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造反派要求夺省委走资派的权，中央决定对云南实行军管
（一）群众要求会见阎红彦而冲击军区，阎红彦拒绝会见群众而自杀身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张曙光在接待工作会议上说：“花钱可以买接班人”“花钱可以保权”“要钱财政厅拿，要粮粮食厅拿，要布商业厅拿，要物物资局拿……七亿人口吃不垮。”
下午，阎红彦在省委书记处碰头会上说：“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
晚上，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潜来昆明，由阎红彦亲自秘密安排，住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李和阎单独密谈，曾说到刘澜涛历史上曾叛变自首，阎红彦如何检讨，军区内部斗争激烈，×××下不了台，处境困难等等。深夜，阎亲自送李井泉飞往上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领导到会。
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
阎红彦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
赵健民说：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个别人主张去，多数人同意赵的意见，不能去。会议决定拒绝出席。
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
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
当夜，少数南下串连学生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口号，并提出“要大反黄兆琪、刘殷农的右倾”。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有人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
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成立了“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参加的共有一百零七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二十九人；科处级干部六十五人；一般干部十三人。
八派认为：这个干联站是一派的参谋部，挑动内战、制造分裂、破坏联合、为四清下台干部翻案、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这个组织于三月十日宣布解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赵健民在汽车上拼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押解的人看他不老实，就卡住他的脖子，赵健民就骂这些人是反革命。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
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胡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晚上，王甸在西山地下参谋部对工作人员说：“打游击这件事早一天下决心就好了，就可以多带一些人出来了”，又说：“如果联系中断，我们组织一个战斗队去串连，每人戴袖套，作旗子，这样好活动一些，到地县委去。”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阎红彦设法对付中央和群众
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说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夸大赵健民半身麻木，骨折。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
阎红彦并对下发出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
傍晚，叶剑英打电话到昆明军区：阎红彦同志在什么地方？他身边有些什么人？安全不安全？你们要说服造反派，不要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
陈伯达在电话中反复指示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不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等等。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在电话中要阎红彦端正态度。
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后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清晨，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即派人前往小麦峪捉拿阎，清晨六时到达小麦峪时，阎红彦已死。
当日，有人在社会上造谣说：“阎红彦被红卫兵打死了”，“阎政委光荣牺牲”。
深夜，张曙光、×××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给中央汇报。
下午，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派他老婆到书记处说：“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
赵健民说：他们（指造反派）只能将我压碎，不能把我压扁。我宁可个人牺牲，也要和他们斗到底。并秘密召集一些人到四十三医院泡制一封“控告信”，“控告”桂尤喜、黄兆琪对他的“迫害”。
昆明市委、公安厅等单位还分别由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追悼阎红彦的大会。
“红卫兵总部”公开宣称：“悼念阎红彦”。
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情况，支持革命造反派。并同意革命造反派、军区、省委三方面派代表赴京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革命造反派代表十三人及省委书记郭超、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乘专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给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
请告诉周兴、秦基伟二同志并转告云南省委、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三、你们只有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四、你们现在必须支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五、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过去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保守派和一些不明真相分子，使他们觉悟过来，特别是要把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决定和两个十条草案，以及这次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新挑衅的一切文件，给他们双方讲清楚，以便促使他们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改变错误，而不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六、我希望省委接受我上面所提出的五点建议，并坚决执行，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云南省现在的紧张局势，可以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扭转过来，走向健康的发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谈话纪要
上次说明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云南日报的工人同志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云南日报要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你们力量不够，可以争取外援嘛！革命学生可以协助编辑，但主要是靠自己，保守派可以争取一部份，当然不可能全部争取。还是用原来的云南日报，内容面目焕然一新，我打电话给刘殷农同志，叫他们写一个告昆明市，云南省人民书，局面会很快得到扭转，就可以改变面貌，不要怕。
云南还只是初期苗头，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一定时期是会强调经济要求的，用物质利益来毒害工人，你们要坚决反对，反对谁呢?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他们会把矛盾上交，保守派要比你们还“左”，提出极“左”的口号，使领导无法答复，然后到北京来，你们赶快回去，戳穿他们的阴谋，揭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反扑，劝阻他们不要上北京来，上北京来也不能解决问题.
比如云南日报，以云南日报的造反派为主，尽一切力量帮助，其它机关也是一样，你们帮他们去造反，把业务搞得更好。北京有个新情况：群众起来，领导不通，一怕躲起来，就象云南省委一样，这样就促使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群众，阎红彦回去后，就是不解决问题，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领导躲起来，这样就使造反派把矛头转向群众，找保守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麦峪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
深夜，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离开昆明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云南各界造反派的讲话
有的地方落后于北京。特别是云南，很落后，路又远，红卫兵去得晚一点。但是红卫兵终于还是到了，震动了。很多地方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云南就是一个。
十一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又主持了十月工作会议 各级领导还没有想通，会上揭发了很多问题才逐步想通，其他省的领导都谈了些问题，多数地方有效，而云南有的有认识，有的没有认识，有的根本没有认识。不理解，怕群众，怕革命，怕革到自己头上。所以云南在第一个高潮，第三个阶段没有很好的动起来，就在一月四日发生了这个事件，是在关键问题的表现，是省委仍然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
1月4日工人学生开联合造反大会，阎红彦拒绝了，不但省委不支持，阎红彦也不出来，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出来检讨，这是合理的。既然保守派喊你出来，你出来了，造反派喊你出来，不出来，这是起了支持保字号的作用。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如果省委是革命的那么就出来嘛！也没有什么。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怕炮轰，怕革命，怕当小学生。
由于昆明工人、学生进驻昆明军区大院激于义愤唤起阎红彦的震动，可是这一行动使阎红彦更加害怕，看到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还不挺身出来，相反却离开了昆明，躲在西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和群众闹对立，让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周兴去，没约阎红彦一道去，群众更生气了，所以对峙起来，第一书记不去，仍然是对立。
而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他不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在群众面前搞义气。在游街中受了点伤算得了什么?这么大一股洪流，这么大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受了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而赵健民不这样想，云南省委也不这样想，相反还跟群众闹对立，呕气，这样的情绪不对头。
就因为六号出了这样事，七号紧急，八号阎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去的法医证明的。是自杀的，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公开和你们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的工友、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和毛主席汇报过了，有人想用阎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造谣污蔑，要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友、学生头上那是妄想，同时与昆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他的死是可耻的叛徒。
至于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他的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
现在，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意云南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派代表到北京来，他们和我畅谈了两次，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他们在北京任务基本完成，明天他们就要回去了。在北京只能解决大方向，具体问题要到本地解决。自己解放自己，问题在本地。我们有一句话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云南省大学生代表的电话记录
总理：今天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有个电报给你们吗？希望你们按照中央的希望。完全支持了你们，责任完全在于省委。这个电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都亲自看了的。我们希望你们跟昆明的同学、工人，说服他们按照这个希望，按照你们大会的决定，今天夜里还是退出离开军区大院。
陆林：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我们今天和主席团有一些分歧。
我们走的时候太乱，说撤就撤，撤了什么也没有，撤得灰溜溜的，那些保守派真是要讥笑我们了！
王旭辉：主席团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是郊区的，离这个地方几十公里，今天就没有办法撤走。我们是郊区厂矿，根本没有准备，天黑了突然通知撤离，那不是前几天下着雨，我们搭了一些帐蓬，现在怎么撤法也不讲，就限昨天24小时以前撤出，这是办不到的。工作中一点准备也没有，大会主席团就是他们说了算，工人的意见他们根本就不听。从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来讲，从我们进来以后，从来没有听说过宣布什么大会主席团的名单。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工人有多少，红卫兵小将有多少，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撤了，咋个搞的，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上午说通知撤，结果工人的意见怎么撤，他又不讲，下午又作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撤，但是到了天要黑的时候，又说要在昨天24点以前全部撤出。外边又下着雨，这个情况大会主席团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人的死活问题，叫我们郊区的撤了睡在露天坝坝上去？像这样下着雨，有老的，有小的，有的还是家庭妇女，这些在露天坝里怎么睡呢？他们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大会主席团说了算数，工人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本就不接受。
陆林：我们完全撤走，只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第二个条件，要军区给我们平反，第三件事，我们要在军区设立一个联络站。
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黄兆其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听了周总理电话指示后，立即对造反派进行动员：“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黄兆其等带领大部分学生、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的，名称仍为“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会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八派）；
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少数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继续坚持进驻军区大院的即云大炮兵团等少数组织重新命名为：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即后来的炮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兴在省委机关召集省委机关干部及省级机关各厅局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六点指示，并介绍了阎红彦叛党自杀经过。
（二）军事院校学员及部分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会同红卫兵小将组成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打倒孙雨亭首次大会于晚八时在检阅台召开，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各阶层群众约十万人参加了大会。孙雨亭等被揪出来示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些群众组织，借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说，“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夺了省人委扩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
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开进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形势，研究对策。
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别推派代表赴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的讲话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能叫托派，托派是很坏的敌人。
“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中央哪里提过这个口号，报纸上也没有提过。全国也没有这个口号。
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起矛盾。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起矛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
昨天军区军医学校少数人和今天外语学校少数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竟敢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违抗军委命令的错误行为。昆明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如果你们对军区有何要求，可以派少数代表到军区商谈，广大群众应该劝说他们退出后勤大院。好让后勤部门进行备战工作。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请北京的同学都从各地撤回来。你们反映的一月份冲军区问题，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所谓反右倾的问题，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在根据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 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反你们要搞“大乱”。你们这样提，完全是错误的。冲军区也有你们一份，撤出军区你们又要讲条件，这些责任你们怎么能推掉呢？
康生同志讲话：
南下同学到云南煽风点火，成绩很大。这一点要肯定。据军区的领导同志反映，黄兆琪同志也是在高仰义等同志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刚才讲了你们一些缺点，也不要紧，不过是为了冲击你们一下。
在当前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问题要注意：
一个所谓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在文化革命中，特别是各学校各地方都存在。这是很反动的、很不对的，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有人提出“反上层路线”，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正确的阶级路线。不作具体分析是不对的，是达不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目的。
再一个问题是，夺权中怎样“三结合”。怎样进行三结合。一种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建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有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所领导的解放军的代表，也有革命的干部代表。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主张的三结合，是正确的三结合。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其中工厂三结合的工人不仅包括新工人，也包括老工人，干部也要分技术干部、一般干部、领导干部。
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不是对所有的当权派都要夺权。（伯达：过去提的普遍夺权，全面夺权，这些口号是错误的！）如果全面夺权，普遍夺权，那么，他们（指李成芳、张子明等军队领导同志）的权你们夺不夺？解放军的权你们夺不夺？如不夺，就不全面，就不普遍了嘛！
再一点，夺权以后，省的名字，中央已有通知，不要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临时权力机构还是用“革命委员会”比较好。有的地方用过“人民公社”这个名字，现在也要改了。上海原来用过，现在也要改了。
还有一点，要和同志们交待一下，即斗争的办法问题。十六条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的文件历来强调这个问题，但现在各地有些斗争方法不符合十六条，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等等，不知云南情况怎么样？有些报纸上登什么“喷气式”挂牌子，这些做法只能脱离群众。（伯达：“砸烂狗头”这些话以后也不要用。）还有人下跪，是封建主义的做法，毛主席坚决反对的！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有理就讲理嘛！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搞那些？搞那套，说明你没有理，简直是形左实右！过去用过那些做法的不要再算账了，今后不要再用。
还有一件事要向同志们交待一下，就是关于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说，大字报有革命的大字报，有反革的大字报。反革命就利用大民主，利用大字报，反对我们，例如“联动”就是。这是一个一分为二。还有一个一分为二。就是有质量好的大字报，有质量不好的大字报。有的是低级趣味，如现在流行的“砸烂你的狗头”，只是骂人！（伯达：什么混蛋啰！油炸啰！绞死啰！枪毙啰！火烧啰！这些话没有意思！有的还做一个纸人，用火烧掉，多无聊呀！这都说明没有道理，道理不充分，如果是好好调查研究，掌握了材料，掌握了道理，就不会这样干啰！）
另一方面要注意，也有不少是不实事求是的，马路新闻，谣言可多啦！成了传播谣言的工具。危险的是有些青年不喜欢看人民日报，偏偏喜欢看马路新闻，听那些谣言。红卫兵的报纸的确有些好文章，但不能传播谣言。有的还惹了乱子，如说朝鲜政变，越南政变。朝鲜就来信向我们抗议。有的还向我提出抗议，搞到我的头上了。减低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降低了文化大革命的威信，有些报纸喜欢把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等等，印成照片，画成漫画登在报纸上，直到现在还有人搞。如有一个叫“百丑图”的，印的那么漂亮。这种东西无论省报（《湖北日报》登了）、红卫兵报都不要登。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采取这种斗争方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谢富治接见云南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康生会见赵健民听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赵健民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指示的。
第二，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
第三，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拥护，现在可不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
以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为主任；
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张子明、云南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为副主任；
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为委员。
康生在北京专门找李成芳、张子明谈话，告诉他们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他们注意赵的动向。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省军管会的负责人参加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必军委扩大会议。
省军管会负责人返回昆明后，倾向、支持八二三派的态度日趋明朗。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压制了炮派。
(三) 昆明地区两大派发生严重武斗，谢富治王力到云南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属于八派的昆明市公安局八八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刘殷农贴出大字报：《昆明市公安局八八战斗队向混入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公子丁荣昌宣战》、《揪出丁荣昌的后台》。
炮派则反对将打倒丁荣昌的大字报张贴街头。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省军管会召开座谈会，周兴、郭超、赵健民等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炮派在市内检阅台召开了“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准备会后游行。
八派认为，炮派的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是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冲击会场。
八派的打算得到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和一个联络员的支持。
八派冲击会场，大会中断，双方在广场上、东风路上展开了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昆明机床厂炮派的群众庆祝成立五·一兵团进行文艺演出。
军医学校的八派组织冲击会场并围困演出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双方陆续调集人员到昆明机床厂，准备武斗。
经省军管会做工作，双方撤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军医学校炮派组织开会声讨同校八派组织的罪行。八派组织冲击会场。
地方八派、炮派组织均调集大批人员前去声援。
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三百人赶到现场，隔离双方。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
一直持续到六月三日才结束。
军管会成立四十多天，炮派就把矛头对准李成芳，发表了十四篇评论员文章，公开信等，如《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十四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报
昆明军区党委：
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上动荡，极为关切，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切实执行以下各点：
（一）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二）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机关、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四）对军区副政委张子明，胡荣贵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在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中 央 军 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
以后他又连续写出两张大字报。
他是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
一九六七年六月，黄兆其授意涂晓雷、刘浩等人以“三镜观察员”名义，写出《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和《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文章，
揭露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特务的三点(计划)”“在五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
《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指出：“蓄谋已久的五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五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号密室里，开始了他们五月兵变的罪恶活动”。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李再含给昆明军区党委的一封信
我完全拥护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五月三十日对昆明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据说有怀疑是假的。经我了解，这是确实的，没有半点虚假；又有人说军区党委谎报情况、欺骗中央，是中央不了解情况下所作的指示，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用的惯伎，他们常用这一套来欺骗群众，破坏中央的指示，万万不可上当。
“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双方都可能犯有错误，但性质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犯错误。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建议军区党委召集双方代表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斗争水平。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机构，共同对敌。至于他们本身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整风解决。而不用外部解决的办法。
一九六七年六月，省军管会编辑的《赵健民近况》在军管会常委中传阅
《赵健民近况》第一期中载有：“赵健民说八派不好。”
《赵健民近况》第二期中载有：“赵健民讲云南的走资派就是李成芳和秦基伟两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黄兆其指挥的照妖镜战斗队散发传单，指认赵健民是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十九日，八派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高呼打倒赵健民！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康生王力接见云南两派代表的讲话
康生：
1，历史问题也可调查，但不要到街上贴，轻易公布。
2，双方面都不赞成打、砸、抢。
3，双方都要保证，尤其在云南边境，铁路、公路，无论如何要保持不能断。
4，双方达成协议，不要抓人。
5，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
6，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抢夺枪支。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王力：
四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
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八·二三”派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富治接见驻昆明部队时的讲话
一，搞军管的同志们在目前错综复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时时刻刻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线前进，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所左右这个大方向。无论怎么干扰，也不能离开这个航线。
二，军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没有经验。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不能不管，有些地方可以不管，不可不管，不可多管，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应该管的单位是关系国计民生，而左派又不占优势的，影响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如果不是属于国计民生，或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我们就可以不管，实行军管就是多余的，像省委办公厅实行军管干什么。
三，军管是没有经验的，进入工厂、机关、企业，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支左问题，刚才×××同志讲的好，谁是左派要有一个识别考验的过程，还有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左派的问题。一个单位，情况可能很复杂，有的一个单位一个左派，有的两个造反派，那里的表态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要有调查研究的态度，不能随便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支持，因为我们要求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到那里去。有些搞不准不一定表态，因为左派不一定要哪个批准，北航红旗哪个批准了，他就是很好的造反派嘛，听说有一个军工厂先去一个宣传队，后又去军事代表，以后又去一个宣传队，又有驻厂的军事代表，他们各支持一方，随便支持，没有经过任何人讨论。我记得北京卫戍区也到了很多工厂，他们很谨慎，在厂内外他们作了很多调查，支持的都经过北京市革委会、工代会、红代会大家讨论大家公认，有争论的放下来再调查，第一批有十八个厂，有争论的—个，第二批二十个，有争论的两个，他们又去调查。你们去几天，就支持一派，采取不慎重态度，这个问题要由各方面讨论，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决定一件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去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谢富治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今天这个军队的会议不算，已经开了七次会议了。就是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开了七次座谈会。短的三点钟，多的六小时，一共开了七次了，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两大派开了三次，每次大概也是少的五、六小时，多的八、九小时，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已经开十二个半小时了，除了一小时吃饭外，整整开了十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
为什么讲这次在两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呢？因为这一个错误是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
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了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了。
目前解决问题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
那次两级军区的党委会，很多同志，×××同志，陈康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那个会议开得很好，主要是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一出来就糟了。又出得不好，当然也没有什么。今天李成芳又作了检讨，我同意刚才再含同志的估价，欢迎这个批评，欢迎这个自我批评。
既然关键是在两级军区，又特别是大军区要负领导责任，要多负些责任。
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但有主要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但有主要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在坐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三十七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为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作出努力。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谢富治王力在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上的讲话
王力讲话：
从今年一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夺权的阶段，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斗争，有了很大的成绩。从今年一月开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个伟大的战略的决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本身也是一个严重的锻炼。这是运动的主流，这是运动的本质。
一、二月间是有一股冲击军队的潮流。一月二十八号，发布了八条命令。这八条命令为了稳定我们的部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又没有经验，又加上有这么一个八条，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出现了一个在二、三月间把一些革命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把一些革命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是出现了这样一些严重的错误。总结了两段的经验：冲击军队这一方面的经验以及军队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经验，就发布了四月六号的十条。从四月六号以后，全国的形势很快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把形势就看错了，口号也提得不对了，到了四月下旬，还死抓住一个“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一个口号，这就落后于形势了。这一个期间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占主要地位的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把他们的错误看重了，甚至于把性质看错了。一定要抓什么赵永夫啰，又是什么永夫什么永夫啰，有的又说是一个又粗又黑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啰。我们有的一部份军队的同志就把革命小将的这样一些毛病看得太重了。总而言之，双方都没有理解毛主席提出来的伟大的“拥军爱民”的口号。
所谓云南的问题，主要的就是这么三个问题：军队同地方的关系、军队内部的关系、昆明的以及云南的两大派的关系问题。这样为什么毛主席说相信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能够同志们自己解决呢？就是说同志们这几个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在“拥军爱民”这个伟大口号下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
有的同志批评这次中央解决云南问题是“抹稀泥”的方针。我不赞成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会见昆明机床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对《云南日报》报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是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对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
三、八二三和炮兵团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
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
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既要敢于打击一小撮，也要勇于解放一大片。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省
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在省军管会负责人主持下，八派和炮派的主要负责人举行谈判。
八派一个下属组织的人冲进谈判会场，打伤炮派的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1967.08.08； 中发 ［67］ 237号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央召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说明了中央的批示，并指定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黄兆其等人提出“搞军内的问题，要从张力雄开刀。”“揪张力雄应该有专人来抓，成立专门的联络站。”
（四）昆明地区两派的武斗进一步升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昆明海口二九八厂两派组织武斗，死三人，伤十数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挥的“专揪叛徒战斗队”大量发散传单：
《叛徒赵健民的自白》
《赵健民和黎玉两个叛徒是怎样互相勾结的》
《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八派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枪支。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到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派围攻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双方死九人，伤数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武装占领五华山（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
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并发表了占领五华山的声明。
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私设电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八派在内应下，抢了省体委国防俱乐部的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昆明军区的电报
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并告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
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砲兵团双方都向人民解放军夺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
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与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
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议商解决，—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炮派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三五六厂两派武斗，死二十人，伤二百三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炮派在三五六厂下属组织的配合下，抢三五六厂枪313支、子弹135000发。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签发的给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
周恩来康生江青签发给昆明军区的关于二百号信箱武器问题的电话记录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十九时三十分。
一、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批示，大力宣传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中央文革八月二十六日的四点指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二、驻军部队由原来的一个营增加到××个连，尽最大努力劝阻。坚决保卫武器。
三、如果劝阻无效，立即抓起头头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炮派攻占博物馆，双方死八人，伤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云南省一部分干部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人们称之为“摧资兵团”。
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是省市两级中上层干部和一些厂矿、学校、企业的支部书记、厂长、经理及地、州、市、县一些观点相同的干部。
这个组织当时在昆明有四千多人；在全省约有万人以上。
这个组织是支持炮派的。
（省革委会成立后，被认为“不是好组织”，成员受到清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九月初，八派又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班用机枪和半自动步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东川市军管会瘫痪了。
炮派把东川军管会主任、十四军42师师长田大邦，干部刘友义揪到云南省军区礼堂批斗，刘友义同志当场被打，田大邦被连续批斗，因高血压、心脏病而病倒。
东川市武装部长、军管会副主任王若海被炮派推下高楼摔死。
武装部打开武器库，向农民发枪，挑动农民进城制造大规模武斗。
在新村包围矿务局机修下，停水、停电、断绝一切交通、通讯达一月多。
在城区、农村、工厂杀害八派的工人、农民、干部达200多人。炮派不准八派收尸，用打冷枪的手段，使收尸群众又被打死、打伤，造成几十俱尸体曝晒一周之久。
由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健功，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朱家壁组成两级军区制止武斗工作组到东川后，停火交枪，由解放军战士保护八派群众，才把尸体收回掩埋。
一九六七年八月，文山壮族族自治州在军分区、人武部及各级公检法部门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农民革命军”组织，约有十六七万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七日，昆明电机厂两派组织武斗，死六十八人，伤数十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在省军管会的主持下，八派和炮派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两派又达成了《关于停火交枪的补充协议》和《关于严禁打、砸、抢、抄、抓和立即释放被抓人员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陈康、赵健民未得到中央的允许，擅自到北京，要求向中央汇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赵健民给住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的工役制部队工人联合兵团的负责人、工役第八团的负责人贾玉玺打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八派成立“打倒赵健民作战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八派在内应下第二次在省国防俱乐部抢枪。
八派前后两次在省体委国防俱乐部抢走各类枪支一千多支，子弹一百多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上旬，赵健民同原省人委的炮派负责人司以恭通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原省委办公厅主任等人起草了一份《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许多领导干部，包括原省长周兴都在上面签名。
一九六七年九至十一月，炮派在云南大搞“肃薄肃李”，把矛头对准十三军、十四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破坏部队稳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云南省军管会《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昆明市粮食局直属库两派发生武斗，死两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八·二三派在昆明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
黄兆其在会上说，赵健民是“三十年代的大叛徒，四十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六十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原省委办公厅主任代表原省长等一批领导干部在会上宣读了《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炮派第二次到云南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炮派第二次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十三军、四十军来电的批复
十三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个旧市“新红河大联合司令部”在彻底砸烂专政机构的错误口号下，派人驻守专政机关，并从监外给犯人送条子，酝酿夺监狱的权。中央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必须立即坚决制止。
中央除指使昆明军区、沈阳军区，对上述行为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外，希望各地对监狱和劳改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中央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准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
（二）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三）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对昆明军区的指示
请昆明军区转告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坚决执行“九·五”命令，都不准抢枪，不能抢档案。要耐心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八派第三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班用机枪、连用机枪和五六式冲锋枪数百支。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八派攻打昆明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死一人，损失财产四十二万余元。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再含接见昆明八·二三战报记者的谈话
原省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阎红彦带了×××、×××。这个人表现很不好，和中央唱反调。其中特别突出的一次，在李井泉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讨论伯达同志的报告，李井泉在那里鼓动大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当时云南来说，对伯达同志的报告到处挑毛病，大唱反调。×××过去我也不认识他，这次开会才认识的，这个人就大唱反调，起码看，是严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很好批判他的这些东西，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是不是还有？
赵健民不是主席直接讲的，是中央文革的意图，叫赵健民站出来。这样，谢副总理到云南直接找赵健民谈话，
昨天我听说昆明军区三大机关声明在贵阳街头出现，我立即下令复盖了。在贵阳我们不允许，我们一定要照中央指示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谈，可以向中央反映，军内问题是有原则的。你们两大派要正确处理军内问题。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一些，这段时期，鲁副司令员常跟我联系。对黎锡福、李兆昇同志，我建议送到北京医院治治病，保护起来，他们不是属于三反分子、叛徒，不属于这些问题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八派攻击昆明钢铁公司桥头钢厂的炮派，死十七人，伤四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海口三五六厂下发组织协助下，抢三五六厂枪二千零二支，子弹一百八十四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旬，滇东北炮派联合进攻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赶走了军管会的军代表，打死打伤干部、群众，又把八派大批群众关押起来，占领了毛家村电站、会泽、以礼河成了“炮管区”。
随后直逼东川新村，新村八派干部群众于12月17日分两路撤出：一路往昆明，一路往汤丹矿山。
东川炮头李国治制定了进攻东川矿区的计划：“以农村为依托，以民兵为骨干，围攻矿山。围而不攻，将军管会崔保平等和八派骨干逼下金江，一举歼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八派人员枪杀部队战士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炮派攻打东风大楼。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炮派在海口三五六厂下发组织协助下，抢三五六厂汽车拖挂二联高射机枪二挺，五六式机枪七十一挺，五八式重机枪七挺身而出，子弹二万五千余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云南东川矿区问题的指示
东川情况非常危急，两派发生严重武斗，危及工矿安全。东川矿区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必须保护矿区安全，如果破坏矿区就要问罪，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
炮兵团李国治等人，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大举进攻东川汤丹矿区，占领东川矿务局机关和军管会驻地。打死支左部队战士2人，坚守矿山的职工2人，打伤多人。
十四军42师副师长崔保平及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被逼徒步下金沙江边，冒着漫天鹅毛大雪的掩护，在江边群众的帮助下，连夜渡过金沙江，爬雪山到达四川会东。
从此，东川的军管会及所有的支左干部、战士，和八派观点的干部、群众，都被打出东川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派攻打预制管厂，死十四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派攻打驻元宝山的炮派，死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炮派攻打云南省建筑安装公司的八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八派第四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枪支弹药。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八派第五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子弹。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八派开远的下发组织“一三0”将抢第十三军的部分武器运送到昆明，计有九二步兵炮二门、炮弹二百发，高射机枪一挺，子弹数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八派在小麦峪设伏，打死过路群众十人，伤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八派攻打云南砖瓦厂，死二十一人，伤多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大兵团作战，攻打云南汽车修配厂群众组织“一一·三0”，双方共死六十六人，伤数百人。
（五）中央召集两级军区领导人及两派代表到北京开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总理讲话：
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支左不力，抽出来，不插手，作专案处理，像秦基伟一样让他休息，但不能和他们接近的都是一派，一定要把李的问题搞进去，把整个部队搞进去，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
司、政、后闹得乱轰轰的两次叫张子明、胡荣贵来，群众不放。黎锡福同志受伤，李兆昇同志被打，这样谁能出来劝阻？部队不稳定，谁造成的？打了电话叫军区不要搞四大，这是好意。有人说是大毒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
‘把矛头指向野战军，把野战军搞成这个样子。大军区、省军区你们心安吗？十三、十四军过去都是一个兵团吗？司令员是陈庚，陈庚是薄一波的人吗？政委是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是薄一波的人吗？
康老：说两点，第一点提这样口号，形式上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把薄一波扩大化，扩大影响。另一点，这种提法起瓦解我们解放军的作用，动摇、瓦解我们解放军，是自毁长城，这恰恰是美帝、苏修、蒋匪帮、党内走资派所需要的。怎能用这样的口号反十三、十四军！
云南的两个组织都是跨行业的组织，成份不能很纯，很多人跑出来，很难巩固。我们一直想搞按系统、按行业、归口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梁中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部队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下关市八派的“四二0”组织攻打住在苍山饭店持炮派观点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死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对云南郭顺兴事件的批示
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电话转达总理批示：平浪的问题我们报告了总理，
总理同意陈康同志的意见，立即追查限期交出凶手。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住昆明的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七十七人前往下关，途经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南华，于十三日到达下关。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目前住在军区大院的军队开展四大单位的所有人员，应动员他们一律撤出、返回本单位。
力求尽快的把军区机关和省军管会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东川、一平浪、文山、大理、曲靖及其他地方的武斗必须制止。
云南省和昆明市不准有攻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大字报。
禄丰杀害团副政委郭顺兴的凶手和指挥杀人的头头必须限期交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愿意派飞机将双方谈判的代表接来北京签字。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两派达成停火协议，昆明已于一月十四日十八时停火。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下关炮派分三路向八派发起攻击，工八团李国贞任副总指挥，工八团有三百多人参加（在下关共有七百人），双方死一百零四人，其中八派七十七人，炮派二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同志的电话
从近日情况来看，武斗并未停止，某些地区继续发生严重武斗，如一平浪、楚雄、下关，曲靖，昆明东郊金马村还发生了严重破坏202次客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下关驻军领导机关向昆明军区党委报告《滇西挺进纵队》问题
报告称：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公里，攻占了禄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谍，横冲直撞，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下关的工八团全部人员离开下关去昆明。
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主持编制了一份报告，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反动联盟”，“指挥手下一些亲信，诸如李明(省军区副政委)、丁荣昌、朱家璧、熊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帮，结党营私。”
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李树林等主持编写“干部情况汇报”，提出“必须打倒”和“进一步审查”的有一百四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谢副总理：
为什么武斗这么厉害？二、三号起一直从昆明打到下关，是破坏行为，是犯罪！把军代表、一个团的副政委杀了，到现在不交凶手，又破坏了一平浪煤矿，又砸了盐矿，到下关杀了一百多人，这哪是文化大革命？武斗一个组织最厉害的就是《援越抗美》，王非，何德庆你们机关就是不听话，云南就是不执行十一月十四号决议，王非你派人到部队去串连。
今天叫赵健民来参加会。你出来干了许多坏事，你片面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
刚才总理给我打了电话，你们（指云南军区）要告诉工八团迅速地停止武斗。周总理说了，他们（指工八团）这是完全违背了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如果立即放下武器，我们还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好的，是革命的，不然就用军队包围起来，强迫交枪。
康生：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四日到祿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持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管局的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九日占了一平浪，把煤矿破坏了。15号占了楚雄，14日在某地抢了3500件武器，16、17号攻占了下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值得严重注意。同时在永平已发现了电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领导人根据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某部相遇，工八团冲破堵截，继续往昆明方向前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经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原省人委办公厅某副主任任等六人将一份“赵健民材料”送中央文革小组
材料说：赵健民是个自首叛变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打倒。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北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
“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报告。在未得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流）待命。”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鲁瑞林等从北京飞回昆明，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受命向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的工八团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
“滇西挺进队” 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滇西挺进队”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用物资。
以上各条，希望你们立即执行。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十分，部队攻占甘海资矿区。
工八团坏头头坚持不肯放下武器，撤除工事，并首先开枪，部队当即自卫还击。
在这次围剿中，打死工八团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工八团四百八十人被捉。
一九六八年一月，在黄兆其的主持下，“八·二三”派成立了一个“打赵作战部”，“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有“叛徒二十八人，走资派二十三人，国民党伪军官、特务七人”等，制定了对“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狠打、痛打、打死”的方针和部署。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关于云南鸡街、铅厂、雨过铺事件的指示 一、关于鸡街、铅厂、雨过铺发生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严重政治事件。
二、必须交出鸡街、铅厂、雨过铺三个地方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坏头头，而且要主要的头头。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中央为了解决云南问题，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持学习班的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谭辅仁。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谢富治吴法宪关于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谢副总理：
你们定了“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两个协议。
工八团的一部分人，在滇西成立了什么“滇西挺进纵队”，云南的军队根据中央的指示，要他们交枪，交出坏头头，进行训练，他们没有很好听从，他们后来抵抗，先行开枪，后来双方伤亡很多人，军队也伤亡了一些人。
康生：
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健民。受他们利用，现在觉悟了，达成了协议。赵健民就是耍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键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现在已经成立十四个革命委员会，广东很快就成为第十五个，吉林第十六个。
最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江西省军区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有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今天已经发给同志们了。这个批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的。他讲，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有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了错误帮助他们改正。但是，另一方面支左工作中有成绩又应当宣扬他们的成绩。
江青：
我们的主席是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但是在你们那儿，有武斗，有的地方斗的还不轻。武斗不能算好事，因为伤害了人，损坏了国家财产，不能算好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
第一，如果你们搞了革命大联合，就是不打不相识。
第二，青年人就非常喜欢枪，拿了枪，放两下，也是个锻炼。你们来自祖国的边疆，要是将来有什么战争，你们也锻炼了一下。
第三，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假如你走过了头，就是说走到对立面去了，如果不是在人民内部矛盾里头超出人民内部矛盾，那就要剿匪！你们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我们一声令下，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听毛主席命令的。你们想想看，你们的枪就成了火柴棍了嘛。没有枪想枪，有了枪怕人家抢，第三步送回去吧！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武斗是很坏的事情，不应该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嘛。为什么一定要拿枪，有的拿机关枪，有的地方拿高射炮，一万五千多发炮弹，对着天空咚咚咚的打了一万五千多发，我心里一直不舒服。
现在既然达成了协议，就要遵守双方的诺言，不要再搞武斗了，你们再搞武斗，就会成为过街耗子，人人喊打。因为人民群众不能很好的安心生产。你老想打，哪有那么多子弹，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因为搞得人民不安生，我想小将和革命群众，目的都不是如此，都是为了革命，我刚才听说背后有两个坏人，挑拨你们，你们上了当。甚至还有的说到中央来就修了，说这话是反革命。到毛主席这里来，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反而说你们修了，这是挑拨，是造谣，是对中央不尊重，是污蔑。
周总理：你们回去后：
第一个任务，回去都要很好的执行协议，还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把仇恨集中到他们身上去，把革命群众、革命战士联合在一起。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动员更多的人到北京来学习。
第三，我们人民解放军处在边防，现在，十三军、十四军都有了自我批评，我们相信昆明军区、云南军区也会有很好的书面自我批评。部队搞“四大”的，要按正确的原则。
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要经过群众的大联合才能解放领导干部，解放一大片，批判一小撮。否则革命三结合就无从谈起。
云南有个广播发射台，因为武斗，分成两派，停止了广播，使毛主席的声音在海外、东南亚、西亚、北非都听不到了。这那里是革命行动，是破坏行动。从今天达成协议起，再不准有这种行动，这是土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那就不许可。你们看到“2·6”命令了吗？(即指1968年2月6日发的“中发(68)26号文件”)只要破坏国家设备和财产，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用“二·六”命令采取行动。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关于贯彻落实“协议”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文山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已于二月十日下午达成停火、交枪协议，并举行签字仪式，签字后两派一起游行，互相祝贺，互相赠送毛主席像章，气氛很好，现正为全面实现协议积极努力。
最近，东川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业已达成了停火、交枪协议。下关等地的革命群众组织，也正在积极准备谈判和交枪，放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罗元发与昆明两大派在京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罗元发副司令员电话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云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二个协议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在文山州支持的负责人向中央报告：“农民革命军”是官办组织、军事化组织、武斗主力。
一九六八年三月，刘殷农等又揭露赵健民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结成“反革命联盟”、“屠杀革命群众”，“网罗一批特务、叛徒、走资派黑爪牙”，是“国民党代理人”，对这批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
同期，刘殷农又揭露省委书记、常委刘明辉、孙雨亭、高治国以及赵增益等和一批厅局领导干部分别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了云南参加军以上会议的同志
三、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陈康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的指示
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五·一”前全国一片红，各省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不能落后，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阻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力争在“五·一”以前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如果跟得很不紧，不照顾大局，就要犯大错误。
要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和本地区的代理人，在西南要特别注意对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进行彻底的批判。李成芳、赵健民是两派共同的敌人，把他们揭发出来，是两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日，巧家县人民武装部某副部长和红派头头决定，从农村调集三千三百五十人进县城。
县贫总常委扩大会、县武装部政工会决定：用各区武装部的枪武装红派；把对立派跳得凶的干掉几个。
这一时期，全县共杀二百七十七人（其中五类分子五十三人）。其中，
大寨区：杀十四人；
蒙姑区：杀四十一人。
十月三十一日，巧家县革委会成立。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
十二月二十五日，县革委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号召外流人员回家。
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县革委会又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外流人员返回。这时外流人员已达三万二千五百多人。
全县共批斗干部、群众二千四百三十八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学习班中的八派和炮派签订大联合协议。
两派在让不让张力雄签字的问题上发生争执。
谭辅仁对黄兆其说；你放心，我谭辅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派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
谭辅仁对李毅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一百进不了革委会，你不要在那里搞。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任命谭辅仁为昆明军区党委书记。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黄兆其、安炬祥、胡文龙等写了一份《紧急报告》，
揭露省委书记高治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商业厅厅长侯良辅、省轻工厅厅长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并提出要“立即逮捕”。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陈康、周兴到学习班参加学习
他们各自去对立派的宿舍作检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黄兆其、刘农将《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的报告，送中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五日，曲靖地区的八派群众组织，连续向中央、云南领导机关报告：
林山（原曲靖地委书记）、唐荣生、乔文锦（原曲靖军分区正、副政治委员）之流，在赵、张的支持下，疯狂地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计划，策划组织了滇东北挺进纵队。中央着手解决云南问题后，又组织了滇东北游击军的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八派的打赵作战部和省委机关联合总部将《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的调查报告》送中央。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谭辅仁在云南学习班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他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云南和全国一样，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增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现在全省范围内正在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总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
云南今天以前的这个形势，的确搞得很复杂、很乱。当然，我们不怕乱。这种形势的造成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增派以及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挑起来的。云南的问题乱得差不多了。有些人说，还要乱。我说，我们也不怕。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在云南的那些增派要乱，让他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怕不怕呢？不怕。因为有野战军在那个地方。
一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另一条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中央的精神，在那里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这个问题，是在针锋相对斗争的。按后一条做了的，方针就错了，一错百错。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错，从上到下错了，这就把整个云南搞乱了。
不要把坏人当做好人，也不要把好人当做坏人。今天以前，有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糊里糊涂，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好人当做坏人，这是很危险的。这里讲了几个人了，讲了赵健民，这个人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叫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嘛，解决了，谁是谁非，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0；中发［68］128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一人），待以后增补。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建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是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胜利宣告了云南地区阶级敌人复辟活动和垂死挣扎的彻底破产。
中央希望，从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提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做到：
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充份认识到云南地处祖国边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缅甸、印度和泰国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屏障，是援越抗美斗争的前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巩固边防。
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毛主席的“七·一八”批示，大造声势，坚决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迅速猛醒过来，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对于犯有中央指出的那些反革命罪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依法惩办，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动员广大革命群众，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遵守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大力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彻底粉碎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科技路线，坚决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知识分子要坚决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防止阶级敌人从中破坏捣乱，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云南省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云南省十四个厂矿企业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代表共三百三十人，由鲁瑞林任团长。
会议历时五个月，主要解决这两个系统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
会议中有三十五人被批斗，返回原单位后又有六十人被批斗，其中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谭辅仁主持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屐更猛烈的进攻！》的决议。
四、“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省革委会在全省发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云南日报发表《搞好斗批改，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昆明军区对省公检法实行第二次军管。
十一月十八日，省公检法学习班正式组成开学，至一九七零年五月结束。
审查结果：
站错队的五百二十八人；写检讨的三百多人；被批斗的二百一十九人；重点审查的一百五十人；按敌我矛盾审查的六十四人。
审查过程：
打伤的六十多人；疯癫的九人；自杀的八人。
审查结果：
清除出党的二十五人；留党察看的二十四人；取消或延长预备期限的十八人；
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四人；犯有各种政治错误的二十五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五人；受团纪或行政处分的十人；逮捕的三人。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云南日报发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敌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日报发表《彻底清算刘少奇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涂晓雷、张培智、刘浩编写了《“彻底清算赵健民之流罪行”的文章，并联名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赵健民等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所谓“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成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
云南日报还发表了《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授意，由涂晓雷等人写了题为《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
文章指出：赵健民等人“为了达到翻案复辟的目的，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就是他们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根据省革委决定，开办省级机关学习班。
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开学，共有学员七百三十九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一百六十九人；处级干部二百五十三人；一般干部一百六十九人。其中有：
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高治国、郭超、薛滔、吴作民
原副省长刘披云
原省革委常委、委员张恩璞、张兴华、李文进、刘鑫、吴生敏、鲁大洲何正廷。
其中；
有三十七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恶霸分子；
有二十二人被开除党籍；
有三人被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选；有十七人被监护；一人被拘留；一人逮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云南日报发表《打倒二月逆流急先锋赵健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云南日报发表《大叛徒赵健民是云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延观（笔名胡立群）、刘殷农、林敬荣(笔名林叶)联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文章，揭露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三十年代就摇尾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分子，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云南“经过苦心经营，确实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黑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内奸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旬，玉溪地区召开党代会，批斗了刘世杰、鲜文富、普朝柱、王连增等人。
十二月二十九日，地区召开大型批斗会，四百多名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跪满台上。
据统计：全地区揪斗干部、群众二万七千九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七百多人，打死带死一千零八十九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日报发表《不准赵健民颠倒历史——彻底清算赵健民反军乱军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日报发表《更紧密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云南日报发表《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的社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省革委会研究组整理、编印了十多期《云南是非大批判材料》，共约三四十万字，发致全省各大系统。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九年五月，红河洲所属十三个县市，十二个州属单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分清路线是非，共批斗了五万四千三百二十四人，占全洲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属敌我矛盾性质的二万三千四百零八人：
叛徒：四百三十九人；
特务；九百人；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三百二十六人；
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二万零七十四人；
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千九百七十五人。
到九月底，全州批斗的人数上升到六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中心内容是划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
清查的重点事件有：
《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滇西挺进纵队》；
《滇东北游击军》；
《摧资兵团》；
《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结合事件批判重点人物，计有：阎红彦、陈康、赵健民、张力雄、林亮、候良辅等。
这次会议选举了出席九大的代表。选举中陈康落选。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云南省革委，指出：云南省的九大代表应包括陈康同志在内。陈的代表性，毛主席早有指示，望你们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同意将陈康同志补选为云南省九大代表。后，陈康当选为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刘殷农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提出要进一步追查“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他还说：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
一九六九年一月，滇南支左负责人到文山州的八个县作报告，他说：
农民军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力军，是受坏人操纵的坏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头头要投案自首。
凡是军分区、军管会、人民武装部批准建立的革委会，都是赵健民在文山地区的代理机构，推行了武装夺权的一部分，要一律推倒重新建立。
文山把崔正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度人（军分区政委）揪出来，红线、黑线就清楚了。
一月十二日，滇南支左负责人在文山万人大会上说：
今天会后要行动起来。群众要注意，革委会要注意，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可以。打，可以。但不要把他们打死。
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
三月，文山州革委会主办了《文山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展览》。
派出大批“35人纠察队”、“工人宣传队”、“群众专政小组”，到工矿企业、农村捅马蜂窝。
文山州八个县，从县委书记到大队支部书记全被打倒的有两个县；被打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六个县。
共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九期。
在清查“农民革命军”中：
有六万二千五百六十八人被捆绑毒打；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受伤致残；五百三十四人被打死逼死；
有一万九千多人被立案审查；七千六百六十四人被定为“九种人”；五千二百五十二人被判刑；其中，死刑二百六十八人（实际杀掉六人）；死缓刑一百二十四人；无期徒刑一百八十八人；有期徒刑一千六百人；监外执行三千零七十二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江川县革委会举办干部、群众一百二十六人学习班，清查“滇挺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案。
清理中，批斗三万二千零三人；划为农革军分子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人；列为农革军骨干分子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其中：生活上管干部五人；地区管干部五十七人；县管干部一百一十二人；军队干部十九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三月，新平县革委会清查“特务组”案，
该案认定；以县人民武装部长华定周为首，县公安局长何国运、县长李章明、县人民武装部副政治委员毕成、县人民武装部秘书叶定忠、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刘通怀都是特务组成员。
在清查过程中，打死杨芳洲（手工业管理局工人）、覃淑贞（县医院工作人员、毕成的妻子）、杨家发（戛洒区副区长）等人。
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滇东北的二十多个县、市、区和一些省直属单位，开展以清查东游为主体的运动。
一九六九年二月某日至十二日，曲靖地区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会。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清查东游反革命组织。
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东游案牵连被审查的干部群众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我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一九七零年七月八日，昆明召开万人大会，公审“袭击202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案
清查过程中打死一人，自杀一人，牵连一百多人。
最后判决：
李长年、周明忠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谢光亮为同案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孙智鹏为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李家寿为主犯，判处死缓刑。
李海清为主犯，判处无期徒刑。
四、建立政治边防，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谭辅仁在省党代会上作总结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集昆明军区领导人到北京研究政治边防问题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发《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日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革委会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
四月八日，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
会后，这项工作在全省铺开。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次在边疆地区搞政治边防，共揪出九种人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二人，揪出反动地司、头人八千一百一十五人。
这次搞补划阶级成份，据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十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定为贫下中农而被升为地主、富农成份的有七千六百零五户。也有部分地主、富农分子降为劳动人民。
在重划阶级成份的同时，共抄家三万零六百二十户，抄家财物广大读者价值一千多万元。
在这个过程中，德宏州有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一人外流到缅甸；红河州有二百五十户、一千三百一十一人外流到越南。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七零年十月，中央任命周兴为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七日，谭辅仁遭暗杀
五、批林整风、批林批孔
一九七一年六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必成为昆明军区司令员（1979年）
一九七一年六月，中央任命周兴为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收到李德生转来的一份云南傣族、苗族情况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补划阶级阶级成份时产生了副作用。
周恩来在这一天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类情形，极为严重，已觉察到这类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的严重性。有关情况拟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讨论一次，并派人到有关地区与当地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合进行调查核实。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197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六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
参加学习的，军队系统有八百四十一人，地方系统有一千零一十人，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一人。
这次学习班传达了中央四号文件，对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开展了大批判。
学习开始时，周兴代表省委和军区党委宣读了中央四号文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纲领。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要批判林彪一伙对我省边疆工作的捣乱和破坏。他们大讲什么“政治边防”，实际上是贩卖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边疆经济建设，妄图把边疆搞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周恩来在昆明对周兴说：“昆明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来在召开十大期间，对周兴说：“云南的划线站队问题纠正了没有？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
一九七三年八月，陈锡廉对周兴说：
“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千你们搞了划线站队，在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这是谭辅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们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
周兴回到昆明后，两次召昆明市委书记黎伟到他家，要求黎伟带头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二月，昆明市逐步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全省，特别是昆明，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三大派：
“齐向阳”：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是原来的八派，是划线站队中的“正确路线代表”，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组成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翻文化大革命案，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先后发动了三大战役：打蔡、马、雷、董（蔡顺礼时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马杰三时任昆明军区指挥部主任，雷高远时任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董占林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战役，打王必成（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战役，打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战役。
“大批判”：以杨树先为首，杨曾是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这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的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口号：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在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就是黄兆其、刘殷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某某等人。
“反潮流”：以李毅、方向东为首，是原来的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到压制。这一派提出：批判谭辅仁，批判划线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同黄兆其编写《这是为什么》一文，
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提出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
同时又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揭露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同商量，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谁是刽于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说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并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提出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揭发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
在此期间，何立宽、胡玉珍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商量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商量，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根据“提、补、纳、调”方针，调整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班子。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
一九七四年，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传单、材料、发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
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串连会，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
在刘光兴的指挥下，批判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
刘光兴与李国梁、赵××商议，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要把其中十八人安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云南
一九七五年初，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将云南三大派的六个头头调到北京，限令他们在二月十一日春节之前“倒旗脱钩削山头”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中央召集云南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等三十二人到北京，举行两个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派性，统一认识，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
最后形成云发【1975】26号文件。
会后，中央对干部进行了调动，将部分军队在地方上任职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将部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调离云南。
将三大派的头头组织到北京、包头、大寨去参观、学习、劳动。
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任命贾启允为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涂晓雷多次向中央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
他把贾启允提供的邓小平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的话向中央汇报。这个重要材料，被《红旗》杂志社的“池恒”等编写文章采纳。
一九七六年一月，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等人写出大字报《云南问题宣言》，提出：云南贯彻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纳的气氛”；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一九七六年一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等人商议，向王洪文写信和向北京派来云南的记者汇报：楚雄州、县领导干部“私设王洪文专案”、“带头怂恿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等，信中涉及的干部有余活力、高仕良等二十四人，其中县以上领导干部十六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执笔并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编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指出：“一批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 “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王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扑”。提出：“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 “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存的省委必须改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延观将王洪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供给黄兆其。
王洪文在这次讲话中，批评云南省委一九七五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的很厉害”，“省委反派性，搞带职下放，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是迫害新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的一根棍子”。
一九七六年二月，刘殷农说：“我在市委斗，你们要在外面斗”，“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不是三个人的问题”，“是镇压造反派”。
刘还在常委会上多次提出抓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连时间也是错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刘殷农亲自编写了向省、市委发出“宣战”的公开信。提出“要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战”。要把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撤、停、免、调，抓”的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恢复工作”。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刘光兴支持禄丰的张乃贤等人找到楚雄州委书记余活力，要求释放罪犯李国荣、李清明。
二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在州委大会议室对张乃贤等人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我支持”、“对走资派就是要敢斗，不能手软。”
二月二十七日，张乃贤等人与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一同到昆明要求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延观又向黄兆其提供了一九七五年省委贯彻二十六号文件的情况：邓小平接见了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四人后，“刘明辉就大刮右倾翻案风，搞大调整，把年轻干部大批的搞下去”，“郭超伙同万里在铁路局刮右倾翻案风’。
胡延观还对黄兆其说：“省委一九七五年为阎红彦，赵健民翻案”。
胡又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简报，并作了摘抄。
胡延观还将省委领导人对中央打招呼会议的讨论情况提供给黄兆其。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在省委决定召开地书会议的前夕，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等提出；“靠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要“扩大会议规模”，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免、停、调和下放”的地、局一级“新干部”请来参加地书会议，并要尽快恢复他们的职务。
在会上，沈炳章带头发言，金奕旦等人表示支持。
刘殷农说：邓小平是“梯也尔式的人物”。
张奎林、徐宝兴组织带领建委系统五百余人到会上揪斗省委副书记黎韦和高治国等领导干部，
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杨建祥等人组织了二，三百人的“告状团、“上访团，进驻省委领导机关，揪斗省、地、州党委领导干部。
会议期间，黄兆其、刘殷农还主持拟制向中央发出揭发省委的电报，提出要“改组省委”，另组“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涂晓雷亲笔加上“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
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通过斗争才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刘光兴在黄兆其、刘殷农拟制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与黄兆其、刘殷农要求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
这个电报有一百多人签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丁正中、陆元明、陈伟等人带领州委大小汽车五部及州委副书记罗运通，组织了一百余人赴昆告状。
四月八日，丁正中等人组织了二十余人的告状团第二次到昆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执笔编写了《敦促刘明辉转弯书》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二至八月，黄兆其、刘殷农要求释放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同时，黄兆其还支持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释放陈克发、杨运昌等十三名在押人。
在黄兆其等人支持下，十三个地、州、市先后共放出一百二十四人。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何立宽与黄培根、陆元明、丁正中、陈伟、马昭、任怀灿、童永昌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多次策划，形成了以何立宽为首的“核心”，确定了打倒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民、文山县委书记杨铎、副书记项朝光；批判原州委副书记王琹、罗运通的计划。
文山地区从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多次开展对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人的批判。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将一九七五年中央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情况，省委向中央报告省级机关和地委常委以上干部排队情况，以及省委关于对阎红彦、赵健民“问题”的研究意见等，编写在会议第四十七期简报上。在“简报”中还反映了与会者的一些意见；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确实已经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刘明辉等几位常委“搞阴谋诡计”、搞“核心中的核心”，是“超级省委”。省委贯彻(75)26号文件，是“整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镇压造反派”。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上旬，“昆明地区部份群众准备于四月八日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认为，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省委是幕后指挥。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材料送到清华大学交吴炜煜转报江青等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黄兆其先后五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揭露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提出要“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一九七六年四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六人到清华大学等处联系，报送揭露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涂晓雷化名王正名、沈炳章化名朱永红，携带 “昆明未遂四．八反革命事件等材料，到北京汇报情况。涂当即受到接待人吴炜煜（人民日报记者）的表扬说：“你们云南揭邓是比较早的，象那句典型话（邓小平的一句话)就是从你们寄给的材料中发现的，我们就用了，你的那封信写得很好”，“我们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全国运动”。接着吴炜煜对涂晓雷说：“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作够”等等。
一九七六年四月底，胡延观在省级机关批判大会上发表演讲，揭露省委“以整顿为纲，把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把有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三要翻案的所谓‘老家伙’重新扶上台，实行领导班子大调整、大改组、大换班。
他的演讲稿被徐宝兴等人大量翻印散发。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黄兆其、杨玉荣、刘浩林敬荣等人开会，对省委理论讨论会制定了五条方针：①要揭发省委假批邓的阴谋；②要戳穿搞纯学术讨论的骗局；③要发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从里面作斗争；④会内会外配合；⑤争取把这个会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
林敬荣将上述内容写成大字报，在理论讨论会上张贴。
一九七六年年三至九月，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等人多次对省委常委进行“分析排队”，制定了 “靠、打、拉、烧”的方针
在此期间，黄兆其还直接指挥曲靖、玉溪、大理、红河、文山、昭通，思茅、保山、东川等十三个地、州、市和部份省级机关、厂矿的活动。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公开贴出打倒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和大标语，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活动，但徐、胡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
十九日下午，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一起到胡延观家，共同商讨追查“后台”，胡延观揭发王必成、黎韦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
二十四日晚，胡延观和黄兆其一起将王必成、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的情况报告公安机关，要求追查。
一九七六年五月，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成员多次进行策划，责成陈伟编写了《文山地区触目惊心的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分别送给《人民日报》驻云南的记者以及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安炬祥等人。并指派陆元明向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炬祥诬告文山州、县主要领导干部，图谋将州委副书记王民、王琹赶走，把支持帮派的李凤萼、苏复调回文山，恢复郭明进文山县委书记职务。
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月，何立宽、陆元明、童永昌等人支持在押犯家属两次进驻州委机关，经过十七昼夜谈判。州委释放了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
一九七六年六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六人到清华大学等处联系，报送揭露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胡延观把云南省一些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瘫痪和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口授给去北京的林敬荣，转报给了迟群。迟群收到“报告”后，对吴炜煜说：“象这样的情况很重要，你遇到了及时转给我。”林敬荣接受了吴炜煜关于“云南问题，象一个要穿透了的脓包一样，是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的意见。回昆后分别向胡延观、黄兆其等人作了汇报。
一九七六年六月，昆明市党干会议前，刘殷农提出要“按翻一、两个”，“换掉一批人”，要“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
会后，刘殷农亲自编写了“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的文章，向楚雄、西双版纳和文山的邱立峰、马正全、何立宽等人传授。
一九七六年六月下旬，胡延观知道了中央关于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第二天就把这一机密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并要黄兆其“注意斗争策略”。
黄兆其等人得到这一情况后，于七月中旬和八月初两次在杨慰农家开会，提出“要抓紧解决恢复职务的问题，争取多一个算一个，然后回本单位斗”。“要抓紧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些组织问题”。对省委领导“不能拿掉几个，也要争取分是非时棒棒打重一点”。
一九七六年六、七月间，刘光兴多次说“抓人是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光兴支持下，一九七六年全楚雄州释放18人。在释放时，出现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送。
一九七六年八月，黄兆其要昆明铁路局的郭弟元、徐洪文等批斗了省委副书记郭超。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何立宽指派陆元明等人到昆明，将由其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并由陈伟将这份材料寄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
在这份材料中，揭发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琹：“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揭发原州委副书记李铣“有叛徒嫌疑”等等。报告中揭发文山州、县十三名党委常委“大刮右倾翻案风，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要求将八名州委常委，五名县委正、副书记“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批斗”。
一九七六年八月，刘光兴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
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樑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
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提出：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
八月八日，楚雄召开州委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革命舆论，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
八月九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批判州委书记余活力。
刘光兴要求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
八月二十日，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
八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带领二十多人到昆明，要求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一九七六年八月，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
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樑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
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提出：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
八月八日，楚雄召开州委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革命舆论，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
八月九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批判州委书记余活力。
刘光兴要求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
八月二十日，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
八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带领二十多人到昆明，要求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写信给文化部于会咏、刘庆棠提出要求改组云南省委。
九月中旬，涂晓雷和林敬荣到连云巷向《人民日报》“记者”谢荣镇面谈了改组云南省委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九月，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说：“余活力犯走资派错误，不能主持毛主席追悼会或致悼词”，“我主持追悼会，普贵忠致悼词，以后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黄兆其要涂晓雷、林敬荣写了一份“改组省委”的计划和名单交给到云南来的“记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两晚上，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徐宝兴等人在杨慰农家开会，按照黄兆其与胡延观事先的商量，提出了对“五大书记坚决打(倒)”，“但重点应该转向王必成、黎(韦)”的方针。并提出了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
会后，黄兆其把他们策划的方案告诉了胡延观，胡表示赞同。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由涂晓雷、林敬荣执笔写成“报告”，胡延观看后表示同意。经黄兆其审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方案送交谢荣镇，郭剑峰转报上去。在这份改组省委的方案中，要求中央派一个在云南军内外有影响和熟悉云南情况的中央委员(指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当省委第一书记；要黄兆其、朱克家等人进省委领导班子。
一九七六年九月，省委决定拘留楚雄州禄丰县“八．二五”事件的现场指挥李成滇、普文荣。
刘光兴在执行拘留普文荣时，亲自参加为普文荣举行的“告别酒会”并流着眼泪说：“用我的手抓自己的战友真是痛心”，“我希望你们在家的要团结战斗”。
在拘留李成滇前夕，刘光兴向禄丰的唐联学等人说：“你们这次欢送造反派头头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一些，来了可以批斗余活力”。
十月十二日，唐联学等人给李成滇戴上大红花，出动一百多人，坐汽车，呼喊“热烈欢送战友李成滇奔赴新的战场”、“为革命坐牢光荣”等口号送到楚雄。
当天下午批判了州委书记余活力。
七、十月政变后的应变活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组成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六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沈炳章)的秘密指挥机构，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黄兆其得知逮捕四个领导人的消息，十三日、十六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
黄兆其认为这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
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
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策动军内X X×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志“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消息后，认是是“右派政变”，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动向和行动计划。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起义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迅速返昆。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刘殷农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人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人，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起义的动向，
黄兆其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意见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十一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十月十三日和十九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三发、军用手榴弹四枚。十七日、十九日，何立宽又要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委要武器弹药。）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十月十五日下午，刘光兴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认为逮捕“四人帮”是“右派政变”。
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
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
十六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
十七、十八日，刘光兴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
十月十八日，晚，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行动计划。
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三千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二千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还由涂晓雷等写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
八、十月政变后的翻案镇压活动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十八人到北京开会
会议结束时向中央写了报告。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央任命安平生为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9年12月）
同时任命陈丕显为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为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给云南省委纪委的批复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刘明辉为省长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云南地下党、“边纵”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报告》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
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对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批示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 《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的通知(节录)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黄兆其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据载：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黄兆其被公安人员带着与赵健民在贵阳市宾馆相见。黄兆其告诉赵健民：“您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点名的，是康生要我们搞您的材料，当时，我们八派的几个负责人可以随时去中央文革汇报工作，主要是向康生汇报。又说：我不知道划线站队中死了那么多人。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赵健民说：文革，是全国人民一声灾难，云南是重灾区。您，我，都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吸取教训。）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刘殷农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涂晓雷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胡延观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刘光兴反革命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刘光兴有期徒刑拾贰年，剥夺政治权利叁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何立宽反革命案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何立宽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本庭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上述罪恶有大量物证，书证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完备，应予认定。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和拒不认罪的表现，应予严惩。原审考虑到上诉人犯罪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予以从轻判处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其全部犯罪事实面前申称无罪，表示对原判永远不服，甚至反诬原审违反法律程序，对其诬陷等等，纯属坚持“四人帮”反动立场，掩盖其反革命野心，应予驳回。据此，特依法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九、受迫[害群众的申诉活动
二00五年五月二十日，思茅市林进良等十六人的公开信：《云南"揭批查"运动中的特大冤案》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批判斗争的就有150万人（约为文革中参加这个群众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5万人，抓捕判刑和劳教的约五万余人。县团以上干部为7549人。
思茅地区景东县为例，全县被批斗人数为3100多人，被打伤致残的1000多人。从县到生产队撤换干部1000多人，抓捕125人，由公安、警察、专案组将受审 人员五花大绑押到14个公社巡回游斗108人，正式判刑53人，在批斗大会上活活打死4人，残酷折磨致死9人。
思茅是行署所在地，文革中只不过是普洱县辖区的一个镇，人口不足二万。当时一口气就抓了103人，判刑52人，逼死8人。
普洱县小学教师罗廷祖，被普洱县委常委会用55个字，以反革命罪判了6年刑，出狱后，不给落户，成了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白恩培在《云南现代简历》的序言中声称，"云南不存在冤、假、错案"，"全省只判了24个人"。
鲁瑞林将军是你们认定的黑后台，还捏造了一个一·二四假案陷害他，可中央认为是假案，为他平了反。
朱克家你们认定的是这个"体系"的首席代表，目前重新入了党，在恩洪煤矿任部门经理。
广大的工人、农民、法官、老红军、老干部，他们早就对此事有过公平的定论，对省委某些人枉法弄权倒行逆施行为早已深恶痛绝。
50年代原云南省委副书记马继孔写了一本《紫苑随笔》有一这样一段话："组织了几万干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一个真帮派体系也查不到，查了15年却伤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执行的是"党内分裂向后看"。"他们对上不听招呼，听了传达拒不执行，对下，对伤害的同志，又封锁消息，也不平反，直至今天。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将军在《西南三十年》中写道："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根深蒂固，热衷于搞派性的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有派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就必然在揭批查中发挥其破坏性和影响 作用……"
景洪县小勐养农场×××党委书记，在解决揭、批、查蒙冤坐牢释放回来安置就业的人员会上讲：过去我有派性，抓你们时巴不得枪毙，才解心头之恨，现在看来错了，司法上的事，我无权解决，现在回来了，同等工龄，别人拿多少，给你们拿多少。
思茅地区主管政法的×××副书记，1998年当听完受害人×××陈述当时揭、批、查时阴风熠熠、杀气腾腾的状况后，感叹道，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啊。""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不几天他就为这个受害者签发了改判文书。
×××民警，她负责监控×××受害者，2004年8月15日为这个受害者送去了水果、月饼，见面后讲道：×大爹，我也知道你是受冤枉的，人家上面叫我来看着你，请你理解，出了什么事，我们的饭碗也会丢的啊！
思茅地区原组织部副部长，当时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一天与受害人×××不期而遇，他深切地握着手说：这些年你受苦啦，那时人家李德云（组织部长）想抓谁，就抓谁，哪个还敢说个"不"字，就连张文英（地委书记）也讲，老史啊全区凡公社以上一派观点的已经抓了2000多人了，这样搞下去，以后怎么交待！
二00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李树林等三0四人关于请求撤销违法违宪的《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的报告
云南揭批查受清理审查进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批斗的150多万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理的15万多人；被判刑入狱的5万多人，判处死刑2人，审查期间捆绑吊打、刑讯逼供，被打死，逼死的千余人。
昆明市寻甸县13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全部以“四人帮”帮派骨干篡党夺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两个农民生产队长也以篡党夺权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全县判了一百多人。
云南揭批查抓“四人帮帮派骨干”，工厂抓到班组的“工人四人帮”农村抓到生产队的”“农民四人帮”。昆钢车间抓“四人帮”，还要“三男一女”，连一名军嫂也抓上凑数。
处在高黎贡山里的腾冲县桥头生产大队，揪出了“农民四人帮”，分别是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生产队长和大队信用社会计。回民马天祥以“阴谋篡夺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4年，妻子被逼疯，女儿被拐卖，家破人亡。
玉溪市江川县的民政局干部杨秀杰，是参加解放战争，多次立功的老干部，罗庆明是江川一中的体育老师，是西藏平叛立功的转业干部，两人被定为“邦派后台”，发动全县签名，“要求枪毙杨秀杰，罗庆明”，采取不签名不记工分，不分口粮的手段，造成“民愤极大”假象，被玉溪市中院判处死刑，不给上诉，于1978年 9月枪杀，还不给家属判决书，不准家属收尸至今尸骨无存。
昆明市禄劝县屏山镇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被审查批斗，一名被判刑。生产队长23人被关押，数百名干部社员被捆绑吊打。更为荒唐的是，凡被批斗者，人人罚款100元，由县委副书记罗应祥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收罚款。
云南揭批查枉法滥判无辜，五万多份判决书，五万多人的政治生命和血泪，是铁的事实，云南省委向党中央和公众宣布和云南党史记载，云南揭批查判刑只有24 人，欺上瞒下。三十一年来不准申诉，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农民出狱后，不给落户，不分土地……云南的揭批查运动制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错案。
二00八年三月七日，李树林等关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26年来拒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为解决我们的生存权，致全国“两会”的公开信
以安平生、王必成为书记的云南省委，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把一大批衷心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的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农民，打成“‘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作为敌我矛盾，动用专政工具判刑处罚，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法律后果。
云南揭批查运动自1976年末到1983年，计：被不准上诉名为处死实为谋杀2人；被判处刑罚入獄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行政开除公职处理15万余人，受审查、批斗的150多万人，审查期间被打死、逼死千余人。其面之广，其数之巨，堪称全国之最！
各省传达贯彻中发[1982]9号文件的消息，云南省委再次下令，再用刑罚镇压的手段，对付私议传播该文件的人。
原云南省交通厅的张显忠、傅觉悟，原昆明市委宣传部的王海泉、昆钢的董时汉，×××的家属陈建英等，都因偷偷传播中发 [1982]9号文件精神，被以“现行反革命”、“泄密”等罪名抓捕入狱。全省在同一时期，因同一问题被抓捕的都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竞达千余人。这些人被关押的时间，最短的三个月，最长的达三年多。云天化的钱厚源因传播了该文件精神，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其高大的身躯被压弯投入囹圄，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保山地区干部滕少清，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的精神，结合保山地区在揭批查中违法、违纪的实际，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按理说，这是共产党员的权力，是《宪法》保障、党章允许的合法行为。但云南省委受不了了，怎么能容忍自己辖下的问题，被捅到中央去呢？于是，他们派公安厅的张××和省纪委的贾××，冒充是“中央调查组”找滕少清调查落实所反映的问题，滕欣喜若狂，将时任保山领导搞揭批查违法、违纪的问题一一汇报。滕少清哪里知道，这次谈话成了他“攻击”领导的“交待”证据。因此，1982年11月2日，滕少清被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云南日报》为此还在头版发了专讯：“坚持邦派立场，攻击清查工作，诬告陷害领导，保山地区邦派残余分子滕少清被依法逮捕”，并配发短评——《保持应有的警惕》。滕少清在狱中受尽折磨，当局采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逼供、诱供、指供。保山地区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对其起诉，由于没有任何“反革命”证据。只要有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滕少清最终还是于1983年4月28日，以“诬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为“（1983）保地法判字第04号”。
十、对赵健民的审查问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对赵健民监护审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赵健民被关押在北京西半壁店卫戍区看守所，
写出《呈谢副总理并报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并党中央并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并康老并中央》央的申诉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赵健民被转移到交通部干部学校。
八月十五日（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赵健民回顾自己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赵健民最初认识“左”的的偏向，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赵健民经过认真的思索和调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赵健民认为，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成次要矛盾。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赵健民反对不切实际的求大求快、急燥冒进……
一九五七年赵健民对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感到很不理解。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赵健民读了一遍，不禁暗暗吃惊，心想怎么全番了个。他明显感觉到，文章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
一九五八年夏季，赵健民成了在这一运动中成为主要对象，被作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批判的重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冒进。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副厂长、党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严酷的事实，使赵健民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失误。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和讲话，使赵健民颇为振奋。
八届十全会后，赵健民与一位熟人交谈时，不无忧心忡忡地说：光讲阶级斗争，生产搞不好，也不能团结蜚分之 九十五以上。“
赵健民认为：文革初期，不久呈现出来的怀疑一切、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不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无政府局面，使他感到理论与实际相背离。阎红彦之死，赵健民本想中央能表示个正确态度，但中央不但没有态度，反要省委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赵健民认为，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到处煽动闹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把整个社会推到了内战的境地。赵健民觉得，这是拿国家当儿戏。
这时，赵健民结合自己的经历思索着：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到到这个地步？
结论是明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那么，为什么“左”倾错误得不到纠正？赵健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民主和法制。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会命令正式逮捕赵健民，转至秦城监狱。
一九七0年一月十九日，赵健民被押回昆明，进入云南省第三监狱。
一九七一年三月，赵健民被转到省第二监狱。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赵健民写十八万言的申诉书，他认为自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作和斗争，在历史被捕问题上是一个政治坚定的，能以生命作条件捍卫党的利益的；在1968年3月1日同康老的谈话是爱护党的事业关心党的利益的。
关于赵健民的历史问题
1932年11月，赵健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5月，赵健民担任济南简易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济南北区巡视员。
1933年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此后，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
1934年5月，赵健民建议成立成立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书记。
1935年冬，赵健民与莱芜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商定，组建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委员会。赵健民任代理书记。
1935年冬，赵健民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直鲁豫特委书记黎玉接上了关系。
1936年5月1日，新的山东省委建立，黎玉为书记，赵健民为组织部长兼济南委书记。
1936年9月27日，赵健民被捕。被判有期限徒刑五年。
1937年10月，山东省高等法院以停止羁押的名义，将赵健民等人释放。
195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赵健民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我们认为；赵健民同志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坚持独立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文革中审查的历史问题：
其一，供出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周宝祥
湖南一个老同志证明：赵健民在敌人审讯中供出的周宝祥是省委书记黎玉的化名。
但黎玉本人否认用过这个化名。
其二，供出了寿张乡师党支部书记王福昌
在审讯时，敌人搜查出赵健民打给王福昌的电报底稿，王福昌被捕。
但敌人并未问过他担任支部书记的事。
其三，供出了莱芜县委负责人刘盛玉
叛徒方春荣证明：赵健民到过刘盛玉的家，赵健民没有否认。
这是否就是供出？
其四，供出了共产党员刘嘉典
审讯时赵健民说：自己入党的介绍人是刘嘉典。
实际介绍人是姚仲明，刘嘉典是他联系的党员（此人叛徒方春荣熟悉）。
这算不算供出？
其五，1937年1月3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7年审查赵健民历史问题时认为：“意见书是一份事实有真有假，可以作种种解释的敌伪档案材料。”
这样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依据？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赵健民第一次接见亲属。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赵健民提出了迅速结案的四条要求。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云发1974第83号）上报中央
意见列举了赵健民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1936年在济南被捕叛变
第二，积极追随刘少奇、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第三，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结论为：赵健民是罪大恶极的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中央撤销赵健民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依法严惩。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赵健民分别给康生和中共云南省委写信，要求尽快作出结论。
一九七五年九月，复查组负责人将云南省委上报中央的意见给赵健民看。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赵健民被释放回家。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
维持一九五七年中央组织部审查结论。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上报中央。
同意省委组织部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云南省委发文件为赵健民平反。
贰、本节简论
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拒绝会见群众而自杀身亡
关于阎红彦自杀的问题，过程很简单：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领导到会。
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
阎红彦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
越健民说：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个别人主张去，多数人同意越的意见，不能去。会议决定拒绝出席。
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
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有人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
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说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
阎红彦并对下发出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
傍晚，叶剑英打电话到昆明军区：阎红彦同志在什么地方？他身边有些什么人？安全不安全？你们要说服造反派，不要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
陈伯达在电话中反复指示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不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等等。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在电话中要阎红彦端正态度。
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后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对阎红彦自杀问题，当时的中央是怎么结论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给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
请告诉周兴、秦基伟二同志并转告云南省委、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麦峪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云南各界造反派的讲话
1月4日工人学生开联合造反大会，阎红彦拒绝了，不但省委不支持，阎红彦也不出来，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出来检讨，这是合理的。既然保守派喊你出来，你出来了，造反派喊你出来，不出来，这是起了支持保字号的作用。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如果省委是革命的那么就出来嘛！也没有什么。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怕炮轰，怕革命，怕当小学生。
由于昆明工人、学生进驻昆明军区大院激于义愤唤起阎红彦的震动，可是这一行动使阎红彦更加害怕，看到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还不挺身出来，相反却离开了昆明，躲在西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和群众闹对立，让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周兴去，没约阎红彦一道去，群众更生气了，所以对峙起来，第一书记不去，仍然是对立。
而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他不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在群众面前搞义气。在游街中受了点伤算得了什么?这么大一股洪流，这么大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受了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而赵健民不这样想，云南省委也不这样想，相反还跟群众闹对立，呕气，这样的情绪不对头。
就因为六号出了这样事，七号紧急，八号阎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去的法医证明的。是自杀的，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公开和你们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的工友、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和毛主席汇报过了，有人想用阎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造谣污蔑，要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友、学生头上那是妄想，同时与昆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他的死是可耻的叛徒。
至于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他的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
周恩来的讲话除了“可耻的叛徒”这顶帽子可以不戴之外，其它内容应该说都是正确的。
阎红彦自杀问题的要害，就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对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了对抗的立场。在下挤上压的境遇中，他不愿意悔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在他来说，这叫做“以死抗争”；在革命群众来说，这叫做“死不悔改”。
二，关于中央监护审查赵健民
中央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呢？
1，关于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这个决定是康生个人作出的，还是中央集体作出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康老：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变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特务云南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指美蒋）的计划。你上次来北京，几次写信找我谈话，你那一次谈话，我向中央反映了，你那次谈话，是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
谢副总理：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
赵健民就是耍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键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周总理：
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建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
这些材料说明：当时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是中央的决定，而不是康生个人决定。
2，关于赵健民建国前的历史问题
审查赵健民建国前的历史问题，1937年1月3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是一份关键材料。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7年审查赵健民历史问题时认为：“意见书是一份事实有真有假，可以作种种解释的敌伪档案材料。”
一九五七年的中央组织部，采纳了他们认为是“真”的事实，作出了有利于赵健民的“解释”，从而得出了赵健民“坚持革命”结论。
一九六八年的专案组，采纳了原中组部认为是“假”的材料，作出了不利于赵健民的解释，从而得出了赵健民“叛变”的结论。
经过六年多的反复查证，关于赵健民被捕的一些问题仍然找不到有力的肯定或否定的证明。因此，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云南省委上报中央的《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中央没有批复。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云南省委解除对赵健民的监护，释放回家。
3，关于赵健民在建国后文革前的政治立场问题
根据《赵健民冤案》一书的记载：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赵健民回顾自己在建国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赵健民最初认识“左”的的偏向，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赵健民经过认真的思索和调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赵健民认为，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成次要矛盾。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赵健民反对不切实际的求大求快、急燥冒进……
一九五七年赵健民对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感到很不理解。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赵健民读了一遍，不禁暗暗吃惊，心想怎么全番了个。他明显感觉到，文章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
一九五八年夏季，赵健民成了在这一运动中成为主要对象，被作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批判的重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冒进。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副厂长、党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严酷的事实，使赵健民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失误。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和讲话，使赵健民颇为振奋。
八届十全会后，赵健民与一位熟人交谈时，不无忧心忡忡地说：光讲阶级斗争，生产搞不好，也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按照赵健民自己的说法，他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是抱着抵触、甚至反对的立场。
4，关于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
（1）文化大革命初期，赵健民执行了反动路线对抗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健民就紧随阎红彦执行刘少奇的打击一片的反动路线。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革命群众起来批判云南省委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赵健民采取了极为恶劣的对抗态度。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赵健民在汽车上拼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押解的人看他不老实，就卡住他的脖子，赵健民就骂这些人是反革命。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
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胡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赵健民认为：文革初期，不久呈现出来的怀疑一切、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不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无政府局面，他认为，中央指导文革的理论与实际相背离。
阎红彦之死，赵健民本想中央能够转变态度，但中央不但没有转变态度，反要省委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康生会见赵健民听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赵健民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指示的。
第二，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
第三，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拥护，现在可不是这样做的。
（2）云南省军管会成立以后，赵健民支持炮派“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
康生在北京专门找李成芳、张子明谈话，告诉他们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他们注意赵的动向。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一直持续到六月三日才结束。
军管会成立四十多天，炮派就把矛头对准李成芳，发表了十四篇评论员文章，公开信等，如《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以后他又连续写出两张大字报。
他成了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他在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抗中采取了支持炮派的立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在谢富治、王力的指导帮助下，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上报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央召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说明了中央的八·八批示，并指定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赵健民在军管会中负责抓生产方面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武装占领五华山（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
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并发表了占领五华山的声明。
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私设电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3）在云南省两派大规模武斗中，赵健民私自到北京遥控云南炮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陈康、赵健民未得到中央的允许，擅自到北京，要求向中央汇报。
赵健民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到处煽动闹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把整个社会推到了内战的境地。赵健民觉得，这是拿国家当儿戏。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赵健民给住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的工役制部队工人联合兵团的负责人、工役第八团的负责人贾玉玺打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上旬，赵健民同原省人委的炮派负责人司以恭通电话。
一九六七年九至十一月，炮派在云南大搞“肃薄肃李”，把矛头对准十三军、十四军，大揪军内一小撮。
综上所述，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反对革命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一九六七六年五月以后，他以为有机可乘，迅速改变颜色，打出支持造反的旗号，实际上支持一派“揪军内一小撮”；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他支持一派，挑动大规模武斗。
（5）赵健民在监护中的表现
在监护中，赵健民提出：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到到这个地步？
赵健民的结论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那么，为什么“左”倾错误得不到纠正？
赵健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民主和法制。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赵健民的政治思想、立场，属于党内的修正主义右派。对他进行监护审查是必要的。
第三，关于谭辅仁和他搞的“划线站队”以及他的死
谭辅仁到云南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开始他就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实际上他是利用八派打击炮派，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形成自己的一派势力。
谭辅仁在云南执行了中央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的决定；经过中央同意，他又在边疆地区搞了建立政治边防、在少数民族地区搞了重划阶级成分。在这些工作中，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划线站队。问题在于：他所谓的“划线”并不是真正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划线，而是以拥护或反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去划线，这就必然会走偏方向，没有打击到真正的敌人，而打击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干部和基本群众，激化了社会矛盾。
谭辅仁的被暗杀，是社会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自己造成的恶果。谭辅仁作为一位守卫边疆的大军区的领导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被暗杀，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第一例。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深地吸取。
第四，关于造反派中对立的两派互相来回打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昆明八．二三“井岗山”战斗团、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积极起来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云南省大学生代表的通电话，要求进驻军区大院的群众撒离。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黄兆其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听了周总理电话指示后，立即对造反派进行动员：“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黄兆其等带领大部分学生、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的。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继续坚持进驻军区大院。这样一来两派开始产生分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些群众组织，说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夺了省人委扩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
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开进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
省军管会主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李成芳返回昆明后，倾向、支持八二三派的态度日趋明朗。
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省委书记赵健民等则支持炮派。
由于李成芳是省军管会的主任，有他的支持，这一时期，八派占优势，炮派受到一定程度地压制。
一九六七年六月，谢富治王力到昆明处理云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上报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意见承认：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与此同时，原军管委员会主任李成芳调走，改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
由此以后，陈康、张力雄、赵健民等支持炮派，鲁瑞林、周兴等支持八派，两派之间发生严重武斗的局面，逐渐形成。
在这一段时期，由于有陈康、张力雄所代表的昆明军区、云南军区的支持，炮派占优势，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调集云南军方、地方及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谈判，解决问题。
一九六八年一月，由于炮派派所属工八团进军滇西，在下关挑起大规模武斗，打死打伤数百人，然后又进军昆明，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数次下令，要求工八团停止前进、交出武器。工八团违抗命令，中央下令派部队包围，强迫放下武器。虽然造成较大伤亡，这也只能是咎由自取。
一九六八年二月，云南省军区、各军分区和人武部，均发枪给炮派农民，并组织农民武装包围城市。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
这样一来，炮派及其支持者受到中央的批评就比较多。中央认为，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领导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任命谭辅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八年八月，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谭辅仁任主任。
谭辅仁到云南后，支持、依靠八派，大搞划线站队，清查的主要对象是炮派的各级骨干以及支持他们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这又使得炮派的干部、群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种错误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一九七0年十二月谭辅仁被杀。
一九七一年以后，周兴、王必成主政，由于谭辅仁主政时期，周兴本人涉及较深，他没有解决谭辅仁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搞整顿，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主要干部调到北京开会，并调动了其中一些人的工作，还把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调到外地学习、劳动。这时，无论是八派的还炮派的，都成了“坏头头”。
从现象上看，是八派与炮派之间“翻烧饼”；八派起来了，压炮派；炮派起来了，压八派；八派又起来了，又压炮派；炮派又起来了，又压八派。
从本质上看，是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那里作怪，甚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那里作怪。一部分群众，尤其是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头头，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带着私心，有的是图谋私利，甚至是为了维护自己特权和地位，总是要搞唯我独尊，以我划线，支持一派，压迫一派，挑起群众斗群众。
第五，关于十月政变以后大规模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安平生、王必成执行中央关于清查“帮派体系骨干”的指示，依靠原炮派的干部和群众，把原八派的干部和群众作为主要清查对象，波及全省一百五十万人，将云南5万多干部、工人、农民，打成了“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骨干”而判刑入狱。
这个问题的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充分地揭露出来。据现在反映的情况来看，云南省是搞得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把隐瞒了三十多年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地揭露出来。当然，最终地解决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
2008年8月3日初稿
2011年11月25日修改
