊！讲得不得了呀！不得了呀！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根本没有那回事！你那个支左办公室，老先生呐！我看也是这样！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干扰！天天来干扰，搞来的是不准确的消息。不坚持大方向，不争取主动，就是被那些错综复杂的现象来干扰。坚持大方向这一点要坚定。不要上当。
    第三、我们讲一下云南问题的解决。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大概很短时间我们就可能离开昆明。（解决云南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地解决，一种是解决不了。当然，我们是争取解决。昨天给“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讲了，我们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云南的革命同志们的关怀带着来了，也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也带来了主席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希望。我们对他们两派讲了，我们要马上返回北京。你们对主席的关怀、问候，对主席的交待，云南问题就地解决，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如果我们回到北京，我们要是空手而回，这也好像是不好汇报的，是不是要有点成果?所以这两派，每派来了十五、六人都是他们的头头。昨天会议开得比较好，大家都敞开思想作自我批评，都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计划，一些方案，也还比较诚恳。当然，这些头头们，要想把各自的十万八万人或二十几万人都代表了，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愿意联合，不愿意打内战；吵吵闹闹，总是少数。所以从我们给他们开的三次会议来看，每次会议都有进步。看起来，他们都还有希望，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广大的革命群众。
    但是，关键目前是在军队。我们是三相信三依靠，群众是基础，但是目前解决问题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所以我们这次的力量主要是做军队的工作，了解情况比造反派那方面花得时间长。刚才讲已经谈了七次了，今天算是第八次了。昨天那个大会不算，要算是第九次了。那个大会是我们讲话，是我们向群众汇报。冲击会场就是了，学了一点东西，看了一点表演。军队方面我们听取你们的意见多，有了个好的开端。那次两级军区的党委会，很多同志，×××同志，陈康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那个会议开得很好，主要是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一出来就糟了。又出得不好，当然也没有什么。今天李成芳又作了检讨，我同意刚才再含同志的估价，欢迎这个批评，欢迎这个自我批评。
    既然关键是在两级军区，又特别是大军区要负领导责任，要多负些责任。所以，军区今天在座的同志责任是比较重大的。这是主席交给我们、交给你们的的任务。你们有意见，今天充分的提，以后下去还可以提。这个是好事，应该允许这样做，过去这样做的不够是不对的。但是，所有同志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只有批评，不是简单的只有埋怨，而是采取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不仅只有批评，而且还要有自我批评。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但有主要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团结的愿望，解决问题的愿望。这一条是非常要紧的。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主席的教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甚至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批评可以很尖锐，可以经常搞，比如今天，如果大家对李成芳的检讨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还可以检讨嘛！还可以批评嘛！
    但是有一条，我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不仅是在我们军队本身，对小将们也都讲了。昨天的谈话，好几次谈话，我也讲了，就是我们对于形势的分析，搞批评，不要随便上纲上得太高。上纲，不应上那么高的纲，你给他上那么高，结果就不利于解决问题。应该上的纲你没有上，也不对。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小将他一个问题就会给你上纲，上得很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原谅他们，我们要诱导。我们老将，我们中年人，就不能那样。
    批评还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在一定范围内批评，不是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拿到群众里面去，特别是拿到各派中间去。这是不是保守思想呢？是不是内外有别？当然有些检讨是可以公开的，比如我建议将来李成芳你们写一个东西公开出去，那是准许的。有些东西可以公开出去检讨；但往底下传达的时候，没有个成文字的东西，就不能随便传达，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真正形成了文字的东西完全可以拿到群众中去，因为这些缺点错误都是人民内部问题嘛！完全可以公布嘛！但是要统一，要有个文字的东西出去，不要你又讲一点，我又讲一点，各取所需，那就把问题搞乱了。
    我希望今天在坐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三十七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为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作出努力。不管过去有多少错误，多少缺点，多少问题，都要为当前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全国将近三十个单位，如果再加上某些大城市，就将近四十个单位，都要拿到北京去解决，那得要多少力量？而且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现在全国只有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也要拿到北京来呀！最近山西就到了北京嘛！恐怕黑龙江还是要到北京来的。至于我们北京的革命委员会那是经常在中央开会、讨论的。云南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特别在昆明来讲，左派占优势。就犯的错误来讲，也就是支持了这个左派，没有支持那个左派，或支持那个左派不够。现在有别的地方，军队犯的错误比这个严重，他就是完全支持了正正当当的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压制了造反派，取消了造反派。野战军也在帮忙，好几个省，好多个省都是这样子的，不是一个省。他就是完全扶持保守派，把造反派取消，把人抓起来。而且发生大规模武斗。反夺权，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云南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你们昆明也不是，无非就是这个造反派多支持了，那个造反派少支持了，或不支持。但是，我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不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不严重的，发展下去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再过一个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就变化了。也要起变化的。所以，现在云南的条件比较好，军队也比较多，犯的错误也很严重，而且后来这种苗头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些错误总的是在这种范围里面，还走得很近，就回来了，这个路才开步走，就回来了，所以就要趁早解决。我们开了会以后，大家不要去专门批评了，不要加深。
    我现在看到军队机关还有点问题，我还有点关心，不大那么稳定。昨天开会那个会， 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啊呀，我看冲会简直有点生气，这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地方是西南国防重地，军队不能没有纪律，军队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提建议开个会是可以的，有意见可以提，但你不能这样搞，不能这样搞，大家要重视，把军队稳定下来。国防这件事情中央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关键是干部，关键的关键又是在座的干部！要带头！军队不听招呼，可麻烦呐！一个内蒙古两千多人到北京，后来没有别的办法就动用武力。军队要进行教育。进行革命的教育，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进行仇恨刘邓陶李阎的教育，进行阶级教育。同时要进行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律性的教育，部队要听指挥。各级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提意见可以提，但是要听指挥。我们外交部的造反派是很厉害的，那些翻译都是造反派，天天要打倒陈毅，但是接见外宾时，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给陈毅当翻译。要守纪律，部队不能这样没有纪律，完全没有纪律不行。机关也是一样，机关不能去影响部队。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内蒙古，一个是四川，山东也有一个时期，别的地方也有苗头。内地还不要紧，云南就不能这样子。特别是云南的两个军，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军队要支持闹革命，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造反派，这要明确坚定，但是军队要守纪律，不能随便没纪律。
    前天我给造反派讲了，他们很赞成这个意见。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完全是遵照毛主席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这对军队有很大的好处，这是应该介入的。但是军队本身的文化大革命，地方不要参与，地方学校我们也不要参与，我给他们两派协商，他们两派赞成。听说第一次接见“炮兵团”就有三个解放军，五个，第二次接见就没有来了，解放军主动没有来了，要给他们分开，这就很听话嘛！不介入，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我们学校、机关、搞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这是在北京江青同志提出来的。地方不要介入军队，军队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军队也不要到外面去，去找支持。可不可以这样商量？军队也不要参加到地方里面去，这是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不一样的是两回事，那个不参加还得了呀！那不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吗？这是讲军队搞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讲的是这一部分，文工团呀，体工队呀，什么学校呀，你们不要去参加人家。人家也不要去参加你们，自己搞就是了。当然接受人家一点经验也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去参加，两边都不要去参加。协商嘛，这样对军队有好处。我给八·二三、炮兵团协商他们赞成这个办法，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军队的同志也可以和他们协商，但是也不要下命令，下个命令不顶事，我讲的也不是命令，只是和你们商量，商量通就做，商量不通就拉倒，最好是商量通，这对军队有好处。
    今天就没有别的事了，都讲完了。我觉得今天我和刚才几位同志讲的都不成熟，不要到外面去到处宣传。你去一传达，明天又不知出几张什么大字报，又是说某人讲的几点，各取所需，简直是毫无根据的，你没有那回事，他都可以给你贴几条。如果你讲十多二十分钟，他就可以给你贴十来八条，简直多得很的，恐怕越搞越搞成习惯了。
    军队里不要被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问题来动摇我们掌握大方向，不要被那些流言蜚语，甚至是造谣，小道新闻，甚至挑拨离间，来左右了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关系。许多消息非常不可靠，我们就信，昨天有人讲了什么“信”？ 造、传、信，过去有逼供讯，它不叫逼供讯，叫造谣、传说、相信。就是流言蜚语，造谣，小道新闻，可就信了。如果把这些当作自己政策的出发点，那就非常危险。
    没有什么别的话讲了，完了。
    （热烈鼓掌）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谢富治王力在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上的讲话
    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盛大集会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成学俞等同志与革命派代表亲切会见
    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李再含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晚，昆明东风体育馆)
    说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李再含同志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谢富治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还有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同志，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志，包括北航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要我们几位同志到云南来，向云南的所有的革命同志们包括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到这里来向你们学习的，向你们当小学生。当然，我们这个学生也是一个很不好的学生。
    首先，请同志们让我们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向在座的全体同志们，战友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好！同时也代表我们几位同志向在座的全体同志们和战友们致以热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到云南以前，到了我们伟大领袖那里去请示了，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我们伟大领袖的身体非常好，非常健康！我想到同志们听到这一个消息是非常好的消息。我们又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们还同时见到了党中央的许多同志，你们大家很熟悉的周恩来总理，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同志，身体都很好。
    我们伟大领袖对云南的革命同志们，尤其是革命小将同志们是非常的关怀。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对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非常关怀的，也是非常了解情况的。
    同志们，我们到云南昆明已经一个礼拜了。这一个礼拜开了十几个座谈会，短的三、四个小时，长的是十二小时。我们在这十几次座谈会中间，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知道了很多情况，了解了很多的问题，给予我们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这次来时间是比较紧的，大概我们很快要离开昆明了。在这中间，我们知道，我们开始了解了一些情况，带来了我们伟大领袖给予昆明的革命同志们的问候，带来了伟大领袖的关怀。但是毛主席也给了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和愿望，就是云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要相信云南的两千多万革命的广大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就是我们伟大领袖告诫我们的三依靠：依靠人民，相信人民；依靠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就是说云南的问题完全交给云南的广大的革命同志们和云南的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自己来解决，自己来解决自己云南的问题。
    同志们，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很好的形势。今天晚上这个大会就是非常好的会，是一个革命的大联合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会！
    毛主席要我们广大云南的同志们，云南的问题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经过这几天的实践，云南的革命派，特别是两大革命左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的努力和云南军区的，两级军区，还有其它的部队，大家的努力。云南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问题。已经开始在解决了，今天进行的会议就是解决的结果。听说明天要出云南日报了，这个云南日报是经过炮兵团、八·二三还有我们刚介绍了的一位上海《文汇报》的，那是很好的报纸，他在那已做了一些“合稀泥”的工作。所以我说云南的问题，毛主席完全信任我们云南的造反派，云南的解放军。这是对云南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最高的信任，最大的鼓舞，要你们自己解决。
    同志们，我们很快要离开昆明了，我可以把几天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可以带回北京去汇报。第一件事情，就是云南的广大的革命派同志们、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是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和无限崇拜的心情。云南的广大的革命战士和云南的两千多万广大人民都一向和我们伟大领袖是心连心啊！
    第二件事情，我要可以带回北京的，就是云南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紧的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一切力量，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甚至组织上彻底打败、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把他们在云南的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彻底肃清，彻底打倒。这是云南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最大的决心，而且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转告到北京报告毛主席。
    第三、就是经过这几天的活动，看到了今天的会议，云南的广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首先是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在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原则下，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同志们，首先是这两大派和昆明市和全省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愿意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这个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就有利于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力量就大了。我们大家只要都响应了中央的六条也就是康生同志对云南代表同志们所讲的六条，这样子更有好处，这个大的联合已经开始了，今天就是大联合了。同志们，联合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现在，不仅仅是两大组织要联合起来，其它的革命组织也联合起来，但是在坚持原则、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原则的前提下。有利于团结的事情多做，有利于团结的话就多讲，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就不要做了，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要讲了，我们大家要为革命的大联合贡献自己的力量！同志们，如果我们要联合，而且要巩固这个革命的联合，这就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首先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认真的坐下来读毛主席的书，特别是要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的著作，要充分地开展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我这个人哪，办事就不行，讲话又没有个单子，这个就不服别人，这个应该自我批评的，也没有个演讲稿，当然时间也有关系啰，还是一个认真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有了缺点就要自我批评，这件事情哪，你们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他们领导同志们，昨天在一次会议中讲的很好，大家就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带回北京去。还有最后就是我们要带回北京去的“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要促战备。经过了大联合以后要促战备，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都准备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发展我们的胜利，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是一个会见会议，也是向你们学习的会议，要我讲什么问题我没有讲，就想把你们的好事，你们正在做或准备要做这么几件大方向的问题我们带回到北京向我们伟大领袖汇报。
    我的话完了。再见！
    王力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首先，向今天到会的同志们和今天在外面听这次会议的实况转播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刚才，谢富治同志已代表我们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完全拥护这一个讲话。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同志们同意不同意？就是在我讲话的时候，不要呼口号，好不好？(好！)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这几个同志，我们到云南的这几个同志，我们本身也是一个“三结合”，有干部，有军队同志，有红卫兵小将，这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组成的一个“三结合”班子，到你们云南来当小学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对云南的问题很关心。毛主席提出来，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这就是说，由云南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云南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云南的革命干部同志们，你们自己动手来解决云南问题。毛主席坚定地相信，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革命干部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动手把云南的问题解决好。
    我们到这里来，今天是第七天了，我们当了七天的学生了，我们学到了好多东西了，这个七天的学习，我们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就是，云南的问题是能解决的，是一定能很好地解决的！
    云南形势同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样，是很好的，是大好形势。全国的形势也是一样，也是大好的。
    我们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揪出来了，已经遭到了群众性的批判，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正在不断的一个一个的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大批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锻炼的革命的小将站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从过去受压抑，从过去少数的地位，从过去不当权的地位变化了。变化的程度不同，但是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了。从少数变成了多数，从受压制变成了当权或者很快就要当权，就拿云南地区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从今年一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夺权的阶段，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斗争，有了很大的成绩。从今年一月开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个伟大的战略的决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今年一月以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举世无双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在参加地方上的支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这一系列的工作当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这一支军队本身，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枪杆子在我们的手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枪杆子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军的介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样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对于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本身也是一个严重的锻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是一个深刻的教育，是一个考验，是一个锻炼，是一个教育、提高同改造。同志们！这是运动的主流，这是运动的本质。我们必须看到主流，我们必须看到本质，我们必须看到大好形势，我们不能够为一些支流，为一些枝节，为一些次要的问题就扰乱了我们的视线。好象不得了啰，这里又打架啰，那里又吵架啰，那里又武斗啰，那里又是标语战啰。这一点，我们到昆明来的七天，我们当小学生的是有点感觉到不是那么满意。我们想很好地学习，学习你们这里怎么样搞的。揭露刘、邓、陶、李、阎，这一课我们到街上看不到，很少。到学校里去看，也很少，看不到。打内战的东西多，很热心。但是，这样一些东西，这样一些问题，决不能够影响我们，妨碍我们对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主流，它的本质的分析，认识。我们不应当受来自这一方面或者来自那一方面的干扰，我们要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示我们的大方向，我们要紧紧地掌握住大方向，我们要紧紧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包括在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中间，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不能不重视现在一些对于斗争大方向的干扰的情况。我们这些小学生也不知道讲的对不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们感觉到，从今年四月中旬以后，我们昆明的同志们，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些同志们嘛，没有能够正确地分析当时一直到现在的形势。今年四月中旬我们的伟大领袖向全国的人民发出了伟大的号召，什么号召啊？同志们记得不记得？(回答：拥军爱民)是啊，同志们都记得，都知道。今年四月中旬，毛主席发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的口号，这是一个根据当前的形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一个口号。
    在今年一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在今年一、二月间，同志们记得记不得，一、二月间是有一股冲击军队的潮流。一月二十八号，发布了八条命令。同志们记得记不得？(回答：记得)这八条命令对于稳定我们的部队，因为稳定部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利益。毛主席下命令要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就发了这八条稳定我们的部队，也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所以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号的报告里头说，这八条就是一个“拥军”的八条，拥军，不是一般的拥军，不是平常的拥军，而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拥军，是在人民解放军参加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问题，发布了这一个八条。
    前一段，也确有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情况。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又没有经验，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崭新的事物是没有经验的，又加上有这么一个八条，有的同志，特别是有一些个别地方有一些领导人，军队的一些领导人，毛泽东思想武装得比较差的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出现了一个在二、三月间把一些革命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把一些革命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是出现了这样一些严重的错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直接抓了这一方面的工作，把这一个问题已经抓住重点，已经解决了。抓住那个最严重的地方，已经解决。总结了两段的经验：冲击军队这一方面的经验以及军队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的个别同志，总结了这个经验后，同志们，就发布了四月六号的十条，知道不知道？(答：知道)十条命令。江青同志讲了，这十条也可以说是“爱民”的十条。这一个“爱民”，它不同于平常的、平时的、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那样子的“爱民”。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爱民”问题，它是军内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处理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处理同革命群众关系问题的“爱民”。因此，从四月六号以后，全国的形势很快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势变了，新的问题冒出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了。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他赶不上这一个形势，他还把当前的形势，他以为是二、三月那样的一个形势。其实形势改变了，他还当成是二、三月间那一个形势。形势就看错了，口号也提得不对了，因为到了四月下旬，他死抓住一个“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一个口号，这就落后于形势了。已经不是这样一个形势，这一个期间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占主要地位的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把他们的错误看重了，甚至于把性质看错了。因此在这个时候一些地方，包括你们昆明，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就把形势看错了看重了，把军队犯的错误看重了，他死抱着要抓“反革命复辟逆流”啰，一定要抓什么赵永夫啰，又是什么永夫什么永夫啰，有的又说是一个又粗又黑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啰。这一些革命的小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他们在这个形势已经起了变化以后，跟不上这一个形势，还继续提出这样一些不大对的口号，错误的口号。矛盾性质看错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对，或者是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看待这些问题呢？我们有的一部份军队的同志就把革命小将的这样一些毛病看得太重了，这样子的结果，就怎么样呢？结果，我看你们两大派都没有抓住“拥军爱民”的这个口号。对不对啊？(答：对！〔热烈鼓掌〕)我们的军队的同志，军队的领导同志也没理解，也没有狠抓毛主席提出来的伟大的“拥军爱民”的口号，是不是啊！(热烈鼓掌)把这一方面的错误就看得太重了，这样子把形势也分析得不对，也提出“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口号了。也把个别不同意这样意见的同志就当成敌我矛盾了。就没有采取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个矛盾了。不适当的上纲了。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志，主要是军队的某一些负责的同志在这一个期间(不长)在几个问题上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同志们，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对不对？(热烈鼓掌)怎么样子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回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拥军爱民”。(长时间热烈鼓掌)根据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这一个伟大的号召，你们两大派的同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冷静地分析一下云南的形势。根据“拥军爱民”的这样一个口号来分析研究一下，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各种不适当的口号就不要提了好不好？(好！)根据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口号来认清我们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人民解放军，同昆明的军区，同云南的军区的领导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啊？(回答：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号召来判断现在存在的问题，矛盾的性质，也根据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号召来确定我们处理这个矛盾的方法，什么方法？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把八条同十条结合起来。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也要把十条、八条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当“拥军”。我们有责任，负担着稳定部队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对军队同志的意见，我们有责任向他们提。所有的原则性的问题都应该提，必须提。这也是对我们军队最重要的爱护(热烈鼓掌)但是，这种提意见一定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好不好？(好！长时间地鼓掌)我们军队的同志们要“爱民”，认真地贯彻这个十条，主要的是十条，还有八条。而“爱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爱民”，这个问题，一个最重大的政治原则是什么？就是要保护革命派！(长时间地鼓掌)我们要充满阶级感情地保护革命的小将！(长时间鼓掌)，保护革命的群众组织，(鼓掌)保护革命的领导干部！(长时间地鼓掌)。
    同志们！我们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他搞修正主义一套，他腐蚀我们，他散布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他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专政，所以我们要打倒他。如果让他们掌握中国的命运，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就都要被打成反革命，所以我们才起来造反，所以我们才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鼓掌)
    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作为毛主席的，忠实于毛主席的队伍，我们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响应毛主席的“爱民”的号召，就要忠忠实实地保护革命的小将，不能伤害他们，不能给他们戴帽子，不能把他们整得灰溜溜的。(长时间热烈地鼓掌)爱护他们，保护他们，决不是无原则地捧场！(热烈鼓掌)无原则的捧场就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就是糖衣炮弹！(鼓掌)就会把我们的革命小将毁掉！(热烈鼓掌)我们一定要满腔热忱地、充满着阶级感情地不怕一切阻力，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革命的同志。同时，必须注意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中所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潮，要把这样一些思潮善于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各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我们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要对这样一些思潮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就是对革命同志的最大的爱护。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来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把那样一些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同夺权斗争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地位的变化最容易滋长的，最容易发作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争权夺利，铺张浪费，腐化堕落这样一些苗头就要把它抓住，来进行教育，引起大家的注意。让小团体主义、让个人主义争权夺利，这样一种思潮泛滥是不对的。(鼓掌)这是关系到我们现在正进行的夺权斗争，我们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把权夺过来，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权向何处去，是关系到我们当权以后政权的性质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来支左，这是“爱民”的重要的内容。
    要“爱民”，正确地处理“爱民”这个问题，还必须采取各种适当的形式，经常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作自我批评，座谈会也好，谈心会也好，开个大会也好。
    我们工作当中有了错误了，有了缺点了，怎么办呢？就公开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向革命群众承认我们的错误。最近一个时期，毛主席反复地教育我们军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只要讲三句话就行了。一句话，错了；第二句话，是什么错，就是什么错。在这个问题上或者那个问题上是方向错了，就承认这个问题上方向错了。第三，就改正，这样就好了。公开检查比不公开检查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检查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有了错就检查是毛主席教育我们的，反复地教育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痛痛快快，不要吞吞吐吐，否则，就会被鬼缠住，就会被动，痛痛快快地检查了，就主动了。(热烈鼓掌)
    同志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有的同志，军队的同志这一个时期在这一个问题上或者那一个问题上，在一个时候犯了错误，甚至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这是不同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够说他们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一个问题我们用“拥军爱民”的方法来解决好不好？(好！)用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根据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把它扩展到部队的内部，部队内部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问题，两级军区的问题，两派不同意见的问题，也应当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同样地，“拥军爱民”的口号扩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内部，扩展到你们的两大派之间，也应当用“拥军爱民”这一个方法来解决，好不好？(好！)
    所谓云南的问题，主要的就是这么三个问题：军队同地方的关系、军队内部的关系、昆明的以及云南的两大派的关系问题。这样为什么毛主席说相信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能够同志们自己解决呢？就是说同志们这几个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在“拥军爱民”这个伟大口号下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为什么要开展拥军爱民呢？为什么要提这个口号呢？为什么要处理军队同志们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要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要处理两大派的关系问题？就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正确的轨道，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紧地沿着斗争的大方向前进。
    现在据我们知道的，我们这一次来学习的，同志们给我们上了一些课，军队内部的问题，已作了比较好的解决。昆明军区的同志，云南军区的同志都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八·二三，炮兵团同志们，一些领导的同志，谈了好多次，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处理云南问题的方针。大家在一些问题上是不是开始达成协议了？还没有具体达成协议，但是大家都有达成协议的愿望。云南日报内部两派的同志，同昆明的八·二三同炮兵团的同志，已经达成了协议，达成了很好的协议，明天就要出报了。毛主席希望云南创造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范例，自己解决云南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希望，云南日报能够在云南首先实现两派大联合的一个范例，使得这个云南日报能够成为推动、促进云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战斗工具。刚才谢富治同志讲了，文汇报的同志，还有人民日报的同志做了一些工作，主要的他们也是来学习的，是同志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经验，谢富治同志说做了一点“抹稀泥”的工作。有的同志批评这次中央解决云南问题是“抹稀泥”的方针。我不赞成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热烈鼓掌)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不是“抹稀泥”呢？不是折中主义呢？不是调合主义呢？因为它是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它是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分析判断一切言行的是非，同志们，参加同我们一起谈话的同志都会知道这一点，我们在每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只要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都是不能够同意的。(鼓掌)
    根据毛主席云南的问题由云南自己解决的这样一个方针，谢富治同志，还有我们几个同志提议北京来的同学一律回去，一律回北京。你们在处理云南问题有什么需要反映的情况，需要提的意见，你们可以向云南的同志们提，也可以回到北京向我们提，向中央、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反映。
    两大派的同志，八·二三的同志，炮兵团的同志，都作了决议了，拥护中央处理云南问题的方针了，我记得好象双方都提出来要开门整风。我们欢迎这个整风，一边战斗，一边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都要作自我批评，着重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权。我们这两大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地理解毛主席反复提出来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的解放自己”这一个口号。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同志们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鼓掌)
    去年八月，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刚刚萌芽的时候，清华大学附中的很少几位红卫兵还处在非法同遭受打击的时候，他们写的一论，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还被认为是反动文章、大毒草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到了他们的文章，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就立即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胆略同远见，抓住了红卫兵这一个新鲜的事物，他立即向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就是著名的八月一号的一封信，在这一封信里面，毛主席满腔热情地热烈地坚决地支持红卫兵，由于毛主席的支持，这一个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鲜事物很快地就在全国发展成为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成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冲锋陷阵的闯将。同志们，正是在这一封信里边，毛主席一面坚决支持他们，一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口号，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要使得他们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问题。同志们！这一批红卫兵小将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注意，是欢迎，是接受伟大领袖的前半段对他们的支持，而对伟大领袖后半段对他们的教育，他们把它丢到脑后。同志们，这样，他就走上了邪路了。所以我们伟大领袖以后又反复地讲这个道理，在今年的三月七号对天津延安中学的一个批语里面，又反复地讲了这个道理，要拿这个道理来劝说这些同志，劝说小将们。我想两大派的同志都要很好地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通过整风来结合你们的实际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提出来的，反复教导我们的这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要性。
    从今年五月十七号报纸上发表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件”的文章，最近又重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划时代的光辉的著作。我们提议同志们应当好好地认真地学习这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因为它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搞了一年了，一年多一个月了，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一个月了。我们应当坐下来，想一想，用毛主席这些文章，文件作为武器对照一下我们的实际，想一想，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回事啊！首先究竟是革谁的命哪？革命的对象是谁呀？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谁呀？如果搞了一年多，把这一条都忘记了，忘记了我们一定要革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在你们云南来说。我们要把他们这一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从各个战线上肃清，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以致组织上把他那一套打倒，所以我们才要干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斗争任务。我们过去有着共同斗争的遭遇。有的同志还是在风浪中的战友，那么，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能够联合起来呢？究竟是什么理由不能够团结起来呢？(热烈鼓掌)
    这是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团结的大会，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的大会，这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的部队同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的大会。这是一个拥军爱民的大会，这是一个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誓师大会。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万岁！
    李再含讲话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首先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这一次我们随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等来到云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是第二次了，这一次来到云南，我们没有带什么其他礼物，唯一的礼物，就是刚才谢副总理讲的，就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声音。就是毛主席对于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关怀，就是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就是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就是要我们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随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他们来到云南给同志们带来的唯一的礼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联合起来，没有理由不联合起来，因为，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有联合的共同基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有共同的革命对象，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能够联合起来，一定能够联合起来。我们曾经有过联合的经验，云南的两大革命左派曾经联合在一起，遗憾的是后来又分开了。现在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又重新联合起来了，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要记取革命大联合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在云南两大革命左派大联合的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痛苦的道路，有过痛苦的经验。同志们想一想，当着你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形势是多么好啊，当着你们暂时分开的时候，情况又是多么的不好啊！同志们不要笑，我这是讲的“多么不好”就是大家都忙于打“内战”去了。影响了我们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了。这就不好。因此，我们有过联合的经验，也有分开的痛苦的教训，我们应该发扬联合的经验，记取分开的教训，在重新联合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还会遇到重重的障碍，还会有许多阻力。同志们，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的。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彻底完蛋了。我们要排除这些障碍、排除可能出现的障碍，我们首先要防止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极少数的坏人对我们的挑拨离间。我们在联合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只要不是大方向的分歧，大方向我们也不应该分歧。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某一些具体问题、枝节问题、非本质问题、非主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协商可以解决的。就是一时解决不了，我们双方也要求大同存小异，也可以放一放，也要互相让一步，这个不叫和稀泥。因为这是一个枝节问题、非本质的问题、非主流的问题。我们在大联合当中，还要排除可能出现的某些同志“私”字作怪，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是妨碍我们大联合的，我们不能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否则就会破坏革命的大联合。
    最后让我们高呼：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革命的大联合万岁！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打倒李井泉！
    打倒阎红彦！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九·一四战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会见昆明机床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
    七月四日凌晨四点一刻，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在驻昆部队负责同志李成芳、陈康，刘懋功等陪同下到了昆明机床厂，受到了《11·8》战士的热烈欢迎。李成芳向谢副总理介绍了《11·8》兵团负责人唐国礼同志，谢副总理与唐亲切握手。
    谢副总理说：“我们看看大字报。”于是在唐国礼等同志陪同下观看了《11·8》战士控诉、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和《5·1》兵团的大标语，谢副总理问唐国礼：“你们还有一个组织叫什么？唐答：“叫5·1兵团。”谢副总理又问：“可不可以去看看？”唐答：“好”。随即陪同谢副总理到了《5·1》兵团部。《5·1》兵团的战士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迎接谢副总理。谢副总理问:“你们还武不武斗？”唐答：“我们没有有武斗。”《5·1》兵团的同志答：“我们也没有武斗。”
    谢副总理说：“你们应当联合起来才好！”群众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这时《5·1》兵团战士把一封用大红信封装着的信递交给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把唐国礼和《5·1》兵团负责人胡希平拉在一起，紧握他们的手说：“你们要联合起来！”谢付总理离开《5·1》兵团，在“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的口号声中来到《11·8》兵团团部。
    谢副总理对工厂生产非常关心，一坐下便问道：“你们的生产搞得怎么样？”众答：“搞得不好。”谢：“你们这个厂是个很好的厂，我来过好几次。”接着又说：“你们厂发生过一次武斗吧？是五·二……”众答：“是五·二六。”这时《11·3》负责人姜福志说：“那次我们有十几人被打伤了，有好些还住在医院里。（指在座的刘福海）这是我们兵团的负责人刘福海，被打伤了，还住在医院里。”谢副总理问：“《5．1》兵团有没有被打出的？”胡希平等未答，姜接着说：“我们了解了，没有。”谢：“你们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听毛主席的话。《11·8》和《5·1》兵团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
    谢副总理又问：“你们生产哪种镗床？”众答：“座标镗床。”谢：“生产计划是多少台机床？”这时担任生产座标镗床李积德同志答：“全年计划××台，现在只完成了×多台。”谢：“怎么过了半年多才完成×多台？这不行啊！”唐国礼插话说：“我们厂到六月十六全厂银行存款只有× ×元。”谢：“全厂只有× ×元钱，你们还要搞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我到你们厂来过几次，座标镗床的问题很重要啊！国内外都很重要，应该把生产抓起来，有什么问题在业余时间来辩论。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11．8》兵团和《5．1》兵团要联合起来。”
    谢副总理非常关怀地最后指示说：“你们两派要联合起来，不要再打架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看看哪个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要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武斗，哪个地方武斗都不要去。你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要把刘、邓、陶、李、阎斗垮、斗倒、斗臭，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臭。一个厂××几台的任务（指座标镗床），只完成几台不行。座标镗床你们是全国第一家开始做的，现在全国都很需要。”
    谢副总理讲完站起来说：“我们要走了。”随即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群众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对《云南日报》报社代表的讲话
    七月四日上午十时许，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等，在离昆登机前，接见了到机场欢送的《云南日报》社无产阶级革命派《全无敌》战斗兵团代表，以及《新闻兵》造反团的代表和驻报社军代表，对《云南日报》十分关切。
    谢副总理问：报纸出了没有？军代表送上试版后的当天报纸大样（正式付印前最后稿样），说：报纸要套红，还没有印出来。
    谢副总理接过大样，非常高兴地与代表一一亲切握手。谢副总理对代表说：报纸要检查一下，快，但不要出错。昨晚看到街上的大字报和标语，有关《云南日报》方面的很多，有的写“启封”了的，有的写“复刊”了的，有的写“新生”，有的写“诞生”，众说不一。也有写“出版”了的，这个好象是中间派的说法。报纸不要站在哪一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谢副总理最后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报纸办好。并再一次和军管会的负责同志一起与报社代表和军代表亲切握手，热烈祝贺《云南日报》出版。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驻云南省的部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是支持了左派的。但是，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是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时地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提出了依靠云南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英明方针，并派谢富治、王力同志来帮助，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对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要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刻也不离开斗争的大方向。对来自右或极“左”方面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各种思潮、口号和做法，都要耐心地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引导到大方向上来。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对刘、邓、陶、李、阎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最近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已在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进一步肃清和检查我们的错误，认真地吸取教训，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以大局为重，增强两级军区和部队内部的团结，保证部队的稳定，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和援越抗美，保卫边防等任务。
    三、八二三和炮兵团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压制革命群众、激化两派矛盾的言论和做法，要认真检查，坚决改正。对两大派之间的问题，应本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由军管会与两大派共同协商，订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今后，我们要切实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出现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潮，要遵照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满腔热情地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加强对受蒙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促进和巩固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尽快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军管是过渡，过渡得越快越好。凡左派占了优势，干部已站出来的单位和地区，即可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条件不够成熟的可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云南省与昆明市尽快建立“三结合”的筹备小组。已实行军管的单位和地区，要改变管得过死，限制过多的缺点，放手发动群众，积极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权力机构创造条件。
    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既要敢于打击一小撮，也要勇于解放一大片。只要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刘、邓、陶、李、阎的罪行，都应该热烈欢迎，大力支持，坚决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他们过去的缺点错误为借口，进行抵制，反对，排斥和打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省军管会即将组织省，市机关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积极帮助各级革命干部尽快地站出来。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也要组织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为干部亮相创造条件。站出来的干部，对两大派不能只偏一方，要积极做两大派的团结工作，促进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
    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党委凡召开解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会议，要吸收有关方面的年轻干部参加，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的会议和某些工作，要吸收革命小将参加，各级领导在一定时期要召开一次老、中、小各方面参加的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教导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认真吸取教训，作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今后，一定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彻底肃清我们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决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和群众在一起，把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上当否？请予指示。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新云大八．二三《倚天剑》分团 《文卫战报》 《阎孙黑帮在云南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云南大学是云南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直接掌握、严密控制的一个顽固堡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阎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便把云大选作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结反革命经验的试点单位；并把这里作为他们在昆明地区、云南地区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堡垒。用阎红彦、马文东的话说，叫做“稳住云大，才能稳住其它学校”；“这次风浪，顶不顶得住，就看云大了”，他们在云大，一有动作，就加以总结，纠集外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执行反动路线的负责人前来参观、取经，把他们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经验向全市、全省传播。流毒深远，罪行累累。http://www.wengewang.org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运动开始至六月五日。阎孙黑帮根据彭真的“二月提纲”，并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治国在云大的所谓“经验”为主，炮制了云南的“四月提纲”。云大党委立即在组织上拼凑了一个以胡泮生、袁光为首，尤××、杨××等参加的领导核心，形成一个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黑司令部，忠实执行上述两个反革命“提纲”。他们把运动的斗争锋芒指向一股教师、干部，竭力混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组织批判会和大字报进行围攻。同时，竭力为党委、各总支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脱，让他们篡夺运动领导权，逃避群众斗争。　　第二阶级——去年六月上旬至八月五日。以省委秘书长马文东为首的王作组进驻云大，与胡泮生、袁光的校党委黑司令部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更露骨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短短的六十多天里，把约32%的教职工打成“重点人物”、“反革命”、“牛鬼蛇神”、整了大批同学的黑材料。同时，更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压制革命师生职工起来揭发他们的罪行。http://www.wengew ang.org第三阶段——八月初至十一月初。工作组撤出云大后，马文东按阎孙黑帮的布置，继续在幕后操纵，成立了由铁杆保皇分子王××、李××、石××等出面，胡泮生、袁光幕后指挥的文革筹委会，继续窃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段时期，除了继续大整“重点人物”的黑材料外，大力组织保皇“红卫兵”，甚至动用专政工具，大肆围攻炮轰派同学。同时对未列入“重点”的广大教师、干部施加压力，继续检查“下楼”。　　打击一大片　　在云大，与云南各大中小学情况一样，阎孙黑帮及其爪牙除了打击大批党政专职干部外，还突出地表现在打击了大批教师。具体做法是：　　一、转移斗争大方向，对干部、教师一概怀疑，一概打倒。　　运动一开始，校党委黑司令部袁光等人就对师生作动员报告，提出这次运动主要是“搞教师问题”；“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云大教师，干部哪个没有贯彻!就是他们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马文东布置：“大字报想写谁就写谁。”然后通过总支层层布置，围攻大片教师、干部。胡泮生说：“揭发面要达百分之九十以上。”马文东说：“物理系教师、干部中，90%以上被贴了大字报，群众发动起来了”。要各单位效法。结果全校教师、干部90%以上被大字报围攻，有的系则是火烧100%”。　　二、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大片革命教师、干部。　　对全校干部、教师进行秘密的政治排队，把大量的一般干部、教师作敌我矛盾处理。其计划是：老教师中抓40%得牛鬼蛇神；青年教师中抓9%；学生中抓1%。凡被排为“四类”的，马上组织人“揭发”，按人立户头整黑材料。如果揭发不出，就采取抛档案、内查外调，搜办公室、搜家等办法找罪证。对教师、干部的讲义、文章、平日言行，甚至主动交心的材料、学习会上的思想检查、入党申请书等材料，砍头去尾，任意歪曲，强行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列为“反党”罪行。结果，打击计划超额完成。　　初步统计，老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占其总数的68.8%；青年教师占25%；十七级以上党政干部中，被列为“反党分子”、“党内右派”、“叛徒”、“挂起来”、“靠边站”的，占54%。其中行政系统竟高达87%；而作为“左派”使用的骨干，只有三人。学生中打了二十多起“反革命”事件和“反革命”大写报。初步统计，两千多学生中，三百人被直接间接打成“反革命”，占15%(暗中排为“四类”、“右派”的，未计算在内)。http://www.wengewang.org　　三、挑动学生、教师、干部互斗。　　五月初至八月上旬，组织学生集中围攻教师、干部。同时又挑动教师、干部互相写大字报围攻；最后还搞什么“小字报揭发”、“背靠背揭发”。对未列为“重点”的教师、干部，要他们“站稳立场”，通过“揭发”，与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同志划清界限；对列为“重点”的教师、干部，则要他们“立功赎罪”，揭发其它同志的问题。一般教师、干部受大字报围攻的时间长达三个月(五月初至八月初)。　　另一方面，他们又挑动教师、干部对学生进行围攻。八月六日以后组织全校把曹、保两同学的革命大字报打为“反革命大字报”，八月廿三日以后，又挑动师生围攻工学院、农林学院、南下同学及本校的炮轰派。在他们的挑动下，云大干部、教师、学生的“混战”，持续了整整半年，相互关系严重对立，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坐收渔利。　　保护一小撮　　在打击一大片教师、干部、学生的同时，工作组、党委黑司令部、筹委会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保护。　　一、制造舆论，保护运动主要对象。去年五月下旬、袁光在各系文革小组成员、政治辅导员、党团支书会议上说：“现在是右派、左派都在争夺群众。你们引导写大字报，枪口要准，枪法不要乱，不要打带兵的人(按：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要引向党委、党总支，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导运动了。”　　二、定调子，打包票，公开包庇。工作组一进校，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正确的，不允许怀疑。云大党委也是正确的、胡泮生、袁光是好同志，是不容怀疑的”。三反分子、付总务长杨××被群众揭发，工作组李××出来保镖：“他是左派，一向是高治国、李广田的对立面。”中文系总支委员、副系主任张××，群众一致公认为中文系头号牛鬼蛇神，可是工作组和党委黑司令部竟让他窃夺该系文化革命领导权，并宣扬他是“听话的好干部”，不顾全系革命师生反对，借“放包袱”之名，强行“解放”了他，并拉入臭名远扬的保守组织“红缨”，积极参与镇压炮轰派师生的罪恶活动。其它一些系一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都采用封为文革付小组长或调到校文革办公室任主要工作的办法保护下来。　　三、抛假替真，舍卒保车。化学系抛出一个不大管事的总支委员作替死鬼，却把系总支的重要决策人物书记、付书记、副系主任等保了下来。　　四、杀鸡惊猴，压制揭发。中文系教师团支部书记杨××五月底要组织支部同志揭发系总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被组织围攻，强加“不信任系总支”，“转移斗争大方向”等罪名，打为“野心家”、“牛鬼蛇神”。教师蒙××六月份写了一张大字报《为什么?》质问中文系旧文革为什么把矛头指向群众，包庇三反分子张××，马上被围攻，斗争，打为“现行反革命。”　　五、培养保皇骨干，组织保守队伍。为实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目的，袁光、杨××等人出马，在师生干部中选拔了一批所谓“左派积极分子”(约二三百人)，进行专门训练，名曰“训综骨干”，说要做到“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阎红彦对此深表赞扬，对袁光说：“云大抓了队伍问题，在这方面有基础，就按你们的安排办。”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不少成了后来的三级文革小组成员。八．二三以后，又以这些人为骨干组织了云大有名的保字号组织《红缨》、《刘英俊纵队》、《星火》、《无产者联合司令部》等。为使这些人忠实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他们封官许愿，进行收买。让王××、石××在运动后期任党委付书记和副校长，聂××任教育厅副厅长等等。http://www.wengewang.org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种种暴行　　对于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的广大教师、干部，他们实行了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主要有：　　一、规定黑纪律。如不准读毛主席著作，不准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不准看报纸、不准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辩论、不准与南下串联同学接触等等，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二、私设劳改队，从九月中旬起，正式把“重点人物”送进劳改队，由受蒙蔽的红卫兵押解劳动。多数劳改队到今年一月才被受害者冲破。　　三、武斗。如拳打脚踢，拧耳罚跪，扭手按头等，有的系还创造了“问一句话，打一个耳光”的特殊武斗方式。　　四、各种人身侮辱。如训话、警告、恶骂、低头、示众、发工资时强迫写大字报自报“养猪费”、挂黑牌劳动、敲小锣游校、编号排队，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写劳改鉴定等等。　　五、私设公堂和变相拘留所。每天集中于固定地点，进行逼、供、信。出门上街，甚至大小便都要请假。国庆节不放假，照样劳改或集中关押、写“蠢猪保证书”，“不准乱说乱动”。　　六、非法抄家。抄去的东西及征用的自行车等至今末还。七、封建连坐。教师干部受迫害，子女被骂为“小牛鬼蛇神”、“黑崽子”，挑动邻居路人对其家属进行侮辱、恶骂。有的亲属甚至连坐而为“牛鬼蛇神”。　　目前反动路线仍负隅顽抗　　现在，工作组虽已经撤走，校党委、旧文革、筹委会虽已靠边站，但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仍不甘心失败，他们利用反动路线对一些人的影响和蒙蔽，继续千方百计地推行反动路线，迫害革命教师、干部。　　他们散布各种谬论，例如受迫害者起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推行的反动路线就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呀“根据揭发材料(印黑材料)你们也有缺点错误”呀，等等，千方百计抵制对反动路线的深入批判。　　他们拒不为受打击的一大片教师、干部认真平反，把罪责推给群众，却叫嚷要立即解放那些坚持反动路线，至今没有悔改表现的黑打手。他们操纵少数人对已平反的少数教师、干部继续进行歧视和迫害。对起来组织革命造反组织的同志进行一次又一次疯狂的镇压。今年二月一日，五月廾九日两次镇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倚天剑》战斗团。六．六《通令》下达半月后，还毒打、拘留《倚天剑》战士，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结束语　　欠债一定要偿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他们最害怕革命教师和革命学生结合起来，最害怕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只有彻底地批判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实行毛主席的“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革命路线，才能形成革命的大联合，最后打倒他们，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历史是无情的，那些主张并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人，最后必将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大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所打倒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发出的以"“要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伟大号召，正在我省各专（州）县贯彻落实。
    一个多月来，各地部队党委、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对此进行了反复研究，把这一工作列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加强了领导。有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建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办公机关，负责抓这项工作。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都闻风而动，说干就干。据丽江、临沧、大理、开远、思茅、蒙自、文山、曲靖、东川等专（州）县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十月底止，已办和在办的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共三百五十六个，参加学习的一万三千多人（部分学习班的统计数）。
    开办得较早的学习班，目前已经办完了第三期。
    这批学习班的主要收获有：
    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参加下关“大联合”学习班的各团队负责人都认真地对本派的派性作了自我批评。他们把自己的派性列了八大罪状：一是以势压人；二是唯我独左；三是对干部你打我保，你保我打；四是不作自我批评；五是从本派利益出发，谁支持我就团结谁；六是报复主义；七是学"毛著"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八是对人家光看缺点，对自己只讲长处。下关总站两派在组织上本来已经联合了，但思想隔阂并未消除。这次在办学习班时，头头们为了照顾这一现实情况，仍然按原来两派分开编组。但在学习过程中，群众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重新按部门进行两派混合编组，以利团结。结果，通过学习，两派的联合获得了巩固和发展。
    工人们说：“过去是刘少奇把我们工人阶级分成两派，今天是毛主席指示我们联合起来。”目前，下关地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正朝着革命大联合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二、进一步认识了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不同程度地检查和克服了在干部问题上的“私”字。在临沧专区军管会和革命派联合举办的学习班上，革命派的负责人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教导，进行检查对照。他们突出地检查了三点：（1）对干部队伍没有作阶级分析。毛主席说，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而我们却没有牢固树立这个观念；（2）怕字当头，明知打不倒，又不敢大胆解放；（3）干部站不出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干部本人主观努力不够，另一方面是造反派帮得不够。许多同志认识到，对待干部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私”和“公”字的问题。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坚决的措施，把干部工作抓上去。
    三、进一步认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和革命群众组织，对第一批学习班正在总结经验。滇南地区的一些学习班总结的初步体会是：
    一、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学习班一定要以“要斗私，批修”为纲，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从而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二、必须始终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主要学习内容，带着大联合、干部问题和三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反复地认真地学习，不断加深领会、对照检查，亮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活思想，斗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私”字，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高度去论危害，挖“私”根，从灵魂深处找原因，从行动上看效果。把“私”字斗倒、斗臭。加强思想革命化。要抓大节，抓大方向，防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
    三、要掌握重点。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斗争实际，突出重点，有的放矢，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两个关键问题。
    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始终要应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启发政治觉悟，多作自我批评，不指责别人，不强加于人。在学习班里，群众教、群众学，人人都是教员，人人都是学员。会内学习和会外运动结合起来，互相促进，边学边用。
    五、加强领导。军管、支左机构，要加强领导，就要和学员一道学习，做到“五同”同学最高指示，同亮思想，同斗私心杂念，同批修正主义，同开讲用会）。把群众中的先进思想、先进经验集中起来，加以发扬光大。把群众中先进萌芽的东西加以扶植培育，总结推广。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云南省军管会《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1967.11.16； 中发 ［67］ 348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云南省军管会《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写得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现转发给你们参考。建议你们印发给各学习班，当作学习参考材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炮三司》李清祥《我对赵健民的看法》　　我对赵健民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今年一月份他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43医院，当时许多南下同学和医学院等校的同学要冲医院抓他，我曾经阻止过。二月份在北京，同学们提支持赵健民，我也同意。但是当时我是不了解他的。后来接触中，我发现他同阎红彦划不清界线，对革命造反派没有正确的态度，写信控告革命小将桂尤喜和黄兆琪，给我的印象不好，认为他风格太低。后来我上北京去了几个月，八月初回来。在八月二十一日以后，才逐渐认清了他的本质。　　经过长期观察，我认为赵健民和他的同伙林亮等是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毛主席“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方针，操纵炮兵团武装一派、消灭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下面我着重揭露他这一段时间的主要罪行。　　八月二十一日占领新华山后，周超等人立即就把赵健民接出来住在翠湖宾馆，亲自策划和指挥。当时他就在会上说：“我们与炮兵团是同生死、共命运。炮兵团如果被消灭了，我们也就完蛋了”。　　占领新华山的计划，据我了解是事先策划的。这个计划，来自于军内。在占新华山之前，我从北京回来，发现武斗升级很快，曾经问过方向东有什么打算；方向东告诉我，有个计划，部队准备占圆通山，新华山炮兵团去占领，和云大、师院连成一片，放弃医学院。我当时主张占新华山，是当时谣传说有许多人被八．二三打散，把新华山当收容所，不能出击，如果有人打来，也不马虎。赵健民先讲占新华山不大好，说是怕把生产指挥系统打乱了，政治上被动。但是，他又说：“既然占了，就不要撤了!但是要把生产指挥系统恢复起来”。实际上只要占着新华山，生产指挥系统就不能恢复。占新华山后，赵健民亲自主持研究了“武装保卫昆明的动员令”这个声明，基本上是他口授由李国栋写的。实际上他是主张占领新华山的。　　占新华山后，赵健民就反对我把新华山当成收容所的主张，他制定了一套套战略计划。他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组织骨干队伍，训练一些骨干队伍”，“把新华山变为一个屯兵场，但不能按兵不动，要主动出击，不能见死不救”。“海口必须占领，因为200号信箱可以补充枪支弹药”，“打通西线，控制马街”。因为西线有粮食，又有煤炭，可以解决供给问题，同时，《援越抗美》的几千人又在武定、禄劝一带，可以调来。在西线没有打通时，赵健民主张放弃东线，因为东郊八．二三势力强。集中力量打通西线。马街占领后，他又计划打通东郊。赵健民、沉昌雄同我商量决定派冯庆波带领两百多人回大石坝去组织那里的炮兵团。“九．五命令”下达后，我曾经几次叫人打电话给冯庆波不要去抢枪。他不听，去嵩明抢武装部的枪，打死了五个人，实际上叫冯庆波去东郊也是赵健民、沉昌雄等排斥异己的一个阴谋。冯去东郊后，方向东去军区找陈康，说冯是上山当土匪，叫部队把冯抓起来。沉昌雄也派人送信给炮师叫抓冯庆波，陈康没有答应，叫炮兵团自己去抓。这件事叫我和焦云俞等知道了，十分生气，当时感到赵健民这些家伙品质太坏，准备把他抓起来，吓得他住到翠湖宾馆不敢出来。　　赵健民这套战略计划是逐步实现了的，在实行这个罪恶计划时，死伤了几千名无辜群众，这笔账一定要算在赵健民身上。　　
    赵健民不仅制定了炮兵团消灭八．二三的战略计划，而且还亲自主持研究了一些重要战役的作战计划。　　九月四日上午，赵健民同侯良辅、李士行等和延安兵团的政委等在原昆一钢铸造车间旁边亲自究研过打电机厂的方案。他主张海口巩固了，从海口、安宁和西山打马街，新华山来个主动出击，就把西线打通了。这天开会，我是下午到的，他们上午研究的。研究的情况是由延安兵团哪个政委告诉我的。　　他还多次提议打一下医学院附一医院，目的是打一下附一院，再进攻篆塘的12．6第四团，打通43医院的信道。打附一院时，打死了一个炮派的组织部长魏××，把西郊兵团的杨××眼睛打瞎了。参加这一次的现场指挥有省建公司的姓杨的一个和姓范的一个等　　赵健民还多次向我介绍沈阳两派打仗时使用炮的情况，当时有人造谣说八．二三从步校拿了几十门炮，赵健民就叫我把师范学院的四门炮组织到新华山去用。一来因为这些炮被部队卸去了瞄准器和底火，不配套；二来因为师院自己想用，不让拉走。这件事情幸好没有办通，如果办通了，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　　许多作战部队的调动，都是赵健民和沉昌雄亲自研究的，具体情况会有知情的同志出来揭发的。　　攻打博物馆后，赵健民还去物资局亲自慰问过死者的家属和到医院慰问过伤病员。赵健民还亲自开条子发枪，他在翠湖宾馆时写条子给新华山总指挥部林非(红交兵头头)发出的枪就有三四十只，管得十分具体。　　赵健民这些做法绝不是认识不清，而是出自于阶级本能。占新华山不久，他就多次给同他住在一起的侯良浦、李士行说过：“老侯呀!事情已经到这步了，要错就错到底了。”李士行同志曾经多次给我提出过这句话，我曾经劝过李，叫他不要再积极了。　　在云大设广播电台，先搞起来一个，赵健民是支持的。后来又搞了一个，互相干扰，大家有意见，主张撒一个，云大炮团和共宣都不同意撤，只有分开时间，一家广播一段，架设广播电台是很严肃的事情，这个道理赵健民是完全知道的，我当时问过能播送多远，说是只有六十公里的半径，就没有再管。现在听说能播送到国外，这是一件大事，必须查清。　　占领新华山后，赵健民实际上是炮派的总指挥，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由他主持或有他参加。李毅、沉昌雄等什么事情都要找赵健民。他在炮兵团内部也拉一伙人，排挤、打击另一伙人，凡是能顺从、迎合自己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拉在自己身边。在干部中，他主要依靠林亮、周超、健政民等人，群众组织负责人中，主要依靠沈昌雄、李毅、王守库等人，而把炮兵团的核心常委中多数工人同志排挤到一边。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笼络坏人，依靠坏人，不讲一点原则。　　林亮是赵健民的主要参谋。赵健民把他搞成炮派的核心常委。赵健民去北京以后，炮派的大权就操纵在林亮手中。林亮在八月初炮派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拉一派，打一派，激化了两派的矛盾，起了很坏的作用，对八．二三刻骨仇恨，到处宣传不能同八．二三联合，说“同八．二三联合是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现在不能联合，没有条件。”宣传炮兵团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八．八”批示肯定赵健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八．二三保李成芳、周兴、郭超，这些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宣传八．二三要消灭炮兵团，计划未变；宣传八．二三有多少枪没有交。他宣传、支持这些谣言，继续准备武斗。他反对交枪，说：“交枪先交不能用的，枪和弹不配套的。”“要做两手准备”，问题不是不交枪，是遇到八．二三这样一个对手，他们的枪比我们多，现在没有交完”。因此，现在炮兵团手中还可能有几千支枪。新华山、云南饭店、海口、物资局、翠湖宾馆等处都有枪。林亮布置“这些枪不能轻易拿出来，非到八．二三来围攻时才拿出来用。”他还交代，要防止火力侦察，不要暴露，不要上当。他策划把工役制部队一万七千多人完全调来昆明，把这些人安排到二十几个厂子去，实际上是作为武斗的力量。中央有电报要这批人回到山东、河南，这些人有许多不愿回去。赵健民、陈康利用了这些人的情绪，在西站召开的一次工役制代表会议上，答应愿意留下的可以安排工作。林亮等策划用一部份人到军区去闹事，要军管会分配工作，军管会不管，就自己安排。我反对他们冲军区，后来还是去了，在九号院住了几十天。现在《援越抗美》的人正在集中，来到昆明计划占住政治学校，把胜利堂作为《援越抗美》的总部。最近许多坏事，都是林亮策划的。　　周超这个人也是赵健民赏识的，是情报组长，许多谣言都来自他那里。亲自布置抓人、打人，品性极为恶劣。另外，象郭青、杨秀荣、健政民这些人也做了不少坏事。　　赵健民在生活上也是非常特殊的，他家住在宾馆四楼，吃大鱼大肉，带了两个秘书，公安厅的保卫员。怕见群众，有一段住在宾馆，不敢到一楼吃饭，要人送上四楼。发了二十五个特别通行证，只准这二十五个人见他，根本不象个革命的样子。　　赵健民之所以敢于做这样多坏事，能做这样多坏事，是同两级军区内少数负责人的支持分不开的。上新华山后，他曾一度住在陈康家里，后来又去住过。陈康讲“军区有人知道了不方便”，才搬出来。有不少重大的事情，他们同军区的一些人都是有联系的。赵健民之所以敢做那样多的坏事，还同现在已经被揪出来的王力、李广文等反革命集团有关系。王力、李广文是支持赵健民的。　　
    赵健民在历史上确实是个叛徒，被捕以后，供出来入党介绍人和其它党员，供出来党组织的情况，肯定是叛变自首。至于他被捕叛变后是不是有人被害和组织遭到破坏没有，只是情节轻重，并不能否定叛变的实质。这个问题，八．二三掌握的材料是确实可靠的。　　经过初步调查，我可以肯定的说，赵健民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八批示，中央叫他站出来揭发旧省委的问题，做两派联合的工作，他却把矛头指向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昆明军区党委，操纵炮兵团，消灭八．二三，自封“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辜负了中央对他的希望，践踏了八．八批示。他已经把炮兵团引到邪路上去了，是害了炮兵团。　　
    真正要革命的同志们，特别是炮兵团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把操纵炮兵团的坏人揪出来，把混到炮兵团的坏人揪出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再含接见昆明八·二三战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李再含同志在贵州军区司令部大楼小会议室，接见了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几家战报的记者。八·二三记者就李政委在十一月二十三号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话以及二十二号对昆明军区几个记者同志讲话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提问，李政委一一作了回答。现将李政委谈话(记录稿)中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摘要转载于下：
    李政委说：你们这几个月，两派长期没有很好地联合起来，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们的同伙搞那一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势必受到影响。因为广大群众的精力都不能集中到大方向上来，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搞得不深不透，少数人还没有很好地搞清楚，没有批倒批臭。比如给你们举个例子，原省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阎红彦带了×××、×××。贵州的贾启允也带了两个人，那次会我也去了。这个人表现很不好，和中央唱反调。其中特别突出的一次，在李井泉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讨论伯达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很重要，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李井泉在那里鼓动大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当时云南来说，对伯达同志的报告到处挑毛病，大唱反调。×××过去我也不认识他，这次开会才认识的，这个人就大唱反调，起码看，是严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很好批判他的这些东西，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是不是还有？希望云南广大革命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负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战，不把这些走资派、叛徒、特务、坏分子挖出来批倒批臭怎么行？！这是一个大方向问题。
    八·二三记者在问到赵健民时，李政委说：我们上次去云南是谢副总理挂帅，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说，不一定到北京，可以就地解决。当时主席对各省主要成员那个站出来很关心。四川要李大章站出来，赵健民不是主席直接讲的，是中央文革的意图，叫赵健民站出来。这样，谢副总理到云南直接找赵健民谈话，到四川找李大章谈话。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况，这又是几个月了。这几个月到底是什么情况，要由云南广大群众来解决。我不了解情况，你们自己正确地处理。
    李政委在谈到云南还要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时说：“云南有相当一批干部来自薄一波的太岳。薄一波是刘少奇的左右手。叛徒集团里面的也有。从多数同志来讲是属于认识问题，因为盖子没有揭开。现在盖子揭开了，应该批判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东西，应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跟薄一波严格划清界限。云南原来在太岳区与他更接近的、更熟悉的、更高的干部，有的到地方，要清理出来；属于军内的，按中央指示，办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不能拿到社会上去，不能上大街。地方革命群众、造反派不要插手，不要干预军内的事情，相信军队本身的问题，军内可以解决，要按中央指示办事。地方革命群众、革命造反派对军内有意见，允许送大字报，开座谈会，提意见，允许向上级反映，但不要搞到大街上去，这样容易被坏人利用。
    云南究竟有没有薄一波的死党，要调查、研究、揭发，云南是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个斗争大方向问题。这里面还要划清一条界限：原来参加决死队的广大群众还是好的，即使是跟薄一波走的，也是个别的，也是极少数，不要扩大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些不是这种情况的，也有个肃清流毒的问题。工业战线也有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路线问题一定要反映。
    在谈到昆明军区党委请示中央点名批判李成芳等人的报告时，李政委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属于军队的问题，你们不要管。军内问题，地方造反派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
    八·二三记者在会报到昆明地区出现了破坏部队稳定情况时，李再含同志说：“昨天我听说昆明军区三大机关声明在贵阳街头出现，我立即下令复盖了。在贵阳我们不允许，我们一定要照中央指示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谈，可以向中央反映，军内问题是有原则的。你们两大派要正确处理军内问题。”
    对于昆明地区出现的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情况，李再含同志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一些，这段时期，鲁副司令员常跟我联系。对黎锡福、李兆昇同志，我建议送到北京医院治治病，保护起来，他们不是属于三反分子、叛徒，不属于这些问题嘛！”
    八·二三战报记者在问到中央对李成芳同志有没有新的指示时，李再含政委说：据我知道中央没有什么新的指示。你们按照谢副总理指示的精神，现在仍然有效。谢副总理指示的精神与五月三十日指示不矛盾，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七月份是毛主席亲自派谢副总理来的嘛！
    记者们在问到李成芳是不是薄一波的死党时，李政委说：可以根据你们的认识，别的方面公布的材料，提出问题，可以参考，再按中央十一月十四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的很清楚，很详细，军内问题最好不要管。
    李再含政委在谈到云南文化大革命下一步如何办时说：两大派要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主动积极创造这个条件，听毛主席，听党中央的，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群众组织的问题自己解决。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谁是走资派，谁是犯错误的，谁是好的，那些该解放，那些该三结合，这个两大派可商量、讨论，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嘛，不要先定调子。有错误先揭发、批判，调查研究，最后再作结论。两大派本身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斗私、批修，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来解决。有坏头头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本来我们和谢副总理去了以后，创造了一点好的气氛，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是不是有人捣乱破坏。捣乱破坏起不了决定作用。只要两大派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也捣乱不了，破坏不了，关键在于两大派的群众。
    （来源：《政法战报》 1967.12.29）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
    昆明军区党委速转军区机关和军区各级党委：
    近来昆明地区有些机关和部队极不稳定，特别是三大机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和“三支”“两军”工作的进行，地方两大派武斗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中央首长对此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
    稳定部队是最高利益，也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迫切的需要，因此，军区所属机关和部队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大局为重，应坚决执行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一月十四日通知。当前驻昆部分机关和部队，以各种借口开展的“四大”，是违背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六条通知规定的，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坚决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视察三个地区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八·九讲话，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要陷入地方两大派的斗争，已经陷入要猛省过来，迅速拔出来。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
    昆明军区党委速转两大派群众组织：
    当前昆明地区武斗严重，中央首长极为关切，根据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你们：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为此必须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火、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四大，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二日通令，拆除各群众组织在交通要道所设的一切障碍和哨卡、恢复交通秩序、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抢枪，已抢的枪支弹药和一切军用物资应迅速归还，不准抓人，已被抓的人应迅速释放，进驻国际旅行社的群众组织应迅速撤出，对广播电台、发电厂、邮电系统、国家仓库等单位，军队和各群众组织都要严加保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破坏和侵犯。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1967年12月27日23时43分至28日凌晨2时
    地点：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
    当总理、康老、谢副总理进入会议室时，全体同志起立，鼓掌欢迎。总理严肃地坐下后，翻阅名单。
    总理：刘懋功同志来了没有？（刘起立：来了）黎锡福同志来了没有？（黎起立：来了）坐下。那个是李明？（李起立）张子明、胡荣贵来了没有？（陈康：明天来）今天都到了？（众答：都来了）都是军队的同志吗？（有人说：郭青不是。）
    总理问郭青：你是炮兵团的？（郭：我不是炮兵团的，那一派也没参加，是炮兵团的观点）嘿！观点就是派性，我那天就说了，你是陈康的夫人，有派性就要影响陈康同志，我们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全党、全国、全军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云南两大派都是中央确定了的，都是造反派，但都犯有缺点错误，要帮助。今年一月来了一次，那时还没有分，以后分了整整一年了，解放军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负担很重，伟大统帅毛主席信任，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听最高统帅的话，像李文忠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每个解放军的指战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都不能离开这个标准，那天(指21日)说了，会议情况不准对外传，但第二天就传遍了，昆明都知道了，第三天电报就来了，你们都有派性，今天请你们来摆一摆，听一听你们的。空军的同志先讲，刘懋功同志后来，谈谈昆明形势怎样？部队稳定不稳定（刘：我也说不清）不要紧，不要怕……军队没有派性？是不是群众的派性影响到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影响到群众？（康老：不要怕，大胆讲。）（刘：云南军区情况我不了解，派性在三大机关我们空指都有）有，就不利于三支两军，我们要党性，不要派性，解放军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然怎么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支左不力，抽出来，不插手，作专案处理，像秦基伟一样让他休息，但不能和他们接近的都是一派，一定要把李的问题搞进去，把整个部队搞进去，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哪有他一个人有问题，跟他的人都有问题，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谢副总理：注意，不怀好意，自毁长城。）（当刘汇报到五、六月份李成芳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时。）现在不能转过来支持另一派压制一派，你是不是支持炮兵团？（刘：我两派都支持，）（康老：你们两派都支持，支持什么？)（刘：(1)一视同仁。(2)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3)不在两派之间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作小动作。)云南是援越抗美前线，是边疆，现在两派打起来，武斗应不应劝阻？劝阻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压制群众？十一个同志的电话算不算数？陈康你说！（陈：算数）有人说你是被迫签字，算不算签字。（陈：那是群众说的）郭青你是怎么看的？你有没有打电话传出去？（郭：我没有参加会，怎么知道。我是知道这回事，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压制群众。）怎么算压制群众？（郭：很多东西不符合事实，我认为是压制群众。）要你们去制止武斗，应不应该？（刘，应该）电都停了，广播电台发射不出去，毛主席的声音在全世界受到干扰，是我们自己干扰。这样对不对？我们劝他们不要打，停下来，这算不算压制群众？（刘：当然不算）有人说是压制群众，矛头指向群众。(康老:省军区来电报，说很稳定，李明同志你说稳不稳定？)（李：省军区稳定……）（康老：说整个昆明。国防电台都停了，算不算稳定，你们管云南省、东川市了。谢：东川武斗死了两百多人。康老：人家电报还说很稳定哩！）这是睁着眼睛欺骗中央！电报是那些人签发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张力雄：是熊副司令员……）你说名字！（谢副总理：就是熊奎一个人发的电报？）你们管的地方，包括东川在内好吗？（谢副总理：还有以礼河。）（李明：东川问题复杂，我们管不了。）你们管什么？（康老：电台停了，可是你们还报告非常稳定！）这是反毛主席路线斗争！这是正确的？陈康、郭青是不是正确的？用这个办法搞路线斗争？！（康老：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被武斗破坏了。（谢：铁路也不通了，康老：我们在越南是帮助谁？谢：外援武器，连机枪都抢走了。）送的，什么抢的。有意送的（康老：李成芳有错误，现在我真怀疑，到底是李成芳的错误大！还是现在的错误大！这是有意给国家丢丑。）（接着总理叫起陈康的秘书问话。）那里武斗搞的那么利害，应不应该劝阻？十一个人的劝阻算不算大毒草？应不应该收回？（李永福：制止武斗我是同意的……。）电话算不算大毒草？（李永福：不是。）应不应该收回？（李：不应该收回。）好，这是你说的，记下来。（又叫起张力雄的秘书问话）十一个人的电话，劝说部队稳定下来，制止武斗对不对？是不是大毒草？要不要收回？停电了，发射台停了，打电话劝阻应不应该？（总理问话时，郭青插话。）（总理非常严肃地）我还不知道，要你来教训我！陈康叫你牵着鼻子走，我不能让你牵着鼻子走。（康老：这是在中央开会，党、政、军队都在一起，谦虚一点，老实一点，这是中央，总理讲了，我讲了，你记下来。）司、政、后闹得乱轰轰的两次叫张子明、胡荣贵来，群众不放。黎锡福同志受伤，李兆昇同志被打，这样谁能出来劝阻？部队不稳定，谁造成的？（邓敏：是李成芳的影响造成的。）有没有另一方面拉一派打一派？！在中央开会，党、政、军队都在一起，要说老实话。（邓敏：省军区也是有倾向性。）倾向性有多大？另一方面的司令员挨打、受罚！陈康同志，这是一点不乱？(接着询问了军区机关最近情况，鲁的秘书秦××汇报了一些情况。)
    总理，三大机关的作法是不是成了四大？(秦××：比四大还厉害！……连地方小报都到军区大院去卖了。)那不成了市场。与内蒙二月差不多了。中央十一月十四日通知，规定军区不搞四大，军以下就更不用说了。劝司、政、后按十一月十四日通知办事，不要搞四大，稳定部队这对不对？有人说不对；(秦××：完全对)有谁不同意，可以起来吗？是解放军的发言，不是解放军的不要发言。云南的两个组织都是跨行业的组织，成份不能很纯，很多人跑出来，很难巩固。我们一直想搞按系统、按行业、归口大联合。写文章、发通知，想推动一下。云南通过推动，谢副总理去就是想推动一下。（谢副总理：好了十多天）（大家说好了个把月）有人说李成芳一直压炮兵团，假定一切责任都是李成芳，是他错了。李成芳是什么时候离开昆明的？他只有一个多月，经过批准就离开昆明的。如果你们好好作工作，就应劝炮兵团，他们得势了，很好劝了，这本来应好好作工作，劝两派归口大联合，但有人说按李成芳的步子走的，首先要劝军区不要闹派性。刘懋功说有派性，不要怕，不要怕攻击，人家早来电报攻击你了。（谢副总理：有人说你是大阴谋家，我看不象）两大派对立这样严重，现在这样对立，应把扣子解开，军队不应卷入派性斗争。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斗私批修才能联合，现在只有军队才能出来作工作。地方还有谁能站出来工作？（陈：赵健民）（康老：站得出来站不出来？）（陈：中央表了态的，支持他站出来）康老：什么中央表态？（陈：八·八批示）康老：站出来了没有？（陈：现在是一派支持，一派打倒）这样大军区就不能开展四大。军区领导机关闹派性怎么行？打了电话叫军区不要搞四大，这是好意。有人说是大毒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罗元发：还批判了三天）要派代表来北京来请愿，让他们来，我们不怕。只要他们担保，能劝阻两派停止武斗，他们可以来讲理。陈康同志，你我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做到？（陈：很难说）张力雄同志你看怎么样？（张：我也没有信心，我们尽量作工作）李明你看怎么样？（李：我们打电话回去，说他们的电报完全是错误的）他们能不能叫两派停止武斗？（李：我看不可能）郭青说我们把矛头指向了群众。好，我们把司、政、后的代表人物都请来。不要来二把手、三把手，头头躲在后面，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群众的派性影响部队，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群众，他们自己说是造反派，好，请他们来北京。黎锡同志，你看怎么样？（黎：我认为要解决两大派问题，首先要解决军队问题）刘懋功同志你看怎么样？（刘：我看困难）你们在坐的有没有参加造反派的？（梁：有，站起来我嘛！在中央嘛。）今天请你们来，为什么都不说话？（接着总理问了参加会议的两级军区工作人员对军区目前形势四大的看法，大家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
    总理：决定的关键是你们十几个领导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难道广大群众愿意武斗吗？郭青同志，你是机关干部，应该做好工作。中央有规定，军队不准与地方串联。中央劝他们不要与地方串联，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康老：要谦虚一点。你大概是教训人贯了，教训起我们来了？有意见可以提嘛，要谦虚嘛。）（总理又问了十三、十四军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当十三军的同志谈到有一股反十三军的风时，）陈康同志，你不也是十三军的吗？怪了，也要反……大家听听‘把矛头指向野战军，把野战军搞成这个样子。大军区、省军区你们心安吗？（当十四军的同志谈到由于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也刮起了一股反十四军风时，）薄一波的影响有多大？应该科学分析一下，十三、十四军过去都是一个兵团吗？司令员是谁？（大家说是陈庚）陈庚是薄一波的人吗？（谢副总理：他一直是反薄一波的。）政委是谁？（大家说就是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是薄一波的人吗？我们过去都是独立的兵团，有光荣的历史，（罗元发：是建立了巨大战功的。）转战南北，是独立作战的队伍，不研究部队的历史，陈谢兵团谁不晓得？！陈庚是薄一波的吗？决死队的干部都是薄一波的？！多危险！对决死队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是青年干部，陈康同志，你是决死队的？（陈：不是。）你应不应作工作？听听人家说说话，想一想，客观一点，不能说是决死队的都要肃清影响，是决死队的人都要肃清影响，那还了得，那不跟在延安时批判张国焘一样，扩大化。那是罗瑞卿搞的，后来主席亲自抓了，亲自到抗大道谦，三十多年来主席一直说这个问题。不能因为跟过张国焘的都要反。决死队出来的人都是薄一波的人，那还了得，那就会被“五·一六”利用。（康老：不能扩大化的，肃清薄一波的流毒要说一说，北京到是要好好肃清一下，他们要肃清叫他们到北京来。）
    康老：说两点，第一点提这样口号，形式上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把薄一波扩大化，扩大影响。薄一波哪有那么大影响？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们反薄一波的做法，起码可以说是形左实右。名义上是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扩大薄一波的影响。这是对我们解放军的诬蔑。薄一波哪有那么神通广大？！另一点，这种提法起瓦解我们解放军的作用，动摇、瓦解我们解放军，是自毁长城，这恰恰是美帝、苏修、蒋匪帮、党内走资派所需要的。怎能用这样的口号反十三、十四军！要作分析，要教育群众，揭露这种别有用心的人的手段，挑拨、污蔑的手段：（总理：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毛主席信任十三、十四军，叫他们守边疆，有人说他们是薄一波的队伍，这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假如薄一波的影响这么大，毛主席信任他们守边疆？事情要分析，要有阶级分析，革命立场，毛主席思想。
    总理：就是决死队出来的也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个有问题，个别处理。不能变成社会口号，搞到社会上去。不能借着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来自毁长城。江青同志“九·五”讲话，你们听了没有？第二条就讲要支持解放军，不要自毁长城嘛！（谢副总理：你们哪里搞得“热火朝天”，大多数人是好的，个别人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要提高警惕，提高警惕！）领导不能跟着犯错误。提李成芳死党就是扩大化，我提的是打倒党内一小撮，不能在决死队做过工作的都算死党，都算流毒，都去肃清，那是错误的，军队要有威信，现在急需稳定军队的威信。（谢副总理：首先是野战军。）对野战军不信任了，这样子就要动摇军队，互相猜疑。地方造反派的热情是可佳的，但插手军队是错误的，林副主席讲过：一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二是拥护军队；三是支持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讲：解放军是支柱，所以军队无论如何要团结一致。电话的第一条完全是对的。第二条没有提领导的派性是个缺点，目的是稳定部队。但有人说是大毒草。你们三大机关有没有带头支持炮派的？部队的头头知道不知道？三大机关群众中有没有负责人？有多少？有没有十多个？文体院校有没有支持炮派的？我们请这些人来，要求第一把手。你们商量一下，他们要来，就叫他们来。到北京来辩论，三大机关有没有组织？叫什么名字？（有人说：有组织，叫无产阶级革命派。)省军区有没有？（李明：我们那里没有组织。）三大机关搞四大的来，来的必须是第一把手，不能以二把手、三把手来应付我们，他们在幕后，这是对中央的态度，你们准备怎么回去？你们有没有把握？今天二十七号了，元旦前不回去是不允许的。原来说是两三天，我们已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作了报告。党、政、军都在一起。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都在一起开会研究，毛主席、林副主席有指示，我们不能离开他们的指示。你们开了几天的会议，打了个电话回去，就有人说是大毒草。不要怕来闹。你们是不是准备收回？（罗：有人提过意见。）张力雄同志怎么样？（张：我提过意见，一是收回重发，二是修改。）是不是多数人赞成你的意见？要稳定部队。(鲁：今天又打死109团一个人，打伤三人。)是啊！这样局面延续多久了？云南是边疆，他们是气势汹汹，要来北京，就叫他们来，你们负责人开个会，商量一下，就说中央同意他们到北京来辩论。但不能应付，不同意电话精神的，真正的负责人，请他们来辩论。现在我们第一步先解决军队的问题。（谢副总理：关键是军队，军队稳定了，武斗就可以马上制止。）什么都是黑会，大毒草，说是大毒草就来辩论嘛！叫收回？不能！接受辩论。电话有缺点，领导先作自我批评，没有把李成芳的问题交待一下，来了再补上嘛，（谢副总理：原来陈康同志提过，想叫地方两派也来，我想那不行，军队的问题解决不了，地方更不行。）郭青，今天叫你到场，下次不参加。你是陈康的夫人，今天提醒你，要做一点有利于军队的事情。（谢：今天叫你来，还有另一件事，会议精神不能往外传。告诉你们秘书同志，不能走漏一点消息，不要搞小动作，否则是违犯纪律的。）要执行，首先是你陈康同志执行，要执行，首先对你妻子执行起。我是非常严格地说这句话的。你要注意八条命令，要自爱，怎样有利于党的事业，不能有派别观点。你们十三位同志以两天时间搞个东西就回去。陈康、张力雄同志，你们先给家里打个电话，看能不能起作用。把武斗停下来，十三、十四军也要打电话回去，两军不要泄气。我就不相信真正赤胆忠心的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会不听毛主席的话，会不好好劝两派不要打架。江西的经验，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深入现场，解决问题。深入现场总会劝住的。工作作不好，是由于派性太强。康生同志前次讲，派性就象毒蛇，有派性就要垮台。（康老：凡不符他的东西都说是大毒草。还说站在毛主席立场上，这是假话。）我们要学习李文忠同志，听毛主席的话，几十岁的人年纪大了就忘了？！（谢副总理：十三、十四军要挺起胸来，康生：十三、十四军要挺起胸来，稳定下来。谢：中央信任你们。）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你们，中央信任你们，这几句话要传到部队。（当有人提军区文体单位赞同炮团观点的在京十四人二十六日晚上到民族饭店围攻鲁副司令员一整夜时，）陈康同志，你去作工作没有？（陈：我打了电话。）你自己去了没有？（陈：没有去。）要是我，我亲自去作工作，别人受围攻，你舒服吗？你应该亲自去。江西革命小组的程世清、白××同志，就是遇事亲临现场。一星期在家学习一次毛主席著作，开一次碰头会，其余时间都到现场解决问题。（谢：你们不但不亲临现场，遇事都向后跑，把责任推给别人。康老：陈康同志有个问题，你去考虑，你依靠谁？如果不紧紧依靠和团结十三、十四军，你们怎么工作，依靠少数人，依靠你们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和谁站在一起？和炮兵团吧？派性发作，你怎么工作？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一致，是党性。象他们那样观点一致，是派性，受派性影响，还有坏人，走资派捣鬼，解放军领导机关不能受影响，你们二人回去，要依靠两军，不依靠怎么行？）
    康老：有人想把十三、十四军说成是李成芳的死党，保李势力，要坚决反对。他们是毛主席的军队（总理：罗瑞卿还动摇不了军队，李成芳还能吗？团结信任部队很重要。）
    康老：不管那一派，没有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么进行？部队坚持四不，有的挨了打，还坚持做工作。（总理：真正的革命同志，说到这里总是要感动的。打伤了，流了血还读语录。更不要说李文忠同志。李文忠同志不行了，他还把门板给小将……如果欧阳海、蔡永祥是一次，他是几次，我们听了很受感动，要像他学习，难道你们不要学？现在说两条，一条，给两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一条打电话回去，看能不能劝阻，把武斗停下来，陈康，张力雄负责说服炮派。谢：两派都在打，炮兵团犯错误是取攻势的。总理：告诉他们现在他们走到犯大错误的边沿了。）康老：性质是会起变化的，是到变性质的边沿了。（总理：新疆搞到那样，说了还停了。我就不相信云南不能说服。十三、十四军也要做工作。另外不同意电话精神的，请他们来，二十多人不要超过三十人。要辩论到这里辩论。包括副参谋长在内。）
    康老：主席—说了，解决每省的问题，首先解决部队的问题，怎么制止武斗关键在你们。你们有派性，武斗就不会停，就是暂时停了，以后还会有反复。应该猛省，上次我就说过了，派性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是反无产阶级的。有了派性真理就看不见，就可以把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看成是大毒草。有了派性就没有敌情观念，你们都是军队的同志嘛！应睁眼看一看！面前有美帝、有反动的奈温政府，苏修用武器帮助他反对我们。还有泰国反动政府、老挝富马反动政府、南越傀儡都和美帝、苏修、蒋匪帮勾结在一起。云南还有国民党特务组织在那里。他们有破坏云南的计划，你们也知道。看看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反对国民党特务呢？还是使他们高兴？有了派性统统忘了，没有阶级观点，把伙伴当敌人。有了派性就没有敌情观念，就没有革命立场。云南不仅国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支援缅甸、老挝、泰国的人民战争。革命任务不仅国内，而且国际也很艰巨。云南现在这样子，是对兄弟党有帮助还是有损害？有了派性，这些观点都没有了，口头了革命，实际上忘掉了，有了派性，就不会有坚定的无产阶级观点，就会把敌我界限、阶级界限模糊了。凡赞成你那一派的就好。稍微不赞成的就说是大毒草，镇压他们。我们支左支什么？支左不支派，支左是支毛泽东思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那一派都有左中右，都有坏人混进去的。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无所谓支左。有了派性，就不会真正有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甚至生产、外交关系，广播电台都不在话下，那叫革命吗？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看看他们现在作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糟踏无产阶级专政！有了派性就没有党性。全国是大好形势，已发展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准备整顿党的组织，召开九大的时候了。要教育群众，去掉派性。大家都是老党员，知道这个情况，就不会想一想！有派性就不会真正接受毛主席思想，这种派性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革命的，是反动的。我上次讲过：派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我们要向这最凶恶的敌人作斗争。斗私批修要向派性作斗争，私字就是派性。（谢：对派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自封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老实告诉你们，应该猛省。有了派性，就像毒蛇缠着，咬着一样，派性是阶级斗争在部队中的反映。领导干部、秘书办公室、参谋这一点不清楚，怎么能支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云南的问题，首先是领导机关、大军区、省军区，到了你们觉悟的时候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这样下去，要犯更大的错误。中央不希望有一个同志垮台，总是再三教育，犯了错误，首先要自己教育自己。你们认为两派武斗不好解决。我看也容易解决，首先领导和部队要统一起来，凡是难解决的问题，都是部队不统一，容易解决的都是部队统一。过去江西打得很厉害，昨天要提出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叫他们稍晚一点，我们腾不出手来，湖南、湖北过去打得也很利害，现在也提出要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解决，发展快，道路有一条，部队统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云南问题长期不能解决，首先是部队不统一，存在着派性。关键在部队，不是司、政、后下面的同志，不是战士，关键是领导，这点你们应该慎重考虑。
    谢副总理：总理、康老，事情特别多，今天来向大家讲了，给我们很多教育。康老看了很多材料，原来说是三天，林副主席知道也报告过主席，搞了这么多天，打回去个电话，这是大毒草（康老：那里说是毒草，你们就动摇）。总理、康老急了，今天不是我叫他们来的，是总理、康老对云南的关心。他们发急，我们都发急，你们开会的，有的都不急。总理、康老抽时间讲了很重要的话，语重心长的话，很严肃的话，批评非常严格的话。不是对那个人过不去，是关心云南这个重要的边疆，关心二千多万人民，关心军队，关心援越抗美。不能再乱，不能再让破坏。担子要在坐的人挑，（康老：你们看过材料美帝很困难，越失败越要狗急跳墙，越要垂死挣扎）要提高警惕。这不仅对云南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革命有重要意义。我那天就讲了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康老：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要拿出坚决措施。两位首长的讲话要好好讨论。云南为什么使人耽心呢？你们讨论两天，打了电话回去，有人说是大毒草，（康老：不是说李成芳没有错误。）他停了职嘛！（康老：要相信中央解决，不能把李成芳的问题当作派性斗争的题目借题发挥。）严肃的话要认真思考，猛省。不然你们要犯更大错误。严肃批判是爱护，不要从另一方面理解。继续滑下去危险！危险！不仅毁坏自己，而且使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损失。但是也没有多大事，一个云南闹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们要好好讨论一下，要作自我批评，制订坚决有力的措施，即使有点错误也不能动摇，不能互相拆台，不能取消军队的发言权。怎么提高军队的发言权，是天大的事。不能因为派性作怪，把军队搞垮。这是无政府主义。（康老：要犯罪）今天总理、康老讲话很重要，很严肃，很关心，不要不觉悟，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要制订措施，不解决军队的威信不行。要采取迅速的坚决的措施。学习要早一点；把那些思想不通的都弄来学习。两级军区要打一个电话回去，两军也要打一个统一的电话回去把刚才讲的传回去。但不要拿这个东西去压别人。（康老：文化大革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他说几句好的他就要错误了。）像五月三十日的四条，李成芳拿到部队，搞两个月。是错误的。不准拿这些东西去压别人。稳定部队这几句话是要说的，但不要压对方。
    康老：刚才陈康说：让赵健民站出来，那是军区报告中提出的，不是中央提的。主席看了报告，批了，那是批的报告，不单是为赵健民，赵健民以后翘尾巴，支持一派，打一派，完全是错误的。我接触赵健民，对这个人印象不好，他思想是有问题的。有些事情现在还不告诉你们。
    女同志有个教训，影响丈夫，不只是你们这里，不只是你们这个。不要满足，心是好的。实际帮倒忙。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是动机效果统一论者，只讲动机不讲效果，是唯心主义；只讲效果是机械唯物主义，今天交代，千万不要乱讲。我再给你们说一件事，内蒙有些干部到中央来开会，说是重庆谈判。我就问，就是重庆谈判，我们是国民党？你们是国民党？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煽动部队来了一千八百多人，给中央施加压力（谢副总理：现在昆明街上大打，就是因为知道这里在谈判。）你们千万要注意，阶级斗争很复杂。（谢副总理：秘书守纪律是我们的传统。）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总理、康老、谢副总理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分接见了昆明部队在京开会的全体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中央首长在讲话中严肃地指出：部队和地方上两大派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对中央的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特别是必须把武斗立即停下来，再不停止，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走向反面。
             昆明部队在京开会的全体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五时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在京开会的同志，听到两大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教导，根据周总理指示，要求谈判。我们很高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一、欢迎两大派立即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二、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
    三、我们指定王砚泉、崔文斌、熊奎、雷起云、朱刚五同志组成谈判小组，主持谈判，以王砚泉为组长，崔文斌、熊奎为副组长。
    希望你们在谈判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各派应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预祝你们谈判成功。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昆明云南两级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梁中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部队的指示
    梁中玉同志（十四军军长）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部队十三军、十四军的指示。下面为电话记录：
    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三分至二十八日凌晨三十分，接见昆明部队在京开会的全体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总的精神是：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
    在讲到稳定部队，提到十三、十四军时，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指示，要把这些话立即打电话告诉给两军。
    中央首长的讲话，主要内容是：关于肃清薄一波影响问题时，
    康老说：要分析—下。有的人要在十三、十四军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他们形式上是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扩大薄一波的影响，起码可以说是形左实右，薄一波哪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们不是真反薄一波，这是对转战南北有功部队的诬蔑，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这种口号是动摇瓦解人民解放军，是自毁长城，恰恰是美帝、苏修、蒋匪帮、走资派所希望的，怎么能用这个口号反对十三军、十四军呢？要教育群众，揭露这个，这是别有用心的，挑拨诬蔑的手段。
    总理说：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是薄一波的部队呢？你们想一想，这个合乎不合乎毛主席思想，要阶级分析嘛！要合乎毛泽东思想。周总理说：这是不是社会口号呢？这是很不利的，是自毁长城。
    谢副总理说：个别人不怀好意，别有用心，要提高警惕，十三、十四军要挺起胸来。
    康老说：十三、十四军要挺起胸来，不要怕，要稳定下来，毛主席信任，林副主席信任，中央信任十三、十四军，有人提出把十三、十四军说成李成芳的死党，是保李势力，要坚决反对。十三、十四军是毛主席的部队，要把这些话打电话告诉两军，但不能用这些话去压别人，压对方。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对云南郭顺兴事件的批示
    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电话转达总理批示：平浪的问题我们报告了总理，
    总理同意陈康同志的意见，立即追查限期交出凶手。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附：
    陈康意见（李云福元月六日上午三十分电话转达）：
    一一平浪打死副总军事代表问题，陈副司令员的处理意见：
    一、查实情况；二、如情况属实，责令一平浪炮团交出杀人凶手，如果不交，即强行逮捕凶手。妥否，请总理指示。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我们在京开会的同志，欢迎和支持云南两大派进行谈判。根据报来的情况，我们提出两个问题请你们很好考虑：
    一、谈判的双方都是一个阶级兄弟，是在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如果有人一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准备武斗，即所谓两手准备，是完全错误的，是拿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
    二、所有在武斗中被打死打伤的人，绝大多数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是真正的走资派，也不是地、富、反、坏、右，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九六八年一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砚泉、起云、建功同志和军区三大机关党委：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正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社论，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各项光荣的战斗任务。我区部队全体指战员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寸步不离，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最快的行动，保证使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在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工作中为人民立新功。为了完成这个最大的战略任务，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军区三大机关和省军管会要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为此特提出如下要求：
    一、目前住在军区大院的军队开展四大单位的所有人员，应动员他们一律撤出、返回本单位，以“斗私批修”为纲，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对军区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送材料。
    二、军区三大机关和省军管会应坚决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革命的正常秩序，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保证完成任务。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按照中央11·14通知执行：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整风的方法，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目前各级党委应按照中央文革小组一月二日关于学习“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通知，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元旦社论中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对当前的工作做出规划和安排，并认真组织力量，大抓、狠抓落实。
    三、军区三大机关和省军管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出来做工作，下边的同志要给他们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正常地进行工作，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服从领导听指挥，不能有无政府主义，对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意见，应按照中央十一月十四日的通知办。
    四、军区机要、通信等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机要保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职责，遵守制度，遵守纪律，保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
    五、军区警卫部队应严格执行职责，提高阶级警惕性，不准外部人员随便出入军区大院和办公大楼。对警卫部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要严格执行职责，又要正确对待群众，真正成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好战士。
    上述各点，望各级党委和支部，逐级的、分别地向群众做思想工作，既要敢于坚持原则，又要耐心进行说服教育，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力求尽快的把军区机关和省军管会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以保证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所交给我们的一切工作任务。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一、东川、一平浪、文山、大理、曲靖及其他地方的武斗必须制止。任何一方的进攻者和支持进攻的人（如果在武斗中伤亡大，损失严重），都将受到历史惩罚，总有一天要揭露出来的。
    二、云南省和昆明市不准有攻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大字报。
    三、禄丰杀害团副政委郭顺兴的凶手和指挥杀人的头头必须限期交出。
    四、外省的人（不论四川、贵州、湖北等），一律不准参预云南省两大派的问题，如有，应一律回原地去，参加本地区文化革命。云南各专、州、县的人员不要到昆明去串联，昆明地区的人员也不要下去串联。已经到外地去串联的人员要立即返回。一律就地闹革命。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一九六八年元月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昆明两大派谈判，如果能够迅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最新指示，达成好的停止武斗的协议，我们愿意派飞机将双方谈判的代表接来北京签字。
    来京人员名额如下：
    一、参加谈判的十四人全部来。
    二、文山、曲靖、东川、保山、昭通、红河、楚雄、一平浪、以礼河等地各来二人（一、二把手），下关两派各来三人（一、二、三把手），玉溪两派各来一人（一把手）。共四十四人。
    三、两派的总头（核心常委一、二、三、四把手必须来）各来十人共二十人。
    总共来七十八人。
    除谈判代表外，请朱刚同志带队。
             （一月十四日五时三十分刘鸿第传达）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一、中央首长很关心，谢副总理指示：要正式通知两派，要他们给专、县做工作，把武斗停下来，两派在下面的人，要把他们叫回来。
    二、听到两派达成停火协议，昆明已于一月十四日十八时停火，并已传达到专县，我们认为很好。
    三、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已达成的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这是对你们的一次严峻考验。
             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同志的电话
    （封秘书电话传达）
    中央首长最近几天看了云南的电报，对我们有批评和重要指示，现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我们研究，打回如下电话：
    从近日情况来看，武斗并未停止，某些地区继续发生严重武斗，如一平浪、楚雄、下关，曲靖，昆明东郊金马村还发生了严重破坏202次客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现提出如下几点：
    一、必须坚决按照协议贯彻落实执行。
    二、不论哪一派，哪个组织，如果继续搞武斗，破坏协议就要走向反面。
    三、立即停止武斗，谁要继续挑起武斗，造成严重损失，必须交出指挥武斗的头头。
    四、两派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个别坏人和走资派从中挑动。
    五、必须深入宣传协议，大量印发，认真学习《文汇报》“论派性的反动性”社论。
    六、由昆明两大派和军管会立即派出三个监督小组，分别赴滇东北（曲靖、东川、昭通）、滇西（下关、楚雄、一平浪）、滇南（文山、广南、邱北、个旧、开远）协助当地两派和驻军监督协议的贯彻执行。
    在大理，楚雄或别的地方，那些正在带头向另一派用武装进攻的一方的头头（讲了又不听者），不准来北京开会。那些处于守势、不用武力进攻别人的一派，即使被攻者打散，也要派同等数量的代表来北京签字。
    昆明到贵阳202次列车要立即连夜排除障碍，以便迅速通车，并将两次破坏列车的头头，要本组织立即交出来。
             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十八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这个电话记录要发到所有专州。特别是武斗的点都要发到，指定来北京谈判地方一定要发到，部队要相应的发到。点名的地方发到县。要发给两大派，连夜上街宣传。）军队（不论是两级军区、野战军、铁道兵、军分区、人武部等，以及所有“三支两军”人员）和地方干部，从现在起，如果不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促进两派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是继续片面地支持一方搞武斗，明的或者暗的指挥一方进攻一方，造成严重损失者，将来查出来，一定要受到严厉处分。立即传达到所有人员，坚决贯彻执行。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一月十八日凌晨零时五十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谢富治接见了昆明部队在京负责干部和云南部份革命群众代表
    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地点：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
    （群众代表到会时，谢副总理正在讲话）
    谢副总理：形势发展很好，但有些紧张，谈判费这么大劲，为什么武斗这么厉害？二、三号起一直从昆明打到下关，是破坏行为，是犯罪！把军代表、一个团的副政委杀了，到现在不交凶手，又破坏了一平浪煤矿，又砸了盐矿，到下关杀了一百多人，这哪是文化大革命？
    康老：这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谢副总理：这样的反有人支持。文山就是在边疆，我们同美国作战，援越抗美。武斗一个组织最厉害的就是《援越抗美》，这个组织不要脸，他这是破坏！什么《援越抗美》？不管什么派也不行！上次总理、康老讲过要悬崖勒马，如果这样下去，比李成芳的错误更大。王非，何德庆你们机关就是不听话，云南就是不执行十一月十四号决议，王非你派人到部队去串连。
    康老：你们到底执行的是谁的计划？打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革命活动。
    谢副总理：今天叫赵健民来参加会。过去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揭问题，贴几张大字报也好嘛！但你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你出来干了许多坏事，你片面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我们完全是为了革命利益，我们只能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谁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走，我们就支持。否则，就不支持。我们就是一派，不管你是炮派也好。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错误，中央调离他们。如果你们乱搞，不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搞个人的，那是不行的。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幕后有人指挥。
    康老：赵健民，你是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
    赵健民：十月二日。
    康老；你脑子里还有中央吗？谁叫你来的？是中央叫你来的吗？
    赵健民：我是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
    康老：你可以请示一下嘛！不请示你自己来，还是化名的。（问陈康）听说有几个都是化名来的，有没有这个事？（陈康答：有）谁叫你们来反映情况的？我听说赵健民来了很吃惊。你是省委书记，不是个小孩子！刚才谢副总理讲，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诡辩）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老：你的话不要说死，你不要骗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你说你没有片面支持炮派干坏事，你给我写个条子。（赵健民写条子）你说你没有支持炮派，你考虑考虑。你是个省委书记，在京西宾馆还打电话指挥炮派，还说没有支持。对你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大考验。考虑一下再写吧！（赵健民把条子递给康老）写好了？怎么写的呢？（康老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甭同我们搞外交。如果你要是支持了怎么办？
    赵健民：我支持了受党纪国法处分。
    康老：要澄清一个问题。上次有人讲支持赵键民是毛主席批准的。完全没有这回事。那是昆明军区有个报告，对解决云南问题提了些意见，中央批那个报告。有人到处招摇撞骗。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那一年被捕的？
    赵健民：—九三六年。
    康老：几月被捕的？
    赵健民：九月。
    康老：那时你做什么工作？
    赵健民：当组织部长。
    康老：那时你和黎玉接上了头没有？
    赵健民：接上了。
    康老；你被捕后押在什么地方？
    赵健民：押在××（未听清）。
    康老：供出你的那个叛徒叫什么名字？
    赵健民：叫×××（未听清）。
    康老：他怎么认识你的？
    赵健民：我去视察工作的时候，他认识我的。
    康老：被捕后审问过几次？
    赵健民：韩复榘审问一次，还有××（未听清）审问了两次，还有……。
    康老：是叛徒供出了你，怎么一年多就出来了？
    赵健民：那时，日本人来了，很混乱，国民党逃跑就放了我。
    康老：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健民：我没有自首。
    康老：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还欺骗大家。你是个叛徒！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健民：我保留意见。
    康老：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变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特务云南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指美蒋）的计划。你上次来北京，几次写信找我谈话，我觉得一个省委书记来了，不管怎么样忙也得谈谈。你那一次谈话，我向中央反映了，你那次谈话，是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的话。
    谢副总理：刘少奇也这样讲的。
    康老：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同志们想—想，如果我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罗，陆、杨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你赵健民就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那些混账王八蛋再选进我们党里来。你赵健民就是为这个目的。
    赵健民：我那次谈话是有记录的，可以公布记录。
    康老：很好！你是费了心思的。你那个谈话，半天一个字半天一个字说出来的。你要公布记录，我们要把你的东西全揭出来，不仅在云南，而且要在全党公布。大家听到了没有？这是他要求的。答应你这个要求。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讲过没有？
    赵健民：讲过。
    康老：那就对了，我没有造你的谣。你对刘少奇讲过没有？
    赵健民：讲过。
    康老：哪一年？
    赵健民：一九六三年。
    康老：什么地方？
    赵健民：在昆明，刘少奇从越南回来时讲的。
    康老：嗬！六三年就讲啦！你还同别人讲过没有？
    赵健民：没有。
    康老：不见得。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张王牌，如果六七年开这个会，刘少奇会怎么样？彭、罗、陆、杨会怎么样？叛徒、特务一大堆还留在党内！用合法的手续，来隐藏他们叛徒的面目。他们总是要改变面目混进党里，篡夺我们党的领导权。毛主席英明，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光把一堆叛徒、特务揪出来，就有很大的意义。赵健民！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来骗我们，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红太阳照得红彤彤，牛鬼蛇神都照出来了。把那些叛徒、特务照得原形毕露。
    谢副总理：谁捣鬼都逃不过，谁不跟毛主席、不跟毛主席司令部，搞自己那一套，不管你怎么巧妙，都要暴露出来。
    康老：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我们要严肃处理。
    谢副总理：会都不让他们参加嘛！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
    康老：在现在的形势下，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那个样子，没有黑手才怪呢！我相信河南、山东支边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那些黑手、特务、叛徒、走资派在那里挑动。你赵健民来北京干什么？你就是为了在北京安安静静地指挥。你就是这个目的来的，在昆明不方便。我问你，你来反映情况，你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了什么报告？提过什么建议？
    赵健民：十一月初，我写了一个报告，有情况，有建议。
    康老：你反映的什么？
    赵健民：我反映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李成芳错误搞乱的。他不揭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他整我的黑材料，他拉一派打一派。
    谢副总理：我问你，我们到云南去，叫你做两大派的联合工作，到现在你做了些什么工作？
    赵健民：八·二三、炮兵团的我都做了……。
    谢副总理：你说假话。
    康老：你的建议是什么？
    赵健民：我建议李成芳停职反省。
    谢副总理：那中央早就决定了，八月份就调离了李成芳。
    赵健民：我建议两大派到北京来谈判，把形势缓和一下。
    康老：还有什么？
    （赵健民没有回答）
    康老：怎么样？你的建议里军队这一条就没有提。
    谢副总理：“抓军内一小撮”就是你在那里支持。
    康老：我找你谈过两次话。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军队的问题，那么重要，你没有提。你想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垮那是痴心妄想！我相信工人、学生、农民没有人跟着你走的，就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揭开了谁跟你走？
    我希望军队的同志，昆明军区也好，云南军区也好，空军的也好，我们把中央的“底”告诉你们，你们有什么意见请讲讲。
    （康老念赵健民的条子：“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如果支持了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愿意受党纪国法处分。”）
    ×××等：这是假的，这是靠不住的。
    （×××揭发赵健民调支边工人到昆明搞武斗，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对抗中央等罪行。）
    （当揭发赵健民调支边工人到昆明组织《援越抗美》搞武斗时）
    谢副总理：抗美援越是打美国人的，怎么打群众？什么《援越抗美》，把这几个字污辱了！
    （当×××揭发赵健民答应给支边工人每月每人四十块钱，不回原籍，就地分配工作时）
    谢副总理。这是搞反革命经济主义！
    康老：（把赵健民的条子拎起来）你们看，这几个字值多少钱？
    赵健民：那是造谣！
    （×××念了赵健民发的一个电报，再次证明赵健民支持《援越抗美》的错误行动时）
    谢副总理：要偷偷摸摸的办了，是不行的。
    赵健民：对支边工人问题，错的是你×××，对的是我。
    （当×××又一次证明支边工人是愿意回原籍的，赵健民蒙蔽支边工人到昆明搞武斗时）
    赵健民：（疯狂地）造谣！造谣！
    康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我遇到两个人最顽固，你一揭他的问题，他就说，造谣！造谣！一个是内蒙的王逸伦，一个是你赵健民。本质问题就是留下来搞武斗。
    赵健民：中央可以审查。
    康生：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
    ×××：（问赵健民）你为什么八月二十四日上新华山？
    谢副总理：（对赵健民）你就是支持一派打一派。
    赵健民：（又想诡辩）……。
    谢副总理：你不要多说了。
    康老：（对赵）你不是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健民：我要求。
    康老：你写一写。
    谢副总理：（拿到赵健民的条子后）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两个解放军把赵键民押离会场）
    谢副总理：军队同志不要上坏人的当，你们要好好学习，要提高警惕。就是有坏人、有黑手要破坏解放军的团结，破坏造反派的团结。不要上他们的当。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不要上当。
    还有赵健民的秘书也要监护起来审查。
    文化大革命—年多了，形势一片大好，就是云南不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克服派性，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停止武斗，停止机关“四大”。简直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打个电话回去，就说是大毒草。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也有人总想把部队搞乱，什么也不听指挥！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不管哪个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有错误改了就行，不要再顽固坚持，都要注意。你张力雄同志，过去我们支持你，但你风格不高，团结工作作的不够；让你当军管会副主任，陈康也是副主任，但要批评你两个。
    康老：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不管是谁有了错误都不要坚持，不要搞到派性里去，一搞到派性里就没有真理了，不是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而是为派性服务。你们的会要好好地开，你们有进步，但进步不大。陈康同志是不是比刚来时有进步？
    （陈康答：有点。）
    赵健民在京西宾馆，还在活动，（军委办事组的同志：在这儿做尽了坏事。）在这儿表演，你们看像不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把我们当阶级敌人看待。王逸伦也是说：造谣！造谣！和赵健民一样，结果一审查是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
    谢：刚才总理给我打了电话，你们（指云南军区）要告诉工八团迅速地停止武斗。周总理说了，他们（指工八团）这是完全违背了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如果立即放下武器，我们还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好的，是革命的，不然就用军队包围起来，强迫交枪。
    罗元发：我们相信工八团大多数同志是好的。
    康：这次我们讲了派性的问题，司、政、后机关的同志刚来，我们今天劝一劝你们，主要的要你们参加这个会议，今天接见你们一些代表。我们之所以没有很快接见你们，是要你们在这里在毛主席身边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提高觉悟。
    谢：要改变立场！
    康：要把部队稳定下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解放军在各次革命运动中都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她和中国广大人民一起，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是保卫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支柱。我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军队有的单位在一个时期是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了。林副主席八·九讲话提出要勇于改正错误，总是希望军队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希望他们好，不希望他们垮台的，在陈再道、钟汉华问题上真正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现在他们都在这里学习，还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还是可以做工作。解放军有个优良品质，不但有丰功伟绩，而且有了错误能很快改正。能够消灭敌人，这是丰功伟绩，有错误很快能改正。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那本书里说：不犯错误的人不是有能干的人，有能干的人在于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能很快改正。我们解放军就是这样。
    今天晚上的会很有意义，是毛主席指示支左一周年。一年多来，支左、“三支两军”工作，解放军作出了很大成绩，支持了地方文化大革命，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提高了自己的觉悟锻炼了自己，暴露了缺点，改正了错误，信心更提高了。不管那个机关犯了错误，我们解放军支左是有伟大成绩的。伟大成绩是主流。但是不认识支流还是要犯错误。上次说了，有人要在十三军、十四军肃清薄一波余毒，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十三军、十四军是党的军队，是毛主席的军队，难道是薄一波的军队？所以提出要在十三军十四军肃清薄一波余毒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指挥的嘛！支左有伟大成绩嘛！这是主流。不管那个干部犯错误，是一个共同的，是暂时的，是支流，是能改正的。个别干部犯错误决不能动摇我们这个信心，但要看到，由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或多或少的反映到军队中来了。某个时期，某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虽然是支流，但必须严肃地注意。广州军区总结了一条经验，军队干部沾染上派性，比地方红卫兵还难克服。广州军区支左成绩很大，他们总结了七、八条经验，中央有个批语，你们回去可以看看。为什么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没有总结几条经验？难道我们的派性比别人少一点吗？不！因为自己有派性，看不到自己的派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革命性，大家要好好学，克服自己头脑中的派性。军队同志要猛省啊！此外，希望同志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从阶级斗争规律看，敌人要破坏革命，要破坏我们党最重要的手段是从内部来搞破坏，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来攻破的。同志们，看，刘少奇这个叛徒为什么能在党内隐藏这么多年，还当了党的副主席，做了国家的主席，为什么彭、罗、陆、杨这些叛徒，特务能在党内隐藏这么多年，还篡夺了党和国家、政府的重要职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主席讲的：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什么叫打着着红旗反红旗，就是用两面派耍两面手段。什么叫两面派、两面手段？刚才赵健民的表演就是一个例子，他还理直气壮哩！他说我们党内部没有民主，长期不开代表大会。完全是修正主义的理论。你同他谈，他还说他的讲话有记录，可以公布记录，要是不了解他的情况，还叫他给吓住呢。他自传上写着是自首出来的，他今天说不是，还要保留意见，这就叫两面派、两面手段。你们大家知道了吗？罗瑞卿就没有入党。他给主席的请罪书上说，他根本就没有加入共产党，罗瑞卿讲起话来咬牙切齿，好象他非常无产阶级革命化哩，这就是阶级斗争。
    不要睡大觉了。但也不要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是陶铸的叛徒的东西，怀疑一切是错的。
    谢：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信不移，要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要相信群众，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
    康：这是一个很大的常识，老的两面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会不会产生新的两面派？有阶级斗争就会产生新的两面派的。要对解放军，对群众组织天天进行教育，千万不要搞两面派手段。这是敌人、叛徒、特务搞的，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东西。派性还能表现出来，这种东西不容易暴露。赵健民就是个两面派，不要相信他，一月九日他还在京西宾馆打电话指挥炮派哩。
    谢：那是搞特务工作。
    康：同志们不管有多大错误，千万不要搞阴一套，阳一套，千万不要耍什么两面派敌人总是耍两面派的。
    刘少奇是敌人，玩弄两面手段。今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云南的工作近一个月来有点发展，昆明的武斗基本上停下来了。可是几次都是昆明好一点了，下边就严重起来。这好象是一个规律了。这个问题要注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的啰。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四日到祿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持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管局的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
    谢：到现在没有交出凶手。
    康：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最近苏修还运武器给缅甸。他们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工八团九日占了一平浪，把煤矿破坏了。15号占了楚雄，14日在某地抢了3500件武器，16、17号攻占了下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值得严重注意。同时在永平已发现了电台。
    谢：发现敌人的电台。他们由昆明到达下关，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抢那么多枪？
    康：我们要相信，他们（指工八团）多数是好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但是有坏人。因此，我们的确想到，赵健民是利用了这个问题了，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这只黑手就是他。赵健民说云南的问题在李成芳，李成芳有错误，我们知道。云南就是一个李成芳吗？还有赵健民哩！两派中间都有少数的坏人，但一个突出的是炮派，要警惕。我们不是支持一派的。
    谢：最近这个炮派的行动特别值得注意。
    康：我们有个经验，坏人有时他两派都支持，他要把水搅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南搞得那么混乱，要引起我们注意。云南是边疆，担负着那么多重大任务，支援越南，支援其它兄弟党，任务越来越重，你们知道了，我们要支持越南，支持老挝、缅甸、泰国，还有印度。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革命都很重要。因此要搞得更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起来，大家都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毛主席讲了，为什么为一个小派别服务，不为一个七亿人口服务呢？云南乱得差不多了，问题越暴露得差不多了，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你们大家要赶快团结起来。统一思想，行动一致。军队一致了，地方就好解决了。同志们看看全国，能一点也不动心吗？广州黄司令员来了，向中央报告广东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别的省都来报告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云南还在搞武斗，还坐上汽车打五百里。不过一讲清楚了，我们相信你们会跟上去，赶上去的。
    谢：要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军队里有什么八派观点，炮派观点，都是错误的。
    康：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同志们都想一想，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十四军的同志去做。经验是首长亲临现场。
    谢：政治工作要耐心，要观点明确，指出错误。
    康：河南空十三军解决开封化肥厂的问题就解决得好。
    谢：要耐心，要注意不要轻易开枪打死人。主席讲，军队要准备几千人伤，几十人牺牲。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总会死些人，还是象林副主席说的：胜利最大最大最大，牺牲最小最小最小。那个团的副政委牺牲了，我们是同情的，但不要在这上头作文章，不要开追悼会那一套。希望两个军加紧政治思想工作。
    康：领导要深入，要有一个信心，毛泽东思想一定胜利，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政策和群众见了面就会生效。第二条，要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条，收枪。第四条，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
    谢：强迫交枪。
    康：最后我相信，是毛主席讲的，哪个地方乱透了，哪个地方的问题就解决的好，云南乱得差不多了。不乱，赵健民是看不清的，以前对赵健民认识不清嘛，对他还抱有希望呢！
    谢：康老讲了很重要的话，这对大家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爱护。总理很关心，刚才还打电话，劝同志们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不要继续发展下去，当然天塌不了，但不要造成更大的损失。要用最大的热情对待毛主席，对待党中央，对待中央文革，要热爱，要紧跟。大家要下最大的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党中央的话。每个人都要自我批评，不要有私心，要公，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事，要迅速地、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要再糊涂了。要把昆明出现的好形势坚持下去，要坚决反对派性，要坚决制止武斗。武斗两派都有，但主要是炮派。为什么对赵健民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他片面地支持炮团。这是犯罪。希望支持炮派的同志要觉悟，要猛醒。你是炮派观点，他把你拖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什么八派观点、炮派观点，都是派性作怪。少数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这是犯法行为。我希望张力雄、李明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炮派的武装进攻行为。八派也一样。我看丁荣昌去东川制止武斗不力。他发来电报都是片面性的。电报多是假的。是派性作怪要注意，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会上当。司令部两个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长，你们为什么要搞“四大”？你们就是要防害军队支左嘛！你们搞得军队什么发言权都没有。
    康：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嘛！
    谢：要坚决把东川、下关、文山等地的武斗停下来。
    康：王非，刚才讲的很重要，这件事是犯法行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谢：希望你们把会开好，学习好。在毛主席身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把军队搞好，哪一派也不能搞派性，都要自我批评，刚才会上讲的，只在内部讨论，不准打电话回去，统统保密。
    康：关于赵健民的问题，不要打电话。
    罗：不要打电话，据说北京还有昆明的百把人。
    谢：一律反对假报告，反对只告别人，不讲自己。什么电报每天一大箩，我说电报就是派报，每天电报多得很，象快报一样。司令部机要局就象个公共汽车，谁都可以使用，谁都可以发电报，就有人批。今后军队问题一律不能上街，不准通到社会。鲁瑞林、田维扬、两军的同志，都要作检查。
    康：今天对炮派讲得比较多，对炮派观点的批评比较多。我们有个经验，对一派批评多了，另一派再过两天就要犯错误。八派观点的同志要注意。还有一条经验，要保密，能不能做到？（众答：能！）会上答应容易，就是做了保证但做不到。对司、政、后机关来的同志是一个考验。你们可以不赞成，但赞成了要保证做到
    谢：原来说，两派有协议中央支持，武斗基本停下来，两派就到北京来签字，可是武斗就是停下来。八派也好，炮派也好，都是跨行业的，全省连起来的，最容易被敌人利用，这是最头疼、最难办的，所以要采取坚决措施。领事馆、国际旅行社，给越南的影响不好。旅行社是八派干的，还有一个越南领事馆，搞得影响不好，这两个地方都是八派干的。你们要高度警惕，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不要有个人主义，不要有私心，首先要把部队稳定下来，统一认识，克服派性。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不要让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东西再发展下去了。
    （接见到此结束）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中央首长对云南目前武斗非常关心，全国都停了，就是云南不停。云南、昆明停了，就是滇南、滇西不停。
    现在要立即谈判，立即把武斗制止下来，不论是否达成停火协议，双方都不要主动进攻、主动出击、主动开火。不谈判，继续胡闹，中央将采取坚决措施，不论过去是什么组织，现在不听招呼，要走向反面。
    立即谈判停火，主要是靠军队，部队未直接支持的，有影响的组织，要立即行动，立即进行工作，很快把武斗停下来，军队谁要再支持、助长武斗，也要采取坚决措施，不论任何人作任何小动作，都要查出来。现在发现现在处理，将来发现将来处理，一定要认真教育部队，现在先不谈，先把武斗制止下来，先把交通恢复起来再谈。春节前，一定要做出成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五时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
    两军、云南省军区、空指、总字一二二部队、各师、民族一、二支队、各分区，军区直属各大单位：
    （一）
    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沿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祿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事代表郭顺兴同志（当地炮派个别坏人干的），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樞纽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谍”。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死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受走资派和某些坏头头的挑动和指挥，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多次警告，不听沿途驻军的多次耐心劝阻，继续进行武斗，严重地干挠了斗争的大方向，破坏了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生命安全。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恶劣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为。
    （二）
    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了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特宣布：“滇西挺进纵队”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立即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释放被抓人员，交出坏头头，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全区部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派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必须明确干了这些坏事是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和指挥的，要把走资派、少数坏头头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把参加武斗和不参加武斗的区别开来，把“挺进纵队”和整个炮派区别开。决不能利用这件事作文章，压制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要把这笔账记在走资派和少数坏头头身上。
    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和“三支、两军”人员，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教育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立即进行谈判，停止武斗，恢复交通，立即停止挑动民兵、农民进城武斗，立即停止破坏国家财产和危害人民生命的行为，立即停止违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系列指示的行为。全体同志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各单位应把这一精神，向全体干、战、职工、家属和当地群众组织负责人，立即进行传达教育，并将教育情况即时上报。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
    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传达了中央首长指示的基本精神：
    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听了中央首长的几次报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最近的极为重要指示。我们听了后，感到特别亲切，受教育很深，震动很大，字字句句打中要害，是一次最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现在把中央首长指示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基本精神，先告诉你们，望立即认真组织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一、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认真贯彻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目前，军管、支左工作中的中心问题，是支左不支派，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能支持，并要坚决抵制，耐心加以教育。派性是毒蛇，派性是恶毒的敌人。有了派性，就没有敌情观念，阶级观念、国家观念。有了派性，就看不见真理，就不可能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样就会犯错误。军队不要陷入两派里头去。如果有些领导干部，支左人员已经陷入派性斗争中，必须猛省，立即从派性泥坑中拔出来，再闹派性就是有意对抗最高指示。地方上的派性反映到军队中，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地方。军队的派性是阶级斗争在军队内部的反映。军队的派性不克服，就做不好“三支两军”工作。因此，我们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把派性彻底批臭，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决不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的错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听最高统帅的话，要真正象李文忠同志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每个干部战士都不能离开这个标准。
    二、军队必须保持稳定。当前最重要的是军队要稳定，稳定是部队的最高利益。军队内部不能有无政府主义。现在发现有的部队当面听背后不听，原因是军队内部有派性。军队任务很重，因地方上党、政机关瘫痪了，要靠军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传播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特别是云南的部队更加重要，面对帝、修、反，战备任务很重，又担负着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要反复教育全体同志，树立敌情观念，阶级观念，国家观念，以国家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保持部队稳定。昆明部队战备任务很重，要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是个很重要的任务。
    军队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坚决地按照十一月十四日通知的六条办。解放军不去地方上串联，人家来串联我们也要说明不准串联，整个解放军都是如此。军队文化大革命内部搞，开展“四大”的单位也是内部搞。
    关于肃清薄一波的影响问题，应该科学地分析一下，你们兵团过去有光荣的历史，陈、谢兵团谁不晓得，这个问题要注意两点：一、提肃清薄一波流毒的口号，形式上是反薄一波，实际上是给薄一波扩大影响。薄一波哪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队伍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们这样提法，起码可以说是形左实右。二，这种提法起动摇、瓦解解放军的作用，是自毁长城。就是决死队出来的也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有问题个别处理，不能变社会口号，搞到社会上去，不能拿着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来自毁长城。江青同志在“九·五”讲话中就讲了，要支持解放军，不要自毁长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军队无论如何要团结一致，军队支左要一致起来，如果不一致要内部解决，不要公布于社会。军队内部不一致没有道理，工人阶级内部如此，军队更应如此。要提高阶级警惕性，不要受敌人的利用。现在我们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要全面胜利的时候，帝、修、反、美特、苏特、日特、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他们不甘心失败，我们要防止敌人挑拨离间，造谣污蔑，以被“左”面貌出现进行破坏。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协议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分人组成，“滇西挺进队”，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来自各方面的多次劝告，于元月一、二日，全付武装，从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向滇西挺进，煽动当地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配合他们的行动，仅仅十八天时间，先后攻打了—平浪、楚雄、下关等重要城镇，抢夺国防仓库，破坏滇西工业生产，打死打伤许多革命群众，危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们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滇西挺进队”的行动，是受了走资派的操纵的，是混进他们组织里的极少数坏人从中挑动的，这个组织里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
    为了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副统帅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立即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地、积极地、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坚决规劝和制止“滇西挺进队”的错误行动。
    我们希望他们：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交出指挥武斗的坏头头，坚决与走资派和坏头头划清界线，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是能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我们一定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把坏头头、混进群众组织的积少数坏人和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
    要把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和没有参加武斗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
    要把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参加武斗的“滇西挺进队”和其他没有参加武斗的工役制工程团区别开来；
    要把“炮兵团”派“滇西挺进队”和“炮兵团”派其他组织及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斗私批修，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个接着一个成立，出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高潮。云南同全国一样，也是一片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努力学习和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但是，就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出现了所谓“滇西挺进队”。
    “滇西挺进队”自一月一、二日以来，在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少数坏人的挑动、操纵下，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是把枪口对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对准革命群众。“滇西挺进队”在滇西大搞武斗，破坏生产、抢夺国防仓库，危害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这是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保证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根据中央指示，特发布如下通令：
    一、“滇西挺进队”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你们必须立即猛醒，赶快觉悟，同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少数坏头头，划清界线，反戈一击，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了。
    二、“滇西挺进队”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用物资。
    三、立即撤出矿区，迅速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和斗批改。
    四、所有人员不能以任何借口破坏煤矿；矿区的一切设施和国家财产，必须予以保护。
    五、矿区炮派革命群众，要积极协助军管会贯彻上述各条。
    以上各条，希望你们立即执行。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关于云南鸡街、铅厂、雨过铺事件的指示
    一、关于鸡街、铅厂、雨过铺发生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严重政治事件。
    二、必须交出鸡街、铅厂、雨过铺三个地方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坏头头，而且要主要的头头。
    三、必须指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必须立即改正，如果不改，将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四、必须释放被抓的人员，交还车辆、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质。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凌晨零点十五分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谢富治吴法宪关于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空军罗元发司令员传达，二月六日晚，空军后勤部礼堂）
    今天利用这个时间传达一下谢副总理、吴副总长的指示。
    今天下午，谢副总理、吴副总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些指示：
    一、全国的形势是大好的。全国上下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年要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现在全国已经成立了十四个革命委员会，报纸上大家都看到了吧！革命委员会一个接—个地成立起来了，如河北、湖北、前几天还有甘肃，最近浙江、湖南、广东以及其它地区很快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形势发展的非常快，是个大好形势。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紧跟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紧跟的话，就会落后于全国的形势。那么就是说，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跟上全国大好形势。这个大好形势、革命的形势发展非常快。最近东北的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的代表还在谈停止武斗的问题，家里已经在搞大联合了。形势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同志们要看到这个大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云南的两派在这个地方，要很快地签订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的协议，还要搞大联合。八·二三、炮派要在这方面很快地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武斗在云南地区并没有完全停止下来。现在云南的广大人民群众也要求大联合，人民的心情大家是知道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过去两派都做了不少的贡献，但不管哪一派，或多或少也犯有这样的缺点或者那样的错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犯了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也是难免的。我们来北京不是来搞辩论的，是要来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经过斗私、批修，搞好大联合。两派一定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哪一派在这个大好形势下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中央的话，不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话，必然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就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志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领会这一点。在这里应该很好地把协议搞好，两派都要很好的联合起来。
    二、关于报纸问题：
    云南地区的报纸没有很好地向广大人民传播毛主席的声音，或是传播得不够。由于武斗影响了报纸的出版，云南广大人民听不到中央、主席的声音。报纸一定要很快复刊，要办好。《云南日报》和军队的《国防战士报》要很快地恢复起来。这个报纸，最主要的应该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重要文章、社论，把中央、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指示、党中央、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及时地传达到广大的革命群众中去。
    三、在谈判中，各个专州县，下关、文山、个旧、曲靖、东川、昭通、都来了，（玉溪还没有来），除昆明地区两大派签定制止武斗的协议（全省性的协议）以外，各地区要制定一个协议，在总理办公室联络员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每一个地区要搞一个本地区停止武斗的协议。有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来，有的在云南。不要来的可以报告，商量一下，再参加谈判。签字以前，军队、军分区也要来两个人（有的地区是武装部），当地两大派加军分区（武装部），三个方面嘛！今天晚上研究了，争取后天来。
    四、再一个是：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七百人，听说今天多数派、少数派敲锣打鼓地联合起来了，昆明部队三大机关来的三十九人，经进过谢副总理、吴副总长批准，同意你们去军事学院学习班去学习，你们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嘛，时间还没有定，中央首长很忙，接见两派代表时，通知你们来。你们研究一下，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你们先进去，到接见时间通知你们来；一个是暂时不要进去，但是现在你们极端民主化很严重，除掉你们三十九个人，还有他们七百人呢？（三十九个人插话：接见后再进去。）好嘛，我把这个情况向谢副总理汇报一下，延长一点时间再进去，但是，要学好。你们前半个月坐不下来，派性很大。根据军委办事处反映，春节后开了两天座谈会以后好了一些，你们承认了三条：一、来时你们说没有派性，现在承认有派性而且还很严重。二、感到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跟得不紧。三、要自我革命，斗私批修！以前老是革人家的命，现在要革自己的命了，自己又要作革命的对象又要当革命的动力，自己革自己的命。总的是有收获的。但是你们家里三大机关还是没有很好地坐下来学习，三大机关还很乱，一定要按照中央十一月十四日通知办事，把你们学习的情况给家里打个电话。北京的政治空气和那里不一样，空军幼儿园的孩子（编者注：接见是在观看了空军幼儿园孩子表演以后进行的）要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后代，永远不出修正主义。在坐的同志大多数年轻，要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使铁打的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
    关于一平浪的问题，谢副总理讲，两派不要在那里作文章，一定要坚信中央。革命造反派你造什么人的反呢？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要造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我们有的造反派没有按照毛主席最新指示办事，有的超出了这个范围。浙江红暴会，毛主席批了，他们犯了错误。一平浪的问题两派要正确对待，特别是炮派要按中央指示办事，要相信中央。炮派在下关搞了三个通令，他们在那里要单独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要看你造谁的反。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就错了。（刘懋功：炮派发表了声明，态度还是好的。）炮派发表了声明，有自我批评，态度还是好的。不管八·二三还是炮派，都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他批评你，你批评他，不要算老账，现在要大联合，要多作自我批评。造反，造谁的反？一个是造走资派的反，一个是违背无产阶级路线。我们造反不能乱造一顿，造无产阶级的反就是不对了嘛。
    两派要紧跟中央，相信中央。你们的组织很庞大，都有跨行业的组织，以后要归口大联合，归口闹革命。大联合后要搞工代会、农代会、职代会，都要按照毛主席肯定的贵州棉纺厂的经验，归口闹革命，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
    另外，军队无论如何不能参加哪一派，不管八派也好，炮派也好，你们都不要参加，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军队与地方的线要割断。对八·二三或者炮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支持。军队要按照毛主席“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办事，不要搞派性。你们可以到北京部队机关参观，去看一看住在华北地区的解放军他们怎样紧跟毛主席的，是怎样学习毛著，怎样斗私批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本身不应分成两派，要团结起来，无论如何不能参加地方两大派，有不同意见坐下来谈。今天谢副总理讲，军队对两大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不支持，你们自己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要按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办事。最近中央军委在这个方面还要有个指示，你们回去讨论一下，按中央指示精神打电话回去，你们两派要搞大联合，这是大方向，这条路非走不可，你们要搞武斗，非犯错误不可。再不要搞武斗了，工矿停工，农民进城，交通停滞，影响援越抗美物资的运输。搞武斗是违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绝大多数群众，革命造反派，是愿意搞联合的，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们打电话总是有些歪曲，随便发挥，这是没有党性的表现。随便发挥就变成造谣，要有严肃的态度，不能随便发挥。对自己有利的就随便发挥，那就不好了。今天总理办公室同志，朱刚同志在这里，你们打电话的稿子给他们看一看，看是否合乎这个精神，如果有随便发挥，要由你们自己负责。我做一个口头声明。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二十一点零六分至二十二点三十五分，总理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我省驻军和两派赴京代表。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云南两千一百万人民的无限关怀，对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全文如下：
    总理：同志们：云南两大派达成了两个协议。谢副总理要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一道来见见你们。你们—部分同志还要回去动员保证执行这个协议。
    现在请谢富治同志讲一讲。（鼓掌）
    谢副总理：你们定了“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两个协议，现在总理、康老、江青，吴法宪同志今天都来了，最后你们还有三个人要签字，签了没有？（答：没有。）你们现在就签，在中央首长面前签字，就要执行嘛！我们做证明人。（签字）好！（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云南昆明地区的代表，一平浪的代表、楚雄的代表、昭通的代、曲靖的代表、东川的代表、以礼河的代表、文山的代表、红河的代表、保山的代表、下关的代表、玉溪的代表和军队上的代表，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地北京，来到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合部所在地北京。同志们经过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的指示，学习了中央、周总理的指示、学习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大家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无产阶级党性，克服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北京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达成了刚才签字的两个协议。这两个协议是很好的。中央文革小组准备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这两个协议，支持这两个协议。
    同志们来啦，要把这两个协议在昆明，在云南所有地区，在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中间坚决贯彻，加以落实。这个落实，还有待于我们军队的同志和两派的同志作很大努力。
    昆明是我们祖国重要的国防前线，有着重大的援越抗美的任务。同志们知道，越南人民在春节期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越南人民打的，它体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同时，我们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特别是云南的同志对越南的援助，这是直接的，越南人民把我们这个国家做为他们的大后方，最直接的后方就是广西、云南。这个后方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非常革命化的国家。所以，才能成为一个最可靠的后方。这个后方的巩固是很重要的。云南不仅只是越南人民打美国帝国主义的重要后方，同时是缅甸、泰国、老挝革命人民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重要战略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把革命搞好有重要意义，把整个云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是对越南，缅甸、泰国人民的重要的支持。所以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云南的人民解放军负有重大的责任，把那里的事情做好。首先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迅速地停止内战，收交武器，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春风，已经吹遍了长城内外，长江两岸，吹遍了全中国。这个春风是不是吹到你们那里去啦？这是革命大联合的春风。云南形势总的是大好的，但比较全国来讲是落后的，这是你们自己讲的，其实是后来者居上。大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可以赶上去。现在武斗要赶快停下，武器要交，要按着协议办事。现在还有一些打仗的事情。这个协议适用云南所有各派、各地，所有的人都要执行。不能一面签订协议，一面还在那里打仗，不遵守协议。
    云南的派性是很严重的，军队有，地方有。十三军、十四军写了检查，十三军的较好。军队、地方都应该检查。
    昆明两大派都是跨行业的，应该停止武斗，应该归口大联合，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
    云南现在的秩序还不那样好。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坏人，对那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特务、叛徒，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反动派，在云南要提高警惕性。两派内部的坏人，都应该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总理也讲过，都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双方自己抓坏人。上面就有坏人，有李成芳嘛，有赵健民嘛！这就是坏人嘛！都应该抓。两派群众里头，也是有的。
    这个协议还有军队参加。所有军队都不应参加地方两派的活动。军队内部的事情，军队自己办，地方也不要参加军队的事情。至于“三支”“两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军队内部应搞“四大”的应按军委指示搞。不搞“四大”的坚决不搞。也不能变相地搞“四大”。军队要听指挥听命令，不能发展无政府主义。云南的军队随时有同美帝国主义作战的任务，随时有同反动派作战的任务，要遵守纪律，按照林副统帅指示的，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特别是军队应该遵守纪律。一声令下，就同美国作战，同各国反动派作战。
    现在同志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达成了很好的两个协议。要坚决地执行，落实。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有一个很好的学风，不能一面签订协议，一面在家里打仗。这是不允许的。那样搞自己要垮台的。
    在这里还要讲讲工八团的一部分人，在滇西成立了什么“滇西挺进纵队”，在那里做了很不好的事情，特别是在下关。后来云南的军队根据中央的指示，要他们交枪，交出坏头头，进行训练，他们没有很好听从，他们后来抵抗，先行开枪，后来双方伤亡很多人，军队也伤亡了一些人，这是走资派挑动的结果，不能怪工八团，要怪走资派，也不能怪炮兵团。对这件事情双方都不要作文章。现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紧跟形势，不能搞小动作。希望今天到会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协议。你们在中央首长、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面前签了字的，签了字要实现。
    还要说件事情，除了谈判以外，已有800人在学习班学习，还要增加800人，总理又加了100人，就是900，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云南的关怀，（口号）这事不能马虎，要好好办，中央文革小组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到底。按着毛泽东思想、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好。（口号、鼓掌）
    总理：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老：同志们，我完全同意谢富治的讲话，并祝贺你们两派达成“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的协议。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很重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口号）
    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中间，第一条，双方保证从几月几日起？，时间签上了没有？（答：签了。）从哪天起？（答：二月十六日十八时起）好。第二条，限期几月几日？（答：二月二十三日以前，全省封存完毕，三月四日以前按指定地点全部上交军管会。）好。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武器大家抢来抢去，现在又要交出来，同志们想了没有，武器呀！啊！枪啊！炮啊！手榴弹啊！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造武器是打谁的，打我们的敌人，打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打社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也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苏修、蒋介石、反动派。我们的武器是打这个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武器是为了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的，是为了援助缅甸、泰国革命人民的。这个武器一方面是反对敌人的，另一方面是支援革命人民的。我们的武器，现在这样抢来抢去，夺来夺去，前一段在云南是干什么？不是打敌人，是打自己的阶级兄弟。这合乎不合乎毛泽东思想，合乎不合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合乎不合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大家想一想。过去这样搞武斗，实际上是帮助了走资派，也帮助了敌人。受走资派、敌人所利用。毛主席不是讲过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没有说要用武器杀自己的阶级兄弟。革命派要有阶级性嘛！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嘛！大家称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应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嘛，很明显，过去是受了走资派的挑拨利用，搞错了。那么是谁挑拨利用呢？谢富治同志讲了，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健民。（口号）受他们利用，现在觉悟了，达成了协议。所以中央接见了同志们，庆贺同志们。这不仅是纸上的协议，是同志们觉悟提高了。同志们要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因此交枪，制止武斗要彻底，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云南地区枪大部分交了，是不是交完了，不见得。所以希望同志们回去执行协议要彻底，搞到底，武斗大部分停止了，但小的还有，同志们回去后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同志们信任我们，要在中央首长接见时签字。我们接见，签了字，大家要共同负责任，你们向我们负责，我们也要向你们负责，向云南人民负责。不要口头上字面上达成协议，实际上又推翻了，这就不好啦。当同志们回去的时候；也许有的群众不理解，特别是坏头头不理解，认为你们出卖了他们，有的说，你们到北京修了。这是反革命的话。到毛主席身边出修正主义，那中央是什么？！（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云南有这个说法，其它地方也有，这是反革命的。同时，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青年，应该言行一致，千万不要搞两面派，口是心非。反革命、一切走资派、叛徒、特务、刘、邓、陶等，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口里说的跟他们做的完全是两样。老的两面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露出来了，按着阶级斗争的规律，今后是否会产生两面派，出现新的两面派，可能的。因此，同志们要千万警惕。我们错了就改，错了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耍两面派。例如，赵健民就是耍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同志们打倒赵健民，不仅要打倒赵健民这个人，要把他的两面派的思想，叛徒的思想，彻底肃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光明磊落，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共产党，忠于革命。应该是这么一个态度。因此，达成协议回去以后，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今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要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去落实，这是我们希望同志们注意的一点。
    第二，我经常讲，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同志们，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在边疆，云南面临着美帝国主义，面临着苏修，面临着缅甸、奈温反动派、泰国、老挝反动派，面临国民党残匪特务，你们有战备任务。刚才谢富治同志讲过了，敌人正在云南千方百计活动。前一个时候由于派性，受蒙蔽了，敌情观念模糊了，没有啦，这很危险。这怎么算一个革命派呢？因此，希望同志们要加强革命警惕，加强敌情观念，有些敌人会打着红旗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刚才谢富治同志讲的，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同志们被他们表面的现象蒙蔽了，认为他们好像是革命的，实际上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提高革命警惕。现在揭露出来一些。两派都有一小撮坏人，不能睡大觉，不能麻麻痹大意，不能说那派有，我这派没有，两派都有。两派都要自己揪自己的坏人，这样才能保障我们文化大革命争取全面彻底的胜利。这是第二点。
    第三，如果我们要识破敌人，就要坚决彻底地消灭派性。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键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央的文件，报纸杂志讲得很多。希望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彻底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派性的确是毒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凶恶的故人，也是腐蚀同志们的思想，引导人们走错误道路的敌人。所以要彻底克服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毛主席领导的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口号）同志们讲的不错，打倒派性，增强党性，才能实现革命大联合，才能实现革命三结合。
    同志们在学习班讲了，说云南落后了，应当这样说，在时间上稍微落后。从时间上讲有的省是上游，现在已经成立十四个革命委员会，广东很快就成为第十五个，吉林第十六个，他们叫中游，你们是中游还是下游，很难说了。或者是中游，或者是下游。时间 上说，你们是落后了，但是上中下游，不仅从时间上算，主要是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好不好，一切按毛主席指示、按着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标准，就成了上游；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不是成下游了。刚才谢副总理讲了，你们还可以后来居上，居毛泽东思想的上。同志们要去掉派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不仅是昆明，还有各地都要很快实现革命大联合，解放干部，搞三结合，很快成立革命会。这样才能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指示。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在云南面临一个很重要，很大的问题要同志们解决，这就是三结合，部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云南解放干部，在派性影响下，没有实行。所以成立革命委员会联系到解放干部的问题。你们到底解放谁，要好好想想。不解放干部，你们自己也解放不了，革命委员会就不能成立。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希望各派要考虑这个问题。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很关心你们那个地方。我们昨天向主席报告，你们已经有800人在那里学习。主席说，不行，还要增加一倍，所以总理决定，增加900人，这是关键的关键，同志们有的在学习班，有的就要进学习班，在家里也要办，不是一派办，要象你们达成协议那样联合起来办，下面办不好，可以送到中央来办。参加学习的同志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学好林副主席的指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最后讲一讲关于部队的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三支”“两军”中在云南做了一些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但是云南的部队，不必隐诲沾染了一些派性，容易理解，社会上的派性影响了部队，军队的派性又影响到社会上去。所以，部队的派性要彻底克服，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广东军区总结克服派性的经验，希望你们要注意这件事。因为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谢副总理：十四军有个关于派性的检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说很好。昨天我看了十三军的检查，比十四军在某些方面还深刻一些，这也不错，不过主席还没有说话）我们解放军有这样一个特点，犯了错误，听到主席的声音，他可以立刻改正，可以进行自我批评。（谢副总理：检讨是一个方面，还要看行动。）应当说云南的部队前一个时期，派性相当严重，影响了地方，很严重。部队内部也是不统一的，不一致的，也是派性，这样就不合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同时，部队有些干部陷到派性里面去，昆明军区有李成芳、张子明，省军区有没有？也有。张力雄你有没有？（张答：有）我看你的派性也不少。还有一个副司令员朱家璧，来了没有？（朱答：来了）你有没有派性？（朱答：有）怎么办？（朱答：改正）有了就改嘛！按毛主席讲的改了就好了。所以靠自己改正，另一方面请其它兄弟部队帮助。
    最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江西省军区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有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今天已经发给同志们了。这个批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的。他讲，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有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了错误帮助他们改正。但是，另一方面支左工作中有成绩又应当宣扬他们的成绩。主席讲了嘛：我们地方部队也是一分为二，支左还是有很大的成绩，有个别地方，个别部队犯了错误。犯了错误就帮助他们改正。大军区、野战军要把他们看作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没有理由歧视，没有理由搞派别。当然，首先要使自己正确，大军区、省军区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就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使“三支、两军”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搞得更好。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从全国讲。我觉得主席的这个批示，对云南的部队很重要，希望同志们很好的研究、贯彻、执行。特别是刚才谢富治同志讲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和革命群众一道，和革命干部一道，争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这个任务彻底完成，全面完成。这是我们的希望。我的话完了。
    总理：请江青同志讲话。（口号）
    江青：首先问同志们好！（口号）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口号）我对云南的事，可以说很不清楚啰！知道一点不多。临来看了这么一大堆，看不赢呀！（笑）多少有点强加于我。不过，我觉得同志们到北京来了，听说来了快两个月了。我今天才来和同志们见面，首先是欢迎！（鼓掌）你们要回去就欢送。（鼓掌）
    我想讲一讲，坏事是可以变为好事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主席是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但是在你们那儿，我是知道一点，有武斗，有的地方斗的还不轻。是不是这样？（众：是）武斗能不能算好事？不能算好事，因为伤害了人，损坏了国家财产，不能算好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
    第一，如果你们搞了革命大联合，就是不打不相识，是不是？（鼓掌、口号）
    第二，青年人，我年青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枪，这一点我谅解的。拿了枪，放两下，也是个锻炼。你们来自祖国的边疆，要是将来有什么战争，你们也锻炼了一下。对不对？（众：对！）
    第三，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假如你走过了头，就是说走到对立面去了，懂不懂我的意思？（众：懂。）如果不是在人民内部矛盾里头超出人民内部矛盾，那就要剿匪！你们想想看，你们是乌合之众，我们的军队是：“四不”。（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口号）向小将学习！向小将致敬！（口号）
    假使你走到对立面去了，你们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我们一声令下，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听毛主席命令的。你们想想看，你们的枪就成了火柴棍了嘛。（笑）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子弹，哗哗哗就打完了，吓唬人（笑）。没有枪想枪，有了枪怕人家抢，第三步送回去吧！（笑）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武斗是很坏的事情，不应该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嘛。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可以用道理把对方批倒、批臭，完全可以嘛！为什么一定要拿枪，有的拿机关枪，有的地方拿高射炮，一万五千多发炮弹，是什么地方？不是你们吧？（总理：是重庆。）这是个败家子，对着天空咚咚咚的打了一万五千多发，我心里一直不舒服。你们拿步枪打一打，只要不伤人，练习练习不要紧。我年青时也拿过枪，也打过枪。
    现在既然达成了协议，就要遵守双方的诺言，不要再搞武斗了，你们再搞武斗，就会成为过街耗子，人人喊打。因为人民群众不能很好的安心生产，同志们想了这个问题没有？（众：想了。）武斗是损坏广大人民利益的，对不对？（众：对！）是一小撮坏人操纵你们武斗，他们逃之夭夭。现在就是要搞革命大联合，坏人他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曾经建议过各个组织自己揪内部的坏人，在今天，还有一个建议，是否可以联合起来揪，也可以*（口旁加么），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他自己不肯揪，把材料送给他。
    你老想打，哪有那么多子弹，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因为搞得人民不安生，我想小将和革命群众，目的都不是如此，都是为了革命，我刚才听说背后有两个坏人，挑拨你们，你们上了当。甚至还有的说到中央来就修了，说这话是反革命。到毛主席这里来，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反而说你们修了，这是挑拨，是造谣，是对中央不尊重，是污蔑。我的意见供同志们参考，不知对不对。（鼓掌！）
    康老：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平浪。这件事情出现在云南，希望你们警惕这件事情。（江青同志：要悬崖勒马。）要悬崖勒马！解放军“四不”是对革命群众的，对反革命是坚决消灭的，同志们这点不要糊涂，不要认为人民解放军就那么软弱可欺。解放军什么反动派没有消灭过，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难道我们还怕赵健民之流。云南已经有了一个现实的教训，希望注意这个问题。
    江青：祝贺同志们达成协议。还要来九百人学习，一千也可以，欢迎。
    回去的同志要好好宣传主席的指示，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的决定。我相信云南不会太落后，那儿春风吹得早。你们都穿了棉衣（笑），春风大吹一阵，你们就吹好了。
    祝贺你们！（鼓掌）
    总理：
    各位同志，我们今天这个会开的好，富治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给我们讲了很好的意见。你们把春风带回去、传给昆明、云南所有地区的群众，说明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都很关心云南的革命群众。你们想一想，去年一月份也在这里谈判，开过会。那时在场的几个同志今天也来了，现在名单上分成两派了。去年我们给你们谈的时候，你们战斗在一起，黄兆琪、方向东（二人站起来）现在两边了，你们俩是这样（手势指分坐在两边），我们还是这样（指总理自己），你们想一想，你们一年前战斗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云南的走资派阎红彦等人开火。当时军区开始支左的前后，是支持了当时的省委，你们就冲了军区。我们向你们解释，不要去冲，叫军区不要责备你们，支持了你们。当时我们把毛主席的声音告诉给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告诉给省委一部份干部，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好，过了一年，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武斗。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可以充分吸取教训，江青同志讲的很深刻，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不再重复了。你们两派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们八十二个代表，其中有一部分要回去，传达毛主席的声音，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过去造成这样的对立，两派势不两立，现在又达成停火交枪和恢复交通的协议，群众不好理解，你们头头也不好交待，坏人会在里边挑拨，群众会责备你们。这就需要把毛主席的声音伟大领袖的讲话传给两派群众。不应该闹派性，军队也不应闹派性。（江青：军队更不应该闹派性。）我们应该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红旗嘛！（康老：云南有这样的说法，十三军、十四军是薄一波的军队，这是错误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十三军，十四军是毛主席的军队，是林副主席的军队，怎么是薄一波的军队，那是替薄一波扩大宣传。）要把刚才同志们讲的话传达回去。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是做错了，为什么做错，这是有原因了。是有挑拨有人在后头。两边都流了血，死了人，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责备你们。你们应该传达主席的声音，要把仇恨集中在走资派身上，集中到挑拨我们的走资派身上，集中到坏人、黑手身上，不要革命的两派互相埋怨。刚才说了，云南地处边疆，刚才江青同志说，有美帝，有蒋匪帮残余，有反动派，有敌人，内部还有暗藏的敌人，还有地、富、反、坏、右、特务、汉奸、叛徒。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这些方面去，不要双方群众不满，双方彼此要重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斗私批修，重新实现大联合。
    回去都要很好的执行协议，还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把仇恨集中到他们身上去，把革命群众、革命战士联合在一起。你们两家头头，黄兆琪、方向东，我都很熟，你们是不是今天就握手言欢，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奋斗， 有没有这个决心，你们当面给大家表示。（鼓掌，黄、方握手）（江青：不打不相识嘛！）对！江青同志讲了嘛，比一年前进步了，有丰富的经验了，有很多经验教训嘛！你们到北京学习了很多东西，这样你们回去对群众好交待。必须讲清楚，动员他们联合起来，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凡是挑拨离间的坏人，群众眼明心亮，只要讲清楚了，自己抓自己的，也可以联合起来抓，互相送材料。但有一条，不要指责对方，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多做自我批评。这样有利于革命大联合。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动员更多的人到北京来学习。确实云南处在边疆，离北京很远，打个电话都不容易，例如一平浪、东川出事，我打电话，就是打不通，据说电话线断了。（康老：报纸也没有了。）现在已经来了八百人了，不算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听了，觉得不够，再加一倍，再来八九百一千都可以。要你们回去宣传，到北京学习一次不容易，万里迢迢。要好好坐下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录音报告和其他同志的讲话，中央的指示等等，好好地学，坐下来学。我晓得，打红了眼， 报纸都不看的。你们说是不是这样？（众：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嘛，不把头脑武装起来还行呀：现在要冷静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一个月了，不认真更不行。各省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要赶上去。回去宣传、动员来学习，要把毛主席的声音传回去，这样一号召，也可能大家争先恐后的来，不要紧嘛！以后再办第二期，你们学了也可以办。学了以后也可以回去传达，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样，云南的广大群众都学会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林副主席讲了，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到北京学习，回去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到实际中去考验你们。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别关心的事。
    第三，我们人民解放军处在边防，现在，十三军、十四军都有了自我批评，我们相信昆明军区、云南军区也会有很好的书面自我批评。部队搞“四大”的，要按正确的原则。三相信，三依靠，解放军是最主要的，群众是主要的，解放军是人民群众的支柱，我们又是边疆，越南同志说，我们是越南可靠后方，坚强的后盾。你们云南那么打法，把越南侨民都打死了，这使我们很大的不安。这是坏人在挑拨，所以边疆的人民解放军要很好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副统帅林彪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团结成一个人一样，军队不应该存在派性，要完全去掉，增加党性，做出模范。凡是错了的，要痛痛快快地改。
    主席最近还有一个指示，这儿说一下。刚才说的军队不应该有派性，野战军也好，省军区也好，军分区也好，人武部也好，都应该是错了就改嘛！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作标准，因为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有成绩的，应该发扬成绩，做出样子，团结成一个人，保卫边疆，一旦有事情，发动群众，奔赴前方。因为在第一线嘛！现在军队担负“支左”工作。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要经过群众的大联合才能解放领导干部，解放一大片，批判一小撮。否则革命三结合就无从谈起。有军队，有群众代表，没有领导干部就结合不起来。同时，解放军要作出模范，因为现在是军管，军代表也好，将来成立革筹小组也好，军队是核心。军队对群众组织，不要介入。军队搞“四大”的单位也不要与地方群众组织挂钩，不要串连，在报纸上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当然，作个报告也是可以的，但不要干涉内部的事务。这样，军队才有稳定性。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要避免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发生派性关系，听一面的话多了，听另一面的话少了，就助长群众组织带派性。所以，不但只是他自己，而且连他的儿女、爱人也不要参加地方组织，受这么一点约束。受这么一点约束有什么好处呢？这样有利于军队的领导干部做支左工作。这也是巩固我们军队所必要的。这是从积极方面来讲的。我们的军队，特别是边防军，特别重要，今天在座的不管那一级都应该好好反省。特别是十三军、十四军检讨了，只要有错误，就痛痛快快地改。我们最高统帅都是允许的。我就想补充这儿点。
    现在一部分同志要回去，预祝同志们取得胜利。你们要把刚才几位负责同志，富治同志、康老、江青同志的声音传回去，希望你们一路顺风，把春风吹到云南全省。（鼓掌）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云南的广大革命群众。（鼓掌）
    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口号）
    谢副总理：军队的同志，学习的同志，要把刚才的讲话好好学习。你们订的协议，不仅是对你们两大派有效，听说还有个“炮三司”和“工总司”，对这两家也应该有些约束力，也应当有效。
    周总理：还有一件事，八派说他们还有一些人被扣在对方，你们签订了协议，按协议，通通应该放，送给对方。刚才他们握手言欢，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好不好？（众：好！）
    （八派王希伦反映报纸问题时）
    周总理：你们想一想，这么大一个云南，还要贵州帮助出报。
    康老：希望你们赶快出报，不要出派报，要出党报；不要在贵州出，要在昆明出。（鼓掌）
    总理：云南有个广播发射台，因为武斗，分成两派，停止了广播，使毛主席的声音在海外、东南亚、西亚、北非都听不到了。这那里是革命行动，是破坏行动。从今天达成协议起，再不准有这种行动，这是土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那就不许可。你们看到“2·6”命令了吗？(即指1968年2月6日发的“中发(68)26号文件”)只要破坏国家设备和财产，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用“二·六”命令采取行动。
    （全体起立，高呼口号，欢送中央首长离开会场）
    （注：此稿系经省军管会及两派记录员核对的，但未经中央首长审核。）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关于贯彻落实“协议”中的几个问题
    一、协议在全省各地区必须迅速坚决贯彻不折不扣地执行，从协议生效起，如再发现有人打枪时，应立即由监督小组和本组织进行追查。如果是好人打枪，应严厉批评，教育，纠正，保证不得再犯。如果是坏人打枪有意破坏协议时，由本组织把他揪出来，严加处理，并向上报告，以此教育全体人员。
    二、各军管会、军队，各派群众组织，应造成声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好形势，宣传协议落实。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互相征求意见，有缺点错误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三、收枪交枪必须同时进行，有的立即收枪上交这是好的；有的先收后交，但是封存后必须明确几天内一律上交，所有上交枪支、弹药，必须由军管会，支左委员会和当地驻军，监督小组共同清点接收。收交后再发现有抢枪，发枪者，必须受到纪律制裁。
    四、对“工总司”和“炮三司”以及全省所有群众组织，必须一律照协议执行，不得例外。
    五、各县民兵，农民必须按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切实执行，再不准挑动民兵，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经进城的立即返回本地区抓革命，促生产。
    云南各地和昆明市逃往各地（包括逃到昆明市）的人员，一律迅速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
    六、由北京返回云南各地的谈判代表和军管，支左人员，参加签字的人员，要切实抓紧真正使两个协议落实，回去时间十天左右。必须把停火交枪任务完成后才能返回，不得过早回来，返回北京时间听候通知。代表返京前必须安排好家里的工作，指定专人负责，继续抓好协议落实等工作。
    七、在执行协议中要有阶级斗争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走资派、叛徒、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乘机捣乱破坏。如发现确有现行反革命分子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立即报告，并协助当地军管会，支左委员会和驻军，采取专政措施。
             昆明、云南两级军区、两军在京领导同志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云南省军管会转文山，东川、下关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其他地区的革命群众组织：
    欣闻文山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已于二月十日下午达成停火、交枪协议，并举行签字仪式，签字后两派一起游行，互相祝贺，互相赠送毛主席像章，气氛很好，现正为全面实现协议积极努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表示坚决的支持和热烈祝贺！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最近，东川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业已达成了停火、交枪协议。下关等地的革命群众组织，也正在积极准备谈判和交枪，放人。这是非常可喜的大好事。
    希望文山，东川认真落实协议，进一步作出新的贡献。并希望各地区和革命群众组织，都仿效文山、东川，迅速达成停火，交枪协议，并付诸实施，立即无条件把武斗制止下来，尽快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和社会秩序。
    目前，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全国务省的革命委员会一个接着一个的成立，形势大好，发展很快。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党性，打倒派性，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挑拨破坏，在争取早日实现和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中立新功！保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昆明、云南军区，两军、空指在京开会领导干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罗元发与昆明两大派在京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空军罗元发副司令员与昆明两大派在京代表座谈时指出：
    今天给你们讲的，主要是主席很关心云南的问题，接见时专门问了云南的问题。你们执行协议的情况是很好的，有阻力，要做好工作，防止坏人。云南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要有阶级斗争观念，贯彻落实协议中，个别坏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要防止他们挑动、破坏，要坚决把协议贯彻到底，你们两个协议得到中央批准，中央首长签了字，云南广大群众是十分拥护的，因为协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合乎毛泽东思想，但有少数人有顾虑，云南反复了两次嘛！双方有些戒备。一方面是坏人，一方面是顾虑，下面一些同志错误地接受了过去的教训，眼光老是向后看，怕枪交了会不会吃亏，这不是向前看，是老眼光，是保守的看法。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两个协议，要做好思想工作，有坏人就要坚决斗争到底。这次再不能有反复，要下这个决心。哪个单位交了枪，受到攻击，我们就要支持他，他执行协议符合毛泽东思想嘛！不交枪，我们就要反对，要做好思想工作，现在，有的要先交旧的，留新的；先交长的，留短的。多数交了还留个尾巴，有的偷偷摸摸转移，这些都不好嘛。……，要加强整顿昆明的社会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罗元发副司令员电话指示：
    交枪问题要向两派讲一讲，昨天谢副总理有指示，协议必须坚决执行，不能马虎，现在有些阻力，不想交，互相戒备思想是不对的，要向前看，要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只有坚决贯彻执行协议，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协议不要采取两面派态度，这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体表现，是对一个组织的考验，把枪隐藏、转移都是不允许的，枪是一定要彻底收交，不能动摇，如果有一方交了枪，另一方进攻他们时，人民解放军就要坚决支持他们，对于不交抢的，顽抗的和少数坏人，两派要团结起来把他们孤立起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云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二个协议的批示
    1968.02.22；中发［68］35号
    中央同意云南两派达成的协议，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地处国防前线，担负繁重的援越抗美的斗争任务，中央希望，云南省各地各革命群众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挑拨操纵。你们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迅速解放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并在这个基础上，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以便更好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三、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陈康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的指示
    四月十一日，两级军区、两军在京首长对两派代表团传达四月八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精神。
    时间：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四点至六点三十分。
    地点：北东西苑旅社会议楼。
    参加首长：陈康、田维扬、吴效闵、梁中玉、段思英、张力雄、李明。
    田维扬：今天把中央首长一些讲话精神跟同志们传达一下。另外，就是云南的大联合、三结合，我们作了一个初步的提案，给同志们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可能不完整、不全面，可以充实，走群众路线嘛。
    根据总理的指示，“五·一”以前要全国一片红，只有二十天时间，紧迫得很，我们提了个粗线条，大家讨论。
    四月八日参加接见的有九个人，今天一个有事，一个有病，其他都来了，下面请陈康同志传达。只是精神，不是原话，还有我们自己的领会。
    陈康：首先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我们的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先学一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今天来向同志们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传达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同我们的领会；一个是介绍力争五·一以前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设想。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四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参加军以上会议的同志，对我们教育很大，鼓舞很大，我们对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现在将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同我们的领会向同志们讲一讲。
    (一)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五·一”前全国一片红，各省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不能落后，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阻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力争在“五·一”以前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如果跟得很不紧，不照顾大局，就要犯大错误。
    (二)矛头对谁呢？不要把矛盾性质搞错，要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和本地区的代理人，在西南要特别注意对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进行彻底的批判。李成芳、赵健民是两派共同的敌人，把他们揭发出来，是两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不要抛开他们不批判，打内战。在对待李成芳、赵健民的问题上，要划清揪出来以前和以后的界线，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未揭发以前，对他们有个认识过程，不能笼统的说包庇他们，以前认识错了，改了就行，不能揪住不放。不能利用这两个人的问题作文章，说什么“三家村”“李成芳司令部”都是错误的。李成芳、赵健民主要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不能都联系上，属于我们个人的问题，可以揭发，可以上送材料，不要一提就是打倒。要把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不要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抓住不放，纠缠不休。
    (三)要搞好团结，要搞好大联合，没有团结，没有大联合，三结合就不能解决问题，地方上群众的大联合关键在军内，军内关键在于领导，团结是大局，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大敌当前，团结对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不团结，要反对右倾分裂主义，我们的同志在关键的时刻要识大体，顾大局，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打内战，搞磨擦，互相抵消，如果再那样搞下去，就要犯大错误。一定要团结一致，一定要同心协力，造成浓厚的团结的大联合的气氛，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一切妨碍团结的言行都要抵制，不管有多少意见、分歧都不能离开大方向。背离了大方向，就没有标准，什么也说不清楚，认识不一致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搁起来，一定要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做到三个“忠于”，四个“无限”。中央文革是毛主席、林付主席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要忠于她，热爱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已经发表半年多了，要检查我们跟得怎么样，执行怎么样，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第二个问题：关于加速筹备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周总理指示，“五·一”节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伟大战斗号召，我们一定要在“五·一”以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作为当前的奋斗目标，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这是大局，是大方向，我们的思想要集中到这里，我们的力量要集中到这里，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障碍，要全力以赴。当前云南是一片大好形势，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付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指导下，经过云南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形势越来越好，落实三个协议取得了伟大成绩，武斗基本停止，枪支大部收回，交通邮电基本恢复，并开始出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新高潮，现在联合起来的单位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在日益增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逐渐接近成熟，在这大好形势下，关键是我们领导的思想要跟上形势，跟上群众，只要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五·一”以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是可能的。我们应当有信心有决心来达到这个奋斗目标。
    第一我们的指导思想，力争“五·一”前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们的中心和奋斗目标。不能犹豫，不能动摇，必须从积极方面着眼，看到一切有利条件，克服一切困难，鼓足干劲和时间赛跑。现在离“五·一”只有二十天时间，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要放在四月二十日以前大体做好，要突出中心，当前的中心就是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其他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其他一切工作，一切问题都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只有突出中心抓住重点，才能集中思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否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完不成，就有落空的危险。
    要加强团结，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在我们领导同志之间、军队内部之间，军队与群众之间各个方面都必须识大体、顾大局，增强团结，做到互相支持、互利谅解、互相帮助。有了团结，完成当前中心任务就有了保证。否则互相磨擦，力量抵消，当前的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为了增强团结，其他问题可以暂时放下来。
    二、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机构的设想，根据其他省的经验和云南本地情况作了一些设想，云南省比其他省不同的是：少数民族多，要照顾到这个特点，我们初步设想，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十一左右，红卫兵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左右，其他单位的代表占百分之七左右)军队的代表占百分之十九左右，革命干部代表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还要在总名额中留一定数量的机动数，占百分之一左右，如华侨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代表。革委会的常委由三十名左右组成，革委会机构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外事组。工作人员暂定一百五十名左右，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粗线条，作为同志们讨论问题时参考，可以部分采用，也可以全部推翻。
    三、当前几项主要的准备工作：
    ①继续解放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对待干部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干部路线来识别干部、解放干部，不管哪一个革命干部，有没有条件站出来，首先要看他符合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五条标准和林付主席指示的三条标准，符合的就是好干部，不符合的就不是好干部，不能有其他的标准。要把好的干部选进革命委员会，使红色政权真正掌握在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手里，绝不能混进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走资派。革命干部的条件具备了，就要大胆解放他，让他站出来，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支持他们，就要支持他改正错误。改正错误要有个过程，不能抓住不放。影响干部站出来的主要是派性，带着派性对待干部。就不能正确的识别干部，也不能迅速的解放干部，我们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不能服从哪一派的观点，对干部的看法意见不一致、分歧，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间非常紧迫，任务繁重，由于过去云南解放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好，在短期内要解放大批干部，困难是很多的，因此要采取逐步解放的办法。干部的解放的名额不够也可以暂时把它空下来。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确定由段思英同志去解放干部，由陈泽民、李明同志参加他们的领导。希望两大派拿出足够的力量来抓好这个工作。军内参加哪些干部将来与两派的群众协商，现在还提不出来。群众组织的代表要迅速着手协商，要力争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把名单提出来。在代表中间要有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红卫兵代表、妇女代表、机关干部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等，还要有昆明市的代表，也要有专县的代表，要注意有广泛的代表性。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由朱刚同志具体负责与两派代表协商来解决问题，由两个军长吴效闵、梁中玉及张力雄同志参加，帮助大家协商解决群众代表问题。
    ②迅速签定两大派的大联合协议，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大联合的协议要很快签定，协议已经送中央，因为中央首长很忙，大家有要求今晚就到，能够请中央首长参加签字，尽可能作指示？这是我们和大家一致的心情，我们迫切要求中央首长这样做。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不知能不能实现。中央首长讲中央首长太忙，是不是需要中央首长来参加签字，作指示，两派达成协议，报中央批示的可能性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协议上点李成芳、赵健民两个人的名的问题，意见不一致，要提都提，不提都不提，只要你们两派协商好，就行了。大联合协议达成后，两种方式：一种报中央批示，一种是中央首长参加签字、作指示，两种可能性，还是报中央作批示的可能性大。我们争取中央首长参加签字作指示，但我们两方面都准备同时进行，不管哪种方式，时间要快，云南的情况非常需要中央首长来参加签字作指示，这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巨大的促进。
    签字后与两派同志协商报中央批示，留下少数人在京协商筹备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各项工作，多数人回去落实大联合协议，成立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根据其他省的经验，革命委员会是从基层建立起来的，这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意见。
    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其他各项工作已着手准备，现在比较困难一点的是解放干部的问题、写贺电、誊写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讲话及制造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象章已分头进行。
    这就是我要传达的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和我们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设想。再向同志们说明一点，这究竟是个设想，提出来作为同志们考虑问题的线索，不是框框，可以推翻。
    我讲的有什么错误，请田付司令员、张力雄政委及两军的同志们补充。
    田维杨：我同意陈康同志根据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精神的传达，这个讲话主要是对军队内部讲的，为了做工作，大家团结一致，紧跟当前的大好形势，也向大家讲一讲，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的军队同志和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军内主要是团结问题，中心是昆明军区，中央对我们的教育给我们严厉批评，叫我们耐心等等，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批评，应当从严肃的态度接受中央的教育，应当很好地搞好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的一句话就是斗私批修，搞好团结，把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好完成，特别是时间不等人，“五·一”节要一片红。中央首长说“你们是不是愿意当个副班长”形容落后(梁中玉插话：副班长站队在最后一个)。军内要团结，齐心一致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五·一”一片红，但不要放在“五·一”，要放四月底完成，要千方百计争取，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解放军能够团结了，我们不打内战了，特别是军区领导同志能自我批评了，齐心努力了，就好办了。以军区领导同志为主，省军区、昆明军区，我们大家努力，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设想，有了毛主席的路线，有了方针、政策，有了解放军做实际工作，我们内部搞了团结，我们的工作就能更好的完成。人民解放军不仅要在口头上团结，而且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严格检查我们自己的缺点错误。
    中央说了，要陈康同志出来，不要群龙无首，要听中央的招呼，我田维扬也要听中央的招呼，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学李文忠同志。过去我们内部有问题，有问题可以，要顾全大局，以后来解决，中央讲了革命不是革一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我们要顾全大局，服从大局。大局就是“五·一”以前全国一片红。中央一再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央面前表了表，我们服从谁，服从毛泽东思想，服从毛主席，我就表这个态。
    要高姿态的检查，触及灵魂的检查，承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缺点、错误，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群众，有派性，应该做高姿态的检查，检查了就好，毛主席说，早检查比晚检查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我愿意在群众的监督下改造自己，决不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只有这样才能执行毛主席的教导，我要求在群众的帮助下，揭发、批判我的缺点错误，不依靠群众要犯错误。只有机会主义分子才不依靠群众，陈独秀、李立三才不依靠群众，还有王明、博古、张闻天，要以我为核心的机会主义，以后又来了个高、饶事件。
    中央负责同志说，田维扬要出来说话，我就表这个态。中央说要我出来说话，无非是中央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召集人嘛，总要有个人嘛，就表明这个意思。我服从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也提出了要我们听中央的招呼，就是指我、鲁瑞林、查玉昇，这一次又让我们听招呼，我们完全支持中央，接受中央的教导，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我们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除了陈康传达以外，我就补充这一点，我就表示这个态度，以大局为首，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
    吴效闵：
    完全同意陈康同志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和我们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提出的初步意见和设想。陈康同志讲的是和八日中央首长讲的精神符合的，设想是根据这个精神考虑的，会议重点是对军内的。中央首长讲，只准按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话传达，不准原文传达。
    我体会最深的是，要坚决执行，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身上，西南地区要特别注意，彻底批判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号召我们把主要矛头、主要仇恨集中到这些人身上。当前最主要是争取在五·一前实现全国一片红，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这是大局，是当前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号召我们，大敌当前，要以大局为重，同心协力，团结对敌，号召我们不要搞磨擦，打内战，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不要颠倒了矛盾的性情，内部矛盾要服从对敌斗争，服从敌我矛盾，要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主要精力要集中到争取五·一前实现省里的三结合，不掉队，不当副班长，有利于五·一前实现三结合的事尽最大努力完成，不利于五·一前实现三结合的事不做，有些问题目前条件不成熟，以实现革命三结合关系不大的，先放下来，刚才田副司令讲了，革命不是革一天，时间还很长，不要因为一般性的问题、次要的问题，干扰了主要的问题，离开了斗争大方向，离开了大局就没有标准，许多问题就扯不清楚，背离了斗争大方向，影响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要犯大错误，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我们一定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集中精力，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起来。
    第二点，中央提出，要陈康同志主持工作，不能群龙无首，要有个召集人，要围绕陈康同志来工作。不仅我们自己要这样做，而且军内军外都要做工作，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团结一致的，解放军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共同努力，为当前的战略任务而奋斗。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支持、坚决照办。
    第三，我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很多的缺点错误，其中一点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派性，在很多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欢迎同志们提意见、批评，写材料、往昆明军区、往中央送，不能因为目前强调团结、强调服从大局、识大体、顾大局，而掩盖自己的缺点错误，我愿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努力，为人民立新功。
    梁中玉：
    我同意陈副司令员关于八日中央首长接见的传达。总的精神就是要我们九个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条条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身上，西南要特别批判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这就意味着我们前一段斗争大方向掌握得不好，我体会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们都是军内的同志，军队内部不要磨擦，不要把主要敌人丢到一边，要照顾大局，服从大局就是服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抓这方面东西不够，要团结对敌，不要在枝节上争论不休。另外，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人民内部的事一定要团结，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问题，五·一以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要实现一片红，尽快地把云南的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临时权力机构成立起来，还有廿天，中央首长很注意这个事情。
    第二点中央首长指出，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我坚决听中央首长的话，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我体会中央首长传达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不能群龙无首，总要有一个头头。毛主席不断地讲，一个班总要有一个班长。
    第三点，我自己从去年春季到今年春季，参与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地犯这样错误和那样错误的过程。有严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很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起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做得不够，一年来工作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总的是世界观改造得不彻底，以后要与同志们接触，希望同志们批评，也可以向中央上送揭发材料，犯了错误离不开群众的帮助，一靠毛泽东思想，二靠群众的帮助，三靠自己，这几个方面离开哪一个方面都不行。
    段思英：
    我同意陈康同志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四月八日中央首长把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找去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根据我们的学习和体会，我认为是针对我们的问题作指示的，这个指示打中了要害，抓住了问题，对我个人来讲，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中央首长指示很严肃、很中肯，同时又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会议上讲的精神陈康同志都谈了，云南的问题当前主要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刘少奇、邓小平身上，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进一步深入地批判，揭发刘、邓、陶、李、阎。西南的重点是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他们在西南是很有影响的，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是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第二点，军内的团结问题，军队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内部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下，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搞好云南的大联合、三结合，力争在四月底以前把云南省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任务非常艰巨，非常繁重，中央首长问专案调查组搞得怎么样啦！时间很紧，只有十九天了。
    再一个精神就是要我们支持陈康同志站出来工作，中央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云南工作，不能群龙无首，开会也才有个人召集嘛，我们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听中央的，按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办事，支持陈康同志出来工作，搞好云南的大联合、三结合，做好两派大联合工作，坚决按毛泽东思想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最后一点，作为我个人来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很不好，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在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支左任务中是犯有错误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我个人是有的。尽管在京西宾馆开会作了批评，自我批评，作了检查，但现在看来还很不深刻，也还没有和群众见面，希望两派的同志对我个人的缺点、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帮助，以便我认识改正错误，也希望给军区领导，给中央反映，帮助我，我也决心改造自己，将革命革到底。
    张力雄：
    我完全同意陈康同志传达的中央首长四月八日接见在京西宾馆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所作的重要指示。在接见中，中央首长非常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这些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非常中肯，语重心长，打中了要害，对我们教育、鞭策很大。我和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要坚决贯彻中央首长的重要要指示，除了陈康同志作了系统的传达和介绍了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外，除了两军的同志讲的以外，我补充三点：
    ①作为我个人在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有的错误是严重的，应当向两大派的同志，特别是八·二三的同志作检查。今天不可能作详细的检查，首先向到会的同志们表个态，希望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上送材料，帮助我改造世界观，继续革命，和同志们一道搞好工作；
    ②根据中央首长八号指示精神，为了更好地搞好云南的文化大革命，需要特别是当前更加需要支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云南工作。这一点，刚才几个同志已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我个人完全拥护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支持陈康同志出来工作；
    ③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抓好有关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建议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早日成立云南省的革命委员会。
    李明：
    我完全同意陈康同志对中央首长指示的传达和以上同志的意见。八号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我个人教育很大，感动很大，中央首长对云南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这个指示，非常及时，针对性很强，而且很严肃，也非常中肯，给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对我们云南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关怀和爱护，我们在讨论中感受很深，教育很大，这个指示就是要我们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五·一前实现一片红，中央首长讲十八个省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能否争取第二十五、二十六个，不要当付班长，提出了严肃的认识，如何对待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这是对待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是对待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我们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团结，首先是军内团结，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西南的李、阎上，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摩擦，不要对消力量，要集中力量，做好两派的大联合工作，按时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按照中央首长指示，支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云南工作。
    作为我个人来说，同志们很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很多错误，不管是支左还是对待两派，也不管是处理军队内部问题，有许多缺点错误。
    今天不可能向同志们详细作检查，尤其是对待八·二三的同志，有许多缺点错误，八·二三的同志有意见是完全应该的，我上半年搞生产，过问文化大革命不多，下半年支左中也有许多缺点错误，对炮派也是同样，欢迎两派的同志，提出批评，可以揭发，可以上送材料，我也决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欢迎同志们批评，揭发，今天向同志们表个态，我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刻和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作好“五·一”以前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切准备工作，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中央交给的任务落实、实现。
    （来源：《九·一四战报》毛泽东主席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九·一四战报》编辑部 (第四十七期) 1968.4.15）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滇挺”原头头李国祯第一次在×××揭发、控诉、批判“滇西挺进纵队”大会上的检查交待
    我今天向大家交待“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同时对我个人所犯的罪行作初步的检查。　　第一个问题，关于“滇西挺进纵队”的情况。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在云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长期盘踞在云南省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眼看资产阶级司命部将土崩瓦解，就常常改变自己的策略，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以各种面目出现，极力的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武斗，借群众之手屠杀群众自己。严重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维护他们自己的生存。“滇西挺进纵队”就是叛徒赵健民、侯良辅、林亮这一小撮反革命集团和炮派部份坏头头，为了屠杀革命群众，把云南地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而一手策划组织起来的。“滇西挺进纵队”组织起来以后，在他们一手操纵下犯下了滔天罪行，破坏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屠杀了多少个革命群众。我们工八团是“滇西挺进纵队”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执行了他们的黑指示，我既是走资派的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我今天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教育帮助下，使我认识到这是阶级敌人在搞鬼，我要猛醒过来，我要彻底揭发走资派是怎样组织指挥“滇西挺进纵队”的滔天罪行。　
    “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大叛徒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的一手操纵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起来的。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打“11·30”以前就有了。去年十二月份贾玉玺写信告诉我：“最近林亮下去作了调查，然后作了形势报告。根据几个老头的意见看来，当前形势对我们炮派很有利，昆明炮派力量很大，占的地方较多，但下面有些地方不如老八势力强，怕把老八赶出昆明给下边炮派增加压力，使下边炮派支持不住。还怕老八在昆明站不住脚往滇西撤退，卡住了我们炮派的上下联系。决定打完‘11·30’紧接着解决滇西问题，成立一个‘滇西挺进纵队’，由沈参雄、林亮、贾玉玺、杨凯、王守库等负责总指挥。”他说：“本想叫我去参加总指挥部去，考虑到我要带人到前面去打，所以决定我不参加总指挥了。”他还说：“在外边是叫‘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对内就是‘滇西挺进纵队’。任务是把昆明到保山这一条路的老八全部打掉，扫除障碍，充实巩固炮派。这次要下定决心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把老八全部消灭掉。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对楚雄安宁片的炮团提出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叫我赶快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并叫我趁此机会把下关的人拉上来分配工作，不然将来话都不好说了。他们就是这样以分配工作来引诱我们八团参加武斗，为他们卖命的。在那封信里边，他还叫我们市里面住的几个连队要配合打“11·3O”，挽回以前的影响。不久沈参雄、王守库又在翠湖开了五团指挥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统一支边人员的思想，要支边人员坚决服从派里的决定，配合打“11·3O”和成立“滇西挺进纵队”。沈参雄在会上说：“派里决定要解决滇西问题，五团指挥部也在计划之内，已经下了厂的就不动了，没有下厂的要配合派里的决定。”还威胁说：“陈康、张力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赵健民是革命干部，等赵健民回来了红色政权还是赵健民掌握。”“只要是真正的红炮手就要听这些人的话，就要听派里的安排，不然就靠边站。”侯良辅说：“你们这支队伍才是响当当的左派，就是有点错误也是前进当中的错误，不要怕武斗，不要怕死人。”并要我们八团发动工人把十四军派去的宣传队赶走。说：“他们是李成芳的保皇兵，要换成云南军区的人。”最后沈参雄要各团表态。我也表了态，我说：“我没有意见，保证执行派里的指示，以后派里叫俺出多少人就出多少人，叫俺干什么就干什么。”并检查了我们以前没有执行派里的指示是错误的。散会后，贾玉玺又写了一个声明，实际上是保证书，经我同意后以我们八团的名义在新华山广播了。声明主要是保证派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坚决服从派里的决定，听派里的指挥。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滇西挺进纵队”，实际是为组织“滇西挺进纵队”和打“11·3O”作思想上的准备。　　到了今年元月份，林亮又亲自告诉我：“派里准备解决滇西问题，叫你们八团去200~300人配合行动”。他说：“滇西问题解决了就把你们全部分到厂子里去，健民非常关心你们，给你们去的都是好厂子，他还要求你们团的干部也跟着下厂，你回去跟你们团长、政委说，叫他们作好思想工作。　　过了不几天，在新华山贾玉玺住处，沈参雄又告诉我，“派里决定解决滇西问题，全派出两千多人，你们八团要去200~300人配合西区行动。你们八团和西区为一个分部，其它还有几个分部，你们是属于‘滇西挺进纵队’第四分部，由你和老邓以及老胡等人负责”。开始他要我们这部分去配合打一平浪，打下一平浪后就守住一平浪。我不同意，我讲了“八团在下关的工人被‘四·二零’吃掉了，要先打下关”。他说：“打下关已在计划里面了。不先打一平浪楚雄解决不了，楚雄解决不了一平浪也守不住。”沈参雄还说：“打了下关后再把八团的人员留些在下关，带些人配合去打楚雄，然后到一平浪守住。”他当时答应回去同王守库研究一下再说。接着贾玉玺又告诉我：“炮派准备在解决滇西问题后，集中力量进攻昆明，把‘八·二三’全部干掉”的一个计划。他说：“那时整个昆明市区都是炮派的，等健民回来日子就好过了，天下就是炮派的了，今后健民可能是革命委员会付主任，林亮将来当个省长不成问题，李毅最低是个付省长，侯良辅是个书记处的什么干部我没有听清楚，王守库当个交通厅的付厅长。国祯你尽管干吧!今后你起码还不是个科级干部。俗话说，‘炭热是火，酱咸是盐’，咱们好了大家都好，咱们不好大家也好不了。”又叫我趁此机会把八团的人从下关拉上来好分配工作。　　根据派的指示，元月十号在西山党校开会决定了去下关的人，十号王守库叫李仁铸找我去谈话，因为我去晚了王守库不在了，就由下关“大联合”李仁铸、邓国栋转告我说：“派里同意你的意见，先打下关。”接着我去找到了焦云力，他又给我交待了任务，叫我“同李炎带的人一起出发，配合李炎先拿下元谋、武定，再去下关。”还叫我“这次带回一万支枪更好。”    十一号我们就同李炎带的人一起出发了，抢了元谋武装部的武器以后就直接到了下关跟“大联合”一起组织了“滇西指挥部”，和“大联合”一起打了下关。按照派里的计划，原来决定我们打了下关再去打保山，然后回头打掉永平。后来打完了下关孔敬文就接到上面打来电话叫赶快停火。因为在昆明时沈参雄规定过，一听到“停火”就是个暗号，就是叫你们赶快往回撤。所以我们听到“停火”的通知后就决定赶快离开下关回昆明，后来到了一平浪沈参雄、贾玉玺来了，他们对中央发觉“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怕得要死，对我说：“你死也不要承认有‘滇西挺进纵队’。”并叫我不要交枪，根据陈康的命令，停止待命。他还对我说：“中央指示要抓你，不要出面了，叫其它人出面活动。”“现在我们的情况汇报不上去，你赶快组织人写出材料向中央汇报八团的情况。”贾玉玺还来信说：“要是不行你就跑掉，以后再到北京告状。”　　第二个问题：我是怎样蒙蔽群众的?为什么要蒙蔽群众?在当时人家蒙蔽了我，我又蒙蔽了大家。我没有认识到是坏事情，贾玉玺在信中不叫我外传，叫我看完就烧掉，我也就照办了。当时我认为是打老八不能说，怕暴露了炮派的计划。　　沈参雄给我讲完后也说：“不用向工人传达，别叫老八知道了。”说完后我到了党校就没有传达，临到下关也没有讲，光说下关打的厉害，住苍山饭店的四百多人都被赶出来了。要我们去给下关解围。用这个办法把大家蒙蔽出来了，当时也没有认清这是反动的。所以到了下关我也没有讲这个问题，到了吉山坡冲击解放军是我叫冲的。在当时不听解放军的话，还认为个人是对的。没有认识到是错误的，更不承认也不相信中央的指示。因中毒太深了，老是认为是李成芳的保皇兵，三十七师是支持老八的。因此对中央、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也不相信，所以走到了党和人民的反面。　　到了一平浪以后，在派里头头的策划和指使下，说什么：“‘滇西挺进纵队’你死也不要承认，承认了就成了反革命组织。枪无论如何不能交，一切听从派里的”。他们说：“这些都是三十七师的，都是老八观点的，并不只是拦你们八团，而且是要消灭整个炮派，无论如何要顶住。这些军队要搞政变，文件是假的，陈康没有点头。”贾玉玺甚至说：“割头也不要承认有这些事情，看他能怎么办?”听了这些人的指示，思想中毒更深，我也就用这些话来蒙蔽大家。沈参雄还叫俺拿张力雄的指示当作整材料的提纲。当时我就想方法把工人稳定下来，一切听从派的指示。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成了对立面，不管怎么讲，就是不听，并且说：“要收枪叫云南军区来收，你们收是交头不交枪。”
    这是我对抗中央的具体表现，也是对抗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具体表现，这是自毁长城。因此我犯了罪。我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来对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对抗中央指示。　　第三个问题：我为什么执行黑指示那样积极卖力?　　第一，由于个人长期不学习，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阶级斗争中，看不到敌人的阴险狡猾，也没有认识到赵健民、侯良辅、林亮这些大叛徒、走资派。只看到他们是炮派几十万人的核心常委，又是所谓的革命干部，中央都挂着号的人，又是山东老乡。所以对他们非常相信，对他们的黑指示，如同圣旨一样，忠实、积极的卖力执行。
    第二，个人思想落后，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私字在头脑里作怪，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处处为了讨好上司，就蒙蔽工人流血卖命。我心想，将来运动后期，这些人掌了权，当了官，也忘不了我姓李的，说不定，现在出点力，讨点好，得到这些人的好评，将来给一个一官半职的官做一做，或者弄个出力不多，拿钱不少的角色干干。讨好了这些人，起码将来回山东时能写个好鉴定带回山东去。特别是贾玉玺说“赵健民回来后，你李国祯起码也是个科级干部”以后，我对执行他们的黑指示就更加积极卖力了，光想升官发财。我为什么要保王洪奎，也是为了个人私利，因为他是俺一个专区的主要负责人，将来回山东能在他的手下找个好工作干。总之，个人成了尖尖头，只要有利于我就钻，不利我就不沾边。　　第三，再加上小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为了个人将来的私利和一派的私利，什么人民的利益，什么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统统抛在一边。不是党性高于一切，而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事，而是一切按照派里的指示办。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而是忠于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等走资派和一些坏炮头。因此才对抗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对抗中央指示，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才混淆了敌我界限，将革命群众当作敌人，将大叛徒、走资派、坏炮头当作恩人。认敌为友，执行他们的黑指示，包庇他们；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敌人走一条路，唱一个调，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多少受我蒙蔽的八团工人掉了脑袋，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犯下了滔天大罪，走到了党和人民的反面。我有罪，今天我低头向党向人民认罪。
    我经过各位首长的教育和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使我深刻的认识到，“滇西挺进纵队”的一举一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滇西挺进纵队”的所作所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大叛徒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和炮派坏头头利用我借刀杀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为，是这些大坏蛋耍阴谋，放暗箭，叫我们自己杀害自己的阶级兄弟，是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妄想消灭共产党，消灭贫下中农，消灭革命造反派，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我要向党，向人民积极坦白交待我个人的罪行，向人民低头认罪，交待“滇西挺进纵队”的所作所为；彻底揭发大叛徒赵健民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坚决和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和炮派坏头头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接受党和人民的处理。　　李国祯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李国祯第二次在×××揭发、控诉、批判“滇西挺进纵队”大会上的检查交待　　我有罪，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各位首长请罪，向大家请罪。　　工八团参加“滇西挺进纵队”的人员，犯下的错误和犯罪的行为，我要承担一切责任。我要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交待，争取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处理。　　我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我已认识到是谁把我们推上犯罪的道路，是赵健民、林亮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我们陷进了反革命的泥坑以后，又是谁挽救了我们，是恩人毛主席，是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内心不由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在毛主席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教育帮助下，我要回头是岸，重新做人。我要揭发出云南地区，以大叛徒赵健民、陈康、张力雄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对我们的陷害，肃清他们的流毒，坚决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消灭在汪洋大海之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要彻底和陈康、张力雄、赵健民清算这笔血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过去我在大叛徒赵健民和炮派某些坏头头的操纵下，欺骗蒙蔽大家，在滇西、在下关干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把大家推到了武斗第一线，跟我一道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上。今天我再一次向大家交待：我是怎样执行大叛徒赵健民、侯良辅、林亮和炮派沈参雄、贾玉玺、王守库等人的黑指示，蒙蔽大家，成立“滇西挺进纵队”和“滇西挺进纵队”的策划、组织过程，以及“滇西挺进纵队”的行动计划，和在下关犯下的罪行。同时对我个人的罪行作检查、交待。　　第一个问题：关于“滇西挺进纵从”的情况。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份人，攻击一部份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正当云南省文化大革命不断的取得胜利的一片大好形势下，窃踞在省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眼看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将士崩瓦解，就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策略，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以各种面目出现，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一次又一次的大武斗，让群众互相屠杀，转移斗争大方向，疯狂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妄想破坏文化大革命，为维持他们窃取的大权。“滇西挺进纵队”就是大叛徒赵健民、侯良辅、林亮等和炮派某些坏头头，为了屠杀群众把云南地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而组织、策划起来的。也是赵健民、侯良辅、林亮混入炮派后，亲自组织、策划、亲自操纵、指挥炮派的大武斗中，一个重要的计划，“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也是赵健民一伙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攻打“11·30”以前，贾玉玺就写信告诉我。最近林亮向下面各专、县来的人作了翻查，作了个形势报告。根据几个老头的意见，当前形势对我们炮派很有利。中央准备在明年春节后解决云南问题。炮派要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打出一个好局面，对老八要由武卫转入进攻，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各个解决。现在昆明炮派力量很大，占的地盘多，完全有力量把“八·二三”赶出昆明。但下边有些地区还是八派占优势，昆明的老八还不断的往下去，扩大他们的势力。如果把老八赶出昆明，怕他们往滇西撤退，卡断了我们炮派上下联系，怕下边炮派支持不住。再说，下边有些地方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连陈康司令员都不知道，都是以老八为主成立的。所以派里决定，在打完“11·30”以后，就解决滇西问题，成立“滇西挺进纵队”。“滇西挺进纵队”，只在内部讲，不往外传，不要叫老八知道了。成立一个“滇西总指挥部”，公开对外。总指挥部的人有林亮、沈参雄、王守库、杨凯和我，总指挥是沈参雄。沉说本来叫你去参加指挥部，后来考虑到你要到前边去打仗，就不参加了。“滇西挺进纵队”总的任务是，要把安宁到保山这一路上的老八全部干掉，扫除障碍，充实巩固炮派。在舆论上，对禄丰、一平浪和楚雄的炮团提出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同时向各专州派出调查组，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解决。(后来我知道向开远派出了五、六十人，是林非带去的。)信上还说：派里这次下决心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把滇西路上的老八消灭掉，争取炮派都上政府里边来。五团指挥部要紧跟派里决定，坚决执行这一计划，你要赶快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并趁此机会，将八团在下关的人拉上昆明，分配工作。要不然将来见了面话都不好说。贾玉玺还要我们八团住市区的几个连队和西山党校的人参加攻打“11·30”，挽回以前的影响。十二月二十三日，五团指挥部在翠湖宾馆420号侯良辅的家中召开了会议。参加开会的有侯良辅、沈参雄、贾玉玺、王守库、李仕行、十团的汤其加、十一团吕敬德等。八团是我参加，还有九团姓王的，七团的不认识。会议表面上是研究工役制工人的工作分配问题，突际上是为压我们八团参加打“11·30”，解决滇西问题和统一思想的动员会。沈参雄在会上说：“这次我受派里的委托来把派里的意见向大家传达一下，关于工人下厂的问题已向赵健民同志请示了，我们是按照赵健民同志的指示进行分配。对首长的话执行不执行是态度问题，是听不听毛主席司令部的话的问题。” 王守库插话说：“陈康、张力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赵健民是革命干部，那个人能不听?只要是一个红炮手，只要是跟毛主席走的人就得听这些人的话，不客气的讲，只要是炮派的人都得听从派里的决定，不然是靠边站，投降老八也行。”沈参雄接着说：“这个问题老王说的对，大家要注意，不能为一个人、一个团，要为一个大派着想，要想到是几万人的问题。”“这次派里准备解决滇西问题，你们几个团都是主要力量，下了厂子的就不动了，没有下厂的要配合派里的行动。这次派里的决定，全体红炮手对你们希望很大，都把炮派的胜利寄托在支边工人身上，特别是五个团出身又好，都是棒打不倒的小伙子。”这时侯良辅插话说：“你们才真正是响当当的左派，没有什么含糊的，就是有点错误，也是前进当中的错误，打架不用怕，不要躲避武斗，不要怕死人。毛主席说：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好人算账，好人打坏人白打。你们这支部队这样纯洁，还有什么可怕的?”王守库说：“打死老八白打，打死你们要算烈士。我王守库敢负责。你们不想一想健民回来了是听老八的还是听老炮的?红色政权是老八掌握还是老炮掌握?”沈参雄说：“根据各团情况，今天讨论一下怎么办?表一下决心。”当九团代表表态后我就表示：“俺没有意见，今后叫俺八团怎样干就怎样干，叫出多少人就出多少人，以前没有按派里指示行动是错误的，俺代表八团作检查。”侯良辅说：“你们八团住在西山，还带来下关十四军的人，他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宣传队。”他说：“他们能宣传什么?都是李成芳的保皇兵，是梁中玉搞的鬼，不行，得赶快发动工人把他们赶走，换上云南军区的。我给你们八团几门炮，支在西山，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李仕行接着说：“你们八团不下厂不对，听军管会的话，住在西山有吃有花，这是中了糖衣炮弹，受了蒙蔽。赵健民给你们留的都是很好很重要的厂子，要搁在以前，你们是进不去的。”十团汤其加马上挖苦说：“我看八团是孬种闹革命，屈服了斗争。”俺听了很生气，跟汤其加吵了起来，会就这样散了。散会后，贾玉玺还写了个保证书，叫以我们八团的名义在新华山广播了。过了两天就打“11·30”，我们八团住在市里面的三个连队都参加了，打得很凶。住在西山党校的也去了十几个人，由我领着守马利山头。　　
    今年元月三日，林亮在他家里亲自对我说：“派里准备解决滇西问题，要去2000人，你们八团去200~300人。解决了滇西后就把你们全部分到工厂里去。如果不把滇西这条路保住，老八失守昆明后肯定要往滇西撤退，所以派里决定我们要早下手。我们完全有理由，因为老八要破坏滇西这条路，我们是去保护，中央肯定是会支持我们的。”要我回去作好准备，等待派里通知。元月七号在新华山贾玉玺的住处，沈参雄就向我交待了任务。他说：“派里决定解决滇西问题，准备出动二千多人，你们八团要去200~300人配合行动。这次编成几个挺进纵队往外出，不要一起出，就是你带一部份，他带一部份，这个走了那个再走，分散出去，不然目标太大，车子要的也多。”我问哪些单位去?他说：“安宁昆钢一个分部，一平浪、禄丰一个分部，楚雄一个分部，基本上跟打11·30一样，你们八团和西区一起还是第四分部。出去时经过安宁，要在安宁集合，经过编制后再走。”我问派里谁去?他说：“我不去就是杨凯去。你们第四分部由你和老邓(步校的)、胡参谋(步校的)负责，由张炳林给你们调车。”他要我们先去配合打一平浪，打下一平浪后守住一平浪。我不同意我们先打一平浪，我说：“八团在下关苍山饭店住的四百人全部被四·二零吃掉了，有几个连队很着急，我想先去打下关。”他说：“打下关已经在计划里边了。你要打下关也可以，我再和王守库研究一下，看看先解决哪边有利，反正一平浪守不住楚雄就打不下来，楚雄打不下来，一平浪也守不住。”我说：“要拉人守一平浪也得从下关往上拉。”他问：“下关有多少人?”我说：“有一千人。”他说：“可以嘛!打完下关拉五百人到一平浪，留五百人在下关。下关武器不多，到了那里很好的和“大联合”商量，抓紧时间打完了回头配合打楚雄也好，这样完全可以。等我回去和王守库商量一下，看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贾玉玺还对我说：“‘滇西挺进纵队’这只是内部知道，不能传出去。解决了滇西问题就集中力量消灭昆明的老八，到昆明大会师。那时整个昆明都是炮派的，等赵健民回来日子就好过了，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赵健民可能是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搞不好还是主任，林亮将来当个省长不成问题，李毅最低是个副省长，侯良辅是书记处的什么官我没听清，王守库还不是个交通厅副厅长。国祯你好好干吧，将来起码还不是一个科级干部。俗话说：‘炭热是火，酱咸是盐。’趁此机会，把八团的人从下关拉上来分配工作，咱们好了大家也好，咱们不好大家也不会好。”　　根据派里的黑指示，元月九日我就先在西山召开了干部和服务员会议，研究了去下关的人。在会上我欺骗大家说：“下关打的厉害，‘四·二零’把我们住苍山饭店的四百多人赶出来了，打死了我们八团很多人，抢走了全部东西，我们要到下关解危去。”蒙蔽了大家。最后确定跟我去七十六个人。十号，王守库派李云柱找我去谈话，因为我去晚了，王守库走了，就由下关“大联合”李云柱、邓国栋转告我说：“派里同意你先去打下关，并决定十一号出发。”后来我又找到焦云力，他叫我同李炎带的人一起出发，配合李炎先拿下元谋、武定再去下关，回来时带回一万支枪。他还叫李炎到电线厂给我找了两门120迫击炮带上。从焦云力那里回来以后，我到云南军区三六七医院找到医院政治处主任王炎峰，向他说：“跟沈参雄说一声，我上下关去了。”王说：“派里的这个计划我早知道了，你们去打下关我没有意见。打完下关再配合打楚雄也不晚，下关最多一天一夜就能解决问题。下关是个要地，不好打，要多带炮，要采取近战夜战的办法，打就要狠打，要打胜。”王问我去多少人，我说去七十七人，王说：“还有哪里要去?”我说：“王守库说十二个总站全动?”他说：“哪里用得着那么多的人?你们和下关炮团配合好就行了，你们走后我和沈参雄联系一下。”我说：“下关没有武器。”他说：“武器到元谋武装部找部长赵光灿，叫他支持一些。(他当即写给我一张纸条，上写：赵光灿、王炎峰)到了下关还可以去找军分区魏司令员，或者找姓支(还是姓付的我没听清)司令员，想办法解决。清华洞的仓库战备武器仓库不能动，民兵武器的仓库可以动。打完后你如果不回来就写封信给我。”打完下关后，我向工人说：“首长叫拿二号库。”我们拿了一号库，一号二号库是我自己加的。当晚熊奎老婆打电话给我，她说：“你去打下关很好，一定要把下关给我打下来，把滇西这条路打通。”她以前曾说过：“住几百人在市里，我给你安排。”根据王炎峰的指示，第二天上午我们还到海口找刘家帮要五号炮，因五号炮已被拉到一平浪去了，刘家帮不在，未拿上。通过各种准备后，我于元月十一日下午带领八团七十七人编成九个班，配合李炎带的“红交兵”两百人从昆明出发，乘坐汽车，携带武器及两门一二零迫击炮，绕路到元谋，抢了元谋武装部的枪支交给元谋炮派。李炎带的“红交兵”和十团的人留在元谋。十三日我们七十七人和下关“大联合”的五十余人又经南华、祥云，于十四日早上到达下关。下关“大联合”早已知道我们要去，都在等待迎接，并安排了吃住。　　元月十四号中午，在下关总站武装部见到了一个军人，曹跃伦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参谋长。”这个参谋长小个圆脸，山东口音。问我是不是派里叫来打下关的?还问了我昆明的情况怎样?我回答后他对我说：“‘四·二零’惨无人道，把苍山饭店打的很惨，你们八团有个工人还被‘四·二零’抓住后用炸药崩掉了。”后来我说，我要去找孔敬文。他说：“你去吧，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解决下关的问题。”当天晚上我就在“大联合”开会，研究打下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主要的有我、曹跃伦、孔敬文、冯殿英和支左委员会的殷丰年，云南省军区的干部吴运学，还有大理军分区的一个干部。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以“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总指挥部和三个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部的成员由五个人组成，孔敬文是总指挥，我是工八团这个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然后由三个军人按着地图分配了攻打下关的任务，规定了攻打下关的路线、时间和信号，以及如何传达动员等问题。十五号孔敬文向我传达了沈参雄的三点指示：1紧早不紧晚，抓紧时间打下关；2打完下关市后繁荣市场、恢复交通；3整顿组织。一切准备完成后，于十六号早上各路就按照总指挥部的规定向“四·二零”派发起了武装进攻，一直打到十七号下午，把“四·二零”全部打出了下关为止。在打下关这几天，我看到参谋长一直住在总站武装部楼上，经常和孔敬文研究进行指挥。十六号下午我回到总站武装部跟孔敬文和他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他向我了解打到什么地方了?我说：“打到市委会去了，都还没有吃饭。”他马上对孔敬文说：“一定要叫后勤跟上，把饭送上去，要安排好。”十七号我打完黑龙桥回到总站武装部，看见有七、八十个战士正在换衣服(便衣换军衣)，参谋长在那里叫那些战士赶快换好衣服就走开。走的时候冯殿英还说：“走什么，这不很明显吗?将来有了问题还能跑得了。”我听说这些战士大多数是军分区的，都参加炮派那一路打了。殷丰年当时是住在面粉加工厂楼上，打下关那几天，不断到总站武装部楼上和参谋长联系。我还听魏参谋长在“大联合”抢枪方面还出了一把力，不然“大联合”到清华洞抢枪不会那么顺利。　　第二个问题：“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带领“滇西挺进纵队”第四分部所属八团人员和下关“大联合”一起武装攻打下关“四·二零”派以后，又在下关实行了大抓、大杀、大抢，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危害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在下关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流血惨案，犯下了滔天大罪。　　在下关一是大打：从十六号早上起我亲自指挥工八团的部份人员从打马车社开始，打了东风旅社、向阳饭店、百货公司、新华书店、黑龙桥，一直打到穿心古楼。配合下关“大联合”和炮团把“四·二零”全部打出了下关市。在攻打中双方都打死了一些人，并且随便打炮，打坏了许多房屋，炸死了不少群众。打炮是殷丰年和大理军分区的一个军队干部指挥的，我派了八团人员打的。　　二是大抓：十九号打完下关后，“大联合”派出大量的人员到处搜查抓人，我也在穿心古楼下边把八团人员集中起来，然后分成小组，命令他们在黑龙桥至滇西大学一带挨家挨户的进行清乡搜查，并叫他们要搜查严格一些，凡是“四·二零”的人统统送给“大联合”处理。结果他们不管老的小的一齐都抓，把成批成批的群众送到金沙林勘和新建市医院等地分别关押起来。　　三是大杀：在抓人的同时，“滇西挺进纵队”中我们工八团和“大联合”的某些人还惨无人道的大肆屠杀革命群众。据我知道真正在武斗中双方打死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打完后被抓住枪毙的。仅在十七号下午打完后，我从穿心古楼回到总站的一路上就看见枪毙了三十多个，真是遍街横尸。有的是由坏人操纵指使杀人，有的是图财害命杀人，还有的趁机报私仇杀人。例如我派去搜查的十连服务员蒋建荣带领工人在古楼上边一个院子里指挥工人并亲自动手把几个“四·二零”的伤员全部枪毙了。十七号在古楼附近我还亲眼看到我们工八团六连的张延会抓到“四·二零”的三个群众，在大街上就用冲锋枪打死了两个，第三个在他开枪时往我身边躲被我挡了一下才没有被打死，打伤了胳膊。看见“大联合”的马永士在古楼那边枪毙了一个群众。“大联合”在武斗期间还发动民兵和派人在新桥前边打伏击，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不少“四·二零”逃出去的群众，他们还派人去点名枪杀，被抓的群众除此以外，还把“四·二零”的一些群众逼上苍山冻死饿死，跳洱海淹死。杀得下关市一片白色恐怖，甚至鸡鸭猫狗都不能生存。　　
    四是大抢：打完了下关以后，有的人趁搜查之机，大量抢劫私人的财物，有的还明目张胆的抢劫国家财产。例如：我就派杨安胜等人开着汽车去抢了六头猪，下关“大联合”的就抢得更厉害，我看见他们将国家的东西抢来，成车成车的拉进总站。我们八团的很多人都抢得衣服、单车、手表等，据我亲眼看到的抢来的单车估计就有十来辆，从下关逃跑时都送了亲戚朋友。有的还把抢来的水果糖给我吃，把抢来的手表和现金交了一些给“大联合”。　　由于几天的大打、大抓、大杀、大抢，严重破坏了国家财产，使工厂停工，市场停业，交通中断。打的数万群众得不到安身，失去自由，杀的到处是孤儿寡妇，数百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弄得下关地区到处是枪声、到处是哭声，一片凄惨景象，就象当年俺们山东来了还乡团和遇到日本鬼子大扫荡一样。这些都是大叛徒赵健民、林亮之流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组织“滇西挺进纵队”，挑动群众屠杀群众，借我们贫下中农之手杀我们贫下中农和工人群众自已的结果。也是我在他们的操纵和指挥下蒙蔽大家犯下的滔天罪行。    第三个问题：我蒙蔽群众，对抗中央指示，对抗解放军。　　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完下关后还要打保山，回来打掉永平。后来刚打完下关，就接到派里的电话，说陈康司令员叫赶快停火。因为在昆明出发前沈参雄给我规定过，他说：“一听到叫‘停火’就是叫你们赶快往回撤，这是个暗号。”所以我听到“停火”的通知后就赶快离开下关返回昆明，这跟在昆明炮派打东风商店，打“11·30”，打“东方红兵团”和打“1·26”兵团时一样，也是打了几天几夜不见陈康有什么指示，每次刚一打完他就来电叫立即停火，炮派更大肆广播“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我们坚决拥护。”我看我们的行动是陈康司令员亲自掌握的。元月二十二日，当我们准备撤回昆明时，四十二师张副师长找到我，向我传达说：“昆明空军崔政委传来电话，中央指示‘要八团就地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接到通知后我就同孔敬文研究怎么办?孔敬文说：“枪我们不交，要交也要到昆明才交，如果硬是要交，四十二师必须派人护送我们到昆明。”用这个借口拒绝交枪。后来十四军又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叫交枪，孔敬文又和我商量，他说“你把吊槽抢来的枪交给我，我打个条子给你，将来就说枪已经交给‘大联合’了。”为了蒙蔽群众，对抗中央指示，我说：“行!”我就欺骗大家说：“‘大联合’枪少，怕‘四·二零’以后反扑，我们要支持‘大联合’一些武器。”叫各连交出了三、四十支旧枪，同时对十四军说：“让我们研究研究中央的指示再说。”欺骗大家急忙逃往昆明。　　到了吉山坡石门坎地带遇到执勤部队后，执勤部队又再次传达和宣传中央的指示，要我们八团交枪和交出坏头头。我仍然继续欺骗大家说：“解放军是李成芳的保皇兵，中央指示是假的。”并指挥大家抢了执勤部队的枪支，指挥人和汽车冲开执勤部队的阻拦逃到了一平浪。　　元月二十三日我们刚到了一平浪，沈参雄、贾玉玺就先后来到了一平浪，在干海子沈参雄传达了陈康、张力雄的电报指示，陈康的电报内容是：“听说你们在下关做的情况很不像话，现在：(1)原地待命，不要动，动要经过批准；(2)赶快弄清情况等待调查落实；(3)听候中央命令。”沈参雄说：“就按陈康的指示办，队伍住在干海子原地不动，枪不能交。”他还叫我们向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炮师”群众同他们辩论。接着他又念了张力雄的电报。听了后我觉得不符合事实。沈参雄说：“那你们就把张力雄来电作为提纲写材料报中央，说十四军谎报军情。”由于他们对中央发现“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怕得要死，当天晚上沈参雄两次对我说：“你死也不要承认，就说‘滇西挺进纵队’这事没有。”二十四日早上沈参雄刚走，贾玉玺就来向我传达了派里的三条指示：(1) 听陈康的，住在一平浪煤矿，原地待命；(2) 沈参雄连夜回昆明向陈康、张力雄汇报；(3) 武器不能交。在吃早饭时他也说：“‘滇西挺进纵队’这事割头也不能承认，你承认了我们就成了反革命组织了。”晚上派里还打来电话说：“文件(指省军管会通告)是假的，陈康没有点头，枪不交。”二十五号贾玉玺写来一封信，再次叫我割了头也不要承认有“滇西挺进纵队”这些事，说：“你要是承认了那就成了反革命组织。要是不行你就跑掉，到昆明来我想法把你送到北京去找陈康解决，就说是三十七师谎报军情。”他们还派代表张闯对我说：“要坚持住，不要怕，就是全派打成反革命也要支持你们八团。”还在演出的大会上也向工人说过。根据陈康和派里的指示，我就对大家说：“‘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谁也不要承认，枪也不能交，交枪就等于交命，交枪就等于承认了‘滇西挺进纵队’。”并且我也认为省军管会的通告、解放军传达的中央指示是假的，心想如果中央有指示陈康为啥还叫我们听候中央命令，派里也说陈康没有点头。所以我叫大家不要听解放军的，说：“这些兵都是三十七师的，是老八观点，他们见我们的枪好，要收我们的枪给老八，这些兵都是李成芳的保皇兵，要搞政变”等等。继续蒙蔽大家抗拒中央指示，不交枪，并且调整充实了指挥部，重新组织了武卫组、材料组、谈判组和后勤部，把大家分配到山上占领了工事，我对大家说：“要是解放军文的来就把他们推回去，要是解放军开了枪就和他们干。”要大家对解放军说：“要收枪就叫云南军区来收，你们来收是交头也不交枪。”我由于听了炮派沈参雄、贾玉玺等人传达的陈康指示和炮派的指示，我受了他们的蒙蔽又来蒙蔽大家，一直抗拒执行中央的指示，对抗解放军，不交枪。二十七号曹跃伦带的人在干海子学校里面先向解放军开枪，打起来后我在后边山上又下命令给机枪射手王洪坤，叫他朝解放军打。我自己受坏人操纵走上了对抗中央，对抗解放军的反革命道路，也把大家推上了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把枪口对准解放军的道路上去。这是我在下关犯下了大罪以后死不觉悟再次犯下了滔天大罪。
    　　李国祯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假象的炮制者、真相的澄清者：原“滇西挺进纵队”(工八团)宣传部长马自明《关于所谓“滇西问题的真象”的真象——用《滇西挺进纵队》的犯罪事实驳“一平浪事件”的无耻谎言》　　“滇西挺进纵队”于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违抗中央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的指示，由下关回窜到一平浪煤矿之后，坏头头李国祯根据某些人的“指示”和策划，重新组织了武卫、材料、后勤、谈判四个组，准备负隅顽抗。　　为了给“滇西挺进纵队”对抗中央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制造舆论，李国祯亲自向材料组布置，写出了“公路八团6·29战斗兵团声明”、“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37师全体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感谢信”、“告全省人民书”、“公路工程八团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汇报提纲”等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我起草的。这几个材料中的主要一篇即“汇报提纲”被收在一本取名叫“一平浪事件”的册子中。这本册子是一本  地地道道的毒草集。我的这篇材料是一株大毒草。现在用的题目是：“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内部汇报材料”。 　　“汇报提纲”这株大毒草，当时是根据李国祯的授意泡制出来的。经过大量的揭发和李国祯的坦白交待，现在才知道实际上李国祯是依照张力雄北京来电精神和沈参雄的暗示作为提纲的。在这两篇大毒草中，用尽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手法，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为“滇西挺进纵队”开脱罪责。　　我的这篇大毒草抛出以后，被“滇西挺进纵队”的策划者、组织者、操纵者们视为至宝，在我的谎言之上再行造谣，使它结构更严谨，词藻更狡猾，内容更离奇，作用更迷人，更富有欺骗性，以此上欺中央，下瞒群众，一些派性严重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也把此当作救生稻草，捞来攻击别人或为右倾翻案提供炮弹，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也迷惑不解跟着上当。总之，它在社会上流毒甚广，造成恶劣影响，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为当了辩护士。　　三个多月来，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下，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滇西挺进纵队”人员对“滇西挺进纵队”所犯罪行的揭发、控诉、批判，又通过坏头头李国祯的几次交待，使自己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有所提高，对“滇西挺进纵队”的内幕有所了解，对“滇西挺进纵队”的所作所为和反革命性质有所认识。我十分悔恨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改造不好，对毛主席不忠，使自己受走资派和坏人的蒙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现在，我要翻然悔过，重新做人，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因此，我有责任对“滇西挺进纵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加以揭露，有责任把由我起草又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所加工而颠倒了的事实颠倒过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澄清是非，消毒除害，以正视听。以次作为自己立功赎罪的表示。　　“汇报提纲”是在元月二十六日晚上出笼的。当天晚上派里来人，急急忙忙地对李国祯讲：“派里要你们八团今晚马上写材料，连夜送昆明，坐明天早上八点的飞机同派里的代表一同去京。”按照他们的要求，李国祯提出五个方面作为提纲。他对我讲：“你就根据我说的这几个方面马上动手写，四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出来。”开始李国祯准备叫朱时雨去昆，第二天他没有去，由王永坤带到了昆明。就这样，这样一个从头到尾，颠倒是非，说谎造谣，欺上瞒下的“汇报提纲”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去了。其是罪孩万死!
    下面，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事实真象，对我起草别人加工的“提纲”中的若干主要错误加以批驳。　　(一) 究竟有无“滇西挺进纵队”存在?　　首先必须说明，在我所写的“提纲”原稿中本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可是，那些“高明”的修改者们竟然在“提纲”的一开始，就矢口否认“滇西挺进纵队”的存在。“提纲”中说：“他们以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等罪名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根本不知道‘滇西挺进纵队’。”“………。”　　“滇西挺进纵队”是强加的吗?虚构的吗?　　不!“滇西挺进纵队”就是“滇西挺进纵队”，人证事证俱在，赖是赖不掉的。“滇西挺进纵队”不仅有，而且成立的很早，很完整，很秘密。据亲自和“滇西挺进纵队”的策划者多次接触，深知内幕的李国祯交待，“滇西挺进纵队”就是大叛徒、大特务、走资派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和炮派某些坏头头，为了屠杀革命群众，把云南地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而组织、策划起来的，也是赵健民、林亮、侯良辅混入炮派后亲自组织、策划、操纵的。“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是赵健民之流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攻打“11·30”以前，炮派就要对八·二三派由武卫转入进攻，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各个解决，准备把八·二三派赶出昆明。但是他们怕八·二三派退出昆明后撤往滇西，卡断了自己的上下联系，于是就决定在打完“11·30”以后，就着手解决滇西问题，成立“滇西挺进纵队”。李国祯还交待：“滇西挺进纵队”只在内部讲，不往外传，不要叫老八知道了，成立一个“滇西指挥部”公开对外。指挥部的人有林亮、王守库、杨凯，总指挥是沈参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滇西挺进纵队”李国祯和“大联合”、孔敬文不是在下关也用“滇西指挥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三个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臭名昭著的通告吗?　　中央发现并着手处理“滇西挺进纵队”问题时，我们回窜到一平浪的当天晚上，由昆明专程前来的沈参雄就两次对坏头头李国祯说：“你死也不要承认，就说‘滇西挺进纵队’这事没有。”专程由昆来的又一个头目贾玉玺在传达炮派里的指示时，也再三叮嘱：“‘滇西挺进纵队’这事割头也不能承认，你承认了‘滇西挺进纵队’，就是承认我们是反革命组织。”再妙不过了，一语道破了全部问题的实质。有无“滇西挺进纵队”，“滇西挺进纵队”的策划者、组织者们了解的最清楚不过了。为什么他们要否认，而且在有关的宣传材料中一有机会就首先否认?这是他们进行的反革命勾当中最要害、最要命的关键问题。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慌的要死，怕的要命。为了逃脱历史的审判，赖掉罪恶勾当，他们在不承认“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名称的同时，玩弄权术，施展花招：“我们元月十号派出七十七名工人前往下关，路经元谋、武定、永仁、南华一线”，企图与省军管会通告中指出的“于元月二日出发，经禄丰、一平浪、楚雄……”进行诡辩。须知，你们所干的事是密封不住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这次“滇西挺进纵队”出动解决滇西问题，有数千之众，分成了若干个分部，采取分期、分批、分路，分散出去的办法，以减小目标。我们工八团仅只是第四分部的一部分。应当指出：八团七十七人和“红交兵”、工十团两百余人是于十一日下午从昆明出发，途经元谋、武定、永仁、南华到下关的。但不等于“滇西挺进纵队”的其它部分没有到禄丰、一平浪、楚雄。他们不仅到了，而且在舆论上以“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在那里干了许多坏事。而省军管会通告上指出的元月二日出发，经禄丰、一平浪、楚雄，正是指的“滇西挺进纵队”这个整体。　　(二)  是谁在下关挑动武斗，政治目的何在?　　“汇报提纲”歪曲和捏造事实，力图把“滇西挺进纵队”对下关的武装进攻，说成是被迫的自卫、力图把挑起武斗和出现反革命武装进攻的罪责强加到与自己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身上。甚至强加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身上。“提纲”中说：“我们遭受了种种迫害”，“面临威胁中”，“面临被消灭的危险”。“对方每日每时、每时每刻都计算着攻击我们”，“十四军开给四·二零一万支枪的条子”等。因此，“我们不能赤手空拳，等着被消灭，我们和下关‘大联合’联合在一起_拾了解放军枪近400支”。特别突出的是，在“四·二零”攻打苍山饭店问题上大做文章，大造舆论，把对方说成是“灭绝人性”，“大肆屠杀”的刽子手。　　事实是怎样的呢?　　“四·二零”打了苍山饭店这是事实。但绝对不能割断历史事实的始末攻其一点。“四·二零”打苍山饭店是元月六日晚上×点左右，而在这以前的×时八团的部分人员就和下关“大联合”配合首先攻打了农具厂。我们同“大联合”打农具厂就是为拔掉车站附近的这颗钉子，消除隐患，为以后完全解决下关问题做准备的。而“四·二零”攻打苍山饭店，则是为了解农具厂之围，目的显然不同，怎能把责任推到人家身上?!　　“汇报提纲”把“滇西挺进纵队”所属工八团部分人员到下关说成是为了“解救被杀害、抢劫、负伤的阶级兄弟”和“进行慰问”。企图为“滇西挺进纵队”忠实执行赵林反革命集团武装攻打下关，屠杀革命群众的反革命计划开脱罪责。然而事实是：李国祯从林亮、沈参雄等人那里接受了组织“滇西挺进纵队”武装攻打下关等地的任务后，在昆明西山党校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并决定了去下关的人员。为了蒙蔽群众，他说：“下关住苍山饭店的工人，被‘四·二零’赶出来了，他们要去下关为他们解围、报仇，各连选好代表。”这次李国祯交待说：“因八团当时已有一千人在下关，派里叫他们武装起来，和下关‘大联合’一起攻打‘四·二零’。所以我原来准备只带五、六十人去下关作骨干，后来报名的人较多了，最后上车的为七十七人。”很显然，这七十七人是根据赵、林集团的意旨，为了实现“滇西挺进纵队”如的计划，在李国祯的蒙蔽下，作为攻打下关的“骨干”送下去的，而绝不是去进行什么“慰问”和“解围”的。李国祯带去的七十七人全副武装，并拉着两门大炮，从昆明出发，到达元谋之后，嫌枪少，又抢劫了元谋武装部的全部枪支弹药，然后来到下关。试同，世界上有如此全副武装并带着大炮的慰问团吗?他们这样来到下关绝不是来慰问八团住下关的阶级兄弟的，而是来“慰问”(屠杀)下关人民的。因此，这个新型的“慰问团”到了下关之后，既没有开慰问大会，又没有了解八团人员的情况，而是干了些什么呢?据我所知和根据坏头头李国祯的交待，1元月十四日中午在汽车总站接受了一个参谋长的接见，并接受解决(攻打)下关的指示；2李国祯与曹耀伦等人在大联合跟孔敬文等人开会，研究成立了“滇西指挥部”及攻打下关的三个前线指挥部，决定了进攻计划。这次会议，事前谁也没有告诉我，我跟着他们进去，听到了这些内容；3当晚指示八团住下关人员与‘大联合’一起抢了清华洞396库的武器；4十五日命令十连、十三连抢了吊槽通讯枢纽部的全部武器，亲自勘察确定了炮位；5亲自抽调并组织十二个攻打的武装骨干班和第二梯队的人员，并作了动员，规定了纪律；6从十五号晚上起，率领八团人员开始攻打下关，一直打到十七号下午，将“四·二零”派全部赶出下关市区为止。然后又组织八团人员配合“大联合”进行搜家清乡到处抓人，抢东西，甚至公开杀人。这都是众所周知的铁一样的事实。当时所以竭力宣传去下关是为了“了解情况”，“进行慰问”，根本目的是为了掩盖“滇西挺进纵队”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为了把“滇西挺进纵队”武装攻打下关的罪恶转嫁于人。　　
    “汇报提纲”还说什么李国祯带的“滇西挺进纵队”人员到下关后，遭到了四·二零派的武装挑衅，并“勒命我住下关人员一日内撤出下关，否则全部消灭”等等，而事实是，李国祯所指挥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大联合”在下关用了我们国家罕见的，对敌人的手段，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下关部队和革命人民于元月十四日发出了“通牒”，“限令在二十四小时内撤离下关，否则出了问题，概不负责”。正是在这些“通牒”之下，有多少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离开了自己的家门，流落在外，有多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含泪东奔西跑无处存身。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事实。　　为了同一个目的，“提纲”还把“滇西挺进纵队”按照赵、林集团的反革命目的，武装攻打下关说成是“四·二零”派“继续围攻，并于十六日主动向我开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和当地受‘四·二零’围攻的‘大联合’派实行自卫还击”，这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事实是：李国祯带领的“滇西挺进纵队”部分骨干人员到达下关之后，立即与八团原在下关的人员汇合并与下关“大联合”一起于十四日组成了“滇西指挥部”，在“滇西指挥部”下面设立了三个前线指挥部，规定第一前线指挥部从马车社、邮电站、东风旅社，沿中心大街、邮电局、向阳饭店、百货公司、黑龙桥往里进攻；一个前线指挥部从下关的南面、东南面往北打；一个前线指挥部跨越76O4部队营房经新桥由东往西攻。八团在党校和棉毯厂住的人员各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来参加攻打下关。元月十四日开始做了思想动员和组织等工作后，于十五日各自进入战场，当日夜晚开始向市内炮击，十六日拂晓开始向下关发动全面总攻击。      “提纲”却把“滇西挺进纵队”的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动进攻说成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自卫还击’。”实在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三)  “滇西挺进纵队”究竟在下关干了些什么?　　“汇报提纲”说什么“这次武斗双方都有伤亡"，“我们没有开枪打死解放军，根本没有‘毁尸灭迹’”“没有冲击通讯枢纽部”等等。它在把事件的引起嫁于对方组织之后，又企图把这次严重事件说成是双方的一般“武斗”，掩盖“滇西挺进纵队”的罪责。究竟是两派“武斗”还是反革命屠杀?“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用它的行动作了回答，他们的作为完全表明，不同于任何一次“武斗”，而是根据大叛徒赵，林之流的意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血腥大屠杀下关市革命人民的反革命事件，因此手段十分野蛮，惨无人道。“滇西挺进纵队”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一种国民党法西斯式的反革命行动。“滇西挺进纵队”横行于下关，打、杀、砸、抢、抓，无恶不作，使用了大量的炮弹、炸药，炸毁了不少国家工厂和民房，有些房屋被燃烧弹烧为灰堆，有的市民被炸死炸伤。在攻打完之后，又大肆杀害革命群众。通过揭发，有的是图财害命杀人，如九连的白炳发等人见财如命，从两名被俘的群众身上拿去手表和钱财之后，拉到山沟里枪杀了。有的是见机报私仇，由下关“大联合”的点名，工八团的人开枪。有的把群众公开在街上杀害。如六连张庭会，据初步揭发，他一个人即杀害革命群众达四、五人。有的集体屠杀手无寸铁的伤病员。住在半工半读学校的几名“四·二零”伤员，就被十连蒋建荣和下关“大联合”张××等集体枪毙了。还有的是把群众关进集中营后又拉出来枪毙的。在被杀死的群众中有的被蒙着双眼，有的还举着双手，有的捆着胳膊，真是惨不忍睹。除了大杀，就是大抓。打完后，就开始了所谓“搜抄和清乡”，到处抢劫。每到一地，不问有人无人，先向屋里扫射或者向院里投手榴弹，有的群众就死伤于乱弹之下。数以千计的革命群众在无情的屠刀下高举双手被押送到金沙林勘，新建市医院的集中营，无论大人小孩，手举的不高，就会遭到枪托和铁条的毒打。在那里，他们私设公堂，任意非法审讯和毒打革命群众，有的人被打成残废，有的人被打之后又从楼上摔下来，最毒辣的是，要被抓革命群众向他们“投降”。在大抓大杀的同时就是大抢：“滇西挺进纵队”人员，借搜抄为名，到处翻箱倒柜，大量搜刮公私财物，许多地方被洗劫一空。据胡守义亲自交待检查，他同另外两人在邮电局抢了人民币三千五百元和新手表一个。李国祯还命令杨安胜、宋保田等人开上汽车抢物资局的面粉、猪肉、粉丝、糖、油等。有的人到了医药公司，见营养品就抢，有的见了葡萄糖竟来不及装就双手捧着吃起来了；有的人到屠宰场竟开枪打猪，打死后再用汽车拉回；有的人尚未结婚也无对象，到了老百姓家里把人家女人裤子、小孩衣服抢来；有的抓住老百姓的鸡，把头给剪掉；有的把人家的收音机等给砸烂。总之，他们是能拿的就拿，不能拿的就砸，见狗打狗，见鸡抓鸡，其是鸡犬不留啊!“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所进行的这场大屠杀，大洗劫，使无数革命群众走投无路，入地无门，有的被迫逃往苍山，有的跳入洱海，有的死在被机枪封锁的路上……。风城啊!从苍山之顶到洱海之滨，从大街到小巷，到处是尸体，遍地是鲜血。不少的孩子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不少的父母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儿女，有的失去了妻子，有的失去了丈夫。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有家不能归，有儿女不能团圆。下关的工厂停工了，交通中断了，使解放十八年来的繁荣昌盛的下关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变得一片凄凉，正如某居民委员会大门上写的一付对联：“风城冷寂寂，夜间鬼啾啾”，横批“躲也无用”。这就是下关市革命人民对“滇西挺进纵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控诉和写照。       
    “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如此大量屠杀革命人民，抢劫民财和国家财产，其罪恶昭著，绝不是“武斗”二字可以掩盖过去的。企图用武斗来抹掉“滇西挺进纵队”的反革命性质，是徒劳的!要赖掉更是办不到的!“提纲”中说什么“我们没有开枪打死解放军，没有毁尸灭迹”。事实是，元月十七日，解放军战士上街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滇西挺进纵队”的杀人行为，抢救负伤群众。“滇西挺进纵队”组成一帮打手，有我八团和下关的人在一起，朝解放军迎面而来，第一步就恶狠狠的对解放军说：“你们给我回去!”接着朝天开了枪，解放军照例做解释讲道理，豺狼最后下了毒手，重新举起手枪朝解放军打了过去，一位解放军战士应声倒下……，这是铁的事实。“滇西挺进纵队”大量残杀革命人民之后，为掩盖其罪恶，丧尽天良毁尸灭迹，把杀掉的革命群众尸体于夜深人静之时，用汽车一车一车的拉往郊外，倒入一个一个的大坑内劈土掩盖，集中的埋在往巍山去的山坡上。这不叫毁尸灭迹叫什么?你们要怎样干才叫毁尸灭迹?总之，“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　　(四)  “滇西挺进纵队”如何顽固到底，对抗中央指示?　　“滇西挺进纵队”顽固对抗中央指示，罪上加罪。但“提纲”则竭力为“滇西挺进纵队”开脱罪责。继续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提纲”说什么“我驻关七零零余人被‘四·二零’中一小撮坏人惨杀打伤，抢劫一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退役前的学习整顿不能进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广大工人一致要求离开下关赴昆明和我团驻昆明人员一起等待退役”。这完全是我们撒的弥天大蔬。　　真像是怎样的呢?“滇西挺进纵队”来到下关后，屠杀革命人民，大量搜刮民财，犯下了滔天罪行之后，在中央着手对“滇西挺进纵队”进行惩罚的时候，而慌忙逃跑的。　　中央对“滇西挺进纵队”的组织、策划等问题早已发觉，因此，“滇西挺进纵队”在攻打了下关犯下滔天罪行之后，有的人就急忙给李国祯来电话，要他马上“停火”(按：“停火”是沈参雄给李规定的暗号，听到“停火”两个字以后，就是出现问题了，要马上回昆)，当时李国祯接到“停火”以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设法马上离开下关去昆明，继续在下关怕摊子不好收拾。元月二十二日中央来电指示要八团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而李国祯接通知后顽固对抗中央指示，召开会议蒙蔽群众说：“大联合武器不够，我们一个连抽出三支枪，从吊槽抢的旧枪单打的给他们，清华洞的不要给，因为枪交不上来走不了，清华洞的去昆明后再交。”以此来对抗中央指示。后来我团工人宋保田又把中央指示转交给曹耀伦时，曹耀伦又当场撕掉，坚决反对。各连交上来三支枪之后应付了一下。当天下午四点钟就慌忙离开了下关。根本不是“提纲”中所说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赴昆明等候退役”。而是大发横财之后，犯罪逃跑对抗中央。　　“提纲”还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说什么：“驻昆37师在公路两边山头上架起机枪大炮，分兵把口，持枪拦截，恶狠狠地骂我们是土匪，是反革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边呼打倒陈康、张力雄、赵健民!边用拳头、手榴弹、子弹带、枪托毒打我工人，绑架我三人。”“打伤我十一连工人×××，左腿粉碎骨折，打成重伤十六人，轻伤二十四人，抓走七十余人。”“在拦路时37师还抢走我生活车一部，砸烂箱子三十一个，拿走现金一部分，购粮本一户，其它用具一部分。”这一切都是我们凭空捏造。而事实是：“滇西挺进纵队”离关逃跑的路上到达吉山坡石门坎地段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命令来到吉山坡石门坎地段宣传中央指示，要八团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解放军并派出代表与李国祯谈判，李国祯不但不听，反而指挥工人向解放军开枪，拾了解放军的枪支数十支，李国祯还向工人诬蔑说：“这些是三十七师李成芳的保皇兵，中央指示是假的，得坚决冲过去，不冲过去不能走。”在他的指挥下，不顾解放军的重重阻拦，前面用人闯，殴打解放军，后面开车冲轧过去，当即解放军被汽车轧成重伤三人，打伤和闯伤五十余人。“滇西挺进纵队”不执行中央指示，不顾解放军的再三说服，汽车在前跟，人在后拼命的往一平浪方向逃跑，在逃跑时还抓去解放军战士一名。到达一平浪后，李国祯马上召开大会亲自下令说：“如果三十七师再追就下他们的枪，如果打我们就跟他们干到底，有问题我负责。”　　事实证明，我们在吉山坡所采取的抵抗措施是完全错误的。解放军反复宣传中央指示，我们不听，硬说中央指示是假的，拒不交枪，不交坏头头，一直顽固对抗。是我们打伤和轧伤了许多解放军战士。“提纲”捏造事实，反说解放军骂我们，抢劫我们车辆、物资等等。就是为了否认、掩盖“滇西挺进纵队”，对抗中央，对抗解放军。　　“滇西挺进纵队”刚逃跑到一平浪，沈参雄就及时赶到一平浪煤矿与李国祯秘密策划，继续对抗中央指示，命令八团“住在干海子煤矿，原地待命，枪不交。”我们钻进煤矿之后，李国祯遵照沈参雄的指示，便急忙组织了四个组。由武卫组指挥，立即封锁山头，禁止解放军来煤矿宣传中央指示；谈判组轮流与解放军强词夺理，消磨时间，对抗中央；材料组大造舆论，不承认“滇西挺进纵队”，蒙蔽群众，煽动当地煤炮和解放军对抗，保护“滇西挺进纵队”来反对解放军执行中央指示对“滇西挺进纵队”所采取的措施。以便在煤矿等待所谓“中央指示”来进行绝望的挣扎。　　
    “提纲”说什么“在前阻后赶的情况下，我们进驻一平浪煤矿等待中央命令，而37师仍跟踪追击，对我们用武装层层包围，限制我们活动自由，并不断向我们驻地煤矿开枪射击。”“二十七日晚九点多钟37师开枪打死炮团两个负责人”，“下午三点37师吹起了冲锋号，从学校附近的墙用密集的炮火直射我们的前沿岗哨。”等等。企图抵赖武力抗拒解放军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责。　　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事实是“滇西挺进纵队”钻进煤矿后，解放军去谈判达数十次都无结果，八团人员在李国祯的指挥下，不但不交枪，不交出坏头头，反而提出“交头也不交枪”，直到进行武力抵抗，走到人民的反面。二十七日的九点多钟当地煤炮数十人到解放军阵地前沿，从解放军手中抢夺武器。解放军给解释：“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来缴八团的武器，没有你们的事。”而煤炮中的几个服务员不但不听，还继续带领人员从解放军的手中夺枪，并首先向解放军开了枪，当时打死打伤解放军各一名。解放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才采取了有限的自卫还击，这是完全正当的。而“提纲”却造谣说是解放军首先开枪打死了煤炮两个服务员，并否认他们开枪打死打伤了解放军，这是没有根据的，无理的!另据李国祯交待说：“下午三点，曹耀伦带领一部分人员守在学校的楼上，解放军走上来继续向我们做宣传工作，要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交枪，而曹耀伦带人一跃而出，首先向解放军开枪扫射，当即解放军应声倒下十余人，接着我自己在对面的山头上亲自指挥王洪奎用机枪向解放军扫射。”解放军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中央指示，根据中央指示精种才坚决实行了自卫还击。而“提纲”却硬说什么“在我八团交枪时他们(指部队)又开枪打死我工役八团三百多人”。这是根本不符合现场情况的。“提纲”的修改者们厚着脸皮造谣。“滇西挺进纵队”既然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命命实行自卫还击，对其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千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提纲”不管怎样颠倒和捏造，但最终挽救不了“滇西挺进纵队”所犯滔天罪行后，而落于人民法网之命运!    (五)　　“提纲”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四点所谓“恳切要求”，其中第一点是要求“中央迅速派人前往云南调查情况”。这一部分完全是“提纲”和“声明”的修改者加上去的。在历数了所谓“滇西问题的真像”的真像后，已经不难看清“滇西挺进纵队”是由大叛徒赵健民和林亮等人直接操纵组成，并按其武装消灭滇西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旨行事的。他们在下关等地干尽了坏事，丧尽了天良，犯下了滔天罪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顽固对抗中央的指示，拒不放下武器。所以正像康老说的，它已经走向了反面，它已经成了反革命匪帮。如果需要提出什么要求的话，那只能是这样的一点要求，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要剿匪”。也就是对“滇西挺进纵队”所犯之罪行，严惩不怠，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在一平浪的执勤部队正是坚决按照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做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才是光明磊落的，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提纲”的修改者仍然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提出了四点所谓“恳切要求”，并居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来云南调查情况”。须知中央在做出处理“滇西挺进纵队”的决定和指示之前，就已经对“滇西挺进纵队”的种种问题做了详细调查了解，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这也是人们常识范围的问题。既如此，还要求“中央来云南调查情况”。如果不是“汇报提纲”的修改者们故意虚张声势，给自己壮壮胆子，迷惑群众，就是恶意中伤中央。他们无非是诬蔑中央没有经过调查就“盲目”下达了处理“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指示和命令而已。可见他们为了不顾事实地千方百计的要赖掉“滇西挺进纵队”这笔账，不仅到处造谣一再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还不惜把矛头指向中央，用心何其毒也!　　现在真像已经大白，历史已经给“滇西挺进纵队”做出了结论。我希望一切革命群众不要再受由我起草，别人加工的“提纲”这篇大毒草的影响，更不要使它再成为为一小撮走资派和坏人的右倾翻案服务的工具。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的时候，处于祖国西南边疆、国防前哨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巨大鼓舞下胜利诞生了！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企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给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乘胜前进的全国广大革命人民。
    我们满怀着亲切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经受了深刻锻炼的云南省两千三百万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战斗敬礼！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关怀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云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多次作了极其英明的指示，给云南革命人民指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个伟大胜利！
    在云南，也和其他地区一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长期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云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从右的和极“左”方面的破坏，终于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立下了新的功勋。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
    我们希望，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依靠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为了加强对敌斗争，云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实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的革命团结，军民的革命团结，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团结和各民族的革命团结。要遵照毛主席“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的指示，同危害革命利益的右倾分裂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只要我们加强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和分裂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有重大的意义。希望云南省和全国各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加强工人群众的工作，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阶级，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的大联合，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和首创精神，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的作用。要大力促使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发扬毛主席历来倡导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作风，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知识分子中那种言行不一的坏作风，反对一切两面派的行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革命形势越是大好，一小撮阶级敌人越是要进行垂死的绝望的挣扎。云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加强边防，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要广泛深入地、耐心地、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坚决保护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揭发清查坏人。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对敌，粉碎幕后的反革命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要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保证革命生产双丰收。
    金沙水拍云崖暖。毛主席当年率领红军长征时伟大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进。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云南高原的前程无比灿烂辉煌。我们坚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云南各族英雄儿女，一定会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率领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保卫国防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新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接见时叶群同志在座。（云、贵同志尚未到）
    （对刘结庭、张西挺同志）你们夫妻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时我就想见见你们，你们造李井泉的反，你们对，他们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们。他造你们的反，你们也造了他们的反，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是起作用，也可能整死你们。该打的倒不给你打，不该打的猛打。
    李井泉这个人不好。我认识他几十年了，他一贯不好，不是一天不好，不是好人，是坏人。前年我在一次会议上狠狠地讲了他。他是不爱讲话的，但讲破坏话是很积极的。背后讲坏话是很多的，捣鬼是积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了。大快人心，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党内没有好处，现在还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但是至少把他搞臭了。你们解放出来，这是件好事。
    四川七千万人，等于德国人口，比意大利大，比法国大，比西班牙大，在欧洲仅次于苏联。在国内当几个小省。贵州多少人？（答：近两千万）当三个贵州。你们就等于几个省的头头。从战争的观点看，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四川。云贵川主要在四川，无论从东面打来，还是从西面打来，四川都是后方，都是以四川为根据地，对美帝也好，苏修也好，我们的根据地都在四川，工业、粮食都靠四川，军事需要的东西尽量放在四川。你们要把四川的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
    （云、贵同志到）
    会开完了，有些同志要见，要见一起见。
    （对×××同志）你们去云南，可以起晚吧！最好不要再反复，要反复小一点。（答……）调查研究么，人都不认识。
    主席讲要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就是团结，这是列宁的话。马克思第一个宣言也是号召团结。这次“九大”，毛主席号召团结，无产阶级赤手空拳，打倒资产阶级靠什么，靠的就是团结。
    今天你们在座的同志，我知道不很团结，有的是对立面，有的是半对立面。对立面没有关系么，可以团结起来。过去抗日时期在一起，打土豪在一起，民主革命反封建也在一起，反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在一起。反帝反封建这不是共产党的特点，资产阶级也反封建么！我们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打下基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的职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员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不是个人行动能行的。有种人主张只要打掉一个人就可胜利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列宁反对，列宁的哥哥刺杀沙皇被抓后杀了，列宁认为那条路是行不通的。要团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代替的办法，要解决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要团结起来，唯一的办法是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我们都不是产业工人出身，我们加入共产党，我们的思想就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了，完全从成分上讲就行不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工人，斯大林也不是，他们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但他们思想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为无产阶级服务，决心以共产党纲领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这是社会现象。
    你们各省的，今天是云、贵、川，你们实际上是又团结、又不团结，大前提是团结的，但我们又不能自然主义，听取自流，有句话：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科学的，马列主义的，要发扬团结的一面，把不团结的一面克服下去。
    革命靠两个方面，一个是革掉打倒的一面，有的用暴力打倒，有的用非暴力的打倒，有的还要把人革掉，靠革，打倒，不革不行，整个人类历史，几十万年都是革掉旧的，都是靠革，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才进到现在的这种情况，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单靠革这一方面不行，另一方面要靠团结，团结是武器，是力量，一个人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就是靠无产阶级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某些人觉悟不高，他就用不着动武力，他们出兵反而促进我们团结。如果我们不团结，自己打自己，到一定时候帝国主义就会出兵。不团结，对国家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都不利，所以革的第二个方面是团结。这两方面是相反的，人的两腿也是相反的，一个朝这边，一个朝那边，人的手也是相反的，这个大姆指朝这边，那个大拇指朝这边（比手势），这就是矛盾。有矛盾是必然的，要想没有矛盾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让矛盾发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永远有，但是我们要克服矛盾，不能让他发展。不团结就不能斗争，没有团结就没有革命，取消团结就等于取消了革命，就等于帮了敌人的忙。反对敌人，反对走资派，大家都是团结的吧！你们抗日不是很团结的么！打美帝你们不是很好么！打蒋介石不是很好么！革刘少奇走资派的命，革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包下来的，思想上，现在还反动的革命（原文如此，“革命”二字似应删去）这些人的命，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作法，不这样就不好了，革这些人的命是必须的。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头脑搞糊涂了，把对敌斗争用来搞自己，不要自己搞起来，这样就使敌人高兴。小事情不要上大纲，小事情不能以自己的利益来解决。
    要马虎的，我们又马虎又不马虎，大问题上不马虎，小问题上就要马虎，马克思说过这个话：就是两个人组成社会，如果没有让步，就不能共为社会，就失去社会性，没有社会性，就是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二个：一个是使用工具，一个是联合。没有联合就不能进行生产，就不能生活，就回复到几十万年以前的那种状况。有阶级社会就有革命，革命就要联合，就要求得本阶级内部的联合。因此，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响应落实毛主席的号召，为着胜利你们一定要团结，无论如何要团结。思想上的差别天天有，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是不一样的，总是不一致的，但我们又需要一致。差别总会有的，但不能因此而大闹特闹。文化革命初期要闹，不闹就革不掉走资派，就不能把他们打倒，就要回到资本主义去。现在是否就干净了呢？革命不能停止，有些基层单位还是有问题，还要延续下去，要把基层搞好，革命还没有完，要夺取全国胜利，要继续搞革命就要团结，特别是上层，你们头头的团结，不团结就是空谈革命，口头革命，不利于革命，破坏革命，是团结好还是不团结好？我们国家兴旺好还是不兴旺好？是联合起来好还是不联合起来好，还是团结好，兴旺好，联合好。
    党性。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表现在内部的团结，不注意内部团结的人是不符合党性原则，是缺乏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的。暂时可以混下去，但迟早要揭露出来。所以要坚持原则，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要和睦相处，不要互相呕气，不要互相挑剔，不要互相牵扯，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给以安慰，成为很好的朋友。同心协力地办事情，革命就能革得好，生产也能搞得好，打仗也能打好。团结不好就搞不好，这样敌人就高兴。我们国家越弱，敌人越高兴。越强敌人就越不高兴。当我们反对走资派的时候，我们挖掉了他们的根子，去掉了他们在中国的内因（原文如此，“内因”似应为“内应”），敌人就害怕，敌人不高兴的事，害怕的事，对我们就是好事情，我们应该高兴，现在我们不能做敌人高兴的事，敌人现在就是希望我们造反的内部分裂，分裂就会使敌人高兴，如果那样，我们国家就不能兴旺起来，战争一来就会出问题，不是要建设一个强胜的国家吗？那么就强胜不了。
    现在我们团结起来，敌人就害怕，第一看我们造反，打走资派，敌人就害怕；第二看我们搞联合，团结起来，他们就不高兴。所以我们要团结，要使他们不高兴。
    我的意见很清楚，我就是和稀泥，调和，为什么不能调和呢？不和不行，就是要和稀泥，不团结不行，又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而是革命内部。
    现在你们管的事业很大，几千万人口的大省，都是几千万人么，贵州几千万？（有人答：两千万）就是贵州小一点，但是也不等于六个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都不小，任务很大，任务很重，伟大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通过种种生产关系，通过漫长的时间，……但人从动物中解放出来，脱离动物状态，（原文如此，此处似遗漏了一段文字。）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靠人的觉悟提高，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上的改变一下子就变过来了，但人的思想的改变就需要很长时间，俄国革命搞了半个世纪，现在还很落后，我们才搞了二十年，破除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旧东西，有个共同特点是私有制。阶级社会五千年很长，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是很短的，资本主义才三百年，更短，可是要破除私有观念，需要百年，几百年，需要很长时间。大家应该有共产主义精神，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我过去讲过公产主义，再简单说成是“公”字，有的人讲其公，内心大藏其私，最后落得个假公真私。
    （××、×××同志到）你们要走了，见一见面。
    任何东西都是对立的，统一的。任何对立中都包含统一，一般可以同时存在，只有发展到最厉害，才破裂，现在需要同时存在，我们要消除那种对立。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个试金石。要同心协力，不同心也要协力，我讲过这个话。要风雨同舟，同舟共济么。今天来的同志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不要在小问题上兜圈子，斤斤计较小事，不是共产主义者伟大气魄。要胸怀宽大，为共产主义奋斗，为解放全人类奋斗，这是伟大、光荣的事业，我希望同志们下定这个决心，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自己都对，别人什么都不对，抓住一个小辫子猛上纲，这不对。一就是一，不能把一说成万。二就是二么，蚂蚁就是蚂蚁，象就是象，不能把蚂蚁说成象，见到一说成万就不对。没有反映客观。要正确反映客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夸大，把微小的量夸大为巨大的量都不对。希望同志们不要这样做。小事情不计较，夸大，闹到社会上去（原文如此，似应为：“不要夸大，闹到社会上去”），不要呕气。和睦相处，心情舒畅好，同心协力好，不要呕气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好。革命工作做好，不要去各抓一派。
    今天见见面，有些是老熟人，张国华、梁兴初、谭甫仁、陈康、田维扬等同志，有些同志不熟，我不太了解你们的具体事，我也不注意了解你们的具体事，笼统讲一讲。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197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1979年2月27日，国务院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1970年在牧区划定的阶级成份应予推倒，不予承认。)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们省委和军区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学习了十天，今天就要结束了。参加学习的，军队系统有八百四十一人，地方系统有一千零一十人，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一人。这次学习班，认真传达讨论了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四号文件，对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开展了大批判。学习开始时，周兴同志代表省委和军区党委宣读了中央四号文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给我们这次学习带了头引了路，学习期间，大家反复认真地讨论了中央四号文件，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林彪的反革命纲领进行了逐条逐段的批判和大会声讨。参加学习的同志，态度严肃，精力集中，认真钻研文件，积极投入大批判的战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学习、批判，使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并研究了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具体部署，摸索了开展大批判的一些经验，为在全区部队和全省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贼的反革命纲领，培训了骨干，打下了良好基础。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一）对这次学习班的基本估价
    大家反映，这次学习班办的好，时间不长，收获很大，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1．进一步激发了对林贼一伙的阶级仇恨，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更加看清了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大家说：“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一个杀气腾腾、血淋淋的法西斯纲领，是一本地富反坏在的大变天账，是他们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铁证。”林彪一伙恶毒地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使用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特务手段，图谋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真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大家通过对我党五十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的回顾，通过解放前后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大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是我们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林彪一伙疯狂诽谤、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一定要更加热爱毛主席，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到底。
    2．进一步认识到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和重大意义，更加坚定了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大家通过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和他们实施这个纲领的十大罪证，认识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正如同志们说的，林彪一伙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他们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结果只能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大家表示，一定要把中央四号文件传达贯彻好，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决心打好这一战役，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批深批透。
    3．进一步增强了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同志们在批判中，把林彪过去公开的言行和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相对照，更加看清了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最忠”的家伙，原来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笑里藏刀的野心家，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警惕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识别反革命两面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坚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4．进一步增强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认识到，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纂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总是妄图用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正确路线。林彪一伙更是这样。我们通过批判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批判他们在形势、路线、政策等三个方面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大家体会到，革命的大好形势是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党的政策是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党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大家表示，要通过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自己的“三个觉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这次学习班，虽然有了这些收获，但由于时间短，对中央四号文件的学习，对林贼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批判，还仅仅是开始。学习班结束后，我们要同广大群众一道继续学习，继续批判，一定要把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工作搞好，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深刻认识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重大意义，坚决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四号文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以大量的事实，充分揭露了林彪一伙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滔天罪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批判了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何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认真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的继续和深入，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又一重大战役。认真搞好这次传达讨论，对于彻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全区部队指战员和全省各族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从我们这次学习班的情况看来，要搞好中央四号文件的传达讨论，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必须继续狠抓认识问题。要充分认识毛主席发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信任和关怀，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马、恩、列、斯在同马列主义的敌人作斗争中，总是运用对反面教材的公开批判，来教育党，教育无产阶级，教育广大劳动群众，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马列主义觉悟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拉萨尔、杜林、巴枯宁等假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是这样；列宁、斯大林在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老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叛徒作斗争中，也是这样。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听到有人说在柏林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写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就说过：“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钱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以便声讨这个早已成了“臭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同国内外的阶级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一九五五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发表了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亲自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主要按语，为这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伟大群众运动指引了前进的航向，是我们辨别揭露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武器。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也是将反面材料先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把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发动群众进行反击，使群众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伟大斗争中，也是多次公开发表反面材料，然后进行彻底批判，有力地教育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我们还专门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集，毛主席亲自写了出版说明，深刻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说，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赫鲁晓夫，以及党内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这一次，毛主席又抓住林彪这个大反面教员，不仅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在群众中公布，而且把他们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革命、诽谤领袖的反革命材料全文印发，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以外，全国人民都来批判。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必将进一步从反面教育广大群众，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林陈反党集团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以更加高昴的战斗意志，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有少数同志对广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的觉悟和智慧估计不足，对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流露出某些畏难情绪。一是担心“水平低”，有些问题“讲不清”、“批不了”；二是担心群众“觉悟低”，有些问题“划不清界限”，甚至会“起副作用”。这些担心和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林陈反党集团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帝、修、反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林彪这个反革命纲领如此反动而虚弱，通篇都是造谣和污蔑，有什么批不了的呢？！我们还要特别充分认识到：林彪这个反革命的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剥掉了林彪的一切画皮，把他的叛徒、卖国贼的凶恶面目赤裸裸地露了出来。他们的这个反革命纲领，一经交给群众必将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愤怒声讨和彻底批判。前一段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和这次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先行试点单位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广大工农兵群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智慧，他们批判的很好，很有水平。只要我们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一定能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就一定能够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鉴别能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也有少数同志对把林彪这个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的艰苦性认识不足，流露出某些简单化的情绪。在批判中，下功夫用气力不够，认为这也不值一驳，那也不值一驳，满足于就事论事，批判一般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要把这次大批判的战斗打好，必须满怀胜利信心，集中全力作战，防止简单从事。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他们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才能化毒草为肥料，才能真正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同志们在讨论中说得好：“对林贼的反革命纲领，既要看到它的虚弱性，也要看到它的煽动性，如果不认真严肃地进行批判，那在客观上就等于扩散毒素。”我看这个话说得是深刻的。我们一定要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积极勇敢地投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战斗。应当认识到，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批判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是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大批判抓紧抓好，绝不能批得不疼不痒。
    还有少数同志，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林贼父子已经粉身碎骨，林贼死党纷纷落网，就觉得这场斗争似乎可以结束了，大批判没有多大搞头了。我们前段传达讨论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中，有些单位就有这个经验教训。在传达六十八号文件时，普遍抓得很紧，效果也好。但传达七十七号文件时，少数单位产生松劲情绪。学习效果就差一些。应该看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要彻底批判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各个领域里清除它们的流毒，还是长期的战斗任务，对于这场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松劲情绪。在当前，就是要通过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在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中掀起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新高潮。
    总之，要把这次传达讨论和大批判搞好，必须进一步认识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要充分看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他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继续。通过这次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实质，是改变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林陈反党集团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一句话，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我国就要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深刻理解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重大意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捍卫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一定要把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抓紧，抓细，抓好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部署，省委和军区党委已分别作了具体安排，我就不详细讲了。这里主要对如何组织领导好这次传达讨论和大批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各级党委要把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路线这个纲，当前就是要抓好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要把这个纲抓好。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好。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钻研中央四号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要认真学习马列的有关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把传达讨论工作搞好，才能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好、批判好。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团以上党委的领导同志，在批判林彪反革命纲领的战斗中，要带头揭发批判，成为冲锋陷阵的战斗员；同时要亲临前线，具体组织群众战斗，当好指挥员。
    2．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一定要抓住中心，突出重点。中心是路线问题。重点是要批判林彪一伙在形势、路线、政策问题上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
    关于形势问题：要狠批林彪一伙污蔑国内大好形势的所谓“政局不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反动谬论；通过批判，认清林彪一伙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就是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妄图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妄图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大家认清当前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认清这个大好形势的出现，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进一步鼓舞胜利信心，增强革命斗志，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胜利。至于有的同志反映，我们在前进过程中，还有一些缺点，有的地方少数群众生活上还有些实际困难。这当然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切实加以解决。但是，这同林彪一秋的恶毒攻击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所以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困难，是不足为怪的，决不能以此来否定大好形势。我们应当引导群众分清主流和支流，充分认识大好形势，彻底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
    关于路线问题：
    （1）要狠批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污蔑攻击。这是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核心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伟大旗手，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改变党的正确路线，总是集中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彻底批判林彪一伙对毛主席的污蔑和攻击。
    （2）要狠批林彪一伙颠倒、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妄图为一小撮牛鬼蛇神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罪行。他们胡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封建主义”，这岂不是完全颠倒了我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吗？这岂不是说我们不仅没有搞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民主革命也没有搞吗？这岂不是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其实，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建立林家父子封建王朝的，正是林彪及其一伙。他们还胡说党内斗争是“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是“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叫嚣要对所谓受“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等等。这完全是对我们党内路线斗争历史的污蔑，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极端仇恨，说明他们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一丘之貉。
    （3）要狠批林彪一伙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污蔑和攻击。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彪一伙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暴露了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林彪一伙污蔑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林彪一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攻击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目的还是妄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
    （4）要狠批林彪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罪行。林彪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他一贯的拉山头，搞宗派，搞惩办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有时也用“团结”这类话骗人，但根本不讲原则，不讲斗争，目的还是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我们部队的同志，特别要彻底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军队受压”、“笔杆子压枪杆子”等无耻滥言。他们所说的“军队受压”，就是指他们那几员大将和一小撮死党，受到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所说的“笔杆子”，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揭穿他们妄图蠱惑军心，挑拨军队和党的关系的罪恶阴谋，使我们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内外团结，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5）要狠批林彪一伙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唯心论，是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要继续批判林彪一伙的唯心论的天才论，认清他们到处大讲“天才”，极力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其目的就是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反革命舆论准备。我们要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总之，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批判，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什么是林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认清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实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领导，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
    关于政策问题：要狠批林彪一伙所谓的“民富国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口号，批判他们散布的“国富民穷”、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变相受剥削”等反革命谬论。要充分运用“回忆对比“的办法，联系实际，大谈毛主席领导下的幸福，大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认清林彪一伙进行煽动挑拨的罪恶目的，要狠批他们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污蔑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妄图挑拨干部同党的关系的罪行。要狠批他们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的罪行。使广大青年进一步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更加认识到党和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而林彪一伙的恶毒挑拨，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把青年引向邪路。要狠批他们所谓“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后期被压制成了替罪羔羊”的反动谬论。使大家认清林彪才是破坏红卫兵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们倒打一把，妄图挑拨红卫兵同党的关系，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通过批判，认清林彪一伙恶毒攻击党的各项政策，就是妄图改变党的政策，改变党的路线；认清他们的所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是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就是要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3．要注意运用传达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的经验，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加强对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要抓好培养骨干（干部、宣讲员、翻译人员等），搞好先行试点，做好传达讨论的准备工作。在传达讨论中，要把搞好干部的学习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干部在大批判中的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传达讨论时，要加强具体指导，每一步学习和批判，都要明确的要求，突出重点。要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反复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保证大批判既有战斗气氛，又搞得扎扎实实。
    4．切实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林陈反党集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开展大批判中，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言论，同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混同起来，防止伤害群众和干部。对于少数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认识上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应当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启发他们的觉悟，通过座谈心得体会，联系实际，接受经验教训，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重点单位和问题多的单位，要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把本单位与林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坏事，有牵连的人和问题查清楚。
    5．认真掌握阶级斗争动向。要充分预计到，林彪反革命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各级党组织，要密切注视敌情动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保卫工作，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监督改造。对边疆地区，山区和内地工作薄弱的地区，要派得力干部去帮助他们做好传达讨论工作。对于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利用林陈叛党叛国事件进行反革命活动分子，要坚决打击。
    全区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在春节期间和尼克松访华前后，各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严密注视境内外敌情，严防敌人破坏和袭击。
    不论部队或地方，都要继续认真做好保密工作。最近，美蒋匪特把搜集我们关于林陈反党集团的文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限令特务匪徒想方设法窃取这些文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次文件发的面很大，发到了农村生产队和厂矿的班、组。各单位一定要切实执行文件保管规定，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防止被窃和丢失。
    6．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各级党委一定要搞好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结合起来，要使大批判成为强大的动力，进一步激发斗志，增强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促进工农业的大跃进，促进部队的建设，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我省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省革委会成立以来，我省的国民经济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和兄弟省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大鼓革命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我省的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努力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云南是边疆省，一定要落实毛主席对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批判林彪一伙对我省边疆工作的捣乱和破坏。他们大讲什么“政治边防”，实际上是贩卖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边疆经济建设，妄图把边疆搞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继续揭发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从边疆的实际出发，结合边疆的特点，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把我们的边疆工作搞得更好。
    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要搞好经济工作，首先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对加强党委一元化领导问题作了指示，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主席说，这个报告提出了问题，但解决不彻底，所以主席批了“认真研究”，以引起各地注意。主席讲，如果地方党委决定了的事，还要拿到军队党委去讨论，那不是搞颠倒了吗？中央领导同志说，三支两军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地方党委成立了，应该实行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应团结起来，要发挥军队干部的作用，也要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把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各项工作搞上去。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农轻重的光辉思想，认真研究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问题，要保证农业、轻工业有更快的发展，进而推动重工业的更快发展。从我们省来说，特别是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上去了，就主动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好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染十二个字的布局和农、林、牧、副、渔的关系。只有拼命把农业搞上去，轻工业才有原料；只有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市场才能活跃，才能发展重工业累积更多的资金和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所以我们要狠搞农业，力争今年要比去年有一个更大幅度的增产。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搞好经济作物。国家要求我省在烟、糖上要多作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当前，要抓紧农田的水利基本建设，加强小春的加工管理，适时完成早稻栽插任务，切实做好大春备耕工作，为夺取今年的农业全面丰收打好基础。要把农业抓上去，关键问题，一个是抓路线、一个是抓农业学大寨，主要是把农村的基层领导班子搞好。同时还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使工业部门的工作真正转到以农业基础的轨道上来。
    工业上，要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加强综合平衡、抓好薄弱环节，改善企业管理，厉行增产节约，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第一季度“开门红”，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也要有新的发展。
    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老工人政策和农村分配政策。前一段贯彻中央八十二号文件（关于农村分配问题），凡是把中央政策和群众见了面的，反映都很好，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许多贫下中农说，就像毛主席亲自到了我们这里作了调查研究一样，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政策问题，当前主要还是提高认识，狠抓落实的问题。要通过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进一步提高对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政策观念。对于落实政策的情况，要进行检查，对违反政策的现象，要坚决纠正。
    同志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项政治任务。林彪一伙和苏修叛徒集团对我们进行恶毒污蔑和攻击，妄图否定我们的大好形势，完全是徒劳的，这只能更加激起我们的无比义愤。我们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用搞好革命和生产的实际行动，用加强战备工作和加强部队建设的实际行动，给林陈反党集团和帝修反以有力的回击。我们全省各族人民和全区部队指战员，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1977.02.04；中发［1977］3号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报告，望认真贯彻执行，稳妥地把云南问题解决好。云南是祖国的西南边疆，又是多民族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华主席、党中央对云南非常关心。这次召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开会，在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认识，调整加强了省委领导班子，为解决好云南问题创造了条件。中央希望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各级党委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迅速掀起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坚决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四项战斗任务。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各级党委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前哨，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带领广大群众，排除一切干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云南当前面临着较多的困难，但是，中央相信，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云南省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只要在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夺回“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实现安定团结、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胜利，云南大有希望。
             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报告全文
    华主席、党中央：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于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三日参加了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在锡联、登奎、永贵同志主持下，我们回顾一年多来云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情况，检查了前一阶段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情况问题，讨论了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意见。会议开得很好。报告如下：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九七五年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贯彻执行了四届人大精神，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一九七五）廿六号文件，得到全省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在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总的形势是好的，调动了我省群众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的关系。加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呈现出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但是，由于“四人帮”直接插手，并唆使其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等几个人捣乱破坏，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贾启允同志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严重影响，违背中央（一九七六）四号、五号文件和中央（一九七五）廿一号文件的精神，另搞一套，造成云南一次大反复，后来又搞了个省委（一九七六）四号文件，冲击了工业、冲击了农业、冲击了商业、冲击了交通运输，也冲击了部队，使全省更多……
    军队和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昆明军区党委及其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委、全省广大指战员，是按照中央（一九七六）三号、四号、五号文件的，基本上顶住了“四人帮”那一套，军区党委绝大多数同志，对省委四号文件也是不赞成的，抵制的，这样就保持了党委的团结，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但是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下，军内也有个别同志违背了中央（一九七六）三、四、五号文件，层层抓代理人，揪走资派，向“四人帮”告黑状，扩散“四人帮”炮制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抗拒军委的整编，不服从调动。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尽管军队工作中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从全区部队来说，总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绩是主要的。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奋起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贾启允同志既不按照中央（一九七六）十六号文件办，也不向省委传达华主席对云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对他本人的批评，又另搞一套，捂盖子、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贯落空，所有这些都遭到全省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去年十二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同志批评和斗争，才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始好转。当前云南总的形势是好的，去年一年省委领导所犯的错误，应由贾启允同志负主要责任，贾启允同志应当向华主席、党中央作出深刻的检讨，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检查。我们欢迎他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为了把云南问题解决好，我们的意见是：
    1.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这是今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任务。“四人帮”对云南干扰破坏严重，前段运动未搞好，各级党委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打一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人民战争，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要的讲话和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进一步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进一步明确进行这场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彻底揭深批透“四人帮”插手云南的罪恶活动，查清同他们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统筹安排以运动的胜利来发展推动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2.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我们对“四人帮”的死党和对不自觉中跟着“四人帮”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无论是深是浅，只要把参与阴谋活动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对犯错误的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因受“四人帮”影响而说错话、做错事的绝大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对他们主要应加强教育，做细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多多挖掘错误，多作自我批评，必要时可以采取学习班的方式，集中学习，提高觉悟，分清是非，加强团结，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要三不要的方针，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在省委（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错误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统筹考虑，逐步解决。
    3.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省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粉碎了“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蓬勃发展起来，各级党委要因势利导，带领群众，坚决批判“四人帮”在革命和生产关系问题上所散步的一系列谬论，一切贯彻执行毛主席备荒、备战，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认真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及中央（一九七七）一号、二号文件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首先要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工业战线上也要把“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要把轻工业促上去，要关心群众生活，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
    4.加强敌对斗争，巩固边防。云南地处边疆，国境线较长，苏修及美蒋特务、蒋缅残匪内部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采取派进来，混出去的反革命手法相呼应配合，千方百计的破坏捣乱，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全省党政军同志和各族人民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革命认识，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对敌斗争，严防敌人挑拨离间、破坏捣乱，对于专门同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党中央作对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对打砸抢必须坚决镇压。“沙甸平叛”是正确的，绝不许翻案。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巩固边防、保卫祖国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昆明军区地处西南前线，贵州是军区的后方，两省都是多民族地区，斗争情形非常复杂，全军各级党委和全体指战员必须百倍警惕，加强备战，加强部队建设，加强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坚决粉碎任何胆敢骚扰和侵犯我国边境的敌人。同时，必须进一步密切地方军队的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军队要积极支持和尊重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大力帮助地方工作，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要关心干部建设、关心部队建设，要掀起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的新高潮，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发扬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的优良传统，加强民兵建设，搞好军民联防、巩固边防。
    5.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来京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安平生同志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陈丕显同志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决定。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免去贾启允同志在云南的一切职务的决定。中央的这两项决定是对云南各族人民的极大关怀，是加强省委领导的极有力措施，我们热烈欢迎并积极支持安平生、陈丕显同志到云南工作，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都建设成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团结、战斗的坚强核心，坚持要老、中、青三结合，新老干部都要解决好，三个正确的对待问题。目前，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这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级党委对下属组织，要加强领导，积极帮助，应给予表扬和鼓励，对少数问题较多的，应采取具体帮助措施，促其迅速转变，党的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加强党的观念，遵守民主集中制的。
    6.全党服从中央，共产党绝不允许结帮营私，绝不允许在党内组织派别和秘密小集团。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严守党和国家机密，同一切违背党的原则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针对。各级党委要认真传达和学习华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联系本地区的实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订出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各项工作尽快促上去的行动计划，务必做到工作又细又稳的地步，要特别强调整个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必须遵照华主席、党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对于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必须在群众中点名批判，或采取组织措施的干部，经中央批准的必须报中央，其余一律报省委批准，不要层层检查，不要层层揪，不要纠缠历史的旧帐。坚决不许再拉山头、搞串联，不准搞战斗队，不准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不准冲击机关、部队，切记不要重犯过去另搞一套的错误。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中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们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遇到有关工资待遇上的一些问题，应当如何处理，不够明确，现请示报告如下：
    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平反时，恢复原工资待遇，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因降级而减发的工资补不补发？
    二、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按照处分党员的规定，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而做了处理的冤假错案，平反时，恢复原工资待遇，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补不补发？
    三、文化大革命前（1966年5月16日前）审理的案件，批准执行的时间在5月16日以后，此次复查，应给予纠正的，其工资待遇问题，应如何办理？
    以上三个问题，根据中发［1978］55号文件，和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批转中监委文件的精神。我们的意见：上述经批准平反的人，恢复原工资待遇的时间，从上级党组织批准平反之日算起。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不再补发。生活确有困难的，可酌情给予适当的补助。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按照处分党员规定，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而做了处理的冤假错案，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是否补发的问题。按照中央一九六三年一月批转中监委文件的规定，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的处分无效，但是，我们考虑，由于过去一段时期，不少冤假错案没有及时纠正，其中，包括被错划的右派在内，有一些是没有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或者审批的手续不完备，这次在恢复其工资待遇时，如补发十余年或廿余年的工资，就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对本人来看，都不妥当。因此，我们的意见，对这类情况的冤假错案，也应当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不再补发工资。生活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以前审理，文化大革命以后批准执行的案件，实际上属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范围，其中的冤假错案，应当按照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办理。
    此外，对恢复原工资待遇的时间，我们还考虑，除上述从上级党组织批准纠正之日算起的意见外，最好有一个统一规定的时间，或者按照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规定，一律从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算起。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望批复。
             中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给云南省委纪委的批复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函悉。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的案件，主要是澄清事实，分清是非，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经过复查需要改变原结论和处分，恢复原工资待遇的，除已有规定者外应从批准之日开始执行；因处分而减发的工资或少得的劳动报酬，不予补发。个别生活确有困难的，可酌情给予适当补助。过去有些处分决定手续不够完备，但实际上已执行了，复查后如需改变结论和处分的，亦按此精神掌握。
    “四清”运动后期结论处理的，应视为文化大革命前处理的案件。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编 《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 （1978.12-1980）》，北京：1981年）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云南地下党、“边纵”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报告》
    省委：
    “文化大革命”中，云南地下党被诬蔑为“国共合作”的党，“边纵”被诬蔑为“地霸”、“土匪”武装，作为“隐患”消除。省、地、县各级革委会，对地下党、“边纵”均列专案审查，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歪曲、否定了云南地下党领导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当时，某些领导人歪曲历史的讲话，诬蔑地下党、“边纵”的审查材料、册子、传单，广为流传。使地下党、“边纵”的广大党员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些同志被迫害致死，许多人致伤致残，并株连家属子女，株连有关的统战人士和少数民族代表人物。还以此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和当年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建国初期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和主持云南工作的宋任穷同志。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极为恶劣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领导工作上的失误，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也有过不恰当的评价，一些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认真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九七九年一月，安平生同志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代表省委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对云南地下党立案审查是错误的，因这个问题受到政治迫害的同志，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会后，各级党委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反右扩大化中的错案，县以上干部的问题已平反改正了。但是，诬蔑、否定地下党、“边纵”的流毒和影响还未彻底消除，有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为了进一步拨乱反正，恢复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进一步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根据省委指示，组成复查工作小组，进行了复查。现将复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
     “文化大革命”中，省革委“二办”把地下党地委、“边纵”支队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均列入《云南地下党叛徒、特务登记表》，在“二办”综合的《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概况》(以下简称《组织概况》)中，对地下党、“边纵”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复查情况是：
    一、《组织概况》中说：“一九二八年正式成立的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的委员”，“均先后遭逮捕而叛变”。经查：云南地下党，是党中央派人来建立的。一九二六年成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一九二八年，成立了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传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在滇南几个县发动过武装起义。一九三○年，王德三、李鑫等主要领导同志和许多党员被捕，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省工委成员，除个别自首叛变外，其余都是英勇就义。《组织概况》所说，是歪曲历史事实的。
    二、《组织概况》中说：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夏，地下党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省工委委员“都有严重问题”，“有的是老牌特务、内奸和阶级异己分子”。经查：一九三五年，云南地下党在困难的条件下，恢复重建组织，出版刊物，宣传党的主张，在易门边界地区发动过武装暴动，一九三八年五月建立了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在党中央、长江局、南方局领导下，建立了云南抗日先锋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城市、工矿、学校和一些农村地区，建立了工作据点，在上层人士中进行争取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为后来各方面发展打下了基础。省工委委员中，没有特务、内奸和阶级异己分子，现都在各级担任领导工作。《组织概况》中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三、《组织概况》中对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底的斗争历史和组织状况的歪曲和诬陷。主要有：
    1、《组织概况》说地下党组织“回避斗争”，省委一九七二年批转《关于“七·一五”事件的审查报告》中说：“七·一五”事件中，“省、市工委进行了一系列右倾投降活动”。经查：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指示，对省工委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继续深入群众，积蓄力量，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五年春，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新民主主义联盟”。抗战胜利后，领导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一二·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一九四六年夏，领导了声讨国民党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斗争，一九四七年举行了声援北平“反美抗暴”游行示威，开展了反内战、反卖国、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一九四八年开展“反美扶日”运动，在“七·一五”事件中，地下党组织领导是坚决的，群众斗争是英勇的。一九四九年在群众中开展求生存、争解放、保厂护厂、反对资金外逃、反对设备搬迁台湾、反对蒋介石残余力量溃退入滇负隅顽抗的斗争。在斗争中锻炼培养了大批骨干，输送到农村和游击队。各地党组织，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在各族群众中扎下了根子，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地下工作据点。说地下党“回避斗争”，在“七·一五”事件中“省市工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右倾投降活动”和“反美扶日运动遭到失败”的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应予推倒。
    2、《组织概况》说“省工委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立即将工作转移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这一英明指示”，“只搞学生运动，武装斗争迟迟不去开展”。经查：一九四六年底，党中央指示南方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组织起几支中坚游击队，建立几个成块的根据地，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省工委于一九四七年在滇东和滇南地区，组织了小规模的武装活动。在发动农民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和反蒋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上，于一九四八年春，在滇东南地区发动了游击战争，成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七月，第一纵队主力一部，南进千里，与粤桂边区主力一部会师。十月，两支游击队主力在前委领导下，团结战斗，打回滇东南，和在盘江南北坚持斗争的部队汇合，建立、巩固、扩大了滇东南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同时，在省工委领导下，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滇南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纵队，以后又在滇东北、滇中、滇西、滇西北和滇康边界、滇北发动了武装斗争，建立了根据地。一九四九年七月，云南省工委与桂滇边区工委合并为滇桂黔边区党委，统一领导全区工作。全区游击队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野战军进军云南之前，“边纵”部队在敌军围剿中发展壮大，组建了十二个支队，两个独立团，(有两个支队在桂西，罗盘支队主力一部和部分游击团在黔西)共三万多人；还组建了二十二个护乡团，三个游击团，共一万多人，游击队、民兵九万多人。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消灭了数万敌人，解放县城六十一座。游击队的活动遍及云南九十多个县和昆明四周，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钳制了敌人五个军，对野战军的正面战场，起了配合作用。在野战军压境的形势和党中央政策感召下，促成了卢汉起义。《组织概况》所说，是歪曲历史事实的。
    3、《组织概况》说“边纵”部队是“以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主”，是“地霸土匪武装”。经查：“边纵”部队是按人民军队建军的宗旨、原则建立的，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部队大部分是在兄弟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发展起来的。成分主要是各族贫雇中农。解放前。云南许多地方都有一些民变武装、反蒋的地主武装和少数民族头人的武装，各踞一方，根据党的统战政策，收编改造，集中力量反蒋，是正确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成功的。临近解放时新收编的武装，改造工作没有完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据此把“边纵”部队说成是“以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主”，说成是“地霸土匪武装”，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
    4、《组织概况》说云南地下党省工委、边区党委委员“都属叛徒、特务嫌疑”，“边纵”地委、支队领导干部“问题极为严重，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属叛徒、特务、武装土匪头目、地霸分子”，“后期的云南地下党，客观上起了特务、叛徒、国民党、三青团骨干防空洞的作用”。经查：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前，云南地下党发展党员是比较慎重的，七月以后，控制不严，个别县区接收了一批不够条件的人入党，有的坏人趁机混入党内，造成有些组织不纯。此外，有的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未经严格考察就接收入党，安排了不适当的领导职务，这是工作中的问题。长期以来，敌人力图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图谋都未得逞。这一时期的省工委、滇桂黔边区党委委员和地委、支队领导干部五十多人，除被迫害致死和病故的外，现都在省内外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组织概况》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二)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领导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认识和对有些同志的处理上，也发生过一些错误。
    1．一九五一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整党的决定，我省以地下党干部为重点进行了整党，提高了干部的觉悟和政策水平，增强了党性，纯洁了组织，对完成土改等各项任务，起了积极的作用。必须充分肯定，这次整党的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正如省委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关于云南初步整党工作报告》中所说的：“部分地区进行组织处理不够慎重，有的缺乏具体分析和分别对待的精神或处理面过宽”。当时结论和处分的依据，主要靠本人交代和小组批评帮助，材料一般未经调查核实，使一些同志受到错处，有的长期挂起来，有的在后来的运动中被引伸上纲受到错处，有的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和纠正。
    2．一九五四年，省委对云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郑伯克同志进行了批判。在省委《关于郑伯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初步总结发言》中说：郑伯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恶劣的地方主义”；“滇桂黔边区党委成立前后”，“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隔绝了大部分地方组织与区党委的联系”，“抗拒解放大军进入云南”；“郑所领导的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脱离中央的独立王国”，“资产阶级的路线，贯穿在他建党、建军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各个方面”；“五○年初……他违背中央指示，乘大局已定而宋、陈未到的重要时机，到处搭架子，搞接收，同中央抢地盘；擅自组织大规模的游击队入城仪式，企图先中央而接管昆明；在四野、二野急进滇南堵歼南逃残敌，急切需要游击队配合并与他建立联系的紧急时机，他竟按兵不动，……造成残敌逃窜国外”等。经复查，郑伯克同志一九四一年来云南担任省工委书记后，云南地下党组织在南方局领导下，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的；滇桂黔边区党委成立后，分工由郑伯克同志领导的地区，是贯彻了区党委的决定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十二月九日，卢汉起义。中旬，敌第八军、二十六军进攻昆明。中央军委命令第五兵团一部迅速由黔入滇驰援，命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昆明市委发动群众，组织义勇自卫总队，逮捕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秩序，支援前线。“边纵”西进支队和九支队一个团，接到通知，赶来支援。部队进驻昆明市郊，在东郊开军民大会，是为了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后，随即南下参加滇南战役，完成配合野战军追歼逃敌的任务。这是符合中央军委命令保卫昆明的部署的，不能视为“抢先入城”。各地建政，是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建立的。有的是在卢汉起义后，形成空白，为了建立革命秩序和做好阻匪迎军工作而建立的。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不能视为“同中央抢地盘”。邓小平同志一九五一年就说过：“以宋任穷、郑伯克、李明为首的会师，是做得好的。”边区党、政、军、民从一九四九年秋，就在激烈的反扫荡中，开展迎接野战军的准备工作，在各游击根据地，筹集了大量粮秣给养和慰问品，修桥筑路，设立接待站。十二月，“边纵”司令员庄田、政委林李明，政治部主任张子斋率领一支队，到广西百色。一九五○年一月，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到沾益和贵州，迎接野战军。野战军进军云南，沿途受到边区军民最热烈的欢迎。不能说“抗拒解放大军进入云南”。在滇南战役中，纵队司令员庄田率领的一支队，与四野的两个师，沿滇越边境，疾进千里，堵截敌人南逃国外的去路。“边纵”领导机关，率领四支队配合四兵团十三军，进军蒙自地区。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率领的西进支队和起义部队一部，从滇中直插元江，抢占元江桥头阵地，配合十三军，歼灭未过江的敌陆军总部和第八军。其它各个支队，所属武装和广大民兵，亦积极参加阻击敌人的战斗。对此，邓小平同志一九五○年在《关于西南工作情况报告》中，曾作过历史的概括，说：“我云南人民武装及二野一部曾协同卢汉将军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旋以四野、二野各一部由广西赶赴滇南，因为云南有广大的解放区，有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有有组织有觉悟的解放区人民，在他们的有力地协同和支援下，才能迅速地扑灭了李、余两匪的叛乱”。因此，一九五四年省委《总结发言》的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3．一九五八年批判所谓“郑、王反党集团”(已改正)，省委在省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云南地下党在建党建军方面有过严重的路线错误”，存在着“系统的地方主义”，“他们在国家机关和党内窃踞了重要职务，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竭力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图谋篡党，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报告强调深挖“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和右派分子，对地下党的同志还采取了“改造团结教育”的政策。这些评价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三)
    综上所述，云南地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边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党中央、毛主席、南方局、华南分局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在党的建设、秘密工作、民主运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民族工作、敌军工作各个方面，成绩都是显著的。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错误，主要的是在解放前后，形势发展快，斗争任务重，干部思想跟不上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有的干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政策不很清楚，有的人组织纪律性不强。在云南解放前后的几个月中对发展党员控制不严，发生了一些偏差。但总的看，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一九五一年，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云南小组，对云南地下党的看法发生争论，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云南党光荣伟大是第一，这是应该肯定的”。“应该承认他们作过好事，打了游击，建立了武装，培养了干部，他们作的正确，作的伟大，作的英勇，是有功劳，要承认，要肯定。但是，还有第二第三，那就是有毛病缺点错误。第一第二都要承认，只看缺点而抹杀优点成绩不对，只看成绩而忽略了毛病缺点也不对”。这个评价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正确的。
    (四)
    解决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进一步发展云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边防，调动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四化建设的大事。要按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不错的不改。要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根据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云南当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分析问题，积极、慎重、稳妥地落实政策，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对符合政策规定的要求，应妥善地加以解决。要引导干部团结一致向前看，识大体，顾大局，不纠缠个人是非和历史旧账。为此，对处理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历史遗留的有关问题，提以下意见：
    1、“文化大革命”中，诬陷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冤案，应予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应妥善解决。
    “‘文化大革命”前对云南地下党、“边纵”所作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受到错处还未改正的，应按中央组织部〔1981〕5号文件精神，予以复查改正。
    2、对于被捕、被俘的问题，应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对于在地下斗争、游击战争和“七·一五”事件中被捕被俘人员，在敌人审讯时供出公开的组织，而没有损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过去被定为政治、思想动摇、自首叛变等问题，这是不恰当的，应予改正。
    3、在地下斗争中，经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派入国民党的各种机关团体和乡保组织，同党组织保持联系，以社会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是正常的、正确的。因此受错处的，应予复查改正。
    被迫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在事前或事后向组织作了报告，没有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而受错处的，亦应复查改正。
    4、解放初期，被停止活动或解散了的基层组织的党员，表现好，在土改、合作化中已重新入党的，应承认其原来的党籍；至今未重新入党的，不再恢复党籍；现在申请入党，具备党员条件的，可以重新入党。
    5、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以前，个人或集体自动脱离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加入我党领导的“边纵”或其它革命组织，或与我方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仍在敌人内部为我党工作，确实做过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工作的人，受到错处的，应按云统发[1980]09号、42号文件规定办理。
    在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中，和我党有统战关系，支援过我们，解放后一直靠拢我党，受到错处的人士，仍应按党的统战政策对待。
    6、对错被开除党籍，后来一直表现好，现在具备党员条件的，可以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错处理后丧失党员条件的，不再恢复党籍；按党的原则不应接收入党的，不恢复党籍。
    对于错被开除公职，错被资遣回乡的，复查改正后的工作和工资问题，原来是地方错处理的人员，按中央组织部中组发〔1979〕33 号、〔1980〕7号文件规定办理。原来是部队错处理的人员、按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0〕194号文件规定办理。自动脱离革命队伍的，正常复员转业的，不属落实政策的范围。
    7、复查中档案材料遗失，确实找不到的，可按当时处理的主要依据进行调查，作出结论。复查后，档案材料要进行清理。中央有规定的，按规定办；没有规定的，参照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央组织部《关于处理整风反右派斗争中干部档案材料的若干规定》的原则处理。
    8、原地下党、“边纵”人员的申诉，原则上由原处理单位负责处理，现在所在单位配合。原单位撤销的，地方由本人现在所在单位或所在地的县以上党委，部队由军分区或接收其业务的单位负责处理。原部队换防的，由其所在地军分区、武装部受理，与原部队联系解决。部队转材料到地方，由地方处理的，由处理单位复查。集体案件，由原审查单位复查。复查结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
    各级党委要重视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省和这类案件多的地、州、市，要建立专门班子(有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同志参加)，做好复查落实政策的工作。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中央组织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云南省军管会和省革委对云南地下党立案审查是错误的，在审查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因这个问题受到政治迫害的同志，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会后，各级党委对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一九八○年七月，省委决定从省委有关部委和昆明军区政治部抽调干部组成复查工作小组，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复查。经过查阅历史档案，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分别征求过云南地下党原地委以上、“边纵”支队以上的领导干部的意见，统一了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功过是非的认识，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提出了进一步解决好遗留问题的意见，并向中央组织部作了初步汇报。在此基础上，由省委组织部作出《关于云南地下党、“边纵”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报告》。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省委组织部的复查报告，现一并报送中央。
    省委认为：
    一、云南地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边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在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从大革命到全国解放，从地下斗争直到发展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都是有显著成绩的；发展了党的组织，培养了干部，许多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许多党员成为今天的领导骨干；创建了游击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了“边纵”所属的部队，配合野战军解放了云南。当然，工作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但从总的来看，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二、“文化大革命”中，省军管会和省革委对云南地下党的立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给云南地下党、“边纵”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应彻底平反；所形成的审查材料，全部撤销。
    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由于领导工作上的失误和“左”的思想影响，对云南地下党、“边纵”所作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所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给予复查改正。
    四、解决好云南地下党、“边纵”的历史遗留问题，应着重从政治上澄清是非，消除错误影响，以达到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目的。要引导同志们识大体，顾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振奋精神，积极努力，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当否，请审查批示。
             中共云南省委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对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批示
    中共云南省委：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做了贡献。通过这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希望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而努力，卓有成效地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 《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的通知(节录)
    1982.03.02；组发[1982]6号
    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准。现将中央批示以及云南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据了解，有些省、市、自治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正在解决，有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领导同志曾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请你们根据这一批示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考云南的做法，对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地予以解决。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黄兆其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  昆检诉字第16号
    被告人黄兆其，男、三十九岁，汉族，浙江省上虞县人。逮捕前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云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他在云南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案犯，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策划篡夺云南省各级党、政领导权。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黄兆其的犯罪活动，使我省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灾难。wengewang.org
    被告人黄兆其的犯罪事实如下。
    一、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一)一九六七年六月，黄兆其授意涂晓雷、刘浩等人以“三镜观察员”名义，写出《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和《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特务的三点(计划)”“在五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一九六七年八月，黄兆其等人又密谋策划“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第三次的行动计划。”提出“搞军内的问题，要从张力雄开刀。”“揪张力雄应该有专人来抓，成立专门的联络站。”
    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主持编造了一份“报告”，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反动联盟”，“指挥手下一些亲信，诸如李明(省军区副政委)、丁荣昌、朱家璧、熊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帮，结党营私。”把这些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地下党托派”、“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要“立即清除”。并提出要“改组云南军区党委”。阴谋搞乱军队。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致使上述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还株连了一大批军队的其他干部，严重破坏部队稳定。wengewang.org
    (二)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一月，黄兆其、刘殷农、金华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诬陷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在黄兆其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打赵作战部”，搜集拼凑诬陷材料，捏造“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有“叛徒二十八人，走资派二十三人，国民党伪军官、特务七人”等，制定了对“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狠打、痛打、打死”的方针和部署。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黄兆其还策划在昆明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他在会上，诬陷赵健民是“三十年代的大叛徒，四十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六十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八年一至六月，黄兆其指使李树林等搜集诬陷材料，并主持编写所谓“干部情况汇报”，将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大批厅、局级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提出“必须打倒”和“进一步审查”的就有一百四十七人，使这些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同年六月二十一日，黄兆其还指使安炬祥、胡文龙等写了一份《紧急报告》，诬陷省委书记高治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商业厅厅长侯良辅、省轻工厅厅长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并提出要“立即逮捕”。在此期间，黄兆其等人还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公、检、法”，诬陷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致使一大批公、检、法机关干部遭到残酷迫害。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张培智、刘浩编写了“彻底清算赵健民之流罪行”的文章，并联名在《云南日报》发表，诬陷赵健民等干部、群众，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还把当时的群众组织“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诬陷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进一步诬陷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他还诬陷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wengewang.org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上述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和“赵健民之流”中，制造了冤、假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六万一千多人。对此严重后果，黄兆其负有直接或间接的罪责。
    (三)一九七六年四月上旬，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人策划，将昆明地区部份群众准备于四月八日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是幕后指挥。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清华大学交吴炜煜转报江青等人。
    同年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进行陷害周总理的反革命案的主犯被公安机关逮捕后，黄兆其为掩盖他们指派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这一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当天即与胡延观密谋为徐、胡二犯开脱罪责。次日，黄兆其又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策划，确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采用嫁祸于人的手段，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二、阴谋颠覆人民民主政权
    (四)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其篡党的阴谋活动，黄兆其等人积极配合，先后组成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和“六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沈炳章)的秘密指挥机构，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伙秘密联络，互相勾结，上下配合，阴谋篡夺我省各级党政领导权。
    (五)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七日、十四日、十六日，黄兆其先后五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提出要“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六月，黄兆其又两次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六人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联系，领取旨意，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同年九月十六日，黄兆其又指使涂晓雷、林敬荣写了一份“改组省委”的计划和名单交给姚文元等人派到云南来的“记者”，转报江青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六)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于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捏造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胸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煽动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宣称：“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七)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伙同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制造混乱，蛊惑人心，阴谋乱中夺权。wengewang.org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秘密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所谓的“提、补、纳、调”方针，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权。他们还提出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对于在他们所谓未控制领导权的单位，则“采取继续乱的方针”，“乱够乱透”，“胁迫党委就范”。在此期间，黄兆其还利用其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的权力，采取“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将其同伙突击提进所在单位的党委班子。
    (八)一九七六年三月初，在省委决定召开地书会议的前夕，黄兆其与刘殷农、朱克家等加紧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提出；“靠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  一定要调整、改组”；策划以“扩大会议规模”为名，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免、停、调和下放”的所谓地、局一级“新干部”拉来参加地书会议，并要挟尽快恢复他们的职务。同时，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由沈炳章在会上带头起哄，金奕旦等人在台下发难，由张奎林、徐宝兴组织建委系统五百余人到会上揪斗省委副书记黎韦和高治国等领导干部，黄兆其还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杨建祥等人组织了二，三百人的“告状团。、“上访团。，来冲击会议，进驻省委领导机关，揪斗省、地、州党委领导干部。会议期间，黄兆其、刘殷农还主持拟制向中央发出诬陷省委的电报，公开提出要“改组省委”，另组成所谓“党的临时领导小组”。
    同年三至九月，黄兆其与刘殷农、胡延观等人多次密谋、搜集诬陷省委领导干部的材料，多次对省委常委进行“分析排队”，策划分裂、搞垮省委，制定靠谁、打谁、拉谁、烧谁的所谓“靠、打、拉、烧”方针和部署，妄图篡夺省委的领导权。
    在此期间，黄兆其还直接插手和指挥曲靖、玉溪、大理、红河、文山、昭通，思茅、保山、东川等十三个地、州、市和部份省级机关、厂矿的同伙进行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八月，他还指使昆明铁路局郭弟元、徐洪文等非法绑架和关押、审讯省委副书记郭超达半月之久。
    (九)一九七六年二至八月，黄兆其、刘殷农等密谋策划，煽动将在押的现行反革命、流氓犯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强行释放(未逞)。同时，黄兆其还支持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轰闹、强迫释放陈克发、杨运昌等十三名在押人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和支持下，我省十三个地、州、市先后发生了围攻党委，冲击公安机关，强行释放在押犯的严重事件，共放出一百二十四人，严重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十)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同月十三日、十六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策划武装叛乱。黄兆其攻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妄图策动军内X X×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伙“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在此期间，黄兆其按照计划积极活动，指派涂晓雷通过雷X X与军内××X约好了同黄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未见成)；并由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动向，又由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即探听叛乱动向)，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州的何立宽、刘光兴等接到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立即开会策划，积极准备响应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策动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密谋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妄图负隅顽抗。还由涂晓雷等制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继续制造混乱，妄图破坏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
    综上所述，被告黄兆其长期以来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在云南伙同刘殷农等案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阴谋篡夺云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动武装叛乱，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黄兆其所犯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证据。
    被告人黄兆其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百零二条、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此  致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检察长  杨学强
    检察员    张甸侯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8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学强，检察员张甸侯。
    被告人黄兆其，男，现年三十九岁，浙江省上虞县人。原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辩护人：刘章达、黄晨曦，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兆其在云南为首，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weng ewang.org 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黄兆其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在云南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黄兆其等人的犯罪活动，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黄兆其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黄兆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一九六七年七月，黄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反动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五月二十九日晚举行军事政变。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主持编造诬陷“报告”，捏造事实说：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结党营私，搞资产阶级反动同盟。在“报告”中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壁等领导干部是“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下党托派”，致使这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残酷迫害。
    一九六七年，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在云南成立了“打赵作战部”，诬陷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同年十二月四日，黄兆其主持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会上他诬陷赵健民是“三十年代的大叛徒，四十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六十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打倒赵健民。
    一九六八年，黄兆其主持写了“干部情况汇报”，将一些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批厅、局领导干部诬陷为“叛徒”、“特务”“敌特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提出必须打倒。同年六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使安炬祥、胡文龙写了《紧急报告》、诬陷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和厅局的领导干部张曙光、侯良辅、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等，要求“立即逮捕”，使侯良辅、林亮冤狱多年。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组织政治土匪，东窜西挺，执行美蒋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此期间，黄兆其还诬陷“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等群众组织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六万一千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一九七六年四月上旬．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诬陷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转报王洪文。同年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安机关将其主犯依法拘捕后，黄兆其不仅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活动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还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被告人黄兆其为首组成“八人核心”和“六人核心”的班子，领导、指挥同伙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黄兆其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五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一些领导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weng 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四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等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同年九月十六日，黄兆其修改了涂晓雷、林敬荣写的“改组省委”的夺权方案，支持他们交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此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反动文章，大量印发、张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等领导是省委内的“复辟势力”。煽动揪“复辟势力”和“还乡团”，提出“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黄兆其、刘殷农还与军队的某些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打所谓“三个战役”在全省和军内掀起打王必成和陈康，层层揪“复辟势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徐宝兴等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阴谋分裂和搞垮省委．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朱克家策划，通过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会议期间，黄兆其通过同伙组织五百余人揪斗省委领导干部，亲自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等人组织“告状团”、“上访团”冲击地书会议。黄兆其还主持拟了发给中央的电报，要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诬陷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领导运动，提出改组省委，企图篡夺省委领导权。
    一九七六年黄兆其为首，伙同刘殷农等煽动强行释放在押的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案犯，黄兆其还主持，煽动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强行释放了十三名在押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支持下，全省共放出在押犯一百二十三人，破坏了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weng ewang.org
    被告人黄兆其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十月十三日、十六日，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策动武装叛乱，学习蔡锷武装起义。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驻昆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的基地，由刘殷农、徐宝兴分头给省市和各地州的同伙“打招呼”，作好准备，还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同时由刘殷农要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消息，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煤管局、海口三五六厂的张贤忠、金奕旦、刘志宏等人“打招呼”，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的同伙派人到昆明听取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回去积极准备响应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后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六次庭审调查和辩论，三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人黄兆其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黄兆其亦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张开文
    人民陪审员    张顺安
    人民陪审员    陈绍康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    杨建萍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刘殷农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昆检州诉字第17号
    被告人刘殷农，男，四十二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昆明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刘伙同黄兆其、涂晓雷、胡延观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阴谋颠覆政府，策动武装叛乱，犯下了严重罪行。致使我省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一九六七年，刘殷农伙同黄兆其等人，捏造事实，策划诬陷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刽子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联名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文章，诬陷赵健民“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东游西挺”，“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wengewang.org
    一九六八年三月，刘殷农等又诬陷赵健民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结成“反革命联盟”、“屠杀革命群众”，“网罗一批特务、叛徒、走资派黑爪牙”，是“国民党代理人”，对这批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同期，刘殷农又把省委书记、常委刘明辉、孙雨亭、高治国以及赵增益等和一批厅局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要统统打倒。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刘殷农又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进一步煽动追查所谓“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煽动大揪“赵健民之流”，致使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诬陷迫害。造成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和“赵健民之流”中，制造了冤假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有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有六万一千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伙同黄兆其又编造《这是为什么》一文，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煽动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同时又伙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诬告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刘殷农亲自编造了向省、市委发出“宣战”的公开信。煽动同伙“要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战”。提出要把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撤、停、免、调，抓”的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恢复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殷农指派陈天寿等人把省外贸局临时工袁保华抓到工人文化宫，对袁进行非法审讯，袁保华在拘禁中被刑讯逼供残害致死。
    二、阴谋颠覆政府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黄兆其一方面联名写信给江青、王洪文，诬告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同时，刘殷农、黄兆其、李树林、杜晨光、张奎林、徐宝兴、邹思浩、许少先八人多次密谋，制定“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刘殷农与黄兆其又在昆明、开远、贵阳等地同军内的许梅康、叶秀锦等人串连，商定“军队以打王为主，地方以打陈为主”。并授意其“文班子”编造，印发和张贴《把云贵总督王必成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等文章，诬陷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伙同黄兆其等在全省范围内煽动打倒王必成和陈康。与此同时，刘殷农等人又提出“提、补、纳、调”，要“为新干部上台扫清道路”的方针，阴谋夺取云南省党政领导权。
    一九七六年四月，刘殷农等人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动诬陷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是“这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使曹光祥、马首良等人写报告，派涂晓雷、沈炳章送到“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交吴炜煜转江青。刘殷农、黄兆其等人五月十二日听取了涂晓雷传达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做够”；“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造反派为什么就不能当一把手? 当省委书记?”在“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会上，经过讨论，他们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总理了，现在先看看再说，可先作些准备。当他们得知王永昆反革命集团要打周总理的阴谋，即让胡恒铿、徐宝兴参与王永昆一伙的阴谋活动。“五．一八”反革命事件发案后，刘殷农、黄兆其等人为掩盖罪行，又于五月十九日上午紧急策划，决定采用“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嫁祸于人的阴谋。刘殷农指使王海全、王云仙等编造了九份假“旁证”，叫安朗起草《关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与省委副书记黎韦的关系》的报告。刘殷农定稿后，又亲自写了《补充报告》，分送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迟群、谢静宜。诬告陷害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王必成和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在省市也加紧了夺权活动。在省里与徐宝兴、涂晓雷、张奎林、沈炳章，在市里与曹光祥、马首良、王云仙、王海全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对省市领导人进行排队分析，拟定了分别采取“靠、打、拉、烧”的反革命方针。
    在云南省委地书会议召开前夕，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策划，“要给会议施加压力，会内会外要配合”，提出“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一定要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停、免、调”和下放的人召回来参与夺权活动。
    与此同时，刘殷农在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宋江”、“公子虔”、“梯也尔式的人物”。并伙同黄兆其、涂晓雷编造了改组云南省委的电报稿，提出要“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并煽动一百五十一人签名，带领一伙人冲到常委会上，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
    一九七六年六月昆明市党干会议前，刘召集曹光祥等密谋打倒一批领导干部，起码要“按翻一、两个”，“换掉一批人”，要“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以市促省”的篡权目的。会上，不少老干部被扣上“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刽子手”等帽子，有的当场就被抓打围斗。会后，刘殷农又将他在昆明市的夺权经验，向楚雄、西双版纳和文山的邱立峰、马正全、何立宽等人传授。在此期间，刘殷农还亲自编造了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的反动文章，诬陷邓小平和党、政领导干部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是剥削压迫工人、贫下中农的吸血鬼”，要用“暴力”来对付这些“党内资产阶级”。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刘殷农与黄兆其共谋要以释放在押犯为突破口，打开夺权局面。刘殷农在同伙中煽动说：“我在市委斗，你们要在外面斗”，“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不是三个人的问题”，“是镇压造反派”。刘还在常委会上多次提出抓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连时间也是错的”。并亲自指派羊鸿德去煽动财贸系统群众向省市委施加压力。刘还向江青一伙派来的“记者”诬告市委，“是制造白色恐怖”。在黄兆其、刘殷农的煽动下，全省十三个地、州、市都出现了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强迫释放在押罪犯的严重破坏法律实施的严重后果。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刘殷农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二日就派吴福全去上海了解江青反革命集团余党的“动向”。先后于十三日，十六日与黄兆其、涂晓雷、徐宝兴、张奎林共同策划，并确定“学习蔡锷大干一场”，占领电台，绑架党政军领导干部。“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全国响应”。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由黄兆其策动原昆明军区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刘殷农负责向昆明市一些单位及部份地、州的同伙“打招呼”；涂晓雷与军内的许梅康、叶秀锦等人联系。刘殷农于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三天内，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同伙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同伙，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他们感到形势不利，又共同策划“改变策略”，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掩盖罪行，破坏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查，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
    綜上所述，被告人刘殷农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在云南制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打倒国家和地方党、政领导人，颠覆政府，策动武装叛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百零二条、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犯有颠覆政府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wengewang.org
    此致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熊世华 付远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9号
    公诉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熊世华、付远兴。
    被告人刘殷农，男，四十二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辩护人  杨维新、郜金波，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刘殷农伙同黄兆其、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及广大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拘禁后，又积极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被告人刘殷农及其同伙在云南的犯罪活动，前后达十年之久，使我省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刘殷农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刘殷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与其同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赵健民是“大叛徒”、“老反革命”，执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的策划煽动下，先后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还有省委书记刘明辉、省委副书记孙雨亭、高洽国、省委常委赵增益等领导干部。特别在康生公开点名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的冤案后，刘殷农及其同伙，更是紧密配合，大揪所谓“赵健民之流”，罗织各种罪名，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一千四百七十三人，被打伤致残的有九千六百六十一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殷农就曾指使陈天寿等人非法拘禁无辜群众袁宝华，致使袁被刑讯逼供而死。
    一九七六年四月，刘殷农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未遂的反革命事件”，布置王海全等人搜集材料，并由马首良等人写成“报告”，经刘交涂晓雷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是此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年五月，当王永昆一伙公开诬陷已故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拘捕时，刘殷农为了包庇其同伙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诬陷周总理的罪行，指使王云仙等人制造伪证，叫安朗起草《报告)，诬陷王必成等是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的“后台”，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反革命目的。we ngewang.org
    被告人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阴谋颠覆政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殷农即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权的方针，在昆明提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为了夺权，一九七四年，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组成“八人领导核心”，共谋制定了“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省委常务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同时，还向江青、王洪文直接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搞“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煽动打倒王必成、陈康等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加快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又组成“六人领导核心”，积极配合行动。二月，刘殷农发出“战书”，公开向省委“宣战”。三月，又与黄兆其共同策划破坏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提出“省委班子是不行的”，“一定要调整、改组”。在会上，刘殷农发言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梯也尔式的人物”，煽动一百多人，发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和“改组省委”；并亲自带领其同伙冲击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立即发出此一电报。六月，刘殷农及其同伙操纵、控制昆明市党干会，要求“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市促省”，加紧“夺权”。刘殷农在总结其夺权“经验”时，诽谤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要用“暴力”来对付。仅在昆明市的党干会会议期间，就有一大批老干部分别被诬陷为“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不少人当场就被抓打围斗，遭到残酷迫害。
    与此同时，刘殷农还与黄兆其等人煽动群众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逼迫释放在押罪犯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等人，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刘殷农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刘殷农的这一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使人民民主专政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刘殷农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仍不甘心。十月十二日，急忙要吴福全去上海窥测动向，十三日及十六日与黄兆其等人频繁开会，策动武装叛乱。共谋“上海不干，我们在云南干”，“学习蔡锷大干一场”，“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在此期间，刘殷农部署了其同伙在昆明一些单位和厂矿，“控制民兵”，准备“搞武装斗争”，并向文山、楚雄等地的任怀灿、马昭等“打招呼”，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并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罪恶计划未能实现，刘殷农又与黄兆其变换手法，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准备“第二套班子”，妄图作最后挣扎。
    本庭经过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五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一百一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刘殷农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应按现在实施的《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刘殷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云南犯下了大量的罪行。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刘殷农已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李绍华
    人民陪审员王鹏程
    人民陪审员刘  洁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周素蓉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胡延观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昆检刑诉宇第18号
    被告人胡延观，男，汉族，四十八岁，初中文化，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wengewang.org
    被告人胡延观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凭借其地位和权力，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图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 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延观化名胡立群与刘殷农、林敬荣(化名林叶)联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三十年代就摇尾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分子，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云南“经过苦心经营，确实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黑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内奸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将一九七五年中央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情况，省委向中央报告省级机关和地委常委以上干部排队情况，以及省委关于对阎红彦、赵健民“问题”的研究意见等重要机密，蓄意编写在会议第四十七期简报上，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同伙，同时，在“简报”中诬蔑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确实已经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还攻击刘明辉等几位常委“搞阴谋诡计”、搞“核心中的核心”，是“超级省委”。把省委贯彻(75)26号文件，说成是“整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镇压造反派”。四月底，胡延观在省级机关批判大会上发表演讲，继续扩散省委的重要机密，煽动夺权。诬蔑省委“以整顿为纲，把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把有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三要翻案的所谓‘老家伙’重新扶上台，实行领导班子大调整、大改组、大换班，。他的演讲稿被徐宝兴等人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把各级领导班子搞瘫痪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
    二、参与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延观将王洪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诬蔑云南省委一九七五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的很厉害”，“省委反派性，搞带职下放，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是迫害新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的一根棍子”的讲话提供给黄兆其。同年三月，胡延观又向黄兆其提供了一九七五年省委贯彻二十六号文件的情况，同时诬蔑邓小平接见了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四人后，“刘明辉就大刮右倾翻案风，搞大调整，把年轻干部大批的搞下去”，“郭超伙同万里在铁路局刮右倾翻案风’。胡延观还对黄兆其说：“省委一九七五年为阎红彦，赵健民翻案”。胡又私自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不属于黄看的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简报，并作了摘抄。胡延观还将省委领导人对中央打招呼会议的讨论情况提供给黄兆其。胡的上述行为，为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篡夺省委领导权制定“靠、打、拉、烧”的方针提供了反革命依据。wenge wang.org
    一九七六年四月底，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之前，胡延观给林敬荣出谋献策：理论讨论会“要在群众性揭批的基础上，弄清右倾翻案风的表现”，“真批邓假批邓，标志是联系不联系云南实际”。林敬荣即于五月三日在其家中，与黄兆其、杨玉荣、刘浩等人开会，策划制定了五条反动方针：①要揭发省委假批邓的阴谋；②要戳穿搞纯学术讨论的骗局；③要发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从里面作斗争；④会内会外配合；⑤争取把这个会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林敬荣将上述内容写成大字报，在理论讨论会上，进行反革命煽动。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胡延观为篡夺省委领导权，把他们捣乱造成云南省一些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瘫痪和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口授给去北京的林敬荣，转报给了姚文元和迟群，嫁祸于省委。当迟群收到“报告”后，对吴炜煜说：“象这样的情况很重要，你遇到了及时转给我。”林敬荣领受了吴炜煜关于“云南问题，象一个要穿透了的脓包一样，是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的旨意。回昆后分别向胡延观、黄兆其等人作了汇报。
    一九七六年六月下旬，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向胡延观传达了中央关于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并向他宣布了“不准告诉任何人，要以党籍保证”的纪律。胡延观当时表示“一定按省委决定办”，但第二天就把这一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并要黄兆其“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等人得到这一情报后，于七月中旬和八月初两次在杨慰农家开会，策划了“要抓紧解决恢复职务的问题，争取多一个算一个，然后回本单位斗”。“要抓紧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些组织问题”。对省委领导“不能拿掉几个，也要争取分是非时棒棒打重一点”。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一九七六年八月下旬，胡延观与黄兆其进行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策划。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两晚上，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徐宝兴等人在杨慰农家开会，按照黄兆其与胡延观事先的策划，提出了对“五大书记坚决打(倒)”，“但重点应该转向王必成、黎(韦)”的方针。并提出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方案。会后，黄兆其把他们策划的方案告诉了胡延观，胡表示赞同。九月二十八日由涂晓雷、林敬荣执笔写成“报告”，胡延观看后表示同意。经黄兆其审阅，于次日下午由林、涂送给记者谢荣镇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三、诬陷省委和昆明军区负责人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等公开贴出打倒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和大标语，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后，却在当天与黄兆其策划，以徐、胡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作借口，为该二犯开脱罪责。十九日下午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一起到胡延观家，共谋策划追查“后台”，胡延观捏造事实，诬陷王必成、黎韦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二十四日晚，胡延观和黄兆其一起将诬告王必成、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的情况报告公安机关，要求追查。
    被告人胡延观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八条，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陷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员：张 藻、李保全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20号
    公诉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张藻、李保全。
    被告人 胡延观，男，汉族，四十八岁，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逮捕前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辩护人 杜大林、杨树林，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胡延观，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胡延观凭借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与黄兆其等共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政军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被告胡延观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胡延观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wengew ang.org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延观与刘殷农等人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变分子”，“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组织了一套“叛徒、特务、内奸”的“黑班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一九七六年三月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行动，利用他主持编写《简报》的机会，诬陷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诽谤省委刘明辉等领导人“搞阴谋诡计”，组织“超级省委”；同时又将省委讨论赵健民“问题”及向中央所作有关干部情况等机密材料，蓄意泄露扩散，诽谤省委一九七五年研究赵健民等冤案是“翻案”。同年四月，胡延观在一次省级机关大会上发言，诬陷省委大批领导干部是“复辟”、“翻案”、“算账”的“老家伙”。胡的这一反革命发言稿，由其同伙徐宝兴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起了反革命宣传煽动作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在昆明街头公开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此一反革命活动后，与黄兆其共谋开脱徐、胡二人罪责；五月十九日，又在其家中积极与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密谋策划，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示意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之后，又将其诬陷内容告诉林敬荣，由林报告给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五月二十四日，胡延观同黄兆其一起将黄梅仙编造的伪证告诉给公安机关。
    被告人胡延观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政府，利用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提供给黄兆其等人。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胡延观将省委领导干部对待所谓“打招呼”会议的不同态度密告黄兆其，阴谋分裂、搞垮省委。一九七六年四月底，在“理论讨论会”前，向林敬荣出谋献策，利用“理论讨论会”煽动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同年六月，胡延观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云南党政机关瘫痪及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有关材料，提供给林敬荣，嫁祸省委，由林通过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据点，转报姚文元及迟群，妄图改组云南省委。尤其严重的是，一九七六年六月下旬，胡延观竟把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示意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刘殷农得知此一重要机密后，于七月至八月多次开会策划，抓紧时机，要“解决一些组织问题”，进一步加快他们的夺权行动。wengewang.org
    本庭经过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五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五十八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胡延观所犯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的规定，应按现行《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胡延观，利用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权，将其所掌管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积极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情节十分恶劣，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wengewang.org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蔡国栋
    人民陪审员：曾有琥
    人民陪审员：徐抗美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梁美玲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涂晓雷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昆检刑诉字19号
    被告人涂晓雷，男，汉族，现年三十五岁，贵州省开阳县人。捕前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被告人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参加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一九六七年六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造了题为《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在昆明市和全省各地大量印发张贴、广播，捏造“蓄谋已久的五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五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壁等领导干部“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号密室里，开始了他们五月兵变的罪恶活动”。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这篇文章对搞乱、分裂部队，使云南省军区的大批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朱家壁等人身体被摧残致残，起了煽动作用。wengewang.org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授意，由涂晓雷等人写了题为《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诬陷赵健民等人“为了达到翻案复辟的目的，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就是他们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造成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这篇文章起了极坏的欺骗、煽动作用，对此严重后果，涂晓雷负有罪责。
    一九七四年六月至十一月，涂晓雷与黄兆其等人策划，写了题为《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省“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提出要“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炸!”要把省委“沉没”、“埋葬”。
    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执笔并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编造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把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一批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王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扑”。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二十五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有的还被诬陷为“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同时明确提出：“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存的省委必须改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二、进行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贾启允诬陷邓小平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后，即将此话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指使授意《红旗》杂志社的“池恒”等编写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并制定了利用三月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方针。由涂晓雷在会外写大字报，配合会内的斗争，涂参与策划执笔编写了《谁是刽子手》和《敦促刘明辉转弯书》的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还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等等。涂晓雷还参与修改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写的改组省委的电报稿，涂亲笔加上“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把邓小平打倒。
    一九七六年四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共同策划决定，由涂晓雷、沈炳章等人到北京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汇报情况，领受旨意。四月十八日，涂晓雷化名王正名、沈炳章化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委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将昆明市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为“昆明未遂四．八反革命事件。等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涂当即受到接待人吴炜煜的表扬说：“你们云南揭邓是比较早的，象那句典型话(指贾启允诬陷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是从你们寄给的材料中发现的，我们就用了，你的那封信写得很好”，“我们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全国运动”，“我们会替你们保密，你们也要替我们保密”，接着吴炜煜对涂晓雷授意说：“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作够”等等。wengewang.org
    涂晓雷领受了上述旨意，于五月十日回到昆明，五月十二日，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讨论，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总理了，运动发展下去是可能公开的，新的体系要站住，必须把老的体系搞掉，要做到这一点总理是个关键人物，现在先看看再说，可先作些准备。决定了王永昆反革命集团公开打周总理，先让他们打。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发生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包庇徐宝兴、胡恒铿，和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案的“后台”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写信给文化部于会咏、刘庆棠提出要求改组云南省委。九月中旬，涂晓雷又和林敬荣到连云巷向《人民日报》“记者”谢荣镇面谈了改组云南省委的阴谋，接着涂晓雷又与林敬荣编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送交谢荣镇，郭剑峰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这份改组省委的方案中，要求江青反革命集团派一个在云南军内外有影响和熟悉云南情况的中央委员(指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当省委第一书记；要黄兆其、朱克家等人进省委领导班子。
    三，积极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口，涂晓雷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积极活动，于十月十三日参加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等等。会上决定搞蔡锷式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策动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充当蔡锷式人物”。并制定了绑架党、政、军领导干部，占领电台，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伙“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确定以昆明、楚雄等地为发动武装叛乱基地的行动计划。涂晓雷分工负责与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联络。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叛乱的阴谋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十月十四日涂晓雷还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暗语电报，要沈到南京找人探听上海等地的动向速回昆明。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他们感到形势不利，又转变手法，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订立了攻守同盟，转移、销毁了罪证材料，写了《联系云南实际，揭批“四人帮”》的三十条提纲和《周兴是怎样死的》等三篇文章，制造混乱，破坏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查，确定了“迎接反复”的“第二套班子”，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w engewang.org
    被告人涂晓雷的上述犯罪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王 鑫 王瑞启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21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鑫、王瑞启。
    被告人涂晓雷，男，现年三十四岁，贵州省开阳县人。原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辩护人：杨富春、马军，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对涂晓雷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涂晓雷在云南参与黄兆其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案犯。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划武装叛乱。被告涂晓雷等人的犯罪活动，长达十年之久，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wengewang.org
    被告人涂晓雷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一九六七年六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写了《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反动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反动文章在昆明等地广为散发、张贴，对于搞乱部队，使大批军队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黄兆其的授意下涂晓雷参与编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领导干部和群众，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这篇文章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对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起了极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一九七四年六至十一月，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反动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并诬陷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煽动打倒省委领导干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撰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反动文章广为散发，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一批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要把省委“坚决打倒”。weng ewang.org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诬陷邓小平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利用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涂晓雷在会外写了《谁是刽子手》等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积极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在会内夺省委的权。同时参与修改黄兆其等人诬陷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走资派的精神支柱，不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不能平民愤的电报稿时，涂晓雷亲笔加上“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打倒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四月，按照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策划，涂晓雷与沈炳章化名王正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及昆明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的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并领受了“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作够”的旨意。涂晓雷回到昆明，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传达，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周总理了，共谋策划：王永昆他们要公开打倒总理，先让他们打，看看他们打的情况再决定行动。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被公安机关拘捕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案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进而又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与邓跃泽联名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改组云南省委。九月中旬，涂晓雷又与林敬荣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夺权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涂晓雷得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三日晚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提出：要“搞武装斗争”；密谋策动驻军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进行叛乱，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武装弹药，以昆明、楚雄等地作为武装叛乱的基地；给同伙“打招呼”，作好武装叛乱的准备。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参与驻昆部队的许梅康等人的密谋会议，分析了军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并安排了黄兆其与驻军某副司令员会面的时间、地点；同时，涂晓雷还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速返昆明。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上述情况汇报给黄兆其、刘殷农，再次研究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实现。事后，被告涂晓雷又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转变手法，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材料，确定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五次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六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都证明被告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涂晓雷基本供认了自己的罪行。wenge wang.org 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于判决书送达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尤凤瑞
    人民陪审员 浦士厚
    人民陪审员 何兆兴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 蔡斌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刘光兴反革命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州检(82)刑诉字第9号
    被告刘光兴，男，四十二岁，回族，云南省下关市人。逮捕前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现在押。
    被告刘光兴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案，经楚雄州公安处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
    被告刘光兴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相勾结，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陷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进行篡夺省、州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楚雄地区策应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一九七四年，被告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勾结，上下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反动传单、材料、煽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秘密串连会，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光兴的策划指挥下，揪斗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在全州煽动层层揪“三派人物”、斗“复辟势力”，致使全州六百三十三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赵××秘密地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利用窃取的权力，把其中十八人安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妄图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
    2. 一九七六年一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等人策划向王洪文写诬告信和向“四人帮”派来云南的所谓“记者”捏造事实，诬陷楚雄州、县领导干部“私设王洪文专案”、“带头怂恿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等，信中被诬陷的干部有余活力、高仕良等二十四人，其中县以上领导干部十六人。
    3．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人民民主专政。一九七六年一、二月，在刘光兴主持下形成的向王洪文告状的信中，以及陷害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罪恶累累，铁证如山”的传单中，污蔑政法机关逮捕罪犯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是“镇压造反派”，为释放罪犯造反革命舆论。二月十九日刘光兴支持禄丰的张乃贤等人围攻州委书记余活力，要挟释放罪犯李国荣、李清明。二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在州委大会议室对张乃贤等人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我支持”、“对走资派就是要敢斗，不能手软。”在刘的煽动下，张乃贤等人于二月二十七日将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挟持到昆明要挟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为在全州强迫释放在押罪犯打开了缺口。一九七六年六、七月问。刘光兴多次说“抓人是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光兴煽动支持下，一九七六年全州被强迫释放罪犯18名。在释放罪犯时，出现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送，甚至罪犯报复殴打政法干部和群众的严重情况，对此，刘光兴负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责任。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九月，省委决定拘留禄丰“八．二五”打砸抢事件的现场指挥李成滇、普文荣。刘光兴在执行拘留普文荣时，亲自参加为普文荣举行的“告别酒会”并流着眼泪说：“用我的手抓自己的战友真是痛心”，“我希望你们在家的要团结战斗”。在拘留李成滇前夕，刘光兴向禄丰的唐联学等人说：“你们这次欢送造反派头头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一些，来了可以批斗余活力”。在刘的煽动下，唐联学等人于十月十二日给李成滇戴上大红花，出动一百多人，坐汽车，呼喊“热烈欢送战友李成滇奔赴新的战场”、“为革命坐牢光荣”等口号送到楚雄。当天下午揪斗了生病卧床的州委书记余活力。
    4．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刘光兴得知参加会议的名单没有他，刘即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并通过黄兆其、刘殷农活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冲击地书会，围攻省委领导。刘光兴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制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未逞)，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5．一九七六年，刘光兴指挥柯平、吴向忠、邱立峰、赵文鼎、李国樑等人多次策划篡夺楚雄州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为实现其阴谋计划，决定了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在党内斗，邱立峰、李国樑、赵文鼎等在社会上斗的策略，秘密组织了夺权的“文班子”，和“武班子”。wengewang.org
    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樑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玩弄阴谋手段，指挥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施加压力，强迫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回楚雄后，刘光兴又召集同伙策划控制州委扩大会议，组织打倒州委书记余活力的材料，煽动州、县同伙在楚雄搞“会外配合”。八月八日召开的州委扩大会议被刘光兴直接控制。他指挥同伙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州委夺权。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反革命舆论，受刘光兴指挥的同伙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八月九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对州委书记余活力架“喷气式”罚站板凳。刘光兴支持王朝明等人的非法行为并胁迫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八月二十刚协迫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八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带领二十多人到昆明，要挟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当“决议”遭到省委拒绝后，刘光兴坚持反动立场。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和省委指示，应由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省委并多次明确指示楚雄州委应由州委书记余活力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可是，刘光兴公开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说：“余活力犯走资派错误，不能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我主持追悼会，普贵忠致悼词，以后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刘光兴主持了毛主席追悼会，公然取而代之。
    二、按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在楚雄地区策应反革命武装叛乱
    6．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五日下午，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攻击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十六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刘在十七、十八日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wengewang.org
    7．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州委常委传达了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后，当晚刘光兴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三千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二千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光兴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阴谋颠复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特提起公诉。wengewa ng.org
    此致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长 赵家栋
    检察员 倪安全 黄延德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82)刑一字第007号
    公诉人：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家栋，检察员倪安全、黄延德。
    被告人：刘光兴，男，四十二岁，回族，云南省下关市人．原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现在押。
    辩护人；楚雄州法律顾问处律师 马一麟、刘章达。
    被告人刘光兴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光兴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以颠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刘光兴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告人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陷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拘禁后，被告刘光兴又接受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旨意，在楚雄地区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其上述犯罪行为，使我省特别是我州的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wengewang.org
    被告人刘光兴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刘光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一九七四年，被告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上下配合，指使他人在楚雄地区翻印、散发《陈康是云南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陈康与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王必成、陈康反动言论选编》等反动传单及材料，诬陷、煽动打倒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同年三月，刘又与张×X、王×X联名写出《司令舞剑，何其毒也》的大字报，对王必成和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进行诬陷。
    一九七四年，刘光兴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所谓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的煽动指挥下，揪斗了楚雄州委党校党委书记(原楚雄地委副书记)任永，州委宣传部部长马荣春。刘还积极配合军内某些人，揪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由于刘的煽动，出现了层层揪“三派人物”，斗“复辟势力”的局面，致使全州六百三十三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等人秘密提出了一个二十余人的“提干”名单，把其中十八人安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一九七六年一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策划向王洪文写诬告信和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派来云南的记者捏造事实，陷害州、县领导干部“带头纵容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被诬陷的干部有州委书记余活力、楚雄县委书记高仕良等二十余人。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初，在刘光兴主持下形成的给王洪文的诬告信和陷害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罪恶累累，铁证如山》的传单中，被告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诬蔑政法机关逮捕人犯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楚雄一片白色恐怖”等。支持张乃贤等人围攻州委主要负责人，要挟州委释放在押人犯李国荣、李清明。事后，刘光兴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张乃贤等人的所谓“革命行动”；并说，对走资派不斗争是没有出路的。在刘的煽动下，张乃贤等人于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将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挟持到昆明，要挟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为在全州强迫释放在押人犯打开了缺口。
    一九七六年，刘光兴多次煽动说：“抓人是在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的煽动、支持和影响下，全州被强迫释放在押人犯18名。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执行省委决定拘留李承滇的前夕，刘光兴对唐联学等人说：“送人时，你们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些，来了把人交给余活力。”在刘的煽动下，唐联学等人给李承滇戴上大红花，涂写“欢送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李承滇同志奔赴新的战场”等大标语，出动百余人将李送到楚雄，揪斗了生病卧床的州委书记余活力。
    一九七六年三月，刘光兴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通过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活动，刘光兴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会议期间，刘参与黄兆其、刘殷农冲击地书会，围攻省委领导，并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定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领导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参与黄兆琪、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直接参与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刘光兴指挥柯平、吴向忠、邱立峰、李国梁、赵文鼎等人多次进行阴谋活动，决心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等州委领导干部，由他们的一批“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为实现其阴谋计划，刘光兴决定了党内斗和社会上斗相结合的策略，秘密组织了阴谋颠覆政府的文武班子，控制党的会议，布置李国梁、赵文鼎等人搜集材料，罗织罪名，妄图打倒州委主要负责人。同时，煽动州、县同伙涂写“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等标语进行会外配合。会内则支持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对州委主要负责人驾“喷气式”罚站板凳。胁迫州委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参加会议。刘光兴胁迫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调付××、白×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项决议后，又带领二十余人上昆，要挟省委批准两个“决议”。当“决议”遭到省委拒绝后，刘光兴仍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执行中央公告和省委指示，不让余活力主持毛主席追悼会或致悼词，自己取而代之。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刘光兴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仍不甘心。十月十五日，派河平、安且康等人上昆明与黄兆其、刘殷农进行联系。十六日，柯平等人返楚，在其家中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楚雄地区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果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的旨意后，刘光兴便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安且康、邱立峰等人诬蔑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密谋策动武装叛乱。十月十八日，州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关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打招呼会议精神后，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梁办公室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包括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同时还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刘光兴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wengewang.org
    本庭经过六次庭审调查和辩论，三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刘光兴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光兴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其行为构成了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审理中，被告人刘光兴尚能认罪悔罪。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刘光兴有期徒刑拾贰年，剥夺政治权利叁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审判 长 李洪志
    人民陪审员 何家华
    人民陪审员 黄养心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李家仁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何立宽反革命案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文州检刑诉字第33号
    被告人何立宽，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革委副主任、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被告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文山州公安处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旨意，在文山地区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诬陷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密谋策动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诬陷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
    (一)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诬告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诬陷“岳永喜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二)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何立宽指派陆元明等人到昆明，将由其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并由陈伟将这份材料寄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诬陷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琹：“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诬陷原州委副书记李铣“有叛徒嫌疑”等等。报告中诬陷文山州、县十三名党委常委“大刮右倾翻案风，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二、阴谋颠覆政府(三)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接受了黄兆其“在云南批林批孔、联系实际，主要是批王(必成)打陈(陈康)”的部署后，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在此期间，伙同胡玉珍策划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四)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何立宽与黄培根、陆元明、丁正中、陈伟、马昭、任怀灿、童永昌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多次策划，形成了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确定了打倒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民、文山县委书记杨铎、副书记项朝光；批判原州委副书记王琹、罗运通的计划。致使文山地区从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多次出现绑架、围攻、揪斗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州、县领导干部的严重事件。
    (五)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领取了黄兆其要他组织人上昆搞会内会外配合的旨意后，指使丁正中、陆元明、陈伟等人“尽快组织人上昆告状”。丁正中等人根据其旨意，于三月二十二日抢了州委大小汽车五部，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组织了一百余人赴昆告状。围斗省委领导干部，向省委施加压力，破坏了省委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后又指使丁正中等人于四月八日组织了二十余人的告状团第二次上昆，冲击州委在昆明召开的常委会未逞，围斗了州委副书记王民。wengewang.org
    （六)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积极参与了黄兆其等人改组省委的阴谋活动。并在要求中共中央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和改组省委的电报上签了名。
    (七)一九七六年五月至八月，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成员多次进行策划，责成陈伟编写了《文山地区触目惊心的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分别送给《人民日报》驻云南的记者以及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安炬祥等人。并指派陆元明向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炬祥诬告文山州、县主要领导干部，图谋将州委副书记王民、王琹赶走，把支持帮派的李凤萼、苏复调回文山，恢复郭明进文山县委书记职务。八月，何立宽再次指派陆元明等人上昆明，将其和黄培根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还指派陈伟将报告寄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要求将八名州委常委，五名县委正、副书记“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批斗”。
    (八)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月，何立宽向同伙传播外地在押犯家属强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所谓“经验”，并把州委研究在押犯的案情泄露给同伙。指使陆元明、童永昌等人煽动在押犯家属两次进驻州委机关，围斗州委领导干部长达十七昼夜。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破坏了州委正常的工作秩序。
    (九)一九七六年八月下旬，州委召开扩大会议前夕，何立宽与帮派核心成员在童永昌家，策划了将同伙塞进材料组和各小组召集人，控制州委扩大会议。并由参加会议的同伙在会上发难，向州委施加压力。还由丁正中和马昭搞会内会外配合，写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妄图改组州委，篡夺领导权。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十)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希望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受行动计划。同月十六日，又派童永昌赶赴上海，探听“四人帮”余党的动向，并规定了联络的方法和暗语。
    同年十月十三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十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旨意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叛乱，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十一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粉碎“四人帮”前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十月十三日和十九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三发、军用手榴弹四枚。同月十七日、十九日，何立宽又指使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委要武器弹药，积极准备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何立宽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立宽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活动，诬陷迫害文山州党政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何立宽的犯罪活动，使我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何立宽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此致
    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长  侬臣勇
    检察员  昌坤林  朱荣辉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82)刑判字第14号
    公诉人：文山州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侬臣勇、
    检察员 昌坤林、朱荣辉。
    被告人。何立宽，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文山州革委副主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辩护人：程兴、陈常富、杨星耀，文山州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文山州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现查明：
    被告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何立宽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他当时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勾结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动武装叛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告人何立宽的犯罪活动，使我省、我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全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何立宽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捏造事实，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与杨志明、张协丰等人去找黄兆其密谈。何向黄诬告原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接着黄兆其讲了“运动主要是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联系云南和昆明军区的实际就是要解决王必成和蔡，马、雷、董的问题，要打倒陈康”。对此“何立宽是同意的”。同年四月，何布置上昆找他的刘玉净、童永昌回文山“发动群众，联系省、州实际，深揭猛批与蔡、马、雷、董有牵连的人和事”、“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刘殷农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人的传单、材料交刘玉净带回文山传抄散发，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五月，何立宽与陈伟、马昭、丁正中、陆元明等人在丁正中家密谋策划，何说：“运动到现在光靠大字报不行了，大字报再多，上面能知道吗?要整材料上报”。指使陆元明、马昭、陈伟等人收集材料，编写了由何立宽署名的《就文山州委主要领导大刮右倾翻案风至今拒不转弯，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汇报材料》和由何立宽、黄培根共同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的恶果的报告》，于同年八月，分别寄送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派人面交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在这两份《材料》和《报告》中，捏造事实，诬陷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琹“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诬陷原州委副书记李铣“有叛徒嫌疑”等等。《材料》、《报告》中还诬陷诽谤文山州、县十三名领导干部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扶植起来的还乡团，翻案派”，“要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揭发批判”。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何立宽纠集黄培根、丁正中、马昭、任怀灿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密会策划，何对他们说：“王民是刮右倾翻案风的主要角色”、“文山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就指向王民，王琹和罗运通也很坏”，提出要“打倒王民，点名批判王琹、罗运通”，同时支持黄培根在文山县要“收拾杨铎、项朝光”的主张。致使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州、县领导人多次遭受围攻揪斗和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的摧残凌辱。
    参加篡夺省级党政领导权的活动，阴谋颠覆政府。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篡夺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于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冲击了省委常委会议。接着，何立宽又在黄、刘一伙拟写的，其目的在于改组省委，夺取省委领导权和“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了名。为实现夺取省委领导权的同一目的，何立宽还领受了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给省委施加压力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了两批共一百余人的“告状团”，抢了州委的五辆汽车，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击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再次破坏了省委和省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阴谋搞垮省委。
    煽动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罪犯，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
    一九七六年五、六月间，何立宽召集丁正中、童永昌、陆元明等人策划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何立宽传播了外地在押犯家属逼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所谓“经验”后说：“现在的关键是需要他们(指在押犯)的家属出面才行。我们这里的这些家属‘造反精神不强’”“要做一下他们家属的工作，如果光靠我一个在常委会上斗，他们家属没有“革命”行动，不对他们(指州委领导)施加压力，他们是不会放的”。“现在就是要叫他们家属去进住州委会议室、整天围着康守忠、王民、王栗等几个书记，副书记、也叫他们吃饭、睡觉都守着，其他的工作不能给他们干”。何立宽还说：“要组织一下各单位在街上多出些大标语、大字报，强烈要求州委立即释放”在押犯等等。在何立宽的煽动和唆使下，在押罪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的家属再次进住州委机关，围攻州委领导干部先后达十七昼夜，逼迫州委领导释放在押犯，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策动武装叛乱。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何立宽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十月十三日与任怀灿等人策划上山打游击。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取如何行动的旨意。十月十六日，何立宽又指派童永昌赶赴上海窥测“四人帮”余党的动向，并规定了联络的方法和暗语。
    十月十七日，任怀灿、马昭向何立宽汇报了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和刘殷农要何立宽“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把民兵抓紧，抓住民兵指挥权不放，要注意和部队取得联系”、“万一不行就上山打游击”的旨意后，何立宽又多次与任怀灿、马昭、余相德及军内个别同伙密谋策划，积极响应黄、刘一伙的武装叛乱。选定文山老君山一带为叛乱打游击的活动基地，布置同伙准备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车辆汽油、医药器械、地图、通讯器材等等。后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全州人民的斗争，何立宽的罪恶计划才未能得逞。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立宽在云南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其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和黄兆其、刘殷农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本庭经过七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一百四十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何立宽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本庭确认：被告人何立宽犯了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何立宽拒不认罪，态度顽抗。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被告人何立宽犯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何立宽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审判长  马  忠
    人民陪审员    陶恩灿
    人民陪审员    杨宗昌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班崇兵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1982]刑上字第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立宽，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文山州革委副主任，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上诉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经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判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上诉人以无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查明：
    一九七四年四月，上诉人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诬告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同月，布置刘玉净等人回文山“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等人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的材料交刘带回文山扩散，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干部。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上诉人与黄培根、丁正中等人策划揪斗干部，致使文山州委和文山县委领导人王民、王菜、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多次遭受围攻和挂黑牌子游街凌辱人身。一九七六年五月，上诉人指使陆元明、马昭、陈伟等人编写由上诉人署名的《就文山州委主要领导大刮右倾翻案风至今拒不转弯的汇报材料》和由上诉人与黄培根共同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的恶果的报告》，于同年八月分别寄送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派人面交黄兆其等人。《材料)和《报告》中，捏造事实，诬陷诽谤文山州、县十三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翻案派”，“要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揭发批判”。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上诉人参与冲击省委常委会议。并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在“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名。同时还领受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两批“告状团”，抢了州委汽车五辆，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击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图谋夺权。
    一九七六年五、六月间，上诉人召集丁正中等人策划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授意在押犯家属“进驻州委会议室，整天围着康守忠、王民、王琹等几个书记、副书记，叫他们吃饭、睡觉都守着，其他的工作不能给他们干”．在上诉人的煽动和唆使下，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的家属进住州委机关，围攻州委领导干部达十七昼夜。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上诉人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派任怀灿、马昭到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取旨意，派童永昌赴上海窥测“四人帮”余党动向。十月十七日，任怀灿、马昭星夜赶回文山向上诉人密报了刘殷农关于“万一不行就上山打游击”等行动旨意后，上诉人又多次与同伙密谋策划上山打游击，并选定老君山为叛乱基地，布置同伙准备叛乱的武器弹药、车辆汽油、医药器械、地图、通信器材等等，伺机配合黄兆其、刘殷农策动武装叛乱，其阴谋未能得逞。
    本庭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上述罪恶有大量物证，书证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完备，应予认定。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和拒不认罪的表现，应予严惩。原审考虑到上诉人犯罪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予以从轻判处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其全部犯罪事实面前申称无罪，表示对原判永远不服，甚至反诬原审违反法律程序，对其诬陷等等，纯属坚持“四人帮”反动立场，掩盖其反革命野心，应予驳回。据此，特依法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wengewang.org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审  判  长    汪福佑
    审  判  员    程体儒
    代理审判员    石贤才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旭强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二00五年五月二十日，思茅市林进良等十六人的公开信：《云南"揭批查"运动中的特大冤案》
    一九七六年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云南省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玉必成、省委书记安平生，下了一个毒招，借手中的权力，再次挑起派性的狂潮，他们违背中央清查中的一系列指示和清查标准，无端罗织罪名，把一派群众打下去，把数万人搞去劳改、劳教，因而形成了陈年累月的一大批上访群体，老老上访户。
    大自然从春到冬已经走完了28个寒暑，岁月和苦难的煎熬这些受害者头上已飞满了白雪，多数人重病缠身，无钱医治，熬不过苦难的已先后含恨离开了人世，在弥留之际还喋喋不休告诉儿孙和难友，一定要为清白和无辜申诉，再申诉。
    为此，28年来我们也不知道向各级司法、党、政部门写过多少申诉书，每个人都有存稿一摞又一摞。
    为此，我们的脚板也不知北京、昆明跑了多少遍，苦苦的述求呀，彷徨中的等待，迎来的都是互相间的推诿与白眼。
    为此，公安机关为了"守土有责"也不知花了多少警力与纳税人的钱财，来防止"刁民"在苦难中的申求——上访。他们要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管小民的苦和难。
    令人关注的十六大召开了，中央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几年来的亲民政策，迎来了人民的尊敬，再次唤起了我们这些尚未灭泯的心灵。特别是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我们奔走相告，认为这是一部解决目前各类社会矛盾的好经，但愿云南的歪嘴和尚，这次不要再念错，和中央一起同唱一首和谐的歌声。
    一、唱好这首和谐的歌，首先就要还"清查"的帐。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随之而来的揭、批、查运动，中央就有明确指示，清查"四人帮"的对象只能是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人；清查范围仅限于省军级；打击面只能是"四人帮"的心腹干将，不能任意扩大。然而云南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安平生，对中央这些指示予不顾。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云南的另一派群众组织。1976年12月8日在全省揭批查动员大会上宣布："查清、粉碎了以省委那几个把持军政大权的人为后台，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帮派体系的清查对象"为标准。从此，上挂下连，凡参加这个群众组织的人，都成了说清问题的对象，成了"四人帮"的须须根，号召另一派的人要象打日本鬼子、斗地主老财一样去报复另一派，哪怕是普通工人、农民、老红军、老干部。边陲的天空一时间杀气腾腾，阴风熠熠，一片白色恐怖。他们支持的那派，则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充当安平生等人的"派卫军"，把已经冷确了下来的派性斗争，又疯狂地燃烧了起来，以百倍的疯狂，向他们的对手扑去，誓报"划线站队"时已纠正了错误的仇恨。栽赃陷害，捕风捉影之风骤起，创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数万件冤、假、错案。只要这些"派卫军"有人说×××划线时打过人，就马上成为打砸抢分子；出身不好的成了"阶级报复"分子。正如云南省高院原副院长李文进在二监派性狂言中讲的"路线正确，一切都对，路线错了一切都是错误的"。"老子连盖章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审你们，单位报上来的材料，党委做个决定，就可以判你们刑了。"他们那一派哪怕是杀人犯、放火犯都一律平反昭雪，如思茅地区墨江农民进城杀了500多人的6.28事件,普洱农民进城杀了80多人的8.1火案,澜沧农民进城杀了38人的7.26事件都一律平反,有的杀人犯还委以重任。权利加派性的疯狂，形成了一派专另一派政的历史悲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批判斗争的就有150万人（约为文革中参加这个群众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5万人，抓捕判刑和劳教的约五万余人。县团以上干部为7549人。
    例一，思茅地区景东县为例，全县被批斗人数为3100多人，被打伤致残的1000多人。从县到生产队撤换干部1000多人，抓捕125人，由公安、警察、专案组将受审人员五花大绑押到14个公社巡回游斗108人，正式判刑53人，在批斗大会上活活打死4人，残酷折磨致死9人。
    例二，思茅是行署所在地，文革中只不过是普洱县辖区的一个镇，人口不足二万。当时一口气就抓了103人，判刑52人，逼死8人。
    例三，普洱县小学教师罗廷祖，被普洱县委常委会用55个字，以反革命罪判了6年刑，出狱后，不给落户，成了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白恩培书记，你在《云南现代简历》的序言中声称，"云南不存在冤、假、错案"，"全省只判了24个人"，在事实面前不觉得脸红和面愧吗？是你受蒙蔽，还是有人借你的地位来掩护他们的罪行，我们不得而知。
    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云南清查"四人帮"迄今为止，派了数万干部，折腾了28年，在你们认为这个"体系"中一个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也没查出来。鲁瑞林将军是你们认定的黑后台，还捏造了一个一·二四假案陷害他，可中央认为是假案，为他平了反。朱克家你们认定的是这个"体系"的首席代表，目前重新入了党，在恩洪煤矿任部门经理。"体系"中两个主要人都成了好人，那么"体系"主体都不存在了，为什么现在还在那里"体系"长"体系"短的嚷嚷。不外乎一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二是为了继续利用权力欺骗不明真象的群众。
    众所周知文革中"天下大乱"每个省、每个单位、每个县，甚至有的家庭都分成两派。如果全国所有省、地、县都像你们的搞法，岂不是全国有一半人口变成了"体系"，天下不乱才怪呢。28年来我们一次次上访，你们一次次封杀。今年3月29日，部份受害者找省委、在接见代表们时，还首先来了个杀威棒，"你们案子不要讲，两案不能翻，翻案是不行的。"
    4月25日，信访局长为首，有组织部、政法委、省纪委参加的接见我们的五个代表的会议上，我们要求"案子不能翻"我们有知情权，法律是公开的，几个在场的领导没有人能出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来。没有任何人敢于正面回答我等提出的问题。
    两案者，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也。这两个案件，早在20多年前，中央特别法庭已经审理终结，他们的判决书想来你们已经读过。庭审期间没有任何涉及云南和人和事、判决书也没有任何地方涉及云南有人与他们有关联。那么，我们这些受害者，任何人与他们都挂不起钩来，毫无干系。你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讲"两案不能翻"，我们有谁是在为他们翻案？你们硬要把我等打成两案，其用心不外乎为了政治需要混淆视听，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用大帽子压制受害者。准确的说我们是云南省王必成、安平生等人趁粉碎"四人帮"之机，制造出来的大冤案、大血案，是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大错案。对于这个大错案，中央早就下了改正令，只不过你们仗着云南山高皇帝远，加上欺下瞒上，又有权力指令公安保驾护航，不准上访，才拖到今天。
    早在1982年，中央两案工作会议期间，胡耀帮总书记就讲："清查工作必须按中央标准来进行清查，不能另立标准，另搞一套，把不该清查的人列入清查对象，把一派群众组织，作为'四人帮'帮派体系，把一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当作'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来对待，就是扩大化，搞错了就要平反，就要纠正。"
    1984年邓小平在接见安平生、李启明时也说：文革中两派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这个必须纠正，早纠正比晚纠正好，自己纠正，比别人纠正好。
    1997年12月12日，罗干在全国信访局长会议上讲："莱阳市清查运动扩大化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中央多次申明，地、县两级不存在'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要尽快落实解决。"
    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接待处领导同志在接见西双版纳上访的人时，诙谐的讲："都说西双版纳美丽，可是，那里有这么多'四人帮'谁还敢去？中央从未发过文件叫下面抓'四人帮'是你们西双版纳州委自己搞的……"
    我们不明白，云南的高官们，为什么至今还在与中央唱反调。2001年11号文件还要把我们打成"没有改造好的帮派分子"中央叫纠正、平反，最近还在顶着"翻案是不行的"这一切都说明你们还在对抗中央，扩大矛盾，压制受害者，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吗？公平与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法律和政策在受害人这一边。可以断言，坚持错误，不但受损失是受害人，而是党心、民心。我们这些人是死了心的，清白人生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
    二、"我们也想纠正，但是上面没有政策"。
    讲这些话的人，大多是一些有良知的法官。
    其实关于纠正"揭、批、查"中的错误，不是什么没有政策的问题，说到底是云南当政者愿不愿意作的问题，愿不愿意克服派性增强党性的问题，难道中央为解决这个问题发的文件还少吗？从文件汇编中我们查出的有中发（77）4号文件（78）48号文件，中纪二办秘字（80）25号文件，中发（82）9号文件（这是解决两案的纲领性文件）中办法，（83）9号文件，中办法（86）6号文件，这些文件，当权者不是闻过饰非，就是走走过场。（82）9号文件当受害者从外省贯彻传到云南省后，他们为了压制中央政策在云南贯彻执行，还以泄密罪抓了近千人，关押了两年多，其用心是何等歹毒。
    思茅地区中院，根据这些政策，据我们所知，就曾进行过认真清理，并着手解决，在判刑的52人中，先后纠正了14人，某负责人告知某受害者，他看过500多份案件，一个够判刑案件的都没有。98年他们说准备解决几个有影响的人，县上的问题就好办了。
    这14个人解决，难道中院不是依法改判的吗？是由于没有政策才改判的吗？
    目前所谓没有政策，就是某大人物以言代法，在99年左右下了冻结令，用"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来反对党的有错必纠的原则，事过四、五年了，还在讲"案子不要谈""翻案是不行的。"省高院××讲我们已向省委写了报告，人家不答复怎么办呢？思茅中院×负责人讲："如果上面有指示，我们不睡觉也会给你们办的"。"我们每次到省里开会，都提过这个问题，都说省委没有文件"。玉溪市委、景洪州委都曾写过专题报告，可见各级党委和政法部门都承认这个错案的既成事实，只是省委闭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冤、假案"。近日更加蛮横武断"案子不要谈，不纠正了。"这是你们在诚心构建和谐社会吗？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到底是什么人的口谕，能具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法律是公开的，是公共行为的准则，我们有知情权，我们强烈要求光明正大告诉老百姓；二，法律的实施与废止、解释，是人大的权力，这位"三不指示"的人有什么权力剥夺人大的权力。三，有错必纠，依法行政，清查中老一辈革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他有什么权力篡改。是全党服从中央、还是全党服从个人。
    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为了自身的清白，为了生存，为了建立依法治国的和谐社会，我们誓将抗争到底。纵观历史，大凡贤明的君主，其伟大之处，必然是知错必改。共产党就是从不断改正错误中走过来而前进的。要知道正视错误并解决错误才是有信心、有力量、有良知的表现啊！
    三、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28年的苦难，我们这些老上访，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广大的工人、农民、法官、老红军、老干部，他们早就对此事有过公平的定论，对省委某些人枉法弄权倒行逆施行为早已深恶痛绝，本《信》将其要者录后。
    50年代原云南省委副书记马继孔写了一本《紫苑随笔》有一这样一段话："组织了几万干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一个真帮派体系也查不到，查了15年却伤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执行的是"党内分裂向后看"。"他们对上不听招呼，听了传达拒不执行，对下，对伤害的同志，又封锁消息，也不平反，直至今天。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将军在《西南三十年》中写道："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根深蒂固，热衷于搞派性的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有派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就必然在揭批查中发挥其破坏性和影响作用……"
    景洪县小勐养农场×××党委书记，在解决揭、批、查蒙冤坐牢释放回来安置就业的人员会上讲：过去我有派性，抓你们时巴不得枪毙，才解心头之恨，现在看来错了，司法上的事，我无权解决，现在回来了，同等工龄，别人拿多少，给你们拿多少。
    思茅地区主管政法的×××副书记，1998年当听完受害人×××陈述当时揭、批、查时阴风熠熠、杀气腾腾的状况后，感叹道，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啊。""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不几天他就为这个受害者签发了改判文书。
    ×××民警，她负责监控×××受害者，2004年8月15日为这个受害者送去了水果、月饼，见面后讲道：×大爹，我也知道你是受冤枉的，人家上面叫我来看着你，请你理解，出了什么事，我们的饭碗也会丢的啊！
    思茅地区原组织部副部长，当时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一天与受害人×××不期而遇，他深切地握着手说：这些年你受苦啦，那时人家李德云（组织部长）想抓谁，就抓谁，哪个还敢说个"不"字，就连张文英（地委书记）也讲，老史啊全区凡公社以上一派观点的已经抓了2000多人了，这样搞下去，以后怎么交待！
    这样的深切同情太多太多了，本《信》无法全写下来。
    近来，科学发达，从《毛泽东旗帜网站》我们也获知许多老红军、老八路，也通过网上为我等鸣不平，如33年参加红军91岁高龄的郑加平老人，33年参加红军90岁高龄的黄泥太老人；33年参加红军89岁的王忠远老人；37年参加八路军83岁的王奇老人，35年参加革命，原昆明市委副书记李书成老人……
    由于28年来，我们有冤无处申，有状无处告，委省一些领导又固执已见，不愿改正错误，上访北京他们又监控又打压不能成行。怎么办？我们相信共产党还是好人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无门喊冤，才写了个贴子，希望网友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我们讲讲公道话，催催省委，改正错误，为构建和谐的云南做点好事，我等将永远难忘。
    思茅市部分受害人叩拜
    林进良 郭继忠 李文兴 郭喜群 杨春正 高岩 吴培信 李红兵 杨中湘 白荣华 金家柱 罗廷祖 刘仕昌 李红武 邱爕荣 王保昌
    2005年5月20日

    二00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李树林等三0四人关于请求撤销违法违宪的《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的报告
    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和全体代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全体委员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即将召开，云南揭批查受冤弱势群体第九次给“两会”写报告了。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在云南被云办发[2001]11号文件剥夺了。公民依法申诉被云南省政法部门“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超越宪法特权而拒之于法门之外已三十一年了，何以“依法治国”？年复一年给全国人大的维权报告，也没有音讯，故再报告如下：
    一、150多万人受冤的云南揭批查运动
    从1976年底到1983年云南省委领导的揭批查运动，违背了党中央“文化大革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少数阴谋野心家另行处理外，对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必须采取“冷处理”和“从宽从缓”的方针。但云南省委，派性和权力相结合，将云南“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全省上下层层清查，抓捕判刑。同时制造了以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为首的“武装叛乱”“武装夺权”“上山打游击” 的假案，从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到战士，地方老干部到民兵组织都被“涉案”。云南揭批查受清理审查进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批斗的150多万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理的15万多人；被判刑入狱的5万多人，判处死刑2人，审查期间捆绑吊打、刑讯逼供，被打死，逼死的千余人。
    昆明市寻甸县13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全部以“四人帮”帮派骨干篡党夺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两个农民生产队长也以篡党夺权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全县判了一百多人。
    云南揭批查抓“四人帮帮派骨干”，工厂抓到班组的“工人四人帮”农村抓到生产队的”“农民四人帮”。昆钢车间抓“四人帮”，还要“三男一女”，连一名军嫂也抓上凑数。
    处在高黎贡山里的腾冲县桥头生产大队，揪出了“农民四人帮”，分别是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生产队长和大队信用社会计。回民马天祥以“阴谋篡夺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4年，妻子被逼疯，女儿被拐卖，家破人亡。
    玉溪市江川县的民政局干部杨秀杰，是参加解放战争，多次立功的老干部，罗庆明是江川一中的体育老师，是西藏平叛立功的转业干部，两人被定为“邦派后台”，发动全县签名，“要求枪毙杨秀杰，罗庆明”，采取不签名不记工分，不分口粮的手段，造成“民愤极大”假象，被玉溪市中院判处死刑，不给上诉，于1978年 9月枪杀，还不给家属判决书，不准家属收尸至今尸骨无存。
    昆明市禄劝县屏山镇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被审查批斗，一名被判刑。生产队长23人被关押，数百名干部社员被捆绑吊打。更为荒唐的是，凡被批斗者，人人罚款100元，由县委副书记罗应祥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收罚款。
    云南揭批查枉法滥判无辜，五万多份判决书，五万多人的政治生命和血泪，是铁的事实，云南省委向党中央和公众宣布和云南党史记载，云南揭批查判刑只有24 人，欺上瞒下。三十一年来不准申诉，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农民出狱后，不给落户，不分土地……云南的揭批查运动制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错案。
    二、最高检践行“依法治国”方略，成立刑事申诉检察厅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1999年3月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载入宪法第五条第一款的，最高检于2000年9月10日，召开全国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会议宣布最高检，成立刑事申诉检察厅，旨在让老百姓有冤有处伸，有状有处告。韩杼滨检察长强调“对申诉积案不查，有错不纠，就是违法失职，明知错案而拒不纠错，一错再错，就是枉法读职。（引自2000年9月10日《检察时报》头版）
    胡克惠副检察长说：“对依法应该予以维持原判决定的，要态度明确，坚决维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做好息诉工作；对确有错误的原处理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和阻力，都要按法律规定，坚决纠正，还当事人一个清白，给当事人一个说法；该赔偿的坚决赔偿……。“（引自2000年9月13日〈云南信息报〉头版）
    有冤要伸，有状要告的云南揭批查受冤者，依法向属地法院检察院和原单位提出申诉。不到四个月时间，申诉形成规模，这是枉法滥判的必然后果。是“依法治国“依法维权的政治文明的进步的可喜现象。
    三、违反宪法，剥夺公民申诉权的云办发[2001]11号文件出台
    2001年2月26日，当时的由省委书记令狐安（现任中纪委常委）副省长李汉柏（现任云南省纪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黄维彬（现已腐败下台）三人决定召开全省紧急专题工作会议，三人会上的讲话，将依法申诉的公民，非法定罪为“没有改造好的邦派分子”“帮派残余分子”；将依法申诉的行为，定为“为‘四人帮’翻案”“否定云南揭批查伟大成果”；对依法申诉者取采“四打一挖”措施（即孤立、打击挑头扛旗的骨干分子；彻底打掉他们妄图翻案的幻想；及时打掉他们的组织，打断他们的联系。对那些骨干分子和幕后策划者、指挥者采取有效措施，严密监控，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摘自中共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第12 页）三位领导的讲话内容，于2001年3月2日形成了“紧急专题会议《纪要》”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办发［2001］11号红头文件发至全省各基层连夜传达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依法申诉是公民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
    依法受理公民申诉是法律监督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能，从1979年的《刑法》《刑诉法》公布施行，到1997年《刑法》修订，这是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健全。到了2001年3月2日中共云南省委居然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出台云办发［2001］11号红头文件，以“云南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的“绝对正确的结论”，干预司法，不准公民依法申诉，不准政法部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是典型的“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红头文件是“依法治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云南高级人民法院明确答复上访者：“揭批查的申诉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法外律条，使宪法和法律在云南成了一纸空文。
    四、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统治下人权被肆意践踏，在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笼罩下的云南大地，依法申诉的公民却成了公安机关的专政、监控对象。
    ①按申诉上访名单“照单请客”被公安局传唤到各地派出所威胁、恐吓进行审问、笔录，强行在笔录上按手印，更不能容忍的是要被传唤者站到派出所的墙边，象小偷、刑事犯罪嫌疑人一样，强迫照相……人格受侮辱，人权尊严被肆意践踏。遇重大节日、活动、警察、保安人员监视居所，最长者达8天8夜之久。
    ②在云南申诉无门的状况下，派代表到北京上访，公安警察围追堵截，把上访者从飞机上、火车上拦截下来，关押（称置留）非法搜查行李和随身物品，非法审讯，并强迫照相，使70多岁的李树林同志身心和经济受到摧残和损失。
    ③要求省委撤销云办发[2001]11号文件，在省委信访室门前，遭警察施暴，将80多名70岁左右的法定老人，强行推、拖、扭、抬、丢上警车，拉到昆明市体育馆关押。郭继忠当场被扭伤腰，不能动弹，送往医院。膀胱癌患者王伟被强行扭、拖丢上警车受伤，当晚大量尿血，病情恶化，现已去世。十多人老人被扭伤手臂，撕烂衣、裤，扭烂手表。警察对风烛残年老人施爆的2006年“3.21事件”激起了昆明市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慨。
    ④为避免老年人再受类似＂3.21事件＂的伤害，便采用书面请求省委、省政府、省信访局长预约接访，由5名代表参加、时间地点由领导决定。几十次“预约接访报告”石沉大海，有序上访遭无理拒访。2007年1月11日，派信访代表到省委信访局讨个回应。70岁左右的老人们有序地坐在信访接待大厅等候领导来接待代表。省委又下令出动防爆警察100多人，多辆警车，到信访接待大厅抓人。老人们手挽手含泪高唱《国际歌》，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抗议和阻止警察抓人，警察两次冲散人墙，冲进接待大厅，将冲击倒地的9名老人（其中三名老妇）拖、扭抬丢上警车，拉到市西山区公安局关押，一天不给吃饭……。
    从2006年的“3.21事件”，到2007年的“１.1１事件”，中心议题是要求省委听取撤销云办发[2001]11号红头文件的报告和诉求而遭到残酷镇压的。
    2006年3月中组部、中纪委派巡视组到云南，云南省揭批查受冤者3000多份申诉报告寄到巡视组，组长祁培文向申诉人承诺：“把情况带到北京汇报，研究解决的办法”。2006年4月就＂要求撤销违宪违法的云办发［2001］11号红头文件，向中纪委写了《投书状》有107人签名，也给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寄了《投书状》，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2006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到云南考察，巡视组长祁培文和省委书纪白恩培向胡总书记也汇报了上述情况。
    2007年7月，老人们进京上访，五位同志被抓回（一人在京２人在途中，２人在昆明）被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
    在云南，违宪违法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红头文件”，公民投书控告，胡总书记不管，党中央不管，全国人大不管。老百姓维护宪法和法律统一、尊严、权威，维护自身人权，在中国到底由谁来管？？？问苍天，天不应，问大地，地不答。“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在哪里？？？到何处去寻找？？？
    五、希望之光
    2007年11月27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并强调《切实抓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各项工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法制保障》。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07年11月下旬，到各部分政法机关和最高检调研时两次强调：“……要着力，着眼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司法不公的问题……”我们希望把“着眼”和“着力”落实到“着手”，变成“着手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公、司法不公的问题”。真正让老百姓有冤有处伸，有状有处告，促进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2007年12月25日在全国政法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同政法会议代表和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提出做好政法工作的五点要求，其中“要维护人民权益”一题中强调：“维护人民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目的。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要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问题”。胡总书记对大法官，大检察官提出了“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给人民以希望。但是政令出了中南海，并不是都能遵照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到云南27年，至今都没有传达贯彻落实，是最典型的实例了。
    六、我们的请求和建议
    根据《宪法》总纲第五条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规定，特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请求和建议。
    １、按照《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的第八条”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我们请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撤销或责令中共云南省委自行撤销违宪违法的云办发［2001］11号文件。因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共云南省委也不例外。
    2、云南省委领导的揭批查运动，将“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云南帮派体系，践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派划线，以派定罪，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重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云南揭批查所判案件，违反1980年1月1日施行的《刑法》第九条，运用溯及力判处案件是无效的。
    云南揭批查运动制造了冤假错案，同时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揭批查既得利益集团，为巩固发展其利益，出台了违宪违法云办发[2001]11号文件，不准公民依法申诉，不准政法部门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一次又一次地镇压公民申诉维权。他们受既得利益所趋动，从本质上和实际行为上，不能自觉依法纠正冤假错案。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宪法》第七十一条，请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到云南实地调查，作出相应决定，拯救冤民，昭雪冤魂，解除受株连的子孙后代背负的冤谱，切实解决司法不公，执法不公的问题，将“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依法治国”方略真正落到实处，构建和谐社会。
    恳请＂两会＂关注云南。报告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报告人：
    李树林 吴万宝 钟 丽 安炬祥、田 俊 宋国强 李长友 杨思祥
    尹华才 息嘉良 杨吉丰 马首良、耿明贵 金家柱 赵 凯 施云生
    刘仲权 方 棉 张正清 包亚芳、李正启 桂保龙 朱昆泉 杨崇信
    刘志忠 丁 雁 刘志宏 雷廷富、汪多闻 周炳发 王 发 杨仁民
    黄传华 李忠厚 杨荣辉 杨凤全、叶宝平 胡海泉 唐之建 高培芳
    俞晓文 梁凤呜 骆尚彬 孔德苍、王福生 罗绍祥 刘 荣 张奎林
    罗中明 杨红礼 田忠义 孙朝银、王大林 王占国 李炳臣 张 金
    师本龙 孙根芝 伽正喜 李 聪、贺 聪 丁忠福 陈发贵 熊国宝
    黄梅先 王 玲 古安生 李金陵、艾文彬 李积德 林家才 王兴武
    贺加烈 杨 谦 刘金祥 马应生、于祖培 廖光碧 许少先 于 宽
    唐万鹏 王汝清 吴培信 施德邦、沈 烳 董华春 高清云 丁建华
    丁执恭 龚庆生 周金昌 王成佑、李其明 薛继才 孙 良 李久华
    蒋银构 叶家先 宋 猛 石济仲、李光彩 邱秉苍 高湘南 龙巧英
    高家贵 李 祥 宋自华 张祖荣、李 龙 何 清 赵加义 杨声誉
    梅永源 王学华 马光第 杨本茂、毛振成 陆洪星 赵忠才 那天佑
    毛来仲 张自强 王 发 黄成龙、张延贵 马学功 施从善 郭继忠
    张文学 梁建萍 颜尧贵 林进良、周载祥 杨吉平 张进昌 罗庭祖
    金和益 郭 平 肖明忠 杨宝贵、王瑞明 李红兵 魏石清 段希陶
    李文兴 李桃兴 李向明 梁剑平、林凌鹏 丁金寿 黄建文 刘启汉
    唐之建 王家福 董时汉 曾琼仙、华 陵 窦根相 雷荣生 张世显
    李春楷 洪家祥 赵自荣 张秀英、杨 丹 魏德升 陈兆翔 马光华
    杨恩佑 彭传芝 唐天材 马敬新、虞老玉 陈建昆 方 绵 宋天喜
    徐 明 赵光斗 付觉吾 张保明、张 顺 杨永祥 李忠厚 徐典模
    王学华 张占云 张文清 李国汉、秦长生 吴 刚 杨福云 张华强
    刘建友 方文林 曹文宝 杨文顺、赵道富 普华荣 杨子明 周培信
    郭 平 黄勇为 李寿海 杨万先、冯鹏书 王华生 官体富 周大勇
    何荣荣 郝文荣 冯宝清 李贵香、滕少清 王幼志 严家荣 帅素芳
    李朝友 孟庆岚 华 峻 王幼功、马美云 左 应 王云仙 杨再兴
    王 霖 刘志兴 张竹兰 马学功、阮金祥 聂文烂 马超群 柯 平
    吴选风 苏应达 王开云 诸泽高、杨德洪 陈昌武 赵正斌 林家才
    谢廷升 李显宗 赵正宾 李应昌、杜崇德 李连培 李云开 陈谦贵
    方文林 罗寿昌 余刘礼 张大学、孔承平 尹加盈 葛海生 陈启先
    钱德珍 李向明 金合益 张宝明、苏履华 杨增堂 赵季林 赵忠武
    邓自逵 马太稳 吕伯伊 程德剑、苏红昌 陈兴启 张振雄 李襄蒙
    周济云 邓仙兰 王正发 高 辉、马金文 李其富 李振华 王 沛
    孟国富 杨国富 李焕星 周云生、吴万宝 皋振邦 周淑华 自培义
    郭龙昌 时耀龙 杨尚谷 杨体仁、秦长荣 刘光国 陈元龙 徐继华
    常永新 樊代源 杨荣芳 王炳仲、施丕振 刘其祥 杨 位 舒定然
    日期：2008年2月25日
    
    二00八年三月七日，李树林等关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26年来拒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为解决我们的生存权，致全国“两会”的公开信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
    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全体委员：
    我们是云南揭批查受冤弱势群体，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之际，连续第10次给“两会”写报告了，虽然都石沉大海，但是我们还是要写，因为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历史，为未来，为后人我们也要写！
    今天的信是向“两会”代表、委员诉说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26年来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始末的事实，以及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以安平生、王必成为书记的云南省委，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把一大批衷心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的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农民，打成“‘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作为敌我矛盾，动用专政工具判刑处罚，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法律后果。
    云南揭批查运动自1976年末到1983年，计：被不准上诉名为处死实为谋杀2人；被判处刑罚入獄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行政开除公职处理15万余人，受审查、批斗的150多万人，审查期间被打死、逼死千余人。其面之广，其数之巨，堪称全国之最！
    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是“文革”后指导揭批查的纲领性文件。中发 [1982[9号文件下达，云南5万多受害者都早已被判刑锒镗入狱了。虽然政策明显滞后，但它毕竞是一把……尺子。然而，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视此文如洪水猛兽。
    一、封锁、抵制、对抗中发[1982]9号文件是云南省委的必然选择
    云南以安平生、王必成主政的省委，站在资产阶级的派性立场，利用掌握的权力，违背1975年、1978年《宪法》，所搞的揭批查运动，以决计问罪在先，锻炼周纳罪状在后的法西斯手法，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冤假错案，云南冤狱遍地、一片白色的恐怖。派性既得到利益集团弹冠相庆，加官晋爵。到1982年已是他们收获权力和利益的黄金时期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传达贯彻中发[1982]9号文件，对云南执政当局，显然是不利的。他们搞的以派划线，大搞派性报复的违纪违法的揭批查，就会大白于天下；他们私设监狱、刑讯逼供、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上千人的罪责，就必将受到追究；其以党代派、以权代法，锻炼人罪，枉法判处数以万计无辜者刑罚的狰狞面目，必将暴露……；他们费尽心机篡夺的权力，也会受到质疑和动摇。……
    为巩固派性利益集团一统云南的天下，对中发[1982]9号文件，执政当局对该文封锁、抵制、对抗是其必然的选择；对传播中发[1982]9号文件者则以大狱伺候！
    二、传播中央文件精神者被抓捕，向中共中央举报者被判刑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国家，执政党有关其党员及人民权益的文件，让人民知道，是尊重和维护党员与人民的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举。可是，在其他各省传达贯彻中发[1982]9号文件的消息，使云南的蒙冤者们，窃窃私语、偷偷议论，传播该文件的精神，希望能纠正云南揭批查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但事与愿违，这一可怜的梦想似的应然权益，在云南是不准私语和议论的，因为触犯了云南的派法！当国保部门侦得上述私语行为，云南省委再次下令，再用刑罚镇压的手段，对付私议传播该文件的无足轻重的客体似的人们！这似乎是不准说话的王国的童话？不，人民代表们！这是千真万确的血泪事实啊！请看：
    原云南省交通厅的张显忠、傅觉悟，原昆明市委宣传部的王海泉、昆钢的董时汉，×××的家属陈建英等，都因偷偷传播中发 [1982]9号文件精神，被以“现行反革命”、“泄密”等罪名抓捕入狱。全省在同一时期，因同一问题被抓捕的都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竞达千余人。这些人被关押的时间，最短的三个月，最长的达三年多。云天化的钱厚源因传播了该文件精神，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其高大的身躯被压弯投入囹圄，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保山地区干部滕少清，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的精神，结合保山地区在揭批查中违法、违纪的实际，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按理说，这是共产党员的权力，是《宪法》保障、党章允许的合法行为。但云南省委受不了了，怎么能容忍自己辖下的问题，被捅到中央去呢？于是，他们派公安厅的张××和省纪委的贾××，冒充是“中央调查组”找滕少清调查落实所反映的问题，滕欣喜若狂，将时任保山领导搞揭批查违法、违纪的问题一一汇报。滕少清哪里知道，这次谈话成了他“攻击”领导的“交待”证据。因此，1982年11月2日，滕少清被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云南日报》为此还在头版发了专讯：“坚持邦派立场，攻击清查工作，诬告陷害领导，保山地区邦派残余分子滕少清被依法逮捕”，并配发短评——《保持应有的警惕》。
    这种以监獄与舆论双管齐下的残暴手段说明，当时的云南省委“执政”为谁不是很请楚吗！无须注释。
    滕少清在狱中受尽折磨，当局采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逼供、诱供、指供。保山地区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对其起诉，由于没有任何“反革命”证据。只要有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滕少清最终还是于1983年4月28日，以“诬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为“（1983）保地法判字第04号”。
    宣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下级党组织的本职工作和职责所在，也是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言论和行动应该是一致的。而云南省委之所以不仅不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反而在全省范围内动用专政工具、舆论工具，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手段，肆无忌惮地对付传播该文的这群被压在社会底层的没有法律，没有人权尊严的过着苦难生活的人民——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革命者——是为了维护揭批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法纪何在，天理何在？以上事实说明，云南的揭批查，是见不得阳光的！把持省委大权的宗派利益集团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欺上压下，有恃无恐的独立王国。
    三、云南省委既出台云办发[1982]26号文件，又不执行，是作“秀”
    1982年5月31日，中共昆明市委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精神，给中共云南省委作了《关于对劳改劳教释回的邦派人物安置处理的报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批转了昆明市委的《报告》，出台了云办发[1982]26号文件。中心内容是“由原单位安置就业，安排其生活出路”（附上，中共昆明市委的《报告》和云办发[1982]26号文件）。可惜是画中之饼。
    中发[1982]9号和云办发[1982]26号文件关于“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确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的規定，若执行可缓解政策相对人的处境。当时我们的年龄都在35-45岁之间，具备就业条件，有的具有专业知识，一技之长，安置就业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云南既得利益集团，对坚强地话着出狱的人，是最大的“心病”，必须置于死地而后快，怎么能给“安排生活出路”呢？所以出台云办发[1982]26号文件是作秀，完全是应付中央。云南省委自己出台的文件，自己也不执行，省委、省政府机关被判刑的几十人，一个也没有“安排生活出路”，连昆明市委也不执行云办发[1982]26号文件，全省各地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宪法》给我们就业的权利以及……，统统被剥夺殆尽，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单位当然拒绝安置了，其他单位又不敢收“帮派人物”！这是云南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云组通［2003］3号文件，是否定、篡改中央政策的，中央揭批查文件的公开，中发[1982]9号文件终以《文件汇编》的形式让老百姓看到了。蒙冤受害者不但被判刑，出狱后又不安置就业，不给生活出路，那么用中共中央的政策来维护自身微弱的生存权利，就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衣、食、住、行、医，是人们不可缺失的生存条件，是最起码的人权。劳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宪法》第42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给出路”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
    据说在法治国家，是权利苏醒的时代，公民的维权意识提高。由于被政治和生活所逼，我们不断在属地各部门申诉上访无果的情况下，被逼进京上访，为此又被监控、被行政拘留，哪有人权！云南公权力侵权是公开化“合法化”，维权者受打击镇压，云南当局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和法律，……。我们曾多次到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上访，送报告，云南省委、政府、人大领导们20多年来，对我们从来是不屑一顾，视同无足轻重的客体，可以任意处置的。在中发[1982]9号文件下达21年后，作为其下属部门的云南省委组织部，煞有介事地出台一个云组通（2003）3号文件。这个文件把中央文件中的“……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的明确规定，篡改为“生活确有困难，参照低保，酌情处理”。这个既无中央规定的精神，也无实施的可操作性。云组通（2003）3号文件错误在于：
    1）违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云南省委组织部颠倒了组织阶位，它不仅用云组通（2003）3号文件，否定省委云办发的（1982）26号文件，更否定了中发（1982）9号文件。这种下级越权否定上级政策的做法，请代表们评定吧！何为“组织部”？组织部目无组织，岂不怪哉！
    2）从经济上看，揭批查中被判刑出狱的人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当时的年龄是35-45之间，如果认真按“给出路”政策去办，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就业，不仅能够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谋取生活，还必将为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不但能自食其力，还能养育子女，敬孝父母，家庭卸累，社会形象也会好些的罢。然而，云南省委却冷酷无情地剥夺了我们从事劳动生存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当年为糊口，无法尽家庭责任，而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无经济来源，成了家庭的沉重包袱，被逼无奈，才不得不成群结队到省委上访，谁之过？！
    “确有困难，参照低保，酌情处理”的云组通[2003]3号文件，是对被剥夺者的再剥夺。而把剥夺者打扮成“慈善家”，对被剥夺者“恩赐低保”，甚至附加“不得申诉上访，否则立即取消低保”的政治条件。即使这样，全省绝大部分的受害者至今连低保也没有。逼得原永善县农业局长投了金沙江，临沧邮电工人上吊自尽，昆纺工人饿死昆明街头，原铁路局转业干部刘绍祖病饿死于家中，老鼠啃吃了他的眼、耳和手趾、脚趾……2008年元旦去世的刘荣光同志，都是贫病交加、无钱治病、惨死在家中无人过问。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却是21世纪云南大地上“和谐”的现实！
    云组通（2003）3号文件的政策依据是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退休享受退休工资、医保社保，与“参照低保、酌情处理”在经济待遇上是有较大差别的。省委组织部的（2003）3号文件严重损害了蒙冤受害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地地道道的漠视人权的文件！
    云南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是：“中央文件封起来，省委文件做招牌，组织部文件最权威，跟毛主席革命的群众最可怜！”
    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遭云南省委蔑视、封锁、抵制，其以云办发（1982）26号文件作秀欺骗，忽悠了党中央；省委组织部的云组通（2003）3号文件，视无辜受冤者——法定老年人群体，是任其施捨的封建制度下的奴隶！而中共云南省委代表着一派揭批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曾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流过血、汗的我们历来是不屑一顾，颐指气使的。不仅如此，还残暴地非法剥夺我们的合法权利，三十年来对我们的呼声置若罔闻，哪有“三个代表”的踪影？
    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云南当局，以鸣鞭为得意，竟将依法维权申诉的老年人定为“没有改造好的邦派分子”“两案人员”，是“不稳定因素”，继续在政治上镇压，生活上虐待；以剥夺公民合法权利者“有功”，维权者“有罪”的“理念”，这是“以人为本”的“云南特色”。
    共建者共享，这是十七大政治报告肯定的，而我们这些老年人中，有参加抗日战争，打击日寇的老八路，有参加解放战争，为新中国建立打过仗，负过伤的老干部；有抗美援朝，保卫祖国援越抗美，保卫边疆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改天换地的工人、农民。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依靠亿万人民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那时，我们为了国家的发展，在国家高积累，个人低收入的创业环境中参与共建几十年，理应共享。“参照低保，酌情处理”的“施舍型文件”，是对共建公民合法权利的再剥夺，是侵权！公正、公平何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们向“两会”写报告，是根据《宪法》总纲第五条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地方政府最根本的职能，是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在所管辖区域有效实施。云南省委、省政府26年来漠视法律、拒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因而省高级法院对公民依法申诉，明目张胆答复“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法外野蛮律条，中共党中央和全国人大难道不要过问和追究责任吗？，用牺牲《宪法》的尊严、中央的公信力、公民切身权利作代价维护的“稳定”，能 “和谐”吗！？
    五、我们的要求：
    1、《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規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连弗兰西斯·培根都说：“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惡果相当于十次犯罪”，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对依法申诉的代表答复说：对申诉“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严重的司法违法行为，请全国人大予以追究，维护公民的诉讼权利。对全省5万多人的冤假错案又被压了30年不准申诉，请求全国人大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督促最高人民法院履行法定职责，由其依法责令相关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申诉，依法再审，纠正冤假错案。这是“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的社会本质要求，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诺言。
    2、非法剥夺了公民依《宪法》，按政策肘应就业的权利，造成了庞大的特殊弱势群体，不能用“低保”而一推了之，而应该落实中发[1982]9号文件，云办发[1982]26号文件，以云南国营二九八厂为榜样，由原单位或政府有关部门负责，按退休职工待遇，解决生活问题。
    恳请“两会”关注云南，切实追究26年拒不贯彻落实中发[1982]9号文件政治责任，切实解决五万多人的生存问题，我们期盼回音。
    写信人：李树林 吴万宝 钟 丽 安炬祥 田 俊 宋国张、李长友 杨思祥 尹华才 息嘉良 杨吉丰 马首良、耿明贵 金家柱 赵 凯 施云生 刘仲权 方 棉、张正清 包亚芳 李正启 桂保龙 朱昆泉 杨崇信、刘志忠 丁 雁 刘志宏 雷廷富 汪多闻 周炳发、王 发 杨仁民 黄传华 李忠厚 杨荣辉 杨凤全、叶宝平 胡海泉 唐之建 高培芳 俞晓文 梁凤呜、骆尚彬 孔德苍 王福生 罗绍祥 刘 荣 张奎林、罗中明 杨红礼 田忠义 孙朝银 王大林 王占国、李炳臣 张 金 师本龙 孙根芝 伽正喜 李 聪、贺 聪 丁忠福 陈发贵 熊国宝 黄梅先 王 玲、古安生 李金陵 艾文彬 李积德 林家才 王兴武、郝加烈 杨 谦 刘金祥 马应生 于祖培 廖光碧、许少先 于 宽 唐万鹏 王汝清 吴培信 施德邦、沈 烳 董华春 高庆云 丁建华 丁执恭 龚庆生、周金昌 王成佑 李其明 薛继才 孙 良 李久华、蒋银构 叶家先 宋 猛 石济仲 李光彩 邱秉苍、高湘南 龙巧英 高家贵 李 祥 宋自华 张祖荣、李 龙 何 清 赵加义 杨声誉 梅永源 王学华、马光第 杨本茂 毛振成 陆洪星 赵忠才 那天佑、毛来仲 张自强 徐仕成 黄成龙 张延贵 马学功、师从善 郭继忠 张文学 梁建萍 颜尧贵 林进良、周载祥 杨吉平 张进昌 罗庭祖 金和益 郭 平、肖明忠 杨宝贵 王瑞明 李红兵 魏石清 段希陶、李文兴 李桃兴 李向明 梁剑平 林凌鹏 丁金寿、黄建文 刘启汉 唐之建 王家福 董时汉 曾琼仙、华 陵 窦根湘 雷荣生 张世显 李春楷 洪家祥、赵自荣 张秀英、杨 丹 魏德升 陈兆翔 马光华、杨恩佑 彭传芝 唐天才 马敬新 虞老玉 陈建昆、方 绵 宋天喜 徐 明 赵光斗 傅觉悟 张保明、张 顺 杨永祥 李忠厚 徐典模 王学华 张占云、张文清 李国汉 秦长生 吴 刚 杨福云 张华强、刘建友 方文林 曹文宝 杨文顺 赵道富 普华荣、杨子明 周增信 杨 位 黄勇为 李寿海 杨万先、冯鹏书 王华生 官体富 周大勇 何荣荣 郝文荣、冯宝清 李贵香 滕少清 王幼志 严家荣 帅素芳、李朝友 孟庆岚 华 峻 王幼功 马美云 左 应、王云仙 杨再兴 王 霖 刘志兴 张竹兰 马学功、阮金祥 聂文烂 马超群 柯 平 吴选风 苏应达、王开云 诸泽高 杨德洪 陈昌武 赵正斌 林家才、谢廷升 李显宗 赵正宾 李应昌 杜崇德 李连培、李云开 陈谦贵 刘其祥 罗寿昌 余刘礼 张大学、孔承平 尹加盈 葛海生 陈启先 钱德珍 李向明、施丕振 张宝明 苏履华 杨增堂 赵季林 赵忠武、邓自逵 马太稳 吕伯伊 程德剑 苏红昌 陈兴启、张振雄 李襄蒙 周济云 邓仙兰 王正发 高 辉、马金文 李其富 李振华 王 沛 孟国富 杨国富、李焕星 周云生 吴万宝 皋振邦 周淑华 自培义、郭龙昌 时耀龙 杨尚谷 杨体仁 秦长荣 刘光国、陈元龙 徐继华 常永新 樊代源 杨荣芳 王炳仲、舒定然等等。2008年3月7日
    
云南107名蒙冤者的《投诉状》！投 诉 状投 诉 人：陈发贵、李树林、吴培信、黄传华、包亚芳、罗廷祖、曾琼仙等 107 人，名单（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身份证号）附后。被 诉 人：中共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地 址：昆明市西昌路 号；电话：投诉人不服被诉人恣意执政，制订和发布违宪违法的云办发（2001）11号《省委专题会议纪要》（简称《纪要》），非法剥夺投诉人的合法申诉权，越权设定“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罪名，并将此罪名强加于投诉人，严重侵害了投诉人的合法权益，也践踏了《宪法》、《刑事诉讼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以下简称《党章》）的尊严！依据《党章》第十五条，《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之规定，特向中共中央纪委投诉。投 诉 请 求一、请求确认云办发（2001）11号《纪要》是违反《党章》第十五条、《宪法》第五条禁止性规定，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条、第十二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属违宪违法的无效文件，予以撤销。二、请求确认被诉人将投诉人认定为“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文革邦派分子”并施行“监控”、“传讯”、强迫照相等非法侦察措施，是违宪违法的侵权行为，令其为投诉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三、请求责令被诉人及时解除对云南省各级法院、检察院（以下简称司法机关）的羁束，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依法受理投诉人的申诉。四、为维护执政党中央及《党章》的权威和公信力，及《宪法》、法律的尊严，追究被诉人及其责任人的党纪责任。事 实 和 理 由投诉人都是年逾60的法定老年人，依法具有公民申诉权。投诉人符合法定申诉条件，因不服28年前的冤假错案，分别强加给投诉人的“四人帮黑爪牙、日伪汉汗”（即：杨秀杰的罪名），“现行反革命”、“打砸抢”、“推行林彪划线站队反动路线”、“严重违法乱纪”、“仇视社会”、“行凶打人”（详：证据2）等等罪名，而被处以刑罚（其中杨秀杰、罗庆明被云南省玉溪地区中级法院认定为“四人邦黑爪牙、日伪汉奸”“反革命、伪军官”“划线站队残害群众”罪，枉法判处死刑并剥夺上诉权而在上诉期内残遭枪杀；详：证据1），故分别向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多次个案提出申诉。由于被诉人制约司法机关，因而投诉人的申诉被司法机关以“省委决定凡‘两案’（即：林彪、‘四人邦’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不受理”为由加以拒绝！二十多年来，投诉人从中年申诉到老年，所得的答复或答以“四不”（即：不接申诉卷、不受理、不复查，错了也不纠正；详：证据3-1）或置若罔闻或悖法驳回（详：证据3-2）。6年前，投诉人老了，无人雇用打工，生活无着，无奈，多次向被诉人提出申诉，其以“四不”或冷遇对待。可是，时间将投诉人之间或原不认识或虽知名并无来往之关系，使之熟识了。既然被诉人认定投诉人的申诉案都属“两案”，那么投诉人的申诉即属同案，投诉人只得被迫聚集，依法推选申诉代表上访了。对此，被诉人不仅不扪心自省，“善体法意，顺遂人情”，维护投诉人的合法申诉权，及时解除其对司法机关的羁束，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依法受理投诉人的申诉，反而颐指气使、恣意执政：藐视法律地召开专题会议，制订和发布云办发（2001）11号《纪要》（详：证据3）将投诉人诬为“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诬指申诉人“实质上妄图否定‘揭批查’斗争和‘两案’审理工作的成果，企图翻案”。投诉人不敢恭维被诉人的法律水准！只有封建主义的独裁司法才不准翻案，社会主义的民主司法不仅允许，而且维护翻案！依据96年《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法发（1997）7号第二十二条：“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诉或者再审申请，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登记后立卷审查”、法发（2002）13号司法解释第六条二款规定：“对经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后仍坚持申请再审或申诉的，应当受理”。所以“翻案”——申诉是受法律保护的，是防止刑事审判的冤假错案的司法救济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首要条件！于是，被诉人责令相关公安机关，对投诉人施行非法“监控”、强迫拍照，监视居住，甚至为堵截投诉人之申诉代表（2人）上访，不顾违法扣留、“传讯”申诉代表达20多小时（详：证据4），严重违反了《刑诉法》第九十二条二款“传唤拘传不得超过12小时”之禁止性规定。这是违法拘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几年来，投诉人数十次地向被诉人和有关司法机关申诉，然而一切努力都成枉然。被诉人如此我行我素，藐视国法，视投诉人之人权和合法申诉权如草芥，投诉人万难承受，誓死不服！一、投诉人符合法定申诉条件投诉人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前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其余的也是积极向上的青年。历史进入那急风骤雨般的时代，“文革”在全国大地上展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毛泽东主席又带头贴出《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次接见千余万红卫兵，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以批判“资产反动路线”为中心的工作会议，《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引自《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第13页，以下简称《康与赵》；详：证据5），社论指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为什么反对不得批判不得？为什么群众一批判一反对，就是反党反党中央？劝同志们不要听这些老爷们的胡说！投诉人就是在这历史的环境下参加“文革”的，也是不能抗拒不能予见的原因。云南“文革”在1967年初分为“八二三派”（简称“八派”）和“砲兵团派”（简称“砲派”），投诉人参加了“八派”。1、依法，投诉人无罪投诉人被冤假错案强加罪名而被处刑罚：在1978年12月前判决的，占投诉人数的80%，是在被诉人坚决贯彻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期间，是在被诉人的领导下，法院为了“保卫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等而判刑的；在1979年12月前判决的佔投诉人数的15%，只有5%左右的人是在1980年元月《刑法》《刑诉法》实施以后判决的（以上详：证据2）。以上事实证明《纪要》所称的对投诉人的处理是“坚持‘从宽从缓’的方针和‘冷处理’的原则”是无证据证明的虚伪表述，是上骗国家，下欺百姓的谎言。恳请中纪委追究这有负人民的违纪行为！现将投诉人被处刑的《判决书》（证据2）的一审下判时间分为三段陈述：（1）1979年11月29日前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由于被诉人“以人划线”、“依靠一派镇压一派”，即：将“八派”划为“四人邦”在云南的邦派体系。因而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不仅省级、地（州、市）级、县级揪“邦派头目”、“邦派骨干”“邦派分子”，而且连公社、大队、中、小学和如小小昆明木器厂也要揪……。堂堂只服从法律的法院居然也采信了。如：证据2-60《判决书》确认昆明市呈贡县吴家营区吴家营村的杨崇信“积极参与公社邦派头目马汝能篡党夺权活动”；证2-70《判决书》确认昆明木器厂王福生“参与该厂邦派头目周庆余、林子良……”；证2-41《判决书》认定玉溪县师范学校彭国毅“积极追随师校行邦派头目……”等。法院认定这些“罪行”是依据哪部哪条法律规定？证据2证明，多数判决书不引依据的法律、法条，少数判决只引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甚至杜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惩治刑事犯罪条例》”（详证据2-100）。若按前者，则“八派”、“砲派”“摧资兵团”都触犯了，因为“两大派组织重复夺省委的权……”“夺权！夺权！！夺权！！！，在夺权声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瘫痪，云南各级党政机构瘫痪了。……解放十八年之后的云南大地，‘旧’的政权在不情愿中塌台了”（摘自《康与赵》第28页；详：证据5-1）。两派包括“摧资兵团”都要“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在1974年“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砲派组成“反潮流”要“肃薄（一波）、肃李（成芳）”、“打倒谭甫仁”（原省革委主任）、“打到鲁屠夫”（原昆明军区付司令员、省革委付主任）、“打倒大叛徒周兴”（省委第一书记），这些大标语、大字报贴在昆明闹市区，是当时昆明人众所周知的事实。“6月23日至30日在省委召开地书会议上‘反潮流’又包围会场，影响会议进行。10月10日至23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学习……，会议期间，‘反潮流’人员冲击会场，将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和省委书记陈康围困了三天。10月1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从北京发来‘指示’要王必成转告李毅、方向东等同志将周兴放出来，并要省委做好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回到工作岗位上。”（摘自《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12，第173页，以下简称《五十年》；详：证据6）。以上行为被诉人却不予追究，偏袒“砲派”。依据法理，在国家立法机关未宣布此法有效前，依据此法科刑处罪是无效的。至于判决书没有引适用之法律，只是笼统地“依法判决”是无法律依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1956年10月17日发布的《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以下简称《程序总结》）“四、裁判”之关于判决书“应当说明认定事实的证据和适用政策、法律、法令的根据”的规定，所以这些判决属无法律依据的判决，无效的。而证据2中有几份判决依据1975年《宪法》科刑，更是错误的，如：证据2-83，景东县法院依1975年《宪法》第二十八条对吴学康“煸动”停工停产科刑，而该法条规定是：“公民有……罢工的自由，”试问法官，“煸动公民主张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的行为是犯罪吗？合法行为遭到刑罚，在民主与法制的国度里发生，令人汗颜。所以如此适用法律是荒谬的。1979年11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除同五届人大制定、批准的宪法和法律，及其常委会“制定、批准的法令相抵触的以外，继续有效”。据此，在1979年11月29日前对投诉人科刑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属无效判决，因此投诉人依法有权申诉平反。（2）1979年11月29日后的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这一时期的一审判决，二审已进入1980年了。1980年元月1日起，《刑法》、《刑诉法》实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关于刑法朔及力的问题”“（二）”之“2、刑法生效前的犯罪虽已追诉，而法院判决尚未确定（即：生效）的，在审判实践中，按刑法生效以前的犯罪对待，根据刑法第九条的规定处理。”《刑法》第九条规定：“本法一九八O年一月一日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据此，法院分别认定投诉人犯“诬告陷害”、“诽谤”、“煸动打砸抢”、“故意伤害”、“扰乱社会秩序”、“违法乱纪”等罪名是无法律依据的。因为建国以来至此时就没有一部法律、法令、政策有这些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罪名和刑罚！因而投诉人中被强加这些罪名的人是无罪的。至于投诉人中按文革《十六》条规定和中共中央在“文革”各时期的决定、指示、文件，和按为宣传、贯彻这些决定、指示及文件由人民日报发表相应的社论精神，对某级党委中的领导乃至省委中的领导人有意见，写了大字报或写了材料按合法渠道交上级党委或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或人民日报驻昆明记者的向上反映的行为，是宪法保护的合法行为！证据2中的判决将此合法行为认定为“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篡党夺权”，是违宪违法的！因为个人不等于组织，地方组织不等于全党和中共中央！因为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六条》、中共“九大”、“十大”乃至“十一大”《政治报告》关于对“文革”的决议，在当时是合法并应贯彻，因为宪法确立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判决违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中对否定“文革”对发动“文革”、“文革”后果的责任承担和“文革”中的两派都是错误的规定！因为投诉人的行为是为维护75年《宪法》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符合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以利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规定。因此，不顾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历史政治环境，和国家根本大法的规定，硬要将“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罪名强加投诉人的多数（占80%），是违法悖情悖理的。“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至今被诉人在《纪要》中坚持“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详：证据3），是不顾事实，违宪违法的。被诉人指控投诉人是“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即：“两案”案犯。法院为何不以“两案”案犯来审理？被诉人认定“文革”中“八派”，从省至农村公社构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派邦体系”，参加各级“八派”组织的人，就是参加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邦派体系”，这，涉及全省几百万参加“八派”的干部和群众，是全省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依79年《刑法》第十六条规定，第一审应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但被诉人规避法律不指令省“两案”审理办公室将材料移交省检察院提起公诉，由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若依法定程序，投诉人一定会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那么投诉人的沉冤早就得以平反，将人生最宝贵的中年献给国家与民族，不致身陷囹圄浪费生命了！这道理很简单，我们无罪！因为我们不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所以不存在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是由于不能抗拒不能予见的原因，正如原省委书记普朝柱、付书记刘树生、尹俊参加“摧资兵团”、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维彬任“砲派”大派专案组长一样；并且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会受被诉人制约，没有“砲派”派性，是会刚正不阿，公正执法的。以上只就案件实体，依照法律应判投诉人无罪！2、办案和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前已陈述，被诉人从1976年底开始领导“揭、批、查”运动，就是“以人划线”（即：以王必成、赵健民，和以各单位参加过“砲派”的在各单位党委任职的领导划线，凡“保”的是正确派，凡有意见或反对的即是“邦派体系”、“篡党夺权”；这与1957年反右派时，凡向所在单位领导提意见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啊！）“依靠一派，镇压一派”，于是投诉人就先后被所在单位或“隔离审查”或名为参加学习班实为“隔离审查”而被非法拘禁了。于是投诉人被架喷气式或五花大绑在大、小会上任人批斗、毒打、侮辱、咒骂；有的被挂黑牌游街、游乡、游村，警车广播开道；有的被带上手铐、脚镣拉到大会上批斗……。经过如此的“发动群众”，由各单位对立情绪很大的“砲派”或倾向“砲派”（少数）的人组成“专案组”。“专案组”用指供、诱供、逼供甚至刑讯逼供之非法手段，逼投诉人“交待”、“揭发”问题，证据2¬——这些判决书中采信的“同伙交待”就是用这种法西斯审查方式取得的。这是私设公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否则，被诉人必须解释云南各单位“隔离审查”的行为是否违反75年《宪法》第二十八条二款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之规定？！“隔离审查”投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少则半年、多的3、4年，后来法院将隔离期折抵刑期（详：证据2），是合法或是以权压法？！哪部法律规定各单位（非司法机关）拘禁公民，私设公堂是合法的？用反宪法、反法律的手段审查投诉人并科罪处刑，是对人权和法制的践踏！总之，案件从审查到起诉、审理程序都是严重违法的！最高人民法院早于1956年11月在《程序总结》“三、审理”规定：1、必须公开开庭审理；2、公诉人应当出庭支持公诉；3、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4、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质证，“证人的证言应当当庭陈述”，“物证须当庭审查，辩别真伪，并让被告辩认”……；5、被告有权辩护等。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两法施行前有效）规定，必须公开开庭，被告有权获得辩护。投诉人被追诉的案件，其实际程序是：（1）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投诉人可能犯罪的情况下，就被限制其人身自由，这是封建独裁的决计问罪在先，锻炼周纳罪状在后的手段！因为，专案人员是“砲派”或倾向砲派的人，与投诉人对立情绪大，不可能客观收集证据。所以，专案人员用指供、诱供、逼供，甚至刑讯逼供的手段，收集“证据”。他们将传闻当作事实，用推理当作证据；将咒骂的大字报底稿当作“受害人”的揭发了。由于专案人员不懂什么叫“篡党夺权”、“邦派体系”、“诬告陷害”、“邦派骨干”、“反革命”“划线站队”等等罪名的法律构成要件，也不懂任何刑事案件必须以“七何”（即：何事、何时、何地、何情、何故、何物、何人）要素证明案件事实，才能达到法律上的真实，所以专案人员就按上级指示或媒体批判文章的名词，罗织罪名报公安局了。（2）公安局不经审查，即盖章抓人。如：证2-97判决认定景洪县的工人曾庆官在1968年“文革”时仅20来岁，因故打了领导一耳光也被抓起来了。（3）法院审理程序更是严重违法：I证据2中凡1980年前判刑的，都是未经公开开庭审理即下判决（非法剥夺了被告人的诉权），是以未经质证的无效证据支持下判的，如：证2-2、3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上山打游击”、“阴谋策划反革命应变活动，妄图上山打游击”等的事实，后被否定就是证明；II公诉人都未出庭；III单位“专案”人员参与案件审理；Ⅳ案件经办法官都是“砲派”或倾向“砲派”观点的，显然影响公正判决，如：证2-3《判决书》（83）复刑复字111号，法院确认：A“在‘文革’期间，组织带领职工冲击市委机关”认定为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B“在市党干会上诽谤重机厂领导同志是‘还乡团’团长”等，构成诽谤罪。先不说“还乡团”一词来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同年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五十年》第183页；详：证据7及7-1），只论昆明市中级法院搞派性，锻炼人罪，故意适用无效法律！理由是：中级法院的领导和法官不会不懂法律没有朔及力，其明知前罪是《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后罪是第一百四十五条一款规定的。构成后罪要件是“告诉才处理”，重机厂领导人未向法院起诉，法院是无权追究刑事责任的（难道重机厂的领导是中共中央或国家领导人，可以提起公诉？否！）。因为本案行为人的行为是在“1976年2、3月”间实施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九条的规定：“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据此，法院追究前、后罪的刑事责任是违法无效的，因为《刑法》实施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令和政策有此二罪名的规定。证据2中几乎40%的判决认定“冲击”“县书会议”、“党员干部会议”是“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性质。向领导——人民的公仆反映意见和要求，公仆不作为，只好到其召集的会外主张要求，在当时《宪法》和法律不禁止的前提下，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出于执行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客观方面是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三款、第二十八条一款保护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是合法行为！所以把不搭界的罪名“反革命”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强加给投诉人，是派性，依法应宣告无罪！以上证据证明的事实，足以说明证据2中百余份判决书的案件从审查、起诉、到审理，整个程序和实体判决都是严重违法的。对此，依《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投诉人符合法定申诉条件。由此，可以证明被诉人在《纪要》中称：“对犯罪者的起诉、审判，都是严格遵循法律程序，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的”话，是骗上欺民的谎言。3、锻炼人罪被诉人在《纪要》中硬说：“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那么让事实来证明吧！（1）恣意判刑依据75年、78年《宪法》规定，国家审判机关是人民法院。主体不合法的中共普洱县委，施行不须犯罪事实，不须法律依据，对参加，“八派”的该县小学教师罗庭祖，按奈不住派性的愤怒，就亲自出马下判决，“判决书”全文如下（详：证据2-1）：对反革命犯罗庭祖的处理决定经县委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会议决定：对现行反革命犯罗庭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陆年。中共普洱县委员会（印）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此“判决”不仅使罗庭祖失去六年的自由，出狱后还遭到吊销户口，失去在中国大地上合法的生存权，用罗本人的话说“被开除了国籍”，至今罗身罹绝境，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判决”中还恬称“依法判处”，如此横行恣肆，真是无法无天，令人发指！在查遍封建时代的明、清历史，像这样的司法行为是绝无仅有的。透过罗庭祖案，可窥被诉人领导的“揭、批、查”运动的一斑，也反映出投诉人所受的苦难。请中纪委追究这蹂躏宪法和法律的罪恶行为！（2）草菅人命被害者杨秀杰，山西屯留县人，1946年参军，49年入党，在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从战士提升至连长，1963年以13军123团营教员的军职转业到云南江川县工作，64年任县民政科长。“文革”开始他就被当地“砲派”打为“走资派”，被戴尖尖高帽与县委书记一道被批斗。68年又被江川“砲派”关押在江川县江城镇，后又转移至县人委办公室达半年之久。县革委成立，他被“结合”进县革委任常委。可是，在“揭、批、查”运动中他却被“砲派”诬为“四人邦黑爪牙”、“日伪汉奸”、“历史反革命”而被捕，他在受尽折磨后，玉溪地区中级法院法院胆大妄为地枉法判处死刑。在中共江川县委领导下，为使杨秀杰被枪杀，公然强令县干部、群众签名、盖章、盖手印：“要求枪毙杨秀杰”：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的干部，若不签名盖章就视为与反革命划不清界限，遭大会点名小会批判；家在农村的，凡不签名盖章就不分口粮和现金，……。这样，在虚假的“民愤极大”、“万民签名要求”下，杨秀杰被判“死刑”。被害者罗庆明，江川县第一中学教师，云南昆明人，解放前任过国民党军校教官（文职），1949年跟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随军进驻西藏，在平叛中荣立三等功。然而，在“揭、批、查”运动中被“砲派”污为“历史反革命，伪军官”同杨秀杰一样，被捕后受尽肉刑，被游街批斗，被打得体无完肤，无法站立，惨不忍睹。同样，在中共江川县委领导下，为了抢杀罗庆明也是逼农民签字，制作轰动全县的“万民册”，造成“民愤极大”的假象。于是罗庆明也被玉溪中级法院枉法 “判处死刑”。该法院向杨、罗二人宣布“死刑”的第二天，1978年9月19日杨、罗二人就惨遭杀害，非法剥夺了杨、罗二人及其家属上诉权。这哪里是执法，是谋杀！杨、罗二人被杀后，法院不准家属收尸，不公布判决书，还逼迫家属离婚 “否则就要斩草除根”；至今法院仍不将判决书给受害者家属！（详：证据1-1、1-2）。这血淋淋的事实，竟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云南大地上，是在被诉人领导“揭、批、查”运动，于1978年“6月下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又提出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增加批判林彪的份量，对那些搞‘划线站队’起家，以后又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的邦派骨干份子新老账一齐算，揭深批透，特别是杀人犯，证据确凿（注：可以捏造）的要公开审判，处以极刑”（引自《五十年》第195页；证据7）后发生的，也是原省委书记普朝柱任中共玉溪地委书记（江川县属玉溪专区管辖）时发生的。哲人培根说：“没有执行的制度，比没有制度更可怕”。投诉人写至此，望天无言。不知何日将草菅人命，谋杀杨秀杰、罗庆明的污官酷史绳之以法？以上事实和法律证明，强加给投诉人罪名的判决书是：I，审理程序严重违法；II、实体审判没有法律依据或适用法律错误；III、没有经质证、查实的合法证据支持判决认定的事实，就穿凿附会，锻炼人罪，以权代法将投诉人科以刑罚。依据《刑诉法》第204条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二）主要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证明力的；……（五）引用法律条文错误或者违反刑法第十二条（即79年《刑法》第九条）的规定适用失效法律的；（六）违反法律朔及力规定的；（七）量刑明显不当的；（八）审判程序不合法，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投诉人符合上述法定申诉条件。二、被诉人不执行中共中央决议、指示和文件，对抗法律规定被诉人不执行中共中央《对揭批“四人邦”斗争中受审查人员定性处理的意见》的“二”关于“划定问题性质的界限：对同四人邦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应根据其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中的罪行大小、错误轻重确定其问题的性质”，该条“（一）”之“7、”规定：“组织邦派势力，阴谋策划篡夺中央国家机关一个部、委，或一个省、市、自治区领导权活动，蓄意制造冤、假、错案和武斗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首要分子”的规定，将整个“八派”打为“四人邦”邦派体系，从省直到公社层层揪“邦派头目”、“邦派骨干”、“邦派份子”、致 使参加“八派”的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敌人，因而被冤、假、错案抢杀2人、判刑入狱的多达5万多人（证据8）。这是被诉人违反《决议》关于“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应当否定的规定；否认参加两派（“八派”、“砲派”）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比较好的，两派中的坏人是极少数而导致的恶果。也是被诉人违反《党章》规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的后果。投诉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政治、组织上的关联，更不是“首要份子”！被诉人却将投诉人打为“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文革邦派份子”，这是将整个“八派”认定为“反革命集团”违法行为的承续，这涉及全省参加“八派”的几百万人的大案，应按《刑诉法》（79年）第十六条之规定，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可是，被诉人规避法律，未经依法审判，仍将（2001年以后）“八派”当作“反革命集团”，违反了《刑诉法》第十三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之禁止性规定。据此，被诉人将投诉人打为“没有改好的邦派分子”、“文革邦派分子”，是越权设定罪名，严重侵害投诉人的人身权！这是其一。其二，判刑五万多人，冤假错案遍布全省。而被诉人对抗中共中央“对冤假错案一经发觉坚决纠正的”指示：1、被诉人于1978年11月23日召开全省43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愤怒揭批云南军内外”“那个资产阶级邦派的后台（即：鲁瑞林，原昆明军区付司令员、省委付书记）”“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云南日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即：“一、二四”案；详：证据9），这是轰动全国的政治大假案。该案经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作出“查无实据，应予否定”的结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79年10月批准了联合调查组《关于“一、二四”案调查终结的报告》，要求“过去在‘一、二四’案问题上对鲁瑞林同志的批判及报刊文章中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详：证据10）。此案株连数以千计的人，投诉人中现还有不少人被株连，至今未予平反。可是，被诉人不传达、不公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示，不为被株连的投诉人平反。2、不执行中发[1982]9号文关于：“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的规定，被诉人不仅不执行这一规定，将原决定按人民内矛盾处理（详：证据11）的参加过“八派”的老干部、原省国防工办付主任李树林（1946年参军，1948年入党）逮捕，未经开庭审理即下判决，判处伍年徒刑；更有甚者，1983年投诉人中有人听说有中发（1982）9号文便议论文中规定“给生活出路”，被诉人领导的昆明市政府和其他有关地州县政府竟下令公安局以“传播谣言”、“泄密”为由，再次抓捕近千人入狱（详：证据12）。所以9号文下达后，被诉人既不给投诉人出狱后的生活出路，更不按中共中央要求复查案件，纠错平反。3、被诉人不执行中发（1983）9号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进一步复查平反政法系统经手办理的冤、假、错案的意见报告》关于“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公、检、法机关以及有关部门，对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要主动的抓……务必把一切冤、假、错案坚决平反纠正过来”，由于被诉人制约司法机关，因而投诉人出狱后的申诉大多数不被受理，即使投诉人中的少数人得以复查，因被诉人思想路线不端正，法院总是从派性出发，总留大尾巴，将无罪之人让其负罪坐牢，只是改罪名或减点刑。4、投诉人不执行中办发（1986）6号文关于：中共中央要求“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基本完成落实政策的任务。”的规定，由于被诉人制约各级司法机关，所以投诉人的申诉司法机关仍不受理，直至1998年（详：证据13）。其三，被诉人不执行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彻底否定“砲派”，对“砲派”中的头头瞻徇回护，对参加“八派”的干部，哪怕是老干部也“决不心慈手软”的。如，大型企业昆明重机厂的“砲派”头头禇英豪，其在1967年12月“文革”中多次私设公堂，主持审打干部和群众十多人，其中厂党委付书记尚开基被毒打致重伤，该厂“八派”张自荣被铁棒打断手、脚后，被拉到重机厂后山遭抢杀，全身被打成蜂窝状，暴尸荒山，惨不忍睹（详：证据14）。在“揭、批、查”运动中，由于他“揭、批、查”“有功”，从一般干部提为办公室主任，他利用职权大肆迫害大批参加过“八派”的干部和群众，连68年后进厂未参与重机厂“文革”两派的复转军人以及从东北富拉尔基重机厂调到该厂的干部，也被他打成“四人邦”“邦派骨干”、“邦派分子”，并用刑讯逼供、迫害家属的恶毒手段，蓄意制造昆明重机厂“邦派体系密谋武装叛乱，图谋上山打游击”的大冤案(详：证2-3)，使该厂一百多名干部、职工惨遭迫害，其中22人被以现行反革命逮捕，高级工程师张大吉被逼自杀身亡。在禇等一伙“砲派”头头的密谋下，重机厂党委60%的常委、70%委员、80%团干部被打为“邦派骨干”、“邦派分子”，惨遭迫害。以上事实证明，褚英豪就是一个负命案的恶人！然而，被诉人“以派清派”，使褚英豪得以飞黄腾达，从文革前的一般干部被提升为中共昆明市委付书记、昆明市常务付市长。这一倒行逆施，激起重机厂广大职工的强烈不满，纷纷举报。褚却加以压制。被诉人鉴于群众的压力，于1984年9月4日“免去”褚中共昆明市委付书记的职务，9月10日昆明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免去褚的副市长职务（详：证据14）。此事《云南日报》、《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可是，1985年7月，“文革”参加“摧资兵团”的普朝柱被提升为省委书记，对褚英豪这么个恶人，不仅不依法立案审查，依法公正处理，给全省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反而将褚英豪又提升为云南省化工厅厅长、省人大常委至退休（详：证据14）。又如，大型企业昆明机床厂“砲派”头头χχχ，1968年将女工XXX双脚打断致残，指挥武斗等等恶迹，却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而入党，被提升为付厅级付厂长至退休。再如：“砲派”大派“专案组长”黄维彬，从一般干部提升至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纪要》制定者之一；原省委常委常务付省长、现省人大常务付主任刘绍尧，是云南大学“砲派”“文攻武卫”负责人，也是从一般干部提升起来的。而对省革委付主任1959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过的女英雄徐学惠，因是“八派”推荐以英模代表结合进省革委，即被罗织罪状定为“四人邦”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安排一般工作”（《五十年》第195页；详：证据15）；对民兵英雄藏族干部中共云南省委付书记七林旺丹、全国劳模省委常委赵学全，因参加过“八派”或倾向“八派”，统统被免职。以上事实说明，被诉人派性多么严重。其四，被诉人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对若干野心家、阴谋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即党内斗争）办法来处理”的决定，将云南全省“八派”当作“帮派体系”从省至公社层层揪“帮派头目”、……（详：证据2），因“帮派”及“追随林彪‘划线沾队’反动路线”被判刑的高达五万多人。对此，被诉人却缩小数字，谎报为“经过反复审查定案，最后全省7569名清查对象（人数达几百万的“八派”，被从公社、小厂至县、地州市至省层层“隔离”、“学习班”审查，才这么多？）的处理情况是：判刑24人……”（《五十年》第228页；详：证据16）。这是上骗中共中央，下欺人民的大谎言！墨写的数字遮不住投诉人多年牢狱的苦难事实！被诉人明知错了，但在普朝柱派性的领导下，却不依法纠正。所以，在云南，历史像面团，任随人们揉来揉去，“林彪反革命集团”与“八派”、投诉人根本不搭界，却被硬联系上；到21世纪，历史的面团通过 《纪要》又将“法轮功”与投诉人塑连上了。于是，高高在上的省委书记令狐安先生，不管投诉人的申诉，也不理老红军原昆明军区付政委胡荣贵将军的意见，不顾原昆明军区一批老干部证明关于对证2-20判决书认定的转业干部骆文心“趁‘划线站队’之机”，在昆明军区殴打他人“伤残”纯属子虚乌有（详：证据17），偏听“文革”时是“砲派”专案组长、从一般干部很快提升起来的黄维彬，和李汉柏的派性谎言，同意制定发布《纪要》，严重损害投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中纪委审查，维护投诉人的人权。三、《纪要》是违宪、违法，违反党章的文件《纪要》于2001年3月发布后，被诉人不仅指令有关公安机关“监控”投诉人，而且现任省委书记白恩培先生2002年12月23日在“省委七届三次全会上的报告”之（三）中竟然说：“严厉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和文革帮派分子串联翻案活动的力度加大，有效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云南日报》2002年12月26日头版；详：证据18）。将投诉人认定为“文革帮派分子”是越权设定罪名，违反《刑诉法》第十二条、《宪法》第五条第四款禁止性规定；将投诉人合法的申诉行为置于“严历打击”之列，是对《宪法》第五条五款、第四十一条二款和《刑诉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藐视，严重侵害了投诉人政治和人身权利。《纪要》不顾证据2和本状“一”证明的事实，其“三、云南‘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工作是稳妥的”之中，在该文第7页以权压法地作出：“对犯罪者的起诉、审判、都是严格遵循法律程序，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不存在冤错案和‘落实政策’问题”的“结论”，于是，该文以偷换概念的手法，将投诉人不服刑事冤错案的申诉，偷换为由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管辖的案件，在其第9页称：“最近，中组部对这类申诉案件（注意：《纪要》是针对投诉人的，申诉的是刑事案，不属组织部门管辖）有明确指示：……③对文革问题（什么问题？）的申诉案件，一般不搞复查，只进行复议。”由此，在该文第12页竟然打着中共中央政策的旗号，“规定”：“对‘文革’问题的申诉案件，按照中央对处理这类问题的一贯政策（按：有如此法外律条吗？若真有，就不必要《刑诉法》了！？），一般不搞复查。”这是《纪要》针对投诉人制定的土政策，用以对抗法律，掩盖“以派清派”，冤假错案遍布全省的问题；以此羁束行政和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履行法定义务。2005年5、6月，投诉人中部份人向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信访局申诉，该局以昆信（访）复字[2005]1号、8号分别复函，称：“按照中央对处理‘这类问题的一贯政策，对文革问题的申诉案件，一般不搞复查’”，“总体上不存在冤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经与“市政法委……等部门商定，……不予受理。”（详：证据19）。这是《纪要》的“结论”与“规定”对下级政法委等机关羁束的证明。2005年7月至今，投诉人分别多次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该院立案庭长、审判委员田X不同意受理申诉，他说，省委11号文（指《纪要》）规定，对文革问题申诉案一般不复查，因为不存在冤假错案……知道这个文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法院在省委领导下，不能不执行，所以不受理；他连申诉状都不接了。该“结论”和“规定”违反《党章》总纲关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的工作”的规定，违反第十五条：“有关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只有党中央才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表示主张”的规定。因为“纪要”的“结论”和“规定”，违反《刑诉法》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及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也是违反《宪法》第五条四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宪法和刑诉法的上述规定，执不执行，属全国性的重大问题！被诉人置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检察职权于不顾，竟然以《纪要》对外表示其主张：“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问题，”“对‘文革’问题的申诉案件，一般不搞复查，”实质上是取销刑事诉讼的审判监督程序，剥夺司法机关进行再审立案的审查权及监督权。《纪要》以揭露“二、认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帮派体系犯下的罪行”为名，将无有效证据证明、未经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有效判决认定、与《康与赵》第339页的数字相同的“罪行”：“他们利用夺取的部分权力，……在全省制造冤假错案15175件，审查1387367人，划为‘九种人’的达257828人，他们施用100多种酷刑，打死逼死17269人。”对此，投诉人提出异议！在中共中央号召构建和谐社会，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纪要》的作者向全省党员和干部发布这些捏造事买和“罪行”数字，是煸动阶级斗争，或是煽动派性、煽动仇恨？抑或是让境外敌对势力用以功击中国人权的“依据”？“100多种酷刑”，刑“种”的定义、刑“种”名称、施刑和受害人名及其情节能用证据证明吗？“打死逼死17269人”？为什么被枉法处刑的五万多份判决中设有一份判决作出被其“打死逼死×××”人的“犯罪事实”认定呢？投诉人厌恶派性！这些数字是否“砲派”专案组提供？！黄维彬先生应当向中共中央纪委说清楚。综上所述，《纪要》违反《党章》总纲及第十五条的规定，违反《宪法》第五条、四十一条和《刑诉法》第五条、第十二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属以权压法的违法文件，依法应予撤销。《纪要》用文革一派之言，煽动派性和仇恨，破坏构建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的氛围，且文过饰非[早在1979年2月22日以安平生为第一书记、王必成为书记的被诉人，由《云南日报》发表题为《善始善终地结束好揭批查运动》的社论，要求“就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来说，当前主要是搞好定性处理工作”（详：证据20），这，符合证据2大多数判决书的下判时间]，不顾投诉人被冤假错案强加罪名而被处刑罚的大量事实，硬说是“严格执行”了中发（1982）9号文精神，作出：“不存在冤错案和‘落实政策’问题”的结论，以捏造“中共中央对这类问题的一贯政策”为根据，作出：“对‘文革’问题的申诉案……一般不搞复查”的非法“规定”，以此制约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使投诉人的合法申诉遭到压制至今。据上，《纪要》是反法、悖德、悖理、悖情的派性而又野蛮的文件，应予撤销。令投诉人誓死不服的是，被诉人发布《纪要》后，指令有关公安机关对投诉人实施非法“监控”、监视居住（至今），甚至以“传讯”为名，实为拘禁投诉人申诉代表（二人）上访；并将投诉人打为“没有改造好的邦派分子”、“文革邦派分子”，与“法轮功”同列，要“严厉打击”，严重侵害了投诉人的人权！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维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维护和尊重人权及投诉人的合法权益，呈请中共中央纪委支持投诉人的投诉请求，让投诉人晚年给子孙后代有个说法，以慰天年。此 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附：
1、本状附本1份，17页 投诉人：陈发贵、李树林、2、《证据目录》1份，页 罗庭祖、包亚芳等107人3、与《证据目录》名称、数量相符的证据 2006年3 月20 日4、投诉人名单1份， 页。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赵健民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赵健民，又名吴培强，山东省冠县人。1932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现任山东省委书记兼省长。
    一、1933年春夏之际，在赵健民同志担任济南市省立乡村师范支委、支书期间，山东省委连遭两次破坏，因此，济南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在此困难条件下，赵健民同志恢复和发展了济南等地党的组织，并组成我党济南市委和山东省工委。到1935年赵健民同志找到直南特委，经直南特委把这一情况转报北方局，1936年四五月间北方局派黎玉同志到济南找到赵健民同志，济南党组织才正式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二、1936年9月赵健民同志在担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期间，到济南检查工作时因遇到叛徒而被捕。先后押于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在被捕后经过七次审讯，虽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但赵健民同志始终没有供出任何关系。最后韩复榘亲自审讯，决定送反省院“感化”，并且由伪山东高等法院以“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的罪名，判了徒刑五年。赵健民为了不去反省院，以不服判决为理由提起上诉，故一直羁押在法院看完所而未去反省院。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往宁阳，才经法院通知，才于1937年10月找保出狱。出狱后当即找到黎玉、林浩同志。
    上述问题经调查证实与赵健民同志本人交代的情况是一致的。据此，我们认为：赵健民同志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坚持独立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研究资料
    我所知道的谭甫仁被刺事件（周孜仁）
    谭甫仁，广东仁化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委总政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八路军二纵新编三旅政委，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五五年授中将衔。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想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也想说明谭甫仁当属林彪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这样，一九六八年八月，待到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均已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也已就绪待建，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省革命委员会任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行事大刀阔斧，敢说敢干，颇富魄力。上任伊始，旋即以“划线站队”、“围海（滇池）造田”、修“万岁纪念馆”三板斧，在全省很快树立起毋庸质疑的巨大威望。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计划每年一届。一九六九年开了第一届。第二届代表数号称上万，故又称“万人大会”），其时，笔者作为“谭办”秘书参会调研，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深情无限地对笔者表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此健壮，实乃云南人民的最大幸福，激动得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接下来－－他说他真想再想喊第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没喊出声来－－我当然知道他想喊什么，只能对这位山民的朴素憨实报以一笑而已。仅此一端，足见其时谭在云南边疆的威望是足够高的。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个万人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毙。身上共中三弹：颈部、肩颊部和胸部各一。其中一弹从胸部心脏旁边穿透，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暗杀发生在凌晨四时五十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十二时许。谭一九一Ｏ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他的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七日，按照时钟表示法，“１２·１７”亦可理解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０１７案件”。
    几十年后的现在，中国人对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算是见得多了，且不谈贪赃枉法者如成克杰、胡长清者流，即使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的被劫杀也并无大的轰动。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类事情却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九三六年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则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的版本就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断然击落，谭事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然从舷梯款款而出，吓得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干掉了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不是没有理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定然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的时候，笔者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身秘书，一曰王克学，任昆明军区党办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另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照看地方工作，为此，甫专门组建了一个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在外间看来是非常神秘的。军区调研组就被外间叫做：“谭办”。
    “谭办”成立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就自然解散。只是谭甫仁被杀前后，笔者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
    凶案的几个蹊跷之点
    "017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十一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式是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谭很喜欢去专州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在外巡游，十三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当然由秘书事前拟好，十五日他去会上讲过，计划十八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十七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个，仅仅剩下了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说到此，必须对谭的住宅多花些笔墨介绍。谭甫仁住解放新村３２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是富人们的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实际上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３２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使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端来的。３２号对过，隔着一条院中窄路，就是军区机关的中灶食堂（即干部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两天失踪了，等等，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的王自正。王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他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的枪械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所有这些条件他都具备。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暗杀全过程追记
    为了说清暗杀的全过程，必须对谭甫仁住宅的环境再做一些补充描述。
    和３２号后墙平行布置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垦成了菜地，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东西，并从３２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于是就留下隐患－－凶手王自正就正好由此墙爬了进去。他从食堂取来凳子，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一九七Ｏ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绕大院而过的环城公路现在叫西昌路）一入夜便阒无人迹，记得当时我们偶有急事晚归，骑单车经由密树森耸的环城公路，还常有厉鬼追魂的恐怖之感。王自正是凌晨四点左右潜入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由小院又非常方便地踅上小楼，接近了谭甫仁的卧室。
    这儿又得对别墅院的结构继续作些补充。别墅前门有警卫室一。原来住二人，现在只一人。然后是一片花园。接着就是小楼了。紧靠后墙是一排附属平房，有厨房、贮藏室，还有房间供警卫、褓姆及其他人等居住。平房和小楼之间是斜长形的天井。凶手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谭甫仁卧室在二楼，他非常清楚，竟直去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推断，王自正这样问道：“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回答的是：“不知道。”凶手急眼遍扫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王夫人射杀。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于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死顶紧夫人额头抠的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一九七Ｏ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多绝对非常安静。这枪声绝对是惊天动地的。既已抠动了手枪，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谭甫仁死于枪下。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我的印象里她是单身一人。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也跟着跑起来。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当时谭甫仁如果坚守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一间屋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凶手只有六颗子弹，已经用了一颗，六姨如果能够参与搏斗，将凶手的子弹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可惜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带口罩，脸略胖园，大眼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都睡了！前面说了，野营拉练拉走三个，现在只剩前门一个，后面一个。前门距离稍远些，他就踅进小天井，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奇怪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磕睡太大？昆明有句俗话：“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可现在的问题是：明明枪声已经响了，明明命在旦夕的首长把门敲得山响，磕睡再大也不会如此不省人事呀！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那么，事情是不是如此呢？五年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一九七五年，公安部派副部长赵苍璧来滇重新审理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实招供，说那一晚他正和褓姆睡觉呢。他以为有人捉奸－－那年月作奸犯科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警卫员正当年华，那褓姆呢，说是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跑了台湾，一个人就留在昆明老家替人烧饭浆洗度日，她的年龄应该不小，至少五十上下了。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其准确称谓应是“伪军官太太”，即使不加惩治，也需要从严控制的，可她偏偏却留在了“云南王”的身边，此事曾使我们十分不解。据笔者记忆，褓姆很爱整洁，成天都收拾得干乾净净的，白皮肤，五官十分端正，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她毕竟已隔日黄花，怎么会在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身边演绎出这等鸟事？这也让人啼笑皆非。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现在轮到谭甫仁来陨命了。窄窄的小天井里，谭已经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这位猎物在二千三百万云南人心目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政治斗争总是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闹剧。
    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五十年代写过一本书，叫《我们播种爱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还轮不到谭甫仁，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要被浓缩在一九七Ｏ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的三十二号院的小天井来，以一对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这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对局。行猎者一共射出三颗子弹，一颗射中谭的颈部，一颗射中肩颊骨，最后一颗尤其准，正中谭甫仁胸膛，而且显然就从心脏处射入，谭立扑于地－－王自正有充份理由认为谭已经死了，于是由原路扬长而去。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五十分。但是等到秘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经是六点过了。凶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次得手之后，他已经又非常从容地去军区政治部大院进行了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平静入睡。
    王自正的住地位于离解放新村不远的西坝，隶属于昆明军区的另一个院落。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两年前的八月，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等等，这些阶下罪囚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他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原单位负责人保卫部一个叫陈汉宗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暗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五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宗住房的具体位置，于是胡乱找到一间房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瞪瞪起床来，他把王自正引去了陈的家门口。小孩认识陈，对王也很面熟，引路回来自个儿又囫囵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宗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去了。他夫人也不在昆明。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西坝了。一位正在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帮家伙已经被关押快两年，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就放任不管了。反正王自正把他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回到西坝，他非常满意地平静睡去。而大搜捕，开始在全昆明开始了。
    我的印象
    本段插入的是笔者个人当时的经历。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八号“谭办”安睡。离三十二号有相当距离的八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笔者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八号院的值班室高卧。需要补充的是，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一九七Ｏ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不来上班，等我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已关门闭户。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看见食堂对面有许多军人，一个个默默低头慢徊，在三十二号周围的草地上做地毯式的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满地白霜，草地上踏得乱糟糟全是脚印。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我是读过的。象这样搜寻案犯，不但找不到线索，原来有一点线索倒被这帮笨蛋破坏殆尽。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出街觅食，这才发现，一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大事了。回到八号，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感到惊讶：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三天。八号寂聊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一座很精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半夜都会有军人惊吒吒冲进来，全副戎装，荷枪实弹，手臂上还扎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地要我将办公室的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像凶犯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里。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们的顶头上司甫汉独个儿躲在他的办公室里伤伤心心哭，我们就更无事好干了。按照布置，就让我们每人写交代，按小时为单位，说明那些天的所作所为，包括每一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一个人在办公室学毛著学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散步；几点，在阳台上拉二胡；几点洗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六点，军区大院被封锁，接着，整个昆明市也被封锁了。空中交通完全关闭，陆路交通也实施了严格管制，车站道口过往人等均需进行严格盘查。昆明全城更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作犯罪嫌疑人。几天之内抓人无数，笔者不知具体数据，不能在此妄言。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半月案件侦破却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光火了，狠批了昆明军区这帮无能之辈，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笔者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但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如此判断当是十分准确、一针见血的。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难脱干系，在谭被害后第八十二天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时分，用尼龙网兜悬在床头栏杆上自吊身亡。参与侦破工作的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也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接受调查。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一九六八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份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某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都是二野班底，林彪自是很不放心。派谭甫仁来滇主政，又调五十四军入滇，将南京军区的王必成调昆明军区作司令员，对昆明军区掺沙子进行成份改造……林可谓是煞费苦心了。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把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当时大会小会都要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景的自杀，应该说是深得其中的斗争奥妙和自己政治处境的的尴尬了，除了自杀，他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据说，还让目击者－－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去军区各办公室指认。数日指认无果，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引路的那位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带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询问。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什么什么而不知其父亲为谁。七十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共用澡堂。马苏红和王自正的小孩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打闹。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很快查到了那位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奇怪：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吗？身被羁押，他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一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西坝。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去打扫清洁。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于是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派队，让马苏红从队首向队尾走一遍，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地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处长，他对笔者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恐慌，惊讶，可怕，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笔者就亲自看见许多兵士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保卫部有“五六式”手枪遗失，而“０１７案件”现场发现的就是该型手枪的子弹。后来听说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六式”手枪一支－－王行凶后返回时把枪扔进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堆在那里－－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深夜进行的。派了许多兵士在屋外实施包围，然后由两个保卫干事进门将王唤醒。内部传闻对抓捕过程叙述如下：
    王问：“干什么？”
    答：“请你跟我们出去一下。”
    王问：“我可以穿皮鞋吗？”
    答：“自便。”
    王反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掏出另一只五六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丢失的手枪是两支，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支了，不知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七粒子弹，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用去四粒，还剩三粒。这时，他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便往门外直奔而去。但他已无路可逃了，门外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关于凶案的余音
    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０１７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一直存在，甚至谭甫仁将军的骨灰，几年之内都没有能够进入本来顺理成章应该送去的地方：北京八宝山公墓。
    谭甫仁遇刺不到一年，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写进九大新党章的法定继承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一代雄杰过于夸张的政治表演从此落幕，炙手可热的“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困境。再让赵泽莽担任破案组长显然不合适了。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老昆明军区的人来担任了，赵的专案组的某些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象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当然必须用够。不言而喻，谁抓住了破案权，谁就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而案件破与不破，反倒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专案组“翻翻烧饼”当然不足为怪－－事情一直就拖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才由公安部副部长赵苍璧前来云南重新审理此案，算是对“０１７案件”做了最后了结，而谭的骨灰问题还是不了了之。谭的被刺，是那个特殊年代不可避免的悲剧；案件侦破过程本身，也折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矛盾和悲剧。
    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划个线，那么谭甫仁确应是林彪线上的人物了。据当时所知，一九七Ｏ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也是一个跳得很高的角色。如果他不是被刺身亡，那么等到“９１３”林彪东窗事发，谭的日子肯定是非常难过的，被挂上贼船也未可知。因此，他的被害，对他本人来说，也许还算上天眷顾，得一善终。
    再看凶手这边，王自正好像系河南内黄县人氏，当时的传闻是，王家庭出身富农。乃父在河南解放时即被当局镇压，王故而身怀杀父之仇，用菜刀手刃当地村乡干部，而后投军（解放军）南下，来到了云南。直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才发现了这些问题，遂决定审查结束便将其调离昆明，派赴边疆文山军分区保卫科工作。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王血债在身，足见他的案情是非同一般的，那么何以不绳之以法，反而还要继续将他留在军内？而且对他的监管如此放任，以至于他乘夜实施了暗杀大家尚且蒙在鼓里？仅此一端，看来当时为王罗致的罪名就很值得推敲。
    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清理阶级队伍清得“白茫茫大地真乾净”，可恰恰就在政府大员自己身边，却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联想到当今社会，很多领导者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如成克杰之在《东方之子》节目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表白：广西三千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不解决，我睡不着觉呀，而私底下却和情妇李平几百万几千万地贪。谭甫仁那个年代倒是没听说谁贪污谁腐败的，但领导者把所谓革命理论仅仅当做一种工具，对人对己，两种玩法，这荒唐、却非常危险的种子，却早已经播下了。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丁嘉龙、听雨著  人民出版社1998出版，全书共448页
    （尽管这本书是站在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还是应该感谢它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
    
    二00八年三月五日，陈朝富：《周总理“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的电话指示——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发言》
    东川是中国的铜都，与会泽，以礼河相连。1967年7月，王力到云南改组省军管会，支持赵健民站出来的“八·八”批示后，“肃薄肃李”揪军内一小撮的喧嚣声甚嚣尘上。担任东川、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的军管会领导，都是十三军、十四军派来的。为此受到炮派的围攻、冲击。67年8月。他们把东川军管会主任十四军42师师长田大邦，干部刘友义揪到云南省军区礼堂批斗，刘友义同志当场被打，田大邦被连续批斗，因高血压、心脏病而病倒。东川市武装部长军管会副主任王若海被炮派推下高楼摔死，东川市军管会瘫痪了。武装部打开武器库，向农民发枪，挑动农民进城制造大规模武斗。在新村包围矿务局机修下，停水、停电、断绝一切交通、通讯达一月多。在城区、农村、工厂杀害八派的工人、农民、干部达200多人。炮派不准八派收尸，用打冷枪的手段，使收尸群众又被打死、打伤，造成几十俱尸体曝晒一周之久，真是凶残之极。
    由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健功，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朱家壁组成两级军区制止武斗工作组到东川后，停火交枪，由解放军战士保护八派群众，才把尸体收回掩埋。可见炮派杀人之多、之凶残、解放军战士在收尸现场无不悲痛动容。
    1967年12月。滇东北炮派联合进攻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赶走了军管会的军代表，打死打伤干部、群众，又把八派大批群众关押起来，占领了毛家村电站、会泽、以礼河成了“炮管区”。随后直逼东川新村，新村八派干部群众于12月17日分两路撤出一路往昆明，一路往汤丹矿山。
    东川炮头李国治制定了进攻东川矿区的计划：“以农村为依托，以民兵为骨干，围攻矿山。围而不攻，将军管会崔保平等和八派骨干逼下金江，一举歼灭”。
    周总理于12月21日作出指示：“东川情况非常危急，两派发生严重武斗，危及工矿安全。东川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必须保护矿区安全。如果破坏矿区，就要问罪。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
    炮兵团李国治等人，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大举进攻东川汤丹矿区，占领东川矿务局机关和军管会驻地。打死支左部队战士2人，坚守矿山的职工2人，打伤多人。十四军42师副师长崔保平及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被逼徒步下金沙江边，冒着漫天鹅毛大雪的掩护，在江边群众的帮助下，连夜渡过金沙江，爬雪山到达四川会东。从此，东川的军管会及所有的支左干部、战士，和八派观点的干部、群众，都被打出东川了。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将军管会副总军代表崔保平在传达贯彻周总理保卫矿山指示的宣传动员会，侮蔑为“带领支左部队参加武斗的动员会”。（见《纪实》103页）如此歪曲事实，抵毁周总理指示，他们的立场、观点是多么的鲜明啊！
    在炮兵团进攻矿山时，农民杨国文被打伤手和腿，至今身带残疾。到了揭批查运动时。带领炮兵团进攻矿山，对抗周总理指示的李国治，升官了，杨国文保卫矿山被打伤，却以“邦派骨干，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投省一监劳改。炮兵团进攻矿山被打死的两名解放军战士的墓也被挖掉了。“文革”中杀人的凶手们，披红挂花，敲锣打鼓的平反大会，和两次被打出东川的干部群众，被揪斗、批判、逮捕、游行示众的公审大会、宣判大会形成了是非颠倒鲜明的对比。
    周总理在天有灵，也会气愤，也会为深受揭批查冤案迫害的东川干部群众鸣冤的。周总理关心东川的建设，关怀东川人民，周总理永远活在东川人民的心中！
    
    二00八年三月五，包亚芳：《周总理是云南“文革”大是大非的见证人——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云南各族革命人民，无不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周总理和毛主席共同革命、共同建国，共事一生。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作出科学的战略决策，周总理是最积极的拥护者、坚决的执行者、勇敢的捍卫者。由此两人结成相扶相成、相得益彰的特殊的、牢不可破的关系，周总理是毛主席的最案密的战友。
    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向共产主义前进中，必须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保持共产党不变质，国家不变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的。
    周总理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率先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站在这场革命运动的最前列，推动和领导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周总理20多次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亲自为数百名被资反路线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平反。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总理所到院校总是详细地讲解“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反复提醒师生：“要警惕黑手从背后杀一刀”。引导干部群众排除干扰，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
    在文化大革命中，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了，毛主席热情支持这一革命壮举，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周总理等，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为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云集北京，周到地安排了衣、食、住、行、医。毛主席请红卫兵住进中南海，周总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去看望，热情的鼓励，亲切的谈话，至今语音绕樑。
    1967年7、8、9三个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洞察文化大革命群众分裂，闹资产阶级派性，指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还指出：“群众分成两派，主要是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要求：“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周总理按毛主席的指示，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关心，具体指示下进行的。回顾周总理处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所作的一系列指示，批件和讲话，是对周总理的最好的纪念。
    一、云南两派是怎样形成的
    1967年1月4日，昆明地区100多个造反派组织组成大会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闫红彦到会接受批判。云南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闫红彦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赵健民表态说：“我坚决反对，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因此，几万人的批判会开到晚上十点多钟，不但闫红彦不到会，省委领导也没有一人到会，群众被激怒了，冲进昆明军区找闫红彦。
    第二天，闫红彦得知红卫兵造反派冲击军区大院的消息，立即表示“出去向造反派讲清道理”，但是云南省委的领导人都不同意。特别是赵健民在书记处办公楼得知造反派来此寻找闫红彦，赵健民说：“你们都走， 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非把闫红彦逼出来不可”，云南省委将闫红彦藏到云南军区警卫团“小麦峪”了。
    如果按闫红彦的意见：“要我去，我就去”，冲进军区大院的事就不会发生。第二天如果按闫红彦的意见：“让我出去向造反派讲清道理”，事态也就平息了。由于赵健民一而再地不准闫红彦与群众见面，由于闫红彦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定，对抗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指示和批评，怀着极其阴暗的心理于1月8日服药自杀了。
    赵健民不让闫红彦出来见群众，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向群众挑衅“我知道闫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你们”，激怒了十几万革命群众，激于义愤将其拉去游街了。
    周总理得知情况以后，立即电话指示大会联合指挥部“立即撤出昆明军区大院，不得干扰军事机关”。当时在是否撤离军区大院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少数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黄兆其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听了周总理电话指示后，立即对造反派进行动员：“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黄兆其等带领大部分学生、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的，名称仍为“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会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八派）；继续坚持进驻军区大院的即云大炮兵团等少数组织重新命名为：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即后来的炮派），黄兆其等革命造反组织坚决按周总理指示，无条件撤出军区是正确的。
    而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5年5月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却颠倒是非，把闫红彦之死、赵健民被游街、栽赃到黄兆其和广大八派革命群众头上，请看周总理于1967年1月14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云南代表时的讲话，周总理说：“1月4日，工人、学生造反派开大会，闫红彦拒绝了，看到学生冲进军区大院，不但不挺身出来，相反离开昆明躲在西山。1月8日，闫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派去的法医鉴定的，是自杀。闫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和你们公开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没有关系，有人想利用闫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办不到的”。
    周总理在讲到赵健民游街一事时说：“第一书记不出来，另一个书记向群众挑衅‘我知道闫红彦在哪里，也不告诉你们’激起群众义愤把他拉上车游街了，还骂群众是‘反革命行为’。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领导？……革命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这样的人一成群，我们的国家就要变色，党就要变质，资本主义就要复群，游一游街算得了什么？……
    周总理在1月14日，对坚持进驻军区大院的南下三司学生高志伟通电话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通过了一个通知：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要进入军事机关，尊重人民解放军这个专政工具……如果你们再不走，明天中央这个通知一到，你们就变成被中央通知、命令‘请走的’，就被动了”。周总理一再催促“马上就撤”。联络站（炮派）在1月14日迫于中央通知的无奈，才撤出大院的。
    周总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处理云南文革初期这桩全国罕见的重大事件，是非分得明，责任分得清，周总理是处理云南“文革”大是大非的见证人。
    二、就维护部队稳定，周总理的多次讲话
    67年1月4日，赵健民力排众议，坚决保护闫红彦，不让闫与群众见面，挺身而上，为保闫红彦而被拉上汽车游街……但闫死不到二个月，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段斗争的盖子》，提出“以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反党集团内”有军队两人（直指秦基伟、李成芳）。他是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他完全以造反派的姿态参加了炮派的核心常委。
    67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云南省军管会，以李成芳为主任。赵健民的大字报，早就把矛头对准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政委李成芳了，军管会成立四十多天，赵健民为核心常委的炮派就把矛头对准李成芳，发表了十四篇评论员文章，公开信等，如《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十四篇文章，要害是向军管会夺权。
    1967年6月27日，王力到云南，改组了省军管会：撤掉李成芳，张子明、黎锡福省军管会主任、副主任的职务，换上了陈康，张力雄。
    王力走了，以陈康、赵健民及其操纵的“左派”，就“合法”地控制了云南和昆明的局面，在王力的支持下他们肆无忌惮地开展了“肃薄肃李”反军乱军，一系列活动冲击军管会，于8月24日，武装占领五华山（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并发表了占领五华山的声明。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私设电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云南大乱，是王力七月之行造成的。
    赵健民在云南大搞“肃薄肃李”，把矛头对准十三军、十四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破坏部队“稳定”周总理有多次讲话，1967年12月27日周总理说“有人要在十三军、十四军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他们形式上是反薄一波的，实际上是扩大薄一波的影响，起码是形左实右，这是把矛头对准转战南北有功部队，是自毁长城。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毛主席信任十三年、十四军，派他们驻守边疆的，怎么能说是薄一波的部队呢？有人提出十三军、十四年是薄一波、李成芳的死党，我们要坚决反对。十三军、十四军是毛主席信任的部队，要把这些话，打电话告诉两军……。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把如此重大的事件，怎么不写入党史呢？可能也是别有用心吧？
    三、中央对取缔私设电台的命令
    赵健民为核心常委的炮派，占领五华山后，私设电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是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67）303号文件，命令指出：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是违反党纪国法，绝对不允许的……它不但造成无线电波的传播混乱，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正常广播，严重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给党和国家造成政治的严重损失……
    周总理说：“云南有广播发射台，因为武斗，停止了广播，使毛主席的声音在海外、东南亚、西亚，北非都听不到了。这哪里是革命行动。是破坏行动……是土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那就不许可。你们看到“2.6”命令了吗？只要破坏国家设备和财产，危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要用“2·6”命令采取行动。”如此重要的大事，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怎么不作史实记载呢？
    四、国务院对工役制工人退役问题的批示
    国务院于67年9月29日，《关于工役制工人退役问题的请示报告（摘要）和国务院批示指出》：“工人服役期满后，不得强求继续留用，应返回原调出地区域单位……”云南从河南、山东协调由农民编制为义务工役制工人，为援越抗美修筑境内公路。到67年业已服役期满，工程也全部竣工，本应退役回原调出的农村，参加社队生产”。省军管会的请示报告是按合同规定，“由哪里来回哪里去，”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役制工人也卷入进去，并且大部分是炮派观点。赵健民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8月29日部份工役制工人找到赵健民提出“要留在云南”。赵健民和军管会主任陈康合谋，就改变了国务院批示，变成“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擅自继续留用，并从滇南调到昆明，组成了“援越抗美”兵团，每月发40元工资，成了赵健民昆明武斗的急先锋、别动队。这些都是周总理接见昆明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代表时，揭示出来的赵健民的批条和电报。被周总理怒斥为“搞反革命经济主义”。赵健民留用工役制工人，为实现其“控制马街、占领海口、打通西线”彻底消灭八、二三派计划的机动武斗骨干，昆明人民是亲眼目睹，深受其害的见证人。
    走资派利用派性，当他们有难时，就钻进群众组织，把群众组织当成他的护身符；当他们要进攻时，就把群众组织当成他们的敢死队。赵健民搞经济主义强留工役制工人，成为他进攻的工具，消灭八、二三的敢死队。工八团从滇南到昆明，全副武装后，组成“滇西挺进纵队”，从昆明向西“挺进”数百公里，到一平浪枪杀了煤管局军总代表郭顺兴同志，在下关，洱源等地，杀害八派干部群众250多人，是革命行为吗？
    省军管会主任陈康就郭顺兴被打死，作出的处理意见向周总理的报告：“一、查实情况；二、如情况属实，责令一平浪炮兵团交出杀人凶手，如果不交，即强行逮捕凶手。妥否，请总理批示”。周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电话转达周总理批示：总理同意陈康同志的意见，立即追查、限期交出凶手。由于“滇西挺进纵队”，从昆明一路打、杀、抢沿途人民和军队，武装攻占下关，肆无忌惮地公开枪杀群众、打死打伤值勤的解放军干部和战土，犯下了滔天罪行，成了货真价实的土匪武装！对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无产阶专政，决定取缔、围剿了这一危害人民的土匪武装！
    然而，在云南揭批查运动刚开始，云南省委违背中央政策，将云南“文革”八·二三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云南帮派体”，大肆抓捕，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际，云南省委完全站在派性立场上，不顾历史事实真相，向中央报告作出“‘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这个组织名称，纯属假案，予以平反昭雪。死伤人员按因公死伤的待遇进行抚恤，并做好善后工作。”
    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到了何等荒唐的程度啊，从千里之遥的滇南到下关杀了250多人，抢了那么多军用仓库战备武器、物资，死伤人员按因公死伤待遇进行抚恤，是“因公”吗？这是什么“公”？赵健民“控制马街，占领海口、打通西线、消灭八、二三派”之“公”。被杀的军队干部战士、下关、洱源的250多群众，都是“秉公”去枪杀的吗？周总理、谢富治、江青说“是政治土匪”没有错。对人民，对人民军队如此杀戳，与政治土匪何异？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缅怀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文化大革命而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作出的丰功伟绩，发言者含泪哽咽与会者心情沉重。
    在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后，为了政治的需要，在中国较长的一段时期，媒体用资产阶级特有的立场、观点，手段，通过“抬周贬毛”“拥周反毛”文章，制造“周总理反对文革是违心领导文革”的谎言，把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敬爱的周总理珠联璧合的整体，硬生地撬出一道深深的鸿沟。用兽性和吃人理念，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高尚与卑鄙倒挂，篡改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真实。
    这些阴谋、卑劣手段，深知深爱周总理的邓颖超同志在弥留之际，一直念念叨叨地说“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这量重千钧的两句话，是代表周总理向世人、向后代的重大嘱托，也是对一切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谎言者的迎头痛击。“拥周反毛”“抬周贬毛”，这是为达目的采用的卑劣手段而已，否定毛主席、否定周总理的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果，是为其复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目的的。周总理按毛主席的部署，亲自领导、主持解决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是大非问题讲话、批示，被彻底否定，将云南5万多按党中央，周总理指示办事的干部群众，工人农民，打成了“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骨干”而判刑入狱，他们将毛主席周总理又置于何地呢？！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是难得的一部派史，是制造云南思想动乱，是不稳定因素的源头。用事实真相揭露批判，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我们的历史史命。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昆明八．二三《风展红旗》）
    (暂至67年1月昆明地区两大派分立为止)
    前言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违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八月廿三日，革命小将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十六条的鼓舞下，杀向社会，“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直捣阎、孙黑帮老巢!
    阎红彦叛党自杀后，但是他的阴魂不散。大叛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赵健民之流跳出来了。他们煽阴风，点鬼火，挑拨离间，分裂造反派，导演了“1．26夺权”丑剧，挑拨支边工人，兄弟民族、华侨和造反派的关系，使造反派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然后取而代之。他们又秉承反革命两面派王力的意旨，策划“大揪军内一小撮”“武装一派，屠杀一派”的新阴谋……。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闯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他们正在经受着战斗的洗礼，不断在斗争中成长，壮大，意气风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wengewang.org-----------------------------------------------------------------------
    五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一—1966年5月16日《通知》。通知指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丧钟。
    五月廿四日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露了彭真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把矛头直指《三家村》后台——旧北京市委。阎、孙黑邦见大势不妙，孙雨亭私下召集其得力干将张曙光及其爪牙，密谋“舍车马，保将帅”，收集整理了群众早已揭发出来的三反分子高治国的材料，密送阎红彦，准备抛出三反分子高治国。
    五月下旬    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阎、孙黑邦制定了一个大逮捕、大收监、大劳教的黑计划。省公安厅专门设立了一个“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六月一日    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六月四日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旧北京市委。
    六月五日    旧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阎红彦不传达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只传达西南局重庆黑会上李井泉的黑指示，强调说：“现在关键问题是加强领导，运动重点是放手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并布置“有啥揭啥”，有意将矛头引向群众。会上，阎、孙黑邦打着批判《四月提纲》的幌子，开始把高治国抛在一边，孙雨亭掌握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实权。
    六月六日    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   
    但是，阎、孙黑邦秉承刘、邓黑主子的意旨，极力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加强领导为名，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向几个主要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并由孙雨亭亲自抓大学片。
    六月七日    在地委书记会上，阎红彦为旧云南省委定调子说：“1963年单干风、翻案风，文艺上的自由化，机关读古书风，全国有，我省也有”“我省有单干问题，过去被于一川、梁浩隐瞒了，所以认为问题不大”“我们的问题是阶级觉悟不高，水平低，当时没有发现”。
    云南日报发表署名陈岩(王甸执笔)的文章和“《滇云漫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材料抛出了李孟北。接着，各地群众来信，要追《滇云漫谈》的根子。孙雨亭在大专院校叫嚷：“把李孟北揪出来了，说明省委是正确的”。 
    六月十日    阎红彦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在地委书记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阎红彦在会上以“组织革命化”为名，阴谋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他说“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20%可以清洗，省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五千人顶替”。根据这个黑指示，各专州组织大批工作组，集中整训中、小学教师，把大批教师打成“反革命”。
    六月中旬    阎红彦最害怕机关干部起来造反，后院起火，本来他们的方针：对机关是‘压制”。先收拾学生，回过头来收拾干部，但迫于形式，不得不研究开展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由“压制”变为“控制”。为了控制党政机关，旧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成立省级机关文化革命小组，由刘明辉出面任组长，并直接安插一批阎、孙黑邦的亲信，如阎南君、李文、王腾波、张克、荆克洲、刘华等控制掌握各级党群、农水、政法、工交、财贸等六个大口，孙雨亭并亲自指挥省级机关的运动。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一次研究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的省人委党组会议上，阎、孙黑邦再三强调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突出重点”，“干部要按左、中、右排队”。孙雨亭还说：“重点搞学校，如果机关也开展四大就会干扰中心”，会议确定全省的重点是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勘察设计院等单位及文教系统。决定立即派出工作组。
    六月十八日    阎红彦、孙雨亭布置各大专院校运动时，除了抛出几个臭名昭著的老右派如李广田掩人耳目以外，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大叫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普遍揭发”“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论是谁都可以揭”，“有什么揭什么”，对广大教职工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围攻。据统计，云大、师院、工学院、农林学院、医学院五所高等院校的3470名干部及教职工中，被大字报点名围攻的达1867人占53.7%。
    六月廿二日    阎、孙黑邦妄图扑灭已经燃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孙雨亭立即派出得力干将率领大量的“工作人员”到各校镇压。并亲自在师院“蹲点”，总结“控制运动的经验”。
    六月廿六日    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带回文化大革命的步骤草案和孙雨亭密谋制订了全省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阎从西南局带回的一个绝密文件上说：“全国要抓40万右派”。在一次常委会上阎问：“57年我们搞了多少右派”?孙雨亭、岳肖峡回答：“l.1至1.2万”。阎说：“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还行!这次恐怕不止此数，搞的面会大大超过。”
    六月廿八日    阎、孙黑邦闻讯全国已经揪出了一小撮盘踞在宣传、文教部门的三反分子后，旧省委慌忙召开常委会议，对高治国进行所谓“批评帮助”。当晚，密电西南局决定免除高治国省文革小组长、西南文革小组成员职务，由孙雨亭任组长。
    六月三十日    旧省委组织部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阎、孙黑邦的意旨，制定了全省文教系统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庞大计划，并拟成两个黑文件，一是：“省委对各地区中、小学文化革命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个是：“省委批转组织部关于抽调五千人加强教师队伍的报告”，批发全省各地执行。
    六月下旬    中央公安部明文通知在运动中不准多抓人和过早抓人，这个通知与旧省委要多抓人的通知针锋相对。公安厅荆××却按照阎红彦旨意，大肆宣扬：“两个通知精神是一致的”“省委通知适应于社会上，公安部的通知适用于内部”。为大逮捕计划作舆论准备。
    六月×日    赵健民又把王任重大抓“右派”的反革命方案、私自给工交系统的某几个负责人传看，暗示给他们要在革命群众中大抓“反革命”。在赵健民的指使下，工交系统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仅就省级工交厅局机关等十八个单位的统计，就有八百人之多。
    七月一日    《红旗》第十期发表了“信任群众，相信群众”的社论。
    七月二日——五日    旧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高治国进行了假批判、真包庇，会上根本未触动省委任何问题。五日，阎红彦在会上对高下了个结论是：牛鬼蛇神。
    七月九日    旧省委写报告上报中央，吹嘘省委揪出高治国的“英明”，闭口不谈省委的问题，背地里与李井泉、邓小平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包庇高治国。此后西南局关于处理高治国问题报告的批示中就说：“关于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经我们与省委商议，改为在内部进行批判。撤销高治国职务问题，可待进行批判到一定阶段再宣布。”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也竭力掩护，提出三条黑指示：1 高治国过去是一个好的地委书记；2 不要开除他的党籍；3 不要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旧省委秉承黑主子意旨，一直包庇三反分子高治国，从未在群众中进行批判斗争。
    接着，阎、孙黑邦散布“省委宣传部是烂了的单位，立即组织庞大工作组进驻省委宣传部，扑灭刚刚兴起的从高治国问题烧向黑省委的革命烈火，并以宣传部作为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试验田”。对省委机关干部给领导贴大字报的就加以扣压、围攻和打击。
    七月上旬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雨亭到各大学工作组开会，总结“经验”，出笼了“关于高等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一些初步意见”，是疯狂镇压各高等学院群众运动的黑文件。孙雨亭还提出，要“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右派”“要在学生中抓右派，让他们在运动中暴露”“有反动言论的学生，一般都要记一笔账”。孙雨亭还推行昆明师院成立“文革”的经验，布置搞“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形成“领导核心”，加强“组织控制”。阎红彦十分赞赏，叫立即在各校推行。
    七月十五日    孙雨亭到云大检查工作，反动透顶地说：“只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实际上连毛主席也不相信了”。
    七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就毛主席畅游长江发表“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wengewang.org
    七月廿五日    旧省委又发表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小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大清洗、大换班、大斗争作了具体布署。各专县普遍派出工作组，在中、小学大搞“集中营”、“拘留所”、“逼供信”进行武斗，把不少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加以清洗开除。许多县达到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七月下旬    阎红彦说：“这次摸摸，机关里家庭被杀、关、管、斗的，表现不好的，拿钱不干工作的多少”。阎红彦参加十一中全会以前，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机关运动，提出“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要排排队，要搞彻底”“一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另一种不是分子，但问题较多，也比较严重”“排队的名字直接送王甸亲收”。
    还规定一系列清规戒律，框框套套缚住广大革命干部的手脚，借口“保密”“内外有别”，“不准机关之间相互看大字报”，否则“要经过省委文革办公室同意”“本单位的大字报不得到外单位议论”“不准机关干部上街看大字报，不准干部和学生串连”“不准机关职工成立战斗组织，这是为了“防止内外勾结”。控制不住了，就搞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阎、孙黑邦专门在新华山上成立了黑情报站——省委机关文革办公室，收集各种黑情报。
    七月下旬    阎红彦到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下令撤销工作组，但阎红彦拒不执行，借口说：“云南的工作组没有打过一个反革命，问题的性质和北京工作组不同”。严密封锁中央的指示。
    七月廿七日    阎红彦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透露毛主席已提出大学不要工作组的问题。从27日至31日，阎红彦接连就工作组问题打来电话。只是叫省里各大学“酝酿”是否撤出工作组。
    八月二日    孙雨亭对各大学工作组讲“撤了不要怕，右派领导一下也好。右派打倒左派，左派再起来打倒右派，左派就坚强了”，“工作组在，右派暴露不够，左派锻炼不够”，“工作组撤了，右派反攻也好，要引蛇出洞，混战一场有好处”。
    八月四日下午    阎红彦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透露说：“昨天清华大学开两万人大会，总理说，中央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暗示孙雨亭赶快作好对抗中央的准备。   
    八月五日    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撤销工作组，阎红彦感到实在混不过去，不得不撤出工作组，又继续玩弄花招，散布说：“派工作组是对的，现在撤工作组，也是正确的”。孙雨亭还露骨地主张：“不按北京的解释”  (不承认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八月六日    孙雨亭走窜各大、专院校。他在云大胡说“撤工作组是受到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启示”。“云南工作组少而精，没把学生打成反革俞。当时派也对，现在撤也对”。
    八月八日    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接着发布了十一中全会公报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告了他一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旧云南省委书记处却召集会议，讨论工作组再派回学校的问题。阎孙黑邦继续对抗中央，欺骗群众，又巧立名目，以派“调研组”、“联络员”为名，继续派出大批人员到学校控制学生运动，扑灭革命烈火。
    八月十日    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五日    孙雨亭仍继续召集各大学工作组会议，他说：“一、今后不要工作组，怎么领导运动，大家要想个办法；二、各校成立文革，工作组都要表态(支持)，各校成立文革时，工作组一定去，一祝贺，二做点鼓励性的检讨今后就更好了解情况”“选举文革筹委会，实质是争夺领导权”。会后各工作组都以联络员等身份，幕后操纵控制各校群众运动，煽阴风。点鬼火。
    八月十六日    省委宣传部的革命同志提出要斗争高治国，追省委根子，孙雨亭即密令工作组切断高治国与黑省委的关系，宣扬“不要追无底洞”。省委机关干部一给领导贴大字报，就遭到打击迫害。省委卫生所同志给阎南君贴了大字报，不仅大字报被扣压，阎南君还诬蔑这是“阶级报复”，并散布“大字报是揭露牛鬼蛇神，也是暴露牛鬼蛇神”的论调。孙雨亭立即把矛头引向下，大肆挑动群众斗群众，扬言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揭”“一锅煮”，掀起一场群众之间的大混战．
    同时，阎、孙黑邦通过刘明辉宣布：“其它单位转入理问题，梳辫子”“搞思想革命化”，布置在十月份即草率结束运动。   
    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大军。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八月十九日    云大二同学贴出大字报揭露揪斗高志国是旧省委“舍车马，保将帅”的丑剧。孙雨亭慌了手脚，立即组织上千人的大字报围攻，孙雨亭还亲自到云大讲：“曹、保(二同学的姓)大字报，说它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也不过分”。wengewang.org
    八月廿日    毛主席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文件发到云南，中央要求立即传达。而阎、孙黑邦公然扣压和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孙雨亭在一次省委会议上说：“现在学校闹得很厉害，机关再乱起来，可不得了。已经传达了的，就算了，没有传达的就暂时停一停。”阎红彦立即赞成他的意见，结果把毛主席大字报扣压了一百多天。
    阎红彦开十一中全会回来，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不作认真传达，对刘、邓的问题闭口不谈，歪曲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不能随便套，没有党的历史知识的人也看不懂”。并狗胆包天地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首先要炮打工交口司令部!我说的话也算对工交口的一张大字报!”
    从七月上旬到八月中旬一个月里，阎、孙黑邦在省级机关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省级机关参加运动的8900人中，被列为重点就有1900多人，占20%。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的干部就有4400多人占45%，而阎红彦等却没有一张大字报。给孙雨亭贴了一张大字报的干部，就遭到围攻，受到迫害。
    八月廿一日    《红旗》十一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
    八月廿二日    深夜，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冶金工校的革命师生，在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接见首都革命师生的鼓舞下，连夜串连，传送北京学生给农学院学生周鸿的一封“清华来信”，传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传送北京及其它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出校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情况，互相鼓舞，组织炮轰省、市委。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八时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中医学院、冶金工枝等院、校的革命造反派，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到省委礼堂集会。“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点燃了全省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限的生命力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吹起了向阎、孙黑邦等一小撮走资派的进军号，吓得阎、孙黑邦胆战心惊。阎红彦玩弄两面手法，表面“欢迎”，另一方面又制造反革命舆论，把“八．二三”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说什么这是“匈牙利事件”“小政变”等等。
    下午和深夜，省委秘密派马文东、王甸等人蒙蔽、煽动大、中学校的部分学生到省委机关“保卫省委”，围攻主张“炮轰”的革命学生。同日，昆明工学院成立“金棍子”战斗小组。
    他们认为：“红卫兵没多少‘炮弹’，真正有‘炮弹’的还是机关干部”。当晚，阎红彦说：“机关干部不要急于上街，不要急于搞反击，让他们再暴露一下。”刘明辉对机关干部谈话“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站队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是每个人表明态度的时候了。”黑省委立即下令停止省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致对付红卫兵”，强迫干部“保卫省委”。既阻止了干部起来揭发黑省委的问题，又制造机关干部和红卫兵的对立，把干部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真是恶毒之极。
    旧省委深夜组织机关干部围攻写大字报炮轰省委的宣传部等部门的45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叛徒”，强迫写“检讨”。阎红彦还亲自下令秘密拍摄了五张大字报的“黑照片”准备秋后算账。
    阎红彦、×××，利用军权，调动一批部队及公安人员进驻省委。廿三日深夜，刘明辉到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动用专政工具，派出警车监视镇压革命群众，省公安厅副厅长×××座镇指挥。还公布收到北京来信的昆明农林学院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以进行政治迫害。
    八月廿四日    旧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名为贯彻十一中全会精神，实则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放了“八．二三”大会录音，作为“反面教材”。晚上，旧省委指使马文东、王甸调动一批受蒙蔽的学生来围攻革命造反派时，还通知地市委书记参观，美其名曰：“接触实际”。孙雨亭亲临现场指挥。
    阎红彦还亲自交待杨西文、史烽等人布置拍照，特别要选择“炮轰得厉害”“有刻骨仇恨的照下来”，“以后是有用处的”等等。又叫王甸布置人把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也拍摄成黑照片保存下来，准备秋后算账。
    八月廿五日    旧省委在云南艺术剧场召开各大中学校的筹委会负责人大会，地市委书记出席旁听。阎红彦大耍两面手法，叫嚣说：“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还说：“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不倒”，赵健民也为旧省委涂脂抹粉，说什么：“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紧跟中央、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时间长达二月之久，革命派学生受到激烈围攻。
    八月廿六日    地市委书记举行小组会，大肆攻击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的炮轰派，说这两个学校是“右派控制领导权。”
    下午，孙雨亭在地委书记会上大讲对待“八．二三”事件的四种人，把干部分为四类，即“一、左派肺气炸了；二、中间派无动于衷；三、右派暗中窃喜；四、有的里应外合。”
    孙雨亭发现“八．二三事件中，昆明工学院学生十分积极，立即密召工学院院长赵凤歧，威胁他必须立即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否则就“开除党籍，直至逮捕法办。”
    八月廿七日    周兴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把话说透一点，地市委书记要心中有数。革我们的命，我们欢迎，但革什么命?炮打司令部打什么?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打，但执行的你还能打，本来是造帝、修、资的反，不是造有缺点的人的反嘛!不分清红皂白地反，就搞乱了”。“通过这样一来，暴露了敌人，有问题的人，胡涂的人，也发现很多‘左派’，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反革命”等等。此后，全省各地根据省委镇压“八．二三”的反革命经验，纷纷把炮轰派打成反革命。   
    刘明辉到公安厅布置组织近百人的工作组，由两个副厅长率领，到昆明市东风、新华两个公安分局坐镇指挥，抄大字报，抢传单，跟踪盯梢，刺探情报，大搞黑名单，黑材料。
    旧省委成立省委文革接待站，调张曙光为站长。确定方针是：“应付、吸引红卫兵，突出接待站掩护文革办公室，确保书记处”，各地市委接待站也相继成立。
    八月廿八日    第一批南下学生共23人来到昆明，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wengewang.org
    赵健民为阎红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好，说什么：“阎红彦同志在八月廿五日、廿八日两次讲话都讲得很好!水平很高，很有辩证法，既没有伤害‘左派’的积极性，就是有右派也抓不住什么把柄，红彦同志讲话我们要好好学习。”赵健民在工交厅局长会议和厂矿负责人干部会议上公开说：“对炮轰应该有阶级内容，阶级分折，说炮轰是给省委提意见，我赞成，说炮轰是打倒，我反对!”
    八月廿九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对付南下串连革命学生。周兴在会上拍着桌子说：“问题很明了的他们的方针已定了，就是来打倒我们的。”×××还露骨叫嚷：“这些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孙雨亭还叫喊：“这些人一来就钻昆明工学院。”大造“大抓南下一小撮”的舆论，春城开始出现围攻南下学生的大字报。
    黑省委文革办公室开始建立“情报小组联络办公室”，各大专院校及有关机关，设立小组，收集“情报”。如“××厅，何时成立了什么战斗组织?有多少人?负责人是那个?”“××厅×××，今日上街参加辩论”。凡集会游行，要及时汇报队伍的行动、目的，喊什么口号，向何处去，谁领头等等。   
    八月下旬    黑省委密秘派遣公安人员便衣侦查监视盯梢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医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并制定了大逮捕计划，并已准备好劳改农场。
    八月底    阎孙黑邦釆取真包庇假批判的两面派手法处理了“汽车技工学校镇压学生事件”，“昆阳的九．九组织农民、干部围攻昆明化工学校红卫兵的事件”、“呈贡的七．七把大批给县委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事件”、“云省勘测设计院八月中旬镇压革命大字报的事件”。并四处散布：“省委正确”“是十六条中的第一种类型”妄图上骗中央，下欺群众。
    八月三十日    云大陈立新、师院李木昆等革命小将秘密成立“反修战斗队”，是组成炮兵团的第一个战斗队。   
    八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九月初    在一次工交大口会议上，旧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和×××都说“大敌当前”“九月十五日是个大关，这些学生可能来大闹一场回去过国庆”。赵健民私下还攻击说：“毛主席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组织反击，还在稳坐钓鱼船。”
    九月二日    阎红彦、孙雨亭搬进昆明军区招待所，把黑省委指挥中心移到军区。设立了大三线(阎红彦、孙雨亭退居三线，为最高决策，周兴等居二线，岳肖峡、张曙光等人居一线)、小三线(接待站，大门口接待站居一线，黑省委是二线，书记处属三线)对付群众。
    九月三日    中央文革小组与西南局来电了解省委中有那些人不能但任文化革命的领导，省委书记中有严重问题的有谁?书记处当晚开了一个“绝密”会议。只报了高治国一人是牛鬼蛇神。
    阎红彦与×××密谋，挑选了四个军区部长级的干部冒充《解放军报》记者，分赴大、中学校刺探情报，每天向黑省委汇报。他们汇报了南下学生中带头的是李忠、麦克元，阎红彦就立即下令文山地委书记火速调查李忠的家庭情况，把李忠家庭原属上中农硬说成是恶霸地主，准备陷害，还在学生中物色培养“保”字派。
    九日四日    北京南下学生和昆明师院红卫兵小将，在省委机关门口冒雨静坐20多小时，要求阎红彦接见，阎躲在军区拒不接见，孙雨亭还在军区大骂“今天是什么‘世道’”、“哼!革命几十年，现在成了革命对象了”。
    九月五日    云大政治副主任尤正发和省公安厅抛出了一张反动大字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周鸿》
    九月六日    黑省委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段，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省委书记处开会，阎红彦提出要搞“平衡”政策，要依靠“二司，平衡三司，打击杂牌”，秦××在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磨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辩子’，整一下”。孙雨亭、马文东立即对各大学文革发出四点指示：“一、不纠缠“炮轰”与“保卫”的口号，不主动挑起辩论；二、实在非辩论不可，要抓住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宣传十六条，不讲阶级路线等根本问题；三、南下学生中的黑崽子，由他们自己审查，我们不去抓，对很坏的要把材料收集起来；四、各大中学的坏人，要向群众揭底”。以上这些黑指示，成为当时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纲领。   
    九月七日    阎、孙黑邦继续对抗毛主席指示，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昆明医学院学生×××歪曲八．二三大会真相，污蔑造反派是“右派”。岳肖峡得知得马上密令其秘书帮助编写修改，写成“八月二十三日在省委礼堂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大量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张贴，阎、孙黑邦大为赞赏，密令多印，散发全国全省。还专门指令要送给贺龙五份，后因阎红彦怕太露骨而未送。
    九月九日    黑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孙雨亭在会上讲话，要各地委“认真研究”“掌握控制”“地县委所在地城镇，着重搞一搞四旧”“正面宣传教育”等等，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我省文化大革命引向扫四旧，压制群众运动。
    九月十日    李井泉秘密来昆。下午，李井泉找阎红彦、周兴、秦××、孙雨亭等人密谈。晚上，在军区招待所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李井泉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组织“红五类”子女斗争“黑五类”子女。布置放由他带来的宣扬反动“血统论”的录音。二、核心是组织“左派”力量，组织红卫兵。李井泉说：“只要真正有几千个有战斗力的红卫兵就解决问题。三、提出要控制邮电大楼、电台、报社、公安等要害部门。他说：“机关大楼冲就冲，占了也不要紧，占了城市还可以到农村，无非打游击”。孙雨亭拍手叫好，说：“井泉同志一讲，我们思想开朗了，有办法了”。会上，阎红彦当即和贺龙通了电话。wengewang.org
    九月十一日    下午，李井泉召开保守派学生座谈会。会上，把“八．二三”说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政变演习”。李并给云南省委定调子是“正确的”。他还鼓动“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血战到底”，要“几红夹一黑”。
    傍晚，省委书记处匆忙开会策划成立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与革命造反派对抗．指定赵增益出面组织。大搞反革命“平衡”政策。
    晚上，阎红彦指使秘书给陶铸打电话，要中央答复云南省委是不是黑帮。陶铸说：“中央不好表态，李井泉在昆明，由李答复。”李井泉知道后对阎说：“云南省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打了两个司令部，我看省委不是黑帮。”李还叫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电话转告陶铸。
    九月十二日    红卫兵总部成立，阎红彦率领省、市委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指定秦××等人为辅导员，拨给房子、汽车、大量活动经费，大肆推行反动的“血统论”，贩卖谭氏黑货，组织三万多人听李青源大讲所谓的“阶级路线”，并在云南日报头版刊登，还将录音送到各学校放毒，挑起大规模学生斗学生。
    九月十三日    旧省委秘密开会，确定在北京私设情报站(即北京食宿接待站)，派省科委副主任李书成任组长，省民政厅付厅长刘鑫任副组长，到北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北京南下学生和云南上京学生的活动情况。
    昆明地区到处大抓“南下一小撮”。
    九月十四日    上午，云大、师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正式成立。
    下午，南下串连学生和昆明地区革命学生，由于揭发了九月十日、十一日《云南日报》社论的严重错误，几千人整队到报社抗议，遭到围攻及扣留。随后到省委机关，再三要求阎红彦等人接见。阎孙都躲在军区拒不接见。同时，又用窃听器窃听礼堂会议情况，并指使岳肖峡贴出大字报污蔑革命师生。 
    九月十五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部分云南学生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讲了炮打司令部问题。刘明辉明目张胆地歪曲林彪同志的讲话，说：“阎政委的讲话与林总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黑省委以为时机已到，积极准备大反扑，孙雨亭密令王甸主持编写“反击材料”，针对炮轰省委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歪曲事实的答辩。还声称：“这些材料打出去，形势就会大变。” 
    九月十九日    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秦××献谋说：“最近贵州把一些内部情况，甚至省委常委会记录都弄丢了，我们这些人随便讲几句话都记下来，万一拿出去，说不清楚，我看清理一下。”阎红彦作贼心虚，立即赞成，会后即由王甸、林建中负责清理，烧毁了一大批书记处和常委会会议记录，毁灭罪证。
    九月中旬    阎红彦、孙雨亭组织人秘密收缴高志国、梁浩、李孟北、张更生的全部工作笔记、日记等，在机关内部，实行“坚壁清野”，把全部文件和材料，包括干部的私人笔记，一律密封转移，以此对付红卫兵小将查抄，怕泄露省委的内幕材料。
    省委办公厅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孙雨亭指使下，大批烧毁全国各地寄来的传单，不让昆明群众看到，封锁消息。
    对省委机关干部加紧控制，规定几不准；不准同红卫兵接触，不准暴露身份、说出姓名，不准记笔记和随身带笔记本，上街要三人以上同行，看大字报要编组前往。违犯规定以叛徒论处． 
    九月下旬    周兴到各大专院校，到处接见革命师生，大肆为黑省委涂脂抹粉，他说：“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基本上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可以信赖的，先后打掉了于、高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凭良心说，云南省委没有做过亏心事。”阎红彦立即加以夸奖，说：“周兴主动出去接见效果很好，希望继续这样办。”孙雨亭也拍手叫好，说：“这些话只有你去说才行，别人是办不了的。”
    九月三十日    北京已经批判谭立夫反动血统论的黑货，但周兴在书记处会议上，却公开赞扬谭立夫的第一篇大毒草很好，说：“谭立夫很有才干，通过运动才能出这种人才。”阎红彦还说：“北京谭立夫讲话出名了，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的水平。”
    九月下旬    阎孙黑邦通过文革、组织部、公安部门三个系统大肆收集黑名单，查档案，查家庭情况，准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调查了四十多个南下学生的情况，准备拘留逮捕。
    九月下旬    昆明地区各中学，大搞所谓“红色恐怖”，斗争“黑七类”的黑风，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wengewang.org 
    黑省委为了逃避斗争，不顾中央的计划安排，大量怂恿炮轰派师生上京，对徒步串连的更是“有求必应”。孙雨亭还恶毒地说：“让他们(指中央)也尝尝学生的滋味。”同时，黑省委又借口“支援秋收”，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策划，把大批学生远远调离昆明，妄图使炮轰省委的烈火熄灭下来。 
    九月底    吴作民召集财贸大口主管运动的厅局长开会，酝酿准备成立打游击的后勤部的工作。吴说：“局势紧张，省委可能和你们失去联系，要转入地下，你们要有独立工作能力，如果文化大革命搞不成，就准备上山打游击。”并布置各单位调查了解，到时候能带出多少人。
    十月一日    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十月二日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十月×日    阎红彦提出“大乱几个单位”(共七个：交通、邮电、粮食、物资、供销等)，企图破坏生产压中央。当时，有人提出交通、邮电还能停?阎恶毒的回答：“机器坏了就坏了，我到军队打电话，全国不怕就你怕?全国大得多的(生产单位)也不是停了?不是不要怕乱吗?怕什么?影响就影响嘛!汽车停就停嘛!”当时同全国比，昆明运动“冷清清”，阎又怕乱，又怕说他没有发动群众，因此，也是做样子给中央看，同时借此再抓一批“牛鬼蛇神”。
    十月五日    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提出整群众的材料，经群众和被整同志同意，可以当众烧毁。黑省委拒不执行。并早在九月底就转移了一批黑材料，档案文件也大量转移，阻止干部揭发黑省委问题。
    十月十二日    谭立夫到昆后，周兴指使专人把谭立夫等九人隐蔽在二十二中。谭立夫的二篇大毒草《告全校革命师生》书交给周兴，由云南日报秘密印刷。周兴还派老婆、秘书看望过谭立夫。最后因谭被南下同学发现，要抓他，周兴又派专车将谭立夫、刘京等九人专程送往川沪州转赴成都。
    十月十四日    南下同学反复要求看揭发省委的大字报未成。黑省委后来又撰拟了“十月十四日，南下一小撮在省委机关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歪曲了实事真像的传单。并在群众中大量散布谣言，说：“三司专门学了一套打人经验，是从西安打到成都，呆不住才跑到昆明”“看来他们不带着几件血衣回去，是不甘心的”。
    十月十五日    旧省委听说中央要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规定，由王甸指挥，秦××同意，连夜把第二批黑材料转移到军区。” 
    十月十八日    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黑省委为瞒骗中央，被迫成立清理黑材料小组，由周兴、岳肖峡等负责。中央十六日规定，“责成原工委组、党委或其它组织负责人”。但黑省委十月八日的通知却说：“要各大口、各学校、各单位成立“专门小组”“清理小组”，一直未发动各单位检查处理平反、黑材料问题，许多基层单位迟迟不动。 
    十月中旬    中央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来电关于参加人员问题，曾经提出要有省委中持有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参加会议，但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云南省委意见一致，没有不同意见”，并决定由阎红彦、赵增益、马文东三人出席会议。
    十月二十日    昆明工学院成立：“井岗山八、二三战斗团’。
    十月二十二日    阎红彦与秦××密谋，将省委书记处大楼自行划为军管区，冒充军事机关，并指定云南军区付司令员王银山负责，周密布置，会同公安厅付厅长毛崇横组成三人小组，“保卫机关”，与红卫兵对抗。省委书记及办公厅部份工作人员都换上军装，伪装成军区工作人员。
    十月二十七日    市邮电局第一个造反组织“工人战斗总队”成立了。
    十月下旬    市公安局刘殷农同志作为机关干部第一个杀出来在街头贴出大字报，揭露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刘殷农同志杀出来后，阎孙黑邦非常恐慌，布置要“防止内奸”，加紧控制。刘明辉要省级机关文革办公室摸摸各级文革办公室人员的底，“看看有什么问题”。王甸说：“凡是发现叛变、动摇的，要及时处理。”“你要揭发我，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我就先枪毙你。”张曙光说：要把揭发他们的人“装进麻袋里，扔到河里去”。
    十一月三日    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萆命大军。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wengewang.org
    昆明八．二三“井岗山”战斗团、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派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积极起来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阎红彦被迫在检阅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参加三干会的地、市、县委书记也出席了这次大会。阎在“检查”中顽抗抵赖，给旧省委定下了对文化大革命“只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调子。
    十一月五日    黑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为贯彻中央十月工作会议精神，实则继续顽抗，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下午，孙雨亭在预备会上布置：会议准备开二十天，以十五天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五天期间要安排“四清”、财贸、生产，根本不提清算和批判黑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三干会期间，阎红彦被迫出来在宾馆接见群众，当群众高呼“炮轰云南省委”的革命口号时，赵健民仍拒不举手。当群众质问时，他公然对抗说：“共产党员旗帜要鲜明，我反对笼统地炮轰。”
    这一天，工交大口继续烧毁黑材料，被昆明“八．二三井岗山”革命小将发现，取走了两箱，当晚赵健民亲自到新华山处理，竭力进行辩护。革命师生问他：“是不是黑材料?”他一口否定，撒谎说：“烧的不是黑料材，是多余的，重复的简报材料。”当革命小将问他：“中央军委十月五日的指示适不适合党政机关?”他狡辩说：“指示说适用于县以上的大专院校。”公开抵制中央军委的指示。
    在检阅台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他仍然矢口否认，抵赖工交烧毁黑材料，革命小将当面斥责他“不要脸”，这位堂堂的“本届中央候补委员”竟然破口大骂“你才不要脸。” 
    十一月七日    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组织进驻省委，串连机关干部起来造黑省委的反。
    十一月八日、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今天昆明机床厂广大工人同志冲破了走资派设下的重重障碍，杀了出来徒步从北郊来到昆明参加了检阅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省人委、省委机关出现一批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十一月十日    晚上，阎红彦召开地、市委书记、厅局长座谈会，有人反映机关干部对拍炮轰大字报的黑照片有意见，阎红彦说：“有权利拍大字报的照片，拍照有什么错误。”有人谈到学校文革选举和党委领导问题，阎红彦插话说：“党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领导，犯错误就在于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选举上反革命都可以。”阎还说：“你对群众过激行动咬牙切齿有什么用?群众起来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他还露骨地威胁说：“这次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你们厅长，副厅长”，妄图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压制革命干部起来揭发黑省委的问题，保护以他为首的黑省委一小撮走资派过关。
    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并对一些领导干部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十一月十六日    《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指出：必须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今天中央又发了补充规定。但是阎红彦、赵健民仍拒不执行，坚持不给革命群众平反。
    十一月二十日    中央发来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规定。黑省委清理材料小组由一个部长乘专车去军区取回材料。阎、孙密令王甸，借口“现在条件不成熟”，怕“搞乱”，任何人不得启动这些材料。   
    十一月廿三日    冶金机械厂十多个工人战斗组织在一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杀向黑省委，揪斗了阎红彦、赵健民。就在这一天十多个工人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11．23战斗团”。 
    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组织又联合组成“炮打司令部作战部”，并召开第一次“炮打司令部”大会。会上革命群众喊出了“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的革命口号。阎孙黑帮派爪牙四处宣扬说：“这是反动口号”。
    十一月廿九日    早在十月初，云南砖瓦厂“八．八”“曙光”“红旗”等工人战斗组织联合成立了“重炮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怀恨在心，于11月29日这天勾结保守组织，趁重炮团召开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大会时，采用武力公开镇压“重炮团”。“重炮团”重伤十二人，轻伤十人。   
    十一月下旬    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阎孙黑帮及其爪牙大肆反对中央文革。张曙光等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我想这些人写文章倒可以，作领导工作不行，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能力。”阎的老婆、农水大口组长王腾波攻击陈伯达同志说：“这些大理论家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你唯一的理论家讲话，也要叫下面能够理解嘛!”  “陈说几种怕字派，他只在上面讲，把下面工作的干部都要整死了!他们在上面的都是正确的。”她叫嚷：“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秀才们，昆明已经乱成这个样子，最好来这里看一看”。她还直接攻击林彪同志说：“林彪同志讲的乱子观，没有向下面交底，到底要乱到什么程度?”原省文革小组成员、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竟狗胆包天攻击中央文革是“陈伯达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在领导”，“这次尽搞的是北方局、西北局，就是搞宗派斗争，这样搞下去，我们党就要出现大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 
    十一月下旬    昆明地区开始大规模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wengew ang.org
    王甸、林建中秉承阎孙“平衡力量”的反革命方针，一手泡制的保皇组织“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总部”“无产阶级革命者联合司令部”出笼，专门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这些组织直接向林汇报，林随时布置工作。
    十一月下旬    省人委机关革命造反组织“打倒刘明辉大会筹备处”，在东风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刘明辉三反罪行。   
    十一月底    阎孙黑帮收到陈毅同志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对部队院校的讲话，认为捞到稻草，省委文革小组密令各大口迅速组织阅读，准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第二次大反扑。于是，黑省委组织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一)准备大逮捕、大清洗。在保山，昭通大盖“集中营”及监狱。
    (二)挑动群众组织互相打、砸、抄家等，并广泛传播蒯大富失踪等谣言，大肆抄贴盗用姚文元同志名义写的“论造反者”的反动文章，威胁革命造反派。
    (三)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煽动保守组织代表上京“告状”，黑省委一次就批准了二十多批。 
    十一月三十日    今天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工人同志，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11．30战斗兵团”。   
    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冲破白色恐怖，召开了批判党群大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次大会。孙雨亭见到“后院起火”，惊恐万状，千方百计进行压制破坏。
    十二月二日    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是黑省委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绉的大黑会，是统一口径研究对策，交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经验，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会。会议结束的晚上，阎红彦讲话，一再强调：“路线错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界限要划清。”并对地市县委书记说：“只有靠你们自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十二月六日    省建公司全公司工人造反派今天联合起来成立了“12．6战斗兵团”。
    阎孙黑帮为了稳住阵脚，维持其反动统治，大搞加官晋级，收罗党羽，明目张胆抗拒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任免、不调动干部的决定，一次就在八十多个县提拔了县委常委以上干部三百九十四人。(其中有一些是党内走资派)
    十二月上旬    省委各部委一些负责人刚开始贴大字报揭发省委问题，阎孙黑帮就以加强接待工作为名，把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负责人几乎全部抽调搞接待工作，企图把他们推向和革命造反派对立的地位，阻止他们揭发黑省委内幕。
    十二月十二日    《红旗》杂志发表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社论的发表。社论对旧省委以沉重的打击。 
    十二月中旬    阎红彦策划建立“地下省委”，代号叫做“红湖”，妄图同党中央、红卫兵小将对抗到底．并选定了西山党校高干读书班。还选择了一个“地下联络站”，以便和黑省委取得联系。阎孙还同意拨出三万元钱筹建，安装了保密电话，准备了汽车及锅、碗筷、大米等生活物品。   
    十二月中旬    阎孙黑帮镇压群众运动的阴谋不成!又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进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阎红彦公开煽动说：“七亿人口的大国吃不垮”，“打开仓库，要什么拿什么”。孙雨亭也宣扬：“谁要谁给。谁不给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还私下对文革接待站的人说：“多给钱，给东西，减轻对省委的压力，不然过不了关。把造反派放出去，快叫他们定。”赵健民在一次工交厅局长会议上布置说：“合同工、临时工的工资，低了应该解决”，还提出“工资福利要解决”，并在黑林铺作了试点。 
    由于黑省委发出了四个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黑文件，导致昆明大批工厂停工，市场紧张，造成极大混乱。阎孙黑帮的死党张曙光还唯恐天下不乱，咬牙切齿地说：“什么叫乱?就是要电源断了，汽车停了，自来水满街流就好了。”在制造大混乱后，他又反过来煽动接待站的一部分干部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他说：“你们可以给中央文革写信，这样写：最最敬爱的江青同志，目前昆明地区形势大好：粮票告急，油漆告急，扩大器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    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封闭旧“云南日报”。黑省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煽动保守派在社会上开展了“是否该封闭云南日报”的大辩论。
    十二月十九日    旧“云南日报”地方版暂停，报社造反派改出“新闻电讯”。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井岗山”、“红军战斗团”等十一个战斗团队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十二月下旬    黑省委又开了两次会议，密谋策划上山打游击。他们选择了曲靖、红河、玉溪、楚雄等几个地方作为打游击的据点。会上还对高干子女及家属的转移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黑文件及一些贵重财物也先后进行了转移。we ngewang.org
    十二月×日    赵健民在书记处会议上，无耻地边哭边说：“检阅台召开的会，提出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打倒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我想不通。”
    十二月底    云南有色局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传达黑省委指示，反复说：“现在情况在变化，要作最坏的准备，把大多数党团员组织好，必要时把队伍带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粉碎了旧云南省委“秋后算帐”的阴谋。
    一月二日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月三日    张曙光在召开的接待工作会议上煽动说：“花钱可以买接班人”“花钱可以保权”“要钱财政厅拿，要粮粮食厅拿，要布商业厅拿，要物物资局拿……七亿人口吃不垮。”
    下午，阎红彦召开黑省委书记处碰头会，说：“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晚上，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潜来昆明，由阎红彦亲自秘密安排，住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李和阎单独密谈，曾说到刘澜涛历史上曾叛变自首，阎红彦如何检讨，军区内部斗争激烈，×××下不了台，处境困难等等。深夜，阎亲自送李井泉飞往上海。
    一月四日    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旧省委书记处经过讨论，决定拒绝出席，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当夜，少数南下串连学生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口号，并提出“要大反黄兆琪、刘殷农的右倾”。
    一月五日    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黑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月六日    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黑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态度非常恶劣地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威胁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胡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晚上，王甸在西山地下黑参谋部对工作人员说：“打游击这件事早一天下决心就好了，就可以多带一些人出来了”，又说：“如果联系中断，我们组织一个战斗队去串连，每人戴袖套，作旗子，这样好活动一些，到地县委去。”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黑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威胁，“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月七日    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妄图欺骗中央，给中央施加压力。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竭力宣扬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污蔑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妄图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竭力夸大赵健民半身麻木，骨折。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阎红彦并对下发出黑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wengewa ng.org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保皇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故意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阎孙黑帮妄图借此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一月八日    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陈伯达同志在电话中反复指示要阎“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中央”，“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等等，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畏罪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清晨，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即派人前往小麦雨捉拿活阎王，清晨六时到达小麦雨时，见到的只是一个死阎王。
    当日，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社会上造谣说：“阎红彦被红卫兵打死了”，“阎政委光荣牺牲”。．   
    深夜，张曙光、×××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   
    一月九日    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台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给中央汇报。
    下午，黑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派他老婆到书记处说：“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并秘密召集一些人到四十三医院泡制一封“控告信”，“控告”桂尤喜、黄兆琪对他的“迫害”。旧昆明市委、公安厅等单位还分别由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追悼阎红彦的大会。公安厅的“追悼会”上，一些人抱头大哭，为阎红彦招魂。
    原“红卫兵总部”的黑三字兵公开宣称：“悼念阎红彦”。
    中央对云南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切，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情况，支持革命造反派。并同意革命造反派、军区、旧省委三方面派代表赴京汇报。   
    一月十日    革命造反派代表十三人及旧省委书记郭超、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乘专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一月十二日    周总理对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六点指示，叫军区、旧省委彻底转变立场，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旧省委于晚十时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向毛主席致敬电”、“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等重要文件。
    全国出现了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开展夺权斗争的高潮。
    凌晨两点三十八分，周总理在中南海东会议室接见了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
    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来了支持电：“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
    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革命群众根据中央指示，经过反复讨论，迅速撒出昆明军区。we ngewang.org
    一月十四日    周总理接见各大区书记时，对阎红彦叛党自杀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阎供给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他上不请教毛主席，不读毛主席的书……下不请教群众，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
    周总理谈到赵健民的问题时说：“群众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告诉。群众恼了才把他押在车上游街三、四个钟头，住在医院，当防空洞了。……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周总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对群众的态度时，又指名批评了赵健民。 
    一月十五日    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周兴在省委机关召集省委机关干部及省级机关各厅局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六点指示，并介绍了阎红彦叛党自杀经过。
    一月十六日    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会同红卫兵小将组成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孙雨亭及其死党十分惊慌，密令其爪牙四处活动，进行破坏。
    一月十七日    打倒孙雨亭首次大会于晚八时在检阅台召开，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各阶层群众约十万人参加了大会。孙雨亭等被揪出来示众。
    一月二十二日    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小撮走资派蒙蔽一些群众组织，假借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说，“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来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集）》，出版单位：昆明八．二 三《风展红旗》，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2008年4月21日初稿
    2011年11月2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